译者以此书
献给那所将秩序置于理想之上，
教会我服从，却未曾教会我自由；
立于冰雪之中、却拒绝思想解冻的大学母校。

版本与反版权说明

原文包含A-J十个章节和补充材料（附录）。中文第零卷包含其中五个章节。

中文版主体（部分脚注除外）基于GNU自由文档许可证（GFDL），保持原版著左权（Copyleft）的性质。这意味着您几乎拥有最大限度自由使用与分发的权利（详见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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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起，由单凌锐，烬羽整合这20年间其他互联网翻译家零散的翻译，校对并继续翻译。协助翻译的还有：佚名（A.2节-A.3.5节），朝歌（I.4节）。

本书的翻译工作经由大语言模型辅助，尽力确保做到“信、达”的程度。可以关注本翻译项目的Github页面（https://github.com/emberplume/An_Anarchist_FAQ_Chinese_Localization）以获取最新进度的翻译版本。如果你愿意参与这项工作，请联系(烬羽)[anarchyemberplume@proton.me]。这不是一个完美的译本，书中一定有许多未能发现的纰漏。欢迎来信上文邮箱，指正本文中的翻译错误或提出任何的建议 ;D

除非特殊标注，文中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部分解释性译注参考自中/英文维基百科（Wikipedia）的相关页面，此部分内容（标注[W]）遵循CC BY-SA 4.0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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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翻译《An Anarchist FAQ》曾是铁托工作室和在蜕变中湮灭曾经合作的一个项目，目的是为中文母语者的阅读带来方便。参与翻译工作的有（按字母排序）dk，H.O.L.M，无可就要，杨海崧。它开始于2004年8月，并出于译者各自的原因很快结束。虽然他们的译文所参考的版本较早，已和现在的版本有较大差异，但如今的译者也是通过他们的工作知晓本书，并在其格式框架上完成此作品。

第一卷

A– 何为安那其？

B-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现行体制？

C- 资本主义经济的神话是什么？

　　C.1.1 经济学真的价值中立吗？
　　C.1.2 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吗？
　　C.1.3 你能有一个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体制吗？
　　C.1.4 均衡分析错在哪了？
　　C.1.5 经济体制真的反应了资本主义的实在吗？
　　C.1.6 可能存在非均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吗？

　　C.2.1 什么是“剩余价值”？
　　C.2.2 剥削是如何发生的？
　　C.2.3 掌握资本能充分地证明利润的合理性吗？
　　C.2.4 利润是否代表资本的生产力？
　　C.2.5 利润是否代表资本对生产的贡献？
　　C.2.6 货币的“时间价值”能证明利息的合理性吗？
　　C.2.7 难道利息和利润不是等待的回报吗？
　　C.2.8 利润是创新和创业活动的结果吗？
　　C.2.9 利润是否反应了风险的汇报？

　　C.4.1 大公司有多大？
　　C.4.2 大公司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C.4.3 大公司的出现对经济理论和雇佣劳工意味着什么？

　　C.7.1 阶级斗争在商业循环中起了什么作用？
　　C.7.2 市场在商业循环中起了什么作用？
　　C.7.3 还有什么影响商业循环？

　　C.8.1 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行得通吗？
　　C.8.2 凯恩斯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了什么?
　　C.8.3 资本主义是如何适应凯恩斯主义的危机的？

C.9 自由放任政策会减少失业吗，正如支持“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宣称的那样？

　　C.9.1 降低工资可以减少失业吗？
　　C.9.2 失业不是由工资太高造成的吗？
　　C.9.3 “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是解决失业问题的答案吗？
　　C.9.4 失业是自愿的吗？

　　C.10.1 新自由主义难道没有造福世界上的穷人吗？
　　C.10.2 “自由贸易”造福每个人吗？
　　C.10.3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造福每个人，尤其造福工人阶级吗？
　　C.10.4 自然地发展意味着人们会生活的更好吗？（发展是硬道理吗？）

C.11 智利的新自由主义不是证明了自由市场让每个人获利吗？

　　C.11.1 谁从智利的实验中获利？
　　C.11.2 那么智利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又怎么说呢？
　　C.11.3 新自由主义的智利证实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吗？

D- 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怎样影响社会的？

　　D.1.1 是政府干预导致了最初的那些问题吗？
　　D.1.2 政府干预是民主的结果吗？
　　D.1.3 政府干预是社会主义的特性吗？
　　D.1.4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事实上没有政府干预吗？
　　D.1.5 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政府干预吗？

　　D.2.1 资本外逃有那么厉害的吗？
　　D.2.2 商业宣传有那么神通广大吗？

　　D.3.1 媒体的结构是怎样影响媒体内容的？
　　D.3.2 广告对大众传媒起到怎样的作用？
　　D.3.3 为什么媒体依赖政府和商务“专家”作为首要的消息来源？
　　D.3.4 “高射炮”是如何被用作约束媒体的手段的？
　　D.3.5 为什么“反共产主义”被用作一种控制机制？
　　D.3.6 “宣传模式”难道不是一种阴谋论吗？
　　D.3.7 媒体对政府和企业失败的报道难道不与这种模式相矛盾吗？

　　D.5.1 帝国主义是否在随着时间演变？
　　D.5.2 帝国主义只是私有资本主义的一个产物吗？
　　D.5.3 全球化意味着帝国主义的终结吗？
　　D.5.4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中的社会阶级有什么关系？

　　D.9.1 财富两极分化和威权政府之间有什么关系？
　　D.9.2 为什么政府不断加强对公民的监视？
　　D.9.3 是什么导致了种族主义的出现？

　　D.11.1 关于权力和自由的愿景，智利告诉了我们什么？
　　D.11.2 但智利确实证明了“经济自由”创造政治自由啊？

E-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是什么造成了环境问题？

　　E.1.1 是工业导致了我们的环境问题吗？
　　E.1.2 环保主义和生态学有什么差异？

　　E.3.1 将大自然私有化会拯救大自然吗？
　　E.3.2 经济力量是如何导致生态危机的？
　　E.3.3 资本主义对短期效益的关注能解决环境危机吗？

　　E.4.1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将会事实上终结污染吗？
　　E.4.2 自由放任的荒野能在资本主义下留存下去吗？

F　- “安”资是安吗？

　　F.2.1 私有财产怎样影响了自由？
　　F.2.3 “自由意志”资本主义者支持奴隶制吗？

F.3 为什么“无政府”资本主义者通常不重视平等？

　　F.3.1 为什么对平等的弃置不顾很重要？
　　F.3.2 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能实现利益的协调吗？

　　F.6.1 它的“自由市场”正义哪里错了？
　　F.6.2这种制度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后果？
　　F.6.3 但是市场力量肯定会阻止富人滥用权力的吧？
　　F.6.4 为什么这种“防卫联盟”是国家？

F.7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历史是怎样反应它不是无政府主义的？

　　F.7.1 竞争地位的政府是无政府主义吗？
　　F.7.2 政府和无政府主义兼容吗？
　　F.7.3 会存在一种“右翼的”无政府主义吗？

　　F.8.1 资本主义崛起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社会力量？
　　F.8.2 “自由放任”说法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F.8.3 政府还采取什么形式干预资本主义的产生？
　　F.8.4 难道这种圈地运动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神话吗？
　　F.8.5 美国缺乏圈地运动又怎么解释？
　　F.8.6 工人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的崛起？

第一卷附录 – 安那其的符号与象征

第二卷

G　- 个人无政府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吗？

　　G.1.1 那他们对自由市场的支持又怎么说？
　　G.1.1 那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支持又怎么说？
　　G.1.1 那他们对雇佣劳动的支持又怎么说？
　　G.1.1 为什么社会背景对评价个人无政府主义很重要？

　　G.2.1 共产无政府主义是强制性的吗？
　　G.2.2 共产无政府主义是暴力的吗？
　　G.2.3 共产无政府主义致力于摧毁个性吗？
　　G.2.4 个人主义者还给出了哪些其他排斥共产无政府主义的理由？
　　G.2.5 相比于共产无政府主义，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认可个人主义吗？

　　G.3.1 “无政府”资本主义是美国无政府主义吗？
　　G.3.2 “无政府”资本主义和个人资本主义又哪些不同？
　　G.3.3 那“无政府”资本主义对“防卫联盟”的支持呢？
　　G.3.4 为什么个人无政府主义认为平等很重要？
　　G.3.5 个人无政府主义会接受“澳大利亚”经济体吗？
　　G.3.6 互助银行会导致通货膨胀吗？

　　G.4.1 雇佣劳动符合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吗？
　　G.4.2 为什么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兼容？

G.7 莱桑德·斯普纳——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

H -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有社会主义？

I　- 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看起来会是怎样的？

J- 无政府主义者们都做些什么？

补充资料

回应大卫·麦克纳利的小册子《来自底层的社会主义》中的谬误和歪曲

1. 引言
2. 无政府主义是“小资”的政治学说吗？
3. 无政府主义“崇拜过去的价值观”吗？
4. 为什么麦克纳利对蒲鲁东的评论歪曲了他的思想？
5. 为什么麦克纳利对巴枯宁的评论歪曲了他的思想？
6. 这些是“个性的怪癖”或者“植根于无政府主义者信条的本质”吗？
7.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民主吗？
8. 列宁主义者支持民主吗？
9. 为什么麦克纳利在“工团主义之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上错了？
10. 工团主义者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吗？
11. 为什么麦克纳利声称“列宁主义支持工人阶级自我参与”是错误的？
12.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阶级分析”是自相矛盾的？
13. 如果马克思主义是“来自底层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它？
14. 为什么麦克纳利使用“来自底层的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是一种欺诈？
15. 托洛茨基是否保留了列宁主义的“民主本质”？

1.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最初的反叛者”吗？
2. 菲利克斯·莫罗关于西班牙革命的书有多准确？
3. 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FAI控制了CNT吗？
4. CNT和共产主义者国际的历史是什么？
5. 为什么CNT没有加入工人联盟？
6. CNT破坏了1394年十月的革命吗？
7. 杜鲁蒂之友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8. 杜鲁蒂之友与无政府主义“决裂”了吗？
9. 杜鲁蒂之友受托派影响了吗？
10.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杜鲁提之友的纲领告诉了我们什么？
11. 为什么莫罗针对“民兵军事化”的评论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12. 莫罗的革命观有什么讽刺之处？
1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国家”？
14. 莫罗的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信条”错在了哪里？
15.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在革命之前致力于创造“集体”吗？
16. 为什么集体的发展告诉了我们布尔什维主义和安那其主义之间的不同？
17. 为什么莫罗支持“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讽刺性的？
18. 集体的联合会是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放弃”吗？
19. 农村集体的经验驳斥了无政府主义吗？
20. 西班牙革命的经验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吗？

回应菲尔·米钦森的《马克思主义与直接行动》中的谬误和歪曲

1. 米钦森是如何使直接行动群体的政治主张枯萎的？
2. 无政府主义将理论和行动“并列”吗？
3. 米钦森是如何歪曲伦敦的五一示威游行的？
4. 无政府主义者真的认为“老板们为了保卫他们的体系什么都不会做”吗？
5. 米钦森是如何歪曲无政府主义组织的
6. 米钦森是如何错误地定义无政府主义的
7.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为了改革而斗争吗？
8. 无政府主义是否将国家视为一切问题的根源？
9. 米钦森关于“废除国家”的论断为什么是错误的？
10. 米钦森所说我们只能在“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之间二选一，这一说法为何反而削弱了他的论证？
11. 米钦森声称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需要保卫革命，这一断言为什么是错误的？
12. 如米钦森所宣称的那样，“工人国家”真的会有所不同吗？
13.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工人国家”是否真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
14. 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拒斥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观念？
15. 俄国革命堕落的原因是什么？
16.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反对“以工会形式存在的组织之必要性”？
17. 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拒绝政治活动？
18. 无政府主义者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改革而斗争？
19. 米钦森是如何歪曲“自力更生”这一术语的用法的？
20.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哲学唯心主义”的形式吗？
21. 米钦森的批判在哪些方面自相矛盾？
22. 托洛茨基是如何让铁路准时运行的？
23. 集中化计划能否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
24. 技术是中立的吗？
25.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忽视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26. 米钦森的文章揭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何种性质？

回应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中的谬误和歪曲

1. 反全球化运动向我们揭示了，像社工党这样的“先锋党”在实践中的有效性究竟如何？
2. 在对无政府主义的界定中，社工党遗漏了哪些关键内容？
3. 为什么一旦提及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反而会削弱社工党的论证？
4. 社工党在集中化问题上究竟错在何处？
5. 为什么社工党“纠察线是专制的”这一主张完全偏离了问题的核心？
6. 社工党所举的“国家职能”例子为什么是错误的？
7. 社工党声称工人委员会必须“打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说法有何讽刺之处？
8. 社工党是如何重写俄国革命历史的？
9. 社工党又是如何重写西班牙革命历史的？
10.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忽视了观念会在斗争中发生变化这一事实？
11.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列宁主义的“革命党”？
12. 为什么社工党在牺牲常识与自由的前提下，对“统一”和“民主”进行了带有论战意味的迷恋式强调？
13. 布拉格之战是如何暴露社工党虚伪性的？
14. 列宁主义传统真的如社工党所宣称的那样民主吗？
15. 为什么社工党对集中化的支持是反社会主义的？
16. 社工党在A16华盛顿特区示威问题上错在哪里？
17. 为什么华盛顿的这个例子反驳的恰恰是社工党自身的主张，而不是无政府主义？
18. 为什么“革命党”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19.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是在“秘密地”活动？
20. 社工党在巴枯宁的组织问题上错在何处？
21. 社工党对巴枯宁组织形式的攻击为何具有讽刺意味？
22. F.A.I.是否真的是一个“集中化且秘密的”组织，并且排斥“公开辩论和共同斗争”吗？
23.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只是等待工人的“自发性高涨”？
24.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会指责工人“革命性不够”？
25. 为什么集中化政党的历史本身就反驳了社工党的论证？

回应约翰·费舍尔的《为什么我们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中的谬误和歪曲

1. 为什么当托洛茨基主义者将“当今所谓的无政府主义青年”视为盟友时，他们反而应该对此保持警惕？
2. 当人们发现无政府主义并不只是“彻底的反叛”时，还会进一步了解到哪些内容？
3.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将由什么来取代被摧毁的国家机器？
4. 托洛茨基和列宁认为必须由什么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
5. 所谓“无产阶级的‘国家’”真的算是一种全新的国家形态吗？
6.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寄希望于资本家不会发动任何反革命尝试”？
7.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只是“潜在的马克思主义者”？
8. 马克思主义科学吗？
9. 俄国革命向我们揭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哪些问题？
10.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否认或拒绝“领导”？
11. 西班牙革命是否表明无政府主义本身存在缺陷？
12. 无政府主义是否主张自发性的革命？

1. 1917 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给出一个简要概述吗？
2. 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获得群众支持的？
3. 俄国革命难道不正好证明了先锋党模式行之有效吗？
4.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真的在十月革命之后被付诸实践了吗？
5. 布尔什维克的目标真的是苏维埃政权吗？
6. 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发生了什么变化？
7. 工厂委员会运动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8. 1917 年布尔什维克在“工人控制”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9. 十月革命之后，工厂委员会的命运如何？
10. 1918 年布尔什维克实行了哪些经济政策？
11. 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政策奏效了吗？
12. 除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战时共产主义”，是否还存在其他选择？
13. 布尔什维克是否允许独立的工会存在？
14. 红军真的是一支革命军队吗？
15. 红军是否真的“充满了社会主义意识”？
16. 内战是如何爆发并演变的？
17. 内战之发生在红军与白军之间吗？
18. 帝国主义干涉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19. 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发生了改变吗？
20. 红色恐怖和契卡能否得到辩解？
21. 布尔什维克的农民政策奏效了吗？
22. 是否存在余粮收集制的其他替代方案？
23. 对社会主义反对派的镇压是否具有正当性？
24. 在革命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做了什么？
25. 俄国革命是否驳倒了无政府主义？

1. 为什么喀琅施塔得起义意义重大？
2. 喀琅施塔得起义爆发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3. 喀琅施塔得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否反映了“农民的恼怒”？
5. 布尔什维克围绕喀琅施塔得散布了哪些谎言？
6.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否是一次白军的阴谋？
7. 喀琅施塔得与白军之间真实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8. 起义是否主要是由新来的水兵发动的？
9. 喀琅施塔得的政治立场是否在1921年时发生了变化？
10. 为什么彼得格勒的工人没有声援喀琅施塔得？
11. 白军是否在喀琅施塔得起义期间仍然构成现实威胁？
12. 国家是否已经疲惫不堪到以至于无法再容许苏维埃民主？
13. 除了喀琅施塔得所提出的“第三次革命”，是否真的不存在其他现实选择？
14. 当代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如何歪曲喀琅施塔得事件的？
15. 喀琅施塔得向我们揭示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哪些本质特征？

1.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忽视了俄国革命所面临的客观因素？
2. “客观因素”真的能够解释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吗？
3. 内战能够解释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吗？
4. 经济崩溃与国际孤立是否摧毁了这场革命？
5. 俄国工人阶级是否已经原子化，或者说被“去阶级化”了？
6. 布尔什维克是否将他们的行为归咎于“客观因素”？
7. “客观因素”在列宁主义意识形态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8. 列宁主义者通常是否否认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1.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影响了布尔什维主义？
2.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权力？
3. 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对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4. 布尔什维克对民主的设想是什么？
5. 布尔什维克式的“社会主义”设想产生了什么后果？
6. 布尔什维克对国有化的偏好如何影响了革命？
7. 布尔什维克对集权主义的偏好如何影响了革命？
8. 以夺取党权为目标是如何破坏革命的？

1. 1918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是一种替代方案吗？
2. 1920年“工人反对派”的局限性是什么？
3. 那么1920年代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又如何呢？
4. 这些反对派揭示了列宁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为什么马赫诺运动展现出存在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替代方案？

1. 谁是内斯托尔·马赫诺？
2. 为什么这场运动以马赫诺的名字命名？
3. 为什么马赫诺被称为“老爹”(“Batko”)？
4. 你能简要概述一下马赫诺运动吗？
5. 马赫诺派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6. 马赫诺派是否拥有一套建设性的社会纲领？
7. 他们是否在实践中贯彻了自己的思想？
8. 难道马赫诺派不只是富农吗？
9. 马赫诺派是否具有反犹主义倾向，或者参与过大屠杀？
10. 马赫诺派是否仇视城市及城市工人？
11. 马赫诺派是民族主义者吗？
12. 马赫诺派是否支持过白军？
13. 布尔什维克与这一运动之间的关系如何？
14. 马赫诺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有哪些根本差异？
15. 当代的布尔什维主义追随者是如何诋毁马赫诺派的？
16. 我们可以从马赫诺派身上汲取哪些经验教训？

回应布莱恩•卡普兰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常见问题解答》5.2版本中的
一些错误和歪曲

1. 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运动
2. 为什么卡普兰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错误的？
3. 蒲鲁东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
4. 塔克论财产、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5. 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资本主义”。
6. 附录：界定无政府主义

回应布莱恩•卡普兰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常见问题解答》4.1.1版本中的
一些错误和歪曲

1 无政府主义是否只是消极的、仅仅反对国家？
2 无政府主义与平等
3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吗？
4 无政府主义与异议者
5 无政府资本主义将如何运作？

　　1.1 为什么拒绝否定等级制是右翼自由意志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
　　1.2 右翼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究竟有多“自由意志”？
　　1.3 右翼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在本质上科学？
　　1.4 “无政府”资本主义是否是一种新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形式？

　　2.1 以（财产）权利来界定自由意味着什么？
　　2.2 私有财产是如何影响自由的？
　　2.3 “无政府”资本主义理论能否为国家辩护？
　　2.4 但市场上的交易难道不都是自愿的吗？
　　2.5 但既然环境是自由的结果，难道就不能对其提出反对吗？
　　2.6 自由意志资本主义者是否支持奴隶制？
　　2.7 但废除资本主义难道不会限制自由吗？
　　2.8 为什么我们应当拒绝“无政府”资本主义对自由与正义的界定？

　　3.1 这种对平等的漠视为何如此重要？
　　3.2 那么如何看待“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对慈善的支持呢？

　　4.1 “先占”财产理论错在哪了？
　　4.2 “洛克条件”为何如此重要？
　　4.3 私有财产如何影响个人主义？
　　4.4 私有财产如何影响人际关系？
　　4.5 私有财产是否能够在没有等级制的情况下实现协调？

　　6.1 这种“自由市场”正义有什么问题？
　　6.2 这种制度会带来哪些社会后果？
　　6.3 但市场力量难道不会阻止富人滥用权力吗？
　　6.4 为什么这些“防卫协会”实际上是国家？
　　6.5 “自由市场”正义还会产生哪些其他影响？

7 “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历史是如何表明它不是无政府主义的？

　　7.1 相互竞争的政府算无政府主义吗？
　　7.2 政府是否与无政府主义相容？
　　7.3 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右翼的”无政府主义？

　　8.1 资本主义兴起背后的社会力量是什么？
　　8.2 “自由放任”这一说法产生于怎样的社会背景？
　　8.3 国家在创造资本主义过程中还采取了哪些干预形式？
　　8.4 圈地运动难道是社会主义的神话吗？
　　8.5 那么美洲缺乏圈地运动又该如何解释？
　　8.6 劳动人民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兴起？
　　8.7 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历史如此重要？

9 中世纪的冰岛是否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在实践中成功运作的例子？

　　10.1 将银行体系私有化会使资本主义保持稳定吗？
　　10.2 劳动力市场如何影响资本主义？
　　10.3 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曾稳定过吗？

　　11.1 为什么首先要诉诸“自然法”？
　　11.2 但“自然法”为个人权利提供了免受国家侵犯的保护；反对自然法的人则是渴望国家的全面统治。
　　11.3 为什么“自然法”是威权主义的？
　　11.4 “自然法”真的为个人自由提供了保护吗？
　　11.5 但自然法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发明的！
　　11.6 为什么“发现”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译者导言

欢迎来到中文版《一本无政府主义者的常见问题解答》（An Anarchist FAQ）。这个书名实在有点太长，而且考虑到我们寄希望于这本书能在中文无政府主义环境中扮演承上启下的地位，虽然作者不建议我们这么翻译，但在后文，我们称它为《无政府主义常见问题解答》

Anarchism在中文里有三种译名：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无治主义。前者是音译，后两者是意译；且不得不说，“无治主义”是一个更好的译名。“无政府主义”的译名仅仅包含了安那其主义中反对政府的那一面，但安那其主义不仅仅只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一切等级制度；而且考虑到大部分人依旧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存在，这个译名可能会让初识者先入为主、感到警惕和敌意。但读者可能注意到，在本文中，大部分依旧采用“无政府主义”的翻译，仅仅出于一个缘由——它太流行了。无政府主义这个译名流传的如此之广，以至于我们与其放弃这个译名，不如占领下这个言论阵地，就如同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一样。所以在本书中，无政府(主义)、无治(主义)、安那其(主义)，三个译名通用。

本文第A节单刀直入的驳斥了安那其主义一些（非常）常见的误区。它告诉你无政府主义者是什么、又不是什么。第B节则阐释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否定现行体制：我们并不是没事找事的暴民，愤怒和反抗的背后有千百年来人类的理想与追求，以及抗争中红色的鲜血与黑色的哀悼。第H节则说明了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国有社会主义（主流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他们错在了哪里，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第I节则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的样貌，用一幅它本该是的生动、鲜艳、美好的画卷，替代人们头脑中那个混乱无序的地狱。第J节则介绍我们会做些什么。我们不会止步于思考和批判、空喊口号，任何理想只有建立在行动和实践上才有价值。这五个章节在我们看来是其中较为重要的部分，因此也是译者优先翻译的章节，并在此，把它们单成一卷（第零卷）提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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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处境，与在欧洲或美洲的处境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并不是作为一种边缘思想自然衰落，而是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建国叙事逐步定型的过程中，被系统性地压缩、重写乃至污名化。作为一种强调反权威、反国家、反等级统治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无政府主义自其进入中国之初，便与后来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冲突。这种冲突并未通过公开的理论争论得到解决，而更多是通过历史书写与意识形态教育被消解为“早期幼稚阶段”、“失败的思想实验”或“缺乏组织性的理想主义和空想主义”。

因此在中文语境中，无政府主义往往不被当作一套严肃的政治理论来对待，而是被嵌入一种线性进步史观之中：它被描述为革命前夜的过渡现象，其价值只存在于被“超越”的那一刻。这种叙事方式不仅遮蔽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工人运动史、世界历史与文化实践中的真实影响，也使得后来的读者在阅读相关文本时，往往预设其“必然错误”或“已经被历史否定”。久而久之，无政府主义在中文世界中不再是一种可被讨论、可被争论的政治立场，而成为一个需要被迅速归档的历史名词。而在世界左翼运动逐渐转为后现代和哲学化的今天，现有媒体也仍然不断（刻意地）误用与歪曲“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在加上互联网意识形态扮演家与其他左翼朋友（和对手）们的一知半解与曲解；就仿佛渲染出——安那其主义者“只是一堆无端地不满政府、企图制造混乱和黑帮统治的恐怖主义暴徒”。这种包含至少六处错误的刻板印象，至今仍然广泛存在。

《无政府主义常见问题解答》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种与上述叙事路径不相容的思想传统。它不再是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回顾性说明，而是一种仍然自我辩护、自我更新、并持续回应现实问题的理论实践。在这样的文本面前，中文读者若仍沿用既有的国家中心史观与革命正统叙事，往往会错失其论证的真正对象与锋芒。因此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暂时搁置那些早已被内化的判断框架，将无政府主义重新视为一种活的政治思想，而不是一段已经“盖棺定论”的历史插曲。

如果说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地狱中，那确实有些愤世嫉俗了。但是人们也深知，在公义和自由经常缺席的现代中国——这一切仍然和我们理想中的世界相去甚远。中国的历史政治背景催生了一个对无政府主义有利的事实，那就是大部分志在改变现状、追求平等与自由的进步者，无论在教育体系中还是行政体系中，会最先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样声称否定资本主义，“许诺”为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奋斗；但可以看到，声称继承了毛泽东衣钵的中国共产党，显然已经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渐行渐偏。如果把一只叫起来像鸭子、看起来像鸭子、尝起来也像是鸭子的生物，称它是一只特色天鹅，实在有些荒谬。或者如果你真的相信“初级阶段”的空头支票，不然随之而来的，一定会是不解、失望和质疑——尤其当你纵览世界主流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所谓马克思主义国家如今的现状。

在当下的政治论战中，虽然本书在整个左翼运动的意义愈发重大，有助于扭曲对无政府主义长久以往的刻板影响、宣传无政府主义，但我想要在这里强调的却并不是这一点。出于中国本身的审查大环境和表达欲的压抑，互联网上的政治讨论（或一些人称之为的“键盘政治”）越来越……不具有建设性。人们在残酷现实中积累的戾气，趋向于在虚拟世界中倾泻偏见、党同伐异。仿佛只要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另一方在现实就会是势不两立的仇敌一样，从而放弃讨论政治核心问题，转向讥讽和毫无论据的否定。无政府主义欲求消灭的是阶级本身和等级制思想、而不是承载阶级和思想的个体。唯有知行合一地践行无政府主义倡导的“团结”和“直接行动”，否则止步于成为一个偏激的批判者，并不会对现实有任何改善。

最后也请读者留意，正如作者强调的那样，本书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蓝图或说明书。即使是译者，也不会全然赞同书中的全部内容——它只是一本指南、一本概述。读者不会、也不应，囫囵吞枣的接受书中的所有内容，或者把书中的内容奉为这个领域的真理。而应当就像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的那样，抱有批判态度去于阅读本文的内容，尝试理解其思考逻辑。即使你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对这个理念持有敌意态度，不过只要你能从本书中批判性地得出你自己的见解，能为你带来一些思考世界和理解社会新的视点，这仍然相当有价值。但我们也相信，如果能理解我们的基础逻辑，你自己也可以在此之上推导出和我们相似的结论。希望本书可以让那些依然在现有建制框架中踌躇的进步者，抛弃对早已作古先哲之旨意的一味追随和崇拜、产生跳脱出传统经济学和经济阶级叙事的批判性思维、在平等与非攻击性的环境中讨论和传递未被扭曲的无政府主义理念，亲自掌控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同我们一道，实践并尝试建设一个真正终结一切压迫和剥削的社会。

从照亮黑暗的烛火，再到驱散黑暗的炬火。我们不会虔诚地祈祷太阳再度升起，而是要亲手铸造属于自己的黎明。

总引言

欢迎来到我们的《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答》（An Anarchist FAQ）。

这个《常见问答》来自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为了给那些对此政治主张感兴趣的人提供无政府主义的构想和理论而写的。它是一个（线上的）工作小组合作完成的成果，并可以为互联网上的（最好也包括现实世界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提供有效的组织工具。希望它能告诉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并驳斥常见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点，以及其他针对我们面对的社会问题所提出的其它的解决方案。

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似乎与“常识”相悖（比如像“我们当然需要国家和资本主义”这样的），我们需要指出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会有如此想法。和许多政治理论不同，无政府主义反对空洞的答案；相反地，它把观点和理想建立在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分析之上。为了在讨论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让读者去判断，我们在总结讨论时尽量避免简单化。虽然我们知道长篇大论将会吓跑那些仅仅想随便看看的读者，不过它已经不能再短了。

读者大概会认为，我们使用大量的引文是为了如艾伦·米恩^{^②}所说：“引用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可以用来减少独立思考的麻烦”。当然不是这样，我们大量引用无政府主义人物的资料是出于以下三个理由：其一，为了表明我们没有编造某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及主张。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它使我们得以把无政府主义过去的声音和当前的拥护者连接起来。最后，引用引文是因为它们能简明扼要地传递思想，而不是为了诉诸“权威”。

此外，我们大量引用也是为了让读者去探究被引述者想表达的观点，总结事实，以便节省篇幅。以引用诺姆·乔姆斯基^{^③}关于国家保护造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为例，这可以确保我们的论点以事实为基础，而不必去介绍乔姆斯基使用的所有证据和参考文献。类似地，我们引用某些领域专家的话（比如经济领域），也是为了支撑我们的分析和主张。

我们也需要说明一下这个常见问答的历史。它始于1995年，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聚集到一起，为了写一篇常见问答，来驳斥自封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者。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在网上花了很多时间，驳斥那些声称资本主义可以和无政府主义并存的说法。最终，一群互联网活动家决定，最佳方案是编写出一本常见问答，来解释为什么无政府主义憎恨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无政府”资本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不过，在迈克·胡本（“自由主义批判”网站的维护者）的建议之后，我们发现写一本支持无政府主义的常见问答，比写一本反“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常见问答，要更好。所以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答》就诞生了。它依然继承了以往的特点。比如，在Ｆ部分之外给安·兰德^{^④}，默里·罗斯巴德^{^⑤}等人给予过多的篇幅——可是他们真的没那么重要。然而，他们提出了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设想的极端例子，从他们清晰地表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暗指了对权威的服从，而较温和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尝试去掩盖或减轻这一点上说——他们的确有其价值。

我们认为给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者提供了有用的在线资源。也许，据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常见问答》献给许多网上“自由意志主义”资本主义者们——是他们的无稽之谈促使我们开始这项工作。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太抬举他们了。他们在互联网之外与我们毫不相干，在网上也仅仅是招人烦罢了。所以估计你也猜到了，第Ｆ节和第Ｇ节包含了大量我们早期所著的反自由主义常见问答。这完全是为了反驳网上相对流行的一种说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可以是资本主义支持者（现实世界里无需多费口舌，因为几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修饰法，且其支持者并非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所以，虽然这本《常见问答》从这么一个很特殊的理由出发，但它已经扩展到我们的最初企划之外——它成为了关于无政府主义及其构想与历史的概述。由于无政府主义认识到不存在一个简洁的答案，并且自由必须建立在个体责任之上，所以这个常见问答非常深入。因为它也挑战了不少设想，所以我们不得不涵盖许多背景知识。我们也承认，我们所包括的“常见问答”里，一部分问题比其它问题“更常见”。这是因为我们需要涉及相关讨论和事实，否则它们也不会被写进去。

我们很清楚，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不会100%地同意我们在《常见问答》里写的东西。作为一个以个体自由和批判性思维为基础的运动，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的。然而我们确信，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我们所表述的大部分内容，并且尊重他们不同意的、我们将之称为真正无政府主义者理念的部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显著特征是，对各类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如何应用这些思想存在广泛的分析和争论（但我们必须补充的是，对不同观点也存在普遍的宽容，及抛开少量分歧而共同努力的愿望）。我们尽可能在这个《常见问答》里反映这一点，并希望我们能很好地介绍我们所讨论的所有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思想。

我们无意对无政府主义盖棺定论。相反地，这个常见问答是指一个起点，让人们开始理解、学习无政府主义，并把所学的转化到直接行动和个体活动中去。通过这么做，我们才能把无政府主义变成活的理论，变成个体及社会自我活动的成果。只有把我们的思想付诸实践，我们才能找到思想的力量与不足，从而从新的方向与新的经验来改进无政府主义理论。我们希望这个《常见问答》反映和帮助了个体活动及自我教育的过程。

我们相信，《常见问答》也遗漏了许多问题。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加上某些问题，或感觉你还有需要被收录的问题和其解答，就联系我们吧。这个《常见问答》不是我们的“财产”，而是属于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因此它旨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有活力的造物。我们希望看到它在尽可能多的人的新想法和新意见的支持下成长壮大。如果你希望参与此常见问答，就联系我们吧。类似的，如果其他人（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想传播它或其中的某一部分，就放心去做吧，它是整个运动的资源。因此，我们在此常见问答上实行著左权（Copyleft）（详情请参见http://www.gnu.org/copyleft/copyleft.html）。通过这么做我们可以保证此《常见问答》一直是免费产品，任何人可以使用。

最后要说的是，这些年语言变化很大，同时影响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使用“他们”("Man")^{^⑥}来指代人们便是其中之一。不用多说，在当今世界，该用法是不恰当的，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一半的人类。因此，这个常见问答曾试图做到性别中立。不过，这种意识相对较新，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像艾玛·戈尔德曼这样的女性）仍使用“Man”来指代整个人类。当我们引用过去的同志中出现“Man”的时候，显然指的是整个人类而不仅是男性。虽然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加上 “她”(“Woman”)、“她们”(“Women”)、“她的”(“Her”)等等，但若这会使引文变得难以阅读，我们只好原样放着。希望这么说能使我们的立场更清楚。

我们也希望这个常见问答给你带来乐趣，并让您有所思考。但愿它可以培养出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加速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建立。即使这一切都失败了，我们也很享受创造此常见问答的过程，并且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是一个可行而有条理的政治理念。

“我们把这个成果献给成千上万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离世或在世，他们都曾尝试过、或者正在尝试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为庆祝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答》于1996年7月19日正式发行。希望我们的作品，能让世界变得更加自由。”

下列自称的无政府主义者对该常见问答承担（大部分）责任：

Andrew Flood
Mike Ballard
Francois Coquet
Jamal Hannah
Mike Huben
Greg Alt
Chuck Munson
Pauline McCormack
Nestor McNab
Kevin Carson
Shawn Wilber
Nicholas Evans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常见问答”，15.6版本
版权所有© 1995-2024 The Anarchist FAQ Editorial Collective:
Iain McKay, Gary Elkin, Dave Neal, Ed Bor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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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⑦}导言

就像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注意到的那样，我们的理念可能是这个上最饱受误解和歪曲的政治理念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题解答》（《AFAQ》）旨在通过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历史、驳斥最常见的歪曲和无稽之谈来改善这种情况。并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可以用来帮助他们争论和争取自由的资源。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AFAQ中涉及的许多内容，都是在批判其他理论和驳斥对无政府主义的攻击时引发的。

多年来，无政府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并将随着环境的变化以及新斗争的展开和（可能的）胜利而继续发展和变化。它不是某种教条的意识形态，而更像是一种理解不断发展的世界并朝着自由意志主义方向改变世界的手段。因此，AFAQ试图将无政府主义的特定方面置于其历史背景中。例如，只有牢记蒲鲁东生活的时代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才能理解蒲鲁东^{^⑧}思想的某些特定方面。许多评论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似乎忘记了这一点（他还支持大规模工业合作社）。巴枯宁^{^⑨}、塔克^{^⑩}等人也是如此。我希望AFAQ能够帮助无政府主义继续发展，通过总结前人的经验来适应新的形势，从而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我们还试图在不否认他们之间差异的情况下，找出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点。毕竟，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会同意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无政府主义是“无政府形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似乎花了更多的时间，因（最终）通常是微小的分歧来批评和攻击他们的同志，而不是与压迫作斗争，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活动虽然有时是必要的，但很难最有成效地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当它涉及到未来可能的发展时（无论是关于自由社会的经济性质，还是我们对目前不存在的工团主义工会的态度！）。因此，我们既讨论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之间的分歧，也讨论了它们内部的分歧，但我们试图通过强调它们的共同点来搭建桥梁，而不是制造隔阂。

不用多说，并非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AFAQ中的内容（毕竟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它是“一本无政府主义的常见问答”(“An Anarchist FAQ”)，而不是某些同志奉承它为的“无政府主义常见问题解答”(“The Anarchist FAQ”)。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即使对其中的某些方面有争议。我知道同志们确实会指点他人阅读（我曾经看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抱怨说，无政府主义者总是建议他阅读AFAQ，于是我向他解释说，这就是“常见问答”存在的意义所在）。因此AFAQ只是一个指南，你需要自己去发掘无政府主义，并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和应用它。希望AFAQ能够通过概述无政府主义、指出它是什么、它不是什么，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信息，来帮助这一过程。

有些人可能会反对许多回答过于冗长，这很有道理。但是，有些问题实在没法给出简短而又令人信服的解答。例如，简单地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而其他说法是错误的”这样的回答可能既正确又简短。但对于已经知道一些，如何辩护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发明的利润、利息和租金的人来说，这样的回答很难令人信服。同样，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帮助摧毁了俄国革命”也是正确而简短的，但它绝不会说服一个，强调内战对布尔什维克实践影响的列宁主义者。然后是资料来源问题。我们试图让无政府主义者们自己去表述大多数问题，但这很占篇幅。我们使用的一些证据来自书籍和文章，普通读者可能不容易获取，因此我们尽量引用全文，以证明我们使用的证据是正确的（遗憾的是，我曾尝试追踪过参考文献，却发现他们并没有说过他们本应该说过的话，而且这种情况很常见）。^{^⑪}

此外，驳斥对无政府主义的歪曲和杜撰的部分可能会很长，这仅仅是因为提供佐证很有必要。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够研究原始材料的人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和稻草人谬误^{^⑫}（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做的尤其糟糕，他们只是不厌其烦地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仿佛这些论断就是真理）——假设被堆砌在假设之上，论断被重申得好像是事实。AFAQ 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并给出证据来彻底地反驳它们。仅仅说某些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论断可能是正确的，但除非你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很多了解，否则很难让人信服。因此，我希望读者可以理解，并发现即使是最长的回答，也是有趣和有启发的。（“常见问答”格式的优点之一是人们可以直接跳过其他部分，而进入他们感兴趣的部分）

本卷涵盖了：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哪来的、无政府主义都做了些什么、无政府主义反对哪些事情（以及为什么反对它们），和无政府主义不是什么（比如展示为什么“无政府”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无政府主义）。

后者可能会让大多数人大吃一惊。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用说普通人，听说过这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主要是美国地区）。而听说过它的人可能会想，既然它明显是非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管它。可悲的是，我们之所以需要涉及这一领域，仅仅是因为一些学者坚持将其与真正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并列，而我们需要揭露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很少有严肃的思想家会将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列，无论其支持者是将其意识形态称为“国有社会主义”还是“国家工团主义”（令人毫不奇怪的是，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正是这样做的）。当苏联自称为“人民民主国家”时，没有人把这当回事，也没有人认为他们的政府是民主的。但无政府主义似乎被排除在这种常识之外，因此我们发现学者们将 “无政府”资本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时，我怀疑这仅仅是因为他们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拒绝承认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警示我们不要轻信这种说法！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没有浪费篇幅来解释为什么另一种基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无政府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虽然有些个别的无政府主义者是种族主义者，但认为无政府主义与那些，以种族纯洁的民族主义社区为目标的人有任何共同之处——的观点，是荒谬的。尽管学者们还没荒诞到把“国家无政府主义”也划到无政府主义这一栏，但对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资本主义和“无政府”民族主义一样毫无意义。

然后是AFAQ的历史。正如总导言所指出的，AFAQ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互联网论战中产生的。然而，尽管AFAQ一开始可能是对“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回应，但现在已不再是了。如果认为我们真把他们当回事了，或者认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在关注他们（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没听说过），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曾考虑过是否应该干脆把第F节从书中删去，但最终还是决定保留它。部分原因如上所述，部分原因是它确实有另一个更有用的目的。新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建立在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教条的基础上，因此，批判这些教条有助于我们反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和来自当前统治阶级的攻击。

我不希望无政府主义重蹈“自由意志主义者”一词在美国（其次是英国）的覆辙。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自由意志主义者只是无政府主义者或类似社会主义理论的化名。然而，美国自由市场右翼在20世纪70年代盗用了这一名称，现在它（在美国）指的是小政府（或私有制政府）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这就是由富人支持的思想的力量！“自由意志主义者”名词的变化就好像，有些人谈论“自由意志的无政府主义”——仿佛就可以有一个“专制的无政府主义”！其中这些人包括“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这也表明他们实际上对无政府主义是多么无知，以及这种意识形态与我们的运动是多么格格不入（我看到他们中的不少人宣称无政府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形式，而这也表明了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无知）。同样奇怪的是，这些自称为 “自由意志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反而是那些，最热衷于维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专制社会关系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专制无政府主义者”能够存在，那么“自由意志无政府主义者”指的就是他们！

正如AFAQ所解释的，反对国家是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作品，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运动中可以看出；从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的性质也可以看出。要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你还必须同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即反对资本主义财产和对劳动力的剥削）。戈德温和蒲鲁东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独立分析私有财产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和克鲁泡特金和塔克均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绝非巧合。否认这种论断就等于否认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社会政治理论，更不用说也是否定它的历史和多年来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了。

此外，正如AFAQ所强调的，要想成为一个表里如一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必须认识到自由不仅仅是更换主子的能力。无政府主义意味着“无权威”（an-archy），而支持以威权（hier-archy）为标志的社会关系,则会产生自相矛盾的混乱局面（例如，支持各种形式的统治，如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在本质上与国家统治产生的东西是高度一致的——有时是国家还承认就是这样！）。从根本上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组织理论，其基础是个人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的联合，且否认和限制个体的自由和个性。这意味着，始终如一的无政府主义者会植根于自我管理、权力下放、“自下而上”的决策背景下的自由联合（即植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

AFAQ还试图深入探讨无政府主义者习惯上比较薄弱的主题，例如经济学（讽刺的是，蒲鲁东就是通过经济批判而成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仅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在自身历史和思想方面的资源，也是我们在斗争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主题方面的资源（希望我们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的批判对其他激进主义者也有用）。我们尽量标明所引用的资料来源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自由意志主义者。如有疑问，请查看网页上的参考书目。它将参考文献分为两部分——自由意志主义者（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非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只是赞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和非自由意志主义者（不用说，包括右派“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言而喻，引用某一问题专家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赞同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因此，如果我们引用凯恩斯主义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他们的具体政治建议。

有些人批评AFAQ并没有包含无政府主义最与时俱进的发展，这有道理。我曾多次请求这些批评者帮忙更新这些部分，当然，也请求他们指正其他人认为我们所犯的任何错误。我们通常都是自己发现错误并加以改正（尽管指出错别字的电子邮件源源不断）。但我们始终是一个小集体，不可能面面俱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A.5 节中没有讨论一些重要的社会事件，比如世纪之交阿根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起义（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群众起义中自发应用于实践的绝佳例子）。可以说，无政府主义的态势、思想和实践一直在发展，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但如果我们不断增加AFAQ的内容来反映这一点，那么它就永远无法出版！因此，我们将大部分附录排除在书籍版本之外（这些附录和冗长的链接页面仍可在网站上查阅）。

我要感谢所有为AFAQ提供过帮助和做出过贡献的人（无论直接或间接、无论我们是否知情）。至于作者身份，AFAQ多年来一直是集体努力的结果。此外，为出版做好准备和修订的任务也落在了我的身上。总的来说，我乐在其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书上写的是我的名字，而不是集体的名字。我觉得这是我应得的权利。因此，我对书中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负责。为了出版，我对AFAQ进行了大幅修订，虽然我试图把它们都揪出来，但我确信我没有完全做到（尤其是在那些重写的章节）。我希望这些不会对本书造成太大的影响。

最后，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伴侣和两个可爱的孩子。他们给了我源源不断的灵感、爱、支持和希望（更不用说耐心了！）。如果这本书能让他们更好地生活在世界上，那么我的付出就是值得的。因为，归根结底，无政府主义只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自由、更美好。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忘记我们之所以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初衷。

结语

“毫无疑问，无政府这个词会让人感到害怕。然而，无政府状态——无治——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它与民主的逻辑与合理结论如出一辙。当然，那些统治者——老板和政客、资本和国家——无法想象人们可以自己统治自己，因为承认人们可以在没有威权和统治者的情况下生活，就会拔掉他们整个意识形态的根基。一旦你承认人们不仅可以——而且今天在他们生活的许多领域确实可以——比公司和政府更容易、更好、更公平地管理事物，那么老板和首相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我想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在我们内心深处都意识到并理解这一点，但学校、文化、警察、所有的专制机构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老板，我们需要被控制，‘这是为我们好’。显而易见，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好——而是为了老板好。”

“但我仍然坚信，一个类似于无政府主义者构想的未来，一个没有主人、没有上帝的世界，一个能让人们、让所有人们，都能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人生的世界——是可能企及的，也是我们值得去拥有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未来的曙光，因为人们在常常生活中自发组织，而并不依赖于某个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我们从反抗精神中看到了这一点——虽然这种精神常常被愤怒和绝望所扭曲，但却向我们表明：人们并没有放弃。我们从政治行动主义、社会生活、人们对体面、尊重和自主的要求中，看到了这种精神，看到了人们是作为集体一部分时仍希望作为个体愿望。”

“不，虽然我并不认为保龄球联盟^{^⑬}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乌托邦，但它们就像我们工作场所以外的大部分生活一样，是在没有阶层制度和压迫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在我们生活中最有意义、真正人性化的部分中，无政府主义原则的组织发挥了最佳作用。然而，我也相信，作为一种批判学说和作为对未来的憧憬——也许是唯一一种不会以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灭绝而告终的憧憬，或者正如奥威尔所说的那样，当一只象征暴政的长统靴始终踩在人类的脸上蹂躏时——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取的和必要的。”

——马克·雷尔^{^⑭}：《为无政府主义辩护》(The Case for Anarchy)

第A节导言

现代文明潜伏着着三个灾难性的危机：(1)包括以下问题造成的——社会崩溃：贫困率上升、流浪者增多、屡见不鲜的犯罪与暴力，层出不穷的精神问题、毒品和酒精滥用，社会隔离、政治冷漠、人格化缺失，自立及互助的社会结构的退化等等；(2)这个星球脆弱的，但是为所有复杂的生命形式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结构的崩溃；(3) （尤其是核武器为代表的）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激增。

按照传统派的观点，包括各路建制派的“专家”、主流媒体与政客，基本上认为这些危机是独立的、各有成因，并因此可以被在忽略其它两者的情况下，逐个击破。然而显而易见，这种“传统派”的方法根本不起作用，因为这些问题正在变得更糟。如果不尽快找到更好的切入点，那么前方等待我们的只有灾难——要么是毁灭性的战争，要么是生态末日，要么我们在城市废墟中退化回野蛮人——要么，是以上全部。

通过追溯这些问题的共同起源，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一条统一并连贯的方法来理解这些危机。问题根源存在于一切“文明”社会的制度中，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它就是——等级制权威(hierarchy authority)。无政府主义式的分析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所有的主要机构都是等级制度的，比如金字塔式的权力集中：像公司、政府官僚机构、军队、政党、宗教组织、大学，等等。无政府主义接着进一步揭示了，在这种阶层权力制度中固有的专制关系，是如何对个人、社会、及文化产生负面影响的。在这个常见问答的第一部分（第A至E节），我们将详细地介绍无政府主义对阶层权力制度、及其负面效果的分析。

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仅仅是“消极的”和“毁灭性的”，因为它远不止是这些。首先，它同样是一个对自由社会的倡议。艾玛·戈尔德曼对所谓“无政府主义问题”做如下表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自我的同时，与别人合而为一；是如何在和全人类产生共鸣时，依然保留个人的特性。”[Red Emma Speaks, 第133-134页] 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才能创造一个能释放每个人的潜能，但又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社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在无政府主义构想了这么一个社会——人类的事务将不再通过等级森严的集权结构“自上而下”地加以控制，而是，引用本杰明·塔克的话说，“由个体或志愿团体管理”[Anarchist Reader, p. 149]。常见问答的后半部分（第I和J节）将描述无政府主义对如此“从下至上”组织社会的积极建议。但即使在前面部分也能看到无政府主义的一些建设性的核心理念。甚至在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等有缺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批判中（分别为第F节和第H节），也能看到无政府主义的积极核心理念。

如同Clifford Harper漂亮地提出，“就像一切伟大的构想那样，无政府主义归根到底非常朴素——人类的最佳状态便是生活不受权威约束，自主地决定而不是被命令。”[Anarchy:A Graphic Guidep, vii页] 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拆除所有压迫人民的制度：

“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愿望，是把社会从阻碍自由人性发展的所有政治的、及社会强制性的制度下解放出来。”[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第9页]

我们将会看到，所有这样的机构都是等级制度，并且，这些等级制机构的压迫的本质植根于其等级制的形式。

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社会经济学理论的和政治学理论，而非一种“意识形态”。这种区别非常重要。首先，理论意味着你掌握思想；意识形态意味着思想掌握你。无政府主义是一套思想理论体系，而这些思想是灵活的，一直在革新和演变，并可以根据新的数据而修改。当社会变化与发展时，无政府主义也同样在变化与发展。相反，意识形态则是一堆“死的”的理念——人们教条地去相信这些观念，常常忽略了现实，甚至“改变现实”去适应这些（根据定义而）正确的意识形态。所有这样“死的”的理念都是暴政和矛盾的基础，也将导致人们尝试让所有人去削足适履、强求一致。无论问题中的意识形态是哪一种——列宁主义，客观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或别的什么——它们都具有同样效果：在学说名义下毁灭真正的个人，而这种学说通常为某些统治精英的利益服务。或者，像巴枯宁所指出的：

“迄今为止的一切人类历史，都不过是为了一些无情的抽象概念——上帝、国家、政权、民族荣誉、历史权利、司法权利、政治自由、公共福利——而对千百万穷苦的人们展开的永不休止的血腥杀戮。”[God and the State，第59页]

教义是静态的，古板得死气沉沉。他们通常是一些早已辞世的、无论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先知们”的杰作。其追随者把他们的想法塑造成神像、铸造成万古不变的石头。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让生者去埋葬死者，让生者可以继续存活——活人理应统治死人，而不是反过来。意识形态是批判性思维的克星，因此也是自由的克星，因为它提供一本写着规则和“答案”的手册，从而减轻了我们为自己思考的“负担”。

在撰写这个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常见问答时，我们的目的不是给你“正确”的答案或一本新的规则手册。我们解释了一下过去无政府主义是怎样的，但我们将更关注它当代的形式，以及为什么今天我们是是无政府主义者。常见问答旨在引发你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如果你只是在寻找一个新的“意缔牢结”(Ideology)，那么对不起，无政府主义不适合你。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努力变得实在和务实，但我们并不是“理智”之人。所谓的“理智人”，囫囵吞枣地接受“专家”和“权威”告诉他们正确的东西，所以他们将永远是奴隶！无政府主义者知道，如巴枯宁所写下的：

“只有当[一个]人坚持自己的真理、言行出于他最深刻信念时，他才是强大的。这样无论处境如何，他都总是知道自已必须说什么、做什么。他有可能倒下，但他不会令自己或自己的事业蒙羞。”[Statism and Anarchy－Albert Meltzer引用, I couldn't Paint Golden Angels, 第2页]

巴枯宁描述的是独立思考的力量，也就是自由的力量。我们鼓励你不要变得“通情达理”，不要欣然接受别人告诉你的，而是你自己思考和行动！

最后一点：很明显，本书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定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会不同意这里所写的很多内容，但这正是当人们独立思考时所值得期待的。我们所希望去做的，是指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思想，并根据我们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和运用，给出我们对某些主题的分析。然而我们确信，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我们表达的核心思想，即使他们可能不同意我们某些章节中对该思想的应用。

A.1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是一个致力于实现无政府状态的政治理论，“没有君王，没有主人。”[蒲鲁东, What is Property , p. 264] 换言之，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希望创造一个人人自由而平等地集体协作的社会。因此，无政府主义反对所有基于阶层控制的存在形式——特别是被国家或者资本家控制：这种控制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损害个体及其个性。

“虽然对无政府主义的流行看法是一种暴力的、反政府的运动，但相比起简单的反对政府权力，无政府主义有着更加精细微妙的传统。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谓‘权力和支配对一个社会是必要的’观念，而是提倡更加合作的、无等级阶层的社会组织形式、政治组织形式、经济组织形式。”[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106]

然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和“无政府状态(anarchy)”，无庸置疑是在政治理论中被歪曲得最厉害的理念。通常而言，这些词往往被用来表述“混乱”或者“无秩序”，因此，此种暗示就好像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社会混乱，回归原始的“丛林法则”。

这种被误传的过程，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比如说，在那些认为一个人组织的政府（君主制）是必要的国家里，“共和”或者“民主”这些词，用起来就像是“无政府”一样，意味着混乱和无序。那些希望维持既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级显然会暗示说，反对当前体制在实践上行不通的，新的社会形态将只会引起混乱。或者，就像Errico Malatesta表述的：

“既然人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并且没有政府就只能变成无序和混乱；那么无论从天性上还是从逻辑上说，安那其就意味着没有政府，听上去，就好像没有秩序一样。”[Anarchy, p. 12]

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改变这个对“无政府状态”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样人们就会明白，无论是政府还是其他社会上的阶层关系，都是有害且毫无必要的：

“改变观念，使公众确信政府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极其有害的，然后，无政府这个词——就因为它意味着是政府的消失——将开始对每个人意味着：天然的秩序，人类需求和利益的满足，和在完全的团结中的完全的自由。”[同上, pp. 16]

这个常见问题解答（FAQ）的目的，一部分就是为了改变人们一般理解中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观念，但这还不是我们的全部目的。除了辩驳“无政府状态”这一“常识”所带来的歪曲与误解以外，我们还需要打击多年来我们的政治敌人和社会敌人对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就像巴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所说，无政府主义者就是“激进派中的激进派——如同黑猫一般，是许多人的恐惧——所有的偏执狂、剥削者、欺骗者、伪造者和压迫者。因此，我们也是最受诽谤、受曲解、受迫害的人。”[Nicola Sacco and Bartolomeo Vanzetti, 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p. 274]

万泽蒂知道他在说什么。1827年，他和他的同志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被美国以莫须有的罪行诬陷，并因其是外国无政府主义者而被电刑处死。^{^⑮}所以，本《常见问答》将不得不花很多的时间来纠正这些来自资本主义媒体、政客、意识形态学者和老板们，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诽谤和歪曲（更不用说我们曾今的激进派朋友们，比如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歪曲了）。希望我们讲完之后，你会理解，为什么哪些当权者要花那么多时间来攻击无政府主义了——因为她是一个能有效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并终结所有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制度的思想。

A.1.1“无政府状态”是什么意思

“无政府状态”(Anarchy，安那其)这个词来自于希腊。前缀"an"（或者"a"），意思是“非”、“缺少”、“缺乏”，或者“没有”；后面加上的“archos”，意思是“统治者”、“管理者”、“领袖”、“主管”，或者“权威”。或者就像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所指出的，安那其来自一个意思“与权威相反”的希腊词汇。 [Anarchism, p. 284]

虽然希腊词语“anarchos”和“anarchia”通常意味着“没有政府”或者“没有政府的存在”，但如你所见，更准确地来说，无政府主义原本的意思并不是简单的“无政府”，"An-archy"的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或者更笼统地说，“没有权威”。并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者才频繁地使用这个词。比如克鲁泡特金认为，无政府主义“不仅抨击资本，而且还抨击在资本主义中权力的主要源头：法律、权威，以及国家。”[同上, p. 150]。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政府状态“不一定像一般人认为的那样没有秩序，而是没有统治。”^{^⑯}[本杰明·塔克, Instead of a Book, p. 13] Hence David Weick对此做了最好的总结：

“无政府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所有权力、主权、控制和等级划分表示否定的、一般的社会和政治理念，以及一种取消它们的意愿……，因此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反国家主义……（虽然）政府（国家）……的确是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的中心焦点。”[Reinventing Anarchy, p. 139]

由于这个原因，与其说纯粹地反政府或者反国家，无政府主义更主要是一个反对等级制度的运动。为什么？因为等级制度是使权威具体化的组织结构。既然国家是阶层的“最高”的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从定义上说，的确是反国家的；但是这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充分的定义。这意味着，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形式的阶层组织，而不是仅仅地反国家。用Brian Morris的话来说就是：

“无政府这个术语来自希腊，本意是‘没有统治者’。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任何形式的政府或者强制性的权威、拒绝任何形式的等级阶层和统治。所以他们因此反对——如墨西哥无政府主义者Flores Magon所说的，‘堕三一’——国家、资本、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也反对任何形态的宗教权威。但是无政府主义也寻求通过各种手段建立或实现无政府状态，即一个没有强制机构的、去中心化的社会，一个通过自愿协会联盟组织起来的社会。”[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no. 45, p. 38]

在这篇文章中涉及的“等级制度（hierarchy）”其实是一个相当新的名词——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古典”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确实曾经用过这个词，但也很少使用它（他们通常首选“权威（authority）”一词，作为 “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的简称）。不过，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哲学反对等级制度，反对个人之间的任何特权或权力不平等。巴枯宁在抨击“官方”权威、而为“自然势力”辩护时提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说：

“想让任何人都无法欺压他的同胞吗？那就确保任何人都不得拥有权力”。[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71]

就像Jeff Draughn所说，“虽然它一直都是‘革命计划’的潜在部分，但直到最近才有了反等级制度这一更广泛的概念。尽管如此，从‘无政府主义’Anarchy)一词的希腊语词根中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根源。”[Between Anarchism and Libertarianism: Defining a New Movement]

我们强调，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种对阶层的反对绝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或者政府。它包括所有作为政治上的、经济上的、社会关系上的独裁，尤其是那些和资本财产与雇佣劳动相关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蒲鲁东的论点中可以看到，“资本……在政治领域类似于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政府或权威的政治思想、教会的神学思想，是以各种方式相联系的三种相同思想。攻击其中之一就等于攻击所有这些思想……资本之于劳动者、国家之于自由，就如同教会之于精神。这种三位一体的专制主义，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哲学中，都一样地有害。压迫人民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同时奴役他们的身体、意志和理性”[quoted by Max Nettlau, 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pp. 43-44]。因而我们发现艾玛·戈尔德曼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意味着“人们必须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并因此，“他[或她]的倾向和判断都要服从雇主的意志。”[Red Emma Speaks, p. 36] 40年前，巴枯宁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认为在现行制度下，“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人身和自由”，以换取工资。[同上, p. 187]。

因此“安那其”不仅仅意味着“无政府”，它意味着反对所有专制组织和阶层形式。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起源……[建立在]对阶级组织形式和专制观念的批判上；以及……在人类进步运动中可见的趋势的分析上。”[同上, p. 158] 对Malatesta而言，无政府主义“诞生于对社会不公的道德反抗”，“社会病态的具体归因”可以在“资本主义财产权和国家体制”中找到。当被压迫者“寻求推翻国家和财产体系时——无政府主义就此诞生了”[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9]。

因此，任何试图断言无政府主义是单纯地“反政府”的行为，都是对无政府主义运动及“无政府主义”这个词的歪曲。^{^⑰}就像布赖恩·莫里斯（Brian Morris）所言：“当一个人研究古典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特征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从没有局限自己观点[在‘只是反政府’上]。无政府主义始终挑战一切形式的权威和剥削，并平等地批判资本主义、宗教和国家。”[同上，p. 40]

而且，显而易见，无政府状态既不意味着混乱，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寻求制造混乱或者无序。相反，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基于个体自由与自愿合作而构建的社会——换言之，自下而上的秩序，而非由权威自上而下强加的混乱。例如，一个没有统治者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安那其”。

虽然我们在第I节中讨论了无政府状态可能是什么样子，但诺姆·乔姆斯基也总结了其中的关键方面，他指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中，“人类之间任何超出个人范围的互动——无论是在社区、工作场所、家庭，还是更大范围的社会中，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制度形式——不管什么情况，都应由其参与者直接控制。因此，这就意味着是工业体系中的工人委员会、社区之中的人民民主、社区之间的交互、较大群体中的自由协会，直至国际社会间的组织。”[Anarchism Interview]社会将不再分为由老板和工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构成的等级制度。相反，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以参与性组织中的自由联合为基础，自下而上地运行。应该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如今也正在他们的组织、活动和斗争中，尽可能地试图创造这样的社会。

A.1.2 “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意思？

引用彼得·克鲁泡特金的概念，无政府主义是“没有政府体制的社会主义”。[Anarchism, p. 46] 换句话说，就是“废除了人与人的剥削和压迫，也就是废除了私有制[即资本主义]与政府。”[Errico Malatesta, "Towards Anarchism," in Man!, M. Graham (Ed), p. 75]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政治理论，旨在创造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上都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没有统治者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可行的社会体制形式，也因此致力于最大化的个体自由和社会平等。他们认为，自由和平等这两个目标是相互支持的。或者，正如巴枯宁著名的格言所说的：

“我们确信，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是特权和不公，而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役与暴行。”[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69]

人类社会的历史证明了这个观点。没有平等的自由仅仅是当权者的自由，而没有自由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并且还将是奴役他人的借口。

虽然有很多种不同的无政府主义（从个人无政府主义到无政府共产主义——详见A.3节），而在所有这些类型的核心中，一直有两个共同立场——反对政府、反对资本主义。以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废除国家，废除高利贷；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统治，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剥削。”[cited in 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 - A Study of Left-Wing American Individualism by Eunice Schuster, p. 140]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把利润、利息和地租看作为高利贷（也就是剥削），因此他们不仅反对利润、利息和地租，也反对创造他们的条件，就像他们反对政府和国家一样。

更一般地，用L. Susan Brown的话说，把诸无政府主义“联成一体”的，是“对阶层和支配的普遍指责，以及为人类个体的自由而战的意愿。”[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108]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个人如果收到国家或者资本主义的支配，那么他就不可能获得自由。正如Voltairine de Cleyre所总结到：

“无政府主义……认为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人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充分满足，所有人的身心都有机会得到全面发展……[它]让人们知道，如今不公正的生产组织和财富分配组织必须最终被彻底摧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制度，它将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的自由，而不必先去寻找一个主子，向他[或她]交出他[或她]的产品的什一税^{^⑱}，从而保证每个人都有获得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的自由……在盲目顺从者中，它制造出不满者；在无意识的不满者中，它制造出有意识的不满者……无政府主义旨在唤起人们对压迫的意识、对更美好社会的向往，以及对资本主义和国家进行不懈斗争的必要性的认识”

因此无政府主义是这样一种政治理论，它提倡创造无政府状态，即创造一个基于“没有统治者”之座右铭上的社会。为达到这种目的，“就和所有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土地私有制、资本和国家机器已是时候寿终正寝了，而所有生产必需品必然、也必将，成为社会的公有财产，由财富的创造者共同管理。而且……他们主张社会政治组织的理想状态，就是将政府的职能减少到最低……[并且]终极目标是将政府职能减少到零——那就是，一个没有政府的社会，无-政府的状态。”[Peter Kropotkin, 同上, p. 46]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它分析和批评当前的社会同时，也构想了一个潜在的新社会——一个将满足人们在当今社会中某些被剥夺的需求的社会。而这些需求，最基本地——就是自由、平等和团结，我们将在A.2节中论述它们。

无政府主义将批判和分析与希望结合在一起，因为，就像巴枯宁（在他无政府主义的早期时）所指出的，“对破坏的主张就是创造性的主张。”一个不理解现在的社会错在哪的人，是不可能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的。

然而我们也必须指明，无政府主义不仅仅只是一种分析方法、与对更好社会的愿景。她植根于斗争，植根于为被压迫者争取自由的斗争。换句话说，它提供了一种实现新制度的手段，这种新制度将人的需求置于权力之上、将我们的地球置于利益之上。引用苏格兰无政府主义者Stuart Christie的话：

“无政府主义是一场争取人类自由的运动。它是具体的、民主的、平等的……无政府主义开始于并将坚持于一场弱势群体对压迫和剥削的直接挑战。它既反对国家权力的暗中增长，也反对独占性个人主义的有害风气。无论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还是独自存在，他们都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

“无政府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生活事件。从哲学上说，它着力于个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最大和谐。从实践上说，它旨在使我们在没有政客、政府、国家及其官僚的情况下组织和生活。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相互尊重的主权个体将在天然界定的社区内，以非胁迫关系组织起来，并且共同拥有生产资料于分配权。

“无政府主义者不是痴迷于抽象原则和理论建构的梦想家……无政府主义者深知，一个完美的社会不可能明天就实现。事实上，斗争将永无止境！然而，正是这一愿景鞭策着我们与现有的事物作斗争，并为未来可能实现的事物而斗争……

“归根结底，只有斗争才能决定结果；而迈向一个更有意义的社会，必须从抵制一切形式不公的意愿开始。一般而言，这意味着挑战一切剥削，蔑视一切强制权威的合法性。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的话，那就是：一旦丧失了服从政客或意识形态的习惯养成了反抗统治和剥削的习惯，那么普通人就有能力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由而公平地组织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政府主义者不会置群众斗争于不顾，也不会试图主宰群众斗争。他们寻求尽其所能做出实际的贡献，并在其中帮助个人实现最高水平的自我发展和群体团结。在古今中外的哲学、社会和革命运动中，都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关于自愿的关系、平等参与决策、互助以及批判对一切形式的统治的思想。”[My Granny made me an Anarchist, pp. 162-3]

正如众多无政府主义者所认为的，无政府主义仅仅只是一种理论表达，表达我们可以在没有老板和政客的情况下组织自己和运作社会。它让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者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阶级所表现出的力量，可以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并为整个社会的变革做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生活的社会。

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理论——无政府主义思想每天都在付出实践。哪里有被压迫者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力、采取行动捍卫自由；哪里有他们团结合作、反抗压迫；哪里他们在没有领导和头头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哪里，就有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无政府主义者们只是力图加强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趋势，并将至付诸实践。正如我们在第J节中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多种方式在资本主义内部应用他们的思想，以便更好地改变资本主义，直到我们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第I节将讨论我们打算用什么来取代资本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什么。

A.1.3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又被称作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定义中消极性的一面，于是使用了其他的术语来强调他们理想中所固有的，积极性和建设性的一面。使用的最普遍的术语是“自由社会主义”、“自由共产主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可以互换的。正如万泽蒂(Vanzetti)所说：

“归根到底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世界工联(IWW)，都是社会主义者。而我们与其他人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他们是专制主义者，而我们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相信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国家或政府，而我们认为不需要国家和政府。”[Nicola Sacco and Bartolomeo Vanzetti, 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 p. 274]

但这是正确的吗？在美国赫氏大辞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的定义中，我们发现：

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信仰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人；信仰存在自由意志的人。

社会主义（SOCIALISM）：一种由生产者支配政治权力、生产方式与产品分配的社会体制。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一种信仰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以及自由意志的社会体制。其中生产者支配政治权力、生产方式与产品分配。

（尽管我们必须补充说明，字典缺乏政治素养这个观念确实难以扭转。我们只能使用这些定义来表示“自由意志主义者”既不意味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显然其他的字典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定义。那些想要争辩字典定义的人，可以继续这种无休止的且政治上无用的“爱好”，但我们不会止步于此。）

然而，由于美国自由意志党（Libertarian Party）的成立，目前许多人认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确实有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企图要将（自由意志党人构想的）“社会主义”中“反自由意志主义”的理念，和自由意志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从而使那些“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更容易“接受”——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试图从“自由意志主义”的持有人那里窃取它的标签。

事实胜于雄辩。无政府主义者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使用术语“自由意志主义”，用以描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理想。根据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Max Nettlau的说法，早在1858年到1861年，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派Joseph Dejacque就已经在纽约出版名为《自由，社会运动杂志》（Le Libertaire, Journal du Mouvement Social）的书籍；而术语“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使用，可以追溯1880年，十月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上采用此说法。 [Max Nettlau, 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p. 75] 而在法国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们使得术语“自由意志主义”变得更加的普及，从而试图避免反无政府主义者法律的出台，以及消除“无政府状态”在公众心里所产生的负面联想（比如，1895年Sebastien Faure和Louise Michel在法国出版了报纸《Le Libertaire -- The Libertarian》）。

从那以后，特别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这个术语一直与无政府主义理想和运动联系在一起。举一个更近代一些的例子：在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在1954年7月组织了“自由意志者同盟”；该组织持有坚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并且一直持续到1965年。而看看美国本土的“自由意志党”，只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才出现，离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他们的政治观念，已经过了大约100年（离第一次采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措辞也有90年的时间）。所以说正是那个政党“剽窃”了这个词，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接下来将在第B节里，讨论为什么“自由意志”资本主义的观念（就像自由意志党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完全自相矛盾的说法。

同样我们也将在第I节里说明，只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才能最大化个体的自由。不必说，国家所有制——也就是一般被称作的那种“社会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就像我们要在第H节里详细阐述的那样，国家“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形态，没有一丁点儿社会主义的内容。就像Rudolf Rocker所说，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社会主义“不仅仅简单地是怎么吃得饱的问题，还是对社会的发问：如何争取个人的独立意识和自由能动性。失去自由，社会主义只会堕落到糟糕的国家资本主义——牺牲所有的个人思想，去为了那虚伪的集体利益。”[Colin Ward引，"Introduction", Rudolf Rocker, 《The London Years》, p. 1]

鉴于“自由意志主义”具有的无政府主义“血统”，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乐于看到这么一个词，被一个与我们几乎没有相似的意识形态所窃取。在美国，正如Murray Bookchin提到，“自由意志主义这个‘术语’本身，毫无疑问，提出了一个明摆着的问题：那就是将反威权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对‘纯粹资本主义’与‘自由贸易’这种早已过时的运动产生一种可疑的认同感。这个运动从没有创造过这个词：他只是从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挪用了这个词。而那些反威权主义者……那些为被压迫者说话的人们，应该收回这个词的使用权，而不要让那些将自由和企业家精神与利润相提并论的个人利己主义者们，去糟蹋这个词。”因此，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应该“在实践中，去恢复那被”自由市场“所变质的传统。”[The Modern Crisis, pp. 154-5] 只要这么做，我们就可以继续称我们自己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

A.1.4无政府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所有流派的无政府主义都反对资本主义。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建立在压迫和剥削之上（见第B节和第C节）。无政府主义否定“除非有一个驱使者从他们的产品中拿走一定比例的抽成，否则人们没法在一起工作”这样的说法；并认为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中，“实际的劳工们会自己制定规则，决定哪些事情需要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处理。”只有这样，工人们才能从“资本主义可怖的束缚中”解放自己。[Voltairine de Cleyre, "Anarchism", 《Exquisite Rebel》, p. 75 and p. 79]

（我们必须在此处声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基于支配和剥削的经济体制，包括封建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更应该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奴隶制等等。我们之所以集中讨论资本主义，是因为此时此刻，它正在统治我们的世界）

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塔克，以及像蒲鲁东和巴枯宁这样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就像克鲁泡特金在他的经典文章《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中》(Modern Science and Anarchism)中所说的那样，“只要理解社会主义广泛的、一般的和真正的意义，即努力废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无政府主义者就会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携手并进。”[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p81] 或者，用塔克的话说，“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劳工应该占有自己的财产”，“社会主义的两种流派——国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均认同这一主张。[The Anarchist Reader, p. 144] 因此，“社会主义者”一词在最初定义上，包括“所有相信个人有权占有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人。”[Lance Klafta, "Ayn Rand and the Perversion of Libertarianism," in 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no. 34] 正因为所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剥削（或高利贷），所以他们将自己置于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

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而言，“唯一保证自己的劳动果实不被窃取的方法，就是掌控劳动工具。”[Peter Kropotkin, The Conquest of Bread, p. 145] 因此，蒲鲁东支持工人合作社，因为“其中每个组织中受雇的个体……都占有对公司财产不可分割的份额”，因为“他们共同分担得失……集体的力量[即生产盈余的能力]，终于不再是为一小部分管理者生产利润：它变成了所有工人的财产。”[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222 and p. 223] 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仅盼望着资本对劳工剥削的终结，也盼望着一个生产者掌握和控制生产资料的社会（应该强调，这里的生产资料也包括服务）。而虽然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圈子里，生产者以何种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这个目标仍然是所有社会主义者共同的愿景。其中，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由工人直接控制生产，生产的所有权由工人协会或公社拥有。（详见A.3节中，不同类型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各自的看法）

此外，无政府主义者还反对资本主义中的专制制度以及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既无法自我管理，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劳动产品。因此资本主义很难建立在人人平等自由的基础上，也不可能是非剥削性的，所以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观点（塔克和巴枯宁都是他的启蒙者），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将见证“资本主义剥削和所有权剥削的广泛废止，[以及]工资制度的废除”，因为“工人要么……单纯只是资本家／经营者／推销员的雇员……要么他也可能参与其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处于从属地位，受到剥削：只能永久性地服从……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恢复了作为人和公民的尊严……他虽然成为生产组织的一部分，但无论哪种情况，他都只是生产组织的奴隶……我们不必犹豫，只因我们别无选择……有必要在工人中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上下级的关系将会一直存在，也就依然会出现主人和雇佣工人两个‘种姓’，这与自由民主的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同上，第 233 页和第 215-216 页。］

因此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反资本主义者（“如果工人们掌握自己生产的财富，那就没有资本主义了”[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 44]）。以本杰明·塔克为例——一位最受自由主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稍后讨论自由主义的事）——称其理想为“无政府式的社会主义”，并指责资本主义是一个基于“放高利贷者、享受利息、租金和利润的收受人”的体制。塔克认为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社会中，资本家将成为多余的存在，而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也将终止，因为“劳工……将会……留存其天然的工资，以及其全部的生产产品。”[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p. 82 and p. 85] 这种经济形式将建立在互助银行，以及合作社、手工业者和农民之间自由交换产品的基础上。对塔克以及其他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它以各种法律和垄断为标志，用来确保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优势地位，从而确保通过利润、利息和地租，对后者进行剥削。（更全面的讨论见第G节）就算是麦克斯·施蒂纳这位著名的利己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各种“幽灵”也是嗤之以鼻。对他而言，“幽灵”指的是一种被视为神圣或者宗教性的观念，比如私有财产、竞争、劳动分工等等。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将自己视为社会主义者，但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者——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就如同个人无政府主义者Joseph A. Labadie所说：（与塔克和巴枯宁如出一辙）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那这就是一个错误。无政府主义是自愿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有两种：仿古主义的^{^⑲}和无治主义的、威权主义的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国家式的和自由式的。事实上，每个改善社会的主张，要么增加外部意志和外部力量对个人的影响，要么减少之。当它增加这种影响时，它是建制主义的；而当他减小这种影响时，它是无政府主义的。”[Anarchism: What It Is and What It Is Not]

Labadie曾多次表示，“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词。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的目标就是废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Daniel Guerin的这句话贯穿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无论是社会派还是个人派。[Anarchism, p. 12] 事实上，干草市场烈士阿道夫-费舍尔（Adolph Fischer）用和Labadie几乎相同的语言表述了相同的事实，那就是“每位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是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必要条件。”同时他也承认，这场运动“分为两派：像蒲鲁东这样共产主义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中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The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 p. 81]

与此同时，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的确在某些方面上没法达成共识——比如，真正的（非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是否会是实现自由最大化的最佳手段——但他们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因其是剥削性和压迫性的，应予以反对；而且根据定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联合劳动而非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只有劳工联合，才能“减少外部意志和力量对个人的影响”；而这种由劳动者自我管理工作的方式，正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核心理想。这一观点可以从Joseph Labadie对工会的评价中得出。他认为，工会是“通过联合获得自由的典范”，“相较于参与工会的工人，没有工会的工人更像是雇主的奴隶。”[Different Phases of the Labour Question]

然而时过境迁，词语的含义也随之变化。在今天“社会主义”这个词大多数情况指的是国有社会主义^{^⑳}——一个因其否定了自由以及社会主义真正的理想，而被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的社会体系。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

“如果左派被认为包括‘布尔什维克主义’，那我会断然与左派划清界限。列宁是社会主义最大的敌人之一。”[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 p. 779]

无政府主义是在不断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早在列宁上台之前，米哈伊尔·巴枯宁就曾警告马克思的追随者，如果马克思的国有社会主义思想得以实施，“红色官僚”将建立起“最恶劣的专制政府”。显然，无论是施蒂纳还是蒲鲁东，尤其是巴枯宁，他们的作品都相当准确地预测到了国有社会主义的恐怖之处。顺带一提，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最早和最强烈的批评者与反对者之一。

然而，同作为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确实在某些思想上，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有共通之处（而与列宁主义者则完全没有共通之处）。巴枯宁和塔克两人均认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以及他的劳动价值论（详见第C节）。马克思本人也深受麦克斯·施蒂纳的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影响，而该书则对马克思所谓的“庸俗”共产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进行了精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运动中，也有一些人持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非常相似的观点（尤其是社会无政府主义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分支）。例如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ie Pannekoek)、罗莎·卢森堡、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等人，他们与列宁的观点相去甚远；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等人在文章中赞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从马克思到列宁有许多连贯性，但从马克思到更加自由意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着连贯性。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严厉批评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其思想上对平等者自由联合的渴望，近似于无政府主义。

因此基本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中站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国家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社会主义”对立面一种社会主义形式。无政府主义者倡导个体、小组、团队间的自由联合与合作，而不是多数人一提到“社会主义”就与之关联的“中央计划”。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之一的国家“社会主义”，因为在其中“每个人都只是收工资的，而国家就只是那个发工资的”。[Benjamin Tucker, 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p. 81]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多数人所认为的“社会主义”），因为“把社会主义简化为‘让国家当资本家’的思想，正是大社会主义党中社会民主派正试图做的事”[Peter Kropotkin,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1, p. 31] 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把马克思主义、“中央计划”、国家资本主义或国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划等号，至于具体为什么，我们将在第H节中详细说明这一点。

所以，因为存在这些与国有社会主义者的区别，为了不使人困惑，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只是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就是社会主义者。然而，随着所谓的 “自由意志主义”右派在美国的崛起，一些亲资本主义者也开始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这也是我们在这里有些兴师动众的原因。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讲，我们强调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无政府主义就意味着反资本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关于“无政府”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更全面讨论，请参阅第F节）

A.1.5 无政府主义从何而来？

无政府主义是从何而来的？引用俄国革命中马赫诺运动（见A.5.4节）参与者所著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的联合纲领》(The 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来说明这一点是再好不过了。他们指出：

“工人在被奴役过程中的阶级斗争以及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在压迫中催生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一种对基于阶级和国家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彻底否定，并渴望代之以工人自我管理的、自由的、非国家社会的思想。

“因此，无政府主义不是源于知识分子或哲学家抽象的思考，而是源于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源于工人的需求和需要、源于工人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而这些渴望在工人群众生活和斗争最英勇的时期，变得尤为鲜活。

“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杰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并不是发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只是在群众中发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以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为力量，帮助具体化这个思想并将其传播开来。”[第15-16页]

与一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一样，马赫诺运动是发生在1917-1921年间，乌克兰的无产阶级抵抗红军（共产主义者）和白军（沙皇／资本主义者）势力的群众运动。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历来在工农中找到其主要支持者”。[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652]

无政府主义是在被压迫者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产生的。例如，在克鲁泡特金看来，“无政府主义……起源于日常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运动每次从一些伟大的实践教训中得到启发，都会得到更新：因为它起源自生活本身的教诲”。对蒲鲁东来说，他的互助主义思想的“证据”在于“当下的、革命性的实践活动”，[也就是]“那些在巴黎和里昂……自发组织起来的……劳工联盟，[正在表明]信用组织和劳工组织加起来，就是同一个东西”。[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p. 59-60] 事实上，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蒲鲁东的结社理想……与里昂互助主义者的纲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似性”，且“[在这些思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趋同性。很可能正是有了里昂丝绸工人的榜样，蒲鲁东才能够更加连贯地阐述他的建设性纲领。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由这些工人实现了。”[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p. 164]

因此，无政府主义源于争取自由的斗争，源于我们对全人类都能够有时间去生活、有时间去爱、有时间去游乐的希望。无政府主义并非由少数脱离生活、在象牙塔^{^㉑}中俯视社会，并根据自己的是非观对社会做出评判的人创造的。相反，他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权力的抵抗以及对剥削的反抗中生长出的果实。就如同阿尔伯特·梅尔策(Albert Meltzer)所说：

“虽然它产生过一些理论家，对其哲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但应该说，无政府主义从来没有理论家。因为无政府主义始终是一种在行动中实践出来的信条，而不是反过来将一种思想理念付诸实践。很多时候，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出现，写下了工人和农民在实践中已经总结得到的东西；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这位作家归结为领导者，然后接二连三的资产阶级作家（去引用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话），把一开始的那个作家，归结为证明工人阶级需要依靠资产阶级领导的又一个案例。”[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p. 18]

在克鲁泡特金看来，“无政府主义起源于群众的创造性、建设性活动，这种活动曾在过去的时代中创造了人类的所有社会制度，也起源于……反对在社会制度之外的暴力代理人的起义；这些暴力代理人凌驾在这些制度上，利用这些制度为自己谋利”。或者眼光放近一些，“无政府主义是由同样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抗争产生的，而这种抗议催生了整个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举起敢于亵渎的臂膀，不仅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反对资本主义的支柱：律法、权威和国家。”无政府主义作家所做的只是“对[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进行一般化的表述，并给出其学说的理论与科学依据”，而这些理论与科学依据来自于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和对整个社会演变趋势的分析之上。[同上，第19页和第 57页。］

然而，早在蒲鲁东于 1840 年提笔宣布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之前，社会上就已经存在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组织。虽然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理论，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诞生的（无政府主义“出现于18世纪末……[并]接受了推翻资本和国家的双重挑战。”[Peter Marshall，同上，p. 4]）但无政府主义作家也分析了历史中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例如，克鲁泡特金认为“自古以来就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同上，第 16 页] 他在《互助论》（以及其他著作）中分析了过去社会所具有的自由意志主义方面，并指出了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实施过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或实现了无政府主义中某些内容的社会。他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实际例子，往往早于“官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创立，并认为：

“从遥远的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就认识到了让某些人获得个人权力所带来的罪恶……因此，他们在原始氏族、村社、中世纪行会……最后在自由的中世纪城市中发展出了这样的制度，使他们能够抵御那些试图征服他们的陌生人，以及那些企图侵犯他们生活和财富、从而建立个人权威的族人。”[Anarchism, pp. 158-9]

克鲁泡特金将工人阶级的斗争（现代无政府主义的起源）与这些更古老的民间组织形式相比较。他认为，“工人联合组织……是对少数人权力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是资本家）的一种民间抵抗的产物”，就和氏族、村社等传统形式一样，也如同1793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和其他大城市的‘区会’以及许多小‘公社’那种显著独立且自由联合的活动”一样。[同上，第159页]

因此，尽管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斗争与自主行动的表达；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通过实际行动贯穿人类历史。例如，早在无政府主义作为特定政治理论出现之前，北美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原住民族就已经践行了数千年的无政府主义。同样，在每场重大革命中，都曾存在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和组织。比如，美国革命期间的新英格兰镇会议、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区会”，以及俄国革命期间的工人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等（详见默里·布克钦的《第三次革命》（The Third Revolution））。这不足为奇，因为如果无政府主义正如我们所论述的，是对权威的抵抗产物；那么任何有权威的社会都会引发对权威的抵抗，从而产生无政府主义趋势。（当然，任何没有权威的社会无疑都是无政府主义的。）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是对压迫与剥削的斗争的表达、是劳动人民感受与分析现行制度所出现问题的概括，也是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与梦想。这种斗争在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但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即有一群人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并致力于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与国家、反对压迫与剥削、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社会的产物。

A.2 无治主义代表着什么？^{^㉒}

珀西·比希·雪莱的这些话，让人了解到无治主义在实践中代表什么，以及是什么理想在驱动它：

正如雪莱的诗句所言，无治主义者高度重视自由，希望自己和他人都能获得自由。他们还认为个性——使一个人成为独特的人——是人类最重要的方面。然而，他们认识到，个性并不能孤悬浮寄，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之外，个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需要其他人来发展、扩大和成长。

此外，在个人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个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成长并被其塑造，同时，他们也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思想帮助塑造和改变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他们自己和其他个人）。一个不以自由的个人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的希望、梦想和想法都将是空洞和死寂的。因此，“一个人的形成......是一个集体的过程，一个社区和个人都参与其中的过程。”[Murray Bookchin, The Modern Crisis, p. 79] 因此，任何纯粹基于社会或个人的政治理论都是错误的。

为了使个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无治主义者认为必须建立一个基于三个原则的社会：自由、平等、团结。这些原则是所有无治主义者所共有的。因此，我们发现，共产无治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谈到了一场由“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些美丽的字眼”所激发的革命。[The Conquest of Bread,128页] 个人无治主义者本杰明·塔克也写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无治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无治的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和团结在地球上盛行”。[Instead of a Book，第363页] 这三个原则是相互依存的。

自由，对于人类智慧、创造力和尊严的充分绽放至关重要。被他人支配就是被剥夺了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机会，而这是成长和发展个人个性的唯一途径。支配还扼杀了创新和个人责任，导致从众和平庸。因此，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个性发展的社会必然是基于自愿联合，而不是胁迫和权威。引用蒲鲁东的话说，“所有的人都是联合的，都是自由的”。或者，正如Luigi Galleani所说，无治主义是“个人在结社自由中的自主权”[The End of Anarchism?，第35页]（详见A.2.2节——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强调自由？）

如果自由对于个人的最充分发展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平等对于真正的自由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充斥着权力、财富和特权的严重不平等的、阶级分层的等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少数人——处于等级制度顶端的人——是相对自由的，而其他人则是半奴隶。因此，没有平等，自由就成了一个笑话——充其量是选择自己的主人（老板）的“自由”，就像资本主义下的那样。此外，即使是在这种条件下的精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他们必须生活在一个因大多数人的暴政和异化而变得丑陋和贫瘠的社会。由于个性只有在与其他自由人最广泛的接触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精英阶层的成员由于缺乏可与之互动的自由人，因而也限制了他们自身发展的可能性。(另见A.2.5节——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赞成平等？）

最后，团结意味着互助：与具有相同目标和利益的其他人自愿合作。但是，如果没有自由和平等，社会就会变成一个由竞争的阶级组成的金字塔，其基础是较高阶层对较低阶层的统治。正如我们从自己的社会中了解到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是“统治或被统治”，“狗咬狗”，“人人为自己”。因此，“坚韧的个人主义”是以牺牲社区感情为代价来促进的，底层的人怨恨上层的人，上面的人畏惧下面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团结，而只是在利益对立的阶级内部的部分形式的团结——这削弱了整个社会的力量。(另见A.2.6节——为什么团结对无治主义者很重要？)

应该指出，团结并不意味着自我牺牲或自我否定。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明确指出的那样：

“我们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们都寻求自己的满足。但无治主义者在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奋斗中找到最大的满足感，为实现一个他[原文如此]可以成为兄弟中的兄弟，成为健康、聪明、受过教育和幸福的人们中的一员之社会而奋斗。但是，那些适应性强，满足于生活在奴隶中并从奴隶的劳动中获取利益的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治主义者”。[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第23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真正的财富是其他人们和我们所生活的星球。或者，用艾玛·戈尔德曼的话说，它“由实用和美丽的东西组成，由有助于创造强壮而美丽的身体和鼓舞人心的生活环境的东西组成......[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所有潜在力量......。只有在完全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下，才有可能实现人类能量的这种自由展示，”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平等”。[Red Emma Speaks，第67-8页]

另外，尊重个性并不意味着无治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认为人或思想在社会之外发展。个性和思想是在社会中成长和发展的，是对物质和知识的互动与经验的反应，是人们积极分析和解释这些经验。因此，无治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理论，承认思想是从社会互动和个人的精神活动中发展和成长的（见米哈伊尔-巴枯宁的God and the State中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经典讨论）。

这意味着无治主义社会将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某个神灵或其他超验的原则，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自己安排的，尤其是在人类关系中。是人们在进行安排，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态度和对事物的理解来做的。”[亚历山大-伯克曼，What is Anarchism?，第185页]

因此，无治主义的基础是思想的力量，以及人们根据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采取行动和改变生活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自由。

A.2.1 无治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知道，“无-治”，意味着“没有统治者”或“没有（等级的）权威”。无治主义者并不反对那些特别有知识、有技巧或有智慧的、专家意义上的“权威”；尽管他们认为，就算是这种权威，也不应该有权力强迫别人遵循他们的建议（关于这种区别，见B.1节的内容）。所以简而言之，无治主义就是反权威主义。

无治主义者之所以是反权威主义的，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应该支配另一个人。用L. Susan Brown的话说，无治主义者“相信人类个体固有的尊严和价值。”[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107] 支配在本质上是有辱人格和贬低的，因为它将被支配者的意志和判断淹没在支配者的意志和判断中，从而破坏了只有来自个人自主权的尊严和自尊心。此外，统治使剥削成为可能，并普遍也事实上导致剥削，成为不平等、贫穷和社会崩溃的根源。

那么，换句话说，如果去正面表达无治主义的本，那就是是平等者之间的自由合作，以最大化他们的自由和个性。

平等者之间的合作是反权威主义的关键。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发展和保护我们自己作为独特个体的内在价值，并丰富我们的生活和自由，因为“如果不是通过承认他人的人性、并为他人实现人性而合作，任何个人都无法承认自己的人性，从而无法在他的一生中实现自己的人性……我的自由，就是所有人的自由，因为除非我的自由和我的权利，能在所有与我平等的人们的自由和权利中得到确认与认可，否则我在思想上和事实上都并不真正自由。”[米哈伊尔·巴枯宁，由埃里克·马拉泰斯塔引用，Anarchy，第30页] 。

虽然作为反权威主义者，但无治主义者也认识到，人类具有社会性，他们之间会相互影响。我们不能逃避这种相互影响的“权威”，因为正如巴枯宁提醒我们的那样：

“废除这种相互影响将是死亡。而当我们主张群众的自由时，我们决不是在建议废除个人或个人群体对他们施加的任何自然影响。我们要的，是废除人为的、特权的、法律的、官方的影响。”[引自马拉泰斯塔, Anarchy, 第51页] 。

这是因为像资本主义这样的等级制度剥夺了自由，结果是人们的“精神、道德、智力和身体的素质都发育不良、被矮化和压垮”（详见<text:a xlink:type='simple' xlink:href='#B_1'>B.1节</text:a>）。因此，“无治主义的伟大真理”之一是：“真正的自由是允许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只要每个人允许所有人都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为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奋斗、为一个尊重个人及其自由的社会而奋斗。在资本主义下，“所有东西都放在市场上出售：所有东西都是商品和商业”，但有“某些东西是无价的。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幸福，而这些都是未来的社会，即自由社会，将向所有人保证的东西”。因此，无治主义者试图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尊严、个性和自由，并鼓励受制于权威的人的反抗、抵抗和团结的精神。这让我们被权贵们谴责为和平的破坏者，但无治主义者认为，争取自由的斗争比被奴役的和平要好得多。由于我们的理想，无治主义者“相信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除了以自由为代价。但财富生产者，似乎已经失去了这个珍贵的礼物。生命......他们有；但当生命缺乏那些使人去享受它的元素时，生命又有什么价值呢？”[露西-帕森斯，Liberty, Equality & Solidarity，第103页，第131页，第103页和第134页]

因此，简而言之，无治主义者寻求另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互动的方式能够增强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压制许多人的自由（以及潜力）。无治主义者不想把权力交给别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并且如果他们不听话，就会受到惩罚的威胁。也许对于非无治主义者而言，与其去疑惑为什么无治主义者是无治主义者；不如问问为什么他们觉得这种态度还需要任何解释，而这本身是否就说明了什么。

A.2.2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强调自由？

用巴枯宁的话说，无治主义者可以被视为“自由的狂热爱好者，认为它是人类的智慧、尊严和幸福得以发展和提高的独特环境”。[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96] 因为人类是有思想的生物，剥夺他们的自由就是剥夺他们自己思考的机会，也就是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类的存在本身。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由是我们人性的产物，因为：

“一个人有自我意识，有与他人不同的意识，这一事实……本身就产生了自由行动的愿望。对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渴望是一个非常基本和主导的特质”。[艾玛·戈尔德曼，Red Emma Speaks，第439页] 。

为此，无治主义“提议把个人的自尊和独立从权威的一切束缚和入侵中拯救出来。只有在自由中，他[原文如此！]才能成长到他的全部身量；只有在自由中，他才能学会思考和行动，并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只有在自由中，他才能认识到将人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纽带的真正力量，而这些纽带才是正常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同上，第72-3页]

因此，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由基本上就是个人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做唤起了个体的活力与力量，这样他们可以为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只有自由才能确保个人的发展和多样性。这是因为，当个人管理自己并作出自己的决定时，他们必须锻炼自己的头脑，而这除了发展并刺激有关的个人外，不会有其他效果。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要想让人们接受自由和管理自己利益的教育，就必须让他们自己行动，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的结果负责。他们会犯错误，但他们会从后果中明白自己在哪里出了问题，并尝试新的方法。”[Fra Contadini, p. 26]

因此，自由是最大限度地开发个人潜能的前提条件，而个人潜能也是一种社会产物，只有在社区中并通过社区才能实现。一个健康、自由的社区会产生自由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又会塑造社区，并丰富组成社区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由的产生是社会化的，“并不因为它们被合法地写在一张纸上而存在；而只有当它们成为一个人的固有习惯，并且任何损害它们的企图都会遇到民众的激烈抵抗时，它们才会存在......当一个人知道如何捍卫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时，他就会迫使别人尊重他。这不仅在私人生活中是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一直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在今天或多或少享有的所有政治权利和特权，都不是因为我们政府的善意，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力量”。[鲁道夫·洛克尔，Anarcho-syndicalism，第75页]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支持“直接行动”的策略（见J.2节），因为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认为的，我们“愿意去争取多少自由，我们就有多少自由。因此，无治主义代表着直接行动，公开蔑视和抵制所有法律和限制：无论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还是道德上的”。它要求“正直、自力更生和勇气。简而言之，它要求自由、独立的精神”，“只有坚持不懈的抵抗”才能“最终使[我们]自由。直接行动反对商店里的权威，直接行动反对法律的权威，直接行动反对侵入和干涉我们道德准则的权威，这都是无治主义合乎逻辑的、始终如一的方法”。[Red Emma Speaks，第76-7页]

换句话说，直接行动是自由的应用，用来在此时此刻抵制压迫；同时也是创造自由社会的手段。直接行动创造了必要的个体思维方式和社会条件，使自由得以蓬勃发展。两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而不是在与社会的对立外发展。因此，默里·布克钦写道

“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自由、独立和自治，是长期社会传统和......集体发展的产物——这并不是否认个人在这一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如果他们希望获得自由，他们最终也不得不这样做。”[Social Anarchism or Lifestyle Anarchism，第15页]

但是，自由需要合适的社会环境，以便在其中成长和发展。而这样的环境必须是去中心化的，并建立在由运行者直接管理其运作的基础上。因为集中化意味着强制性的权威（等级制度），而自我管理是自由的本质。自我管理确保了参与的个体使用（并因此发展）他们所有的能力，特别是他们的精神能力。与此相反，等级制度则是用少数人的活动和思想，代替所有相关的个人的活动和思想。因此，等级制度并非充分发展他们的能力，而是将许多人边缘化，确保他们的发展受到阻碍（另见B.1节）。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国家主义。正如法国无治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福尔所指出的，权威“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政治形式，即国家；经济形式，即私有财产。”[转引自彼得·马歇尔，Demanding the Impossible，第43页] 资本主义和国家一样，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即老板对工人的集权）的基础上的，其目的就是确保工作的管理权不在从事工作的人的手中。这意味着“工人的严肃的、最终的、彻底的解放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由全体工人占有资本，即占有原材料和一切劳动工具，包括土地。”[米哈伊尔-巴枯宁，由鲁道夫-洛克尔引用，同上，第50页]

因此，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认为的，“坚定的无治主义者必须同时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作为这一制度组成部分的工资奴役，因为这与劳动必须自由进行并由生产者控制的原则不相容。”["无治主义笔记"，For Reasons of State，第158页] 。

因此，自由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意味着一个非威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和团体实行自我管理，即自己支配自己。这其中的含义很重要。首先，它意味着无治主义社会将是非强迫性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暴力或暴力的威胁将不会被用来“说服”个人做任何事情。其次，它意味着无治主义者是个人主权的坚定支持者，而且由于这种支持，他们也反对基于强制性权威（也就是等级制度）的机构。最后，它意味着无治主义者对“政府”的反对，只意味着他们反对集权的、等级的、官僚的组织或政府。他们不反对通过分权的、基层组织的邦联自治，只要这些组织是基于直接民主，而不是将权力委托给“代表”（关于无治主义组织的更多信息，见A.2.9节）。因为权力是自由的反面，因此任何基于权力委托的组织形式，都会威胁受制于权力的人的自由与尊严。

无治主义者认为，自由，是唯一一种人类的尊严和多样性可以在其中开花结果的社会环境。然而，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下，对大多数人而言没有自由；因为私有财产和等级制度确保大多数人的倾向和判断将服从于主人的意志，严重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使“潜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所有物质、智力和道德能力的充分发展”成为不可能。[米哈伊尔·巴枯宁，Bakunin on Anarchism，第26页]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寻求确保“真正的正义和真正的自由可以在地球上出现”，因为“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一切都是不必要的，这种对人类生命野蛮的浪费——对骨头和筋腱、大脑和心脏的摧残，这种把人们变成可悲的残骸、鬼魂、可悲的讽刺品，失去了他们从出生那天起便应拥有的本质。所谓的‘经济’，即物品的积累，实际上是最可怕的浪费——制造者对所制造事物的牺牲——所有更高尚、更纯粹的本能都被丧失，换来的只有一个令人作呕的特征，那就是可以去计数和计算的能力。”[Voltairine de Cleyre, The First Mayday: The Haymarket Speeches 1895-1910，第17-18页。］

(关于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等级与专制天性的进一步讨论，见第B节）。

A.2.3 无治主义者是否赞成组织？

是的。没有相互联系，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类生活。没有社会和组织，自由就无法存在。正如乔治-巴雷特指出的那样：

“为了获得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必须合作，而为了合作，我们必须与我们的同伴达成协定。但如果认为这种协定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那肯定是荒谬的；相反，它们是对我们自由的行使。

“如果我们要发明一种教条，认为达成协定就是损害自由，那么自由马上就会变成暴政，因为它禁止了人们享受最普通的日常的乐趣。例如，我不能和我的朋友一起去散步，因为我同意在某个时间在某个地点和他见面，这违反了自由的原则。我丝毫不能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自己之外，因为要这样做，我必须与别人合作；而合作意味着协议，而这是违反自由的。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当我和我的朋友同意去散步时，我并没有限制我的自由，而只是行使我的自由。

“另一方面，如果我根据我高超的知识决定，我的朋友锻炼身体是好的，因此我试图强迫他去散步，那么我就开始限制自由了。这就是自由协定和政府之间的区别”。[Objections to Anarchism，第348-349页]

就组织而言，无治主义者认为，“它远不是创造权威，[它]是权威的唯一解药，也是我们每个人习惯于积极和自觉地参与集体工作、而不再是领导者手中的被动工具的唯一手段”。[Errico 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86] 因此，无治主义者很清楚需要以结构化和公开的方式组织起来。正如Carole Ehrlich所指出的，虽然无治主义者“并不反对组织结构”，只是“想废除等级结构”，但他们却“几乎总是被刻板印象认为，根本不想去要任何的结构”。事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一个将会建立问责制、在最大数量的人中分散权力、任务轮换、技能共享以及传播信息和资源的组织”，是基于“良好的社会无治主义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 p. 47 and p. 46] 。

无治主义者赞成组织这一事实，尽管乍一看起来会很奇怪，但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只体验过在专制组织中的人来说，"两位英国无治主义者认为，"似乎组织只能是极权的或民主的，而那些不相信政府的人就一定会因此而不相信任何组织。事实并非如此。”[Stuart Christie and Albert Meltzer, The Floodgates of Anarchy, p. 122] 换句话说，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组织形式都是专制组织的社会中，这使得它们看起来似乎就是唯一可能的那一种。人们通常没有认识到的是，这种组织模式是有历史条件的、是在一种特定的社会中产生的——这种社会的动机是统治和剥削。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这种社会到目前只存在了大约5000年；它随着第一个基于征服和奴隶制的原始国家而出现，在这其中，奴隶的劳动创造了支持统治阶级的生产盈余。

在那之前，几十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和原始人类社会都是穆雷-布克钦称之为“有机的”、即基于合作形式的经济活动，包括互助、自由地获得生产资源，以及按需分享公共劳动的产品。虽然这种社会可能会有基于年龄的地位等级，但没有制度化的、统治-服从关系意义上的等级，这种关系由强制的惩罚来执行，并导致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经济剥削的阶级分化（见穆雷-布克钦，The Ecology of Freedom）。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无治主义者并不主张“回到石器时代”。我们只是指出，由于等级－权威的组织模式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相对较新的发展，那就没有理由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会是永久的。我们不认为人类在基因上“被设定”有专制的、竞争的和攻击性的表现，因为没有可信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相反，这种行为是社会条件造成的，或者说是后天习得的，因此，可以主动不习得它（见阿什利·蒙塔古，The Nature of Human Aggression）。我们不是宿命论者或基因决定论者，而是相信自由意志，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改变他们做事的方式，包括他们组织社会的方式。

毫无疑问，社会需要更好地组织起来，因为目前社会的大部分——由大多数人生产的——财富、和权力，被分配给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精英。这给其他人、特别是底层的人，带来了剥削和痛苦。然而，由于这个精英阶层通过控制国家控制了强制手段（见B.2.3节），它能够压制大多数人，并无视他们的痛苦——这种现象在所有等级制度中都会以较小的规模出现。因此，专制和集权结构中的人们开始憎恨它们，认为它们剥夺了他们的自由，这一点并不奇怪。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的那样：

“任何告诉你无治主义者不相信组织的人，都是在胡说八道。组织就是一切，一切就是组织。人的整个一生都是在组织，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总是虽然哪里都有团队和组织。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的各个成员都在受苦：就像当你的某个部位疼痛时，你的整个身体都会感到不适，你会生病……，任何组织或工会的某单个成员可以被泰然地歧视、压制或忽视。这样做就像忽视一颗疼痛的牙齿一样：你会全身都会不舒服。”[同上，第198页]

然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的情况，其结果是，它确实是“全身都是病”。

由于这些原因，无治主义者拒绝专制的组织形式，而是支持基于自由协议的协会。自由协议很重要，用伯克曼的话说，“只有当每个人都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单位，因为共同的利益而从自己的选择中与他人合作时，世界才能顺利运作并变得强大。”[同上，第199页] 正如我们在A.2.14节中讨论的那样，无治主义者强调，自由协议必须由协会本身的直接民主（或无治主义者通常称之为，自我管理）来补充，否则“自由”就只是挑选主人的自由罢了。

无治主义组织的基础是将权力大规模地分散到人民手中，即那些直接受到所做决定影响的人。引用蒲鲁东的话：

“除非民主是一个骗局、人民的主权是一个笑话，否则就必须承认——每个公民在他（或她）的产业领域里，在每个市、区或省议会在自己的领土上......应该自己直接管理它所包括的利益，并且应该对它们行使充分的主权。”[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第276页] 。

这也意味着需要联邦制（federalism）来协调共同利益。对无治主义来说，联邦制是自我管理的自然补充。随着国家的废除，社会“可以、且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但不是自上而下......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由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盟来完成，首先是他们的工会，然后是公社、地区、民族，最后是国际和普遍的大联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赋予生命的自由和共同利益的秩序，这种秩序非但没有否定，反而肯定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使之协调一致。”[巴枯宁，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第205-6页] 因为“真正的民众组织......是从下层开始的”，所以“联邦制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是民众生活自由和自发的组织”。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具有联邦主义的性质”。[巴枯宁，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第273-4页和第272页]

因此，无治主义组织的基础是直接民主（或自我管理）和联邦制（或邦联制）。这些都是自由的表达与环境。直接民主（或参与式民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自由和平等意味着需要一个论坛，使人们可以在其中平等地讨论和辩论，并允许自由行使Murray Bookchin所说的“异议的创造性作用”。联邦制是必要的，以确保共同利益得到讨论，并以反映所有受影响者的愿望的方式组织联合活动。要确保决策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由少数统治者自上而下强加的。

A.2.9节和A.2.11节将进一步讨论无治主义者关于自由意志主义组织的想法，以及直接民主和邦联的必要性。

A.2.4 无治主义者是否赞成"绝对的"自由？

不，无治主义者不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有些行为必然涉及对他人自由的剥夺。

例如，无治主义者不支持强奸、剥削或胁迫他人的“自由”。我们也无法容忍权威。相反，由于权威是对自由、平等和团结（更不用说人的尊严）的威胁，无治主义者认识到需要抵制和推翻它。

权力的行使不是自由。没有人有统治他人的“权利”。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无治主义支持 "每个人的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他人的平等自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承认并希望尊重：剥削、压迫、命令的'自由'；这就是压迫，当然不是自由"。[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第5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对所有形式的等级权威的抵抗是一个自由人的标志——无论是私人层面上的（老板）还是公共层面上的（国家）。正如亨利·戴维·梭罗在他的Civil Disobedience（1847）一文中指出的那样：

A.2.5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赞成平等？

如上所述（A.2节），无治主义者致力于社会平等，因为它是个人自由能够蓬勃发展的唯一背景。然而，关于字面上“平等”有很多无稽之谈，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是“平等”的很多东西确实非常奇怪。在讨论平等对无治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必须说明平等不意味着什么。

无治主义者不相信“天赋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不存在，而且如果能够实现，也是非常不可取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物学上决定的人类差异不仅存在，而且是“快乐的原因，而并非恐惧或遗憾”。为什么？因为“克隆人之间的生活将不值得一提，而一个理智的人只会为其他人拥有他们所不具备的能力而感到高兴”。[诺姆-乔姆斯基， 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第782页]

有些人认真地以为，无治主义者的“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是完全相同的，这可悲地反映了当今知识文化状况和对文字的破坏——这种破坏被用来转移人们对不公和专制制度的注意力，并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生物学的讨论。埃里希·弗洛姆指出：“自我的独特性绝不与平等的原则相矛盾。人生而平等的论点，意味着他们都有相同的基本人类素质，他们有相同的人类基本命运，他们都对自由和幸福有同样不可剥夺的要求。它还意味着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团结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平等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The Fear of Freedom，第228页] 因此，更公平的说法是，无治主义者寻求平等，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寻求对这种独特性的充分肯定和发展。

无治主义者也不赞成所谓“结果平等”^{^㉓}。我们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商品、住在同样的房子里、穿同样的制服等等这样的社会中。无治主义者反抗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部分原因，就是它们使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标准化了（见乔治-雷策的The McDonaldisation of Society，关于为什么资本主义驱向标准化和一致性）。用Alexander Berkman的话说：

“权威、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传统与习俗的精神，迫使我们进入一个平凡的小树林，使他[或她]成为没有独立或个性的自动化傀儡......我们所有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只有特别强大的人才能成功打破它的枷锁，而且只是部分地打破。”[What is Anarchism? ，第165页]

因此，无治主义者从来没有渴望让这个“平凡的小树林”变得更为繁茂。相反，我们渴望一开始就摧毁它以及任何创造它的每一种社会关系和制度。

“结果平等”只能通过武力引入和维持，无论如何这都不是平等，因为有些人将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权力！无治主义者特别讨厌“结果平等”，因为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能力、欲望和兴趣。让所有的消费都一样将会是暴政。显然，如果一个人需要医疗，而另一个人不需要，他们就不会得到"同等的"医疗服务。人类的其他需求也是如此。正如Alexander Berkman所说：

“平等并不意味着数量相等，而是意味着机会平等......不要错误地将自由中的平等与囚犯营的强制平等相提并论。真正的无治主义平等，意味着自由地平等，而非数量上的平等。它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吃、喝、穿同样的东西，做同样的工作，或以同样的方式生活。远非如此：事实上恰恰相反”。

“个人的需求和口味不同，正如胃口不同一样。构成真正平等的是满足这些需求的平等机会。

“这种平等远非平庸，而是为活动和发展的最大可能的多样性打开了大门。因为人的性格是多种多样的......自由表达和展现自己个性的机会意味着发展自然的差异性和变化"。[同上，第164-5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诸如“结果平等”或“天赋平等”的“平等概念”，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的确是相关的。例如，在资本主义下，每一代人所面临的机会都取决于上一代人的结果。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如果没有大致的（在收入和资源的意义上的）“结果平等”，“机会平等”就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对于一个百万富翁的后代和一个道路清扫工的后代来说，没有真正的机会平等。而那些主张“机会平等”的人，却无视前人结果所造成的壁垒，表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机会不仅取决于畅通的前路，也取决于平等的起点。从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无治主义者渴望 “结果平等”是一种误解——但这只适用于等级制度下的社会体系；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我们将看到）情况并非如此。

在无治主义理论中，平等并不意味着否认个人的多样性或独特性。正如巴枯宁所观察到的：

“一旦平等取得了胜利，并得到了很好的确立，各种个人的能力和他们的力量水平是否会不再有差异？有些差异将仍会存在，也许不像现在这么多，但可以肯定有些差异将永远存在。俗话说，同一棵树不会长出两片相同的叶子，这可能永远是真的。对于人类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人类比树叶要复杂得多。但这种多样性并不是一种罪恶。相反......它是人类的一种资源。由于这种多样性，人类是一个集体的整体，其中一个人补充了所有其他人，并需要他们。因此，人类个体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是其团结的根本原因和基础。它是对平等的全能论证。”[《全方位的教育》，The Basic Bakunin，第117-8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平等意味着社会平等，或者用默里-布克钦的术语来说，是 “不平等者的平等”（有些人如马拉泰斯塔用“条件平等”来表达同样的想法）。他的意思是，无治主义社会承认个人能力和需求的差异，但不允许将这些差异变成权力。换句话说，个人差异“将变得无足轻重，因为当不平等不能依附于某种法律虚构或制度时，事实上它就会在集体中消失”。[米哈伊尔·巴枯宁，God and the State，第53页] 。

如果基于等级制度的社会关系以及创造这种关系的力量被废除，而代之以鼓励参与并以“一人一票”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那么天然的差异将无法转化为等级权力。例如，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产权，就不会有少数人可以垄断生活资料（机器和土地），并通过工资制度和高利贷（利润、租金和利息）靠别人的劳动致富的手段。同样，如果工人管理自己的工作，就不会有资本家阶级依靠他们的劳动致富。因此，蒲鲁东：

“在我们看来，……这个根源就是社会内部的三重抽象的实在化：资本、劳动和人才。

“正是因为社会把自己，分成了与这个公式的三个术语相对应的三类公民......所以总是能达成种姓的区分，人类的一半被另一半所奴役......因此，社会主义包括把资本——劳动——才能的贵族公式还原成更简单的劳动公式！......以便使每个公民同时地、平等地和在同样程度上地，成为资产者、劳动者和专家或艺术家。" [No Gods, No Masters，第一卷，第57-8页]

像所有无治主义者一样，蒲鲁东把这种功能的整合看作是平等和自由的关键，并提出自我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此，自我管理是社会平等的关键。例如，工作场所的社会平等，意味着每个人在关于工作场所如何发展和变化的政策决定中，都有平等的发言权。无治主义者坚信“凡是涉及所有人的，都应该由所有人决定”的格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忽视专业知识，或者由每个人决定一切。就专业知识而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天赋和能力，所以显然他们会想研究不同的东西、做不同的工作。同样明显的是，当人们生病时，他们会咨询医生——一个专家——由他或她自己管理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由一个委员会指导。我们很抱歉不得不提出这些观点，但一旦提到社会平等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话题，有些人就开始胡言乱语了。一个以社会平等方式管理的医院，不会让非医务人员去投票决定医生应该如何进行手术，这是常识。

事实上，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影响群体的、集体决策的自我管理（平等），来补充影响个人的、个人决策的自我管理（自由），就不可能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因为如果没有这两者，一些人就会对其他人拥有权力，替他们做决定（即管理他们），因此一些人将比其他人更自由。这意味着，只是声明显而易见的事实，无治主义者寻求生活中所有方面平等，而不仅仅是在财富方面。无治主义者“要求每个人不仅要有他[或她]的全部社会财富，还要有他[或她]的那部分社会权力”。[Malatesta and Hamon, 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20] 因此，需要自我管理以确保自由和平等。

社会平等是个人管理和表达自己的需要，因为自我管理意味着“人们在与同伴面对面的关系中工作，以便将他们自己观点的独特性带入解决共同问题和实现共同目标的事业中。”[George Benello, From the Ground Up, p. 160] 因此，平等允许个性的表达，所以是个人自由的必要基础。

在F.3节（“为什么‘无治’资本主义者很少或不重视平等？”）进一步讨论了无治主义的平等思想。诺姆-乔姆斯基的文章《平等》（载于The Chomsky Reader）是对自由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A.2.6 为什么团结对无治主义者很重要？

团结，或互助，是无治主义的一个关键思想。它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个人能够在支持和培育自由和平等的环境中，共同满足其共同利益的手段。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互助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力量和幸福的源泉，也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

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社会主义人文主义者埃里希·弗洛姆指出，“人类体验与他人结合的愿望，植根于人类特有的生存条件，是人类行为最强烈的动机之一。”[To Be or To Have, p.107] 。

因此，无治主义者认为，与其他人形成“联盟”（使用麦克斯-施蒂纳的术语）的愿望是一种天然的需要。这些联盟或协会，为了让加入它们的人完全满意，必须建立在平等和个性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们必须以无治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即自愿的、分权的和非等级制的。

团结——个人之间的合作——是生活所必需的，而且远不是对自由的否定。Errico Malatesta指出，团结“是人能够表达自己的个性和实现其最佳发展并享受最大可能的福祉的，唯一环境”。这种“个人为了所有人的幸福而走到一起，所有人为了每个人的幸福而走到一起 ”的结果是，“每个人的自由不受限制，而是得到补充——实际上是在其他人的自由中——找到自己自由之所存在的必要理由”。[Anarchy, p. 29] 换句话说，团结与合作意味着彼此平等对待，拒绝将他人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创造支持所有人自由的关系，而不是由少数人支配多数人。艾玛·戈尔德曼重申了这一主题，指出“人类的这种独特的个性力量在通过与其他个性的合作而得到加强时，取得了多么美妙的结果……合作——与自相残杀和斗争相反——对物种的生存和进化起到了作用……只有互助和自愿合作……才能为自由的个人和社团生活创造基础。”[Red Emma Speaks，第118页］

团结，意味着为了满足我们的共同利益和需求而平等地联合起来。不以团结为基础的结社形式（即以不平等为基础的结社形式）将压制服从于它们的人的个性。正如雷特·马鲁特所指出的，自由需要团结，需要对共同利益的承认。

“人类最崇高、最纯粹、最真实的爱是对自己的爱。我希望获得自由! 我希望得到幸福! 我想欣赏世界上所有的美景。但只有当我周围所有其他人都自由时，我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只有当我周围所有其他人都快乐时，我才能快乐。只有当我看到和遇到的所有的人，都用充满喜悦的眼睛看世界时，我才能感到快乐。只有这样，当我安全地知道其他人也能像我一样吃饱时，我才能纯粹享受这份饱足。为此，当我反抗每一个威胁到我的自由和我的幸福的危险时，这是我自己满足的问题，只是我自己的问题......”[Ret Marut (a.k.a. B. Traven), The BrickBurner杂志由Karl S. Guthke引用，B. Traven: The life behind the legends，第133-4页] 。

实行团结意味着我们认识到，正如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口号所言，“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因此，团结是保护个性和自由的手段，也是一种自我利益的表达。正如Alfie Kohn所指出的。

“当我们考虑合作时……我们倾向于将这一概念与头脑模糊的唯心主义联系起来……这可能是将合作与利他主义混为一谈的结果……结构性合作违背了通常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二分法。它将事情设定为：通过帮助你，我同时也在帮助我自己。即使我的动机最初可能是自私的，但我们的命运现在是相连的。我们同患难、共沉浮。合作是一种精明的且非常成功的策略——一种实用主义的选择，在工作和学习中比竞争更有效地完成任务......也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合作更有利于心理健康和相互喜爱。"”[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p. 7] 。

而且，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团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而且在于它是抵制当权者的必要手段。马拉泰斯塔的话在这里很有意义：

“那些从未完全屈服于压迫和贫困的受压迫群众，……表现出对正义、自由和福祉的渴求；他们开始明白，除非与所有被压迫者、与世界上所有地方的被剥削者联合和团结起来，否则他们将无法实现自己的解放”。[Anarchy，第33页]

通过团结一致，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最终，通过组织成团体，我们可以开始共同管理我们自己的集体事务，从而一劳永逸地取代老板。“工会将......增加个人的财力，保障他被侵犯的财产。”[麦克斯-施蒂纳，The Ego and Its Own，第258页] 通过团结行动，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更符合我们心意的制度来取代现行制度。“哪里有联合，哪里就有力量”。[亚历山大-伯克曼，What is Anarchism?，第74页] 。

因此，团结是我们可以获得和确保我们自己自由的手段。我们同意一起工作，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他人工作。通过同意相互分享，我们增加了我们的选择，以便我们可以享受更多，而不是更少。互助符合我的自身利益——也就是说，我认为在相互尊重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达成协议，对我有利；因为如果我支配某人，这意味着存在允许支配的条件，所以很可能我也会反过来被他人支配。

正如麦克斯·施蒂纳所看到的，团结是我们确保我们的自由得到加强、并从那些想要统治我们的当权者那里得到保护的手段。他问道：“那么你自己就毫无价值吗？你注定要让任何人对你做任何事吗？保护你自己，就没有人会去碰你。如果千万人在你身后支持你，那么你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你将毫不费力地赢得胜利”。[引自路易吉-加莱尼的The End of Anarchism?，第79页——《自我和它的自我》中的不同译文，第197页]

因此，团结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创造自由和捍卫自由的手段，可以对抗权力。团结就是力量，就是我们作为社会人之本性的产物。然而，团结不应该与“羊群主义”相混淆，后者意味着被动地追随一个领导者。为了有效，团结必须由自由人创造，作为平等的人一起合作。“大我”不是团结，尽管对“羊群主义”的渴望也是我们对团结和联合的需要的一个产物。但这是一种被等级社会所腐蚀的“团结”，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被调教为盲目地服从领导者。

A.2.7 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要主张自我解放？

自由，就其本质而言，是不能被给予的。一个人不能被他人解放，而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自己的枷锁。当然，自我努力也可以是集体行动的一部分，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为了达到其目的，也必须自我努力。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指出：

“历史告诉我们，每一个被压迫的阶级（群体、或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主人那里获得了真正的解放”。[Red Emma Speaks，第167页]

这是因为无治主义者认识到，等级制度和任何社会关系一样，都会塑造受制于它们的人。正如布克钦所认为的，“阶级社会组织了我们的心理结构，从而命令或顺从。”这意味着人们内化了等级制度和阶级社会的价值观，因此，“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官僚和强制性机构的组合。它也是一种心态，是一种被灌输的、对现实进行重组的心态……它通过蛮力进行统治的能力，一直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社会中最受伤害的阶层（如财产奴隶和农奴）的高度合作，它的权威最终会消散。在国家权力面前，敬畏和冷漠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它使这种权力成为可能”。[The Ecology of Freedom，第159页和第164-5页] 自我解放是我们打破内部和外部枷锁的手段，使我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得到解放。

无治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解放自己。无治主义者所建议的推进这一过程的各种方法将在第J节（“无治主义者们都做些什么？”）中讨论，这里不做赘述。然而，这些方法都涉及到人们自己组织起来、制定自己的议程，用行动赋予自己权力，消除对“领导人为他们做事”的依赖。无治主义的基础是人们“为自己行动”（进行无治主义者所称的“直接行动”——详见J.2节）。

直接行动对参与其中的人有一种赋权和解放的作用。自我行动，是那些受制于权威的人可以发展其创造力、积极性、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的手段。它也是改变社会的手段。正如Errico Malatesta所指出的。

“在人和他所在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作用。人塑造社会，社会塑造人，因此结果是一种恶性循环。为了改变社会，人们必须改变，而为了改变人们，社会也必须改变……幸运的是，现有的社会并不是由一个统治阶级的灵感意志创造出来的，这个阶级已经成功地将其所有臣民，变成了为其利益的被动与无意识的工具。它是无数次自相残杀的斗争、无数人类和自然因素的结果……

“从这种进步的可能性可以看出……我们必须利用目前环境所允许的一切手段、一切可能性和机会，对我们的人类同胞采取行动，唤起他们的良知和需求……要求并强制推行那些可能的、有效地为以后的进一步之进步开辟道路的，重大社会变革……我们必须设法让全体人民……提出要求、强加自己的意志，去追求所希望的一切改进和自由，直到达到想要的状态和有要求的权力的时候……我们必须促使人民总是想要更多，增加它[对统治精英]的压力，直到人民实现完全解放。”[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第188-9页］

社会在塑造所有个人的同时，也由他们通过行动、思想和理想而创造。挑战限制个人自由的制度，在精神上是一种解放，因为它启动了质疑普遍专制关系的进程。这个进程让我们深入了解社会如何运作，改变我们的想法，创造新的理想。再次引用艾玛·戈尔德曼的话“真正的解放始于......女人的灵魂”。我们可以补充说，男人也是如此。只有在这样我们才能 “开始[我们的]内在再生，[摆脱]偏见、传统和习俗的束缚”。[同上，第167页] 但这个过程必须是自我引导的，因为正如麦克斯·施蒂纳所指出的，“被释放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被释放的人......一条拖着链子的狗”。[The Ego and Its Own，第168页]通过改变世界，哪怕是以一种小的方式，我们也会改变自己。

在西班牙革命期间的一次采访中，西班牙无治主义战士杜鲁提说，“我们的心中怀揣着一个新的世界”。唯有自我活动和自我解放才能让我们创造这样的愿景，并让我们有信心尝试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它。

然而，在“光荣革命”之后，无治主义者并不认为自我解放必须等到未来。个人就是政治。鉴于社会的性质，我们在此时此刻如何行动将会影响我们社会和生活的未来。因此，即使在前无治主义社会中，无治主义者也试图创造正如巴枯宁所说的，“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未来本身的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创造替代性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来做到这一点，在一个非自由的社会中作为自由人行事。只有通过我们在此时此刻的行动，我们才能为自由社会奠定基础。此外，这个自我解放的过程一直在进行。

“各种受支配者，每天都在锻炼自己的批判性自我反省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主人会受挫、会无法得偿所愿，有时还会被推翻。但是，除非主人被推翻，除非下属参与政治活动，否则再多的批判性反思，也无法结束他们的臣服并为他们带来自由。”[卡罗尔·帕特曼，The Sexual Contract，第205页] 。

无治主义者旨在鼓励日常生活中的这些自我解放的倾向，以拒绝、抵制和挫败权威，并得到顺理成章的结论——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的社会，在自由、自我管理的协会中平等合作。如果没有这种批判性的自我反省、抵抗和自我解放的过程，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无治主义来自于受支配人民努力在一个等级制度的世界中，作为自由个体行动的本能抵抗。这种抵抗过程，被许多无治主义者称为“阶级斗争”（因为工人阶级通常是社会中最为底层的群体），或者更广泛地说“社会斗争”。正是这种对（各种形式）权威的日常抵抗以及对自由的渴望，是无治主义革命的关键。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一再强调，阶级斗争为工人[和其他被压迫群体]，提供了实现掌控自己命运的唯一手段”。[Marie-Louise Berneri, Neither East Nor West, p. 32]

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每一个“自发的革命行动”通常都是由具有“空想家”思想的人，经过多年耐心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而产生、并以此为基础的。通过建立替代的制度与关系、（用I.W.W.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只是革命献身和激进主义的长期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如马拉泰斯塔明确指出的那样，“鼓励各种群众组织，是我们符合我们基本思想逻辑的结果，因此这应该是我们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治主义者不想解放人民；我们希望人民解放自己……，我们希望新的生活方式从人民的群体中产生，与他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并随着他们的进步而进步。”[同上，第90页]

除非发生自我解放的过程，否则自由社会将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个人在物质上（废除国家和资本主义）和思想上（通过摆脱对权威的顺从态度）都解放自己的时候，自由社会才有可能。我们不应该忘记，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受其支配之人的思想的权力（当然，如果精神上的支配失效，人们开始反抗和抵制，这种权力就会收到相当大的阻力）。实际上，这是一种精神力量，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支配着社会，并渗透到被压迫者的思想中。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工人阶级就会默认权威、压迫和剥削是正常的生活状态。顺从于主人的学说与立场的头脑，不可能有希望获得自由、反抗和斗争的胜利。因此，被压迫者必须先克服现有制度的精神统治，然后才能甩掉它的枷锁（无治主义者认为，直接行动是实现这两者的手段——见J.2节和J.4节）。在物质上击败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前，必须在精神上和理论上击败它（许多无治主义者称这种精神解放为“阶级意识”——见B.7.4节）。而通过反对压迫的斗争实现自我解放，是唯一的途径。因此，无治主义者鼓励，用克鲁泡特金的术语来说，“反抗精神”。

自我解放是斗争、自我组织、团结和直接行动的产物。直接行动是创造无治主义者和自由人的手段，因此，“无治主义者一直建议积极参加工人组织，它们不断从事着劳工反对资本及其保护者——国家的直接斗争。”这是因为“这种斗争……比任何间接手段都好，它允许工人在目前的工作条件下获得一些暂时的改善，同时它使他[或她]看到资本主义和支持它的国家所做的罪恶，并唤醒他[或她]考虑在没有资本家和国家的干预下，组织消费、生产和交换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去考虑自由社会的可能性。克鲁泡特金和许多无治主义者一样，指出工团主义和工会运动，是在现有社会中发展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一种手段（尽管他和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一样，并没有将无治主义活动完全局限在这些运动中）。事实上，任何“允许劳动者实现他们的团结并感受到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的运动……为共产无治主义的这些概念铺平了道路”，也就是，在被压迫者的头脑中克服现有社会的精神统治。[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第83页和第85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引用一位苏格兰无治主义激进派的话：“人类进步的历史（可以被）视为反叛和不服从的历史，个人因屈从于多种形式的权威而被贬低，只有通过反叛和不服从才能保持他／她的尊严”。[罗伯特-林恩，Not a Life Story, Just a Leaf from It，第77页] 这就是无治主义者强调自我解放（以及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活动）的原因。难怪巴枯宁认为“反叛”是“构成历史上所有人类发展（无论集体或个人）的基本条件之三项基本原则”之一。[God and the State，第12页] 这只是因为个人和群体不能被他人解放，只能被自己解放。这种反叛（自我解放）是现有社会变得更加自由意志化和令无治主义社会成为可能的——唯一手段。

A.2.8 不反对等级制度有可能成为无治主义者吗？

我们已经看到，无治主义者厌恶专制主义。但如果一个人是反权威主义者，就必须反对所有等级制度，因为它们都体现了权威原则。因为，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认为的，“不仅是国家意义上的政府会对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品质有破坏性。整个复杂的权威和制度统治——都会扼杀生命。它是支持权威和制度统治的迷信、神话、托词、借口和奉承。”[Red Emma Speaks, p. 435] 这意味着“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需要察觉并克服等级结构、权威和支配，以及那些对自由的限制：奴隶制、工资奴隶制（即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专制学校等。”[诺姆·乔姆斯基，Language and Politics，第364页] 。

因此，坚定的无治主义者必须反对等级关系，也就是反对国家。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层面上，成为无治主义者就意味着反对等级制度。（如果有人需要的话，）这方面的论据如下：

“所有的专制机构都被组织成金字塔式：国家、私人或公共公司、军队、警察、教堂、大学、医院：它们都是金字塔式的结构，顶端是一小群决策者，底部是替他们而做决定的广大民众。无治主义并不要求改变层级上的标签，它不希望换一个人压在我们上面，它希望我们从下面爬出来。”[Colin Ward, Anarchy in Action, p. 22]

等级制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是由命令和服从组成的系统”，因此无治主义者寻求“消灭等级制度本身，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等级制度取代另一种形式”。[布克钦，The Ecology of Freedom，第27页] 等级制度是一种金字塔式结构的组织，由一系列伴随着权力、威望和（通常）薪水不断增加的等级、级别或职位组成。研究等级制度存在形式的学者们发现，它所体现的两个主要原则就是统治和剥削。例如，在Steven Marglin的经典文章 "What Do Bosses Do?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6, No. 2) 里对一份对现代工厂的研究中，他发现公司等级制度的主要功能不是（如资本家所说的那样）更高的生产效率，而是对工人更强的控制，其目的是更高效的剥削。

等级制度中的控制是通过胁迫来维持的，也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消极制裁：身体上的、经济上的、心理上的、社会上的，等等，进行威胁。因此，这种控制，包括对异议和反叛的镇压，都需要被集中化——被一套权力关系集中化：这套权力关系中，由顶端的少数人（特别是组织的负责人）执行最强的控制，中间层的人的控制要少得多，底层的许多人则几乎无法控制。

由于统治、胁迫和集中是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而且这些特征又体现在等级制度中，因此，所有等级制度都是威权主义的。此外，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任何以等级制度、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为标志的组织，都是类国家的，或者说是“国家主义”的。由于无治主义者即反对国家又反对专制关系，因此，任何不寻求拆除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的人，都不能被称为无治主义者。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公司。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公司的结构是极其等级化的，实际在本质上是法西斯的：

“法西斯体系……[是]极权主义的——权力自上而下运作……理想的国家是自上而下的控制，公众根本上就是在服从命令。

“让我们看看一个公司……如果你看看他们是什么：权力严格地自上而下，从董事会到经理到低级经理，最终再到车间里的工人、打字员，等等。这里没有自下而上的权力或计划的流动。人们虽然可以打断并提出建议，但奴隶社会也是这样。权力的结构是线性的，自上而下。”[Keeping the Rabble in Line，第237页]

David Deleon很好地指出了公司和国家之间的这些相似之处，他写道：

“大多数工厂就像军事独裁的政权一般。底层的人是下士，主管是中士，这样一直划分等级到上层。组织可以支配一切，从我们的服装和发型，到我们在工作期间和生命中如何度过的大部分时间。它可以强迫我们加班；如果我们有医疗投诉，它可以要求我们去看公司的医生；它可以禁止我们有自由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它可以压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它可以使用身份证和武装保安警察，以及闭路电视来监视我们；它可以用（正如通用公司所说的）‘纪律性裁员’来惩罚持异议者，或者它可以解雇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么被迫接受其中的大部分，或者加入数百万失业者的行列……在几乎每一种工作中，我们只有辞职的‘权利’。重大的决定是由高层做出的，期望我们去服从，无论我们是在象牙塔还是在矿井里工作。”[“为了我们工作地点的民主。社会自我管理的理由”，Reinventing Anarchy, Again，霍华德-J-埃利希（编），第193-4页] 。

因此，坚定的无治主义者必须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公司。不这样做就是支持统治——根据定义，无治主义者就不能这样做。换句话说，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服从的承诺、（工资）奴役的合同、要求接受从属地位的协议——都是不合法的，因为它们确实地限制和约束了个人的自主权。”[罗伯特·格雷厄姆，“无治主义契约”，Reinventing Anarchy, Again，霍华德·J·埃利希（编辑），第77页] 因此，等级制度违背了驱动无治主义的基本原则。它否认了使我们成为人的原因、“剥夺了人格最完整的特征；它否认了个人不仅有能力处理他或她的个人生活的管理，而且有能力处理其最重要的背景：社会背景”。[Murray Bookchin, Op. Cit., p. 202] 。

有些人认为，只要一个社团是自愿的，那么它是否有等级结构就无关紧要。出于两个原因，无治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首先，在资本主义下，工人受经济需求的驱使，向拥有生活资料的人出售他们的劳动（以及自由）。这个过程通过创造“巨大的财富差距……[因为]工人……以不反映其真实价值的价格向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劳动”，这再次强迫工人面对其经济条件。因此：

“例如，若是将雇佣合同的双方，描述为是自由且平等的，那就是忽视了工人和雇主之间存在的严重不平等的议价权。然后，若是再把自然形成的从属与剥削关系，描绘成是自由的典范，那就是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嘲弄。”[罗伯特·格雷厄姆，同上，第70页]。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支持集体行动和组织：它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议价能力，使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自主权（见第J节）。

其次，如果我们把关键因素看成是一个社团是否是自愿的，我们就不得不说，目前的国家制度也必须被看作是“安那其”的。在现代民主制度中，没有人强迫个人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中。我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去别的国家。倘若忽视社团的等级制天性，你最终会支持那些否定自由的组织（包括资本主义公司、武装部队，甚至是国家），仅仅因为它们都是“自愿的”。正如鲍勃·布莱克所认为的，“妖魔化国家专制主义，却忽视那些控制全球经济的大型企业中完全相同、尽管是以契约为基础的——服从性安排，是最糟糕的拜物教。”[作为保守派的自由意志主义者，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第142页] 安那其远不仅仅是可以选择主人的自由。

因此，反对等级制度是无治主义的一个关键立场，否则你只会成为一个“自愿的有治主义者”——这很难说是无治主义。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讨论，见A.2.14节（为什么仅仅自愿主义是不够的？）

无治主义者认为，组织不需要等级制度，它们可以建立在直接管理自己事务的、平等者之间的合作之上。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不采用等级结构（即把权力下放到少数人手中）。只有当一个协会由其成员自我管理时，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具有无治主义性质的。

我们很抱歉在这里兴师动众、反复唠叨，但是一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显然想占用“无治主义”的名称，因为它与自由有关。他们最近声称一个人可以同时是资本主义者和无治主义者（如所谓的“无治”资本主义那样）。现在应该很清楚了，由于资本主义是基于等级制度的（更不用说国家主义和剥削），“无治”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关于这一点，详见第F节）。

A.2.9 无治主义者希望建立什么样的社会？^{^㉔}

无治主义者希望一个基于自由联合的、分权的社会。我们认为这种社会形式，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我们上面总结的价值——自由、平等和团结的——最佳形式。只有通过在结构上和地域上合理地分散权力，才能促进和鼓励个人自由。将权力委托到少数人手中，显然是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否定。无治主义者不是把自己的事务管理权从人们手中夺走，交到别人手中；而是赞成把权威降到最低限度的组织，把权力放在基层、放在那些受任何决定影响的人的手中。

自由联合是无治主义社会的基石。个人必须能够自由地加入他们认为合适的组织，因为这是自由以及人类尊严的基础。然而，任何这样的自由协议都必须建立在权力分散的基础之上；否则，它将是一个假象（比如资本主义），因为只有平等才能为自由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因此，无治主义者支持基于“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集体（关于直接民主作为自由协议的政治对应物之理由，见A.2.11节——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赞成直接民主？）

我们应该在此指出，无治主义社会并不意味着某种田园诗般的和谐状态，在其中的每个人都会欣然赞同。当然不是这样！正如Luigi Galleani所指出的，“分歧和摩擦将永远存在。事实上，它们是无限进步的一个基本条件。但是一旦纯粹的、血腥的、动物性的竞争——对食物的争夺——被消除，分歧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而不会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造成丝毫威胁。”[The End of Anarchism?,第28页] 无治主义旨在“唤起个人和团体的主动精神。”他们将会“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创造一种基于自由理解原则的运动和生活”，并认识到“多样性，甚至冲突——就是生命；而一致性就是死亡。”[彼得-克鲁泡特金，Anarchism，第143页] 。

因此，无治主义社会将以合作性冲突为基础，因为“冲突本身，并不有害……分歧是存在的[而且不应该被隐藏]……使分歧具有破坏性的，不是冲突的事实本身，而是竞争的增长”。的确，“僵硬地要求达成一致，实际上意味着阻止人们为团体的努力贡献他们的智慧。”[Alfie Kohn,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p. 156]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拒绝在大规模的群体中实行共识决策（见A.2.12节）。

所以，在无治主义社会中，协会（associations）将基于广泛的讨论与辩论以及平等者之间合作性的冲突，由所有参与者组成的群众集会进行运作；纯粹的行政任务将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处理。这些委员会将由授权的、可罢免的、临时性的代表组成，并在选举出他们的大会警惕地监督下执行任务。因此，在一个无治主义社会中，“我们将自己照顾我们的事务，并决定如何处理它们。而当我们需要将想法付诸行动时，需要让某些人负责某个项目时，我们会告诉他们以这样还是那样的方式来做，而不是其他方式……没有我们的决定，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因此，我们的代表，不是一群被我们赋予命令我们权利的人，而是没有权力……的人，只有执行每个人都想做的事的责任。”[Errico Malatesta, Fra Contadini, p. 34] 如果代表们的行为违背了对他们的授权，或者试图将他们的影响或工作扩大到大会已决定的事务的范围之外（比如如果他们自己开始做决策），那么他们可以立即被罢免，他们的决定也会被废止。通过这种方式，该组织仍然掌握在创建它的个体联盟手中。

这种由基层团体成员的自我管理和罢免权，是任何无治主义组织的基本原则。国家主义或等级制度与无治主义社区之间的关键区别，就在于“谁行使权力”。例如，在议会（parliamentary）制度中，人们把权力交给一群代表，让他们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内做出决定。他们是否履行自己的承诺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在下次选举前无法撤销他们。权力位于顶层，底层的人则被期望去服从。同样，在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权力掌握在少数未经选举产生的老板与经理的高层，而工人则被期望去服从。

而在一个无治主义社会中，这种关系是相反的。在无治主义社区中，没有任何（无论经过选举还是未经选举产生的）个人或团体拥有权力。相反，决策是通过直接民主的原则做出的，在需要时，社区可以选举或任命代表来执行这些决定。在政策制定（由每个受影响的人负责）和任何已通过的政策的协调和管理（代表们的工作）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分。

这些由自由协议建立的平等主义社区，也可以自由地联合起来组成邦联（confederations）。这样的自由邦联将自下而上地运行，决定权由基层的集会（assemblies）向上延伸。邦联将会以与集体（collectives）相同的方式运作。邦联将定期举行地方、“全国”和国际大会（conferences），讨论影响与集体有关的所有重要问题和难点问题。此外，这里也会对社会的基本指导原则和思想进行辩论，并作出政策决定，付诸实施，审查和协调。代表们只是“把他们的委托的任务带到相关的会议上，并试图协调他们的各种需求和愿望。审议工作将始终由授权者的控制和批准”，因此“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被遗忘的危险。”[Malatesta, Op. Cit., p. 36]

如果需要，将会成立行动委员会，以协调和执行集会及其代表大会（congresses）的决定；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委员会将由下层严格控制。参加这种机构的代表将有一个有限的任期，并且像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任务——他们不能代替他们所代表的人民作出决定。此外，像大会和代表大会的代表一样，他们将受到他们最初产生于的、集会和代表大会的即时罢免。这样一来，用马拉泰斯塔的话说，任何需要协调加入活动的委员会都将“始终处于民众的直接控制之下”，从而表达“人民大会上作出的决定。”[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75 and p. 129] 。

最重要的是，基层社区集会可以推翻大会达成的任何决定，并退出任何邦联。代表在谈判中做出的任何妥协，都必须回到全体大会（general assembly）上获得批准。如果没有得到批准，那么代表做出的任何妥协，将不会对把特定任务委托给特定个人或委员会的社区产生约束力。此外，他们可以召开邦联大会，讨论新的发展，并向行动委员会告知改变的愿望，并指示他们如何完成任何的发展和想法。

换句话说，无治主义组织或社会中所需要的任何代表（delegates）都不是（像民主政府中那样的）代表（representatives）。克鲁泡特金明确指出了其中的区别：

“想要更好地理解真正的‘授权者’（delegates）与‘代理人’（representatives）的问题，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百到两百人，他们每天在工作中见面，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讨论了所关心问题的每一个方面，并做出了决定。然后他们选择一个人，派他[或她]与其他同类别的代表达成协议……这位代表，除了向其他代表解释导致他[或她]的同事得出结论的因素外，无权做更多的事情。他[或她]不能强加任何东西，他[或她]将寻求一种理解，并将返回一个简单的建议，他的委托人可以接受或拒绝。这就是真正的‘授权者’出现时的情况。”[Words of a Rebel，第132页]

与代议制不同的是，权力没有被委托到少数人手中。相反，从一开始，任何代表只是被选举（或者被选择）成为他们的协会的发言人。所有的代表和行动委员会都将被授权并可以被立即罢免，以确保他们所表达的，是他们所来自的集会的愿望，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愿望。这样一来，政府就被无治状态所取代——一个由自由协会和社区组成的网络，在授权代表、即时罢免、自由协议和自下而上的自由联盟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地合作。

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保证“人民的自由组织，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这种 “自下而上的自由联合会（federations）”，将从基本的“协会”和它们的联合会开始：“首先变成公社，然后公社的联盟变成地区，地区的联盟变成国度，国度的联盟变成国际兄弟会。”[米哈伊尔·巴枯宁，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第298页] 这种无治主义社区网络将在三个层级上发挥作用。将会有“用于领土组织的、独立的公社；以及于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职能进行组织的、工会联合会[即工作场所协会]；……[以及]用于满足经济、卫生和教育等所有可能和可以想象的需求、用于相互保护、用于宣传思想、用于艺术和娱乐、等等的——……自由联合与自由社会。”[彼得·克鲁泡特金，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第79页] 所有这些，都将建立在自我管理、自由联合、自由联盟和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上。

通过这样的组织方式，等级制度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废除了，因为处于组织基层的人民被自我所掌控着，而不是被他们的代表所控制。只有这种形式的组织才能以无治状态（所有人的积极性和权力）取代政府（少数人的积极性和权力）。这种形式的组织，将存在于所有需要团体工作和多人协调的活动中。正如巴枯宁所说，这将是“把个人纳入他们能够理解和控制的结构中”的手段。[引自Cornelius Castoriadis，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第2卷，第97页] 参与的个人将管理他们自己的计划。

可以看出，无治主义者希望创建一个基于“确保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能够对他人行使权力”之结构的社会。通过自由协议、邦联和罢免权、不变的授权和有限的任期这些机制，权力将从政府手中移走，置于那些直接受决策影响的人手中。

关于“无治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更全面的讨论，请见第I节。不过，无治主义并不是什么遥远的目标，而是当下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一个方面。手段和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直接行动产生了大规模的参与性组织，使人们准备好直接管理自己的个人和集体利益。正如我们在I.2.3节中讨论的那样，这是因为无治主义者认为自由社会的框架，是建立在被压迫者在此时此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所创建的组织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集体斗争创造了无治主义所需的组织和个人态度。反对压迫的斗争就是无治主义的学校。它不仅教会我们如何成为无治主义者，而且还让我们得以瞥见一个无治主义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它最初的组织框架可能是什么；并获得运作一个无治主义社会所必要的、管理我们自己活动的经验。因此，无治主义者试图在我们当前的斗争中创造我们想要的那种世界，而不认为我们的思想只在“革命之后”才会适用。事实上，通过在此刻就应用我们的原则，我们就离安那其更进一步。

A.2.10 废除等级制度意味着什么，又会取得哪些成果？

一个基于自由意志主义组织的、新社会的建立，将对日常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通过让千万的人们获得权力将会在哪些方面重塑社会，我们现在只能去猜测。

然而，许多人认为这些组织形式是不切实际的，并且注定会失败。对于那些说这种邦联式的、非权威的组织会产生混乱和不团结的人，无治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的组织形式会产生冷漠而非参与、无情而非团结、平凡而非统一、有特权的精英而非平等的大众。更重要的是，这种组织破坏了个人的积极性，压制了独立的行动与批判性思维。(关于等级制度的更多信息，见B.1节——“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

西班牙无治主义运动表明，自由意志主义组织可以发挥作用，并且是基于（并促进）自由的。英国独立工党秘书Fenner Brockway在1936年革命期间访问巴塞罗那时指出，“无治主义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团结，是由于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依赖领导……组织要想成功，就必须与有自由思想的人相结合；不是一群人，而是许多自由的个人。”[引自鲁道夫·洛克尔，Anarcho-syndicalism，第67页f] 。

正如已经充分表明的那样，等级制、集权化的结构限制了自由。也正如蒲鲁东所指出的：“中央集权制度在规模、简介和结构方面都很好：它只缺少一样东西——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中不再属于自己；他无法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生命，根本没有人考虑到他。”[引自马丁·布伯，Paths in Utopia，第33页]

在我们周围就可以看到等级制度的影响——它不起作用。等级制度和权威无处不在，在工作场所、在家里、在街上。正如鲍勃·布莱克所说，“如果你在清醒的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命令或拍马屁，如果你习惯于等级制度——你就会变得消极反抗、奴性和昏聩、变为施受虐狂，你会把这种负担带到你生活平衡的各个方面。”[“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第147-8页] 。

这意味着，等级制度的终结将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巨大转变。这将涉及创建以个人为中心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所有人都可以最充分地发挥并发展他们的能力。通过参与并影响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工作场所的、他们的社区与社会的决策，他们可以确保自己个人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随着所有人自由参与社会生活，我们很快也将看到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终结。人们不再像资本主义下那样为了维持生计而存在，并被用来增加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力；等级制度的结束将见证（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所有人的福祉”，并且“是时候由工人维护他[或她]对共同遗产的权利、并开始占有它了。”[The Conquest of Bread，第35页和第44页] 因为只有占有生活资料（工作场所、住房、土地等）才能保证“自由和正义，因为自由和正义不是被授予的，而是经济独立的结果。它们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能够在不依赖主人的情况下生活，并享受……他[或她]的劳作成果。”[李嘉图·弗洛雷斯·马贡，Land and Liberty,，第62页] 因此，自由要求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并支持“使用权”。(详见B.3节）。然而讽刺的是，“财产的废除，反而将使人民从无家可归和一无所有中解放出来。”[马克斯·巴金斯基，“Without Government”，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第11页] 因此，无治主义承诺“幸福的两个必要条件——自由和财富。”在安那其社会中，“人类将生活在自由和舒适之中。”[本杰明·塔克，Why I am an Anarchist，第135页和第136页] 。

只有社会各个层面的自决和自由协议，才能发展个人和整个社会的责任感、积极性、智慧和团结。只有无治主义组织，才能使存在于人类内部的大量天赋得到接触和利用，通过丰富和发展个人的过程来丰富社会。只有让每个人都参与思考、计划、协调和执行那些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定，自由才能开花结果，个性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和保护。无治状态，将释放被等级制度奴役的广大人民的创造力和才能。

无治状态，甚至会有益于那些被认是从资本主义及其权威关系中获益的人。无治主义者“坚持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被权威毁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被剥削毁了。”[彼得·克鲁泡特金，Act for Yourselves，第83页] 这是因为“在任何等级关系中，统治者和顺从者都要付出代价。为‘命令的荣耀’所付出的代价确实是沉重的。每个暴君都厌恶自己的职责。这份职责在等级制度的征途中，托付他全程拖曳着被征服者那沉重且沉睡着的创造潜力。”[为了我们自己，The Right to Be Greedy，p 95] 。

A.2.11 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赞成直接民主？

对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在自由联合体内通过直接民主投票对政策进行决定，是自由协议在政治上的对应物（这也被称为“自我管理”）。原因是，“许多形式的统治可以是‘自由的’、非强制性的、契约性的方式进行……而认为仅仅反对政治控制本身就会终结压迫……那就是天真的……”[John P. Clark, Max Stirner's Egoism, p. 93] 因此，在决定一个组织自由意志主义性质的方面上，我们在其内部建立的关系，与其自愿的性质同样地重要（更多讨论见A.2.14节）。

很明显，个体必须协作才能拥有完整的人生。因此，“为了必须与其他人类联合”，个人有三种选择。“他[或她]必须服从他人的意志（被奴役）；或使他人服从他的意志（有权威）；或为了所有人的最大利益，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兄弟般的协议中（成为伙伴）。没有人可以逃避这种必要性。”[埃里科-马拉泰斯塔，Life and Ideas，第85页]

无治主义者显然选择了最后一个选项——联合——作为个人能够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类一起协作、尊重彼此的独特性和自由的唯一手段。唯有在直接民主中，个人才能表达自我、实践批判性思维和自我管理，从而充分发展他们的智力和道德能力。就增加个人的自由和他们的智力、伦理和社会能力而言，有时作为少数派之一，要远比一直受制于老板的意愿压制好得多。那么，无治主义直接民主背后的理论是什么？

正如伯特兰·罗素所指出的，无治主义者“并不希望废除集体决定意义上的政府：他所希望废除的是一种制度，通过这种制度，决定会被强加给那些反对它的人。”[Roads to Freedom，第85页] 无治主义者认为自我管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一旦个人加入一个社区或工作场所，他或她就成为该协会的“公民”（暂且用这个词来表达）。该协会以全体成员的集会为组织形式（在大型工作场所和城镇的情况下，这可能是某个功能性小组，比如一个特定的办公室或街区）。在这样的集会上，通过与其他人一起协作，个体的政治义务的内容就被界定。在协会内行动时，人们必须进行批判性判断与选择，也就是管理自己的活动。与个人承诺服从（如在国家或资本主义公司这样的等级组织中的那样）截然不同，他们参与做出他们自己的集体决定，做出他们自己对同伴的承诺。这意味着政治义务，不再是对一个高于团体或社会的单独实体（如国家或公司）的服从，而是对自己 “公民”同伴的责任。

尽管集结起来的人们集体制定了管理他们协会的规则，并且作为个人受到这些规则的约束，但他们又高于这些规则，因为这些规则总是可以被修改或废止。从集体上说，关联起来的“公民”构成了一个政治上的“权威”，但由于这个“权威”是基于他们之间的横向关系，而不是他们与精英之间的纵向关系，所以这个“权威”是非等级化的（也就是“理性的”或“自然的”，详见B.1节——“为什么无治主义者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因此，蒲鲁东提到：

“我们将用合同[即自由协议]代替法律——不再有由多数人表决甚至一致通过的法律；每个公民、每个城镇、每个产业联盟都自行制定自己的法律。”[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第245-6页]

当然，这样的制度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参与每一个必要的决定，无论是多么琐碎的小事。虽然任何决定都可以提交给群众大会（也许是大会这样决定的，也许是在一些成员推动的），但在实践中，某些活动（以及特别纯粹的功能性决定）将由协会选出的行政机构处理。这是因为，引用一位西班牙无治主义活动家的话说，“一个集体本身无法写一封信，也无法把一列数字加起来，或做数百件只有个人才能做的杂事”。因此需要“组织管理。”假设一个协会是“在没有任何指导委员会或任何等级制官僚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它“每周或更经常地举行一次大会，在大会上解决其进展所需的所有问题”，它仍然“提名一个具有严格行政职能的委员会。”然而，大会“为这个委员会规定了明确的行动路线，或者对它强制委任”^{^㉕}，因此“这样将是完全无治主义的。”因为“由此可见，将这些任务授权给事先被指示如何进行的合格个人，……并不意味着放弃该集体自己的自由”。[Jose Llunas Pujols，引自Max Nettlau，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第187页] 应该指出的是，这遵循了蒲鲁东的想法，即在工人协会中，“所有的职位都是选举产生的，而章程要经过成员的批准。”[Proudhon, Op. Cit., p. 222]

为了取代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的等级制度，自我管理（即直接民主）将作为自由准入协会的指导原则，而后者将构成一个自由的社会。这将适用于无治主义社会运作所需的协会联合会。何塞·卢纳斯·普霍尔斯（Jose Llunas Pujols）恰当地认为：“无治主义社会中提名的所有委员会或代表团，必须随时由选举他们的一个或多个部门的永久投票权来替换和罢免。”结合“强制委任”和“纯粹的行政职能”，这“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使自己攫取一丁点权力。”[引自Max Nettlau，Op.Cit.，第188-9页] 同样，Pujols追随蒲鲁东，后者在二十年前就要求“实施有约束力的授权”，以确保人民不会“恳求自己的主权。”[No Gods, No Masters，第一卷，第63页]

通过基于授权和选举的联邦制，无治主义者确保决策自下而上的流动。通过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通过自己照顾我们自己的共同利益，我们排除了其他人对我们的统治。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我管理，对于确保任何人类得以体面地生存所需的、组织内的自由，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有些人会争论，如果你是少数派，你就会被别人统治（“民主的统治依然是统治”[L. Susan Brown,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 53]）。但我们此处所描述的直接民主的概念，不一定与多数人统治的概念相联系。如果有人发现自己在某次投票中处于少数，他或她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要么同意，要么拒绝承认投票的约束力。而剥夺少数人行使其判断和选择的机会，是对其自主权的侵犯、是将其没有坦然接受的义务强加于他。强加多数人的意愿与自我承担义务的理想相悖，因此也与直接民主和自由联合相悖。因此，在自由结社和自我承担义务范围内的直接民主，不仅不是对自由的否定，反而是培育自由的唯一途径（“个人的自主权，受到履行承诺义务的限制。”[Malatesta，引自Max Nettlau，Errico Malatesta: The Biography of an Anarchist]）。不言而喻，即使是少数派，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协会中，仍然可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努力说服多数派认识到其可能的错误。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无治主义者对直接民主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总是正确的。绝非如此! 民主参与的理由不是“多数人总是正确的”，而是不能相信任何少数派都不会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全体的利益之上。历史证明了我们常识般的预测，那就是任何拥有独裁权力的人（可以是一国元首、一个老板或一位丈夫等），都会利用他们的权力，以牺牲受其决定的人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富足并获得权力。

无治主义者认识到，多数人可能而且确实会犯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结社理论非常重视少数人的权利。这可以从我们的自我承担义务（self-assumed obligation）的理论中看出，该理论以少数人抗议多数人决定的权利为基础，并将异议视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因此，Carole Pateman这么说：

“如果多数派的行为是恶意的......[那么]少数派将不得不采取政治行动，包括酌情采取政治上的不服从行动，以捍卫他们的公民权和独立性，以及政治联合本身……政治上的不服从，只是自我管理之民主所基于的积极公民权的、一种可能表现……承诺的社会实践，涉及拒绝或改变承诺的权利；同样，如果不在实践上承认少数人拒绝或撤回同意的权利，或在有必要时选择不服从——那么自我承担政治义务的实践就毫无意义。”[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第162页]

除了协会内部的关系，我们也必须强调不同的协会之间是如何合作的。正如可以想象的那样，协会之间的联系与协会本身的特点相同。就像是个人加入协会，协会也会加入邦联。在邦联中各协会之间的联系，与协会内部具有相同的横向和自愿性质——成员有相同的“发言权和退出权”，少数派也会具有相同的权利。这样一来，社会就变成了一个由各协会组成的协会、一个由诸社区组建的社区，一个由各个公社构建的公社——其基础是通过最大限度的参与和自我管理，来实现个人的自由。

这种直接民主制度很适合无治主义理论。当马拉泰斯塔认为“无治主义者否认多数人有权利管理整个人类社会”时，他也代表了所有无治主义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多数派无权将自己强加给少数人——少数人可以随时离开社团，并且，用马拉泰斯塔的话说，不必“在他们还没有听到这些决定可能是什么之前，就服从多数人的决定。”[The Anarchist Revolution，第100页和第101页] 因此，自愿联合体内的直接民主并不会创造“多数人的统治”，也不会假定少数人无论如何都必须服从多数人。实际上，支持直接民主的无治主义者认为，它符合马拉泰斯塔的论点：

“当然，无治主义者认识到，只要是在共同生活的地方，往往有必要让少数人来接受多数人的意见。当做某事有明显的必要或有用、而做这件事又需要所有人的同意时，少数人应该会感到有必要去适应多数人的愿望……但一个群体的这种适应必须是对等的、自愿的，必须源于对需要和善意的认识，以防止社会事务的运行因顽固不化而瘫痪。但它不能作为一项原则和法定准则强加于人……”[同上，第100页]

由于少数人有权脱离协会，并拥有广泛的行动、抗议和上诉的权利，多数人统治并不是作为一项原则而强加于人。相反，它纯粹是一种决策工具，允许少数人的异议和意见得到表达（并采取行动），同时确保没有少数人将其意志强加给多数人。换言之，多数人的决定对少数人没有约束力。毕竟，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的那样：

“我们不能指望、甚至去希望，一个坚信‘大多数人采取的路线会导致灾难’的人，应该牺牲他[或她]自己的信念，被动地看着——或者甚至更糟糕地——应该去支持他[或她]认为错误的政策。”[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第132页]

即使是个人无治主义者莱桑德·斯普纳也承认直接民主有其用途，他指出：“所有，或几乎所有的自愿协会，都给予多数成员或低于全体成员的某些其他部分以权利，以使用某种有限的自行决定权来完成所考虑目的之手段。”然而，只有陪审团的一致决定（它将“判断法律和法律的公正性”）才能确定个人权利，因为这个“法庭公平地代表了全体人民”，所以“协会不能以其法人身份，合法地执行针对任何人的财物、权利以及人身的任何法律，除非协会的所有人都认可其实施。”（他之所以支持陪审团，是因为斯普纳承认“在实践中不可能”让协会的所有成员达成一致）[Trial by Jury，p. 130-1f, p. 134, p. 214, p. 152 and p. 132] 。

因此，直接民主与个人／少数派的权利不一定会发生冲突。在实践中，我们可以想象直接民主将被用来在大多数协会内做出大多数的决定（也许基本的决定还会需要绝对多数）；再加上陪审团制度和少数人抗议／直接行动的某种组合，并在无治主义社会中评估或保护少数派的主张或权利。自由的实际形式，只能通过直接参与的大众的实践经验来创造。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无治主义者对直接民主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在所有情况下都要赞成这种解决方案。例如，许多小协会可能会赞成共识决策（关于共识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认为它是直接民主的可行替代方案, 见下一节）。然而，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认为，自由协会中的直接民主是最好的（和最现实的）组织形式，这也符合无治主义的个人自由、尊严和平等原则。

A.2.12 协商共识可以代替直接民主吗？

有少数的无治主义者拒绝自由协会中的直接民主，他们一般支持在决策中达成共识。共识的基础是团体中的每个人都同意一项决定，然后才能将其付诸行动。因此有人认为，共识可以阻止多数人统治少数人，而且它更符合无治主义原则。

共识虽然是决策中的“最佳”选择，但大家也都同意，它也有它的问题。正如Murray Bookchin在描述他对于共识的经验时指出的那样，共识可能会暗含着专制。

“为了……在一项决定上形成充分的共识，少数派的异见者往往被暗示地敦促或被心理上的胁迫，去拒绝对一个烦人的问题进行投票，因为他们的反对意见基本上相当于一票否决。这种做法在美国的共识过程中被称为‘靠一边站’，常常涉及到对异议者的恐吓，以至于他们完全退出了决策过程；而不会是即使是作为少数人也依旧按照他们的观点投票，来体面且持续地表达他们的异议。退出后，他们就不再是政治人物了——这样就可以做出‘决定’……只有在持反对意见的成员注销了自己作为过程参与者的资格之后，‘共识’才最终实现。

“在更加理论的层面上，共识压制了所有对话中最重要的方面，即异议。持续存在的异议，即使在少数人暂时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后仍然存在的热情对话，……[将会]被……沉闷的独白——以及毫无争议与噤声的共识所取代。在多数人决策中，被击败的少数人可以下决心推翻他们被击败的决定——他们可以自由地公开和坚持不懈地阐述合理的、可能有说服力的分歧意见。共识就其本身而言，则不尊重任何的少数群体，而是对他们进行禁言，以支持‘共识’群体的形而上学的‘唯一’。”[“Communalism: The Democratic Dimension of Anarchism”, Democracy and Nature, no. 8, p. 8]

布克钦并不“否认在彼此非常熟悉的小群体中，达成共识可能是一种适当的决策方式。”但他指出，在实践中，他自己的经验告诉他，“当较大的群体试图以达成共识的方式作出决定时，通常会迫使他们在决策中达到最低的共同智力标准：一个较大规模的集会能够达成的决策，往往是最不具争议性、甚至是最平庸的决定——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同意它，否则就退出对该问题的表决。”[Op. Cit., p.7］

因此，由于其潜在的专制性质，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同意“共识是政治方面的自由联合”。虽然试图达成共识是有利的，但这样做通常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在大型团体中——即使不管它的其他负面作用。通常它不利于一个自由社会或协会，因为它倾向于以社区的名义破坏个性、以团结的名义压制异议。当个人发展和自我表达被公众的不认可和压力遏止时，真正的社区和团结都无法得到促进。由于个人都是独特的，他们就会有独特的观点，而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表达这些观点，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并因个人的行动和思想而变得丰富。

换句话说，支持直接民主的无治主义者，强调“异议的创造性作用”，他们担心这种作用，“往往会在共识所要求的单调的一致性中消逝”。[同上，第8页]

我们必须强调，无治主义者并不赞成机械的决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只是把少数人的票走，然后不理会他们。绝不是这样! 支持直接民主的无治主义者认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辩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和少数人尽可能地相互倾听和尊重，并（如果可能的话）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决定。他们认为直接民主协会内的参与过程，是创造共同利益的手段，是一个鼓励多样性、个人与少数派表达的过程；并通过确保在重要问题上进行讨论和辩论，来减少任何多数派边缘化或压迫少数派的倾向。

A.2.13 无治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还是集体主义者？

简而言之：都不是。这可以从自由主义学者谴责巴枯宁等无治主义者是“集体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巴枯宁和一般的无治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这一事实中看出。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治主义者同时拒绝这两种荒谬的意识形态。无论他们喜欢与否，非无治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就是同一枚资本主义硬币的两面。这可以通过考虑现代资本主义而得到最好的证明——在现代资本主义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派别不断地相互作用，政治和经济结构往往从一极摇摆到另一极。资本主义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人类存在的片面性，和所有不平衡的表现一样，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无治主义者认为，个人应该为“团体”或“成全大我”而牺牲自己的想法，就是无稽之谈。群体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人们只考虑什么是对群体最好的，那么这个群体将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躯壳。只有群体内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动力才会赋予它们生命。“群体”无法思考，只有个人可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实将专制主义的“集体主义”引向一种最特殊的“个人主义”，即“个人崇拜”和领袖崇拜。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这种集体主义将个人混入抽象的群体中，否认他们自己的个性，从而最终需要一个有足够个性的人来做决定——而这个问题就被领袖原则所“解决”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主义都是这种现象的绝佳范例。

因此无治主义者认识到，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只有个人才有爱好和感情。这意味着他们反对“集体主义”和对群体的颂扬。在无治主义理论中，团体的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和发展参与其中的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强调以自由意志主义方式构建的团体——只有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才允许团体中的个人充分表达自己，直接管理自己的利益，并创造鼓励个性和个人自由的社会关系。因此，虽然社会和他们加入的团体塑造了个人，但个人才是社会的真正基础。因此，马拉泰斯塔认为：

“关于个人主动性和社会行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和进步中各自的作用，人们已经说了很多……人类世界中的一切，都由于个人的主动性而得以维持和发展……真正的存在是人、是个人。社会或集体——以及声称代表它的国家或政府——如果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物，就必须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所有的思想和人类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地有它们的起源，那正是在每个人的生物体当中；当它们被、或将被许多人所接受的时候，它们就从个人的变成了集体的思想和行动。因此，社会行动既不是对个人主动性的否定，也不是对它的补充，而是构成社会的所有个体的主动性、思想和行动的结果……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改变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防止某些人压迫其他人的问题；是给予所有个人同样的权利和同样行动手段的问题；是取代将主动权交给少数人的问题[马拉泰斯塔将其定义为政府／等级制度的一个关键方面]，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其他人的压迫……”[Anarchy, pp. 38-38]

这些考虑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义”就得到了无治主义者的青睐。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指出的，“‘坚韧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只是掩盖了压制和阻挠个人及其个性的企图。所谓的个人主义，就是社会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统治]阶级通过法律上的诡计、精神上的贬低和对奴性精神的系统灌输，来剥削大众……这种腐化的和倒行逆施的‘个人主义’，是对个性的束缚……[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现代最大的奴隶制，用最粗暴的阶级区分把数百万人逼上了贫困线。‘坚韧的个人主义’意味着所有主人的‘个人主义’，而人民则被编入奴隶的种姓，为一小撮追逐私利的‘超人’服务。”[Red Emma Speaks，第112页]

虽然群体无法思考，但个人也无法独自生活或讨论。群体和交往是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由于群体在其性质上就会产生社会关系，它们也就会塑造个人。换句话说，以专制方式构建的群体，会对身处其中的人们的自由和个性产生负面的影响。然而，由于他们的“个人主义”的抽象性质，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者并没有看到以自由意志主义方式结构的群体、与以专制方式结构的群体之间有任何的区别——它们都是“群体”。由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观点，“个人主义者”最终讽刺地支持一些现存的最为“集体主义”的机构——资本主义公司；而且，尽管他们经常谴责国家，但总是能找到对国家的需求。这些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对不平等社会中个人契约的依赖，即抽象的个人主义。

相比之下，无治主义者强调社会“个人主义”（这个概念的另一个也许更好的术语，应该是“公共个性（communal individuality）”）。无治主义“坚持认为社会的重心是个人——他[原文如此]必须为自己思考，自由地行动，充实地生活……如果他想要自由和充分地发展，他就必须摆脱他人的干扰和压迫……这与‘坚韧的个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掠夺性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软弱的，而不是坚韧的。只要它的安全有一丁点危险，它就会跑到国家的掩护下，哀号着要求保护……他们‘坚韧的个人主义’，只是统治阶级为掩盖肆无忌惮的商业与政治勒索，而做出的众多伪装之一。”[Emma Goldman, Op. Cit., pp.442-3]

无治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抽象的个人主义，其思想是受制于他人的、个人的 “绝对”自由。这种理论忽视了自由存在和发展的社会背景。马拉泰斯塔认为，“我们想要的自由——对我们自己和他人来说，不是一种绝对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实践中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对弱者的压迫——而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可能的自由，它是有意识的利益共同体，是自愿的团结。”[Anarchy，第43页]

一个以抽象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会导致合约双方个体之间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在他们之上，需要有一个基于法律的权威，并拥有系统性的强制力来执行他们之间的契约。这一后果在资本主义中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在关于国家如何逐渐形成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在这一理论中，它假设个人在相互孤立时是“自由的”，就像他们最初在所宣称的“自然状态”中那样。一旦他们加入社会，他们就会创造一个“契约”和一个国家来管理它。然而，除了是一个没有现实基础的幻想（因为人类一直是社会动物），这个“理论”实际上是国家对社会拥有广泛权力的一个辩护；而这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辩护，因为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还表现出了这个理论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内部，个人“自由地”签订合同；但实际上，只要合同存在，所有者就会统治工人。(详情见A.2.14节和B.4节）。

因此，无治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它是“一种狭隘和自私的个人主义”，而且是“一种贬低个人的、愚蠢的利己主义”；“它根本就不是个人主义。它不会导向被确立的目标——那就是个性的最广泛和力所能及最完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导致了“个性的贫困”，而不是个性的发展。与此相反，无治主义者“通过最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交性，在其基本需求和与他人关系方面，达到可能最大程度上实现个体发展的——个性。”。[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第295页，第296页和第297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当我们与周围的人平等合作而不是作为主仆关系时，我们的自由就得到了丰富。

在实践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都会导致对个体自由和团体自主性及动力的否定。此外，每一种都暗含着另一种：集体主义会导致一种特殊形式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会导致一种特殊形式的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通过隐性地压制个人，最终使社区变得贫瘠，因为群体只有通过组成它们的个人才能获得生命。个人主义，通过显性地压制社区（即与你生活在一起的人），最终使个人陷入穷困，因为个人不会脱离社会而存在，只能在社会中存在。此外，个人主义最终否定了“少数派”对构成社会其他部分的个人的见解与作用能力，因此是自我否定的来源。这是也个人主义的致命缺陷（和矛盾），即“在‘仁慈的贵族’压迫大众的状态下，个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全面发展。他[或她]的发展将仍然是单向的。”[彼得·克鲁泡特金，Anarchism，第293页] 。

A.2.14 为什么仅仅自愿主义是不够的？

自愿主义，意味着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由，结社应该是自愿的。无治主义者，显然，是自愿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在由自由协议创造的自由联合中，个人才能发展、成长和表达他们的自由。然而很明显，在资本主义下，自愿主义本身并不足以实现自由的最大化。

自愿主义意味着承诺（即达成协议的自由），而承诺意味着个人有能力进行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考。此外，它的前提还包括他们能够评估和改变自己的行动和关系。然而，资本主义下的合同与自愿主义的这些含义相矛盾。因为虽然在技术层面上是“自愿的”（尽管正如我们在B.4节中所显示的，这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情况），资本主义契约最终导致了对自由的否定。这是因为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涉及承诺服从以换取报酬。而正如Carole Pateman所指出的，“承诺服从就是或多或少地否认或限制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以及他们行使[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考等能力]的能力。承诺服从就是说明，在某些方面，做出承诺的人不再能自由地行使她的能力和决定她自己的行动：也就不再是平等的，而是从属的。”[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第19页] 这导致服从者不再能自己做出决定。因此，在等级关系中，自愿主义（即个人有能力为自己思考，必须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个性并做出自己的决定）的合理性被违反了；因为一些人在负责，而许多人在服从（也可参见A.2.8节）。因此，任何产生从属关系的自愿主义，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不完整的，并且违背了其自身的合理性。

这可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为了生活而把他们的自由出卖给老板。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下，你只有在你能选择服从谁的程度上才是自由的！然而，自由必须不只是意味着有更换主人的权利。自愿的奴役仍然是奴役。因为正如卢梭所说，如果主权“由于使其不可剥夺的同样原因，也不能被代表”，它也不能被出售、或者被雇佣合同暂时取消。卢梭有一个著名的论点：“英国人民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这是大错特错的；它只是在选举议会成员期间是自由的。一但他们当选，奴役就笼罩了它，它就什么也不是了。”[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第266页] 无治主义者对这种分析进行了扩展。套用卢梭的话说：

在资本主义下，工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她大错特错了；只有当她与老板签订合同时，她才是自由的。一旦签署了合同，奴役就笼罩了她，她只是一个接受命令的人而已。

要知道为什么、要知道其中的不公正，我们只需要再引用卢梭的话:

“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在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财产之后，应该对那些想在那里确立自己地位的人强加法律，而且他只允许他们以接受自己的最高权威、服从自己的所有愿望为条件，才可以这样做；这一点，我现在仍然可以去想象……这种暴虐的行为难道不包含双重的僭越：对土地所有权的僭越和对居民自由的僭越吗？”[同上，第316页]

因此，蒲鲁东说：“财产可能使人轮流成为奴隶或暴君。”[What is Property?，第371页] 也难怪我们会发现巴枯宁拒绝“与任何个体签订任何形式的契约，除非是最极致的平等与互惠”，因为这将“让渡他[或她]的自由”，因此将是一种 “与另一个人的自愿奴役关系。”在自由社会（即无治主义社会）中，任何签订这种契约的人都是“缺乏任何个人尊严意识”的。[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第68-9页] 只有自我管理的社团，才能在其成员之间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并主张“工人自己组成民主社会，所有成员享有平等条件，否则就会重新退回封建主义。”[蒲鲁东，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第277页] 出于类似的原因，无治主义者（蒲鲁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也反对婚姻，因为它把妇女变成了“一个被捆绑的奴隶，她接受主人的名字、主人的面包、主人的命令，并为主人的激情而服务……未经他的同意，她不能控制任何财产，甚至她的身体。”[Voltairine de Cleyre, "Sex Slavery", 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94] 虽然由于女权主义的鼓动，婚姻在许多国家已经朝着平等者自由结合的无治主义理想进行了改革，但它仍然是建立在像戈尔德曼和de Cleyre这样的无治主义者所确定和谴责的、父权制原则之上（更多关于女权主义和无治主义的内容，见A.3.5节）。

显然，自愿加入是捍卫个人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它忽略了达成协议的社会条件（或视之为理所应当），而且，忽略了协议所创造的社会关系（“对于必须出卖自己劳动的工人来说，保持自由是不可能的。”[克鲁泡特金，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第305页]）。任何基于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关系，都可能是基于武力、权力和权威的，而不是基于自由的。当然，这是以自由的定义为前提的，根据这个定义，个人可以行使自己的能力、决定自己的行动。因此，自愿主义并不足以创造一个最大化自由的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认为，自愿结社必须由这些协会内部的自我管理（直接民主）来补充。对无治主义者来说，自愿主义的假设就意味着自我管理。或者，用蒲鲁东的话说，“正如个人主义是人性的原始事实一样，社团也是它的补充条款。”[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第430页]

首先回答第二个反对意见，在一个以私有财产（以及国家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中，拥有财产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权力来延续他们的权威。用阿尔伯特·帕森斯的话说，“财富就是权力，贫穷就是弱点”。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备受赞誉的“选择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变成了选择主人的自由（在奴隶制下，帕森斯嘲弄地说，主人“选择……自己的奴隶。在工资奴隶制度下，工资奴隶选择他的主人。”）帕森斯强调说，在资本主义下“那些被剥夺了自然权利的人，必须从事工作、服务和听从压迫阶级，否则就得挨饿。没有其他选择。有些东西是无价的，而这其中主要是生命和自由。自由人是不可以被买卖或出租的。”[Anarchism,第99页和第98页] 而我们为什么要原谅奴役、或容忍那些希望限制他人自由的人呢？命令的“自由”就是奴役的自由，所以实际上这是对自由的否定。

至于第一个反对意见，无治主义者认罪。我们的确反对将人类降格到机器人的地位。我们偏袒人类尊严和自由。事实上，我们偏袒的是人性和个体性。

（A.2.11节讨论了，为什么直接民主是自愿主义[即自由协议]的社会层面的必要对应物。B.4节讨论了，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建立在财产所有者和无财产者之间平等的议价能力之上。）

A.2.15 那么“人性”怎么办？

无治主义远没有忽视“人性”，反而是唯一一种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反思的政治理论。在反对无治主义的争论中，“人性”常常被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抛出，因为它被认为是无法回答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首先，人的本性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如果所说的人性是指“人类的所作所为”，那么很明显，人性是矛盾的——爱与恨、同情与无情、和平与暴力等等，这些都被人们表达过，那么他们都是“人性”的产物。当然，被认为是“人性”的东西也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几千年来，奴隶制就被认为是“人性”的一部分，是“正常的”。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是完全正常的，但几千年后，基督教会却谴责它是反常的。战争只有在国家产生后才成为“人性”的一部分。因此，乔姆斯基说:

“个人当然有能力作恶……但个人也有能力做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情。人性有很多呈现自身的方式，人类也有很多能力和选择。以哪种方式展现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结构。如果我们有一个允许病态杀人狂放任自流的体制，那么他们就会接管这个地方。生存的唯一途径，将会让你的本性中的那些元素表现出来。

“如果我们的制度将贪婪作为人类唯一的特性，并鼓励那种牺牲人类的其他热情与情感的、纯粹的贪婪，我们就会有一个基于贪婪的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一个不同的社会可能会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起来——例如人类的其它类型的情感和情绪，例如团结、支持、同情，成为主导。然后你就会发现人性和个性展示出了它们不同的方面。”[Chronicles of Dissent，第158页] 。

因此，环境，在定义什么是“人性”、它如何发展、以及它的哪些方面被表现出来的层面上——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关于无治主义的最大谬误之一，就是以为我们认为人性本善（相反，我们认为人性本群）。人性如何发展和表达，取决于我们生活在并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之中。一个等级制的社会，会以某些（消极的）方式塑造人们，并产生与自由意志主义社会截然不同的“人性”。因此，“当我们听到人们说无治主义者把人类想象得比实际情况好得多时，我们只是想知道，聪明的人们怎么会重复这种无稽之谈。我们难道不是一直在说，使人类不那么贪婪和自负、不那么有野心和奴性的唯一手段，就是消灭那些有利于利己主义、贪婪、奴性与野心增长的条件吗？”[彼得·克鲁泡特金，Act for Yourselves，第83页] 。

因此，用“人性”作为反对无治主义的论据，纯粹是肤浅的；而且，这最终是一种逃避。它是一个不加思考的借口。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说，“每个傻瓜，从国王到警察，从头脑简单的牧师到毫无远见的半吊子科学家，都自以为权威地谈论着人性。精神骗子越多，一个人就越明确地坚持人性的邪恶与弱点。然而，在每个人的灵魂都被囚禁，每颗心都被束缚、被损伤和被残害的——今天，又怎么有人能去谈论它呢？”改变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然后我们就可以判断什么是我们天性的产物，什么又是专制制度的产物。为此，无治主义“代表着人类的思想从宗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代表着人类的身体从财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代表着从政府的桎梏和约束中解放出来”。因为“只有自由、发展、机会，以及最重要的和平与安宁，才能让我们了解到真正主导人性的因素及其所有美妙的可能性。”[Red Emma Speaks，第73页]

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有无限的可塑性，每个人出生时都是一块tabula rasa（白板），等待着被“社会”（实际上是指管理它的人）所塑造。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认为的，“我不认为有可能在这个假设[‘人性不过是历史的产物’]上，对异化劳动的概念做出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为致力于某种社会变革而产生类似于道德理由的东西。除非是，基于对人性以及社会结构可塑性的假设，将更好得解释我们本质特性中一部分的基本需求。”[Language and Politics，第215页] 我们不想参与关于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先天的”人类特征的辩论。我们只想说，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思考和学习能力——我们觉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人类是善于交际的动物，需要他人的陪伴才能感到完整和繁荣。此外，他们有能力认识和反对不公正与压迫（巴枯宁正确地认为“思考的能力和反叛的欲望”都是“宝贵的能力。”[God and the State，第9页]）。

我们认为，这三个特点表明了无治主义社会的可行性。与生俱来的自我思考能力，必然意味着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都是非法的；而我们对社会关系的需要，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困扰现代社会深深的不快和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的集权主义与独裁主义，正在否定我们内心的一些先天需求。事实上，如前所述，在人类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曾一直生活在无治的社区里，几乎或者完全没有等级制度。现代社会把这种人称为“野蛮人”或“原始人”，这纯粹是一种傲慢。那么，谁还能说无治主义是否违背“人性”？无治主义者已经积累了很多证据，表明它可能不是。

至于指控无治主义者对“人性”的要求过高，事实往往是非无治主义者对它的有最大的要求。因为“虽然我们的反对者似乎承认有一种社会栋梁——统治者、雇主、领导者，他们很高兴地阻止那些坏人——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领导者——变得比他们更坏”，但我们无治主义者“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被权威所腐化，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被剥削所腐化。”因此，“有[一个]区别，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我们承认人性的不完美，但我们对统治者也一视同仁。他们导致了这种情况，尽管有时是不自觉的，而且正因为我们没有为他们开脱，他们就说我们是空想家。”[Peter Kropotkin, Op. Cit., p. 83] 如果人性是如此糟糕，那么给一些人以权力，并希望这能带来正义和自由，岂不是最彻底的空想主义？

此外，如前所述，无治主义者认为等级制组织带来了人类本性中最坏的一面。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会受到专制关系如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巴枯宁认为：“这是特权的特征，并且它寓于各种形式特权中——那就是扼杀人的思想和心灵……这是一条没有例外的社会规律……这是平等和人性的规律。”[God and the State，第31页] 当特权者因权力而堕落时，无权者（一般来说）则在心灵和思想上会变得奴性（幸运的是，人类的精神是这样的：无论压迫如何，总会有反抗者；因为有压迫的地方就有反抗，因此，也就有希望）。因此，对于无治主义者来说，听到非无治主义者从等级制度产生（扭曲的）“人性”的角度，来反过来为等级制度辩护，这看起来很奇怪。

可悲的是，太多人恰恰是这样做的——时至今日也是如此。例如，随着“社会生物学”的兴起，一些人声称（却几乎没有真正的证据）：资本主义是我们“天性”的产物，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这些主张只是“人性”论的一个新变种，且毫不奇怪，它们被当权者把握住了。考虑到证据的匮乏，他们对这一“新”学说的支持必须纯粹是其对当权者有用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有助于产生一个“客观的”和“科学的”理由，来合理化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关于这一过程的讨论，见Steven Rose, R.C. Lewontin和Leon J. Kamin的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

这并不是说在它其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真相。正如科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指出的，“我们潜在行为的范围被我们的生物学机理所限制”，如果社会生物学的意思就是“通过基因控制，那么我们几乎没有异议。”然而，他们并不是这个意思。相反，这是社会生物学主张的是一种“生物决定论”的形式。他们说特定的人类特征有特定的基因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虽然“暴力、性别歧视和一般的恶劣行为的确是生物性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系列可能行为的一个子集”，但“和平、平等和善良”也是如此。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创造允许后者蓬勃发展的社会结构，我们可能会看到它们影响力的增大。”从社会生物学家自己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他们“承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常常把那些令人不舒服的‘例外’，当作暂时的和不重要的异常情况来处理。”这令人惊讶，因为如果你相信“反复的、经常的种族灭绝战争塑造了我们的遗传上的命运，那么非攻击性民族的存在就会显得令人尴尬。”[Ever Since Darwin，第252页，第257页和第254页] 。

与之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社会生物学的做法是首先将当前社会的主导思想投射到自然界（往往是无意识的，所以科学家们错误地认为有关的思想既 “正常”又“自然”）。布克钦将此称为“历史上的人类价值观”对自然界的“隐晦投射”，而不是基于“科学的客观性”。然后，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自然理论，又被转移回到社会和历史上，被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原则（等级制度、权威、竞争等）是永恒的法则，然后将其作为维持现状的理由来加以呼吁！布克钦指出：“这种程序所达到的目的是，通过辩护对男人和女人的命令作为‘自然秩序’的先天特征，从而强化人类的社会等级制度。人类的统治，被因此转录到生物学上不可改变的遗传密码中。”[The Ecology of Freedom，第95页和第92页] 令人惊讶的是，有许多所谓的聪明人居然在认真对待这种巧妙的骗局。

当自然界中的“等级制度”被用来解释人类社会中的等级制度、并以此作为理由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种类比是误导性的，因为它们忘记了人类生活的制度属性。正如Murray Bookchin在他对社会生物学的批评中所指出的，“一个虚弱的、无力的、不安的和患病的猿猴，几乎不可能成为‘首领’，更不可能保持这种高度短暂的‘地位’。相比之下[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身体和精神上最病态的人类统治者所行使的权力，却具有破坏性的效果。”这“表达了等级制度之于人的权力，在所谓的‘动物等级’中是完全相反的，在那里，制度的缺乏，恰恰是去理解对‘阿尔法雄性’或‘蜂后’的讨论的唯一一种方式。”[“社会生物学或社会生态学”，Which way for the Ecology Movement?, 第58页] 因此，使人类社会变得独特的东西被随便地忽略了；而社会中真正的权力来源，却被隐藏在基因的屏障之下。

当然，对“人性”（或更糟糕的社会生物学）的呼吁所进行的各种各样辩护，可以说是自然的，因为每个统治阶级都需要去证明他们的统治权。因此，他们支持那些以看似证明了精英权力的方式去定义统治权的学说——无论是社会生物学、神权、原罪，等等。显然，这种学说一直是错误的……当然，直到现在也是。因为很明显，我们目前的社会真正地符合“人性”，而且已经被我们目前的科学祭司所科学地证明了！

这种说法的傲慢确实令人吃惊。但历史并没有停止。一千年后，社会将完全不同于目前的情况，也不同于任何人所能想象到的情况。任何当下存在的政府都不会亘古不灭，目前的经济体系也将不复存在。唯一可能“经久不衰”的是，人们仍然会宣称他们的新社会是完全符合人性的“唯一真正的系统”，即使以前所有系统都不曾是这样。

当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不会想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能会从相同的事实中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更有道理。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也没有想到，“客观的”科学家的理论，可能是在他们所处社会的主导思想背景下形成的。然而对于无治主义者来说，在沙皇俄国工作的科学家们发展了一种基于物种内部合作的进化理论，这一点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英国的同行们发展了一种基于物种内部和物种之间竞争性斗争的理论。当然，后者的理论反映了英国社会的主流政治和经济理论（特别是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这纯属巧合。

例如，克鲁泡特金的经典作品《互助论》，就是为了回应英国达尔文主义代表们，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的明显不准确之描述而写的。克鲁泡特金基于俄国对当时英国达尔文主义的主流批评之上，（用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群体或物种内的“互助”、与这些群体或物种内个人之间的“相互的斗争”一样重要（内容详情和对之的评价，见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其Bully for Brontosaurus一书中的文章“克鲁泡特金并不是疯子”）。他强调，这是进化中与竞争并存的一个“因素”，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因素对生存更为重要。因此，合作与竞争一样是“自然的”，这就证明了“人性”并不是无治主义的障碍；因为物种成员之间的合作，可以是对个人有利的最佳途径。

总结一下。无治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并不违背“人性”，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被认为是“人性”的东西是由我们生活的社会和我们创造的关系决定的。这意味着等级制社会将会鼓励某些个性特征占主导地位，而无治主义社会则会鼓励其他的个性特征。因此，无治主义者“与其说是依赖人性会改变的事实，不如说是依赖同一人性在不同环境下会有不同行为的理论。”其次，变化“似乎是存在的基本规律之一”，所以“谁能说人类已经达到了他[原文如此]可能性的极限呢。”[乔治-巴雷特，Objections to Anarchism，第360-1页和第360页]

关于无治主义者对人性看法的有益讨论（它们都驳斥了无治主义者认为人性本善的想法），可以参见Peter Marshall的“人性和无治主义”[David Goodway（编辑），For Anarchism: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第127-149页]和大卫·哈特利的“无治主义共同体和人性”。[Anarchist Studies第3卷第2期，1995年秋，第145-164页]

A.2.16 无治主义的运转需要“完美”的人吗？

不是。无治状态不是乌托邦、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它将只是一个人类的社会，具有所有和人类相关的难题、希望和恐惧。无治主义者并不认为人类需要 “完美”才能使安那其状态运转——他们只需要是自由的。因此，克里斯蒂和梅尔策说到：

“[一个]常见的谬论[是]，革命社会主义[即无治主义]是对工人的‘理想化’，[因此]仅仅陈述他们现在的缺点就是对阶级斗争的驳斥……一个自由社会……没有道德或伦理上的完美就可以存在，这在道德上似乎不合理。但就推翻[现有的]社会而言，我们可以忽略人们具有缺点和偏见的事实，只要它们没有变得制度化。我们可以毫不担心地看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工人在获得‘知识分子’的社会风度或摆脱当前社会的——从家庭纪律到仇外心理的——所有偏见之前，可能早就实现了对其工作场所的控制。只要他们能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经营行业，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偏见在自由中枯萎，只有在社会气候对它们有利的时候才会‘盛放’……我们要说的是……一旦生活可以在没有来自上面强加的权威的情况下继续下去——在劳工撤出他们的服务后，强加的权威将无法生存，专制主义的偏见将会消失。除了自由的教育过程之外，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The Floodgates of Anarchy，第36-7页]

不过很明显，我们认为自由社会将会培养出更能将自己的个性与需求、与他人的个性与需求相协调的人，从而减少个人冲突。剩下的争端将通过合理的方法来解决，例如，使用陪审团、互助的第三方集体，或者社区和工作场所的集会加以解决（见I.5.8节，讨论如何对反社会活动以及争端进行处理）。

如同“无治主义是反人性的”论点（见A.2.15节），无治主义的反对者通常会假设“完美”的人——当被置于权力地位时不会被权力腐蚀的人；奇怪地不受等级制度、特权等的扭曲所影响的人。然而，无治主义者并没有对人类的完美性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只是认识到，正因为人并不完美，把权力交到一个人或一个精英手中绝不会是一个好主意。

应该指出的是，无治主义需要一个（完美的）“新”人类的想法，常常是无治主义反对者为了诋毁它而提出来的（而且，通常是为保留等级制度的权力、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辩护）。毕竟，人是不完美的，也不可能成为完美的。因此，他们抓住每一个政府倒台和由此产生的混乱的例子，来依此否定无治主义，认为它是不现实的。媒体喜欢在“法律和秩序”受到破坏和发生抢劫的时候，宣布一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无治主义者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原因，因为诋毁者犯了一个基本错误，那就是假设一个没有无治主义者的无治主义社会！（另一种表达同样意思的说法是，无治主义者的无治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存在的社会。右翼的“无治”资本主义者们提出了这个变种的说法，以诋毁真正的无治主义。然而，他们的“反对”反而否定了他们自己作为无治主义者的主张，因为他们隐含地假定了一个没有无治主义者的无治主义社会！）不用说，一个由认为仍然需要权威、财产和国家主义的人所组成的“无治状态”，很快又会变成专制主义（即非无治主义）。这是因为即使政府明天就消失了，同样的制度也会很快再次成长起来，因为“政府的力量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人民。一个大暴君可能是一个傻瓜，但不会是一个超人。他的力量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人民的迷信，认为服从他就是正确的。只要这种迷信存在，就算一些解放者砍掉暴君的头颅也是没有用的；人民会创造出另一个暴君，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依赖自己以外的东西。”[乔治·巴雷特，Objections to Anarchism，第355页]

“我们的社会机构是建立在某些观念之上的；只要这些观念被普遍地相信，建立在它们之上的机构就是安全的。政府之所以依旧强大，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权威和法律强制力是必要的。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认为是适当的和公正的，资本主义就会延续下去。削弱当今压迫性的条件与思想，也就意味着政府和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What is Anarchism?，第xii页]

换句话说，无治状态需要无治主义者去创造、并让它继续生存下去。但他们不一定是完美的，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从命令－服从关系和“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是必要的”这种迷信中解放出来。无治主义需要“完美”之人的想法中隐含的假设是，自由可以被给予，而不是被剥夺；因此明显的结论是，要求“完美”之人的无治主义将会失败。因为这个论点忽略了一点：为了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需要自我活动和自我解放。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历史不过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彼得·克鲁泡特金，Act for Yourselves，第85页] 思想通过斗争而改变，因此，在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我们不仅改变了世界，也同时改变了自己。因此，正是争取自由的斗争，造就了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社区和大家的地球承担责任的人民。人们是能够平等地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的，因此，创造无治状态也是可能的。

因此，当政府消失时而经常出现的混乱，并不是无政府状态，事实上也不是一种反对无治主义的理由。它只是意味着创建无治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条件并不存在。无治状态是社会核心集体斗争的产物，而不是外部冲击的产物。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无治主义者不认为这样一个社会将会在“一夜之间”就出现。相反，我们认为无治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它如何运作的来龙去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根据经验和客观情况而不断发展，而不是会立即就出现一个完美的形式（见H.2.5节对马克思主义对此主张的讨论）。

因此，无治主义者不会得出结论说，“完美”的人是无治主义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为无治主义者“不是具有解放人类之神圣使命的解放者，而是人类的正朝着自由的方向奋斗的、人类的一部分。”因此“如果说，无治主义革命是某种现成的、可以被用外部手段强加给人民的的革命，那么人民会确实地拒绝他，并重建旧社会。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发展了他们的自由观念，并自己摆脱了暴政的最后堡垒——政府，那么革命也确实会永久地完成。”[George Barrett, Op. Cit., p. 355]

这并不是说，无治主义社会必须等到每个人都成为无治主义者才会出现。远非如此。例如，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突然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并自愿放弃他们的特权，这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面对大规模且不断增长的无治主义运动，统治精英们总是利用镇压来捍卫其社会地位。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见A.5.6节）和意大利（见A.5.5节）的使用，显示了资本主义阶级可以堕落到何种程度。无治主义将在少数统治者的反对下产生，因此，它需要捍卫自己，反对重建权威的企图（见H.2.1节，驳斥马克思主义声称“无治主义者反对有必要在反革命的情况下捍卫无治主义社会”）。

相反，无治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活动的重点放在说服那些受压迫和剥削的人，告诉他们自己不仅有能力去抵制社会制度及其成因，而且可以通过摧毁这两者来最终终结它们。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认为的，“我们需要群众的支持，以建立一支有足够力量的部队，通过群众的直接行动来实现我们彻底改变社会有机体的具体任务。我们必须贴近群众、接受现在的群众，并从他们的队伍中尽可能地寻求‘推动’他们前进。”[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p. 155-6] 这将创造使社会迅速向无治主义演变的可能条件，因为最初被少数人接受的东西，“却将越来越多地找到大众的表达方式，在人民群众中实现”，“少数人将成为人民，成为广大群众；而这个群众起来反对财产和国家，将向无治共产主义迈进。”[克鲁泡特金，Words of a Rebel，第75页] 因此，无治主义者非常重视传播我们的思想，为无治主义辩护。这将从那些质疑资本主义和国家之不公正的人中，创造出了有意识的无治主义者。

等级制社会的性质和在受制于它的人中自然形成的抵抗力，帮助了这一进程。无治主义思想通过斗争自发发展。正如我们在I.2.3节中所讨论的，无治主义组织，往往是作为反抗压迫和剥削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建立的；而压迫和剥削是每个等级制度的标志，并且有可能成为极少数社会的框架。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创建自由意志主义的制度都是可能的。一个民族的经历，可能会让他们得到无治主义的结论，也就是意识到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少数富人和权贵，并剥夺多数人的权力。虽然需要它来维持阶级和等级社会，但不需要它来组织社会，也不可能为所有人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来组织。这是都是有可能的。然而，如果没有清醒的无治主义者存在，任何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都有可能被寻求对大众的政治权力的政党或宗教团体所利用、滥用并最终摧毁（俄国革命就是这个过程中最著名的例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治主义者组织起来影响斗争，传播我们的思想（详见J.3节）。因为只有当无治主义思想“获得主导性的影响”并“被足够多的人口所接受”时，我们才“实现了无治状态，或向无治状态迈出了一步”。因为无治状态“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而强加于人民。”[Malatesta, Op. Cit., p. 159 and p. 163] 。

因此，总而言之，无治主义社会的建立并不取决于人们是否完美，而是取决于大多数人是否是无治主义者、并希望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重组社会。这不会消除个人之间的冲突，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创造出完全成型的无治主义人性；但再彻底改变了参与者、实现了社会变革的斗争之后，逐步消除所遗留下来的任何偏见或者反社会行为的过程——都将为冲突的消弭与无治主义人性的成型，奠定基础。

A.2.17 为了运作一个自由社会，大多数人不是太愚蠢了吗？

我们很抱歉要把这个问题列入无治主义FAQ，但我们知道，许多的政治意识形态明确地假定普通人太过愚蠢，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和管理社会。资本主义政治议程的所有方面，从左派到右派，都有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无论是列宁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费边主义者还是客观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少数人才有创造力和智慧，所以这些人理应管理其他人。通常，这种精英主义被关于“自由”、“民主”和其他陈词滥调的优美流畅言辞所掩盖——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告诉人们他们想听的东西，来借此钝化人们的批判性思维。

当然，那些相信“天然”精英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最高层，这一点也不奇怪。例如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客观主义者”，会认为自己是“二手货”^{^㉖}大军中的一员（然而听到那些只是鹦鹉学舌重复安·兰德对其他人的批判时，却总是很有趣！），或者会认为自己将会在“真正”资本主义的未知“理想”中做一个厕所清洁工。每个阅读精英主义辞藻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是“被精选的少数人”中的一分子。在一个精英主义社会中，认为精英的存在是天然的、而自己是其中一个潜在的成员——这种观念就是“天然的”！

对历史的考察表明，存在一种基本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它使得所有自青铜时代开始出现的国家和统治阶级，得到了至关重要的合理化（“如果统治的遗产除了支持等级和阶级利益之外还有任何更广泛的目的，那就是试图将对公共能力的信念从社会话语的本身中驱除。”[布克钦，The Ecology of Freedom，第206页]）这种意识形态只是改变了它的外衣，而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它的基本内涵。

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它就被染上了基督教的色彩，以适应教会等级制度的需要。对牧师精英来说，最有用的“神启”教条就是“原罪”：那就是人类基本上是堕落和无能的生物，需要“来自上天的指示”；而牧师，就是普通人和“上帝”之间方便且必要的调解人。“普通人基本上是愚蠢的，因此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想法，就是这种教义的延续，是那个黑暗时代的遗物。

对于所有那些声称大多数人是“二手货”或不能发展出比“工会意识”更多的东西的人——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荒谬的说法，甚至经不起对历史、特别是劳工运动历史的哪怕是最肤浅的推敲。那些为自由而斗争之人的创造性力量，往往是真正令人惊讶的；而如果在“正常的”社会中看不到这种智慧的力量和灵感，这就是对等级制度和权威所产生的一致性致命影响的——最清楚的控诉。(更多关于等级制度的影响，见B.1节）。正如Bob Black所指出的：

“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如果你做枯燥、愚蠢、单调的工作，很可能你最终会变成枯燥、愚蠢、单调的人。与电视和教育等重要的白痴化机制相比，工作能更好地解释我们周围毛骨悚然的愚化现象。那些一生都被束缚的人，从学校开始就被交给工作；一开始在家庭中被分级，最后在养老院被分级；他们习惯于等级制度，在心理上被奴役。他们的自主能力是如此萎缩，以至于他们对自由的恐惧，是他们少数基于理性的恐惧症之一。他们在工作中接受的服从训练会延续到他们建立的家庭中，从而以更多的方式复制这个系统，并进入政治、文化和其他一切领域。一旦你在工作中耗尽了人们的活力，他们很可能会在所有事情上服从于等级制度和专业知识。他们已然习惯于此。”[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第21-2页]

当精英们试图构想解放时，他们只能想到解放是由（对列宁主义者而言）善良的或（对客观主义者而言）愚蠢的精英们，给予被压迫者的。那么，它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自我解放才能产生一个自由的社会。权威的压迫和扭曲作用，只有通过自我行动才能克服。少数这种自我解放的例子证明，大多数的人们，曾经被别人认为没有掌握自由的能力，却能够胜任这项任务。

那些宣称自己“高人一等”的人之所以这样做，往往是担心一旦人们从权威的衰弱之手中解放出来，就会意识到——用麦克斯·施蒂纳的话来说：“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在跪着。让我们，站起来。”

正如艾玛·戈尔德曼在谈到女性平等时所说的：“妇女在各行各业中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使妇女低人一等的闲言碎语永远消失了。那些仍然坚持这种迷信的人，是因为他们最讨厌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这是所有权威的特点，无论是主人对他的经济奴隶，还是男人对女人。然而在任何地方，妇女都在逃离她的牢笼；在任何地方，她都在自由地、大步地前进。”[Vision on Fire，第256页] 同样的评论适用于，例如，西班牙革命期间非常成功的工人自我管理的实验。

那么当然，认为人们太愚蠢，所以无治主义不可能起作用的观点，也会反作用于那些主张它的人。比如，以那些用这个论点来主张民主政府而不是无治主义的人为例。正如路易吉·加莱尼所指出的，民主，意味着“承认人民有权利和能力来选择他们的统治者。”然而，“谁有选择自己统治者的政治能力，谁就意味着也有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行事的能力，特别是当造成经济敌意的原因被根除时。”[The End of Anarchism?，第37页] 因此，支持民主而反对无治主义的论点反而破坏了自己，因为 “如果你认为这些有价值的选民不能自己照顾自己的利益，那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如何为自己选择必须引导他们的牧羊人呢？他们又如何能从一大群傻瓜的选票中选举产生一个天才，从而解决这个社会炼金术的问题？”[Malatesta, Anarchy, pp.53-4]

至于那些认为独裁是解决人类之愚蠢办法的人，有一个问题就随之而来：为什么这些独裁者却对这一明显的人类普遍特征免疫呢？而且，正如马拉泰斯塔指出的，“谁是最优秀的？又是谁来认可他们的这些品质？”[同上，第53页] 如果他们将自己强加给“愚蠢”的大众，为什么要假定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和压迫多数人呢？或者说，为什么要假设他们比大众更聪明？独裁和君主制政府的历史对此类问题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类似的论点也适用于其他非民主制度，例如那些基于有限选举权的制度。例如，洛克（即古典自由主义或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关于“基于财产所有者统治的国家”的理想，注定只是一个压迫大多数人以维持少数富人的权力与特权的政权而已。同样，将资本家精英视为唯一理性的“精英”（即“客观主义者”的愿景），也暗示了一个远不如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完美制度。这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容忍那些把他们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的压迫性老板。因为如果你从根本上将人们视为“未开化的部落”，又怎么能指望他们认识到并追求自己的利益？你不可能两全其美，纯资本主义的“未知理想”将和“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一样地肮脏、压迫和异化。

因此无治主义者坚信，基于大众缺乏能力而反对无治主义的论点，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不是公然地自我维护）。如果人们对无治主义来说太愚蠢，那么他们对你所关心的任何制度来说都太愚蠢。归根结底，无治主义者认为，这种观点只是反映了等级社会产生的奴性心态，而不是对人类和我们这个物种的历史的真正分析。引用卢梭的话：

“当我看到众多完全赤身裸体的野蛮人蔑视欧洲人的奢侈，忍受饥饿、火焰、刀剑和死亡，只为维持他们的独立——我觉得就已经没有必要去让奴隶论证自由了。”[引自诺姆·乔姆斯基，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第780页] 。

A.2.18 无治主义者支持恐怖主义吗？

首先，恐怖主义意味着要么针对、要么不在乎杀害无辜的人。而无治主义的存在却必须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创造。一个人不能通过炸翻人们来说服他们相信自己的思想。其次，无治主义是关于自我解放的。而一个人不能炸毁一种社会关系。自由，不能由少数精英代表大多数人破坏统治者的行动来创造。简单地说，“基于几个世纪历史的结构体系，无法用几公斤的炸药就能摧毁。”[克鲁泡特金，由Martin A. Millar引用，Kropotkin，第174页] 只要人们觉得需要统治者，等级制度就依然会存在（关于这一点，见A.2.16节）。正如我们前文所强调的，自由不能被给予，只能被剥夺。最后，无治主义的目标是自由。因此，巴枯宁说：“当一个人为了人类的解放而进行革命时，他应该尊重人们的生命和自由。”[引自K.J. Kenafick,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p. 125]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手段决定目的，恐怖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侵犯了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不能用来建立无治主义社会。比方说，俄国革命的历史就证实了克鲁泡特金的见解：“如果未来的革命只能靠恐怖来取得胜利，那就非常可悲了。”[由Millar引用，同上，第175页]

此外，无治主义者并不是反对个人，而是反对导致某些个人对他人拥有权力、并滥用（即使用）这种权力的——制度和社会关系。因此，无治主义革命是要破坏结构，而不是破坏人。正如巴枯宁所指出的，“我们希望的，不是杀死人，而是废除地位及其特权”，无治主义“并不意味着构成资产阶级的个人的死亡，而是意味着资产阶级——作为经济上不同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实体的死亡。”[The Basic Bakunin，第71页和第70页]换句话说，“你不能炸毁一种社会关系”（引用一本介绍无治主义者反对恐怖主义的小册子的标题）。

那么，无治主义是如何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呢？部分原因是国家和媒体坚持把不是无治主义者的恐怖分子称为无治主义者。例如，德国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派就经常被称为“无治主义者”，尽管他们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幸的是，抹黑是有效的。同样，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指出的，“几乎所有熟悉无治主义运动的人所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治主义者不得不承受的大量[暴力]行为，要么源于资本主义报刊，要么是由警察煽动的、即使不是直接实施的。”[Red Emma Speaks，第262页]

从目前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可以看到这个过程的一个例子。例如在西雅图，媒体报道了抗议者（尤其是无治主义者）的“暴力”，但这不过是几扇破碎的窗户而已。警察对抗议者的实际暴力却要大得多（顺便说一句，这要早于打破一扇窗户之前），但却不被认为是值得评论的。后来媒体对反全球化示威的报道也遵循了这一模式，将无治主义与暴力牢牢联系在一起，尽管抗议者在国家手中遭受了最大的暴力。正如无治主义活动家Starhawk所指出的，“如果打破窗户和在警察攻击时进行反击是‘暴力’，那么请给我一个新词，一个语气还要强大一千倍的词，去在警察把不反抗的人打成昏迷时使用。”[Staying on the Streets，第130页] 。

同样，在2001年的热那亚抗议活动中，主流媒体把抗议者说成是暴力分子，尽管是国家杀死了其中一个人，并使成千上万的人住院。媒体没有提到在制造暴力方面，警察的挑衅者的存在。正如Starhawk事后指出的，在热那亚，“我们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家恐怖主义政治运动。这场运动包括造谣、使用渗透者和挑衅者、与公开的法西斯团体勾结……、故意将非暴力团体作为催泪瓦斯和殴打的目标、警察的普遍暴行、对囚犯的酷刑、对组织者的政治迫害……他们公开地做了所有这些，表明他们不担心反响，期待来自最高层的政治保护。”[Op. Cit., pp. 128-9] 毫不奇怪，媒体并没有报道这一点。

在随后的抗议活动中，媒体沉溺于更多的反无治主义的炒作，编造故事，把无治主义者说成是充满仇恨的、计划实施大规模暴力的人。例如，2004年在爱尔兰，媒体报道说无治主义者计划在都柏林与欧盟相关的庆祝活动中使用毒气。当然，这种计划的证据并没有出现，实际也并没有发生这种行动。媒体所说的无治主义者正在组织的暴乱也同样没有发生。类似的错误信息过程，也包括伦敦的反资本主义“五一”示威、和纽约的反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活动。尽管在事件发生后不断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媒体总是在刊登无治主义暴力的骇人故事（他们甚至会编造西雅图等地的事件，以证明他们的文章是正确的，并进一步妖魔化无治主义）。因此，无治主义等同于暴力的流言就这样被延续了下来。毋庸讳言，那些大肆宣扬（不存在的）无治主义暴力威胁的报纸，对这些事件中发生的警察对示威者的实在的暴力和镇压——保持沉默。他们也没有在他们的（毫无根据的）厄运故事被后来的事件揭露为无稽之谈后发表道歉声明。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无治主义者就未曾实施过暴力行为。他们有过（就像其他政治和宗教运动的成员也有过一样）。将恐怖主义与无治主义联系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无治主义运动中的“行动宣传”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从1880年到1900年）的特点是少数无治主义者暗杀统治阶级的成员（皇室成员、政治家等等）。更糟糕的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成员经常光顾的剧院和商店成为目标。这些行为被称为“用行动进行宣传”。1881年俄国民粹主义者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激发了无治主义者对这一策略的支持（这一事件促使约翰·莫斯特在Freiheit上发表了题为“终于！”的著名社论，庆祝弑君和对暴君的暗杀）。然而，无治主义者支持这一策略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这是对针对工人阶级的镇压行为进行报复；其次，作为一种鼓励人们造反的手段，告诉他们的这些压迫者是可以被打败的。

考虑到这些原因，在法国政府对巴黎公社的残酷镇压导致两万多人死亡、并在其中许多无治主义者被杀害之后——行动宣传的策略在法国率先开始，就并不是一个巧合。有趣的是，虽然无治主义者为公社复仇而采取的暴力行动相对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但国家对公社成员的大规模屠杀却相对不为人所知。同样，人们可能知道，意大利无治主义者盖塔诺·布雷西在1900年暗杀了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或者亚历山大·伯克曼在1892年试图杀死卡内基钢铁公司经理亨利·克雷·弗里克。但通常人们不知道的是，翁贝托的军队曾向抗议的农民开火并将其杀害^{^㉗}，或者弗里克的平克顿公司也曾在霍姆斯特德杀害了被困的工人^{^㉘}。

这种淡化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暴力的做法并不令人惊讶。“国家的行为就是暴力，”麦克斯·施蒂纳指出，“它把自己的暴力称为‘法律’；把个人的暴力称为‘犯罪’。”[The Ego and Its Own，第197页] 那么，无治主义者的暴力受到谴责，而引发它的镇压（往往则是更严重的暴力）却被忽视和遗忘，就不足为奇了。无治主义者指出，指责无治主义者是“暴力”的说法是虚伪的，因为这种说法要么来自政府的支持者，要么来自实际的政府本身，政府“通过暴力产生，通过暴力维持自己的权力，并不断使用暴力来镇压叛乱和欺凌其他国家。”[Howard Zinn, The Zinn Reader, p. 652] 。

通过考虑非无治主义者对国家暴力的反应，我们可以感受到身边谴责无治主义暴力的虚伪性。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资本主义报纸和个体庆祝法西斯主义以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相比之下，无治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作殊死斗争，并试图暗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显然，支持凶残的独裁政权不是“暴力”和“恐怖主义”，但抵制这种政权才是! 同样地，非无治主义者可以支持专制和独裁国家、支持战争、支持用暴力镇压罢工和骚乱（“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不被视为“暴力”。相反，无治主义者却被谴责为“暴力”和“恐怖分子”，因为他们中的少数人试图报复这种压迫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暴力行为！类似地，如果有人谴责无治主义者的“暴力”，例如让西雅图产生了一些破损的窗户，却支持警察在实施国家统治时的实际暴力，或者更糟糕的是——支持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这些似乎是这种虚伪到了极点。如果有人应该被认为是暴力，那就是国家及其行动的支持者。但人们没有看到这一明显的事实，并“对国家所谴责的暴力类型表示谴责，并为国家所实施的暴力喝彩。”[克里斯蒂和梅尔策，The Floodgates of Anarchy，第132页] 。

必须指出的是，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并不支持这种策略。正如默里·布克钦指出的那样，在那些进行“行为宣传”（有时称为“暗杀袭击”[attentats]）的人当中，只有“少数……是无治主义团体的成员。大多数人……是独行侠。”[The Spanish Anarchists，第102页] 不用说，国家和媒体却用同样的笔墨描绘所有的无治主义者。他们现在仍然这样做，并且通常依旧是不准确的（比如把这种行为归咎于巴枯宁：尽管在无治主义圈子讨论这种策略，或者把非无治主义团体称为无治主义者之前——他早已去世多年！）。

总而言之，无治主义的“行动宣传”阶段是失败的，绝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很快就看到了这一点。克鲁泡特金可以说是其中的典型。他“从不喜欢用行动宣传的口号，也没有用它来描述自己的革命行动思想。”然而，在1879年，当他仍然“敦促集体行动的重要性”时，他开始“对暗杀袭击表现出相当的同情和兴趣”（这些“集体行动的形式”被认为是在“工会和社区层面”采取的行动）。1880年，他“变得不再专注于集体行动，对个人和小团体的反抗行为的这种热情有所增加。”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克鲁泡特金很快就“逐渐不重视孤立的造反行为”，特别是在“他看到在新的激进工会主义中发展集体行动的更大机会”之后。[Caroline Cahm,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p.92, p.115, p.129, pp.129-30, p.205] 到1880年代末和1890年代初，他开始不赞成这种暴力行为。这一方面，是由于对更恶劣的行为的强烈反感（如针对国家对参与1892年赫雷斯起义的无治主义者进行的谋杀，而策划的巴塞罗那剧院爆炸案；和针对国家镇压而进行的埃米尔·亨利的咖啡馆爆炸案）；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意识到这是对无治主义事业的阻碍。

克鲁泡特金认识到，19世纪80年代“泛滥的恐怖行为”导致了“当局对运动采取镇压性的行动”，并且“在他看来，这不符合无治主义的理想，对促进民众的反抗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此外，他“对运动与群众的隔离感到焦虑”，这种隔离“由于对”行动宣传的“专注，不减反增。”他“看到人民革命的最佳可能性是……在劳工运动中发展新的斗争精神。从现在开始，他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革命的少数派在群众中工作，以发展反抗精神的重要性。”然而，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初，即使是在他对个人造反行为的支持度最高时（如果不是因为行动宣传的话），他也看到了集体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因此，“克鲁泡特金始终坚持劳工运动在革命前的斗争中的重要性。”[同上，第205-6页，第208页和第280页]

克鲁泡特金并不孤单。越来越多的无治主义者认为，“行动宣传”给了国家一个钳制无治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借口。此外，它给了媒体（和无治主义的反对者）一个机会，将无治主义与盲目的暴力联系起来，从而使许多人疏远这场运动。这种错误的联想一有机会就会被重新提起，而且全然不顾事实（例如，尽管个人无治主义者完全拒绝“用行动进行宣传”，他们也仍然被媒体污蔑为“暴徒”和“恐怖分子”）。

此外，也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行动宣传”背后的假设——即每个人都在等待机会进行反叛——是错误的。事实上，人们是他们所身处制度的产物；因此他们也接受了用来维持该制度的大多数谎言。无论如何，随着行动宣传的失败，无治主义者转而回到大多数运动一直在做的事情：鼓励阶级斗争和自我解放的过程。从1890年后无治主义工会的兴起，可以看出这种对无治主义根源的回归（见A.5.3节）。这一立场自然而然地源自无治主义理论，与个人的暴力行为的思想不同：

“为了实现革命，特别是无治主义革命，[就]必须让人民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和力量；必须让他们准备好战斗、准备好把自己的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群众中实现这种思想状态，必须是革命者始终关注的问题，也是他们所有活动必须达到的目标……谁期望人类的解放不是来自所有进步的人类坚持不懈地、和谐地合作，而是来自一些偶然的或天助的英雄主义行为——谁就不会比那些期望它来自一个聪明的立法者或一个常胜将军的干预的人，更加的明智。……我们的思想迫使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因为我们不相信有可能用武力强加于人，我们也不希望被命令……今天，这……是我们思想在逻辑上的结果，是我们对革命和社会重组的概念强加给我们的条件……[那就是]生活在人民中间，通过积极参加他们的斗争和痛苦，来赢得他们对我们思想的支持。”[埃里克·马拉泰斯塔，“当前的职责”，第181-3页，Anarchism，罗伯特·格雷厄姆（编辑），第180-1页]

尽管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在策略上不同意行动宣传，但也很少有人会认为它是恐怖主义，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考虑暗杀。在战争期间轰炸一个村庄，仅仅因为里面可能有敌人，这就是恐怖主义；而暗杀一个屠戮的独裁者或镇压性国家的首脑，充其量算是防御，最坏的情况也是报复。正如无治主义者长期以来所指出的，如果恐怖主义是指“杀害无辜的人”，那么国家就是最大的恐怖分子（同时也拥有地球上最大的炸弹和其他破坏性武器）。如果实施“恐怖行为”的人真的是无治主义者，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伤害无辜的人，而绝不会使用“附带损害”这种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的、国家主义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行动宣传”行为都是针对统治阶级的个人，如总统和皇亲；并且是在此之前国家和资本主义事先暴力行动的一个后果。

所以，无治主义者实施过“恐怖”行为，这是一个事实。然而，这与无治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毫无关系。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认为的，“不是无治主义本身，而是对11名钢铁工人的残酷屠杀，[这才]是促使亚历山大·伯克曼采取行动的原因。”[同上，第268页] 同样，其他政治和宗教团体的成员也实施过这种行为。正如伦敦的自由集团所认为的那样：

“当街上的人们辱骂无治主义者，或碰巧是他[她]讨厌的任何政党，认为他们导致了刚刚犯下的一些暴行时——他们总是忘记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自古以来，杀人暴行就是被激怒的、绝望的阶级和被激怒的、绝望的个人，对他们[她们]的同胞所遭受的无可容忍的不公的回应。这种行为是对暴力的猛烈反击，无论这个暴力是侵略性的还是镇压性的……其原因不在于任何特殊的信念，而在于……人性本身的深处。整个历史进程，包括政治进程和社会进程，都充满了这方面的证据。”[艾玛·戈尔德曼引用，同上，第259页]

许多其他政治、社会和宗教团体和政党都曾使用过恐怖主义。例如，基督徒、马克思主义者、印度教徒、民族主义者、共和党人、穆斯林、锡克教徒、法西斯主义者、犹太人和爱国者，都有过恐怖主义行为。但这些运动或思想则很少被贴上“恐怖主义性质”的标签，或被不断地与暴力联系起来——这也表明了无治主义对现状的威胁。没有什么比——对恶意的和／或消息不灵通的人，把那些相信和实践这种思想的人描绘成完全没有意见或理想的、只是疯狂地想破坏的“癫狂的炸弹人”——更有可能使一种思想失去信誉和被边缘化。

当然，绝大多数的基督徒等等都反对恐怖主义，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令人厌恶的，而且会产生反作用。这也正如绝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一样，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同样如此（认为）。然而就我们而言，似乎却有必要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声明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反对。

因此总结一下——只有少数的恐怖分子曾经是无治主义者，也只有少数的无治主义者曾经是恐怖分子。无治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一直认识到社会关系不可能被暗杀、或被炸得灰飞烟灭。与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暴力相比，无治主义的暴力只是沧海一粟。不幸的是，大多数人记住的是少数无治主义者实施暴力的行为，而不是促使这些行为的、国家和资本的暴力和镇压行为。

A.2.19 无治主义者持有怎样的伦理观？

无治主义者对伦理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一个个体需要在自己的内心中发展自己的伦理感。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同意麦克斯·施蒂纳的观点，那就是个人必须将自己从现有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对这种道德提出质疑——“由我决定这对我而言是否正确；在我之外没有正确。”[The Ego and Its Own，第189页] 。

然而，很少有无治主义者会达到施蒂纳那种程度，完全拒绝任何社会伦理的概念（不过说起来，施蒂纳确实也会重视一些普遍的概念，尽管它们是利己主义的概念）。对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这种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几乎和道德绝对主义一样糟糕（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观点，认为除了适合个人之外没有正确或错误；而道德绝对主义的观点，则认为一个事物的对错与个人的想法无关）。

人们经常声称，现代社会的解体是由于过度的“利己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这是不正确的。就道德相对主义而言，它比各种道德家和真正的信徒敦促社会的道德绝对主义，还要向前迈进了一步；因为它以个人理性的想法为基础，无论多么渺小。然而，由于它否认了伦理的存在（或可取性），所以它只是它所反对东西的镜像。这两种选择都不能赋予个人权利，也不能使人得到解放。

因此，这两种态度对独裁者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无法对事物形成意见（并且会容忍任何事情）的民众，或者盲目地听从统治精英命令的民众，对当权者来说都有很大的价值。大多数无治主义者都反对这两种做法，而赞成以人类理性为基础的伦理学进化方法，以发展伦理学概念和人际共鸣，将这些概念概括为社会和个人的伦理态度。因此，无治主义的伦理学方法与道德相对主义中所隐含的批判性个人调查相同，但却将自己建立在对于对与错的共同感受上。正如蒲鲁东所主张的：

“所有的进步都是从废除某些东西开始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建立在对某些弊端的谴责上；每一个新的想法，都是建立在被证明不充分的旧的想法基础上。 ”

大多数无治主义者的观点是，伦理标准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处于不断进化的过程中。这导致他们拒绝“上帝的律法”、“自然法”等各种概念，而支持一种基于个人完全有权质疑和评估他们周围世界的伦理发展理论——事实上，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自由。你不能成为一个无治主义者却盲目地接受任何东西! 米哈伊尔·巴枯宁，无治主义思想家的创始人之一，这样表达这种激进的怀疑主义：

“没有任何理论、任何现成的系统、任何的曾经写过的书——可以拯救世界。我并不忠于任何体系。我是一个真正的探索者。”

任何不以个人的质疑为基础的伦理体系，只能是专制的。埃里希·弗洛姆解释了原因：

“从形式上看，专制伦理学否认一个人有能力知道什么是好的或坏的；规范的制定者总是一个超越个人的权威。这样的体系不是基于理性和知识，而是基于对权威的敬畏，基于主体的软弱和依赖感；将决策权交给权威的结果是后者的魔幻权力，它的决定不能也不许受到质疑。从物质上说，或者说从内容上说，专制主义伦理主要是以权威的利益而不是主体的利益，来回答什么是好的或坏的问题；它是剥削性的，尽管主体可能从中获得相当大的利益，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Man For Himself，第10页] 。

因此，无治主义者在本质上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无治主义者在做出伦理判断时，不依靠精神援助的谬误，而是依靠他们自己思想的长处。这是通过逻辑和理性来完成的，是一条解决道德问题的更好途径，而不是像正统宗教那样过时的独裁体系；当然，这也比道德相对主义的“没有错或对”要好。

那么，伦理概念的来源是什么？在克鲁泡特金看来，“因此必须承认大自然是人类的第一个伦理学老师。人和所有社会动物与生俱来的社会本能，——这是所有伦理观念和所有之后道德发展的起源。”[Ethics，第45页]

换句话说，生活是无治主义伦理学的基础。这意味着，（根据无治主义者的观点）从本质上讲，个人的伦理观点来自三个基本来源：

1）来自个人所处的社会。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人的道德观念完全取决于他们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所采取的社会生活形式……这种[社会生活]，反映在人的道德观念和特定时代的道德学说中。”[同上，第315页] 换句话说，就是生活和生存的经验。

2）个人对其社会伦理规范的批判性评价，正如上文所述。这是埃里希·弗洛姆论点的核心：“人必须接受对自己的责任，以及只有利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的事实……除了人通过展开自己的力量、通过富有成效地生活而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外，没有任何其他生命的意义。”[Man for Himself, p. 45] 换句话说，个人的思想和发展。

3）共情的感觉——“道德情感的真正起源……仅仅[是]在同情心的感觉中。”[“无治主义道德”，Anarchism，第94页]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和他人感受与分享经验和概念的能力。

这最后一个因素对于伦理感的发展非常重要。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你的想象力越强大，你就越能向自己描绘任何生命在遭受痛苦时的感受，你的道德感就越强烈和细腻……你越是适应于环境、适应于你周围的人，或是适应你自己强烈的思想和想象力，去按照你自己的思想和想象力的要求行事，道德情感就越是在你心中增长，越是成为惯常。”[同上，第95页]

所以，无治主义（本质上）是基于“在类似情况下，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的伦理格言。在道德立场上，无治主义者既不是利己主义者，也不是利他主义者，他们仅仅只是人类。

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根源都在于同一个动机——“无论这两种行为在人性的结果上有多大差别，动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快乐的追求。”[同上，第85页]

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一个人的伦理感必须由自己来培养，并且需要作为社会团体的一部分、作为社区的一部分，充分发挥个人的精神能力。由于资本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权威削弱了个人的想象力，减少了他们在死气沉沉的等级制度下行使其理性的渠道，并且还破坏了社区；这就难怪资本主义下的生活，会出现明显的无视他人和缺乏伦理的行为。

与这些因素相结合的是社会中不平等所发挥的作用。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因为“正义意味着平等……只有那些视他人为与其平等的人才能遵守这样的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农奴主和奴隶商显然不会承认……农奴[或奴隶]的[把人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的]‘定言令式’^{^㉙}，因为他们不把他们看作是平等的。”因此，“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维持某种道德水平的最大障碍，在于缺乏社会平等。没有真正的平等，正义感就不可能得到普遍的发展，因为正义意味着对平等的承认。”[彼得·克鲁泡特金，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第88页和第79页]

在一个于道德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游走的社会，难怪自我主义(egotism)会与利己主义(egoism)相混淆。通过剥夺个人发展自己的伦理观念的权力，转而鼓励对外部权威的盲目服从（一旦个体认为他们没有那个权威的权力，就会出现道德相对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确保了个性和自我的贫困化。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那样：

“现代文化的失败不在于它的个人主义原则，也不在于道德美德等同于追求自我利益的想法，而在于自我利益意义的退化；不在于人们过于关注自我利益，而在于他们对真正自我的利益关注不够；不在于他们过于自私，而在于他们不爱自己。”[Man for Himself，第139页]

因此，严格来说，无治主义建立在一个利己主义的参考系之上——伦理观念必须是作为一个“什么会给我们这个整体的（包括理性和感性的，理智和同情的）个体带来快乐”之问题的表达。这导致所有无治主义者拒绝自我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这种错误划分，并认识到许多人（例如资本家）所谓的“利己主义”，会导致个人的自我否定和个人自我利益的减少。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

“在动物和人类社会中演变的道德，如果不是为了反对促进狭隘的利己主义、并以发展利他主义的精神来培养人类，那么它所追求的是什么？‘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表述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不可能有一个没有个人快乐——也就是利己主义掺杂的、纯粹的利他主义。因此，更正确的说法是，伦理学的目的是发展社会习惯，削弱狭隘的个人习惯。这些习惯最后使个人通过对自己个人的重视而忽略了社会，因此它们甚至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即个人的福利；而培养共同工作的习惯和一般的互助习惯，则会在家庭和社会中产生一系列有益的后果。”[Ethics，第307-8页]

因此，无治主义的基础是拒绝道德绝对主义（即“上帝的律法”、“自然法”、“人的天性”、“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和道德相对主义容易导致的狭隘自我主义。相反，无治主义者认识到在个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之外，才存在着正确和错误的概念。

这是因为人类的社会性质。根据克鲁泡特金的说法，个体之间的互动确实地发展成了一种社会准则，可以概括为“这对社会有用吗？那么它就是好的。对它有害的吗？那就是坏的。”然而，人类认为哪些行为的正确与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什么是有用的或有害的评估……会发生变化，但其基础是不变的。”[“Anarchist Morality”,同上，第91页和第92页]

这种基于批判精神的共情感，就是社会伦理的根本基础——“应该是什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物体“是什么”的真理性或有效性的伦理评判标准。因此，在认识到伦理在自然界的根源的同时，无治主义者认为伦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类思想——是由个人创造的生活、思想和进化、并由社会生活和社区所普遍化的产物。

那么，对无治主义者来说，什么是不合伦理的行为？基本上是任何否认历史上最宝贵的成就的行为：否认个人的自由、独特性和尊严的行为。

个人可以看到哪些行为是不合伦理的，因为由于移情作用，他们可以让自己换位到那些遭受这种行为的人的位置上。限制个性的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不合伦理的，这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

首先，保护和发展所有人的个性可以丰富每个人的生活，而且由于它产生多样性，它会给个人带来快乐。伦理学的这种利己主义基础，加强了第二个（社会层面上的）理由，即个性对社会有益；因为它丰富了社区和社会生活，巩固了它，并使它能够成长和发展。正如巴枯宁不断主张的那样，进步的标志是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或者用赫伯特·瑞德的话说，它“是由一个社会中的差异化程度来衡量的。如果个人是企业集团中的一个单元，他[她]的生活将是受限的、枯燥的和机械的。如果个人是他[她]自己的一个单元，有独立行动的空间和潜力……他可以发展——在这个词的唯一真正意义上发展——在力量、活力和快乐的意识中发展。”[“The Philosophy of Anarchism,”，Anarchy and Order，第37页] 。

这种对个性的捍卫是向自然界借鉴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多样性就是力量；因此，生物多样性成为对基本伦理洞察力的来源。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中提供了一个指南，“帮助我们区分我们的哪些行为是为自然进化的主旨服务的，哪些行为又是阻碍它们的。”[默里·布克钦，The Ecology of Freedom，第442页] 。

所以，伦理观念“存在于整个动物世界和公平观念中所固有的社会性感觉，它构成了人类理性的基本初级判断之一。”因此，无治主义者拥护“双重趋势的永久性存在——一方面，是社会性的更大发展；另一方面，是随之而来的生活强度的增加，这导致了个人幸福的增加，以及身体、智力和道德的进步。”[克鲁泡特金，Ethics，第311-2页和第19-20页] 。

无治主义者对权威、国家、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等的态度，都来自于我们的伦理信仰：即个人的自由是首要关注的问题，以及我们与他人产生共鸣的能力、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的基本平等和共同个性）。

因此，无治主义，将个人对特定环境和行动的主观评价，与基于移情边界和平等者之间的讨论、所对这些评价得出的客观人际结论——结合起来。无治主义基于对伦理观念采取人文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随着社会和个人的发展而发展。因此，一个合乎伦理的社会是这样的：“人们之间的差异将被尊重，甚至被促进，作为可以丰富经验与现象的、统一性的元素……[差异者]将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一个个别部分，因为它的复杂性而使整体更加丰富。”[Murray Bookchin, Post Scarcity Anarchism, p. 82] 。

A.2.20 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是无神论者？

事实上，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他们拒绝神的概念，反对一切形式的宗教，尤其是有组织的宗教。今天，在世俗化的西欧国家，宗教已经失去了它曾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这往往使无治主义的激进无神论看起来很奇怪。然而，一旦理解了宗教的负面作用，自由意志主义无神论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正是由于宗教及其制度的作用，无治主义者花了不少时间来驳斥宗教的理念、进行反对它的宣传。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无治主义者拥护无神论？最简单的答案是，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之所以是无神论者，是因为它是无治主义思想在逻辑上的延伸。如果无治主义是对非法权威的拒绝，那么它也就是对所谓终极权威——上帝的拒绝。无治主义的基础是理性、逻辑和科学思维，而不是宗教思维。无治主义者往往是怀疑论者，而不是信仰者。大多数无治主义者认为教会充满了虚伪，而《圣经》则是一部充满了矛盾、荒谬与恐怖的、虚构的作品。它对妇女的贬低和其性别歧视都是臭名昭著的。然而男人的待遇也好不了多少。圣经中没有一处承认人类拥有生命、自由、幸福、尊严、公平或自治的——固有权利。在《圣经》中，人类是罪人、蠕虫和奴隶（无论是比喻上还是字面上，因为它纵容奴隶制）。上帝拥有所有的权利，人类则什么都不是。

考虑到宗教的性质，这一点就并不令人惊讶。这一点上巴枯宁说得最好:

“上帝的观念意味着放弃人类的理性和正义；它是对人类自由最决然的否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然以人类的被奴役而结束。

“那么，除非我们希望人类被奴役和堕落……否则我们不能、也切不可对神学的上帝或形而上学的上帝做出丝毫的承认。凡是在这个神秘的字母表中以A开头的，将不可避免地以Z来结束；凡是渴望崇拜上帝的人必须不能对物质抱有任何幼稚的幻想，只能勇敢地放弃他的自由和人性。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人就是奴隶；现在，人可以而且必须是自由的；那么，上帝就并不存在。”[God and the State，第25页]

那么，对于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由于宗教的性质，无神论就是必要的。巴枯宁认为，“把人性中所有宏伟、公正、崇高和美丽的东西宣称为神圣的东西，就是默认人性本身无法创造它——也就是说，如果抛弃它自身，人性自有的本性是悲惨的、不公的、卑贱的和丑陋的。因此，我们回到了所有宗教的本质——换句话说，就是为了神性的更大荣耀而贬低人性。”因此，为了公正地对待我们的人性和它所具有的潜力，无治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摒弃上帝的有害神话和它所带来的一切，因此，为了“人类的自由、尊严和繁荣，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从天堂收回它所窃取的东西，并将它们送回地球。”[同上，第37页和第36页]

除了理论上对人类及其自由的贬低，从无治主义的角度来看，宗教还有其他更实际的问题。首先，宗教一直是不平等和压迫的来源。例如，基督教（就像伊斯兰教一样），只要它拥有任何政治或社会影响力，就一直是一种压迫的力量（相信你有一条通往上帝的直达路线，是建立一个专制社会的可靠途径）。近两千年来，教会一直是社会压迫、种族灭绝的力量，并作为每个暴君的辩护。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像任何君主或独裁者一样进行残酷的统治。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上帝就是一切，现实世界和人类什么也不是。上帝是真理、正义、善良、美丽、力量和生命，人是虚伪、不义、邪恶、丑陋、无能和死亡。上帝是主人，人是奴隶。他没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正义、真理和永恒的生命，只有通过神的天启才能获得它们。不过凡是提到天启的，都要提到上帝自己所感召的启示者、救世主、先知、牧师和立法者；而这些人作为人性的神圣导师，由上帝亲自挑选，引导人类走上救赎之路——就必然行使绝对的权力。所有的人都应该是被动的，并对他们无限地服从；因为在神圣的理性面前，没有人类的理性，而反抗了上帝的正义，就没有地上的正义。”[巴枯宁，同上，第24页]。

基督教只有在没有权力的时候才会变得宽容和爱好和平，即便如此，它也继续扮演着为强权辩护的角色。当教会不是压迫的源头时，它仍在为压迫辩护并确保压迫继续存在，这就是无治主义者反对教会的第二个原因。它通过认可世俗权威的统治、和教导劳动人民与这些权威斗争是错误的，使工人阶级世世代代处于奴役之中。世俗的统治者从天主那里获得了合法性，无论是政治上的（声称统治者因上帝的旨意而掌权）还是经济上的（富人得到了上帝的赏赐）。圣经赞扬服从，将其提升为一种伟大的美德。最近的创新，比如新教的工作伦理，同样促进了对劳动人民的奴役。

宗教被用来促进权贵的利益，这一点可以迅速地从大部分历史中看出。它通过极力主张被压迫者驯顺并等待在天堂获得回报，从而使被压迫者习惯于恭顺地各安其位。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认为的，基督教（就像一般的宗教一样）“不包含任何对权力和财富的制度有危险的东西；它代表着自我否定和自我放弃，代表着忏悔和遗憾。在面对每一种羞辱，每一个强加给人类的暴行时，它是绝对不起作用的。”[Red Emma Speaks，第234页]

第三，宗教一直是社会中的一种保守力量。这并不奇怪，因为它并不将它自己置于对现实世界的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之上，而是重复着由上天传递的、包含在仅仅几本圣书中的真理。因此，有神论是“猜测的理论”，而无神论是“证明的科学”。“一个悬挂在来世的超自然云端那边，而另一个扎根于土地之中。如果人要真正得救，他必须拯救大地而非天堂。”因此，无神论“表达了人类思想的扩展和成长”，而有神论“是静态的和固定的”。这是“有神论的绝对主义，它对人类的有害影响、它对思想和行动的瘫痪作用，无神论正在用它的全部力量与之斗争。”[Emma Goldman, Op. Cit., p. 243, p. 245 and pp.］

正如《圣经》所言，“凭着他们的果实，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㉚}我们无治主义者同意，但与教会不同的是，我们也将这一真理应用于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体上是无神论者。我们认识到教会所扮演的破坏性角色，以及有组织的一神论，尤其是基督教，对人们的有害影响。正如戈尔德曼所总结的，宗教“是无知对理性的阴谋，是黑暗对光明的阴谋，是服从和奴役、之于独立和自由的阴谋；是对力量和美的否认、之于对生命的喜悦与荣耀的肯定的阴谋。”[同上，第240页]

因此，鉴于教会的果实，无治主义者认为，现在是拔掉它、种植新的树——理性和自由之树的时候了。

也就是说，无治主义者并不否认宗教包含重要的伦理思想或真理。此外，宗教也可以成为强大和充满爱的社区和团体的基础。它们可以提供一个避难所，让人们远离日常生活中的异化和压迫，并在一个万物都在出售的世界里提供行动指南。比如说，耶稣或佛陀的生活与教义的许多方面，都是鼓舞人心和值得追随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宗教只是权贵的工具，那它们早就被拒绝了。相反，它们具有双重的性质，既包含过好生活的必要思想，也包含为权力辩护的内容。如果它们不是这样，受压迫者就不会相信，而强权者也就会把它们当作危险的异端邪说来压制。

而且事实上，镇压一直是任何宣扬激进信息的团体的命运。在中世纪，许多革命的基督教运动和教派，都被由主流教会坚定支持下的世俗权力所镇压。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天主教会支持佛朗哥的法西斯分子，谴责共和党的支持者杀害亲佛朗哥的牧师，而对佛朗哥杀害支持民选政府的巴斯克牧师保持沉默（当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试图将死去的亲佛朗哥的牧师封为圣徒的时候，亲共和党的牧师却未曾被提及）。萨尔瓦多的大主教，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Oscar Arnulfo Romero），在一开始是个保守派，但在看到政治与经济势力剥削人民的方式后，成为了他们率真的支持者。他因此在1980年被右翼准军事人员暗杀，其他许多解放神学的支持者也遭遇了这种命运（解放神学是对福音书的一种激进解释，试图调和社会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的社会思想）。

无治主义者反对宗教的理由，也不意味着宗教人士并不参加改善社会的社会斗争。事实远非这样。宗教人士，包括教会等级制度中的成员，在19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墨西哥革命期间，萨帕塔的农民军队中的宗教信仰也并没有阻止无治主义者参与其中（事实上，它已经很大程度上受到无治主义激进派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的思想的影响）。正是宗教的双重性质，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民众运动和起义（尤其是农民的起义）都使用了宗教的说辞，去寻求保持他们信仰中好的方面，并与官方代表神圣化的、尘世的不公正作斗争。对无治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与不公正现象作斗争的意愿，而不是某人是否相信上帝。我们只是认为，宗教的社会作用是抑制反抗，而不是鼓励反抗。与主流或右派的牧师相比，激进的牧师人数很少这一点，这也说明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应该强调的是，无治主义者虽然对教会和国教的想法抱有极大的敌意，但并不反对人们独自或集体进行宗教信仰活动，只要这种活动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例如，要求人祭或奴役的邪教，与无治主义思想是对立的，并且将会遭到反对。但和平的信仰体系可以在无治主义社会中和谐地存在。无治主义者的观点是，宗教是个人的事，高于其他的一切——如果人们想相信什么，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只要他们不把这些想法强加给别人，那就与其他人无关。我们所能做的只是讨论他们的想法，并试图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无神论对无治主义者来说是某种强制性的东西。远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在A.3.7节所讨论的，有些无治主义者确实相信上帝或某种形式的宗教。例如，托尔斯泰将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与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相结合。他的思想和蒲鲁东的思想，共同影响了天主教工人组织；该组织由无治主义者多萝西·戴和彼得·莫林于1933年创立，至今仍然活跃。活跃在当前反全球化运动中的无治主义活动家Starhawk，作为一个主要的新异教主义者，这也没有问题。然而，对于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他们的想法在逻辑上将他们引向无神论，因为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说，“在其对神的否定中，同时也是其对人类的最有力的肯定；并通过人类，对生命、目的和美进行永恒的追求。”[Red Emma Speaks，第248页]

A.3 有哪些类型的无政府主义？

任何对无治主义感兴趣的人很快就会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不存在一种单一形式的无治主义。相反，存在着不同的无治主义思想流派；而不同类型的无治主义，在很多问题上彼此有许多分歧。这些类型通常以策略和／或目标来区分，而后者（对自由社会的愿景）是主要的划分依据。

这意味着无治主义者虽然共享几个关键的想法，但可以根据他们认为最适合人类自由的经济安排再分成大的类别。然而，所有类型的无治主义者都有一个基本态度。引用鲁道夫·洛克尔的话说：

“与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一样，无治主义者要求对所有经济垄断的废除，并要求土地与所有其他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所有人都必须无差别地使用这些资料；因为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只有在人人享有平等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才是可以设想的。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无治主义者代表的观点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必须同时是反对所有政治权力制度的战争；因为在历史上，经济剥削总是与政治和社会压迫携手并进的。人对人的剥削和人对人的统治是不可分割的，两者互为对方的条件。”[Anarcho-Syndicalism，第62-3页]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无治主义者出现了分歧。主要的分歧在于“个人”无治主义者和“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尽管他们各自所希望的经济安排并不相互排斥。在这两者中，社会无治主义者（共产无治主义者、无治工团主义者等等）一直占绝大多数，而个人无治主义主要限于美国。在本节中，我们指出无治主义运动中这些主要趋势之间的差异。很快就会明白，虽然社会无治主义者和个人无治主义者都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但他们对自由社会的性质（以及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同的看法。简而言之，社会无治主义者更倾向于社会问题的公共解决方案，和良好社会的群体愿景（即一个保护和鼓励个人自由的社会）。个人无治主义者，顾名思义，更喜欢个人的解决方案，对美好社会有更多的个人主义愿景。然而，我们决不能让这些差异掩盖这两个流派的共同点，那就是希望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并结束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

除了这一重大分歧外，无治主义者还在诸如工团主义、和平主义、“生活主义（lifestylism）”、动物权利和一大堆其他理念上有所分歧，但这些虽然重要，也只是无治主义的不同方面。除了几个关键的理念之外，无治主义运动（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处于不断变化、讨论和思考的状态——这在一个高度重视自由的运动中是可以预见的。

关于不同类型的无治主义，最明显的一点是，“没有一个是以某个伟大的思想家命名的；相反，它们总是以某种实践命名，或者最常见的，是以组织原则命名……无治主义者喜欢通过他们做什么，以及他们如何组织自己去做来区分自己。”[David Graeber, 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p. 5] 这并不意味着，无治主义没有对无治主义理论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远非如此，正如在A.4节中所看到的，有许多这样的人。无治主义者只是认识到，以一个人的名字来称呼你的理论是一种偶像崇拜。无治主义者知道，即使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只是人类，因此也会犯错误，辜负他们的理想，或者对某些问题存在片面的理解（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见H.2节）。此外我们看到，世界在变化，显然，在比如说1840年代工业化法国的一个合适的做法或方案，在21世纪的法国可能就会有其局限性！

因此可以预见，像无治主义这样的社会理论会有许多与之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流派。正如我们在A.5节中指出的，无治主义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反对压迫的斗争。无治主义思想在许多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因此，也反映了这些环境。最明显的是，个人无治主义最初是在前工业化时期的美国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许多问题上与社会无治主义有着不同的观点。随着美国的变化，从一个主要的前资本主义农村社会，变成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的无治主义也发生了变化：

“最初，美国的运动，即1829年随着约西亚·沃伦产生的本土运动，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研究经济的学生很容易理解这种发展的物质与历史原因。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共产主义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主要归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它促使美国的劳动者抓住了团结的思想，其次是积极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被逐出欧洲。”[Voltairine de Cleyre, 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110]

因此，与其说众多类型的无治主义是无治主义内部某种“不协调”的表现，不如说它只是显示了一个植根于现实生活、而非早已作古思想家的书本的运动。它还展现了一种明智的认识，即人们是不同的，一个人的梦想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梦魇，以及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和斗争中可能需要不同的策略和组织。因此，虽然无治主义者对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在一般情况下会是怎样的、以及如何创建，有自己的偏好；但他们也意识到其他形式的无治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策略，可能更适合于其他人和社会环境。然而，仅仅因为某人称自己或其理论为无治主义，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无治主义。任何真正类型的无治主义都必须共享运动的基本观点，换句话说，那就是反国家和反资本主义。

此外，批评者对无治主义“不协调”的说法通常是夸大其词。毕竟，即使作为马克思和／或列宁的追随者，他们也并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者分裂成众多的政党、团体和教派。它也没有阻止它们之间的宗派冲突，基于谁对圣书的解释是“正确的”，或者谁用“正确的”引文来尝试调整他们的思想与实践的尝试，以适应一个与1850年代的欧洲或1900年代的俄国大不相同的世界。至少无治主义者对他们的差异是诚实的！

最后，摊牌地说，本常见问答的作者，坚定地把自己放在“社会”分支的无治主义立场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与个人无治主义相关的许多重要思想，只是我们认为，社会无治主义更适合于现代社会，它为个人自由创造了更坚实的基础，而且，它更能映射出我们希望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类型。

A.3.1 个人无治主义者和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虽然两个阵营的人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声称另一阵营的建议会导致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但个人无治主义者和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其实并不大。两者都是反国家、反权威和反资本主义的。主要的区别有两个方面。

首先的区别，是关于此时此地的行动手段（以及无治状态的产生方式）。个人主义者一般喜欢教育和建立替代的机构，如互助银行、工会、公社等。他们通常支持罢工，和其他非暴力形式的社会抗议（如罢租、拒缴税款等）。他们认为这种活动，将确保目前的社会逐渐脱离政府而发展为无治主义的社会。他们主要是进化论者，而不是革命论者，不喜欢社会无治主义者利用直接行动来创造革命的局面。他们认为革命是与无治主义原则相矛盾的，因为它涉及到对资本主义财产的征用，因此是专制的手段。相反，他们试图通过一种新的、替代性的经济体系（以互助银行和合作社为基础），将那些借由财产权从社会中被夺走的财富，归还给社会。这样一来，普遍的“社会清算”将变得容易，而无治主义将通过改革而不是没收来实现。

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认可需要进行教育和创造替代方案（如自由意志主义工会），但大多数人不认可这本身就足够了。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一块一块地改革成无治状态，尽管他们也没有忽视通过社会斗争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改革也可能增加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他们也不认为革命与无治主义原则相矛盾，因为摧毁（无论是国家的还是资本家的）权威，不是威权主义的。因此，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阶级的没收和对国家的破坏，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自由意志主义行为，而不是威权主义行为，因为它是针对那些统治和剥削绝大多数人的人。简而言之，社会无治主义者通常是进化论者以及革命者，试图加强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同时试图通过社会革命废除这一制度。然而，由于一些社会无治主义者也是纯粹的进化论者，这一区别并不是划分社会无治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的最重要区别。

第二个主要区别，是关于所提出的无治主义经济的形式。个人主义者喜欢基于市场的分配制度，而社会无治主义者则喜欢基于需求的分配制度。不过两者都同意，目前的资本主义财产权制度必须废除，使用权必须取代生活资料的财产权（即废除租金、利息和利润——用个人无治主义者对这个邪恶的三位一体的首选术语——即“高利贷”）。实际上，这两个流派都遵循蒲鲁东的经典作品《什么是财产？》，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占有必须取代财产（关于无治主义者对财产的观点的讨论，见<text:a xlink:type='simple' xlink:href='#B_3'>B.3节</text:a>）。因此，财产“将失去现在使其神圣化的某种属性。它的绝对所有权——‘使用或滥用的权利’——将被废除，而占有、使用将是唯一的所有权。我们将看到，如果没有地契、没有一个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地契的政府的支持，一个人要想‘拥有’一百万英亩的土地是多么得不可能。”[Lucy Parsons，Freedom, Equality & Solidarity，第33页。]

然而，在这个使用权的框架内，无治主义的两个流派提出了不同的制度。社会无治主义者一般主张公共（或社会）所有权和使用权。这将涉及生产手段和分配手段的社会所有权，个人拥有的东西仍然是你使用的，但不是用来创造它们的东西。因此，“你的手表是你自己的，但手表厂属于人民”。“实际使用，”伯克曼继续说，“将被认为是唯一的所有权——不是所有权而是占有。例如，煤矿工人的组织将负责煤矿，不是作为所有者，而是作为经营机构……集体占有，为了社区的利益而合作管理，将取代为盈利而私下进行的个人所有权。”[What is Anarchism?，第217页]

这个体系，将建立在工人对其工作的自我管理和（对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自由分享劳动产品的基础上（即一个没有货币的经济体系）。这是因为“在目前的工业状况下，当一切都相互依存时，当每个生产部门与所有其他部门相连结时，试图为工业产品要求个人主义的起源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如此，就不可能“去估计，每个人在大家所共同积累的财富中的份额”，而且，“劳动工具的共同占有，必然带来对共同劳动成果的共同享受。”[克鲁泡特金，The Conquest of Bread，第45页和第46页] 社会无治主义者的意思只是说，由所有人生产的社会产品将提供给所有人，每个为社会做出生产性贡献的人都可以拿走他们需要的东西（至于我们会多快达到这样的理想，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将在I.2.2节讨论）。一些社会无治主义者，例如互助主义者，反对这样的自由意志（或自由）共产主义制度；但是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期待着货币的终结，因此也期待着买卖的终结。然而，所有的人都同意，无治主义将见证“资本主义和所有权的剥削在每个地方的终止”，“工资制度被废除”，无论是通过“平等和公正的交换”（如蒲鲁东）还是通过自由的分享（如克鲁泡特金）。[蒲鲁东，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第281页]

相反，个人无治主义者（像互助主义者）否认这种使用权制度应该包括工人的劳动产品。个人无治主义者提出一种更加基于市场的制度，而不是社会所有制；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将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与其他工人自由交换其劳动产品。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相反，通过国家的手段，资本家为市场设置了镣铐，以创造和保护他们的经济和社会权力（换句话说，即工人阶级的市场纪律、统治阶级的国家援助）。这些国家创造的（货币、土地、关税和专利上的）垄断，以及国家对资本主义产权的执行，是经济不平等和剥削的根源。随着政府的废除，真正的自由竞争将产生，并确保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终结（见本杰明·塔克的State Socialism and Anarchism一文中，对这一论点的出色总结）。

个人无治主义者认为，生产资料（土地除外）是个人劳动的产物，因此他们赞成人们应该能够出售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如果人们愿意的话。然而，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产权，而是赞成“占有和使用”制度。如果生产资料，比如说土地，没有被使用，它就会重新回到共同的所有权中，供其他人使用。他们认为这种被称为互助主义的制度，将使得工人控制生产，并结束资本主义剥削和高利贷。这是因为，从逻辑上和实践上看，“占有和使用”的制度不能与雇佣劳动相提并论。如果一个工作场所需要一个团体来经营，那么它必须由使用它的团体来拥有。如果一个个体声称拥有它，但事实上它被不止一个人所使用，那么显然，“占有和使用”就被违反了。同样，如果一个老板雇用其他人来使用工作场所，但老板却可以占有工人的劳动产品，这样，就违反了劳动者应该得到其全部产品的准则。因此，个人无治主义的原则也指向了反资本主义的结论（见G.3节）。

这个第二个区别则是最重要的。个人主义者担心被迫加入一个社区，从而失去他或她的自由（包括与他人自由交换的自由）。麦克斯·施蒂纳很好地阐述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共产主义通过废除所有个人财产，只会使我更多地回到对另一个人的依赖，即对普遍性或集体性的依赖……[而这是]阻碍我自由行动的条件，是对我施加的一种主权权力。共产主义恰当地反对我从个体所有者那里体验到的压力；但更可怕的是，它把力量放在集体手中。”[The Ego and Its Own，第257页] 蒲鲁东也反对共产主义，他说，在共产主义下，集体成为所有者，所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以财产为基础的，所以也都是以权威为基础的（见《什么是财产》中“共产主义和财产的特点”一节）。因此，个人无治主义者认为，社会所有权使个人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都使个人受制于社会或公社。他们担心，除了支配个人道德之外，社会化也会有效地消除工人的控制权，因为“社会”会告诉工人生产什么并拿走他们的劳动成果。实际上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或一般的社会所有制）将类似于资本主义，只是老板的剥削和权威被“社会”的剥削和权威所取代。

不用说，社会无治主义者自然不会同意。他们认为，施蒂纳和蒲鲁东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但只是关于威权共产主义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在1848年之前和1848年，[共产主义的]理论被提出来，其形式对自由的影响完全可以解释蒲鲁东对其的不信任。旧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在长老或科学界人士指导牧师的、严格统治下的修道院式的思想。如果人类不得不经历这样的共产主义，自由和个人能量的最后残余都将被摧毁。”[Act for Yourselves，第98页] 克鲁泡特金始终认为，共产－无治主义是一种新的发展；并鉴于它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蒲鲁东和施蒂纳的言论不能被认为是针对它的，因为他们不可能熟悉共产无治主义。

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共有制（the communal ownership）不会使个人受制于社区，而是通过（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废除财产所有者的权力，为保护生活各方面的个人自由提供必要的框架。此外，共产无治主义不是废除所有个人“财产”，而是承认个人财产和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发现克鲁泡特金反对各种共产主义的形式，即“希望按照家庭的模式来管理社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从而被迫不断见到同样的‘兄弟姐妹’……把‘大家庭’强加给所有人，[这是]一个基本错误，而应该相反，试图保证每个人有尽可能多的自由和家庭生活。”[Small Communal Experiments and Why They Fail, pp. 8-9] 再次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共产无治主义的目的是，把“收获的或制造的产品交给所有人处置，让每个人都有自由在自己家里随意消费。”[The Place of Anarchism in the Evolution of Socialist Thought，第7页] 这就保证了个人品味和欲望的表达，从而保证了个性——包括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因为社会无治主义者，是工人自我管理的坚定支持者。

因此，对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个人无治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反对，只对国有或威权共产主义有效，而忽视了共产无治主义的基本性质。共产无治主义者并没有用社区取代个性，而是用社区来捍卫个性。社会无治主义不是像个人无治主义者所担心的那样让“社会”控制个人，而是以重视个性和个人表达为基础：

“无治共产主义保持了所有征服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个人自由，而且还扩展了它，并给它一个坚实的基础——经济自由，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就是虚幻的。它并不要求已经拒绝了上帝、普遍的暴君、国王和议会的个人，再于他之上加以一个比任何程序都更可怕的神——共同体之神，或者让他在圣坛上放弃他[或她]的独立、他[或她]的意志、他[或她]的品味，并让他恢复他曾在被钉死的神面前正式做出的禁欲主义誓言。相反，它对他说：‘只要个人不自由，社会就不自由! …’”[同上，第14-15页]

此外，社会无治主义者一直承认自愿集体化的必要性。如果人们希望自己工作，这没问题（见克鲁泡特金的The Conquest of Bread第61页和Act for Yourselves第104-5页以及马拉泰斯塔的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第99页和第103页）。社会无治主义者强调，这与他们的原则或他们所期望的社会的共产主义性质，没有任何矛盾，因为这种例外扎根于两者所基于的“使用权”制度（全面的讨论见I.6.2节）。此外，对于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社团的存在完全是为了组成它的个人的利益；它是人们合作，去满足其共同需求的手段。因此，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强调自由协议作为无治主义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因此，所有无治主义者都同意巴枯宁的观点：

“集体主义只能强加在奴隶身上，而这种集体主义将是对人性的否定。在自由社会中，集体主义只能通过环境的压力而产生，不是通过上面的强加，而是通过下面的、自由自发的运动而产生。”[Bakunin on Anarchism，第200页]

如果个人主义者希望为自己工作并与他人交换商品，社会无治主义者不会反对。因此我们的意见是，这两种形式的无治主义并不相互排斥。社会无治主义者，支持个人不加入公社的权利；而个人无治主义者，则支持个人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集中他们的财产，包括共产主义协会的方式。然而，如果在自由的名义下，个人希望要求财产权，以便剥削他人的劳动，社会无治主义者会迅速抵制这种以“自由”的名义重新建立国家主义的企图。无治主义者不尊重成为统治者的“自由”！用路易吉·加莱尼的话来说：

“那些在无治个人主义的舒适外衣下去欢迎统治想法的人，其倾向也同样狡猾……然而统治的预兆会以他们自我的名义，而凌驾与他人的顺从、服从或惰性的自我之上，去妄想实践个人主义。”[The End of Anarchism?，第40页］

此外，对社会无治主义者来说，生产资料可以出售的想法，意味着在无治主义社会中可能重新引入私有财产。在自由市场上，有人成功，就有人失败。正如蒲鲁东所认为的，在竞争中，胜利总归于最强者。当一个人的议价能力比另一个人弱的时候，任何“自由交换”都会使强者受益。因此，市场，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倾向于放大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而不是使它们平等。在资本主义下，这一点更为明显，因为那些只有劳动能力可供出售的人，相比拥有资本的人就处于弱势地位——个人无治主义也可能会受到类似的影响。

因此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个人无治主义社会将从公平交换中演变回资本主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它的意愿。如果“不成功”的竞争者被迫失业，他们可能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成功”的竞争者，以便生存。这将创造出专制的社会关系，和少数人通过“自由合同”对多数人的统治。执行这样的合同（以及其他类似的合同），很可能“在‘防御’国家的所有职能的标题下，开辟了……重建它们的道路。”[彼得·克鲁泡特金，Anarchism，第297页]

即使是本杰明·塔克，最受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思想影响的无治主义者，也面临着与所有抽象的个人主义流派相关的问题——特别地，是对专制的社会关系作为“自由”的一种表现的接受。这是由于财产与国家的相似性造成的。塔克认为，国家的标志有两点，一是侵略，二是“对某一特定地区和该地区内的一切承担权威，一般是为了更彻底地压迫其臣民和扩大其边界的双重目的而行使的。”[Instead of a Book，第22页] 然而，老板和地主也对某一特定区域（或可能的地产），和其中的所有东西（工人和租户）拥有权力。前者控制着后者的行动，就像国家统治公民或臣民一样。换句话说，个人所有权产生的社会关系，与国家创造的社会关系相同，因为它来自同一来源（对特定区域和使用该区域的人的权力垄断）。

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个人无治主义者对个人所有权的接受以及他们对个体自由的个人主义概念，会导致通过创造本质上是专制／国家主义的社会关系，来剥夺个人的自由。马拉泰斯塔认为，“个人主义者最重视抽象的自由概念，而没有考虑到或去细想——真正的、具体的自由，是团结和自愿合作的结果——这一事实。”[The Anarchist Revolution，第16页] 因此，例如，正如公民身份将公民与国家置于的关系一样，雇佣劳动将工人与老板置于相同的关系中，即一方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同样，租户和地主的关系也是如此。

这样一种社会关系会不得不产生国家的其他方面。正如Albert Meltzer所指出的，这只能产生国家主义的影响，因为“本杰明·塔克的流派——凭借他们个人主义的美德——保证雇主的‘自由’就接受了警察破坏罢工的需要。所有这一派所谓的个人主义者都接受……警察部队的必要性，从而接受政府的必要性，而无治主义的首要定义就是无政府。”[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第8页] 这也在部分上说明了，为什么社会无治主义者支持社会所有制作为保护个人自由的最佳手段。

接受个人所有权的问题，只能与蒲鲁东（塔克的许多经济思想的来源）一样，通过接受需要不止一个工人的合作社来经营的工作场所，得以“回避”。这自然补充了他们对土地“占有和使用”的支持，这将有效地废除地主阶级。如果没有合作社，工人就会受到剥削，因为“谈及[工人]购买手工工具或可以移动的小型机械，还是很好的；但对于经营矿场或工厂所需的巨型机械呢？它需要许多人去工作。如果一个人拥有它，他难道不会让其他人为使用它而支付贡品吗？”这是因为“除非他的产品能比他所付出的更多，否则没有人愿意雇用别人为他工作，而在这种情况下，交换和再交换的必然过程是，这个人得到的东西少于总数。”[Voltairine de Cleyre，"Why I am an Anarchist"，Exquisite Rebel，第61页和第60页] 只有当使用资源的人拥有它时，个人所有权才不会导致等级权威或剥削（即国家主义或资本主义）。只有当一个行业被合作地拥有时，工人才能确保他们能在工作中管理自己，并在他们制造的商品被出售后，可以获得其全部的价值。

这个解决方案，是个人无治主义者似乎确实接受的解决方案，也是唯一符合所有他们宣布的原则（包括无治主义）的解决方案。法国个人主义者E.Armand认为，他的无治主义流派与共产无治主义的关键区别在于，除了认为“消费品的所有权代表了[工人]人格的延伸”之外，还“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其产品的自由处置权，视为个人自主权的本质保证。我们的理解是，这种所有权归结为：（作为个人、夫妇、家庭团体等）有机会配置必要的土地或生产机器，以满足社会单位的要求，只要所有者不把它转让给别人，或在操作它时依赖别人的服务。”因此，个人无治主义者可以“抵御……那些想雇佣别人、促使别人为了他的利益工作的某个邻居——对任何人的剥削”，以及“贪婪，也就是个人、夫妇或家庭团体可以拥有超过严格要求的正常生活维系物的机会。”[“Mini-Manual of the Anarchist Individualist”，第145-9页，Anarchism，罗伯特·格雷厄姆（编），第147页和第147-8页]

美国个人无治主义者的思想，在逻辑上也流向了同样的结论。“占有和使用”自动排除了雇佣劳动，因此排除了剥削和压迫。正如加里·克莱恩正确指出的那样，美国个人无治主义者“期望建立一个主要由个体经营工人组成的社会，其中任何一个人之间都没有明显的财富差距。”[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第104页] 正是这种从他们的原则中顺理成章产生的、对自营职业社会的设想，确保了他们的思想是真正的无治主义。事实上，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将确保消除利润、租金和利息，这使他们与社会无治主义者一起，正当地处于反资本主义阵营。

不用说，社会无治主义者不同意个人主义的无治主义，认为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也会有不理想的特点，从而破坏自由和平等。此外，工业的发展导致了进入市场的自然障碍，这不仅使得通过与资本主义竞争来废除资本主义变得几乎不可能，而且可能重新创造新形式的高利贷。再加上在现代经济中难以确定每个工人对产品的确切贡献，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社会无治主义者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唯一真正解决办法是确保社区对经济的所有权和管理。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认识，使社会无治主义者拒绝个人无治主义，而赞成在大规模而非仅仅工作场所上进行自由联合和合作的劳动，实现生产的公共化并因此实现生产的分散化。

关于个人无治主义者的思想、以及社会无治主义者为什么拒绝这些思想的更多讨论，见第G节——“个人无治主义是资本主义吗？”

A.3.2 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无治主义吗？

是的，社会无治主义有四个主要的趋势——互助主义(mutual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共产主义(communism)和工团主义(syndicalism)。它们差异不大，只是涉及策略的不同。不过，互助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无治主义之间，倒确实存在的一个主要区别。互助主义基于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形式——工人合作社通过社区银行系统，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这种互助银行网络将“由整个社区组成，不是为了任何个人或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没有]利息......[和]贷款催缴，但要足以支付风险和费用。”这样的制度将通过“我们在每一处的交换和信贷中引入互助主义，劳动将呈现新的面貌，并变得真正民主”，从而结束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查尔斯·A·丹纳，Proudhon and his “Bank of the People”，第44-45页和第45页]

社会无治主义版本的互助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形式不同，它让互助银行为当地社区（或公社）所有，而不是成为独立的合作社。这将确保它们向合作社而不是向资本主义企业提供投资资金。另一个区别是，一些社会无治主义互助主义者，支持建立蒲鲁东所说的“农工业联合会”，以补充自由意志主义社区（蒲鲁东称之为公社）的联合会。这是一个“邦联……旨在为商业和工业”，以及诸如公路、铁路等大规模发展，“提供互惠的保障”。“具体联合会安排的目的，是保护联合会各国[原文如此！]的公民，免受其内外的资本主义和金融封建主义的影响。”这是因为“政治权利需要得到经济权利的扶持”。因此，农工联盟需要确保社会的无治主义性质，不受市场交换（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权力不平等）的不稳定影响。这样一个系统将是团结的实际例子，因为“行业间是姐妹；它们是同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一个人不能没有其他人共同承担它的痛苦。因此，它们应该联合起来，不是为了相互吸收和混淆，而是为了相互保证共同繁荣的条件……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会减损它们的自由；它只会使它们的自由更有保障和力量。”[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第70页，第67页和第72页]

其他形式的社会无治主义并不赞同互助主义者对市场的支持，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相反，他们认为，自由的最佳方式是生产共有化，在合作社之间自由地分享信息和产品。换句话说，其他形式的社会无治主义，是基于生产者协会和公社的联合会的共同所有权（或社会所有权），而不是互助主义的个人合作社系统。用巴枯宁的话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从下往上地、由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邦进行，首先是他们的工会，然后是公社、地区、民族，最后是国际的和全局的大联合会”，“土地、劳动工具和所有其他资本，可以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只由工人使用，换句话说，只由农业和工业协会使用。”[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06 and p. 174] 只有把合作原则扩展到个人工作场所之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见I.1.3节，为什么大多数无治主义者反对市场）。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们与蒲鲁东有一些共同点。工业邦联将 “保证相互使用生产工具，这些工具是每个团体的财产，并将通过互惠的合同成为整个...联合会的集体财产。通过这种方式，各团体的联合会将能够......调节生产速度，以满足社会波动的需求。”[James Guillaume,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76]

这些无治主义者与互助主义者一样，支持工人在合作社内对生产进行自我管理；但（他们）认为表现互助的焦点在于这些协会的邦联，而不是市场。工作场所的自治和自我管理，将是任何联合会的基础，因为“各个工厂的工人丝毫无意识地，将他们来之不易的对生产工具的控制权，交给一个自称'公司'的高级权力。”[Guillaume, Op. Cit., p. 364] 除了这种全行业的联合会之外，还将有跨行业和社区的邦联，以处理那些不属于任何特定行业联合会专属管辖、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的、或具有社会性质的任务。同样，这与蒲鲁东的互助主义思想有相似之处。

社会无治主义者都坚定地致力于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不包括那些纯粹由个人使用的生产资料），并拒绝个人主义的想法，即这些资料可以被使用它们的人“卖掉”。原因如前所述，是因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就能在自由社会中重新获得立足点。此外，其他社会无治主义者不同意互助主义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引入互助银行而被改革成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唯有通过社会革命，资本主义才能被自由社会取代。

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主要分歧，在于革命后的“钱”的问题。无治共产主义者认为，废除货币是必要的；而无治集体主义者认为，结束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关键。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集体无治主义“表达了这样一种状态：所有生产必需品都由劳动集体和自由公社共同拥有，而劳动的报偿方式[即分配方式]，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其他形式，都将由每个集体自己解决。”[Anarchism，第295页] 因此，虽然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都通过生产者协会来组织共同的生产，但它们在如何分配所生产的商品方面，有所不同。共产主义以所有人的自由消费为基础，而集体主义则更倾向于根据所贡献的劳动来分配商品。然而，大多数无治集体主义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区意识的增强，货币将消失。两派都同意，最终，社会将按照共产主义格言所建议的路线运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只是在认为多快可以达成这样的社会上，有所分歧（见I.2.2节）。

对于无治共产主义者来说，他们认为在革命之后，“共产主义——至少是部分的（共产主义）——比集体主义更有机会建立。”[同上，第298页] 他们认为，走向共产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集体主义“从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开始，并通过倒退回按劳取酬的制度而立即扭转自身，这意味着重新引入不平等。”[亚历山大-伯克曼，What is Anarchism?，第230页] 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得越快，新的不平等现象发展的机会就越少。不用说，这些立场并没有那么不同，在实践中，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引入无治主义的人的政治意识水平，将决定在每个领域适用哪种制度。

工团主义是社会无治主义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无治工团主义者，就像其他工团主义者一样，希望在无治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创建一个工业工会运动。因此，他们主张分散的、联合的工会，利用直接行动在资本主义下获得改革，直到他们强大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无治工团主义可以被视为集体无治主义的新版本，它也强调无治主义者在劳工运动中工作，并创建预示着未来自由社会的工会的重要性。

因此，即使在资本主义下，无治工团主义者也寻求建立“自由生产者的自由协会”。他们认为，这些协会将作为“无治主义的实践学校”，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巴枯宁的言论，即工人组织必须在革命之前，创造“不仅是思想，而且是未来本身的事实”。

无治工团主义者和所有社会无治主义者一样，“深信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不能靠政府的法令和法规来创造，而只能靠工人在每个特殊的生产部门中，手脑并用的团结协作[去创造]；也就是说，通过生产者自己在这种形式下接管所有工厂，使独立的集团、工厂和工业部门成为一般经济机体的独立成员，在自由相互协议的基础上，为了社会的利益系统性地进行生产和产品分配。”[鲁道夫-洛克尔，Anarcho-syndicalism，第55页] 。

同样，像所有的社会无治主义者一样，无治工团主义者把工会中隐含的集体斗争和组织，视为无治主义的学校。正如尤金·瓦林（Eugene Varlin，活跃在第一国际的无治主义者，在巴黎公社结束时被谋杀）所说，工会有“巨大的优势，使人们习惯于集体生活，从而为更广泛的社会组织做准备。他们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相互相处和相互理解，而且还能组织起来，进行讨论，并从集体的角度进行思考。”此外，除了在此时此地减轻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工会还“构成了未来社会大厦的自然要素；正是他们可以轻易地转变为生产者协会；正是他们可以使社会成分和生产组织发挥作用。”[朱利安-P-W-阿切尔引用，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France, 1864-1872，第196页]

工团主义者和其他革命的社会无治主义者之间的差别很小，纯粹是围绕着无治工团主义工会的问题。集体无治主义者同意，建立自由意志主义工会很重要，为了确保 “发展和组织......劳动群众的社会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政治力量）”，在劳工运动中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Bakunin,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97] 共产无治主义者通常也承认在劳工运动中工作的重要性，但他们一般认为，工团主义的组织将由工人在斗争中创建，因此认为鼓励“反抗精神”，比创建工团主义工会并希望工人加入工会更重要（当然，无治工团主义者也支持这种自主斗争和组织，所以差别不大）。共产无治主义者也不那么强调工作场所，认为工作场所内的斗争，与工作场所外的其他反对等级制度和统治的斗争同等重要（不过，大多数无治工团主义者也会同意这一点，所以这往往只是一个重点问题）。少数共产主义无治主义者拒绝劳工运动，认为其本质上是无望的改良主义，因此拒绝在其中工作，但这只是少数。

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无治主义者都承认，无治主义者有必要在纯粹的无治主义组织中联合起来。他们认为，无治主义者作为无治主义者一起工作，澄清并向他人传播他们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工团主义者常常否认无治主义团体和联合会的重要性，认为革命的工业和社区工会本身就足够了。工团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可以融为一体，但其他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非工团主义者指出工会的改良主义性质，并敦促为了保持工团主义工会的革命性，无治主义者必须作为无治主义团体或联盟的一部分，在工会中工作。大多数非工团主义者认为，无治主义和工会主义的融合是潜在混淆的根源，会导致这两个运动都无法恰当地完成各自的工作。关于无治工团主义的更多细节，见J.3.8节（以及J.3.9节，关于为什么许多无治主义者拒绝它的各个方面）。应该强调的是，非工团主义的无治主义者，并不拒绝工人进行集体斗争和组织的需要（见H.2.8节关于这一特殊的马克思主义迷思）。

实际上，很少有无治工团主义者完全拒绝无治主义联合会的需要，也很少有无治主义者是完全的反工团主义者。例如，巴枯宁同时启发了无治共产主义和无治工团主义思想；而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伯克曼和戈尔德曼等无治共产主义者，也都支持无治工团主义运动和思想。

要进一步阅读各种类型的社会无治主义，我们推荐以下内容：互助主义通常与蒲鲁东的作品有关，集体主义与巴枯宁的作品有关，共产主义与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戈尔德曼和伯克曼的作品有关。工团主义有些不同，因为它更多的是工人斗争的产物，而非一个“著名者”的作品（尽管这并不妨碍学者们称乔治-索雷尔为工团主义之父。即使他写的是已经存在的工团主义运动，工人阶级仍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思想，（把）这种想法潜藏在他们（的行动）之中）。然而，鲁道夫-洛克尔（Rudolf Rocker），通常被认为是无治工团主义的领跑理论家；费尔南-佩鲁蒂埃（Fernand Pelloutier）和埃米尔-普吉（Emile Pouget）的作品，也是理解无治主义的必要读物。对于社会无治主义的发展和其主要人物的主要作品的概述，丹尼尔-盖林（Daniel Guerin）的优秀文集No Gods No Masters 是无可比拟的。

A.3.3 有哪些类型的绿色无治主义？

强调将无治主义思想作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是当今大多数形式的无治主义的一个共同点。这种趋势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以及彼得·克鲁泡特金和艾丽斯·雷克卢斯的作品中。例如，后者认为，“地球和它所养育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秘密的和谐，而当鲁莽的社会去违反这种和谐时，他们最终总是会后悔的。”同样，也没有一个当代生态学家会不同意他的这个评论：“真正的文明人明白，他[或她]的本性，是与所有人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他[或她]修复其前人造成的损害，并努力改善他[或她]所在的领域”。[引自乔治-伍德科克，“导言”，玛丽·弗莱明，The Geography of Freedom，第15页]

至于克鲁泡特金，他认为无治主义社会将以社区邦联为基础，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并同时将工业和农业分散和整合起来（见他的经典作品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这种“小即是美”（借用E.F.舒马赫的绿色经典著作的标题）的经济理念，在被后来的绿色运动所采纳的近70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此外，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一书中记录了物种内部以及物种与环境间的合作，通常相比竞争而言对它们更有利。克鲁泡特金的工作，加上威廉·莫里斯、雷克鲁斯兄弟（与克鲁泡特金一样，都是世界知名的地理学家），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都为当前无治主义者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奠定了基础。

然而，虽然古典无治主义也中有许多生态性质的主题，但生态思想和无治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只是在最近才凸显出来（基本上是从1965年默里·布克钦的经典文章《Ecology and Revolutionary Thought》的出版开始）。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默里·布克钦的思想和工作，才将生态学和生态问题置于无治主义的核心，也让无治主义的理想和分析进入绿色运动的许多方面。

在讨论绿色无治主义（也叫生态无治主义）的类型之前，值得先解释一下无治主义和生态学到底有什么共同点。引用默里·布克钦的话，“生态学家和无治主义者都非常强调自发性”，并且“对生态学家和无治主义者来说，不断增加的统一性是通过不断地分化实现的。而一个不断扩大的整体，是由其各部分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创造的。”此外，“正如生态学家寻求扩大生态系统的范围、并促进物种之间自由的相互作用一样，无治主义者也寻求扩大社会实验的范围、并消除其发展的所有镣铐。”[Post-Scarcity Anarchism，第36页] 。

因此，无治主义者对自由发展、分权、多样性和自发性的关注，同样也反映在了生态学思想和关注中。等级制度、中央集权、国家和财富集中，从本质上都减少了多样性，也减少了个人及其社区的自由发展，因此削弱了社会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社会所处的实际生态系统。正如布克钦所认为的，“生态学带来的重建性启示……[是]我们必须保护和促进多样性”，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自发的、创造性的和个性化的东西，都被标准化、规范化和大众化所限制了。”[同上，第35页和第26页] 因此，在许多方面，无治主义可以被认为是生态学思想在社会中的应用，因为无治主义旨在赋予个人和社区权力，分散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从而确保个人和社会生活自由发展，也因此在本质上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布莱恩·莫里斯认为，“唯一能以一种真正的、真实的方式补充、并与生态学完整连接的政治传统——就是无治主义。”[Ecology and Anarchism，第132页]

那么，有哪些类型的绿色无治主义呢？虽然几乎所有形式的现代无治主义都认为自己有一个生态学部分；但无治主义中专门的生态无治主义路线，有两个主要的焦点，即社会生态学和 “原始主义”。此外，尽管不是很多，但一些无治主义者也受到了深层生态学的影响。毫无疑问，社会生态学是最有影响力和数量最多的思潮。社会生态学与默里·布克钦的思想和作品有关，他从1950年代就开始写生态问题，从1960年代开始，将这些问题与革命的社会无治主义相结合。他的作品包括《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走向生态社会》、《自由的生态学》和其他许多作品。

社会生态学将生态危机的根源，牢牢地定位在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上。虽然对自然的统治被认为是社会内部统治的产物，但这种统治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会达到危机的程度。用默里·布克钦的话说：

“人必须支配自然的概念，直接来自于人支配人的概念……但直到有机的社区关系……溶入市场关系，地球本身才沦为一种被剥削的资源。这种长达几个世纪的趋势，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得到了最严重的发展。由于其固有的竞争性质，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使人类彼此对立，也使人类大众与自然界相对立。就像人被转化为商品一样，自然界的每一个方面也都被转化为商品，成为可以被肆意制造和销售的资源……市场对人类精神的劫掠，同时也伴随着资本对地球的劫掠。”[同上，第24-5页]

布克钦强调说：“只有当生态学有意识地培养一种反等级制度和非支配性的社会变革的感觉、结构与策略时，它才能保持其发声者的身份——呼吁人类和自然之间新的平衡、以及追求真正生态社会的目标。”社会生态学家将此与布克钦所说的“环境主义”进行了对比，因为社会生态学“试图通过消除人类对人类的支配来消除人类对自然的支配这一概念，而环境主义反映了一种‘工具主义’或技术敏感。在这种感性中，自然仅仅被视为一种被动的习惯、一种外部物体和力量的集合体，必须使其更加‘适合’于人类利用，无论这些利用可能是什么方式。环境主义……并没有对当前社会的基本概念提出质疑，特别是人类必须主宰自然的概念。相反，它试图通过发展技术来减少支配所带来的危害，从而促进这种支配。”[Murray Bookchin, Towards an Ecological Society, p. 77] 。

社会生态学提供了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愿景——这个社会“涉及从根本上，逆转标志着资本主义技术和资产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所有趋势：机器和劳动的细微专业化，资源和人在巨型工业企业和城市实体中的集中，自然和人类的分层和官僚化。”这样的生态乌托邦会“建立全新的生态社区，以艺术的方式塑造它们所在的生态系统。”布克钦呼应克鲁泡特金的观点，认为“这样的生态社区……将通过在职业任务的轮换或多样化，将智力与体力劳动、工业与农业融合起来，从而治愈城市与乡村、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割裂。”这个社会将建立在使用适当的绿色技术的基础上，“一种新的技术——或生态技术——由灵活的、多功能的机械组成，其生产应用将强调耐用性和质量，而不是建立在过时伪劣产品的无感知的定量产出，以及消耗性商品的快速流通之上……这种生态技术将利用自然界取之不尽的能源容量——太阳和风、潮汐和水道、地球的温差和我们周围丰富的氢气作为燃料——为生态社区提供无污染的材料或可回收的废物。”[Bookchin, Op. Cit., pp. 68-9]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正如布克钦所强调的，生态社会，“不仅仅是一个试图阻止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日益严重不平衡的社会。如果将其归纳为简单的技术或政治问题，那么这种对此社会功能的贫瘠观点，就贬低了生态批判所提出的问题，并导致他们对生态问题采取纯粹的技术和工具性方法。社会生态学首先，是一种感性，它不仅包括对等级制度和统治的批判，而且包括一种重建的展望……由一种强调多样性、而不将差异结构化为等级秩序的伦理学所引导的……而这种伦理学的戒律……[就是]参与和分化。”[The Modern Crisis，第24-5页] 。

因此，社会生态学家认为必须攻击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而不是把文明作为生态问题的根源。他们也是不同意“原始主义”无治主义思想的关键领域之一，后者倾向于更多批评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有些人甚至发展到呼吁“文明的终结”，显然，也包括所有形式的技术和大规模组织的终结。我们将在A.3.9节中讨论这些观点。

我们必须在此指出，其他无治主义者虽然普遍同意社会生态学的分析和建议，但对其支持在市政选举中竞选候选人的做法，则提出了深刻的批评。虽然社会生态学派认为，这是创建民众自我管理的议会和创建对抗国家力量的一种手段，但很少有无治主义者会赞同。相反，他们认为这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而且对利用选举带来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感到无可救药的天真（对此的更全面讨论见J.5.14节）。相反，他们建议将直接行动作为推进无治主义和生态学思想的手段，拒绝选举，并认为这是一条死胡同，最终会冲淡激进思想，并腐蚀参与其中的人（见J.2节 - 什么是直接行动？）。

最后是“深层生态学”，由于其以生物为中心的性质，许多无治主义者认为它是反人类的。很少有无治主义者认为人，作为人类，是生态危机的原因，但许多深层生态学家似乎是这样认为的。例如，默里·布克钦特别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深层生态学和通常与之相关的反人类思想（例如，见Which Way for the Ecology Movement?）。David Watson也反对深层生态学（见他以George Bradford的名义写的How Deep is Deep Ecology?）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会认为，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现行制度，而且只有人可以改变它。用默里·布克钦的话说：

“[深层生态学的问题，]源于粗暴的生物主义中的威权主义倾向，它用‘自然法则’来掩盖不断减少的人性，并通过忽视我们正在谈论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个叫做‘人性’和‘社会’的抽象概念，来掩盖对社会现实深刻的无知。”[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第160页］

因此，正如莫里斯所强调的，“通过完全聚焦于‘人类’这个范畴，深层生态学家忽视或完全掩盖了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或者说，把本质上是社会问题的东西生物化了。”将生态批评和分析淹没在对人类过于简单的抗议中，忽视了生态破坏的真正原因和动力，因此，确保了他们无法找到这种破坏的结尾。简单地说，当绝大多数人对于影响他们的生活、社区、工业和生态系统的决策，没有真正的发言权时，这很难说是“人们”的责任。相反，责任在于一个将利润和权力置于人类和地球之上的经济和社会体系。通过仅仅关注“人类”（因此也没有区分富人和穷人、男人和女人、白人和有色人种、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我们生活的系统实际上被忽略了，生态问题的体制原因也被忽略了。这可能“有既反动又威权的影响，用对‘自然’的天真理解，替代了对真正的社会问题与关注的批判性研究。”[Morris, Op. Cit., p.135]

不过，面对无治主义者对他们某些代言人想法的不断批判，许多深层生态学家已经远离了与他们运动相关的反人类思想。深层生态学，特别是Earth First! 组织(EF!)，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EF！现在与世界产业工人联盟 (IWW)，一个工团主义的工会，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虽然深层生态学不是生态无治主义的一条主线，但它们有许多共同的想法；而且因为EF！拒绝其少数厌世的想法，并开始看到等级制度，而不是人类，才是问题所在——深层生态学正越来越多地被无治主义者接受，（关于默里·布克钦和领导Earth Firster!的戴夫·福尔曼之间的的讨论，见Defending the Earth一书）。

A.3.4 无治主义是和平主义的吗？

无治主义中长期存在着一个和平主义的分支，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其主要人物之一。这一分支通常被称为“无治和平主义”（虽然有时也使用“非暴力的无治主义者”这一术语，但其实这一术语是不当的：因为它意味着该运动的其他部分是 “暴力的”，而事实不是这样！）。鉴于无治主义的基本理想和论点，无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结合并不令人惊讶。毕竟，暴力，或者通过伤害或暴力的威胁，是摧毁个人自由的一个关键手段。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鉴于无治主义者对个人主权的尊重，从长远来看，无治主义价值观所暗示的是非暴力而不是暴力。”[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637] 马拉泰斯塔说得更清楚，他写道，“无治主义的主梁是在人类关系中消除暴力”，因此无治主义者“反对暴力”。[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53]

然而，尽管许多无治主义者拒绝暴力并宣称和平主义，但一般来说，该运动在本质上并不是和平主义的（或者说在任何时候都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相反，它是反军国主义的，反对国家有组织的暴力，但承认压迫者的暴力和被压迫者的暴力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无治主义运动总是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反对军事机器和资本主义战争上，同时又支持和组织武装抵抗压迫（如俄国革命期间，抵抗红军和白军的马赫诺黑军；以及西班牙革命期间，无治主义者组织的抵抗法西斯的民兵，两例请分别见A.5.4节和A.5.6节）。

在非暴力问题上，可以将无治主义运动以一个粗略的经验法则，沿着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路线划分。大多数个人无治主义者，支持纯粹的非暴力的社会变革策略，互助主义者也是如此。然而，个人无治主义本身并不是和平主义，因为许多人支持在自卫时使用暴力对抗侵略的想法。另一方面，大多数社会无治主义者确实支持使用革命暴力，认为需要使用武力来推翻根深蒂固的权力和抵制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侵略（尽管的确是无治工团主义者Bart de Ligt，写的和平主义经典作品The Conquest of Violence）。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暴力虽然“本身是一种罪恶”，但“只有在必须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暴力侵害时，才是正当的”，“因为奴隶总是处于合法的防卫状态；因此，他对领导、对压迫者的暴力，在道德上总是正当的。”[同上，第55页和第53-54页] 此外，他们强调，用巴枯宁的话说，由于社会压迫“远非源于个人，而是源于事物的组织和社会地位”，所以无治主义者的目的是“无情地摧毁地位和事物”，而不是摧毁人，因为无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看到特权阶级“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终结。[由理查德-B-萨特曼引用，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ichael Bakunin第121页，第124页和第122页] 。

事实上，对大多数无治主义者来说，暴力问题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不崇拜暴力，并且认为在任何社会斗争或革命中，都应该把暴力降到最低程度。所有的无治主义者都会同意荷兰和平无治工团主义者Bart de Ligt的观点，他认为：“暴力和战争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特有条件，与个人的解放并不相配，而个人的解放是被剥削阶级的历史使命。暴力越强大，革命就越虚弱，即使是在故意将暴力用于革命的地方。”[The Conquest of Violence，第75页]

同样，所有无治主义者都会同意德·利格特的观点，用他书中一个章节的名字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荒谬性。”对德·利格特和所有无治主义者来说，暴力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因此任何使资本主义和平化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这是因为，一方面，战争往往只是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的经济竞争。国家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往往会发动战争；他们在经济斗争中无法获得的东西，就试图通过冲突来获得。另一方面，“暴力在现代社会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没有暴力，统治阶级就完全无法维持其对每个国家的被剥削群众的特权地位。当工人感到不满的时候……军队就会被首先用来压制工人。”[Bart de Ligt, Op. Cit., p. 62] 只要国家和资本主义存在，暴力就不可避免。因此，对于无治和平主义者来说，一贯的和平主义者必须同时是一个无治主义者，正如一贯的无治主义者必须同时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样。

对于那些非和平主义的无治主义者来说，暴力，被视为是压迫和剥削不可避免的不幸结果，也是让特权阶级放弃其权力和财富的唯一手段。有权势的人很少主动放弃他们的权力，所以必须让他们被迫放弃。因此，需要“过渡性的”暴力，“以终结使人类大多数处于奴役状态的——更大、更永久的暴力。”[Malatesta, Op. Cit., p. 55] 若是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上，就是忽略了真正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让社会变得更好。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那些无治主义的和平主义者混淆了这个问题，就像那些认为“卷起袖子准备工作，就等于是工作本身一样”的人。而相反，“革命的战斗部分仅仅是卷起袖子。真正的、实际的任务还在前方。”[What is Anarchism?，第183页] 而且，事实上，大多数社会斗争和革命在开始时都是相对和平的（通过罢工、占领等）；只有在当权者试图维持其地位时，才会退化成暴力（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意大利，1920年，紧接着工人占领工厂后，法西斯的恐怖行动就出现了——见A.5.5节）。

如上所述，所有无治主义者都是反军事主义者，既反对军事机器（因此也反对“国防”工业），也反对国家主义／资本主义战争（尽管少数无治主义者，如鲁道夫·洛克尔和萨姆·多尔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反法西斯的资本主义阵营，认为它们相较而言没那么邪恶）。无治主义者和无治工团主义者反战的核心思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就已经宣传过了：英国和北美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治主义者转发了法国CGT的传单，力劝士兵不要服从命令，镇压罢工的工人同胞。艾玛·戈尔德曼和亚历山大·伯克曼，都因为在1917年组织了一个“反征兵联盟”而被逮捕并从美国驱逐出境，而欧洲的许多无治主义者则因为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拒绝加入武装部队而被监禁。受无治工团主义影响的国际工人协会，被政府无情的镇压浪潮所粉碎，就是因为它的组织和反战信息对赞成战争的强大精英们构成了威胁。更近期一些，无治主义者（包括像诺姆·乔姆斯基和保罗·古德曼这样的人）也一直活跃在和平运动中，并为抵抗仍然存在的征兵制度做出贡献。无治主义者积极参与反对越南战争、福克兰群岛战争以及1991年和2003年的海湾战争（包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都帮助组织过罢工以示抗议）。而正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许多无治主义者提出了“不要战争，但要阶级斗争”（"No war but the class war"）的口号，这很好地概括了无治主义者对战争——即任何阶级制度之恶果——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国家的被压迫阶级为了统治者的权力和利润而互相残杀。与其参与这种有组织的屠杀，无治主义者敦促劳动人民，要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主人的利益而战：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避免妥协；加深资本家和工资奴隶之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歧；宣扬没收私有财产和摧毁国家，作为保证人民之间的博爱和所有人正义和自由的唯一手段；我们必须准备好完成这些事情。”[Malatesta, Op. Cit., p. 251]

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到，马拉泰斯塔的话，部分是针对彼得·克鲁泡特金写的。后者出于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拒绝了他几十年来所主张的一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同盟国，认为这是反对德国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较小的罪恶。^{^㉛}当然，正如马拉泰斯塔指出的那样，“所有政府和所有资本主义阶级”都会“对自己国家的工人和反抗者……犯下恶行。”[同上，第246页] 他与伯克曼、戈尔德曼和其他许多无治主义者一起，以他们的名义发表了《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无治主义宣言》（International Anarchist Manifesto against the First World War）。它表达了大部分无治主义运动（在当时和后来）对战争和如何阻止战争的看法。值得在这里引用一些其中的段落：

“事实是，战争的原因……完全是在于国家的存在，它是特权的表现形式……无论它采取什么形式，国家都只是为了少数特权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压迫……

“深深眷恋和平的人民之不幸在于，为了避免战争，他们把自己的信心寄托在国家及其阴险的外交家身上、寄托在民主和政党身上……这种信心被故意出卖，而且还在继续出卖；因为政府在整个新闻界的帮助下，说服各自的人民：这场战争，将会是一场解放战争。

“我们坚决反对人民之间的一切战争，……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最积极地反对战争。

“无治主义者的作用……就是继续强调只有一场解放战争：那就是在所有国家中，由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由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发动的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召集奴隶们反抗他们的主人。

“无治主义者的行动和宣传，应该坚持不懈地以削弱和瓦解各个国家为目标，培养反抗精神，引起人民和军队间的不满……。

“我们必须利用所有的起义运动，利用所有的不满情绪，以煽动起义，并组织我们所希望的、能终结所有社会错误的革命……社会正义会通过生产者的自由组织来实现：永远地消除战争和军国主义；通过废除国家及其破坏性的机关，来赢得完全的自由。”[《国际无治主义者关于战争的宣言书》，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第386-8页] 。

因此，和平主义对无治主义者的吸引力是明确的。暴力是专制和强制的，因此使用暴力确实与无治主义原则相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无治主义者会同意马拉泰斯塔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原则上反对暴力，并基于这个理性的愿望，我们希望社会斗争应尽可能人道地进行。”[Malatesta, Op. Cit., p. 57] 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不是严格和平主义者的无治主义者，都同意和平无治主义者的这些观点，他们认为暴力往往会适得其反，疏远人们，使国家有借口镇压无治主义运动和推动社会变革的运动。所有无治主义者都支持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和非暴力反抗，这往往为激进的变革提供更好的道路。

因此，总结一下，纯粹的和平无治主义者是很少的。大多数人接受使用暴力是一种必要之恶，并主张尽量减少其使用。所有人都同意，将暴力制度化的革命，只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创造国家。但他们认为，用暴力破坏权威、或用暴力抵制暴力，并不是威权的。因此，尽管大多数无治主义者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大多数人反对暴力——除非用于自卫，但即使如此，也要保持在最低限度。

A.3.5 什么是无治女权主义？

尽管反对国家和所有形式的权威在19世纪的早期女权主义者^{^㉜}中有着强烈的呼声，但始于1960年代的较近的女权主义运动，是建立在无治主义的实践基础上的。这就是无治-女权主义一词的由来，指的是在更大的女权主义和无治主义运动中行动的女性无治主义者，以纪念她们的原则。

现代的无治女权主义，建立在以前的无治主义者（无论男女）的女权主义思想之上。事实上，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一直是紧密相连的。许多杰出的女权主义者也是无治主义者，包括先驱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的作者）、公社社员路易丝·米歇尔，以及美国无治主义者（和妇女自由的不懈倡导者）沃尔泰琳·德·克莱尔和艾玛·戈尔德曼（关于前者，见她的文章《Sex Slavery》、《Gates of Freedom》、《The Case of Woman vs. Orthodoxy》、《Those Who Marry Do Ill》）。关于后者，见《The Traffic in Women》、《Woman Suffrage》、《The Tragedy of Woman’s Emancipation》、《Marriage and Love》和《Victims of Morality》等）。Freedom，世界上最古老的无治主义报纸，由夏洛特·威尔逊于1886年创办。像维吉莉亚·德安德烈亚（Virgilia D'Andrea）和罗斯·佩索塔（Rose Pesota）这样的无治主义女性，在自由主义和劳工运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西班牙革命期间的"Mujeres Libres"（“自由妇女”）运动，是女性无治主义者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基本自由，并建立一个基于妇女自由和平等社会的典型例子（关于这个重要组织的更多细节，请参见玛莎·阿克尔斯伯格的Free Women of Spain）。此外，所有主要的男性无治主义思想家（除了蒲鲁东），都是女性平等的坚定支持者。例如，巴枯宁反对父权制和法律是如何“使[女人]受到男人绝对支配的。”他认为，“男女必须权利平等”，以便妇女能够“独立并自由地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期待着“专制的司法家庭”的结束和“妇女充分的性自由。”[Bakunin on Anarchism，第396页和第397页] 。

因此，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无治主义将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激进批判，与对父权制（男人的统治）同样有力的批判结合起来。无治主义者，特别是女性无治主义者，认识到现代社会是由男性主导的。正如安娜·玛丽亚·莫佐尼（一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无治主义移民）所说，女人“将会发现，诅咒你的牧师是个男人；压迫你的立法者是个男人；把你贬为物品的丈夫是个男人；骚扰你的放荡者是个男人；用你低薪酬的工作使自己致富的资本家，和冷静地将你的身体价格装进口袋的投机者——都是男人。”从那时起，情况几乎没有改变。父权制仍然存在，引用无治主义报纸《社会问题》（La Questione Sociale）的话来说，通常情况下，女人“在社会和私人生活中都是奴隶。如果你是无产者，你有两个暴君：男人和老板。如果是资产阶级，留给你唯一的主权也只是轻浮和娇媚。”[何塞·莫亚引用，Italians in Buenos Aires’s Anarchist Movement，第197-8页和第200页] 。

因此，无治主义是基于这样一种意识，即与父权制的斗争和与国家或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样重要。因为“只要妇女作为动产被买卖、圈养、打扮、投喂和保护，就不可能有自由、公正或平等的社会，也不可能有任何接近这样社会的东西。”[沃尔泰尔·德·克莱尔，The Gates of Freedom，第235-250页，尤金尼娅·C·德拉莫特，Gates of Freedom，第242页] 引用路易丝·米歇尔的话：

“必须改变的第一件事，就是两性之间的关系。人类有两个部分，男人和女人，我们应该携手并进；相反，现在却存在着对立，只要‘强势’的那一半控制着，或认为自己控制着‘弱势’的那一半，这种对立就会持续下去。”[The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第139页]

因此，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一样，都对抗父权制并为女性平等而斗争。两者都有许多共同的历史，都关注女性成员的个人自由、平等和尊严（不过，正如我们将在下文更深入地解释的那样，无治主义者一直对主流／自由派的女权主义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认为其做的并不彻底）。因此，19世纪60年代的新一轮女权主义以无治主义的方式表达自己，并从无治主义人物（如艾玛·戈尔德曼）那里获得很多灵感，这一点来看并不令人惊讶。凯西·莱文指出，在这一时期，“独立的妇女团体，开始在没有男性左翼的结构、领导人和其他派系的情况下运作，同时，独立地创建了类似于许多年代和地区无治主义者的组织。这也不是偶然的。”[“暴政的暴政”，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第66页] 之所以这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正如女权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妇女是等级社会的第一批受害者。等级社会，被认为是随着新石器时代后期父权制和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兴起而开始的。玛丽莲·弗伦奇（在Beyond Power中）认为，人类第一次重大的社会分层发生在男性开始支配女性的时候，女性实际上成为一个“低等”和“劣等”的社会阶层。

无治主义和现代女权主义之间，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存在联系。著名女权主义思想家卡洛尔·帕特曼指出，她的“[关于契约理论及其专制和父权基础的]讨论归功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即“社会主义运动的无治主义分支”。[The Sexual Contract, p. 14] 此外，她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在过去20年里，批评专制、等级制、非民主组织形式的主要阵地，是妇女运动……在马克思于第一国际击败巴枯宁之后，无论是劳工运动、国有化工业，还是左派的普遍组织形式，都模仿了国家的等级制度……妇女运动挽救并实践了[巴枯宁等无治主义者]长期埋没的思想，即社会变革的运动和实验，必须‘预示’未来社会组织的形式。”[The Disorder of Women，第201页] 。

佩吉·科内格（Peggy Kornegger），注意到了女权主义和无治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这些紧密联系。她写道：“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几乎就是纯粹的无治主义。基本理论认为，核心家庭是所有专制制度的基础。从父亲到老师到老板到上帝，孩子学到的经验，都是服从伟大的匿名权威声音。从童年毕业到成年，这个过程就是[让孩子]变成一个完备的自动机器，无法质疑，甚至无法清楚地思考。”[“无治主义：女权主义的联系”，Quiet Rumours: 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第26页] 。同样，“零数集体”（The Zero Collective）^{^㉝}认为，无治女权主义“在于意识到女权主义中的无治主义，并有意识地发展它。”[“无治主义／女权主义”，第3-7页，The Raven，第21期，第6页]

无治女权主义者指出：威权的许多特质和价值观，例如统治、剥削、侵略性、竞争性、脱敏等，这些在传统上被认为“男子气概的”的，在等级文明中得到了高度的重视。相比之下，非威权性的特征和价值观，如合作、分享、同情、敏感、热情等，却在传统上被视为“女子气的”并被加以贬低。女权主义学者将这一现象追溯到青铜时代早期父权制社会的发展，以及他们对以合作为基础的、“有机”社会的征服。在“有机”社会中，“女子气的”特质和价值观普遍存在并受到尊重。然而，在被征服之后，这些价值观被认为是“低等的”，特别是对男人来说，因为在父权制下男人负责统治和剥削。(例如，见Riane Eisler,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Elise Boulding, The Underside of History）。因此，无治女权主义者把建立一个基于合作、分享、互助等的非权威的无治主义社会，称为“社会的女性化”。

无治女权主义者指出，若是没有自我管理和放权，社会的“女性化”就无法实现。这是因为他们希望推翻的父权制威权价值观和传统，会在等级制度中得到体现和再现。因此，女权主义意味着放权，而放权又意味着自我管理。可以看到许多女权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这反映在她们对集体形式的女权主义组织的实验中。这些组织消除了等级结构和竞争性的决策形式。一些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直接民主的组织形式是女性特有的政治形式。[例如，见Nancy Hartsock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Strategy," in Zeila Eisenstein,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pp.56-77] 像所有无治主义者一样，无治女权主义者认识到自我解放是妇女平等的关键，因此也是自由的关键。因此，艾玛·戈尔德曼这样说道：

“她的发展、她的自由、她的独立，必须来自且通过她自己来得到。首先，通过宣称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而不是一个性商品。其次，通过拒绝任何人对她身体的权利；通过拒绝生育，除非她愿意；通过拒绝成为上帝、国家、社会、丈夫、家庭等的仆人；通过使她的生活更简单，但更深刻和丰富。也就是说，通过努力学习所有错综复杂生活的意义和实质；通过使自己摆脱对公众舆论和公众谴责的恐惧。”[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第211页]

无治女权主义，试图使女权主义不被无论右翼还是左翼的威权意识形态所影响和支配。它提出了直接行动和自力更生，而不是“官方”女权运动所赞成的大规模改良运动、创建等级制度与中央集权主义的组织——以及它们对有更多的女老板、女政治家和女军人就等于是走向“平等”的幻想。无治女权主义者会指出，妇女为了成为资本主义公司的经理而必须学习的所谓“管理科学”，本质上，是一套在公司等级制度中控制和剥削受雇工人的技术。而“女性化”社会，需要同时完全消除资本主义的工资奴役和管理统治。无治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剥削者或压迫者，并不是通往平等的道路（正如自由妇女组织的一名成员所说，“我们并不想用女权主义的等级制度来取代男性的等级制度”[由Martha A. Ackelsberg引用，Free Women of Spain，第22-3页]——也可以在B.1.4节中，看到关于父权制和等级制度的进一步讨论）。

因此，无治主义在传统上敌视自由派（或主流的）女权主义，就是支持妇女的解放和平等。Federica Montseny（西班牙无治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认为，这种女权主义主张妇女平等，但并没有挑战现有体制。她认为，（主流）女权主义的唯一野心是给特定阶层的妇女提供机会，让她们更充分地参与现有的特权制度。如果这些制度“在男人利用它们的时候是不公正的，如果女人利用它们，它们仍然会是不公正的。”[Martha A. Ackelsberg引用，Op. Cit.，第119页] 因此，对无治主义者来说，妇女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有平等的机会成为老板或工资奴隶、选民或政治家；而是成为自由协会中，平等合作的、自由且平等的个人。佩吉·科内格强调说：“女权主义，并不意味着女性企业权力或女总统；它反而意味着没有企业权力和没有总统。平等权利修正案不会改变社会；它只是给妇女提供了插入等级经济的‘权利’。挑战性别歧视意味着挑战所有等级制度—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个人层面上的。而这意味着一场无治-女权主义革命。”[同上，第27页] 。

可以看出，无治主义包含了主流女权主义所缺少的阶级和经济分析。同时，也意识到了主流社会主义运动所忽视的，家庭的和基于性别的权力关系。这源于我们对等级制度的憎恶。正如莫佐尼（Mozzoni）所说，“无治主义捍卫所有被压迫者的事业，正因为如此，而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它捍卫你们[女性]的事业，哦！妇女，在社会和私人领域都受到当前社会的双重压迫。”[引自莫亚，同上，第203页] 这意味着，引用一位中国无治主义者的话说，无治主义者“所指的两性平等，不仅仅是男人不再压迫女人。我们还希望男人不再受其他男人的压迫，女人不再受其他女人的压迫。”因此，妇女应该“彻底推翻统治，迫使男人放弃所有的特殊特权，与妇女平等相处，创造一个既不压迫妇女、也不压迫男人的世界。”[何震^{^㉞}，由Peter Zarrow引用，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第147页] 。

因此，在历史上的无治主义运动中，正如Martha Ackelsberg所指出的，自由主义／主流派女权主义被认为是“作为妇女解放的战略过于狭隘；性斗争不能与阶级斗争或整个无治主义项目分开。”[同上，第119页] 无治女权主义延续了这一传统，认为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都是错误的，而不仅仅是父权制。如果女权主义仅仅希望让妇女有和男人一样当老板的机会，那么它就与自己的理想相冲突。他们只是陈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他们“不相信，妇女手中的权力有可能导向一个非强制性的社会”，也不相信“有领导精英的群众运动能产生什么好的结果”。“核心问题始终是权力和社会等级”，因此人们“只有在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权力时，才是自由的”。[Carole Ehrlich，“社会主义、无治主义和女权主义”，Quiet Rumours：An Anarcha-Feminist Reader，第44页] 因为，如果像路易丝·米歇尔所说的那样，“一个无产者是个奴隶；无产者的妻子更是个奴隶”，那么确保妻子去经历与丈夫同等程度的压迫，就失去了意义。[同上，第141页] 。

因此，无治主义女权主义者和所有无治主义者一样，反对资本主义，认为它剥夺了自由。他们对社会中的等级制度的批判并不以父权制为起点和终点。他们希望到处都有自由，希望“打碎……每一个基于奴隶制下的家庭！每一个代表着将一方的个性、出售和转让给另一方的婚姻！每一个站在男性及其权力一方的社会制度或市政制度；[以及]每一个使他人成为主人或奴隶的纽带。”[Voltairine de Cleyre, "The Economic Tendency of Freethought", 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72] 那种认为“机会平等”的资本主义会解放妇女的理想，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这样的制度，仍然会见证工人阶级的妇女被（无论是男是女的）老板压迫。对于无治女权主义者来说，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不能与反对等级制度本身的斗争分开。正如L. Susan Brown所说：

“无治主义-女权主义，作为无治主义情感应用于女权主义关注点的表达，以个人为出发点，在反对统治和从属关系方面，主张非工具性的经济形式，去维护无论男女个体所存在的自由。”[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第144页]

无治女权主义者，对我们理解生态危机在等级文明的威权价值观中的起源，也有很多贡献。例如，一些女权主义学者认为，对自然的统治与对妇女的统治是一致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妇女与自然是一致的（例如，见Caroline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1980）。妇女和自然，都是威权人格所特有迷恋控制的受害者。由于这个原因，越来越多的激进生态学家和女权主义者都认识到，必须将等级制度大卸八块以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

此外，无治女权主义提醒我们，在平等对待女性与男性的同时，也必须尊重男女差异。换句话说，承认和尊重不只是男性，还有女性的多样性。很多男性无治主义者常常认为，因为他们（在理论上）反对性别歧视，所以他们在实践中就没有性别歧视。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无治女权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问题摆在了社会活动面前，并提醒我们所有人，我们不仅要与外部的约束作斗争，还要与内部的束缚作斗争。

这意味着无治女权主义主张我们要言行一致。正如伏尔泰因·德·克莱尔（Voltairine de Cleyre）所主张的：“我从不指望男人给予我们自由。不，妇女们，我们不值得被给予，除非我们亲自去夺取。”这包括“坚持在平等自由法则基础上建立新的道德准则：一个承认妇女完整个性的准则。通过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地方制造反叛。通过我们自己实践我们的信念……我们是革命者。我们将会通过言论、行动，和最重要的生活，去进行宣传——去成为我们所教诲的那种人。”因此，无治女权主义者像所有的无治主义者一样，把反对父权制的斗争看作是被压迫者为自己的自我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因为“作为一个阶级，我对男人没有任何指望...。如果说历史曾经教给我们什么，那就是教给我们这个：没有一个暴君会主动放弃他的暴政，直到他不得不放弃。因此，我的希望在于在妇女的心胸中制造反叛。”[“The Gates of Freedom”，第235-250页，尤金尼娅·C·德拉莫特，Gates of Freedom，第249页和第239页] 可悲的是，这句话，无论是在无治主义运动中，还是在它之外的父权制社会中，都一样适用。

面对嘴上说着性别平等、实际上却性别歧视的男性无治主义者，西班牙的女性无治主义者组织了Mujeres Libres组织来对抗这种歧视。她们不相信把她们的解放留给革命后的某一天。她们的解放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从现在开始。在这一点上，她们复述了伊利诺伊州煤炭城的无治主义妇女的结论，她们厌倦了听到她们的男同志“高呼支持”在“未来社会”的性平等，而在此时此刻却无所作为。她们使用了一个特别具有侮辱性的比喻，将她们的男性同志们比作牧师，“向饥饿的大众做出虚假的承诺......[说]在天堂会有回报”。他们认为，母亲应该让自己的女儿“明白，性别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权利的不平等”，除了“反抗当今的社会制度”，她们也“尤其应该反对男人的压迫，因为他们想保留女人在道德和物质上的劣势。”[Ersilia Grandi，由Caroline Waldron Merithew引用，Anarchist Motherhood,第227页] 在她们的西班牙同志组织起来的三十多年之前，她们就在伊利诺伊州上游山谷的煤炭城镇组建了"Luisa Michel"团体，以反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

对于无治女权主义者来说，打击性别歧视是争取自由斗争的一个关键方面。它并不像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在女权主义兴起之前所争论的那样，说它转移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斗争，而这个问题在革命之后会以某种方式自动得到解决。反而，它是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任何头衔……我们不想要它们。我们要的是知识、教育和自由。我们知道我们的权利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求这些权利。难道我们没有站在你们身边进行最高的斗争吗？难道你们还不够强大吗，男人们，去把这场最高的斗争的一部分变成为妇女的权利而斗争？然后，男人和女人将共同获得全人类的权利。”[路易丝·米歇尔，同上，第142页]

这种革命性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转变当前的两性关系。婚姻特别地罪恶，因为“基于《圣经》的、旧的婚姻形式，‘至死不渝’，……[是]一个代表男人对女人的主权，代表女人完全服从男人的想法与命令的制度。”妇女被降格为“男人的仆人和孩子的生养者”。[Goldman, Op. Cit., pp. 220-1] 与此相反，无治主义者提出了“自由之爱”，即基于平等者之间自由协议的夫妻和家庭，而不是一方掌权，另一方只是服从。这种结合将不需要教会或国家的认可，因为“两个相爱的人，不需要第三方的允许就能共寝。”[莫佐尼，由莫亚引用，同上，第200页] 。

平等和自由不仅仅适用于关系。因为“如果社会进步包括社会单元自由平等化的持续趋势，那么只要有一半的社会[即妇女]处于服从状态，进步的要求就无法满足……妇女……开始感受到她的奴役；那就是当在她的主人被打倒、而她被提升到平等的地位之前，还仍然需要从她的主人那里获得必要的承认时。这种承认就是，控制她自己的自由。”沃尔泰因·德·克莱尔，“The Gates of Freedom”，同上，第242页] 男人、国家和教会，都不应该说女人应该对她的身体做什么。这一点在逻辑上的延伸是，妇女必须对自己的生殖器官拥有控制权。因此，无治女权主义者和一般的无治主义者一样，支持堕胎权（即妇女有权控制自己的生殖决定）。这是一个长期的立场。艾玛·戈尔德曼之所以受到迫害和监禁，是因为她公开倡导节育方法、和妇女应决定自己何时怀孕的极端观念（正如女权主义作家玛格丽特·安德森所说：“1916年，艾玛·戈尔德曼因主张‘妇女不必总是闭上嘴巴而开放子宫’而被送进监狱。”）。

无治女权主义并没有就此止步。像一般的无治主义一样，它的目标是改变社会的所有方面，而不仅仅是在家庭中发生的事情。因为，正如戈尔德曼所问的，“如果把家庭的狭隘和不自由换成工厂、血汗工厂、百货商店或办公室的狭隘和不自由，又能获得多少独立呢？”因此，妇女的平等和自由必须在每一个地方争取，并抵御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它们也不能通过投票来实现。无治女权主义者认为，真正的解放只有通过直接行动才能实现。无治女权主义的基础，之所以是妇女的自我行动和自我解放，是因为虽然“投票权或平等的公民权利可能是很好的要求……[但]真正的解放既不始于投票也不始于法庭。它始于妇女的灵魂……她实现自由的能力所及何处，她的自由就将达到何处。”[Goldman, Op. Cit., p. 216 and p. 224]

妇女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每一个的收获都来自于底层，来自于妇女自己的行动。正如路易丝·米歇尔所说，“我们女性并不是差劲的革命者。我们没有乞求任何人就在斗争中占据了自己的位置；否则，我们也可以继续闷头前进，去通过各种议案，但直到世界终结也什么都得不到。”[同上，第139页] 如果妇女等待别人为她们采取行动，她们的社会地位将永远不会改变。这包括一开始就获得投票权。面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激进运动，英国无治主义者罗丝·威克普承认，“确实，这场运动向我们表明，迄今为止一直顺从于她们的主人——男人——的妇女，终于开始醒悟到，她们并不逊色于那些主人。”然而她认为，妇女不会因为选票而得到解放，而是“要靠她们自己的力量”。[引自Sheila Rowbotham，Hidden from History，第100-1页和第101页]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妇女运动表明了这一分析的真实性。尽管有了平等的投票权，但自20世纪20年代年代以来，妇女的社会地位仍然没有改变。

最终，正如无治主义者莉莉·盖尔·威尔金森所强调的，“对‘投票’的呼吁永远不会是对自由的呼吁。为了什么去投票？难道是为了被这个或那个立法者所统治而去登记同意吗？”[引自Sheila Rowbotham，同上，第102页] 它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即等级制度和它所创造的专制社会关系，而父权制只是其中的一个子集。只有摆脱所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性方面的Boss们，才能实现妇女真正的自由，“使妇女有可能成为最真实的意义上的人。她内心渴望主张和活动的一切，都应该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所有的人为的障碍都应该被打破，在通往更大自由的道路上，清除几个世纪以来屈服与奴役的一切痕迹。”[艾玛·戈尔德曼，同上，第214页]

A.3.6 什么是文化无政府主义

基于我们的目的，我们将文化无政府主义定义为：通过社会中传统上被认为属于“文化”领域，而非“经济”或“政治”领域的那些方面，来推广反权威价值观——例如，通过艺术、音乐、戏剧、文学、教育、儿童养育实践、性道德、科技，等手段。

文化表达，只有在故意攻击、削弱或颠覆那些倾向于推广权威价值观和态度（尤其是支配与剥削）的传统文化形式时，才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因此，一部揭示军国主义罪恶的小说，如果它超越了简单的“战争即地狱”模式，并让读者看到军国主义如何与权威制度（如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或权威塑造方法（如传统家长制家庭中的养育方式）相联系，那么它就可以被视为文化无政府主义。正如约翰·克拉克所表达的那样，文化无政府主义意味着“发展艺术、媒体和其他象征性形式，以揭示支配体系的各个方面，并将其，与基于自由与社区的价值体系进行对比。”这种“文化斗争”将成为一场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后者旨在“通过多维度的解放实践，打击所有统治阶级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权力，无论是经济、政治、种族、宗教或性别的统治阶级。”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扩展的阶级分析概念”和“扩大的阶级斗争实践”，其范围不仅限于“罢工、抵制、产业行动、占领、直接行动组织以及自由工人团体联盟的建立、工人大会、集体和合作社的发展等经济行动”，还包括“政治活动”，例如“积极干预压制性政府政策的实施”，“对社会体制化和官僚化的不服从与抵抗”，以及“参加那些旨在增加直接决策参与和地方控制的运动。”[The Anarchist Moment, p. 31]

文化无政府主义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权威价值观被嵌入在一个全面的统治体系中，这个体系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面外，还包含许多其他方面。因此，即便通过经济和政治革命相结合，也无法根除这些价值观，除非这一过程还伴随着大多数人深刻的心理变革。对当前体系的大规模默许植根于人类的心理结构（用威廉·赖希的术语来说，即“性格结构”）。随着家长制-权威文明在过去五六千年间的发展，逐步演化出了塑造与社会化这种心理结构的多种形式。

换句话说，即使资本主义和国家明天就被推翻，人们很快也会在其坟墓上创造新的权威形式。因为权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一条指挥链、某人来发号施令并使人免于独立思考的责任——正是顺从性／权威性人格最感到舒适的东西。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害怕真正的自由，而且事实上，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自由——这从一系列失败的革命和自由运动中可见一斑，其中自由、民主和平等的革命理想被背叛，迅速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虽然这些失败通常归因于反动政治家和资本家的阴谋，以及革命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然而，反动政治家之所以能吸引追随者，是因为他们发现普通人的性格结构，能作为其权威理想生长的沃土。

因此，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前提是一个意识觉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在的顺从／权威特征，看到这些特征是如何通过社会化塑造的，并理解如何通过新的文化形式，特别是新的儿童养育和教育方法，来减轻或消除这些特征。我们将在B.1.5节（威权文明的群众心理基础是什么？）、J.6节（无政府主义者倡导什么样的儿童养育方法？）和J.5.13节（什么是现代学校？）中，更全面地探讨这个问题。

几乎所有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都共享文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并且将意识觉醒视为任何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践行“在旧世界的壳中建立新世界”，是至关重要的；而创造无政府主义文化，正是这一活动的一部分。然而，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单纯的意识觉醒就足够了，因此他们将文化无政府主义活动，与组织行动、使用直接行动、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自由意志主义替代方案相结合。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个将实际的自我活动与文化工作结合的运动，这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支持。

A.3.7 有信仰宗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吗

是的，确实有。虽然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宗教和上帝的观念，认为它们不仅是极端反人性的，而且还为世俗的权威和奴役提供了正当性；但少数宗教信仰者将他们的思想推向了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像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这些宗教无政府主义者将反对国家与对私有财产和不平等的批判立场结合起来。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并不一定是无神论的。事实上，根据雅克·埃吕尔的观点，“圣经思想直接导向无政府主义，而这是唯一符合基督教思想家观点的‘政治上的反政治’立场。”[彼得·马歇尔引述，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75]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受到宗教思想启发的无政府主义。正如彼得·马歇尔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感性的首次明确表达，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左右的中国道家”，并且“佛教，特别是其禅宗形式……具有……强烈的自由意志主义精神。”[同上, p. 53 和 p. 65] 一些人，如反全球化活动家斯塔霍克，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异教和灵性主义的影响结合起来。然而，由于宗教无政府主义通常表现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所以我们将在这里集中讨论它的这种形式。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认真对待耶稣对他追随者所说的话：“君王和总督有支配人类的权力；你们中间不可有这样的事情。”类似地，保罗的格言提到“除了上帝，别无权威”也被推向其显而易见的结论，即否认社会中的国家权威。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国家是在篡夺神的权威，个体则应当自我治理，并发现，借用托尔斯泰著作的标题：“神的国度就在你们心中”。

同样，耶稣的自愿贫穷、他对财富腐化效应的评论、以及圣经中关于世界是为人类共同享受而创造的主张，都被视为对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基础。事实上，早期的基督教会（可以被视为一个解放奴隶的运动，尽管后来被同化为国家宗教）就是基于物质财富的共产主义式分享。这一主题无疑继续出现在激进基督教运动中，灵感来源于诸如“所有信徒都在一起，共同拥有所有的东西，他们卖掉了自己的财产和物品，并根据每个人的需要分配给他”以及“那些信徒的群众是一个心志，一个灵魂，他们中没有人说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是自己的；他们共同拥有一切。”（使徒行传，2:44,45；4:32）

因此也不奇怪，圣经曾被用来表达被压迫者的激进自由意志主义愿望（而这些愿望在后来的时代，则会以无政府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形式出现）正如布克钦在讨论基督教对“自由的遗产”的贡献时指出的那样，“通过孕育不墨守成规的性格、异端的小团体、以及关于个人和信仰的权威问题，基督教不仅创造了一个集中的权威教皇制度，还创造了它的对立面：一种准宗教的无政府主义。”因此，“基督教的混合要旨，可以被分为两大类截然相反的信仰体系。一方面，是一种激进的、行动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和自由意志主义的基督教生活愿景”，而“另一方面，是一种保守的、静默的、物质上非世俗的和等级化的愿景。”[《自由的生态学》，p. 266 和 p. 274-5]

因此，1381年英格兰农民起义期间，牧师约翰·巴尔做出这样的平等主义评论（引自彼得·马歇尔 [同上, p. 89]）：

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包括中世纪的自由精神异端、众多农民起义以及16世纪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s）。基督教中的自由意志主义传统在18世纪再次出现在威廉·布莱克的著作中，而美国的亚当·巴卢也在1854年出版的《实践基督教社会主义》中得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结论。然而，基督教无政府主义是通过著名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才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明确的分支。

托尔斯泰认真对待圣经传达的启示，并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反对国家。从他对圣经的阅读中，托尔斯泰得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结论：

“统治意味着使用暴力；而使用暴力，意味着对受暴力对待的人做他不喜欢的事，而使用暴力的人显然也不希望自己遭受同样的待遇。因此，统治意味着对他人做我们不希望别人对我们做的事，也就是说，做错事。”[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p. 242]

因此，真正的基督徒必须避免统治他人。而从这一反国家立场出发，他会自然地支持从下而上自我组织社会的主张：

“为什么认为非官方的人不能自己安排生活，那为什么政府的人就可以不为自己安排，而是为别人安排他们的生活？”[《我们时代的奴役》，p. 46]

这意味着“人们只能通过废除政府来摆脱奴役。”[同上，p. 49] 托尔斯泰提倡非暴力地反抗压迫，认为个人精神上的转变是创造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关键。正如麦克斯·内特劳所论述的，“托尔斯泰强调的伟大真理是，善良、团结，以及一切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的、被称为爱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可以且必须，在我们的行为中，被唤醒、被发展、被实践。”[《无政府主义简史》，pp. 251-2] 毫不奇怪，托尔斯泰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的……他们唯一的错误在于认为无政府状态可以通过革命来实现。”[彼得·马歇尔引述，Op. Cit., p. 375]

像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托尔斯泰批判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他非常钦佩蒲鲁东并受其深刻影响，认为后者的“财产即盗窃”是“一种绝对真理”，并且这种真理将“永远伴随人类文明”[杰克·海沃德引述，After the French Revolution，p. 213] 像亨利·乔治（其思想也对托尔斯泰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样，他反对土地的私有化，认为“如果不是为了保护土地财产，以及由此导致的土地价格上涨，人们就不会被挤进如此狭窄的空间，而是会分散到世界上那仍然很多的自由土地上。”此外，“在这场争夺[土地财产]的斗争中，受益的不是那些耕种土地的人，而总是那些参与政府暴力的人。”因此，托尔斯泰认识到，除了使用权之外的任何财产所有权都需要国家暴力来保护，因为持有权“总是通过习惯、公众舆论、正义和互惠的感觉来保护的，它们不需要通过暴力来保护。”[《我们时代的奴役》，p. 47] 事实上，他认为：

“数万英亩的森林土地属于一个所有者——而附近成千上万的人却没有燃料——这，需要通过暴力来保护。同样的，几代工人一直受到欺诈并仍然被欺诈的工厂和作坊，也需要暴力来保护。更不用说数十万蒲式耳^{^㉟}的粮食，属于一个拥有者，他在饥荒时将其囤积，准备以三倍的价格出售。”[同上，pp. 47-8]

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托尔斯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下，经济条件“迫使[工人]进入对资本家的、暂时或永恒的奴役”，因此“必须出卖自己的自由。”这适用于所有城乡劳工，因为“我们时代的奴隶不仅是那些工厂和车间的工人，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完全把自己卖给工厂和铸造厂的老板；几乎所有农业劳工也是奴隶，他们不停地在别人的田地上耕种别人收割的粮食。”这样一个制度只能通过暴力维持，因为“首先，他们的劳动成果被不公正地和暴力地从工人那里夺走，然后法律介入；仅凭这些一纸条文，就将这些被从工人那里夺走的——被不公正地和通过暴力夺走的——东西，宣称为窃取者的绝对财产。”[同上，p. 34, p. 31 和 p. 38]

托尔斯泰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和身体上摧毁了个体，资本家是“奴隶驱使者”。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是资本家，因为“制造商就是一个收入来源于从工人身上榨取的价值的人，他的整个职业都基于强迫、非自然的劳动”，因此，“他必须首先停止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摧残人类的生命。”[《神的国度就在你们心中》，p. 338 和 p. 339] 不出所料，托尔斯泰认为合作社是“一个道德的、自尊的、不想参与暴力的人的，唯一社会活动形式。”[彼得·马歇尔引述，Op. Cit., p. 378]

因此，对于托尔斯泰来说，“税收、土地所有权、使用物品或生产资料中的财产”产生了“我们时代的奴役。”然而，他拒绝了国有社会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政治权力会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创造一种新的奴役形式。这是因为“奴役的根本原因是立法：即存在有权力去制定法律的人。”这需要“拥有权力的人通过组织化的暴力，来迫使别人遵守他们（掌权者）制定的法律——换句话说，迫使别人服从他们的意志。”将经济生活交给国家，意味着“将有一些人获得权力来管理所有这些事务。一些人将决定这些问题，而其他人将服从他们。”[托尔斯泰，Op. Cit., p. 40, p. 41, p. 43 和 p. 25] 他正确预言道，马克思主义胜利后“唯一发生的事情”将是“专制将被转移。现在是资本家在支配，但那时是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去支配。”[彼得·马歇尔引述，Op. Cit., p. 379]

由于他反对暴力，托尔斯泰拒绝了国家和私有财产，并提倡和平主义策略以终结社会中的暴力，并创建一个公正的社会。对托尔斯泰来说，政府只能通过大众拒绝服从、不参与政府暴力，和揭露国家主义的欺诈来摧毁。他拒绝了使用武力来抵抗或结束国家暴力的观点。正如内特劳所说，他“主张……反抗邪恶；并且在其中一种反抗方式——通过积极的力量——之上，他增加了另一种方式：通过不服从，通过消极的力量去反抗。”[Op. Cit., p. 251] 在他关于自由社会的理念中，托尔斯泰显然受到了俄罗斯农村生活的影响。他旨在创建一个以农民耕作集体土地、手工业者和小规模合作社为基础的社会。他拒绝工业化，认为工业化是国家暴力的产物，认为“现在存在的这种劳动分工……在自由社会中将是不可行的。”[托尔斯泰，Op. Cit., p. 26]

托尔斯泰的思想对甘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后者激励了他的同胞用非暴力反抗将英国赶出印度。此外，甘地所设想的自由印度作为一个由农民公社组成的联合会，类似于托尔斯泰的自由社会的无政府主义愿景（尽管我们必须强调，甘地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于1933年创立于美国的天主教工人团体也深受托尔斯泰（以及蒲鲁东）的影响，其创始人多萝西·戴（Dorothy Day）是一位坚定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和宗教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还可以在拉丁美洲和南美的解放神学运动中找到，这些运动将基督教思想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社会行动结合起来（尽管我们应该注意，解放神学更多地受到国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启发，而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中存在一种少数传统，他们从宗教中得出无政府主义的结论。然而，正如我们在A.2.20节中指出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认为无政府主义就意味着无神论，并且历史上，圣经思想与等级制度和对世俗统治者的辩护有着密切联系。因此，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因为“崇拜或尊敬任何存在，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总会是一种自我屈服和奴役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将导致社会统治。正如[布克钦]所写的：‘人类一旦向任何高于自己存在的事物下跪，等级制度便已在自由之上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布赖恩·莫里斯，《生态学与无政府主义》，p. 137] 这意味着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同意巴枯宁的观点，即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为了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就必须废除它。鉴于圣经的内容，几乎没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可以用来证明自由意志主义思想，而不是支持权威主义思想；基督教的等级化一面在其漫长（且通常是压迫性的）历史中占主导地位，他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无神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指出，圣经因提倡各种虐待而臭名昭著。那么，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调和这一点呢？他们是首先是基督徒，还是首先是无政府主义者？是追求平等，还是遵守圣经？对一个信徒来说，这似乎是毫无选择的。如果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那么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能支持自己更极端立场的同时，又声称信仰上帝、信仰祂的权威和法律？

例如，没有资本主义国家会实施圣经所阐述的安息日不工作法则。大多数基督徒老板，一直乐意强迫他们的同信者在第七天工作，尽管圣经规定，如果违反此法，应该被石刑处死（“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出埃及记》35:2）。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会支持因违反上帝的法则，而处死工作的人吗？同样，一个允许用石刑处死新婚之夜不是处女之身的女子的国家，显然会被视为极其邪恶的。然而，这正是“圣书”中所指定的命运（《申命记》22:13-21）。那么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会将女性婚前性行为视为死罪吗？或者，像《申命记》21:18-21中所述的那样，“顽梗悖逆，不听从父母的话”的儿子也会遭遇被“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的命运吗？那么，《圣经》对待女性的态度如何呢：“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歌罗西书》3:18）。她们还被命令“在教会里要保持沉默”（《哥林多前书》14:34-35）。里面还明确写道了男性主宰的观念：“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哥林多前书》11:3）

显然，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在应用圣经教义时，必须像非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徒一样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富人很少宣扬贫穷的必要性（至少对他们自己来说如此），并且似乎（就像教会一样）乐于忘记耶稣关于富人难以进天堂的警告。例如，他们似乎乐于忽略耶稣的告诫：“你若愿意作完全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得着财宝在天；然后来跟从我。”（《马太福音》19:21）。基督教右翼的信徒并没有将这一点应用于他们的政治领导人，或者说，甚至哪怕是他们精神上的领袖。很少有人将“凡求你的，就给他；拿走你的，不再求还。”（《路加福音》6:30，重申于《马太福音》5:42）作为生活准则。也很少有人像最初的基督徒一样“将所有的东西公有”（《使徒行传》4:32）。因此，如果无政府主义的基督徒认为非无政府主义者的信徒忽视了圣经的教义，那么他们所攻击的对象，也可以说前者同样忽视了圣经的教义。

此外，说“基督教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也难以与其历史调和。圣经被用来辩护不公的情况，远远多于用来反对不公的情况。在教会事实上掌握政治权力的国家，如爱尔兰、南美的一些地方，以及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西班牙等地，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对宗教持强烈反感的态度，因为教会拥有压制异见与阶级斗争的力量。因此，教会的实际作用，与圣经是无政府主义文本的说法相矛盾。

另外，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是教条主义和极端的，他们认为（有时）需要暴力来反抗更大的邪恶。然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托尔斯泰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即个人价值观的转变是创造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关键方面，以及将非暴力作为一种普遍策略的重要性（尽管我们必须强调，极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完全排斥在无法选择其他选项时，为自卫而使用暴力）。

A.3.8 什么是“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

用历史学家乔治·理查德·埃森温（George Richard Esenwein）的话说，“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without adjectives）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指的是一种没有任何修饰标签的无政府主义形式，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互助主义或个人主义等限定性标签的学说。对于其他人而言……[它]只需理解为一种容许不同无政府主义流派共存的态度。”（《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运动，1868-1898》，第135页）

这一表述的提出者是出生于古巴的费尔南多·塔里达·德尔·马尔莫尔（Fernando Tarrida del Marmol），他于1889年11月在巴塞罗那首次使用了这一术语。他的评论针对的是当时西班牙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和集体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正在激烈辩论各自理论的优劣。“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旨在展现无政府主义流派之间更大的宽容，并明确表示，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将任何预设的经济计划强加给他人——即使是在理论上，亦是如此。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偏好应当是“次要的”，而消除资本主义和国家才是首要目标，自由实验应是自由社会的唯一规则。

因此，这种被称为“anarquismo sin adjetivos”（“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视角，是运动内部激烈辩论的副产品之一。这场争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巴枯宁1876年去世后共产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虽然它与集体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不同（正如詹姆斯·吉约姆（James Guillaume）在《巴枯宁论无治主义》一书中的“建立新社会秩序”一节所述，集体主义者确实认为他们的经济制度将演变为自由共产主义），但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深入发展了巴枯宁的思想，正如巴枯宁曾经发展和深化蒲鲁东的思想一样。共产无政府主义与如艾利塞·雷克吕（Elisee Reclus）、卡洛·卡菲耶罗（Carlo Cafiero）、埃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以及（最著名的）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等无政府主义者相关联。

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迅速取代了集体无政府主义，成为欧洲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派别，除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共产主义（尽管对于里卡多·梅拉（Ricardo Mella）来说这也是一种问题），而是与共产无政府主义所暗示的战略和战术修改有关。在1880年代，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地方性的（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小组，普遍反对工会主义（尽管克鲁泡特金并不支持这一立场，因为他认识到了工人组织的必要性），并且对组织化持一定的反对态度。毫不意外，这种战略和战术的变化引起了西班牙集体主义者的广泛讨论，因为他们强烈支持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斗争。

这一冲突很快蔓延到西班牙以外，讨论也进入了巴黎的《革命》（La Revolte）杂志。这促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赞同马拉泰斯塔的观点：“至少，我们不能因为一些假设而发生争斗。”[引用自麦克斯·内特劳，《无政府主义简史》第198-199页] 在这之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了共识，引用内特劳的话说：“我们无法预见未来的经济发展。”[同上，第201页] 因此，他们开始强调相互之间的共同点（即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反对），而不是继续纠结有关自由社会如何运作的不同构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忽视工人运动会使他们的思想无法触及工人阶级，而大多数集体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以及革命之后尽早实现这些理想的承诺。因此，两派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在我们急于过分强调未来社会某些特征的过程中，这些特征在时间和地点上是会有所变化的，没有理由将自己分裂成小的学派。这种社会对我们来说太过于遥远，以至于无法让我们设想它的所有调整和可能的组合。”此外，在自由社会中，“联合与协议的方法和个人形式，或劳动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不会是统一的，我们现在无法就这些做出预测或决定。”[马拉泰斯塔，引用自内特劳，同上，第173页]

因此，马拉泰斯塔继续说道：“即使在无政府集体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之间的争论，也只是一个条件、方法与共识的问题。”关键在于，无论采用何种制度，“一种新的道德意识将会诞生，这种意识会让工资制度像今天的法律奴役和法律强制一样令人厌恶。”如果这一点实现了，“无论社会的具体形式如何，社会组织的基础都将是共产主义的。”只要我们“坚持基本原则……并尽最大努力将其灌输给大众”，我们就不需要“为了一些词语或琐事而争论，而应当引导革命后的社会走向正义、平等与自由。”[引自内特劳，同上，第173页和第174页]

同样，在美国，当时也存在着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激烈辩论。本杰明·塔克认为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并非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而约翰·莫斯特则对塔克的观点持类似看法。正如梅拉和塔里达提出无政府主义各流派之间应保持宽容一样，伏尔泰琳·德克莱尔（Voltairine de Cleyre）也“仅仅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并像马拉泰斯塔一样呼吁‘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因为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的实验可能会在不同的地方进行，以确定该地区最适合的社会形式。”[彼得·马歇尔，《要求不可能》，第393页] 她曾表示，各种经济制度都可以“在不同地方得到有益的尝试。我希望每个社区人民的本能与习惯，能够在自由选择中得以展现；我相信，不同的环境会催生不同的适应形式。”[“无政府主义”，《非凡的反叛者》，第79页] 因此，“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中间形态的社会形式，都将根据人民的本能与物质条件在不同地区进行尝试……只有自由与实验才能决定最优的社会形式。因此，我现在仅仅会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成长”，《伏尔泰琳·德克莱尔文集》，第107-108页]

这些辩论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像德克莱尔、马拉泰斯塔、内特劳、雷克吕等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都接受了“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所体现的宽容态度（有关此问题的精彩总结，请参阅内特劳所著的《无政府主义简史》第195至201页。）此外，我们补充道，这一立场如今已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主流观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承认其他流派对“无政府主义”这一名称的正当使用权，同时，他们仍然会对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有所偏好，并提出自身对其他流派的批评。然而我们必须强调，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如共产主义、工团主义、宗教无政府主义等等），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人们不必支持其中一种而排斥其他流派。这种宽容精神，正是“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这一表达所体现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些“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试图利用“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所体现的宽容精神，来主张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应当被接纳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无政府主义仅仅关乎消灭国家，而经济问题只是次要的。然而，这种对“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的利用是错误的，因为在当时，大家普遍认同所讨论的经济模式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的）。例如，对于马拉泰斯塔而言，确实存在“那些预见并提出不同[于共产无政府主义]的解决方案和未来社会组织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与我们一样，渴望摧毁政治权力和私有财产。”他主张：“让我们摒弃思想流派的排他性”，并“在手段和方法上达成共识，共同前进。”[引自内特劳，同上，第175页] 换句话说，大家一致认为资本主义必须与国家一同被废除，而在此基础上，自由的实验才能得以发展。因此，反对国家的斗争，只是消除压迫和剥削这一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不能将其与这些更广泛的目标割裂开来。由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并不寻求废除资本主义及国家，他们也就并非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不适用于所谓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关于“无政府”资本主义为何不属于无政府主义，请参见第F节。）

这并不意味着在革命之后，“无政府”资本主义社区不会存在。恰恰相反，如果一群人希望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他们当然可以这样做；就像我们可以预见某些支持国有社会主义或神权政治的社区，在革命后仍然会按照他们的制度生活一样。这样的等级制飞地可能会存在，因为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甚至在某个特定地区——所有人都同时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需要牢记的关键问题是，这样的体系不可能是无政府主义的，因此它也就不是“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

A.3.9 什么是无政府原始主义？

正如我们在A.3.3节中所讨论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情境主义者肯·克纳布（Ken Knabb）的观点，认为：“在一个解放的世界中，计算机和其他现代技术可以被用来淘汰危险或乏味的任务，从而让每个人专注于更有趣的活动。”显然，“某些技术——最明显的例子是核能——确实过于危险，毫无疑问会被迅速终止。许多其他生产荒谬、过时或多余商品的行业，也会随着其商业合理性的消失而自动终止。但许多技术……尽管目前可能被滥用，本身却几乎没有固有的缺陷。关键在于如何更理智地使用它们、将其置于公众控制之下，引入一些生态改良，并将其朝着服务于人类、而非资本主义的目标重新设计。”[《公开的秘密》，第79页和第80页] 因此，大多数生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采用适当的技术，是创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的手段。

然而，一小部分激进的、自称为绿色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对此却持有不同意见。约翰·泽尔赞（John Zerzan）、约翰·摩尔（John Moore）和大卫·沃森（David Watson）等作家，提出了一种他们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愿景，声称这种愿景旨在批判一切形式的权力与压迫。这一思潮通常被称为“无政府原始主义”。摩尔认为，这只是“一个简要的术语，代表从无政府主义视角对文明整体进行批判，并试图促成对人类生活进行全面变革的激进思潮。”[《原始主义入门》（Primitivist Primer）]

这一思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最极端的派别，寻求废除一切形式的技术、分工、驯化、“进步”、工业化，以及他们所谓的“大众社会”——甚至包括符号文化（如数字、语言、时间和艺术）。他们倾向于将包含这些特征的任何体系称为“文明”，并因此其目标是“摧毁文明”。至于他们希望“回归”到何种程度，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回归到工业革命前的技术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些人则更进一步，拒绝农业和任何超出最基本形式的技术。他们认为，回归自然、采用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是实现无政府状态的唯一途径，并完全排除利用适当技术，来建立基于工业生产、且对生态系统影响最小的无政府社会的想法。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原始主义杂志《绿色安那其》认为，像他们一样“优先考虑个人自主或野性生活价值观的人，有理由反对并拒绝一切大规模的组织和社会。因为这些组织和社会无论其设立目的如何，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奴役和等级制度。”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它是“文明当前主要的表现形式。”然而，他们强调“因为文明，而非资本主义本身，才是制度化专制、强制性奴役和社会孤立的起源。因此，如果攻击资本主义而不针对文明，便永远无法消除滋养社会的制度化强制。借由工业集体化实现民主化的尝试注定失败，因为所有大规模的组织，都会采用独立于其成员意图的方向和形式。”因此他们认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反对工业和技术，因为“等级制度、领土扩张和生活的机械化，都是实现大规模生产所必需的。”在原始主义者看来，“只有由自给自足的个人组成的小型社区，才能与其他生灵——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和平共存，而不对它们施加权威。”这种社区，将具有与部落社会类似的基本特征，“在人类历史99%以上的时间里，人类都生活在小型且平等的扩展家庭结构中，直接从土地中获取生存资源。”[《反对大众社会》（Against Mass Society）]

虽然这些部落社区——与自然和谐相处，且几乎没有等级制度——这些被视为原始主义的灵感来源，但无政府原始主义者展望的是，借用约翰·泽尔赞书名的说法，“未来的原始状态”。正如约翰·摩尔所言，“无政府原始主义所设想的未来……是没有先例的。尽管原始文化为未来提供了启示，并且未来可能会借鉴这些文化的元素，但无政府原始主义的世界将与以往形式的无政府状态大不相同。”[同上]

无政府原始主义者认为，其他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仅仅是在当前基本制度下进行自我管理式的异化。因此，摩尔评论道，“古典无政府主义”试图“接管文明，对其结构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并消除其中最严重的虐待和压迫。然而，在他们的未来设想中，99%的文明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正是因为他们极少去质疑文明的方面……整体生活模式不会有太大改变。”因此，“从无政府原始主义的角度来看，无论它们是否认为自己是革命性的，所有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都显得是改良主义。”[同上]

对此，“古典无政府主义者”指出三点。首先，声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最严重的虐待和压迫”仅占1%是完全荒谬的，这甚至是资本主义辩护者都会欣然同意的观点。其次，从任何“古典”无政府主义文本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摩尔的说法毫无根据。“古典”无政府主义旨在从头到脚彻底改造社会，而不是对其进行微小的调整。原始主义者真的认为那些付出巨大努力来废除资本主义的人，会简单地继续以99%的相同方式生活吗？当然不会。换句话说，消除老板并不是终点，而是必要的第一步！第三，最重要的是，摩尔的论点确保了他所设想的新社会根本无法实现。

由此可见，原始主义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其理念几乎没有关联。二者的愿景截然不同，原始主义者认为传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威权主义的，而无政府主义者则质疑原始主义在短期内是否可行，甚至长期上是否值得追求。尽管原始主义的支持者喜欢将其描绘成最先进、最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形式，但其他人对此几乎不认同。许多人同意肯·克纳布的观点，他认为原始主义“包含太多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处，以至于几乎无需对其进行详细地批判。它们对过去社会的相关性是存疑的，对当前的可能性更是毫不相关的。即使假设在过去的某个时代生活更美好，我们仍然必须从当前的现实出发。现代技术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如果突然废弃，势必会造成全球性的混乱，数十亿人类将生灵涂炭。”[同上，第79页]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和相互联系的系统中，其中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在狩猎-采集甚至农业社会中生存所需的技能。此外，即便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技能，六十亿人能否在狩猎-采集的模式下生存，也是极其存疑的。正如布莱恩·莫里斯所指出的，“我们被告知，未来将是‘原始’的。然而，在目前养活近六十亿^{^㊱}人口的世界中，如何实现这一点？（因为证据表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每平方英里最多只能支持1到2人的生息），”但像泽尔赞这样的原始主义者却未曾解答过这个问题。[“人类学与无政府主义,”载于《欲望武装的无政府主义》（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杂志第45期，第38页] 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因此同意乔姆斯基的总结，即“我不认为他们意识到自己所主张的是对数百万人的大规模屠杀，因为我们的社会是结构化和有组织的……如果消除这些结构，所有人都会死……除非对此进行深思熟虑，否则它根本不具备严肃性。”[《乔姆斯基论无政府主义》，第226页]

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原始主义的支持者同意其批评者的观点，即地球的确无法支持六十亿人以狩猎-采集者的方式生活。批评者认为，这为原始主义带来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人口数量的减少需要时间。因此任何“原始主义”式的反叛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通过某种形式的“文明”崩溃实现；要么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文明”及其工业遗产被安全地废除，人口数量自然下降至适当水平，人们逐步掌握其新生活所需的必要技能。

第一个选择的问题显而易见，但遗憾的是，许多原始主义作家都暗示了这种可能性。例如，摩尔就曾谈到“当文明崩溃时”（“无论是出于自身意愿、还是我们的努力，或是两者的结合”）。这意味着一个极其迅速的过程，而他进一步强调，“在崩溃导致的社会动荡中，将很轻松的创造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与社会真空，法西斯主义和其他极权独裁政权可能会蓬勃发展”，因此现在就必须建立“积极的替代方案”[同上]。以“崩溃”、“不安全感”和“社会动荡”为基础的社会变革，听起来就不像是成功革命的良方。

其次，原始主义所宣扬的反组织教条也是一个严重问题。摩尔的观点很典型，他断言“对无政府原始主义者而言，组织不过是个骗局，是一伙试图将特定意识形态推上权力地位的帮派”，并重申原始主义者主张“废除所有权力关系，包括国家……以及任何形式的政党或组织。”[同上] 然而，没有组织，现代社会根本无法运作。如果组织被彻底废除，结果将是全面且即刻的崩溃。不仅会导致大规模饥荒，还会引发生态灾难，例如核电站熔毁、工业废料渗入周围环境、城镇荒芜破败，以及成群饥饿的人在乡村争夺一切能找到的蔬果和动物。显然，反组织的教条只能与文明迅速“崩溃”的想法相一致，而无法支持朝着长期目标的稳步推进。同样，若没有组织，又能建立多少“积极的替代方案”呢？

摩尔无视任何批判，并认为指出“文明”崩溃将导致大规模毁灭是“纯粹的抹黑手段”，认为这是“一些敌视无政府原始主义的评论者所传播的奇怪幻想。他们暗示原始主义所设想的人口水平，必须通过大规模暴死或纳粹式死亡集中营来实现”。他声称，“无政府原始主义者致力于废除一切权力关系……这意味着此类有组织的大屠杀不仅不可能，而且纯粹是可怕的。”[同上] 然而，批评者却并未声称原始主义者希望或计划组织大规模死亡，他们只是指出，文明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因为大多数人并不具备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技能，而且地球也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来养活六十亿试图以原始主义者方式生活的人。

其他原始主义者则声称，地球是可以支持的，他们表示：“地球上当前六十亿人口，不可能都作为狩猎采集者生存；但对于那些无法狩猎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在显著较小的空间里自己种植食物……正如永续农业、有机园艺和本土园艺技术所证明的那样。”[《反对大众社会》] 不幸的是，他们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主张的真实性，也没有说明即使这一说法成立，人们又是否有足够的时间掌握必要技能。这似乎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却决定了数十亿人的命运；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人类可以远离诸如医院、书籍和电力等“暴政”，可以“野性”且自由地生活。

面对这种“崩溃”可能带来的恐怖后果，那些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的原始主义者最终不得不接受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例如，约翰·泽尔赞（John Zerzan）认为，“似乎有证据证明工业化和工厂不可能立即被消除，但同样清楚的是，必须拼尽全力来清除它们。”甚至为此城市的存在也可以被接受，因为“城市内部的耕作[也]是实际过渡的另一个方面。”[《论过渡：〈未来原始主义〉的后记》（On the Transition: Postscript to Future Primitive）]

然而，接受过渡时期的必要性无非是暴露了原始主义内部的矛盾。泽尔赞指出，“通过再生产现存‘死亡之船’（即其技术）的方法，不能用于打造一个解放的世界。”他质疑：“我们会保留什么？‘省力的设备’？除非它们不涉及任何劳动分工（例如杠杆或斜面），否则这就是一个虚构的概念；在所谓的‘省力’背后，隐藏的是众多人所凝结的苦役，以及对自然世界的破坏。”然而，这种观点如何与“在一段时间内保留工业化和工厂”的主张相容，却未被解释。同样，他认为，“摆脱工作的强制——如果没有这种强制，现代社会还能维持多少？——一个无拘无束的存在是目前紧迫的、核心的目标。”[同上] 但这又如何与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工业的主张相容呢？这一问题既未被提出，更遑论被回答。而如果“工作”仍然继续，那么这又如何与原始主义者对“传统”无政府主义的典型批判——即“自我管理不过是管理自身的异化，既然没有人愿意在工厂或矿井中工作，因此必须使用强制手段让他们去做”——相一致呢？难道在原始主义的过渡时期，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会变得不那么异化和专制吗？

显而易见，人类的人口规模在短时间内无法通过自愿手段显著减少。为了使原始主义成为可行的现实，全球人口需要减少约90%。这意味着，即使依靠自愿手段，人口的急剧减少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来实现。考虑到几乎不可能让全球（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不生育，这一时间跨度几乎可以肯定需要几个世纪。因此，农业和大部分工业必须继续存在（城市人口的迅速外迁是不可能的）。同样，可靠的避孕手段也是现代技术的产物，因此，生产这些手段的工业必须在这一过渡时期得以维持——除非原始主义者认为，人们在拒绝生育的同时，也要拒绝进行性行为。

然后，我们还必须考虑工业社会的遗产，它不可能被简单地弃置而自行衰败。仅以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来说，让核电站自行熔毁，显然并不符合生态环保的理念。此外，统治精英不太可能毫无抵抗地放弃其权力，因此，任何社会革命都必须具备抵御恢复等级制的能力。不言而喻，一个摒弃一切组织和工业、将其视为固有专制的革命，将无法做到这一点（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如果西班牙革命期间，工人们没有改造并利用他们的工作场所来生产必要的军事物资，那么与佛朗哥法西斯势力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此外，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矛盾。如果承认必须从“此处”过渡到“彼处”，那么原始主义就自动将自己排除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之外。原因很简单。摩尔声称“大规模社会”意味着“人们在人工的、技术化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并受到各种形式的强制和控制。”[同上] 因此，如果原始主义者关于技术、工业和大规模社会的观点都是正确的，那么任何原始主义的过渡阶段在定义上都不会是自由意志的。因为“大规模社会”在成功革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至少几十年，更可能是几个世纪），必须继续存在；而从原始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必然意味着“强制和控制的形式”将持续存在。有一种意识形态，它主张需要一个基于强制、控制和等级制的过渡体系，并声称这种体系最终将消失，走向无国家社会。也和原始主义者一样，它同样认为，工业和大规模组织不可能在没有等级和权威的情况下运作。这种意识形态正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当“古典”无政府主义者听到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重复恩格斯反对巴枯宁的论点，并将其作为支持“无政府状态”的依据时，这无疑是十分讽刺的。（关于恩格斯认为工业排除了自治的论点，可参见H.4节的讨论。）

因此，如果任何过渡都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那么原始主义对“传统”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就显得滑稽可笑，甚至成为对有意义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和社会变革的阻碍。这暴露了原始主义核心的矛盾。虽然其支持者猛烈抨击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技术、组织、工作自我管理、工业化等方面，但他们自己在向原始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却必须依赖他们所反对的事物。而考虑到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激烈批评，不难理解为何其他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原始主义的过渡阶段根本无法实现。既要谴责技术和工业是固有的专制体制，又要在革命后提倡其使用，这在逻辑上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上都说不通。

由此可见，原始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它无法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提供实现其目标的可行手段。正如克纳布所总结的：“[原始主义]从对科学与技术的过度信仰提出合理的质疑，最终却沦为一种绝望的、甚至不合理的信念，幻想回归到某种原始天堂；并且[他们也]未能适应现存体系，而只是抽象地、末世论地加以批判。”要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考虑现实的起点。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在过渡时期应对各种实际问题。”[同上，第80页，第79页] 可悲的是，原始主义意识形态排除了这一可能性，因为它将任何真正革命的出发点都视为固有的专制体制。此外，原始主义者通过设定极端的标准，确保任何大众运动都无法达到其革命要求，从而阻碍了真正的社会变革：

“那些自豪地宣布自己‘完全反对’一切妥协、一切权威、一切组织、一切理论、一切技术的人，通常完全没有革命性的视角——他们没有任何关于如何推翻现存体系或如何运作后革命社会的实际构想。有些人甚至试图以‘革命永远无法满足他们永恒的本体论反叛’这一说法，来为自己对现实策略的缺乏辩护。这种全有或全无的夸夸其谈，或许能暂时打动一些旁观者，但最终的效果不过是让人们变得无动于衷。”[克纳布，同上，第31-32页]

然后，是关于实现原始主义的手段问题。摩尔认为，“无政府原始主义所设想的世界，在所预期的自由程度和类型方面，在人类经验中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不应该对可能发展这种社会的抵抗和反叛形式设限。”[Op. Cit.] 非原始主义者回应称，这表明原始主义者既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样，他们强调，必须对可接受的抵抗形式设限。这是因为手段决定结果，因此威权主义的手段将导致威权主义的结果。战术并不是中立的，支持某些战术实际上是暴露了威权主义的立场。

这可以从英国杂志《绿色无政府主义者》（Green Anarchist）中看出来，该刊物代表了“原始主义”中的极端派别。由于它对大多数人而言缺乏吸引力，因此它就不可能通过自由意志手段（即个体通过自身行动自由的选择和创造）实现，因此不能被视为无政府主义，因为很少有人会自愿接受这样的状况。这导致《绿色无政府主义者》发展出某种形式的生态先锋队理论，借用卢梭的说法，即“强迫人们变得自由”。这一立场，体现在该杂志支持（非无政府主义者）“大学与航空炸弹客”（Unabomber）^{^㊲}的行动和理念，并发表了一篇由其中一位编辑撰写的文章《非理性主义者》（The Irrationalists），其中声明：“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㊳}实施者的思想是对的。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炸毁更多的政府办公楼……东京沙林毒气袭击^{^㊴}的邪教组织也是对的。遗憾的是，他们在袭击一年前的测试中暴露了自己。”[Green Anarchist, no. 51, p. 11] 该言论的辩护文章刊登在下一期；而后在美国《无政府主义：武装欲望的期刊》（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第48至52期的信件交流中，另一位编辑将这一令人作呕的威权主义观点辩解为“在极端压迫条件下进行的无中介的抵抗。”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手段决定结果”的原则何在？这意味着战术必须有“界限”，因为某些战术并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自由意志主义的。

然而，只有少数原始主义者持有如此极端的立场。大多数“原始”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完全反对技术和文明，而是（借用大卫·沃森的表达）主张对“原始生活方式的肯定”，并且比社会生态学更为批判性地看待技术、理性和进步等问题。这些生态无政府主义者既拒绝“一种教条式的、主张我们可以以线性的方式回归原始根源的原始主义”，也拒绝“进步”观念，也就是“超越启蒙和反启蒙”的思想和传统。对他们而言，原始主义“不仅反映了国家兴起之前的生活图景，而且是对文明下现实生活的一种正当回应”，因此我们应当尊重并学习“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智慧传统”（比如与美洲原住民部落及其他土著群体相关的传统）。尽管我们“不能、也不愿意放弃世俗的思维方式和体验世界的方式……但我们无法将生命的体验，以及为何生活、如何生活的基本且不可避免的问题，简化为世俗术语……此外，精神与世俗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得清晰。我们对历史的辩证理解应当肯定一种具有灵性的理性，这种理性不仅尊重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西班牙无神论革命者，也尊重那些宗教和平主义良心犯、拉科塔族幽灵舞者^{^㊵}、道教隐士以及被处决的苏菲神秘主义者^{^㊶}。”[David Watson, Beyond Bookchin: Preface for a future social ecology, p. 240, p. 103, p. 240 and pp. 66-67]

这种“原始”无政府主义与一系列杂志有关，主要集中在美国，如《第五庄园》（Fifth Estate）。例如，在技术问题上，他们认为：“尽管市场资本主义是点燃这场大火的火花，并且仍然处于这一复杂体系的中心，但它仅仅是更宏大事物的一部分：即有机的人类社会被迫适应经济-工具化的文明及其大规模技术体系。这些技术体系不仅是等级化的、外部的，而且日益‘细胞化’并内化于个体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将各种因素按照机械式的因果层级排列是毫无意义的。”[Watson, Op. Cit., pp. 127-8] 基于此，原始主义者对技术的各个方面持更为批判的态度，包括社会生态学家所主张的使用适当技术来解放人类和地球的观点：

“谈论技术社会实际上是指资本主义内部所产生的技术，而这些技术又进一步催生新的资本形式。认为存在一个独立的社会关系领域来决定这些技术的观点，不仅是不符合历史的、非辩证的，而且反映了一种简化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Watson, Op. Cit., p. 124]

因此，技术的影响并不取决于谁在使用它，相反，技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创造它的社会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通常是掌权者决定在社会中引入何种技术，那么技术在选择上往往会强化等级权力（当然，受压迫者经常有利用技术反抗权力的优秀实践，而技术变革与社会斗争也是相互关联的——参见D.10部分）。因此，即使是使用“适当的技术”，也不仅仅是从现有的技术选项中挑选，因为无论谁使用这些技术都会产生特定的效果；而是需要对技术的各个方面进行批判性评估，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或摒弃，以最大化个人的自由、赋权和幸福。

然而，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被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说服。正如布赖恩·莫里斯所指出的那样，它将“上下八千年左右的人类历史”简单地视为“暴政、等级控制、缺乏任何自发性的机械化常规”的源头，“人类创造性想象力的所有产物——农业、艺术、哲学、技术、科学、城市生活、象征文化——都被泽尔赞视为一种整体加以否定。”[Op. Cit., p. 38] 虽然没有理由盲目崇拜“进步”，但同样也没有必要将一切变革与发展一概视为压迫。无政府主义者同样不认可泽尔赞“对人类学文献的选择性挑选”。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的观点：

“生态运动若要真正产生影响，必须传递希望的信息，而不是绝望的信息。它不能倡导一种倒退、无法实现的回归原始人类文化之路；而应致力于人类的进步，致力于人类对生命整体的独特同理心……如果生态运动要在社会事务中发挥变革性和创造性的作用，我们必须重新找回对乌托邦的冲动和希望，以及对人类文明中值得拯救之物的欣赏，同时认清哪些需要被摒弃。因为如果不改变社会，我们就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导致的灾难性生态之趋势。”[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63]

此外，“时光倒流”的立场存在根本缺陷，因为虽然某些原始社会具有高度的无政府主义特征，但并非所有社会都是如此。正如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指出的：“我们对旧石器时代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从一些古老的头骨中获得的零星信息……但在较近的民族志记录中，我们看到了无穷的多样性。曾经存在有贵族与奴隶的狩猎-采集社会，也有极力维护平等的农耕社会。即使在……亚马逊地区，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群体，比如皮亚罗亚人；但在他们的旁边却有好战的谢伦特雷人，他们显然完全不是无政府主义者。”[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 pp. 53-4] 即便像泽尔赞所假设的那样，如果我们回溯得足够远，可能会发现人类曾普遍处于无政府部落的状态，然而事实仍然是，其中一些社会最终发展为了国家主义和私有制社会。这表明未来的无政府社会若仅仅以史前无政府社会的某些关键要素为基础，未必能够避免“文明”在相似的社会或环境因素下再度出现。

原始主义还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即支持对原始生活方式的字面回归，和支持将原始生活方式作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反对后一种立场，因为他们认识到，现状并不等于“更好”。因此，过去的文化和社会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可以为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提供启示。同样，如果“原始主义”仅仅意味着质疑技术的同时质疑权威，那么几乎没有人会反对。然而这种理性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第一种立场所掩盖，即认为无政府主义社会应回归狩猎-采集社会。这一点可以从原始主义者的著作中看出（尽管一些原始主义者声称，他们并不是将石器时代作为理想社会的模型，也不主张回归狩猎采集生活，然而他们却在其批判中排斥所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认为原始主义仅仅是一种批判或某种“无政府主义者的推测”（借用约翰·摩尔的术语），似乎难以置信。如果将技术、组织、“大众社会”和“文明”视为固有的威权结构，那么在过渡时期甚至在自由社会中，你便无法再主张使用这些要素。因此，这种批判本身指向了一种行动模式和对自由社会的构想，否认这一点无异于自相矛盾。同样，如果你赞扬过去和现在的采集群体与游耕社区为无政府状态的典范，那么批评者完全有理由认为，原始主义者希望在未来建立类似的体系。这一点也因其对工业、技术、“大众社会”和农业的批判而进一步得到加强。

除非“原始主义者”明确表明他们到底属于上述哪一种立场，否则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不会认真对待他们的思想。考虑到原始主义者连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回答——例如如何在没有工人控制、国际联系和联邦组织（这些通常被他们视为新的“统治”形式）的情况下，安全地废除工业并避免大规模饥荒——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对其实现不会抱有太大的期望。最终，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革命将在现存的社会中发生。无政府主义承认这一现实，并提出了改造社会的途径。而原始主义却回避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因此，在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原始主义并没有多少值得推崇之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非原始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自由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拥有相同程度的技术。事实远非如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建立在自由实验的基础之上，不同的个人和群体将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寻求较低技术生活方式的人将可以自由选择，而那些希望应用（适当）技术成果的人也同样享有选择的自由。同样，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冲击（资本主义）文明和要求（资本主义下）进步的斗争。

关于“原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更多内容，可以参阅约翰·泽尔赞的《未来原始社会》，以及戴维·沃森的《超越布克钦》和《反对巨型机器》。肯·纳布的《原始主义的贫困》以及布赖恩·奥利弗·谢泼德的《无政府主义与原始主义》，则是对原始主义的出色批判。

A.4 有哪些主要的
无政府主义思想家？

尽管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Gerard Winstanley和William Godwin就分别在他们的书（The New Law of Righteousness、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中揭示了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原理。但直到19世纪后半叶，无政府主义才作为一个被系统化发展的连贯的理论而出现。而这一开始主要归功于这四个人：一位德国人，麦克斯·施蒂纳 (Max Stirner, 1806-1856)；一位法国人，皮埃尔·乔瑟夫·蒲鲁东 (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和两位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 (Michael Bakunin, 1814-1876)和彼得·克鲁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 1842-1921)。他们将劳动人民中普遍流传的思想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

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诞生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的氛围中。他（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提出）的思想，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极端形式。他将每个独特的个体置于一切之上——国家、财产、法律或义务，而他的思想至今仍是无政府主义的基石。施蒂尔纳抨击资本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而他基于利己主义的、对资本主义和支撑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批判，则奠定了社会无政府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基础。为了取代国家和资本主义，麦克斯·施特纳主张建立“利己主义者联盟”，即由唯一个体组成的、平等合作的自由联盟——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的自由并满足他们的渴望（这也包括团结这样情感上的渴望，也就是施特纳所说的“人际交往”）。这种联盟是非等级性的，因为正如施蒂尔纳所想，“在这样的联盟中，如果其中大多数成员允许自己最天然、最明显的利益被忽视，这实际上还会是的利己主义者的联盟吗？当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奴隶或仆从时，他们真的能成为联合起来的‘利己主义者’吗？”[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24]

从定义上说，个人主义并不包括改变社会现状的具体方案，这也是皮埃尔·乔瑟夫·蒲鲁东，第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所努力去改变的。他的互助主义、联邦主义，以及工人自我管理与联合的理论，对无政府主义作为群众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也在其中清楚地阐明了无政府主义世界应该如何去运作和协调。毫不夸张地说，蒲鲁东的著作奠定了无政府主义作为反国家和反资本主义运动和思想的基本性质。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塔克都声称从他的思想中得到了启发，而这些思想是社会无政府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直接源泉。这之中的每条流派都强调互助主义的不同方面（例如，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互助主义的联合方面，而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非资本主义的市场方面）。蒲鲁东的主要著作包括《什么是财产》(What is Property)、《经济体系的矛盾》(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联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和《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the Working Classes)。他在《大革命的总体思想》(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中对互助主义进行了最详细的论述。他的思想对法国工人运动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米哈伊尔·巴枯宁在蒲鲁东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他谦虚地表示，他自己的思想不过是蒲鲁东的“广泛发展并可以直接推得的……最终结果”。[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98] 然而对于他在无政府主义发展中的作用来说，有些过于自谦了，因为巴枯宁是是近代无政府主义活动和思想发展的核心人物。他强调集体主义、群众暴动、革命和参与激进的劳工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建立自由的、无阶级社会的手段。此外，他否定了蒲鲁东的性别歧视，并在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社会罪恶中加入了父权制。巴枯宁还强调在人性和个性中的社会天性，反对自由主义的抽象个人主义，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否定。他的思想在20世纪的激进工人运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他的许多思想与后来被称为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几乎相同。巴枯宁影响了许多工会运动，尤其是在西班牙，1936年的那里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他的作品包括《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他唯一完成的著作）^{^㊷}、《上帝与国家》、《巴黎公社与国家理念》等。萨姆·多尔戈夫（Sam Dolgoff）编辑的《巴枯宁谈无治主义》（Bakunin on Anarchism）是其主要著作的优秀合集。布莱恩·莫里斯（Brian Morris）的《巴枯宁：自由的哲学》则是一本介绍巴枯宁生平和思想的优秀书籍。

彼得·克鲁泡特金是科学家出身，他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现代社会状况进行了精密细致的分析，并为未来社会开出了一剂彻底的药方——共产无政府主义——一个至今仍是无政府主义者中最广为流传的理论。他认为互助是个人发展和成长的最佳途径，指出人类（和其他物种）内部的竞争往往不符合物种的最佳利益。与巴枯宁一样，他强调直接的、经济的阶级斗争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任何群众运动，并尤其强调工会的重要性。他借鉴了蒲鲁东和巴枯宁的公社思想，将他们的见解概括为：在自由社会当中，社会、经济和个人生活是如何运作的。他的目标是将无政府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研究社会中目前明显存在的、且可能预示着社会进一步演变的趋势”，与此同时，他还敦促无政府主义者“直接在劳工组织中宣传他们的思想，并引导这些工会直接与资本斗争，而不要寄希望于议会立法”。[Anarchism, p. 298 and p. 287] 与巴枯宁一样，他也是一位革命家，他的思想也激励着全球各地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他的主要著作包括《互助论》、《面包与自由》、《田野、工厂和作坊》、《现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为自己而行动》、《国家：它的历史作用》、《一名反叛者的话》等。他的革命主义书集以《无政府主义》之名出版，是对他的思想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此外，Graham Purchase 的《进化与革命》和布莱恩·莫里斯著的《克鲁泡特金：社群政治学》都是对他的思想，以及为什么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极好诠释。

然而，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创始者”提出的各种理论并不互斥：它们在许多方面相互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个人主义与我们的私人生活密切相关：只有承认他人的独特性和自由，并与他们结成联盟，我们才能保护并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独特性和自由；互助主义则与我们与他人的一般关系有关：通过相互协作和合作，我们才能确保自己不为他人工作。无政府主义下的生产是集体主义的，人们为自己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在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世界中，决策也是人们共同做出的。

还应该强调，无政府主义各学派并不是以无政府主义者个人来命名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是“巴枯宁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或者“克鲁泡特金主义者”^{^㊸}（这里只是举出三种可能的情况）。引用Malatesta的话，无政府主义者“追随思想而非个人，并且反对这种将思想原理与人绑定的习惯”。但这并不妨碍他称巴枯宁为“我们伟大的大师和启蒙者”。[Errico Malatesta: Life and Ideas, p. 199 and p. 209] 同样，由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所写的东西，也未必都是自由意志主义的。比如说巴枯宁，仅仅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才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然而这无法阻止马克思主义者利用他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说的话，来攻击无政府主义）。蒲鲁东则在19世纪50年代脱离了无政府主义，直到1865年去世前，才重新回到相对更偏向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如果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与他们类似，克鲁泡特金或塔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协约国的言论，也与无政府主义无关。因此，如果说因为蒲鲁东是一头性别歧视的蠢猪，所以无政府主义就是有缺陷的，这种说法根本无法说服无政府主义者。就好像，没有人会因为卢梭对妇女的看法与蒲鲁东一样具有性别歧视，而否定卢梭提出的民主理念一样。也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分析无政府主义者前辈的著作是为了汲取灵感，而不是遵循教条。也因此，我们会摒弃他们非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而保留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理论发展的积极贡献。我们很抱歉在此赘述，但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许多“批评”，基本上都是指出早已作古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中的消极部分，而这种做法的愚蠢之处显而易见。

当然，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没有因为克鲁泡特金的离世而停止发展；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不仅仅是这四个人的产物。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有许多不同思想家和活动家的理论。例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在世时，也从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那里汲取了一些思想。更具体地说，巴枯宁借鉴了19世纪6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中蒲鲁东追随者的实践活动。而克鲁泡特金虽然与共产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发展关系最密切，但在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他只是第一国际中的自由意志主义派别在巴枯宁死后所形成之思想的、最著名阐释者。因此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全球数以万计的思想家和活动家的产物，而每个人都在其中塑造和发展无政府主义理论，以满足他们作为社会变革运动其中一部分的需要。虽然这里还可以列举许多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只能提及其中的几位。

在德国，施蒂纳也并不是唯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也曾涌现出了许多独创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曾因观点激进而被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开除，不久后便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对他而言，无政府主义是“人在国家、教会和资本的偶像中解放出来的表现”；他反对“国有社会主义、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官僚主义”，主张“自由结社和联合、没有权威”。他的思想是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思想的结合，认为发展自我管理的社区和合作社是改变社会的手段。他最著名的见解是：“国家是一种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关系与行为模式；我们通过缔结其他关系，并彼此之间表现得不同来破坏它。”[quoted by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410 and p. 411] 他是1919年慕尼黑革命的领导者，并在之后的镇压期间被德国政府杀害。他的《为了社会主义》一书是对其主要思想的极好总结。

另一位著名的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是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起初，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当选为德国国会议员。但他看到了投票制度的无用，并在一次撰文反对德皇和神职人员而遭流放之后，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与其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位宣传家；他的革命性的话语，激励了无数人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还有鲁道夫·洛克尔（Rudolf Rocker），一名职业书籍装订工，在东伦敦的犹太劳工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详见他的自传《伦敦岁月》（The London Years））。他还撰写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导言；在《无政府主义与苏维埃主义》等文章中分析了俄国革命；并在《西班牙的悲剧》等宣传册中为西班牙革命辩护。他的《民族主义与文化》通过对政治思想家和强权政治的研究，实现了对人类的历代文化透彻的分析。他剖析了民族主义，并解释了为什么民族是国家的结果而非国家的成因，并驳斥了关于种族科学的一派胡言。

在美国，艾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和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是两位具有领跑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戈尔德曼将施蒂纳的利己主义和克鲁泡特金的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并集两家之大成，形成了一个充满激情和力量感的理论。她还将无政府主义置于女权主义理论和活动的中心地位，同时，她也是工团主义的倡导者。（见她的著作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以及题为Red Emma Speaks的文章和谈话集）艾玛的终身伴侣，亚历山大·伯克曼，编写过一本介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经典著作《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又名《什么是共产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主义ABC》）与戈尔德曼一样，他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劳工运动，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和演说家。（《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生》一书精选了他的优秀文章、书籍和宣传册）两人都参与了无政府主义期刊的编辑工作，其中戈尔德曼主要参与编辑《大地》(Mother Earth)（详见Peter Glassgold编辑的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而伯克曼主要负责编辑《爆破》(The Blast)（此杂志在2005年全文再版）。1917 年，这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因反战活动被捕，两份刊物也因此而停刊。

由于他们在1917年的革命活动让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变得激进，1919年12月，他和戈尔德曼两人被美国政府驱逐到俄国。在那里，由于他们被认为是危险分子，俄国不予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自由。整整两年后，他们的护照到手后才允许他们离开俄国。1921年3月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对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屠杀最终让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的独裁统治意味着俄国革命的死亡。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也同样非常乐于看到这两位坚持原则的真正革命者的离去。离开俄国后，伯克曼撰写了大量关于革命前途命运的文章（包括《俄国的悲剧》和《喀琅施塔得叛乱》），并将自己的日记出版成书，名为《布尔什维克的神话》。戈尔德曼在这之后也创作了她的经典作品《我对俄国的幻灭》，并出版了她著名的自传《过我自己的生活》。她还抽出时间在《托洛茨基反对了太多》(Trotsky Protests Too Much)一书中，驳斥了托洛茨基关于喀琅施塔得叛乱的谎言。

在美洲的其他地方，里卡多·弗洛雷斯·马贡（Ricardo Flores Magon）于1905年成立了（名字很奇怪的）墨西哥自由党，并在1906年和1908年组织了两次反抗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统治的起义；虽然都没有成功，但却为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奠定了基础。借由他的报纸Tierra y Libertad（《土地与自由》），他影响了当时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以及萨帕塔的农民军。他反复强调，必须把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民不被欺骗”，才能“把土地……工厂和矿山的所有权……还给人民”。在谈及农民军（萨帕塔军队）时，里卡多的兄弟恩里克指出，他们“或多或少都倾向与无政府主义”；且因为双方都是“直接的行动派”，并且因为“他们的行动完全是革命性的。他们追猎富人、权贵和祭司”，“把私有财产权和官方的准则烧成灰烬，且推翻了划分私人财产的藩篱”——所以双方完全可以合作。[quoted by David Poole, Land and Liberty, p. 17 and p. 25] 里卡多作为政治犯死在美国监狱中，而讽刺地是，他被墨西哥政府视为革命英雄。他的大量著作收录在《自由之梦》一书中。（书中有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传记文章，将他的作品置于历史背景中，讨论了他的影响）

在意大利，也有着强大而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并因此涌现出了一些最优秀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埃里科·马拉泰斯塔（Errico Malatesta）为无政府主义在世界各地奋斗了50多年，他的著作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理论作品中最优秀的那一批。对于那些对他的实用性和启发性思想感兴趣的人来说，他的宣传册《无政府主义》是不可不读的。弗农·理查兹（Vernon Richards）编辑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和《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都收录了他的文章。他最喜欢的写作技巧是使用对话，如《在咖啡馆：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对话》。这部作品以他与非无政府主义者的对话为基础，通过清晰、朴实的方式阐释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另一本对话录《Fra Contadini：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对话》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在马拉泰斯塔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似乎即将到来的1920 年，于意大利印刷发行了十万册。当时马拉泰斯塔主编了《Umanita Nova》（意大利第一份无政府主义日报，发行量很快达到五万份），并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联盟（一个拥有约两万名成员的全国性无政府主义组织）撰写纲领。在一次工厂占领活动中，67岁的他与其他80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一起被捕。其他值得一提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还包括马拉泰斯塔的朋友路易吉·法布里（Luigi Fabbri）。（遗憾的是，他的作品很少被翻译成英文，比如《资产阶级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无政府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路易吉·加莱尼（Luigi Galleani）提出了非常有力的反组织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并（在《无政府主义的终结？》一书中）宣称“共产主义仅仅是个人有机会调节自己和履行职能的经济基础”。卡米洛·贝尔内里（Camillo Berneri）在西班牙革命期间被共产主义者杀害；他继承了意大利无政府主义批判性、实践性无政府主义的优良传统。他对克鲁泡特金联邦主义思想的研究堪称经典（《彼得·克鲁泡特金：他的联邦主义思想》）。他的女儿玛丽·路易丝·贝尔内里（Marie-Louise Berneri）在不幸早逝之前，也为英国无政府主义报刊做出了贡献（见她的Neither East Nor West: Selected Writings 1939-48和Journey Through Utopia）。

在日本，八太舟三（Hatta Shuzo）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将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推向了新的方向。为了给他及他的数千名同志所活跃在的、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提供一种具体的替代选择，他创造了一种被称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他们摒弃了工团主义的某些方面，组织工人成立工会并与农民合作，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佃农的觉醒”就是“建立我们所渴望的新社会的基石”。他们的新社会建立在工农结合的去中心化公社的基础上，正如八太的一位同志所说：“村庄将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共产主义农业村庄，而是一个工农结合的合作社会。”八太驳斥了那些试图回到“辉煌的往日”的观点，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与中世纪主义者完全相反。我们寻求将机器作为生产手段，而且实际上，我们还希望发明出更加巧妙的机器”。 [quoted by John Crump, Hatta Shuzo and Pure Anarchism in Interwar Japan, p. 122-3, and p. 144]

个人无政府主义的“教皇”，毫无疑问是本杰明·塔克。塔克在他的《不仅仅是一本书》（Instead of Book）中，用他的聪明智慧攻击了所有他认为是自由的敌人的人（主要是资本家，但也包括一些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例如，塔克将克鲁泡特金和其他共产无政府主义者逐出了无政府主义，而克鲁泡特金却没有反过来这么报复）塔克以约西亚·沃伦、莱桑德·斯普纳、斯蒂芬·珀尔·安德鲁斯和威廉·B·格林等著名思想家为基础，将蒲鲁东的互助主义改编成适合前资本主义美国条件的无政府主义（详见鲁道夫·洛克尔的《美国自由的先驱》）。为了防止国家通过干预的手段有目的性地建立资本主义来侵害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农，塔克主张通过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非资本主义市场来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在这之中，通过互助银行以及“占有和使用”土地与资源的权利，用来废除建立资本主义的四种国家垄断。他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并与蒲鲁东一样）认识到所有非劳动收入都是盗窃，并因此反对利润、租金和利息。他翻译了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经济矛盾体系》以及巴枯宁的《上帝与国家》。塔克的同胞约瑟夫·拉巴迪是一名活跃的工会会员，也是塔克的报纸《自由》的撰稿人。他的儿子劳伦斯·拉巴迪在塔克去世后接过了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火炬，他认为“各行各业的自由，是将人类提升到更幸福状态的最大可能手段”。

毫无疑问，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是与宗教无政府主义有关的、最著名的作家，并且也在传播与这一理念有关的精神与和平主义思想方面影响最大。托尔斯泰对基督教进行了激进的诠释，强调个人的责任和自由高于无意识的专制主义和等级制度，而后者正是主流基督教的标志；这一思想也影响了甘地和创建了天主教工人运动的多萝西·戴（Dorothy Day）。托尔斯泰的作品与另一位激进自由意志主义天主教徒——威廉·布莱克的作品一样，启发了许多基督徒在主流教会的掩盖下，从上帝的信息中解读出自由意志主义的愿景。因此，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与托尔斯泰一样认为，“基督精神的真正意义就是政府的终结”（详见托尔斯泰的《天国与你同在》与彼得·马歇尔的《威廉·布莱克：有远见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近现代，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民主的威慑》、《必要的幻想》、《新世界和旧世界》、《世界秩序》、《流氓国家》、《霸权还是生存》等著作中）和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著有《后稀缺无政府主义》、《自由的生态学》、《走向生态社会》和《重塑社会》等），使社会无政府主义运动始终处于政治理论和分析的前沿。布克钦的著作将无政府主义置于绿色思想的中心，持续威胁着那些希望神秘化或腐败化创建生态社会运动的人。《默里·布克钦读本》收录了他的代表性著作。遗憾的是，在去世前几年，布克钦与他花了近四十年时间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渐行渐远（尽管他至死仍是一名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乔姆斯基最著名的作品是用详实的资料对美帝国主义及媒体运作方式的批判，但除此之外，他也写了大量关于无政府主义传统和思想的文章。最著名的是他的随笔《无政府主义笔记》（收录于《国家的理由》），以及他在《客观性与自由主义学术》（收录于《美国权力与新官僚》）中针对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为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所做的辩护。这些文章，以及他的其他一些更明确的无政府主义文章和访谈，都收录在《乔姆斯基论无政府主义》（Chomsky on Anarchism）一书中。有关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其他资料来源还有《激进的优先事项》（Radical Priorities）、《语言与政治》（Language and Politics）和宣传册《未来的政府》（Government in the Future）。《理解权力》（Understanding Power）和《乔姆斯基读本》（The Chomsky Reader）也都是介绍他思想的极好读物。

英国也涌现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希伯特·雷德（Hebert Read，可能是唯一一位被授予骑士勋章的无政府主义者！）撰写了多部关于无政府主义哲学和理论的著作（参见他的《安那其与秩序》文集）。他的无政府主义直接源于他的审美关注，而且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不仅对无政府主义的传统主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表达方式，还经常为无政府主义报刊撰稿（见自由出版社出版的文章集《一个人的宣言》和其他著作）。另一位和平无政府主义者是亚历克斯·康福特（Alex Comfort）。除了撰写了《性之乐》，康福特还是一位积极的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特别地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角度出发，撰写关于和平主义、精神病学和性政治的文章。康福特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书籍是《权威与犯罪》。他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册和文章集，以《反对权力与死亡的作品》为名出版。

然而，最著名且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无政府主义者莫过于科林·沃德（Colin Ward）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驻扎在格拉斯哥，接触到当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从而成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后，他为无政府主义报社做出了大量贡献。除了担任《自由》杂志的编辑外，他还在20世纪60年代编辑了颇具影响力的《安那其》月刊（沃德挑选的部分文章可在《无政府的十年》一书中找到）。不过，他最有名的一本著作是《行动中的安那其》。他在书中更新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一书，揭示并记录了即使是在资本主义下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无政府主义本质。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住房的文章，强调集体自助和社会管理住房的重要性，以对抗私有化和国有化这两大害虫。（详见他的书《占有房屋》和《住房：无政府主义者的处理方式》）他还以无政府主义的眼光看待许多其他问题，包括用水问题（《反映在水中：社会责任危机》）、交通问题（《自由出行：汽车时代之后》）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他的《无政府主义：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是了解无政府主义及其独特观点的良好起点，而《谈谈安那其》则是对他的思想和生活的绝佳概述。最后，我们也必须在这里提一下阿尔伯特·梅尔策（Albert Meltzer）和尼古拉斯·沃尔特（Nicolas Walter），他们两位都为无政府主义报刊做出了大量贡献，并撰写了两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简介（分别是《无政府主义：支持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据》和《关于无政府主义》）。

我们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还有很多作者我们还没有提到。^{^㊹}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普通”无政府主义激进行动派——他们从未著书立说，却用他们的理智和行动激发了社会中的反抗精神，并帮助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建立新世界。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无政府主义诞生于群众之中；并且只有当它仍然属于群众时，它才会继续充满生机和创造力。”[Anarchism, p. 146]

因此我们希望，我们上述只专注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介绍，不应被理解为在运动中活动家和思想家之间存在某种差异。反而，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是纯粹的思想家或活动家，他们通常兼而有之。例如，克鲁泡特金就曾因行动主义而入狱，马拉泰斯塔和戈尔曼也是如此。马赫诺，作为俄国革命中最为著名的积极参与者，也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为无政府主义报刊撰写过理论文章。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也是如此，她在巴黎公社期间的激进活动以及巴黎公社后在法国开展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并不妨碍她为自由意志主义的报刊撰写文章。我们只是指出一些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以便感兴趣的人可以直接阅读他们的思想。

A.4.1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吗？

有。而且有数不尽的思想家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有的来自自由主义体系，也有的来自社会主义体系。尽管这可能听起来令人惊讶，但是无政府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有联系。显然，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更倾向于自由主义流派，而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更倾向于社会主义流派。

当然，正如尼古拉斯·沃尔特所说：“无政府主义既可以看成从自由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发展而来，也可以看作从两者共同发展而来；和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也想要平等。”然而，“无政府主义并不仅仅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我们和这两者从根本上相区别。”[About Anarchism, p. 29 and p. 31] 在这一点上他与洛克尔在《无政府工团主义》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而这也对我们了解无政府主义与其他理论之间的联系很有帮助。但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提出了批判，所以我们不应将无政府主义的独特性埋没在其他哲学理论中。

A.4.2节讨论了那些接近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A.4.3节则集中列举了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这里甚至有马克思主义者将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注入他们的政治理念中，而我们会在第A.4.4节去讨论他们。以及当然，也有一些思想家不是能这样很容易地划分，所以我们会把他们放在这里讨论。

经济学家戴维·埃勒曼为工作场所的民主所辩护的著作令人印象深刻。他在《民主的工人所有制企业》和《经济学中的财产与契约》等书中，明确将自己的思想与英国早期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联系起来，并基于权利和劳动财产为基础，同资本主义为自我管理而辩护。他认为：“当今的经济民主主义者是新废奴主义者，他们试图废除整个‘租用’人类的制度，转而支持工作场所的民主自我管理”，而他的这种“批判并不新鲜；它发展自启蒙运动中，权力不可剥夺的学说。废奴主义者用它来反对自愿的自我奴役契约，政治民主主义者则用它来反对非民主政府为自愿契约的辩护。”[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 p. 210] 任何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对生产者合作社制替代工资奴隶制感兴趣的人，都会对他的著作产生浓厚的兴趣。

埃勒曼不是唯一指出合作所带来好处的人。阿尔菲·科恩（Alfie Kohn）在克鲁泡特金对互助研究的基础上，也针对合作的益处发表了一些重要著作，因此也引起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的兴趣。在《没有竞争：反对竞争的案例》和《犒赏的惩罚》中，科恩（通过大量经验证据）讨论了竞争对竞争者的负面影响与缺点。他通过在书中探讨了经济和社会问题，表明竞争并不像人们所吹捧的那样有效。

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卡洛尔·帕特曼是受自由意志主义影响最明显的思想家。独立于埃勒曼，帕特曼也为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的自我管理协会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她基于自由意志主义角度分析卢梭的论点，提出了对契约理论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分析。如果一定要给帕特曼的作品赋予一个主题，那就是自由、以及自由的含义。对她来说，自由就是自主决定，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支配关系。因此，她从她的第一部主要作品《参与与民主理论》开始，就一直倡导参与式民主。在这本关于参与式民主的开创性研究著作中，她揭露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局限性；并通过分析了卢梭、密尔和科尔的著作，提出了参与有益于每个参与的个体的实证性证据。

在《政治义务的问题》一书中，帕特曼讨论了“自由派”关于自由的论点，认为这些论点都站不住脚。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一个人必须同意被另一个人统治，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可能不会允许、当然也可能从未允许被统治。因此，自由主义的国家就缺乏了合理的解释。她进一步分析，质疑为什么自由必须和“同意被统治”划等号，并提出了一种参与式民主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人们集体地进行自主决定（一种对同胞，而非对国家自我承担的义务）。当提到克鲁泡特金，她注意到社会无政府主义传统和她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关联性。

帕特曼在《性契约论》一书进一步发展了上述分析，并在书中剖析了古典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她分析了（古典自由主义和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所谓“契约主义”理论的缺陷，指出它导向的不是自治个体的自由联合，而是基于威权、等级和权力的，少数统治多数的社会关系。她也对国家、婚姻和雇佣劳动的进行了深刻的自由意志主义角度的分析，表明自由必须不仅仅意味着“同意被统治”。而这就是资本主义下自由主义的悖论，因为一个人被假定是自由的，从而可以同意签订合同；但一旦签订合同，他们就会面临从属于他人决定的现实。（我们将在A.4.2节中进一步讨论）

她的思想挑战了西方文化中对个人自由的一些核心理念；而她对启蒙运动中主要的政治哲学家的批判，也同样令人信服。她不仅批判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还批判了左派中的父权制和等级制度。除了这些作品之外，她还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名为《女性的紊乱》（The Disorder of Women）。

在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表现出对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敏锐意识，而她的作品本身也具有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之所以称其为“所谓”，是因为“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员实际上都是国际主义者；他们寻求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而非是由少数人强加、为少数人服务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她首次引起广泛关注是通过她的著作《No Logo》，该书记录了消费资本主义的增长，揭露了光鲜品牌背后的黑暗现实；更重要的是，书中突出体现了针对这种现实的反抗。她并非远离现实的学术研究者，而是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这些运动在她的《篱笆与窗》（Fences and Windows），一本关于全球化及其后果、以及针对其的抗议浪潮的随笔集中，有所记述。

克莱恩的文章写得精彩且引人入胜，涵盖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正如她所说，“贫富之间的差距，就是言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所言与所行之间的差距。全球化做出的承诺与其实际造成的影响之间的差距。”她展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即资本）越“自由”，人们越是遭受着更强大国家权力和压制的世界。她举例说明，一位未经选举产生的阿根廷总统，是如何将该国的民众集会打上“反民主”的标签的。关于自由的说辞，是如何被用来捍卫日益扩大的私人权力的。（正如她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讨论中，总是缺失关于权力的问题。我们关于全球化理论的许多辩论，实际上是在讨论权力：谁拥有它，谁行使它，谁掩饰它——却假装它不再重要”。）[Fences and Windows, pp 83-4 and p. 83]

提到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抵制全球化的，她提到：“[这场运动中的]许多人们已经厌倦了在讨论中被代表，他们要求更直接的政治参与形式”。她报道了自己参与的一场运动，而这场运动的目标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是一次“建立在透明性、责任心和自决原则基础上的全球化”，一次“解放人民而不是解放资本的全球化”。这就意味着反对“由企业驱动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正在将权力和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同时提出一种替代方案，即“下放权力，建立起基于社区决策的潜力——无论是通过工会、邻里、农场、村庄、无政府主义集体还是原住民自治”——所有这些都是强有力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她希望人们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并记录了世界各地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尝试（克莱恩指出，其中许多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他们中有的知道自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启发，有的不知道）[同上, p. 77, p. 79 and p. 16]

虽然她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她意识到真正的变革来自于下层，来自于工人阶级为争取更美好世界而进行的自我活动。权力下放是这本书的一个关键思想。正如她书中所说，她所描述的社会运动之“目标”，“不是为自己夺取权力，而是挑战原则上的权力集中”，从而创造“一种充满活力的直接民主的新文化——一种由直接参与推动和加强的新文化”。她没有敦促让这场运动选一个新领导人，也没有（像左派一样）认为选举几个领导人为我们做决定就等于“民主”。（“目标不是更合适的、遥不可及规则和统治者，而是实实在在的、近距离的民主”）因此，克莱恩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真正的社会变革是对基层民众的赋权，“对自决权、可持续性的经济，和参与式民主的渴望。”并基于此，克莱恩向广大读者传达了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同上, p. xxvi, p. xxvi-xxvii, p. 245 and p. 233]

其他著名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包括亨利·戴维·梭罗、阿尔贝·加缪、阿道司·赫胥黎、刘易斯·芒福德和奥斯卡·王尔德。因此，有许多思想家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并讨论了自由意志主义者感兴趣的主题。正如克鲁泡特金一百年前指出的那样，这类作家的作品“充满了各种思想，显示出无政府主义与现代思想中解放人类的努力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既要解除国家的束缚，也要摆脱资本主义的枷锁。”[《无政府主义》，第300页] 而现在与那时唯一的变化是，我们可以在这份名单上添加更多的名字了。

彼得·马歇尔在其关于无政府主义历史的著作《追求不可能》（Demanding the Impossible）中讨论了我们在本节及后续章节中提到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非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思想。此外，克利福德·哈珀的《无政府主义：图解指南》（Anarchy: A Graphic Guide）也是了解更多相关内容的有用参考。

A.4.2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吗？

正如在上一小节提到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中都有一些思想家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理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政府主义与这两个传统都共享某些思想和理念。

然而，正如即将在A.4.3和A.4.4节中进一步阐明的，无政府主义与其所归属的社会主义传统有着更多共同点。这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极具精英主义色彩的传统。洛克^{^㊺}及其所启发的自由主义传统，旨在为等级制度、国家和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辩护。正如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指出的，“洛克描述的自然状态，也就是其父系统治者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显然不会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睐”，就像他对社会契约和由此产生的对自由主义国家的设想一样。根据佩特曼的描述，这个国家的“政治相关成员仅限于拥有大量物质财产的男性”，其存在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财产关系，而不是打破它们。”对于大多数没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通过“在成年后选择留在出生国”来表示对少数人“默许的同意”，并接受他们的统治。[《政治义务问题》（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p. 141, p. 71, p. 78 and p. 73]

因此，无政府主义与可以说与亲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存在根本上的分歧。因为它传统上源于洛克的思想，逻辑上基于他对等级制度的辩护。正如大卫·埃勒曼（David Ellerman）指出的那样，“存在一个完整的自由主义传统，它基于同意原则为非民主政府辩护，即通过自愿的社会契约将统治权让渡给掌权者。”在经济领域，这一逻辑体现在他们对雇佣劳动及其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专制的支持，因为“雇佣合同是此类契约在现代职场中的有限版本。”[《民主的工人所有制企业》（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第210页] 这一亲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拥有选择主人的自由——或者如果你是足够幸运的少数人，你就还拥有成为主人的自由。自由意味着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自我决定权，而在这里，“自由”则是基于“自我所有权”的概念，即你“拥有”自己和自己的权利。因此，你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让渡）你的权利和自由。正如我们在B.4节中讨论的那样，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在清醒时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婚姻中），都处于专制的规则之下。

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对应，是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和冯·哈耶克（von Hayek）等人相关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传统。由于他们的目标是将国家的作用缩减为仅仅是私人财产的捍卫者，和由社会制度创造的等级制度的执行者，这根本没法想象和无政府主义有任何的相近之处。在美国，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传统是一种更加民主的自由主义，并与无政府主义一样，与那些极力为最小化国家辩护的亲资本主义支持者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虽然后者（有时）愿意谴责国家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但他们却非常乐意国家捍卫财产所有者的“自由”，并允许国家对使用其土地或资本的人施加完全相同的限制。

鉴于封建主义将所有权与统治权结合在一起，即认为对土地上居民的治理权是土地所有权的附属属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右翼“自由意志主义”传统不过是封建主义的现代的（自愿版本的）形式。相较于自由意志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与封建领主毫无区别——只不过后者是反对国王的权力，以保护自己对土地和农奴的控制权。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那样，“在美国和英国流行的‘自由意志主义’学说……在我看来，无非是沦落为对某种非法形式的权威的辩护，而这往往是对真正暴政的支持。”[Marxism, Anarchism, and Alternative Futures, p. 777] 而且正如本杰明·塔克在谈到他们的前辈时指出的那样，虽然他们乐于抨击任何有利于大众或限制他们权力的国家法规；但对于那些有利于少数人的法律（以及相关法规和“权利”），他们却保持沉默。

然而，还有另一种本质上是前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这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更为接近。正如乔姆斯基所说：

“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源于启蒙运动；其根源在于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洪堡的《国家行动的界限》，以及康德在为法国大革命辩护时坚持的观点，即——自由是获得成熟的前提，而不是在成熟后被授予的礼物……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新的、未曾预料到的非公正体系随之出现。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继承并扩展了启蒙运动的激进人文主义信息，并将古典自由主义理想发展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用来维持新兴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正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同样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同样是不可容忍的。例如，从洪堡的经典著作《国家行动的界限》中，这一点就很明显。该书预见并可能启发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这部于1792年完成的自由主义经典作品，其本质上是深刻的、却有点为时过早的反资本主义作品。其思想必须被大幅削弱，才能被转化为一种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笔记”（Notes on Anarchism），《国家的理由》（For Reasons of State），第156页]

乔姆斯基在他的文章《语言与自由》（Language and Freedom）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点（该文收录于《国家的理由》（Reason of State）和《乔姆斯基读本》（The Chomsky Reader）中）。除了洪堡和密尔，这些“前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者还包括激进派人物托马斯·潘恩。潘恩设想了一个基于手工业者和小农的社会（即一种前资本主义经济），在其中有大致的社会平等，以及显然——最小限度的政府。他的思想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激进派。正如E.P. 汤普森提醒我们的那样，潘恩的《人权》（Rights of Man）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工人阶级运动的奠基性文本。”虽然他对政府的看法“接近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理论”，但他的改革建议“为二十世纪的社会立法指明了方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第99页、第101页和第102页] 潘恩对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关注使他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十分接近。

接下来是亚当·斯密^{^㊻}。虽然右翼（尤其是“自由意志主义”右翼的一些派别）将他视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但他的思想比这更加复杂。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的，斯密之所以倡导自由市场，是因为“它将带来完全的平等，即生活条件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机会的平等。”[Class Warfare, p. 124] 正如斯密本人所说：“这一个社会中，哪里让事物按照它原本的进程发展，哪里就有完美的自由”，所以“各种职业的优势将很快回归到其他职业的水平。并因此，劳动和资本的不同职业必须……要么完全平等，要么不断趋于平等。”此外，他并不反对国家干预或国家对工人阶级进行援助。例如，他主张通过公共教育来对抗劳动分工的负面影响。但斯密抵触国家干预的原因是，每当“立法机构试图调整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差异时，其顾问总是雇主。因此，当法规对工人有利时，那它总是公正和公平的；但如果对雇主有利，情况则相反。”他指出，“法律”会“非常严厉地惩罚”工人联合，却对雇主联合则视而不见（“如果要公正地去对待，那么它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雇主”）。[《国富论》, p. 88 and p. 129] 因此，斯密通常反对国家干预，是因为国家由少数人掌控，且为少数人服务；而这会导致国家干预倾向于有利于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如果斯密目睹了企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很可能不会维持对自由放任政策^{^㊼}的观点。然而，那些将亚当·斯密归为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人，通常会有意地忽略他作品中的这些批判性内容。

乔姆斯基认为，斯密是“一个具有启蒙运动根源的前资本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他进一步指出，“古典自由主义者，比如[托马斯·]杰斐逊和斯密，虽然反对他们在周围看到的权力集中……但他们没有预见到后来才出现的其他形式的权力集中。如果他们确实看到了这些新的形式，他们将不回喜欢它们。杰斐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强烈反对他所看到的，发展中出现的权力集中，并警告说，当时刚刚出现的银行机构和工业公司将摧毁革命的成果。”[同上, p. 125]

正如默里·布克钦指出的，杰斐逊^{^㊽}“在美国早期历史上最明确地与独立农场主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联系在一起。”[The Third Revolution, vol. 1, pp. 188-9] 换句话说，他的立场与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密切相关。我们还发现，杰斐逊将“贵族派”和“民主派”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前者“害怕和不信任人民、想把所有权力从人民手中集中到上层阶级手中。”而民主派则是“认同并珍视人民，对人民充满信心，并把他们视作公共利益的诚实而安全的保管者”，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最明智的。”[quoted by Chomsky, Powers and Prospects, p. 88] 乔姆斯基指出，“贵族派”实际上是“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拥护者，而杰斐逊对此深感不安，他认识到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同上, p. 88] 克劳迪奥·J·卡茨的论文《托马斯·杰斐逊的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Thomas Jefferson's Liberal Anticapitalism"）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 1 (Jan, 2003), pp. 1-17]

杰斐逊甚至曾主张，“偶尔发生一点叛乱是件好事……它是维持政府健康运转所必需的良药……自由之树需要不时地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浇灌。”[引自Howard Zinn，《美国人民的历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p. 94] 然而，他身为美国总统和奴隶主的身份损害了他的自由主义信誉。不过，与其他“建国元勋”相比，他的自由主义更具民主性质。正如乔姆斯基提醒的那样，“所有建国元勋都憎恨民主——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部分地例外，但仅仅是部分地例外。”美国，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引用詹姆斯·麦迪逊的话说——其设计是为了“保护富裕的少数人免受多数人的侵犯。”或者如约翰·杰伊的原则所言，“拥有这个国家的人理应统治它。”[Understanding Power, p. 315] 如果说美国（形式上）是一个民主制国家而不是寡头制国家，与其说是因为有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倒不如说是幸亏有它的影响。

然后是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他认识到了古典自由主义中的根本矛盾。一个宣称支持个人自由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能够支持那些在实践中系统性地剥夺自由的制度？正因如此，密尔抨击了父权制婚姻，认为婚姻必须是平等的双方之间自愿地结合，基于“平等中的同情……在没有一方拥有权力或另一方必须服从的情况下，在爱中共同地生活。”他拒绝了“必须有一个绝对的主人”的观念，并指出在“商业合伙关系中，未曾发现或认为有必要规定在每个合伙关系中，必须由一名合伙人完全控制事务，而其他人则必须服从他的统治。”["The Subjection of Women," quoted by Susan L. Brown, The Politics of Individualism, pp. 45-6]

然而，他的观点本身也揭示了自由主义支持资本主义的缺陷。因为雇员受制于雇佣关系中，在其中，权力集中于一方，而另一方必须服从。因此，他主张“如果人类继续进步，最终应当占主导地位的协作形式，不应是资本家作为领袖、工人没有对管理的发言权的那种形式；而是工人们在平等条件下组成的协会，共同掌握资本……并由他们自己选举和罢免经理。”[《政治经济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147] 在工作时间内实施专制管理，显然与密尔的格言相悖——“不论在身体上还是思想上，个人都对自己拥有主权”。密尔对中央集权政府和工资奴役的反对，使他的思想比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更接近无政府主义。他还指出，“未来的社会原则”是“如何将最大限度的个人行动自由——与全球原材料的共同所有权，以及所有人对联合劳动带来成果的平等分享——结合起来。”[quoted by 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164] 密尔对个性的辩护在《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该书并不是完美无瑕。此外，他对社会主义倾向的分析（《论社会主义章节》(Chapters on Socialism)）也值得一读，从（民主）自由主义的视角，评估了社会主义的优缺点。

与蒲鲁东类似，密尔也是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先驱，同时也是去中心化与社会参与的坚定支持者。对此，乔姆斯基认为不足为奇，因为前资本主义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反对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其根本原因在于更深层次的假设，即人类对自由、多样性和自由结社的需求。基于相同的假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雇佣劳动、竞争以及‘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都必须被视为是从根本上反人性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应被视作启蒙运动中自由主义理想的继承者。”["Notes on Anarchism", Op. Cit., p. 157]

因此，无政府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和民主自由主义形式有共同点。然而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希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破灭。正如鲁道夫·洛克尔在分析中所指出的：

“自由主义与民主，本质上是非常卓越的政治概念。但是由于大多数最初的支持者仍持有过时的所有权观念，当经济发展开始与民主、与自由主义原始的原则难以调和时，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两者。民主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口号，自由主义则主张‘人拥有对自身的支配权’，但这两者都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现实中触礁。只要每个国家的数百万劳工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少数财产所有者，并在找不到买主时沦为最悲惨的贫困者——那么所谓的‘法律面前的平等’就不过一种虚伪的欺骗，因为法律是由那些掌握社会财富的人制定的。同样，‘拥有对自身的支配权’也无从谈起，因为当一个人为了免于挨饿而被迫屈从于他人的经济支配时，这种权利便终结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0页]

A.4.3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吗？

无政府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非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中，无政府主义找到了最多的志同道合者。

英国最早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即所谓的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在罗伯特·欧文的影响下提出了与无政府主义相似的思想。例如，托马斯·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提出了与蒲鲁东互助主义类似的思想，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则发展了一种非国家的、基于“相互合作的社区”的社会主义，而这与无政府共产主义有相似之处（汤普森曾是互助主义者，但在意识到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也存在问题后，转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约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而激进的土地改革主义者托马斯·斯宾斯（Thomas Spence）则提出了一种基于土地共有的社会主义形式，其中包含了许多通常与无政府主义相关的思想（参见布莱恩·莫里斯的《生态与无政府主义》一书中《托马斯·斯宾斯的农业社会主义》一章）。此外，早期的英国工会运动“逐步发展出了一种工团主义理论”，而这比巴枯宁和第一国际的自由意志派提出类似理论早了40年。[E.P.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912页] 诺埃尔·汤普森（Noel Thompson）的《人的真正权利》（The Real Rights of Man）一书中对这些思想家和运动做了很好的总结，而E.P. Thompson的社会历史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则详细描述了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与政治状况）。

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并未消亡。在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还出现了作为准工团主义者的行会社会主义者（Guild Socialism），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由工人控制工业的去中心化共同体体系。G·D·H·科尔（G·D·H·Cole）的《行会社会主义再述》（Guild Socialism Restated）是该学派最著名的作品，其他代表人物还包括S.G. 霍布森（S.G. Hobson）和A.R. 奥雷奇（A.R. Orage）。杰弗里·奥斯特加德（Geoffrey Osteregaard）的《工人控制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Workers' Control）对行会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了出色的概述。另一个行会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也对无政府主义思想颇感兴趣，并在其经典著作《通往自由之路》（Roads to Freedom）中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入并富有见解的讨论。

虽然罗素对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但他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社会应该接近的终极理想”。作为一名行会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直到企业中参与生产的工人也能够控制生产的管理之前，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或民主”。他对理想社会的愿景，也是任何无政府主义者都会支持的：“一个充满创造精神、生机勃勃的世界，一个生活将会是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冒险的世界；一个用所有物去建造的冲动，将取代对持有财产的占有欲或对他人财产的掠夺欲的世界。这个世界必须是一个情感自由流动的地方，爱从支配的本能中净化出来，残忍和嫉妒被幸福所驱散，所有会促进生命与精神愉悦的本能都能得以不受限制地发展。”[quoted by Noam Chomsky, Problems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 pp. 59-60, p. 61 and p. x] 罗素涉猎广泛，观点深刻，其思想和社会行动主义对许多其他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诺姆·乔姆斯基。（他的《知识与自由的问题》(Problems of Knowledge and Freedom)也广泛探讨了罗素所关注的一些主题）

另一位重要的英国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是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莫里斯是克鲁泡特金的朋友，曾积极参与社会主义者联盟^{^㊾}并领导其中的反议会派。尽管他强调自己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与大多数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间几乎没有实质性区别（莫里斯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并认为没有必要在其之后附加上“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就是民主和解放的）。作为艺术与工艺运动^{^㊿}的杰出代表，莫里斯主张让工作更具人性化。他在著名的论文《有用的工作与无用的劳作》（Useful Work vs Useless Toil）中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他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描绘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基于共同体手工艺的经济模式取代了工业化。这样的乌托邦长期以来也吸引了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有关莫里斯思想的讨论及其在著名乌托邦小说中的体现，可参考《威廉·莫里斯与〈乌有乡的消息〉：我们时代的愿景》（William Morris and News from Nowhere: A Vision for Our Time，斯蒂芬·科尔曼和帕迪·奥沙利文主编）。

值得注意的还有希腊思想家，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起初他是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因为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俄国这样一个堕落工人国家的分析漏洞百出，卡斯托里亚迪斯先是拒绝了列宁主义，随后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转变使他得出了自由意志主义的结论，即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谁拥有生产资料，而在于等级制度。因此，他认为阶级斗争的本质是掌权者与被权力支配者之间的冲突。这一观点使他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其价值分析抽象化了（也就是忽略了！）作为生产过程中核心的阶级斗争。（虽然自治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反对这种解读，但他们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唯一持不同观点的派别）。卡斯托里亚迪斯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认为未来社会应建立在彻底的自治、普遍的自我管理，以及自下而上的工人委员会基础之上。他的三卷作品合集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是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彻底批判，以及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政治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作品。

这里还需特别提到莫里斯·布林顿（Maurice Brinton）。除了翻译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许多作品外，布林顿本人也是一位重要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与卡斯托里亚迪斯一样，他曾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后来为革命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开辟了一片政治空间；他还反对工党的官僚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警察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导致这一体制的列宁主义中的威权主义。布林顿撰写了大量关键的宣传册，影响了一代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这其中包括《巴黎：1968年5月》（Paris: May 1968），这是他对法国革命前夕时期的精彩见证；还有重要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揭示了列宁对工人自我管理的敌视态度；以及《政治中的非理性》（The Irrational in Politics），这是对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早期思想的重新阐释与发展。这些作品与更多的文章，收录在大卫·古德韦（David Goodway）主编的《为了工人权力：莫里斯·布林顿选集》（For Workers' Power: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Maurice Brinton）一书中。

美国激进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有时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并对无政府主义传统有深入了解（他曾为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一本美国版著作，撰写了一篇名为《无政府主义》的出色导论）。除了其经典著作《美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外，他关于公民不服从与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著作也是必读佳作。名为《津恩读本》（The Zinn Reader）的优秀文集，收录了这位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学者的重要文章。其他接近无政府主义的重要自由社会主义者还包括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可参阅希拉·罗博萨姆（Sheila Rowbotham）的《爱德华·卡彭特：新生活的预言家》（Edward Carpenter: Prophet of the New Life））以及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压迫与自由》（Oppression and Liberty））。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基于工人自我管理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相似之处。这些思想家拒绝中央计划，转而支持由蒲鲁东等人倡导的的——工业民主和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尽管同样来自马克思主义背景，但他们与那帮支持中央计划的对头们关系不大。艾伦·恩格勒（Allan Engler）在《贪婪的使徒》（Apostles of Greed）中，以及大卫·施韦卡特（David Schweickart）在《反对资本主义》（Against Capitalism）和《后资本主义》（After Capitalism）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一种以合作组织的工作场所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构想。虽然在政治理念上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政府和国家角色，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将经济自我管理置于其经济构想的核心。因此，他们会比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更接近无政府主义。

A.4.4 有接近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吗？

在上一节中提到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中，没有一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大多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威权主义的。然而，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流派都是如此。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分支在自主管理社会的愿景上与无政府主义高度契合。这些流派包括：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情境主义（Situationism）和自治主义（Autonomism）。或许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些最接近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别与无政府主义的诸多分支一样，并未以个人的名字命名。接下来，我们将依次介绍这些思想流派。

委员会共产主义诞生于1919年的德国革命。受到俄国苏维埃启发，并对主流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人的中央集权、机会主义和背叛行为感到厌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与无政府主义者自巴枯宁以来类似的结论——反议会、直接行动和去中心化。与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自由意志派对手相似，他们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以工人委员会的联合体为基础，因此强调建立激进的工作场所组织，从而推动工人委员会的形成。列宁在他的批判性文章《左派共产主义的幼稚病》（Left-wing Communism: An Infantile Disorder）中猛烈抨击了这些运动及其支持者；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赫尔曼·戈特尔（Herman Gorter）则在《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Comrade Lenin）中对列宁的批评进行了有力的驳斥。1921年，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与布尔什维主义彻底决裂，因为他们已经事实上被排除在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和共产国际之外。

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认为俄国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政党独裁政权，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并再一次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还主张，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与革命本身一样，除非由人民亲自完成，否则将注定失败。同样，他们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以及工会）的接管破坏了革命，并恢复了压迫与剥削。

想要进一步了解委员会共产主义，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的作品非常值得一读。虽然马蒂克最著名的作品是《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与危机理论》和《经济学、政治学与通货膨胀时代》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但马蒂克自1919-1920年的德国革命以来，就一直是一名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了。他的著作《反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布尔乔亚最后的避难所？》是了解其政治思想的优秀入门书籍。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eok）的著作同样不可错过。他的经典之作《工人委员会》从基本原则出发解释了委员会共产主义，而《作为哲学家的列宁》则剖析了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塞尔日·布里希亚内（Serge Bricianer）的《潘涅库克与工人委员会》是对潘涅库克思想发展的最佳研究）

在英国，激进的妇女参政权斗士——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成为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并与盖·奥尔德雷德（Guy Aldred）等无政府主义者一起，领导了反对将列宁主义引入英国共产主义的运动（了解英国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更多细节可参见马克·希普韦的《反议会共产主义：英国工人委员会运动，1917-1945》）。奥托·鲁勒（Otto Ruhle）和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也是该传统中的重要思想家。

在委员会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情境主义者将这些理念往新的方向上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他们将委员会共产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及其他激进艺术形式相结合，深刻批判了战后资本主义。与影响他们的卡斯托里亚迪斯不同，情境主义者始终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扩展为对资本主义全社会的批判，认为异化^⁵¹已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中。他们创造“景观”(“The Spectacle”)一词，用以描述了这样一个社会体系——在其中，人们与自己的生活相疏离，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和观众。资本主义首先将“存在”转变为“拥有”；而现在的“景观”当中，它又将“拥有”转变为“呈现”。情境主义者认为，我们不能再等待遥远的革命，而应改在此时此地就解放自己——通过创造能够打破日常与常规的事件（“情境”），从而撼动人们被社会赋予的角色，并从中解放出来。基于完全独立的基层大会和自主管理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将会是最终的“情境”，也是所有情境主义者的目标。

尽管对无政府主义持批判态度，情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其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接受了情境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欣赏他们将颠覆性的现代艺术与文化用作革命目的，以及他们对日常生活变革的呼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情境主义将自身视为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尝试，其传统最终却基本被无政府主义吸收。情境主义的经典著作包括居伊·德博（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和拉乌尔·瓦内盖姆（Raoul Ve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由肯·克纳布编辑的《情境主义国际文选》是任何有志成为情境主义者的必读之作，克纳布的《公开的秘密》同样值得一读。

最后是自治马克思主义。该理论汲取了委员会共产主义、卡斯托里亚迪斯、情境主义等思想的精华，将阶级斗争置于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自治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60年代在意大利兴起，内部派别众多，其中有些与无政府主义的联系更为紧密。最著名的自治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可能是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他在《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 Beyond Marx）中创造了著名的习语：“金钱只有一张面孔，那就是老板的面孔。”然而，他的思想更接近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若寻求与无政府主义更为接近的自治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可以关注美国的思想家与活动家，哈里·克里弗（Harry Cleaver）。他撰写了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最佳概述之一，在其中清晰地指出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与自治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见《无政府主义研究》第2卷第3期中的《克鲁泡特金、自我增值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他的著作《政治解读资本论》是理解自治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的必读书目。

在克里弗的观点中，“自治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广义术语，涵盖了各种运动、政治理念和思想家。他们强调工人的自治力量——一种独立于资本与其官方性组织（如工会和政党）的自治。此外，它还包括特定工人阶级群体（如独立于男性的女性）的自治行动能力。“自治”，指的是工人阶级自主定义自身利益并为之斗争的能力，尤其强调不仅仅对剥削做出被动的反应，而是主动采取行动，以塑造阶级斗争的方式定义未来。因此，自治马克思主义将工人阶级的力量置于其对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研究其发展、动态以及内部的阶级冲突。这种斗争不仅仅局限于工作场所，比如工人在工厂或办公室通过怠工、罢工和破坏等方式抵制强加的工作；同样也包括失业者抵制将他们的生活简化为“工作”。在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是将来时，而是在工人阶级自我行动的新形式中、不断被创造和重塑的进行时。

自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自治马克思主义者花费大量时间分析和引用马克思的著作，以证明他们的观点；否则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效仿列宁对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将他们贴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并忽视他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种频繁引用马克思的做法显得非常有趣。说到底，如果马克思本人就是一位自治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为什么自治派要如此费力地重构马克思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同样，为什么要挖掘马克思那些（有时候晦涩难懂的）引言或（偶然提及的）评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果马克思未曾提及某个观点，难道它就不再正确了吗？尽管自治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洞见颇有价值，但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依赖，可能将其政治理论束缚在两位早已作古的德国思想家的作品中。这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围绕“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展开的辩论，双方通过引用列宁的言论进行争论。这样的辩论最终并不能证明某一观点是否正确，而只能显示该权威人物（列宁或马克思）可能持有过该观点。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建议，自治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马克思与恩格斯时，也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自治”精神。

其他接近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和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他们都尝试将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思想结合，提出对资本主义及其引发性格障碍的激进分析。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为自己的人》《健全的社会》和《占有还是存在？》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而有洞见的分析。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如何塑造个体，并建立起真实生活与自由之间的心理屏障。弗洛姆的作品涵盖许多重要主题，包括伦理学、权威人格的成因与转变、异化、自由、个人主义以及理想社会的样貌。

弗洛姆对资本主义和“占有式”生活模式的分析，即使在当今的消费主义背景下也仍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对他而言，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社会组织的方式，会比我们想象中更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发展、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他质疑一个崇尚财产而非人性之社会是否有理智，批判那种奉行服从与支配理论而忽视自主决定与自我实现的体制。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尖锐地批判，认为它是当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孤立与异化的主要根源。在弗洛姆看来，异化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特征（无论是私有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幸福程度取决于自我实现的程度，而要实现这一点，社会必须优先考虑人类的价值，而非无生命的财产。

弗洛姆将自己的思想植根于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读，并拒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认为它们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威权式的扭曲，称“对社会主义的摧毁……始于列宁”。此外，他强调需要一种权力分散和自由意志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偏爱国家与中央集权的质疑是正确的。正如他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以及]他们的中央集权倾向，源于他们在心理和智识上，相比傅立叶、欧文、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等人，更深地植根于18、19世纪的中产阶级传统。”关于马克思思想中“中央集权与分权原则之间的矛盾”，弗洛姆认为“与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兰道尔等人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具‘布尔乔亚式的’思维方式。尽管这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国家与政治权力概念的回归，而不是欧文、蒲鲁东等人更清晰表达的新社会主义观念。”（《健全的社会》，第265页、第267页、第259页）。因此，弗洛姆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由意志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其见解对任何希望改善社会的人都具有深远的重要性。

威廉·赖希与弗洛姆类似，致力于建立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对赖希而言，性压抑会导致人们容易接受威权主义，并乐于将自己置于威权政府之下。他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中对纳粹主义的分析尤其著名，但他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和运动（例如，美国的宗教右翼反对婚前性行为，并通过恐吓手段让青少年将性行为与疾病、污秽和负罪感联系起来，这么看这绝非巧合）。

赖希的论点是，由于性压抑，我们会发展出所谓的“性格盔甲”。这种“盔甲”内化了我们的压迫，并确保我们能够在等级化社会中运作。这种社会化过程由父权制家庭产生，并最终有力地强化和延续了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并生产出大量服从性的个体。这些个体将习惯于接受教师、神父、雇主和政治家的权威，并支持现有的社会结构。这解释了为何个体和群体反而会支持那些剥削或压迫他们的运动与制度。换句话说，他们会出于恶化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去行动、思考和感受；甚至可能将自己的压迫内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他们可能会试图捍卫自己受支配的地位。

因此对赖希来说，性压抑产生了一个适应于威权秩序的个体，尽管这种秩序会带来无尽的痛苦和堕落，这个个体仍会屈从于它。其最终的结果是对自由的恐惧，以及一种保守的、反动的心态。性压抑不仅通过使大众个体变得被动和非政治化，助长了政治权力的巩固；还通过在他们的性格结构中培养出一种积极支持威权秩序的兴趣来达到此目的。

尽管赖希对性的单方面关注存在偏误，但他关于我们如何内化所受的压迫以便在等级制度下生存的分析，对于理解为何许多最受压迫的人似乎反而热爱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与他们的统治者而言，非常的重要。通过理解这种集体性格的结构及其形成方式，也为人类提供了跨越这些社会变革障碍的新途径。只有意识到人们的性格结构是如何阻止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切实利益的，才能够有效地对抗这些障碍，从而确保实现社会的自我解放。

莫里斯·布林顿的《政治中的非理性》出色且简要地介绍了赖希的思想，并将其见解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A.5 有哪些
“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例子？

无政府主义最核心的意义，在于过去两个世纪中数百万的革命者为改变世界所做出的努力。我们将在此讨论这一运动中一些重要的事件，他们都具有深刻的反资本主义性质。

无政府主义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促进现存制度内的无政府主义趋势，来让现有体制变得不那么非人道；而是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尽管迄今为止没有发生过纯粹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但确实有许多具有高度无政府主义特征和参与度的革命。尽管这些革命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每一次失败都是源自（无论是由共产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领导的）外部力量的打击，而非无政府主义内部存在的问题。虽然这些革命未能在压倒性的外力下存续下去，但它们依然鼓舞着无政府主义者，证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可行的社会理论，并可以大规模地去实施。

这些革命的共同点在于，用蒲鲁东的术语来说，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它们是“人民自发性集体活动”的典范。只有通过被压迫者自身的行动，自下向上地推动社会转型，才能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正如蒲鲁东所问，“哪一场严肃而持久的革命不是由人民从下而上发起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是“来自底层的革命者”。所以，我们在本节中所讨论的社会革命和群众运动，正是人民自主活动和自我解放的例子（正如蒲鲁东在1848年所说，“无产阶级必须自我解放”）。[quoted by George Woodcock, Pierre-Joseph Proudhon: A Biography, p. 143 and p. 125] 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对蒲鲁东关于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变革理念，即通过被压迫者自身的行动创造一个新社会，产生共鸣。例如，巴枯宁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是“所有国家组织的敌人，并相信人民只有在不受任何监护人监督的情况下，从下而上、通过其自主的和完全自由的联盟组织起来——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并创造自己的生活。”[Marxism, Freedom and the State, p. 63] 在第J.7节中，我们将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革命的看法，以及涉及的相关内容。

许多这些革命和革命运动对于非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会相对陌生。大多数人听说过俄国革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人民运动为其赋予了怎样的生命力，或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很少有人听说过巴黎公社、意大利的工厂占领运动或西班牙的集体化运动。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如赫伯特·里德所指出的，历史“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记载公开发生的事件，它们会成为报纸头条并体现在官方记录中——我们可以称之为表层历史”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历史也在发生，它们为这些公开事件做准备，并预示着后者；他们不会体现在官方记录中，是一种看不见的地下历史。”[quoted by William R. McKercher, Freedom and Authority, p. 155]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人民运动和起义就是“地下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通常会被忽视；取而代之的是精英的历史，那些关于国王、皇后、政治家和富人的记载。而这些大人物的名声往往是通过破坏大多数人的历史而获得的。

这意味着我们所举的“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实例，也正是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沃林所称的——“未知的革命”的一部分。沃林将这一用词作为他经典作品的书名，并在书中讲述了他所亲身参与的俄国革命；他也用这一词语指代那些鲜为人知的、由人民自己发起的、独立且富有创造性的行动。正如沃林所说，“我们不知道如何研究一场革命”，大多数历史学家“对那些在革命背后默默发生的进展心存怀疑并忽视它们……最多只是匆匆提及几句…… [然而]正是这些被隐藏的事实才至关重要，它为我们理解正在讨论的事件及其所处的时代，提供了真正的启示。”[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19] 因为无政府主义基于自下而上的革命，极大地贡献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地下的历史”和“未知的革命”。本节常见问答将为它的成就提供一些启示。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忽视涌动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政府主义实践暗流，即使在资本主义环境下也是如此。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一书中）和科林·沃德（在《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中），都记录了普通人是如何以平等的方式共同合作以满足他们共同利益的，尽管他们通常并不意识到自己在实践无政府主义。正如科林·沃德所说：“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一个没有权威而自行组织的社会，就像积雪下的种子，始终存在着；它埋藏在国家及其官僚制度、资本主义及其挥霍、特权及其不公、民族主义及其自杀性的忠诚、宗教分歧及其迷信的分裂主义之下。”[《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4页]

无政府主义不仅关乎于未来的社会，也关乎于今天正在发生的社会斗争。它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一个通过自我活动与自我解放而创造的过程。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许多评论家认为无政府主义运动已成往事。不仅法西斯主义在战争前后摧毁了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而且在战后，这些运动也被西方的资本主义和东方的列宁主义共同压制。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在美国、拉丁美洲、中国、朝鲜（在那里，一场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在朝鲜战争前就被镇压）和日本遭到压制。即便在那些避免了最残酷镇压的少数几个国家，由于冷战和国际孤立，像瑞典工人中央组织（Sveriges Arbetares Centralorganisation，SAC）这样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会也在之后变得改良主义。

然而，60年代是一个新的斗争年代。世界各地的“新左派”不仅从无政府主义中汲取思想，也从其他地方获取灵感。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自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尽管这些运动本身逐渐衰落，但从中走出来的人们保持了这一思想的活力并开始构建新的运动。1975年佛朗哥的死亡，预示着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大规模的复兴；甚至有多达50万人参加了CNT（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举办的第一次后佛朗哥时代的集会。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些南美国家重新回归有限的民主，这也带来了无政府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增长。最后，在80年代末，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率先对列宁主义苏联发起了攻击。1987年，莫斯科举行了自1928年以来的第一次由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抗议游行。

如今，无政府主义运动虽然依旧薄弱，但在许多国家组织起了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西班牙、瑞典和意大利的自由意志工会运动总共拥有约25万名成员。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也有数千名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团体首次在包括尼日利亚和土耳其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南美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也经历了大规模复兴。委内瑞拉的无政府主义团体“Corrio A”分发的一份联络名单显示，几乎每个南美国家都有超过100个无政府主义组织。

也许北美的复兴最为缓慢，但即便在那里，所有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似乎也在显著发展。随着这一增长的加速，将会有更多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实例被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将参与到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当中，使这一部分的常见问答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然而，强调大规模无政府主义成功运作的实例仍然至关重要，以避免我们被指责为“空想主义”。由于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这些无政府主义行动的实例往往被隐藏在鲜为人知的书籍中。它们很少在学校和大学中被谈到（即使被提及，也往往被歪曲）。毋庸置疑，我们列举的几个例子仅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无政府主义在许多国家都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无法详尽记录每一个实例，只能选择我们认为重要的案例。此外，我们很抱歉，这些例子可能会显得以欧洲为中心。由于篇幅和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忽略了以下重要事件：英国的工团主义起义（1910-1914）；英国（1917-1921）、德国（1919-1921）、葡萄牙（1974）的工人代表运动；墨西哥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古巴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朝鲜地区对日本（后来是美国和苏联）帝国主义的反抗；匈牙利革命（1956）；1960年代末的“拒绝工作”运动（特别是意大利1969年的“火热之秋”）；英国矿工的罢工运动（1984-1985）；英国的反人头税斗争（1988-1992）；法国的罢工浪潮（1986和1995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意大利的COBAS运动；21世纪初阿根廷起义期间的民众集会与自主管理占领工厂——等等数不清的其他结合无政府主义自我管理思想的主要运动。顺带一提，这些事件中无政府主义的自我管理理念往往由运动本身自发产生，而不一定由无政府主义者主导或“领导”。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革命与群众斗争就是“被压迫者的节日”，是普通人开始为自己而行动、改变自己与世界的时刻。

A.5.1 巴黎公社

1871年成立的巴黎公社，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与运动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巴枯宁在当时这样评价巴黎公社：

“革命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刚刚在巴黎公社进行了一次瞩目而实践性的示范……[它]向所有被奴役的人们（难道还有不被奴役的大众吗？）展示了通往解放和繁荣的唯一道路；巴黎公社对资产阶级激进的政治传统给予了致命一击，[并为]革命社会主义奠定了实在的基础。”[Bakunin on Anarchism, pp. 263-4]

巴黎公社是在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后建立的。当时，法国政府试图派兵夺回巴黎国民自卫军的火炮，以其防落入民众手中。公社参与者路易丝·米歇尔回忆道：“得知凡尔赛士兵试图夺取火炮后……蒙马特的男女居民出奇熟练地一齐[将火炮]攀上山丘。虽然那些攀登山丘的人们认为自己将会死去，但他们已经准备好付出代价。”士兵们拒绝向嘲弄的人群开火，转而把武器对准了他们的军官。这，就是3月18日，巴黎公社由此开始的那一天。“人民觉醒了……3月18日也许曾会属于国王的支持者、外国势力，或是人民。但在这一天，它属于人民。”[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p. 64]

在巴黎国民自卫军召集的自由选举中，巴黎市民选出一个由雅各宾派和共和派占多数，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威权社会主义的布朗基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追随者）占少数的议会。该议会宣布巴黎为自治城市，并希望将整个法国重建为公社（即社区）联合会。在公社内部，当选的议员可被选民随时罢免，并领取工人的平均工资。此外，他们必须向选民报告工作进展，并在未履行委托任务时接受罢免。

为什么这一发展引起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兴趣显而易见——它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事实上，巴黎公社的例子在许多方面与巴枯宁所预言的革命方式相似——一个主要城市首先宣布自治，自行组织、以身作则，号召世界的其他地方效仿。（参见《致阿尔伯特·理查兹的信》中的《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巴黎公社开始了一个自下而上创建新社会的进程，是“[一次]对政治权力集中化的打击。”[Voltairine de Cleyre, "The Paris Commune,"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 67]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在公社中发挥了作用——例如路易丝·米歇尔、雷克吕兄弟和欧仁·瓦尔兰（后者在之后的镇压中被杀害）。而在公社发起的改革中，比如将工作场所重新以合作社的方式开放，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自己关于联合劳动的思想开始得到实现。到五月，共有43个工作场所改为由合作社经营，卢浮宫博物馆则成为由工人委员会管理的军火工厂。为了呼应蒲鲁东的观点，机械工会与钣金工人协会在一次会议提出：“我们的经济解放……只能通过工人协会的建立来实现。唯有工人协会才能将我们的地位从雇佣工人转变为合作者。”他们派代表去公社劳动组织委员会支持以下目标：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确保在公社中“平等绝不再是一个空洞的词”。[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ugene Schulkind (ed.), p. 164] 工程师工会于4月23日的一次会议上投票决定，由于公社的目标是“经济解放”，因此应该“通过具有共同责任的协会来组织劳动”，从而“消除人剥削人的现象”。 [quoted by Stewart Edward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pp. 263-4]

除了自主管理的工人协会，公社社员还在大众社团和大众组织的网络中实践直接民主，类似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直接民主社区议会（“区会”,“sections”）。一家社团的报纸宣告到：“人民们，通过你们的公众会议、通过你们的新闻出版社，自我治理吧”。公社被视为人民集会的体现，因为（引用另一家俱乐部的话）“公社的权力存在于每个郡[和街区]中，存在于那些聚集着憎恶枷锁与奴役的人们的地方。”也难怪居斯塔夫·库尔贝，蒲鲁东的艺术家朋友和追随者，称巴黎为“真正的天堂……所有社会团体都建立了自己的联合会，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quoted by Martin Phil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 p. 5 and p. 6]

此外，公社的《告法国人民书》也呼应了许多重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该宣告书认为，社会的“政治团结”应建立在“所有地区主动且自愿地联合，自由且自发地汇聚所有个人的力量朝着共同的目标——全体人民的福祉、自由与安全”之上。[quoted by Edwards, Op. Cit., p. 218] 公社社员设想的新社会，是基于“公社的绝对自治……确保公社所有必要的权利；并确保每个法国人无论作为个人、作为公民还是作为劳动者，都能充分施展其才能的权利。公社自治的极限，仅限于能够确保所有其他遵守该契约的公社也能平等地自治；公社联合必须确保法兰西的自由。”["Declaration to the French People", quoted by George Woodcock, Pierre-Joseph Proudhon: A Biography, pp. 276-7] 因为提出了公社联合体的构想，巴枯宁敢于断言巴黎公社是“对国家的一种大胆而明确的否定”。 [Bakunin on Anarchism, p. 264]

而且，巴黎公社对于联合会的设想也显然反映了蒲鲁东对于法国激进思潮的影响。事实上，公社构想中的基于代表联合会的法国公社，代表由选民强制委任，并可随时被罢免，这一理念也呼应了蒲鲁东的思想（蒲鲁东在1848年主张“实施绑定性的授权”[No Gods, No Masters, p. 63]，并在他的著作《联邦制原理》中提倡了公社的联邦制）

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巴黎公社都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经济上，它对蒲鲁东和巴枯宁阐述的联合生产理论进行有意识地革命实践。在政治上，无政府主义者在公社对联邦制和自治的呼吁中，看到了他们的“未来社会组织……[是]自下而上地通过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邦来实现；从协会开始，然后进一步是公社、地区、民族，最终汇聚成一个伟大的国际和普遍的联邦。”[Bakunin, Op. Cit., p. 270]

然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公社的行动还远远不够。尽管它在公社之外废除了国家权力，但公社并未在内部废除国家机构。用巴枯宁尖锐的术语来说，公社社员“以雅各宾的方式”组织自己。正如彼得·克鲁泡特金指出的那样，虽然“巴黎人民宣布了自由公社，宣布了一个基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但他们在中途停下了脚步”，并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仿照旧市政委员会的公社委员会”。因此，巴黎公社并未“打破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传统，也未在公社内部尝试从简单到复杂的组织模式，尽管他们通过宣布公社的独立和自由联合率先开始了这一模式。”这导致了灾难，公社委员开始被“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所困住”，失去了“与群众持续接触所带来的敏锐感……由于远离革命的中心——人民——而陷入瘫痪，他们自己也瘫痪了群众的主动性。”[Words of a Rebel, p. 97, p. 93 and p. 97]

此外，公社在经济改革方面的尝试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它没有试图将所有工作场所转变为合作社（即没收资本），也没有将这些合作社组建成联合体来协调和支持彼此的经济活动。沃尔泰琳·德·克莱尔强调，巴黎“未能打击经济上的暴政，因此未能实现它本可以达到的目标”，即“一个经济事务本应由实际的生产者和分销者群体安排的、消除了当前掌控世界资本的无用与有害因素的、自由的共同体”。[Op. Cit., p. 67] 由于这座城市不断受到法军围攻，公社成员心中显然有其他更紧迫的事情。然而，对克鲁泡特金来说，这种处境是一个灾难：

“他们把经济问题视为次要问题，认为可以等到公社胜利后再处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惨重的失败以及中产阶级的血腥报复。这再次证明，如果没有人民在经济领域的同步胜利，人民公社的胜利在物质上是不可能的。”[Op. Cit., p. 74]

无政府主义者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认为“如果治理独立公社不需要中央政府，如果国家政府被抛弃，而国家统一是通过自由联合实现的，那么中央市政政府同样变得无用且有害。同样的联合原则可以在公社内部运作。”[Kropotkin, 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75] 然而，巴黎公社并未通过直接民主的大众议会联合体来废除公社内部的国家机构，类似于1789-1793年革命期间巴黎的“区会”（有关这些内容请参见克鲁泡特金的《大法兰西革命》）；而是保留了代议制政府，结果因此遭到了损害。“人民没有亲自行动……而是信任他们的统治者，把采取行动的责任托付给了他们。这是选举产生必然结果的首要后果。”公社委员会很快成为“革命的最大障碍”，从而证明了“政府不可能具有革命性”这一“政治公理”。 [Anarchism, p. 240, p. 241 and p. 249]

公社委员会越来越疏离选举它的人民，因而两者变得越来越没有联系。而随着这种不相干的增长，其专制倾向也随之增强，雅各宾派占多数的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通过恐怖手段）“保卫”“革命”。这一委员会遭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少数派的反对，所幸，巴黎人民在保卫他们的自由时，实际上忽视了它，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以资本主义文明和“自由”的名义进攻他们的法军。5月21日，政府军进入巴黎，随后发生了七天激烈的巷战。成群的士兵和武装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街头肆意残害与杀戮。在巷战中，超过25,000人被杀，其中许多人在投降后被谋杀，遗体被抛入集体墓坑。作为最后的侮辱，资产阶级在公社诞生地——蒙马特高地建造了圣心堂（Sacré-Cœur），以“弥补”他们在令自己极度恐惧的激进与无神论起义中所犯下的罪行。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巴黎公社的教训有三点：首先，一个去中心化的社区邦联是自由社会的必要政治形式（“这就是社会革命必须采取的形式——独立公社。”[Kropotkin, Op. Cit., p. 163]）其次，“在公社内部设置政府，与在公社之上设置政府同样毫无道理。”这意味着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区需要建立在邻里和工作场地集会的邦联之上，彼此自由地合作。最后，将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统一为社会革命至关重要。“他们试图首先巩固公社，然后将社会革命推迟到以后，而唯一正确的方式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巩固公社！”[Peter Kropotkin, Words of a Rebel , p. 97]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无政府主义者对巴黎公社的观点，可以参阅克鲁泡特金在《一名反叛者的话》，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读本》中的文章《巴黎公社》，以及巴枯宁在《巴枯宁论无治主义》中的《巴黎公社与国家观念》。

A.5.2 干草市场烈士

5月1日对劳工运动来说具有重要的特殊意义。尽管这一节日曾被苏联及其他地区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体所劫持，但五一国际劳动节仍然是全球团结的日子，是铭记过去的斗争和表达对更美好未来希望的时刻。这一天提醒人们：对一人的损害即是对所有人的损害。

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与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为更美好的世界所作的斗争密切相关。事实上，它起源于1886年，那一年芝加哥四名无政府主义者因组织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而遭处决。因此，五一国际劳动节可以说是“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产物——是工人们通过工会中的直接行动来改变世界的斗争结果。

这一段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1884年，在美国与加拿大组织贸易和工会联合会（成立于1881年，1886年更名为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声明：“自1886年5月1日起，法定工作时长应设定为八小时，并建议各地区的工会对法规进行调整，跟随此项决议。”为声援这一要求，号召将于1886年5月1日举行罢工。

在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是工会运动的主要力量。在他们的推动下，工会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号召转化为5月1日的大规模罢工。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直接行动和工人团结才能赢得八小时工作制。在他们看来，争取类似八小时工作制的改革本身并不足够，这只是持续进行的阶级斗争中的其中一场战役；而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和建立自由社会，才能结束这场阶级斗争。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他们进行了组织与斗争。

仅仅在芝加哥，就有40万工人参加罢工，罢工的威胁促使超过4.5万名工人在未参与罢工的情况下也获得了缩短的工作时间。1886年5月3日，警察在麦考密克收割机公司向罢工队伍开枪，至少造成一名罢工工人死亡，五至六人重伤，伤者人数不详。为抗议这一暴行，无政府主义者号召次日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群众集会。据当时的市长说，“至此还没有发生任何事件，或看起来可能会发生什么需要干预的事件。”然而，在集会即将结束时，由180名的警察组成的部队赶到，命令解散集会。这时，一枚炸弹被扔向警察队伍，警察随后向人群开火。警方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从未被准确统计，但总共有七名警察死亡。（讽刺的是，其中只有一人死于炸弹，而其余六人则死于警察自己的走火[Paul Avrich, The Haymarket Tragedy, p. 208]）

一场“恐怖统治”席卷了芝加哥。“那些为资本服务的有组织且毫无良心的强盗与匪徒，封禁了唯一能为那些被关进牢房的人发声的报纸。他们还闯入了任何曾同情和声援那些反对现有掠夺性和压迫性体制者的家中……他们入室搜查，并且对这些人和家人施加了难以置信的侮辱。”[Lucy Parsons, Liberty, Equality & Solidarity, p. 53] 集会场所、工会办公室、印刷厂和私人住宅（在通常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被突袭，而这些针对工人阶级所在地的突袭，使警方得以逮捕所有已知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许多嫌疑人遭到殴打，有些人则靠行贿躲过一劫。当有人质疑警方为何不出示搜查令时，州检察官J·格林内尔则公开表示：“先斩，后奏。”["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 p. 7]

八名无政府主义者因涉嫌是谋杀者的共犯而被审判。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携带了炸弹甚至策划了投掷炸弹的行动。法官裁定，州方无须确定实际犯罪者的身份，或者证明他的行为受到了被告的影响。州方也未试图证明被告以任何方式支持或教唆了该行为。事实上，炸弹爆炸时，只有三名被告在场，其中之一的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甚至带着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妻子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和他们的两个年幼孩子参加了集会。

这八人之所以被挑为被告，完全只是因为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和工会组织活动。州检察官对此毫不掩饰地告诉陪审团：“法律正在接受审判。安那其正在接受审判。这些人被陪审团选中，并因为他们是领导者而起诉。他们并不比成千上万追随他们的人更有罪。各位陪审员，请定罪这些人，杀一儆百，绞死他们，这样你们就拯救了我们的制度和社会。”陪审团由州检察官提名的一位特别法警精挑细选，其中包括企业家和一名被炸死警察的亲属。辩方被禁止提交证据，因为这位特别法警曾公开宣称：“我在处理此案，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些家伙将被绞死，必死无疑。”[Op. Cit., p. 8] 结果毫不意外，被告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七人被判处死刑，一人被判15年监禁。

国际社会的声援运动使其中两名被告的死刑判决减为无期徒刑，但全球范围的抗议并未阻止美国政府的行刑。在剩下的五人中，路易斯·林格（Louis Lingg）于处决前夜自杀，逃脱了绞刑的命运。其余四人——阿尔伯特·帕森斯（Albert Parsons）、奥古斯特·斯毕斯（August Spies）、乔治·恩格尔（George Engel）和阿道夫·费舍尔（Adolph Fischer）——于1887年11月11日被绞死。他们在劳工历史上被铭记为“干草市场烈士”。在他们的葬礼队伍经过的路线上，约有15万至50万人列队送别，约1万至2.5万人观礼下葬。

1889年，在巴黎出席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美国代表团提议，将5月1日定为工人的节日，以纪念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芝加哥八烈士”做出的牺牲。从那时起，五一国际劳动节成为国际上团结的象征。1893年，伊利诺伊州的新任州长正式承认那芝加哥和全世界工人阶级早已知道的事实，赦免了烈士们，理由是他们显然是无辜的并且“那场审判并不公正”。时至今日，仍无人知道是谁投掷了那枚炸弹——但唯一确定的事实是，被审判的八人无一与此事有关：“我们的同志并不是因为与投掷炸弹有关而被政府谋杀，而是因为他们积极组织了美国被雇佣的奴役者。”[Lucy Parsons, Op. Cit., p. 142]

当局在审判时曾认为，这种迫害将摧毁劳工运动的后背力量。然而，作为事件的亲历者，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在20年后指出，干草市场的审判“是一场阶级审判——无情、恶毒、野蛮而血腥。通过这场起诉，资本家试图粉碎在芝加哥——这一伟大运动的风暴中心——所成功发起的八小时工作制大罢工。同时，他们还企图通过对这些人加以残酷地审判威吓工人阶级，让他们退回到他们正试图从中挣脱的长期工作与低工资的境地。资产阶级妄想通过羞辱性地处决当时工人阶级中最具进步思想的领导者来实施他们的邪恶计划。在执行这一司法谋杀的血腥行径中，他们确实成功了；但在阻止阶级斗争的强大前进浪潮上，他们彻底的失败了。”[Lucy Parsons, Op. Cit., p. 128] 正如奥古斯特·斯毕斯在被判死刑后对法庭发表的陈词中所言：

“如果你们指望通过吊死我们来踩灭工人运动的火焰——这场由数千万受压迫的、深受苦难的人民视作救赎希望的运动——如果这就是你们的目的，那就吊死我们吧！在这里你们踏灭的是一点星火，但是在此处、在彼方——在你们的面前、在你们的背后、在四面八方——火焰将会熊熊燃烧。这是地下燃烧的烈火，你们不可能将其熄灭。”[quoted by Paul Avrich, Op. Cit., p. 287]

在这之后的岁月里，这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的违抗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在美国。从干草市场事件以来，无政府主义者每年都会在五月一日庆祝劳动节（而改良主义的工会和劳工党则将游行改在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向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表达我们的团结，庆祝过去和现在的斗争，展现我们的力量，并提醒统治阶级他们的易碎性。正如内斯托尔·马赫诺所说：

“那一天，这些美国工人通过组织起来，表达了他们对国家与资本所维持的不公秩序的抗议……

“芝加哥的工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地，去解决他们生活和斗争中的问题……

“在今天也是同样……劳动者们……将五月的第一天视为一个相聚的时刻。在这一天，他们会关注自身的事情，并思考关于解放自己的问题。”[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tate and Other Essays, pp. 59-60]

无政府主义者坚持五一劳动节的起源，并在这一天庆祝它在被压迫者直接行动中的诞生。这是无政府主义直接行动和团结原则的经典例子，“这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是首次，工人们通过联合而同步的行动尝试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这次罢工是首次大规模的直接行动，在美国亦是首次。” [Lucy Parsons, Op. Cit., pp. 139-40] 压迫与剥削催生反抗，而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五一劳动节就是这种反抗与力量的国际性象征——这一力量也体现在奥古斯特·斯派斯的遗言中，这句话也被刻在芝加哥瓦尔德海姆公墓的海马克特烈士纪念碑上：

“总有一天，我们的沉默将比你们今天所扼杀的声音更为震耳欲聋。”

"The day will come when our silence will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voices you are throttling today."

要理解为什么国家和资产阶级如此坚决地要绞死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必须认识到，他们为什么会被当作是一个庞大的激进工会运动的领导者。1884年，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每日出版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芝加哥工人报》（Chicagoer Arbeiter-Zeitung）。这份报纸由德国移民工人阶级运动所撰写、阅读、拥有并出版。这份日报，连同一份周刊（Vorbote）和一份周日刊（Fackel）的合计发行量在短短几年内翻倍，从1880年的每期13,000份增长到1886年的26,980份。此外，无政府主义的周刊也存在于其他族裔的群体中，包括一份英文版、一份波希米亚文版和一份斯堪的纳维亚文版。

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央劳工联盟（该联盟包括该市最大的十一家工会）中非常活跃，并致力于将其发展为——干草市场烈士之一阿尔伯特·帕森斯所说的——“未来‘自由社会’的雏形团体。”无政府主义者还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也被称为“黑色国际”），该协会的成立大会上有来自26个城市的代表。国际工人协会很快“在工会中取得进展，特别是在美国中西部地区”，并提出了“基层成员直接行动”的理念，以及工会“作为工人阶级完全摧毁资本主义的工具，同时也是新社会形成的核心”的目标。这些理念被称为“芝加哥理念”（Chicago Idea）。这一理念后来激发了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Editor's Introduction," The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 p. 4]

这一理念体现在1883年国际工人协会（I.W.P.A.）在匹兹堡大会发表的宣言中：

“第一——通过一切手段摧毁现有的阶级统治，例如通过果断且毫不留情的、国际性的革命行动。

“第三——由生产组织之间通过自由交换等值产品，来取代商业和利润剥削。

“第四——建立以世俗、科学和性别平等为基础的教育体系。

“第六——通过在自治（和独立的）公社与协会之间形成基于联邦主义原则的自由契约，来管理所有的公共事务。”

除了工会组织外，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还组织了社会团体，开设了图书馆，举办了野餐、讲座、舞会以及其他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共同塑造了一种以“美国梦”为核心的独特的工人阶级革命文化。然而这种文化对统治阶级及其制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无法容忍其继续存在（尤其是1877年工人大规模的起义仍然历历在目。而与1886年一样，那场起义也遭到了国家的暴力镇压——有关这场罢工运动及干草市场事件的详细信息，可参阅J. Brecher的《Strike！》）因此，国家对运动展开了镇压，进行不公正的审判，并对那些国家和资本家阶级视为运动“领导者”的人处以死刑。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干草市场烈士的事情，以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The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作为唯一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干草市场烈士，阿尔伯特·帕森斯撰写了一本书，名为《无政府主义：其哲学与科学基础》（Anarchism: Its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Basis），详细阐述了他们的主张。历史学家保罗·阿夫里奇（Paul Avrich）的《干草市场悲剧》（The Haymarket Tragedy）是一部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探讨的佳作。

A.5.3 建立工团主义者联盟

在19世纪末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取得了最为成功的尝试之一，是开始尝试将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理念应用于日常生活中。这就是大规模革命工会的建立（亦称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正如一位法国激进工团主义的领导者所言，工团主义运动是“一种实践无政府主义的学校”，因为它是“经济斗争的实验室”，并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将工人组织成“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工团主义工会将在资本主义内部建立起“自由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以对抗资本主义，并最终，将之取代。[Fernand Pelloutier, 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57, p. 55 and p. 56]

虽然每个国家之间的工团组织在细节上会有所差异，但是主线都是相同的。工人们需要将自己组织起工会（或者工团(syndicates)，法语的工会）。虽然工业上的组织是最常见的形式，但工艺组织和贸易组织也是可行的形式。这些工会由其成员直接控制，并且基于行业和地域的准则联合起来。比如，例如，一个工会既会与所在城镇、地区和国家的所有地方工会联邦化；同时也会与其所属行业的所有工会（如矿工工会或冶金工人工会）共同联邦化为一个国家工会。每个工会都是自治的，其中所有官员都是兼职的（如果因工会事务而缺勤，则领取正常工资）。工团主义的策略是直接行动和团结，其目标是用工会取代资本主义，而它将会为自由的新社会提供基本框架。

因此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来说，“工会绝不是仅仅与资本主义社会共存的一种过渡现象，而是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是社会主义总体理念的初等学校。”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组织”，工会为其成员提供的“不仅是在为日常生计而斗争中直接行动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通过自身力量，完成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计划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必要准备。”[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p. 59 and p. 62]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目标，用国际工人联合会（I.W.W.）的表达来说，是“在旧世界的壳中构建新世界。”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无政府主义者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建立了革命工会（尤其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此外，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工团主义工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特别是在古巴、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几乎所有工业化的国家都出现了一些工团主义运动，尽管欧洲和南美洲的运动规模最大、力量最强。这些工会按照无政府主义原则，以自下而上的邦联制形式组织起来。它们围绕更高工资和更好工作条件的问题与资本家进行日常的斗争，同时向国家争取社会改革。但这些工会的目标不仅仅是改善现状，它们还试图通过革命性的总罢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全世界成百上千的工人曾在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践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证明无政府状态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可以广泛运用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技术鼓励了成员的参与、赋权和战斗精神，并成功地争取了改革和提升了阶级意识，这一点从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增长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中可见一斑。例如，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至今仍在激励着工会的活动家，并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创作了许多工会歌曲和口号。

然而作为一种群众运动，工团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基本上宣告终结。这一现象源于两个主要因素。首先，大多数工团主义工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遭受了严厉的镇压。战后初期，这些工会的活动曾达到顶峰。那一波的斗争精神在意大利被称为“红色年代”，其活动的顶峰出现在工厂占领运动中（见A.5.5节）。然而，这些年代也见证了这些工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破坏。例如在美国，I.W.W.遭遇了一波得到了媒体、国家和资产阶级全力支持的镇压浪潮。与此同时，欧洲资本主义开始使用新一武器反攻——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出现，随后在德国最为最臭名昭著；它作为资本主义试图通过暴力摧毁工人阶级所建立组织的手段而崛起。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蔓延的激进主义，而这特别是受到俄国的启发。许多几乎是革命的运动使资产阶级感到恐惧，他们转向法西斯主义，试图用它来拯救自己的制度。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在与法西斯主义尝试（往往是英勇地）斗争失败后，被迫流亡、销声匿迹。他们或成为刺客、或成为集中营的牺牲者。例如，在葡萄牙，强大到拥有10万名成员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CGT，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发动了多次反抗法西斯主义的起义。1934年1月，CGT号召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总罢工，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为期五天的起义。政府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动用大量武力镇压了这场反抗。CGT，作为起义中发挥了重要和鼓舞作用的工会，被彻底摧毁，而葡萄牙在接下来的40年里都维持是法西斯主义国家。[Phil Mailer, Portugal: The Impossible Revolution, pp. 72-3] 在西班牙，CNT（最著名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斗争。到1936年，该工会宣称拥有150万成员。与意大利和葡萄牙一样，西班牙的资本家阶级也拥抱了法西斯主义，以保护他们的权力不被剥夺；这些阶层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坚信自己有权管理自己的生活。（详见A.5.6节）

除了法西斯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还面临列宁主义带来的负面影响。俄国革命表面上的成功，使得许多行动派转向了威权主义政治，尤其是在英语国家，以及说法语的部分地区。一些著名的工团主义活动家，如英国的汤姆·曼（Tom Mann）、苏格兰的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和美国的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最终都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最终还成为了斯大林主义者）。此外，共产党还故意破坏自由意志主义工会，鼓励内斗和分裂（例如在I.W.W.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主义者完成了法西斯主义在东欧所开始但“未竟”的“事业”，摧毁了如保加利亚和波兰等地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在古巴，卡斯特罗也效仿列宁，做到了巴蒂斯塔和马查多政权未曾做到的事情——即摧毁了在古巴有着深远影响的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运动（有关这一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的历史，见弗兰克·费尔南德斯的《古巴无政府主义》）。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意大利、西班牙、波兰、保加利亚和葡萄牙大规模且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被法西斯主义摧毁（但必须强调，这一切并不是没有受到抵抗）。在必要时，资本家会支持威权主义国家以镇压工人运动，以确保他们的国家依旧适合资本主义。唯一逃脱这一趋势的国家是瑞典，在那里，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SAC仍在组织工人。事实上，也就像许多今天仍在活跃的工团主义工会一样，SAC正在增长，因为工人们开始远离那些官僚化工会——他们的领导层似乎更关心保卫自己的特权、与管理层达成交易，而非捍卫成员利益的。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其他地方，工团主义工会正在再次崛起，也证明了无政府主义理念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工团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因此，它并不是在19世纪90年代才被发明出来的。确实，工团主义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灾难性的“行动宣传”（propaganda by deed）时期的反应。在这一时期，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刺杀政府领导人以试图激起人民起义，并报复他们对公社社员和其他反叛者的大规模屠杀（有关细节详见A.2.18节）。然而，作为回应这一失败且适得其反的运动，无政府主义者回归他们的根源，回到了巴枯宁的思想。因此，正如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等人所承认的，工团主义，不过是对第一国际自由意志派思想的一种回归。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巴枯宁主张“必须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但这种组织必须是无产阶级自己的成果……组织起来，一般而言就是在每一个行业和国家中，组织起工人国际性的武装团结；并记住，无论你们作为孤立的个体或地区有多么弱小，通过普遍的合作，你们将构成一股巨大且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如一位美国活动家所评论的，这正是“现在工团主义和I.W.W.运动中所呼吸着的同样战斗精神的——最好表达”[Max Baginski,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 71] 与工团主义者一样，巴枯宁强调：“行业部门的组织，它们的联合……本身就承载着新社会秩序的活生生的种子，正是这些种子将取代资产阶级的世界。它们不仅创造了未来的思想，还创造了未来本身的事实。”[quoted by Rudolf Rocker, Op. Cit., p. 50]

这些思想也被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反复提及。因在巴黎公社中的影响而导致死亡的欧仁·瓦尔兰（Eugene Varlin），提倡一种基于协会的社会主义。他曾在1870年主张，工会是重建社会的“天然要素”：“正是它们可以轻易地转变为生产者协会；正是它们能够将社会的重组与生产的组织付诸实践。”[quoted by Martin Phil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 p. 139] 正如我们在A.5.2节中讨论的那样，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工人运动既是实现无政府状态的手段，也是自由社会的框架。正如Albert的妻子露西·帕森斯所说，“我们认为，农会、工会、劳动骑士团⁵²大会等等，是理想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萌芽组织……”[contained in Albert R. Parsons, Anarchism: Its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Basis, p. 110] 这些思想滋养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革命工会主义。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I.W.W.成立大会的议程表明，参与者不仅意识到了‘芝加哥理念’，而且清楚地明白他们的努力与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斗争，与工业工会主义的产生之间存在的延续性。”芝加哥理念代表了“最早期美国人对工团主义的解读”。[Salvatore Salerno, Red November, Black November, p. 71]

因此，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相对立的理论，而只是对相同思想的不同解读（有关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H.2.8节）。虽然并非所有的工团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宣称支持工团主义），也并非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工团主义者（关于这一点，请参见J.3.9节的讨论）；但所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有必要参与工人运动和其他群众运动，并在其中鼓励自由意志主义式的组织与斗争。通过这样做，无论是在工团主义工会的内部还是外部，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证明我们思想的有效性。正如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下一次革命必须从一开始就实现工人对整个社会财富的夺取，从而其转化为公共财产。只有通过工人、只有当每一处的城乡工人亲自地践行这一目标时——这场革命才能取得成功。为此，他们必须在革命前的时期就开始自己的行动；而只有在拥有强大的工人组织的情况下，才可能胜利。”[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 p. 20] 这些群众自我管理的组织，正是“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

A.5.4 俄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1917年的俄国革命，见证了这个国度中无政府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无政府主义理念的诸多实验。然而，在俄国革命的流行文化中，被看见的不是由普通人为自由而斗争的群众运动，而是列宁对俄国施加独裁的统治手段。事实与此大相径庭，俄国革命实际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在其中，不同思想潮流并存，数百万劳动人民（包括城市与乡村的工人以及农民）试图将他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希望和梦想最终被布尔什维克党的独裁统治所粉碎——首先是列宁的统治，后来则是斯大林的统治。

俄国革命，与大多数历史一样，是“胜者书写历史”这一格言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资本主义者的历史叙述都忽略了无政府主义者沃林所称的“未知的革命”——即由普通人民自下而上行动引发的革命。列宁主义的叙述，顶多，在工人阶级的自主行动与其党的路线一致时对其赞扬；但一旦这种行动偏离了党的路线，就会对其进行严厉地谴责（并将行动归咎于其最卑劣的动机）。因此，列宁主义的叙述会在工人走在布尔什维克前面时对他们表示赞扬（如1917年春夏之交）；但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工人反对其政策时，又加以谴责。更糟糕的是，列宁主义的叙述常常将群众的运动和斗争描绘成先锋党活动的一个背景板而已。

然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俄国革命应该被视为一场典型的社会革命，工人阶级的自主行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及其他阶级组织中，俄国群众试图将社会从一个充满阶级分化、等级制和国家主义的政权，转变为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因此，革命的最初几个月似乎印证了巴枯宁的预言：“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从下至上，由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合会构成，首先是在他们的工会中，然后是公社、地区、国家，最终形成一个伟大的国际和普遍联合会。”[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06] 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具体地体现了巴枯宁的思想，而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推翻沙皇的最初行动来源于群众的直接行动。1917年2月，彼得格勒的妇女因粮食短缺爆发了骚乱。2月18日，彼得格勒的普提洛夫工厂工人开始罢工。到2月22日，罢工蔓延至其他工厂。两天后，罢工人数达到20万，到了2月25日，罢工几乎演变为全面罢工。同一天，抗议者与军队之间发生了首次流血冲突。转折点出现在27日，一些部队倒向了革命群众，并带动了其他部队参与。这使得政府失去了其强制手段，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随之成立。

如此自发的运动让所有政治党派都措手不及。这其中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甚至反对在推翻沙皇的革命即将爆发前夕号召罢工。幸运的是，工人们无视布尔什维克的‘指示’，仍然发起了罢工……如果工人们听从了布尔什维克的指导，革命是否会在那时发生恐怕就要打个问号。”[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23]

这场革命自下而上的直接行动一直持续，直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强大到足以制止这种行动为止。

对于左翼而言，沙皇制度的终结是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多年来努力的结果。它象征着人类思想的进步派战胜了传统派的压迫，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地左翼人士的高度赞扬。然而，在俄国，事情还在继续发展。在工厂、街头和这片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仅仅在政治上废除封建主义是不够的。如果经济上的封建剥削仍然存在，推翻沙皇便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在整个俄国，普通民众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工会、合作社、工厂委员会和政务委员会（在俄语中称为“苏维埃”）。这些组织最初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具有可罢免的代表，并通过联邦形式相互联系。

不用多说，所有的政党和组织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作为民粹主义农民政党的社会革命党以及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参与这一运动，鼓励所有自我管理、并敦促推翻临时政府的倾向。他们主张有必要将革命从纯粹的政治层面转变为经济与社会层面的革命。在列宁从流亡归来之前，他们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政治派别。

列宁说服他的政党采用“所有权力归属苏维埃”的口号，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这标志着与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明显决裂，以至于一位从布尔什维克转为孟什维克的前成员评论道，列宁“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已经空缺三十年的欧洲王位的候选人——巴枯宁的王位！”[quoted by Alexander Rabinowitch, Prelude to Revolution, p. 40] 布尔什维克此后转向争取大众支持，倡导直接行动并支持群众的激进行动，而这些政策过去常与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布尔什维克所提出的口号……此这之前是无政府主义者特别且一贯倡导的。”[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210]）很快，他们在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选举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选票。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口号确实产生了效果。群众聚集在他们的旗帜之下。”[What is Anarchism?, p. 120]

在这个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活跃于围绕着工厂委员会展开的工人自我管理生产的运动（有关详情参见M. Brinton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他们主张工人和农民没收掌权阶级的财产，废除一切形式的政府，并通过自己阶级的组织——如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合作社等，从底层自下而上地重组社会。他们还能够影响斗争的方向。正如亚历山大·拉比诺维奇（在他对1917年七月起义的研究中）所指出的：

“在基层层面，尤其是在[彼得格勒的]驻军和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之间，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实际上很难区分……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争夺的是同一批群众的支持——未经教育、处于压抑和不满状态的群众。事实上，1917年夏季，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凭借他们在一些重要工厂和军团中的支持，无疑具有足以影响事件进程的能力。并且在某些工厂和军事单位中，无政府主义者的号召力足够强大，以至于影响了布尔什维克自身的行动。”[Op. Cit., p. 64]

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1917年6月，针对无政府主义影响力上升的回应中表示：“如果我们将自己与无政府主义者隔离开来，我们可能也会将自己与群众隔离开来。”[quoted by Alexander Rabinowitch, Op. Cit., p. 102]

无政府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合作，共同推翻了临时政府。然而，一旦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权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权力，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使用了许多相同的口号，但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正如沃林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口号）由无政府主义者的说出或写下时，是真诚且具体的；因为它们符合无政府主义者的原则，并且号召采取完全符合这些原则的行动。但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这些相同的口号，却意味着完全不同于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实际解决方案，也与口号表面上表达的思想不一致。”[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210]

同样地，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工人控制生产”这一术语。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将其视为“工人对资本家的普遍、全面的控制”[Will the Bolsheviks Maintain Power?, p. 52] 他并未将其理解为通过工厂委员会的联合，实现工人对生产本身的控制（即废除雇佣劳动）。而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人们的工厂委员会却是这样理解的。正如S.A.史密斯准确指出的那样，“列宁使用‘工人控制’这一术语时，其含义与工厂委员会的理解完全不同。”事实上，列宁的“提议……具有彻底的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性质，而工厂委员会的实践本质上是地方性和自治的。”[Red Petrograd, p. 154] 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如果工人组织能够[对他们的老板]实施有效的控制，那么他们也完全有能力保证所有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迅速但逐步地消除私人企业，并用集体产业取而代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了模糊而不明确的‘控制生产’口号。他们倡导由集体生产组织——立即、但逐步地——没收私人产业。”[Voline, Op. Cit., p. 221]

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就系统性地削弱了“工人控制”这一术语普遍的含义，并用他们自己的国家主义概念替换之。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个月里，[工厂]委员会领导者，曾三次，试图将他们的模式付诸实践。而每次，党的领导层都否决了他们的做法。结果是管理权和控制权都被赋予了国家机关，这些机关由中央权力设立，并服从于中央权力。”[Thomas F. Remington, Building Socialism in Bolshevik Russia, p. 38] 这一过程最终导致列宁在1918年4月主张并引入以“独裁”力量为武装的“一长制”（即由国家从上而下任命经理）。这一过程在莫里斯·布林顿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中有详细记载，该书还表明了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其意识形态之间的明确联系，以及这两者是如何与大众的活动和思想背道而驰的。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特点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参与社会革命的工人和群众，和与他们一同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赋予它的含义；另一种则是由从这种社会革命的愿望中夺取权力的政治党派[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赋予它的含义，这个党派背叛并扼杀了所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两种对十月的解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工人和农民的十月革命，是为了平等和自我管理而消灭寄生阶级权力的革命；而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则是革命知识分子政党的权力征服，是其‘国有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式’统治大众方式的设立。”[The Two Octobers]

最初，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布尔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将他们的基于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隐藏在支持苏维埃的幌子之下。（正如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塞缪尔·法伯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在十月革命中充当了布尔什维克无名的联盟伙伴。”[Before Stalinism, p. 126]）然而，这种支持很快“消失殆尽”，因为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在为自己巩固权力；他们推动的也不是土地和生产资源的集体所有化，而是政府所有化。而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布尔什维克系统性地破坏了工人控制／自我管理运动，转而支持类似资本主义的、基于“独裁权力”武装的“一长制”的工作场所管理形式。

而对于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则系统地削弱了其所拥有的有限独立和民主。对于1918年春夏“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选举中的重大失利”的回应，“布尔什维克通常会通过武力推翻这些省级选举的结果。”此外，政府“不断推迟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新一轮选举，而其任期早已于1918年3月结束。显然，政府担心反对党会取得进展。”[Samuel Farber, Op. Cit., p. 24 and p. 22] 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失去了原本享有的绝对多数席位”，但仍然是最大的党派。然而，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的结果已经并不重要，因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已经通过工会、区苏维埃、工厂车间委员会、区工人代表大会、红军和海军单位中显著多的代表席位得到了保障，在这些集体中，布尔什维克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Evolution of Local Soviets in Petrograd", pp. 20-37, Slavic Review, Vol. 36, No. 1, p. 36f] 换句话说，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充斥自己的代表，削弱了苏维埃的民主性质。面对苏维埃的拒绝，布尔什维克展示了对他们而言“苏维埃的权力”就等同于党的权力。而为了保持权力，布尔什维克必须摧毁苏维埃，而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苏维埃制度名存实亡。事实上，从1919年起，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就承认，他们已经实现了一党独裁，且这样的独裁对于任何革命都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斯大林主义崛起之后，托洛茨基也支持党派独裁）。

此外，红军也不再是一个民主化的组织。1918年的三月，托洛斯基废除了官员和士兵委员会的选举制“

“选举原则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在技术上也不适宜，所以实际上，它已经通过法令废除。”[Work, Discipline, Order]

“托洛茨基，这位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之后被任命的军事委员，迅速地重组了红军。对违反命令的死刑再次被恢复。更进一步地，军官们开始享有敬礼、特殊称呼、单独的生活区以及其他特权。包括军官选举在内的民主组织形式，很快就被废除了。”["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For Workers' Power, pp. 336-7]

不出所料地，塞缪尔·法伯指出：“没有证据表明列宁或任何主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丧失工人的控制或苏维埃中的民主感到惋惜，或者至少没有将这些损失视为一种倒退，这正如列宁在1921年宣布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的那样。”[Before Stalinism, p. 44]

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谴责布尔什维克政权，呼吁进行“第三次革命”，从而将工人从所有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首领中，最终解放出来。他们揭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言行不一（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表述）。布尔什维克上台后证明了巴枯宁的预言，即“无产阶级专政”将变成共产党领导人来实施的“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力开始增长，就像Jacques Sadoul，一位法国官员在1918年初所说的那样：

“无政府主义政党是最活跃的、也是最激进的反对群体，而且也可能是其中最有人气的……布尔什维克非常的焦虑。”[quoted by Daniel Guerin, Anarchism, pp. 95-6]

从1918年的4月开始，布尔什维克开始对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对手进行物理上的镇压。1918年4月12日，契卡（由列宁在1917年12月设立的秘密警察）袭击了莫斯科的无政府主义者活动中心。其他城市的据点也在随后遭到袭击。布尔什维克除了镇压他们在左派中最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他们还在限制他们声称要保护的群众的自由。民主的苏维埃，言论自由、反对派政党和团体、工作场所和土地上的自我管理——这些全都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被摧毁。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切都发生在1918年5月末内战开始之前，而大多数列宁主义支持者却将布尔什维克的专制归咎于内战。而在内战期间，这一过程被加速了；布尔什维克系统性地镇压了各方面的反对声音——包括那些他们声称代表其阶级实施“专政”的、底层阶级的罢工和抗议！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进程在内战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证实了无政府主义理论所认为的“工人国家”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布尔什维克以党的权力代替工人权力（以及这两者之间产生的冲突）并不令人意外。国家就是权力的代表团，因此，如果说“工人国家”能够体现“工人权力”，这种想法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如果由工人在运作社会，权力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如果存在一个国家，权力就掌握在少数统治者的手中，而不是所有人的手中。国家本质上是为少数人统治而设计的。而由于其基本性质、结构和设计，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工人阶级（即大多数人）自我管理的工具。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由工人委员会组成的自下而上的联合会来实现革命；并在资本主义和国家被废除之后，继续以这种方式管理社会。

正如我们在第H节中讨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从受大众欢迎的工人阶级政党，堕落为支配工人阶级的独裁者，发生这样的事情并非是偶然。政治理念与国家权力（以及它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现实之间的结合，注定会导致这种堕落。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先锋队理论，以及对自发行动的恐惧和将党的权力与工人阶级的权力等同的观点，必然意味着党会与它所声称代表的人民发生冲突。毕竟，如果党是先锋，这就同时是在说其他所有人都是“落后”分子。这也意味着，如果工人阶级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或在苏维埃选举中拒绝这些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就被认为是在“动摇”，是受到了“小资产阶级”和“落后”分子的影响。先锋队理论滋生精英主义，而当它与国家权力结合时，便成为了独裁。

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强调的，国家权力意味着将权力委托给少数人手中。这必然在社会中产生阶级分化——掌权者与无权者。因此，一旦掌握权力，布尔什维克便与工人阶级相隔离。俄国革命证实了马拉泰斯塔的观点，即“政府，即一群被赋予制定法律的权力、并被授权使用集体力量去强迫每个人遵守这些法律的人——已经成为一个特权阶级，并与人民相隔绝。正如任何既定机构都会做的那样，它会本能地寻求扩展其权力，脱离公众控制，推行其自身政策，并优先考虑自己的特殊利益。由于处于特权地位，政府，已经与掌控废除它力量的人民，处于对立地位。”[Anarchy, p. 34] 像布尔什维克建立的那种高度集权的国家，会将责任性降到最低，同时加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隔离。群众不再是鼓舞和力量的来源，而是一个异己的群体；他们缺乏的“纪律性”（比如遵守命令的能力）可能会使革命陷入危险。一位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这样论述：

“无产阶级正逐渐被国家奴役。人民正被转变为仆从，而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管理者阶级——一个主要发源自所谓知识分子之中的新阶级……我们并不是说……布尔什维克党有意地建立一个新的阶级体系。而我们要说的是，即使是有最善良的意图和最美好的愿望，也必然会在任何集中权力体系所固有的弊端面前——破灭。管理与劳动的分离，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割裂，是中央集权的必然结果。绝无可能有其他结果。”[The Anarch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123-4]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同意工人阶级内部政治思想发展不平衡的事实，但拒绝“革命者”应该代表工人阶级掌权的观点。只有当工人真正自己管理社会时，革命才能取得成功。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只能通过……由工人自己，在他们自身的阶级组织中的……直接的、广泛的、独立的行动来实现。这以具体行动和自治为基础，由革命者协助但不控制，在群众中间而非高于群众，在专业、技术、防御和其他分支领域中也是如此。”[Voline, Op. Cit., p. 197] 通过用党的权力取代工人的权力，俄罗斯革命迈出了致命的第一步。也难怪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在1917年11月所作的预测成为了现实：

“一旦他们的权力巩固并‘合法化’，布尔什维克——这些中央集权主义者和采取威权主义行动的人——将会开始通过政府和独裁的方法，按中央的指令，重新安排国家和人民的生活。他们……将会把党的意志强加于整个俄罗斯，指挥整个国家。你们的苏维埃和其他地方组织，将逐渐变成仅仅是中央政府意志的执行机关。取而代之的，不是工人阶级健康的、建设性的工作，也不是自下而上的自由联合——而是一个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机器。它将从上而下运作，并开始用铁腕铲除一切挡在其道路上的事物。”[quoted by Voline, Op. Cit., p. 235]

所谓的“工人国家”，不可能（如同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对工人阶级的人民放权或者让他们参政，因为国家结构本身就不是为了此目的设计的。作为少数统治者的工具所创造的国家，无论它们自己还是之后创造出的“新的”国家，都无法转变为解放工人阶级的手段。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组织，作为由少数人为建立起和组织起对群众的统治而诉诸的力量，无法成为用来摧毁这些特权的力量。”[Anarchism, p. 170] 就像一本1918年写的无政府主义小册子所言：

“布尔什维克主义一天天、一步步地证明了，国家权力具有不可剥夺的特性；它可以更换标签、更换‘理论’、更换执行者，但本质上它只是以新的形式继续维持权力和专制。”[quoted by Paul Avrich, "The Anarch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p. 341-350, Russian Review, vol. 26, issue no. 4, p. 347]

对内而言，革命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几个月后死去。对外而言，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则开始代表着“社会主义”，即使他们已经系统性地摧毁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基础。通过将苏维埃转变为国家机构、用党的权力取代苏维埃的权力、削弱工厂委员会、消除军队和工作场所中的民主、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工人抗议，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将工人阶级从自身的革命中边缘化。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本身，是革命堕落和最终斯大林主义兴起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几十年前预言的那样，在内战开始之前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国家”就已经变成了像任何国家一样，成为了由少数人对工人阶级异己力量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是党的统治）。内战加速了这一进程，很快引入了党派独裁（实际上，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开始声称这对任何革命都至关重要）。布尔什维克镇压了国内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而对喀琅施塔得起义和乌克兰马赫诺运动的摧毁，成为了苏维埃和社会主义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

1921年2月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关这次起义的详细讨论，请参见附录“什么是喀琅施塔得起义？”）。起义开始于喀琅施塔得的水手支持在1921年2月彼得格勒的罢工工人。他们提出了一份包含十五条的决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呼吁苏维埃的民主。布尔什维克将喀琅施塔得起义者诬蔑为反革命分子并镇压了这次起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它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这次镇压无法以（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结束的）内战为借口来辩解；不仅如此，它也是一次普通人民为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大规模起义。正如沃林所说：

“喀琅施塔得起义是人民第一次完全独立地尝试摆脱一切枷锁、并继续实现社会革命的起义：这一尝试是由工人阶级群众自己……直接进行的，没有政治上的牧羊人，也没有导师或教员。这是迈向第三次社会革命的第一步。”[Voline, Op. Cit., pp. 537-8]

在乌克兰，无政府主义思想得到了最成功的实践。在马赫诺运动的保护下，工人阶级人民直接地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和需求组织自己的生活——真正的社会自决。在自学成才的农民内斯托尔·马赫诺的领导下，黑军不仅与红军和白军的独裁政权作斗争，还抵抗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与“民族自决”（即建立一个新的乌克兰国家）的呼声相反，马赫诺呼吁乌克兰乃至全世界实行工人阶级的自决。他鼓舞他的工农同胞为真正的自由而战斗：

“征服或死亡——这是乌克兰的工农在现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但是我们不会为了去重复过去几年犯过的错误而征服，那就是将我们的命运交到新的主人手中；我们将会为了把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征服，根据我们自己的意志和对真理的理解来引导我们的生活。”[quoted by Peter Arshinov,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58]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黑军拒绝在他们解放的镇子和城市中建立政府，而是提倡创建自由的苏维埃，以便工人能够自我管理。以亚历山德罗夫斯克（Aleksandrovsk）为例，刚一解放了这座城市，马赫诺黑军“立即邀请工人阶级参加一次全体大会……提议让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团体来组织城市的生活和工厂的运作……第二次大会紧随第一次大会之后召开。工人群众以极大的热情讨论并审视了工人按照自我管理原则组织生活的问题，他们对这个点子相当欢迎……铁路工人们迈出了第一步……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组织该地区的铁路网络……从此刻开始，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无产阶级开始系统性地创建自我管理机构。”[Op. Cit., p. 149]

黑军认为，“工人和农民的自由是他们自己的，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工农自己有权按照他们认为合适和愿意的方式行事、组织自己，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互协商……黑军所能做的只是提供帮助和建议……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也不愿意，进行统治。”[Peter Arshinov, quoted by Guerin, Op. Cit., p. 99] 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布尔什维克向黑军提出了行动范围的建议——由他们的革命委员会（Revkom）负责政治事务，而黑军负责军事事务。对此，马赫诺建议他们“去开始做一些诚实的行当，而不是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工人。”[Peter Arshinov in The Anarchist Reader, p. 141]

他们还组织了自由农业公社，虽然“的确……这些公社并不多，仅仅包括了一小部分的人口……但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公社是由贫农自己组建的。黑军从未对农民施加任何压力，只是传播自由公社的理念。”[Arshinov,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87] 马赫诺在废除地主的土地占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苏维埃及其地区代表大会，使农民社区的各个部分之间在土地使用方面实现了平等分配。[Op. Cit., pp. 53-4]

不仅如此，黑军还花费时间和精力让全体人民参与讨论革命的发展、军队活动和社会政策。他们组织了许多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大会，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组织了自由苏维埃、工会和公社。当他们解放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时，他们组织了一个地区性的农民和工人大会。1919年4月，黑军试图召集第三次地区农民、工人和起义者大会，1919年6月又试图召开几个地区的特别大会，布尔什维克将他们视为反革命团体，企图禁止这些大会，并宣布其组织者和代表为非法人士。

黑军通过继续召开会议予以回应，并质问：“难道可以存在一个由少数自诩为革命者制定的法律，允许他们将一群比他们更为革命的全体人民定为法外之徒吗？”以及“革命应该捍卫谁的利益：是党的利益，还是那些用自己的鲜血推动革命的人民的利益？”马赫诺本人表示，“工人和农民召开会议、讨论他们事务的权利，是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是革命赋予他们的权利。”[Op. Cit., p. 103 and p. 129]

此外，黑军“完全贯彻了革命性的原则，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在黑军占领的所有城市和城镇，他们首先解除了一切禁令，并废除了各种政权对新闻和政治组织施加的所有限制。”实际上，黑军认为“唯一需要对布尔什维克、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其他国家主义者施加的限制，是禁止他们成立那些企图对人民实施独裁的‘革命委员会’。”[Op. Cit., p. 153 and p. 154]

黑军排斥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的腐化，提出了“自由且完全独立的、没有威权及其专横的法律的、工人阶级的苏维埃制度。”他们的宣言指出，“工人阶级必须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苏维埃，依靠苏维埃实现工人阶级自己的意愿和需求；也就是说，苏维埃必须是行政的，而非统治性的。”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将与国家一起被废除——土地和工坊“必须属于工人阶级自己，属于那些在其中工作的人的手中，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实现社会化。”[Op. Cit., p. 271 and p. 273]

黑军与红军截然不同，大体上是民主的（尽管诚然，内战的可怕性质确实导致了一些偏离理想的情况——然而，与托洛茨基对红军实施的体制相比，黑军的运动还是要民主得多）。

这场在乌克兰进行的、自我管理的无政府主义实验，在布尔什维克不再需要黑军之后（他们曾是共同反抗“白军”和亲沙皇派的盟友）以流血的方式收场。这场重要的运动在我们FAQ的附录“为什么马赫诺运动表明布尔什维克主义存在替代方案？”中有详细讨论。然而，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在马赫诺运动中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教训——那就是布尔什维克所实施的独裁政策并不是是由客观环境强加给他们的。相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理念在他们所作的决策中有明确的影响。毕竟，马赫诺军虽然和他们在同一场内战中活跃，但他们并没有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执行党派权力的政策。相反，他们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并且面对布尔什维克强烈反对这些政策的情况下），成功地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自由、民主和权力。左翼曾公认的观点认为，俄国革命除了布尔什维克，没有其他选择。而黑军的经验反驳了这一点。人民大众以及当权者的政治思想与行为，和那些限制选择的客观障碍一样，都是决定历史结果进程的一部分。显然，思想的确重要。因此，马赫诺运动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曾经有一个（并且现在仍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那就是无政府主义。

一直到1987年之前，最后一次的无政府主义者游行发生在1921年的莫斯科，克鲁泡特金的葬礼上。当时有超过1万人跟随他的灵柩行进。他们举着黑色的旗帜，上面写着“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没有自由”和“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任务”。当送行队伍经过布图尔基监狱时，囚犯们摇动着牢房的铁栅栏，高唱着无政府主义歌曲

俄罗斯境内的无政府主义自1918年就开始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他们也是第一个被新“革命”政权镇压的左翼团体。而在俄罗斯以外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直到他们从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息来源得知有关布尔什维克政权镇压性本质的消息（在那之前，许多人忽视了负面报道，因为他们认为这些都来自于亲资本主义的消息来源）。一旦这些来源可靠的报告传来，全球的无政府主义者纷纷拒绝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党的权力系统与镇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验证实了巴枯宁的预言，即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由一批极少数的、新兴的、或真或假的学术贵族统治大众的——高度专制政府。但人民并不博学，因此他们将从对政府的担忧中释放出来，完全被囊括在被统治的羊群中。” [Statism and Anarchy, pp. 178-9]

从大约1921年起，俄罗斯之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将苏联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用以表明虽然个体的老板可能已经被消除，但苏联的国家官僚体系在功能上，仍扮演着与西方的个体老板相同的角色（而俄罗斯境内的无政府主义者从1918年起就开始这么称呼它）。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俄国革命……试图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这一努力是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党派独裁下的俄国，进行的……在党的独裁铁律下，以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共产主义为基础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共和国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我们反而在俄罗斯学到了如何不去引入共产主义。”[Anarchism, p. 254]

这也揭露了伯克曼所称的“布尔什维克神话”，那就是俄国革命成功了，应当被其他国家的革命者效仿：“必须揭露这个伟大的错觉，否则它可能会把西方的工人带入与他们在俄罗斯的同胞们一样的深渊。对于那些已经看穿这个神话的人，揭露它的真实面目义不容辞。”["The Anti-Climax'", The Bolshevik Myth, p. 342] 此外，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作为革命者，他们的革命职责不仅是呈现和学习革命的事实，还要向那些受布尔什维克独裁压迫的人们表示团结。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说，她并没有“来俄罗斯看到所期待的无政府主义的实现。”这种理想主义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尽管列宁主义者们却常常说相反的话）。她宁愿期待看到的是“革命所为之斗争的——社会变革的开端。”她意识到革命是艰难的，涉及“破坏”和“暴力”。虽然俄罗斯并不完美，但这并不是她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源。而真正的原因是“俄罗斯人民被”布尔什维克国家使用“刀和枪把人民排除在外，锁在他们自己的革命之外”。而作为一名革命者，她拒绝“与统治阶级站在一起，而在俄罗斯，这个统治阶级被称为共产党。”[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p. xlvii and p. xliv]

有关俄国革命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更多信息，请参阅FAQ附录中的“俄国革命”部分。53作者在“补充材料”的附录第二部分中更加详细地介绍了俄国革命，而这部分在早期版本的AFAQ中被归于H.11节左右。更详细地介绍，也可参看赵京所编著的《鲜为人知的俄国革命》(ISBN:9781458304117)该部分不仅涵盖了喀琅施塔得起义和黑军，还讨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以及是否存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替代方案。

以下是推荐的书籍：由沃林所著的《未知的革命》、由G.P. 马克西莫夫所著的《断头台的工作》、由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著的《布尔什维克的神话》与《俄国的悲剧》、由M. 布林顿所著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由艾达·梅特所著的《喀琅施塔得起义》、由彼得·阿西诺夫所著的《马赫诺运动的历史》、由艾玛·戈尔德曼所著的《我在俄罗斯的幻灭》与《活出我的生活》，以及由亚历山大·斯基尔达所著的《安那其的哥萨克——内斯托尔·马赫诺：1917-1921年乌克兰自由苏维埃的斗争》。这些书籍，为深入了解无政府主义者在俄罗斯革命中的角色和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许多这些书籍是由在革命期间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写，其中许多人被布尔什维克囚禁，并因国际压力被驱逐到西方。这些国际上的压力来自前往莫斯科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代表，他们原本是布尔什维克试图争取的对象。大多数此类代表坚守其自由意志主义政治立场，并说服他们的工会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与莫斯科决裂。到1920年代初，所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联合会都与无政府主义者一道，拒绝将俄罗斯视为“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和党派独裁。

A.5.5 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和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激进化运动。工会成员爆炸性扩增，伴随着雨后春笋的罢工浪潮，抗议与游行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一部分是缘于那场战争，也有一部分是缘于俄国革命表面上的胜利。对俄国革命的热情甚至影响到了如约瑟夫·拉巴迪这样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他和大多数其他反资本主义者一起，看到了“东方的赤色给予我们对更光明未来的希望”，而布尔什维克正在“做着值得赞赏的努力，至少在尝试找到工业化奴役的出路。”[quoted by Carlotta R. Anderson, All-American Anarchist p. 225 and p. 241]

整个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想变得更受欢迎，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在规模上也日渐壮大。比如在英国，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断地发酵催生了工会代表运动和克莱德河畔的罢工；德国则见证了受工业工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自由意志主义形式——“委员会共产主义”影响下IWW的兴起。西班牙则见证了CNT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大规模增长。顺带一提，不幸的是，它也目睹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兴起与增长。意大利也不例外。

在都林，新一个平民运动正在酝酿。这场运动围绕着“内部委员会”（internal commissions，临时选举的申诉委员会）开展。这些新生的组织，直接基于共同工作在特定车间的群众。在每15到20人的工人小组中，选举出一个基于委任制和可撤回的车间代表。这些在某一个工厂选举出来的车间代表，之后会再开一次车间代表集会，选举出此生产设施的“内部委员会”，将一直对车间代表的主体负直接责任。这个委员会也被称作“工厂理事会”

在1918年11月和1919年3月之间，内部委员会已成为工会运动中的全国性议题。1919年2月20日，意大利金属工人工会（Italian Federation of Metalworkers ，FIOM）赢得了一项协议协议允许在工厂中选举“内部委员会”。随后，工人们试图将这些工人代表机构转变为具有管理职能的工厂委员会。到1919年五一劳动节时，内部委员会“正在成为金属加工业的主导力量，而工会则面临沦为边缘化行政单位的危险。在改良派看来，这些令人不安的发展背后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推动。”[卡尔·列维，《葛兰西与无政府主义者》，第135页] 到1919年11月，都灵的内部委员会已经转变为了工厂委员会。

都灵的工人运动，通常与周刊《新秩序》（L'Ordine Nuovo）联系在一起，该刊物于1919年5月1日首次出版。正如丹尼尔·盖朗所总结的那样，该刊“由左翼社会党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编辑，协助他的是都灵大学的一位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哲学教授，化名为卡洛·佩特里，以及一个由都灵自由意志主义者组成的核心团队。在工厂中，《新秩序》小组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尤其是金属行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积极分子，皮埃特罗·费雷罗和毛里齐奥·加里诺。《新秩序》宣言由社会党人和自由意志主义者共同签署，双方一致认为工厂委员会是‘适用于未来共产主义管理的机构，不仅适用于单个工厂，也适用于整个社会’。”[《无政府主义》，第109页]

都灵的发展不应被孤立看待。在整个意大利，工人和农民都在采取行动。1920年2月下旬，利古里亚、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爆发了一系列工厂占领行动。在利古里亚，由于工资谈判破裂，工人们占领了塞斯特里·蓬特、科尔尼利亚诺和坎皮的金属加工厂和造船厂。在工团主义者的领导下，他们通过工厂委员会持续管理这些工厂足足四天之久。

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工团主义工会（Italian Syndicalist Union，USI）的会员人数增长到约80万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工会（Italian Anarchist Union，UAI）的影响力也相应增长，拥有约2万名成员和每日出版的报纸（《新人类》，Umanita Nova）。正如威尔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格温·A·威廉姆斯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工团主义者，是左翼最始终如一、最彻底的革命派群体……1919到1920年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历史的最显著特点是：快速且几乎连续的增长……工团主义者尤其成功地赢得了工人阶级的激进意见，而社会主义运动则完全未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秩序》，第194-195页] 在都灵，无政府主义者“在FIOM内部工作，并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新秩序》的运动。”[同上，第195页] 不出所料，其他社会主义者谴责《新秩序》是“工团主义分子”报刊。

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首先提出了占领工作场所的概念。马拉泰斯塔在1920年3月的《新人类》中讨论了这一想法。用他的话说：“抗议的总罢工不再让任何人感到不安……必须寻求其他的方式。我们提出了一个想法：占领工厂……这种方法无疑有前景，因为它符合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并且构成了一种为最终的征收行动做准备的演习。”[《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134页] 同月，“在米兰进行的声势浩大的工团主义运动中，阿尔曼多·博尔吉[USI的无政府主义秘书]呼吁进行大规模工厂占领。在都灵，经过两周激烈的讨论，车间委员会的重新选举刚刚结束，工人们感受到了这股热潮。[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们开始呼吁占领。”事实上，“都灵以外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本质上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不出所料，工团主义金属工人代表“支持都灵的工厂委员会，因为它们体现了反官僚的直接行动，旨在控制工厂，并且可以成为工团主义工业工会的第一个细胞……工团主义大会投票支持工厂委员会……马拉泰斯塔……支持它们作为一种保证能引发反叛的直接行动……《新人类》和《阶级战争》[Guerra di Classe，USI的报纸]，几乎和《新秩序》以及《前进报》（Avanti）都一样，坚定地支持工厂委员会。”[Williams, Op. Cit., p. 200, p. 193 and p. 196]

激进情绪的高涨很快引发了雇主的反攻。雇主组织谴责并开始动员反对工厂委员会。工人们反抗并拒绝服从老板的命令——工厂里的“无纪律”现象愈演愈烈。之后，雇主们赢得了国家对现行工业规定的执行支持。FIOM在1919年获得的国家合同规定，禁止内部委员会在车间内活动，并且活动只能在非工作时间进行。这意味着，都灵的工会代表运动——比如停止工作以举行车间代表选举——违反了合同。然而，该运动实际上正是通过大规模的不服从行为得以维持的。雇主们利用这一违反协议的行为，作为打击都灵工厂委员会的手段。

与雇主的最终对决在4月到来，当时菲亚特公司车间代表大会呼吁进行静坐罢工，以抗议几位车间代表被解雇。作为回应，雇主宣布了大规模停工。政府则投入大量武力作为回应，支持停工；军队占领了工厂，并在工厂内架设起机枪阵地。当车间代表运动在罢工两周后决定在即刻争议问题上投降时，雇主则提出要求：根据FIOM的全国合同，车间代表委员会的活动应仅限于非工作时间，并由他们重新实施管理控制。

这些要求直接瞄准了工厂委员会制度的核心，都灵的工人阶级运动对此做出了巨大的反应，发起了大规模总罢工以捍卫这一制度。在都灵，罢工全面展开，并迅速蔓延至皮埃蒙特地区，最高峰时有50万工人参与。都灵的罢工者呼吁全国范围内扩展罢工，而主要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人们则转向意大利总工会（CGL）和社会党领导人，然而他们却拒绝了这一呼吁。

都灵总罢工的唯一支持，来自那些主要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会，如独立铁路工会和海员工会（“只有工团主义者采取了行动”）。比萨和佛罗伦萨的铁路工人拒绝运输前往都灵的部队。热那亚周围的工人，特别是码头工人和USI有重要影响的工作场所，也爆发了罢工。因此，尽管“被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背叛和抛弃，”4月的运动“仍然找到了民众支持，”这种支持通过“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直接领导或间接启发的行动”表现出来。在都灵本地，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正“被威胁，要从[葛兰西和《新秩序》小组]手中夺走工厂委员会运动。”[威廉姆斯，《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第207、193和194页]

最终，CGL（意大利总工会）领导层在接受雇主要求，将车间代表委员会活动限制到非工作时间这一主要要求的条件下，解决了罢工。尽管委员会的活动和在车间内的存在感大大减少，但它们在9月工厂占领期间将会经历一次复兴。

无政府主义者“指责社会主义者的背叛。他们批评社会主义者所认为存在的虚假纪律感，实际会让社会主义者屈从于他们懦弱的领导。如果将这种让每个行动都受到‘领导者的计算、恐惧、错误和可能的背叛’影响的纪律，与塞斯特里·蓬特的工人们的纪律进行了对比，后者在与都灵工人表示团结时参与罢工；与铁路工人的纪律对比，他们拒绝运输安全部队到都灵；以及那些忘记党派和教派考虑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会联合会成员对比，他们自愿支持都灵工人。”[卡尔·列维，《葛兰西与无政府主义者》，第161页] 可悲的是，社会主义者及其工会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纪律”，将在工厂占领期间重复，结果是惨痛的。

1920年9月，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留厂罢工，作为对雇主减薪和停工的反抗。“危机气氛的核心是工团主义者的崛起。”8月中旬，USI的金属工人“呼吁两大工会占领工厂”并号召“进行预防性占领”以应对停工。USI认为这是“金属工人对工厂的没收”（必须“通过一切必要手段进行捍卫”），并认为“需要召集其他行业的工人参与战斗。”[威廉姆斯，同上，第236、238-239页] 确实，“如果FIOM没有采纳工团主义者的工厂占领思想来应对雇主的停工，USI很可能会从都灵的政治活跃工人阶级中获得重要支持。”[卡尔·列维，《葛兰西与无政府主义者》，第129页] 这些罢工从工程制造厂开始，随后蔓延至铁路、道路运输和其他行业，农民也开始占领土地。然而，罢工者们不仅仅是占领了工作场所，他们还将这些工作场所置于工人的自我管理之下。很快，超过50万名“罢工者”投入工作，为自己生产。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参与了这些事件，他写道：

“金属工人发动了因薪资问题而起的运动。这是一场新型的罢工。工人们没有离开工厂，而是决定留在工厂里，但拒绝工作……在整个意大利，工人们充满了革命激情，很快他们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工人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准备一次性夺取生产资料。他们武装起来进行自卫……并开始自己组织生产……这实际上是取消了私有制……这是一种新政权，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开端。政府对此袖手旁观，因为它觉得自己无力反对。”[《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134页]

“工厂的管理……由技术和行政工人委员会负责。自我管理的实践走得相当远：在早期，工人们得到了银行的帮助，但当银行撤回援助时，工厂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来支付工人的工资。[这一切]需要非常严格的自律，禁止饮酒，并且工人们还组织了武装巡逻队以进行自卫。工厂之间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团结。矿石和煤炭被放入一个共同的资源池、公平地进行分配。”[《无政府主义》，第109页]

意大利“陷入瘫痪，有50万名工人占领了他们的工厂，并在工厂上方升起了红黑旗。”这一运动蔓延到整个意大利，不仅仅是米兰、都灵和热那亚等工业重镇，还包括罗马、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巴勒莫。USI的“抗争者们无疑处于运动的前沿”，而《新人类》则认为“这一运动非常严肃，我们必须尽全力将其引导向更大规模的扩展。”USI的持续呼吁“将这一运动扩展到整个工业领域，实行他们的‘征收总罢工’。”[威廉姆斯，《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第236页和第243-244页] 受自由意志主义者影响，铁路工人拒绝运输部队，工人们违抗改良派工会的命令进行罢工，农民占领了土地。无政府主义者全力支持这一运动，毫不意外，“占领工厂和土地完全符合我们的行动纲领。”[马拉泰斯塔，同上，第135页] 卢伊吉·法布里描述这些占领行动是“揭示了无产阶级以前未曾意识到的力量。”[帕奥洛·斯普里诺，《工厂占领》，第134页]

然而，在占领了四周之后，工人们决定离开工厂。这是因为社会党和改良派工会的行动。他们反对这一运动，并与国家进行了谈判：以让事情“常态化”为条件，换来了与雇主合作的情况下合法延续工人控制的承诺。革命的问题在4月10日至11日于米兰举行的CGL全国委员会投票决定，而没有征求工团主义工会的意见，因为社会党领导人拒绝作出其他任何选择。

毫无疑问，这一“工人控制”的承诺并未兑现。由于缺乏独立的工厂间组织，工人们不得不依赖工会官僚来获取关于其他城市的情况，而工会官僚则利用这一权力，将工厂与城市以及工厂之间隔离开来。这导致“尽管在各个工厂中有个别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但工人们依然返回了工作岗位，[马拉泰斯塔，同上，第136页] 地方的工团邦联无法提供一个充分协调的、占领运动所需的框架，因为改良派工会拒绝与它们合作；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少数派，他们依然只是少数派：

“在9月12日举行的‘工人内部’大会上（其中无政府主义联盟、铁路工人和海员工会参与了该会议），工团联合会认为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党和CGL的支持，‘我们无法单独完成这项事业’。他们抗议米兰的‘反革命投票’，声明这一投票是少数派的、武断的、无效的，最终，以只发出了新的、模糊的，却充满激情的号召而告终。”[保罗·斯普里诺，《工厂占领》，第94页]

马拉泰斯塔在米兰的一家工厂对工人们发表讲话。他争辩道：“那些庆祝[邦联和资本家]在罗马签订了协议就是作为你们的伟大胜利的人，是在欺骗你们。实际上，胜利属于乔利蒂^⁵³、政府和资产阶级，他们从悬崖边上得救了。”在占领期间，“资产阶级在战栗，政府则无法应对这一局面。”因此：

“当罗马协议把你们推回到本可以摆脱的资产阶级剥削下时，谈论胜利就是谎言。如果你们放弃工厂，那你们就要有这样的信念——你们[已经]失去了一场伟大的战斗，那么就要有坚强的决心，在下一次机会来临时就重新开始斗争，并彻底进行下去……如果你们没有对这一欺骗性的胜利产生任何幻想，那么什么都不算失去。那个著名的工厂控制法令就是一场嘲弄……因为它试图调和你们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像试图调和羊和狼的利益一样。不要相信那些通过一天天推迟革命来愚弄你们的领导者。你们自己必须在机会来临时进行革命，而不是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命令，或者只会指示你们放弃行动的命令。相信你们自己，相信你们的未来，你们一定会胜利。”[引自马克斯·内特劳，《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传记》]

马拉泰斯塔的预见得到了验证。随着工厂占领的结束，唯一的胜利者是资产阶级和政府。不久后，工人们将面临法西斯主义的到来，但首先，在1920年10月，“在工厂被撤离后”，政府（显然清楚谁才是最真实的威胁）“逮捕了整个USI和UAI的领导层。社会主义者对此却没有反应”并且“几乎无视了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迫害，直到1921年春天，年迈的马拉泰斯塔和其他被监禁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米兰的牢房中发动了绝食抗议。”[卡尔·列维，同上，第221-222页] 他们在经过四天的审判后被判无罪，随后释放。

1920年的事件表明了四个方面。首先，工人们可以在没有老板的情况下成功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场所。其次，这也说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参与劳工运动的重要性。如果没有USI的支持，都灵的工人运动将比当时更加地孤立。第三，无政府主义者需要组织起来以影响阶级斗争。UAI和USI的增长，无论在影响力还是规模上都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提出工厂占领的思想、并进一步地支持这一运动，运动能否像原本那样成功且广泛就要打个问号。最后，社会主义组织的等级阶层结构并不能培养出革命性的会员。由于总是依赖领导者，这一运动被削弱，无法充分发展其潜力。

这段意大利历史解释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崛起。正如托比亚斯·阿布塞指出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崛起，无法与在这之前的“赤色双年”（the biennio rosso）——即1919年和1920年这两个红色年份——中发生的事件，分开来看。法西斯主义是一场预防性的反革命……它是由于革命失败而发起的。”["The Rise of Fascism in an Industrial City"，《反思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大卫·福尔加茨（编），第54页] “预防性反革命”这一术语，最初是由无政府主义者路易吉·法布里提出的，他正确地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统治阶级暴力武装防线的组织和代理人，旨在抵御那些对他们而言过于强势、团结且充满干预性的无产阶级。”["Fascism: The Preventive Counter-Revolution"，《无政府主义》，罗伯特·格雷厄姆（编），第409-410页]

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证明了马拉泰斯塔在工厂占领时期的警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坚持到底，我们将用血泪偿还如今对资产阶级逐渐滴注的恐惧。” [托比亚斯·阿布塞，同上，第66页] 资产阶级和富有的地主阶层在国家的帮助下支持法西斯主义，以给工人阶级“上一课”，告诉他们自己本该处的地位。国家确保“在资金和武器方面提供一切的援助，对其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并在必要时，以恢复秩序为借口，通过武装力量进行干预。他们还会帮助法西斯分子，当他们开始被打败而非继续施暴时，就会迅速地进行支援。”[法布里，同上，第411页] 托比亚斯·阿布塞指出：

“法西斯分子及其在工业界和农业界的支持者，在1921-22年的目标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彻底摧毁有组织的工农力量：用子弹和棍棒，抹去‘赤色双年’的所有成果，乃至自上世纪之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底层阶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同上，第54页]

法西斯暴徒袭击并摧毁了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场所、社区中心、激进报刊以及地方总工会（Camera del Lavoro）。然而，即使在法西斯恐怖最黑暗的日子里，无政府主义者依然奋起反抗极权主义势力。“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对法西斯主义最坚决的抵抗，发生在……那些拥有强大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传统的城镇或城市。”[托比亚斯·阿布塞，同上，第56页]

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与并经常组织“人民阿迪蒂突击队”（Arditi del Popolo，后称“人民敢死队”）^⁵⁴，这一工人阶级组织致力于为维护工人的利益自卫。“人民敢死队”组织和推动了工人阶级对法西斯暴徒的抵抗，并多次击败了更大规模的法西斯力量。例如1922年8月，在帕尔马这一无政府主义的大本营，“数千名伊塔洛·巴尔博的法西斯暴徒，被几百名‘人民敢死队’及其支持的工人阶级社区居民彻底地羞辱。”[托比亚斯·阿布塞，同上，第56页]

“人民敢死队”成为了意大利最接近于马拉泰斯塔和UAI所提出的“工人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的尝试。该运动“沿着反资产阶级和反法西斯的路线发展，在其地方分支保持独立性。”[《红色年代，黑色年代：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法西斯的抵抗》，第2页] 然而，与传统的“反法西斯组织”不同，“人民敢死队”“并不是一个保卫抽象意义上民主的运动，而是一个致力于捍卫产业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大量手工业者利益的——工人阶级的组织。”[托比亚斯·阿布塞，同上，第75页] 不出所料，“人民敢死队——在那些传统工人阶级政治文化不完全由社会主义主导，而是具有强烈无政府主义或工团主义传统的地区，例如巴里、里窝那、帕尔马和罗马——最为强大且最为成功。”[安东尼奥·索内萨，Working Class Defence Organisation, Anti-Fascist Resistance and the Arditi del Popolo in Turin, 1919-22，《欧洲历史季刊》，第33卷，第2期，第184页]

然而，社会党和共产党最终撤出了这一组织。1921年8月，社会党与法西斯签订了一纸“和平协议”。共产主义者“宁愿撤回其成员，也不愿让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红色年代，黑色年代》，第17页] 事实上，“在协议签订的同一天，《新秩序》刊登了意大利共产党（PCd'I）的声明，警告共产党员不要参与‘人民敢死队’。”四天后，共产党领导层“正式宣布退出运动，并对继续参与运动或与之合作的党员施加严厉的纪律处分。”因此，“到1921年8月的第一周末，意大利社会党（PSI）、劳工总联合会（CGL）和意大利共产党（PCd'I）都正式谴责了”该组织。“只有无政府主义领导层，尽管并不总是完全认同‘人民敢死队’的纲领，却从未放弃这一运动。”事实上，《新人类》报“强烈支持”该运动，认为它“代表了人民反法西斯的抵抗，代表了捍卫组织自由的表达。”[索内萨，同上，第195页和第194页]

尽管各党的领导层选择放弃，但许多基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依然积极参与这一运动。后者甚至公然“违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日益增长的放弃态度。”例如在都灵，共产党人参与“人民敢死队”，“并不是单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参与，而是作为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共同体的一部分……这一动态也因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参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意大利共产党领导层对运动支持的拒绝，揭示了布尔什维克式组织形式的破产，因为这种形式无法对人民运动的需求作出回应。事实上，这些事件表明，“自由意志的自治传统，以及其对权威的抵制，同样适用于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尤其当他们坚持对基层形势的误判时。”[索内萨，同上，p. 200, p. 198 and p. 193]

因此，意大利共产党未能支持反法西斯的人民抵抗运动。共产党的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认为：“党的领导层在‘人民敢死队’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了一种需求，即防止党内成员受到非党领导的控制。”葛兰西进一步指出，这一政策“导致我们失去对一个自下而上发展的群众运动的控制，而这个运动本可以被我们在政治上加以利用。”[《政治著作选集（1921-1926）》第333页] 尽管葛兰西对“人民敢死队”的态度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更少些宗派主义色彩，但“与所有共产主义领导人一样，葛兰西也期待着形成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军事队伍。”[索内萨，同上，第196页] 换句话说，共产党领导层将反法西斯斗争视为争取更多党员的手段；而当他们发现这一斗争可能会导致党员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时，他们宁愿选择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也不愿冒此风险。

正如阿布塞所指出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撤回对‘人民敢死队’的支持，使得该组织陷入瘫痪。”[同上，第74页] 因此，“社会改良主义的失败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宗派主义，使得广泛而有效的武装反抗成为不可能；而那些孤立的人民抵抗行动，最终无法联合成为一场成功的战略。”然而，法西斯主义本可以被击败的：“1921年7月在萨尔扎纳和1922年8月在帕尔马的起义，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在行动和宣传中所主张策略的正确性。”[《红色年代，黑色年代》，第3页和第2页] 历史学家托比亚斯·阿布塞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分析，他指出：“1922年8月在帕尔马发生的事情……本可以在其他地方发生——如果社会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层能够响应无政府主义者马拉泰斯塔所呼吁的反法西斯革命统一战线。”[同上，第56页]

“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志和勇气，不足以对抗那些在物资和武器上得到强有力支持、并受到国家镇压机构庇护的法西斯团伙。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只有社会党和劳工总联合会[改良主义工会]也选择直接行动，才能共同遏制法西斯主义。”[《红色年代，黑色年代》，第1-2页]

在帮助击败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确保了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即便在法西斯国家建立之后，无政府主义者仍在意大利国内外持续抵抗。例如在美国，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对抗其社区内的法西斯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他因在1912年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劳伦斯罢工中的领导作用而闻名。“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反法西斯领导人中独树一帜，这一地位甚至得到了罗马的墨索里尼政治警察的认可。”[努齐奥·佩尔尼科内，《卡洛·特雷斯卡：叛逆者画像》，第4页] 1936年，许多意大利人，无论是否为无政府主义者，都前往西班牙抵抗佛朗哥（关于此事的详细情况,可见翁贝托·马尔佐基所著的《回忆西班牙：西班牙内战中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志愿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政府主义者在意大利的游击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反法西斯运动主要由反资本主义力量主导，才导致美国和英国在他们“解放”的地区任命了著名的法西斯分子担任政府职务（而这些地方往往是由游击队已经解放的城镇，最终盟军又“解放”了这些被其居民解放的城市！）。

鉴于意大利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历史，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人声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是某种工团主义的产物或形式。甚至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持有这种观点。鲍勃·布莱克（Bob Black）认为“意大利的工团主义者大多倒向了法西斯主义”，并引用了戴维·D·罗伯茨（David D. Roberts）1979年的研究《工团主义传统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来支持他的观点。[《后左翼的无政府主义》，第64页]。彼得·萨巴蒂尼（Peter Sabatini）在《社会无政府主义》的一篇书评中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工团主义的“最终失败”在于“它演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载体”。[《社会无政府主义》，第23期，第99页] 那么这些说法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

查阅布莱克的引用，我们发现，事实上，大多数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并未倒向法西斯主义——如果我们将工团主义者定义为意大利工团主义工会（USI）的成员的话。罗伯茨指出：

“绝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并未响应工团主义者的号召，而是继续反对[意大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干预，拒绝参与这场看似徒劳的资本主义战争。工团主义者甚至未能说服USI内部的大多数成员……大多数人选择了USI内部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阿曼多·博尔吉的中立立场。随着德·安布里斯带领干预主义少数派退出该联合会，分裂随之而来。”[《工团主义传统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第113页]

然而，如果我们将“工团主义者”，定义为战前工团主义运动中的部分知识分子和“领导者”，那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的工团主义领导人迅速且几乎一致地支持干预战争。”[同上，第106页] 许多这些支持战争的“主要工团主义者”后来也确实成为了法西斯分子。然而，仅仅关注少数“领导者”（而多数人并未追随他们！）并据此断言“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大多倒向了法西斯主义”，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更糟糕的是，正如前文所述，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是最坚定且最成功的反法西斯斗士。因此实际上，布莱克和萨巴蒂尼的说法无异于是对整个运动的诽谤。

另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些“主导的工团主义者”其实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也不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正如罗伯茨所指出的：“在意大利，工团主义理论更明显地是由一群知识分子构建的，他们在社会党内部运作，并寻求改良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些人“明确地谴责无政府主义”，并且“坚持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他们“真诚地希望——并尝试——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开展工作。”[同上，第66页，第72页，第57页和第79页]。根据卡尔·列维（Carl Levy）在其关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中所述，“与其他工团主义运动不同，意大利的工团主义是在第二国际政党内部形成的。其支持者部分来自社会主义的强硬派……南方的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倡导共和主义……另一部分则是工人党（Partito Operaio）的残余势力。”[《意大利无政府主义：1870-1926》，载于大卫·古德韦主编的《为了无政府主义：历史、理论与实践》，第51页]

换句话说，那些转向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工团主义者，首先是少数派知识分子，他们无法说服工团主义联盟中的大多数人追随其步伐；其次，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而非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甚至也不是革命工团主义者。

根据卡尔·列维的观点，罗伯茨的著作“侧重于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并指出“部分工团主义知识分子……帮助催生或同情地支持了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在许多方面，与南方工团主义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和共和主义言辞存在相似之处。”他认为当下“过于关注了工团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全国组织者”，并指出工团主义实际“在长期活力方面几乎不依赖其全国领导层。”[同上，第77页，第53页和第51页] 如果我们真正考察USI的成员，而不是断言其“大多倒向了法西斯主义”，我们会发现他们是一群不屈不挠地与法西斯作斗争、并遭受了大规模的法西斯暴力的人。

总而言之，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工团主义毫无关系。正如前文所述，USI与法西斯势力展开了斗争，并与意大利无政府工团（UAI）、社会党以及其他激进组织一道，被法西斯势力摧毁。少数战前的马克思工团主义者后来投身法西斯主义并提出“国家工团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工团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存在关联（正如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载体”一样！）。

无政府主义者是最坚定、最成功的反法西斯力量，这一点不足为奇。两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对立——法西斯主义代表着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彻底的国家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则倡导自由、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同样，当资本家的特权和权力受到威胁时，他们依靠法西斯主义来拯救自身，这同样也不足为奇。这一过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里仅列举四个例子：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和智利）。

A.5.6 西班牙革命与无政府主义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一个真正大规模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优秀范例——事实上，在我所知范围内最好的例子——就是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在共和派控制的大部分地区，爆发了一场极具启发性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涵盖了广阔地区的工业和农业……这一革命，无论从人类社会的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都是非常成功的。也就是说，生产得以有效地持续进行；农场和工厂的工人完全能够在没有来自上层的强制下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与许多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所想象的截然不同。”这场1936年的革命“是基于三代人的实践、思考和努力，使无政府主义理念深入到了广大民众之中。”[《激进的优先事项》，第212页]

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和宣传，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超过150万工农加入了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CNT）这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联盟；同时还有3万人加入了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盟（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FAI）。当时西班牙的总人口为2400万。

面对1936年7月18日法西斯政变而爆发的社会革命，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实验。作为最后一个大规模的工团主义工会，CNT不仅成功抵御了法西斯叛乱，还推动了对土地和工厂的广泛接管。超过700万人，其中包括大约200万CNT成员，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实践了自我管理，并且实际地改善了工作条件和生产效率。

在7月19日这一激动人心一天之后，CNT和FAI基层成员真正掌握了革命的主动权和权力。正是普通民众——毫无疑问，在FAI成员和CNT积极分子的影响下——在击败法西斯政变之后，重新启动了生产、分配和消费（当然是在更平等的安排下）；同时，成千上万的人组织并志愿加入民兵队伍，以解放那些被佛朗哥占领的地区。无论在哪个方面上，西班牙的工人阶级都正在通过自身的行动，创造一个基于他们自身对社会正义和自由理解的新世界——而这些理念毫无疑问，正是受到了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启发。

乔治·奥威尔^⁵⁵亲眼目睹了巴塞罗那1936年12月底的那段革命时期，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那场社会变革：

“无政府主义者依然实际控制着加泰罗尼亚，革命仍在全面进行中。对于那些从一开始就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即使到了12月或来年1月，或许已经感到革命时期正在走向尾声；但对于一个刚从英格兰来的外人来说，巴塞罗那的景象令人震撼、难以置信。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控的城市。几乎每一座规模稍大的建筑都被工人接管，悬挂着红旗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旗；每面墙上都涂满了镰刀锤子和革命政党的缩写；几乎所有的教堂都被洗劫，其圣像被焚毁。工人队伍正系统性地拆除部分教堂。每一家商店和咖啡馆都挂着标志，表明它们已经被集体化；甚至连擦鞋匠也被集体化，他们的工具箱被漆成红黑色。服务员和店员直视你的眼睛，平等地对待你。奴颜婢膝甚至那些仪式化的语言形式暂时消失了。没有人再说‘先生’、‘老爷’甚至‘您’，每个人都以‘同志’或‘你’相称，用‘Salud!’代替‘Buenos dias’问好……最重要的是，人们对革命和未来充满信念，仿佛突然步入了一个平等与自由的新时代。人们试图以人的方式行事，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机器中的齿轮。”[《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2-3页]

这场历史性的革命全貌无法在这里详尽叙述。其更详细的讨论将在这本FAQ的第I.8节中进行。这里只能突出说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点，以期待这些内容能够提示这些事件的重要性，鼓励人们去进一步了解。

加泰罗尼亚的所有工业被置于工人自治或工人控制之下（即，在前一种情况下完全接管管理的所有方面，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对旧的管理进行控制）。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城镇和地区的经济都被转变为集体的联邦化管理。铁路联合会就可以作为典型案例（该联合会被建立起来以管理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瓦伦西亚的铁路线路）。联合会的基础是地方大会：

“每个地方的所有工人每周开两次会议，讨论与工作相关的一切事项……地方大会选举一个委员会，负责管理每个车站及其附属设施的总体活动。在[这些]会议上，该委员会的决定（方针）在报告和回答问题之后，需接受工人的批准或否决。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则继续[在他们先前的岗位上]工作。”

委员会的代表可以随时由大会罢免，而铁路联合会的最高协调机构是“革命委员会”，其成员由各分区的工会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加斯顿·勒瓦尔（Gaston Leval）的记述，对铁路线路的控制“并不是自上而下运作，如同国家主义和集中化的系统那样。革命委员会没有这样的权力……委员会的成员仅限于监督总体活动，并协调构成铁路网络的不同线路的活动。”[加斯顿·勒瓦尔，《西班牙革命中的集体化》，第255页]

在土地上，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农村日工自发组织起自主管理的集体。通过合作，他们改善了生活质量，引入了医疗、教育、机械化生产，并对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集体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还扩大了自由度。正如一位成员所言：“生活在集体中……简直太美好了。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村委员会的表现不令人满意，就可以直接提出意见。委员会在做出重大决定前，总会召集整个村庄召开大会。这一切都很美妙。”[罗纳德·弗雷泽，《西班牙之血》，第360页]

我们将在FAQ的第I.8节中更详细地讨论这场革命。例如，I.8.3和I.8.4节更深入地探讨了工业集体化，而I.8.5和I.8.6节则讨论了农村集体化。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章节仅是这一庞大社会运动的概述，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加斯顿·勒瓦尔的《西班牙革命中的集体化》、萨姆·多尔夫戈夫(Sam Dolfgoff)的《无政府主义集体》、何塞·佩里亚茨（Jose Peirats）的《西班牙革命中的CNT》，以及其他大量关于这场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文献。

在社会层面，无政府主义组织创办了理性学校、自由意志主义的医疗服务、社会中心等。自由女性组织（Mujeres Libres）基于成千上万的女性以权力，对抗西班牙社会中女性的传统角色，无论是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还是外部（更多信息可参考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Martha A. Ackelsberg）的《西班牙的自由女性》这本关于该重要组织的著作）。这种社会层面的活动，仅仅是对战争爆发前很久就开始的工作的延续；例如在这之前，工会就经常会资助理性学校、工人中心等机构。

志愿民兵前往解放佛朗哥控制下的西班牙其他地区，并以无政府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包括男性和女性。这些民兵没有军衔、没有敬礼礼节，也没有官僚阶层，人人平等。乔治·奥威尔作为工人党统一马克思主义党（POUM）的民兵成员，对此有着清晰的描述（POUM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受列宁主义影响，但并不是像共产党声称的那样是托派组织）。他写道：

“[民兵]制度的核心，在于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社会平等。从将军到士兵，每个人领取相同的薪水，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并且完全平等地相处。如果你想拍一拍师长的后背，朝他要一根香烟，这完全没问题，也没有人觉得奇怪。理论上，每个民兵单位都是一个民主体系，而非等级体系。大家都知道命令必须被执行，但也明白命令是以同志对同志的方式发出的，而不是以上级对下级的关系。这里的确有军官和士官，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军衔；没有头衔、徽章、脚跟碰击或敬礼。他们试图在民兵中创造一个临时的无阶级社会模型。当然，虽然并没有完全实现了平等，但这比我见过的任何形式的平等都要接近，甚至超出了我在战争时期认为可能的程度……”[同上，第26页]

然而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和其他地方一样，被斯大林主义（共产党）和资本主义（佛朗哥）夹击摧毁。不幸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将反法西斯的团结置于革命之上，从而间接帮助了他们的敌人击败了自己以及革命本身。至于他们是否是由于环境被迫采取这种立场，还是本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至今仍有争议。（有关CNT-FAI为何选择合作的讨论，请参见第I.8.10节；有关为何这种决定并非无政府主义理论产物的分析，请参见第I.8.11节。）

奥威尔对其民兵经历的记述，揭示了为什么西班牙革命对无政府主义者如此重要：

“我或多或少是偶然间进入了西欧唯一的一个大规模社区，在那里，政治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比其对立面更为普遍。在阿拉贡高原，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社区中，主要是工人阶级出身，但也并不完全如此，大家生活在同一水平线上，平等地交往。理论上，这是一种完美的平等，实际上也几乎接近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这里让人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预演，我指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精神氛围。许多文明生活中的正常动机——势利、贪财、害怕老板等等——在这里都不复存在了。社会常见的阶级划分，在这里几乎完全消失了，这在英格兰那种被金钱污染的空气中是难以想象的；这里除了农民和我们自己，没有其他人，也没有人拥有别人作为他的主人……在这个社区中，希望比冷漠或愤世嫉俗更为常见，‘同志’这个词真正地代表了同志情谊，而不像在大多数国家那样，只是一个虚伪的托辞。人们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很清楚，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否认社会主义与平等有任何关系。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有一大群党派追随者和油头粉面的教授们，忙于‘证明’社会主义只意味着一种计划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而贪婪的动机依然存在。但幸运的是，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愿景。吸引普通人投身社会主义并愿意为之冒险的东西，即社会主义的‘神秘感’——正是平等的理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无阶级社会，否则就什么都不是……在这个没有人追逐利益的社区中，即使一切都匮乏，但没有人阿谀奉承，也许我们可以就此窥见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粗略模样。而这一切不仅没有让我感到幻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同上，第83-84页]

- 《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及《西班牙革命中的CNT》由何塞·佩里亚茨所著

- 《Objectivity and Liberal Scholarship》（收录于《乔姆斯基读本》），由诺姆·乔姆斯基所著

A.5.7 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

1968年5月至6月在法国爆发的事件，使无政府主义从很多人认为它早已死去的书本中，重新回到了激进政治的版图上。这场涉及一千万人口的起义，从微不足道的开端逐渐发展壮大。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其中包括丹尼尔·科恩-本迪特）因反对越南战争的活动被巴黎楠泰尔大学的校方开除后，立即发起了一场抗议示威。80名警察的到来激怒了许多学生，他们放下学业，加入了与警察的对抗，并将警察驱逐出校园。

受到这场支持的鼓舞，无政府主义者占领了行政大楼并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辩论会。这次占领迅速扩散，楠泰尔大学被警方包围，校方随即关闭了大学。第二天，楠泰尔的学生聚集在巴黎市中心的索邦大学。持续的警方压力和逮捕500多人的行为引发了人们的愤怒，最终爆发了长达五小时的街头打斗。警察甚至用警棍和催泪瓦斯攻击路人。

全面禁止示威活动并关闭索邦大学的决定，将数千名学生推上了街头。警察日益升级的暴力行为促使人们建立起第一道街垒。记者让·雅克·勒贝尔写道，凌晨一点，“成千上万的人帮助建造街垒……妇女、工人、旁观者、穿着睡衣的人，他们组成了人链搬运石头、木材、铁块。”整整一夜的战斗导致350名警察受伤。5月7日，一场由五万人参与的反警察示威演变成了一整天的街头战斗，战场遍布拉丁区狭窄的街道。面对警察的催泪瓦斯，示威者以燃烧瓶回应，高喊着，“巴黎公社万岁！”

到5月10日，持续的大规模示威迫使教育部长开始进行谈判。然而在街头，已有60道街垒出现，年轻工人开始加入学生的行列。工会也谴责警察的暴力行为。5月13日，整个法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浪潮，巴黎街头涌现了一百万人的游行高潮。

面对这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警察撤出了拉丁区。学生占领了索邦大学，并建立了一个群众大会以扩散斗争。占领行动很快扩展到法国的所有大学。从索邦大学涌现出大量的宣传资料、传单、公告、电报和海报。墙壁上贴满了标语，如“一切皆有可能”、“变得现实，要求不可能”、“没有沉闷时间的生活”和“禁止是禁止的”。“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成为人们口中的流行语。正如默里·布克钦指出的那样，“当今革命的动力……不仅仅是稀缺性和物质需求，还有日常生活的质量……以及掌控自己命运的尝试。”[《后稀缺无政府主义》，第166页]

这些标语中许多最著名的内容都来源于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s）。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成立于1957年，由一小群持不同政见的激进派和艺术家组成。他们发展了一种高度复杂（尽管充满术语）且连贯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以及如何用一个更自由的新社会来取代它。他们认为，现代生活只是生存，而不是生活。消费经济的支配下，每个人、每件事物、每种情感和关系都变成了一种商品。人们不仅仅是被异化的生产者，也是被异化的消费者。他们将这种社会定义为“景观社会”。生活本身被剥夺了，因此革命的意义在于重新创造生活。革命性变革的领域不再仅仅是工作场所，而是日常生活：

“那些在谈论革命和阶级斗争时，没有明确提到日常生活、没有理解爱情中颠覆性的意义、也没有理解拒绝约束中积极意义的人，他们嘴里含着一具尸体。”[引自克利福德·哈珀，《无政府主义：图解指南》，第153页]

与许多影响巴黎事件政治的团体一样，情境主义者主张“工人委员会是唯一的答案。任何其他形式的革命斗争最终都走向了它最初想要反对的东西。”[引自克利福德·哈珀，同上，第149页] 这些委员会将由工人自主管理，而不是“革命”政党夺取权力的工具。就像《黑与红》（Noire et Rouge）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Socialisme ou Barbarie）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对自下而上的自主管理革命的支持，对五月事件及其所激发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5月14日，苏德航空（Sud-Aviation）的工人将管理层锁在办公室内，占领了工厂。第二天，克莱昂-雷诺（Cleon-Renault）、洛克希德-博韦（Lockheed-Beauvais）和穆塞尔-奥尔良（Mucel-Orleans）等工厂纷纷效仿。当晚，巴黎国家剧院被占领，成为永久性的群众辩论议会。随后，法国最大的工厂——雷诺-比扬古（Renault-Billancourt）工厂也被占领。工人们经常在未与工会官员协商的情况下，自行决定无限期罢工。到5月17日，巴黎的100家工厂已被工人掌控。在5月19日的周末，有122家工厂被占领。到5月20日，罢工和占领活动已呈现全面化，参与人数达到600万。印刷工人表示，他们不希望媒体报道被电视和广播垄断，同意印刷报纸，但前提是新闻机构“客观履行其提供信息的职责”。在某些情况下，印刷工人坚持更改报纸的标题或内容，尤其针对右翼报纸如《费加罗报》（Le Figaro）或《国家报》（La Nation）。

随着雷诺工厂的占领，索邦大学的占领者立即准备与雷诺的罢工工人联合。在黑红相间的无政府主义旗帜带领下，四千名学生前往被占领的工厂。此时，国家、资方、工会和共产党，面临着他们最担心的局面——工人和学生的联盟。一万名警察预备役被紧急召回，慌乱的工会官员则锁上了工厂的大门。共产党呼吁其成员镇压这场反抗，与政府和资方联合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方案。然而，当他们试图将改革方案带到工厂时，却遭到了工人的嘲笑和驱逐。

这场斗争本身及其扩展的活动是通过自主管理的大众议会组织的，并由行动委员会协调。罢工活动也经常由大会管理。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这场叛乱的]希望在于自主管理的全面扩展——包括总体议会及其行政形式、行动委员会和工厂罢工委员会——扩展到整个经济领域，甚至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些议会中，“一种生命的激情深刻影响了数百万人，他们感受到了此前从未意识到的觉醒。”[同上，第168页和第167页] 这不仅仅是工人罢工或学生罢工，而是一场跨越几乎所有阶级界限的——人民的罢工。

5月24日，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一场示威，三万人向巴士底狱广场进发。警察保护了各个部委，使用催泪瓦斯和警棍进行镇压，但证券交易所（Bourse）却无人防守，一些示威者放火烧毁了它。

在此阶段，一些左翼团体开始失去信心。托派组织JCR（青年共产主义革命者）将示威者引回拉丁区，而其他组织如全法学生联合会（UNEF）和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e）则阻止了财政部和司法部的占领。对此事件，科恩-本迪特评论道：“至于我们，我们没意识到清除这些无足轻重之人会有多么容易……现在很明显，如果在5月25日巴黎醒来时发现最重要的几个部委已被占领，高卢主义（Gaullism）就会立刻崩溃……”当晚，科恩-本迪特被迫流亡。

随着街头示威的扩大和占领行动的持续，国家开始准备以压倒性的手段平息这场反抗。高层将领秘密集结了2万名忠诚部队，随时准备进驻巴黎。警察占领了通讯中心，包括电视台和邮局。到5月27日星期一，政府保证工业最低工资上涨35%，全面工资增加10%。两天后，法国总工会（CGT）的领导人组织了50万工人在巴黎的大游行。巴黎街头贴满了呼吁建立“人民政府”的海报。不幸的是，大多数人仍然想着更换统治者，而不是自己掌控权力。

到6月5日，大部分罢工已经结束，资本主义下所谓的“正常状态”再次回到了法国。在之后任何持续的罢工，都遭遇了投入了装甲车和枪支的军事化镇压。6月7日，当局袭击了弗兰钢铁厂（Flins steelworks），引发了为期四天的激烈冲突，一名工人死亡。三天后，雷诺工厂的罢工者遭到警方开枪镇压，两人丧生。在这种孤立状态下，这些零散的斗争无法取得成功。6月12日，政府禁止了所有示威活动，取缔激进组织并逮捕其成员。在各方的攻击下，随着国家暴力的升级和工会的背叛，总罢工与占领运动迅速瓦解。

那么，为什么这场反抗失败了？显然不是因为缺少“先锋队”布尔什维克政党。事实上，这场运动中充斥着这样的组织。幸运的是，这些传统的威权左翼派别被孤立，并对运动感到愤怒。参与反抗的人们并不需要一个先锋队来指挥他们，而所谓的“工人先锋队”则急忙追赶运动，试图掌控它，却始终未能如愿。

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独立的、自我管理的联合组织来协调斗争。这导致各个占领行动彼此孤立，最终相继失败。此外，默里·布克钦指出，工人中普遍缺乏“意识到工厂需要被运转，而不仅仅是被占领或罢工”的认识。[同上，第182页]

若是反抗前存在一个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那么可能就会促进培养这种认识。尽管反威权左翼在这场运动中非常活跃，但他们在罢工工人中力量仍然太过薄弱，因此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和工人自治的理念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不过，五月风暴表明，局势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化。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莫里斯·布林顿指出，“在学生的影响下，数以千计的人开始质疑等级制度的整个原则……在短短几天内，人们巨大的创造潜力突然爆发出来。最大胆——同时往往是最现实的想法——被倡导、被争论、被付诸实践。那些被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所掏空、被广告操纵者扭曲的——语言，以一种全新而鲜活的形式重新出现了。人们重新掌握了语言的全部力量。从匿名的人群中，涌现出既贴切又诗意的口号。”[“巴黎：1968年5月”，《为了工人的权力》, 第253页] 在学生的能量与勇气的激励下，工人阶级提出了一些现有体系无法满足的要求。这场总罢工以极其清晰和美丽的方式展示了工人阶级手中潜在的力量。这些群众大会与占领行动，尽管时间短暂，却为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了出色的例子——它显示了无政府主义理念如何迅速传播并被付诸实践。

关于这些事件的更多细节，可以参考丹尼尔和加布里埃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Gabriel Cohn-Bendit）合著的《过时的共产主义：左翼的替代方案》，或莫里斯·布林顿的亲历报告《巴黎：1968年5月》（收录于《为工人权力》一书中）。由黑星出版社（Dark Star）编辑的《铺路石下》（Beneath the Paving Stones），是一本与巴黎五月风暴相关的、情境主义者作品选集（其中也收录了布林顿的文章）。

第B节导言

这部分的常见问答，提供了对现代社会中的基本社会关系、以及创造它们的社会结构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尤其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改变的那些方面。

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它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和资本主义同时诞生。当资本主义逐渐入侵到社会的各部分时，它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也随之受到了影响，逐渐壮大力量。与其说和一些专家断言的那样，无政府主义仅仅只是表达对国家政府的反对；不如说，无政府主义总是反对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威以及其创造的压迫，而这其中，又尤其是反对资本主义以及其私有财产的特别形式。这和第一位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蒲鲁东，在他名为《什么是财产？》（并给出回答：“那就是盗窃！”）一书中所说的一致，绝非巧合。从蒲鲁东开始，无政府主义同时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两者（显然，这是就算本杰明·塔克和彼得·克鲁泡特金这样意见不同的思想家，也都会同意这一点）。不用多说，从蒲鲁东起，无政府主义已经将其对威权的批判扩展到了高于这两个社会弊害的地步。其他形式的社会等级制度，比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同性恋恐惧，都作为对平等和自由的限制而被我们拒绝。所以这一部分的常见问答，总结了无政府主义摒弃我们所生活的现行体制背后的关键思想。

这一切，当然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的开端前，就未曾出现在社会中。非但如此，那些想法可以被归类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并且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地区。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家和私有财产出现的同时便就有了无政府主义。然而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尽管“自古以来就存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无政府主义是由同样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抗议所催生的，这种抗议也催生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然而与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止步于“否定资本主义、以及否定建立在劳动对资本的臣服基础上的社会”，而是更进一步，宣称“反对资本主义真正的支柱：国家及其主要支持物——权力集中、法律（始终是由少数人制定并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以及以保护权威和资本主义为主要目的的司法体系。”因此，无政府主义“不仅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些支柱：法律、权威和国家。”[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16 and p. 19]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现存的社会运动，作为一种拥有悠久斗争历史、政治理论和理念体系的思想流派，正是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国家）与资本形成过程中社会变革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们面对这些新社会关系和制度所影响时，反抗、抵抗与对抗的结果。因此，本FAQ的这一部分所提出的分析和批判，将集中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政府权力和其它形式的等级制度依赖于被统治者的认同。但恐惧还不是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被压迫者]认同统治者的价值观。被统治者和统治者，都同样相信关于权威、阶级、权力的基本原则。”[Colin Ward, Anarchy in Action, p. 15] 记住了这些，我们便在这部分的常见问答里给出我们的论点，挑战这种“共识”，论证我们为什么要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为什么威权社会关系和组织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不用多说，这项任务并不容易。除非赋予统治阶级权力的制度被其统治对象普遍接受，不然任何统治阶级都无法生存。这种接受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宣传、所谓的教育体系、传统、媒体，以及社会的普遍文化假设。正因如此，社会中主导的观念往往是统治精英的观念。这也意味着，任何社会运动在试图推翻这些制度之前，都必须首先与这些观念作斗争：

“人们往往甚至没有意识到压迫和支配体系的存在。他们必须首先在现存体系内争取自己的权利，才能逐渐察觉到压迫的存在。看看女性运动的例子。女性运动发展第一步的其中之一，便是所谓的‘觉醒意识的努力’。让女性认识到，她们被支配和控制的状态并不是这个世界的自然状态。我祖母无法参与到女性运动当中去，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她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压迫。对她而言，生活本就如此，就像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一样。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情况并不像日出那样不可改变，认识到他们可以反抗，认识到他们不必服从命令、不必忍受敲打，只有当他们开始感觉到哪里出了问题、并最终克服它——我们才能继续前进。而实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便是在现存的压迫体系内推动改革，然后人们迟早会发现，有必要彻底改变这些体系。”[诺姆·乔姆斯基，《无政府主义访谈》]

这意味着，正如马拉泰斯塔所强调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说服人们。”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让人们意识到他们所遭受的不幸，以及他们推翻这些不幸的可能性……对于那些饥寒交迫的人，我们将向他们展示如何能够轻而易举地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求。对于那些被压迫和被轻视的人，我们将向他们展示，在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世界中如何能够幸福地生活……当我们成功地在人们的头脑中，唤起对社会中那些本可以避免的不公正苦难的反抗意识，使他们理解这些苦难的成因，以及如何依靠人的意志来摆脱它们”，那时，我们便能够团结起来，改变现状，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185-186页]

所以，我们必须解释我们为什么想要改变体制。从接下来的讨论将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不满于现代社会中极其受限的自由，以及为什么他们希望建造真正自由的社会。用诺姆·乔姆斯基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对现代社会的批评，意味着：

“去寻找并发现权威和阶级结构，以及对日常生活各方面的支配，再去挑战它们；除非能指出它们公正的地方，否则它们就是非法的——并为了扩展人类自由的尺度，而理应被废除。它们包括政治权力、所有权和管理体系、男女关系、亲子关系、我们对子孙后代命运的掌控（环境运动背后的基本道德要事……），以及很多其它的东西。这自然意味着挑战庞大的强迫和控制体系：国家、许多数不清的控制国内外经济的私有财产暴君[也就是资本企业和公司]等等。但不仅仅是这些。”["Anarchism, Marxism and Hope for the Future", Red and Black Revolution, p. 775]

因为存在“统治阶级”还并没有“成功地将臣民，完全降格至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被动而无意识的工具”这样一个事实，那么这项任务还没有那么得困难。这意味着，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哪里也就有希望。即便受到等级制社会关系压迫的人们通常会接受这一现状；但这些制度，也无法完全熄灭自由的星火。事实上，正是它们运作的方式助长了反抗精神，因为终有一天，人们会忍无可忍，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等级制社会“自身包含着内在矛盾，而[这些]矛盾正如致命的病菌一般”，正是从中孕育出“进步的可能性。” [Malatesta, Op. Cit., pp. 186-7]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将对现有社会的批判，与对任何等级制度下、持续进行的斗争的积极参与相结合。正如我们将在第J节中讨论的那样，我们主张人们采取直接行动来对抗压迫。这些斗争改变了参与其中的人，打破了维持等级社会运行的社会规训，使人们意识到其他可能性、意识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们不必继续如此生活。因此，斗争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学校，是创造无政府社会前提条件的手段。无政府主义者努力从这些斗争中学习，同时在其中传播我们的理念，并推动它们发展为一场广泛的社会解放与社会变革。

被压迫者对压迫的自发抵抗，促进了乔姆斯基（以及无政府主义）所强调的这一批判过程——对权威和支配关系进行批判性审视，瓦解那些直至我们开始质疑它们之前，曾一直被视为“自然”或“常识”的观念。正如前文所述，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是鼓励被压迫者直接行动去对抗其压迫者，同时，激发并强化任何等级制社会中所存在的（无论程度大小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和意识。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是鼓励这些斗争，并推动其对社会及其运作方式的质疑。我们的目标，是引导人们深入探究他们所抗争的社会问题的根源，努力改变导致这些问题的基本社会制度和关系。我们希望让人们意识到，压迫不仅可以被反抗，而且可以被终结；不公正制度下的斗争本身，孕育着将取而代之的新社会的种子。换句话说，我们的目标是激发希望，并构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积极愿景。

无论如何，这部分的常见问答直接关注无政府主义关键的或“负面的”方面，暴露权威的邪恶天性，无论来自于国家，私有财产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并因此回答，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寻求“摧毁权力、摧毁财产权和等级制度，以及终结剥削”。[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1]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在对世界进行分析之后如何积极地改变它；不过即使在这一节，也会提到部分无政府主义的建设性核心。在对现行制度的广泛批评之后，我们将继续关注更多领域。第Ｃ节阐述了无政府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第Ｄ节讨论了本节所描述的社会关系和制度是如何作用到整个社会的。第E节讨论了我们当下面临的生态问题的成因（以及一些建议的解决方案）

B.1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
反对权威和等级制度

首先，有必要说明无政府主义者挑战怎样的权威。虽然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反对者，在习惯上就断言“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威”，但现实情况却复杂的多。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有时确实会表述为反对“一切权威”，但仔细阅读后不难发现，他们实际反对的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权威，我们通常称之为等级制度(hierarchy)（详见H.4节）。这一点可以从巴枯宁的论述中看出，他认为“权威原则”是一种“极具神学、形而上学和政治色彩的观念，即认为群众总是无法自我管理，必须随时服从一种智慧和正义的仁慈枷锁；而这种枷锁无论以何种形式，都是自上而下强加的。[Marxism, Freedom and the State，第33页]

至于无政府主义者是否接受其他形式的权威，取决于该权威是否成为对他人的支配力量。这是理解无政府主义者针对权威立场的关键——如果权威是等级制的，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就会反对它。因为理由很简单：

“任何人都不应被赋予权力，因为一旦有人被授予权威，他必然会……成为社会的压迫者和剥削者。”[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49]

这种不同类型权威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像Erich Fromm所指出的：“权威”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它具有双重的意义：它即可以是理性的权威，也可以是非理性的权威。理性的权威以能力为基础，帮助那些依靠它发展的人。非理性的权威则建立在权力之上，剥削那些从属于它的人。”[To Have or To Be, pp. 44-45] 而在此的百年前，巴枯宁指出权威和“自然影响”之间的区别时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对巴枯宁而言，个体的自由“源于大量的物质、知识和道德影响，这些影响来自他[或她]周围的每一个个体以及整个社会……持续施加的作用……消除这种相互影响就意味着死亡。”因此，“当我们呼吁群众的自由时，我们并不想要消除任何个人或任何群体对群众的自然影响。我们想要废除的是人为的、特权的、法律的和官方的影响。”[The Basic Bakunin, p. 140 and p. 141]

换而言之，参与一项决策、并在下定决心之前倾听不同观点和专家的声音（“自然影响”）；与一群（无论是否是被选举出来的）不相关的个体，只因为他们在一个组织和社会中的角色就替你做出决定——之间，存在着差异。对于前者而言，个体运用了自己的判断力和自由（也就是基于理性的权威）。而对于后者，个体从属于他人的意志，从属于等级制的权威（也就是基于非理性的权威）。这是因为对于理性的权威，“不仅允许而且需要时刻地审查和批判——这总是临时的，对它的认可依赖于它的表现。”但对于非理性的权威来说，“总是在人民头上施加权力——一方的权力，另一方的恐惧，总是非理智权威得以建立的支撑。”因此，前者基于“平等”，而后者“就其本质而言基于的是不平等”[Erich Fromm, Man for Himself, pp. 9-10]

占有权威和成为权威的区别，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成为权威仅仅表示，特定的人由于其的个人能力和知识，而被普遍认为在特定工作上拥有能力。换种方式说，他／她是社会认可的专家。相反的，占有权威是基于由等级地位产生的地位和权力之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能力。显然，这并不意味着能力不是获得等级地位的一个要素；这只是说，真正的或所谓的最初能力被转化为了权威的头衔或地位，从而变得与个体无关了，或者说——被制度化了（或者用巴枯宁的术语说是被“官方化了”）。

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因为人们的行为方式，更多是我们成长于其中的制度的产物，而不是出于天性。换句话说，社会关系塑造了在其中的个体。这意味着并不能通过把集体还原成个体的方式，理解他们所形成集体的特征、行为和后果。也就是说，集体不但包括个体，还包括与个体的相互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会影响集体中的个体。比如显然地，“权力是通过剥夺他人的权力而行使的”，并且通过“对身体的胁迫、对经济的支配和依赖、对心理上的限制、对社会制度和惯例的影响——的以上加总，影响了每一个人对世界及其地位的观察方式。”[Martha A. Ackelsberg, Free Women of Spain, p. 41]

威权主义的社会关系，意味着把社会划分为（少数的）统治者和（多数的）被统治者，使参与其中的个体及整个社会（在精神上、感情上及身体上）贫困。在生活各个方面，人际关系被权威打上烙印，而不是被自由所铭刻。并且由于自由只能被自由所创造，从而威权主义的社会关系（和它们所要求的服从）不会也不可能教育人自由——只有对生活个方面的实际参与（自我管理）才能做到这一点。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在一个基于剥削和奴役的社会中，人类本性是退化的”，并且只有“奴役消逝之时”，才是我们“重获我们权利之日。”[Anarchism, p. 104]

当然，有人会指出，在任何集体事业中都需要合作与协调；而这种要求个人“服从”集体活动的必要性，本身就是一种权威。因此有人声称，一个民主管理的团体，与一个建立在等级权威基础上的团体，同样都是“专制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此类论点并不感到信服。我们的回答是，的确，在任何团体活动中都需要制定并遵守协议。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将“权威”一词用于描述两种本质上截然不同的决策方式，是在玩弄词藻。这样的说法模糊了自由结社与等级强制之间的根本区别，并将合作与命令混为一谈（正如我们在H.4节中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尤为热衷于这种谬误）。简单来说，群体内部的个体活动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协调——要么是专制的，要么是自由的。蒲鲁东在谈及工作场所时就明确区分了这两者：

“要么工人……仅仅是业主-资本家-推销员的雇员；要么他参与进来……[同时]在委员会有发言权，总之他将成为一个同事。

“在第一种情况，工人成为被剥削的受支配者：服从是一个他无法改变的状况……在第二种情况，他保持作为人和公民的尊严……他构成了生产机构的一部分，而过去他只是其奴隶；像在城镇中里一样，他成为了统治力量的一部分，而过去他只是被统治对象……我们无需犹豫，因为我们毫无选择……有必要在工人中建立一个联盟……因为若不这么做，人们会保持上下级关系，接着出现……由主人和工人构成的两个‘种姓’，而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极其厌恶的。”[Pierre-Joseph Proudhon,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p. 215-216]

换句话说，联盟可以基于理性权威的形式，基于自然影响，来反映自由与个体的思考、行动、感觉，并管理自己的时间及活动的能力。否则，我们就得在与别人的关系中包含奴隶的成分，包含毒化整体、以负面形式影响我们的成分（参看B.1.1节）。只有以自由意志的方式重构的社会（并且我们得补充，这个转变，也需要并将会造成精神上的改变），才允许个体“当继续发展时，能或多或少地开花结果”并在脑中驱走“由对他[或她]人为的信任所造成的、屈从的灵魂”[Nestor Makhno,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tate and Other Essays, p. 62]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最想看到的，是[别人]……通过自由接受与永不强加的原则，在我们之上行使自然及合理的影响……我们接受所有自然形成的权威，以及所有基于事实而不是权力的影响”[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55] 无政府主义者对直接民主制的自由联盟的支持，是因为这种组织形式在我们生活中会增强影响力并减少非理性权威。这类团体的成员可以建立和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批判地评价其他成员的提议和建议，接受他们所同意的或被说服的建议。如果他们对团体的指示感到不悦，也拥有离开的选择。因此，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决定了最终达成的决定的性质，而且没有人有权把意见强加到别人身上。像巴枯宁所主张的，在这类团体中“没有固定的职能，职能也不会永久不变且不可撤销地附加给某个人。等级制度和晋升将不复存在……在这种制度内，权力，严格意义上也将不复存在。权力被分散到集体中，并成为每一个人自由的真正表达方式”[Bakunin on Anarchism , p. 41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非理性的（也就是非法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等级制度——把社会里的权威制度化的等级制度。等级社会制度包括国家（参看B.2节）、私有财产及其产生的阶级体系（参看B.3节），以及资本主义（参看B.4节）。出于它们的等级性质，无政府主义者强烈反对这些制度。伏尔泰里娜·德克莱尔认为：“任何站在人们与其权利之间的社会制度或民事制度；任何使一人成为主人、另一人成为奴仆的羁绊；任何代表暴政的法律、法令或成文的规定”，无政府主义者都致力于将其摧毁。然而，等级制度也会出现在这些制度之外。比如，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参看B.1.4节）在内的等级社会关系。无政府主义者不但反对这一切，而且与它们进行斗争。因此，德克莱尔不仅反对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因为工人在工厂里“如同奴隶般劳作”，尽管“这种奴役在工作时间结束后暂告一段落”），她同样反对父权制的社会关系，因为它造就了一个“建立在奴役之上的家庭”，而这种家庭又源自“一种婚姻关系，在其中，一方的个性被出卖并转让给另一方！”[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 72, p. 17 和 p. 72]

不言而喻，尽管我们在不同章节讨论不同形式的等级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些制度及其负面影响是彼此独立的，或者可以轻易地加以区分。例如，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连，不能被视为彼此独立的体系。同样，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等社会等级制度也会被其他等级制度所利用，以维持自身的存在（例如，资本家会利用种族主义来分裂工人阶级，从而实施统治）。由此可见，仅仅废除某一种或几种等级制度，虽然值得追求，但并不足够。如果资本主义被废除，但国家依然存在，社会仍然不会是自由的（反之亦然）——如果这真的可行的话。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

“在经济意义上，一个社会完全可以是无阶级的，甚至是非剥削性的，但它仍可能在社会层面上保留等级统治和支配——无论这种统治以何种形式存在：父权制家庭、年龄和族群支配、官僚机构、意识形态操纵，或是金字塔式的劳动分工……无论是否消灭了阶级，这样的社会仍将充斥着支配关系，并伴随着命令与服从、不自由与屈辱的普遍状况，更为关键的是，它将扼杀每个个体在意识、理性、自我、创造力方面的潜能，以及掌控自身日常生活的权利。”[《走向生态社会》, pp. 14-5]

这显然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挑战阶级构成，还挑战等级制度；不仅反对物质上的剥削，也反对一切形式的支配”[Bookchin, Op. Cit., p. 1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反对等级制度，而不（像一些人错误声称的那样）仅仅是反对国家，或（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仅仅是反对经济阶级和剥削。如前面（A.2.8节）所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所有的等级制度不但有害、而且没有存在的必要，并认为存在替代品、存在更平等的方式去组织社会生活。事实上我们主张，等级权威本身会创造出其声称要反对的条件，从而倾向于自身的延续。等级化的组织会削弱底层个体直接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因此需要等级制度，需要一些人处于下令的位置，而其他人则服从命令。政府非但不能防止混乱，反而往往是其主要根源之一；而那些表面上为消除贫困而设立的官僚机构，最终却在维持贫困，因为若是没有贫困，高薪的上层管理者就要失业。那些打击药物滥用、打击犯罪等等的机构也同样如此。换句话说，等级制度所带来的权力和特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强烈的激励，使得身处高位的人不会真正解决他们本该去解决的问题。（更多讨论参看Marilyn French, Beyond Power: On Women, Men, and Morals, Summit Books, 1985.）

B.1.1 威权社会关系的效果是什么

等级权威，与边际化和弱化无权者紧密相关。这对被施加权威的人造成了负面效果，因为“那些拥有权威象征的人，以及从权威中获益的人，必须愚化从属于他们的人民的现实主义思维，也就是理性思维，并使他们相信谎言[也就是相信非理性权威是理性的和必要的]，……[因此]迷惑人民的思想，去屈从于那些陈词滥调……[并且]由于变得依赖[权威]，失去了对自己双眼所见和正义的信任，人民变得麻木愚钝。”[Erich Fromm, To Have or To Be?, p. 47]

或者用巴枯宁的话说，“当权威原则被应用于已经成熟或达到成年的个体时，它便成为一种畸形现象，成为奴役、智力与道德堕落的根源。”[God and the State, p. 41]

这一观点被工团主义矿工所响应，他们写了著作《The Miner's Next Step》，在书中指出了威权组织的本质及它对参与其中者的影响。领导地位（也就是等级权威）“暗指了权力被领导者掌握。失去权力的领导者是无能的。对权力的掌握无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即使……初衷是好的……[领导地位意味着]主动权、责任感，由男子气概[原文如此！]的表达而产生的自尊。这种自尊取自人们并被加固到领导者身上。人们的主动权、责任和自尊的总和，变成了领导者的主动权、责任和自尊……[并且]他所维持的秩序和制度是建立在对别人的压制之上，从自由思考者转变为仅仅的‘人’……简单说，他被迫成为独裁者以及民主的敌人。”的确，对于“领导者”而言，这样的边缘化可以是有益的，因为一个领导者“并不需要任何普通成员拥有高等的智力，除了他们懂得为他的行为鼓掌。的确，按照他的理解，由批判和反抗交织而成的智慧，只是一种会造成混乱的障碍。”[The Miners' Next Step, pp. 16-17 p. 15]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等级社会关系将对受制于它的人们有负面效应，他们将不再可以自由地使用其批判能力、创新能力和智力。如科林·沃德指出，人们“确实会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潜力时，便终其一生。正是因为人们去创造、参与革新、选择、判断、决定的权力，都被反过来授予了顶层的他们。”（并且一般确实是“他们”！）[Anarchy in Action, p, 42] 无政府主义，基于对制度的权威结构和个体心理素质与态度之间存在的互相作用的洞察。如果整日循规蹈矩，就很难塑造一个独立、强大和创新的人格（“权威和奴役手拉手共同前进。”[Peter Kropotkin, Anarchism, p. 81]）。像艾玛·戈尔德曼清楚表明的，如果一个人的“喜好和判断都处于统治者的意志之下”（比如老板，因为在资本主义中大部分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那么几乎不用怀疑，这样的独裁关系就“把百万的大众宣判为了无足轻重的小人物”[Red Emma Speaks, p. 36]

由于人脑是一个身体器官，它需要被经常使用以保持最佳状态。权威将决策过程集中到了上层人士手中，意味着大多数人变成了听从别人命令的执行者。如果不使用肌肉，它就会变成脂肪；如果不使用大脑，创造力、理性思维能力和精神力就会变得迟钝，大脑就会将目标转移至边缘问题，例如运动和时尚。这只会有一个负面影响：

“等级制度，催生了参与者之间的隔离和剥削关系，剥夺人们的权利并让他们与自己的真理疏远。等级使一部分人依赖另一部分，抱怨依赖者的依赖性，然后把这种依赖性作为以后施加权威的辩解……那些相对而言的支配者，倾向于给被支配者的特征下定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人若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从未被允许自主行动，那么他就注定会陷入依赖与顺从的状态。那些长期受到命令而无法独立思考的人，很快便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并且]在反抗社会规范、标准和期待时，难以按照[他们]自身的意志行动。”[Martha Ackelsberg, Free Women of Spain, pp. 19-20]

这样，用科林·沃德的话说，“制度制造了傻瓜，然后藐视他们的愚蠢无能，褒奖‘少数天才’的稀有罕见”[同上, p. 43]

这种等级制度的负面影响当然不仅限于其受害者，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同样受到影响，只是方式不同。正如我们在A.2.15节中所指出的，权力不仅腐蚀被支配者，也腐蚀掌权者。1930年代，西班牙自由青年联盟（Libertarian Youth）对此表达了如下看法：

“我们反对权威原则，因为它意味着对人类个性的侵蚀。这使一些人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并在掌权者身上激发出某些本能，使他们易于对他人的痛苦变得冷漠与残忍。”[引自何塞·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CNT》，第二卷，第76页]

等级制度使人类精神贫乏。正如布克钦所指出的：“等级制心态助长了对生活乐趣的放弃。它正当化了‘下层人’的劳苦、负罪感和牺牲，同时让‘上层人’纵情享乐、随心所欲地满足几乎所有的欲望。社会结构的客观历史，最终内化为心理结构的主观历史。”换句话说，身处等级制度之下，会促使个体内化自身的被压迫地位，以及接受它所必要的个性剥夺。布克钦强调：“等级、阶级，以及最终的国家，都渗透进人类精神的最深处，并在其中建立起无意识的内在强制力量……通过利用负罪感与自我责备，这种‘内在国家’能够在畏惧正式的国家诉诸暴力之前，就有效地控制个体的行为。”[《自由的生态》，第72页、第189页]

简而言之，“等级、阶级和国家扭曲了人类的创造力。”但这还并不是全部。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等级制度还歪曲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我们支配自然的所有观念，都源自人与人之间真实存在的支配关系……只有当我们消除一切形式的支配时……我们才能真正创造一个理性的、生态的社会。”因为“一个建立在支配关系基础上的、分裂的人性，其内部冲突不可避免地会扩展为人与自然的冲突。生态危机所表现出的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归根结底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而“资本主义的崛起，其建立的竞争、资本积累和无限增长基础上的生存法则的崛起，使这些社会与生态问题[进一步]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但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主要的生态问题根植于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可以追溯到父权文化的最初形成。”[默里·布克钦，《重塑社会》，第72页、第44页、第72页、第154-155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等级制度不仅影响人类自身，也影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当前面临的环境危机，是我们社会核心的等级权力结构的直接结果。这些结构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至少与它们对人类的损害同样严重。社会内部的问题——经济、种族、文化、性别等多重冲突——正是导致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生态失衡的根源。人类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于应对生态危机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归根结底，生态破坏植根于我们社会的组织方式：一个堕落的人类社会，最终只能塑造出一个堕落的自然世界（而资本主义及其等级制度的历史已经令人悲痛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会塑造着自身的环境，而任何塑造我们的东西，也必然会影响我们对环境的态度和行为。这意味着，等级制度（以及其催生的独裁思想）所培养出的个人，将以明确有害的方式塑造地球。这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环境以创造最符合其生存模式的条件。如果这种生存模式充满了等级、阶级、国家，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压迫、剥削和支配，那么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几乎不会更好。换句话说，社会等级制度和阶级关系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提供了正当性，并播下了这样一种观念的种子：自然界和其他人类一样，存在的目的就是被支配和利用。

这也带来了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拒绝等级制度的另一个关键理由。除了这些否定自由的负面心理效应，威权社会关系还制造了社会的不平等。这是因为一个受制于另一个权威之下的个体，不得不服从在等级社会中地位高于他的人的命令。在资本主义里这意味着工人必须服从老板的命令（详见下一节），而这些命令的目的只是让老板变得更加富有。而事实正是如此：1995年，大型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薪酬是美国普通工人的212倍，而30年前这一比例仅为44倍。事实上，仅仅从1994至1995年的一年时间里，在美国，CEO的薪水就上涨了16%，与之相比，工人的只上涨了2.8%，这甚至都跟不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而工资的停滞并不能归咎于企业利润的下降，因为当年企业利润实际上增长了14.8%。

不言而喻，权力的不平等必然会转化为财富的不平等，反之亦然。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极为深远。例如，健康状况会受到不平等的显著影响。与富人相比，穷人更容易生病，并且寿命更短。简单来说，“所处阶级越低，健康状况越差。不仅如此，即便是如失业导致收入的暂时中断，也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与较低社会等级相关的长期经济困境，会导致生理、心理和认知功能的下降（“其影响可持续十年以上”）。正如道格·亨伍德指出的：“低收入、不愉快的职业以及长期的歧视，可能会导致一些表面上是生理性的症状，这甚至连经验丰富的生物医学家也难以理解……更高的收入还与较低的精神疾病发生率相关，资产持有水平较高的人群同样如此。”[《新经济之后》，pp. 81-82]

不仅如此，不平等的程度也非常重要（例如，贫富差距的大小）。根据《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的一篇社论，“决定一个社会的道德和健康的，更多是财富分配的平均程度，而不是财富总和的多少。财富的分配越平等，社会越健康。”[Vol. 312, April 20, 1996, p. 985]

在美国的研究为此发现了压倒性的证据。George Kaplan和他的同事衡量了美国50个州内的不平等程度，并将之与包括所有死因在内的“年龄调整死亡率”相比较，便出现了一个图样：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死亡率越高。换句话说，各州的贫富差距而不是平均收入，才是对该州死亡率最准确预测。["Inequality in income and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alysis of mortality and potential pathway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312, April 20, 1996, pp. 999-1003]

这种对收入不平等的衡量，也与包括健康在内的其它社会状况相对应。一个州，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失业率和拘留率就更高，接受救济金和食品券的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的比例越高，新生儿中体重偏低的比率越高，谋杀率和暴力犯罪率越高，平均每人的医疗护理与治安保护的价格越高。此外，收入分配不均越高的州——花在每个人身上的教育经费也就越低，学校里配备给每个人的书更少，教育效果也更糟，体现在更差的阅读水平与数学技能、以及更低的高中毕业率。

当贫富差距增长（表现了在工作场所内外社会等级制度的加剧），一个人的健康会恶化，社会结构也随之崩溃。除了对标准化住房、营养、空气质量、休闲娱乐机会、以及穷人享用的医疗护理所产生的影响，处于社会底层的心理压力也对人产生负面效果。[George Davey Smith, "Income inequality and mortality: why are they related?"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312 , pp. 987-988]

简而言之，不平等对我们的健康有害：社会人口的健康程度，不仅仅关乎于经济蛋糕的大小，还取决于蛋糕是如何分配的。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除了财富的不平等之外，自由的不平等同样会对人类全体的福祉产生重要影响。根据迈克尔·马尔莫特（Michael Marmot）所著的《地位综合症：社会地位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与寿命》，在任何等级体系中，个人地位越高，其健康状况通常也越好。自主权也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等级体系中的位置越高，他所享有的自主权也越大。因此，这一实证研究的隐含结论是：自主权是健康的重要来源，一个人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掌控力越强，就越不可能患上那些典型的压力相关疾病，例如心脏病。正如公共卫生学者杰弗里·约翰逊（Jeffrey Johnson）和埃伦·霍尔（Ellen Hall）所指出的，“控制自身环境的能力，在不同阶级之间存在差异性分布。”[引自Robert Kuttnerz，《万物皆可售》，p. 153]

正如等级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人，身处一个不断受到他人要求、却几乎无法掌控自身处境的生活环境，那么他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威胁。”以心脏病为例，患病风险最高的人群“往往处于高要求、低控制、低社会支持的职业环境中。而那些工作要求高但自主权强的人，患病风险则较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个相对较小的精英阶层要求并获得了权力赋予、自我实现、自主权，及其他可以部分弥补长时间劳作之苦的满足感”，而与此同时，“流行病学数据证实，低薪、低社会地位的工人更容易经历最具临床危害性的压力形式，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缺乏掌控力。”[Kuttner，同上，p. 153 和 p. 154]

换句话说，由等级制度导致的自主权与社会参与的不平等，本身就是导致健康问题的原因之一。如果社会不平等——不仅是财富的不平等，更关键的是权力的不平等——得以减少，那么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也就是社会福利——都会得到改善。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平等主义愿景的强有力支持。一些社会结构能为更多人提供更大的自主权，而促进此类社会正义的行动正是改善公共健康的重要一步。这意味着，推广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提升自由，还能改善人们的身心健康。而这正如我们之前所论述的那样，等级制度本质上会对其所支配的人产生负面影响。

这与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人自治的支持相契合。工业心理学家发现，工作中的满足感取决于工人的“自主幅度”。毫无意外，那些能够自主做决定的工人更幸福，寿命也更长。健康的关键在于掌控自己生活各个方面——尤其是工作方面——的权力，而财富和社会地位往往决定了这种掌控力的大小。研究表明，工作控制度低的男性，其罹患新疾病（如心脏病、中风、糖尿病或普通感染）的风险要高出50%；女性的风险虽然要略低，但工作控制度仍是影响其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

正是因为“老板就是老板”这一事实，使得雇佣关系在健康问题上（以及对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如此具有破坏性。一般来说，老板越专横，工作环境就越糟糕。因此，自治的一部分是摆脱被指挥的状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此外，等级制度（权力的不平等）和剥削（物质不平等的根源）是相互关联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资本主义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工人将自己的自由出卖给老板，在一定时间内失去自主权。这种情况使剥削成为可能，因为工人所创造的财富往往多于其工资所能体现的价值。老板将两者之间的差额收入囊中，所以工人自主权的缺失则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进一步地损害他们自己的福祉。

此外，等级制度还带来了大量浪费。尽管权威的支持者喜欢强调其“高效性”，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科林·沃德所指出的，权威的存在“源于个人在指挥链中的等级……但知识与智慧并不会按照等级顺序分配，也不会在任何情况下被任何个体所垄断。任何等级化组织——无论是工厂、办公室、大学、仓库还是医院，都会因为以下两个特点而变得严重低效。首先，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们所掌握的知识与智慧，并未被纳入等级制度中领导的决策层，他们的精力往往不是被用于正式领导结构的执行，而只是使组织能够勉强运作；或者相反，他们可能会选择破坏组织的表面职能，因为这并不是他们自愿接受的安排。其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身处其中：他们之所以在这个位置上，不是出于对共同事业的认同和投入，而是由于经济上的必要性才不得不留下。”[同上，p. 41]

换句话说，等级制度阻碍了信息和知识的流动。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统治者“只能利用社会中已存在的力量——除了那些[被他们的行动]抑制和摧毁的巨大潜力，以及所有被冲突所浪费的资源；在这样一个人为的体系中，会产生不可避免而且巨大的损失。”由此可见，等级制度不仅阻碍了个人的发展、浪费了他们未能发挥的潜能；还通过降低效率和创新力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因为在等级化组织中，决策过程只限于“那些身处统治地位的人，或者由于自身地位而能够影响政策的人。”这显然意味着，等级制度“不仅不会提升社会的生产力、组织能力和保护能力，反而极大地削弱了它们，把一切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他们当然不可能拥有无所不知的能力。”[《无政府主义》，p. 38 和 p. 39]

例如国家这样的大规模等级化组织，往往伴随着官僚主义。为了收集决策所需的信息（当然，也用于控制其下属），这种官僚体系的存在是必要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官僚体系本身会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因为它持久地掌握了信息和资源。因此，等级制度“如果不在自身周围创造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就无法生存”，同时它本身也就是一个“与人民相隔绝的特权阶级。”[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p. 37 和 p. 36] 这意味着，机构上层的决策者很少真正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他们的决策，往往是在对现实影响、具体需求及涉及人群缺乏认知的情况下做出的。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总结自己在世界银行的经历时所指出的：“即便是在一个国际官僚机构内部，想要推动变革也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精力。这类组织缺乏透明度，不仅向外部世界传递的信息极少，甚至外界的信息也更难以渗透到组织内部。这种不透明性也意味着组织底层的信息很难传递到上层。”[ Globa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p. 33] 这一现象适用于任何等级化组织，无论是资本主义企业、还是民族国家。

此外，正如科林·沃德和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等级制度必然引发上下层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本身也会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这些资源和精力本可用于更有成效的活动里，却被消耗在内斗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我们在H.4.4节所讨论的，这种斗争所催生的一种武器便是“按规矩办事”（work to rule），即工人严格按照老板的指令执行每一项任务，却让整个工作场所突然陷入停滞。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工作场所之所以能够运转，并不是因为等级制度的命令，而是因为工人在工作时间内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而等级制度则压制并浪费了这种自主性。因此，一个参与式的工作场所，不仅会比资本主义等级制下的工作场所更具效率，而且还会减少资源浪费。正如我们将在J.5.12节所讨论的，等级制度及其引发的权力斗争，总是阻碍着工人参与所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并维护着资本主义企业的专制结构。

所有这些并不是意味着，等级制度底层的就是受害者、上层阶级只是收获了好处——事实远非如此。正如沃德和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等级制度就其本质而言，会在那些受其压制的人中创造反抗，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终结它的可能性（更进一步的讨论见B.1.6节）。反过来，就算是在金字塔的顶端，我们依然可以窥见等级制度的邪恶。

如果我们看看在那些处于制度顶端的人——是的，他们在物质财富，以及接触教育、休闲活动、健康等方面，经常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人性和个性。正如巴枯宁指出的，“权力和权威，对行使它们的人的腐化程度，并不亚于对被强迫服从它们的人的腐化程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49] 权力的运转是摧毁性的，甚至对那些拥有它的人也是这样，减弱了他们的个性，因为权力“使他们变得愚蠢又野蛮，甚至即使他们天生具有最高的才能。一个不停地、为了迫使一切去服从机械秩序而奋斗的人，最终会成为机械本身并失去所有的人性。”[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p. 22]

当一切被归结为等级制度时，那它就是适得其反的，因为如果“财富即他人”，那么通过轻视他人、限制他们的成长，你就失去了所有这些个体拥有的所有潜在见识和能力，从而使你自己的生活贫瘠，并限制了你自己的成长。不幸的是，目前对物质财富的关注（作为一种尤其狭隘的“个人利益”的形式），已经取代了对全面发展个体和过上充实创造性生活的关注（一种广义的个人利益，认为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并认识到与别人的关系形成和发展所有的个体）。在一个等级化、阶级化的社会里，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损失，即使是那些处于“顶端”的人。

同样显然地，从环境问题来看，等级制度也在自掘坟墓。人类生活的命运与非人类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尽管财富和权力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等级制度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但它们无法阻止这一进程。最终，这种破坏不仅会影响广大民众，也会波及精英阶层。

因此也就不奇怪，“无政府主义……致力于摧毁一切形式的权威……[并]拒绝所有等级化的组织。”[Kropotkin, Anarchism, p. 137]

B.1.2 资本主义是等级制的吗

是的。资本主义下的工人并没有将他们的劳动兑换为产品，而是把劳动本身兑换成钱。他们把自己出售一段时间，然后以工资作为回报，承诺在这段时间内服从雇主。那些付钱和发出命令的人——所有者和管理者——在等级制度的顶层；那些服从的人则在底层。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其本质上就是等级制的。

“如果工人不使用他的意愿、理解和经历去发挥其能力，能力与劳动力便不能被有效使用。劳动力的使用需要它‘主人’的在场，否则直到工人以特定方式行动使其发挥作用，或同意、被迫如此行动为止——劳动力就仅仅是一种潜能；也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劳动。若仅仅签订劳动力使用合同，却无法按照新‘所有者’的要求加以利用，那无异于是在浪费资源。‘劳动力’这一虚构概念本身无法被使用，真正被要求的是工人按照指令进行劳动。因此，雇佣合同必然在雇主与工人之间确立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简而言之，所谓工人出售其劳动力的合同，由于他实质上无法与自身的能力相分离，因此他出卖的实际是对自身身体及其使用的支配权。而获得支配他人的权利，就是成为（公民社会中的）主人。”[The Sexual Contract, pp. 150-1]

只需要将这些话，同我们在B.1节引用的蒲鲁东的评论做比较，就能看出，无政府主义者早就意识到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是等级制的。工人在工作时间内（甚至有时候在歇工时依然会）受老板的权威所支配。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总结的，“一个公司的企业或工厂，在经济上和法西斯主义是等同的：决策和控制严格地自上而下实行。”[Letters from Lexington, p. 127] 工人的选择严重受限，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选择无非就是选择把自己出租给哪一位不同的主人罢了（对于一些幸运的少数人，他们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主人）。而“主人”是恰当的词，因为正如David Ellerman提醒我们的那样，“社会似乎在大众意识中‘掩盖’了[雇主和雇员的]传统称呼就是‘主人和仆人’这一事实。”[Property and Contract in Economics, p. 103]

这种对雇佣劳动者的等级控制，造成了使工人疏远其工作，因而也与自我疏远。工人不再在工作时间内掌控自我，因此也就不再自由。因此，由于资本主义的存在，这里就存在着“土地上的压迫”，存在一种根植于当前“财产制度”的“奴役形式”，这种形式制造出“社会战争；只要现有的法律-社会条件持续下去，这种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Voltairine de Cleyre, Op. Cit., pp. 54-5]

一些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体系的花言巧语与它对受压迫者的实际影响之间的矛盾。于是大多数人使用“工人同意这种等级制度”的论点，却忽视了迫使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出卖自由的经济条件（见B.4.3节），问题立即出现：难道同意本身，就足以证明异化／出卖一个人的自由就是正当的？例如，曾有人为奴隶制和君主制（即独裁制）提供基于同意的辩护。难道我们真的想说，法西斯主义或奴隶制仅仅错在人们不同意它吗？遗憾的是，一些右翼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似乎就是得出了这个结论（见B.4节）。

于是一些人试图重新定义雇佣劳动中命令与服从的现实。两位右翼经济学家辩称：“谈论管理、指导或分配工人做不同的任务，其实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说法。实际上，雇主在不断地参与合同的重新协商，而其中的条款必须对双方都能接受。”[Arman Alchian和Harold Demsetz，Ellerman引述，同上, p. 170] 因此，雇主-雇员（或者使用旧的、更加准确的术语，主-仆）之间的合同，实际上是一系列不言而喻的合同。

然而，如果连口头合同都不值一纸契约，那么未能言明的合同又有多大的价值呢？这种“合同的重新协商”究竟意味着什么？雇员决定是否服从命令或离开，而老板决定雇员是否足够服从且生产力是否足够，以便继续留在他的控制之下？——这显然不是建立在自由和平等搭档上的关系！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辩护说“是一种具有误导性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在说明雇员是被付钱来服从的。他们之间的合同，仅仅是单方面的服从与另一单方面的权力。即使双方都可以打破合同，但这并不改变这一事实。因此，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尽管存在‘被治理者的同意’这一雇佣合同……[但它]仍然不是民主的……在就业合同中，工人将自己的法律权利转让给雇主，以便雇主在‘雇佣范围内’治理他们的活动。”[David Ellerman，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第50页]

归根结底，有一种权利是无法放弃或丧失的，那就是人格权。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们的人格，那么他们将不再是一个人，但这正是雇佣合同所强迫你放弃的。保持和发展人格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且这项权利无法让渡给他人，无论是永久还是暂时的。若是持有相反的观点，便是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某些时间段内，一个人可以不是人，而是可以被他人利用的物品。然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由于其等级本质所做的事情。

这还不是全部，通过像对待其它商品那样对待劳动力，资本主义还否认了的劳动和其它“资源”之间的关键区别——即劳动与其承载者不可分割——劳动不同于其他“财产”，它赋予了意志和能动性。所以当一个人谈到出卖劳动时，必定存在对意志的征服（也就是等级制度）。像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写：

“劳动是人类活动的另一种说法，这种活动伴随生命本身，因而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这种活动既无法与生命本身的其它部分分离，也不能被储存或调用。……允许市场机制，作为决定人类命运与自然环境的唯一主导力量——终将导致社会的崩坏。因为所谓的商品“劳动力”无法被任人摆布、滥用，甚至被置之不理，却不对作为这种特殊商品承载者的个体产生影响。在处置一个人的劳动力时，系统也顺带处置了与这一标签相关的“人”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实体。”[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72]

换句话说，劳动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试图将其简化为的商品的范畴。创造性、自我管理的工作是自豪与喜悦的源泉，也是成为完整人类的一部分。剥夺工人对工作的控制会深刻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事实上，蒲鲁东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公司“掠夺了雇佣劳动者的身体和灵魂”，并且是对“人类尊严和人格的侮辱”。[Op. Cit., p. 219] 这是因为雇佣劳动，将生产性活动和从事这项活动的人转变为商品。人们“与其说是人类，不如说是人力资源。对道德盲目的公司而言，他们是用来产生尽可能多利润的工具。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工具就像一块金属——你想用它就用，不想用就丢掉。如果你能让人类变得像工具一样，那在某种效率标准下是更有效的……那就一种基于灭绝人性的标准。你必须让他‘非人化’。这就是系统的一部分。’”[Joel Bakan，《公司》，第69页]

把劳动和生活中的其它活动分离，并使它被市场规律奴役，这就意味着湮灭其天然、有机的存在形式——一种数千年来随着人类以共享互助为基础的、合作经济活动而进化的形式——并且用以契约和竞争为基础的原子化和个人化形式，取而代之。毫不奇怪，这种关系是一个非常近期的发展，此外，它也是大量国家行动和强制的产物（参见F.8节中的相关讨论）。简单来说，“早期的劳动者……厌恶工厂，因在其中他们[或她们]感到被贬低和折磨。”尽管国家通过强制执行私有产权确保了稳定的无地产工人池；但早期的制造商也利用国家来确保低薪酬，主要是出于社会原因——只有一个被过度劳动和压迫、且没有其他选择的工人，才会同意做主人要求的任何事情。波兰尼指出，“像英国那样的法律强制和教区农奴制、像欧洲大陆那样严格的绝对主义劳动警察，像早期美洲那样的契约劳动——都是‘自愿工人’的前提。”[Op. Cit., pp. 164-5]

忽视其源于国家行动的起源，资本主义者宣称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是一种“自由”的来源，然而事实上，它是一种（非）志愿奴役的形式（更多讨论参看B.4节和A.2.14节）。因此，一个不支持经济自由（比如，工业、社会主义内的自治）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根本既不是自由意志主义的，也不相信自由的概念。资本主义建立在等级和对自由的否定之上。除非拒绝雇佣劳动的本质，否则便不能实现自由。无论资本主义支持者如何尝试，但——像卡尔·波兰尼指出的——雇佣劳动建立在某种“天然”自由上的观念，是错误的：

“为了把这种[雇佣劳动]原则表示为一种[对自由的]非干扰，就像经济自由主义者习惯做的那样，仅仅是在表达一种根深蒂固的、明确支持干涉的偏见，也就是，这样将摧毁个体间的非契约关系、并阻止自发的关系重建。”[同上, p.163]

如上所述，资本主义本身是由国家暴力所创造的，而摧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互动就是它任务的一部分。从一开始，老板们就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打击工人们联合起来反抗他们所处的等级制度、并重新主张人类价值的尝试。这种对平等者之间的自由联合形式（如工会）的打压，就像民主政府试图对体制内最恶劣的暴行进行规范一样。实际上，资本家偏爱集权的、精英主义的、和／或专制的政权，正是因为他们确信这些政权无法得到民众控制（见B.2.5节）。这是能够将基于市场力量的契约关系，强加给不愿接受的民众的——唯一方式。资本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国家下诞生的；除了支持法西斯运动外，它们也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赚取了高额利润。今天，许多跨国公司“定期与极权主义和专制政权做生意——同样，因为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事实上，美国公司正有“投资这些国家的趋势。”[Joel Bakan，Op. Cit., p. 89 和 p. 185] 或许不足为奇的是，这些政权，恰好最能够执行完全商品化劳动所必需的条件。

B.1.3 资本主义产生了怎样的等级价值观？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对伦理行为的影响只能是负面的。这源于其等级化的本质。我们认为，等级制度本质上必然会对道德产生负面影响。

正如我们在A.2.19节中所论证的，伦理学依赖于个体的自由和个体间的平等。等级制度同时侵犯了这两者，因此“道德堕落的主要来源”就是“资本主义、宗教、司法和政府”。在“经济领域，强制使得我们陷入了工业奴役；在政治领域，强制则使我们陷入了国家……[在其中]，民族……只是变成了顺从中央权威的臣民。”这一切“贡献并有力地推动了现存所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恶行的产生”，并且“证明了其在提升社会道德水平方面的绝对无能；甚至未能维持社会已达到的道德水平。”这并不奇怪，因为社会发展出了“专制的偏见”，并且“人们越来越分裂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道德水平逐渐下降……时代的精神逐渐衰退。”通过侵犯平等，通过拒绝平等者之间的社会合作，转而支持自上而下、专制的社会关系，将一些人变成他人的工具——资本主义就像国家一样，不得不去侵蚀伦理标准，因为社会的“道德水平”被“权威的实践所贬低了”。[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第137-138页，第106页和第139页]

然而，除了促进普遍的不道德行为外，资本主义还生产了一种特有的扭曲价值等级——它将人类置于财产之下。就像埃里希·弗洛姆所说的：

“人对人的使用[例如剥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体系的体现。资本家——是死亡的过去，而它雇佣着的劳动者——则是活着的精力和当下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等级价值观里面，资本家高于劳动者，累积的物品高于生命力的展现。资本家雇佣劳动者，而不是劳动者掌控资本家。掌握资本的人，命令着‘仅仅’掌握生命、人类技能、精力和创造力的人。‘死物’高于活人。资方和劳工的冲突，不仅仅是两个阶级的冲突，也不仅仅是他们为了争取分享社会产品的斗争。这是两种价值标准的冲突：在充满物质即其积累的世界，和充满生命及其生产力的世界之间的冲突。”[The Sane Society, pp. 94-95]

资本主义把人的价值仅等同于一定数量的、所谓“劳动力”的商品，换句话说，是一种物品。一个人不是作为个体——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道德和精神价值的独特人类存在——而是仅仅以其价格标签来衡量。这种人际关系被经济关系取代，最终导致人类价值被经济价值取代，给我们带来了账本的“伦理”；在这种伦理中，人们的价值由他们的收入决定。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这也导致了人类价值的堕落：

“市场经济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它那肮脏的语言取代了我们最神圣的道德和精神表达。我们现在‘投资’于我们的孩子、婚姻和个人关系，这个词现在与‘爱’与‘关怀’等词等同。我们生活在一个‘权衡’的世界里，任何情感‘交易’都要追求‘底线’。我们使用合同的术语，而不是忠诚和精神纽带的术语。”[《现代危机》，第79页]

当人类价值被算计的伦理所取代，并且只有市场和国家的法律将人们“绑定”在一起时，社会崩溃就是不可避免的。难怪在如撒切尔和里根领导下的“保守派”政府及其跨国公司掌控的“自由市场”体制中，现代资本主义目睹了犯罪和人性丧失的巨大增加。在我们现在身处的社会中，人们生活在自我构建的堡垒里、只有躲在（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是物理上的）墙壁和防御背后才“自由”。

当然，有些人喜欢数学的“伦理”。但这主要是因为——就像所有的神明一样——它给崇拜者提供了一本容易遵循的规则书。“五大于四，因此五更好”是很容易理解的。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写作时就注意到这一点：

“他们中的一些人[主人]讨厌迫使他们[把农民赶出土地]的数学。一些人害怕数学，一些人崇拜数学，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逃避思想和情感的避难所。”[The Grapes of Wrath，第34页]

这种耗费大量时间去贬低工作场所中个体的行为，必定影响了一个人的自我形象，从而反过来带入到他／她在生活中其他方面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工作时被认为是一件商品，他就会转而认为自己和别人都是商品。因此，所有的社会关系——以及最终所有的个体——都被商品化了。在资本主义里，理论上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什么都有其标价”——也许是尊严、自我价值、骄傲、荣誉——所有都成了供出售的商品。这种贬低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病态。其中的“消费主义”就可以直接追溯到个体在资本主义下的商品化。再次引用弗洛姆的话说：“东西没有自我，因此变成东西的人[例如，在劳动市场的商品化]也不可能有自我”[The Sane Society, p. 143]

然而，人们仍然感觉得到对自我的需求，所以试图用消费来填补空白。“当一个人得到新商品时，生活就会变得完整”这样关于快乐的幻想，驱使人们去消费。不幸的是，由于商品不过是更多的“东西”，它们不能提供自我的替代物，因此必须再次进行消费。这个过程当然是被广告业鼓励的，它试图说服我们购买我们并不需要的物品，因为它们会让我们变得流行／性感／快乐／自由等等（我们已经酌情删减了！）。然而，消费本身并不能真正满足购买商品所试图满足的需求。唯有基于真正人类价值的社会互动，以及创造性的、自主的劳动——才能满足这些需求。

这当然不等于说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高标准的生活或物质商品。相反，他们认识到，只有自由和美好的生活才可能让一个人衣食无忧。但自由和每天16小时的工作无法共生——平等与贫困、团结与饥饿，也同样如此。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消费主义是由神经质的、非人性的资本主义“账本”伦理导致的对消费的扭曲；它粉碎了个体及其对身份、尊严、自我的感觉。

B.1.4 为什么存在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同性恋恐惧

由于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⁵⁶（对同性恋者的憎恨／害怕）在整个社会中被制度化，对性别、种族和同性恋的压迫就成为了一种惯例。这三种恶劣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等级制中固有的、合理化统治和剥削的意识形态需求——换句话说，是“正名”和“解释”压迫和非正义的“理论”。像Tacitus所说的：“我们憎恨被我们伤害的人。”那些压迫别人的人，常常能找到把其受害者当作“劣等人”的理由，并认为他们因此罪有应得。精英需要某些方式去把他们优越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合理化。因为社会制度很明显是不公平的，并且是为精英服务的，所以注意力必须被转移到对其它较不易获得的“事实”——比如建立在生物学或“自然”基础上的、所谓的优势。因此，关于性别、种族和道德优势的学说，在等级、阶级分层的社会不免要出现。

从经济立场来看，种族主义与国内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以及国外的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在美洲和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种族主义因对人民的束缚而加强，尤其是对那些非裔人口。在美洲、澳洲和世界上的其它地方，对原始居民的屠杀及对他们领土的征用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对异族的武力支配，对统治民族而言，仿佛这是出于它自身对特殊自然品质的驾驭，换句话说，出于它的“种族”特征。于是，帝国主义者屡次诉诸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以作为他们种族主义的“自然”基础。

欧洲最初的种族优势理论之中，其中有一个是由戈比诺（Gobineau）为了给贵族对法兰西的统治建立天然的权利，于1850年代提出的。他论证道，法兰西贵族发源于日耳曼血统，而“平民”则是高卢血统或凯尔特血统，并且因为日耳曼民族是“优异”的，法国贵族也就有了天然的统治权利。尽管法兰西“平民”根本不认为这个理论有说服力，但它随后却被德国扩张的拥护者采用，并成为了德国种族意识形态的起源，被纳粹用来正当化对犹太和“非雅利安”民族的压迫。“白人的责任”（"white man's burden"）和“显而易见的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观念，大约于同时在英格兰发展起来，在美洲也以某种较低的程度地发展起来，并被用来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合理化盎格鲁-撒克逊征服和对世界的支配。

种族主义与国内外的威权主义始终如影随形。正如鲁道夫·洛克所指出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所有种族理论的倡导者，都是一切政治和社会反动势力的同盟者和辩护人、都是权力原则最残暴形式的鼓吹者……凡是认为所有政治和社会对立不过是种族血统的决定性表现的人，都是否认了思想的调和作用、否认了道德情感的共同性，并且在每一次危机中都只能诉诸暴力。事实上，种族理论不过是对权力的崇拜。”为了巩固精英阶层的权力，种族主义攻击“个人自由方面的所有成就”、以及平等不过是“我们的工业权力掌控者所设想的未来工业奴役，恐怕再没有比这更好的道德辩护理由了。”[《民族主义与文化》，第337-338页]

种族优势的观念，同样可以发现其中包含很大的国家利益。像Paul Sweezy指出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社会冲突的强化……必须被尽可能地导入无害的渠道——这里的无害，是从资产阶级规则的立场出发而说的。以种族为界限激起对抗，便是一个把注意力从阶级斗争转移掉的很方便的办法，”而阶级斗争无疑对统治阶级利益是个威胁。[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p. 311] 的确，雇主经常谨慎地在工人之间培养种族界限的分割，以作为一种“分而治之”策略（在其他情况下，如北爱尔兰或苏格兰，雇主也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宗教）。

雇主和政客经常刻意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种族分裂，作为“分而治之”战略的一部分。在其他背景下，例如沙皇俄国、北爱尔兰或苏格兰，雇主们也曾以宗教作为分裂手段。而在另一些地方，则用移民与本地出生者之间的差异来制造对立。但无论如何，最终的效果都是一样的——社会压迫，从艾玛·戈尔德曼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谴责的美国南方极端暴力（“南方猖獗的暴行，愤怒的人群将黑人私刑处死、折磨并活活烧死，而无人伸出援手、也无人发声保护他们”[《艾玛·戈尔德曼：美国岁月的纪实历史》，第一卷，第386页]），到沙皇俄国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住房歧视、就业歧视、工资歧视等问题。

对于掌权者而言，这种策略极具逻辑性，因为种族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偏见一样）可以被用来分裂工人阶级，让人们把自己所受的苦难归咎于同阶级的其他人，而非去寻找苦难真正的根源。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对自身问题的愤怒被引导至替罪羊。例如，白人工人被明里或暗里鼓励将失业、贫困和犯罪归咎于黑人或西班牙裔，而非造成这些问题的资本主义及其掌控者（通常是白人男性精英），这些掌控者直接从低工资和高利润中获益。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歧视少数族裔和女性符合其利益，因为这能直接或间接地扩大利润。当被边缘化的群体被剥夺工作和投资机会时，他们的工资水平就会被压低，从而增加企业利润。间接而言，歧视通过提高失业率、制造工人间的对立，进一步增加资本家的利润和统治权力。这些因素确保了资本主义永远不会像一些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通过“竞争”来消除歧视。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不仅曾经从种族主义遗产中获益，并且仍将继续受益。种族主义为资本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来源，并允许社会的一部分群体遭受更恶劣的待遇，从而通过降低劳动条件和其他非工资成本来提高利润。在美国，黑人从事同样的工作时的收入仍然低于白人（即便在教育水平、工作经验、职业和其他相关人口统计变量相同的情况下，黑人收入仍比白人工人低约10%）。这进一步转化为财富的不平等。1998年，黑人家庭的收入仅为白人家庭收入的54%，而黑人家庭的净资产（包括住宅）仅为白人的12%，非住宅净资产仅为白人的3%。西班牙裔的情况类似，其收入仅为白人的62%，净资产仅为4%，非住宅净资产仅为0% 。而在白人家庭中，净资产为零或负值的比例不到15%，但在黑人家庭中这一比例为27%，西班牙裔家庭则高达36% 。即使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下，黑人家庭的财富仍然远远少于白人家庭。[道格·亨伍德，《新经济之后》，第99页、第125-126页]

这一切都意味着，少数种族“在种族和阶级的双重背景下遭受压迫和剥削，并因此不得不展开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的额外斗争”[Lorenzo Kom'boa Ervin, Anarchism and the Black Revolution, p. 126 ]

只要女人开始为自己行动并要求平等的权利，性别歧视则只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在此之前，性别压迫不需要被“正当化”——它是“自然”的（当然得说，在基督教作为一种国家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崛起之前，性别平等要比现在更加得明显。虽然女人的“地位”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之内下降了，但归功于妇女运动而再次上升）。

性别压迫的本质可以从婚姻中看出来。艾玛·戈尔德曼指出，婚姻伴随着她对丈夫“任性和命令”的“完全服从”，“代表这男人对女人的主宰。”[Red Emma Speaks, p. 139] 像卡罗尔·佩特曼所写的，直到“十九世纪后期，妻子的合法地位仍与奴隶相似……一个奴隶没有独立于其主人的合法身份，并且夫妻成为了‘一个人’，作为丈夫的人。”的确，法律“建立在妻子[像]财产一样的设想上”，并唯有婚姻合同“包含了明显的要求服从的约束”[The Sexual Contract, p. 119, p. 122, p. 181]

但是，当女人开始质疑男权的设想时，就有许多理论被发展出来，用来解释为什么对女人的压迫和被男人支配是“自然”的。因为男人利用力量把他们的规则强加到女人身上，男性的“优势”被说成是其性别的“自然”产物，与更强大的生理力量联系在一起（前提是它“可能带来权力”）。在十七世纪，女性被说成是比男性更像动物，于是“证明”了在男人面前，女人和绵羊拥有同等的平等权利。更近代一点的精英则欣然接受社会生物学作为对妇女运动的回应。通过在生物学基础上“解释”对女人的压迫，一个被男人控制且为男人服务的社会制度便可以被忽略了。

女性的屈从地位同样对资本主义有经济价值（我们应该注释，戈尔德曼认为资本主义和婚姻一样，也是一种“父权安排”，两者都从人们手中掠夺了“生来就有的权力”，“阻碍”其成长，“毒化”其身体，并把人们维持在“愚昧、贫困和依赖之中。”[同上, p. 164]）。女性经常提供必要（并且无偿的）劳动力,用以（时常）维持男性工人的良好状态；并且主要是女性在（照样无偿地）培养下一代供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奴隶。另外，女性的服从为工人阶级男性提供了用以藐视的对象，并且有时候是他们得以发泄挫折（而不是在工作时搅出麻烦）的便捷的靶子。像Lucy Parsons指出的，工人阶级女性是“一种奴隶的奴隶”。

性别歧视，与所有形式的偏见一样，直接体现在收入和财富水平的差异上。在美国，2001年女性的平均工资仅为男性的57%（相比20年前的39%有所改善）。部分原因是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但即使是参与工作的女性，她们的收入也只有男性的66%（相比1980年的47%和1970年的38%有所提高）。对于全职工作的女性来说，她们的收入约为男性的76%，高于197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60%。然而，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样，这一现象部分原因在于男性收入的停滞（1998年，男性的实际收入仅比1989年增长了1%，而女性的实际收入增长了14%）。因此，女性收入的增加，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们进入了高薪、以男性为主的行业从而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更是由于自1980年代以来对工人阶级的强烈打压——去工会化和去工业化导致的大量高薪男性工作岗位的消失，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以确保家庭的经济稳定。[Henwood, 同上, 第91-92页]

如果不看平均数，而是具体分析相同职位和相同背景的变量（如工作经验、教育程度等）的情况下，女性的薪资仍比男性低约12%。毫无疑问，与种族歧视一样，这些所谓的“相关变量”本身也是由歧视塑造的。女性和黑人一样，获得面试和工作的机会都更少。性别歧视甚至影响职业类别，例如，“照护”类职业的薪资低于“非照护”类职业，仅仅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女性化的”，涉及女性在家庭中无偿承担的任务。总体而言，以女性为主的行业薪资较低。1998年，男性占比超过90%的职业，其工资中位数比平均水平高出近10%；而女性占比超过90%的职业，其工资中位数比平均水平低近25%。一项研究发现，某一行业女性比例每增加30%，该行业的平均工资就会下降10%。毫无疑问，生育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有子女的女性收入比无子女的女性低10%至15%，而男性则相反）。值得注意的是，提供产假制度的国家，女性的“孕产惩罚”要小得多。[Henwood, Op. Cit., 第95-97页]

对男女同性恋及双性恋的压迫与性别主义密不可分。一个父权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将同性恋的实践看作是正常的人类变异，因为他们模糊了死板的社会性别角色和性别陈规。大多数年轻的男同性恋者之所以维持他们的原始性取向，是由于害怕被从家里驱逐；并且所有的男同性恋者都害怕如果自由地表达性取向，某些“直的”^⁵⁷人们就会因为性取向赶走他们。与其他受到偏见压迫的群体一样，同性恋者在经济上也遭受歧视（男同性恋者的收入比异性恋男性平均低4%至7% [Henwood, Op. Cit., 第100页]）。因此，由于性取向而遭受的社会压迫体现在多个层面：从极端暴力，到在相同工作中获得更低的薪资。

对同性恋的压迫并不是因为异想天开，而是因为资本主义对核心家庭的特殊需求。核心家庭作为顺从者（使儿童在习惯于、并“尊敬”等级制和服从的独裁制的家庭中长大——参看B.1.5节）原始——也是廉价的——制造者，同时也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和保姆，为了资本主义完成了一个重要需求。非传统的性取向对家庭模型来说象征着恐慌，因为他们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角色模型。这意味着，每当资本主义试图强化“家庭价值观”（即服从权威、“传统”、“道德”等）时，同性恋者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英国颁布第28条（Clause 28）^⁵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法律规定公共机构不得推广同性恋性取向（即不得将其呈现为正常现象，而只能作为一种“堕落”或“变态”）。在美国，右翼势力同样试图妖魔化同性恋，将其作为强化父权制家庭价值观和对“传统”权威服从运动的一部分。因此，除非性别歧视被彻底消除，否则人们基于性取向的压迫也将没有尽头。

这还不是全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恐同症，不但对受压迫者有害，对施行它们（并从某些方面从中获益）的人也一样有害。只要稍加考虑，便不难发现为什么会这样。这三者隔离了工人阶级，这意味着白人、男性和异性恋者，通过维持一个低薪的、竞争性的劳动力池，确保人力池中他们的妻儿、母亲、亲朋的低工资水平，从而反过来伤害了他们自己。这种隔离给所有人造成了劣势的状况，因为资本家得到了一个利用这个廉价劳动力人力池的竞争优势，迫使所有的资本家为了在市场中生存而降低工作环境和工资（另外，通过破坏一致对抗雇主和国家的团结，这种社会阶级也许会产生被排斥的、可能在罢工时成为工贼的工人群体）。而且，“特权”部分的工人阶级也是失败的，因为他们的工资和工作环境还不如那些团结起来能争取到更好条件的人。只有老板才是真正的赢家。

这些都可以从对此主题上的研究里看出来。研究员Al Szymanski系统地洞察并科学地考察了以下设想，那就是白种人工人会从种族歧视中获利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White Gain", i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1, no. 3, June 1976, pp. 403-414]。他比较了美国“白种”和“非白种”（比如黑人、美洲土著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工人的情况，并发现了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在美国一个州内，白人与黑人工资差距越小，白人的工资相对就越比其它地方高。这意味着“白人不会在经济上从经济歧视中受益。白种工人在经济上的受益，恰恰显得是因为缺乏经济歧视……不仅在他们工资的绝对水平上，也在白人之间的相对平等上。”[p. 413]换句话说，对黑种工人工资上的歧视越少，白种工人工资更高。

（2）在美国一个给定的州中，“非白种人”在人口中占的比例越高，白人内部的不平等越严重。换句话说，贫困、受压迫工人群体的出现，降低了白种工人的工资，尽管它没怎么影响非工人阶级白人的工资（“对[非白种]人的歧视越严重，白人内部的不平等越严重”[p. 410]）。所以白种工人明显从这种歧视里遭受了经济损失。

（3）他也发现“种族歧视越强烈，白人的工资越低，这是由于……[它对]工人阶级团结[造成的影响]。”[p. 412] 换句话说，种族主义在经济上对白种工人不利，因为它破坏了黑种和白种工人间的团结并削弱了工会组织。

因此，总体来看，白人工人阶级表面上因种族主义获得了一些特权，但实际上却深受其害。因此，种族主义及其他形式的等级制度，实际上违背了那些践行它的工人阶级自身的利益——并且它削弱了工作场所和社会的团结，从而让统治阶级得利：

“只要歧视存在，种族或族裔少数群体受到压迫，整个工人阶级就会被削弱。这是因为资本家阶级能够利用种族主义来挑起种族对立，迫使工人阶级的不同群体在工作和社会资源上相互竞争，从而压低工资水平。这种分裂最终削弱了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此外，通过挑拨白人工人与黑人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对立，资本家阶级成功地阻止了工人们团结起来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只要工人们在彼此斗争，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就安如磐石。”[Lorenzo Kom'boa Ervin, Op. Cit., 第12-13页]

另外，种族、性别、同性恋带来的一种财富——不同的观点、见解、经验、文化、思想等等——也被拒绝了。他们的头脑被困在牢笼里，因为一元文化而停滞不前——而停滞，就是个性的死亡。这种形式的压迫是对施压者的去人性化，因为压迫者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存活，而是作为一种角色；因此，他们不但被生活限制，还不能自由地表达其人格（因此只能以非常有限的方式表达）。这些扭曲了压迫者的人格，并使他们的生活和人格变得贫瘠。同性恋恐慌和性别主义同样限制了所有人的灵活性，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使他们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性表达方式和性关系。性别压迫和同性恋压迫，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或整体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好处。

　　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来看，基于种族、性别或性征的压迫，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或事实上在任何基于统治和剥削的经济体制下——将永远顽强地持续下去。当“少数派”的个体成员有可能因此繁荣起来时，那么种族主义作为对不平等的合理化，对精英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工具，不会去舍弃。通过利用种族主义的结果（如贫困）来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辩护，对现状的批评又一次被关于“自然”和“生物学”的荒谬论调所取代。性别歧视和对同性恋者的歧视也是如此。

长远的解决方案很明显：拆除资本主义，并瓦解与它捆绑在一起的等级化、经济阶级分层的社会。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规避它必然导致的帝国主义和贫困，我们将同样消灭那些用来合理化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压迫、或者被用来分裂和削弱工人阶级的——种族或性别优势的意识形态的需求。然而，对抗偏见的斗争不能被推迟到革命之后。如果这样做，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这场革命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第二，即使革命成功，这些问题仍然极有可能在新社会中继续存在。因此，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像对抗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一样，在当下进行斗争并加以消除。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B.1.6节中更详细讨论的那样，通过这样做，我们不仅能在当下改善生活，同时也能加速消除这些不平等的时代到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所有人都能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体，生活在一个没有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恐同或宗教仇恨的世界里。

无须赘言，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反对那些允许其它形式等级制的、那些接受资本主义统治者及国家，并允许以权力和财富之名对人际关系和个性进行贬低的——“平等”。的确，存在让黑人、同性恋或女性享有当老板或政客的“平等机会”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却并没有没抓住要点。说“我也是！”而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只是不同的老板和新形式的压迫。我们需要观察社会是被怎样组织的，而不是观察掌权者的性别、肤色、国籍或性取向！

B.1.5 专制文明的大众心理基础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在A.3.6节提到，等级、专制制度倾向于自身延续，因为在其影响下的成长产生了服从／威权主义人格——同时（基于恐惧或惩罚）产生了“尊重”权力、渴望自己对下层人施加权力的人。拥有该性格结构的个体，并不会真正希望拆除等级制，因为他们害怕真正的自由所带来的责任。看起来对他们而言，金字塔式的社会制度是“自然的”和“正确的”，从独裁制工厂到父权家庭，上层精英进行统治，而下层人只能服从。这样，我们得到了所谓“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呼唤“自由”、却同时拥护工厂法西斯主义和私有制国家的景象。简单的说，专制主义文明会在每一代人中自我繁殖。因为通过一个渗透到社会各方面的、错综复杂的调节体系，威权文明建造了支持这种社会状况的群众。

那些对威权文明再生产过程中涉及的心理机制，进行的最透彻的分析中，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分析是其中之一。赖希把他的分析基于弗洛伊德的四项^[原文如此]最为坚实的发现，也就是：（1）大脑中存在着潜意识部分，会对行为有着强烈却非理智的影响；（2）甚至连小孩也会产生活跃的“生殖”性欲，比如，对与生育完全无关的性快感的渴望；（3）在一夫一妻制和父权制下伴随出现的亲子关系中的恋母情结冲突与童年的性欲，经常因为对惩罚的恐惧或对性行为和思想的厌恶而被压抑；（4）这种对儿童自然性活动的阻挡、以及把它从记忆中的消除，非但不能减弱它在潜意识中的力量，反而事实上把它强化了，还使它通过各种病理学的失调和反社会运动得以发泄；以及（5）：与神圣的起源相去甚远的，人类的道德法规是从家长和监护人在儿童早期使用的教育衡量标准中衍生的，其中最有效的便是对童年性欲的压抑。

赖希通过学习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li）对特罗布里恩群岛^⁵⁹岛民的研究——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的）、儿童性行为没有被镇压的，并且神经症、倒错与威权专制制度和价值观几乎不存在的社会——他得到这样的结论：父权制和独裁制的最初发展，源于部落酋长开始从他们儿子参与的某种形式的婚姻（“交表婚”^⁶⁰）而获得经济优势时。在这种婚姻里，儿子妻子的兄弟被迫为她支付嫁妆，作为延续部落的形式，这样才能扩大她丈夫的氏族（比如，酋长的氏族）。通过为他的儿子们（由于酋长一夫多妻制的特权，酋长经常有非常多的儿子）安排许多这样的婚姻，酋长宗族得以聚集财产。这样，社会开始基于财产分层为统治宗族和从属宗族。

为了保障这种“美好”婚姻的永恒，就需要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然而事实上，如果没有对童年性欲的压抑，一夫一妻制不可能得以保持——因为数据显示，被允许自由表达性欲的儿童，常常不能成功地适应终生一夫一妻制。所以，伴随着阶级分层和私有财产，专制主义的育儿方式被发展去鼓吹新父权制度再生产所依赖的性伦理。这样，在一方面的前父系社会、原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或用赖希的词“劳动民主”）、经济平等和性自由——与另一方面的父系社会、财产私有制经济、经济阶级分层和性压迫——之间，便有了历史的联系。像赖希所说的：

“每个由[母系组织]发展到父权组织形式的部落，不得不改变其成员的性关系结构，以产生协调其新的生活形式的性欲。这是一个必要的改变，因为权力和财产从民主氏族[母系氏族]到酋长的独裁家长制中的转移，主要通过性压制的帮助来贯彻。通过这种方式，性压抑成为把社会分割为不同阶级的关键因素。”

“婚姻，及其赠与的法律规定的嫁妆，成为从一种组织到另一种转变的轴心。通过观察妻子宗族对丈夫家庭的婚姻贡品加强了男性的、尤其是酋长的权力地位的事实；高地位氏族及家庭的男性成员进化出了对永久化婚姻纽带的强烈兴趣。换句话说，在这个阶段，只有男性对婚姻有兴趣。以这种方法，在当时可以被轻易瓦解的天然的劳动民主简单联盟，由于（在今天依然存在的）父权社会的基本制度，被转化为一夫一妻制。然而为了安全地保卫这种婚姻，有必要越来越强加对自然生殖竞争的约束并贬低它。”[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p. 90]

由母系到父系的社会转变中对自然性欲的压制，产生了各种反社会行为（性虐待、破坏冲动、强奸幻想，等等）；而这些行为，又不得不通过强迫接受那取代了出现在前父系社会里的自然自我调节的——强制性的道德，来被压制。通过这样，性开始被认为是“下流的”、“恶魔的”、“邪恶的”等等——它也的确通过次级内驱力的产生而变成那样了。所以：

“由后来[母系制度]（酋长家庭在母亲氏族中的经济独立、部落之间货物交易的增长、生产资料的发展等等）的改革过程，导致的父权独裁主义性规则，变成了夺取女人、儿童和青年性自由的威权意识形态的首要基础，把性变成了商品，并把性利益置于为经济征服者而设的服务中。从现在开始，性欲的确被扭曲了；它变得恶魔和邪恶，并应该被抑制。”[Reich, Op. Cit., p. 88]

在父权制刚开始占一席之地时，产生这样一个基于性压制而造成成员的心理残疾之上的、完全独裁社会，将同时伴随着：

“对儿童天然性欲的道德限制，其最后阶段是对儿童生殖性欲的严重损害，使儿童对权威、服从、‘优秀’和‘听话’等专制意义的词汇，感到害怕、羞愧和恐惧。它严重损伤了一个人的叛逆力量，因为每一种有活力的生命冲动，现在都被加上严重恐惧的负担；并且因为性是被禁止的主题，一般的思维和人的关键才能也受到约束。简而言之，道德的目的是产生顺从的主体；他会将不幸和耻辱弃置不顾、适应专制的秩序。这样，家庭就是专制国家的缩影，在其中儿童必须学会使自己做好准备，以便适应今后他所需要的总体社会调整。人们的专制主义结构——必须被明确地建立——基本上是通过把性的压抑与恐惧铭记于心”。[Reich, Op. Cit., p. 30]

这样，通过损害个体反叛的能力和为自己思考的能力，对童年性欲的抑制——当然还有对其它形式的自由、对生物能的自然表达（比如叫喊、哭泣、奔跑、跳跃等等）的抑制——变成了制造保守人格的最重要武器。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保守政客都对“加固家庭”和发扬“家庭价值”（比如，父权制、强制一夫一妻制、婚前贞洁、体罚等等）加以强调。

“因为专制社会通过专制家庭的帮助，来使自己在大众的个体结构里再生产；那么政治反应，就不得不把专制家庭视作为‘国家、文化和文明……’的基础，并捍卫它。[它是]政治反应的生殖细胞，是保守派男女最重要的生产中心。它从特定社会过程中起源并发展，并成为维护形成它的专制制度的最必不可少的制度。”[Op. Cit., pp. 104-105]

家庭，是为此目的最必要的制度。因为儿童在从出生到大约六岁之间，也就是大部分时间被父母管制时，对心理损伤最没有抵抗力。一旦儿童足够大以至于可以离开父母，学校和教堂便接手继续这个过程；但是如果父母没有在儿童生命早期建立适当的基础，它们一般不会太成功。这样，A.S. Neill发现“托儿所教育非常类似训狗。被鞭打的儿童就像被鞭打的小狗一样，变成了顺从、自卑的成人。就像我们训练狗去适应我们的目的一样，我们也能这样训练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狗舍——托儿所里，“小狗们”必须是遵守规则的；当我们认为它们该吃饭时，他们就得吃。1935年，当希特勒吹口哨发令时，我看见过成百上千顺从、奉承的狗在柏林的滕珀尔霍夫^⁶¹摇着尾巴。”[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 p. 100]

在性能量到达高峰期的少年时期，家庭同样是实施压制的代理机构。这是因为大部分家长，不但不为青少年提供与同伴不受干扰地发展性关系的隐私空间，反而事实上主动劝阻这类行为；通常（就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家庭中）需要完全禁欲——而在那个时期禁欲是最不可能的！再者，因为在资本主义环境下，青少年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父母，在社会上没有住房供应，集体宿舍也不允许性自由。年轻人除了服从非理智的父母对婚前性行为节制的要求外，没有别的选择。这接着促使他们在轿车后座这种无法放松、无法完全得到性满足的幽境中，偷偷摸摸地进行性行为。如赖希发现的，当性欲被抑制并充满焦虑时，结果往往是某种程度的（他称之为）“性高潮萎靡”：不能完全体会在性高潮释放的能量。而因为性紧张不能被完全释放，导致进入慢性的生物能量停滞状态。赖希发现，正是这种状态滋生了精神病和保守观念。（更多的细节详见第J.6节）

在这方面，若是注意到“原始”社会和它的关联就会是很有趣的，就如特罗布里恩群岛岛民一样。在他们发展到父权独裁制度之前，岛民为少年提供了特殊社区住房，让他们可以和同伴享受不受干扰的性关系——而这被社会完全许可。这种制度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它是自由观念所暗示的结果。（更多关于青少年性解放的讨论，参看J.6.5节63原文为J.6.8节，然而在15.7版本的AFAQ中已没有这一章节，推测编者忘记了同步更新正文的编号。）

民族主义情感也可以追溯到威权制家庭。一个儿童依恋其母亲当然是正常的，并且这也是所有家庭纽带的基础。主观的说，家乡和民族观念的感情核心就是母亲和家庭，因为母亲就是孩子的家乡，正如家庭就是“民族的缩影”一样。根据赖希的说法，在仔细研究了群众对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的呼吁之后，他发现，民族主义情感是家庭关系的的直接延续，并植根于和母亲固着的纽带。如赖希指出的，尽管婴儿期对母亲的依恋是自然的，但是固着的依恋则不是，反倒是一种社会产物。在青春期，如果被强加到青少年身上的非自然的性压抑，使和母亲的纽带无法常存，那么后者将让位于对其它的依恋，比如自然的性关系。正是这种形式社会条件的具现化，使得对母亲的固着成为成年人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并且它只在这个阶段才能变成保守的社会力量。

此后，那些在分析保守性格结构产生过程的方面追随赖希的作者，扩展了分析的范围，囊括了包括性压抑在内的、其它强加到儿童和青少年身上的重要压抑。比如Rianne Eisler就在其著作《Sacred Pleasure》中强调，不仅是对性的否定态度，对愉悦的否定态度同样也产生了各种有问题的人格。对快感价值的否定渗透了我们的潜意识，作为潜意识的反应。比如在大众观念中，对身体快感的享受是人性中“兽性的”一面（因此也就是“坏的”一面）；与之相对比的，是精神和“灵魂”的“高级”快感。通过这种否定身体精神层面的二元论，使得人们对享受任何感官愉悦感到罪恶——这种情况却让他们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下，为基于牺牲愉悦（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生活本身）的生活做好准备。这一切，伴随着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对群众的服从异化劳动力的要求、剥削、以及保护统治者利益的兵役等等。并且与此同时，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强调了苦难的价值，例如颂扬那些因无情的理想而受苦（并把“必要的”痛苦强加到别人身上）的、强硬而冷漠的战士英雄。

Eisler也指出，有“足够证据显示，在等级森严并惩罚严酷的家庭中长大的人们，是学会在家长面前抑制愤怒的典型例子。也有足够证据显示，这种愤怒之后常常被转移到传统上的无权群体（比如少数族裔、儿童和女人）。”[Sacred Pleasure, p. 187] 这样被压抑的愤怒之后变成了滋养保守政客的沃土；他们常常基于让少数群体为社会问题当替罪羊，从而获得群众吸引力。

正如心理学家Else Frenkel-Brunswick在《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中记载的一样，那些习惯了童年受到虐待、使意志在可怕的独裁家长的需求面前屈服的小孩，同样很大概率在未来变成在权威领导面前屈服意志的大人。Frenkel-Brunswick总结道：“换句话说，他们学会把受压抑的狂怒转向他们认为的弱者，也同时学会屈服于独裁的或‘强人的’条规。此外，由于任何反抗的暗示（甚至由于受到不公平待遇去‘顶撞’）而受到严厉惩罚后，他们也逐渐学会了使自己否认童年受到的遭遇存在问题——然后继续对自己的孩子做同样的事。”[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p. 187]

这些，只是通过产生崇拜权威及害怕自由的人格，从而延续社会现状的部分机制。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大体上反对传统的育儿方式、父权独裁制家庭（及其“价值观”）、青少年时期的性欲压制，以及教会与大多数学校教授的否定快乐、赞美痛苦的态度。为了代替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赞同非威权、非压制的育儿方式和教育方法（分别参看J.6节和J.5.13节），其目的是防止，或至少降低个体的心理残疾，让他们发展天然的自律和自主学习。我们相信，这是唯一使人成长为快乐、创新、真正喜爱自由的个体的途径。而这些个体，将为无政府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繁荣提供心理基础。

B.1.6 等级制度可能被终结吗？

由于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等级制度以其多种不同形式存在已久，并深刻地塑造着被其支配的人们——所以，一些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终结甚至减少等级制度的想法，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毕竟，既然无政府主义者自己也承认被支配者会适应等级制度，那岂不是意味着根本不可能培养出能够摆脱它的人？

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这个看法。等级制度不仅可以在具体形式上被终结，也可以在整体上被废除。因为只需回顾一下人类历史便可知，这种变革是完全可能的。曾经生活在绝对君主制下的人们，已经废除了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奴隶制和农奴制也已经被废除。亚历山大·伯克曼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许多曾被认为是真理的观念，后来都被认为是错误和邪恶的。例如君权神授、奴隶制和农奴制。曾几何时，全世界都相信这些制度是正义的、公正的、不可改变的。”然而，这些观念最终“失去了对人民的控制，被摒弃，而那些制度也随之被废除”，因为“它们仅仅对统治阶级有利”，并最终“在人民的起义和革命中，被彻底摧毁。”[《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178页] 因此，当前形式的等级制度，不太可能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例外。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的存在。马拉泰斯塔在一百多年前的评论，现在依然适用：“被压迫的大众……从未完全屈服于压迫和贫困……[并且他们]渴望着正义、自由和福祉。”[《无政府状态》，第33页] 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始终在抵抗等级制度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同样重要的是——他们也在创造非等级化的生活方式和斗争方式。这种持续不断的自我行动与自我解放过程，可以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中得以体现——在这些斗争中，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自身的梦想和希望，创造出了新的替代方案。无政府主义，正是基于这种抵抗、希望和直接行动的过程而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被压迫者在等级制度内部以及对抗等级制度的斗争中，不断孕育出自由意志主义的要素，而这些要素被提炼、概括，最终形成了所谓的无政府主义。正是这些斗争及其所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元素，使得消灭一切形式的等级制度——不仅是可取的，更是可能的。

因此，尽管等级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足为奇，但对它的抵抗也同样不令人意外。这是因为个体“并不是一张任由文化执笔书写的白纸；他[或她]是一个充满能量、并以特定方式构建起的实体；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会以特定且可察觉的方式对外部条件作出反应。”在这种“适应过程”中，人们会发展出“源于我们本性的、清晰的心理和情感反应。”[Eric Fromm, Man for Himself, p. 23 and p. 22] 例如：

“人可以适应奴役，但他的反应是智力和道德素质的下降……人也可以适应要求压抑性冲动的文化条件，但在这一适应过程中，他会发展出……神经症状。他几乎可以适应任何文化模式，但如果这些模式与他的本性相矛盾，他就会产生精神和情感上的困扰，这最终会迫使他改变这些条件，因为他无法改变自己的本性……如果……人能够毫无抵抗地适应一切环境，而不去反抗那些违背其本性的条件，那么人类就不会有历史可言。人类的进化根植于人的适应能力，以及其本性中某些不可摧毁的特质；这些特质，会促使他不断寻找更符合其内在需求的生存条件。”[同上，第22-23页]

因此，只要存在对等级制度的适应，就会出现对等级制度的反抗。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和任何等级化社会一样，面临着一种直接的矛盾。一方面，这种体系将社会划分为一个狭隘的统治阶层，而绝大多数人被（正式地）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仅仅执行少数人的决定。因此，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疏离和不满。然而在实践中，人们会试图克服这种无力感；因而等级制度本身就会在被其支配的人群中催生出对抗自己的斗争。这一过程始终在不同程度上持续地进行，并且是促成政治意识、社会变革和革命的关键因素。人们拒绝被当作物品对待（这正是等级社会所要求的），而正是这种反抗，使等级制度孕育了自身灭亡的可能性。

因为等级制度所导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和权力不平等，并不是由上帝、自然或其他超人的力量所决定的。它是特定社会体系、其制度及其运作方式的产物——一个建立在专制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体系，它不仅在物质层面上影响我们，也在心理层面上塑造我们。因此，希望依然存在。正如专制的性格特质是后天习得的(learned)，那么同样，它们也可以被忘却(unlearned)。正如卡罗尔·佩特曼所总结的那样，证据表明，“我们确实是通过参与来学习如何参与的”，而一个参与性的环境，“同样可能有效地减少个体对非民主态度的倾向。”[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p. 105] 因此，压迫自身会催生对它的抵抗，并在其中播下自身灭亡的种子。

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自我解放的重要性（参见A.2.7节），并“支持所有争取部分自由的斗争，因为我们相信，人们是在斗争中学习的，一旦开始尝到一点自由的滋味，最终就会想要全部的自由。”[马拉泰斯塔，《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195页] 通过直接行动（参见J.2节），人们发挥自身的力量，为自己挺身而出。这不仅打破了等级制度的思想灌输，也破除了等级社会关系所必需且所制造的顺从性。因此，日常反抗压迫的斗争“犹如一个训练场，培养”一个人“[对自己]在社会中应有角色的理解，增强[其]自立与独立意识，教会他们[和她们]互助与合作，并使其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他们将学会自行决策和行动，而不是依赖领袖或政客来处理[自己的]事务、维护[自己的]福利。决定自身诉求及最适合达成目标的方法的，将是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同志们共同做出决定。”[伯克曼，同上，第206页]

换句话说，斗争能够培养所有被等级制度所侵蚀的品质，从而不仅促进人们质疑和抵抗权威，最终还能彻底消灭它。这意味着任何斗争都会改变其中的参与者，使他们政治化，并通过摆脱等级制度所塑造和要求的奴性特征，来改变他们的个性。例如，在1937年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静坐罢工之后，一位目击者观察到：“汽车工人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那些积极参与斗争的女性也成为了不同类型的女性……她们走路的姿态变了，高昂起头，对自己充满信心。”[Genora (Johnson) Dollinger，收录于霍华德·津和安东尼·阿诺夫（编）的《Voices of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第349页] 这样的变化存在于所有的斗争中（参见J.4.2节）。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正如在J.1节和J.2.1节所讨论的，我们早已认识到社会斗争的解放作用，以及它在创造自由个体、构建无政府社会所需的其他先决条件方面（例如初步的社会结构——参见I.2.3节），所起的关键作用。

毫无疑问，一个像资本主义这样的等级制度体系，是无法在一个不愿屈服的工人阶级面前存续的。因此，资本家们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试图摧毁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使其服从权威——要么是不情愿地服从（因为害怕被解雇），要么是心甘情愿地服从（因为被欺骗，以为等级制度是自然的、或者因顺从而获得奖励）。然而，这一努力从未彻底得逞，因此资本主义始终充满着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持续斗争。其中一些斗争取得了胜利，一些则失败了；有些是防御性的，而有些则是进攻性的。有些斗争，如罢工，是显而易见的；而另一些，如消极怠工，则较为隐蔽。这些斗争在等级制度的两端都在进行——被统治者努力限制权威、扩大自身的自主权；而统治者则试图增强其对他人的控制权。斗争的结果各有不同。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被压迫者取得了显著的胜利；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如我们在C.8.3节所讨论的，统治阶级发动了一场无情的阶级战争，并成功地对工人阶级造成了一系列挫败。毫不意外，自那时以来，富人变得更加富有，同时也更加强大。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与当下社会中持续进行的斗争，力求以唯一可能的方式结束这一斗争——即被压迫者的胜利。其中一个关键部分，便是争取部分的自由，无论是较小的改革还是重大的变革，因为这些斗争能够增强反抗精神，并开启最终消灭等级制度的进程。在这样的斗争中，我们强调参与者的自主性，并不仅仅将其视为能在现存的不自由体系中争取更多正义与自由的手段——同时，也看作是彻底消灭他们所抗争的等级制度的方式。例如在阶级斗争中，我们主张“从最基层开始组织，从工厂和作坊开始，在所有工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不分行业、种族或国籍地进行联合。”[伯克曼，同上，第207页] 正如我们在J.5.2节所讨论的，这样的组织应由工作场所的大会运作，并成为取代资本主义工业等级制度的理想工具，从而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即工人对生产的自主管理（参见I.3节）。同样，在社区中，我们倡导建立群众集会（参见J.5.1节），不仅作为对抗国家权力的手段，也作为取代国家，实现自由、自主管理社区的方式（参见I.5节）。

因此，当前的斗争本身就架起了一座桥梁，连接着现实与可能实现的未来：

“集会和社区必须从革命进程内部生长出来；实际上，革命的进程本身，必须是大会和社区的形成，并伴随着权力的消灭。集会和社区必须成为‘战斗性的词汇’，而不是遥远的灵丹妙药。它们必须被创造出来，作为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模式，而非理论上的或纲领性的抽象物。”[默里·布克钦，《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第104页]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除了对抗国家与资本主义，我们还必须反抗所有其他形式的压迫。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不仅仅反对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和经济阶级压迫，还要同样反抗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社会等级制度，并反对恐同、宗教仇恨以及政治国家。这些压迫及其对应的斗争，并没有分散对抗阶级压迫或资本主义斗争的注意力，而是争取人类自由的核心组成部分，若忽视它们，反而将对这一斗争造成致命伤害。

在这一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鼓励并支持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通过抵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反同性恋活动，并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挑战这些观念，以捍卫自身的人性与个性。正如卡罗尔·佩特曼所指出的：“性别支配塑造了职场环境，也存在于婚姻家庭中。”[《性契约》，第142页] 这意味着，整个工人阶级必须团结一致，对抗我们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压迫——我们不仅要斗争反对自身的歧视，同时也必须支持所有正在抗争的群体，不论他们的性别、肤色或性取向。洛伦佐·康布阿·欧文（Lorenzo Kom'boa Ervin）关于反对种族主义的言论，同样适用于对抗一切形式的压迫：

“无论在何处，都必须与种族主义坚决斗争，无论它是否存在于我们的队伍之中，甚至是否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因此，我们必须终结白皮肤的特权制度，这一制度被资本家用来分裂工人阶级，并对遭受种族压迫的工人进行超额剥削。白人工人，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白人工人，必须抵制利用工人阶级的某一部分来提升自身地位，同时以种族或国籍为由，阻碍另一部分工人阶级取得进步的企图。这种白人工人运动中的阶级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必须被直接挑战并击败。在超额剥削制度和全球的白人至上主义被彻底终结之前，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的团结。”[《无政府主义与黑人革命》，第128页]

在争取平等的道路上，可以也确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虽然至今仍然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言：“无论在何处，女性都不是按照其工作的价值来被对待的，而是按照她的性别。”[戈尔德曼，Red Emma Speaks ，第177页] 教育体系依然带有父权制色彩，年轻女性仍常被引导远离传统上被视为“男性”的学科和职业（这不仅教导儿童接受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划分，还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内化这些限制），但女性、黑人和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地位，也确实有所改善。这些进步源自历史上不断涌现的自行组织、自我解放运动，而这些运动不仅是短期内抗击压迫的关键，同时也为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和国家，创造了长期变革的可能性。

艾玛·戈尔德曼认为，解放始于“女性的灵魂之中。”只有通过内心的解放过程——即被压迫者认识自身的价值，尊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他们才能真正有效地对抗（并最终战胜）外部的压迫与偏见。只有当你尊重自己，才能让他人尊重你。那些反对偏见、对抗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男性、白人和异性恋者，必须同时支持被压迫群体，并拒绝纵容自己或他人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或同性恋恐惧症行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劳工运动中不允许任何一名成员被歧视、被压制、被忽视……工人[及其他]组织必须建立在所有成员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这种平等意味着，只有当每位工人都是自由和独立的个体，并基于共同利益与他人合作时，整个工人组织才能成功运作并变得强大。”[洛伦佐·康布阿·欧文，《无政府主义与黑人革命》，第127-128页]

我们必须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同时尊重彼此的差异。因为多样性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乐趣，而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平等与一致性混为一谈。通过内部的自我解放以及对外部压迫的团结抗争，我们可以与偏见作斗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可以在社会革命发生之前就被削弱，甚至几乎消除。而实现这一点的方式就是：受压迫者自行组织，独立自主地反抗，不再接受种族、性别或性取向方面的侮辱，并拒绝让他人逍遥法外（这对促使他人意识到自身的态度和行为——甚至是他们自己未曾察觉的偏见——至关重要）。

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自由女性”（Mujeres Libres）运动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参与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和无政府主义伊比利亚联合会（F.A.I.）的女性无政府主义者自主组织起来，不仅在更广泛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中提出性别歧视的问题，还致力于提高女性在自由意志主义组织中的参与度，推动女性对抗男性压迫，实现自我解放。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不得不与“革命性的”男性同志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作斗争。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所著的《西班牙的自由女性》是对此运动的出色记录，也为所有关心自由的人提供了重要启示。几十年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妇女运动也采取了类似的方式，旨在挑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统性别歧视和父权制。她们同样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为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需求而斗争。个体在其中相互支持，并在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获取力量，以推进个人层面的抗争。

这一进程的另一个关键部分，是让这些自主组织积极支持其他正在斗争的人（包括占主导地位的种族／性别／性取向的成员）。这种切实的团结与交流，在与斗争本身对参与者的激进化作用相结合时，可以帮助消除偏见与歧视，从而瓦解压迫我们所有人的社会等级制度。例如，1984-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期间，同性恋群体对矿工的支持，使得这些群体在许多矿工游行中获得了最显著的位置。另一个例子是1912年伦敦的犹太移民工人大罢工，与此同时，伦敦码头工人也在进行一场大罢工。“共同的斗争让犹太工人和非犹太工人团结在一起。他们举行了联合罢工会议，并在大型联合示威中由同样的演讲者发表讲话。”这场犹太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给血汗工厂制度带来了“致命一击。在这次胜利之后，英国工人开始用全然不同的眼光看待犹太工人。”然而，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仍在继续，许多码头工人的家庭陷入极度困境。胜利的犹太罢工者发起了一场运动，“将一些码头工人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中。”这种实际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犹太工人和非犹太工人之间的友谊。”[鲁道夫·洛克尔，《伦敦岁月》，第129页、第131页] 这种团结在1936年10月得到了回报，当时的码头工人站在了阻止莫斯利的法西斯黑衫军穿越犹太社区的最前线（即著名的缆索街战役）。

对于白人、男性和异性恋者而言，唯一符合无政府主义原则的立场就是支持他人的斗争，拒绝容忍他人的偏见，并根除自身的恐惧与偏见（同时也不应该对自我解放斗争不加任何批判——团结并不意味着放弃思考！）。这显然意味着要在所有工人阶级组织与活动中纳入对社会压迫问题的关注，确保任何被压迫群体都不会在其中被边缘化。

唯有如此，才能削弱这些社会病症的影响，并创造一个更美好、无等级的社会体系。伤害一人，即是伤害所有人。（An injury to one is an injury to all. ）

B.2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

正如之前提到的（参看B.1节），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有形式的等级权威。然而历史上，他们把大多数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反对特定的两种主要形式上。其一是资本主义，其二是国家。这两种形式的权威有着共生关系，并不能被简单地分开：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事实和观念。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制度相互支撑、相互强化。

“它们之间相互联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通过因果关系紧密相连的。”[克鲁泡特金，《进化与环境》，第94页]

因此在这一节中，除了解释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我们也将有必要分析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国家？如马拉泰斯塔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过去和现在使用国家这个词，用来表示政治、立法、司法、军事和金融机构的总和——它们从人们中夺走对他们自己事务的管理、夺走对他们个人行为的控制、夺走对他们个人安全的责任——并将这一切委托给别人；而受委托者通过霸占或授权，被授予为每件事和每个人制定法律的权力，并且强迫人们遵守它们。如果需要，就动用集体力量。”[Anarchy, p. 13]

“对于我们而言，政府[或者国家]是为所有统治者而设的……他们有权力设立法律去管理人际关系，并观察它们怎样被实施……[并且]他们或多或少地拥有利用整个社区的社会能力的权力，包括体力、智力和经济上的能力，为了强迫每个人去实施统治者的愿望。而这种权力，在我们看来，构建出了政府和权威的起源”[Op. Cit., p. 19]

克鲁泡特金提出了类似的分析，认为国家“不仅包括社会之上存在的一个权力，还包括领土集中以及多种社会职能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必须发展一个完整的立法和监管机制，以便将某些阶级置于其他阶级的统治之下。”[克鲁泡特金，《国家：它的历史角色》，第10页] 对于巴枯宁来说，所有的国家“本质上只是通过……一个特权少数阶层来管理群众的机器，所谓的特权阶层声称比人民自身更了解人民的真正利益。”[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211页] 在这个问题上，默里·布克钦写道：

“至少，国家是一个专业的社会强迫体系——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管理体系，正如公众和许多政治理论家仍天真地看待它那样。‘专业’这个词应该像‘强迫’这个词一样受到强调……只有当强迫被制度化为一种专业的、系统的和有组织的社会控制形式——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被从社区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不仅要‘管理’它，而且还要在暴力垄断的支持下进行管理时——我们才能真正说它是一个国家。”[默里·布克钦，《重塑社会》，第66页]

正如布克钦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国家就是社会”的想法，或者拒绝将任何人类聚集和组织在一起的群体都视为是一种国家。克鲁泡特金指出，这种混淆解释了为何“无政府主义者常因‘想要摧毁社会’而受到指责，并被批评倡导回到‘每个人与所有人的永恒战争’状态。”这种立场“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在国家出现之前，已经在社会中生活了数千年”，因此，国家“只是社会在历史进程中所呈现的形式之一。”[Op. Cit., p. 10]

因此，国家不仅仅是个人或民族的联邦，正如马拉泰斯塔强调的，不能用来描述“聚集在特定领土上的人类集体、并由此构成的所谓社会单元，不论这些集体是如何组织的，或它们之间的关系状态如何。”它不能“仅仅作为社会的同义词来使用。”[Op. Cit., p. 17] 国家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基于某些关键特征，因此我们主张，“‘国家’一词……应该保留用于那些具有等级制度和集中化的社会。”[彼得·克鲁泡特金，《伦理学》，p. 317f] 因此，国家“是一种历史性的、过渡性的制度，是社会的一种暂时形式”，而且其“完全消亡”是可能的，因为“国家不是社会。”[巴枯宁，《巴枯宁选集》，p. 151]

总结来说，国家是人类事务在特定地区组织的特定方式，这种方式以某些制度为标志，而这些制度又具有某些特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是一种单一的实体，从其诞生到今天始终保持不变。国家在许多方面上会有所不同，尤其是在它们的权威程度、官僚体制的大小及其组织方式上。因此，我们有君主制、寡头制、神权制、党派独裁以及（或多或少的）民主制国家。有古代的国家，其中只有最低限度的官僚体制；也有现代的国家，拥有庞大的官僚体制。

此外，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治制度……始终是存在于社会核心的经济制度的表现。”这意味着，无论国家如何变化，它“始终受制于经济体制，并且始终是经济体制的表现，同时也是维持它和使其神圣化的力量。”不用多说，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也并不总是精确匹配，有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会滞后于正在发生的经济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它将被突然抛弃，并以适应新经济体制的方式进行重塑。”[克鲁泡特金，《反叛者的言论》，p. 118]

有时，国家可以改变其形式，以保护其所代表的经济体制。因此我们看到，民主国家在面对民众起义和运动时会转变为独裁政体。智利的皮诺切特、西班牙的佛朗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都是巴枯宁评论的显著例证。他指出，虽然“没有任何政府，能像共和国那样更好地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但如果需要镇压“无产阶级的起义”，那个阶级“宁愿……转向军事独裁。”[巴枯宁，Bakunin on Anarchism，p. 417]

然而，尽管国家可能会改变其形式，但它仍然具有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可以识别一个社会制度是否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国家有以下三个特征：

在这三个方面里，最后一种（中央集权、等级制的本性）最为重要。仅仅因为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就保证了社会分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需要专业机构的产生，以便加强分化）。因此，我们发现巴枯宁提出，“有了国家，就必须伴随着……通过立法和政府的形式，形成所有从上至下的社会生活组织。”[《巴枯宁的政治哲学》，p. 242] 换句话说，“人民并没有自我治理。”[克鲁泡特金，Op. Cit.，p. 120]

这一方面也暗示了其余的方面。在一个国家中，所有居住在该地区的人都受制于国家，将自己服从于构成权力机构的个人，而这些个人统治着该领土。为了执行这一少数人的意志，他们必须在该领土内拥有对暴力的垄断。由于国家成员集体垄断了政治决策权，他们作为一个特权团体，与整个社会的其他成员有着地位和身份上的分隔，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依赖其他人来执行自己的意志。这就需要一种专业化的机构来执行他们的决定，这不是由武装人民来做，而是由警察或军队来执行。

基于以上说法，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就是国家构成的关键。如果没有这种划分，我们就不需要垄断暴力，也不会有任何带有权力和等级制的社会组织（如许多无国家的“原始”部落中所存在的，这在未来的无政府社会中将继续存在）。而且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划分即使在民主国家中也存在，因为“有了国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始终存在等级和身份上的差异。即使它是一个民主制度，在其中即使我们假设今天的统治者明天不再是统治者，但身份上的差异依然存在。在一个民主体系中，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统治，而且这些人也无一例外地来自于精英阶层。”[哈罗德·巴克利，《国家》，p. 23-24]

因此，“政府的本质”在于“它是一个发展出了自身利益的、独立存在的事物，”，所以它是“一个为了自身利益存在的制度，掠夺人民，并教导人民任何有助于使其稳固其地位的东西。”[沃尔泰琳·德·克莱尔，《沃尔泰琳·德·克莱尔读本》，p. 27 和 p. 26] 因此，“专制主义并不完全体现在国家或权力的形式上，而是体现在国家和政治权力的原则本身。”[巴枯宁，Op. Cit.，p. 211]

由于国家是少数人手中权力的代表团，那么它显然基于等级制度。这种权利代表团导致被选举人与选举他们的群众隔离，并在它们的控制之外（见B.2.4节）。另外，由于被选举人被给授权各种事务，而且被要求做出决定，所以一个官僚机构很快围绕他们发展起来，以便协助他们做出决定。然而，由于这种官僚机构对信息的控制及其常驻性，它很快比被选举的官员拥有更多权力。因此，“一个高度复杂的国家机器……导致形成了一个特别关注国家管理的阶级。这个阶级利用其积累的经验，开始为个人利益欺骗其他人。”[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与革命的选集》，p. 61] 这意味着那些（所谓的）人民公仆比他们所服务的人拥有更多权力，就像政客比选举人有更多权力一样。所有类国家（即等级制）形式的组织不可避免地在它们周围滋生出官僚主义。无论官方的规章制度是怎么规定的，这种官僚主义很快会成为体系中事实上的实权集中点。

这种对普通人的边缘化和弱化（也是对官僚机构的强化），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的关键原因。这种安排保证了个体被弱化，被官僚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条规奴役，以便把一个人降级为一个物品或一串数字，而不是独一无二的、拥有希望、理想、思想和感情的个体。正如蒲鲁东有力的论证道：

“被统治，等于是被不仅毫无权力还无德无能的生物，监视、检查、侦察、指导、约法、编号、登记、灌输、传道、控制、评价、估值、责备、命令……被统治，等于是在每一次的操纵、每一次交易中，被——记录、注册、登记、征税、盖章、测量、编号、评估、认证、审定、警告、禁止、劝诫、修正、处罚。正是在公共事业的借口下，及大众利益名义下，人们被置于贡献、训练、赎身、剥削、垄断、勒索、压榨、迷惑、抢劫——之下；然后，哪怕作为最轻抵抗的抱怨，遭来的第一个词就是镇压、罚款、藐视、骚扰、跟踪、虐待、棒打、缴械、扼喉、监禁、审判、定罪、枪毙、驱逐、牺牲、出卖、背叛；并且，为了粉饰所有这些，便去嘲笑、挖苦、激怒、玷污。这就是政府；这就是它的正义；这就是它的伦理。”[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294]

国家的性质如此——任何行为，不论多么邪恶，如果有助于推进国家及其所保护的少数群体的利益，都会变得正当。如巴枯宁所言：

“国家……是对人性最公然、最愚弄、最彻底的否定。它破坏了地球上所有人类的普遍团结，只是为了把其中一些人聚集在一起，目的是摧毁、征服并奴役其余所有人……

“这种对人性公然的否定，构成了国家的本质；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其至高无上的责任和最大的美德……因此，冒犯、压迫、掠夺、抢劫、刺杀、奴役人类的同胞，虽然通常被视为犯罪。然而在公共生活中，如果从爱国主义的角度看，当这些事情是为了国家更至高的荣耀、为了保存或扩展的国家权力而做时，一切——都会转化为责任和美德。而这种美德，这种责任，是每一个爱国公民的义务；每个人都应该行使它们，不仅针对外国人，也针对本国的同胞……只要出于国家福利的需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国家诞生以来，政治世界一直并且仍将是无限制的无赖和强盗行为的舞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古代和现代国家的整个历史，不过是一系列令人反感的罪行；为什么过去和现在的国王和部长，所有时代、所有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官、官僚和战士——如果仅从道德和人类正义的角度来审判——他们早应当被判苦役或绞刑，执行千百次都不足惜。没有任何恐怖、残忍、亵渎、伪证、欺诈、臭名昭著的买卖、损人利己的抢劫、肆无忌惮的掠夺或行径卑劣的背叛——是国家代表者们没有做过或没有每天在进行的，唯一的借口就是那几个灵活的词汇，这些词汇既方便又可怕：‘为了国家。’”[巴枯宁，《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pp. 133-4]

政府习惯于对它所宣称代表的人民撒谎，以此来为战争、削减（甚至摧毁）公民的自由和人权、用多数人的利益惠及少数人的政策，以及其他的罪行——辩护。如果其臣民抗议，国家便会毫不犹豫地使用任何被认为必要的暴力，来将反抗者重新拉回正轨（并将这种镇压称为“法律与秩序”）。这种镇压包括使用暗杀小分队、将酷刑的制度化、集体惩罚、无限期监禁以及其他极端的恐怖行为。

难怪国家通常花费如此多的时间确保其人民的（误导）教育——只有通过掩盖（甚至隐藏）其实际做法，它才能确保那些被统治者的忠诚。国家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其臣民试图控制国家、并将其约束于人们所施加之标准的，一连串尝试。

考虑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是“最终的”等级结构，掌握着广泛的范围和致命的力量，并且拥有包括上一节所述的所有与权威相关的负面特征，这种行为并不令人惊讶。巴枯宁曾辩称：“任何逻辑学上的和直接的国家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权威原则上的，即这种原则是一种极其神学的、形而上学的、政治的思想，认为大众始终无法自我治理，必须随时服从于一种以某种方式从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智慧与正义的仁爱枷锁。”[巴枯宁，《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p. 142] 这种权威体系必然是集中的、等级化的和官僚化的。而由于其集中的、等级化的和官僚化的性质，国家成为了社会的巨大负担，限制了社会的成长与发展，使得人民的控制变得不可能。正如巴枯宁所说：

“所谓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一般利益’……[在]实际上是……对各地区、公社和协会、以及大量个体的积极利益的——普遍和永久性的否定……[其中]所有国家最崇高的愿望和生力，都被伪善地牺牲和埋葬。”[《巴枯宁的政治哲学》，p. 207]

这绝不是问题的全部。除了其明显的等级化形式，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的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作为社会中经济主导阶级的保护者，特别是保护其免受其他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挑战。这意味着在当前体制下，资本家“需要国家来合法化他们的抢劫手段，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p. 16] 正如我们在B.2.1节中讨论的，国家，就是私有财产的捍卫者（见B.3节讨论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私有财产的含义，以及它与个人财物的区别）。

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支配的机制是由企业精英控制的（因此，大公司往往被认为属于更广泛的“国家复合体”）。事实上，正如我们在F.8节中更深入讨论的那样，“国家过去一直是，并且现在依然是，资本主义及其对大众的权力的、直接或间接地主要支柱与创造者。”[克鲁泡特金，《进化与环境》，p. 97] 我们在B.2.3节指出了这种支配在代议制民主中的实现方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仅仅是经济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的那样，“一个特殊的阶级（政府），通过必要的镇压手段存在，旨在合法化并保护拥有阶级免受工人要求的影响……它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创造特权，并且，若可能的话，使得拥有阶级本身也处于支配之下。”[《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p. 183] 因此，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与经济统治精英相区别，甚至与其对立。这意味着国家和资本主义都需要被废除，因为前者是与后者是一样独立的（且具有压迫性和剥削性的）阶级。这一国家的特性在B.2.6节中有所讨论。

作为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国家不仅仅参与政治上的支配，还涉及经济上的支配。这种支配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从仅仅维护资本主义财产权利，到实际上拥有工作场所并直接剥削劳动力。因此，每个国家都以某种方式干预经济。虽然这种干预通常是为了有利于经济上的主导阶级，但它也可能会试图缓解资本主义市场的反社会性质，并规范其最严重的滥用行为。我们在B.2.2节中讨论了国家的这一方面。

无需多言，标志着国家特征的并不是偶然发展来的。如我们在H.3.7节中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持有进化的视角。这意味着，国家之所以具有等级性特征，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和角色。正如B.2.4节和B.2.5节所指出的，国家的集中化是确保精英统治所必需的，并且是有意地并积极地创造出来的。这意味着，国家从其本质上讲是自上而下的机构，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国家“拥有其传统、等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便“无法作为解放的工具”。[克鲁泡特金，《进化与环境》，p. 78]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旨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一种基于自下而上的决策和消除等级制度的去中心化形式。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国家的共同特征，但他们也承认某些形式的国家比其他形式更好。例如民主国家，通常比独裁政权或君主制具有更少的压迫性。因此，得出“在批评民主政府时，我们就显示出了我们对君主制的偏爱”的结论是错误的。“我们坚信，即使最不完美的共和国，也比最开明的君主制好一千倍。”[巴枯宁，《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p. 144]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国家的本质或作用。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并不是依赖于国家的善意，而是人民站起来反抗国家并行使自治的结果。如果任其自生自灭，国家很快就会将它所说捍卫的自由和权利变成空头法律——那些在纸面上看起来美好，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施的条文。

因此，在本节的其余部分中，我们将讨论国家及其角色、它对社会自由的影响，以及谁从国家的存在中受益。克鲁泡特金的经典文章《国家：它的历史角色》值得进一步阅读，了解这个主题。哈罗德·巴克利的《国家》是一本关于国家起源、它在千年间来的变化以及现代国家本质的良好概述。

B.2.1 国家的主要职能是什么

国家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集中化的权力和暴力垄断，保证特定社会中现存的社会关系及其来源。用马拉泰斯塔的话来说，国家基本上是“财产所有者的宪兵”。这是因为有“两种压迫人们的方式：一种是通过直接的、物理上的暴力；另一种是通过剥夺他们的生存手段，进而迫使他们只能投降。”拥有阶级“逐渐将生产手段、生活的真正来源——农业、工业、贸易等——集中到自己手中，最终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凭借其手段的优越性……最终更多或更公开地将政治权力，即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其成为自己的宪兵。”[Op. Cit., p. 23, p. 21 和 p. 22]

因此，国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政治表现”，并因此，“它是拥有或控制社区财富之人的代表，亦是那些创造财富的工作者的压迫者。”[尼古拉斯·沃尔特，《论无政府主义》，p. 37] 因此，说国家是社会寄生虫的剥削工具，一点也不夸张。

国家通过保护某些经济垄断来确保其统治精英的剥削特权，而这些垄断正是其成员财富的来源。这些经济特权的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当前体制下，这意味着捍卫资本主义财产权（见B.3.2节）。这种服务被称为“保护私有财产”，并被认为是国家的两项主要职能之一，而另一项职能是确保个人的“人身安全”。然而，尽管宣称有第二个目标，但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关注的是保护财产（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定义的“财产”，见B.3.1节）。

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推断出，“人身安全”、“防止犯罪”等等参考的概念，大多数不过是合理化国家的存在，以及为维持精英力量和优势提供掩护烟幕。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处理这些问题。当然，国家是会处理这些问题，但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任何“源自对人类社会有益之习惯的法律……都被统治者用来神圣化自己的统治。而这些法律通过对民众的恐惧和惩罚来维持。”[《无政府主义》，p. 215]

简单来说，如果国家“仅仅呈现出一堆对统治者有用的规定，那它将很难确保得到接受和服从”，因此，法律反映了“对社会本质上至关重要的习惯”，但这些习惯“巧妙地与统治阶层强加的习俗交织在一起，并且两者都要求群众给予同等的尊重”。因此，国家的法律具有“双重的特性”。虽然它的“起源，是统治阶级希望使自己为自身利益强加的习惯得以永久化”，它也通过法律化“对社会有益的习惯，而这些习惯却不需要法律来确保尊重”——这些习惯与那些“只对统治者有益、对大众有害，并且仅凭恐惧惩罚来维持的习惯”不同。[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p. 205-206] 举个明显的例子，我们看到国家以保护个人财产为名，对广大公众强加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并借此捍卫精英及其财富和权力的来源，抵御那些受其压迫的人们。

此外，尽管国家在保护人身安全（特别是精英阶层的人身安全）方面有一些的兴趣，但绝大多数针对个人的犯罪行为，都是因为贫困和由于国家支持的剥削所造成的异化驱动的，同时，这也来自于国家自己保护私有财产的暴力手段所造成的对暴力的麻木。换句话说，国家通过指责它自己（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帮助制造的社会恶行，来为其存在合理化。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坚持，如果没有国家和它产生的滋生犯罪的环境，便有可能由分权、志愿的社区协会来富有同情心地（非刑罚地）处理极少数根深蒂固的、有可能常存的暴力人士（参看I.5.8节）。

无政府主义者很清楚现代国家所扮演的真正角色。国家，代表着与私有财产相关的资本主义和权威关系得以延续的重要强制性机制。对财产的保护，基本上是保证所有者对非所有者进行社会统治的方法；这在社会中都不但以整体形式出现，而且在详细的情况下，也由特定的老板对特定的工人群体进行。阶级统治是财产所有者对财产使用者施加的权威，也是国家维护这种统治（及产生它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职能。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说，“富人完全知道，如果国家的机制停止保护他们，那么他们对劳动阶级的权力便会立即消失。”[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98] 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持国家统治就是一回事。

“因为政府的首要目标，除了单纯的压制身体暴力外，就是制定决定社会成员财产关系的规则。所以既然主导阶级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那么他们就必然从政府那里获得符合其经济过程延续所需的规则，或者他们必须自己控制政府机关。”[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quoted by Howard Zinn, 同上, p. 89]

国家的这个任务——保护资本主义和财产所有者的财产、权力和权威——同样也被亚当·斯密所提到：

“财产的不平等……在人们中导致一定程度的权威和服从，而这是在之前不可能出现的。它由此产生了某些程度上为保存自己而不可或缺的民事政府……[也是]为了保持和保障那种权威和从属地位。特别是富人，就必然有兴趣支持那种能够确保他们拥有自身利益的秩序。财富较少的人联合起来捍卫财富较多的人对其财产的占有，以便财富较多的人能够联合起来捍卫他们对自身财产的占有……他们较小的权威的维持依赖于较大权威的维持；而他们的顺从，又依赖于较大权威使他们的下属维持顺从的能力。他们构成了一种小贵族，感到有兴趣捍卫自己的财产，并支持自己小统治者的权威，以便他能够捍卫他们的财产并支持他们的权威。若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民事政府，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富人对抗穷人，或者保护拥有财产的人对抗没有财产的人。”[《国富论》, book 5, pp. 412-3]

这在现代国家的理论和历史中得到了体现。像约翰·洛克这样的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家，就毫不犹豫地发展出一种以保护私人财产为核心的国家理论。这一观点在美国革命中得到了体现。例如，美国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就曾说过：“拥有国家的人应该治理国家。”[引自诺姆·乔姆斯基，《理解权力》，第315页] 这就是美国“民主”建国国父的座右铭，并且至今依然延续。

简而言之，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如巴枯宁所说：

“国家就是权威、统治和力量，由掌握财产的、所谓的开明阶级组织起来，对抗大众……国家的统治……[确保了]只有特权阶级能够得到代表。”[The Basic Bakunin，第140页]

在当前体制下，因为国家的“中央集权、法律（总是由少数人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制定）以及司法法院（主要是为了维护权威和资本而设立）”，国家被认为是“资本的主要防线”。因此，国家就是“所有政府的使命……就是通过武力保护和维持拥有阶级的特权。”因此，在“个人与国家的斗争中，无政府主义……站在个人这一边，而不是国家那一边；站在社会这一边，而不是压迫它的权威那一边”，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国家并不超越与社会之上，而是独立于构成它的阶级之外。[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第149-150页，第214页，第192-193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国家的角色仅仅看作是代表人民或“民族”的利益。因为“当生产、金融和商业——以及它们带来的社会政治过程——控制在‘私人权力集权’的手中时，民主，就是一种空洞的借口。那些主导社会的人所提出的“国家利益”只是他们的特殊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国家利益”的讨论只会加剧迷惑和压迫。”[诺姆·乔姆斯基，《激进的优先事项》，第52页] 正如我们在D.6节讨论的那样，民族主义始终反映的是精英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构成一个民族的普通人民的利益。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将这种概念视为一种骗局（即利用你对居住地区的情感，来进一步为统治阶级的目的和权力服务）。

事实上，国家作为统治精英的保护者之一，在国际上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捍卫“国家”（即精英）利益，抵御其他国家的精英。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国家由“与其国内特定利益群体密切相关的部长”代表。“贸易部长反映了商业社区的关切”，“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与金融界紧密相连；他们来自金融公司，在任职期间，服务过后他们就回到这些公司……这些人从金融界的视角看待世界。”不足为奇的是，“任何机构的决定自然反映了做出决定者的视角和利益”，因此，“国际经济机构的政策常常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商业和金融利益紧密相关。”[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第19-20页]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情况在所谓的民主国家中并没有改变。然而，在这些国家中，国家的主要功能被“民主”外表所掩盖，借助代表制选举系统，使得国家看似是由人民自我治理的。因此巴枯宁写道，现代国家“结合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所需的两种条件：国家的中央集权以及对……人民的实际征服……人民表面上由少数人代表，但实际上是由他们统治。”[同上，第210页] 国家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将在B.2.3节中讨论。

B.2.2 国家有附属职能吗？

有的。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国家是维持阶级统治的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仅仅限于捍卫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捍卫这些关系的经济和政治根源。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仅仅停留在这一最低限度的活动上。除了捍卫富人、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所偏好的特定财产权外，国家还有许多其他的附属职能。

这些职能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因此，列出所有这些职能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要回答为什么国家会有这些职能则较为直接。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种主要的附属职能。第一种是国家通过某种方式帮助统治阶级，不仅仅是捍卫他们的财产，还在国内或国际上推动他们的利益。第二种是保护社会免受资本主义市场负面效应的影响。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两点，并且为了简洁和相关性，我们将集中讨论资本主义（另见D.1节）。

国家的第一种主要附属职能，体现在当它以某种方式干预社会来帮助资本主义阶级时。这可以表现为显而易见的干预形式，如补贴、减税、非招标的政府合同、对老旧低效产业的保护性关税、给予某些公司或个人实际的垄断权、当被国家官僚认为某些公司“太重要”以至于不能倒闭时对它们的救助，等等。然而，国家的干预远不止这些，而且有时还以更隐晦的方式进行。通常，它的干预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通常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去解决（至少在初期是如此）。这些干预旨在造福整个资本家阶级，而不仅仅是特定的个人、公司或行业。

这些干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包括国家对工业的资金支持（例如军事开支）；建立私人资本无法提供的社会基础设施（如铁路、高速公路）；为公司提供它们无法承担的研究资金；为保护新兴产业免受更有效率的国际竞争而实施的保护性关税（这一政策是成功工业化的关键，因为它允许资本家剥削消费者，从而让他们变得富裕并增加可用于投资的资金）；给予资本家优先获取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机会；为广大公众提供教育，确保他们具备资本家和国家所要求的技能和态度（学校教育的一个关键内容，便是如何忍受无聊、适应等级制度并服从命令）；进行帝国主义式的商业冒险，通过建立殖民地或客户国（或保护公民在海外投资的资本）来创造市场或获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在经济衰退和停滞时，政府通过支出刺激消费者需求；保持“自然”失业水平，以便用它来鞭策工人阶级，从而确保他们为更少的报酬生产更多的商品；通过操控利率来尝试减少商业周期的影响，并削弱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胜利。

这些行动及类似的行为，确保了国家在资本主义中的关键角色“本质上是将风险和成本社会化，并将权力和利润私有化。”毫不奇怪的是，“尽管有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讨论，但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国家在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比重仍然在不断增长。”[诺姆·乔姆斯基，《流氓国家》，第189页] 因此David Deleon说到：

“首先，国家，依然是一个为延续支配性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服务的制度，无论通过例如军队的代理，还是法庭、政治或警方的代理……当前的国家已获得……[相对于国家暴力——作为经常首先使用、总是最后诉诸的手段——]更不那么原始的方式，去加强它们的财产制度。国家可以通过防止关键企业破产、通过利率操纵经济、通过对教会和学校进行税款优待来支持等级制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其它的策略——来管理、调整或解决经济压力。在本质上，它不是中性的制度；它对社会现状来说十分有力。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是一个以绕着资本转的、保持着系统平衡的陀螺。假如，某个经济部门赚取某个水平的利润，而这损害了系统的剩余部分——例如石油生产商导致公愤并提升成本——国家可以通过税收、或鼓励竞争来重新分配那些利润。”["Anarchism on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the state: some basic notes", Reinventing Anarchy, pp. 71-72]

换句话说，国家通过保护资本主义制度来保障资本家阶级整体的长期利益（并确保其自身的生存）。这一角色可能会与个别资本家甚至整个统治阶级的部分利益发生冲突（见B.2.6节）。但这种冲突并不会改变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警察”的角色。事实上，国家可以被视为一种手段，（以一种和平且看似独立的方式）用来解决上层阶级之间关于如何维持现有制度的争议。

必须强调的是，这一附属职能绝非偶然产生，而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成功的工业社会一直依赖于偏离市场的正统观念，同时却将其国内外的受害者推向市场的纪律。”[诺姆·乔姆斯基，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第113页]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干预的规模大幅增加，但国家的角色是作为资本家阶级的积极推动者，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所暗示的被动保护者（即作为财产的捍卫者）；这一角色一直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特征。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每一个国家通过征税、并通过为地主、棉花大亨、铁路巨头、收税官等建立垄断，迫使农民和工业工人过着贫困的生活……我们只需环顾四周，就会看到在欧洲和美国，国家是如何为了资本家在本国以及更远的被征服土地上（即其帝国的一部分）建立垄断。”[《进化与环境》，第97页]

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泡特金所指的“垄断”，并不是指某个公司对市场的完全控制，而是指一般的特权和利益。这一点至今仍然存在，例如通过将产业私有化，但为这些产业提供国家补贴；或者通过（被错误认为的）“自由贸易”协议对世界市场实施保护主义措施，如知识产权等。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很少依赖纯粹的经济权力，来保持资本家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无论是在国内之于工人阶级，还是在国际上之于竞争的外国精英）。尽管在少数情况下，国家会将干预简化为仅仅保护资本主义的财产权，从而接近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但这并不是系统的常态——直接的暴力，即国家行动，几乎总是作为补充。

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时期尤为明显。当时，资产阶级希望并利用国家的权力来“调节”工资（即将工资压低到利润最大化的水平，并迫使人们定期上班），延长工作时间，确保工人依赖雇佣劳动作为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例如，通过圈地、强制执行无人占有土地的财产权等手段）。由于资本主义并不是社会中的“自然”发展，资本主义的持续运作往往需要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最初建立该体制就依赖暴力，后来能够在没有进一步的干预存活下去，也不能因此使这个系统变得不再是国家主义体制）。因此，“调节”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干预继续用于使市场对富人有利，迫使工人按照老板的条件出售劳动力。

这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旨在防止可能威胁到资本主义经济效率、或威胁到资本家社会经济地位的——更大恶果。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为处于精英统治下的人群提供积极的利益（尽管这可能是一个副作用）。这使得我们来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国家干预，即社会通过国家来保护自己免受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侵蚀的努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本质上反社会的系统。通过将劳动（人民）和土地（环境）视为商品，它必然会瓦解社区并削弱生态系统。这无疑会伤害到那些受它支配的人，结果导致社会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干预，以减轻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因此，这一方面是市场的历史性运动，这一运动没有内在的限制，威胁着社会的生存；另一方面是社会自然的自我保护倾向，推动其创造保护自身的制度。将这一点，与代表被压迫者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反对最严重的不平等和权力滥用的立场结合起来——我们便看到国家有可能采取行动去遏制系统最严重的过度行为，以保持整体系统的运作。毕竟，政府“不能希望社会崩溃，因为那将意味着它和统治阶级将失去剥削的源泉。”[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第25页]

毋庸置疑，任何社会保障体系的推动通常来自于底层，来自那些最直接受到资本主义负面影响的人们。在大规模抗议的压力下，国家可能会为了防止在不威胁到整体系统完整性的情况下，而对工人阶级做出某些让步。因此，社会斗争，是理解国家历年来获得的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的话）附属职能的动力（这同样适用于亲资本主义的职能，因为这些通常是为了提升资本家利润和权力，而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

国家立法规定工作日的长度就是这一点的显著例子。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家的经济地位稳固，因此，国家毫不犹豫地忽视了工时延长的问题，允许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并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提高利润率。即使爆发了抗议，军队也会去处理。然而，随着工人开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缩短工作日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要求，革命社会主义的热情也开始围绕这一点发展。为了平息这一威胁（而且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资本家而言是最坏的局面），国家通过了减少工作日长度的立法。

最初，国家纯粹是资本阶级的保护者，利用其权力，在多数人使用财产的情况下捍卫少数人对财产的控制（也就是压制工人运动，让资本家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在第二个阶段，国家则是为了消除对整体系统完整性构成威胁的工人运动，而向工人阶级做出让步。毋庸置疑，一旦工人的斗争平息下来，那么通过市场的正常运作，工人的议价能力便会减弱（见B.4.3节），关于工作日的立法便很快变成了“空头法律”，被忽视而不再执行。

这表明，在推动建立、维持和扩展“自由市场”和保护人民及社会免受市场运作后果的努力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与冲突。谁能赢得这场冲突，取决于参与方面的相对力量（改革的内容也由此决定）。归根结底，国家所作出的让步，它也能够收回。因此，福利国家的兴衰——其最初是为了防止更革命性的变革而设立的（见D.1.3节），并没有根本挑战雇佣劳动的存在，作为调节资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它是有用的。但当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需求发生冲突，且统治精英足够强大时，它便会被“改革”（也就是变得更糟，而非更好）。

当然，这种形式的国家干预并不会改变国家作为少数人权力工具的性质。事实上，这种性质必然会塑造国家会如何实施社会保护；即使在国家承接了某些职能时，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资本阶级的即时利益，而非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在承受来自大众的压力、或试图修复资本主义市场所造成的伤害时，国家的阶级性质和等级性也会扭转结果，使之主要有利于资本阶级或国家本身。这一点可以通过劳动法的执行方式看出。例如，即使是国家的“善意”职能，也受到其等级化性质的渗透和支配。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的：

“政府的基本职能……通常是压迫和剥削群众，是保卫压迫者和剥削者……的确，对于这些基本职能……其它的职能已经在历史进展中被补充……然而把其它对社会生活有用的活动……与其压迫和掠夺活动相结合的政府……几乎从未出现过。但是这一点无法让我们忽视政府天生具有压迫性的事实……以及政府的起源和姿态就无可避免地偏向保卫和加强统治阶级的事实；它显然地肯定和加强这种地位……如果明白它如何以及为什么实行这些职能，便足以发现——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被统治欲所激发，并总是被武装以便去保卫、延展和保持其优势，以及那些国家同时意味着代表和保护者的阶级——的实际证据。”[Op. Cit., pp. 23-4]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改革应该被废除（而替代方案往往更糟糕，正如新自由主义所展现的那样），它仅仅承认国家不是一个中立的机构，不能指望它像中立个体一样行事。讽刺的是，这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中社会保障改革的另一个方面：它们有助于提升公关形象。通过表面上关心那些受到资本主义伤害的群体的利益，国家能够掩盖其真正的性质：

“如果一个政府不把自己的本性隐藏在总体用途的借口后面，就不可能使自己持久；如果它不显现出对所有人类生活的尊重，就不可能强求对特权者生活的尊重；如果它不装作是所有人权力的保护者，就不可能强求对少数特权者的认同。”[同上, pp. 20-1]

显然，国家作为统治精英的工具，几乎无法依赖国家去控制由那些精英阶层所运行的这个体系。正如我们在下一节所讨论的，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国家也是由富人掌控和管理的，这使得在没有大量民众压力的情况下，有利于人民的立法难以出台或难以得到执行。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直接行动和议会外组织的原因（详细内容请参见J.2和J.5节）。最终，甚至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权利也是直接行动的产物，是“人民之间的群众运动”通过“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这些权利，而他们永远不会自愿同意这些权利”所取得的。[Rocker, 《无政府工团主义》, 第75页]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统治精英及其辩护者讨厌任何不符合其利益的立法——而当然，对其自身使用国家机器却保持沉默。正如本杰明·塔克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者赫伯特·斯宾塞所指出的，“在他大量的例证中……他每次都举出一些法律，至少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劳动、减轻苦难或促进人民福祉……但他从未一次提到那些更为致命且根深蒂固的恶果，这些恶果源于无数创造特权并维持垄断的法律。”[《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第45页] 这种虚伪令人震惊，但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支持者中却是司空见惯。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附属职能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可以通过一系列零散的改革，转变为一个主要服务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仁慈系统。相反，这些职能源于并补充了国家作为资本主义财产和它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保护者的基本角色——即资本家剥削能力的基础。因此，改革可以修改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但永远无法威胁到它的基础。

总结来说，尽管国家代表雇主阶级进行干预的程度和性质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干预始终存在。无论它执行哪些超出保护私有财产的主要职能，承担哪些附带职能，国家始终充当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原则甚至适用于那些由广大民众强加于国家的附带职能——即便是最受欢迎的改革，如果可能的话，也会被扭曲以便为国家或资本服务。这并不是要忽视所有改革的尝试，而是意味着——我们，这些被压迫者，需要认识到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组织来改善我们的境况。

B.2.3 统治阶级是如何维持对国家的控制的？

在有一些制度中，经济上进行统治少数派如何控制国家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封建主义中，土地由封建领主拥有，他们直接剥削农民。经济和政治权力合并在同一群体——地主的手中。专制主义时期，君主将封建领主纳入自己的权力之下，封建主义相对分散的特性被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取代。

正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成为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模仿的对象。国王被议会取代，议会则最初是通过有限的选举票选产生的。在这种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中，精英如何维持对国家机器的控制也是（同样）显而易见的。由于投票权是基于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因此实际上排除了穷人有任何（官方的）权利去决定政府的行为。哲学家如约翰·洛克对此提出了理论——工人阶级被视为国家政策的对象，而不是提名政府的公民（即财产拥有者）的一部分。在这一视角下，国家就像一个股份公司。拥有阶级是股东，负责提名董事会成员；而广大的民众则是工人，无法决定管理人员，且只能听从命令。

正如预期的那样，这种制度是大多数受其支配的人所强烈反感的。这样的“古典自由”政权是一种外来的、专制的统治，缺乏人民的合法性，且完全不对广大的民众负责。显而易见，凭借有限选举产生的政府，不可能公平对待那些没有实际财产的人。可以预见，统治精英利用他们控制的国家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利益，并削弱对其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潜在抵抗。这也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在“良好治理”和“自由”的幌子下掩盖了他们的权力。此外，像专制统治一样，有限选举被许多受其支配的人视为对自由和个人尊严的侮辱。

因此，普选权的呼声和反对财产资格限制选举权的立场应运而生。对于许多积极分子（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这样的制度意味着工人阶级将掌握“政治权力”，因此有能力一劳永逸地结束阶级制度。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相信这一点，认为“普选权在一个基于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中，将不过是一个骗局和陷阱”并且“是巩固拥有阶级在自由主义和正义的幌子下，永久统治人民、牺牲人民的自由的最可靠方式，”。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普选权“可以被人民用来争取经济和社会平等。它始终并且必然是一个敌视人民的工具，支持资产阶级的事实上的独裁。”[巴枯宁，《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224页]

通过自下而上的广泛民众运动，男性工人阶级和后来的女性工人阶级获得了选举权。虽然精英阶层为维持其特权地位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最终他们被打败了。可悲的是，普选权的历史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是所谓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的独裁政权。现代历史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权力的上升：因民众运动而出现的（代议制）民主，以及资本主义势力持续成功地削弱和控制民主的过程。

这一过程通过三大主要机制得以实现，这些机制共同作用，有效地阻碍了民主的发展。这三大机制是财富壁垒、官僚壁垒，最后是资本壁垒。我们将依次讨论每个机制，所有这些机制都确保“代议制民主”仍然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克鲁泡特金，《一名反叛者的话》，第127页]

财富壁垒是最为显而易见的。竞选需要资金。197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总支出为6690万美元。1984年为1.036亿美元，1996年为2.399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这些数字又有所增长。2000年为3.431亿美元，2004年为7.179亿美元。这些资金大多数由两大主要候选人花费。2000年，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什花费了巨额的1.8592亿美元，而他的民主党对手阿尔·戈尔花费了1.2003亿美元。四年后，布什花费了3.4526亿美元，而约翰·克里仅花费了3.1003亿美元。

其他选举活动同样花费巨大。2000年，美国众议院的获胜候选人平均花费81.6万美元，而获胜的参议员平均花费700万美元。即使是地方选举也需要大量的筹款。例如，一位伊利诺伊州众议院的候选人筹集了超过65万美元，而另一位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候选人筹集了73.7万美元。在英国，类似的巨额支出也同样让人咋舌。在2001年的大选中，工党总共花费了约1094万英镑，保守党花费了约1275万英镑，而（排名第三的）自由民主党则花费了约136万英镑。

要筹集这些资金，就需要寻找并讨好富有的捐赠者，换句话说，就是承诺他们的利益将得到积极地照顾。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小额捐款筹集大量资金，但实际上这是非常困难的。要筹集100万美元，你需要说服50个百万富翁每人捐赠2万美元，或者说服2万人每人捐赠50美元。考虑到对富人来说，2万美元几乎是零花钱，所以政客们显然更倾向于争取少数富人，而不是多数普通人。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大公司和大企业。集中精力争取少数富有的个人或公司，要比争取众多普通选民来得更加高效且节省时间和精力。

显而易见：谁出了钱，谁说了算。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这意味着富人和商界说了算。美国的公司竞选捐款和政策回报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部分大额竞选捐款，毫不奇怪地——来自公司。为候选人捐赠大额资金的富裕个人，大多数是CEO和公司董事会成员。而且，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许多公司会同时向多个政党捐款。

毫无疑问，企业和富人期待他们的投资能得到回报。这一点在乔治·W·布什政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竞选活动一直依赖于能源行业（从他担任德克萨斯州州长时起，这些行业就开始支持他）。那时臭名昭著的安然公司（及其CEO肯尼斯·雷）是布什2000年竞选活动中的最大捐款者之一。上台后，布什推动了许多有利于该行业的政策（比如在全国范围内放松环保法规，就像他在德克萨斯州所做的那样）。他在华尔街的支持者也没有惊讶于布什试图将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信用卡公司看到共和党在2005年对破产人群施加更大压力，也并不感觉奇怪。通过资助布什，这些公司确保政府推动他们的利益，而非那些投票选举的人民利益。

这意味着，正如所说的，“由于资源和决策权在社会中的分配……政治阶层和文化管理者通常会与主导私人经济的部门联系在一起；他们要么直接来自这些部门，要么期望加入其中。”[乔姆斯基，《必要的幻想》，第23页] 这一点可以从乔治·W·布什在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在一次精英募款宴会上的一句俏皮话中看出：“这真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体——富有者和更富有者。有些人称你们为精英；我则称你们为我的支持者。”不出所料：

“在现实世界中，国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掌握资源的群体决定的，最终是因为这些群体拥有和管理私人经济，或是因为他们是富裕的专业人士。政府行政部门的主要决策职位通常由大企业、银行和投资公司代表担任，一些主要为企业利益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因此代表的是所有者和管理者的广泛利益，而非某个狭隘的利益群体……立法机构则更加多样，但其成员仍然大多数来自商业和专业阶层。”[乔姆斯基，《权力与意识形态》，第116-117页]

这并不是政治与商业之间唯一的联系。许多政客还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拥有公司股份、土地和其他形式的财产收入等。因此，他们与他们声称代表的绝大多数选民并不相似，反而更像是代表了少数的富裕阶层。将这些外部收入与高薪结合起来（在英国，议员的薪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政客们就能跻身成为那最富有的1%。因此，我们不仅看到精英阶层共享共同利益，政客们本身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此，他们几乎无法被称为是在代表普通民众，反而处于一个对涉及财产立法的投票具有既得利益的立场。

一些人为这些第二职业和外部投资辩解，认为它们让政客们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从而使他们成为更好的政治家。然而，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出，那就是这些外部利益从来不会涉及在麦当劳翻汉堡或在流水线上打螺丝。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政客寻求体验普通人生活的感觉。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论点确实有其道理。这些工作和收入确实让政客与精英阶层，而非大众，保持联系。而既然国家的任务是保护精英阶层的利益，不得不承认这种与精英共享利益和收入的情况只能有助于实现这一任务！

然后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过程，那就是政客一旦离开政治，便进入企业阶层工作（特别是进入那些他们曾宣称要代表公众监管的公司）。这一现象被称为“旋转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过程现在变得更加恶化。现在，许多高级政府官员直接来自强大公司的高管办公室。游说者被任命为曾经试图影响的职位的负责人。那些负责监管的人与那些被监管的，几乎变得无法区分。

因此，政客与资本家密切相连。财富选择他们、资助他们，并在他们任职期间为他们提供工作和收入。最后，一旦他们离开政治，常常会获得企业界的董事职务或其他工作。难怪资本阶级能够保持对国家的控制。

这还不是全部。财富壁垒也间接地发挥作用，其形式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大公司和精英阶层能够借此游说政客。在美国，华盛顿拥有一大批近24,000名注册游说者，这些游说者代表着企业利益，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这些游说者的工作就是说服政客们以某种方式投票，以推动他们公司客户的利益，从而进一步将政治议程倾向于商业利益。这个游说行业相当庞大，且几乎完全为大企业和精英阶层服务。财富确保了资源的平等获取机会和影响政治进程的能力，而它被少数人垄断：“那些为普通公民利益而奋斗的反向游说组织在哪儿？那些为他们利益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去哪儿了？可惜，它们根本没有出现。”[Joel Bakan, 《公司》, p. 107]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最终是由普通民众来投票选举政治人物。这时，财富的间接影响便开始显现，特别是媒体和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 PR）行业的作用。如我们在D.3节中讨论的，现代媒体由大企业主导，毫不意外地反映了他们的利益。这意味着媒体对选民如何看待政党、特定政治人物和候选人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激进派政党，最好的情况下会被资本主义媒体忽视，最坏的情况则是受到诽谤和攻击。这将对其选举前景产生负面影响，且会迫使受影响的政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应对负面媒体报道。公共关系行业也产生类似的影响，尽管它的优势在于无需表现得如实或公正。再加上精英和企业资助的“智库”影响，政治体制天平的倾向性就显而易见，它始终偏向资本阶级（见D.2节）。

“商业阶级通过资助政治竞选、购买高价游说者、以及奖励前政府官员以高薪职位，完全主导了政府。[政治人物]完全依赖于这些公司资金支付新兴的职业阶层，包括公关顾问、市场营销人员和社会科学家——他们管理和推广事业和候选人，这些基本上与广告宣传卖车、时尚、药品和其他商品的方式类似。”[John Stauber 和 Sheldon Rampton, 《有毒污泥对你有益》，第78页]

这就是第一个壁垒，财富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仅凭这一点，就足以成为阻止民主的有效障碍，因此，通常它自身就足够强大。然而，有时人们能透过媒体的扭曲，投票给改革派甚至激进派候选人。不过正如我们在J.2.6节中讨论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竞选公职的最终效果是将相关政党逐渐去激进化。革命党变成改革党，改革党则最终维护资本主义，并引入与其承诺相反的政策。所以，虽然激进党派不太可能被选上并且在过程中保持激进，但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即使这样一个党派真的进入了政府，剩下的两个壁垒将开始发挥作用：官僚壁垒和资本壁垒。

国家官僚机构的存在，是确保国家保持作为统治阶级的“警察”的关键特征；我们稍后将在J.2.2节（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把选举当作变革手段？）中详细讨论。简单来说，选举上任的政治人物相对于国家官僚机构处于劣势。后者是一个永久性的权力集中体，而前者则随时更迭。因此，官僚机构有能力通过官僚惯性来制服任何的反叛政府，歪曲和隐藏必要的信息，并将自己的议程强加给那些理论上是他们上司、但实际上依赖于官僚机构的政治人物。更不用说，如果一切都失败了，国家官僚机构还可以打出最后的王牌：军事政变。

这种威胁在许多国家中得到了应用，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发展中国家（通常借助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帝国主义）。伊朗（1953年）和智利（1973年）的政变，就是这一过程的两个例子。然而，所谓的发达国家也并不免疫于此。意大利、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可以看作是军事政变的变种（尤其是西班牙，在那里法西斯主义是由军方强行推行的）。富有的商人资助了准军事力量来打击工人运动，这些力量由退役军人组成。甚至美国的新政也曾受到过类似政变的威胁。[Joel Bakan, 同上，第86-95页] 虽然这些政权保护了资本的利益，因此得到了资本的支持，但它们对资本主义而言也存在问题。正如最初推动资本主义的专制主义一样，这种政府也可能会有自大的情结。这意味着军事政变只会在最后动用资本壁垒并且失败时，才会发生。

资本壁垒显然与财富壁垒相关，因为它与巨大财富所产生的权力有关。然而，它在应用上有所不同。财富壁垒限制了谁能进入公职，而资本壁垒控制了进入公职的人。换句话说，资本壁垒是一种经济力量，能够施加于任何采取资本家阶级不喜欢政策的政府。

我们可以通过新闻报道来感知其影响力，例如“市场”对政府、政策和法律变化“表示欢迎”。在1992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约200万成年人）拥有35%的股票，而前10%拥有超过81%的股票——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市场“意见”实际上代表的是国家人口中最富有的1-5%（及其财务专家）的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他们对投资和生产的控制。考虑到美国底层90%人口的投资资本比例仅为23%，而最富有的0.5%拥有29%，股票的所有权更为集中（前5%拥有95%的股份），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道格·亨伍德认为股市是“非常富有的阶级拥有整个经济生产资本”的方式，是“政治权力”的来源，也是影响政府政策的手段。[《华尔街：阶级勒索》]

机制非常简单。资本能够进行资本外流（资本撤资）并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使国家成为其仆从的强大武器。公司和精英们可以选择在国内或国外投资、参与货币市场投机等。如果大量投资者或公司失去对政府的信心，他们只需要停止国内投资，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国内的普通民众会感受到这一结果，需求下降，裁员增加，经济衰退随之而来。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

“在资本主义民主中，必须满足的是资本家的利益；否则就没有投资、没有生产、没有工作，也没有可以哪怕稍微满足大众的需求的资源。”[Turning the Tide，第233页]

这确保了精英对政府的控制，因为私人权力所认为不受欢迎的政府政策将很快被推翻。所谓的“商业信心”对政治体系的影响，确保了民主臣服于大企业膝下。正如马拉泰斯塔总结的那样：

“即使是普选制的——我们可以说，即使更甚于普选制的——政府，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仆人和宪兵。如果政府表现得可能采取敌对态度，或者民主可能不再是欺骗人民的伪装——资产阶级会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将迅速反应，并会凭借其财富动用所有影响力和力量，将政府召回其作为资产阶级宪兵的位置。”[《无政府主义》，第23页]

正是由于这些障碍，国家虽然在理论上是一个民主制度，但仍然是资本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机器仍然是少数人通过剥削多数人来丰富自己的工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免于受到大众压力的影响。远非如此。正如上一节所示，被压迫者的直接行动已经迫使国家实施了重要的改革。同样，出于捍卫社会免受脱缰的资本主义负面影响的需要，国家也可能通过民粹主义措施（特别是在替代方案可能比允许改革更糟糕时，例如发生革命）来推动改革。关键在于，这些改变并不是国家的自然职能。

因此，由于他们的经济资产，依赖这些资产获取收入的精英——即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和地主，能够从他们剥削的人群中积累巨额财富。这将社会分化为一个经济阶级的等级制度体系，顶端是少数拥有财产的精英，底端是没有财产的多数人，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财富差距。然后，由于选举以及游说或贿赂立法者需要巨大的财富，拥有财产的精英能够通过“金钱的力量”控制政治过程——进而控制国家。总之：

“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能从富裕阶层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正如它无法解放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化……至少，没有哪个民主国家会危及商业企业的角色。只有富人和有钱人，才能够发起可行的竞选活动并担任这样的职位。在民主制下，政府的变化不过是从一个精英集团到另一个精英集团的轮换。”[哈罗德·巴克利，同上，第47页]

换句话说，精英通过巨大的财富差距控制政治，从而确保了这些差距的延续，也就确保了精英的控制地位。通过这种方式，顶端的关键政治决策免受底层人民的重大影响。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障碍并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源于国家结构的安排。通过有效地削弱群众的权力、并将权力集中到组成政府的少数人手中，国家的本质确保了它始终处于精英控制之下。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资本阶级就支持集权化的原因。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节中讨论这一点。

（关于统治精英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参见C. Wright Mills的《权力精英》[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参见Ralph Miliband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基础书籍，1969]和《分裂的社会》[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G. William Domhoff的《谁统治美国？》[普伦蒂斯霍尔，1967]；以及《现在谁统治美国？1980年代的观点》[塔奇斯通，1983]）。

B.2.4 国家集权是如何影响自由的？

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每隔四年左右投票选举一个高度集权和官僚化机器的公众代表，就意味着普通人控制着国家，并因此是自由的。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在任何一个中央集权的权力体系中，普通民众对于影响自身事务的决策几乎没有发言权，因此，他们的自由受到极大限制。

当然，指出这一观点的错误性，并不意味着自由共和制与法西斯或君主制国家之间没有区别。事实远非如此。选举权是人民从统治者手中争取来的重要胜利。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有在赢得普选权之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才成为可能，或者可以通过普选实现。事实也远非如此。我们只是指出，能够选择统治者，相较于被强行赋予统治者而言，确实是一种进步。此外，既然某些人被认为有能力选择他们统治者，那么逻辑上，他们也应当有能力不受统治。

然而，在民主国家中，尽管人民被宣布为“主权者”，但实际上他们却将自身的权力让渡出去，把对自己事务的控制权交给了一小批人。换句话说，自由被简化为每四到五年仅有一次的机会来“选择统治者”，而这些统治者的职责是“可以对任何事务立法，并使其决定成为法律。”[克鲁泡特金，《一名反叛者的话》，第122页、第123页]

换句话说，代议制民主既不是“自由”，也不是“自我管理”。它的本质在于将权力转移给少数人，而这些人随后便以你的名义施以治理（施以暴政）。任何其他的理解都是无稽之谈。因此，尽管我们可以选择一位政治家来以我们的名义执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在任何实质意义上代表投票给他们的人。事实已经无数次地证明，“代议制”政府可以在无视大多数人意见的同时，仍然高谈阔论地赞美自己正在践踏的“民主”（英国的新工党在入侵伊拉克前夕的表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⁶²）鉴于政治家一旦当选便可以在接下来的四到五年内随心所欲地行动，因此，仅凭选票来实现人民的控制，显然既无效、也毫无实际意义。

事实上，这种“民主”几乎总是意味着，选出的政客在反对派面前嘴上说一套、执政后做另一套。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会在合适的时候忽视自己的竞选纲领；而最坏的情况，则是推行与其竞选承诺完全相反的政策。这是一种这样的“民主”：即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抗议某项政策，他们的“代表性”政府依然可以无视他们的声音（与此同时，这些代表却极力维护企业利润和权力，并用陈词滥调安抚选民，让他们勒紧裤腰带）。充其量，我们只能说民主政府往往比其他形式的政府压迫性稍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等同于自由。

国家集权正是确保这种局面得以维持，并导致自由被不断贬损的机制。

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即便其高层官员是经选举产生的，也都带有专制和集权的特征。权力集中在中央（或顶层），这意味着社会变成了“一个由外部强加的、服从于中央集权观念的一堆尘埃。”[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引自马丁·布伯，《通往乌托邦之路》，第29页] 因为一旦当选，高层官员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而在所有官僚体系中，许多重要决策实际上都是由非民选的官员做出的。这意味着，“民主国家”本质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在民主国家中，通过所谓的多数票选举统治者是一种欺骗伎俩，使个人误以为自己掌控了局势。他们选择某些人来为自己执行任务，但他们并无法保证这些任务会按自己的意愿执行。他们实际上是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这些人，赋予他们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强加自身意志的权利。选举公职人员无异于在压迫者之间做出有限的选择……议会民主本质上是寡头政治，只是让大众误以为自己已将全部权力委托给议员，让他们按自己的判断行事。”[哈罗德·巴克莱，Op. Cit.，第46-47页]

中央集权的本质在于将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代议制民主正是基于这种权力委托的原则，选民投票选出他人来统治自己。这必然会导致自由受到威胁——普选“并不能防止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政治阶层，虽然法律上他们并不享有特权，但由于他们专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最终会演变为某种政治贵族或寡头集团。” [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240页]

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建立一个国家，就是将权力制度化，使其成为一个独立于人民之外的机器。它意味着统治和政策制定的职业化，意味着创造一个独特的利益集团（无论是官僚、代表、委员、立法者、军队、警察，乃至无穷无尽的其他机构）。无论这一集团最初多么弱小或怀有怎样的善意，最终都会发展出自身独立的腐败力量。”[默里·布克钦，“生态危机、社会主义与重塑社会的必要性”，刊于《社会与自然》，第2卷第3期，第7页]

中央集权使民主变得毫无意义，因为政治决策权被交给了远在首都的职业政治家。在缺乏地方自治的情况下，人们因缺乏共同商讨、辩论和决定自身重要事务的政治论坛，而被孤立（原子化）。选举并不是基于自然的、去中心化的社群进行的，因此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个人只是群众中的又一个“选民”，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选区居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现代国家选举的模糊基础，“意在彻底废除城市、公社和各级地方的政治生活，并通过消灭所有市政和区域自治，来阻止普选权的发展。”[蒲鲁东，引自马丁·布伯，《通往乌托邦之路》，第29页]

因此，人民被那些宣称让他们表达自我的制度剥夺了真正的权力。再次引用蒲鲁东的话，在中央集权的国家里，“公民放弃了自己的主权，城镇、县省乃至更高级的行政单位都被中央权力所吞噬，不再是自治机构，而只是受部长直接控制的行政办事处。”他接着写道：

“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公民和城镇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国家的掠夺行为愈演愈烈，纳税人的负担随之成比例增长。政府不再是为人民而设，相反，人民成了政府的附属。权力侵占一切、主宰一切、吞噬一切。”[《联邦制原理》，第59页]

正如统治阶级所希望的那样，孤立无援的人们对权力并不会构成威胁。这种边缘化的过程在美国历史中尤为明显。例如，城镇会议被选举机构取代，公民被降格为消极的旁观者，仅仅充当“选民”（详见下一节）。一个被原子化的选民群体，尽管政客们口口声声宣扬“自由社会”与“自由世界”的美德，却很难被视为“自由”的理想模式——毕竟，每四五年投一次票，既不能称之为“自由”，更谈不上“民主”。

群众的边缘化，是国家以及所有威权组织的核心控制机制。例如，在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EC）内部，我们可以发现“EC国家间的决策机制，将权力交到了（来自内政部、警察、移民、海关和安全部门的）官员手中的无数工作组之中。高级官员……在确保各国官员达成一致上发挥了关键作用。由12位总理组成的EC峰会，仅仅是内政和司法部长们达成结论时的橡皮图章。而只有在这一政府间流程完成后，议会和人民才会得到通知（而且仅仅是最基本的信息）。”[托尼·邦扬，State watching the New Europe ，第39页]

除了来自精英阶层的经济压力，政府还面临着由于中央集权带来的官僚体系内部的压力。国家与政府之间存在差异。国家，是一个由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组成的、永久性机构集合体，而政府则是由各种政治家组成的。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是这些长期存在的机构，而非那些来来去去的代表。正如一位前公务员克莱夫·庞廷所指出的，“任何国家的政治体系……其功能是进行调控，而不是根本性地改变现存的经济结构及其相关的权力关系。政治最大的幻觉，在于让人误以为政治家有能力随心所欲地进行任何变革。”[引自《替代方案》，第5期，第19页]

因此，国家不仅使人民被边缘化，还同样使“我们的”代表被边缘化。权力不在民选机构手中，而是在官僚体系中，因此所谓的“人民控制”也就越来越失去意义。正如巴枯宁所指出的：“自由，只有在……[人民对国家的]控制是真实的情况下才具备意义。相反，如果这种控制是虚假的，那么人民的自由同样只是一种虚构。”[同上，第212页] 国家的中央集权，确保了人民控制的虚无化。

这意味着，国家的中央集权可能成为对大多数人民自由和福祉的严重威胁。“资产阶级共和派，”巴枯宁曾经说道，“尚未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且已被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经验所证实的事实——即任何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有组织权力，必然排除人民的自由。政治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和延续经济统治阶级对无产阶级劳动的剥削，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国家自然而然地与人民的自由相对立。”[《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416页]

因此，“无论在哪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无论为人民做了什么，无论赢得了哪些人权，这些都不是通过国会的冷静审议、总统的智慧或最高法院的巧妙裁决所实现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因为普罗大众、公民和社会运动的行动，而非宪法。”事实上，当统治阶级认为合适时，国家官员便会毫不犹豫地忽视宪法。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⁶³，它“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南方的黑人群众性运动兴起之后才真正获得了意义……正是他们第一次让宪法和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文字变得有意义。”[霍华德·津恩，《拒绝投降》，第69页、第73页]

这正是因为“你拥有一项宪法权利，并不意味着你就能真正享有这项权利。掌握实际权力的是谁？是街头的警察，是学校的校长，是工作岗位上的雇主。宪法并不适用于私人雇佣关系。换句话说，宪法并不涵盖大部分的现实。”因此，我们的自由并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们公民自由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具体情境的根源与解决方案……我们的实际自由，并不是由宪法或法院决定，而是由街头警察对我们的权力，或背后支持他们的地方法官决定；由雇主的权威决定；……如果我们是贫困者，由福利官僚决定；……如果我们是租户，由房东决定。”由此可见，自由与正义“取决于权力和金钱”，而非法律。这也说明了大众参与和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创造了用于对抗手持警棍与枪支的警察的力量。这正是运动的本质：它们创造一种对抗性力量，以制衡那些远比宪法或法律文本更重要的现实权力。”[津恩，同上，第84-85页、第54-55页、第79页]

正是这种大众参与被中央集权所扼杀。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关切和权力被从普通公民手中剥夺，并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导致正式保障的自由在人民试图行使时，却可能被当权者肆意忽视。最终，孤立的个人在面对一个集权化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时，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因此，国家总是不遗余力地破坏此类民众运动和组织（甚至不惜违反自身的法律）。

显而易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指的集中化，不仅仅意味着权力在地理上的集中（如一个国家中，由一个位于特定地区的中央政府垄断权力）；也包括权力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一种类似封建制度的制度，它在地理上是分散的（即由多个封建领主组成，而非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但在地方上，权力仍然集中于少数封建领主手中，而非整个社会大众。同样，我们也可能看到一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系，在其中，虽然中央权力较弱，但社会却由无数个专制的企业构成。因此，仅仅废除中央权力（比如资本主义中的中央国家或专制政体中的君主）而保留地方上的威权机构（比如资本主义企业和封建地主），并不能确保自由。同理，废除地方自治，也可能只是强化中央权力，并导致自由的进一步削弱。

B.2.5 谁从中央集权中获益？

任何社会制度的存在都必然有利于某些人或某些群体。中央集权，无论对国家还是企业，也都不例外。在所有情况下，中央集权直接有利于位于顶层的人，因为它将他们与底层隔离开来，使后者更易被控制和统治。因此，中央集权符合那些支持它的、官僚和政客的直接利益。

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阶级的各个派别同样支持国家的中央集权。这体现了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共生关系。正如后文（F.8节）将讨论的，国家在“国有化”市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将“自由市场”强加于社会。通过将权力集中于代表手中，从而形成国家官僚体系，普通民众被剥夺了权力，因此也就更难以干涉富裕阶级的利益。正如巴枯宁所写的那样：“在共和国中，所谓的人民，即法律上的人民，被国家所代表，他们扼杀并将继续扼杀真实的、活生生的人民”，而“官僚世界”则“为了特权有产阶级的最大利益，同时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服务。[Op. Cit., p. 211]

资本主义历史上，富裕商业利益集团推动政治中央集权的例子比比皆是。“梅里尔·詹森指出：在革命时期的美洲，‘城市政府的性质成为了激烈争论的话题’……市镇会议……‘曾是革命活动的核心’。而在美国革命后的反民主反动浪潮中，人们努力废除市镇会议制度……保守派试图建立一种‘（市政政府的）公司化形式，使市镇由从城市各区选出的市长和议会进行管理’……‘商人阶层始终支持公司化改革，以此逃避市镇会议的约束。’”[默里·布克钦，《走向生态社会》，p. 182]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地方政策的制定权被从大众手中剥夺，并集中到了少数人（这些人始终是富人）手中。法国便提供了另一个例证：

“政府发现……[全体家庭成员参加的]群众大会‘过于嘈杂’，太不服从，因此在1787年，政府引入了选举产生的议会，由一名市长和三至六名市政官组成，而这些人皆从较富裕的农民中挑选。”[彼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pp. 185-186]

这正是通过将决策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来剥夺工人阶级权力的一部分更广泛的运动（正如在美国革命中所发生的那样）。克鲁泡特金描述了这一进程：

“中产阶级此前一直在寻求人民的支持，以便争取宪法法律，并压制高级贵族。然而，现在他们见识到了人民的力量，并感受到了其威胁，于是竭尽全力去支配人民，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再次将他们推入臣服之中。

“他们急于立法，以确保正在从王室手中滑落的政治权力不会落入人民手中。因此……有人提议……将法国人民划分为两个阶级，其中只有一个，即‘积极公民’，才能参与政府事务；而另一个阶级，即广大民众，被称为‘消极公民’，则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国民]议会将法国划分为各个省份……但始终坚持将贫困阶级排除在政府之外……他们将广大民众排除在初级议会之外……这些人不再能够参与初级议会的事务，因此也就无权推选选举人[即选举国民议会议员的人]，无权选举市政当局或任何地方行政机构……

“最终，选举议会的常设性也被禁止。一旦中产阶级的官员被任命，这些议会便不得再次召开。既然这些官员已被任命，他们就不应受到过于严格的监督。很快，就连请愿和通过决议的权利也被剥夺——‘投票，然后闭嘴！’

“至于乡村……原本掌管公社事务的全体居民大会……被法律所禁止。从此，只有富农，即‘积极公民’，才有权每年召开一次会议选举市长和市政机构，而这一机构仅由三到四名村中的中产阶级人士组成。

“[因此]中产阶级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确保市政权力始终掌握在富裕阶层手中。”[《法国大革命》，第一卷，pp. 179-186]

因此，中央集权的目的在于剥夺广大民众的权力，并将其交予富人阶层。人民的权力体现在群众大会中，例如巴黎的“区会”（Sections）和“选区”（Districts），（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它们“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并且“实行……直接自治”[Op. Cit., p. 204 和 p. 203]）以及乡村集会。然而，国民议会“竭尽全力削弱各区的权力……[并]消灭这些革命的温床……[通过规定]只有‘积极公民’……才能参与选举和行政会议。”[Op. Cit., p. 211] 因此，“中央政府始终在努力使各区服从其权威”，国家“试图将一切权力集中于自身手中……[它]剥夺了民众组织……所有……行政职能……并在治安事务上将其置于官僚体系的管辖之下，这就意味着各区会的死亡。”[Op. Cit., vol. 2, p. 549 和 p. 552]

正如我们所见，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即富裕阶层将权力集中于自身手中（默里·布克钦所著的《第三次革命》第一卷，对法国与美国革命进行了详细讨论）。这一进程确保了工人阶级（即大多数人）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并受制于少数人的法律和权力。而这一过程无疑最有利于掌握权力的、少数统治阶级的代表。这正是历次革命中中央集权化的基本逻辑。无论是美国、法国还是俄国，中央集权化始终被用作排除大众，使他们无法参与决定自身及其社区事务的手段。

例如，美国的建国国父明确提出了中央集权的必要性，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对于詹姆斯·麦迪逊来说，关键的担忧在于“多数人”控制了“人民政府”，并有可能“为其统治激情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因此，“公共利益”避开了“多数人”，而且，它并不是——正如你可能想象的那样——公众认为的“利益”（出于某种未加解释的原因，麦迪逊认为多数人能够挑选出能够识别公共利益的人）。为了防范这种情况，他主张设立共和国而不是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公民“亲自集会并管理政府……这曾一直被认为与个人安全和财产权不相容。”当然，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拥有财产的人与没有财产的人，始终在社会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利益。”他的框架是确保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从而保护拥有者的利益。因此，需要“将政府权力委托给由其他公民选出的少数人”。这种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地方集权，与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实行的领土性中央集权相互匹配。麦迪逊支持“较大共和国而非小共和国”，因为“对于纸币的狂热、对债务的废除、对财产的平等分配或任何其他不正当或邪恶的计划，在整个联盟中传播的可能性，将比在其中的某个特定成员中传播的可能性小。”[摘自Voices of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霍华德·津恩与安东尼·阿诺夫编，pp. 109-113] 这种想要实现形式上民主的愿望，即让大众成为事件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是资本主义中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想要得到一个全面的概述，可以参考诺姆·乔姆斯基的《制止民主》中的“力量与舆论”章节）。

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联邦和州层面上都鼓励中央集权，因为“宪法的多数制定者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不言而喻，尽管富裕的精英阶层在制定新秩序的原则时得到了充分的代表，但四个群体却没有得到代表：“奴隶、契约劳工、女性、无产者。”显然，新国家及其宪法并未反映这些群体的利益。鉴于这些群体占据绝大多数，“不仅迫切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保护大规模的经济利益，而且还存在着对不满的农民发动起义的直接恐惧。”[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p. 90] 其中最主要的事件，是马萨诸塞州西部的谢斯起义^⁶⁴。在这里，新宪法提高了投票的财产资格要求，因此，没有财富的人将不能担任州政府职务。新国家的建立正是为了应对这样的起义，保护少数富人阶层免受多数人影响。

此外，国家的中央集权与排斥民众参与，是塑造美国社会成为资本主义主导社会的关键：

“在美国内战前的三十年里，法律在法庭上逐渐被解读为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莫顿·霍尔维茨（《美国法的变革》）指出，当英美普通法妨碍商业发展时，它就不再是神圣的……对商人的损害赔偿判决被从不可预测的陪审团手中拿走，交给了法官……在法庭上，公平价格的古老观念，让位于“买者自负其责” （caveat emptor）的概念……合同法的目的是歧视工人阶级，偏向商业……法律的表面假象是，工人与铁路公司之间签订合同时是平等的谈判方……‘循环完成了；法律最终只是批准了市场系统所产生的不平等。’”[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p. 234]

美国国家是建立在精英的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并旨在（以“个人自由”为名）积极地减少民主倾向。（完全不足为奇——）在实践中，富裕的精英利用国家来削弱民众文化和公共权利，以保护和扩展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权力。在此过程中，美国社会被按照他们的形象进行改革：

“到十九世纪中期，法律体系已经被重塑，以便有利于商业和工业界的商人，而牺牲了农民、工人、消费者以及其他社会中较弱势群体的利益……它积极促进了财富在社会中对弱势群体的法律分配。”[莫顿·霍尔维茨，引自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p. 235]

在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和扩张，与迅速的工业化及商业的增长密切相关。正如爱德华·赫尔曼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商业规模和权力的增长促使了工会抗衡的兴起以及政府的扩张。商业的庞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庞大的商业回应。”[《企业控制，企业权力》，第188页——另见斯蒂芬·斯科沃内克，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国家集权是为了创造更大、更明确的市场，并在其符合商业利益时得到了商业的支持（即随着市场的扩展，国家也在扩展，以标准化和执行财产法等）。另一方面，向“大政府”发展的这一过程创造了一个大企业得以成长的环境（通常通过国家的补贴和保护主义来鼓励——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国家由富裕阶层掌控），同时进一步将国家权力从大众的影响中剥离，更加牢固地掌握在富人手中。我们看到这些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治理结构往往围绕着国内权力形成，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这种国内权力主要是经济权力。”[诺姆·乔姆斯基，《世界秩序：旧秩序与新秩序》，第178页]

国家集权使得商业更容易控制政府，确保政府保持他们的傀儡地位，并影响政治过程。例如，欧洲圆桌会议（European Round Table, ERT）是一个由“主要基于欧盟大型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组成的精英游说团体……[其中1991年]，20家最大欧洲公司中的11家，合并销售额超过5000亿美元，约占欧盟工业生产的60%。”该团体充分利用欧盟。正如两位研究此组织的学者所指出的，ERT“精于游说……以至于许多ERT的提案和‘愿景’神秘地出现在委员会的峰会文件中。”ERT“主张劳动力市场应该更加‘灵活’，主张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季节性合同、工作分享和兼职工作。1993年12月，在ERT提出建议七年之后[且大多数国家已同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其‘社会章程’]，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白皮书……[提议]使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多赫提与霍德曼，“流动推销员们”，《新政治家》，1994年4月11日，第27页]

目前关于全球化、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单一欧洲市场的讨论，表明了一个潜在的转型过程，那就是国家的增长沿着经济增长所开辟的路径前进。简单来说，随着跨国公司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扩展，单一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经济上变得多余。随着公司扩展为跨国公司，国家也面临着压力，要求效仿并通过创建多国协议和联盟，来跨越“国家”实现市场的合理化。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的，七国集团（G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是“事实上的世界政府”，并且“跨国国家的机构通常为其他主人服务[而非人民]，就像国家权力通常所做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日益崛起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在金融和其他服务、制造业、媒体和通讯等领域。”[《世界秩序：旧秩序与新秩序》，第179页]

随着跨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突破国界，国家主义就有必要相应增长。此外，“日益崛起的、事实上的治理机构所具有的一个特别宝贵的特点，是它们免受大众影响，甚至是公众意识影响。它们在秘密中运作，创造了一个从属于投资者需求的世界，公众被‘置于其中’，减少了民主带来的威胁。”[《世界秩序：旧秩序与新秩序》，第178页]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希望一切都由国家中央集权管理。事实上，尤其是在社会问题方面，相对的分权通常更受青睐（即将权力交给地方官僚），以增加商业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通过将控制权下放到地方，跨国公司、投资公司等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成比例增加。此外，即便是中型企业也能参与其中，影响、制约或直接控制地方政策，并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来压低工资。私人权力可以确保“自由”的安全——他们的自由。

不管选择哪类官僚阶层，集权化社会权力、进而边缘化大众的需求对资本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还需要记住，资本家之所以反对“大政府”，往往是因为财政方面的原因，因为国家会利用可用的社会剩余，从而使市场分配给各资本家竞争的份额更少。

实际上，资本家反对“大政府”是因为其对社会项目的支出，特别是那些旨在帮助贫困和工人阶级的“非法”功能——这些支出“浪费”了可能流向资本的部分剩余（同时也使人们变得不那么绝望，因此不太愿意廉价地工作）。因此，资本家不断推动将政府缩小到其“经典”角色，也就是保护私人财产和维护体制，除此之外几乎不做其他事。除了他们与福利国家的表面争执外，资本家是政府（以及“正确”形式的国家干预，如国防开支）的——最坚定支持者，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可以证明：尽管政治家们一直在抱怨“国库里没有钱”用于奖学金、国民健康护理或贫困福利，但是用于建造更多监狱、或派遣部队到国外推进统治阶级利益的资金——却总是能在哪里找到。

国家集权确保了“尽管平等主义原则已在其政治宪法中体现，但实际上治理的仍然是资产阶级。而人民和工农只是在遵守由资产阶级制定的法律”，而且“资产阶级实际上拥有——尽管不一定是合法的——独占的治理特权。”这意味着“政治平等……不过是一个幼稚的虚构，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而要假设富人“即使经济和社会存在的条件与人民相隔如此遥远的情况下”，也能“在政府和法律中表达人民的感情、想法和意志”，这需要极大的信念。毫不奇怪，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立法还是政府运作中，资产阶级总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本能行事，几乎不顾人民的利益。”因此，虽然“在选举日，即便是最骄傲的资产阶级成员，如果有任何政治野心，也不得不向……主权人民讨好。”但是“选举日后的第二天，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日常事务中”，而政治家们则可以在他们声称代表的人民名义下，毫无约束地治理国家。[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18 and p. 219]

B.2.6 国家可以成为社会中的独立力量吗？

是的，国家可以。在国家机器的力量面前，很难相信，它总会仅仅是社会中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少数群体的工具。鉴于其结构和权力，国家可以利用这些权力来推动自身的利益。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国家本身就可能是统治阶级。

然而，在正常情况下，正如我们在B.2.1节中讨论的，国家是资本阶级的工具。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阶级总是“意见一致”。例如，顶层政治家是统治精英的一部分，但他们与其他部分的统治精英在竞争。此外，资本阶级的不同部门之间也为利润、政治影响力、特权等展开竞争。马拉泰斯塔认为，资产阶级“总是在彼此之间开战……因此，有时的摇摆、策略、让步与撤退，尝试从民众中寻找支持者反对保守派，或在保守派中寻找支持者反对民众。”[Anarchy, p. 25] 这意味着统治阶级的不同部分，将根据自身的利益聚集在不同的政党周围，这些政党将寻求获得权力以推动这些利益。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与资本家阶级的其他部分发生冲突。国家，正是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

考虑到国家的角色是确保资本整体的最佳条件，这意味着在必要时，国家会与资本阶级的某些部分的利益对立。为了履行这一职能，国家需要站在单个资本家或公司的上方。这就是国家为何能够呈现为一个中立的社会机构，并欺骗人民认为它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然而，这种关于单个资本公司方面的中立性，仅仅是其作为资本工具角色的表现。此外，如果没有来自成功企业的税收，国家将会削弱；因此，国家与资本家之间，存在为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争夺的竞争。所以，大企业的反国家言论，往往能够欺骗那些未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的人。

“商业利益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一方面，商业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规范无序的市场，向企业提供服务和补贴，增强并保护进入外国市场和资源的机会，等等。另一方面，商业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竞争者，特别是一个可能响应不同的利益，特别是民众利益，并实施无论是在收入还是权力方面具有再分配效果的政策。”[Turning the Tide, p. 211]

因此，国家常常与资本阶级的某些部分发生冲突，就如同资本阶级的某些部分利用国家推动自身利益，但这种行为是在保护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的（即，统治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利益）。国家的角色是平和地解决这一阶级内的争端。在现代资本主义下，这通常是通过“民主”过程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机会选择那些压迫我们最少的精英代表）。

这种冲突有时会给人一种国家是“中立”体系的印象，但这其实是一种幻觉——它存在的目的是捍卫阶级的权力和特权——但到底捍卫哪个阶级的利益，是可以变化的。尽管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国家保护社会中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权力和地位，但他们也认为，由于国家的等级性质，它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国家视为社会中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工具。因为其结构，国家有其自身的动态，这些动态会产生属于自己的阶级、阶级利益和特权（这也使得它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经济统治阶级的控制，追求自身利益）。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政府，尽管起源于资产阶级并充当其仆人和保护者，但像所有的仆人和所有的保护者一样，它趋向于实现自己的解放，并支配它所保护的对象。”[Op. Cit., p. 25]

因此，即使在像资本主义这样的阶级制度中，国家也能够独立于统治精英行事，并且有可能反对他们的利益。由于国家的角色之一是调解个别资本家／公司之间的关系，它需要足够的权力来驯服这些资本家／公司，这要求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它通常捍卫其利益的阶级。而这种独立性可以被用来推动国家自身的利益，甚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损害资本阶级的利益。如果资本阶级处于弱势或分裂的状态，国家就可以处于有利的位置，使它可以之于经济支配地位的精英去行使自治；利用通常对单个资本家应用的工具，反对整体资本阶级，从而推动其自身的利益和权力。

这意味着，国家不仅仅是“资本的守护者”，因为“它有自身的生命力，并构成……一个与其他阶级截然不同的社会阶级；而这个阶级有自己特有的寄生性和高利贷性质的利益，和国家所声称代表的整个社会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国家，作为社会最大物质力量和物理力量的储存者，掌握着太多的权力，无法仅仅充当资本家的看门狗。”[路易吉·法布里，引用自大卫·贝里，《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史，1917-1945》，第39页]

因此，国家机器（和结构），尽管其现代形式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但不能被视为是多数人可以利用的工具。这是因为“国家，任何国家——即使它以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形式出现——本质上是建立在支配和暴力的基础上的，即建立在专制之上——这是一种隐蔽但同样危险的专制。”国家“意味着权力、权威、支配；它实际上预设了不平等。”[《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211页和第240页] 因此，国家有其自身特定的逻辑、优先事项和动力。它构成了一个独立于经济阶级权力的权力中心。因此，国家可以超越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控制，它也不必反映经济关系。

这正是由于国家的等级化和集中的性质，它赋予了那些控制国家机器的少数人以权力——“每一个国家权力、每一个政府，其本性就是将自己置于人民之外并高于人民，必然使人民服从于一个与人民的真正需求和愿望相背离的组织和目标。”如果“整个无产阶级……[都是]政府的成员……那么就不会有政府，也不会有国家；但如果必须存在国家，那就会必然有被统治者和奴隶。”[Bakunin on Anarchism，第328页和第330页]

换句话说，国家的官僚体制本身就是直接的压迫者，并且可以独立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存在。正如巴枯宁在预言中所说：

“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了什么？国家始终是某些特权阶级的遗产：僧侣阶级、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最后，当所有其他阶级都已经耗尽时，官僚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然后，国家就会堕落；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它将上升到领导核心的地位。”[《米哈伊尔·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208页]

这并不奇怪。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家组织……[是]少数阶级用来建立和组织他们对大众的权力的力量。”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少数阶级必须是一个社会中主导经济的阶级。国家是“为了地主制、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利益而建立的上层建筑。”[《进化与环境》，第82页和第105页] 因此，我们不能假设废除这个“罪三一”中的一个甚至两个就能带来自由，也不能假定这三者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中有着完全相同的利益或权力。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地主阶级可以将其利益置于资本阶级之上（反之亦然），而国家官僚体制，则可能以两者的代价不断壮大。

因此，重要的是要强调，国家所捍卫利益的少数群体，不一定是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尽管通常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祭司、军事集团或官僚体制，都可以成为统治阶级。这意味着国家也可以有效地取代经济主导的精英阶级，成为剥削阶级。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本身就具有（阶级）利益。

正如我们在H.3.9节中更详细讨论的，不能仅仅将国家视为（经济）阶级统治的工具。历史上有许多社会表明，国家本身就是统治阶级，而与此同时没有其他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阶级存在。苏联俄国的经验就验证了这一分析。俄国革命的现实，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国家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工人阶级需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来统治社会”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相较于“工人阶级可以运作，并将社会按自己的利益转变”的工具，俄国革命所建立的新国家，很快成为了施加于它所声称代表之阶级的压迫力量（更多内容参见H.6节）。工人阶级不再是被资本家阶级压迫和剥削，而变成了被新国家和其官僚体制压迫和剥削。这一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正如我们在H.3.7节中讨论的，国家已经演变出了某些特征（如中央集权、委托权力等）。这些特征，确保了它作为少数阶级统治执行者的任务得以实现。保留这些特征，必然要意味着保留它们被创造出来时所服务的任务。

因此简而言之，国家的角色是压迫工人个体和工人阶级整体，以服务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少数阶级／阶层以及其自身的利益。它是“一个由地主、军事指挥官、法官、祭司，后来还有资本家之间相互保险的社会，为了支持他们对人民的权威，并剥削大众的贫困以使自己变得富有。”这就是“国家的起源；这就是它的历史；这就是它现在的本质。”[克鲁泡特金，《进化与环境》，第94页]

因此，虽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并不自动意味着它不会与它所代表的阶级的部分群体发生冲突，或者它必须是经济主导阶级的工具。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家不是保障被压迫者解放的合适工具。

B.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
反对私有财产？

私有财产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的三大问题之一，另外两个是等级权威和国家。今天，主导的私有财产制度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会将重点放在这一体系及其财产权制度上。虽然我们在此讨论的内容将反映这一点，但不要因此假设，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制度（比如封建主义）就是可以接受的。事实并非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有形式的财产权制度，反对任何导致多数人为少数人工作且加剧不平等的制度。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的立场基于两个相关的论点。这些论点可以通过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中）的格言来总结，那就是：“财产即盗窃”和“财产即专制”。用他的话说：“财产……通过排他权和增值权侵犯了平等，通过专制侵犯了自由……[并且与]抢劫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蒲鲁东，《什么是财产》，第251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即资本主义），因为它是强制性、等级性权威，以及剥削的根源，因此也是精英特权和不平等的根源。私有财产制度基于并产生了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

“财产即盗窃”是无政府主义中最著名的格言之一。实际上，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拒绝这一观点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条格言有两个相关的含义。首先，它承认地球及其资源是所有人的共同遗产，但却被少数人垄断。其次，它认为，由于这一原因，拥有财产的人剥削那些没有财产的人。这是因为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必须向拥有财产的人支付或出售劳动，以便获得他们生活和工作的资源（例如工作场所、机器、土地、信用、住房、专利下的产品等——更多讨论请见B.3.2节）。

正如我们在B.3.3节中所讨论的，这种剥削（盗窃）源于工人没有拥有或控制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因此，在工作时间内他们被拥有这些生产资料的人所支配。这种控制劳动的异化，将工人置于雇主的控制之下，雇主在此时能够剥削工人的劳动——使工人生产的价值超过他们所获得的工资。这正是为什么雇主雇佣工人的原因。将这一点与租金、利息和知识产权结合，我们就能发现资本主义制度维持下去的秘密，因为这些制度都允许巨大的财富不平等继续存在，并使世界的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然而，劳动是不能被异化的。因此，当你出售劳动时，你实际上是在出售自己、出售你的自由，为期是这段时间。这引出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的第二个原因，即私有财产产生了威权的社会关系。对于所有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财产是作为权威、实际上是作为专制的来源而被反对的。引用蒲鲁东在这一问题上的话：

“拥有者、强盗、英雄、主权者——这些称号都是同义词——他把自己的意志当作法律强加，并不容许反驳或控制；也就是说，他假装自己同时是立法和执行的权力……[因此]财产滋生专制……这正是财产的本质，要想相信这一点，只需记住它是什么，并观察周围发生的事情。财产就是使用和滥用的权利……如果货物是财产，为什么拥有者就不能是国王，而且是专制的国王——与他们的财力（facultes bonitaires）相称的国王呢？如果每个拥有者在其财产范围内是至高无上的领主，是自己领域中的绝对国王，那么拥有者的政府怎么可能不是混乱和困惑的呢？”[同上，第266-267页]

换句话说，私有财产是小型的国家，财产所有者充当其财产上的“至高无上的领主”，因此他们是使用该财产者的绝对的国王。就像任何君主制一样，工人是资本家的臣民，在他们的财产上必须遵循他们的命令、法律和决定。这显然是对自由的完全否定（我们还可以提到，这是也是对尊严的彻底否定，因为必须服从命令就是屈辱的）。因此，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必然排除那些使用而非拥有生活资料的人参与、影响和控制。

当然，私有财产确实为财产所有者提供了一个不受外界干预的决策空间——但这仅限于财产所有者。对于那些不是财产所有者的人来说，情况则截然不同。在完全的私有财产制度下，这并不会保证他们拥有任何类似的自由空间。他们唯一的自由，就是选择去把自己的自由卖给哪个拥有私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如果我被赶出一块私有财产，我还能去哪里？哪里都去不了，除非另一个所有者同意允许我进入他们的私有财产。这意味着，在我能站立的每一处地方，都是我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不能站立的地方，因此，我的存在仅仅依赖于财产所有精英的宽容。因此，蒲鲁东说：

“正如平民曾经通过领主的慷慨和恩赐拥有他的土地一样，今天工人通过主人和财产所有者的恩惠和需要拥有他们的劳动。”[《什么是财产》，第128页]

这意味着，私有财产社会不仅没有提供独立的空间，反而使得没有财产的人完全依赖于那些拥有财产的人。这确保一些人得以剥削别人的劳动，并且一些人会屈从于他人的意志，这与财产捍卫者所承诺的完全矛盾。考虑到他们所捍卫的财产的性质，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我们的对手……习惯于通过声明‘财产是自由的条件和保障’来为私有财产辩护。

“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们不是一再地说贫困就是奴役吗？

“原因很明确：实际上，他们捍卫的财产是资本主义财产，即让拥有者能够通过他人的劳动生活的财产，因此依赖于一类被剥夺和无家可归的阶层，他们被迫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工资，将劳动卖给财产所有者……这意味着工人被迫处于一种奴役状态，尽管它的严酷程度有所不同，但始终意味着社会上的低下、物质上的贫困和道德上的堕落，并且是今天社会秩序所有弊病的根源。”[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革命》，第113页]

当然，可能会有人反驳说，没有人强迫工人给特定的老板工作。然而，正如我们在B.4.3节所讨论的，这种说法虽然是事实，但却忽略了关键点。虽然工人并不是被迫为某个特定的老板工作，但他们必然得为某个老板工作。这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其他生存的方式——所有其他经济选择都被国家的强制手段剥夺了。最终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出卖给那些拥有财产的人，因此，劳动者“已经将他的自由出售并放弃”给了老板。[蒲鲁东，《什么是财产》，第130页]

因此，私有财产在社会中产生了一种特定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使少数人在工作时间支配多数人。这种生产关系本质上是威权主义的，体现并延续了资本主义阶级制度。一旦你走进工厂大门或办公室门口，你就失去了作为人类的基本权利。你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也没有结社权。如果你被要求在进入家门时忽略你的价值观、优先事项、判断力和尊严，并将它们留在门外，你自然会认为那是暴政，但这正是你在工作时间所做的事情——你作为工人，完全没有发言权。你可能与一匹马（如约翰·洛克的比喻——见B.4.2节）或一台机器，没有什么区别。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私有财产，因为无政府状态是“没有主人，没有主权者”[蒲鲁东，《什么是财产》，第264页]，他们会用资本主义的本质称呼它，那就是工资奴隶制！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同意卢梭的下述观点，他曾说刀：

“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围起来，想要说‘这是我的’，并找到了足够愚蠢的人相信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社会的创始人。倘若有一个人在拔掉栅栏或填埋沟渠时大声对他的同胞说：‘小心听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了大地的果实属于所有人、而大地却不属于任何人时，你们就将会迷失’——那么人类曾经可以避免多少的罪行、战争、谋杀，多少的痛苦和恐怖。”[“论不平等”，《社会契约论》与《论演讲》, 第84页]

这解释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它的两个主要特征是“私有财产”（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国有财产——见B.3.5节），以及因此产生的雇佣劳动、剥削和权威。此外，这种制度需要一个国家来维持，因为“只要在社会中存在拥有财产的群体与没有财产的群体彼此敌视，那么国家对于拥有特权的少数群体的保护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鲁道夫·洛克尔，《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1页] 因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在存在国家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统治阶级能够支配有组织的强制力机制时——才能存在（见B.2节）。

此外，应该很容易看出，资本主义通过产生一种意识形态上不可剥夺的私人财产“权”，将迅速导致外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又将导致有产者与无产者在相对谈判地位上的进一步不平等。尽管资本主义的辩护者通常试图通过声称“自我所有权”是一种“普遍权利”来为私人财产辩护（参见B.4.2节——“资本主义建立在自我所有权之上吗？”），但显然，资本主义实际上使得“自我所有权”这一概念所隐含的普遍自治（因为“自我所有权”概念的吸引力源于人们不被当作手段，而仅仅作为目的本身）的理想，变得不可实现。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却破坏了自治和个人自由，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使用“自我所有权”这一术语作为其进行这一破坏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如B.4节所述，大多数人通常会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他们最好的选择，是让自己被用作那些与真正的自我所有权——即赋予个体自治的概念——根本不兼容的方式。

只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才能继续肯定自我所有权所承诺的有意义的自治和个人自由，同时构建保障这些自由的条件。只有通过废除私人财产，才能让所有人都能获取生存所需的资源，从而使得自我所有权所承诺却无法兑现的自治成为现实，进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普遍的自我管理。

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反自由意志主义方面之前，有必要明确“私有财产”与“个人财物”之间的区别，并更详细地说明，为什么前者需要国家保护并且是剥削性的。

B.3.1 私有财产与占有物之间有什么区别？

无政府主义者将“私有财产”（简称“财产”），定义为由国家保护的对某些物品或特权的垄断，这些物品或特权用于控制和剥削他人。而“占有物”，则是指拥有那些不用于剥削他人的物品（例如一辆车、一台冰箱、一把牙刷等等）。因此，许多物品可以根据其使用方式的不同，被分别视为财产或占有物。

总结来说，无政府主义者支持这种财产：“不能用来剥削他人——即我们从小积累的个人物品，这些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个人占有物”。我们反对那种“只能用来剥削他人”的财产“——即土地和建筑物、生产工具和分配工具、原材料和制成品、货币和资本。”[Nicholas Walter, About Anarchism, p. 40] 作为一个经验法则，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那些由少数人拥有、却由他人使用的财产。这导致前者控制后者，并利用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无论是如雇员那样直接地；还是如租户那样间接地）。

关键在于，“占有物”根植于“使用权”或“使用收益权”概念，而“私人财产”则植根于使用者与所有权的分离。例如，一个人居住的房子是占有物，而如果将其出租并从中获利，它就变成了财产。类似地，如果一个人使用锯子以自雇木匠谋生，那么锯子是占有物；而如果一个人雇佣他人按工资使用锯子为自己谋取利润，那它就是财产。不言而喻，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其中工人听从老板的指挥，就是“财产”的例子，而一个合作社，工人管理自己的工作，就是“占有物”的例子。用蒲鲁东的话说：

“财产拥有者是一个人，他对一种生产工具拥有绝对控制权，声称有权享用该工具的成果而不亲自使用它。为此，他将其出租。”[Op. Cit., p. 293]

虽然最初可能会觉得区分这两者有些混乱，但理解这一点对于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非常有帮助。资本家往往将“财产”这个词用于从牙刷到跨国公司等各种事物——但这两者完全不同，且会对社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因此，蒲鲁东指出：

“最初‘财产’(property)一词，与‘专有的’(proper)或‘个人的占有’(individual possession)同义。它指的是每个个人对某物的使用权。但当这种使用权...变得活跃且至高无上——也就是说，当使用者将自己对物品的个人使用权，转变为通过他人劳动来使用物品的权利时——那么财产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概念也变得复杂了起来。”[Op. Cit., pp. 395-6]

蒲鲁东通过将情人比作占有者、丈夫比作财产所有者，生动地阐明了这一区别！正如他强调的那样，“财产的双重定义——支配和占有——至关重要；为了领悟”无政府主义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就必须清晰理解[这一点]”。因此，尽管有人可能会质疑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蒲鲁东所言，“如果我们将‘财产’这个词保留给前者[占有物]，那么我们必须称后者[财产的支配]为抢劫、不满、强盗行为。如果我们反过来，将‘财产’一词保留给后者，那么我们必须用‘占有物’或其他相等的词来指代前者；否则，我们将面临一个令人不悦的同义词歧义问题。”[Op. Cit., p. 65 and p. 373]

财产与占有物之间的区别，可以从它们各自产生的权力关系类型中看出。以资本主义工作场所为例，显然是那些拥有工作场所的人决定工作场所的使用方式，而不是那些实际工作的人。这导致了几乎是极权主义的系统。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的，“‘极权’这个词是相当准确的。没有任何人类机构能像商业公司一样接近极权主义。我是说，权力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你可以在其中的某个位置，你从上面接受命令，然后再传下去。最终，它掌握在拥有者和投资者手中。”因此，实际的生产者无法控制自己的活动、劳动的产品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生产手段。在现代阶级社会中，生产者处于服从那些实际拥有或管理生产过程的人之下。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正如所述的那样，实际使用会被视为唯一的所有权凭证。这意味着一个工作场所由其中的工人组织和管理，从而减少等级制度，增加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因此，无政府主义对私人财产和资本主义的反对，自然而然地源自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因此，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蒲鲁东的观点：

“占有是一种权利；财产违背了权利。在保留占有的同时，废除财产。”[Op. Cit., p. 271]

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阐述这一区别，无政府主义“废除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私人所有制，随之而去的还有资本主义企业。个人占有仅存在于你使用的东西上。因此，你的手表还是你的，但手表工厂属于人民。土地、机械和所有其他公共设施将是集体财产，既不能买也不能卖。实际使用将被视为唯一的所有权凭证——不是所有权，而是占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p. 217]

这种对不同形式财产的分析是社会无政府主义和个人无政府主义的核心。这意味着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寻求改变人们对“何为有效的财产形式”的看法，旨在让“无政府主义观点，即‘占有和使用应当限制和规范土地拥有权’，成为主流观点”，并确保“个人不应再因他人保护（其土地拥有权），只能保护其个人占有和耕种[即使用]土地的权利。”[本杰明·塔克，《个人无政府主义者》，p. 159 和 p. 85] 如我们在A.3.1节中提到的，关键的区别在于他们如何应用这一原则。

这种对占有的支持并不意味着要拆解大型组织，如工厂或其他需要大量人力运营的工作场所。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用协会的形式作为占有原则的补充。这意味着，当多人共同工作时，应用“占有和使用”原则的结果便是联合劳动，即共同劳动的人（即共同使用特定财产的人）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直接民主的平等协会，来管理该财产和他们自己的劳动（通常简称为“自我管理”）。

这在逻辑上来源于占有理论，即“占用和使用”的概念。因为如果生产是由群体进行的，那么谁才是土地的合法占有者呢？是雇主还是他们的经理？显然都不是，因为他们在定义上占有了超过自己能使用的东西。显然，参与工作的人的联合协会才是这个问题唯一合理的答案。因此，蒲鲁东的评论是，“所有积累的资本都是社会财产，任何人都不能是它的独占所有者。”“为了摧毁专制和不平等的条件，人们必须……成为协作伙伴。”这意味着工人的自我管理——“领导人、导师、监督员……必须由工人们自己从工人中选出。”[Op. Cit., p. 130, p. 372 和 p. 137]

通过这种方式，无政府主义者寻求正如蒲鲁东所说的“无产阶级的废除”，并认为我们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工业民主制必须……取代工业封建主义。”[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选集》，p. 179 和 p. 167] 因此，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以占有为基础，而工人的自我管理的实践，将覆盖从最小的单人工作场所或农场、到大规模工业的各个层面（进一步的讨论参见I.3节）。

显然，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寻求转变和限制财产权。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将被终结，并基于占有和使用的概念引入一个新的制度。虽然这一新制度的具体性质在不同的无政府主义学派中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因为它们都源自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阐述的无政府主义财产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五十年前，威廉·戈德温就在《政治正义探讨》中提出了关于财产和占有之间差异的相同观点（尽管表达方式不同），这表明这一观点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占有的核心地位。对于戈德温来说，财产有不同的种类。一种是“每个人应有的、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支配权。”然而，另一种是“无论如何建立起的体系——通过它，一个人可以支配另一个人劳动成果。”这种“财产的形式与前者直接对立”（这与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明显相似之处）。对于戈德温来说，不平等会在贫穷者中产生“奴性”的精神，而且，一个“生来贫困的人，可以说在另一个含义下，生来就是奴隶。”[《威廉·戈德温的无政府主义著作》，p. 133, p. 134, p. 125 和 p. 126]

不用说，无政府主义者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并不完全地一致。例如，有些人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称为“占有阶级”。另一些人则倾向于使用“个人财产”而不是“占有”一词，或者使用“资本”而非“私有财产”。也有一些人像许多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财产”一词，并在涉及土地、住房和工作场所时用“占有和使用”来限定它。不过，无论具体使用什么词语，其核心思想都是相同的。

B.3.2 国家保护哪种形式的财产？

克鲁泡特金认为，国家是“建立有利于统治少数人的垄断的工具”。[《无政府主义》，第286页] 在每一个阶级剥削的制度中，都有一个统治阶级控制生产资料的使用，以从劳动中提取贡赋。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在这个体系中，国家维持着各种“阶级垄断”（用塔克的话来说），以确保工人不会获得他们的“自然工资”，也就是劳动的全部产品。虽然一些垄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关税、国家授予的市场垄断等），但大多数垄断是在“幕后”操作，确保资本主义的统治不需要大量的暴力手段来维持。

通过强制执行这些形式的财产，国家确保经济中的客观条件有利于资本家，而工人只能接受压迫和剥削的合同：在这些合同中，他们放弃了自治并承诺服从，否则将面临贫困和困苦。由于这些“暴力行为”发生在任何具体合同签署之前，资本家通过我们的代价让自己变得富有，因为我们“被迫向财产持有者支付重税，以获得种植土地或运作机器的权利”。[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103页] 显然，这些条件也使自由协议成为一种讽刺（参见B.4节）。

这些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被视为如此正常，以至于许多人根本没有将它们视作干预。因此，我们发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在大声疾呼反对那些旨在帮助贫困者的“国家干预”时，却认为——捍卫知识产权、公司、空置地主，和资本家及其政治家设立并保持在法典上的、其他法律和税收，以扭曲劳动市场使自己受益——毫无问题（参见F.8节，关于国家最初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讨论）。

毫无疑问，尽管这种控制工人阶级的“客观”压力所带来的作用看似微妙；但工人阶级的抵抗却使得资本家始终无法摆脱国家权力的直接与间接干预。当“客观”的控制手段失败时，资本家总是转向动用国家进行镇压，恢复“自然”秩序。此时，市场的“无形的”大手被国家的有形的铁拳取代，确保统治阶级利润和权力的间接手段被国家的更直接手段所补充。正如我们在D.1节中所指出的，国家干预超越了保护私有财产的范畴，这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是常态，而非是例外，且这一干预是为了确保资本阶级的权力与利润。

为了说明这些国家支持的垄断的重要性，我们将简要概述它们的影响。

信贷垄断，即国家控制谁能够发行或借贷资金，限制了工人阶级创造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能力。由于贷款的高利率（这只可能在竞争受限的情况下发生），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去创建合作社或个人企业。此外，必须以高利率偿还资本主义银行的贷款，确保了合作社往往不得不通过雇佣工资劳工来维持生计，从而破坏了它们自身的原则（参见J.5.11节）。因此，也毫不奇怪在巴斯克地区，蒙德拉贡合作社非常成功地创建了自己的信用合作社，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为这一实验的成功提供了保障。

正如提高工资是资本主义内部一个重要的斗争问题，信贷问题也是如此。蒲鲁东及其追随者支持建立人民银行的理念。如果工人阶级能够接管并控制越来越多的资金，它就能削弱资本主义的权力，同时构建自己的替代社会秩序（因为货币最终是购买劳动力的手段，从而之于劳动者之上的权威——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关键）。蒲鲁东希望通过将信贷成本降低到最低成本（即降低到管理费用），工人就能够购买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料。尽管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工人阶级获得更多的信贷，就像提高工资那样，无法摧毁资本主义；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到，更多便宜的信贷，就像更多的工资一样，能够让工人生活更轻松。并且工人争取这种信贷的斗争，就像争取工资的斗争一样，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工人阶级力量中发挥正面作用。立刻想到的显而易见的例子，包括工人利用资金资助他们与资本对抗的斗争，从罢工基金和武器、到通过足够高的收入定期避免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便宜信贷的机会，将为工人阶级提供比卖掉自由或面临困境更多的选择（正如提高工资和失业救济也为我们提供更多选择一样）。

因此，信贷垄断降低了（通常比资本主义公司更具生产力的）合作社对资本主义的竞争，同时通过降低劳动力需求，使所有工人的工资下降。反过来，这使得资本家能够利用失业恐惧，从员工那里榨取更高水平的剩余价值，从而巩固资本主义（无论在工作场所内外）的力量和进行扩张（增加设立成本，从而创造出由少数公司主导的寡头市场）。此外，高利率将收入直接从生产者转移给银行。信贷和货币都作为阶级斗争中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统治阶级呼吁中央银行制，并通过国家行动（从直接监管货币本身，到通过操控利率管理货币流动）应对资本主义内部货币性质（和角色）所面临的反复威胁。

信贷垄断对精英阶层还有其他优势。1980年代，美国家庭债务负担增加，与此同时，财富集中度加剧。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由于“实际小时工资下降，家庭收入停滞，于是中下阶层借更多的贷款以维持现状”，他们“从已经变得更富有的富人那里借贷”。到1997年，美国家庭共花费了1万亿美元（或税后收入的17%）用于偿还债务。“这代表了收入大规模地向上再分配。”那么，他们为什么借钱呢？收入分配的底部40%“借贷是为了弥补收入停滞或下降的空缺”，而上层20%借贷“主要是为了投资”。因此，“消费者信贷可以看作是为了在工资停滞或下降的情况下，维持大众消费的一种方式。但从债权阶级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额外的社会和政治好处：它通过允许人们购买他们原本负担不起的商品，减少了提高工资的压力。它帮助滋养了在两极分化时期中产阶级生活标准的假象和现实。而且债务可以是一种强有力的保守力量；有了庞大的每月抵押贷款和／或万事达卡账单，罢工和其他形式制造麻烦的行为，往往就看起来不如它们原本那样具有吸引力。”[Doug Henwood, 《华尔街》，第64-66页]

因此，信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胁迫形式；有抵押的工人更容易被操控。”[Henwood, Op. Cit., p. 232] 金钱即权力，任何减少这一权力、增加工人选择的手段，都会被资本家阶级视为威胁——无论是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国家提供的失业救济，还是廉价的自组织信贷，都会遭到反对。因此，信贷垄断，只能作为对所有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广泛攻击的其中一部分，来加以反对。

总之，信贷垄断通过人为地限制我们自主工作的选择，确保我们为老板工作；同时以牺牲大多数人为代价、为少数人谋取利益。

土地垄断，则是政府执行那些不基于个人占有和使用的土地所有权。这还包括使占据废弃房屋和占领其他形式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这导致了地租现象，地主通过让他人使用他们拥有、但并未实际耕作或使用的土地来获得报酬。它还允许对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木材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控制。这种垄断特别具有剥削性，因为所有者不能声称自己创造了土地或其资源。直到地主用栅栏将土地围起来并阻止他人使用之前，这些土地对所有人都是开放使用的。

直到19世纪，对土地的控制，可能是使工人阶级被迫接受低于土地产品价值的工资的、最重要的特权形式。虽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垄断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现代很少有人会种地），但它仍然在发挥作用（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方面）。至少，每个家庭和工作场所都需要土地来建造。因此，尽管土地耕作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土地的使用仍然至关重要。因此，土地垄断确保工人阶级在没有支付地主费用的情况下，无法找到可以耕作的土地、设置店铺的空间、或是睡觉的地方——而地主只是拥有这块土地，他们并不创造土地或者使用它们。最好的情况是，工人抵押他们的生活数十年才得到一小片土地；最坏的情况是，工人支付了租金，却依然和以前一样没有土地。不论哪种情况，地主都通过这笔交换变得更加富有。

此外，土地垄断在创造资本主义的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另见F.8.3节）。这一过程有两个主要形式。首先，国家将大规模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单一家庭手中。地主们通过武力占领最好的土地，将大片土地转变为公园和狩猎场，迫使农民只能拥挤在剩余的土地上。因此，即使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获得优质土地的方式几乎也只能通过支付租金来实现。因此，精英阶层宣称拥有空置土地，通过控制对土地的使用权（而不直接占有或耕作土地）来控制当时的劳动阶级。其次，统治精英阶层还直接偷取了传统上由社区拥有的土地，这一过程被称为“圈地运动”，即将公共土地转变为私有财产。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总结了这一过程：

“农业土地的重组[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传统农民农业的可行性……它创造了大量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他们与土地的联系变得微弱。为了谋生，许多农民转向了‘家庭工业’——在他们的小屋里生产商品……正是18世纪家庭工业的扩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节省劳动力的机械技术的出现改变了……纺织制造业……工厂取代了家庭作为主要的生产场所。”[《商业组织与市场经济的神话》，第3-4页]

通过“合法”地禁止人们进入“他们的”财产，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垄断，确保产生一类人——他们只剩下劳动力（即自由）可以出卖。土地被从传统上使用它的人手中夺走，违反了共有权利，并被地主用来为自己的利润生产（近来在第三世界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个人占有被地主制度和农业雇佣奴役制度所取代，“圈地法案……使农业人口陷入贫困，置他们于地主的摆布之下，并迫使大量人们迁往城镇；在那里，他们作为无产阶级，被交给中产阶级制造商的摆布。”[彼得·克鲁泡特金，《大法国革命》，第一卷，第117-118页]

这种过程的一个变种，也发生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地方，国家接管了广泛的土地所有权，然后将土地出售给农民。正如霍华德·津恩所指出的，宅地法案“将160英亩无人占有且公有的西部土地，交给了任何愿意耕种五年的人。任何愿意支付每英亩1.25美元的人都可以购买宅地。但很少有普通人能够支付所需的200美元；于是投机者进入并购买了大量土地。”[《美国人民的历史》，第233页] 那些确实支付了费用的农民，往往不得不借债，这就加重了他们的劳动负担。此外，大量土地也被赠与铁路和其他公司，通常是通过直接地的方式（赠与、廉价出售）或租赁的方式（给予它们使用国有土地来提取如木材和石油等原材料的特权）。但无论哪种方式，土地的使用权都被限制了，实际耕种土地的人最终都要以某种形式向地主支付贡金（无论是直接支付租金，还是通过偿还贷款的方式间接支付）。

这就是土地垄断的实际运作方式（详细讨论另见F.8.3、F.8.4和F.8.5节），而因为家庭工业无法抵挡工业资本主义的竞争，从中又衍生出了工具垄断和设备垄断。在工业生产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利润迅速致富时，工人拥有自己生产资料的能力逐渐下降。从一个大多数工人拥有自己的工具、并因此能够自营的情形，到我们现在面对的经济体制：工作所需的工具和设备由资本家所有，结果是工人们不得不为老板工作。

工具和设备的垄断与土地垄断类似，都是基于除非工人支付一定的使用费用，否则资本家拒绝工人使用他们的资本之上。用塔克的话说，资本“不过是已经支付过的、积累的劳动”，因此，“资本的出借者理应得到资本的完整归还，而不应额外获得任何报酬”，但由于法律上的特权，资本家能够收取“费用”以换取其使用权。因为工人阶级在法律上被剥夺了对土地和资本的使用（生存资料），该阶级的成员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同意签署让资本家收取“费用”的工资合同（见B.3.3节）。

因此，资本垄断和土地垄断一样，是由国家及其法律强制执行的。如果你观察这种资本在现在的主要形式，也就是公司，你会看到这一点最为的明显。公司不过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在过去的150年里，”乔尔·巴坎指出，“公司从相对的无名小卒崛起，成为世界上主导的经济机构。”法律发生了变化，赋予公司“有限责任”和其他特权，为了“吸引有价值的公司注册业务……从而废除不受资本家欢迎的公司法限制。”最后，法院“彻底转变了公司，赋予了它‘人格’，让它拥有自己的身份……并赋予它像一个真实的人一样的权力，去开展业务、获取资产、雇佣工人、纳税，去上法庭主张自己的权利、捍卫自己的行为。”在美国，这一变化是通过第十四修正案实现的（而该修正案最初是为了保护解放的奴隶而通过的！）。总的来说，公司“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没有自己的权利、需求和愿望……它是一个由国家创造的工具，用来推动社会和经济政策。”[《公司》，第5、13、16和158页]

同样，也不能说这种垄断就是通过辛勤工作和储蓄得来的。资本垄断是一个近期才发展出的概念；而对于这样的局面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却常常遭到忽视。资方通常会编造一个童话故事来忽视它，仿佛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童话里说：少数聪明人通过储蓄和努力工作积累了资本，而懒惰的大多数人则涌向这些（几乎是超人般）天才的膝下工作。而在现实中，这些最初用于投资工业的资本来自于对海外财富的掠夺，或者来自于封建主义和地主剥削的收益。此外，正如我们在F.8节中讨论的那样，为了创造出一个工薪阶层，确保资本能够在最有利的位置剥削他们，广泛的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一旦资本垄断站稳脚跟，这种摆在台面上的国家干预就会逐渐减少。

而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国家的行动就变得不再那么直接，转而集中在捍卫资本家的财产权之上。这是因为，工人支付的“费用”部分被再投资于资本，降低了商品的价格，破坏了国内产业，从而缩小了工人在经济中可选择的范围。此外，投资还增加了潜在竞争者的启动成本，从而延续了对工人阶级生产资料的剥夺：因为这些市场准入的“天然”障碍，确保了少数工人阶级成员没有足够的资金创建规模适当的合作社。因此，虽然土地垄断在资本主义形成中至关重要，但从中衍生出的“工具和设备”垄断很快成为了这一系统的动力源泉。

通过这种方式，高利贷得以自我维持，看似“自由交换”的机制成为了资本主义统治得以延续的手段。换句话说，“过去的暴力行为”与当前国家对财产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统治仅依赖于“防御性”暴力（即在工会、罢工、占领等行为面前，用暴力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权力）就可持续存在。从前几代工人那里榨取的“费用”，确保了当代工人无法通过“自由竞争”重新获得生活资料（换句话说，支付高利贷确保了高利贷的延续）。不言而喻，这一代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将用于增加资本积累，从而确保未来几代人继续被剥夺，正如高利贷的自我延续那样。更重要的是，国家对“财产”免于工人“盗窃”的保护，确保了财产仍然是盗窃，而真正的窃贼继续着他们的掠夺。

至于“思想”垄断，它用来让资本主义公司在牺牲公众和发明人的利益的情况下获得利润。例如，直到1970年代初，意大利并未承认药品专利。结果，罗氏公司（Roche Products）向英国国民健康服务系统收取的利眠宁和安定^⁶⁵的专利成分价格，比意大利竞争对手的价格高出40倍以上。正如塔克所说，专利垄断“是通过保护投资者和作者、防止竞争，以便他们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从人民身上榨取比他们劳动付出更高的回报——换句话说，是赋予某些人一定年限的财产权、对自然事实的所有权，并有权对他人使用这种本应人人共享的自然财富收取贡金。”[《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第86页]

这种情况的净效应可能是可怕的。全球贸易谈判中的乌拉圭回合⁶⁶“加强了知识产权。美国和其他西方药企现在可以阻止印度和巴西的制药公司‘盗窃’他们的知识产权。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制药公司正以西方药企价格的几分之一向本国公民提供这些救命的药物……西方药企的利润将会上涨……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销售利润并不多，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负担得起这些药物……[因此]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被宣判了死刑，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个人再也无法支付药品的高价。”[Joseph Stiglitz, 《全球化及其不满》，第7-8页] 虽然国际社会对艾滋病药物的愤怒最终迫使药企在2001年底按成本价销售这些药物，但知识产权的基本体制依然存在。

讽刺的是，我们需要注意到——正是在一个号称关于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创造了这个体制。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正确指出的那样，“知识产权是保护主义措施，跟自由贸易没有关系——事实上，它们恰恰是自由贸易的对立面。”[《理解权力》，第282页] “思想垄断”根本性的不公正，加剧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这些专利产品的研发实际上是由政府资金资助的，私人企业则从中获利，享受它们未曾投入过一分钱的技术带来的垄断利润。而且事实上，政府对研发的援助还被看作是新自由主义议程下政府和企业都认为重要且可接受的领域。

“思想垄断”实际上与它本身的理由相悖。专利既抑制创新，又鼓励创新。实际进行发明工作的研究人员需要签署专利权转让协议作为就业条件；而专利和工业安全程序却被用来加强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实际上又阻碍了信息的共享，从而减少了创新（这种恶行在大学里尤为明显，因为新的“知识产权”体制正在向那里扩展）。进一步的研究也会停滞不前，因为基于他人专利的增量创新受到了阻碍；而专利持有者则可以安于现状，因为他们不必担心竞争者改进其发明。专利还会妨碍技术进步，因为按照其性质，它们排除了独立发现的可能性。当然，还有一些公司拥有专利却明确地不打算使用，只是单纯为了防止其他人使用。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今天像关贸总协定（GATT）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这样的贸易协议，“实施了一种自由化和保护相结合的政策，远远超出了贸易的范畴，旨在将财富和权力牢牢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因此，“投资者的权利必须受到保护和增强”，其中一个关键要求是“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包括软件和专利，将专利权扩展到工艺和产品”，以确保“美国公司控制未来的技术”，从而“将贫穷的多数人锁定在对西方农业企业、生物技术、制药行业等高价产品的依赖中。”[《世界秩序，旧秩序与新秩序》，第183页，第181页，第182-183页] 这意味着，如果某个公司发现了一种新的、更高效的药物生产方法，那么“思想垄断”将会阻止他们，进而“这些措施不仅仅是的高度保护主义……它们还是针对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打击——这就说明了在其中到底有多少‘自由贸易’的成分。”[乔姆斯基，《理解权力》，第282页]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及其政府），正试图通过控制技术流向其他地区来阻止竞争的出现。所谓的“自由贸易”协议正被用来为他们的产品创造垄断，从而将会阻碍或减缓竞争的崛起。尽管企业宣传者虔诚地将“反全球化”活动家妖魔化为发展中国家的敌人，指责他们试图利用贸易壁垒，牺牲贫困国家的利益来维持他们（西方）的生活方式，但现实却截然不同。“思想垄断”正在被积极地用来压制或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从而让南方国家实际上沦为一个庞大的血汗工厂。除了直接从中获取垄断利润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竞争威胁还可以用来抑制发达国家工资奴隶的反抗，从而维持本国的利润水平。

这还不是全部。像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由此产生的高利贷帮助确保了它的自我延续。通过创建“合法”的绝对垄断并获取这些垄断所带来的超额利润，资本家不仅以他人为代价而富起来；他们还确保了在市场中的支配地位。由于专利和版权带来超额利润的一部分被重新投资到公司中，这创造了各种“自然”准入壁垒来确保了他们的优势。因此，专利影响了商业结构，鼓励了大企业的形成并巩固其主导地位。

到19世纪末，可以看到思想垄断在推动卡特尔（cartels，行业垄断联盟）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因此为20世纪的企业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专利被大规模使用，以促进资本的集中、设置市场准入壁垒，并将先进技术的垄断掌握在西方企业手中。历史上，专利的交换或汇集是创建行业内垄断联盟的关键方式。这一点在电器、通信和化学工业中尤为明显。例如，到1890年代，两家大型公司——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西屋电气（Westinghouse）“垄断了美国电气制造业的大部分，且它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专利的控制。”这两家竞争者只是简单地汇集它们的专利，然后“又一种专利和市场控制方式随之出现：公司专利汇聚协议。这些协议旨在最小化两大巨头之间冲突的费用和不确定性，极大地加强了它们相对于较小竞争者和新进者的地位。”[大卫·诺布尔，《美国设计》，第10页]

虽然在理论上，专利制度旨在保护小规模的发明家，但现实中受益的却是企业。正如大卫·诺布尔指出的，“发明家，专利制度的原始焦点，逐渐‘放弃’了自己的专利，换取了企业的保障；他要么将专利出售或授权给工业公司，要么将其转让给雇佣自己的公司，以自己的才华换取薪水。此外，通过购买、合并、专利池、交叉许可协议，以及通过系统化的工业研究来规范专利生产——企业稳步扩展了它们的‘垄断中的垄断’。”此外，企业还利用“专利来规避反垄断法。”这种通过损害消费者获取的垄断利润，在1900年到1929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这些进展“规模之大，使得后来通过司法和立法手段对企业垄断进行制约，显得为时已晚。”[《美国设计》，第87、84和88页]

事情一直没有大的改变，直到爱德温·普林德尔（Edwin Prindle），一位企业专利律师，在1906年写道：

“专利是控制竞争的最佳和最有效的手段。它们偶尔能够完全控制市场，使所有者可以在不考虑生产成本的情况下去设定价格……专利是绝对垄断的唯一合法形式……专利持有者在行使垄断权时的支配权力，已被用于形成几乎整个行业的贸易协议。”[引自Noble，《美国设计》，第89页]

因此，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手段不断尝试发展新的私人财产形式，方法是制造人为的稀缺性和垄断，例如要求在特定活动领域从事的企业（如广播或生产某些类型的药物或产品）必须获得昂贵的许可证。在“信息时代”，知识产权的高利贷（使用费）正成为精英阶层更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这一点在近期的关贸总协定协议中对加强版权和专利执法机制的关注，以及美国对外国（如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尊重此类法律的举措中，有所体现。

这使得跨国公司能够摧毁潜在的竞争者，并确保它们能够将价格设定得尽可能高（并维持垄断利润的持续性）。同时，它也使得这些公司能够进一步圈占人类的共同遗产，将其转为私人所有，并向之前的使用者收取费用以获得使用权。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美国公司必须控制种子、植物品种、药物以及生存的基本手段。”[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p. 183] 这一现象被称为“生物海盗行为”（一个更合适的术语可能是新的圈地运动），它是“国际公司正在为传统药物或食品申请专利”的过程。它们“试图从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和‘资源’中赚取利润”，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扼杀了长期提供这些产品的国内企业。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这些专利在法庭上是否经得起有效挑战，但显然，欠发达国家可能没有足够的法律和财力资源来对抗这些专利。”[Joseph Stiglitz, Op. Cit., p. 246] 这些国家也可能无法承受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特别是当国际市场认为这种行为表明该国的体制不够“商业友好”时。那些曾依赖于仿制药或作物的民众无法再负担得起它们；这种情况，就好像这种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阻碍和他们毫无关系一样。

换句话说，资本家希望通过确保法律反映并保护他们的利益，也就是他们的“产权”，来使“自由市场”偏向他们。通过这一过程，他们确保了社会中的合作倾向被国家支持的“市场力量”所压制。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现代资本主义是“富人的国家保护和公共补贴、穷人的市场纪律。”["Rollback, Part I", Z Magazine] 自称捍卫“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人，通常并不真正如此；而那些真正支持自由市场的人，唯一反对的只是现代资本主义中的“公共补贴”部分，他们倒是乐于支持国家对产权的保护。

所有这些垄断都试图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使资本家变得更加富有（并增加他们的资本存量）限制工人削弱统治精英的权力和财富的能力。它们的目标，是确保我们任何想要为自己工作的选择——无论是个人地还是集体地——都被限制，通过扭曲竞争规则来使我们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我们的劳动力并遭受剥削。换句话说，各种垄断确保了“自然”准入障碍的存在（参见C.4节），使得经济的高层由大企业控制，而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则被疏离。

因此，正是这些类型的财产以及它们所创造的威权社会关系，才是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将私人财产转变为国有财产（即国有化）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财产关系的性质；正如我们在B.3.5节中讨论的那样，它只是用官僚替换了私人资本家的位置。

B.3.3 为什么财产是剥削性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考虑生产“工具和设备”的垄断。这个垄断由工业资本家阶级获得，实际上允许这个阶级向工人收取“费用”，以获得使用这些垄断工具和设备的特权。

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正如蒲鲁东所说，财产“逐出”了工人阶级。这意味着私人财产创造了一类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为老板工作，以便支付房东的租金、或购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生产却不拥有的商品。国家执行土地、工作场所等方面的财产权利，这意味着所有者可以禁止他人使用这些财产，并对那些允许使用“他们”财产的人强加他们的规则。因此，老板“给你一份工作；也就是说，允许你在工厂或磨坊工作，而这座工厂或磨坊并不是他建的，而是像你这样的其他工人建造的。为了得到工作的许可，你就在帮助养活他……只要你还在为他工作。”[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14页] 这被称为雇佣劳动，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最典型特征。

这类依赖工资生存的人，有时被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称为“无产阶级”（proletariat）。而今天，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通常称其为“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劳工是雇佣劳动者，而不是农民或手工业者（即自雇工人，他们也受到私人财产制度的剥削，但方式不同）。还应注意，以这种方式（即雇佣并剥削他人劳动）使用的财产，也被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称为“资本”（capital）。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私人财产产生了一种阶级制度：一种由于拥有财富和生产手段的少数人，去统治拥有极少财富的大多数人的制度（有关阶级的更多讨论，请参见B.7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通常不能为自己工作……所以……你必须找到一个雇主。你为他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工人阶级将其劳动能力出售给雇佣阶级。工人们建造工厂、制造机器和工具、生产商品。雇主将工厂、机器、工具和商品据为己有作为自己的利润。工人们仅仅得到他们的工资……尽管工人们作为一个阶级建设了工厂，但他们的日常劳动的一部分被拿走，作为使用这些工厂的特权……尽管工人们制造了工具和机器，但他们的日常劳动的另一部分也被拿走，作为使用这些工具和机器的特权……

“你现在能猜到为什么蒲鲁东的智慧说‘富人的财产是被盗的财产’吗？这都是从生产者、工人那里盗来的。”[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7-8页]

因此，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日常的盗窃／剥削，依赖于财富和私人财产的分配（也就是拥有阶级对生活资料、土地、工作场所和住房的最初盗取）。由于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生活资料，资本家就处于了一个理想的位置，可以对他们拥有但既没有生产也没有使用的资本收取“使用费”。工人们别无选择，只得同意签订合同，在合同中他们放弃了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成果。结果，资本家能够获得一种“商品”（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潜在价值高于购买它所需的工资。

为了让这种情况发生、为了雇佣劳动的存在，工人必须不得拥有或控制他们在工作中使用的生产资料。结果就是，他们在工作的时间里被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所控制。由于他们的劳动由老板拥有，而劳动又无法脱离从事劳动的人，于是老板实际上在工作日内拥有工人，因此剥削就成为了可能。这是因为在工作时间内，老板可以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这些限制由工人的反抗和团结以及客观条件决定，如行业或国家的失业水平），支配工作的组织形式、劳动水平、持续时间、条件、速度和强度，从而决定产出的数量（尽管老板并没有生产这些产出，但他却拥有对此的唯一权利）。

因此，“费用”（或“剩余价值”），是通过所有者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低于他们为公司创造的产品或服务所增加的全部价值而产生的。资本家的利润就是这一“剩余价值”的差额，也就是由劳动创造并被劳动所占有的价值，减去公司的管理费用和原材料成本（参见C.2节——“利润从何而来？”）。

因此说财产是剥削性的，因为它允许剩余价值被所有者垄断。财产在工作场所内创造了等级化的关系（所以“工具和设备垄断”或许更应称为“权力垄断”），而在任何等级制度中，掌握权力的人都会利用这种权力，牺牲他人的利益来保护和推动自己的利益。在工作场所内，工人们对这种压迫和剥削进行反抗，而“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化关系，旨在将这种冲突解决为有利于资本代表的一方。”[威廉·拉佐尼克，《什么是资本主义？》，第184页]

不必多说，国家始终在场保护财产和管理层的权利，防止被剥夺者的行动。归根结底，正是作为“权力垄断”保护者的国家存在，这种垄断才能得以存在。

因此，资本家之所以能够从工人那里占有剩余价值，完全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而不是因为他们通过亲自进行生产性的劳动来赚取这些价值。当然，一些资本家可能也会参与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理应获得由自己劳动所增加的价值；但通常情况下，所有者会支付自己远高于这一数额的报酬，并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国家保障他们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这一权利（考虑到他们是唯一了解公司投入和产出的主体，并且像所有处于无法问责位置的人一样——滥用这种权力，这就并不令人意外。这也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直接民主作为自由协议的基本对等物，因为不能指望任何掌权者都不会牺牲被决策影响者的利益、而偏袒自己的利益）。当然，许多资本家还雇佣经理人来代为经营企业，从而为自己赚取仅凭“拥有财产”、而不用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收入。

因此，资本家的利润是一种由国家支持的剥削形式。银行家收取的利息和房东收取的租金也是如此。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国家，这些剥削形式将变得不可能，因为它们无法维持所依赖的垄断。例如，如果没有国家军队和警察，工人们将直接接管并自己运营工厂，从而阻止资本家从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占取不公正的份额。

B.3.4 私有财产能否得到辩护？

不。尽管少数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承认，私有财产，尤其是土地财产，是通过武力获得的，但大多数人仍坚持认为私有财产是正当的。对私有财产的一种常见辩护，可以在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著作中找到（他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在诺齐克看来，使用武力获取财产是不合法的，因此任何现存的财产权都是不合法的（换句话说，盗窃和交易赃物并不会使这些物品的所有权合法化）。因此，如果土地的最初获取是不合法的，那么所有现存的财产权也同样不合法。而既然土地的私人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资本主义本身也就成了非法的。

为了规避这一问题，诺齐克借鉴了洛克的理论（“洛克条件”，"The Lockean Proviso"），其内容可概括如下：

2. 世界最初是共同所有的（或在诺齐克的观点中是无人所有的）。

3. 通过在共同所有（或无人所有）的资源上进行劳动，人们将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劳动。

4. 如果不会使他人的处境恶化，你可以在世界上占有比平均水平更大份额的绝对权利。

5. 一旦人们占有了私有财产，资本和劳动的自由市场在道德上便是必然的。

然而，这一理论存在诸多缺陷。最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将你拥有的东西（劳动）与全体共有（或无人占有）的东西混合后，就会让它变成了你的财产？实际上，这种情况同样可能意味着你只是单纯地失去了你所付出的劳动。例如，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仅仅因为你在一条河里游泳或捕鱼，你就因此拥有了这条河。而就算我们假设的这个论点成立，并承认通过在一块土地上劳动可以创造所有权，那为何要假设这种所有权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基础之上？许多文化并不承认这种“绝对”形式的财产关系，而是仅仅承认对生产物的所有权，而非对土地本身的所有权。

因此，投入劳动就能将土地变为私有财产的假设并不必然成立。相反，你完全可以主张另一种观点：劳动虽然能够带来对所创造商品的所有权，但并不会带来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一种占有权。

“我坚持认为，占有者因其辛劳和勤奋而获得报酬……但他并未因此获得对土地的权利。‘让劳动者拥有其劳动的成果。’——很好；但我不认为对产品的所有权意味着对原材料的所有权。一个渔夫的技艺使他在同一片海岸比其他人捕到更多的鱼，这是否使他成为了该渔场的所有者？一个猎人的高超技艺，是否能成为他对一片狩猎森林的产权凭证？类比是完全一致的——勤奋的农民在其作物的丰收和优良品质中找到了自己劳动的回报。如果他对土壤进行了改良，他作为占有者就享有优先权。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不能仅凭自己作为农耕者的技艺，就主张对其所耕种土地的所有权。

“要将占有转变为财产，除了劳动之外，还需要其他条件；否则一个人一旦停止劳动，就会失去所有权。而现行法律所依据的产权基础，是久远且无可争议的占有，也就是‘时效’。劳动只是占有的可见标志，是表明占有的物理行为。因此，如果一个农民在停止劳动和生产之后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如果他的占有权从最初的允许、之后的默认，最终变成不可转让的所有权——那么，这完全是由于民法的许可，以及‘占有’这一法律原则的作用。这是如此的正确，以至于即使不存在买卖契约、不存在土地租赁、不存在年金合同，它也暗含在它们当中。

“人类创造了一切——除了物质本身。而我坚持认为，人类只能在持续劳动的条件下占有和使用这些物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暂且承认他对自己生产之物的所有权。

“那么，这就确立了一点：即使承认产品的所有权，这也并不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一点似乎无需进一步论证。士兵拥有他的武器，石匠拥有他所看管的建筑材料，渔夫拥有他使用的水域，猎人拥有他所涉足的田野和森林，农民拥有他所耕种的土地——如果你愿意，可以说他们都是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者，但没有一个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产品的权利是专属的——‘对物权’（jus in re）；对生产资料的权利是共有的——‘对物请求权’（jus ad rem）。”[《什么是财产？》，第120-121页]

蒲鲁东的论点比诺齐克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历史有效性。土地的共同所有权与个人使用相结合的形式，主导了人类社会数万年的财产权制度；而诺齐克所谓的“自然法”理论，则仅能追溯到17世纪洛克的作品（而洛克的理论，本身就是试图辩护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以往习惯法的侵蚀）。诺齐克的理论之所以看起来有效，仅仅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以资本主义财产权为主导的。因此，诺齐克是在“循环论证”——他在试图证明某一命题的同时，已经假设了该命题的成立。

首先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一个童话故事、一个神话。当前的财产制度及其资源和所有权的分配，是数千年来冲突、强制与暴力的产物。因此根据诺齐克的逻辑，它就是不合法的：当前的所有者无权剥夺他人对财产的使用权，也无权反对税收或财产征收。然而，正是这一结论是诺齐克试图通过他的理论加以否定的。他通过构建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的思想实验，试图让读者忽视财产的真实历史，以此确保现有财产所有者远离再分配的威胁。诺齐克的理论之所以会被严肃对待，首先是因为它假设了它试图证明的前提（即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因此表面上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其次，它对富人而言还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用途。

其次，这一论点本身存在严重缺陷。要看清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两个人共享一片土地。按照诺齐克的理论，只要“在先前无主物上确立永久可继承财产权的常规过程，不会导致他人无法自由使用该物而使他们的处境恶化，就”允许其中一方将土地据为己有。[《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178页] 据此，我们案例中两位土地共享者中的一方，可以通过提供高于对方原生产收益的工资来完成对土地的占有。若达成此条件，依据诺齐克的理论，初始的圈地占有行为就是正当的，而后续所有的市场交易亦随之获得了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无主的世界转化为了有主的财产，并催生出以生产资源（土地）的资本主义财产权与劳动力为基础的市场体系。

有趣的是，尽管诺齐克的意识形态自称“自由意志主义”，但他的理论却仅以物质福利的标准来定义“处境恶化”，也就是把它与基于共同使用原则的社会条件进行比较。然而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圈占了土地，而另一个人无法靠剩余的土地维生，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后者别无选择，只能同意成为地主的雇佣劳动者。新地主为他提供的工资或许会高于他最初的生产水平，从而满足“洛克条件”的要求，但这完全忽略了问题的核心。关键在于，这个新的“工资奴隶”已经没有了自主谋生的选择，只能为他人工作，并因此受到这个地主的支配。换句话说，在诺齐克的理论中，以自由（即自治或自我管理）为标准的“处境恶化”完全无关紧要，而这一立场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

虽然诺齐克在他的意识形态中声称要强调“自我所有权”，理由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然而奇怪的是，在他关于土地占有的论述中，他却没有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事实上，他并没有对任何会将某人置于不必要且不可取的从属与依赖地位的占有行为，提出过任何的异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评估占有的公平性时，诺齐克完全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个体现在必须服从于其他个体的决定。私人财产的建立导致工资奴隶丧失了重要的自由（也就是说，工资奴隶无法对自己曾经使用的土地的所有权状况发表任何意见；也无权决定自己的劳动如何被使用）。在私人财产产生之前，每个人都能自主安排自己的劳动，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自治。而在占有之后，新的工资奴隶就再无此类自由，必须接受雇佣关系的条件：在此关系中，他们不情愿地放弃了对自己大部分时间如何支配的控制权。然而“洛克条件”竟然对此毫不在意，这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对“自由”的真正关切程度。

考虑到诺齐克多次强调自我所有权的重要性，你或许会认为，他相当在乎那些被剥夺土地的新生工资奴隶的自主权。然而，他对此却毫不在意——工资奴隶的自主权在他的理论中无关痛痒。诺齐克声称，他的无限制财产权理论是基于对人们能够自由过自己生活的关切，但显然这并不适用于工资奴隶。他对私人财产建立的辩护仅仅考虑了地主的自主权，而完全忽视了被剥夺者的自由。然而，正如蒲鲁东所正确指出的：

“如果人类的自由是神圣的，那么所有个体的自由都是同样神圣的；如果自由需要财产作为其客观行动的条件、作为其生存的条件，那么所有人对物质的占有权都同样是必要的……由此，不正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能阻止另一个人……占有与自己相等数量的物质，那么他同样不能阻止后来的个体这样做吗？。”[同上，第84-85页]

一旦我们超越最初的占有行为，并考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状况，诺齐克理论的影响便清晰可见。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所有可用的土地都已经被占有；这种在占有土地之间悬殊的差异会被世代继承。于是，我们便形成了一个拥有世界的（少数）阶级，以及一个只能按照前者设定的条件才能获得生存资源的（多数）阶级。如果大多数人无法在未经他人（即拥有阶级）许可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又怎能说他们真正拥有自己呢？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然人们宣称上拥有自我所有权，但这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拥有独立获取资源的能力。由于他们必须依赖他人的资源，他们便受制于资源所有者。换句话说，私有财产削弱了大多数人的自主性，并创造了一种本质与奴役有诸多相似之处的权力体系。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言：

“虽然不再因法律的强制而沦为奴隶或附属者，但绝大多数人仍然因财产的力量而沦为奴役；他们依然被束缚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职业上，必须服从雇主的意志，并且仅仅由于出身的偶然性，就被剥夺了享受生活的机会，以及他人无需努力、无需功绩便能继承的精神和道德优势。穷人认为，这是一种几乎等同于人类迄今所抗争的任何苦难的罪恶，这种看法并非错误。”[《社会主义章节》，《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77-378页]

资本主义尽管声称实现了形式上的自我所有权，实际上却不仅限制了工人阶级的自我决定权、还使他们成为他人的资源。在所有可用财产都已被先占者圈占的市场中，后来者只能选择依赖施舍，或者为他人工作。而后者，正如我们在第C节中所讨论的，必然导致剥削，因为工人的劳动被用来使他人致富。劳动者被迫接受现有的财产制度，并被迫使他人受益。这表明，自我决定不仅需要权利，也需要获取资源的能力。因此，要是真正关心自我决定权（即有意义的自我所有权），就必须导向共同财产、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以及某种形式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而非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

当然，对土地的掠夺需要国家来保护其免受被剥夺者的反抗，同时也需要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持续的干预。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人们会自由地使用周围的资源，尤其是那些他们认为被他人不公正占有的资源。而只有持续的国家干预才能阻止他们违反诺齐克的正义原则（用诺齐克自己的术语来说，“洛克条件”本质上是一种模式化理论，尽管事实与他所声称的相反）。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一个人对某物的私人所有权，意味着其他人的非所有权（“我们这些属于无产阶级的人，财产放逐了我们！”[蒲鲁东，Op. Cit., p. 105]）。因此，“自由市场”就像任何其他经济体系一样，不仅创造自由，也限制自由。因此，资本主义代表“经济自由”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剥夺绝大多数人在工作时间内的自由（而财富集中对社会的影响也严重限制了人们在工作之外的自由）。

也许诺齐克会主张，私人财产带来的物质利益增长使其占有变得正当。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一个声称支持“自由”的理论竟然会认为，富裕的奴隶会比贫穷的自由人更好。既然诺齐克认为，工资奴隶是否同意最初的财产占有并不重要；那么他或许会声称，物质福利的提高可以弥补自治权的丧失，从而使得最初的占有行为成为一种家长制行为。但是，既然诺齐克在家长制限制私人财产权时就反对家长制——那么当它被用来为私人财产权提供正当性时，他自然也不能援引它。而如果我们排除家长制、强调自主权（正如诺齐克在其理论的其他地方所声称的那样）；那么要证明私人财产的最初创造是正当的就变得极其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如果每个所有者对其财产的所有权都包含着“洛克条件”下掠夺的历史阴影，那么这样的所有权就是无效的。任何人对不平等资源的所有权，都必须以“财产即盗窃”和“财产即专制”的事实为前提。私人财产是经济自由的说法显然也是不真实的；因为除了“强权即公理”之外，任何试图为私人财产权辩护的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如果生命权是平等的，那么劳动权也是平等的，占有权亦然。”这意味着“那些今天不拥有财产的人，与那些拥有财产的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我并不因此主张让财产在所有人之间共享，而是以普遍安全的名义，要求彻底废除财产。”[蒲鲁东，Op. Cit., p. 77 和 p. 66] 简而言之，即使最初对资源的占有是正当的；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后代人也有权废除私人财产，以建立一个尊重所有人自由、而非少数人特权的制度。

关于私人财产以及为什么它无法被正当化（无论是基于占有、劳动、自然权利，还是其他理由）的更多无政府主义角度分析，请参考蒲鲁东的经典著作《什么是财产？》。关于资本主义财产权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F.4节。

B.3.5 国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有区别吗？

国家所有权（state ownership），不应与“使用权”概念所暗示的共同所有权（common ownership）或公共所有权（public ownership）混为一谈。69在现代，国有制（state ownership）和公有制（public ownership）的含义基本等同（或者说，两者被刻意地混淆了），均指是指国家或政府所有的资产或事业。威权主义者现在更喜欢用后者，给人一种“公有制”就像其字面意思一样由“公众”所拥有的错觉。虽然两者仍优于私有制（private ownership），但依然与真正代表大众共同所有的“共有制”（common ownership）存在关键区别。详见I.6节和I.6.2节国家是一个等级制的强制工具，正如我们在B.2节所讨论的，它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于国家在设计上就排除了广大民众的决策权，这就意味着国家机器控制了相关财产。由于公众以及使用该财产的人被排除在管理之外，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是完全一样的。区别仅在于，私有财产归资本家所有，而国有财产则归官僚机构所有。

我们可以从苏联或中国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例子中轻松地看出这一点。要说明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只需引用一位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中国为何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论述。根据大卫·施维克特（David Schweickart）的定义，如果在一个社会中，“为了获得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人就无法工作），大多数人必须与拥有这些生产资料的人（或者代表他们的人）签订合同。作为工资或薪水的交换，他们同意向所有者提供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雇佣劳动制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工人生产的商品或服务并不属于生产者，而是属于那些向工人提供生产资料的人。”——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同意施维克特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因此他正确地指出，“一个由小农和工匠组成的社会……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其中基本不存在雇佣劳动。”然而他却错误地断言，“一个大部分生产资料由中央政府或地方社区拥有的社会——例如当代的中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并不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之后》，第23页]

原因显而易见。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说的（并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样，如果财产被国有化，那么“它就属于国家，也就是说，政府对其拥有控制权，并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和观点对其进行处置……这样的状况可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要把它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那就太荒谬了。”（因为真正的共产主义需要“土地以及生产和分配体系的社会化”，它们应当“归属于人民，由个人或群体根据自身需求”，基于“自由获取”的原则，“加以安置和使用”。）[《红色艾玛言论集》，第406-407页]

因此，按照施维克特自己的定义，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工人显然不拥有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国家才是所有者。同样，工人也不拥有他们生产的商品或服务，而是提供生产资料的国家拥有它们。不同之处在于，资本家不再是许多个，而是只有一个——国家。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警告的，这“仅仅是……用国家这个普遍的资本家，去取代了现有的资本家。”[《进化与环境》，第106页] 这正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将这种政权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基本上就是国家取代了资本家，成为了工人的老板。

尽管这一点在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它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民主国家。无论是不是民主国家，国家所有制仍然是一种排他的财产所有权形式，它所塑造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共同所有权和共同使用权能够创造基于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关系；而国家所有制则预设了一个政府机器——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它凌驾于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的所有社会成员之上，并拥有强制和支配他们的权力。换句话说，当国家掌握生存资料时，社会成员仍然是无产者、仍然是非所有者，被排除在控制权之外。无论在法律上还是现实中，生存资料都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国家。国家并不是悬浮于社会之上的抽象存在，而是由一群具体的统治者组成的社会机构。这意味着这群统治者实际掌控并有效拥有这些财产，而非整个社会、更不是那些真正使用这些财产的人掌控并拥有它。正如拥有阶级排除多数人一样，国家官僚阶层也排除社会成员，这意味着无论这种所有权在法律上是否被正式承认，它都在实际上拥有着生产资料。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始终强调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认为这是任何真正社会主义形式的基础。如果仅仅关注所有权（正如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做的那样），那就是偏离了核心问题。不言而喻，那些用国家财产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政权，已经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析是正确的（正如艾玛·戈尔德曼对列宁统治下的俄国总结时所说的：“全能的中央集权政府，其经济表现形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Op. Cit., p. 388]）。国家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并没有根本区别——唯一的变化只是剥削和压迫工人的主体发生了转换。

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H.3.13节——“为什么国有社会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主义？”

B.4 资本主义是如何影响自由的？

私人财产在许多方面就像是一种私有形式的国家。所有者决定了其“拥有”区域内的一切事务，因此对该区域行使垄断性的权力。虽然权力是对自身的行使，是一种自由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下，它则成为了一种强制性的权威。正如鲍勃·布莱克（Bob Black）在《工作的废除》中指出的：

“那些哀叹极权主义的自由派、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都是伪君子和伪善者……你会发现在办公室或工厂中存在的等级制度和纪律，与监狱或修道院中的如出一辙……工人是兼职的奴隶。老板决定你何时上班，何时离开，以及在这期间该做什么。他告诉你要完成多少工作，工作速度要多快。如果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将这种控制延伸到羞辱性的程度；如果他愿意，他就会规定你的着装，甚至限制你上厕所的次数。特殊情况下，他可以用任何理由解雇你，或者无缘无故地解雇你。他让告密者和主管监视你，并收集每位员工的档案。顶撞老板被称为‘不服从上级’，就好像工人是个不听话的孩子一样，而这不仅会让你丢掉工作，还会使你失去领取失业补偿的资格……这种屈辱性的统治体系，掌控着大多数女性半数的清醒时间，以及绝大多数男性的绝大部分生命时光。在某些方面，称呼我们的制度为民主、资本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业主义，这并非完全错误，但它真正的名字是‘工厂法西斯主义’和‘办公室寡头统治’。任何声称这些人是‘自由’的人，非蠢即坏。”[《工作的废除及其他文章》，第21页]

面对这一批评，资本主义的捍卫者通常会回应道：“这里是自由市场，如果你不喜欢，你大可换一份工作。”然而，这一回应存在诸多问题。最明显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也从未是一个“自由市场”。正如我们在B.2节所指出的，国家的一个核心职能就是保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干预市场，使其向雇主倾斜。因此，捍卫资本主义的人用一个从未存在过的理想化概念来回应批评，实在是毫无说服力。

然而，这种回应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它默认了专制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人际形式。如果说“你的选择要么是忍受这个老板，要么是去寻找另一个（希望更开明的）老板”，那这完全反映出对自由概念的无知。自由并不是拥有一个可以挑选主人的机会，而是能够有机会自主掌控自身的事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就之一就是让人们误以为选择一个新的主人就是自由，让人们相信只要存在“同意”，就意味着存在“自由”——而完全忽视了塑造这些选择的客观条件，以及这些选择所产生的社会关系本质。

虽然我们会在B.4.3节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但现在就有必要先做一些简要的说明。要理解资本主义捍卫者的回应为何没抓住重点，我们只需将这一论点从经济制度转移到政治制度即可。让我们设想一个在岛屿上的专制国家体系，每个国家都是君主制（即独裁政权）。每个国王决定他的臣民应该做什么、可以与谁交往，并且攫取他们劳动的成果，以换取食物、衣物和住所；工作时间也由国王随意决定（国王“仁慈”地允许臣民在晚上和周末拥有一些自由时间）。其中一些国王甚至规定臣民的着装方式，以及他们见面时应如何互相问候。很少有人会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安排下的人是自由的。

现在，如果我们增加一个条件，允许任何臣民都可以离开自己的王国，但前提是另一位国王愿意接纳他们，这样是否使他们更加自由了呢？或许稍微自由了一点，但不多。臣民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统治者，但他们所处政权的本质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们可以预见，那些拥有被需求技能的臣民可能会获得更宽松、更自由的待遇（只要他们的技能仍然受到需求），而大多数人仍然不得不接受原本恶劣的条件，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被取代。无论如何，所有人仍然处于君主的专制统治之下。两类臣民都不是自由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人在君主的需求和心血来潮的影响下享有稍微宽松的待遇。

不言自明，这个思想实验准确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难怪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呼应蒲鲁东的抱怨：“我们的大型资本主义联合体，[就是]按照商业和工业的封建主义精神组织起来的。”[《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选集》，第72页] 讽刺的，资本主义的捍卫者非但没有否认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反而试图让我们相信这种制度就是自由的化身。然而，私人财产的国家主义本质，在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即“古典”自由主义者）推崇的极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理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某人在一片获取方式未曾违反洛克条件[即非侵略原则]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座私人城镇；那么选择迁入或继续留在那里的居民将无权对城镇的管理方式发表意见，除非城镇所有者所设立的决策程序赋予了他们这一权利。”[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270页]

这无异于自愿的封建主义，仅此而已。而事实上，这种制度确实存在。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公司城镇（company towns）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霍华德·津恩总结了科罗拉多矿区这些“私人城镇”的状况：

“每个矿工营地都是一个封建领地，由矿业公司充当领主和主人。每个营地都有一名由公司支付薪水的治安官作为执法人员。而所谓的‘法律’，就是公司的规则。宵禁被强制执行，‘可疑的’陌生人不得探访居民家中，公司商店垄断了所有商品的销售。医生是公司的医生，学校教师由公司聘请……在科罗拉多，政治权力掌握在经济权力的手中。这意味着科罗拉多燃料与钢铁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及其他矿业公司的权威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公司官员被任命为选举监督员，由公司控制的验尸官和法官阻止受伤工人获得赔偿。”[《科罗拉多煤矿罢工，1913-14》，第9-11页]

毫不意外的是，一旦工人们奋起反抗这种暴政时，他们就会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而公司的私人执法人员在镇压罢工者方面表现得极为“高效”：“到罢工结束时，死伤者大多是矿工及其家人。”罢工很快演变成一场战争，罢工者及其支持者与公司的雇佣暴徒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国民警卫队被派往矿区“恢复秩序”时，“矿工们在罢工的前五周已经经历了私人保安手中的恐怖统治……因此他们对国民警卫队的到来充满期待。”他们“并不知道，州长是在矿业公司的压力下派遣这些军队的。”事实上，银行和企业甚至向州政府提供资金来支付民兵的费用。这些身穿国家民兵制服的公司暴徒，在1914年4月20日臭名昭著的拉德洛大屠杀（Ludlow Massacre）中谋杀妇女儿童。[同上，第22、25、35页]

《纽约时报》毫无讽刺意味地发表社论称，“民兵像法律一样公正无私。”事后，矿业公司雇佣了艾维·李（Ivy Lee，“美国公关之父”）来扭转舆论。值得注意的是，李撰写了一系列宣传小册子，标题为《科罗拉多争取工业自由斗争的事实》。该公司的负责人（洛克菲勒）将他对罢工者的镇压美化为了捍卫工人自由的举措，是在“捍卫工人的工作权利。”[引自津恩，Op. Cit., 第44、51、50页] 所谓“资本主义是自由的化身”不过如此。

当然，有人可能会声称，“市场力量”最终会使最开明的资本家最为成功，但一个“仁慈的主人”依然是主人（更何况当时的资本主义比今天更接近“自由市场”，这就说明这种想法不过是一个空想）。套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开明的资本家就像一个善良的驴主人一样。他会为驴子做一切事情——照料它、喂养它、清洗它。唯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从它背上下来！”正如鲍勃·布莱克所指出的：“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命令：这正是奴役的本质……但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有更换主人的权利。”[《作为保守派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工作的废除及其他文章》，第147页] 当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经常声称这种“更换主人的权利”就是“自由”的本质时——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所谓“自由”的虚伪。

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威权主义并不局限于工作场所。资本家通过国家来巩固他们在整个社会中的权力。只要国家的行动符合他们的利益，支持他们的权威和权力，资本家就会支持并依赖国家。任何国家与资本之间表面上的“冲突”，实际上就像两个黑帮分子在争夺抢劫来的战利品：他们可能会为如何分赃、谁在帮派中的权力更大而争吵；但他们彼此需要，以便共同掠夺财富、保护他们的“财产”不被那些真正的所有者夺回。

然而与公司不同的是，民主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受到公民的影响。公民可以采取行动来（一定程度上）限制统治精英“独享”权力的程度。因此，富人憎恨国家的民主成分，并将普通公民视为潜在的威胁。这种“问题”早在19世纪初的美国就已被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指出：

“很容易看出，社会中的富裕阶层对本国的民主制度怀有深深的厌恶。民众既是他们蔑视的对象，也是他们恐惧的来源。”

这种恐惧至今未曾改变，他们对民主思想的蔑视亦如往昔。正如一位美国企业高管所言：“一人一票的原则，最终会导致我们所知的民主制度的失败。”[L. Silk 和 D. Vogel，《伦理与利润：美国商业信任危机》，第189页]

但这种对民主的蔑视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反对国家。恰恰相反，正如前文所述，资本家依赖国家的存在。这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一种没有社会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它纯粹是一个谎言，因为没有平等就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主义者对政府的批判，仅仅是希望削减其某些职能，并让资本家在彼此之间展开竞争，但他们无法攻击政府最本质的镇压职能：因为如果没有宪兵，财产所有者便无法存在。”[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安那其》，第47页]

我们已经在B.2节讨论了国家以及统治精英如何控制国家，因此在这里不再赘述。我们也不会详细讨论精英阶级如何利用国家来维护私有财产（见B.3节），或如何利用国家干预社会（见D.1节）。在本节的剩余部分，我们将探讨资本主义如何影响自由和自主性，以及为何资本主义捍卫者的常见辩护站不住脚。

B.4.1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吗？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自由（freedom），既意味着“免于”（freedom from），也意味着“能够”（freedom to）。“免于”指的是免于支配、剥削、强制性权威、压迫或其他形式的屈辱与贬低。“能够”则意味着能够充分发展和表达个人的能力、才华和潜力，并在不损害他人最大自由的前提下，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自由都意味着自我管理、责任感和独立性，也就是说，人们应该对影响自身生活的决策拥有发言权。由于个体并不是存在于社会真空当中，自由就必然具有集体性，也就是个体所组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如社区、工作团体、社会组织等）应当以使个体能够参与决策的方式运作。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由要求参与式的民主，即受影响的人们通过面对面的讨论和投票来决定事务。

那么，资本主义体系满足这些自由的条件吗？显然不满足。尽管资本主义国家充斥着“民主”之类的说辞，但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仍然仅仅浮于表面——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公民都是雇佣劳动者；他们在清醒的时间里，至少有一半时间是在资本主义独裁者（即老板）的控制之下度过的。他们对影响自身生活最深远的经济决策没有任何发言权，并且被迫在不利于独立思考的环境下工作。如果连最基本的自由——独立思考的自由——都被剥夺，那么自由本身也就无从谈起。

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本质上是极端不民主的。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典型的企业等级制度中的压迫性权威关系，如果出现在政治体系中，将被称为法西斯或极权主义。他如此描述道：

“企业完全不是个人主义的。这些是庞大的联合机构，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根本谈不上个人主义。在人类社会中，很少有机构像商业组织那样具有如此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自上而下的控制。在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别压迫我’的自由，你随时都在被压迫。”[Keeping the Rabble in Line, p. 280 ]

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建立在自由之上”，反而破坏了自由。在这方面，西尔斯公司（Sears）首席执行官罗伯特·E·伍德（Robert E. Wood）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强调自由企业制度的优势、我们抱怨极权主义国家，但……事实上，我们在工业领域，尤其是在大型工业中，已经建立了或多或少的极权主义体系。”[引自艾伦·恩格勒，《贪婪的使徒》，第68页]

或者用乔姆斯基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根本不了解“自由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你应该免受支配和控制，包括免受经理和老板的控制。”[1992年2月14日《Pozner/Donahue》节目采访]

在企业威权主义之下，那些被认为最理想的普通公民心理特征，是高效、服从、情感冷漠、缺乏同理心，以及对权威的无条件顺从——这些特质使人在公司等级制度中得以生存甚至晋升。当然，对于“非普通”公民（即老板、经理、行政人员等）来说，则需要威权主义的特质；而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支配他人的能力和意愿。

但所有这些主仆关系的特质都与真正的民主（即参与式／自由意志主义的民主）格格不入，而真正的民主要求公民具备灵活性、创造力、敏感性、理解力、情感诚实、直接性、热情、现实主义，以及调解、沟通、谈判、整合和合作的能力。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是非民主的，而且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培养了一种阻碍真正民主（以及自由社会）实现的性格特质。

许多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的权威结构是“自愿的”，因此不会否定个人和社会自由。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正是这样做的。与大多数资本主义辩护者一样，他无视雇佣劳动中固有的威权关系（在工作场所中，“协调”是基于自上而下的命令，而不是横向的合作）。相反，他关注的是工人选择向特定老板出售其劳动力的决定，从而忽略了这类契约内部缺乏自由的事实。他辩称：“个人事实上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参与任何特定的交易，因此每一笔交易都是完全自愿的……雇员不会受到雇主的胁迫，因为他可以去为其他雇主工作。”[《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4-15页]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自由本质，弗里德曼将资本主义与一个基于独立生产者的简单交换经济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这样一个简单经济中，每个家庭“都有直接为自己生产的选择，[因此]除非交换对其有利，否则它不必参与交换。因此，任何交换的进行都必须使双方受益；所以，合作是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资本主义（或所谓的“复杂”经济）下，弗里德曼认为“个人事实上可以自由地选择是否参与任何特定的交易，因此每一笔交易都是完全自愿的。”[同上，第13页和第14页]

然而稍作思考就能发现，资本主义并不是像弗里德曼声称的那样基于“完全自愿”的交易。因为使交易“完全自愿”所需的前提，并不是仅仅是自由地选择是否进入某一特定交易，而是自由地选择是否参与任何的交易。

这一点——且唯有这一点——才是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基于手工艺生产的）简单经济模型能够被证明是自愿且非强制的前提条件；若不满足这一条件，就无法证明复杂经济模式（即资本主义）是自愿且非强制的。然而，弗里德曼在上述论证中显然声称，只要有选择是否进入某一特定交易的自由，就足以证明资本主义是自由的。因此，只有改变自己的标准，他才能得出资本主义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结论。

弗里德曼的逻辑错误显而易见，但却很难被原谅（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辩护者的论述中，这种错误极为常见）。他在没有提及最关键区别的情况下，就将经济从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简单交换体系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个关键区别正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在独立生产者的社会中，工人可以选择为自己工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却没有这样的选择。对于像弗里德曼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而言，工人只是选择“是否工作”，而资本家必须支付工资以弥补劳动的“负效用”。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大多数工人面临的选择并不是“是否工作”，而是“是工作，还是挨饿／困窘”。资本主义的存在，依赖于一支无法自由支配资本或土地的劳动力大军，因此他们根本没有决定是否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弗里德曼或许会承认，哪里没有选择，哪里就存在强制。因此，他试图证明资本主义无需强制即可进行协调的论证，最终是失败的。

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之所以能够让一些人相信资本主义“建立在自由之上”，只是因为这个体系在表面上具有某种自由的假象。然而深入分析后，你就会这些假象就是一种骗局。例如，资本主义企业的雇员据称是自由的，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辞职。对此，再次引用鲍勃·布莱克（Bob Black）的话说：

“有些人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服从命令：这就是奴役的本质。当然，[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自鸣得意地指出，‘至少你可以换份工作’，但你无法避免必须拥有一份工作——正如在国家主义体制下，你或许可以更换国籍，但无法避免受某个国家政权的统治。然而自由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更换主人的权利。”[《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工作的废除及其他文章》，第147页]

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人实际上别无选择——要么接受被统治／被剥削，要么就得流落街头。

无政府主义者指出，要使选择真正自由，契约和社群必须建立在缔约双方的社会平等基础之上，并且双方都应当从中获得大致相等的利益。然而在资本家与雇员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这种平等永远无法实现，因为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必然催生社会等级制度，并形成强制性的权威与服从关系。甚至连亚当·斯密都曾承认这一点（见下文）。

曾任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席的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对《瓦格纳法案》出台前的美国劳动生活的描述，清楚地揭示了阶级不平等的现实：“不公正就像电车一样常见。工人走进工厂时，必须把他们的尊严、公民身份和人性都留在门外。他们被要求按时报到，无论当天是否有工作可做。在等待主管和工头安排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得不到一分钱报酬。他们可以毫无理由地被解雇。他们必须遵守专横而荒谬的规定……连上厕所都被层层限制。尽管那些大公司的总裁们高谈阔论地宣称，‘他们的大门向任何有投诉的工人敞开’，但实际上，没有任何机构可以让工人申诉自己的冤屈。工人受到不公待遇的想法，在雇主看来简直荒唐可笑。”这种屈辱性的待遇至今仍然存在，而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工人的谈判地位进一步恶化；这使得过去一个世纪中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正面临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只需简单观察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巨大的权力和财富差距，就能看出双方所达成的“契约”所带来的利益远称不上平等。加拿大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智库”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主要理论家，沃尔特·布洛克（Walter Block），在讨论职场性骚扰问题时，就清楚地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权力和利益的不对等：

“试想一下在秘书与上司之间持续发生的性骚扰……尽管许多女性认为这种行为令人反感，但它并不是一种强制行为。相反，它是工作的一揽子交易中的一部分，秘书在接受这份工作时就同意了它带来的所有方面，特别是在她还决定继续这份工作时。毕竟，办公室是私人财产。如果这种‘强制’让她无法接受，她可以选择离开。”[引自 Engler, Op. Cit., p. 101]

菲沙研究所的主要目标是让人们相信，所有其他权利都必须服从于财富占有权。在这个例子中，布洛克清楚地表明，在私人财产制度下，只有老板才拥有“能够”（freedom to）的自由；而且为了维护这一权利，他们还希望确保自己拥有“免于”（freedom from）的自由。

因此，当资本家们高谈阔论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时，他们真正指的是由国家所保护的、通过私人财产占有而剥削和压迫工人的自由。这种自由使他们能够持续积累巨额财富，并由此确保自身的权力和特权。自由民主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施舍工人“更换主人”的权利（虽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权利通常也并不存在），这绝不能证明资本主义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正如彼得·克鲁泡特金所言：“自由不是被赐予的，而是争取来的。”[Peter Kropotkin, Words of a Rebel, p. 43]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你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实际上都是你的主人允许你做的事情——这种“自由”无异于带着项圈和狗链的自由。

B.4.2 资本主义建立在自我所有权之上吗？

默里·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作为主要的“自由意志”资本主义理论家，声称资本主义建立在“自我所有权”（self-ownership）的“基本公理”之上。他将这一“公理”定义为“每个人拥有绝对权利……控制自己的身体，不受强制干预。由于每个个体必须思考、学习、评估，并选择其生存和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因此，自我所有权赋予人类在不受强制骚扰的情况下进行这些至关重要活动的权利。”[For a New Liberty, pp. 26-27]

乍一看，这一观点似乎颇具合理性。我们“拥有”自己，因此我们可以决定如何支配自身——这一概念具有直观的吸引力。这难道不正是自由的体现吗？因此在这一观点下，自由被定义为“一个人对自己身体和其合法物质财产的所有权未被侵犯或侵害的状态。”这一定义也使其能够与奴隶制形成对比。在奴隶制下，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拥有，“奴隶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自我所有权；他们的人身及其劳动产出，都被奴隶主通过暴力系统性地剥夺。”[Rothbard, Op. Cit., p. 41] 这意味着“自我所有权”可以被描述为奴隶制的对立面：我们对自己的身体拥有一种类似奴隶主对奴隶的支配权。这也意味着奴隶制是不公正的，因为奴隶主窃取了奴隶的正当财产，也就是他们的身体（及其相关能力）。这一概念有时被表达为人类拥有一种“自然的”或“不可让渡的”权利，即拥有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劳动产物的权利。

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理解“自我所有权”概念的吸引力，但对此并不信服。与奴隶制类似，“自我所有权”将自由和个体性置于私有财产的范畴之内——因此，它与奴隶制最重要的主张相同：人可以成为私人财产规则的客体。这种观念体现了一种异化的视角，并且暴露了其信条中根本性的缺陷。这一点可以从该公理在实践中的运用方式看出。如果“自我所有权”仅仅是“个体自主权”的同义词，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对此不会有异议。然而，资本主义理论家并不是以这种方式使用这一“基本公理”的。“自我所有权”并不是旨在捍卫自由，而是旨在为自由的剥夺提供正当性。它试图将社会关系（主要是雇佣劳动）描述为自由的体现，而事实上，这些关系本质上是支配与压迫的体现。换言之，“自我所有权”成为了限制甚至摧毁个体自主性的工具，而这一切竟是以自由的名义进行的。

这一点在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口号“人权即财产权”中暴露无遗。如果这一主张成立，就意味着权利可以像其他财产一样被让渡、出租或售卖。此外，如果一个人没有财产，那么他就没有人权，因为他没有可供行使人权的空间。正如另一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安·兰德（Ayn Rand）所说：“在他人的财产上，不可能存在不受限制的言论（或行动）自由权。”[Capitalism: The Unknown Ideal, p. 258] 换言之，如果你身处他人的财产范围内（例如工作场所中），那么你就没有任何基本权利，除了免受伤害的权利（然而，老板们往往也会通过忽视健康与安全问题而公然侵犯这一权利）。

“自我所有权”理论正是对这种状况的辩护。你已经出租了你自身的“财产”（劳动力），因此雇主就有权决定你做什么、何时做以及如何做。因此，财产权与自由发生了直接冲突。如果认为“人权即财产权”，那么在实践中，人权就必然会被持续侵犯，因为财产权在本质上是与自由相互对立的。这并不奇怪，因为“财产权”理论本身就是为了正当化对他人自由的剥夺以及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而创造出来的。

很明显，一旦考虑到私有财产及其分配问题，“自我所有权”（或“人身财产”）理论就会陷入困境。简而言之，资本家支付工人工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从事罗斯巴德所列出的其他“重要活动”（例如学习、评估、选择目标和手段）——除非这些活动符合公司盈利的需要。否则工人完全可以确信，任何在公司时间内进行此类“重要活动”的努力都将会受到“强制性干涉”的阻挠。因此，雇佣劳动（即资本主义的基础）在实践中否定了“自我所有权”所包含的权利，从而使个人被剥夺了其基本权利。正如米哈伊尔·巴枯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出卖了自己和自己的自由。”[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187]

在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中，“财产”不会成为权力的来源，因为使用权与占有权是统一的（即私有财产被占有制取代）。例如你仍然可以把醉汉赶出你的家门。但是在一个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制度（即资本主义）中，财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并通过等级制度构成了一种强制性的权威。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建立在“一种特殊形式的威权控制之上。它通过私人所有权和控制所实现，是一种极其僵化的支配体系。”当“财产”只是个体所实际使用的物品（即占有）时，它不会成为权力的来源。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下，“财产权”不再与“使用权”相一致，因此它变成了对自由的否定，并成为对个人施加权力和控制的工具。

正如我们在关于等级制度的讨论中所看到的（见A.2.8节和B.1节），所有形式的威权控制都依赖于“强制性干涉”，即——使用处罚或威胁使用处罚。在资本主义下，公司内部的等级制度无疑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体现。鲍勃·布莱克（Bob Black）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的专制天性：

“[成年人]度过最多时间并受到最严格控制的地方是工作场所。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普通成年人所经历的最大直接压迫，并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雇佣他的企业。你的工头或主管在一周内发出的‘否则——’的命令，比警察在十年内对你下达的还要多。”[“The Libertarian as Conservative”, 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 p. 145]

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控制无疑是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公然践踏。在那里，工厂通常“被铁丝网包围。在上锁的门背后……工人们受到警卫的监督，他们会因最微不足道的借口殴打和羞辱工人……每个工人每天可能要重复相同的动作——缝制裤带、缝合袖子——达两千次之多。他们在极度明亮的灯光下工作，每班持续十二到十四小时，工厂内部闷热难耐，如厕休息时间极少，且饮水受到限制（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而即使能够获得水源，往往也是污浊不堪、不适合人类饮用的。”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所能创造的利润”，“每项任务的时间都被精确计算到毫秒的单位。”[Joel Bakan, The Corporation, pp. 66-7] 虽然在发达国家，由于工人阶级长期的组织和斗争，这种控制的形式通常不会如此极端，但其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只有诡辩家才会宣称，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拥有”他们自己及自己的能力——然而，这正是“自我所有权”理论的拥护者所坚持的论点。

因此，如果“自我所有权”一词意指“个人自主权”，那么资本主义显然并不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讽刺的是，“自我所有权”理论反而被用来削弱并摧毁真正的自我所有权，尤其是在工作时间当中（甚至可能扩展到其他领域）。其逻辑非常简单：既然我拥有自己，那么我也能够出卖自己——尽管很少有“自我所有权”理论的支持者会如此直白地承认这一点（正如我们在F.2.2节讨论的那样，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就因为这一原则带来的逻辑上的结果从而接受“自愿奴役”）。取而代之，他们强调我们“拥有”我们的劳动，并将其作为契约对象供他人使用。然而，与其他形式的财产不同，劳动无法被割裂和异化。因此，当你出售你的劳动时，你实际上是在一段时间内出售你自己、出售你的自由。通过出让你的劳动力，你实际上是在出让你的本质存在、出让你的个性，让你在这段时间内被剥夺了自主权。

因此，“自我所有权”反而成了为专制社会关系辩护的工具，而这些关系本身恰恰否定了它所声称捍卫的自主性。事实上，这种关系与奴隶制存在相似之处——而这正是“自我所有权”理论的倡导者们最喜欢用来对比的对象。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否认这一点，但古典经济学家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却无意中泄露了真相，他直接将二者进行了比较。这里值得对他的话进行详细引用：

“一个大资本家、一家工厂的所有者，如果他像西印度种植园主那样使用奴隶而不是自由劳工，那么他就会被视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共同所有者。简而言之，他将同时拥有两种生产工具——因此，全部产品都将完全归他所有，不需要与他人分享。

“那么，在雇佣工人并支付工资的情况下，有什么不同呢？领取工资的工人出售自己的劳动，无论是一天、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具体时间视情况而定。而支付工资的制造商则购买这些劳动，无论是一天、一年，或任何约定的时间。因此，他与使用奴隶的制造商一样，都是这些劳动的所有者。唯一的区别仅在于购买方式的不同。奴隶主一次性购买了一个人一生可以提供的全部劳动；而支付工资的资本家，则仅购买工人在一天或其他规定时间内所能提供的劳动。然而，既然资本家是他所购买的劳动的所有者，就如同奴隶主是其奴隶劳动的所有者一样，那么，这些劳动与资本结合后所产生的全部产品，自然也全部归资本家所有。在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状态下，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本家同时拥有两种生产工具，而全部生产成果都归其所有。”[“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引自David Ellerman，Property and Contract in Economics，pp. 53-4]

因此，奴隶制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之间唯一的“区别”仅在于“购买方式”的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劳动本身及其产出都归“大资本家”所有。正如罗斯巴德所说，在工作时间内，工人“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自我所有权；他的身体和他的劳动成果都被他的主人系统地剥夺”。难怪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将雇佣劳动更准确地称为“工资奴役”，因为在工作日的持续时间内，老板实际上拥有工人的劳动能力。而由于劳动能力无法与工人自身剥离，这意味着老板实际上控制着工人——并将他们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以此作为“雇佣”的代价！

不过当然，其中确实存在关键的差异。在奴隶制时期，成为奴隶并不是自愿的选择，奴隶无法更换主人（尽管在某些文化中，如古罗马，人们可以主动卖身为奴，而“《圣经》也认可自愿奴役”[Ellerman, Op. Cit., p. 115 and p. 114]）。然而在工资奴役制度下，即便人们并不是被迫接受特定的工作，并且也可以更换雇主，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双方之间所建立的权力关系。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的那样，认为工人可以辞职的论点，实际上无非是在说“喜欢就接受，不喜欢就走人！”，而这种说法完全回避了问题的本质。绝大多数人无法避免雇佣劳动，并且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雇佣状态。将自己的劳动／自由以碎片化的方式在一生中不断出卖，与一次性出售自己一生的劳动几乎没有本质区别。更换向谁出卖自己的劳动／自由，并不改变劳动被异化的事实及其体验。

这正是“自我所有权”理论的悖论所在。它表面上假定个人具有自主权，但实际上却用来否定这种自主权。为了签订契约，工人必须行使自主权，决定将自己的财产（劳动力）出租或出售给他人是不是有利的（而考虑到其他选择最好的情况下也是贫困，工人会认为“同意”签订契约是“有利的”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被出租或出售的并不是一件普通的财产，而是一个拥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个体。一旦契约达成，财产权发生转移，工人便不再拥有自主权，而是被视为生产要素或商品，与其他生产资料一样被管理和支配。

在“自我所有权”理论中，之所以这种情况会被视为合理，正是因为它将人及其劳动力视为财产。然而，工人无法将其劳动力单独送往雇主处使用。由于劳动力的本质，工人必须亲自身处工作场所才能使其“财产”被购买者所利用。因此，当工人签订契约、将其劳动（即“对自身的财产”）出租或出售给雇主时，其自主权（自由）便会受到限制，甚至被彻底剥夺，具体程度取决于所签署契约的具体情况。这是因为雇主雇佣的不是一件可以单独出售的财产，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因此，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建立在“自我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反而在实践中否定了这一权利，使个人被剥夺了诸如言论自由、独立思考以及自我管理等基本权利——而这些权利，正是个体在被雇佣时必须放弃的。然而根据罗斯巴德的说法，这些权利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产物，因此，雇佣劳动不仅使个体与其劳动能力和创造力相异化，也使其与自身的基本权利相异化。因为工人并不是在出售自己的技能——技能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必须出售自己的时间和劳动能力，也就是说，出售他们自己。因此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自我所有权”的权利始终被置于财产权之下，工人唯一被留下的“权利”就是寻找另一份工作（尽管在某些国家，如果雇员欠公司债务，这一权利甚至也会被剥夺）。

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自我所有权”原则的某种奇特悖论，恰恰相反，这一学说最早由约翰·洛克所系统性的阐述。他认为：“每个人对自己的个体都拥有财产权。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然而，他同时又主张，一个人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出售其劳动服务，以换取工资”。购买了劳动的雇主便同时拥有了劳动本身及其产出。“因此，我的马吃掉的草、我的仆人砍下的草皮、我在与他人共同享有权利的地方挖掘的矿石，都会在不经任何人同意或分配的情况下成为我的财产。[因为]那些属于我的劳动……已经在他们上烙下了我的财产权。”[《政府论（下篇）》第27节、第85节和第28节]

由此可见，一旦一个人（仆从）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雇主，其地位便与动物（马匹）无异。雇佣劳动否定了工人的基本人性和自主权。私人财产制度并未促成社会中的平等关系，反而制造了支配与异化的关系。对此，蒲鲁东曾作出这样的比较：“只要一个合作关系持续下去，利润和损失便应当由合作双方共同分担；因为每个人的生产行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整个社会。当分配时刻到来，考量的对象不是生产者，而是合作者。因此，种植园主给予奴隶稻草和米饭，资本家向工人支付永远过低的工资——尽管他们同其雇主一起从事生产，但却并未与其建立合作关系，因此在分配过程中，他们被忽视了。同样，那些为我们拉车的马匹……它们与我们共同创造财富，但并未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我们获取了它们的产出，却没有与它们共享。这些被我们雇佣的动物与工人，在与我们的关系上毫无区别。”[《什么是财产？》，第226页]

因此，当资本主义者洛克将人类与动物进行类比时，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则对这种将人变成他人资源的制度的根本不公提出抗议。而我们指的确实是“资源”，因为“自我所有权”理论同时也是让穷人沦为富人备用零件的手段。毕竟，穷人“拥有”自己的身体，因此可以将其全部或部分地出售给愿意购买的人。这意味着，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人可以将自己的身体部位卖给富人。最终，“如果告诉一个穷人，他之所以拥有财产，是因为他还有胳膊和腿——因为他所忍受的饥饿、以及他露宿街头的能力，都是他的财产——这只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是对他伤害之上的又一次侮辱。”[蒲鲁东，Op. Cit., p. 80]

显然，劳动的能力并不是一个人的“财产”——而是他们的“占有物”。使用与所有权在其中是融合的，无法被分离。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认为奴隶制错误的理由中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辩护者认为奴隶制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拥有天然的财产权；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奴隶制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每个人都天然地享有自由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前一种权利是可让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确保了多数人为那些掌握生活资料的人劳动；而后一种权利则是不可让渡的，只要一个人仍然是人，自由或自我决定就不是一种可以被收购或放弃的所有权要求，而是身而为人的一种不可分割的存在方式。

无政府主义者对人类自由不可让渡性的立场，也构成了无产者要求获得必要生产资料的基础。正如蒲鲁东所指出的：“在占有与财产的区分之上，产生了两种权利：其一，jus in re，即物之中的权利，即使我的财产落入他人之手，我仍有权利索回；其二，jus ad rem，即之于物的权利，它给予我成为所有者的权利……前者是占有与财产的统一；后者则仅仅包含所有权。对于我而言，我作为劳动者，我有权占有自然与自身劳动的产物；但我作为无产者，我却无权享有这些产物。因此，正是基于jus ad rem的原则，我要求进入jus in re的范畴。”[Op. Cit., p. 65] 由此可见，为了使劳动者真正拥有其劳动和劳动产物，而非仅仅成为一场闹剧，就必须废除财产制度——不仅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还包括对自由及其真正含义的界定。

因此，与罗斯巴德的主张相反，资本主义在实践中利用“自我所有权”的修辞，来剥夺人们对真正“自我所有权”的权利；而这种剥夺正是源自私人财产所造就的威权主义职场结构。如果我们追求真正的自我所有权，就不能在我们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放弃它，沦为“工资奴隶”。唯有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而非资本主义，才能使“自我所有权”成为现实：

“他们谈论‘固有权利’、‘不可让渡的权利’、‘自然权利’等……除非平等的物质条件得以实现，否则宣称人类平等无异于一种嘲弄。而且，除非平等确实存在（在此我指的是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充分发展自己），否则无论是思想、言论还是行动的自由，都同样是虚妄之谈……只要工人阶级仍然在他们铺设的街道上跋涉，在他们清理的污秽中摸索，在他们挖掘的下水道中劳作，却不得不匆忙离开街头、以免被警察呵斥‘快走开’；只要他们仍然在工厂间奔波，哀求获得成为奴隶的机会，承受老板和领班的侮辱，在他们亲手建造的工厂里、在他们打造的机器旁，一遍遍地听到‘不行’和摇头拒绝的回应；只要他们仍然甘愿像牲畜一般被赶入城市，一年又一年地被逐出被抵押的土地——那片他们曾开垦、施肥、耕种，并赋予价值的土地……只要他们仍然寄希望于某种外部力量，无论是上帝、牧师、政客、雇主，还是慈善机构，来改变现状，那么解放就永远不会到来。唯有当他们认识到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劳动者联合会的可能性，而这一联合会的各组成部分将接管土地、矿山、工厂，以及所有生产工具……简而言之，劳动者自己管理工业生产，不再受立法者或雇主的规制干预，届时我们才可以寄希望于唯一真正有效的救助——自助；才能够保障言论自由（以及其他一切权利）的唯一（且不需要任何书面担保的）条件。”[沃尔泰丽娜·德·克莱尔，《沃尔泰丽娜·德·克莱尔文选》，第4-6页]

总之，如果“自我所有权”意味着“自我决定”或“个人自主”，那么资本主义与这一理念是根本矛盾的。然而，意识到“自我所有权”理论的真正目的正是为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及其对自由的限制提供辩护，这并不意外。与其说它是对自由的捍卫，不如说它是为了自由的侵蚀而设计的。要使“自我所有权”概念所蕴含的自主承诺成为现实，私人财产制度必须被废除。

关于以“自我所有权”和“财产权”来定义自由的局限性、矛盾及谬误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F.2节。

B.4.3 但是没人逼着你为他们工作！

当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声称，开始进行“雇佣劳动”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然而，由于历史上暴力手段的介入（例如通过战争掠夺土地）、资本家阶级对国家的控制、以及资本积累的趋势——现在少数人掌控着巨额财富，剥夺了其他人自由获取生活资料的机会。因此，对生活资料的自由获取权的剥夺，最终是建立在“强权即公理”的原则之上的。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生活资料必须按照它们字面的意义来理解：没有它们，生活便无法维持。剥夺人们对生活资料的获取，不仅仅是‘盗窃’……更是赤裸裸的谋杀。”[《重塑社会》，第187页]

大卫·埃勒曼也指出，过去的强制行为导致了大多数人只能在统治阶级允许的选项范围内做出选择：

“资本主义思想的一个支柱性观点是认为……，奴隶制的道德缺陷在资本主义下已不复存在，因为工人不像奴隶，他们是自由人，可以自愿签订工资合同。然而这只不过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下，对自然权利的剥夺程度有所降低，以至于工人仍然在法律上保留了一定的人格，并被视为自由的‘商品所有者’。因此，他们被允许自愿地将自己的劳动生涯投入市场交易。当强盗用枪支威胁他人，使其在‘交出金钱’或‘丧命’之间做出选择时；尽管可以说受害者是在‘自愿’地选择余下的选项，但这显然是一种抢劫。同样，当法律体系本身以资本的特权之名，剥夺工人的自然权利，并由国家的法律暴力予以背书时，‘自由意志’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不仅不会将其视为体制化的抢劫，反而会庆祝工人的‘天然自由’，认为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出卖劳动力和失业之间做出选择。”[引自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读本》，第186页]

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依赖于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主义的自然基础是雇佣劳动，在这种制度下，大多数人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的技能、劳动和时间出卖给那些确实地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个体自营者的比例低于10%（1990年英国的自营劳动者占比仅为7.6%，美国和加拿大约为8%——但这个数据还包括雇主，因此真正的自营劳动者数量甚至更少！）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力市场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米哈伊尔·巴枯宁指出，尽管在法律上说，工人与资本家被视为“自由”且“平等”的个体；但事实上，工人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奴隶的地位：

“在法律上，他们是平等的；但在经济上，工人是资本家的奴隶……因此，工人将自己和自己的自由出卖给资本家一段时间。由于饥饿的可怕威胁每天都悬在他的头上，且威胁着他的家庭，工人们处在奴隶的地位上；他不得不接受资本家、工业家和雇主根据盈利计算所强加的一切条件……工人始终有权利离开他的雇主，但他有手段这样做吗？没有，他离开只是为了把自己卖给另一个雇主。驱使他这样做的，正是最初迫使他卖身的那种饥饿。因此，工人的‘自由’……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自由，缺乏任何能够实现的手段，因此它只是一种虚假的自由、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事实是，工人的整个人生只是一个接一个令人惊恐的农奴制契约——从法律角度来看是‘自愿’的，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却是强制的——这些契约被短暂的‘自由’间隔开来，而这种‘自由’伴随着饥饿。换句话说，这是真正的奴役。”[《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187-188页]

显然，一家公司不能强迫你为他们工作，但通常情况下，你必须为某个人工作。当然，人们却通常忽视这种情况是如何发展的。资方通常会编造一个童话故事来忽视它，仿佛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童话里说少数聪明人通过储蓄和努力工作积累了资本，而懒惰的大多数人则争相为这些（几乎是超人般的）天才工作。正如一位右翼经济学家所说（虽然他专门讨论工业革命，但他的话今天依然被广泛引用）：

“工厂老板并没有能力去强迫任何人去工厂里做工。他们只能雇佣那些愿意接受他们提供的工资的人。尽管这些工资水平很低，但它们仍然远远超过这些穷人在任何其他领域能赚到的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类行为》，第619-620页]

请注意其中的假设。工人们恰好处于一种糟糕的选择境地——而雇佣阶层与此则毫无关系。这些老板恰好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而工人阶级又恰好没有财产，因此被迫按老板的条件出卖他们的劳动。国家执行资本主义的财产权，并维护拥有阶级的权力——这一切只不过是众多巧合中的另一个。至于雇佣阶级可能直接参与那些减少工人选择权的国家政策，这种可能性他甚至连提都不敢提。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用巧合解释一切的说法并不那么有说服力。而当拥有阶级显然受益于国家暴力的许多行为，以及一整套用以限制工人可用选择的法律框架，事情变得更加严峻。显然，我们似乎被要求相信，国家由富人和拥有阶级控制，而非工人阶级——这一切也只是一种巧合；同时，许多反工人的法律和实践的实施也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事罢了。

必须强调的是，今天仍然有人兜售这种荒谬的言论及其背后的假设和捏造。它被用来回应“跨国公司在贫困国家剥削人民”的抗议。是的，毫无疑问，跨国公司确实在发展中国家支付的工资低于富裕国家的工资：这也是为什么它们选择去那里做生意的原因。然而有人辩称，这种情况与其他可用的选择相比代表了经济上的进步。因为公司并没有强迫工人加入它们，而工人原本会继续做之前的工作，所以所谓的“剥削”指控是错误的。有人还强调，难道你会为了工资更低、条件更差的工作，而离开你现有的工作吗？事实上，老板通过支付如此低的工资、而以高价在发达国家销售这些产品，实际上是在帮工人一个大忙。

因此，正如工业革命时期一样，今天（以跨国公司形式存在的）资本家，也趋向于那些人权记录糟糕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最坏的情况下，处决小队⁶⁷会折磨工会和农民合作社的组织者，并让他们“消失”；在最好的情况下，组织工会的尝试可能会让你被逮捕、解雇并列入黑名单。这些国家的农民由于政府政策偏袒大地主而被迫离开土地。同样巧合的是，欧美政府的外交政策专门致力于确保这些反工人的政权继续掌权。显然，这些政权深受跨国公司的青睐，而这些国家也不遗余力地提供一个“市场友好型”的气候，以吸引跨国公司在这些地方设立血汗工厂。同样看起来巧合的是，这些国家的控制者是当地的富有阶层，而这些富人阶层受到了跨国公司在这些地区投资的经济压力。

显然，当一个被抢劫的人将自己的钱交给劫匪时，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比“下一个最好的选择”更好。因此，工人们同意按老板提供的条件卖掉自己的劳动，确实是因为“下一个最好的选择”更糟（极端贫困或饥饿对一些人来说显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指出的那样，资本家们系统性地使用国家手段去限制大众的选择；通过改变工人可以在老板条件下出卖劳动的环境，他们创造了一个劳动处于买方市场^⁶⁸的局面。然后，当有人对这种状况提出批评时，资本主义的回应是：工人们“自愿同意”在这些条件下工作——这无疑是虚伪。问题是，抢劫者（国家）仅仅是另一个犯罪分子（拥有阶层）的代理人（雇佣的打手），这有什么改变吗？

因此当现实情况是，工人并不需要在枪口下被迫进入特定的工作岗位，因为资本阶级和国家在过去（而且通常是现在）通过“使用暴力”的手段，创造了我们做出就业决策的客观条件时——对于“自由市场”的赞美似乎显得有些虚伪。在任何具体的劳动市场合同发生之前，工人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而由此产生的“劳动力”市场通常给资本家阶级带来了优势）。虽然我们通常可以选择为哪个资本家工作，但总的来说，我们不能选择为自己工作（自雇的经济部分极为微小，这很好地说明了资本主义自由的虚伪）。当然，离开工作并寻求其他工作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就像资本主义下的大多数自由一样，实际用途有限，并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反个体的现实。

“从人类角度来看，这种[关于劳动市场的]假设意味着工人收入不稳定、完全缺乏职业标准、卑微地准备好被随意地使唤吆喝、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变动。[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正当地认为，如果工人们‘不是作为工会成员行事，而是根据劳动市场调整自己的要求并改变工作地点和职业，他们最终会找到工作’。这正是基于劳动商品化假设下的局面总结得到的。商品不应自己决定自己应该在哪里销售、用作什么目的、以什么价格交换、以什么方式消费或被摧毁。”[The Great Transformation，第176页]

（尽管我们应该指出，冯·米塞斯关于工人“最终”会找到工作的论点，虽然听起来微妙且模糊——例如，“最终”这段时间到底有多长？——但却与实际经验相矛盾。正如凯恩斯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 Stewart）所指出的，19世纪的工人“如果失业，必须迅速重新调动部署，否则就得饿死（即使在19世纪的经济环境中，这一特点也未能防止长期的经济衰退）”[《199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第31页]。工人“减少需求”实际上可能会加剧经济衰退，导致短期内的失业增加，延长经济危机持续的时间。我们将在C.9节更详细地讨论失业问题和工人“减少需求”的问题。）

有时会有人辩称，资本需要劳动，因此两者在提供的条件上应该平等地协商，因此劳动市场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但为了使资本主义建立在真正的自由或真正的自由协议上，资本和劳动的双方必须在议价能力上平等，否则任何协议都会偏向更强势的一方、牺牲另一方的利益。然而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以及为保护私有财产所需的国家，无论理论上如何，这种平等在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原因是，在通常情况下，资本家在“自由”劳动市场上拥有三项优势——法律和国家将财产权置于劳动权之上；失业在大部分经济周期中普遍存在；以及，资本家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支撑自己。我们将逐一讨论这些优势。

首先，财产所有者拥有法律和国家的支持，这确保了当工人罢工或采取其他直接行动（甚至当他们试图成立工会时），资本家可以得到国家的全力支持，雇佣临时工、破坏罢工队伍或解雇“出头鸟”。这显然增强了雇主在谈判中的优势，使工人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处境可能让工人三思而后行，不敢为自己的权利挺身而出）。

失业在大部分经济周期中存在，确保了“雇主在劳动市场中具有结构性优势，因为通常会有更多的候选人……而不是职位空缺来填补”。这意味着，“劳动市场中的竞争通常偏向于雇主：这是一个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中，是卖方需要做出妥协。对劳动力的竞争不足，以确保工人的需求总是得到满足。”[朱丽叶·B·肖尔，《超负荷的美国》，第71页，第129页] 如果劳动市场普遍倾向于雇主，那么这显然使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失业的威胁以及与之相关的困难，会鼓励工人接受任何工作并在就业期间服从老板的要求和权力。换句话说，失业起到了对劳动的规范作用。失业率越高，找到新工作的难度就越大，这提高了失去工作的代价，并使工人更不可能罢工、加入工会或抵抗雇主的要求等等。

正如巴枯宁所言，“财产所有者……同样被迫寻求并购买劳动力……但[这种被迫]不是相同程度上的……提供劳动力的人和购买劳动力的人之间的平等”，并不存在。[《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183页] 这确保了任何“自由协议”都比工人更有利于资本家（有关于当条件偏向于工人时的充分就业期间的讨论，请参见下一节）。

最后是财富不平等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源差异。资本家通常在罢工期间和等待找到员工时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例如，大型公司有许多工厂，如果某个工厂罢工，他们可以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工厂）。通过拥有更多的资源来依靠，资本家可以比工人坚持得更久，从而使雇主在谈判中占据更强的优势，确保劳动合同对他们有利。亚当·斯密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想要预见[工人和资本家]的哪一方，在所有普通情况下……必须迫使对方同意自己的条件，是不难的……在所有这些争端中，老板们通常能坚持得更久……即使他们不雇佣一个工人，[老板们]通常也能靠自己已经拥有的存货维持一到两年。然而许多工人无法维持一周，仅有少数人能维持一个月，而几乎没有人能在一年内没有工作地生存下来。从长远来看，工人可能对老板的依赖程度与老板对工人的依赖程度一样重要；但这种依赖性并非如此紧迫……在与工人的争端中，老板们通常占有优势。”[《国富论》，第59-60页]

因此，尽管的确没有人强迫你为他们工作，但资本主义体制使得你几乎没有选择，只能在“自由市场”上出卖你的自由和劳动。不仅如此，劳动市场（也就是使得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那个市场），会（通常情况下）偏向雇主，从而确保在其中达成的任何“自由协议”都有利于老板，并使工人屈从于统治和剥削。这也是为什么即使面对我们所指出的劳动市场上的劣势，无政府主义者支持集体组织（如工会）和抵抗（如罢工）、直接行动和团结，以使我们比我们的剥削者更有力量，甚至取得重要的改革和改善（最终，改变社会）。用蒲鲁东的话说，与财产相关的专制，是由那些受其支配的人所抵抗的；也不用说，老板并不会总能够笑到最后。

B.4.4 但是劳动力高度紧缺的时期又怎样？

当然确实有一些时期，劳动需求会超过供应，但这些时期也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萎缩的种子，因为工人们处于一个极好的位置，可以单独或集体地挑战自己作为商品的角色。这个问题在C.7节（是什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中，有更详细的讨论，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再展开。在这里只需指出，在正常时期（即大部分商业周期内），资本家往往对工人享有广泛的权威，正如亚当·斯密和许多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权威源自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平等的议价能力。

然而，这在劳动需求高涨的时期会发生变化。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假设供需在大致上相当。显然，这种情况对工人是有利的。老板不能轻易解雇工人，因为没有人能取代他们，而工人们则可以通过集体的团结或个人的“退出”（即辞职并换工作）来确保老板尊重他们的利益，甚至将这些利益推向极限。老板会发现自己很难保持权威，或者无法阻止工资上涨并造成利润萎缩。换句话说，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工人的力量会随之增加。

换个角度来看，赋予某人雇佣和解雇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的权利，会赋予该个人对这些投入品相当大的权力，除非这些投入品可以毫无成本地流动；也就是是完全的流动。在现实生活中，这只有在充分就业的时期才会接近于这种情况，因此劳动力的完全流动性会对资本主义企业造成问题，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工人不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资本家，因此工人的努力程度更多地由工人们（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决策决定，而不是由管理者的权威决定。解雇的威胁不能用作增加工作努力和生产的手段，因此充分就业增加了工人的力量。

由于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源的固定投入，因此这种情况是无法被容忍的。这种时期对企业不利，因此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中很少出现（我们必须指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会假设所有投入品——包括资本——都是完全流动的，因此这种理论忽视了现实，甚至假定了资本家生产本身的存在！）。

在上一个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即战后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权威的崩溃以及这种情况对统治精英的恐惧。三边委员会（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1975年的报告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的观点，该报告试图“理解”公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根据该报告，在充分就业时期出现了“过度的民主”。换句话说，由于工人在劳动需求高涨时期获得了更强的谈判权力，人们开始关注并行动起来，考虑自己作为人的需求、而不是作为体现劳动力的商品。这自然对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威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人们不再感到必须服从那些他们以前认为在年龄、等级、地位、专业、品格或才能上优于自己的人”。

这种对强制和服从之束缚的松动，导致了“以前处于被动或未组织状态的群体——黑人、印第安人、奇卡诺人、白人族裔群体、学生和女性……开始采取一致行动，提出自己应得的机会、回报和特权——这些他们以前认为自己并不应得的东西。”

这种“过度的”政治参与，当然对现状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对撰写报告的精英们而言，“有效运作的民主政治系统通常需要一些个人和群体的冷漠和不参与……这些群体的边缘化本身在内在上是不民主的，但它也是使民主能够有效运作的因素之一”——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公理。这样的表述揭示了建制派“民主”概念的空洞性：为了有效运作（也就是服务于精英的利益），民主必须“内在地不民主”。

任何让人们感到自己有权力的时期，都会促使他们与同伴交流、识别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并抵抗那些剥夺他们自主管理自己生活自由的力量。这种抵抗，对资本主义将人视为商品的需求造成了致命打击，因为引用波兰尼的话说，人们不再认为“商品不应决定自己在哪里出售、用作何种目的、应该以什么价格进行交易，或者如何被消费或摧毁。”相反，他们作为有思想和感情的人，行动起来，重新夺回自己的自由和人性。

正如本节开头所指出的，关于这种赋权和反抗的经济效应将在C.7节中讨论。我们将引用波兰经济学家米哈伊·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的话来结束本节，他提出，持续的资本主义繁荣并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1943年，为了回应更为乐观的凯恩斯主义者，他指出：“为了维持高就业水平……在随后的繁荣期，可能会遇到‘商业领袖’的强烈反对……持续的充分就业完全不符合他们的喜好。工人们将‘失控’，‘工业巨头’将急于‘给他们一点教训’”，因为“在永久充分就业的体制下，‘解雇’将不再起到纪律约束的作用。老板的社会地位将受到削弱，工人阶级的自信和阶级意识将增长。为了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的罢工将制造政治紧张……‘工厂纪律’和‘政治稳定’，比利润更受商业领袖的重视。他们的阶级利益告诉他们，持续的充分就业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不稳妥的，而失业才是正常资本主义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自Malcolm C. Sawyer的《米哈伊·卡莱茨基经济学》，第139页和第138页]

因此，劳动需求超过供应的时期对资本主义并不健康，因为它们使人们能够主张自己的自由和人性——这对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是致命的。这也是为什么大量新增就业岗位的消息会导致股市暴跌，以及为什么资本家如今如此热衷于维持“天然的”失业率（既然必须维持它，就说明它并不是“天然的”）。我们必须指出，卡莱茨基还准确预测了“大企业和租金利益集团”之间会形成“强大的阵营”来反对充分就业，并且“他们可能会找到不止一位经济学家来宣称这种情况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些“各种外力施加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大企业的压力”将“促使政府回归……正统的政策。”[卡莱茨基，引用自Sawyer，《米哈伊·卡莱茨基经济学》，第140页] 这正是1970年代发生的事情，货币主义者和其他“自由市场”右翼团体为企业领导的阶级战争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并且这些“理论”（一旦付诸实践）会迅速产生大规模的失业，从而教会了工人阶级所需的“教训”。

因此，尽管会对利润产生不利影响，但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的时期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要的，用以“规范”工人并“教训”他们。所以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很少能产生接近充分就业的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并不符合它的利益（另见C.9节）。资本主义的动态使得衰退和失业不可避免，就像它也使得（创造这些动态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一样。

B.4.5 但是我想“被置之不理”！

支持放任资本主义的群体，如“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宣称他们希望“被置之不理”，然而这本身就很讽刺，因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允许这种情况。正如麦克斯·施蒂纳所表达的：

“无休止的获取让我们无法喘息，无法平静地享受。我们得不到财物带来的慰藉……”[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268页]

资本主义不让我们“喘息”，因为它需要不断增长，否则就会死亡，所以这对工人和资本家都造成了持续的压力（见D.4.1节）。工人们永远无法放松或摆脱失业的焦虑，因为如果他们不工作，就吃不上饭，也无法确保他们的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在工作场所，他们并不会被老板“置之不理”，去管理自己的活动。相反，他们被告诉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如何去做。事实上，资本主义公司中关于工人控制和自我管理的实验历史也验证了我们的观点：对于工人来说，资本主义与“被置之不理”的愿望是无法兼容的。我们将使用通用电气公司在1968年到1972年之间进行的“领航员计划”(“Pilot Program”)作为一个例子。

通用电气公司所提出“领航员计划”，是作为克服他们在马萨诸塞州的林河工程中引入数控机械时所面临问题的一种手段。由于车间内的紧张局势、生产瓶颈和低质量产品，通用电气的管理层尝试了一种基于工人控制生产的“岗位充实化”方案，并首先在工厂的一个区域实施。到1970年6月，参与的工人已经（如一位经理所说的那样）实现了“独立自主”，并且“在集团岗位扩大的方面才算是领航员计划的真正开始；它立刻产生了提高产量和机器利用率、减少制造损失的效果。正如两年后的一位工会官员所说，‘我们打破了通用电气的一项传统政策[即工会永远不能参与管理业务]，这一点本身就让人感到满足，特别是当我们能够把成功展示给他们时。’”[David Noble，《生产力量》，第295页]

在初期的怀疑态度后，参与的工人最终证明了该项目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工厂中的其他工人也渴望参与，于是工会很快就尝试将其推广到整个工厂，并扩展到通用电气公司的其他地方。该计划的成功在于它是基于工人自主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是由老板指示他们做什么——“我们是人类，”一位工人说道，“我们希望被当作人类来对待。”[引用自Noble，《生产力量》，第292页] 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意味着能够自由地管理自己的生活各个方面，包括生产。

然而，在工人们控制自己工作生活的不到一年后，管理层停止了该项目。为什么呢？“在一些管理层对这项‘试验’的支持者眼中，领航员计划被终止是因为整体管理层拒绝放弃任何传统的权威……领航员计划碰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谁来管理车间？”[Noble，《生产力量》，第318页]

Noble继续论述，对于通用电气的高层管理来说，“工会希望扩展该计划的愿望，看起来是在朝着工人对生产更大的控制迈进；因此，它也就对根植于私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传统权威构成了威胁。所以，终止的决定不仅是在捍卫生产主管和厂长的特权，也是在捍卫财产所有权所赋予的权力。”他指出，这一结果并非孤立的事件，且“通用电气领航员计划的终结，遵循了此类‘岗位充实化实验’的典型模式”[Op. Cit., 第318页和第320页]。尽管“数十个已经经过充分记录的实验表明，当工人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工作决策时，生产率会提高、社会问题也会减少”[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研究，引用自Noble，《生产力量》，第322页] 但这些方案最终都会被寻求维护自身权力的老板终止，而这种权力正源自于私有财产。

正如一位参与通用电气领航员计划的工人所说：“我们只想被置之不理。”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这种待遇——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根本不允许这种可能性（正如Noble正确指出的，“管理层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控制他人的生活”[Op. Cit., 第294页和第300页]）。尽管生产力有所提高，工人控制的项目却被废弃，因为它们削弱了资本家的权力——而通过削弱他们的权力，你也可能削弱他们的利润（“如果我们都是一体的，从制造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公平地分享成果，就像一个合作社企业一样。”[通用电气领航员计划工人，引用自Noble，《生产力量》，第295页]）。

正如我们在J.5.12节中更详细论述的那样，利润最大化可能与效率相冲突，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推动不太高效的生产方式（例如对比平等主义的等级制度生产方式），来损害整体经济，因为这样做符合资本家的利益，而资本主义市场也会奖励这种行为。这是因为，归根结底，利润是未支付的劳动。如果你赋予劳动者权力，让工人控制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们会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因为他们知道如何最好地完成工作），但你也会削弱工作场所中的权威结构。工人会寻求更多的控制（自由会自然地尝试扩展），而这正如领航员计划中的工人所清楚见证的那样，这将意味着一个合作社性质的工作场所：在那里，决定如何处理产生的剩余价值是工人，而不是管理者。威胁到了权力，你也威胁到了利润（或者更准确地说，威胁到谁控制利润以及利润的去向）。在控制生产以及控制剩余价值的局面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就并不意外企业会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方案，回归到旧有的、效率较低的等级制方案——“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直到告诉你做完了为止。”这种体制显然不适合自由人，而且正如Noble所指出的，取代通用电气领航员计划的体制“旨在‘打破’工人们新获得的‘自力更生、自律和自尊’的‘习惯’”[Op. Cit., 第307页]。

因此，资本主义公司中工人控制项目的经验很好地表明，如果你是一个工资奴隶，资本主义是无法“置你不理”的。

不仅如此，资本家自己也无法放松，因为他们必须确保工人的生产力增长快于工人工资的增长，否则他们的生意就会失败（参见C.2和C.3节）。这意味着每个公司必须创新，否则就会被淘汰，面临破产或停工的命运。因此，老板也无法被“置之不理”——他们的决策是在市场力量的压力下做出的，是竞争对个体资本家施加的必然要求下作出的。无休止的积累——在此背景下，为了在市场上生存而积累资本的必要性——始终困扰着资本家。由于未支付的劳动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关键，工作必须持续存在并增长——这就要求老板控制工人的工作时间，以确保他们生产的商品数量超过他们所获得的工资。老板既不能被“置之不理”，也置工人不理。

这些基于私有财产相关的权威关系和无情竞争的事实，确保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想要被“置之不理”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

“尽管他们声称自治并且不信任国家权威……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最终却并不认为个人能够完全摆脱法律的约束。事实上，他们对自治的解释，实际上预设了超越个人的某些明确安排——尤其是——市场法则。与个人自治相对的是，这些法则构成了一种社会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的‘个体集合’都受制于著名的‘无形大手’——竞争的力量。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市场法则却压倒了那些‘自由意志’的行使，而这些‘自由意志’本应属于那些组成‘个体集合’的主权个体。”[公社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民主维度，《民主与自然》第8期，第4页]

人类之间的互动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政府主义所提议消除的，只是那些不受欢迎的社会互动和权威强加的东西，而这些恰恰是资本主义及任何等级式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例如国有社会主义）所固有的。隐士最终会变得不像人类，因为社会互动丰富并发展了个性。资本主义虽然试图将我们降格为仅仅通过市场“联系”在一起的隐士；但这种对我们人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必然滋生反抗的精神。实际上，市场的“法则”和资本的等级制度永远不会“置人不顾”，反而会击碎个性和自由。不过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描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这一方面与人类的“自由本能”相冲突，因此，任何被压迫的人民都会产生一种反抗和激进化的趋势（参见J节）。

最后一点。想要“被置之不顾”的愿望，常常表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想法——一种是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管理自己的事务；另一种是老板和地主希望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更多的控制权。然而，这种财产所有者对财产行使的权力，同样也被用来支配使用这些财产的人。因此，“被置之不顾”这一概念在一个阶级分化和等级化的社会中，包含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方面。显然，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第一种本质上是自由意志主义的方面——即渴望以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的生活——但我们拒绝第二种方面，以及任何认为让那些掌权者被置之不理会对被统治者有利的观点。相反，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被统治者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多地将那些掌权者置于控制之下。

因此，劳动人民的自由程度与他们限制老板被“置而不顾”的能力成正比。无政府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目标，就是确保那些掌权者不会被“置而不理”地行使他们对被统治者的权威。我们把团结、直接行动以及工作场所和社区的组织，看作是干扰国家、资本家和财产所有者权威的手段，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彻底摧毁这些威权主义的社会关系。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喜欢“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一术语——在一个阶级社会中，它只能意味着（以“中立地”执行财产权及其所衍生的权力为名义）保护强者免受工人阶级的挑战。然而，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想要“被置之不理”所表达的另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愿景。这也是我们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中你永远无法真正实现这一愿望的原因——它被其等级化和竞争性本质所束缚——以及这种愿望如何被扭曲为“加强少数人对多数人控制”的手段。

B.5 资本主义
是否赋权并基于人类行动？

资本主义，特别是“自由意志”资本主义所提出社会愿景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将“消费者投票”与“公民投票”进行比较。根据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说法：“当你在超市里投票时，你得到的正是你所投的选票，其他人也是如此。”这种通过一个人的腰包进行“投票”的方式，常被宣扬为人们在资本主义下享有美妙的“自由”（并且与“社会主义”相对立，而且右翼人士总是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国有社会主义，后者将在第H节讨论）。然而在评估这一主张时，消费与公民之间的差异就变得至关重要。

消费者在货架上选择的，是别人为了盈利目的而设计和制造的商品。消费者是最终使用者，本质上是一个旁观者、而非行动者，仅仅是在别人创造的选项中做出选择。因此，市场决策本质上是被动的和反动的，也就是基于对他人发起的变化做出反应。相比之下，“公民”则积极地参与决策过程中所有阶段（至少理想上是如此），要么直接参与、要么通过选举代表参与。因为在去中心化和参与式民主组织中，公民的决策可以是积极主动的，基于人类的行动；这意味着个人主动地、自行地设定议程。事实上，大多数支持“公民”模型的人正是因为它积极地让个人参与社会决策，从而为过程创造了教育意义，培养了参与者的能力、发展了他们的权力。

此外，消费者的权力在社会中并不是均等分配的。因此，在市场背景中的“投票”一词所表达的概念，与通常所联想到的政治投票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政治投票中，一人一票，而在市场中则是一元一票。这种给某个人比其他千百个个体还要有更多票数的“民主”，算是什么民主呢？

因此，“消费者”这一概念未能考虑市场中存在的权力差异，并且赋予个体一个本质上被动的角色。至多，他们只能通过购买力作为孤立的个体在市场上行事。然而，这种立场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正如E·F·舒马赫所言：“买家本质上是一个寻求便宜货的购物者；他不关心商品的来源或生产条件。唯一关心的是用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价值。”他接着指出，市场“因此只关注社会的表面，它的意义仅仅关系到此刻的情境。它没有深入探讨事物背后的本质，无论是自然事实还是社会事实。”[《小即是美》，第29页]

事实上，“消费者”模型实际上反而阻碍了任何“探究”事物本质的尝试。首先，消费者很少知道他们所购买商品的意义或影响，因为价格机制对他们隐瞒了这些信息。其次，由于市场的原子化性质，使得很难去讨论“为何”生产和“如何”生产——我们只能在各种“何物”中做出选择。我们无法批判性地评估某些经济实践的利弊，只能在已生产好的商品之间做选择。当损害已经发生时，我们只能反动性地选择带来最少损害的选项（而且通常我们甚至没有这样的选择）。而要了解某个产品的社会和生态影响，我们必须采取积极主动角色，加入提供这类信息的团体（这些信息对理性决策至关重要，但市场无法也不会提供这些信息）。

此外，“消费者”模型也未能认识到，我们在市场上为满足我们的“需求”而做出的选择，实际是由社会和市场力量所决定的。我们所能够渴望的东西，是相对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例如，人们之所以选择购买汽车，是因为通用汽车在20世纪30年代收购并摧毁了有轨电车网络；而人们之所以购买“快餐”，是因为工作时间的增加而使他们没有时间自己做饭。这意味着我们在市场上的决策往往受到经济压力的限制。例如，市场会迫使企业必须尽可能提高成本效益，否则就将面临破产。那些污染环境、工作条件恶劣的企业通常会因此获得竞争优势，而其他企业要么效仿、要么倒闭。由于“逐底竞争”的存在，个人只能做出“绝望的决定”以求生存。换句话说，个体是否承诺了某些价值观可能无关紧要，因为反向的经济压力实在是太过强烈（难怪罗伯特·欧文曾说，利润动机是“完全不利于个人幸福和公共幸福的原则”）。

当然，市场无法、也不会，提供我们作为消费者并不需要、但为了后代或出于生态原因所希望保护的商品。通过让保护地球、保护生态系统和保护其他“商品”依赖于市场，资本主义确保了除非我们把钱投入我们所说的事物，否则我们在保护生态系统、历史遗址等方面无从发言。对这些“资源”的长期保护被忽视，转而追求短期主义——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不“消费”这些产品，它们明天也就不存在了。在一个绝大多数人都面临生计压力的社会中，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永远无法为我们提供作为人类（无论是为他人、为后代还是为了保护地球）希望获得、但作为消费者无法承受或不愿消费的商品。

将“消费者”模型转移到政治领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日益主导的明显标志。这反映了政治机构规模的不断扩大强化了之前所提到的趋势：选民逐渐变成被动的旁观者，将他们的“支持”寄托于某个“产品”（即政党或领导人）。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言：“受过教育、知识渊博的公民，最终却仅仅变成了用金钱交换去‘服务’的纳税人。”[《重塑社会》，第71页] 而在实际上，由于国家的集权主义，这将政治过程变成了市场的延伸，公民则被降格为了“消费者”。或者用埃里希·弗洛姆的恰当分析来说：“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机器的运作与商品市场的运作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政党与大型商业企业相差无几，而职业政治家也试图将他们的商品卖给公众。”[《理性社会》，第186-187页]

但是这重要吗？弗里德曼认为，作为消费者比作为公民要好，因为你能“精确地”得到你和其他人想要的东西。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在购物时是否总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购买漂白新闻纸和漂白卫生纸的消费者，难道真的希望河流、湖泊和海岸水域中充满了大量的二噁英和其他有机氯化物吗？那些买车的消费者，真的想要交通堵塞、空气污染、被马路切割的景观和温室效应吗？至于那些不购买这些东西的人呢？他们也会受到他人决策的影响。认为只有消费者才会受到自己决策影响的观点，完全是胡说八道——同样，把“精确地”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当作终极目标，却无视社会的影响，也是一种幼稚的想法。

或许弗里德曼会声称，消费也意味着我们批准了其带来的影响。但当我们在市场上“投票”时，我们不能说我们批准了随之而来的污染（或收入分配和权力分配），因为这并不是我们所能选择的选项。这些变化是预设的，或者说，是一个只能通过集体决策来选择的总结果。在集体决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修改那些原本个体无法改变的结果，避免那些对我们整体有害的决策。而与市场不同的是，政治中我们可以改变主意，回到先前的状态，撤销我们所犯的错误。市场上却没有这样的选择。

因此，弗里德曼所说的“你投票后得到的东西，通常与你投票给的东西的不一样”，这同样也适用于市场。

这些思考表明，（我们至少都可以这么说！：）“消费者”模型在人类行为的解释上是有限的。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公民”模型的重要性，而我们还应该指出，消费者模型实际上包含在公民模型之中。作为社区中的一个积极成员参与其中，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做出个体的消费选择，它只是通过去除令人讨厌的选择（比如生态或利润、廉价商品或劳动权益、家庭或事业），来潜在地丰富我们的可选项。

此外，我们必须强调“公民”模型在培养实践此模型的人的作用，以及它如何丰富我们的社会和个人生活。在参与性的机构中积极活动，培养并发展了一种积极的、具有“公共精神”的性格。作为公民，因为他们在做出集体决策时不仅要权衡自己的利益，还要考虑其他的利益，考虑决策对自己、他人、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这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过程，所有人都会在其中受益：通过发展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扩展他们的自我利益定义，理解自己不仅是一个个体，还是社会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然而“消费者”模型凭借其被动和仅关注个人／金钱的导向，无法发展人们的多种能力，且把自我利益局限到如此狭窄的程度，以至于他们的“理性”行为实际上可能（间接地）伤害他们自身。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性’再也不能被轻描淡写地放在脚注里。任何稍微思考一下当代社会问题的人，都不能忽视消费和生产的社会成本、环境的逐步破坏、当代技术利用中完全的不合理、基于利润或增长最大化的体制无法解决只能通过集体表达的需求，以及这一体制在个人使用商品最大化而非改善生活质量上的巨大偏差。”[《激进优先事项》，第190-191页]

“公民”模型考虑到了理性个体决策的总和可能无法产生合理的集体结果这一事实（我们必须补充说，这种情况还伤害了相关个体，从而违背了他们的自我利益）。通过讨论和对话的过程得以创造和丰富的社会标准，在“消费者”模型本质上无力实现的建设性社会变革领域中变得尤为有效，更不用说保护个体免于“同意”那些最终会让个体和整个社会更加困境的“绝望的决策”（参见E.3和E.5节）。

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消除个体决策，恰恰相反。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基于个人去决定他们想要消费什么、在哪儿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所以，“公民”模型的目标不是“取代”“消费者”模型，而是改善我们做出个体消费决策的社会环境。“公民”模型所期望的，是将这些决策置于一个社会框架之中，允许每个人在提高我们共同生活质量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尽可能的不沦落到“别无选择”的境地。

B.6 但是，个人用自己的钱做出的决策难道不是最好的吗？

这个问题涉及一个资本主义者常用的论点，用来辩解资本主义制度下投资决策脱离了公共控制、所有决策却是由私人投资者做出的现象。显然，这个论点背后的假设是：当个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共同利益时，他们的智慧就会突然消失。但显然，通过辩论，我们可以借由社会互动丰富我们的思想。在市场上我们却并不讨论，而是作为原子化的个体行动。

这个问题涉及到“孤立悖论”，即个人决策的逻辑与集体决策的逻辑不同。一个例子是“小决定中的暴政”。假设在软饮料⁶⁹行业中，一些公司开始生产（更便宜的）不可回收瓶子。最终的结果是，即使不是所有，大多数生产可回收瓶的公司也都会失去业务，转而生产不可回收的瓶子。结果呢？就是增加了浪费和环境破坏。

这是因为市场价格没有考虑到社会成本和收益，实际上，它错误地估计了买卖双方以及那些未参与交易的其他人的成本和收益。正如舒马赫指出的那样，“私人企业之理念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它可怕的简洁性。它暗示生活中的全部方便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利润……”[《小就是美》，第215页] 但生活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方面，否则就会使它贫乏。因此，资本主义“知道一切事物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事物的价值。”

因此，市场促进了“小决定中的暴政”，这可能给参与者带来负面后果。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并不是解决方案，也就是马后炮。只有在决策已经做出并且影响显现之后，它才会采取行动。但那时损害已经发生了。起诉一家公司真的能替代一个脆弱的生态系统吗？此外，经济背景也已被显著改变，因为投资决策通常很难被撤回。

换句话说，市场的运作为这一论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例子，即追求个人利益的总体结果可能会对集体造成损害。而集体由个人组成，这意味着它对参与其中的个体也是有害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显著的成功，在于将反社会的选择与自我利益划上等号，以至于任何有利于我们共同利益的选择都会被看作是自我牺牲。然而通过将决策原子化，市场常常会与构成市场的个体的自我利益相对立。

博弈论认识到，理性选择的总和并不会自动地产生理性的集体结果。事实上，它将这种情况称为“集体行动”问题。由于没有达成共同标准，可能会出现“逐底竞争”的局面：其中一个社会的选择，最终会导致我们作为个体并不真正想要的结果。理性地追求个人自我利益，会让集体、甚至大多数个体——处于更糟的境地。问题不在于个体判断失误（恰恰相反，个体是唯一能够知道自己在特定情况下最需要什么的人）。问题在于缺乏社会讨论和解决方案，迫使人们做出难以承受的选择，因为现有的选择菜单里就没有提供好的选项。

如果不去与所有受决策影响的人讨论一个决策带来的影响，相关的个体就无法做出更好的决策。当然，在我们目前高度集中的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下，几乎不可能实现这种讨论，而其最接近的形式——选举过程——又过于庞大、官僚化且被财富主导，除了通过一些空洞的法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而且这些法律也往往会在妨碍到利润时被忽视。

然而，让我们考虑一下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形：地方社区大会与工人共同讨论可回收瓶子的问题。在这里，特定利益群体（如消费者合作社、生态团体、工作场所研究与发展行动委员会等）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些群体会发挥提供信息的关键作用。正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所知，知识在社会中是广泛分布的；而利益相关方在使这些知识为他人所用的方面，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些信息以及由此引发的辩论，达成的集体决策很可能会倾向于选择可回收的瓶子，而非是浪费。这无论从社会还是从生态的角度来看都将是一个更好的决策。同时，这也是有利于那些讨论并同意该决策对他们自身及社会影响的——个体的决策。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制定选择菜单，并从中选择反映我们个人品味和兴趣的选项。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系统并不涉及用讨论和投票决定世间万物，因为那样会使所有的活动陷入瘫痪。相反，大多数决策将由相关利益方决定（例如，由工人去决定工厂内部的管理和日常事务），社区则会去决定政策（例如，选择可回收瓶子而非浪费）。这也不是让人们选举代表来为我们做决定，因为社区邦联的分散性质确保了权力都掌握在当地居民的手中。

这个过程并不意味着“社会”决定个体的消费。这些仅仅与个体有关的决策完全由相关的个人来决定。集体决策是用以针对那些既影响个体、又影响社会的决策，让受到影响的人们平等地讨论，从而在此过程中创造出个体可以在其中行动的丰富的社会背景。这显然是改进了当前的体制，因为在当前体制下，往往深刻改变人们生活的决策掌握在一个精英管理者和拥有者阶层的手中，他们被认为是“最了解”如何做出决定的人。

B.7 现代社会中有哪些阶级？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阶级分析是理解世界及其运作的重要手段。虽然如今对阶级存在的认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普遍，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事实则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只是意味着统治阶级比以往更成功地掩盖了阶级的存在。

阶级可以被客观地定义：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中权力来源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阶级。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拥有比大多数人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而大多数人通常为掌控他们且决定他们命运的少数人工作。这意味着，阶级同时基于剥削和压迫：某些人通过控制他人的劳动来获取自身利益。压迫的手段在第B节的早些部分已有提及，而第C节（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神话是什么？）则准确指出了在一个看似基于自由和平等交换的社会中，剥削是如何发生的。此外，它还突出了这种剥削对经济体系本身的影响。该体系及其所创造的阶级和等级制度的社会政治影响，在第D节（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如何影响社会的？）中有深入讨论。

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强调，“工人阶级”仅由产业工人构成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这种观念虽然曾经适用过，但时至今日，这种观念已不再适用。权力，尤其是雇佣／解雇和投资的决策权，这才是关键所在。资本的所有权作为决定一个人阶级的手段，虽然依然重要，但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大公司内部的高级管理层：他们在公司内拥有巨大的权力，基本上接管了小公司中资本家所扮演的角色。尽管他们在学术上说可能是“工资奴隶”，但他们在社会阶层中的权力和地位表明，他们实际上属于统治阶级（因此，他们的收入最好看作是利润的分成而非是纯粹的工资）。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那些政客和国家官僚，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不来源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来源于他们对强制手段的控制权。此外，许多大公司也通过养老基金、跨国公司等方式由其他大公司所拥有（1945年，93%的股份由个人拥有；到1997年，这一比例降至43%）。不言而喻，即使工人阶级的人们拥有股份，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是资本家，因为股息不足以维持生计，且并未赋予他们对公司运作的任何决策权。

(1) 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那些必须为生计而工作、但对自己的工作或其他影响自己生活的重大决策没有真正控制权的人，也就是说，“命令的接受者”。这个阶级还包括失业者、退休人员等必须依靠国家救济生存的人。工人阶级财富有限，拥有的（正式）权力也很少。这一阶级包括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工人群体，（全部的、或者保守地说）绝大多数的“白领”工人以及传统的“蓝领”工人^⁷⁰。大多数自雇人士也属于这一阶级，而如果适用的话，农民和手工业者中的大部分人也是如此。简而言之，工人阶级就是生产阶级，和那些曾是生产者、或未来将会成为生产者的人。这个群体，占据了社会中的大多数。

(2) 统治阶级（Ruling Class）——那些控制投资决策、制定高级政策、设置资本议程和国家议程的人。他们是位于社会顶端的精英，大公司、跨国公司和银行的所有者或高层管理者（即资本家）、大量土地的拥有者（即地主或贵族，如果适用的话）、高级国家官员、政客等。他们在经济和／或国家中拥有真正的权力，因此控制着社会。简而言之，就是权力（无论是政治权力、社会权力还是经济权力）的拥有者，或称之为主人阶级。这个群体，大约占总人口的5-15%。

显然，任何社会中都有“灰色”区域，也存在一些个体和群体，他们不完全符合工人阶级或统治阶级的标准。这些人包括那些参与工作、但对他人有一定控制权的人，例如拥有雇佣／解雇权力的人。这些人是做出资本或国家运作的日常小决策的人。这个区域包括低至中层管理者、专家和小资本家。

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存在一类争论，也就是是否应当将这个“灰色”区域视为另一个（“中间”）阶级。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不是，因为这个“灰色”区域的大多数人仍是工人阶级；而其他人（如英国的“阶级战争联合会”）则认为这是一个不同的阶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这个“灰色”区域中的大多数人和工人阶级一样，都有着推翻当前体制的利益（我们应当指出，在美国及其他地方通常所称的“中产阶级”则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通常指的是拥有体面工作、住房等的工人阶级。由于“阶级”在美国的礼仪社会中被视为一个粗鲁的词，这种误解也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这一阶级划分方案会存在例外情况。然而大多数社会成员共享共同的利益，因为他们都面临着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和等级化的社会结构。

我们并不是旨在将所有现实都纳入这一阶级划分方案，而是根据我们自身对现代社会变化模式的经验发展这一方案，用来反映现实。这个方案也并不意味着一个阶级的所有成员都拥有相同的利益，或者同一阶级内部成员之间不存在竞争，因为阶级之间确实存在竞争。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个竞争性系统。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必须记住的是，一方面，资产阶级（即财产所有者）之间总是在互相争斗……另一方面，政府虽然源自资产阶级、是它的仆人和保护者；但它的目标就像所有仆人和保护者一样，是实现自己的解放，并支配它所保护的人。因此，这场动摇、操控、让步和撤退的比赛，试图在人民中寻找盟友，共同打击保守派。而保守派与人民对立，正是统治者的科学；这让那些总是等待着上天降临救赎的、天真和冷漠的人迷失。”[《无政府主义》，第25页]

然而，无论精英间的内部竞争如何激烈，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他们从中获利的体制，统治阶级就会团结起来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一旦威胁过去，他们会重新回到为权力、为市场份额和为财富而相互竞争的状态。不幸的是，主要是因为长期处于经济和社会的弱势地位，工人阶级很少作为一个阶级团结起来。至多，某些群体会团结在一起，体验合作带来的好处和乐趣。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并鼓励工人阶级的团结以抵抗并最终摆脱资本主义。无论如何，这样一个事实帮助了他们的活动：在斗争中的人们通常会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因此他们开始共同合作、联合斗争，去针对共同的敌人。而事实上，历史上也充满了这样的发展。

B.7.1 但阶级真的存在吗？

那么阶级真的存在吗，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凭空捏造这一概念？我们现在甚至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本身就指出了统治阶级为了压制阶级意识而进行的大规模宣传活动，这一点将在后文进一步讨论。然而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些统计数据来考察这个问题，这里以美国为例。我们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该国以代表“机遇之地”和资本主义而著称。此外，阶级在美国也很少被讨论（尽管其商界阶层却非常有阶级意识）。而且，当一些国家采纳了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时（例如英国），类似的不平等现象也会随之爆发，同时伴随着贫困率的上升和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

有两种方式可以观察阶级，一个是通过收入，另一个是通过财富。在这两者中，财富分配对理解阶级结构来说最为重要，因为它代表了你的资产，也就是你所拥有的东西，而非你一年赚取的收入。鉴于财富是收入的来源，它代表了私人财产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体系的影响力和权力。然而，尽管所有受雇工人都有收入（也就是工资），但他们的实际财富通常仅限于个人物品和（如果幸运的话——）房屋。因此，他们的财富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收入，这与拥有公司、土地和专利等资源的所有者不同。毫不奇怪，财富能让持有者免受个人经济危机的影响，如失业和疾病，并且赋予其持有者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财富及其附带的特权也可以代代相传。同样不奇怪的是，财富的分配远比收入的分配不平等。

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总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三分之一的收入流向了收入最高的10%人群，接下来的30%人群获得另三分之一，而底层60%则获得剩下的三分之一。而将财富分成三份，我们发现，最富有的1%拥有三分之一的财富，接下来的9%拥有三分之一，而底层90%则拥有其余的财富。[David Schweickart, 《资本主义之后》，第92页] 在整个90年代，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持续加剧。1980年，美国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是最贫困五分之一的十倍。十年后，这一差距扩大到十二倍。到2001年，这一差距已经扩大到十四倍。[Doug Henwood, 《新经济之后》，第79页] 通过查看私人家庭财富的数据，我们发现，1976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19%的财富，接下来的9%拥有30%，而底层90%的人口拥有51%。到了1995年，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了40%的财富，超过了底层92%美国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总和——接下来的9%拥有31%，而底层90%仅拥有29%的总财富（详见Edward N. Wolff的《Top Heavy: A Study of Increasing Inequality in America》）。

因此，从财富所有权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小的少数人拥有生活资料的体系。1992年，最富有的1%家庭——大约200万名成人——拥有个人所持股票的39%。前10%的人群拥有超过81%的股票。换句话说，底层90%的人口拥有的所有类型的可投资资本（23%），比最富有的0.5%人口持有的（29%）还要少。股票所有权更为集中，最富有的5%持有95%的股票。[Doug Henwood, 《华尔街：阶级骗局》] 三年后，“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42%的个人股票和56%的债券……前10%的人群总共拥有近90%的股票和债券。”考虑到大约50%的公司股票由家庭持有，这意味着1%的人口“拥有美国企业生产资本和未来利润的四分之一；前10%几乎拥有一半。”[Doug Henwood, 《华尔街》，第66-67页] 因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超过一半的公司利润最终流向最富有的1%纳税人，而只有约8%的利润流向底层的60%，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亨伍德（Doug Henwood）总结了这一情况，指出“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拥有了社会上大约四分之三的财富，而底层一半几乎没有财富——但却背负着大量债务。”大多数中等收入人群将其大部分（有限的）财富投入到房产中：如果我们关注非住宅的财富，会发现一种“非常、非常集中的”情况。“2001年，底层一半人口占据了大约20%的总收入，但仅拥有2%的非住宅财富。最富有的5%人口占据了大约23%的收入，稍多于底层一半人口的总和。然而，它们拥有了近三分之二——65%的财富。”[《新经济之后》，第122页]

在收入方面，自1970年以来贫富差距和财富集中也在不断加剧：

“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和埃马纽埃尔·萨伊的估计——这一点也得到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确认——1973年至2000年间，美国底层90%的纳税人的实际收入实际上下降了7%。与此同时，最富有的1%的收入增长了148%，最富有的0.1%增长了343%，最富有的0.01%收入增长了599%。”[Paul Krugman, “霍雷肖·阿尔杰的死亡”，《民族》, 2004年1月5日]

道格·亨伍德提供了更多关于收入的细节[《华尔街：阶级骗局》，第90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财富集中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超级富豪。财富越往上集中，收益就越大。换言之，不仅仅是最富有的20%家庭获得的财富增长比例高于其他群体；而是在这一阶层内部，前5%的人群比接下来的15%受益更多，前1%的人群比接下来的4%受益还要更多，如此递进。

因此如果有人主张，尽管全国收入中流向最富有的10%人群的比例上升了，但这没有关系，因为任何收入超过81,000美元的人都属于这一群体，那么他们就忽略了问题关键所在。过去30年里，这一群体中收入较低的部分并不是最大的赢家。在这10%人群内部，财富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最富有的1%（其收入至少为230,000美元）。在这些财富增长中，60%流向了最富有的0.1%（即收入超过790,000美元的人）。而在这0.1%获得的财富增长中，近一半流向了最富有的0.01%——这个群体仅有13,000人，但他们的最低收入为360万美元，平均收入则高达1,700万美元。[Paul Krugman, "For Richer", New York Times, 20/10/02]

所有这些都证明了阶级的确存在：财富与权力正在社会的顶层高度集中，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

如果将这种收入不平等的现象放在具体情境中来看，2004年时，沃尔玛的一名全职普通员工年收入仅约17,000美元。福利极为有限，公司不到一半的工人能够享受其医疗保险计划。而在同一年，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李（Scott Lee Jr.）的收入，则高达1,750万美元。换句话说，他每两周的薪酬就相当于他的普通员工一生的总收入。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工资即使有增长的话，也仅有微幅的增长。以1998年的美元计算（也就考虑通胀之后），美国的平均年薪从1970年的32,522美元增长到1999年的35,864美元，在近30年间仅增长了10%。然而同一时期，据《财富》杂志统计，最富有的100名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实际年薪，从130万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薪资的39倍）跃升至3,750万美元，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1,000倍。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可能忽视了问题的本质。平均工资这一数据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并不能反映财富分配的具体情况。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英国，三分之二的工人收入低于平均工资，而仅有三分之一高于平均水平。因此，谈论“平均”收入往往掩盖了实际的巨大差异。在美国，若考虑了通胀因素，1979年至1997年间家庭的平均收入（即总收入除以家庭总数）增长了28%。然而，家庭中位收入——即排在正中间的家庭的收入（半数家庭收入高于此数值，半数低于此数值）——仅增长了10%。由于美国的收入分配严重向顶层倾斜，中位数收入更能反映典型美国家庭的实际状况（也就是说，平均收入远高于中位数收入）。需要注意的是，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其收入实际上还略有下降。换句话说，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惠及普通家庭。中位数家庭收入年均增长率仅约0.5%。更糟糕的是，“这一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于妻子延长工作时间，而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Paul Krugman, "For Richer", Op. Cit.]

因此，如果美国的平均收入或人均收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那仅仅是因为富人更富了。这意味着，高平均收入水平可能具有误导性，尤其是当大量国民收入集中在相对少数人手中时。这也意味着，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劳动者，大量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更为恶化。因此，欧洲人的工作时间普遍比美国人短，假期也更长。尽管他们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美国，但他们也没有同样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这使得欧洲中位数家庭的生活水平与美国的中位数家庭大致相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工资还要更高。

正如道格·亨伍德所指出的：“国际比较数据让美国丢尽了颜面……卢森堡收入研究（LIS）数据的简要结论是：对于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来说，[它]却有太多的贫困人口。”亨伍德分析了LIS提供的收入分配跨国比较数据，考察了收入和贫困的相对与绝对指标，并发现“对于一个自认为普遍属于中产阶级的国家而言[即中等收入水平]，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在十九个有可靠LIS数据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唯一比美国更糟糕的是俄罗斯——一个几近全面崩溃的国家，它的中产阶级占比仅为40.9%，而美国则为46.2%。根据该研究，家庭收入低于全国中位收入50%者被归为贫困阶层，介于50%至62.5%之间者为近贫困阶层，介于62.5%至150%之间者为中产阶层，高于150%者为富裕阶层。美国的贫困率（19.1%）、近贫困率（8.1%）和中产阶级比例（46.2%）均不如欧洲国家，如德国（11.1%、6.5%和64%）、法国（13%、7.2%和60.4%）和比利时（5.5%、8.0%和72.4%），以及加拿大（11.6%、8.2%和60%）和澳大利亚（14.8%、10%和52.5%）。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亨伍德指出：“原因很明显——工会力量薄弱，福利国家不健全。那些对市场收入干预最多的社会民主国家，往往拥有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美国的贫困率几乎是其他十八个国家的两倍。”毋庸置疑，以收入定义的“中产阶级”是一个相当粗略的概念（正如亨伍德主张的那样）。这一指标并未反映财产所有权或社会权力等因素。然而在资本主义媒体中，收入则通常被视为定义“阶级”的关键，因此分析收入分配对反驳“自由市场促进全民福祉”的论调（即自由市场造就更大的“中产阶级”）仍然具有价值。事实上，最推崇自由市场的国家，却拥有最高的贫困率以及规模最小的“中产阶级”，这一现象恰恰印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资本主义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只会通过“自由交换”使强者（统治阶级）受益、而使弱者（工人阶级）受损。正如我们在C.7部分所论述的那样，只有在充分就业时期——或者在大规模的工人阶级团结与斗争时期——力量对比才会朝着有利于工人的方向倾斜。因此，也就难怪在充分就业时期不平等程度也会相应下降——关于失业率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可参阅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James K. Galbraith）所著的《创造不平等》（Created Unequal）。

当然，有人可能会反驳说，这种衡量贫困和收入的相对标准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美国的收入水平居世界前列：这意味着即便是美国的贫困人口，按照其他国家的标准来看，可能也算是相对富裕的。对此，亨伍德进行了反驳，他指出：“即便按照绝对标准衡量，美国的表现依然令人尴尬。LIS的研究员莱恩·肯沃西（Lane Kenworthy）以美国的贫困线为基准，估算了15个国家的贫困率……尽管美国的平均收入最高，但它远远没有实现最低的贫困率。”只有意大利、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绝对贫困水平高于美国（其中澳大利亚仅比美国高出0.2%，11.9%之于11.7%）。因此，无论是从绝对标准还是相对标准来看，美国的贫困状况都明显逊色于欧洲国家。[Doug Henwood, "Booming, Borrowing, and Consuming: The US Economy in 1999", pp.120-33, Monthly Review, vol. 51, no. 3, pp. 129-31]

因此总而言之，将美国视为发达国家中最具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阶级体系：极少数人掌握着大部分生活资料，并攫取了社会的大部分收入。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的阶级不平等更为严重、社会更加两极分化。此外，在过去二三十年间，这种不平等现象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加剧。统治精英变得更加富有，而财富并未向下渗透，而是向上集中。

财富和收入两极分化加剧的原因并不难找。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不断增强，而工人阶级的地位持续削弱。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所强调的，在强者与弱者之间的任何“自由契约”，最终受益的必然是前者、而非后者。这意味着如果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被削弱，那么他们将很难维持自身在社会财富中的份额，而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也将继续被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继续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

因此，资本（即利息、股息和租金等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上升，而流向劳动者的份额（工资、薪金和福利）则在下降，可以说是毫不意外。此外，劳动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正被高层管理者攫取（例如，在电子行业，1991年高管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2倍，而仅仅五年后，这一差距就扩大到了220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失业率上升和全球化削弱了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由于工会的衰落以及劳动者斗争精神的式微，底层工人的工资长期停滞（截至2005年，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甚至低于1973年的水平！）。再加上“涓滴经济”政策——为富人减税、对工人阶级加税、维持“自然”失业率（削弱工会和工人权力）、削减社会福利等等——这一系列措施几乎全面侵蚀了除社会上层之外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一过程正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危机，其具体影响将在后续部分讨论（见D.9节）。

难怪蒲鲁东曾主张，供求法则是一种“欺骗性的法则……它只不过是为了确保强者战胜弱者，确保有产者战胜无产者。”[quoted by Alan Ritter,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121]

B.7.2 社会流动性可以弥补阶级不平等吗？

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之间的巨大差距，就像我们在上一节所强调的那样，许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依然否认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们的做法是将种姓制度与阶级制度混淆。在种姓制度下，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其出生的地位决定，并贯穿一生。而在阶级制度下，社会成员的阶级归属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因此有人主张，关键问题不在于阶级的存在，而在于社会流动性（通常反映在收入流动性上）。按照这一观点，如果社会或收入流动性足够高，那么某一年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就变得无伤大雅了。因为在人的一生中，收入的重新分配会是相当均衡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并不重要，因为资本主义具有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设想两个年收入分配相同的社会。在其中一个社会中，流动性很高，收入阶层中的家庭排名每年都会发生较大变化。在另一个社会中，流动性极低，每个家庭始终处于相同的位置。显然，从任何有意义的角度来看，后者才是更不平等的社会。第一种的不平等，是动态变化、社会流动性和平等机会的表现；而另一种则是身份固化的象征。这两种不平等之间的混淆至关重要，正是因为竞争性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往往会用前者取代后者。”[Capitalism and Freedom, p. 171]

与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弗里德曼的论断是错误的（而这仅仅是他的论点，他也并未提供任何的论据）。事实上，那些实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国家，其社会流动性实际上低于像西欧那样对经济进行广泛社会干预的国家。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事实显示，实施弗里德曼所推崇的“竞争性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政策，不仅没有增强社会流动性，反而降低了社会流动性。实际上就和许多其他情况一样，弗里德曼的理论最终被现实所证伪。

以美国为例（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之一），虽然确实存在收入流动性，但这远不足以让收入不平等就变得无关紧要。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1985年收入处于底层五分之一的家庭中，有81.6%在次年仍然处于该阶层；而在收入最高的那五分之一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为76.3%。

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收入等级之间的流动性虽然略有增加，但仍然有限。而那些跨越不同收入阶层的人，通常也只是处于阶层的边界（例如，从顶层五分之一跌出的家庭往往原本就在该阶层的底部）。真正能够从底层跃升至顶层、或从顶层跌落到底层的家庭比例，仅约5%。换句话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相当稳固，“绝大部分的上下流动性，只是围绕一个相对固定的长期分配格局进行的波动。”[Paul Krugman, Peddling Prosperity, p. 143]

或许在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体系下，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了？然而，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代推动了更具“自由市场”特征的资本主义，但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收入流动性在那一时期显著增加。事实上，根据密歇根大学的格雷格·邓肯（Greg Duncan）的一项研究，在1980年代，中产阶级规模缩小，贫困家庭向上流动的比例减少，而富裕家庭向下流动的比例也下降。邓肯比较了两个时间段的数据。在第一个时期（1975年至1980年），收入分配比今天更加均衡。而在第二个时期（1981年至1985年），收入不平等开始急剧上升。在此期间，从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比例下降了超过10%。

以下是具体数据：[cited by Paul Krugman, "The Rich, the Right, and the Facts," The American Prospect no. 11, Fall 1992, pp. 19-31]

家庭在五年时间内进入或退出中产阶级的比例（1980年前后对比）

2004年，克鲁格曼再次回到了这个话题上。过去十二年间，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他指出，美国“更像是一个种姓社会，而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而且种姓的界限最近变得更加僵化。”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前，美国的代际流动性较高。“1978年一项经典的调查显示，父亲处于社会和经济地位排名底层的25%的成年男性中，有23%的人成功跻身于收入排名前25%的群体。换句话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三十年左右，‘鱼跃龙门’的美国梦对于许多人来说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今天一项针对成年男性的新调查“发现这一数字已经降至仅10%。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代人中，向上流动性大幅下降。很少有下层阶级的孩子能够成功跻身于中等富裕阶层。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白手起家’的故事变得越来越罕见，而且父亲和儿子收入之间的相关性在近几十年也有所上升。在现代的美国，看起来你很可能会停留在你出生时所属的社会阶层和经济阶层中。”[Paul Krugman, The Death of Horatio Alger, The Nation, January 5, 2004]

英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威尔·赫顿引用了2000-2001年间美国的数据，这些数据“将美国工人的流动性与四个最大的欧洲经济体和三个北欧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美国“在将底层20%的工人再提升20%档次的比例上最低，在进入前60%的比例上也最低，而且工人无法维持全职就业的比例最高。”他引用了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确认了美国低收入工人相对上升流动性差的现状；它还发现，在英国、意大利和德国，全职工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远快于美国的工人……然而，美国的下降流动性更为显著；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更容易遭受实际收入的下降。”因此，即使是OECD（这个“放松管制的大主教”）也“不得不得出结论：更多放松管制的劳动和产品市场（尤其是美国）并不意味着更高的相对流动性，低收入工人在这些经济体中也没有更多的向上流动性。OECD在回避问题。美国的情况比欧洲更糟。”许多研究表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要么没有区别，要么就是美国的流动性较低。”[The World We're In, pp. 166-7]

难怪道格·亨伍德认为，“‘美国道路’辩护者的最终论点是诉诸我们传奇般的社会流动性”，但这一论点是失败的。事实上，“人们通常不会朝他们出生时所处的收入阶层离得太远，美国与欧洲的社会流动模式几乎没有区别。事实上，美国拥有OECD所称的最多比例的‘低收入’工人；而且在任何国家中，美国在摆脱工资低谷方面的表现最差。”[Op. Cit., p. 130]

事实上，“美国和英国的贫困人口更可能长期保持贫困：那些在一年内贫困的人，几乎一半的人在五年或更长时间内依然贫困；相比之下，加拿大为30%，德国为36%。尽管美国宣称有很大的社会流动性，但每年只有45%的贫困人口脱贫，而英国同为45%，德国为53%，加拿大为56%。而在那些成功脱贫的人中，美国有15%的人可能会再次回到贫困线以下，相比之下，德国为16%，英国为10%，加拿大为7%。”[Doug Henwood, After the New Economy, pp. 136-7]

伦敦经济学院（代表教育慈善机构Sutton Trust）2005年的一份研究证实，市场越自由的国家，社会流动性水平越差。[Jo Blanden, Paul Gregg and Stephen Mach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pril, 2005] 他们发现，英国在发达国家中社会流动性表现最差，仅次于美国，在八个欧洲和北美国家中排名最后。挪威最佳，其次是丹麦、瑞典、芬兰、德国和加拿大。

这意味着在英国和美国，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国家的孩子更难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也比过去更难摆脱他们的家庭背景。换句话说，我们发现相比我们的父母，我们会更难赚到更多的钱、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英国的社会流动性不仅是远低于其他先进国家，实际上它还正在下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些发现基于对两组孩子的研究，一组是在1950年代出生，另一组是在1970年代出生。在英国，前者中有17%从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上升到顶层，而后者只有11%。北欧国家的流动性是英国的两倍。而美国是在社会流动性上唯一一个比英国更差的国家。

至于为什么虽然没有美国例外论或更高社会流动性的证据，但这种神话却依然存在，答案很简单——这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现有制度。通过推广“人人都能轻松找到通向顶端的星光大道”的神话，权力机构将不会受到质疑，而只有那些未能成功之人的道德品质会受到批评。

无需赘言，收入流动性并没有讲全整个故事。收入的增加并不会自动地反映阶级的变化，事实远非如此。一个收入更高的工人仍然是工人阶级，因此，在工作时间内仍然受到压迫和剥削。因此，尽管收入流动性很重要，但它并没有提出权力不平等的问题。同样，收入流动性也无法弥补阶级制度及其所导致的权威社会关系，以及它在自由、健康、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差距。事实表明，试图为这一制度辩护的资本主义的“精英主义”教条，实际上在现实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基础。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斥着阶级的体系，尽管每个阶级的构成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它们却是异常固定的，尤其是当你跻身进入人口的前5-10%（即统治阶级）时。

从逻辑上来说，这并不令人惊讶。没有理由认为更不平等的社会就应该具有更高的流动性。社会不平等越大，顶层的人拥有的经济权力就越多，因此底层的人要向上攀升就会越困难。若提出相反的观点，就是在说爬山峰比爬山丘更容易！不出所料，事实支持常识性分析：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越高，机会平等性越低，因此社会流动性也越低。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即便收入流动性更高，也不能抵消阶级制度所带来的权力差异，而这些差异是与收入差异并存的。换句话说，尽管理论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老板，但这并不会使老板对工人的权力和权威（或老板财富对社会的影响）变得更加正当合理（仅仅因为每个人——理论上——都可以成为政府成员，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会变得不那么专制）。即使老板阶级的成员可以变化，你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阶级的存在。

最终，利用（通常被高度夸大的）社会流动性来为阶级制度辩护，是站不住脚的。毕竟，在大多数奴隶制的社会，奴隶也可以购买自己的自由，自由人也可以将自己卖身为奴（以偿还债务）。如果有人试图用社会流动性来为奴隶制辩护，那么人们会认为他们疯了。奴隶制的罪恶，并不会因为少数奴隶通过努力工作就可以不再是奴隶而得到减轻。

B.7.3 为什么阶级的存在被否认？

显然，阶级是存在的；同样显然，个人在阶级结构中可以上升或下降——尽管，当然，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而不是贫穷家庭，成为富人会更加容易。因此，詹姆斯·W·洛文（James W. Loewen）报告称，“大约在上世纪初，美国95%的高管和金融家都来自上层阶级或中上阶级背景。只有不到3%的人是作为贫穷的移民或农场孩子起步的。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工业家中只有2%来自工人阶级背景。”[在"Lies My Teacher Told Me" 中引用William Miller的"American Historians and the Business Elite," 一文，见Men in Business ，第326-328页；参见David Montgomery的《超越平等》，第15页] 而这，正是在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鼎盛时期。根据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进行的一项调查，并在他的《权力精英》一书中报告，大约65%的美国企业中最高收入的CEO来自富裕家庭。毕竟，英才教育并不意味着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只意味着阶级之间存在一定的流动性。然而，我们不断听到阶级已然过时的概念：阶级不复存在，只剩下原子化的个体，他们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当事实是：资本主义媒体是“阶级终结”思想的最大推崇者，这就足以让我们质疑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真正缘由。否认阶级的存在，究竟服务于谁的利益？显然，正是那些掌控阶级体系的人：他们从中获得最多利益，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认为我们是“平等的”。那些控制主流媒体的人不希望阶级的概念传播，因为他们自己就是统治阶级的成员，享有由此带来的所有特权。因此，他们利用媒体作为宣传工具，塑造公众舆论、转移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注意力，避免他们去关注问题关键所在：他们自身所处的从属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主流新闻来源只会给我们肤浅的分析、具有偏见和选择性报道，以及直白的谎言、不断轰炸的黄色新闻、哗众取宠和“娱乐”内容，而不是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见D.3节——“财富是如何影响大众媒体的？”）。

大学、智库、私人研究基金会，它们也是统治阶级的重要宣传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主流学术圈中几乎所有人都忌讳提出“在美国存在统治阶级”这一观点。相反，学生们则被灌输“多元化”和“民主”社会的神话——一个世外桃源，所有的法律和公共政策似乎都只由“公众支持”的程度来决定的——而决不是由任何一个权力与规模不成比例的小集团来决定。

否认阶级的存在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一个强大工具。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某些观念之上的；只要这些观念被广泛相信，基于它们的制度就会稳固。政府之所以保持强大，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权威和法律强制是必要的。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只要这种经济体系还被认为是适当的和公正的。削弱那些支持邪恶和压迫现状的观念，就意味着政府和资本主义最终的崩溃。”[《什么是无政府主义？》，序言，p. xii]

毫不奇怪，否认阶级存在就是加强资本主义、削弱对不平等和压迫的社会批评的重要手段。它描绘出一个只有个体存在的体系，忽视了一部分人们（统治阶级）与其他人（工人阶级）在社会地位、权力和利益方面的差异。这显然有助于那些掌权者维持现状，因为它将分析焦点从权力及其来源（财富、等级制度等）转移开。

它还通过削弱集体斗争来维持阶级制度。承认阶级的存在，意味着承认工人阶级因其在社会等级中的共同地位而具有共同的利益。而共同的利益可以引发共同的行动，来改变这种地位。然而，孤立的消费者无法为自己行动。一个单独的个体很容易被击败，而相互支持的个人联合起来则不容易被击败：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把筷子折不断。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统治阶级曾多次（且常常成功地）尝试摧毁工人阶级组织。为什么？因为哪里有联合，哪里就存在力量——这种力量不仅能够摧毁阶级制度，还能摧毁国家，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这就是精英阶层否认阶级存在的原因。这是他们争夺思想战场之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人们保持原子化的个体状态。用沃尔特·李普曼对媒体功能的表述说，就是“制造共识”，而无需使用武力。通过将公众的信息来源限制在由国家和企业精英控制的宣传机构中，所有的辩论都可以被限制在资本主义术语和假设的狭窄框架内，而任何基于不同概念框架的观点都可以被边缘化。因此，普通人会被引导去接受现行社会是“公平的”和“正义的”，或者至少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因为从来没有允许它们去讨论其他的替代方案。

B.7.4 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阶级意识”是什么意思？

考虑到在主流文化中，阶级的存在常常被忽视或被视为不重要（“老板和工人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就必须不断去指出事实：世界由少数富有的精英控制，而绝大多数人则受到等级制度的支配，并为这一精英团体的利益工作。阶级意识意味着我们意识到这些客观事实，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改变现状。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阶级意识”的必要性，即认识到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么强调的原因显而易见。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论述的：“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并不相同。没有比所谓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利益一致’更大的谎言了……劳动创造了世界上所有的财富……[而]资本是由主人拥有的，它是被盗的财产、是劳动者被偷窃的成果。资本主义工业就是继续为主人阶级谋取利益、剥夺劳动成果的过程……很明显，你作为工人的利益与资本主义主人的利益不同。而且不仅仅是不同：它们还是完全相反的，实际上是相互对立、敌对的。老板给你支付的工资越高，他从你身上获得的利润就越少。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伟大的哲学来理解。”[《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75-76页]

阶级之间存在冲突，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战后时期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以美国为例，战后的初期（1950年代至1970年代）充斥着社会冲突、罢工等现象。从1980年代起，经历了一段相对的社会和平时期，因为资本家成功地对工人阶级进行了一系列打击。工人阶级变得不再那么激进，工会进入了衰退期，而资本主义的成功得到了宣扬。如果两个阶级的利益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就会预期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1980年代之后比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期间更为受益。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1950年到1980年代之间的收入稳步增长，但从那时起，财富大量向上集中，底层民众发现想要维持生计变得愈加困难。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1920年代，当时亚历山大·伯克曼明确指出：

“主人们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来瘫痪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已经说服工人相信，他们和雇主有着相同的利益……也就是说，对雇主有好处的事，对他的雇员来说也有好处……[这样]工人就不会考虑为更好的条件与主人做斗争，而是会耐心等待，直到雇主能够‘与他们分享他的成功’。他们还会考虑‘他们’国家的利益，不会通过罢工和停工来‘打扰工业’和‘社区的有序生活’。如果你听从你的剥削者和他们的代言人，你就是‘优秀的’，你就会只考虑你主人的利益、你所在的城市和国家的利益——但却没有人关心你的利益，也不关心你家庭的利益、你工会的利益，以及你劳动阶级同胞的利益。他们劝你‘不要自私’，而老板却通过你为人的善良和无私而变得富有。他们在背后偷笑，感谢上帝你竟然如此愚蠢。”[同上，第74-75页]

因此，简而言之，阶级意识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去照顾自己的利益。要意识到社会中存在不平等，你不能期望富人和权势者关心任何人的利益——除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只有通过斗争，你才能赢得尊重，才能获得你所创造却并不拥有的那一部分财富。并且，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对立”，这“必然源自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前者的财富是“建立在剥削和压迫后者劳动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两者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人阶级“只渴望着平等”，而统治精英“唯有通过不平等才得以存在”。对于后者来说，“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平等就是死亡”，而对于前者来说，“最微小的不平等就是奴役。”[巴枯宁，The Basic Bakunin，第97页和第91-92页]

尽管阶级分析乍一看可能是一个新颖的想法，但阶级对立的另一方却早已认识到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例如，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就指出：“有财富的人和没有财富的人，在社会中一直形成着不同的利益。”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阶级意识意味着认识到老板们早已知道的事实：与处于相同阶级位置的其他人团结的重要性，并作为平等者共同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其中的不同之处在于，统治阶级希望维持阶级制度，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寻求彻底地终结这一制度。

因此，可以说，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希望发展一种“反阶级”意识——即：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理解它们为何存在，并采取行动消除这些阶级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正如弗农·理查兹所说：“阶级意识并不是想要延续阶级的意义，而是意识到它们的存在、理解它们为何存在，并且通过知识和斗争精神的推动，决心将其废除。”[The Impossibilities of Social Democracy，第133页]）。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消除阶级，而不是将“雇佣劳动者”这一阶级普遍化（因为这会假设资本主义继续存在）。

更重要的是，阶级意识并不意味着“工人崇拜”。与之相反，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工人]开始变得革命性之时，是当他[或她]解除‘工人身份’时，是当他[或她]开始厌恶自己现处的阶级地位时、是当他开始摆脱……自己的工作伦理、源自工业纪律的性格结构、对等级制度的尊重、对领导的服从、消费主义以及清教徒主义的残余时。”[《后稀缺无政府主义》，第119页] 因为归根结底，无政府主义者“直到工人阶级摆脱它的幻觉、摆脱对老板的接受和对领导的信仰之时，无法去进行建设。”[玛丽·路易莎·贝尔内里，Neither East Nor West，第19页]

有人可能反对这一点，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个体，而无政府主义者正试图将许多人归为一类，并给他们贴上“工人阶级”这样的标签。对此，无政府主义者同意，是的，的确“只”存在着个体：但其中一些是老板，而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这是社会中的一种客观分化，统治阶级虽然竭力掩盖，但在社会斗争中却会显现出来。而这样的斗争就是更多受压迫的人主观认识到这些客观事实的过程。而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资本主义现实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希望改变它们。

当下，有一些工人阶级的人希望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也有一些人只是想爬上等级阶层，去到一个可以强加自己意志的位置。但这并不改变他们当前的事实——他们目前的地位是受到等级权威的支配，因此可能与之发生冲突。通过这样的冲突，他们必须实践自我活动，而这种斗争就可以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看法，从而使他们变得激进。这种自我活动和社会斗争的激进化效应，是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它是创造更多无政府主义者、并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政府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可行替代方案的重要途径。

最终，阶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以及你践行什么。因此，我们看到像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这样曾是俄国统治阶级成员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像马拉泰斯塔一样，出生于意大利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拒绝了他们的背景和特权，成为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支持者。但无政府主义者将他们的活动主要基于工人阶级（包括农民、自雇手工业者等），因为工人阶级才受到等级制度的支配，因此他们才真正需要反抗以求生存。这种反抗现有权力的过程，能够并且确实会对参与其中的人产生激进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信仰和行动也会改变。受制于等级制度、压迫和剥削，意味着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就是去废除它们。完全可以说，‘工人的解放必须由工人自己完成’，因为没有哪个社会阶级会替他们做这件事……工人阶级的利益就是从束缚中解放自己……只有通过对自己当前处境的真正认识，通过展望他们的可能性和力量，通过学习团结与合作，并加以实践，群众才能获得自由。”[亚历山大·伯克曼，同上，第187-188页]

因此我们认识到，只有社会底层的人才有自我解放、摆脱统治阶级负担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阶级意识在被压迫者争取自我解放中的重要性。所以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并不是相信工人阶级的救世主角色，而是要废除工人阶级，特别是当这一术语指的是所有现存社会中贫困的大多数时……我们所说的是，没有工人阶级这一生产群体的积极参与，任何革命都无法成功……国家的权力和专制社会的价值观，只能通过更大的力量和新的价值观加以挑战和摧毁。”[弗农·理查兹，《渡鸦》第14期，第183-184页] 无政府主义者还认为，直接行动去反抗对工人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效果之一，将是创造这种力量和新的价值观、基于对个人自由和团结的尊重的价值观（参见J.2节和J.4节，关于直接行动及其解放潜力）。

因此，阶级意识还意味着认识到工人阶级不仅有结束其压迫的利益，而且我们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伯克曼指出“这种力量，这种人民的力量，是现实的：它不像统治者、政治家或资本家的权力可以被夺走一样——它无法被夺走。它无法被夺走，因为它不是由财产组成的，而是由能力组成的。它是创造的能力、是生产的能力；是给世界提供食物和衣物，给我们生命、健康和舒适、欢乐和愉悦的力量。”政府和资本的权力“在人民拒绝承认它们为主人、拒绝让它们统治时，便消失了。”这，就是工人阶级的“至关重要的经济力量。”[《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87页，第86页和第88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被压迫者的这种潜在力量表明阶级不仅是浪费性和有害的，而且一旦底层的人们决定结束它们并适当地重组社会，这些阶级是可以被终结的。这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将经济体系转变为一个无剥削、无阶级的体系，因为“只有一个生产性的阶级才可能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的天性，因为它不需要去进行剥削。”[阿尔伯特·梅尔茨，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第23页]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阶级意识还必须意味着意识到所有形式的等级权力，而不仅仅是经济压迫。因此，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不仅仅关乎财富或收入的不平等，而是质疑所有形式的支配、压迫和剥削。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阶级斗争]不仅仅集中在物质剥削上，还包括精神剥削……[以及]心理和环境的压迫。”[布克钦，《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论》，第151页] 这意味着我们并不认为经济压迫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从而忽视工作场所以外的斗争和压迫形式。相反，工人是人类，而不是资本主义和列宁主义神话中由经济驱动的机器人。他们关心一切影响他们的事情——他们的父母、孩子、朋友、邻居、星球——甚至经常还包括那些完全陌生的人。

引言

无政府主义一直以来都自觉地倡导一种广泛、但有时模糊的政治纲领。这种立场的理由是充分的：固定的蓝图会导致僵化的教条，并扼杀反叛的创造力。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无政府主义者对“纪律化”领导的拒斥，而这种领导模式在许多左翼政治团体中都能找到。这种拒绝的理由同样充分：因为建立在权威基础上的领导本质上是等级制的。

从逻辑上讲，既然无政府主义者回避一切静态的事物，那么我们也应该对符号和标志的重要性持谨慎态度。然而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抗国家与资本的斗争中确实使用了象征符号，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圈“A”符号、黑旗以及红黑旗。本附录试图梳理这三个标志性符号的历史，并探讨它们为何被无政府主义者选用以代表我们的思想与运动。

相当讽刺的是，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象征之一正是红旗。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公社社员路易丝·米歇尔所言：“里昂、马赛、纳博讷，都建立了各自的公社，而这些公社同我们[在巴黎的]公社一样，都被革命者的鲜血所浸透。这正是我们的旗帜为何是红色的原因。为何那些令我们的红旗染上这种颜色的人如此地畏惧它们？”[The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p. 65] 1877年3月18日，克鲁泡特金在伯尔尼参加了一场抗议游行，其中无政府主义者“高举红旗，以纪念巴黎公社”，因为“瑞士联邦法律禁止公开展示红旗。”[Martin A. Miller, Kropotkin, p. 137]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尼古拉斯·沃尔特和海纳·贝克尔指出，“克鲁泡特金始终更偏爱红旗”[Peter Kropotkin, Act for Yourselves, p. 128]。1899年的五一劳动节，艾玛·戈尔德曼在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瓦利向矿工们发表演讲，随后领导了一场示威游行，她“高举一面巨大的红旗。”[Living My Life, vol. 1, p. 245] 历史学家卡罗琳·沃尔德伦·梅里休指出，300名示威者“公然无视警方命令，不肯降下‘安那其的红旗’”[Anarchist Motherhood, p. 236]。

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无政府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并发源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共同的根源意味着共同的象征。然而，随着主流社会主义在19世纪发展为改良派社会民主主义或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国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基于工人阶级斗争中升起的愿景，发展出了自身的反叛图景。正如本文将展示的，这些图景来源于与更广泛的工人运动以及和社会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革命无政府主义，也即主流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传统。正如尼古拉斯·沃尔特所言：

“对无政府主义的严肃研究应当建立在事实之上、而非幻想，并因此应当关注那些真正使用‘无政府主义’一词的人与运动。无论无政府主义思想多么古老、多么广泛……在[蒲鲁东于]1840年之前，没有人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在1870年代之前，也没有任何运动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实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由第一国际中的反威权派创建的……这无疑是第一个无政府主义运动，而这个运动，无疑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主义版本的阶级斗争概念之上。”[The Anarchist Past and other essays, pp. 60-1]

毫无疑问，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象征反映了这一阶级斗争运动的起源与思想。黑旗与红黑旗，最初都由革命无政府主义者所使用。黑旗在19世纪80年代由法国共产无政府主义战士路易丝·米歇尔推广开来。从欧洲传入美国后，“国际劳动人民协会”的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举起了这面旗帜，随后，全球范围内的革命阶级斗争无政府主义者也纷纷采用了它。红黑旗最早由第一国际的意大利支部使用，该支部也是最早在1876年10月由集体无政府主义转向共产无政府主义的组织。[Nunzio Pernicone, Italian Anarchism, 1864-1892, p. 111] 之后，这面旗帜传播到了墨西哥，被当地的无政府主义工人武装所使用；并在20世纪30年代，被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重新塑造。正如无政府主义本身一样，无政府主义旗帜也是反对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社会斗争的产物。

需要说明的是，本附录部分内容参考了杰森·韦林（Jason Wehling）1995年所著的《无政府主义与黑旗的历史》（Anarchism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lack Flag）。毋庸置疑，本附录并未涵盖所有的无政府主义符号与象征。例如，近年来，红黑旗也被绿色与黑色组成的旗帜所补充，这面象征生态无政府主义的旗帜（绿色的象征意义自不必多言）。其他自由意志主义的流行符号还包括受世界产业工人（IWW）启发的“野猫”图案（象征自发性、直接行动、团结及野猫罢工的战斗精神）、“黑玫瑰”（显然受1912年劳伦斯罢工的IWW女性工人“我们不仅要面包，还要玫瑰”的口号启发），以及带有讽刺意味的“小黑炸弹”等。本附录将重点讨论其中最为著名的三种符号与象征。

1. 黑旗的历史是什么？

众所周知，黑旗是无政府主义的象征。霍华德·埃利希（Howard Ehrlich）在其著作《再塑无政府主义》（Reinventing Anarchy, Again）中，对无政府主义者为何使用黑旗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值得全文引用：

“为什么我们的旗帜是黑色的？黑色，是一种否定的色调。黑旗是对一切旗帜的否定。它是对国家的否定，因为国家让人类彼此对立、否认了全人类的统一。黑色，是一种怒火和愤慨的情绪——针对那些以忠于某个国家之名对人类犯下的种种骇人罪行；针对政府的谎言、伪善和廉价欺骗对人类智慧的侮辱……黑色，还是哀悼的颜色；黑旗不仅在否定国家，也是在悼念那些为了某个血腥国家至高的荣耀和稳定、而在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中被屠杀的无数受害者。它为那些被剥削（被征税）以支付战争与压迫开支的人哀悼。它不仅悼念肉体的死亡，也悼念在专制和等级制度下精神的扭曲；它哀悼那些永远无法点亮世界的无数被抹杀的脑细胞。这是一种无法宽慰的悲痛。

“但黑色也是美丽的。它是决心、意志和力量的颜色，它是一种定义和澄清其他所有颜色的颜色。黑色孕育着神秘的生命力、孕育着生长与繁衍，是新生命在黑暗中进化、更新、复苏和再生的温床。深埋在土壤中的种子、精子的奇异旅程、母体子宫中胚胎的秘密成长——所有这些，都是在黑暗的包围与庇护下发生的。

“因此，黑色既是否定、是愤怒、是抗议、是哀悼；同时也是美、是希望，是对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新生活和新关系的孕育与庇护。黑旗象征着所有这些东西。我们自豪地举起它，却也不得不为这样做而感到遗憾：我们期待有一天，它将不再成为一种必要的象征。”[“为什么是黑旗？”，霍华德·埃利希（编），《再塑无政府主义》，pp. 31-32]

本节中，我们将探讨无政府主义者何时以及为何首次采用黑旗作为我们的象征。

无政府主义者使用黑旗的历史记载十分丰富。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当属俄国革命时期内斯托尔·马赫诺领导的游击队。在黑色旗帜的指引下，他的军队击败了多个敌对军队，并在乌克兰的大片地区保持了数年之久的自由自治。在他们的黑旗上，绣着“自由或死亡”以及“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pp. 607-10] 1925年，日本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黑色青年联盟”；而在1945年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重新建立时，他们的刊物被命名为《黑旗》（Kurohata）[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p. 525-6]。1968年，法国的学生在街头斗争和总罢工中高举黑旗（和红黑旗），使得20世纪60年代无政府主义的复兴进入大众视野。同年，在美国“民主社会学生会”（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全国大会上，黑旗也被升起。两年后，总部设在英国的杂志《黑旗》（Black Flag）创刊，并持续出版至今。进入21世纪，黑旗在反全球化抗议活动的前线高高飘扬。如今，在任何规模较大的示威活动中，通常都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举起黑旗。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使用黑旗的历史远远早于这些事件。1871年巴黎公社的著名参与者，路易丝·米歇尔（Louise Michel），在推广黑旗成为无政府主义象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882年3月18日，在纪念巴黎公社的公众集会上，她宣布：“红旗已经不再合适；[无政府主义者们]应当升起象征苦难的黑旗。”[Edith Thomas, Louise Michel, p. 191] 次年，她将这一宣言付诸实践。据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记载，米歇尔在1883年3月9日的一场巴黎失业者示威中首次升起黑旗。警方驱散了这场露天集会后，大约500名示威者在米歇尔的带领下，高举黑旗，高呼“面包、工作，或子弹！”向圣日耳曼大道进发。示威人群抢夺了三家面包店后，遭到警方镇压。米歇尔被捕，并被判处六年单独监禁，但由于公众压力，最终获得特赦。[Anarchism, pp. 251-2] 同年8月，里昂出版了一份名为《黑旗》（Le Drapeau Noir）的无政府主义报纸，这表明黑旗已成为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广泛象征。[“Sur la Symbolique anarchiste”, Bulletin du CIRA, no. 62, p. 2] 不过，早在数年前，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开始使用红黑旗（详情见下一节），因此米歇尔对黑色的采用并非完全没有先例。

不久之后，黑旗传入了美国。据保罗·阿夫里奇（Paul Avrich）记载，1884年11月27日，芝加哥的一场无政府主义示威中首次升起黑旗。据阿夫里奇所述，干草市场事件的烈士之一奥古斯特·斯派斯（August Spies）“指出，这是黑旗第一次在美国土地上飘扬”。到次年1月，“街头游行和大规模户外示威，伴随着红旗和黑旗……成为美国革命无政府主义运动最具冲击力的宣传形式”。1885年4月，露西·帕森斯（Lucy Parsons）和莉齐·霍姆斯（Lizzie Holmes）在一次抗议游行的最前列，“一人举着黑旗，一人举着红旗。”[The Haymarket Tragedy, p. 145, pp. 81-2 and p. 147] 黑旗继续被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使用。例如，1893年，警察在一次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失业者示威中缴获了一面黑旗；该次示威中，艾玛·戈尔德曼发表了演讲。[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1, p. 144] 二十一年后，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报道了纽约另一场由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失业者游行，他们在“寄生阶级的自满与伪善的自以为是”面前高举黑旗，“以威胁性的反抗姿态”宣告他们的斗争。[“The Movement of the Unemployed”,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 341]

黑旗似乎直到1905年“黑色旗帜”（Chernoe Znamia）运动成立后，才在俄国出现。随着当年革命的失败，无政府主义再次转入地下。与无政府主义整体的发展相似，黑旗在1917年革命期间重新出现。彼得格勒的无政府主义者参与了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示威，他们手持写有“打倒权威与资本主义！”的黑旗。作为其活动的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在大多数城镇和城市组织了武装队伍，被称为“黑卫队”，以抵御临时政府的反革命企图。如前所述，马赫诺军在黑旗下对抗布尔什维克和白军的独裁统治。然而，1921年2月见证了黑旗在苏维埃俄国的消失。彼得·克鲁泡特金的葬礼于当月在莫斯科举行，两万名民众高举写有“哪里有权威，哪里便无自由”的黑色横幅，为他送行。[Paul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 44, p. 124, p. 183 and p. 227] 在克鲁泡特金的葬礼游行仅仅两周后，喀琅施塔得起义爆发，无政府主义在苏维埃俄国被彻底抹除。随着斯大林主义的终结，无政府主义及其黑旗在整个东欧地区，包括俄国，再次复兴。

尽管上述事件广为人知，但如前所述，黑旗的确切起源仍然不甚明了。但可以确定的是，19世纪80年代初，大量无政府主义团体采用了与“黑色”相关的名称。1881年7月，“黑色国际”在伦敦成立，旨在重组近期解散的第一国际中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同年10月，芝加哥的一次会议促成了北美“国际劳动人民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People's Association）的成立，该组织也被称为“黑色国际”，并与伦敦的组织建立了联系。[Woodcock, Op. Cit., pp. 212-4 and p. 393] 两次会议之后的不久，便发生了1883年路易丝·米歇尔的示威以及1884年芝加哥黑旗的出现。

因此，19世纪8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与黑旗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阿夫里奇指出，到了1884年，黑旗“成为新的无政府主义象征”。[The Haymarket Tragedy, p. 144] 布克钦也同样提到，在1870年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后来采用了黑旗”。[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57] 沃尔特和海纳也指出，“黑旗是在19世纪80年代被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采用的”。[Kropotkin, Act for Yourselves, p. 128]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黑色？芝加哥的《警钟报》称黑旗是“饥饿、苦难与死亡的可怕象征”。[quoted by Avrich, Op. Cit., p. 144] 布克钦认为，无政府主义者“采用黑旗作为工人苦难的象征，并表达他们的愤怒与痛苦”。[Op. Cit., p. 57] 历史学家布鲁斯·C·尼尔森也指出，黑旗在1884年芝加哥首次升起时，被视为“饥饿的象征”。[Beyond the Martyrs, p. 141 and p. 150] 尽管它“在无政府主义圈子中被解读为死亡、饥饿与苦难的象征”，但它“也被称为‘复仇的标志’”，在1885年1月辛辛那提^⁷¹的一场劳动游行中，“它进一步被公认为工人阶级不妥协斗争的旗帜，上面写着‘决不仁慈’（No Quarter）”。[Donald C. Hodges, Sandino's Communism, p. 21] 在伯克曼看来，黑旗是“饥荒与绝望苦难的象征”。[Op. Cit., p. 341] 路易丝·米歇尔则表示，“黑旗是罢工的旗帜，是饥饿者的旗帜”。[Op. Cit., p. 168]

在这个思路上，阿尔伯特·梅尔策指出，黑旗与工人阶级起义之间的联系“起源于1831年法国兰斯的一次失业者示威（‘工作或死亡’）”[The Anarcho-Quiz Book, p. 49]。他进一步强调，是1883年米歇尔的行动巩固了这一象征性的关联。从法国的起义到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记载的，在里昂，“1831年，丝织工人……为争取更好的工资标准或合同而发动武装斗争。他们曾在短暂的时间内实际控制了整座城市，高举红旗和黑旗——这一事件使得他们的起义成为革命象征史上意义深远的时刻。同时，他们使用‘互助主义’（mutuelisme）一词来描述他们所向往的社会结构，这使得这场起义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蒲鲁东似乎正是在1843至1844年间短暂居住在里昂时，从这些工人那里得到了这一概念。”[The Third Revolution, vol. 2, p. 157] 谢里夫·杰米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一份寄给里昂省长的警方报告中写道：“克鲁瓦-鲁斯区的丝织工人已决定明天前往里昂，高举黑旗，呼喊‘工作或死亡’的口号。”在这场起义中，黑旗被高高举起：

“上午十一点，丝织工人的队伍从克鲁瓦-鲁斯区的山坡上涌向里昂城。一些人手持黑旗；这颜色既象征着哀悼，也提醒着他们所承受的经济困境。另一些人则将面包插在刺刀上，高高举起。这一行动的象征意义，在他们不断呼喊的口号中得到了强化：‘面包或子弹！’——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无法获得能负担得起的面包，他们便准备迎接枪弹。在起义的某个时刻，一句更具表现力的口号被提出：‘Vivre en travaillant ou mourir en combattant!’——‘要么劳动而生，要么战斗而死！’。一些目击者报告称，这句话被写在一面黑旗之上。”[Sharif Gemie, French Revolutions, 1815-1914, pp. 52-53]

克鲁泡特金本人也提到，这场起义后，黑旗仍在法国工人运动中被广泛使用。他指出，巴黎工人在“1848年6月举起了他们的黑旗，上面写着‘面包或劳动’”[Act for Yourselves, p. 100]。此外，在1871年3月1日，为了抗议普鲁士军队在普法战争胜利后进入巴黎，巴黎的窗户上也悬挂了黑旗。[Stewart Edwards, The Communards of Paris, 1871, p. 2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使用黑旗，正是他们在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工人运动中扎根并开展活动的体现。无政府主义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采用黑旗，反映了它作为“饥饿、贫困和绝望的传统象征”的历史，同时它也“在欧洲的民众起义中被举起，象征着绝不投降、绝不妥协。”[Walter and Becker, Act for Yourselves, p. 128] 这一点得到了第一份以“黑旗”命名的无政府主义刊物的印证：“在里昂的高地——克鲁瓦-鲁斯区和瓦兹区，工人们在饥饿的驱使下首次举起这一象征哀悼和复仇的旗帜[黑旗]，并因此使其成为工人诉求的象征。”[Le Drapeau Noir, 第1期, 1883年8月12日] 这一点也得到了露易丝·米歇尔的呼应：

“当红旗与黑旗在愤怒的风中飘扬时，会有多少愤怒的人、多少年轻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当红与黑的旗帜围绕着这片残破的旧世界升起时，它将掀起何等巨浪！

“红旗，它始终象征着自由，却因沾满我们的鲜血而让刽子手们恐惧。黑旗，上面层层叠叠的血迹属于那些想要靠劳动生存、或准备战斗至死的人，它让那些靠剥削他人劳动而生的人感到畏惧。这些红旗与黑旗在我们头顶飘扬，既为我们的死者哀悼，也为破晓的希望飘扬。”[The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pp. 193-194]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法国统治阶级对公社社员的大规模屠杀也可以解释无政府主义者在此后采用黑旗的原因。在西方文化中，黑色“是哀悼的颜色，它象征着我们对死去同志的哀悼，那些在战场上（国家之间的战争）或在街头、示威队列上（阶级之间的战争）被夺去生命的人。”[Chico, “letters”, Freedom, vol. 48, No. 12, p. 10] 考虑到公社牺牲的两万五千名战士，其中许多是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在此后采用黑旗是合乎情理的。尼加拉瓜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桑地诺（Sandino）同样赋予红黑两色象征意义，他解释道：“红色代表自由；黑色代表哀悼；而骷髅，象征着殊死斗争。”[Donald C. Hodges, Sandino`s Communism, p. 24]

无论黑旗是否还有其他含义，但显而易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采用黑旗，是因为它与红旗一样，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公认的象征。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无政府主义政治本质上扎根于工人阶级的实践。正如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源于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我们的象征也同样源自工人们在斗争中创造的符号。例如，蒲鲁东不仅从激进工人那里吸收了“互助主义”这一概念，他还指出，合作性质的“劳动联合”已经“自发地、无需推动、无需资本地在巴黎和里昂形成……[互助主义，即信贷与劳动的组织的]证据……就在当前的实践之中，即革命的实践之中。”[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p. 59-60] 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工人阶级自我实践的表达。正如K. Steven Vincent所言，“蒲鲁东的联合体理想……与里昂互助主义者的纲领”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相似性”，甚至“二者呈现出惊人的趋同关系，而蒲鲁东之所以能更清晰地表述他的积极纲领，很可能正是因为里昂丝织工人所提供的实践示范。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实际上已经在这些工人的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p. 164] 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做出类似的论述，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工人阶级反抗压迫与剥削的内在趋势的表达。因此，采用一个传统的工人阶级象征（黑旗），自然也就成为无政府主义斗争的体现。

同样，或许可以用露易丝·米歇尔的评论来解释1881年成立的“黑色国际”这一名称的由来；她曾称，黑旗为“罢工的旗帜”。这也可以解释为何19世纪80年代初，黑旗在无政府主义者中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在“黑色国际”成立大会前后，克鲁泡特金正在构思这一组织应成为一个“罢工者国际”（Internationale Greviste）——它将是“一个抵抗与罢工的组织。”[quoted by Martin A. Miller, Kropotkin, p. 147] 1881年12月，他探讨了将国际工人协会重建为“罢工者国际”的问题，因为“要实现革命，工人群众必须组织起来。抵抗与罢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极佳组织方式。”他强调“罢工能够培养团结的情感”，并指出第一国际“诞生于罢工运动；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罢工者的组织”[quoted by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886, p. 255 and p. 256]。

一个“罢工者国际”，自然需要一面属于罢工者的旗帜。或许，“黑色国际”就因此得名。这一点，当然与无政府主义者使用黑旗作为工人抵抗象征的做法完全契合；而无政府主义本身也正是这种抵抗的政治表达。

然而，黑旗并没有立即取代红旗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象征。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里，红旗的使用仍持续了数十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克鲁泡特金在19世纪80年代初写道：“无政府主义团体……升起革命的红旗。”正如伍德科克所指出的，“黑旗在当时并未被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普遍接受。许多人，例如克鲁泡特金，仍然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并且认为红旗同样属于他们。”[Words of a Rebel, p. 75 and p. 225] 此外，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使用黑旗和红旗。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在1885年露易丝·米歇尔母亲的葬礼上举着三面红旗，在1905年1月露易丝·米歇尔本人的葬礼上亦是如此。[Louise Michel, Op. Cit., p. 183 and p. 201] 例如，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曾在1908年6月的红旗下示威，旗上写着“安那其”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标语。[John Crump, Hatta Shuzo and Pure Anarchism in Interwar Japan, p. 25] 三年后，墨西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宣称他们已经“在墨西哥的战场上升起了红旗”，以此作为他们“对抗权威、对抗资本、对抗教会的战争”的一部分。他们“在红旗下战斗，高呼‘土地与自由’”[Ricardo Flores Magon, Land and Liberty, p. 98 and p. 100]。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使用红旗和黑旗作为自己的象征。而从红旗向黑旗的转变，必须放在历史背景中考察。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逐渐成为主导潮流，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在许多地区则相对衰落。因此，红旗越来越多的与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日益趋向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为了将自己与其他社会主义者区分开来，选择黑旗作为象征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黑旗与红旗一样，都是公认的工人阶级反抗的象征。

在俄国革命中、及其向独裁政权（先是列宁统治，随后是斯大林）滑落的过程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减少了红旗的使用，因为它不再“象征着自由”。相反，红旗在最坏的情况下会被视为与共产党有关；而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代表官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威权的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变化可以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看出。如上所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曾欣然举起红旗，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们改为展开黑旗。他们组织了黑色青年联盟（Kokushoku Seinen Renmei），并出版了《黑色青年》（Kokushoku Seinen）。到了1930年，无政府主义理论杂志《黑色战线》（Kotushoku Sensen）被两本期刊所取代，分别是《黑旗》（Kurohata）和《黑色斗争》（Kuhusen）。[John Crump, Op. Cit., pp. 69-71 and p. 88]

历史学家坎迪斯·福克（Candace Falk）指出：“尽管自1883年以来，黑色在法国一直与无政府主义相关联，但在整个这一时期，红色才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象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黑色才被广泛采用。”[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1, p. 208fn] 由于这一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尽管无政府主义与黑旗的联系最迟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初，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它才真正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决定性象征。（1925年，在美国的卡洛·特雷斯卡（Carlo Tresca）仍然宣称要“站在红旗下，那面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纯洁旗帜之下”。[quoted by Nunzio Pernicone, Carlo Tresca: Portrait of a Rebel, p. 161]）在此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同时使用红旗和黑旗作为象征。在俄国革命之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然会在旗帜上使用红色，但仅仅是与黑色结合使用。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避免与苏联的残暴统治或主流社会主义运动的改良主义和国家主义产生瓜葛。

2. 为什么是红黑旗？

红黑旗与无政府主义的联系由来已久。默里·布克钦认为这种旗帜最早出现在西班牙：

“黑旗与红旗同时出现，成为欧洲和美洲无政府主义示威的一个特点。随着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的成立，采用了一种黑色与红色对角分割的单一旗帜被，并主要在西班牙使用。”[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57]

“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旗帜是红黑色的，并以对角线分割。在[第一]国际时期，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社会主义派别一样举着红旗，但后来他们倾向于用黑旗取而代之。红黑旗象征着一种尝试，尝试将后期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与国际工人协会的大众号召力结合起来。”[Anarchism, p. 325fn]

根据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1930年代全国劳工联盟（CNT）战斗员，阿贝尔·帕斯（Abel Paz）的记载，1931年5月1日，是“历史上红黑旗首次在CNT-FAI的集会上飘扬”的日子。这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武装力量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召开重要会议的结果，他们在巴塞罗那共同策划五一示威。其中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应在何种旗帜下游行。”当时，一派被称为“红旗”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更注重劳动议题”），另一派则是“黑旗”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当时）更排斥经济问题”）。然而随着新共和国宣布成立，存在着“巨大的大规模动员机会”，因此围绕劳动议题应占多大比重的分歧变得“毫无意义”。这促使双方达成一致，其“物质化的体现”就是“将两面旗帜合二为一：红黑旗。”[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06]

然而，红黑旗的使用远早于1931年，甚至早于CNT的成立。事实上，相较于黑旗，红黑旗或许才是最早出现的专门代表无政府主义的旗帜。

红黑配色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874年8月波隆那起义的尝试，当时的参与者“佩戴着无政府主义的红黑帽徽。”[Nunzio Pernicone, Italian Anarchism, 1864-1892, p. 93] 1877年4月，在另一场旨在引发起义的行动中，无政府主义者进入意大利小镇莱蒂诺（Letino），他们“佩戴着红黑帽徽”，并挥舞着一面“红黑色的旗帜”。这些行动都有助于“引起全国的关注”，并“让国际工人协会及其社会主义纲领受到广泛瞩目。”[Nunzio Pernicone, Op. Cit., pp. 124-5, 126-7]。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历史学家指出，1874年的起义者“佩戴着第一国际的红黑色的徽章”，而三年后，他们则“高举红与黑的无政府主义旗帜。”[T. R. Ravindranathan, Bakunin and the Italians, p. 208, p. 228] 因此，与黑旗类似，红黑旗在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象征之前就已是工人运动（尤其是第一国际意大利支部）的标志之一。

几年后，红黑旗在墨西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再次出现。1879年12月14日，在墨西哥城哥伦布公园的无政府主义抗议集会上，“大约五千人聚集在一起，挥舞着许多红黑旗帜，其中一些旗帜上写着‘La Social, Liga International del Jura’^⁷²。讲台前方悬挂着一面大黑旗，上面写着‘La Social, Gran Liga International’^⁷³”。墨西哥与欧洲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联系非常紧密，因为“19世纪的墨西哥城市工人运动直接与欧洲第一国际汝拉的支部保持联系，并在某个阶段公开加入该组织。”[John M. Hart, Anarchism and the Mexican Working Class, 1860-1931, p. 58, p. 17] 1913年，在成立仅一年后，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世界工人之家”（Casa del Obrero Mundial）组织了墨西哥的第一次五一劳动节示威，“约两万至两万五千名工人在红黑旗的引领下聚集在墨西哥城。”[John Lear, Workers, Neighbors, and Citizens, p. 236]

尼加拉瓜民族解放斗争的激进领袖，奥古斯托·桑地诺（Augusto Sandino），深受墨西哥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影响，因此他的运动旗帜便采用了红黑配色（桑地诺的旗帜是水平分割的，而非对角分割）。正如历史学家唐纳德·C·霍奇斯（Donald C. Hodges）所指出的，桑地诺的“红黑旗源自无政府工团主义，是由西班牙移民引入墨西哥的。”他的旗帜毫不意外地被视为“一面象征工人解放斗争的旗帜。”（霍奇斯将桑地诺的政治理念称为“独特形式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暗示他对红黑旗的采用反映了其思想中的强烈自由意志主义倾向。）[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the Nicaraguan Revolution, p. 49, p. 137, p. 19]

这些历史都表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不过在1931年是“重新发现”了红黑旗，而非创造了它。然而，全国劳工联盟-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CNT-FAI）似乎是第一个采用红黑对角分割设计的组织（不过也存在其他分割方式，例如水平分割）。在英语世界中，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红黑旗似乎是受到1936年西班牙革命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当时，与CNT-FAI相关的信息广泛传播，CNT风格的红黑对角旗也随之扩展，最终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通用象征。

对于某些人而言，红黑旗更多地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相关，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正如阿尔伯特·梅尔策所言：“工人运动的旗帜（并不一定仅属于社会主义）是红色的。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盟（CNT）首创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红黑旗（即无政府主义加上工人运动）。”[Anarcho-Quiz Book, p. 50] 唐纳德·C·霍奇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在墨西哥世界工人之家[墨西哥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的徽章上，红色象征工人对抗有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黑色象征他们的起义斗争。”[Sandino's Communism, p. 22]

这并不与红黑旗最早在意大利和墨西哥的使用相矛盾，因为那些无政府主义者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当在工人运动内部传播自由意志思想。因此，我们会在墨西哥和意大利发现使用相同旗帜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两个国家的运动都曾参与第一国际及其反威权的继承者组织，并且像瑞士的汝拉联盟一样，积极参与工会组织和罢工。考虑到第一国际的集体无政府主义（其最著名的倡导者便是巴枯宁）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似性，他们使用类似的象征符号同样不令人意外。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工团主义无非是国际的重生——联邦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拉丁世界的[第一国际]。”[quoted by Martin A. Miller, Kropotkin, p. 176] 因此，它作为重生的象征也不是一种巧合。

由此可见，红黑旗虽然源自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实践，且尤其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密切相关，但并不局限于此。黑色代表自由意志思想与罢工（即直接行动），红色代表工人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联系变得不那么显著，许多非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乐于使用红黑旗（例如，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便使用它）。可以大致概括地说，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比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更倾向于使用红黑旗；正如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比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更愿意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及工人运动结盟一样（至少在现代是如此）。然而，红旗和黑旗都起源于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斗争，这表明将二者结合成一面旗帜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考虑到黑旗与1831年里昂起义有关，红黑旗的出现或许并不算罕见。同样，鉴于黑旗被称为“罢工的旗帜”（引述露易丝·米歇尔——见上文），而红旗则是工人运动的象征，因此，在强调直接行动和罢工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的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中，红黑旗的使用是自然而然的发展。

因此，尽管红黑旗最初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相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标准象征：黑色仍然代表无政府状态，而红色象征社会合作或团结。因此，红黑旗比任何单一符号都更能象征无政府主义的目标（“个体的自由与整个社会的合作”[彼得·克鲁泡特金，Act for Yourselves, p. 102]），同时也代表其实现手段（“要进行革命，广大工人必须组织起来。抵抗与罢工是建立这种组织的极佳方式”，“罢工能够培养团结精神。”[克鲁泡特金，转引自卡罗琳·卡姆所著的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186，p. 255 和 p. 256]）。

3. 圈-A来自哪里？

圈-A（Ⓐ）作为无政府主义的象征，或许比黑旗与红黑旗更广为人知（可能因为它非常适合用于涂鸦）。彼得·马歇尔指出，“圈-A”代表着蒲鲁东的格言：“安那其即秩序。（Anarchy is Order.）”[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558] 彼得·彼得森进一步补充说，圆圈“象征着团结与坚定”，并“支持了‘无政府主义国际团结’这一长期宣扬的理念。”[“Flag, Torch, and Fist: The Symbols of Anarchism”, Freedom, vol. 48, No. 11, pp. 8]。

然而，“圈-A”作为无政府主义象征的起源并不明确。许多人认为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朋克运动，但实际上它的历史要早得多。彼得·马歇尔指出：“1964年，法国的‘自由青年’（Jeunesse Libertaire）组织为蒲鲁东的口号‘安那其即秩序’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创造了‘圈-A’符号，这一符号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Op. Cit., p. 445] 但这还不是最早的记录。在1956年11月25日，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无政府工人联盟”（Alliance Ouvrière Anarchiste, AOA）在成立时便采用了这一符号。此外，BBC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中也展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民兵，他的头盔后部清晰可见“圈-A”标志。除此之外，我们很难再追随有关“圈-A”的起源了。

如今，圈-A已成为政治象征领域最成功的符号之一。其“惊人的简洁性和直接性，使其成为1968年抗议运动后重振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公认的标志”；特别是在世界上的许多乃至大多数的国家，安那其一词的首字母都是“A”。[Peter Peterson, Op. Cit., p. 8]。

第二卷导言

“征服或死亡——在此历史性时刻……这一两难的抉择摆在农民与工人面前……但我们选择征服，并不是为了重蹈过往数年的覆辙、也不是为了再次把我们的命运交由新的主子掌控；我们征服，是为了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按照我们自身的意愿与我们对真理的理解来生活。”

欢迎阅读《无政府主义常见问题解答》（An Anarchist FAQ, AFAQ）第二卷！

如果说第一卷的核心内容在于概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历史，并呈现无政府主义对权威、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批判，那么本卷则围绕两个主题展开。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因为马克思主义历来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替代方案；其二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

毋庸置疑，第二个主题要重要的多，因为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分析世界的问题所在，它更着眼于改变世界。

不过，首先我们从个人无政府主义（第G节）的论述开始。可以说，个人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论述中历来处于边缘地位。这无疑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个人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北美的运动，并且始终只是全球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一小部分。即便在美国，它也被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光芒所掩盖。

正因如此，它常常在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述中被忽视，而AFAQ正试图纠正这一现状。不幸的是，本节也必须回应一种主张——即“无政府”资本主义是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其中一种形式。因此，我们花费一定篇幅来驳斥这一论断。当我们做这件事时，内心是沉重的，因为这可能会夸大该意识形态及其影响的重要性；但我们不得已而为之，仅仅是为了反制那些试图混淆两者的意识形态鼓吹者与学者——他们或是出于无知（后者），或是出于私利（前者），可谓非蠢即坏。此外，第G节的结构也受到AFAQ发展历程的影响，因为它最初是作为一份反“无政府”资本主义的FAQ，而非支持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如果本书一开始就是以如今这种支持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出现，那么本节内容将有很大不同（最明显地，关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材料将会被放入附录中，那里，才是它应该的位置）。

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第G节可以视为第F节（为什么“无政府”资本主义不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延续。虽然说，个人无政府主义的确是最接近自由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形式，因此也最接近“无政府”资本主义。然而，某些相似之处并不意味着前者就是后者的先驱（从“无政府”资本主义视角看，这还是有缺陷的先驱）。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如同有人宣称社会无政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一样。当然，它们之间确有交集，但个人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之间也都有交集。然而，尽管个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存在差异，它们在对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批判上却有重要的共通之处。

个人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独特的政治理论，把它简化为某种意识形态有缺陷的前身——而该意识形态的起源与目标还与它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这是对它的歪曲与伤害。个人无政府主义在更广泛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相较于产权主义者却对这些运动所持的轻蔑态度，这种情况绝非巧合。同样也非偶然的是，个人无政府主义主要受到劳工、货币与土地改革运动，以及蒲鲁东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影响；而“无政府”资本主义所依据的，则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该学派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为了对抗这些群众运动而发展起来的。这导致了二者在分析、策略与目标上的根本差异，从而也无可置疑地表明，这两者根本无法混为一谈。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绝不能被看作产权主义的前驱，哪怕是以最表层的方式来看，也不行。因此不得不讨论这个问题实属遗憾，但却不得已而为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意识形态的创立者，默里·罗斯巴德，在195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虽然未曾正式发表，却意外流传开来，文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文章标题为《自由意志主义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吗？》，虽然这一标题本身因忽视“自由意志主义”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中的使用而显得极不准确）。但撇开罗斯巴德在文中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解、歪曲与虚构，这篇文章还是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说：我们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那些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既缺乏词源学依据、也完全无视了历史。”这一结论适用于“主流无政府主义学说……即‘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一学说也被称为‘集体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以及被罗斯巴德视为“其中最优秀者”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这两者的理论中都包含了“社会主义元素”。他指出，在“古典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中，确实存在一些思想家，其观念与他本人的意识形态“相似”，但这些人“从未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而“所有的无政府主义团体……都在经济理论上拥有共同的社会主义学说”。要是他当年坚持这个分析，并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起一个更为贴切的名称，那么这份FAQ的篇幅本可以大大缩短！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罗斯巴德在文中使用了“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一词，这表明他对“自由意志主义”作为“无政府主义”替代词的传统用法是心知肚明的。而且有趣的是，在回忆美国所谓“自由意志主义”右翼的起源时，罗斯巴德曾公开承认他们从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偷走了“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个词：

“我们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其中令人欣慰的一点便是：在我所记得的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这一方’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一个关键性的词语……‘自由意志主义者’……长期以来只不过是对左翼[原文如此！]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种委婉称呼，也就是说，那些反对私有财产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工团主义者。而现在，我们夺来了这个词……”^⁷⁵

当然，如今的产权主义者却尖锐地谴责无政府主义者使用“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词汇原始且正确的含义，声称他们试图“篡夺”他们的这个称呼，并将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真是讽刺到家了……

与那些忙于玷污“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美名、贬低个人无政府主义记忆的产权主义者不同，无政府主义的两个流派的拥护者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当然，个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无政府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真正的差异，我们也将对此进行探讨。我们会指出，某些来自两个阵营的成员试图将对方逐出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做法，最终都是徒劳的（总体而言，个体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这样做，但两个阵营中都存在不容异己的人）。这两个派别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重叠，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在自由社会中和谐共处，并且在某些议题与策略上，也可以在反抗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斗争中展开富有成效的合作。^⁷⁶

接着，我们将讨论马克思主义及其缺陷（第H节）。说实话，鉴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历史验证，这一节竟然还需要写出来，实在令人震惊。就好比你在写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却不得不花费大量篇幅去驳斥拉马克学说^⁷⁷一样。遗憾的是，许多激进派似乎难以把握历史事实：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预言已然成真。巴枯宁是对的：社会民主主义确实沦为了改良主义，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但这番批判，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完全否定马克思的全部观点。^⁷⁸就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言，自由意志主义者确实有许多可以认同的内容（毫无疑问，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正是建立在蒲鲁东的分析之上！）。也正是由于这一分析，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激进运动中的一种独立意识形态得以延续；而不是像马克思的许多积极贡献那样，与其他思想（如蒲鲁东与巴枯宁的观点）一起被整合进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当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是有力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确的；但在关于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应该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建设性思想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显得问题重重。因此，就如我们看待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那样，我们应当承认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有效的贡献，同时也必须摒弃其负面部分——特别是当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立场，其实最初正是由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

此外，除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以存续另一个重要原因无疑是其表面上的成功。但不用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乐于遗忘：第一个貌似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其实是社会民主主义。恩格斯对它曾有过极尽溢美之词，而如今却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一点；因为社会民主主义迅速滑向改良主义，甚至在德国革命期间沦为公开的反革命势力。相反，吸引众多激进派的是列宁主义82编者注：我们注意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列宁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说法——我们也表明这一立场存在一些合理性。我们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不仅对无政府主义有所歪曲，也曲解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国家这一关键问题许多方面的思想（比如说，详见H.3.10节）在俄国革命中表面的成功。正因如此，亚历山大·伯克曼所称的“布尔什维克的神话”至今仍然存在——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加以驳斥的内容。

毋庸赘言，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承诺在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不出半年，事实上的政党专政便确立下来，统治着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到了1919年初，革命中“党派独裁”已被该党的全部领导人视为理所当然）。如果这都能算是成功，那失败又该是什么样子呢？所幸的是，与伯克曼那一代人不同，如今那些对俄国所谓“社会主义”抱有幻想的人已大为减少——尽管，仍有一些人一方面谴责斯大林，另一方面，却无法看清其与列宁政权及其意识形态观念（尤其是先锋队思想，但不仅限于此）之间显而易见的联系。正如我们在H.6节所展示的，当代列宁主义者为布尔什维克专制辩护的标准理由，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依据上都站不住脚。因此，我们不仅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也努力将这一批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经验之中。主要包括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布尔什维主义及俄国革命的分析。

我们还花了一些时间来驳斥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诸多歪曲。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看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对无政府主义明显虚假的指控了。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真正读过蒲鲁东、巴枯宁或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他们只是重复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当然，这一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这也解释了为何H.2节中引用了大量文献——只是为了向那些熟悉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人强调显而易见的事实。几条引用可以说是断章取义，但大量引用则不能如此轻易地否定。很遗憾我们必须这样做，但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那些低劣的陈词滥调如此常见，以至于实在无法不去做出细致地回应。令人悲伤的是，即使我们在AFAQ中已对这些惯常的虚假论断进行了驳斥，我也不认为这能阻止马克思主义者们继续重复它们。

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种种神话也延伸到了第G节，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再强调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反国家”而已（在这一点上，他们与产权主义者出奇地一致）。然而，即使是粗略了解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历史的人也知道，它从未仅仅满足于对国家的批判。自无政府主义成为一个有名称的社会经济理论以来，我们的批判对象始终包括国家与财产二者。《财产即盗窃！》是我最近编辑的蒲鲁东文选，展示了无政府主义对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反对自始至终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蒲鲁东主张“资本主义原则”与“政府原则是同一个原则”，因此“废除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废除人与人之间的统治是同一个计划”。更进一步，“国家的存在，正是为了保护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同时致力于消灭资本与国家”，并且“若你消灭了前者，你仍然必须消灭后者，反之亦然。”^⁷⁹

所以，那种将无政府主义简化为单纯反国家的观点，在我们的传统中完全是陌生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将无政府主义虚假地局限为仅反对国家，正好使他们得以将自己传统描绘成唯一的社会主义形式，从而在定义上，将无政府主义排除出反资本主义阵营。

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将转向更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话题，即无政府主义对自由社会可能样貌的构想（第I节），以及我们如何在此时此地为实现它而努力、同时改善我们的生活（第J节）。

第I节之所以重要，仅仅在于它粗略勾勒出了无政府主义者设想的自由社会的特征。因此，我们在其中讨论了工人自我管理、社区自治、经济与社会联邦主义、自由社会中的反社会行为问题，以及其他诸多议题。尽管很多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讨论未来社会的价值表示怀疑（我们会马上想到马克思的那句“写给未来的食谱”^⁸⁰），但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更愿意对自由社会的可能样貌做出设想。这可能会让某些人感到惊讶（他们也许过于沉迷于巴枯宁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的那个名言：“毁灭的冲动也是一种创造的冲动”），但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自始至终都是一种建设性的社会经济理论，其思想家们也一直乐于描绘一个自由社会的模样。

关键在于，这是可能的无政府状态。正如我们再三强调的那样，我们并不是在提出一套蓝图：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原则、反压迫斗争的经验以及既有社会革命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建议。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从未仅仅出于对等级制度的抽象反感，而设计某种理想的社会结构。相反，我们的自由社会构想源自于对现实剥削体系的批判性分析，也源自于那些反抗体系的人们所展现出的自我组织与自我活动。

这种反乌托邦式的视角，自蒲鲁东时代起就构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尤其是在《经济矛盾体系》中，蒲鲁东严厉批判了傅立叶、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批评他们沉迷于空想图景并祈求富人资助，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找可超越它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行动力。因此，社会的变革“不应由现存权力产生；它必须是自发的”。变革必须“自下而上”发起，因为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变革“由公民的协作行动、工人的经验、启蒙的传播与进步来实现，是以自由的方式进行的革命。”^⁸¹ 呼应蒲鲁东的观点，克鲁泡特金也强调说：“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方法与空想家的完全不同……他研究的是当今以及过去的人类社会……他尝试发现社会在历史与现实中的趋势、发掘不断增长的智识与经济需求，并在其理想中指出进化的方向。”^⁸² 这也就意味着，观察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与抗争，是无政府主义者将现实与未来相连接的关键方式。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常见问题解答》中，我们讨论了无政府主义一直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过渡的问题，二是新世界如何在旧社会中萌芽。如I.2.3节详细所示，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强调：新世界诞生于我们反抗旧世界的斗争之中。争取自由的斗争不仅改变了参与者自身，也创造了那些未来社会将以之为框架的组织形式——如社区议会、工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及其联合体等。正因为如此，“在旧世界的壳中创造新世界”这一IWW（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口号早已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信念之一。早在1848年革命期间，蒲鲁东就曾呼吁：“应在旧社会的心脏中建立新社会”，这一新社会应当基于“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组织的建立……与资产阶级分子的代表相对抗。”^⁸³

这正好引出了最后一节：无政府主义者都做些什么？在第J节中，我们总结了无政府主义者如何看待社会变革的发生，如何组织起来以影响阶级斗争，以及我们所创造的组织形式。我们深入讨论了我们所倡导的替代性社会组织形式，以及这些形式如何在我们抵抗当前压迫性社会的过程中成为未来自由社会的雏形。例如，我们讨论了如何将我们倡导用以对抗资本家的职场集会联合会，转化为自由社会中组织合作生产的手段；而作为对国家权力的对抗力量而建立的街区集会，则成为自由个体管理其社区的方式。

我们也阐述了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支持直接行动并拒绝投票（即所谓的“政治行动”）作为社会变革的手段；以及自由意志主义者在社会斗争与革命中的作用，以及我们是如何组织起来以影响这些过程的。在总结我们关于“我们如何组织”和“我们如何改变世界”这些重大问题的理念时，我们还花时间驳斥了一些常见的对弃权主义的误解，比如我们是否是“政治冷漠的”。可以说，无政府主义对竞选政治的批判已被现实所证实（从世界上前激进政治家和前社会主义政党的数量即可看出）。同样，我们关于直接行动、团结互助和自下而上的工人阶级自我组织所具有的变革力量的论点，也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所验证。

还必须指出的是，本卷中的各节内容都经过了适度删减，以确保其篇幅大致与第一卷相当。这一过程涉及删减了大约十分之一的内容。我尽量删去了一些非核心的段落和子章节，以确保论证的核心内容得以保留。这意味着，例如H.2节（该节揭穿了各种关于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神话）在印刷版中止于H.2.11节，而在线版中则延伸至H.2.14节。我们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完成这一删减的。

自第一卷出版以来，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因其政策的必然后果而在经济危机中遭受重创。尽管现实重重打击了这种意识形态，但可以公平地说，它仍将继续存在——毕竟，这种意识形态本就极不现实，现实又怎能撼动它对其信徒的“美感”呢？更不用说其背后所体现的重大阶级利益了。不过有一点是确切的：除非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并进行抵抗，否则政府、政治话语、经济体系以及经济意识形态——都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而将为这场危机买单的，却不会是制造它的统治阶级。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AFAQ的B.1节指出了财富与权力等级制度是如何对其支配者产生负面影响的。《精神层面：为何更平等的社会几乎总是表现得更好》（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 ）一书由理查德·威尔金森与凯特·皮凯特合著，为这一主题提供了更多证据，指出在几乎所有衡量生活质量或福祉的指标中，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与其社会结果之间都存在强烈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穷人受到不平等的负面影响，整个社会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更平等的社会，犯罪率较低、监禁人数较少，同时还在身体与心理健康、青少年怀孕率与肥胖率较低、识字率和社会信任程度更高等方面持续表现出优势。所有这些，都再次印证了无政府主义对财富与权力不平等之危害的分析。

AFAQ已经更换了其主站的位置（尽管我们使用的各域名别名仍保持不变）^⁸⁴。因此，我们也开设了一个博客，用于发布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补充材料以及FAQ本身的相关信息（如更新内容）^⁸⁵。值得注意的博文包括：2008年为纪念无政府主义者首次使用“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一术语150周年而发表的文章（《自由意志主义150年》）；对第一卷中附录“无政府主义象征”的补充（《安那其的红旗》）；以及C节未完成的附录，从社会主义视角解释古典经济学。

最后，作为个人的一点心愿，我将本卷同第一卷一样献给我的家人。我希望这部作品无论贡献多么微小，都能有助于为他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在一个更自由、更可持续的世界中成长。但他们是否能够拥有这样的未来，最终取决于我们——当下这一代人。我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我们是否愿意为自由和平等而斗争？——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你可以读完AFAQ然后止步于此，也可以选择加入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运动并不完美，也无法给出所有的答案。然而，它依然是我们为独立的个体营造一个适于生活与成长之世界的最佳希望。问题在于：我们是否甘愿继续在资本主义中苟活，还是愿意努力改变自己和我们的世界、让它变得更好？我们可能会失败，也可能无法阻止威权主义和原子化倾向的蔓延。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不进行抵抗，这种退化只会加速。

而如果我们去抵抗呢？那么，我们或许真的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译者注：State socialism，按造词法来说这个词本应译作国家社会主义，但在历史上，该词源自德语Nationaler Sozialismus（National Socialism，直译为民族社会主义），与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一脉相承。1920年，在希特勒演讲的鼓动下，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臭名昭著的纳粹党）。而后来也因纳粹（Nazi，取自国社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中的四个字母）的崛起，国社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语，也和作为其分支之一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深度绑定（虽然这四个专有名词之前依然存在着细微的区别）。在本文中，State socialism指的是倡导国家机器架构的社会主义形式，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等；虽然无政府主义同样也批判这个理念，认为其本质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已，但他们和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当然天差地别。所以为了不招致歧义，本文中所有涉及该词意思的均译为“国有社会主义”】

第H节序言

社会主义运动始终存在分裂，派生出各种不同的倾向与流派。社会主义的两大主流倾向是国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等等）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主要是无政府主义，但也包括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流派）。而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与分歧都足以谱写出一篇“传说”了。正如本杰明·塔克所指出的：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极端……虽然在主张‘劳动者应当拥有自身劳动成果’这一点上团结一致……但它们在社会行动的基本原则及其实现目标的方法上彼此对立的程度，甚至超过了他们与共同敌人——现存社会——之间的分歧。他们各自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而这两大原则之间冲突的历史之悠久，几乎可与人类之历史相提并论……

“这两个原则即是‘权威’与‘自由’，而充分、毫无保留地体现这两者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分别便是国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谁若是理解了这两个流派想要什么、以及他们打算如何实现各自的目标，谁就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运动。正如人们常说‘在罗马与理性之间没有中道’，我们也可以说：在国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同样没有折衷之道。”[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pp. 78-9]

除了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与威权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之外，在这两种倾向之中又各自存在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对立。如默里·布克钦所写：“‘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术语，就像‘社会主义者’一样是一个总称。如果说有多少种的社会主义者，就有多少种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两者之中，其政治光谱从观点源自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者（‘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一直延伸至革命共产主义者（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38f]

在本节的常见问题解答中，我们将聚焦于两个阵营中革命派之间的冲突。我们将讨论为何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及其他革命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我们几乎会将讨论的重点几乎完全集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著作及俄国革命上。这是因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已经否定中国、古巴及其他地方的革命，认为它们自始便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污染。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圈子中则普遍认可俄国革命是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列宁（通常也包括托洛茨基）的思想被视为是对马克思的继承。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与列宁的批判同样适用于那些更具争议性的追随者，所以我们不会专门去讨论后者。同时，我们也完全否定斯大林政权与社会主义有任何的关系。但不幸的是，许多严肃的革命者仍将列宁的政权视为一个有效的社会主义革命范式，因此我们必须阐明它为何并非如此。

正如先前所指出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主要派别——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始终处于冲突之中。尽管随着俄国革命在表面上的成功，无政府主义运动在许多国家被列宁主义的“辉煌”所掩盖，但这一局面正在发生变化。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俄国这一“实验”及其所依托的政治理念在根本上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无政府主义得以迎来一波复兴。伴随着对社会主义与苏联的重新评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抛弃马克思主义，转而拥抱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正如媒体在诸如1990年代初英国反人头税暴动、1999年伦敦的J18与N30示威，以及布拉格、魁北克、热那亚和哥德堡等地的抗议活动中所反映的那样，无政府主义已然成为反资本主义的同义词。

不言而喻，当无政府主义者重新出现在媒体与新闻报道中，那些自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群体便会感到忧虑，随即匆忙撰写一些居高临下的文章来谈论“无政府主义”（却从不真正去理解它或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这类的文章，通常是谎言、无关的个人攻击、对无政府主义立场的歪曲，以及荒谬假设的大杂烩；似乎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仅仅是因为从未有人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打算在本FAQ中重复这种“科学”分析，而将专注于政治与历史。我们将通过这种方式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因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明确拒绝视之为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

令人遗憾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受到列宁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无政府主义思想时往往专注于攻击人物而非论述政治。换句话说，他们是在攻击无政府主义者，而非在批判无政府主义。从许多列宁主义者试图通过揭示某些无政府主义者的个人缺陷，来“驳斥”整个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与历史中，这种现象便可见一斑。他们声称蒲鲁东反犹且厌女、巴枯宁是种族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协约国，因此——无政府主义本身便存在缺陷。然而，这种论证方式与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毫无关联，因为它并未触及无政府主义思想本身，而仅仅是指出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未能始终如一地践行自己的原则。这种方式完全回避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内容，但这种做法也可以理解——因为任何真正尝试以这种方式批判这些思想的企图，不仅会失败，还会暴露主流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专制性。⁸⁶

即便从表面上看，若有人真以为蒲鲁东的性别歧视或巴枯宁的种族偏见，与列宁及布尔什维克的行为（例如建立政党专政、镇压罢工、打压言论自由与独立的工人组织、设立秘密警察、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背叛马赫诺运动、暴力镇压俄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等）在可憎行径的等级中具有同等分量，那无疑是愚蠢的。令人费解的是，在评估一种政治理论时，个人的偏见与其在革命中所践行的实践居然会被视为具有相同、甚至更高的重要性。

此外，这种论证手法本质上是虚伪的。以蒲鲁东为例，他那些反犹的言论不过是私人笔记中的片段，直到他思想广泛传播之后才被发表。如罗伯特·格雷厄姆指出的那样，“只要阅读《革命的一般观念》便可得知，反犹主义在蒲鲁东的革命纲领中毫无地位。”["Introduction",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xxxvi] 同样地，巴枯宁的种族主义是他个人生活中令人遗憾的一面，但这一面与他所主张的核心原则和思想并无关联。至于蒲鲁东的性别歧视，我们则应指出，巴枯宁及其后的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拒绝了他的这一观点，并主张两性之间的完全平等。同样，从克鲁泡特金起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而规模庞大的犹太无政府主义运动也从未将巴枯宁的反犹言论视为其思想的本质部分）。既然如此，又何必提及这些个人观念呢？

况且说回来，马克思与恩格斯自身也不乏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恐同的言论，但无政府主义者从未认为在批判其意识形态时这些内容会值得一提（对这些小事感兴趣的人，可参阅彼得·弗莱尔的文章《恩格斯：时代之子》）。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坚实的，并通过大量经验事实得到了验证（即社会民主主义与俄国革命的失败）。

若我们考察克鲁泡特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协约国的立场，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伪善以及其对历史的歪曲。为何说是伪善？仅因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曾在普法战争中支持普鲁士；而相对而言，巴枯宁则主张通过民众起义与社会革命来终止战争。正如马克思于1870年7月20日致信恩格斯所言：

“法国必须被击败。如果普鲁士获胜，国家权力的集中将有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权。不仅如此，德国的优势也将把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在世界范围内，德国无产阶级的优势将同时意味着我们的理论对蒲鲁东理论的优势。”[quoted by Arthur Lehning,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84]

马克思仅仅是为了使他的理论在地位上超越蒲鲁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工人阶级在战争中的牺牲！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者的虚伪——倘若无政府主义应该因克鲁泡特金的行为而被谴责，那么马克思主义同样必须为马克思的言论而承担责任。

这种论述还改写了历史事实：实际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运动在战争期间都支持其所属的国家政权。第二国际中，只有极少数政党反对战争（而这些政党通常也是最为边缘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也曾支持协约国，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皇冠上的明珠”——则支持本国的战争政策。1914年8月，德国国会中仅有一人没有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他甚至不是投反对票，而是选择弃权）。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确有一小部分人反对战争，但在初期，这一反战少数派中的许多人仍以“纪律”与“民主”原则的名义追随了多数派。

相比之下，在这场战争中支持任何一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只是极少数。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流（包括马拉泰斯塔、洛克、戈尔德曼和伯克曼等重要人物）坚决反对战争，他们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利用一切叛乱的迹象、一切不满情绪，来煽动起义，组织起一场我们寄希望之以终结一切社会不公的革命。”[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36] 正如马拉泰斯塔当时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支持战争的无政府主义者“人数不多；虽然的确是这样，但其中也包括了我们最为敬爱和尊重的同志。”他强调，“几乎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忠于自己的信念”，即“唤醒人们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劳动者之间利益对立的认识，在每一个国家内部发展阶级斗争，并跨越国界，在全体劳动者之间建立团结，以反对一切种族或民族偏见与激愤。”[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243, p. 248 and p. 244] 马克思主义者以克鲁泡特金为举例，实际上是在掩盖事实——也就是他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实际属于极少数，而真正背叛国际主义事业的是主流马克思主义运动，而非无政府主义。事实上，第二国际的背叛正是马克思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凌驾于’无政府主义之上”的自然结果。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形式出现，而最终也正如巴枯宁所预言的那样，令社会主义堕落于选举政治与国家主义的泥潭中。如鲁道夫·洛克尔准确指出的那样，“1914年的大战揭示了政治社会主义的破产。”[Marx and Anarchism]

在此，我们将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分析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将科学地分析马克思主义，考察其主张并与其实践结果进行对比。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者会对其自身的政治理论进行如此的分析，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像是一种信仰体系，而非一种分析工具。例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俄国革命的成功为论据，认为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批评托洛茨基与列宁是国家主义者与威权主义者，但正是国家主义与威权主义拯救了这场革命。对此，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是：这场革命实际上——失败了。革命的目标本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无阶级的平等社会，但它却建立起了一个以官僚阶级为核心、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与压迫的一党专政体制，一个缺乏平等与自由的社会。因此尽管一个“共产”党继续掌权超过七十年，但既然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既定目标未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便认为革命失败了。至于所谓的国家主义与威权主义“拯救”了革命，其实不过是为斯大林拯救了革命，而非为了社会主义。这并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从无政府主义的视角来看，这种观点完全合情合理，因为“任何革命若要作为解放的力量而取得成功，其所运用的手段，必须在精神和趋向上都与所欲达成的目标保持一致。”[Emma Goldman,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p. 261] 换言之，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手段只会导致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结果。称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为“工人国家”，并不会改变其作为少数人统治（因而是阶级统治）形式的本质。这与掌权者的初衷无关，而关乎国家本身的性质以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国家结构本质上就是少数人统治的工具，它无法被多数人所用，因为它建立在等级制、集中化、以及少数人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获得权力的基础之上。国家之所以为国家，是因为其自身就具有某些属性。国家有其独立的运行逻辑，这使其脱离于人民的控制，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支配阶级手中的一个工具。即便将“工人国家”中的那少数人变为社会主义者，这也不过是更换了统治的少数阶级，依然继续由他们压迫和剥削多数人。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说：

“若认为革命的失败应当完全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特质，那就错了。归根结底，失败源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与方法。正是国家的威权精神与原则扼杀了[由革命所唤起的]自由意志主义的、解放性的愿望……而只有理解这些摧毁革命的根本力量，才能真正领会这一震动世界的事件的教训。”[Op. Cit., p. 250]

同样地，尽管一百多年来无数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尝试通过选举来推进自己的理念，且所有参与其中的政党最终无一不被腐化，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仍呼吁社会主义者参与选举。对于一个自称为科学的理论来说，这种对实证证据和历史事实的漠视实在令人惊异。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学一样，可以一同被列为最常忽视历史与证据的“科学”。

正如本FAQ章节所要阐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缺陷的指责和人身攻击并非是偶然。若我们将一个理论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用来衡量其有效性，那么很快便能看出，无政府主义在工人斗争与自我解放方面远比马克思主义更为有用。毕竟，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的预测极为准确。巴枯宁就曾指出，选举活动会腐化社会主义运动，使之变得改良主义，最终沦为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参见J.2节）。这正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各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发生的真实情况（尽管其言辞在之后的几年仍保持激进）。

如果我们观察由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工人国家”，就会再次发现无政府主义者的预言得到了验证。巴枯宁曾指出：“他们[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人民政府，实际上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一小撮代表来统治人民的政府……[也就是说，]是由一个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来统治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但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这个少数人将由工人组成。是的，也许的确包含曾经的工人，但一旦他们成为统治者或人民代表，就不再是工人了，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俯视整个工人世界。他们将不再代表人民，而只代表他们自己和他们那统治人民的野心。”[Statism and Anarchy, p. 178] 每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了巴枯宁这一批判的正确性。

正因如此，与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工人国家”，让社会主义与压迫性的政权划上了等号，与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南辕北辙。而当一些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如托洛茨基主义者）竟然荒谬地将剥削、监禁、甚至谋杀雇佣劳动者的政权——如古巴、朝鲜与中国——称为“工人国家”时，情况更是雪上加霜。虽然一些新托洛茨基主义者（例如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拒绝以任何方式为斯大林主义国家辩护（他们的立论虽仍有偏差，但依然正确地指出了这些国家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但大多数托派并非如此。因此，无怪乎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不再使用“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称号，而仅仅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这是因为这些术语已与那些和我们理念毫无共同之处的政权与政党紧密相连，甚至也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身的理想。

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否定马克思的思想。远非如此。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普遍认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诸多分析（例如，巴枯宁和塔克都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具有重要价值）。的确，也有些马克思主义流派具有高度的自由意志主义色彩，与无政府主义颇为接近（例如，委员会共产主义和自治马克思主义就接近于革命无政府主义）。但不幸的是，这些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在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只占极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并不全是错的——但可惜的是，其主要流派的问题确实极为严重，而至于那些没有问题的部分，实际上在无政府主义中早已存在。对大多数人而言，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学说，而不是马克思、潘涅库克、戈特尔、鲁勒和马蒂克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这一少数的自由意志主义流派，同无政府主义一样，反对政党统治、选举活动以及建立“工人国家”。它的支持者也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主张直接行动、自我管理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自主性以及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政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事实上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与巴枯宁持有相同立场（例如反议会主义、直接行动、工人委员会等）。

这些自由意志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受到鼓励，而不应与列宁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一概而论（事实上，列宁就曾评论“德国共产工人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以及这些我们在此处称之为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团体中的“半无政府主义分子”[Collected Works, vol. 32, p. 252 and p. 514]）。希望假以时日，这些同志能逐渐认识到，他们思想中自由意志主义的成分远远超过了其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因此，我们在本节常见问题解答中的评论，主要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形式，而非其自由意志主义的分支。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过去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都曾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过诽谤。例如恩格斯就曾写道，无政府主义运动之所以得以存续，是因为“欧洲和美洲的各国政府对其存在极为感兴趣，并花费巨资予以支持。”[Collected Works, vol. 27, p. 414] 因此，两种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之间常常并无好感可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主张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大相径庭，甚至有人断言无政府主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在某些时期的列宁，以及美国的主要马克思主义者丹尼尔·德里昂等人就持此观点，其他许多人亦然。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这么说确实没错，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国有社会主义者——我们拒绝那种深具威权性的“社会主义”。然而，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垄断“社会主义”一词的使用权。尽管如此，在本节中我们有时可能会使用“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来描述“国有社会主义者”，而用“无政府主义者”来指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这绝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这仅仅是一种使我们的论述更加清晰易懂的表述工具。

H.1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一直反对
国有社会主义？

是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主张，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国家来实现。这一论点的基本核心很简单：社会主义意味着平等，而国家则代表着不平等——一种权力上的不平等。正如我们在B.2节中所论述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它的等级性。换言之，就是将权力委托给少数人手中。因此，它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也就是社会平等。在国家中，构成其治理机构的那些人所拥有的权力多于选举他们的人民（见I.1节）。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尽管我们应强调，自由意志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如委员会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强烈的相似性）。在俄国革命的例子中，无政府主义者是最早遭到布尔什维克压制的左翼力量之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与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历史；同样，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与各种马克思主义及其分支形式斗争的历史。

尽管施蒂纳与蒲鲁东都撰写了大量篇幅批判国有社会主义的弊害与矛盾，但无政府主义者真正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国有社会主义展开斗争，却是在巴枯宁之后。这是因为在第一国际之前，马克思与恩格斯只是鲜为人知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蒲鲁东虽然知道马克思（他们曾于19世纪40年代在法国见过面并有书信往来），但马克思主义在蒲鲁东生前尚未在法国传播开来，因此他并未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他确实批判过路易·布朗及其他法国的国有社会主义者）。类似地，在施蒂纳撰写《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时，除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少数几部作品外，马克思主义尚不存在。事实上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成型，是在马克思与恩格斯读过施蒂纳的经典著作之后，写下了他们那篇不准确到臭名昭著的驳斥文章——《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回应。然而与蒲鲁东一样，施蒂纳所批判的也是其他的国有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

在下一节中讨论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对与批判之前，我们应先考察施蒂纳与蒲鲁东对国有社会主义的看法。这些批判中包含了许多重要思想，值得去加以总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施蒂纳与蒲鲁东执笔的年代，共产主义理念皆具有威权主义性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发展是在巴枯宁于1876年去世之后才出现的。这意味着当蒲鲁东与施蒂纳批判“共产主义”时，他们所批判的是一种特定形式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让个人服从于集体的那种共产主义。而像克鲁泡特金与马拉泰斯塔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同样也反对这种“共产主义”（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在1848年前后，”共产主义“被提出的方式和其对自由的影响，足以让蒲鲁东产生不信任。这种陈旧的共产主义观念是一种修道院式的社区生活……如果人类不得不经历那种共产主义，那么它将完全摧毁仅剩的自由与个体能动性。”[Act for Yourselves, p. 98]）。当然，施蒂纳与蒲鲁东很可能也会拒绝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但需要记住的是，并非所有形式的“共产主义”都是完全相同的。

对施蒂纳而言，关键问题在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同自由主义一样，关注的是“人类”而非独特的个体。“被单纯地看作是一个部分，是社会的一个部分，”施蒂纳宣称道，“个体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因为他不仅限于此；他的独特性会排斥这种受限的概念。”因此，他对社会主义的抗议就像他对自由主义的抗议一样（事实上，他通过称其为“社会自由主义”来强调二者的相似性）。施蒂纳也意识到，资本主义并不像其支持者宣称的那样，是自由的伟大捍卫者。“无休止的占有欲，”他指出，“让我们无法去喘息，无法去要求享受：我们无法从财产中获得安逸。”共产主义通过“组织起劳动”，可以“结出果实”，使我们“就人类的劳动达成一致，使之不像在竞争中那样，占据我们全部的时间与辛劳。”然而，共产主义“并未去说明”——“所节省下来的时间究竟是为了谁”。与之相对，他强调说——这时间应是为了个体，“为了让他作为独特者而获得慰藉。”[The Ego and Its Own, p. 265 and pp. 268-9] 因此，国有社会主义并没有意识到联合的目的在于解放个体，反而使个体臣服于一种新的暴政：

“人们所追求的并不是另一个国家（如‘人民的国家’），而是他们的联合、联合本身，这种对一切既存事物不断流动的联合——[然而]即使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国家也会存在……国家建立的独立性，奠定的正是我无法独立的基础；它作为一种‘自然成长’的存在、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存在，要求我的本性不能自由成长，而要被裁剪以适配它。”[Op. Cit., p. 224]

同样，施蒂纳主张，“共产主义通过废除一切个人财产，只是让我更加依赖于他者，也就是依赖于共性或集体”，而这“是一种阻碍我自由行动的状态，是一个凌驾于我之上的主权权力。虽然共产主义确实反抗了我所感受到的来自个别财产所有者的压迫；但它交予集体的那种权力却要更为恐怖。”[Op. Cit., p. 257] 历史无疑证实了这一担忧。通过将财产国有化，各种国有社会主义政权将工人从资本家的奴仆变成了国家的仆从。相比之下，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自由联合与工人自我管理，保障财产的社会化不会沦为对自由的否定，而是实现自由的手段。因此，施蒂纳对马克思所称“庸俗共产主义”的批判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并在共产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中，以及在马克思及其更具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追随者的优秀著作中回响不绝（想要了解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如何没有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沉默”，而是吸收了施蒂纳的合理关切与论证，请参见I.4节）。

与施蒂纳类似的论点，也可在蒲鲁东对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各种国有社会主义方案的批判中找到。他尤其是抨击了路易·布朗的思想。布朗的代表作是《劳动的组织》（Organisation du Travail，1840年初版），他在书中主张，社会弊病源于竞争，而可以通过由政府发起并资助的改革来消除竞争，从而解决这些问题。更具体地说，布朗主张，“必须动用国家的全部力量”，以确保工人协会（或称“社会工场”）的创建与成功。既然“无产者的解放缺乏的是劳动的工具”，那么政府“就必须[为他们]提供这些工具”。简言之，“国家应当果断地站在工业的最前列。”[quoted by 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p. 139] 资本家会被鼓励向这些工场投资，他们将获得保本的利息，而工人则保留工场产生的其余利润。这些由国家发起的工场将很快被证明比私有工业更高效，并通过更低的定价迫使私营产业要么破产、要么转变为社会工场，从而消灭竞争。

蒲鲁东在多个层面上反对这一方案。他指出，布朗的设想是“向国家请求隐名地合伙，也就是说，他跪在资本家面前，并承认垄断的主权。”鉴于蒲鲁东认为国家是资本家阶级的工具，指望国家来废除资本主义不仅是不合逻辑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既然“社会工场”的资金来自资本家，布朗的方案几乎没有削弱资本的力量。“资本和权力，”蒲鲁东指出，“作为社会的次要器官，始终是社会主义所膜拜的神祇；即使资本与权力并不存在，社会主义也会去发明它们。”[quoted by Vincent, Op. Cit., p. 157] 他强调了布朗方案的威权性质：

“布朗先生不停地诉诸权威，而社会主义则高声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的；布朗先生把权力置于社会之上，而社会主义则倾向于使权利服从于社会；布朗先生让社会生活从天而降，而社会主义则坚持社会生活由下而生、向下扎根；布朗先生追逐政治，而社会主义则追求科学。我不再拐弯抹角，我要对布朗先生说：你或许不想要天主教，不想要君主制，也不想要贵族，但你必须拥有一个上帝、一种宗教、一种独裁、一种审查、一种等级制度，以及种种的区别与阶层。至于我，我否认你的上帝、你的权威、你的主权、你的司法国家，并否定你所有代议的神话。”[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 p. 263]

同样地，蒲鲁东也反对布朗方案那种“自上而下”的架构。由于工场由国家主导，其体制自然难以称得上是自由的，因为“等级制度将会从选举原则中产生……正如在宪政政治中一样。而这些受法律规制的社会工场——它们是否不过是另一种企业？而企业的纽带是什么？是法律。谁来制定法律？是政府。”蒲鲁东认为，这样的体制难以正常运作，其最终结果不过是“所有的改革，不是以等级制公司而告终，就是以国家垄断、或者共产主义的暴政而告终。”[Op. Cit., p. 269 和 p. 271] 其根源在于国有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你们无法想象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因此你们便成了权威的传教士；你们崇拜权力，满脑子只想着如何加强它并压制自由；你们最喜欢的格言是‘必须不顾人民的意愿来实现人民的福祉’；你们不是通过消灭权力与政治来推进社会改革，而是执意于重建权力与政治。”[Op. Cit., p. 397]

与其从上而下的改革，蒲鲁东更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自我组织，以实现自身的解放。正如他所说，“摆在劳动阶级面前的问题……不是掌握权力，而是制服权力与垄断——即，从人民深处、从劳动的根基中，孕育出一种更高的权威、一种更具现实力量的事实，它将包围资本与国家并将其征服。”因为，“要对抗并削弱权力，将其放在社会应有的位置上，仅靠更换掌权者或稍作改良是毫无用处的：必须寻找一种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体，使今日主宰社会的权力沦为它的奴仆。”这是因为国家“不可避免地与资本捆绑在一起，并被用来对付无产阶级。”[Op. Cit., p. 398、p. 397 和 p. 399]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蒲鲁东在1848年曾明确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不借助政府的情况下实现自我解放。”[quoted by George Woodcock,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125] 此外，由于布朗的方案承诺支付固定的利息，它事实上维持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尽管蒲鲁东反对资本主义的竞争，他并不认为完全废除市场的所有形式会是以一个明智之举。

蒲鲁东主张采取双重路径从下而上削弱资本主义：建立工人协会，以及组织信贷体系。通过设立互助银行，以成本价格提供信贷，工人可以成立协会与资本家企业竞争，将其逐出市场，从而通过工人的自我管理彻底地消灭剥削。通过这一方式，工人阶级将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实践从资本主义中获得解放，并由下而上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托马斯所指出的那样，蒲鲁东“虔诚地相信……工人阶级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纯粹的经济与社会行动来实现拯救……蒲鲁东主张并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在国家之外、通过工人阶级自主协会来瓦解其权力基础的策略。”[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pp. 177–8] 与此同时，蒲鲁东反对暴力革命（也认为罢工会适得其反），他主张通过经济手段来终结经济剥削，因此，他视无政府主义为一种渐进改革的过程（这与后来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后者通常是革命派，认为资本主义无法通过改革废除，因而支持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集体直接行动、斗争和战斗性组织）。

毫不意外，蒲鲁东所生活与活动其中的社会塑造了他的思想。19世纪中叶，法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仍由手工业者与农民构成，因此他的理论路径也反映了这一社会背景。在以小规模工业为主的社会结构中，由互助银行提供自由信贷，以使工人阶级获得生产资料的方式，在理论上是可行的。正是这一社会现实孕育了蒲鲁东的构想（见H.2.3节）。他始终强调，如果将结社强加于农民与手工业者，那将是一种暴政（相反，他认为，如果这些劳动者认为结社符合其利益，他们将会自愿接受这一形式）。然而，他并未忽视大工业的兴起，并明确提出，应该在那些客观上需要的行业（即资本主义工业）以及那些愿意参与的劳动群体中，建立工人协会（即合作社）。不过，最终的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废除雇佣劳动制度。

正是对雇佣劳动的反对，构成了蒲鲁东对国有社会主义批判的核心。他一再强调，生产资料的国有制会威胁工人的自由，而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延续，只是国家变成了新的老板。1848年，他指出，他“不愿看到国家没收矿山、运河和铁路；那样做只会让君主制更加强大，带来更多的工资奴役。我们希望将矿山、运河和铁路交给由工人民主组织的协会……这些协会[将会]成为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典范；在由公司与社团交织而成的民主社会共和国的布匹之中，构成这一广大联合体的先驱核心。”他将由工人自己管理、自主运营的工人协会，与那些“受国家资助、指挥与管理”的组织相对照，后者将“像大型股份有限公司那样，彻底摧毁一切自由与一切财富。”[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62 和 p. 105]

当然，马克思曾以《哲学的贫困》一书回应蒲鲁东的《经济矛盾体系》。然而，马克思的著作在发表时反响寥寥，尽管蒲鲁东认真阅读并在其副本上做了批注，称之为“一篇诽谤文章”、“充斥着辱骂、诬蔑、歪曲与剽窃的拼凑之作”（他甚至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的蛔虫”）[quoted by Woodcock, Op. Cit., p. 102]。遗憾的是，由于家庭突遭重创，再加上1848年法国革命的爆发，蒲鲁东未能就此公开作出回应。不过，鉴于他对路易·布朗以及那些主张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所持的批评态度，他显然不可能支持马克思的主张。

因此，尽管蒲鲁东与施蒂纳的论述都并不是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而发的，但他们的批判对于主流马克思主义却具有高度的适用性，因为后者继承了许多他们所攻击的国有社会主义的观念。他们的分析，在其后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发展出的集体主义与共产主义思想中得以体现（其中部分直接承自蒲鲁东，而施蒂纳的影响则属偶然，因为其著作很快湮没无闻，直到19世纪90年代被重新发现后，才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产生影响）。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蒲鲁东关于由工人协会管理生产、反对国有化，认为国有化即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强调由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行动的思想，都在共产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中得以继承，并体现在他们对主流马克思主义（如社会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批判之中。1868年巴枯宁的评论中亦可见这些批判的回响：

“我憎恶共产主义，因为它是否定自由的；而对我而言，没有自由的人类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将社会的一切力量集中并吞噬于国家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导致财产集中于国家手中……我希望看到的是社会和集体或社会财产自下而上地、通过自由结社加以组织，而不是自上而下地通过任何形式的权威加以统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是一个集体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quoted by K.J. Kenafick,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pp. 67-8]

正是在巴枯宁这里，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展开了直接冲突。由他领导的对马克思的斗争发生在1868年至1872年间的国际工人协会内部。正是在这些交锋中，两种社会主义流派——自由意志主义的与威权主义的——开始明晰分化。随着巴枯宁的介入，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更广泛意义上地对国有社会主义的批判）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巴枯宁的批判。

H.1.1 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什么？

巴枯宁与马克思在1868年至1872年间于第一国际工人协会中爆发了著名的冲突。这一冲突帮助阐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反对立场，并可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首次重大理论分析与批判。当然，无政府主义者在之后仍在继续批判，尤其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堕落为改良主义，以及俄国革命失败之后（这两者都为理论批判提供了实证证据），但巴枯宁与马克思之间的冲突实际是为后来的批判奠定了基础。因此，对巴枯宁批判的概述至关重要，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断在此基础上发展与拓展批判（尤其是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与革命的经验印证了他的观点之后）。

然而，我们首先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与巴枯宁在许多观点上是相似的。他们都强调工人群众需要组织起来，通过社会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他们都主张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他们也都一再强调，工人的解放必须由工人自身完成。当然，他们在如何将这些共同点在实践中付诸的方面——存在着分歧。此外，尤其是在两人的争论达到高潮之际，他们都有曲解对方某些观点的倾向。而无政府主义者自然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巴枯宁是正确的，从而确认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核心内容。

那么，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哪些批判？主要包含六个方面。第一，是关于当下斗争的问题（即工人运动是否应参与“政治”，以及革命的工人阶级组织应具何种性质）；第二，是关于革命形式的问题（即革命应当是先进行政治革命、然后进行经济革命，还是二者应当同步进行）；第三，是关于国有社会主义将转化为一种剥削体制的预言，也就是国家官僚阶级将取代资产阶级；第四，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第五，是关于政治权力究竟能否由整个工人阶级掌握，还是只能被少数人行使的问题；第六，是关于革命应当是集中化的、还是去中心化的问题。我们将依次加以讨论。

在关于当下斗争的问题上，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对马克思而言，无产阶级必须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参与资产阶级的选举。如（充满操控的）第一国际海牙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所述：“在同有产阶级的集体力量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建立一个政党——与一切有产阶级政党相区别且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行动……因此，夺取政治权力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任务。”[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243]

这个政党必须参加选举并争取选票。正如马克思在《法国工人党纲领》的序言中所主张，工人必须将选举权“从一种欺骗的工具……转变为解放的工具”。这可以视为《共产党宣言》中所概述进程的一部分，其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直接目的与所有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相同”，即“无产阶级争取政权”，而“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赢得民主的胜利”。恩格斯后来（在1895年）强调，“《共产党宣言》已经将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列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向全世界的工人展示了如何利用普选权”。[Marx and Engels Reader, p. 566, p. 484, p. 490 and p. 565]

根据这一分析，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党一直主张并积极参与选举运动，将竞选公职视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社会民主党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关注下发展起来的），它们将革命理解为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并利用这种政治权力来废除资本主义（一旦这一目标达成，国家将“自行消亡”，因为阶级将不复存在）。实际上，正如我们在H.3.10节中将进一步讨论的那样，这些政党旨在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建立的叙述复制到国家议会层面。

而巴枯宁则持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指出，虽然共产党人“幻想他们可以通过发展和组织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并借助于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但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只有通过发展和组织工人阶级的非政治的或反政治的力量才可能成功”。共产党人“认为有必要组织工人的力量，以夺取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为了摧毁这一权力而组织起来”。在巴枯宁看来，应通过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权力机构来对抗国家，这种权力应当是“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通过工人间的自由结社或联合会，从工会开始，逐步发展为公社、地区、民族，最终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际与世界性的联合会”。换言之，这是一个工人委员会体系。因此，他始终主张工人、农民与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加入工会，并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从而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去明确应当去做什么，因而能够引导革命沿着人民的愿望所指的方向前进：一个由世界各地的工人联合会组成的、严肃的、能够取代即将消亡的国家世界的国际组织”。[Bakunin on Anarchism, pp. 262–263, p. 270 and p. 174] 面对马克思主张工人应当进行政治组织（即将其代表送入议会）的观点，巴枯宁认识到，一旦“普通工人”被送入“立法议会”，其结果是这些“工人代表一旦被移植到资产阶级环境中，置于完全资产阶级的思想氛围中，他们实际上就不再是工人了，而成了政治家，成了资产阶级……因为人并不是制造其处境的主体，恰恰相反，是处境塑造了人”。[The Basic Bakunin, p. 108]

就历史经验而言，社会民主党的实践印证了巴枯宁的分析。在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后不久，德国社会民主党便陷入了“修正主义”争论之中。这场争论并不是源自于少数脱离运动实际的领导人，而是反映了运动内部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修正主义者希望将党的政论言辞调整为与党的实际行为相一致，因此这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基本上成了一场关于“政党宣称自己在做什么”与“政党实际在做什么”之间的斗争。正如一位研究该时期最具声望的历史学家所言：“论战双方的分歧主要还是主观上的，是在对现实的评估上观点不同，而非在实际行动领域的差异。”[C.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p. 38]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社会民主党已经被其在资产阶级体制中的活动腐蚀得极其严重，以至于他们不但支持国家（及其统治阶级），还投票赞成战争拨款，而不是谴责这场为利润而进行的帝国主义屠杀。显然，巴枯宁的预言被证实了。（有关竞选对激进政党影响的进一步讨论，参见J.2.6节）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巴枯宁反对参与资产阶级政治，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政治”或“政治斗争”本身（参见J.2.10节）。巴枯宁明确主张了一种后来被称为工团主义的策略（参见H.2.8节）。这一工会运动应由一个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加以辅助，该组织将在其中活动，通过其成员的“自然影响力”将工会引导向无政府主义的目标（参见J.3.7节）。

若比较巴枯宁与马克思，历史验证了谁的判断已经一目了然。即便是那位反无政府主义的斯大林主义文痞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也不得不承认，“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所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们建立了一个始终保持真正革命性的工人运动。社会民主主义的，甚至……共产主义的工会，几乎从未能避免精神分裂[即革命的政论掩盖了改良主义的实践]或背叛其社会主义信仰。”[Revolutionaries, p. 104] 这大概是他在那些针对无政府主义的长篇谩骂中唯一准确的一句话；但自然，他并未允许这一判断动摇他对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因此，考虑到激进派借助选举与政党活动而导致的长期改良主义倾向与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巴枯宁的批判与替代方案被历史经验所证实，也就毫不令人惊讶了（有关直接行动与竞选活动的探讨，参见J.2节）。

这也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即革命本身性质的问题。对于巴枯宁而言，革命意味着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这包括对国家的废除以及对资本的征用。用他的话来说：“革命一开始就必须……彻底而完全地摧毁国家。”其“自然且必然的结果”将是“代表工人协会没收一切生产资本和生产资料，并由其集体使用……所有工人协会的联合联盟……将构成公社。”在这种意义上，“任何政治上……成功的革命都不可能存在，除非政治革命转化为社会革命。”[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70 和 p. 171]

顺带一提，这也驳斥了恩格斯关于巴枯宁的说法，即巴枯宁“并不认为资本……而是国家才是必须被废除的主要罪恶”，只要国家被废除，“资本主义就会自行崩溃”[The Marx-Engels Reader, p. 728]。这种说法歪曲了巴枯宁的立场，因为他始终强调，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必须同时且并肩地完成。”[The Basic Bakunin, p. 106] 既然巴枯宁认为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守护者，那么在国家被废除之前，任何经济变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意味着，在他看来，若政治革命发生在经济革命之前，那便意味着工人的奴役将继续存在。正如他所论述的那样：“首先赢得政治自由，其意义不过是仅仅赢得这种自由，而在最初的几天内，经济与社会关系仍维持原样——也就是说，财产所有者与资本家继续保有其傲慢的财富，而工人则仍旧陷于贫困之中。”而在资本家的经济权力依旧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工人的政治权力又怎能长久维持呢？因此，“任何在社会革命发生之前、因而也就没有囊括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都必然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革命所能带来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由资产阶级以一种新的、更虚伪、更老练的、但却并没有少些压迫的方式，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94 和 p. 289]

那么，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持有这种观点呢？似乎如此。在论述巴黎公社时，马克思指出它是“终于被发现的、可用于实现劳动经济解放的政治形式”；而由于“生产者的政治统治无法与其社会奴役的延续共存”，公社的任务正是“作为一根杠杆，用以撬除维系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则宣称“无产阶级夺取公共权力，并借此将……生产资料……转变为公共财产”。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将无产阶级提升为统治阶级，赢得民主的胜利”。无产阶级将“利用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逐步将所有资本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并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于国家手中，也就是说，集中于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之手。”[同上，p. 635、p. 717 和 p. 490]

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则》（常被视为《宣言》的草稿）中，这一点更加明确。该文强调，不可能“一举废除私有财产”，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将逐步改造现存社会”。这场革命“将建立起民主宪政，并通过这一机制，确立无产阶级的直接或间接统治。在英国，无产阶级已占人口的多数，因而其统治将是直接的。”恩格斯继续说道：“民主，除非它被立即用作直接打击私有制、推行进一步措施的工具，否则它对无产阶级将毫无用处”[Collected Works, vol. 6, p. 350]

数十年后，马克思在回应巴枯宁提出的“无产阶级要统治谁？”的问题时，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他指出，这只是意味着“只要其他阶级仍然存在，特别是资本家阶级仍存在，无产阶级就必须与之斗争（因为即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他们的敌人也不会立即消失），就必须采取强制的措施，也就是统治上的手段；如果无产阶级本身仍是一个阶级，而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所依据的经济条件尚未消除，就必须以强制手段将其移除或转变，并以强制手段加速其转变过程。”[The Marx-Engels Reader, pp. 542–3] 请注意，他用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前资本家”，这意味着即便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无产阶级成员依然是无产阶级，依旧处于受雇劳动的境地，仍被经济主宰所奴役。这也完全合乎逻辑，否则“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将毫无意义。

接下来便是另一个问题：工人阶级应当在何时夺取政治权力？正如恩格斯所言，这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只能在共和制中进行”。这是“一种必须在其中展开斗争的形式”，而对于当时尚无共和制度的国家（例如德国），工人阶级“就必须去征服它。”[Marx and Engels,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p. 264] 几十年前，恩格斯就曾主张，“实现财产公有制的首要、根本条件，是通过民主宪政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Collected Works, vol. 6, p. 102]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将会先行，其后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党宣言》就曾设想德国可能发生一场“紧接着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奏性的[资产阶级革命]。”[Selected Writings, p. 63] 然而仅仅两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否定了这一设想，认为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大陆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到了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仍然坚持认为德国并不具备立即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任何革命的初步成果只能是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是在其中积蓄力量、扩展影响力。

由此可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中，建立一个共和国是夺取国家政权的关键步骤，此后才可能实现“剥夺剥夺者”。在此之前，资本家的经济权力仍将存在，而无产阶级则运用政治权力对其进行抗衡与削弱。无政府主义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如果无产阶级并不掌握经济权力，其政治权力充其量是不稳定的，甚至必然会堕落。难道资本家会坐等自己的经济权力被政治行动逐步地削弱？而在这期间，无产阶级又将处于怎样的处境？他们会继续服从老板的命令、忍受压迫与剥削，只为了等待某个不明确时点上他们“社会奴役”的终结（而这又由谁来做呢）？他们会心甘情愿地为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斗争，然后再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由党的领导人宣布“时机已经成熟”？

俄国革命的经验表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立场在实践中是站不住脚的。1906年，一位俄国工人的话重申了巴枯宁的立场，他表达了对孟什维克策略的强烈不满：

“这里[的孟什维克]……告诉我们，工人代表大会是保障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独立性的最佳手段；否则，我们工人将在这场革命中只是炮灰。那么我想问：这份‘保险’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真的要去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吗？难道我们真的要流两次血——一次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一次为了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同志们，这在党的纲领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必须如此]；但如果我们工人要流血，那就只应当流一次——为了自由与社会主义。”[引自 Abraham Ascher, 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43]

1917年，人们深刻领会到了这一教训，俄国工人最初走上了巴枯宁的道路（主要是自发地、且未受到无政府主义者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显著影响）。孟什维克重蹈1905年的覆辙，他们“无法将这场革命潜能引导至任何实际目标。他们被那套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公式‘先资产阶级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所蒙蔽，试图压制群众。他们向群众宣讲克制的道理，要求他们袖手旁观，直至资产阶级建立起坚实的资本主义体制。对工人和农民来说，这毫无意义——为何他们要放弃已经掌握在手中的权力？”孟什维克领袖费奥多尔·丹在1946年“承认孟什维克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建立在‘幻想’之上。”[Vera Broido, Lenin and the Mensheviks, p. 14 and p. 15] 列宁一回到俄国，布尔什维克便打破了此前共同持有的观点，开始支持并鼓励工人的激进化，因此成功赢得了民众支持。然而，他们的支持是部分的、不彻底的，最终选择了收手，从而致命地削弱了革命。

二月革命使国家陷入瘫痪，工人们便组织起工厂委员会，提出了由工人自行管理生产的理念与实践。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全心全力地支持这一运动，主张应将其推进到极致。与此相反，列宁主张“工人对资本家的控制。”[The Lenin Anthology, p. 402] 不出所料，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夺权后立即实行的政策。然而，正如一位列宁主义作家承认的那样，“有两股压倒性的强大力量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了这一‘改良主义’路线。”一是内战的爆发，另一是“资本家利用其残余权力使体制瘫痪。1917年底，全俄雇主代表大会宣称，‘凡是通过主动干预企业管理来实施控制的工厂将被关闭。’随着随之而来的停工潮，工人的自然反应便是要求他们的[原文如此!]国家将工厂国有化。”[John Rees, "In Defence of October", pp. 3-82,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52, p. 42] 到1918年7月，仅有五分之一的国有化企业是由国家直接执行的，其余均由下层的地方委员会所主导（这一点也顺便说明了集权体制对下层反应的迟钝）。显然，社会革命可以在政治革命之后实现的观点已被证明是失败的——资本家阶级动用其权力，严重破坏了俄国的经济生活。

面对资本家对其“控制”体制的可预见的反抗，布尔什维克最终选择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然而，遗憾的是，在国有化的企业当中，工人的处境基本未有改观。自1918年4月底起，列宁便开始主张的一长制管理（由上级任命、并赋予“独裁的”权力，参见第H.3.14节）。其目标是用国家任命的经理人取代资本家，而非实现工人自治。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H.6.2节中所述的那样，党的领导层多次否决工厂委员会提出的“依靠工人自主管理经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转而推行中央集权控制。巴枯宁所担忧的“政治革命先于社会革命”的后果终于变为现实。工人阶级依旧遭受剥削与压迫，只不过剥削者由先前的资产阶级变成了国家任命的经理人，而这些新资产阶级掌握的权力与旧日资产阶级无异（甚至还要更甚）。俄国的经验印证了巴枯宁的分析：革命唯有在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同步推进的情况下，方能取得成功。

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经验同样印证了巴枯宁的预言：国有社会主义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翻版。正如巴枯宁所强调的，国家“是自上而下对无数男女的统治，而这些人无论在文化程度、所居之地的自然条件、所从事的职业、所追求的利益与志向方面都大相径庭——国家即由某个少数派对所有这些人的统治。”国家“一直以来都是某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当其他阶级都筋疲力尽之后”，它就“沦为官僚阶级的财产”。马克思主义式的国家“不仅满足于在政治上管理与统治群众”，它还将“在经济上统治群众，把财富的生产与分配集中于国家手中。”其结果便是“出现一个新的阶级，一种由真正的和假冒的科学家与学者构成的新等级体系，世界将被划分为一个以知识之名统治的少数，以及一个庞大且无知的多数。而那时，无知的大众就将大祸临头！”因此，当国家成为“唯一的所有者”、成为“唯一的银行家、资本家、组织者、全国劳动的指挥者和全部产品的分配者”时，唯一的结果便是新官僚阶级对劳动大众的新一轮剥削。[Bakunin on Anarchism, pp. 317-8, p. 318 and p. 217] 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普遍将此类体制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参见第H.3.13节）。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对工厂委员会以及它们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的否定，也再次验证了巴枯宁的忧虑：马克思主义鼓动人民“不仅不去废除国家，反而要加强国家、扩展国家的权力，并将其移交给……共产党的领导人们……由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放’人民。”布尔什维克强加的经济体制，同样印证了巴枯宁的批判——国家“控制了一切商业、工业、农业，甚至是科学。人民大众将被划分为两个军团：农业军与工业军，他们皆在国家工程师的直接指挥下，而这些工程师则将构成新的特权‘政治—科学’阶级。”毫不意外，这种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以灾难告终，再次印证了巴枯宁的警告：除非这个少数派“被赋予神学家所归于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与无所不能”，否则它“不可能知晓并预见人民的需求，亦无法以公正之道满足那些最为正当和迫切的需求。”[Op. Cit., p. 332, pp. 332-3 and p. 318]

这也引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通常用这一术语来描述革命的防御机制，并由此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忽视了革命需要防卫，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自巴枯宁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始终主张革命必须防范反革命势力，然而我们仍完全拒绝“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关于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革命不需要防卫”这一说法的驳斥，参见第H.2.1节）。要理解巴枯宁为何拒绝这一概念，必须结合其历史背景加以说明。

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拒绝“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的无产阶级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就是主张一个少数阶级的专政——而这个阶级将大多数劳苦大众排除在外。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为例，当时法国和德国超过80%的人口是农民或手工业者——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宣称“无产阶级运动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绝大多数人口进行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这一说法，显然并不属实。事实上，马克思一生期间（乃至在之后的许多年代），“无产阶级运动”与“一切过去的运动”一样，本质上是“少数派的运动，或代表少数派利益的运动”。这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非不知，他们也曾指出，“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农民“构成了远超过半数的人口。”1875年，马克思评论道：“德国的‘劳苦大众’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阶级。”他在同一时期的另一场合也强调，“在西欧大陆国家中……农民……在数量上构成一个或多或少庞大的多数。”[The Marx-Engels Reader, p. 482, p. 493, p. 536 and p. 543]

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其实就是少数派对多数人的统治，而这正是巴枯宁拒绝它的根本原因。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实际上意味着由工人阶级中的少数派实行的专政。因此这种所谓的“革命”实则是将大多数劳动群众（也就是手工业者和农民）排除在外。正如他在1873年所指出的：

“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级……那么它将统治谁呢？势必要出现另一个无产阶级，成为这种新统治、新国家的对象。很可能就是那些农民，那些‘乡村的乌合之众’……他们由于文化水平较低，极可能沦为城市和工厂无产阶级的统治对象。”[Statism and Anarchy, pp. 177-8]

对于巴枯宁来说，在一个劳动人民绝大多数是农民的社会中鼓吹“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一场灾难。唯有理解了这一社会背景，才能真正理解他为何反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少数阶级对整个劳动阶级其余部分的专政（他一贯认为资本家阶级与地主阶级应被剥夺其财产并制止其破坏革命的行为，这点毋庸置疑！）。巴枯宁不断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包容所有劳动群众的运动与革命（参见第H.2.7节），并且指出农民“只要确信城市工人不会把自己的意志，或某种由城市所创造并意图强加于乡村的政治或社会制度——强行推行于他们身上，他们就会同城市工人结成共同战线；一旦他们明确城市的工人不会夺走他们的土地，他们便会加入斗争。”因为“仅靠无产阶级的起义是不够的；那样我们只能得到一场政治革命，进而必将激起农民阶级的自然且正当的抗拒，而这种抗拒，哪怕仅仅是农民的冷漠，就足以扼杀城市中的革命。”[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401 and p. 378]

这就解释了为何圣伊米尔代表大会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会主张：“一切政治国家都不过是为了一个阶级之利益、从而损害大众利益而组织的统治；即便无产阶级自己掌握了政权，也终将转变为一个新的统治和剥削阶级。”鉴于当时无产阶级仍是一个少数阶级，他们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当时以及当今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社会革命必须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必须有大多数人口的广泛参与，这样才方能成功。因此理所应当地，大会强调了无产阶级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的角色，指出“各国无产阶级……必须在独立于且对立与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的基础上……建立起革命行动的团结。”此外，工人运动的目标是“由无产阶级自发行动所创造的……自由组织与联合会，[也就是]行业组织和自治公社。”[quoted in Bakunin on Anarchism, p. 438, p. 439 and p. 438]

正因此，巴枯宁才评论说：“将无产阶级、将世界的工人们——界定为‘阶级’而非作为‘群众’”，这一说法“对我们这些无条件主张彻底人民解放的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是极其令人反感的。”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说法意味着“无非是一种新贵族的出现，即城市和产业工人的贵族，这将排斥由数百万农民构成的农村无产阶级……他们实际上将沦为这个所谓‘人民国家’的臣民。”[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p. 253-4]

俄国革命的经验再次印证了巴枯宁的忧虑。布尔什维克实施了城市对乡村的专政，结果灾难深重（详见第H.6.2节）。

关于这一主题，还有最后一点需要说明。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拒绝“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显然并不否认无产阶级在任何社会革命中所必须发挥的关键作用（详见第H.2.2节，关于马克思主义者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否认阶级斗争”这一主张为何是错误的）。我们所拒绝的，仅是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应当对如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其他劳动者实行专政的思想。我们并不否认工人阶级有保卫革命的必要，也不否认他们有必要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并管理自己的劳动与社会事务的必要。

还有一个问题是，即使无产阶级最终掌握了政治权力，这一整个阶级是否真的能够行使这一权力？对此，巴枯宁提出了显而易见的问题：

“即便从那个应当获得夺取政权最大好处的城市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要说这种政权始终不过是一种假象，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几千人，甚至几万、几十万人，是注定不可能真正有效地掌握政权的。这一权力必须被委托出去，也就是说必须交由一群被选出来代表和统治他们的人来行使，而这必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重新回到代议制或资产阶级统治的欺骗与奴役之中。在短暂的自由或狂热的革命狂欢之后，新国家的公民将醒来，发现自己已然成为新一批野心家之奴隶、傀儡与牺牲品。”[Op. Cit., pp. 254-5]

他再次重申了这一论点：“‘无产阶级被提升为统治阶级’，这是什么意思？是否意味着整个无产阶级来领导政府？德国人大约有四千万，难道这四千万全都是政府成员？整个国家都来统治，但却无人被统治？那就不再有政府，不再有国家；但若还有国家的存在，就必然有被统治者，也就必然有奴隶。”巴枯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的。“所谓人民政府，实际上是人民通过选举出的少数代表来统治人民。所谓的人民代表、所谓全民普选选出的国家统治者——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派的终极主张——不过是一个谎言，一个用来掩盖少数统治集团专制本质的谎言；这一谎言更为危险，因为它伪装成体现了虚假的人民意志。”[Statism and Anarchy, p. 178]

那么，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持何立场？很明显，自称为马克思追随者的人支持“社会主义”政府的理念（事实上，其中许多人——包括列宁与托洛茨基——甚至主张政党专政对于革命的成功是必要的，详见下一节）。然而，马克思本人的立场则不甚明晰。他在回应巴枯宁关于“全体德国人是否都将成为政府成员”的问题时表示：“当然，因为一切始于市镇的自治。”但他同时也评论说：“例如在一个工会中，整个工会都能构成其执行委员会吗？”这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仍将存在统治者与服从者之间的分工。[The Marx-Engels Reader, p. 545 和 p. 544] 另外，他在别处还谈到，“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将“掌握一个国家的领导权。”[Collected Works, vol. 46, p. 66] 如我们在第H.3.10节中所讨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认为，共和政体中的普选权是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的体现。

因此，巴枯宁的批评依然成立，因为马克思显然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一个拥有权力的社会主义政府。而对巴枯宁以及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如果一个政党掌握了政府权力，那么显然真正掌权的是该政党的领导者，而不是他们所声称代表的广大工人群众。无政府主义者自打一开始就指出，马克思将工人阶级的权力与国家混为一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因为国家本质上就是将人民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剥夺，并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机制。国家意味着被委托走的权力。因此，所谓“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它并不代表工人阶级掌握管理社会的力量，反而意味着将这一力量交到少数的政党领袖手中，由一个中央集权的架构加以行使。这是因为“一切国家政权，一切政府，其本质都是外在于人民的，因此必然试图将人民置于与其本性完全异化的风俗与目的之下。我们因此宣布自己是……一切国家组织本身的敌人，并坚信人民只有在没有任何监管者的监督之下，通过其自身的自主且完全自由的联合，从下而上地组织起来时，方能实现幸福与自由。”[Bakunin, Marxism, Freedom and the State, p. 63] 因此，巴枯宁始终主张建立一个从下而上、由工人委员会组成的去中心化的联合制度。再次强调，俄国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政府蜕变为对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正印证了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与上述问题相关的是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批评，即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无论当前的社会运动还是未来的社会革命中，都制造了一个特权地位。这是因为马克思强调他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而巴枯宁认为，这就意味着“由于思想、理论与科学，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是由极少数人所掌握的，因此这些少数人应当成为社会生活的领导者”，而由他们——而非群众——以“这支自诩能表达人民意志的知识分子少数派的专政权力”来组织革命。这将是“一种新的、由真正的或假冒的科学家组成的、不甚庞大的新贵族对人民大众的专制统治”，最终将导致“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一个由真正的与假冒的科学家和学者构成的新等级制度，世界将被划分为一个以知识名义进行统治的少数，以及一个庞大且无知的多数。而那时，无知的大众将深陷苦难！”因此，“一切国家，即便是马克思先生所杜撰的伪‘人民国家’，本质上不过是通过一群自负的知识分子对人民实行的由上而下的统治机器；这些知识分子自以为比人民自己更清楚人民需要什么、想要什么。”这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预言，“由社会主义学者所组织并统治的新社会”，将是“最为专制的政府形态！”[Bakunin on Anarchism, pp. 328-9, p. 331, p. 319, p. 338 和 p. 295]

历史证明了巴枯宁的正确判断，布尔什维克政权正是如此。如我们在第H.5节中所讨论的，列宁的先锋队理论确实产生了这一后果，该理论主张党的领导层比工人阶级自己更了解其“客观需求”，进而为政党专政以及将社会生活高度集中于党的一小部分领导人之手提供了正当性辩护。

这也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革命究竟应是去中心化的，还是集中化的。对马克思而言，这一问题因他对巴黎公社及其联邦主义纲领的支持而显得复杂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该纲领的撰写者是蒲鲁东的追随者）。然而在1850年，马克思主张极端的权力集中，声称工人阶级“不仅必须为一个统一且不可分裂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奋斗，同时也必须在该共和国之内，为将权力最为坚决地集中于国家权威之手而奋斗”。他指出，在德国这样一个“依然保留着诸多中世纪残余”的国家中，“绝不能允许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镇、每一个省份成为革命行动之路上的新障碍，革命行动只有从中心才能全力展开。”他强调：“就像1793年的法国那样，如今在德国，真正的革命政党肩负的任务就是贯彻最严格的中央集权。”[The Marx-Engels Reader, pp. 509–510]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在这一点上的思想，他曾明确指出“马克思是一个中央集权主义者”，并将这一观点贯彻于政党内部及其掌权之后的实际统治之中。[The 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310]

显然，这一问题与“无产阶级专政”下整个阶级是否真正行使权力的问题紧密相关。在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中，权力显然只能由少数人来行使（正如马克思1850年的论点所显示的那样）。中央集权由于其本质，就排除了广泛参与决策过程的可能性。此外，由这样的中央机关所做出的决定，无法真实反映社会的实际需要。用巴枯宁的话说：

“居然有什么人、有什么一群人，不论他们的天才多么卓越，竟敢自认为能够全面把握并理解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省份、每一个地方与每一个职业中那如此多样的利益、态度与活动。”[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40]

他强调，“革命应当、而且在任何地方都必须独立于中央点存在；中央应当是革命的体现与产物——而不是其根源、指引或动因……为了确保革命保持活跃、真实与强大，必须在各处充分激发一切地方的激情与自发的生命力。”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拒绝中央集权，是因为它摧毁了一场革命赖以成功的大众参与。因此，我们“即便在革命过渡的过程中，也不接受任何制宪议会、临时政府或所谓的革命专政；因为我们坚信，革命只有在群众手中才是真诚、正直与真实的，而一旦集中在少数统治者手中，它就不可避免且立即地蜕变为反动力量。”革命应当“由人民在各地亲自发动，其最高主权始终应归属于由农业与工业协会组成的自由联合会中的人民……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委派方式组织起来。”[Op. Cit., pp. 179–180, p. 237 和 p. 172]

我们必须强调，这并不意味着隔绝与孤立。巴枯宁始终强调联邦式组织的重要性，以协调革命斗争与保卫革命的努力。正如他所说，一切革命公社都必须联合起来，以“组织生产与交换所需的公共服务与共同安排，确立平等宪章——即一切自由的基础；这一宪章本质上是否定式的，规定必须永远废除之物，而非那些只能由各地的现实实践所创造的、地方生活的确定性形式——并组织起共同的防御，以对抗革命的敌人。”[Op. Cit., p. 17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恩格斯在1885年为马克思1850年文章所作的一则注释，揭示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央集权问题上的谬误，同时证明了巴枯宁立场的正当性。正如恩格斯所言，“这段文字是基于一种误解”，而如今“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各省、省辖区和市镇的行政管理完全由相关选区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组成，这些权力机关在国家一般法律框架内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而]正是这种地方和省级的自治……成为了革命最强大的杠杆。”[The Marx-Engels Reader, p. 510f] 马克思原始评论中所暗示的，是一种由中央强加给不愿接受自由的人民的“自由”（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又怎能代表多数人呢？）。此外，倘若革命并未在全国各地的基层广泛展开，它又如何能称为真正的社会革命呢？而不出所料的，地方自治在每一次真正的革命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

因此，事实证明了巴枯宁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央集权一贯扼杀革命，正如他始终所主张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自下而上，由每一个村庄、城镇和城市的人民亲手构筑起来。无论是世界面临的问题，还是革命自身的问题，都无法由顶层的少数人靠发布命令加以解决。它们只能通过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的积极参与来应对，而这种参与恰恰是中央集权与政府制度本质上所排斥的。

考虑到马克思曾支持巴黎公社的联邦制思想，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主张严格的中央集权（尽管列宁显然认为马克思曾是坚定的中央集权支持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丹尼尔·盖林所言，马克思对公社的评论“明显有别于他在1871年前后其他时段的著述”，而巴枯宁的观点“事实上与他早期著作中所坚持的立场完全一致。”[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167] 事实上，正如巴枯宁自己指出的，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在起义面前看到他们的全部理论被推翻”，但他们“不得不脱帽致敬。他们甚至更进一步，宣称公社的纲领和目标正是他们自己的纲领和目标，公然违背最基本的逻辑和他们真实的情感。”马克思因巴黎公社而调整的理念，并不仅限于联邦主义，他还赞扬了其实行“可罢免代表”的制度，而这是巴枯宁早在数年前便始终倡导的立场，而马克思却从未支持过。例如在1868年，巴枯宁便提出“革命公社委员会”应由“拥有完全但负责任且可罢免授权的代表”组成。[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61 和 pp. 170-1] 因此，从多个层面而言，巴黎公社更是对巴枯宁思想的有力印证，而非马克思思想的胜利（后者是通过调整其理念，使之看起来与巴枯宁更加的一致）。

自巴枯宁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又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结合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他们指出巴枯宁已成功地预言了马克思思想关键的失败点。鉴于马克思的追随者，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始终强调（而且在许多方面改造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政府”的因素，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巴枯宁的批判在今天依旧具有现实意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自下而上地产生。

关于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值得参考的资料包括马克·雷尔所著的优秀传记《巴枯宁：创造的激情》（Bakunin: The Creative Passion），以及布赖恩·莫里斯的《巴枯宁：自由的哲学》（Bakunin: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约翰·克拉克在其著作《无政府主义时刻》（The Anarchist Moment）中也有两篇相关的有益论文，而理查德·B·索尔特曼的《米哈伊尔·巴枯宁的社会与政治思想》（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ichael Bakunin）则包含一章精彩内容专论巴枯宁与马克思的关系。学术界较为系统的研究可见于阿尔文·W·古尔德纳的〈马克思的最后一战：巴枯宁与第一国际〉（Marx's Last Battle: Bakunin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载于 Theory and Society, 第11卷第6期），该文是其《反对碎片化：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Against Fragmentation: the Origins of Marx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中一章的修订缩略版。当然，最重要的阅读起点仍应是巴枯宁的原始著作。

H.1.2 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当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两者皆为社会主义思潮，反对资本主义与现行国家体制，支持并鼓励工人阶级的组织和行动，并且都认为阶级斗争是发动社会革命、进而彻底改变社会的手段。然而，这些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差异也同样至关重要。正如埃里科·马拉蒂斯塔所言：

“[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重要的且根本性的分歧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是权威主义者，而无政府主义者是自由意志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追求权力……一旦掌权，他们便希望将自己的纲领强加于人民……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政府无论如何都是有害的，其本质上要么是维护既有的特权阶级，要么是创造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谋求取代现存政府，而是要摧毁一切使少数人得以将自己的思想与利益强加于他人的权力机制。因为他们希望为人类朝着更优良共同体形式的发展扫清道路，这种形式将来自实践经验，由所有人在自由的前提下发展出来，并且当然，也必须具备使自由成为现实的经济条件。”[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42]

其他分歧皆源于这一根本性分歧。因此，尽管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但究其根源，皆在于他们对“权力”的立场。社会主义者追求权力（以工人阶级的名义，通常借助于“党的权力即阶级的权力”之修辞加以掩饰），而无政府主义者则致力于摧毁一切等级性的权力形式，并确保人人都能自由地管理自身事务——无论是个人事务还是集体事务。从这一点出发，双方在对革命性质的理解、工人运动的组织方式、所应采取的策略等方面便出现分歧。简而言之，主要分歧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革命者是否应参与选举的问题、中央集权还是联邦制的问题、革命者的角色与组织方式问题、社会主义究竟只能“自下而上”实现，还是也可以“自上而下”地推动的问题，等等（即我们在上一节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讨论中已提到的一些分歧）。事实上，分歧之多，以至于在此一一详述变得极为困难。因此，在本节及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只能集中探讨其中几项要点。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将政党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力混淆。无政府主义的逻辑很简单：在任何等级制与集权体制中（例如国家或政府结构），掌权的（也就是身处权位的）是处于顶端的人。掌权者并不是“人民”、“无产阶级”或“群众”，而是组成政府的那些人，他们才是拥有并行使实际权力的人。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政府意味着“权力的委托，也就是所有人将其主动性与主权让渡于少数人之手”，并且“如果……像威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当人们谈论社会行动时其实是指政府的行动时，那么这种‘社会行动’虽然依旧是个体力量的产物，但只是那些组成政府的个体的力量。”[Anarchy, p. 40 and p. 36]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以政党的权力取代工人阶级的权力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国家的本质就决定了这一点。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言：

“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批评极具说服力地指出，任何代表制度本身都会变成一种国家主义利益，这种利益顶多只能对抗工人阶级（包括农民阶级）的利益，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会变成与最恶劣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样凶残的独裁权力。事实上，政治权力会被国有制经济形式的经济权力所强化，一个‘工人共和国’，很可能会成为一种（用巴枯宁最喜欢的一个词来说）——空前压迫的——专制统治……

“共和制度，无论是多么地声称自己代表工人利益，其必然将政策制定权交由代表掌握，断然不能构成所谓的‘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若公共政策（有别于行政事务）不是由通过大会动员起来的人民自行制定，不是由地方、区域与国家层级的代表邦联性地协调执行，那么就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享有的权力很容易就会被篡夺……如果人民要真正掌握对自身生活和社会的权力，他们必须建立——而历史上他们也确曾在短暂时期内建立过——一套有序的制度，由他们自己直接制定社区的政策，并在地区层面上选举出邦联的职能人员；这些人必须可被罢免、并受到严格监督，只负责执行人民的决定。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一个阶级，尤其是一个致力于消灭阶级的阶级，才能作为阶级来动员，去管理社会。”["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sights and Problems", pp. 14-17, Black Flag, no. 226, pp. 16-7]

这正是为何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在自由联合会中实行直接民主（自我管理）。这是唯一能确保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不被异化为高于人民的外在权力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主义组织形式的支持，注定将削弱革命的解放性质。

因此，“工人国家”的真正含义，不过是政党掌握了真正的权力，而不是工人。这，正是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花言巧语往往掩盖了这一现实。我们以列宁在1921年10月的评论为例。在一篇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四周年的文章中，列宁宣称苏维埃制度“为工人和农民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民主；与此同时，它标志着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裂，以及一种新的、划时代的民主形态的兴起，即无产阶级民主，或称作无产阶级专政。”[Collected Works, vol. 33, p. 55] 然而，列宁的这番言论，发表在——共产党内部派别活动被禁止、喀琅施塔得起义，以及要求举行自由苏维埃选举的罢工浪潮被镇压——之后的仅仅数月。这篇文章更是在列宁公开宣称“当人们指责我们建立了一党专政……我们说：‘是的，这就是一党的专政！这正是我们的立场，我们不会改变这个立场……’”之后的几年所写。[Op. Cit., vol. 29, p. 535] 而他们，当然，也确实从未改变过这个立场！显然，“无产阶级民主”这一术语在列宁看来，意义与大多数人理解的截然不同！

将政党的权力与工人阶级的权力等同起来的观点，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达到顶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堕落至谷底）。就以列宁为例，他就曾主张，“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理解”在于“准确判断在何种条件和时机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能够成功地掌握政权，并——在掌权过程中以及掌权之后——能够争取到足够广泛的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支持，且随后能够通过教育、训练和吸引越来越广泛的劳动群众，维持、巩固和扩大其统治。”注意，是先锋队（政党）夺取政权，而非群众夺取政权。事实上列宁强调，“仅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党的专政，还是阶级的专政：是领袖的（党的）专政，还是群众的（党的）专政？’——就已经是最荒谬、最绝望的混乱思维”，而“竟然……普遍地将群众的专政与领袖的专政对立起来，这实在荒谬可笑，愚蠢至极。”[The Lenin Anthology, p. 575, p. 567 and p. 568]

列宁不止一次重申这一思想。例如，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通过一个涵盖整个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在我们这个最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仍然被深刻地分化、退化、甚至腐化……因此，一个包容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可能直接地行使无产阶级专政。它只能由一个先锋队来行使……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机制，以及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本质……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来执行。”[Collected Works, vol. 32, p. 21] 自1919年初以来，这一立场已成为俄国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思想。美国社会主义者、《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就曾为“集权的价值”与“革命少数派的专政”辩护（并指出“共产党在俄国是至高无上的”）。[Shaking the World, p. 238] 意大利共产党首任领导人阿梅迪欧·博尔狄加也是如此。

维克多·谢尔热，这位前无政府主义者、热情的布尔什维主义皈依者，直到1930年代中期仍在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主流立场辩护。早在1919年，他便主张，“专政”并不是某种由群众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明确地反对此类观点。诚然，他写道，“虽然我们看的是应然之事，即应当如何”，但这种设想在现实中“似乎值得怀疑”。“因为事实表明，在情势所迫之下，一个集体会被迫将自己思想强加于其他集体、走在前列，在必要时甚至击碎它们，然后行使排他的专政。”那些“领导群众的[激进派们]……不能依赖于他们所领导者的意识、善意或决心；因为将要追随他们或围绕他们的群众，受旧制度所扭曲，相对缺乏教化，常常意识模糊，被过去遗留的情感与本能所摧残。”因此，“革命者必须毫不迟疑地承担起专政的任务。”俄国的经验“揭示了一小部分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少数派，他们被迫通过强制手段，来弥补落后群众在教育上的缺陷。”于是，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个阶级的神经系统。它既是无产阶级分散力量的意识形态体现，也是其活跃的、物质的组织形式，而这些分散的力量常常并不了解自身，甚至处于潜伏状态或表现出自相矛盾的形式。”那么群众的角色是什么？谢尔热同样直言不讳。尽管政党“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支持”，但奇怪的是，“它却以专政的方式维持其独特的地位”，而工人“落后于”共产党人背后，只是“本能地对政党表示同情，并完成革命所需的卑贱的任务。”[Revolution in Danger, p. 106, p. 92, p. 115, p. 67, p. 66 and p. 6]

这就是社会主义解放的“欢乐”景象：政党替工人思考，而工人则完成“卑贱的任务”——诸如劳动、服从命令——正如在任何一个阶级制度中所见的那样。

托洛茨基同样认可了这一“教训”，并在1926年指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党的专政都不与阶级的专政相矛盾；相反，它正是阶级专政的体现，只要工人民主的制度不断得到发展。”[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6–27), p. 76] 这一说法中显而易见的矛盾与荒谬实在无需多言。不出所料，在为“党的专政”辩护时，他将其与列宁联系起来（也即与列宁主义正统相联系）：

“当然，我们政权的基础是一个阶级的专政。但这反过来又意味着……该阶级已经通过其先锋队——也就是通过政党——达到了自我意识。如果没有这一点，专政便不可能存在……专政是一个阶级所具有功能的最为高度的集中体现，因此，专政的基本工具就是政党。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一个阶级是通过政党来实现其专政的。这正是列宁不仅谈论阶级的专政，也谈论党的专政的原因，并在某种意义上将两者视为同一概念。”[Op. Cit., pp. 75–6]

他在1930年代后期仍重复着这种“党的专政”立场，尽管那时它早已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专政，对我而言并不是可以自由接受或拒绝的事情：它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性，由社会现实——阶级斗争、革命阶级的异质性、为确保胜利的一支先锋队的必要性——所强加于我们。党的专政和国家本身一样，属于人类的野蛮史前阶段的一部分，但我们无法跳过这一章节，正是这一章节才能开启（却非一蹴而就）真正的人类历史……放弃自身专政的革命党（先锋队），就是将群众拱手交给反革命……从抽象的意义上讲，如果党的专政能被整个劳动人民的‘专政’所取代，而无需任何政党，那当然再好不过，但这预设了群众已达到了极高的政治发展水平，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革命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允许群众在物质与道德上的发展。”[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6–37, pp. 513–4]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发表于他在《被背叛的革命》中表面上（且明显滞后地）拥抱苏维埃民主的一年之后。此外，正如我们在第H.3.8节所讨论的那样，他这不过是重复了自己在俄国革命时期掌权时就已经提出的论点。而他并非唯一持此立场者。布尔什维克另一位主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也早在1920年就表达了相同看法：

“若没有共产党铁腕的专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别说三年了——连三周都维持不了。任何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都必须明白，工人阶级的专政只能通过其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来实现……经济重建、军事组织、教育、粮食供给等一切问题——这些问题无一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命运所系之所在——在俄国都被置于其他一切事务之前处理，并且主要是在党组织的框架内处理……党对苏维埃机关、对工会的控制，是任何措施得以真正服务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而非特殊利益的唯一持久保障。”[quoted by Oskar Anweiler, The Soviets, pp. 239–40]

三年后，在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他还讥讽了那些“认为党的专政是只能在实践中实现、却不应公开谈论的同志”。他继续辩称，所需要的是“唯一一个强大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一切……这正体现了党的专政。”大会本身则通过决议称：“工人阶级的专政，除了以其领导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形式表现出来，别无其他保障。”[quoted by E.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 1, p. 236, pp. 236–7 and p. 237]

至于这些立场如何能够与工人民主、工人权力或自由相协调，作者并未作出解释。因此，认为列宁主义（通常被视为主流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民主的，或是支持“将权力交给人民”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同样站不住脚的，还有列宁主义者试图以俄国革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例如内战）为由，来与这些立场撇清关系、加以辩解的做法。正如我们在H.6节中所讨论的，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主义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前就已开始，在这些问题结束之后仍持续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所推行的政策根源于其意识形态，因此该意识形态本身便在革命的失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然而最终，布尔什维主义的核心领导人物从他们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通过党的专政来实现，他们更将这一立场普遍化，适用于所有革命。即使是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的监狱集中营中，“几乎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仍然坚持认为，‘党的自由’将意味着‘革命的终结’。‘选择政党的自由——那就是孟什维克主义’，这，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最终裁断。”[Ante Ciliga, The Russian Enigma, p. 280] 虽然如今很少有列宁主义者会公开认同这一立场，但事实是：在革命的现实检验面前，他们意识形态的创立者不仅实践了党的专政，甚至将其升华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公理。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托洛茨基主义者对此令人尴尬的事实视而不见，反而声称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制定了一项旨在回归真正的工人民主的政策”[Chris Harman, Bureaucracy and Rev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 p. 19]。然而，正如“左翼反对派”维克多·谢尔热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党内左翼反对派所能达到的最大胆要求，仅是恢复党内的民主，而他们从未敢质疑一党专政的理论——到了那个时候，已为时过晚。”[The Serge-Trotsky Papers, p. 181]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于党的统治的立场，根源于工人阶级内部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即工人阶级内部存在多种政治观点）。而由于列宁理论认为，政党包含了最先进的思想（而工人阶级自身的努力只能达到工会式的意识），因此必须由政党掌权，以确保群众在革命过程中不会犯“错误”或出现“犹豫”（“动摇”）。从这种理论出发，迈向党的专政不过一步之遥——而这一过程，包括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主要的布尔什维克，确实都已完成了这一“征途”。

这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论点印证了巴枯宁的担忧——即马克思主义者意图“以人民的名义——以多数人的愚蠢与少数人的智慧为由——实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Marxism, Freedom and the State, p. 63]

相较之下，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正因为存在政治分歧，我们才更需要尽可能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以便讨论问题、达成共识。只有通过讨论和自我行动，参与斗争者的政治观点才能发展并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布尔什维主义用来为其支持党的统治辩护的理由，恰恰是反对它最有力的论据。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革命政府”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如果你认为这些可敬的选民们都无力于照料自己的利益，那你又如何认为他们有能力为自己挑选能够引导他们的‘牧羊人’呢？而他们又如何能够解决这种社会炼金术的难题：从一群傻瓜的选票中制造出一个天才呢？”[Anarchy, pp. 53-4]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权力应当掌握在群众自己手中。只有自由或者争取自由的斗争，才能成为自由的学校。正如巴枯宁所言：“既然是人民必须在各地发动革命……那么革命的最终领导权必须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而人民应当将农业与工业组织结合为自由联合会……通过革命性的委托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No God, No Masters, vol. 1, pp. 155-6]

由此可见，国家／政党的权力问题，正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所在。不过我们也必须强调，在这一问题上，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同样反对将党的统治／党的专政等同于无产阶级的专政。因此，尽管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混淆了这一立场，但并不是整个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都如此。也并非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列宁主义者。一部分人（例如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情境主义者等）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更为接近。他们同样反对党的权力／党的专政，反对选举，而主张直接行动，倡导通过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来废除工资奴役等。他们代表了马克思著作中的最优秀部分，不应被混同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追随者。遗憾的是，他们只是少数。

最后，我们也应当提出列宁在其著作《国家与革命》中所总结的其他重要分歧：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在于：1）前者虽然以彻底消灭国家为目标，但承认这一目标只有在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才能实现，此后国家才会逐渐消亡。而后者却要求在一夜之间彻底废除国家，不理解国家可以被废除的条件；2）前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了政治权力之后，必须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用一种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这种新国家机器应由武装工人的组织构成，其形式类似于公社。而后者虽然主张摧毁国家机器，却完全不知道无产阶级将会用什么来取而代之，以及如何运用其革命力量；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的无产阶级应当运用国家权力，即否定实行革命专政；3）前者要求无产阶级利用现有国家，为革命作准备；而后者则拒绝这一点。”[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358]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三节中依次讨论这三点。第一点将在H.1.3节讨论，第二点将在H.1.4节讨论，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将在H.1.5节讨论。

H.1.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在一夜之间”废除国家？

正如在上一节末尾所指出的，列宁认为，尽管马克思主义者“旨在彻底废除国家”，但他们“认识到这一目标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消灭阶级之后才能实现”，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夜之间彻底废除国家”。这一问题通常被马克思主义者概括为：在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之后，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来取而代之。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一新国家为“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一过渡性的国家，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予以拥护。事实上，根据列宁的说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一个将阶级斗争的承认延伸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承认的人”。[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358 and p. 294]

那么，“无产阶级专政”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似乎认为这个术语仅仅意味着对革命的保卫，因此在他们看来，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拒绝即是否认保卫革命的必要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使用了这一特定的稻草人谬误⁸⁷，他引用了马克思的文章《对政治的漠视》，以暗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工人在革命成功后“放下武器”。而这种“放下武器”就意味着“废除国家”；而保留武器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则意味着“赋予国家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因此要建立起“他们的革命专政，以取代资产阶级的专政”。[Marx, quoted by Lenin, Op. Cit., p. 315]

这一论点不仅得以提出，甚至被反复引用，这本身就显示出一种不诚实的态度。它假设了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定义是相同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家或政府，意味着“权力的委托，即将所有人的主动性与主权让渡给少数人”。[Malatesta, Anarchy, p. 41]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压迫的工具”。[Lenin, Op. Cit., p. 274] 这两种定义显然是相互矛盾的，若不明确这种差异，就无法真正理解无政府主义者为何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当然，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意当前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用以维持其对社会统治的手段。正如巴枯宁所言：“政治国家除了保护经济特权阶级对人民的剥削之外，别无其他使命。”[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21] “贯穿历史，也包括我们所处的时代，政府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实施的凶残、暴力、专断的统治，就是一个被组织起来的工具，确保支配与特权牢牢掌握在那些……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的人手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如马拉泰斯塔生动地指出的，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仆从与宪兵”。[Op. Cit., p. 21 and p. 23] 国家之所以呈现出权力集中的特征，正是因为它的角色是作为（少数）统治阶级的保护者。因此，国家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只能是少数人统治的捍卫者，因为它集权化、等级化的结构正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如果工人阶级真的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中掌握了对社会的管理，那么这个体制就不会是国家。正如巴枯宁所言：“人人皆统治，便无人再被统治，也就没有国家。”[Op. Cit., p. 223]

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也意味着他们拒绝保卫革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并不将“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保卫革命的必要性，或等同于剥夺资本家阶级、终结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从巴枯宁起，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些革命任务。关于这一马克思主义稻草人谬误的具体分析，我们将在H.2.1节中详细讨论，因此此处对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保卫革命必要性的评论就到此为止。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保卫革命，而我们之所以反对所谓的“革命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无论马克思和列宁是如何主张的。相反，我们认为，国家可以也必须在社会革命中“在一夜之间”被废除，因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包括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都带有等级式的权力结构，只会让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为代价而掌权。国家不会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自行消亡”，因为它本质上就排斥了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并在社会中确保分化出新的阶级：统治者（政党）与被统治者（工人阶级）。对这个问题，无政府主义者的关切可由乔治·丰特尼斯的评论总结如下：

“‘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表述已被赋予了许多不同的含义。即便仅仅出于这一点的考虑，它也应当被谴责为混淆视听的根源。在马克思那里，它既可以意味着声称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的集中专政，也可以意味着公社的联邦主义构想。

“它是否意味着胜利的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不能，因为‘政治权力’这个术语所公认的含义，只能通过一个实行权力垄断的排他性群体来实现；这个群体将自己与工人阶级分离，并对其实施压迫。而正是通过国家机器来行使政治权力的尝试，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为政党对群众的专政。

“但如果‘无产阶级专政’被理解为‘政治权力’的集体行使与直接行使，那么这就意味着‘政治权力’本身的消失，因为其本质特征正是至高性、排他性和垄断性。这时问题已不再是行使政治权力或夺取它，而是彻底废除它！

“如果‘专政’意味着少数对多数的统治，那么所谓的权力就不是赋予无产阶级，而是赋予了一个政党，赋予了一个特定的政治集团。如果‘专政’意味着多数对少数的统治（即已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对已作为溃败阶级的资产阶级残余的统治），那么设立专政不过是多数人为了自我防卫、有效组织自身社会秩序的一种实践方式。

“‘统治’、‘专政’与‘国家’这几个术语，与‘夺取政权’这一表达一样，都不适用于工人夺取工厂这一革命行动。

“因此，我们拒绝使用诸如‘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治权力’、‘工人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等术语，认为它们既不准确，又会制造混乱。”[《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宣言》, 第22-23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国家必须“在一夜之间”被废除，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本质上建立在等级权力之上，并将大多数人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国家无法用来实现社会主义，因为它从根本上就不是为此而设计的。要推进和保卫一场革命，并不需要国家。事实上，国家恰恰是一种障碍：

“威权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的错误在于，他们相信如果不服从一个政府，就无法进行斗争与组织；因此他们将无政府主义者……视为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斗争的敌人。而我们则主张，革命斗争与革命组织不仅在政府干预之外是可能的，甚至唯有如此才是有效的斗争和组织方式，因为这意味着集体中每一位成员的积极参与，而不是将自身被动地托付给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威。

“任何一个统治机构都是广大群众、即多数人真正组织起来的障碍。只要政府存在，唯一真正有组织的就是构成政府的那一小撮人；而……如果群众确实组织起来了，那也是在对抗政府、在政府之外、或至少是在独立于政府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旦革命僵化为一个政府，它就将解体，因为它赋予这个政府对组织权和斗争手段的垄断。”[Luigi Fabbri, "Anarchy and 'Scientific' Communism", pp. 13-49, The Poverty of Statism, Albert Meltzer (ed.), p. 27]

这是因为国家的等级性结构及其将权力委托给少数人，决定了所谓的“革命政府”最终只能导致以少数（即政府）取代多数（即群众）。而这一过程，反过来破坏了革命赖以成功与发展的群众性参与和自下而上的行动。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相较于自己采取行动，相较于奋勇向前，相较于朝着新秩序的方向推进；人们却信任自己的统治者，将起初的主动权交托给了这些人。”然而，社会变革的动力正来自于“人民的行动”，“区区几个个体的大脑，绝对无法找到那些必须来自人民生活本身的问题解决方案。”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革命“不是换一个统治者那么简单，而是人民对全部社会财富的占有”；而这一点“不可能通过政府颁布法令来实现”。这种“经济变革”将是“如此的巨大而深刻”，以至于“不可能由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来详尽地设计出未来社会中应当出现的各种社会形态。这种新社会形式的建构，唯有通过群众的集体劳动才能实现”，而“任何外在于群众的权威只会成为一种障碍，一种阻碍人民行动的累赘。”因此，所谓的革命国家“反而成为革命的最大障碍”，而要“将其驱逐”，人民就必须“拿起武器，再次发动一场革命。”[Anarchism, p. 240, p. 241, pp. 247-8, p. 248, p. 249, p. 241 and p. 242] 我们应当强调，这正是俄国所发生的情形——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力量（例如喀琅施塔得起义者）呼吁进行一场“第三次革命”，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政党专政以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废除国家并不意味着否认推进革命或保卫革命的必要性（而且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拒绝那种由少数人设计、并为少数人服务以巩固其统治的组织体制。建立一个国家（即使是一个“工人国家”），就意味着将权力从工人阶级手中剥夺，转而赋予政党以权力（“[巴黎]公社的根本错误，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源自权力构成的基本原则，正是其作为一个政府的本质，以及因具体形势而代替人民行使权力。”[Elisee Reclus, quoted John P. Clark and Camille Martin, Anarchy, Geography, Modernity, p. 72]）。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以工人组织的自由联合会来取代国家，将其作为开展革命（以及构建保卫革命的框架）的手段。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混淆了集权主义与联邦主义的区别，列宁曾宣称：“如果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自由地组织成公社，并使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以打击资本……难道这不就是集权主义吗？难道这不是最为一致的民主集权主义，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权主义吗？”不，这实际上是联邦主义，是蒲鲁东与巴枯宁所倡导的那种最为一致的联合主义，而在前者的影响下，这也正是巴黎公社所提出的模式。列宁辩称，有些人“根本无法设想自愿集权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是无产阶级公社为了唯一的目的——摧毁资产阶级统治与其国家机器——而自愿联合。”[The Lenin Anthology, p. 348] 然而，“自愿集权主义”至多只是对联邦主义的另一种说法——前提是“自愿”确实意味着自愿。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集权主义不过是将所有决策集中在中央、集中在高层，留给公社的只是服从少数党派领导人决策的义务。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由工人协会与公社组成的联合体（即自由社会的框架），应当建立在工人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斗争中所创造的组织形式之上。这些自我管理的组织，通过拒绝纳入一个集中化的国家结构，将确保革命的胜利。

H.1.4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完全不知道”用什么来取代国家？

列宁的第二项指控是，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主张摧毁国家机器，却完全不知道无产阶级将用什么取而代之”，并将此与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比较，后者主张建立一种“由武装工人组成的新国家机器，仿照[巴黎]公社的样式”[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358]。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列宁的断言只是表明他对无政府主义文献的无知，因此不值得认真对待——任何熟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人都会对这种评论嗤之以鼻。遗憾的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确并不了解这套理论，因此我们有必要解释两点。首先，无政府主义者对用来“取代”国家的内容有非常清晰的构想（也就是以工人阶级联合体为基础的公社联邦）。其次，这一构想确实是建立在武装工人的基础之上的，其灵感源自巴黎公社（尽管在此之前已被巴枯宁所预见到了）。

此外，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列宁的评论本身就颇为荒谬。正如乔治·巴雷特曾回应“如果你废除了政府，你会拿什么来代替它”这个问题时写道，这“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就如同一个病人问医生：‘如果你治好了我的病，那你会拿什么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的论点是，政府并没有履行任何有用的职能……它是利润掠夺者、地租攫取者，以及所有从社会中索取但并不回馈之人的大本营。当人民通过自我组织来运行工厂、利用土地，以造福于自由社群——也就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从而废除了这个阶级，那么政府也必须随之被扫除，因为它存在的目的已不复存在。那时取代政府的唯一事物将是工人的自由组织。当暴政被废除，留下的便是自由；正如疾病被根除后，留下的便是健康。”[Objections to Anarchism, p. 356]

巴雷特的回答体现了无政府主义关于革命社会组织基础的标准立场，即“那时取代政府的唯一事物将是工人的自由组织”。这段话简直再不能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无政府主义理论。正如我们将在I.2.3节中详细讨论的，这一构想可在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及其他众多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找到。自巴枯宁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强调，工人联合会的联邦将构成自由社会的框架，因此像列宁那样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对此毫无想法”，不过是一种笑谈或诽谤。引用巴枯宁的话来说：

“未来的社会组织只能由下而上地建立，由工人首先在其工会中、随后在公社、地区、国家中自由结社或联合起来，最终组成一个伟大的国际的、世界性的联合会。”[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06]

类似的思想在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很容易找到。尽管这些工人联合会联邦的具体名称和细节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俄国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和苏维埃、西班牙的集体、法国大革命中的区会大会等），但其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巴枯宁同样指出了防御手段，即工人民兵（也就是“武装人民”，如巴黎公社所示的那样——参见H.2.1节）。

而这个列宁所声称的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显然是错误的。无政府主义者非常清楚应当以何物“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并且一贯如此。真正的区别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言行一致，而列宁所谓的“新”国家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掌权，而是意味着政党掌权。

至于列宁关于我们“完全没有想法”说明工人阶级将如何“使用其革命力量”的评论，只更加地暴露了他的无知，因为我们始终主张工人阶级夺取剥夺者的财产，在工人自我管理下重组生产，并自下而上地开始建设社会（只要快速翻阅一下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任何读者都能看出列宁的评论是多么不实）。以下是无政府主义的汝拉联合会于1880年所作的一份总结，体现了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议题上的思想倾向：

“资产阶级对广大群众的统治，根源于其经济上的特权、政治上的支配，以及这些特权在法律中的制度化。因此，我们必须同时打击资产阶级权力的根源及其各种表现形式。

“下列措施对革命的福祉而言，完全可以说是与武装斗争同等的重要：

“起义者必须没收社会资本、土地庄园、矿山、住房、宗教与公共建筑、劳动工具、原材料、宝石与贵重物品，以及制成品：

“一切政治、行政与司法权力机构必须被废除……那么，革命的组织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立即且自发地建立行业团体：由其临时接管……社会资本……：行业团体与劳动组织的地方联合：

“组织起义力量……联合起所有起义公社的革命力量……[建立起]公社之间的联合会以及群众的组织，目的在于使革命持续下去，直至一切反动活动被彻底清除……一旦行业团体建立起来，下一步就是组织地方生活。此种生活的有机体应是行业团体的联合体，而正是这个地方联合体将构成未来的公社。”[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p. 246-7]

很显然，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有明确的想法，知道工人阶级将以何物“取代”国家，以及如何运用其“革命力量”！

同样，列宁所言“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利用其国家权力，即其革命专政”的说法，再次歪曲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论述的，我们之所以反对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恰恰正是因为它作为国家的本质，实际上就并不能允许工人阶级直接管理社会（当然，它也自动排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其他阶层，如农民和手工业者）。我们主张，在实践中，它只会意味着少数政党领袖的独裁专政。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立场恰好是列宁在完成《国家与革命》后的第二年所主张的，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本身便证实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将演变为政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贝尔内里，对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做出了精彩总结：

“马克思主义者……设想国家的自然消亡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通过国有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的结果，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通过一场将国家与阶级一并消灭的社会革命来达到阶级消灭的目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主张由全体无产阶级武装夺取公社，而是主张由那个自认为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去夺取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承认无产阶级使用直接权力的正当性，但他们所理解的这一权力机关，是由整个共产主义行政系统——行业组织[即产业工会]、地区和国家层级的公社制度——所组成，这些组织应在一切政党的政治垄断之外自由建立，并与之对抗，其行政的集中化应尽可能被压缩至最低限度。”[“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State Socialism”, pp. 51-2, Cienfuegos Press Anarchist Review, no. 4, p. 52]

显然，列宁的主张不过是竖立了一个个的稻草人。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完全意识到需要建立工人阶级联合会（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来取代国家，并且早在列宁于1917年采纳这一观点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就已在倡导这一思想（正如我们在H.3.10节中详述的那样）。关键的区别在于：无政府主义者是真诚主张这一形式，而列宁则将其作为实现布尔什维克党权的工具。

最后还应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花费了如此之长的时间，才得出与蒲鲁东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相同的结论，如今却倾向于将工人委员会神圣化、偶像化。比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克里斯·哈曼便曾抱怨说，阿根廷群众在2001年12月爆发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起义中，组织形式是“不正确的”。他指出，这场起义所创造的“社区委员会和人民大会”表明“那些推翻总统的人们需要组织自身”，并指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20世纪伟大的工人阶级斗争中出现的群众自我组织形式——工人委员会或苏维埃。”但他强调，“它们也与这些形式存在非常重要的区别。”然而，哈曼的抱怨恰恰暴露了他自己的混淆——他居然严肃地批评道：“这些人民大会尚未发展成为由代表组成的机构。人民代表的是他们自己，而并没有有机地关联到某个可以代表他们的群体——某个若是没有执行人民的意志，便可以监督和罢免他们的集体。”[“Argentina: rebellion at the sharp end of the world crisis”, pp. 3-48,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vol. 94, p. 25] 这正是重点所在——它们是人民大会！一个人民大会并不“代表”他人，因为其成员即是其自身的统治者，也就是说：直接民主。正是这些基层群众组织，才是真正能够罢免未执行其授权任务的代表的力量！然而考虑到列宁主义旨在建立政党权力，尽管令人遗憾，其对于“代表性”的执念便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哈曼非但没有庆祝群众自我管理与自我组织的兴起，反而抱怨这些“人民大会并未根植于成千上万的阿根廷人仍每天聚集于中奔波劳苦的工厂和工作场所。”这还用说，这种获得SWP认可的组织形式难道未来不会自动排除失业者、家庭主妇、老人、儿童及其他参与斗争的工人阶级群众吗？此外，任何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征便是失业上升、企业倒闭等等。虽然工厂必须被工人占领并加以运作，但革命引发的经济破坏往往必然反过来造成更高的失业率（克鲁泡特金在《面包与自由》中的论述已被一次次地证实）。值得注意的是，哈曼也承认这些组织包括“失业工人的组织”，并补充道“在某些大会中，那些曾参与过工业斗争的失业激进分子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然而他却没有指出，若转而建立工人委员会，这些人便将从起义中被边缘化。[Op. Cit., p. 25]

因此，阿根廷工人阶级建立起不完全依赖于工作场所的权力机关，恰恰是一个积极信号。固然，必须建立起工厂大会和工会联合会，但它们应当作为社区大会的补充剂，而非替代品。哈曼声称，这些大会“更接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区会’——即每晚举行的社区群众大会——而不是1905年和1917年俄国的工人委员会”，并抱怨说，“21世纪的起义竟然采取了18世纪革命的原始形式！”[Op. Cit., p. 25 and p. 22] 阿根廷人民难道不明白，21世纪的起义理应模仿“20世纪伟大的工人阶级斗争”，尤其是那个发生在基本上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几乎还未脱离18世纪的沙皇俄国的斗争？他们难道不知道，先锋党领导人比他们自己更清楚应该如何组织和进行斗争？阿根廷人民以21世纪自己的方式组织起义这一事实，完全被哈曼忽略了。他宁愿将当代斗争的现实强行套入马克思主义者自己花费数十年才认识到的斗争形式之中。考虑到无政府主义者早已开始讨论社区大会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列宁主义者在几十年后承认它们的重要性？毕竟，布尔什维克直到1905年也未意识到苏维埃的重要意义，哈曼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列宁声称“无政府主义未能对具体的政治问题，也就是——旧的国家机器是否必须被打碎？以及应当用什么取而代之？——提出哪怕接近于真正解决方案的东西”[Op. Cit., p. 350]，无政府主义者对此持何种看法，实在一目了然。我们只能指出，列宁完全歪曲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社会革命的立场。自19世纪60年代起，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主张，工人委员会（苏维埃）既可以作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斗争武器，也能够成为未来（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框架。列宁直到1917年才得出一些表面上类似的结论。也就是说，当列宁谈论工人委员会时，他不过是在重复巴枯宁的观点——区别在于，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是认真的！

H.1.5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利用现有国家”？

这是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者（以列宁的话来说）要求“无产阶级通过利用现有国家为革命做好准备”，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拒绝这一点”。[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358] 这里，列宁所指的是社会主义者参与资产阶级选举，推出候选人竞选公职，并在议会及其他地方和国家政权机构中拥有社会主义代表。换言之，也就是马克思所称的“政治行动”，以及布尔什维克所说的“革命议会主义”。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选举的运用并不能“使工人阶级为革命做好准备”（即管理自己的事务与社会）。相反，它使工人阶级习惯于服从领袖、让他人替他们行动。用鲁道夫·洛克尔的话来说：

“参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并没有让工人运动离社会主义更进一步，哪怕是一丝一毫；相反，多亏了这种方式，社会主义几乎被彻底摧毁，并被打入无足轻重的境地……参与议会政治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影响如同一种隐蔽的毒药。它摧毁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性活动必要性的信念，而更糟的是，它摧毁了自助的冲动，用一种毁灭性的幻想取而代之——救赎总是来自上层。”[Anarcho-Syndicalism, p. 54]

选举（即“政治”）活动，使群众习惯于追随领袖、让他人代行职责；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支持直接行动，认为这是“为使群众为管理自身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做好准备的最佳方式；而且，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即使是现在，劳动人民也完全有能力管理自身的政治与行政事务。”与之相对，政治行动则需要中央集权的“威权主义组织”，其结果是“所有人将权力让渡给某一个人，即代表、代理人”。“社会主义政党用代表制取代了群众对统治阶级的直接压力”，而“它不是促进阶级斗争……而是在立法领域采取了阶级协作；没有这种协作，一切改革都只是虚幻的希望。”[Luigi Galleani, The End of Anarchism?, pp. 13-4, p. 14 和 p. 12]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我们需要夺回那些已经被国家集中的权力。这正是我们强调直接行动的原因。直接行动意指人民自己采取的行动，也就是由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所亲自发起的行动。通过直接行动，我们主导自身的斗争，由我们自己来发起斗争、组织斗争和管理斗争。我们不会把自己的行动和自我解放的任务交给他人完成。而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习惯于管理自己的事务，创造出自由意志主义性质的、可以替代现状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能够为抵抗国家、争取改革，并最终构建起自由社会奠定基础。换句话说，直接行动能够创造出自我活动的组织（如社区大会、工厂委员会、工人委员会等），正如巴枯宁所言，这些组织“不仅在创造未来的思想，也在创造未来的事实”。

社会主义者参与选举竟能在某种程度上使工人阶级为革命做好准备，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利用国家、参与选举，只会让人们学会服从领袖，而不会激励他们发展进行社会革命所必需的自我行动、自我组织、直接行动和群众斗争。此外，正如巴枯宁所预见的，参与选举对使用者具有腐蚀性。激进派参与选举的历史，是一部背叛的历史，是一部革命主义政党转变为改良主义政党的历史（进一步的讨论详见J.2.6节）。利用现有国家的结果，会让现存于社会核心的分化（即少数统治者与多数被统治者之间的分化），在那些旨在消灭这种分化的运动内部得以再现。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在最需要劳动者自己解决问题、亲手掌握事务的时候，却将实际的领导权交给了特殊的一群人——“领袖”：

“社会问题将会在……远早于社会主义者在议会中夺得几个席位之时——被提出，因此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将落到工人自己手中……

“在崇拜政府的影响下，他们可能会试图任命一个新政府……并将一切困难的解决托付给它。把选票投入票箱，然后回家——多么简单，多么轻松！得知有某个人会为你妥善安排一切事务，而你只需悠然自得地抽着烟斗，静待命令，只须执行、不必思考——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Kropotkin, Act for Yourselves, p. 34]

唯有争取自由的斗争（或自由本身），才能成为自由的学校；而将权力交予领袖、利用现存国家体制，只会让社会主义被推迟，而非被准备好。因此，罢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它们创造、组织并形成了一支工人军队，这支军队注定要摧毁资产阶级与国家的权力，为一个新世界奠定基础。”[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p. 384–5] 相比之下，利用现存国家只会训练人们服从领袖，于是社会主义“丧失了其创造性的主动性，沦为一场普通的改良运动……满足于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再也不重视社会重建的重要性。”[Rocker, Op. Cit., p. 55]

这也突显了另一个与“利用现有国家”相关的根本问题，即马克思主义者对选举活动的支持，与他们声称支持集体性群众行动的立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矛盾。没有什么比投票更加孤立、更加原子化、更加个人主义的行为了。这是一个人在投票间独自完成的行为，完全背离了集体斗争的本质。投票者在投票之前、投票之时、投票之后，都是孤立的个体。事实上，与直接行动不同，投票并不会也不能自然地催生出为了协调斗争而建立的新型社会组织结构。它既不是建立在集体行动基础上的，也不会促进集体行动。它仅仅是将权力授予某个个人（当选代表），由他代表一群其他个体（选民）行事。这样的委托制会阻碍集体组织与行动，因为选民期待他们的代表代为行动和斗争——否则他们根本不会选他！

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者一贯以“个人主义者”的名义攻击无政府主义者，这种讽刺真是妙不可言！

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英国的反人头税运动，就能看出一个利用选举活动的大众运动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各种左翼政党，尤其是“斗争派”（即如今的社会党），耗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游说工党议员不要推行这一税种——但最终毫无成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他们成功了，假如工党议员拒绝执行该税法（或者当选的“社会主义”候选人阻止了该税法的推行），会发生什么呢？很简单，那就并不会出现基于拒缴税款的大众运动或群众组织，也不会有抵抗扣押拍卖的自发直接行动，更不会有任何形式的社区行动。相反，这场运动将退化为对议员行动的支持，群众集会仅仅成为领袖告知我们他们“代表我们”所做事情的场合，或许还会举行一些集会与游行，以抗议政府对这些议员的打压。领袖们也许会号召某种形式的群众行动，但这种行动并没有源自下层，也不是工人阶级自我组织、自主行动与自力更生的产物。相反，它将完全是被动的、反应式的，是“听命于领袖”的形式，缺乏那种通过集体自觉与组织行动所带来的赋权与解放感。它将以少数领袖的行为，取代数百万人的斗争。

当然，即使讨论这种可能性，也足以说明其与现实相距甚远。事实上工党议员根本不会采取行动——他们“太务实”了。多年来身处体制之中、依赖选举手段，使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已丧失斗志。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清楚，在市政会议外进行纠察、抗议议员的行为，并向他们展示若他们执意推行该税，我们有能力予以抵抗，这些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这种纠察本身就是一种直接行动的表达，因为它以我们自身的直接行动与阶级组织的力量为基础。而游说则是在制造一种幻想——幻想有“领袖”会为我们采取行动，这种做法基于的是乞求而非抗争。然而话又说回来，“斗争派”的真正目的在于取代现有领袖成为新的领袖，因此他们有意推广这类战术，把斗争的焦点放在领袖及其是否会“为人民行动”之上。

不幸的是，社会主义者从未真正质疑过他们为何一开始就需要去游说议员——如果利用现有国家机器真的是一种激进的或革命性的策略，为何它总是导致采取这一策略者的去激进化？任何将直接行动与选举活动“互为补充”的运动，其结果都不可避免地是：运动的重心将从基层转向上层，从下而上的自我组织与直接行动转变为对领袖的被动支持。这种变化或许不会立刻发生，但随着时间推移，正如政党在体制内逐渐堕落，大众运动也将被改造为政党的选举机器——甚至会开始反对直接行动，以免影响领袖的选举前景。正如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会领袖一而再、再而三地所做的那样。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现存国家”的实践记录，恰恰证明了这一策略的问题。默里·布克钦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评论在此恰如其分：

“该党对议会主义的执迷正将它一步步带离马克思曾设想的方向。SPD没有致力于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反而因其对选举的高度关注，几乎沦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体制内获取选票、增加国会席位的机器……SPD在这些方面越是得心应手，党的人数与选民群体就越庞大，而随着新的实用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拥护，它也就愈发变得像是在资本主义下争夺权力的官僚机器，而非一个旨在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组织。”[The Third Revolution, vol. 2, p. 300]

如巴枯宁所预言的那样，现实中在国家体制内运作，很快便转变了政党及其领导层的性质。我们若将目光投向列宁主义，也会发现同样的基于现实证据的失败。

“自1920年代初起，列宁主义对一战前社会民主主义策略的执着——如选举政治以及在支持资本主义的工会中开展政治活动——主导了所谓‘共产党人’的视野。但如果这些策略确实正确，为何其结果却如此惨淡？我们必须是唯物主义者，而非唯心主义者。那么，列宁主义策略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它是否带来了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配得上人类生存其上的社会？事实上，战间期的革命运动以失败告终。”[Max Anger, "The Spartacist School of Falsification", pp. 50-2, 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no. 43, pp. 51-2]

苏格兰无政府主义者埃塞尔·麦克唐纳在1937年也指出，列宁所主张的策略在实践中是一场灾难：

“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一位现在仍与我们共同在西班牙战斗的同志，在回应季诺维也夫时，主张对德国的工团主义运动应予以信任，并应终结议会共产主义。他被嘲笑了。议会主义——哪怕是共产主义的议会主义——将拯救德国。而它确实……使德国免于社会主义之手，却将其拱手让给了法西斯主义。议会制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议会制的共产主义摧毁了欧洲的社会主义希望，把人类的自由变成了一场对之的屠杀。在英国，议会主义同样让工人阶级远离社会主义……你还没有受够这一巨大骗局吗？你还准备继续沿着这条老路走下去，继续旧有的套路，空谈而无所行动吗？”["The Volunteer Ban", pp. 72-5, Workers City, Farquhar McLay (ed.), p. 74]

当纳粹于1933年在德国上台时，那1200万名社会党与共产党选民以及600万名有组织的工人，却未采取任何的行动。而在西班牙，正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CNT领导了对法西斯主义的街头斗争，并协助催生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革命之一。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如此，仍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敦促我们今天应当遵循列宁的建议！

总体而言，社会主义者参与选举的历史完全是一场惨败，而且在1917年之前就已经显而易见。后来的经验只是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它非但没有为群众的革命做准备，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正如我们在J.2节中所论述的，这是预料之中的。列宁即便在经历了1890年代“修正主义”的兴起与1914年社会民主主义的背叛之后，仍坚持这一论调，说明他缺乏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的意愿。

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会承认“利用”现有国家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这几乎从未影响他们支持参与选举的立场。例如，我们可以看到“革命”议会主义的倡导者托洛茨基曾指出：“如果议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训练学校，那么它在更大程度上则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战略的训练学校。只需指出，正是通过议会主义，资产阶级得以如此训练社会民主党，使其在今日[1924年]成为私有财产的主要支柱。”[Lessons of October, pp. 170-1] 当然，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比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信徒更“坚定”，因此他们认为采用相同的策略将会有不同的结果。前工团主义者威廉·加拉赫曾这样回应列宁提出的一个问题：“如果工人派你去议会代表他们，你会被腐化吗？”他答道：“不会，我敢肯定在任何情况下资产阶级都无法腐化我。”[quoted by Mark Shipway, Anti-Parliamentary Communism, p. 21] 显然，仅凭“意志力”就足以对抗议会主义所带来的压力与影响——而这些正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未能预见，却早已为巴枯宁所警示的后果——至今仍困扰着那些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人；这些人理应将其政治立场建立在事实与经验之上，而非一厢情愿的幻想。

这正是为何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激进分子利用现有国家体制，而是主张在资产阶级制度之外进行直接行动与团结斗争。唯有这种形式的斗争，才能孕育反抗的精神，以及能够抗击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等级结构的新型群众性组织形式。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摆脱资本的压迫，而不能指望别人替他们完成这一任务。工人的解放必须由工人自己完成。”[Kropotkin, Op. Cit., p. 32] 只有这种运动与斗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资本主义体系内争取改革斗争的革命潜力。正如历史已经反复表明的那样，其他选择一再失败。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拒绝承认历史的教训。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也反对“利用现存国家”来训练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也就是说，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选举）。列宁在其1920年的抨击性小册子《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中批判了这些得出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类似结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结论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失败之后得出的）。在那本小册子中，他借助布尔什维克在半封建主义的沙皇俄国的经验，来反驳那些身处拥有强大社会民主党、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结论。列宁为“革命议会主义”辩护的理由并未说服那些反议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其“意义并不在于其内容，而在于作者本人，因为这些论点几乎没有什么原创性，大部分早已被他人提出……其谬误主要在于将西欧的条件、政党、组织及议会实践，与俄国的情况等同起来。”[Anton Pannekoek, 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 p. 143] 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不同意马克思曾认为议会主义是必要的这一前提（只是后来才变得有问题），但我们完全赞同上文所提出的批判（这也不令人惊讶，因为这些批判最早正是我们提出的）。

潘涅库克的文章以及赫尔曼·霍尔特写给列宁的《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对于那些被列宁论点所吸引的人来说是必读的重要文本；同样值得一读的还有亚历山大·伯克曼的《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章节。有趣的是，共产国际曾请求伯克曼翻译列宁的《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他起初同意了，但在读完内容之后表示，这只有他能撰写一篇反驳文章的情况下才会继续，然而这一请求遭到拒绝。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在“议会主义”前加上“革命性的”一形容词，并不能起到对抗这一策略所自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的作用。考虑到激进派在这条道路上的失败历史，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意外的是，竟然还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者愿意忽视这段历史，而继续拥护列宁的小册子。

H.1.6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要
“在旧世界的外壳中构建新世界”？

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如何在当下组织反资本主义的运动。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这一运动本身就应当预示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亦即它应当是自我管理的、去中心化的，自下而上地构建，并采用联邦式的结构。这一观点可以从第一国际自由意志派在松维利耶大会上发布的著名《十六人通告》中清楚地体现出来：

“未来的社会必须只能是国际在自我组织形式上的普遍化。因此，我们必须努力使这一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而一个人怎能指望从一个专制的组织中诞生一个平等而自由的社会呢？这是不可能的。国际，作为未来人类社会的胚胎，必须从现在起就忠实地体现我们的自由与联邦的原则，并拒斥任何趋于权威与专政的原则。”[quoted by K.J. Kenafick,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pp. 262-3]

无政府主义者将这一洞见运用到他们参与的所有组织中，强调我们实现自我管理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从今天开始在自己的斗争与组织中实行自我管理。这是我们政治理念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鼓励人们“学习如何在摆脱对领袖与常任职员的依赖下参与组织生活”，并且“实践直接行动、去中心化、自治与自由倡议”。这一点在逻辑上直接源于我们的政治立场，因为“很明显，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努力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贯彻他们相信整个社会都应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同一原则。”[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革命》，第94页]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我们的阶级组织（乃至阶级斗争本身）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无政府主义的学校”；在其中，我们学习如何在没有等级制度与老板的情况下管理自己的事务，使得群众性组织成为新社会的细胞：

“自由意志形式的组织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它们必须尽力去接近它们所试图发展出的社会形态。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它们不能容忍任何割裂。直接行动，对于未来社会的管理至关重要，而它也应被运用于改变现存社会之中。公社的形式对于未来社会的结构不可或缺，而它们也应在变革过程中以集体、亲和力小组等形式体现出来。我们期望未来社会中能见到的生态伦理、邦联关系与去中心化结构，正是在我们为达成生态社会所努力实践的价值与网络中被培育出来的。”[默里·布克钦，《自由的生态学》，第446–447页]

马克思主义者否定了这一论点。相反，他们强调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并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是一种空想。为了进行有效的斗争，就必须实行严格的集权，因为资产阶级与国家本身就是集权的。换言之，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就必须采用资本家所采用的组织方式——以火攻火、以毒攻毒。不幸的是，他们忘了，要扑灭火应当用的是水。而火上加火只会让燃烧更加猛烈，无法熄灭它！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他们声称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意味着，巴黎公社的公社社员们“如果明白公社是‘未来人类社会的雏形’并抛弃一切纪律与武装——也就是那些在没有战争时必须消失的东西——他们就不会失败！”[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115] 不言而喻，这完全是对无政府主义立场的诽谤，尤其是考虑到无政府主义者非常清楚捍卫革命的必要性（见第H.2.1节）以及自律的必要性（见第H.4节）。正如《十六人通告》所明确的，无政府主义者承认我们不可能完全反映未来社会，因此当前的运动只能“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需进行的行动，例如与资本家斗争、发动起义、粉碎国家或保卫革命。然而，我们可以以符合我们价值与目标的方式来进行这些行动。例如，一场罢工可以有两种组织方式：一种是由罢工者大会管理，并由经选举产生、拥有明确授权并可随时罢免的代表委员会协调；另一种则是由少数工会领导自上而下地指挥。当然，前者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方式，它体现了“未来人类社会”的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口头上承认这一点）。

可惜，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展现出这种常识，他们宁可为了廉价的论战效果而说些荒唐的话。他们从未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如果人们现在不能直接管理自己的组织与斗争，他们又如何能够胜任未来管理整个社会？如果人们不在当下的斗争与组织中践行自我管理的基本理念，那又如何建成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巴黎公社的由受委托、受授权代表构成的联合制度，早在1871年之前就已由巴枯宁倡导多年，毫不奇怪，他将这场起义视为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鲜明却不完全的印证（见第A.5.1节）。

必须强调的是，巴黎公社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攻击中的诸多矛盾。读到恩格斯一方面攻击无政府主义者持有某种立场，另一方面又赞扬1871年革命实施了与这些立场完全相同的理念，实在令人感到无比遗憾。以他那篇极其失实的谩骂文章《巴枯宁主义者的作为》为例，恩格斯极力歪曲无政府主义的联邦制思想，贬斥“所谓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即独立团体的自由联合”。[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297]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又极力称赞巴黎公社驳斥了布朗基主义者关于先锋队发动革命并建立“最严格、最专政的中央集权”的观念。公社反而“号召[各省]组织一个由所有法国公社自由联合而成的联邦……一个由国民自身首次真正建立的国民组织。正是原有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力量……应当在各地覆灭，就像它已经在巴黎覆灭一样”。[Selected Writings, pp. 256–257]

同样地，恩格斯称赞巴黎公社为对抗国家脱离社会的倾向，实行了让官员“领取与其他工人”相同工资的制度，并引入了“对代表机构成员的约束性授权”。[Op. Cit., p. 258]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恩格斯曾猛烈攻击无政府主义者对约束性授权的支持（这一主张，与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联合的支持一样，都早于巴黎公社的实践）。当时，恩格斯声称，这不过是巴枯宁将国际控制为“秘密社团计划”之一部分……因为“对一个秘密社团而言，没有什么比约束性授权更方便了”，这样其成员可以投出一致的票，而其他人“则会相互矛盾”。若没有这些授权，“那些独立代表的常识会迅速将他们团结成一个反对秘密社团的共同党派”。显然，“代表应当反映其所在群体的意志”这一概念，似乎在恩格斯这里缺失了。他甚至质疑这一制度的实用性，声称“如果所有选民都在议程每一点上都向其代表发出约束性授权，那么代表们的会议与辩论就变得毫无必要”。[Collected Works, vol. 22, p. 281 和 p. 277] 值得指出的是，托洛茨基也和恩格斯一样反感让“代表”在党内必须真正代表其选民的意志。[In Defense of Marxism, pp. 80–81]

很显然，当无政府主义者倡导公社的“自由联合”与约束性授权时，这些就是坏事；可一旦被奋起的工人们付诸实践，它们就变成了好事！恩格斯并未解释这一矛盾。然而这一对比恰恰说明，无政府主义所坚持的“组织方式必须反映未来社会”的理念，并不会妨碍革命的发生，反而正体现了如何将一场起义转化为真正的社会革命所需的根本条件。

恩格斯曾宣称，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意味着“无产阶级被告知要按照某些梦想家对未来社会的模糊想象来组织自己……而不是按照斗争的要求来组织”。[Op. Cit., vol. 23, p. 66] 他在此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他未能理解无政府主义立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他未能理解这一斗争如何体现我们对更美好世界的愿望，未能理解我们如何在现实中识别出当代社会的问题，并试图组织起来消除这些弊害，而不是以新的形式延续它们。因此，巴枯宁所主张的、作为自由社会基础的工会，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并建立在工人直接参与的基础上。这种组织形式，并不是某些自以为是好主意的知识分子强加给工人的理念，而是工人们为了与资本家抗争而创造出来的。它反映出工人早已厌倦被当作仆人对待，也不希望在自身的组织中再现那种关系。

正如巴枯宁所论，当一个工会将权力委托给其官员时，这种做法“对委员会来说或许很好，但对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集体力量的社会、知识和道德进步则毫无益处”。委员会“用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取代了会员的意志和想法”，而会员则表现出“对整体问题的冷漠”，将“一切问题交由委员会决定”。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唯有“召开全体会员大会”，也即“人民大会”。巴枯宁接着指出，“国际的组织，其目标不是建立新的专制体制，而是根除一切支配与统治，因此它的组织方式必然与国家的组织方式有本质区别”。这种组织应当是“各工会部门的组织及其由劳工议会代表的联合体”，而这些组织“本身就孕育着将取代旧世界的新社会的活的种子。它们不仅在创造未来的思想，也在创造未来的现实”。[Bakunin on Anarchism, pp. 246–247 和 p. 255]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指出，自由意志主义者“深感人民痛苦的根源在于：（一）现行的政治制度造成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结果是多数人无法自由参与；（二）资本主义制度使全部生产资料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结果是劳动者应得的利益被资本家攫取”。[quoted by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235] 那么，用反映这些问题的方式来组织起来是否合理？人们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显然是因为他们希望改变社会，希望让广大人民有自由参与的机会，并管理自己的事务。那么，为什么不是通过一种我们所渴望的社会的方式来组织，而是以反映我们所反对的社会来组织，摧毁这些希望与梦想呢？

归根结底，恩格斯否定了工人阶级的实践经验，否定了我们创造更美好世界的能力，也否定了我们梦想的能力。事实上，他似乎认为在“无产阶级”与“某些梦想家”之间存在一种分工——前者负责斗争，后者提供理念。他完全无法理解工人阶级既能斗争，也能梦想这一事实；也无法理解，是我们的梦想塑造了我们的斗争，而我们的斗争又反过来塑造了我们的梦想。人们之所以反抗压迫与剥削，是因为我们渴望主宰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使之成为现实的可能，这些组织正体现了我们对更美好世界的向往。这种做法并非如恩格斯所言，是与斗争需求相悖的，相反，它正是斗争本身的体现。否定这一过程，主张那些与工人阶级反复表达出来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组织方式，无疑是一种极端的傲慢，其本质不过是对工人阶级的希望、梦想与创造性自主实践的彻底否定。正如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言：

“组织的灵感只能来自工人阶级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出的社会主义结构。它必须以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创立时所依据的原则为指引……工人管理的原则必须支配组织的运作与结构。除此之外，只有资本主义的原则；而资本主义的原则，就如我们所见的那样，只能导致确立起资本主义的关系。”[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vol. 2, pp. 217–21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追随者声称马克思主义具有“无产阶级核心”，但真正与早期工人运动相背离的，恰恰是他们，而非巴枯宁及无政府主义者。历史学家格温·A·威廉斯指出，在早期英国工人运动中，“不要领袖”是其核心理念，工人组织“是有意识地以他们希望建立的公民社会为蓝本”。[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 p. 72] 对此，列宁并不出人意料地加以嘲讽，他否定英国工人“认为所有成员共同承担工会管理工作的做法是民主不可或缺的标志”，称之为“原始的民主”与“荒谬的构想”。他还抱怨，在俄国“学生和工人中，‘原始’民主观念极为普遍”。[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p. 162–163] 显然，无政府主义视角恰恰体现了工人运动在堕落为改良主义与官僚体制之前所持有的理念，而马克思主义则表现为这种堕落过程中所产生的理论。因此无需赘言，早期工会运动的革命性显然表明了谁才是正确的一方！

换言之，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经验加以理论化，而巴枯宁及其追随者所表达的，正是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众多成员所共有的立场。即便是马克思也曾对此口头认同，称“与旧社会相对立……一个新社会正在诞生”，“这个新社会的先驱就是国际工人协会”。[Selected Works, p. 263] 然而，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将“国际”视作未来社会的胚胎是可笑的，正确的做法只是仅仅将其视为先驱罢了！

因此，自由意志主义者“在提出这种［具有预示性特征的组织形式］时，并不自诩为原创。在每一次革命中，在大多数罢工中，乃至日常车间组织层面，工人阶级都会诉诸这种形式的直接民主。”[Maurice Brinton, For Workers' Power, p. 48] 鉴于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口头上表示支持此类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形式，他们竟然会声称这适用于别的任何人、却不适用于他们自己及其组织，这就颇为可笑了！显然，那些被期望在未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新世界的工人，如今却被认为无法以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自身。于是，我们不得不容忍那些所谓的“革命性”组织——它们在结构上却与我们之所以愤怒、并试图终结的现存体制一样：等级森严、自上而下、中央集权！

与之相关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列宁主义者）偏好中央集权，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在联合会的框架内主张去中心化。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去中心化意味着孤立或狭隘的地方主义。我们始终强调联邦制对于协调决策的重要性。权力将被去中心化，但联邦制度确保集体的决策与行动。无政府主义者指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权力集中于少数领导人手中。这并不意味着协调人民的真实利益与需求，而只是意味着自称“代表”群众的少数领导者意志的强加。换句话说，自下而上的协调，在中央集权体制中被自上而下的强制所取代，而全体的需要与利益，则被置换为核心领导少数人的需要与利益。

如此一个中央集权、必然自上而下的体制，无论从实际效果还是从社会主义意识的培养角度看，都是适得其反的：

“布尔什维克声称，要对抗高度中央集权的现代资本主义势力，就需要一种同样高度集权的政党。这无视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的集中是以强制和暴力为基础的，并将绝大多数人排除在任何决策之外……

“这些组织的结构本身就决定了其成员不会独立思考，而只是毫无疑问地执行上级的指令……

“‘民主集中制’的拥护者坚持认为，只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在非法环境下有效运作。这纯属无稽之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尤其容易受到警察镇压。当所有权力都集中在领导人手中时，一旦他们被逮捕，整个组织会立即陷入瘫痪、群龙无首。那些被训练成无条件服从英明的中央委员会命令的成员，将发现他们难以独立思考和行动。德国共产党[在纳粹统治下]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而托洛茨基主义者一贯的矛盾也体现在此：他们解释二战期间西欧支部的覆灭时，也会告诉人们，他们的领导人是如何被盖世太保谋杀的！”[Maurice Brinton, Op. Cit., p. 43]

正如我们在H.5节中深入讨论的那样，列宁主义的先锋党确实具有某种讽刺意味地“在胚胎中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因为一旦掌权，它便将社会按照自身形象加以重塑。然而，没有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这种建立在官僚权力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等级森严、自上而下的阶级制度，具有任何可取之处，更不会认为它有丝毫社会主义的成分。

正因如此，克鲁泡特金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既不认可国家，也不认可金字塔式的组织形式”，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认可国家和金字塔式的组织方法”，这种方法“扼杀了基层工人的革命精神”。[Conquest of Bread and Other Writings, p. 212] 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不可避免地将权力集中于少数领导人手中，由他们裁定应当支持和鼓励哪些运动；而这一判断的依据并不是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而是党自身的长远利益。因此我们会看到，恩格斯虽然主张马克思主义者“有义务支持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但同时又强调必须确保“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初生核心不至于徒然牺牲，无产阶级不至于在无意义的地方性起义中被大规模消耗”，例如“像1871年巴黎那样的洒尽热血”。[Marx and Engels,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p. 294 and p. 320] 这就导致了一种保守的社会斗争策略，即因担忧对党的潜在损害而对群众行动和革命形势予以回避或提出警告。毫不令人惊讶的是，每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都发生在那些所谓“革命派”马克思主义领导层的劝阻之下，包括巴黎公社和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甚至十月政变本身，也是在布尔什维克党机器的反对声中完成的）。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无政府主义者“在人类能力所及范围内……努力反映他们所追求的自由社会”，并“避免盲目地复制现存体系中的等级、阶级和权威”。这些理念并不是出自某些与世隔绝的思想家抽象的空想，而是“源自对过往革命的严肃研究，对中央集权政党在革命进程中所造成影响的深刻反思”，而历史也已经充分证实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警告：如果“革命党复制了那些中央集权和等级制的特征，革命后的社会也将重现等级制度与中央集权”。[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38, p. 139 and p. 137] 此外，我们对社会运动应当如何组织的论述，是基于过往斗争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是基于那些斗争自发产生的组织形式之上的，也因此——这些形式体现了斗争本身的内在需求，以及促使人们斗争的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归根结底，谁也无法预知革命何时会将当下的希望与愿景转化为明日的现实。因此，在革命前拥有自我管理事务的实践经验，是极其明智的。

而马克思主义者未能理解将自由社会的愿景应用于当前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恰恰促成了自由社会永远的缺席。他们在所谓“革命性”组织（政党和工会）中复制资产阶级的方法，其结果也只会导向资产阶级的目标——不平等与压迫。

H.1.7 你难道没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吗？

当人们批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列宁主义形态时，这个问题常常被提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他最具民主色彩的著作，列宁主义者也总是迅速引用此书，试图以此证明列宁及其追随者并不是威权主义者。因此，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当人们指出列宁的这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甚至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证据时，无政府主义者该如何回应呢？我们从两个方面给出回答。

首先我们指出，列宁思想中许多基本要素早已存在于无政府主义理论之中，事实上，在列宁动笔之前，这些元素早已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中流传数十年。比如，巴枯宁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提出由各个工作场所的被授权代表组成工人委员会，联邦式地构成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他也主张建立群众民兵以保卫革命。此外，他深知革命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因此需要时间才能发展壮大。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言：

“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马拉泰斯塔，并不天真地认为无政府主义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将这种观点强加于巴枯宁身上时，蓄意歪曲了这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无政府主义者……也并不认为废除国家意味着在革命之后‘立即缴械’——使用马克思那晦涩不明的措辞，这一措辞被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不加思考地重复了。实际上，《国家与革命》中那些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内容，其实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例如，以革命民兵取代职业武装力量，以自我管理的机关取代议会机构。而该小册子中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是对‘严格中央集权’的要求，是对‘新’官僚体制的接受，以及将苏维埃与国家划上等号。”[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37]

这一现实在列宁的著作中被有意地遮蔽，因为他刻意歪曲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见H.1.3和H.1.4节）。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质问无政府主义者是否读过《国家与革命》时，我们的回应是：列宁的大多数主张其实首先已经由无政府主义者提出过了，而这本著作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对无政府主义诸多观点的再加工，只不过是被置于了一个国家主义的语境中，从而被彻底歪曲并服务于党的统治。

其次，无政府主义者指出，无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了什么，他在实践中都未能付诸实行（事实上，他的所作所为正好相反）。因此，提出我们是否读过列宁著作这一问题，本身就暴露了列宁主义的观念学的本质与理论的贫乏。这是因为，对方要求我们以他们“说了什么”来评判其政治立场，而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这恰恰是政客的一贯伎俩。

打个比方，如果一位政客削减了50%的福利开支，却增加了军费预算，而他却声称这些行动无关紧要，并要求你应该关注那些与他们颁布政策正相反的的竞选纲领——你会如何回应？你很可能会一笑置之，将其斥为谎言连篇之徒，因为你会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来评判他们，而不是他们的空头承诺。同样地，当列宁主义者敦促你去阅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要求你依据纲领评判他们，却忽略了他们真正做过的事。无政府主义者则恰恰相反，我们主张，应将列宁主义的纲领与其掌权后所实行的政策进行对比评估。只有这种评估方式，才能判断列宁主义在主张与政治实践上的有效性与正当性。

在第H.6节中，我们将讨论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在俄国革命命运中的作用，并概述列宁在其著作《国家与革命》中的主张及其实际政策。而在此我们仅需指出，现实与言辞之间存在极其巨大的鸿沟，因此，这成为对布尔什维主义最有力的控诉。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实践列宁书中的理念，反而实行了完全相反的政策。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

“把《国家与革命》当作列宁政治哲学的根本性声明——这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通常都会犯的严重错误。该书对一种空想无政府主义的辩护从未真正成为官方政策。1917年的列宁主义……在短短几年内便破产了；真正主导苏联政治发展的，是1902年版本的列宁主义的复辟。”[Robert V.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pp. 51-2]

丹尼尔斯对布尔什维克仍过于宽容。事实上，所谓“短短几年”之说并不准确，布尔什维克对1917年诺言的背弃，有些在数小时之内即已发生，有些也则不过几个月。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丹尼尔斯的说法也有其道理——直到1921年，俄国革命的全部希望才真正宣告终结。

简单来说，如果《国家与革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那么布尔什维克掌权后，没有一个承诺被兑现。正因如此，列宁的这本书并不能作为评判布尔什维主义意识形态的依据，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完全无视了这部著作的内容。当列宁及其追随者高唱颂歌，称赞苏维埃国家是“最高级、最完美的民主制度”时，他们却迅速将其民主理念变成了一个丑陋的童话——通过对其加以忽视，转而建立党的统治（乃至一党专政）。毋庸讳言，只引用理论而不联系其自称信奉者的实际行为，是一种荒谬至极的做法。如果你审视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所作所为，你实在无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毫无关联，其实只是对列宁主义者真实意图虚假地包装。因此，我们必须在豪言与现实之间进行严肃的对照。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需要总结列宁著作中的主要观点。此外，我们还需指出布尔什维克——实际上——采取了哪些行动。最后，我们必须检视各种为这些行动辩护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那么，列宁曾在《国家与革命》中主张了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博内利对该书的主要观点做了如下总结：

“1917年列宁主义的纲领包括以下几点：取消警察与常备军，废除职业官僚制度，所有公职皆由选举产生，所有官员皆可被罢免，官僚的工资与工人工资持平，实行最大程度的民主，苏维埃内部各政党之间进行和平竞争，废除死刑。”[“The Abolition and Extinction of the State,” pp. 50-1, Cienfuegos Press Anarchist Review, no. 4, p. 50]

正如博内利所指出的，“这一纲领中的每一项都未曾实现。”当然，这是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情形，大多数列宁主义者对此会表示同意。然而，列宁主义者往往不愿提及的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七个月直到内战爆发之前（即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5月），上述这些纲领也没有一项被实现。因此，如果有人将《国家与革命》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真正”立场的例证，那就显得颇为可笑：因为这本书的主张，在作者有能力实行时（即在列宁自己也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内战爆发之前）却从未真正付诸实践。同样，如果《国家与革命》所描绘的是一个“工人国家”应具备的特征，那么到了1918年5月，俄国显然并不具备这些特征。因此，要将当时的俄国视为“工人国家”，就只能假设其统治者的良好意图可以超越其政治与经济结构本身的现实（不幸的是，这正是托派在面对斯大林主义时为列宁主义辩护的基本立场！）

为了证明贝尔内里的总结是正确的，我们需要直接引用列宁本人的话。显然，这部著作是对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广泛辩护。由于它试图推翻几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正统，因此其中很大篇幅是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字，以及列宁试图将他们的观点纳入自己理论体系的努力（我们将在H.3.10节中讨论这一问题）。同样，我们需要忽略列宁对无政府主义所设下的大量稻草人式的攻击。此处我们仅简要列出列宁关于“工人国家”以及工人如何保持对国家控制的核心论点：

1）以巴黎公社为原型，列宁主张废除“议会制”，将“代表机关从单纯的‘空谈场所’变成工作的机关”。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消除“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分工”。[《列宁文选》, 第304页与第306页]

2）“一切官员，无一例外，必须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因此必须“对其选民直接负责”。[同上，第302页与第306页]

3）“立即实行由全体人民进行的监督和管理，使人人都在一段时间内‘当官’，从而没人能够变成‘官僚’。”无产阶级民主将“从根本上削减官僚制度迈开第一步……直到彻底废除官僚制度”，因为“官僚制度的本质”在于官员“蜕变为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人物”。[同上，第355页与第360页]

4）不应设有脱离人民的“特殊的武装部队”，“因为人民的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者，便不再需要‘特殊的武装力量’。”列宁以巴黎公社为例指出，这意味着通过“武装起来的群众”来“废除常备军”。[同上，第275页，第301页与第339页]

5）新的（工人）国家将是“为镇压……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而组织起来的暴力工具。劳动者之所以需要国家，只是为了战胜剥削者的反抗”，因为剥削者“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也就是“地主和资本家”。这将使得“民主在穷人中间……在人民中间的极大扩展”，同时也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的自由”施加“一系列限制……他们的反抗必须被武力镇压：很明显，凡是有镇压的地方就有暴力，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民主。”[同上，第287页与第337–338页]

上述措施，将在当前的资产阶级国家被摧毁之后实施，这将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并意味着“为人民引入彻底的民主”。[同上，第355页] 然而，关于这一新型“半国家”的关键实践构想，就集中在上述五点之中。列宁将这些观点加以概括，认为对所有国家都具有普遍适用性。

第一点是关于“工作机构”的建立，即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二为一。布尔什维克革命创建的第一个机构是“人民委员会会议”（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CPC）。这是一个独立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CEC）之上的政府机构，而后者又独立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上。虽然该机构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行政机构，但苏维埃本身却并未转变为“工作机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许下的承诺，未能坚持一夜便已破灭。

必须强调，布尔什维克非常清楚苏维埃已将自身的权力异化给了这一机构。党的中央委员会于1917年11月曾辩称：“拒绝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无异于背叛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因为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占多数的代表……已将权力交给了这个政府。”[contained in Robert V. Daniels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vol. 1, pp. 128-9] 然而，有人或许会辩称列宁的承诺得到了履行，因为这个新政府在四天后便赋予自己立法权。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巴黎公社中，人民的代表亲自掌握了行政权力；而列宁却反其道而行之，让行政机关从人民代表手中夺取了立法权。如我们在H.6.1节所讨论的，这种权力向执行委员会的集中，在苏维埃体系的各级结构中都得到了体现。

至于下一项原则——所有官员的选举与罢免权？这一原则稍微维持得久一些，大约维持了五个月。到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便开始在工厂、军队乃至苏维埃中系统性地打击选举制度。在工厂中，列宁于1918年4月主张任命“被赋予独裁权力”的一长制经理（见H.3.14节）；在军队中，托洛茨基则直接下令废除军官选举制，改为由上级任命军官。至于苏维埃方面，布尔什维克则拒绝举行选举，因为他们“担心反对党会获得进展”。而一旦举行选举，“布尔什维克通常会在[省级城镇]以武力推翻选举结果”。此外，“一旦无法再在选举中占据多数”，布尔什维克便“将受他们控制的组织代表塞入地方苏维埃”以加以操控。[Samuel Farber, Before Stalinism, p. 22, p. 24 and p. 33] 这种“塞人”手段甚至出现在国家层级——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通过划分选区的手段操纵出多数席位。苏维埃内部各党之间的竞争至此荡然无存！至于罢免权，布尔什维克只在工人罢免他们的反对派时予以支持，却拒绝接受工人对他们自身的罢免。

接下来是关于消灭官僚制度的问题。新的国家体制很快便围绕其自身发展出一个全新的官僚体系与集权体系。布尔什维克并未立即削减官僚机构的规模和权力，反而“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对新官僚机构的控制不断减弱，部分原因在于缺乏真正的反对派。原本苏维埃制度旨在消除的‘人民’与‘官员’之间的异化关系又重新浮现。自1918年起，有关‘官僚之风泛滥’、缺乏与选民联系，以及新出现的无产阶级官僚的抱怨声日益高涨。”[Oskar Anweiler, The Soviets, p. 242] 因此，自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初，国家官僚机构便开始迅速兴起，特别是在国家职能扩展至经济领域的情况下。这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的“自行消亡”，反而加速了国家机器的膨胀：

“旧国家的政治机器虽被‘摧毁’，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官僚集中体系，以极快速度建立起来。1918年3月政府迁至莫斯科后，这一体系继续扩展……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官僚机构亦随之增长，到1918年8月，莫斯科近三分之一的工人从事文职办公工作。职员人数的大幅增长……主要发生在1918年初至年中，尽管之后进行过多次裁员运动，但在人口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其比例始终保持稳定。”[Richard Sakwa, "The Commune State in Moscow in 1918," pp. 429-449, Slavic Review, vol. 46, no. 3/4, pp. 437-8]

对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这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内在特征。因此，这种官僚主义的兴起恰恰印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预测：中央集权必然重新制造出官僚体制。毕竟，中央机构在作出决策前，必然需要某种机制来收集、整理和提供信息。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常设的收集与管理机构逐渐变成了国家的实际权力中枢。党内名义上的领导者，实际上反而受制于这个未经选举、毫无制约的官僚集团。因此，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集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官僚主义，它很快就成了国家的真正权力所在（并最终在1920年代构成了斯大林崛起的社会基础）。这本应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任何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特权阶层，与人民相隔绝”，它会“力图扩大自身的权力、摆脱公众控制、强加自身政策、优先服务于特殊利益”。此外，“一个拥有全部社会财富和公共服务的、无所不包的压迫性权贵寡头集团，其权力之强大、之无法抗拒，也就可想而知了。”[Malatesta, Anarchy, p. 36 and p. 37]

再来看第四点，即消灭常备军，由“武装的人民”取代“特殊的武装集团”。然而这一承诺连两个月都未能维持。1917年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发布命令，组建一支政治（秘密）警察机关，即“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别委员会”。这一机构更为人熟知的是其俄文名称前两个词的缩写：“契卡”。

尽管契卡最初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组织，但随着1918年的进展，其规模与活动迅速扩大。契卡很快就成为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关键工具，它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武装集团”，而不是所谓的“武装工人”。换句话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承诺连两个月都未维持，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便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执行其意志。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布尔什维克在掌权后的前六个月内还对军事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组。早在1917年，士兵与水手（在布尔什维克与其他革命者的鼓动下）曾组建了自己的委员会，并选举军官。可是在1918年3月，托洛茨基通过政令彻底废除这一制度，改由政府任命军官（通常是前沙皇时代的军官）。如此一来，红军便从一支工人民兵（即“武装的人民”）变成了一支脱离民众的“特殊武装集团”。

因此，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消灭高于人民之上的“特殊武装力量”，反而恰恰相反，创建了政治警察（契卡）和常备军（其选举制度被政令废除）。这些都是独立于人民之外、不受人民制约的专业、特殊武装力量。实际上，它们被用于镇压罢工与工人阶级动乱，这直接驳斥了列宁关于“工人国家”只是用来对付剥削者的说法。随着布尔什维克失去群众支持，他们将所谓“工人国家”的暴力转向了工人（当然，还有农民）。当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选举中失利时，便动用武力解散苏维埃。面对罢工与工人抗议时，布尔什维克的回应是国家暴力（见H.6.3节）。因此，关于新建立的工人“国家”只会镇压剥削阶级的说法，真相却是它被用于镇压所有反对布尔什维克权力的人，包括工人和农民。正如列宁曾强调的，“哪里有镇压，哪里就有暴力，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那么，如果“工人国家”正在镇压工人阶级，那么工人阶级的自由与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在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头六个月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主张的任何一项措施，在“革命的”俄国中都已荡然无存。某些承诺被迅速撕毁（有些甚至是一夜之间），大多数则是在较长时间内逐渐被背弃。尽管如此，列宁主义者可能会反驳称，许多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法令的确反映了《国家与革命》的主张。例如1917年12月下旬发布的关于武装力量民主化的政令。但这一政令实际上只是承认了军队人员已经通过革命取得的成果。同样，布尔什维克所通过的工人控制法令，也只是对基层群众已取得的实际成果作出承认（并在事实上还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

然而，这并不能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具有民主性质的证据，因为大多数面对革命运动的政府都会承认并“合法化”既成事实（直到它们能够将这些事实加以中和或摧毁为止）。例如，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也承认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成果（例如，承认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工会、罢工等的合法地位）。真正的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在巩固政权之后，是否继续鼓励了这些革命成果？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只是完成了它所取代的临时政府未能完成的任务——那就是摧毁由革命群众建立的各类民众自治机构。因此，关键的事实并不是布尔什维克承认了群众的革命成果，而是他们对其追随者所称之为“真正原则”的容忍持续时间极短，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不认为废弃这些原则会损害该政权的“共产主义”性质。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段时期，是有其深意的。这是全面内战爆发之前的时期，因此所推行的政策更能体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实本质——甚至可以说是其“精髓”。这一时期至关重要，因为多数列宁主义者将列宁未能兑现承诺的失败归咎于随后的内战。然而实际上，内战并非这些背叛行为的原因——因为此时内战尚未爆发。布尔什维克逐项背弃承诺的时间，都发生在内战开始之前。“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很快便演变为“一切权力归布尔什维克”。因为这原本就是列宁的既定目标，因此并不令人意外，我们可以看到他在1917年不断重复这一基本主张（见H.3.3节）。

鉴于此，《国家与革命》中几乎完全未提及政党及其作用的事实显得尤为重要。考虑到列宁一贯强调政党的作用，他在此著作中对此避而不谈，确实令人担忧。而在该书中仅有的几次提及，也语焉不详。例如，列宁写道：“通过教育工人政党，马克思主义培养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其能够掌握政权，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挥和组织起新的秩序。”然而，这里并不明确究竟是先锋队掌握政权，还是整个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随后，他又写道：“无产阶级专政”即“是被压迫者先锋队的组织，作为统治阶级，以粉碎压迫者为目的。”[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288 and p. 337] 而从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之后的实践来看，很明显是先锋队——而不是整个阶级——掌握了权力。

因此，鉴于列宁在整个1917年所持的明确且毫不含糊的立场，列宁主义者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竟宣称“起初列宁所谈的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而非布尔什维克党——掌握国家政权”，此种说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Lenin, vol. 3, p. 161] 其实，列宁最著名的十月革命前文章之一，其标题通常被译为《布尔什维克能够保住国家政权吗？》，这难道还不能暴露出他的真实意图吗？再不济，列宁多次呼吁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言论，这也不足以说明问题吗？然而，显然这些好像都没法展现他的本意。

那又该如何评价《国家与革命》呢？如今的列宁主义者依然强烈建议我们阅读这本书，称其为列宁最重要的著作，也是理解列宁主义真正立场的最佳入门。例如，列宁主义者托尼·克里夫便称这本书是“列宁真正的政治遗嘱”，同时也承认其“信息……作为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指南，在内战期间却一再被违背”。若一份“指南”在它本该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刻无法适用，那它既算不上是好的“指南”，其“信息”也不够有说服力（这就好比你宣称自己有一把极好的雨伞，但它只能在不下雨的时候才能用）。此外，克里夫在事实上的说法也并不正确。正如我们在H.6节中所讨论的，布尔什维克对这一“指南”的“违背”早在内战爆发前就已开始（即用克里夫的话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于1918年6月战胜红军，对苏维埃共和国造成最大威胁”之时）。[Op. Cit., p. 161 and p. 18] 同样，布尔什维克实施的许多经济政策，也都可以追溯到这本书及列宁在1917年其他著作中的主张。

异见马克思主义者塞缪尔·法伯的结论在此显得颇具说服力。正如他所指出的，“仅仅是人民委员会（Sovnarkom）作为一个独立于CEC[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构被设立这一事实，就已经清楚地表明，尽管有《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存在，在新的苏维埃体制中，政府的行政权与立法机关的最高机构之间仍然维持着分离。”这表明，“《国家与革命》并未作为‘执政中的列宁主义’的政策指南发挥决定性作用。” 毕竟，“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建立了一个……与立法机构领导机关明显分离的行政权力机构……因此，一些当代左翼的观点很可能大大高估了《国家与革命》对列宁政权的重要性。我倾向于认为，这一文献……更应被理解为一个遥远的、虽然无疑是诚挚的[!]社会—政治愿景……而非一个纲领性的政治声明，更不是一部在夺取政权后立即用于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Op. Cit., pp. 20-1 and p. 38]

这是其中一种解释方式。然而另一种解释则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遥远的……社会—政治愿景”，却被包装成“行动指南”，而在夺权后立刻被弃之不用；最坏的情况看，它不过是一个骗局；或者最好的情况看，它充其量也只是用来在面对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时，为夺权提供理论辩护。无论列宁写作此书的真实动机为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它从未被真正实施。令人费解的是，如今的列宁主义者依旧呼吁我们去阅读这本书，以便了解“列宁真正的愿景”。尤其是考虑到在该书中所作的种种承诺几乎从未兑现（即便有兑现的，也只是承认既成事实），而所有这些承诺，在政权建立不到六个月后便被彻底抛弃。

有人会为列宁主义辩护，认为把列宁未能在实践中贯彻其思想的责任归咎于他是不公允的。苏维埃俄国在内战中遭到多国军队的进攻，以及进而所造成的经济混乱，使得客观环境根本无法实现他的民主理念。然而，这一论点存在明显的漏洞。首先，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的不民主政策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已开始（这说明，内战的艰难处境并非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其次，列宁本人就曾讥讽那些因为环境艰难而断言革命不可能的人，因此，如果将布尔什维克未能贯彻《国家与革命》中思想的责任归咎于环境恶劣，那就等于是承认这些思想并不适用于革命时期（必须强调的是，这正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层最终所采取的立场——他们以支持党的专政为基础）。你不能两头通吃。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从未表示过这些思想在俄国革命期间是无法或不应适用的（事实恰恰相反！）。既然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主张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抵御资产阶级的反抗，那么声称列宁关于这一体制的主要理论著作，却无法适用于正是为其所设计的具体历史情境之下，这就显得极不可信。

总而言之，如果在讨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时，却不指出布尔什维克根本未曾实施其中的主张（实际上还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那就显得缺乏诚实。同时这也表明，列宁在这部作品中所借用的自由意志主义理念并无法在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义框架中存活。如历史学家马克·费罗所说：

“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与革命》甚至为一种区别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替代方案奠定了基础，勾勒出了其核心特征。而亲列宁的传统几乎只是将其用作安抚良知的手段，因为列宁一旦掌权，便抛弃了其结论。布尔什维克并未使国家‘消亡’，而是不断寻找理由为其强制力量辩护。”[October 1917, pp. 213-4]

无政府主义者会指出，这一替代方案便是无政府主义。俄国革命证明了——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所谓“工人国家”实质上意味着少数人的统治，而非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自我管理。因此，列宁的这部著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声称支持民主／自由意志主义理想，另一方面却推崇诸如集权国家之类的结构，而这些结构实则瓦解了这些价值，转而为党的统治服务。结论十分明确：只有自由意志主义的手段才能实现自由意志主义的目标，而且必须在自由意志主义的结构中持续贯彻这些手段才能奏效。若将其应用于国家主义结构中，注定失败。

H.2 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容易歪曲
无政府主义的哪些方面？

许多涉足政治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团体（尤其是列宁主义团体）常常会组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辩论”。这些会议通常被命名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而且往往是在无政府主义者在某地活跃或在某地登上新闻头条之后组织的。

这些会议通常与常识相反，并不是真正的辩论，因为（几乎总是）没有邀请任何无政府主义者来陈述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因此呈现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就是单方面的，其方式显然有利于会议的组织者。会议的常规格式通常是一位主讲人长时间地歪曲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历史（所谓的长时间，无论就会议持续时间的绝对长度而言，还是就这种发言给与会者带来的无聊感而言，都是如此）。参加者很快就会发现，这类会议不过是一场不择手段地攻击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其内容与无政府主义真正关心的东西几乎毫无关系。那些参加这类会议的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只能在他们那点通常极为有限的发言时间里，尽力驳斥主讲人脱口而出的各种胡言乱语。会议并未就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之间的分歧展开真正的讨论，而只是让无政府主义者纠正发言人的种种歪曲与误解，努力为真正的辩论打下基础。如果读者不相信这一概述，我们鼓励你亲自参加一场这样的会议，亲身体验即可。

不言而喻，我们不可能在此重现这类会议上制造出的种种歪曲。不过，当无政府主义者登上新闻头条时（例如1990年伦敦的人头税暴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反全球化运动），各类马克思主义报纸也会发表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和那些会议一样，这些文章也充斥着如此多的基础性错误，以至于人们很难相信这些错误只是由于无知造成的，而不是出于蓄意撒谎的动机（附录“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收录了一些对这些文章的回应）。此外，许多马克思主义（及列宁主义）的奠基人也曾以类似的方式攻击无政府主义，因此这种行为在马克思主义圈子（尤其是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圈）中可以说“源远流长”。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斯·内特劳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评论，至今仍适用于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他指出，他们“在一切论战中表现出的那种令人震惊的不诚实，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依赖不充分的资料进行论证，并按照他们的一贯作风，用主观臆断和随意推论来填补空白——这些内容被他们的追随者奉为真理，尽管它们早已被揭露为恶劣的歪曲、可悲的错误，以及对真相肆意的篡改。”[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p. 132] 正如读者将会发现的，这一评价至今仍未失效。如果你阅读那些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你将很快发现其中不断重复着所谓“既定的”真理、贫乏的资料、随意的推论，并且对他们声称正在分析的原始材料几乎一无所知。

本节的常见问题解答，列举并驳斥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最常见的歪曲。正如将要明确指出的那样，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攻击几乎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只不过这些说法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被不断重复，以至于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例如，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产阶级会“自动消失”的观点，或许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

此外，马克思主义者在提及无政府主义理论时，常常有意无意地进行各种重大或细微的歪曲。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写道：“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与组织的拒斥极端至极”，但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他明知无政府主义者曾建立过大量组织。[Revolutionaries, p. 113] 这种荒谬的说法由来已久，恩格斯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长篇抨击文章《巴枯宁主义者的作为》中就曾断言，巴枯宁“早在1870年9月（在他的《致法国人的信》中）……就宣称，将普鲁士人从法国赶走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革命斗争废除一切形式的集中领导，把作战责任留给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教区自行承担。”对恩格斯而言，无政府主义的联邦主义“恰恰就是每一个城市各自为政，强调的不是与其他城市协同作战，而是彼此隔离，这种做法排除了联合攻击的任何可能性。”这意味着“革命力量的分裂与孤立，使政府军能够逐一粉碎各地的起义。”据恩格斯所说，无政府主义者“将此原则奉为至高无上的革命智慧”。[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592]

事实上，真相完全相去甚远。巴枯宁确实拒斥“集中领导”，因为这“必然是极为狭隘、极为短视的，其有限的认知能力不可能深入理解并把握人民生活的复杂整体。”然而，说他否认斗争协调与自下而上的联合组织的必要性，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正如他所言，革命必须“促进群众的自我组织，形成自治团体，从下而上联合起来。”关于农民问题，他认为他们将会“达成共识，建立某种组织……以增进彼此的共同利益……在突袭面前保卫家园、守护家庭及生命安全的迫切需要……无疑会促使他们缔结新的、彼此都能接受的安排。”这些农民将会“从下而上地自由组织起来。”巴枯宁并未否认协调的必要性，反而一再强调：“农民和城市产业工人一样，应当按区联邦化各自的战斗营，以确保对内外敌人的统一协调防御。”["Letters to a Frenchman on the present crisis", Bakunin on Anarchism, p. 196, p. 206, p. 207 and p. 190] 在这里，他重复了自己此前关于社会革命的主张——而这些主张，恩格斯其实是十分清楚的。

换句话说，恩格斯在攻击联邦主义的同时，蓄意歪曲了巴枯宁的思想，而实际上，联邦主义根本尚未得到真正实施。还应指出的是，恩格斯一开始就反对西班牙工人的起义。他宣称：“几年和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将为西班牙的无产阶级革命奠定基础”，他希望西班牙工人“相较于发动那些零散、容易被镇压的起义”，而是应该“利用共和国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准备”。他最后呼吁工人们，不要给资产阶级政府“镇压革命运动的借口”。[Op. Cit., pp. 420-1] 在事后的抨击中，恩格斯重复了这一分析，并提出“巴枯宁主义者”本应直接参加选举：

“在平静时期，当无产阶级事先就知道，自己至多只能赢得几个议会席位，而根本不可能取得议会多数时，有时，工人会被说服，去相信待在家里不去投票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为。而且总体而言，他们不是要反对现实中压迫他们的国家，而是去反对那个并不存在、也无法自我防卫的‘作为抽象物国家’。”[Op. Cit., p. 583]

出于某种原因，几乎没有列宁主义者引用这些恩格斯对西班牙工人的建议，也几乎没人深究其所启发的社会党本质上所带有的改良主义与官僚主义倾向。正如我们在H.3.10节中讨论的那样，认为参与选举就是在“攻击国家”的观点，与那种将普选权等同于无产阶级“政治权力”、并视民主共和国为其专政的“特定形式”的看法，完全一致。而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列宁主义者提及这一点。

这种歪曲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带有讽刺意味，例如托洛茨基在1937年声称，无政府主义者“愿意用更加现代的自由苏维埃联合会，来取代巴枯宁父权式的‘自由公社联合会’。”[Writings 1936–37, p. 487] 把历史改写的如此荒谬，以至于人们几乎不知从何反驳。首先，巴枯宁所设想的自由公社联合会，实际上正是建立在工人委员会（即“苏维埃”）基础之上的——见I.2.3节。至于支持“父权式”公社的指控，更是与事实背道而驰。在论述俄罗斯的农民公社（米尔）⁸⁸时，巴枯宁曾明确指出，“父权主义”正是其“三大黑暗特征”之一，甚至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加以斗争的主要历史之恶”。他强调，这种“恶”已经“扭曲了整个俄国社会”，而“父亲的专制”将家庭“变成了一个耀武扬威与暴政的学校，一个日常的庸俗与堕落的训练场”。这种“父权式原则、卑劣的专制和屈辱的服从”也在农民公社内部盛行。任何反对“可憎的国家权力与官僚专横”的起义，“同时也成为了对公社内部专制的反抗”。如今，“与父权主义的战争几乎在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中展开”。[Statism and Anarchy, p. 206, pp. 209–210, p. 210 and p. 214]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对巴枯宁思想的概括完全错误。而巴枯宁关于自由公社组织形式的设想，也是以工人联合会的联邦为基础的，其时间远远早于“苏维埃”的出现；而且他也明确反对父权式关系，并主张彻底铲除俄罗斯农民公社（以及其他地方）中的这类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如果说托洛茨基所虚构的对象与谁更相符，那恰恰是马克思，而非巴枯宁。毕竟，马克思最终也接受了巴枯宁的观点，即认为农民公社可以成为俄国直接跃入社会主义的基础（从而跳过资本主义阶段），但却从未像巴枯宁那样，对这一制度以及其中的父权主义与其他“黑暗面”作出批判性分析。同样地，马克思也从未主张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建立在工人联合会及其联邦（即工人委员会）基础之上。他关于革命的设想，仍然是在诸如巴黎公社市政委员会这类典型的资产阶级结构中展开的。

我们本可以继续举例，但篇幅所限，无法一一详述。可以肯定的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或历史的论断都不应被轻信。一个常见的手法，是将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断章取义，或者引用其尚未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时期的言论。举例而言，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托马斯主张巴枯宁推崇“盲目的破坏性”，但他所引用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大多是巴枯宁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的著作（以及一些俄国虚无主义者的观点），而不是其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同样地，托马斯宣称巴枯宁“在为巴黎公社1871年的公社卫队辩护时，是基于卫队强大到足以完全不需要理论去支撑”，但他援引的那段话，实际上并没有表达这个意思。[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pp. 288-90 and p. 285] 巴枯宁事实上真正主张的是，理论必须从经验中发展出来，任何试图将理论强加于社会的做法，注定会造成一种“削足适履”，因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囊括人民集体意志的真实愿望、愿景和需求所体现的无穷多样性的总和”。他明确对比了马克思主义者那种“想要将科学强加于人民”的体系，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愿景，即“在人民中间传播科学与知识，使社会中的各种群体在宣传的感召下，自发地按照各自的自然倾向与真实利益进行组织和联合，而不是依据少数‘优越’头脑预先制定并强加于无知群众的计划”。[The Political Theory of Bakunin, p. 300] 这是对巴枯宁论述的明显误读，但却恰好符合马克思主义者对巴枯宁及无政府主义的先入之见。

这种脱离语境引用，或者引用无政府主义者尚未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时期著作的倾向，很可能解释了为何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述几乎完全缺乏引文。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帕特·斯塔克在激烈竞争中，写出了一篇可以称得上是世上最不准确的反无政府主义檄文之一，即《英国的无政府？》（Anarchy in the UK?）[Socialist Review, no. 246]。整篇文章没有任何引文来源，不过考虑到其中包含的种种错误与歪曲，这倒也情有可原。正因为缺乏引文，读者就无法自行核查文中所犯的错误与谬误。

例如，斯塔克断言巴枯宁“主张一种纯粹‘出于本能的社会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句话其实是巴枯宁用来比较自己与马克思在1840年代立场时所说的！实际上，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认为，“本能作为一种武器，尚不足以保护无产阶级免受特权阶级的反动阴谋”，因为如果本能“任其发展，未能转化为有意识的反思与明确的思想，就极易遭到歪曲、篡改与欺骗”。[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15] 巴枯宁认为，阶级斗争的过程，正是将本能转化为有意识思想的手段。正如他所言，“因此，目标，是要让工人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在他[或她]心中唤起与其本能相契合的思考之流”。这只能通过唯一一条路实现，即“通过实践行动实现解放”，即“工人们在反对老板的斗争中体现的团结”，是“工人们对老板的集体斗争”。这一过程还需通过社会主义组织“传播其原则”来加以推动。[The Basic Bakunin, p. 102, p. 103 and p. 109] 显然，斯塔克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歪曲了巴枯宁思想的描述。

这种手法——即引用巴枯宁在其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的1840年代（即早于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近二十年）所说的话（或所写的文章），或者引用蒲鲁东那部并非无政府主义著作、且死后才出版的论述财产的文章（其中蒲鲁东认为小规模财产是对抗国家暴政的一道防线）——来攻击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因此，检查原始资料以及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永远是明智的做法（前提是他们提供了这些文献）。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辨明所引言论是否反映了当事人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后的观点，抑或是出自他们尚未成为或已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时期的言论。

但归根结底，这类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只揭示了他们自身政治立场的意识形态性，更多地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缺点。毕竟，若其政治立场足够坚实，又何须歪曲无政府主义思想呢？此外，这类文章通常伴随着对个别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是蒲鲁东和巴枯宁，有时也包括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或其个人缺陷）的大量（通常也是不准确的）攻击。现代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却几乎从未被提及，更遑论真正被讨论。显然，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主义者似乎只是鹦鹉学舌般地重复那些“伟人”的观点。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者或许习惯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却始终拒绝这种方式。我们有意识地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或“克鲁泡特金主义者”，也不会以任何其他人物之名自居。正如马拉泰斯塔在1876年（巴枯宁逝世之年）所言：“我们追随的是理念，而不是人物；并且反对将某种原则寄托于某个人的这种习惯。”[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98]

因此，与许多（甚至可以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相信某位先知在若干世纪前写下了某部经典，而我们今天只需正确解读这些著作，便可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乔姆斯基对此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或任何类似称谓，本身就是极其奇怪的概念。这些说法属于有组织宗教的历史范畴。任何活着的人，无论多么天赋异禀，其贡献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错误与理解上的局限。我们应当努力理解并改进他们的贡献，同时剔除其中的谬误。但你如何能把自己认同为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或某某主义者（无论某某是何人）？这无异于把某人当作神来崇拜，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位值得我们汲取其贡献并加以超越的人类。这是一种疯狂的想法、是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The Chomsky Reader, pp. 29-30]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任何一个人，无论其多么伟大或具有影响力，他们终究只是凡人。他们也会犯错，无法始终践行自己所表达的理想，他们也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塑造，等等。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从过往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炼出我们认为具有生命力的核心理念，并从历史中学习，不断努力使无政府主义理论与时俱进（毕竟，自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时代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些变化）。正如马克斯·内特劳论及蒲鲁东时指出的：“我们必须从他的著作中提取出那些对我们当代自由意志主义者有重大价值的教诲，然而我们也必须像蒲鲁东在其时代所做的那样，自行从理论走向实践，批判当下社会现实。这不是盲目模仿，而是要以其著作为灵感，从其经验中获益。”[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pp. 46-7] 对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同理——我们将他们视为启发的来源，而不是照搬的模板。因此，若试图通过攻击，比如巴枯宁或蒲鲁东的个人缺陷来攻击无政府主义，那就完全偏离了焦点。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可能受到如巴枯宁或蒲鲁东之类思想的启发，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会盲目照搬他们的所有主张。事实正相反！我们始终对其思想进行批判性分析，保留其思想中具有现实意义的部分，摒弃那些无用的、陈腐的内容。遗憾的是，那些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人往往缺失这种基本常识。

然而从政治角度来看，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确实有其益处。正如阿尔伯特·梅尔策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很难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客观批判，因为无政府主义“从本质上动摇了马克思主义赖以建立的全部假设。马克思主义被宣称为工人阶级的基本哲学（这一信念实际上已经在各地彻底毁掉了工人运动）。它主张产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依靠自身之力。这使得他们很难回过头来说工人阶级尚未准备好摆脱强加于其之上的权威……马克思主义通常会避免对无政府主义本身进行批评——除非被迫为之，而一旦如此，就暴露了其自身的专制主义……于是他们将攻击的焦点从无政府主义本身，转移到无政府主义者个人身上。”[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p. 62] 毋庸置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常用的技俩（当然我们必须指出，他们对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描述往往也歪曲至极，以致于连这种攻击都未能真正实现）。

因此，无政府主义理论自蒲鲁东、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以来已有重大发展。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无政府主义都在对世界的理解上有所进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是对蒲鲁东思想的发展；这些思想，又在19世纪80年代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以及90年代的工团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推进——意大利的马拉泰斯塔、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墨西哥的弗洛雷斯·马贡，以及众多的个人与运动——都对其作出了贡献。今天的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而非跪在他们的足下。

因此，将注意力集中在几个“领袖”的思想上，这种做法彻底地错失了要点。尽管无政府主义确实承载了如巴枯宁等人的许多核心洞见，但它也对这些思想进行了发展和扩充。它切实地吸取了，例如俄国与西班牙革命等等的教训。因此，即便马克思主义者对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某些思想的诠释与批判是正确的，也必须证明这些思想与当代无政府主义仍具相关性，否则它们只能具有历史意义而非现实意义。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未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只是对我们进行一场（通常也不准确的）历史讲授。

要理解、学习并超越先前的理论家，我们必须诚实地呈现他们的思想。不幸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如此行事，因此本节的常见问答将集中纠正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所加之种种错误、歪曲、谬误与谎言。我们希望通过这一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能够建立起来真正的对话。事实上，这种对话确实已在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如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和情境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发生，且双方都从中获益良多。也许这种对话本就应当发生——毕竟，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常常也歪曲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甚至干脆将他们斥为无政府主义者！

H.2.1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拒绝保卫革命？

根据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无政府主义者要么拒绝保卫革命的理念，要么认为这没有这个必要。托派团体“工人力量”的说法，便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在此问题上他们自己的理解：

“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是根本不建立任何形式的国家——哪怕是一个民主的工人国家。但我们该如何阻止资本家夺回他们的财产？这是他们肯定会去做的事。

“人民是否应当组织起来，阻止资本家组建私人军队、抵抗多数人的意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组织——无论你愿意怎么称呼它——就是国家：一种让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机构。

“无政府主义者所拒绝的，正是我们若要打败资本家、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东西。”[“What's wrong with anarchism?”, pp. 12-13, World Revolution: Prague S26 2000, p. 13]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可以引用马拉泰斯塔1891年的话了事。他指出，有些人似乎以为“无政府主义者会以自身的原则之名，希望那种侵犯和摧毁他人自由与生命的‘奇特的自由’得到尊重。他们看起来几乎认为，在推翻了政府和私有财产之后，我们会因为尊重某些人渴望当统治者和财产所有者的自由，而任由政府与私产悄然重建。这样理解我们的理念，实在是稀奇古怪。”[Anarchy, pp. 42-3] 这几乎是想当然就可以得到的常识！但可惜实际似乎并非如此。因此，我们有必要阐明无政府主义关于保卫革命的观点，并说明，为何这一必要性并不意味着需要存在国家；以及这如果的确意味着国家，那也就意味着革命的终结。

“工人力量”所提出的论点，在列宁主义左翼中十分常见，其中包含三个谬误，接下来我们将逐一揭示。首先，我们必须说明，无政府主义者始终认为有必要保卫革命。这一点足以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民主的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打败统治阶级、阻止其重新掌权。其次，我们将讨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的定义，指出二者之间的共通与差异。最后，我们将概述无政府主义者为何反对“工人国家”，以使人们理解他们反对的真正理由。我们将逐一探讨上述各点。

对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而言，革命必须防御反革命威胁，这是不言自明的。以巴枯宁为例，尽管他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但他同样认为革命需要保卫自身：

“在现有政府被推翻之后，各公社必须依照革命的原则重新组织自己……为了保卫革命，他们的志愿者将同时组建一支公社民兵。但没有任何一个公社能孤立地保卫自己。因此，必须将革命向外扩展，发动其周边所有公社起义……并与它们联合起来，共同防御。”[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142]

“所有劳动联合会的联盟……将组成公社……将建立街垒的常设联合以及一个革命公社委员会……[由]代表[组成]……[他们]拥有约束性委托，并始终负有责任并可被随时罢免……所有省份、公社和联合会……[将]向一处约定的集会地点派遣代表（所有人……都拥有约束性委托、需对其行为负责并可被召回），以建立起起义的联合会、公社与省份的联合体……并组织一支有能力击败反动势力的革命武装力量……正是通过将革命向外扩展，并有组织地为起义区域之间的相互防御作准备，这场革命的普遍性……才将最终获得胜利。”[Op. Cit., pp. 155-6]

马拉泰斯塔亦持相同立场，他明确指出“志愿者队伍（无政府主义编制）”是一种保卫革命、防止“将自由人民再次奴役”的手段。保卫革命需要“必要的地理与技术知识，尤其是大批愿意投身战斗的民众。一届政府既无法提升前者的能力，也无法增强后者的意志与勇气。”[Anarchy, p. 42] 数十年后，他的立场并未改变，仍然主张“组建志愿民兵，但其职责不包括干涉社区生活，仅用于应对旨在恢复旧秩序的武装反动攻击，或抵抗外来干涉”，因为只有“手握武器、掌控土地、工厂与掌握全部自然财富的人民”才能“保卫……革命”。[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66 and p. 170]

亚历山大·伯克曼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他那部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经典入门著作中，他特地用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标题直截了当地为《保卫革命》。他指出，“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你有责任捍卫你的自由，抵抗强制与压迫……社会革命……将从任何方向的入侵中保卫自己……武装的工农是革命唯一有效的防线。他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工会与工团组织，时刻警惕反革命的袭击。”[What is Anarchism?, pp. 231-2] 艾玛·戈尔德曼亦表达了明确无误的立场，她称自己“一直坚持认为，面对武装攻击革命的行为，必须以武装力量回应”，而“面对武装的反革命与法西斯袭击，除了武装防卫，别无他法。”[Vision on Fire, p. 222 and p. 217] 克鲁泡特金同样认为理所当然：“一个工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只能通过一场革命建立，而“每当这种大规模的加速进化与重建时期开始时，国内战争便极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爆发。”问题在于“如何在最小限度的内战、最少的牺牲和最低程度的相互仇恨中，取得最大的成果。”为达成此目标，“唯一的手段是，让被压迫阶级尽可能清晰地理解他们想要达成什么，以及如何达成；他们还必须充满实现目标所需的热情。”因此，“在人类发展的某些时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内战的爆发与个人的意志毫无关系。”[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pp. 270-1]

因此，杜鲁蒂在西班牙革命期间前线作战时所说的：“资产阶级不会因为我们想要建立一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就让我们如愿以偿。他们会反击、会捍卫自己的特权。我们能建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唯一方式，就是消灭资产阶级”，这既不是新意，也完全不违背无政府主义理论。[引自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84] 显而易见，无政府主义始终认识到保卫革命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相关构想（如乌克兰革命中的马赫诺运动及西班牙革命中的CNT民兵，便成功地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因此，任何关于无政府主义否认保卫革命必要性的说法，都是彻头彻尾的虚假陈述。可悲的是，这种说法却被马克思主义者反复宣扬（显然是受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歪曲的启发——参见H.4.7节）。

这便引出了第二个命题，即：任何试图保卫革命的举措，都意味着建立起一个国家（无论它被如何命名）。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一论点恰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者根本不了解国家的真正含义。尽管托洛茨基主义者将“国家”定义为（援引“工人力量”的话）：“一个使得一阶级能够统治另一阶级的机构”，但无政府主义者的定义则有所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不会否认现代国家（借用马拉泰斯塔的精彩表述）是“资产阶级的仆役和宪兵”[Anarchy, p. 23]。然而，如我们在H.3.7节所讨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肤浅的，更多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而非科学的论证。无政府主义者则采取一种进化视角来看待国家，并由此认为，历来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维护少数阶级的权力，并且不出意料地发展出一些有助于此目标的特征。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权力的集中。这一机制确保了劳动人民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使得权力始终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权力集中（无论其形式如何）正是维系阶级制度的核心手段，也是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

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国家的观念“包含了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的存在”，还意味着“领土的集中以及社会生活诸多职能的集中，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它“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起某种新的关系……以使某些阶级臣服于其他阶级的统治”，而这一点在“研究国家的起源时便变得显而易见”。[The State: Its Historic Role, p. 10] 代议制民主便正是如此：

“攻击中央权力、剥夺它的特权、去中心化、解体权威，这等于将事务的管理权交给人民自己，从而冒着发生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风险。因此，资产阶级反而更加致力于强化中央政府。”[Kropotkin, Words of a Rebel, p. 143]

克鲁泡特金接着指出，这就意味着“代议制度是由资产阶级组织起来以保障其统治的，而它将随着资产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对于即将开启的新的经济阶段，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其原则应与代议制完全不同。事件的逻辑迫使我们这样做。”[Op. Cit., p. 125]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可以借助国家（亦即任何集中化和等级化的社会结构）来组织和保卫社会革命的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错误的逻辑之上，也就是“他们似乎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与工人运动追求的是同一个目标。倘若如此，二者也许可以采用相同的手段；但既然资本家谋求的是完善其剥削与统治体系，而工人追求的是解放与自由，那么，两者显然不能使用相同的手段来实现各自的目标。”[George Barrett, Objections to Anarchism, p. 343]

如果在新社会中复制那些具有集中化与权力委任等特征的社会结构——即那些标志着阶级社会制度的特征——那将是一次错误的尝试，只会重建出一种新形式的阶级制度，让一个新的统治精英集团得以统治和剥削多数人。因此，尽管我们与马克思主义者同样认为国家的主要功能是捍卫阶级社会，但我们同时强调：国家的结构本身就是为了履行这一功能而演化出来的。用鲁道夫·洛克尔的话来说：

“社会制度……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由特定的需求所召唤，以服务于特定的目的……新兴的有产阶级需要一个政治权力工具，以维持他们在本国人民之上的经济与社会特权……于是，便产生了促成现代国家形成的社会条件——即作为特权阶层与特权阶级的政治权力器官，为了对无产阶级的强制性征服与压迫……尽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外在形式不断变化，但其功能始终如一……正如动物身体的器官功能无法任意改变一样——譬如说人不能用眼睛去听、用耳朵去看——同样地，一个社会压迫的器官也无法随意被转变为解放被压迫者的工具。国家只能是它本来的模样：大众剥削与社会特权的保卫者，以及特权阶级的制造者。”[Anarcho-Syndicalism, pp. 14-5]

因此，一个基于全体人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新型社会（而无阶级社会只能如此）就意味着国家的终结。这是因为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为了排除这种参与而被设计出来的。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把前工人阶级用以管理（并保卫）自由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称为“国家”，是在滥用词藻。

然而，正如“工人力量”所指出的，有人可能会反驳称，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由公社与工作场所会议联合而成的联合会，以及为其保卫而设立的志愿民兵组织，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新形式的国家。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这种联邦制度，由于建立在社会组织、集体决策以及（最终）人民武装的基础之上，因此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将其视作国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反驳巴枯宁时也曾持此立场，他们宣称：“将这种体制称为‘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革命公社’并无实质区别。名称的改变无法改变其本质”，因为公社委员会若要有所作为，“就必须被赋予某种权力，并由一种公共力量来支撑。”[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469]

无政府主义者对此论点予以否定。正如丹尼尔·盖林所指出，巴枯宁最初使用“国家”一词时，“是将其作为‘社会集体’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但无政府主义者很快意识到，采用与威权主义者相同的词语，却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他们认为，新概念应当使用新词汇来表达，继续使用旧术语只会造成危险的歧义，因此他们停止用‘国家’称呼未来的社会集体。”[Anarchism, pp. 60-1] 这不仅仅是语词或语义之争，而是触及自由意志主义者与威权主义者对社会与社会变革理解之间的根本分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的结构本身就是为了确保少数人的统治，因此所谓“工人国家”也不过是对工人的一种新形式的少数人统治。正因如此我们才主张，自下而上的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绝不能与“国家”混为一谈。俄国革命验证了这一观点：尽管布尔什维克称其专政为“工人国家”，但工人在其中却毫无权力可言。

无政府主义者早已指出，政府并不等同于集体决策。而将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自下而上的公社制度称为“国家”，然而其功能正是为了推动并保障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参与时，这么做实属荒谬。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明显事实的模糊意识，正是他们常常谈论“半国家”、“一种新的国家”、“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或其他表达方式来描述其革命后体制的原因。这样的“国家”，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一种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国家的国家”。[引自列宁, Op. Cit., p. 319] 若果真如此，那为何还要称之为国家？

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恩格斯本人实际上为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提供了充分的支持。确实存在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其本质上并非国家。恩格斯在论述美洲原住民易洛魁邦联（Iroquois Confederacy）时指出，“邦联的机关是一个联邦议会”，“[由人民大会]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该体制“没有首席执行官”，而是由“两位最高战争首领”组成，“一旦战争爆发，主要由志愿者作战。”然而，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尚无已知国家形态的社会的组织形式”。[Selected Works, p. 517, p. 518 和 p. 516] 而在无政府主义公社中，也同样设有由人民大会选举并授权的联邦委员会，这些大会本身亦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结成联合。生产资料已被社会整体没收并占有，阶级亦已废除。志愿民兵组织则负责自卫，以抵御反革命势力企图再次将自由民众置于权威之下的企图。为什么这样的社会不被视为“尚无已知国家形态”的社会？难道只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公社正在与资产阶级作斗争？如果如此，那是否意味着易洛魁邦联在与试图对其施加资产阶级统治的势力作战时，它就成了一个国家？这一点令人质疑。因此，马克思的断言明显是错误的，它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内在的混乱，也显露出马克思主义者在攻击无政府主义时所堕入的不合逻辑的深渊。

这并不是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种“标签”之争，而是关乎革命中谁真正掌握权力这一关键问题——是武装起来的人民，还是一个新的少数派（所谓的“革命”政府）。换句话说，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区分自由意志主义式的组织（权力归于基层，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与国家（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之间的区别。这种混淆有助于解释为何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失败告终。将工人阶级的权力与政党的权力混为一谈，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之一。那么，为何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将其革命后的组织称为“国家”？仅仅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也意识到，在所谓的“工人国家”中，实际上掌握权力的并非工人阶级，而是政党。这正是俄国的情况。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工人阶级从未真正掌握过权力，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最明显的矛盾之一——正如我们在H.3.8节中所讨论的，列宁主义者通过主张政党必须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来掌握其权力，从而“解决”了这一矛盾。

此外，正如我们在H.3.9节中所讨论的，那种将国家简单地视为经济阶级工具的观点，不仅过于简化，也是不正确的。国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不平等的来源，因此它本身就可以压迫并剥削工人阶级，其程度不仅不亚于任何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甚至还可以独立于这些阶级：

“所有的政治权力不可避免地为权力行使者创造了一种特权地位。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违背了平等主义原则，并打击了社会革命的核心……[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他特权的源泉，即便它并不依附于资产阶级。它一旦接管革命、控制革命并驾驭革命，就不得不建立一个官僚体制——这对一切想要维持自身、欲求发号施令——或一言以蔽之：渴求统治——的权力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很快，它就吸引了各种渴望支配与剥削的分子汇聚其下。

“由此，它构成了一个新的特权等级，起初是在政治上的，继而在经济上……它在各处播下不平等的种子，并迅速感染整个社会机体。”[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249]

如果问题仅仅是巩固革命和其自我防卫的问题，那么就没有争论的余地：

“但也许真相恰恰是这样：……[一些人]将‘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简单理解为：工人阶级采取革命行动，占有土地和生产工具，并试图建立一个不存在剥削和压迫生产者之阶级的社会与生活方式。

“如果是这样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它将意味着所有工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权力，并且一旦反动派的抵抗消失、再也没有人能够通过暴力迫使群众服从并为其工作，这种状态便将转化为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之间的分歧无非是语义问题而已。‘无产阶级专政’将意味着每个人的专政，也就是说，它将不再是专政，正如由全体人民实行的‘政府’，不再是那种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被称作‘政府’的威权体制。

“但那些真正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并不持这种观点，正如他们在俄国所明确展现出来的那样。当然，无产阶级在其中有所参与，但正如在民主制度中人民也参与其中一样——这都是掩盖了事物的真实本质。实际上，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政党的专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该党领导者的专政：一种真正的独裁，有它的法令、它的刑罚、它的爪牙，最重要的是，有它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目前[1919年]虽然用于保卫革命对抗外敌，但明天就会被用来将独裁者的意志强加于工人身上，用来限制革命的发展、巩固正在兴起的新利益集团，并保护新形成的特权阶级免受群众的冲击。”[Malatesta, 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p. 38–39]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谁“夺取了权力”——是广大的民众，还是一个自称代表民众的政党？这一区别至关重要，而将“国家”这一用词同时用于这两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结构——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的公社联合体，另一种则是自上而下的、等级森严的集权组织（历来一切国家皆属此类）——只会混淆视听。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民主的工人国家”作为革命自我防卫手段的原因所在。它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掌握权力或管理社会，恰恰相反，它意味着少数人的夺权——在这种情况下，即先锋党领导层的夺权。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的本质设计就是将广大民众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托洛茨基主义者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正是基于这一理由，支持“工人国家”概念、主张建立工人国家。国家所意味着的权力集中，恰恰是先锋党能够无视（用“工人权力”的说法）“多数人的意志”的必要前提。这种观点显然是他们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正如我们在H.1.2节中讨论过的，将“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党的专政”，在列宁主义圈子里早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常识。无政府主义者早已警告，这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这一点也被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亲口承认。

不必多言，“工人权力”（与大多数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样）将俄国革命的堕落归咎于内战及其孤立状态。然而，他们并未从这种角度看待党建立起的一党专政；此外，正如我们在H.6节中详细论述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对工人阶级自治和民主的破坏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已开始，这一事实印证了无政府主义理论。列宁主义领导人所得出的结论，不过是为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采取的行动进行辩护。

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民主工人国家”这一概念的根本原因。简而言之，只要它是一个国家，它就无法是真正民主的；而只要它是真正民主的，它就不再是一个国家。列宁主义者所谓的“工人国家”，实际上意味着由政党掌握权力。我们必须强调，这是国家本质所决定的自然结果。国家本身就是为了少数人的统治而设，其本质上排斥大众参与，而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对此也并无异议。也难怪在实践中，布尔什维克政权打压一切可能妨碍党权的民主形式。莫里斯·布林顿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工人的权力’无法与党的权力相等同——而布尔什维克却一次次地将两者划上等号……所谓‘夺取权力’，真正的含义在于广大工人阶级最终意识到自己有能力管理生产与社会——并为此而组织起来。”[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p. xiv]

因此，总结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否定通过国家来保卫革命的观念。正如巴枯宁曾言，存在着“共和制国家”与“共和制公社、共和制联合会，即无政府主义的体系”两种路径。“这正是社会革命的政治，其目标在于废除国家，建立人民自由的经济组织——自下而上通过联合组织而成。”[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14] 实际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只会摧毁任何革命最为重要的成果——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并以另一种形式的少数统治（由政党掌权）加以取代。无政府主义者始终主张，保卫革命绝不能与国家混为一谈，因此必须废除国家，同时保卫革命。唯有当工人阶级真正自己掌管社会时，革命才算是成功。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意味着“真正的解放只能通过工人自身的……直接、广泛而独立的行动来实现……他们应组织于自身的阶级组织中……以具体行动与自治为基础，由革命者在专业、技术、防卫与其他分支机构上，于群众之中、而非居于其上地，去协助——而非统治——工人阶级。”[Voline, Op. Cit., p. 197]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国家无法被改造或调整，只能通过社会革命被彻底摧毁，并由工人阶级在自身斗争过程中所创造的组织与结构加以取代（详见H.1.4节）。不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辩称，无政府主义者对所谓“工人国家”的反对，与是否保卫革命毫无关系。

H.2.2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
否认“阶级冲突”和“集体斗争”？

当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一贯高度关注阶级斗争，关注工人阶级的组织、团结与行动。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斯·沃尔特对此作了极为明确的总结，值得在此大段引用：

“十九世纪几乎所有形式的革命社会主义，无论是威权主义的还是自由意志主义的，都以阶级斗争的概念为基础……‘无政府主义者’一词最早由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于1840年采用，尽管他本人并不喜欢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但他承认它的存在，并在必要时明确站队……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期间，他坚决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反对资产阶级……他最后一本著作正是一部关于无产阶级政治必要性的肯定性研究……

“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在其后，由第一国际中的反威权主义派别所创立……他们接受了[该组织的]《成立宣言》……该宣言由卡尔·马克思起草，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首要地位，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必须由无产阶级自身争取’；他们也接受了1869年由米哈伊尔·巴枯宁起草的《国际社会民主同盟纲领》，同样主张阶级斗争为基础……他们还接受了圣伊米尔代表大会的宣言，该宣言坚持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并强调‘拒绝在实现社会革命的道路上达成一切妥协，各国无产者必须在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之外建立起革命行动的团结’……这无疑是最初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而这一运动毫无疑问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的自由意志主义理解之上的。

“这场运动的大多数领导者——最初是米哈伊尔·巴枯宁、詹姆斯·纪尧姆、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卡洛·卡费罗，后来是彼得·克鲁泡特金、路易丝·米歇尔、埃米尔·普热、让·格拉夫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斗争，社会革命将由前者反对后者来实现。他们从传统的革命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工人阶级的传统斗争实践中……汲取了这些思想……

“二十世纪早期的伟大革命——墨西哥、俄国、西班牙的革命——全都源自于阶级斗争，并都包含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一方的积极介入。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伟大烈士——从1887年的干草市场，到1909年的弗朗西斯科·费雷尔，再到1927年的萨科与万泽蒂——皆殒命于阶级斗争之中。那些伟大的无政府主义战士——从埃米利亚诺·萨帕塔，到内斯托尔·马赫诺，再到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无一不是在为阶级斗争而战斗。

“所以……阶级斗争在无政府主义中……[以及]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是无可争辩的。”[The Anarchist Past and other essays, pp. 60-2]

任何对无政府主义及其历史哪怕只是略有了解的人，都不可能忽视阶级斗争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尤其（但不限于）其革命主义的形式。否认这一点，无异于公然歪曲捏造无政府主义。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曾做出过这种否认。

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帕特·斯塔克曾宣称，无政府主义者“忽视……变革的集体本质之重要性”，因此“淡化了工人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他据此认为，在无政府主义看来，工人阶级“并不是变革的关键”。他强调，在蒲鲁东、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那里，“革命并不是关乎……集体斗争或集体进步”，而无政府主义“鄙视集体性”。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声称克鲁泡特金“完全不同于将阶级冲突视为社会变革动力的马克思，而是认为合作才是社会过程的根基”。因此，“既然阶级冲突不是变革的引擎，工人阶级就不是主体，集体斗争也就不是手段。因此，从骚乱到炸弹之间可能出现的一切行动，凡是对抗国家的，皆被赋予了同等正当性。”[“Anarchy in the UK?”, Socialist Review, no. 246] 毋庸置疑，他像往常一样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做出了例外处理，这恰恰暴露了他对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的完全无知（见H.2.8节）。

如此言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很难相信一位列宁主义政党的主要成员竟会写出这般荒谬的言辞，这只能说明斯塔克明知真相，却选择视而不见。总的来说，反驳这些说法非常容易。我们只需做斯塔克没有做的事：引用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原著即可。哪怕只是最粗略地了解革命无政府主义的著作，也足以令读者确信斯塔克完全不知自己在说什么。

以巴枯宁为例。他不仅未曾否认阶级冲突、集体斗争或工人阶级的关键作用，反而是将其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核心基础。正如他所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对立，这种对立必然源于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他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只有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被废除”之后，这场战争才能终结。为了使工人“变得强大”，他“必须团结”其他工人，将“一切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工人协会联合为一个世界性的协会，一个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正是“通过实践与集体经验”、“通过经济斗争的持续扩展与发展，[工人]将逐渐认识到他[和她]真正的敌人：包括教士、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内的——特权阶级；以及一个只为维护这些阶级特权而存在的机构——国家。”而“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通过实践行动来实现解放”，“这只有一个含义：在对抗老板们的斗争中实现工人的团结。这意味着工会、组织，以及抵抗基金会的联合。”这样，“当革命因现实条件的力量而爆发时，国际就会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并明白它应当做什么”，也就是说，“掌握革命的主导权”，并成为“一个由各国工人协会组成的真正的国际组织”，从而“有能力取代这个即将灭亡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The Basic Bakunin ，第97-98、103、110页]

这很难说是一个否认阶级冲突、否认工人阶级与变革之集体性的人的言论！而且这也并不是巴枯宁孤立的观点，而是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张。对巴枯宁来说，“新运动的主动权将掌握在人民手中……在西欧，是城市和工厂工人——在俄国、波兰以及大多数斯拉夫国家，则是农民。”然而，“为了使农民能够揭竿而起，绝对有必要让城市工人首先发起这场革命运动……他们将社会革命的本能、理念与自觉意志融入自身。”[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75] 同样地，他还主张“平等”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目标”，“工人阶级的组织是其力量所在，世界无产阶级的统一……是其武器，是其唯一的政策。”他强调，“为了创建一支人民的力量，能够粉碎国家的军队力量与民间力量，必须组织起无产阶级。”[引自K.J. Kenafick,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p. 95 和 p. 254]

罢工在巴枯宁的思想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正如在所有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中所体现的那样）。他将罢工视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战争的开端……罢工从两个方面来看都是极其宝贵的工具。首先，它们能激发群众……唤醒他们意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之间的深刻对立……其次，它们极大地促进并确立了不同工种、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国家的工人之间的团结意识，以及实实在在的团结：这是一种双重的行动，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直接趋向于建构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世界，与资产阶级世界几乎完全对立。”[引自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886, pp. 216–217] 对巴枯宁而言，罢工是对社会革命的训练，因为它们“创造、组织并组建了一支工人军队，这支军队将摧毁资产阶级与国家的力量，并为一个新世界奠定基础。”[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p. 384–385]

革命将是一场“全民的起义，并且是工人自下而上的自愿组织。”[Statism and Anarchy, p. 179] 正如我们在I.2.3节中所论述的，对巴枯宁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正是集体阶级斗争的过程本身构成了自由社会的基础。因此，在巴枯宁看来，“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由工人首先在其工会中自由联合或联合会式地组织起来，然后是公社、地区、国度，最终是一个伟大的国际性与普遍性的联合会。”[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06]

换言之，由革命所创建的基本结构，将建立在工人阶级自己在反对压迫与剥削的斗争中所形成的、战斗性组织基础之上。连接现实与未来的纽带将是工会（工人协会），它既是消灭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手段，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框架。对巴枯宁而言，“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劳动者与劳动剥削者之间不可遏止的冲突”。一个“有生命力的、有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只能“由被唤醒的革命意识、集体意志以及劳动群众自身的组织来实现”。[Bakunin on Anarchism, p. 191 和 p. 212] 因此他强调，必须“越来越多地组织起一切行业、一切国家的劳动者之间的实际的、战斗性的国际团结，要记住……你们将在这一普遍的集体性中，发现一种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因如此，巴枯宁主张在自我管理的组织中实行自我纪律，这一立场直接源于他对社会变革之集体性的深刻认知：“今天，在革命行动中正如在劳动中一样，集体主义必须取代个人主义。要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自我组织，你们将比世界上一切的政治领袖都更加强大。”[引自Kenafick, Op. Cit., p. 291 和 p. 244]

考虑到以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这样的一位理论奠基者，竟被斯塔克指责为忽视“工人阶级的中心性”、声称工人阶级“不是变革的关键”、否定“变革的集体性”以及忽视“集体斗争与集体进步的重要性”，甚至“鄙视集体性”！显然，任何声称巴枯宁持有上述观点的人，都显然对他所谈论的话题一无所知。

当然，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所有的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巴枯宁的论述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他也同样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建立在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与组织之上。他始终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始终主张，积极参与那些在劳动与资本及其保护者——国家——的对抗之间，进行直接斗争的工人组织。”这种斗争“比任何其他间接方式都更能帮助工人在当前劳动条件中争取某些暂时的改善，同时使他睁开双眼认识到资本主义及其国家造成的危害，并唤起他思考一种无需资本家与国家干预的消费、生产与交换的组织方式的可能性。”[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p. 82–83] 在他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的“无政府主义”条目中，克鲁泡特金强调，无政府主义者“一直竭力在劳动组织中直接地传播他们的思想，鼓励这些工会直接对抗资本，不要寄希望于议会立法。”[Anarchism, p. 287]

他非但没有否认集体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反而一再强调这一点。正如他曾写道：“要实现革命，广大工人群众必须自我组织。抵抗与罢工正是组织起来的极好方式。”他主张：“问题在于在每一个城市中，为各行各业组织抵抗协会，设立对抗剥削者的抵抗基金会，加强每个城市工人组织之间的团结，并使它们彼此建立联系，使之联合……工人间的团结不应再是空洞的口号，而应在各行业、各国之间的每一天中践行。”[quoted by Cahm, Op. Cit., pp. 255-6]

由此可见，克鲁泡特金深知群众性、普遍性的斗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如他所言，无政府主义者“非常清楚，每一次群众运动都是朝着社会革命迈进的一步。它唤醒反叛的精神，使人们习惯于将既定的秩序（或说既定的混乱）视为极不稳定的状态。”[Words of a Rebel, p. 203] 就社会革命而言，他指出：“必须对私有财产予以决定性的打击：从一开始，工人就必须着手接管全部社会财富，使其成为共同财产。这场革命只能由工人自身来完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群众必须建立自身的组织，因为“大多数工人不仅必须脱离资产阶级而组织起来……还必须在革命前夕就亲自采取行动……而这种行动只能在一个强大的工人组织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也显然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寻求组织起广大工人群众。我们……必须投入人民的组织之中……当广大工人群众被组织起来，而我们身处其中以强化其革命理念、使反抗资本的精神在其中发芽……那么这就将是社会革命。”[quoted by Caroline Cahm, Op. Cit., pp. 153-4]

他将阶级斗争理解为“在所有国家、在一切可能条件下的无数的反抗行为：首先是个体对资本与国家的反叛；然后是集体的反抗——罢工与工人阶级的起义——它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在为一场群众性的反抗、一场革命，做准备。”显然，克鲁泡特金绝未忽视社会变革的群众性与集体性，他指出“工人群众与农民的无数次起义”是积极的信号。他认为，罢工“过去曾是‘袖手旁观的战争’”，但现在却正“迅速转变为反抗，有时甚至演变为规模庞大的起义。”[Anarchism, p. 144]

克鲁泡特金的立场无法再更清晰了。不过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斯塔克的论断，克鲁泡特金之所以明确地反对他所处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正是因为它“已经背离了纯粹的劳动运动，即通过罢工、工会等方式直接对抗资本家的斗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罢工与工会，是因为它们“会转移力量，使之导向选举风潮”；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拒绝狭隘的政治斗争，[并因此]在理论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成为更具革命性的派别。”[The Conquest of Bread and Other Writings, pp. 207-8, p. 208 and p. 209]

而帕特·斯塔克竟宣称克鲁泡特金并未将“阶级冲突视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也不认为“阶级冲突是变革的引擎”，认为工人阶级“不是推动者，而集体斗争不是实现手段”！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完全是对克鲁泡特金相关思想完全彻底的曲解。

至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们对阶级冲突、集体斗争与组织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工人阶级发动群众性社会革命的清醒认识。比如，艾玛·戈尔德曼就曾指出，无政府主义“主张直接行动”，她写道：“工会主义，这个现代斗士的经济战场，正是直接行动的产物……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甚至英国（请看英国工会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直接的、革命性的经济行动已成为争取产业自由斗争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使世界开始认识到劳动力量的巨大重要性。总罢工是工人经济意识的最高体现……今天每一场重大的罢工，若要取得胜利，必须意识到团结一致的总抗议所具有的重要意义。”[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pp. 65-6] 她将集体阶级斗争置于其思想的核心位置，更重要的是，她视其为建构无政府社会的途径：

“我们必须聚焦于这场阶级战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虚伪价值、邪恶制度以及一切社会暴行的斗争。那些意识到参与伟大斗争之紧迫需要的人……必须组织起群众，为推翻资本主义与国家作好准备。工人所需要的是工业与经济上的准备。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革命……唯有如此，人民才能将他们的孩子带出贫民窟，带出血汗工厂与棉纺厂……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自由，消除一切战争、罪行与不公。”[Red Emma Speaks, pp. 355-6]

对马拉泰斯塔而言，“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强大力量是工人阶级运动……工人们通过为捍卫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组织，开始意识到自己所承受的压迫，认识到他们与雇主之间的对立，从而开始向往更好的生活，习惯于集体斗争与团结互助。”这也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承认工人运动的效用与重要性，必须支持其发展，并使其成为自身行动的一个杠杆，竭尽所能促使该运动……以社会革命为终途。”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加深资本家与工资奴隶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宣传对私有财产的征用与国家的毁灭。”新社会将通过“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自由联合与联合会”来组织。[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13, pp. 250-1 and p. 184]

亚历山大·伯克曼的看法自然也是一致的。正如他所言，只有“工人”，作为“现存制度下受害最深的一群人”，才能废除资本主义与国家制度，因为“他们有着废除这些制度的直接利益……劳动的解放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救赎。”他强调：“唯有正确的工人组织才能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从车间与工厂出发，自下而上的组织，建立在各地工人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唯有此种方式才能解决劳工问题，并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What is Anarchism?, p. 187 and p. 207]

由此可见，所谓声称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或更广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视阶级斗争与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与组织的说法，要么是谎言，要么是无知。显然，无政府主义者自始至终都将工人阶级的斗争、组织、集体直接行动与团结互助置于其政治主张的核心位置，并视其为实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此外，这一立场也体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旗帜象征中，我们在关于无政府主义象征的附录部分对此有进一步讨论。根据路易丝·米歇尔的说法，“黑旗是罢工的旗帜。”[The Red Virgin: Memoirs of Louise Michel, p. 168] 如果如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无政府主义拒绝阶级冲突与集体斗争，那么使用这样一面本身就象征这两者的旗帜，未免显得矛盾。然而，对于哪怕只是稍有无政府主义及其历史常识的人而言，这都并无任何矛盾，因为无政府主义显然就是建立在阶级冲突与集体斗争基础之上的。

H.2.3 无政府主义是否“眷恋往昔”？

列宁主义者帕特·斯塔克指出，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个关键分歧点”在于，前者“远未理解资本主义所代表的进步，反而倾向于怀旧地回望过去。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痛恨资本主义的种种恐怖，但却眷恋往昔。”[“Anarchy in the UK?”, Socialist Review, no. 246]

正如他另一项所谓的“关键分歧点”（即否认阶级斗争——参见上一节）一样，斯塔克的说法纯属谬误。即使最草草地翻阅蒲鲁东、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也足以使读者确信这一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无政府主义者从不回望过去来构想社会生活，相反，我们始终谨慎地以现实社会的状态为基础，并依据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积极现实趋势来构建我们的理念。

必须牢记“进步”的双重性质。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社会，充斥着剥削、压迫与各类社会等级结构。在这样的社会中，“进步”绝非中立之物。它反映的是既得的利益、掌权者的需要、经济制度的逻辑（如逐利冲动）、对从中受益者的辩护，以及国家与企业间权力的不平衡，等等。同样，“进步”也会受到阶级斗争的塑造，即受到劳动阶级对剥削和压迫的反抗，以及生产的客观需要的影响。因此，社会中的各种趋势，实质上是反应了现存的阶级冲突、社会等级与权力关系。

这一点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产业结构发展，根本上是为了最大化资本家的利润与权力。因此，它的演进（无论是通过市场机制还是国家干预）都是为了保障这一目标。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发展趋势，往往正是为了资本的扩张而存在。然而，一个将利润置于人民之上的社会所采纳的某种生产组织方式，即便被称为“高效”，也丝毫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亦应当如此。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中的某些特定趋势（如企业的集中化与集权化），并不是出于对过往的“眷恋”，而是因为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方法本质上是为资本服务的，这些方法未必适用于一个以人的需求与生态需求为决策标准的社会。

这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就意味着要质疑资本主义“进步”的基本假设。因此，革命在完成对资本家的剥夺和国家的摧毁之后，首要任务就是改造产业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而不是维持现状。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资本主义的方法无法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我们争取民主化和社会化工作场所的斗争中，在我们认识到由直接生产者集体发起的改变劳动条件的努力之重要性中，我们指出，工厂不仅仅是生产的场所，还是再生产的场所——再生产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这种结构建立在命令者与服从者的分工之上。此外，产业结构的形成正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那么，为什么要假定这种结构在生产有用产品、从事有意义劳动、且不危害环境、损害社会和实际劳动者的前提下，也会能同样的“高效”呢？

另一个相关方面在于，从恰帕斯的萨帕塔运动到反对转基因食品与核能的斗争，许多当代斗争本身就恰恰体现出了，人们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进步”不能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以进步之名驱逐土地上的人民、推广终结者之种，这类行为并不是对“往昔”的怀旧——尽管支持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人常常以此来指责我们。但实际上，这些斗争是为了将“人民置于利润之上”。

如此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法理解这一点，表明他们的意识形态仍然信奉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的“进步”观念。因此，只有诡辩者才会将对资本主义内部趋势的批判性评估，与对过去的怀念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正是资本主义“进步”观的体现，而这种观念一直以来都被用来为现存体制中的非人道现象辩护。简而言之，仅仅因为某个过程在逐利市场中被“奖赏”，并不意味着它在人类或生态的角度上具有合理性。例如，正如我们在J.5.11节中所论述的，尽管早有充分证据证明合作社与工人自我管理制度的更高效率和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市场仍阻碍其普及。从资本家需求的立场来看，这完全合乎逻辑；但从工人的立场，或者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来看，则毫无道理。马克思主义者是否会因此主张：因为合作社和工人自我管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是边缘现象，所以它们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就应当无足轻重？又或者，如果一个社会主义者对它们表示兴趣，就意味着他“眷恋”某种过时的生产方式？我们希望他们不会如此主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未来设想的普遍误解，也伴随着对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出思想的社会条件的彻底无知。尽管帕特·斯塔克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忽视“物质条件”，但真正无视这一点的，正是指责蒲鲁东的斯塔克本人（以及与他观点相近者）。斯塔克称这位法国人为“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并引用马克思的话，说蒲鲁东是“农民或手工业主的社会主义者”。而实际上，这一说法出自恩格斯之口，而非马克思，尽管如果马克思在世时看到这句话，或许也不会反对。[The Marx-Engels Reader, p. 626] 斯塔克据此暗示，蒲鲁东提出互助主义思想时是在“对过去充满向往”。

然而，事实与此恰恰相反。因为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所处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农民为主的社会。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承认的那样：“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农民“构成了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口。”[Op. Cit., p. 493] 因此，蒲鲁东将占人口多数的群体的诉求纳入其理论体系，并不是“眷恋往昔”，而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这也表明，恩格斯称这位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为“小农或手工业主的社会主义者”并不令人意外，而只是对事实的陈述，因为当时的法国工人阶级主要就是由小农和手工业主（或称工匠）构成。换言之，这种说法反映的是蒲鲁东所处的社会现实，其目标并非回归过去，而是要在当下终结剥削与压迫，而不是等待一个无法确定的未来时机。

此外，蒲鲁东的思想远不止于此，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其理论限缩于某个阶层的做法大相径庭。正如K·史蒂文·文森特所指出的，蒲鲁东的“社会理论，不能被简化为只面向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只为小资产阶级准备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来自于、并服务于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而在十九世纪中期……大多数法国工人仍是手工业者。”事实上，“虽然马克思关于‘产业工人最终将在相较于熟练工人中取得主导地位’的预言是正确的，但在十九世纪的法国，这种主导地位既不明显，也不是可以被预知的。实际上，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小型工业体的绝对数量甚至还在增加。”[《蒲鲁东与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兴起》，第5页与第282页] 蒲鲁东本人在1851年指出，在法国3600万人口中，有2400万是农民，600万是工匠。余下的600万人中，包括了雇佣工人，而对于他们而言，“工人协会”将是对“工资制度的抗议”、对“资本家统治的否认”，以及为了“大型劳动工具的管理”而存在的关键机制。[《革命的一般思想》，第97-98页]

总而言之，如果你所生活的社会就是以农民与工匠为主，那么被称作“小农或手工业主的社会主义者”根本算不上什么贬义；同理，根据你所在国家的现实条件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也绝非是“眷恋往昔”！而斯塔克竟然还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无视“物质条件”！

同样，也不能说蒲鲁东在其一生中忽视了法国的工业化进程。恰恰相反，如上所述，蒲鲁东并未忽视大工业的崛起，并主张这些行业应当由工人通过工人协会自我管理。正如他所言，“某些产业”需要“大量工人的联合劳动”，因此生产者是“一个集体”。在这些行业中，“我们别无选择”，因此“必须在工人之间组建协会”，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工人之间的关系仍会是上下级关系，工业中将形成两种阶级——主人与雇佣工人——而这，对一个自由而民主的社会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同上，第215-216页] 即便是恩格斯也不得不勉强承认，蒲鲁东支持“大型工业和大型机构，如铁路”等“工人协会”的形式。[同上，第626页]

总的来说，斯塔克对蒲鲁东思想及其所形成和所针对的社会（即“物质条件”）的理解，显然是一种无知。如前所述，蒲鲁东在其互助主义思想中确实纳入了大型工业的发展，因此主张通过工人协会和工人对生产的控制来废除雇佣劳动。或许斯塔克可以指责蒲鲁东过早地寻求终结资本主义、没有耐心地等待其进一步发展（但如果他真这么做，那他也必须以同样的理由批判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然而，这与“眷恋往昔”并无多少关联。

在歪曲蒲鲁东关于工业的思想之后，斯塔克又对巴枯宁进行了类似的曲解。他声称如下：

“同样，俄国无政府主义领袖巴枯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是根本问题。在他看来，工业化是一种罪恶。他认为工业化造成了西欧的堕落，因此他寄希望于更为原始、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斯拉夫地区带来变革。”

现在，令人极其感兴趣的是，斯塔克究竟是从何处得知巴枯宁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毕竟，这些主张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断定斯塔克纯属凭空捏造。我们认为，这正是他对如此离谱主张完全未提供出处的原因。查看他主要引用的资料来源，可以看到保罗·阿夫里奇写道：“在1848年”（即巴枯宁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近二十年之前），“巴枯宁谈到西欧的堕落，并将希望寄托于原始、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斯拉夫人以实现欧洲大陆的重生。”[Anarchist Portraits, p. 8] 剽窃的痕迹显而易见，歪曲也同样明显。鉴于巴枯宁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才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前的思想与评判无政府主义思想有何关联，实在令人费解。这就如同引用马克思来反驳法西斯主义一样荒唐——毕竟墨索里尼最初可是意大利社会党左翼的领袖！

当然，反驳斯塔克的说法极其简单。我们只需做他所未做之事：援引巴枯宁本人的话语。对于一个被说成认为“工业化是一种罪恶”的人来说，巴枯宁关于社会革命的核心思想之一，正是夺取工业并将其置于社会所有权之下。正如他所言：“资本和一切劳动工具都属于城市工人——属于工人协会。未来社会的全部组织，不应是别的，而应是工人之间的自由联合——包括农业工人、工厂工人以及手工业者的协会。”[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410] 巴枯宁主张：“若要摧毁……一切劳动工具……就等于要将全人类——今日之人类其数量之大，已无法仅凭自然的馈赠生存……——判处……饿死的命运。因此，资本不能也不应被摧毁。它必须被保留下来。”只有当工人“获得的不是个人而是集体的资本所有权”，并且当资本不再“集中于一个剥削性的、独立的阶级手中”时，他们才有可能“击碎资本的暴政”。[The Basic Bakunin, pp. 90-1] 他强调，唯有“联合的劳动，即建立在互惠与协作原则上的劳动组织，方才适合维系一个庞大且具一定文明程度的社会的生存。”此外，“人类劳动那无尽的生产力之全部奥秘，首先在于……科学地运用理性……其次在于劳动的分工。”[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p. 341-2] 这些论述，显然并非出自一位反对工业化之人之口！因此也就不足为奇，尤金·皮齐乌指出：“在186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巴枯宁]断然地否定了有关‘西方之腐朽’以及‘俄国之救世主命运’的这一信条。”[The Doctrine of Anarchism of Michael A. Bakunin, p. 61]

巴枯宁并未反对工业化或主张摧毁工业，相反，他认为革命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由工人协会接管生产资料，并将之转化为工人自身管理的集体财产。正如丹尼尔·盖林所言：

“蒲鲁东与巴枯宁都是‘集体主义者’，这意味着他们毫不含糊地支持，由联合起来的工人集体共同管理与运用大规模生产资料和公共服务，而非由国家来掌控。将蒲鲁东描绘为一个彻头彻尾崇尚私有财产的热衷者，是对他的严重误解。”[“From Proudhon to Bakunin”, pp. 23-33, The Radical Papers, Dimitrios I. Roussopoulos (ed.), p. 32]

显然，斯塔克根本不了解自己在说什么！而在蒲鲁东或巴枯宁之后，克鲁泡特金也没能逃过被斯塔克歪曲的命运：

“另一位来自俄国的著名无政府主义领袖，彼得·克鲁泡特金，也向过去寻求变革。他相信理想社会应建立在小型自治社区的基础上，去从事小规模的生产。他曾在西伯利亚的农民和瑞士山区的钟表匠中见识过这类社区。”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这其中存在剽窃行为。斯塔克所做的，不过再次总结了保罗·阿夫里奇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总结。[Op. Cit., p. 62] 他并未直接查阅原始资料，而是基于别人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理解再理解一遍！显然，这种层层转述的链条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信息的丢失，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遗憾的是，被“丢失”的正是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本身。

归根结底，斯塔克发表这样的言论，只是暴露了他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完全无知。至少阿夫里奇在其总结中尚且有所扩展，提到了克鲁泡特金对现代技术运用的积极评价，并强调应在适当的层面上加以应用，以使劳动及其环境尽可能令人愉悦。正如阿夫里奇所总结的那样：“若是应用于小型志愿工场，机器就可以将人类从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中单调乏味的苦役中拯救出来，允许人们有时间去休闲娱乐和追求艺术，并永久地摆脱传统人力劳动那地狱般负荷的烙印”[Op. Cit., p. 63] 这显然难以说得上是“向过去寻求”运用科学与技术来改造工业体系，使之以人的需要为核心而非以利润为核心！

斯塔克显然在赌读者也和他一样，没有读过克鲁泡特金的经典著作《田野、工厂与工坊》，否则他们便会意识到斯塔克严重歪曲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尽管总体而言，阿夫里奇的确对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总结，但他仍是将其置于自己建构的框架之中的。而克鲁泡特金在强调在自由社会中去中心化工业的重要性时，并不是从过去汲取灵感，而是观察现实社会中他认为本身指向反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可以从他详细分析当时经济现状为基础得出其结论看出——他认为工业将扩展至全球（这一预测已成现实），而小型工业将继续与大型工业并存（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基于这些事实，他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实现生产的去中心化，将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唯有通过一场社会革命实现对工业与土地的公有化、将社会财富交还给生产者之后，这样的目标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他所观察到的现代社会中的积极趋势仍将被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与国家权力所限制。

由于我们已经在第I.3.8节中所讨论的那种谬论，即认为克鲁泡特金（或普遍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致力于小规模生产的小型自治社区”，我们在此不再赘述。只需指出，他并未如人们常常所宣称的那样主张“小规模生产”（例如，他依然认为工厂是必要的），而是主张生产应当依据适当的规模进行，基于生产的客观需求（不受资本主义利润与权力需求所扭曲），同时也必然要考虑那些在工业环境中工作或生活于其周边的人们的需要（而在今日，我们还应补充：还要考虑环境的需求）。换言之，这是一种将资本主义转化为一个人类能够过上完整且有意义生活的社会的设想。这种转化的一部分，就是要建立一种以人的需要为基础的工业。他曾主张：“让工厂与作坊位于你的田野与花园边上，在那里工作。”“当然，不是那些需要处理巨大金属物料的大型设施，它们更适宜建于自然所指定的特定地点；而是为了满足文明人那无限多样的品味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作坊与工厂。”新的工厂与工作场所应当是“空气流通、卫生良好，并因而更为经济……在那里，人的生命被看得比机器与额外利润更为重要。”[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Tomorrow, p. 197] 他指出，在资本主义下，整个经济学的话语（就如工业发展本身）都是建立在利润动机的逻辑与理由之上：

“以利润、地租和资本利息、剩余价值等名义，经济学家们热衷于讨论土地或资本所有者、或某些的特权国家，如何从雇佣劳动者的低薪劳动中、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劣势地位中、或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经济落后中——榨取利益……

“与此同时，那一根本问题——‘我们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却不得不被搁置在一旁……社会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即为满足人类需要所需的能量经济学——结果到头来反而成了人们最不期待在经济学著作中以具体形式加以讨论的问题。”[Op. Cit., p. 17]

因此，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是在尝试探讨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发展，这一探讨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内部现有趋势的广泛研究基础之上，反映了资本主义所忽视的那些需要。若如列宁主义者所倾向的那样，将大型工业神化，就意味着将社会主义本身束缚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从其内在含义来看，这实际上设想了一种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别无二致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使用在阶级社会下发展起来的技术、工业结构与产业形态而不加改变（参见第H.3.12节）。因此，与其说批判克鲁泡特金，不如说斯塔克的评论（及类似的言论）只不过暴露了列宁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贫乏与其社会主义未来图景的空洞。

总之，任何声称无政府主义是“回首过去”或“眷恋往昔”的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H.2.4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认为
“国家是主要的敌人”？

帕特·斯塔克认为，“主导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观念”是“国家是主要的敌人，而不是将国家视为阶级社会中一个必须被摧毁的方面”。[“Anarchy in the UK?”, Socialist Review, no. 246] 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托马斯则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不公的根本来源是国家。”[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p. 2]

这种说法乍一看就说不通。毕竟，第一位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的第一部著作，难道不是《什么是财产权？》吗？其中难道没有提出了那句革命性的格言：“财产即盗窃”吗？难道仅此一事实，还不能足以打破“无政府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世界主要问题”的说法吗？显然，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尽管这一事实广为人知，也与无政府主义理论相符，但马克思主义者却仍不断重复这一虚假论断，即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是主要敌人。实际上，斯塔克和托马斯也不过是重复了恩格斯早期的一个论断：

“巴枯宁有一套独特的理论，是蒲鲁东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就前者而言，他并不认为资本，即由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对立，是首要的敌人，而是把国家视为必须被消灭的主要敌人……我们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与资本家——为保护自身社会特权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而巴枯宁则主张，是国家创造了资本，而资本家之所以拥有资本，只是是由于国家的恩赐。因此，既然国家是万恶之首，就必须首先消灭国家，然后资本主义自然就会自行崩溃。而我们则认为相反：应当先消灭资本，将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状态终结它，国家也就会随之崩解。这个差异是本质性的……资本的废除正就是社会革命。”[Marx, Engels and Lenin,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p. 71]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恩格斯并未说明他是从哪里得出这些关于巴枯宁思想的观点。同样，他的追随者们也把这类说法当作不证自明的常识，似乎无需任何证据加以支持。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包括巴枯宁在内的无政府主义者，表达了与恩格斯说法完全不同的思想，即社会革命的标志应是资本主义与国家的同时废除。这一点可以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那里得到印证。他与恩格斯不同，密尔意识到巴枯宁的思想意味着“不仅要消灭一切政府，还要把各种形式的财产从占有者手中夺取出来，用于公众利益。”[“Chapters on Socialism,”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376] 如果这位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能洞察无政府主义的这一面貌，恩格斯又为何视而不见？

毕竟，这种社会革命的构想（即同时包含政治、社会以及经济目标的革命）贯穿于巴枯宁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之后的所有著作始终。事实上，若有人声称他或普遍的无政府主义者仅仅反对国家，那只能说明其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全然无知。对巴枯宁而言，正如对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国家的废除与资本的废除是同步发生的。这种同步的废除正是社会革命的核心内容。正如一位学者所言：

“在巴枯宁看来，反对社会中权力的主要集中形式——国家——的斗争，并不亚于反对资本的斗争。然而，恩格斯对此的表述则略有不同，他主张对巴枯宁而言，国家才是主要敌人，仿佛巴枯宁并不认为资本同样是敌人，仿佛他不认为剥夺资本的过程虽不足以、却也同样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恩格斯的]表述……扭曲了巴枯宁的论点，巴枯宁同样将资本视为一种必须予以废除的罪恶。”[Alvin W. Gouldner, "Marx's Last Battle: Bakunin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1, No. 6, pp. 853-884, pp. 863-4]

例如在1865年，巴枯宁在其《兄弟会纲领》中明确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寻求一切国家的毁灭”。但他同时也论述，该组织的成员“必须是社会主义者”，并应当承认“劳工是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因此“凡不劳而获之人，皆为剥削他人劳动之人，皆为窃贼”。成员还必须“明白，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因此，“要实现最广泛的自由”只能“在最完全的（法理上与事实上的）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与社会平等之中”才有可能。革命的“唯一且最高目标”将是“人民在政治、经济与社会上的真正解放”。这是因为“若无政治平等”,政治自由“则无从谈起，而政治平等若无经济与社会平等则根本无法实现”。因此，“土地属于所有人。但其使用权仅属于那些亲手耕作之人”。至于工业方面，“通过工人协会自身的努力与经济力量，资本与生产工具将转归于那些亲自从事劳动的人们所有”。他也反对性别歧视，认为妇女“在一切政治与社会权利上均与男性平等”。最终，“任何一场革命，倘若不是同时进行的政治与社会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任何仅仅是政治性的革命……如果其根本目标并不是人民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直接而有效的解放，那它必然是……虚无缥缈的、欺骗性的。”[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p. 134-41]

1868年，巴枯宁也主张同样的思想。“国际兄弟会的宗旨是同时开展普遍性的、社会的、哲学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革命”，以摧毁“根植于财产、剥削、统治以及权威原则的现存秩序。”他指出，“我们所理解的革命……将着手……彻底摧毁国家……而这一摧毁的自然且必然的结果”，将包括“军队、司法机关、官僚机构、警察以及神职人员的解散”，以及“所有生产性资本与劳动工具……将被没收以供劳动者协会使用于集体生产”，还包括“对教会财产与国家财产的全部征收”。而“所有劳动协会的联合联盟……将构成公社”。人民“必须在各处发动革命……革命的最终领导权，必须始终掌握在自下而上组织起的……农业和工业协会组成的自由联合会之人民手中”。[Op. Cit., pp. 152-6]

这样的言论，像是来自一个认为国家是“万恶之首”或认为“国家是主要敌人”的人吗？当然不是。相反，巴枯宁明确指出，国家只是阶级社会的一个方面，必须与之同归于尽。正如他所言：“国家，除了规范、认可和……保护特权阶级的统治，以及富人对人民劳动的剥削，它从未肩负过任何任务。因此，国家必须被废除。因而，社会应当通过劳动者协会——无论是工业的、农业的、科学的还是手工业的——的自由组建与自由联合，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这一组织应建立在土地、资本、原材料以及劳动工具——也就是所有大规模财产——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而将真正供个人使用的物品保留为私人和继承所有。”[Op. Cit., p. 182] 正如韦恩·索普所指出的，对于巴枯宁而言，显然“只有同时摧毁国家与资本主义体制，并伴随以劳动经济协会为基础、自下而上的联邦主义行政体系的组织……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The Workers Themselves", p. 6]

巴枯宁并未将国家视为必须铲除的首要之恶，而是始终强调革命必须同时具有经济性与政治性，必须确保政治、经济与社会上的自由与平等。因此，他主张同时摧毁国家与资本，两者都应由劳动者协会或工人委员会的联合会来加以执行。在国家机器被摧毁之时（“军队、司法机关、官僚机构、警察以及神职人员的解散”），资本主义也正被连根拔起、彻底摧毁（“所有生产性资本与劳动工具……被没收以供劳动者协会使用”）。像恩格斯那样宣称，巴枯宁无视铲除资本主义及现存制度中其他罪恶的必要性，而将注意力专注于国家，这种说法无疑是对其思想的歪曲。正如马克·莱尔在其出色的巴枯宁传记中总结的那样，恩格斯“就是彻底地错了……巴枯宁真正主张的是，社会革命必须同时对国家与资本主义展开攻势，因为两者相互支撑、彼此强化。”[Bakunin: The Creative Passion, p. 274]

克鲁泡特金的论述不出意外地与巴枯宁如出一辙。他强调：“革命之火将持续燃烧，直到它完成自己的使命：废除私有制和国家。”他反复指出，这场革命将是“一场反对财产和国家的大众起义”。事实上，克鲁泡特金始终强调：“有一个观点是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认同的：资本的征用必须由即将到来的革命来实现。”这意味着，“反对资本及其支持者——政府的斗争领域”可以成为“各种团体能够协同行动”的场所，因此，“一切为征用做准备斗争，都应由所有社会主义团体——无论其倾向为何”。[Words of a Rebel, p. 75 and p. 204] 难怪克鲁泡特金专门撰写了著名文章《征用》来论述这一主题！他这样写道：

“征用——这是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指导词，若没有征用，革命将无法完成其历史使命：彻底征用一切掌握剥削他人手段的人所拥有的财产；将一切能够被用来剥削他人的事物归还给社会。”[Op. Cit., pp. 207-8]

这正是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压迫性质：“对于必须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来说，不可能保持自由，正因为这种不可能，我们才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 p. 305] 对于克鲁泡特金而言，“我们自己担子上的任务”，就是要获得“足够的影响力，使工人能在第一次机会来临时，占有土地、矿山、铁路与工厂”，使工人阶级“坚信他们必须依靠自己来摆脱资本的压迫”。[Act for Yourselves, p. 32] 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的断言是真的，那这些话可就显得相当奇怪了。如我们所见，克鲁泡特金无非是在延续巴枯宁在此问题上的思想。他和巴枯宁一样，深知资本主义的罪恶及国家对这些罪恶的庇护作用。

因此，他称无政府主义为“没有政府制度的社会主义”。[Anarchism, p. 46] 对克鲁泡特金而言，“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剥削、投机与私有财产；它本身就是对人民掠夺的产物。无产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双手；他们不应对国家抱有任何幻想。国家无非是一种组织，其目的在于不惜一切代价阻碍解放。”[Words of a Rebel, p. 27] 与其说他视国家为主要的邪恶，不如说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守护者——换言之，是一个阶级制度的组成部分，必须被一种更优越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一词组本身就显示出我们所认为社会正在走向的方向，以及社会如何在这一基础上摆脱资本与政府的压迫力量……首先要确立的信念是：除非由工人自身发起大规模征用，否则就不可能迈出依照社会主义原则重组生产的第一步。”[Kropotkin, Act for Yourselves, pp. 32-3]

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亦无二致。例如，艾玛·戈尔德曼为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作出总结，她指出，无政府主义“真正代表的是”：“使人的身体从财产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从政府的枷锁与束缚中获得自由。”戈尔德曼清楚地意识到，财富“意味着权力；征服、压迫、剥削的权力；奴役、凌辱、贬抑的权力”。她认为财产“不仅阻碍人的福祉，更是对一切进步的障碍，是致命的壁垒”。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因而“他的倾向与判断必须服从于主人的意志”。她强调，无政府主义是“唯一能够并将会真正终结这种屈辱与堕落处境的哲学……只要金钱利益与商业考量在个人行为的决策中仍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在广义上的自由是绝不可能存在的。”而国家，讽刺地恰恰如斯塔克所声称的相反，“其存在仅仅是为了维护和保护财产与垄断”。[Red Emma Speaks, p. 73, p. 66, p. 50 and p. 51]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同样强调，对“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在不同时摧毁经济特权的情况下，废除政治权力是不可能的”。他所起草的《无政府主义纲领》中，将“废除私有财产”一节列在“废除政府”之前，并指出“当前社会的状态”是“一部分人继承了土地与所有社会财富，而广大人民则在各方面一无所有，并被少数占有阶级所剥削与压迫”。该纲领的结尾则指出，无政府主义追求的是“彻底摧毁对人剥削与统治”；主张“为全体人民之利益征用地主与资本家的财产；并废除政府”。[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58, p. 184, p. 183, p. 197 and p. 198] 早在近三十年前，马拉泰斯塔便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1891年写道，无政府主义者“为无政府状态而斗争，也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因为我们相信无政府状态与社会主义必须立即实现。换言之，在革命行动中，我们必须驱逐政府，废除财产……人类的进步，正是以政府权力与私有财产被削弱的程度来衡量的。”[Anarchy, p. 54]

因此，伯特兰·罗素指出无政府主义“与土地和资本的共有制信念相关联”也就不足为奇，因为它与马克思主义一样，认识到“私人资本是某些人对他人实行暴政的根源”。[Roads to Freedom, p. 40] 罗素无非是在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如布赖恩·莫里斯所准确总结的：

“另一个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是，它对政治的理解过于狭隘：它将国家视为一切罪恶之源，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这是一种对无政府主义的歪曲。这种误解部分源于对无政府主义定义的方式，部分则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试图将无政府主义排除出更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但当我们审视古典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以及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本质……就会清楚地发现：无政府主义从未持有这种狭隘的视野。它始终挑战一切形式的权威与剥削，对资本主义与宗教的批判，丝毫不亚于对国家的批判。”["Anthropology and Anarchism," pp. 35-41, 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no. 45, p, p. 40]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将国家视为“万恶之首”，或认为摧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思想”，纯属胡说八道。事实上，与其说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解放抱持狭隘的观点，不如说马克思主义者才正是如此。由于他们几乎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经济）阶级上的剥削之源，便使自己对那些可以独立于（经济）阶级关系而存在的其他剥削与支配形式视而不见。这一点，可从他们在试图分析苏联斯大林体制时所陷入的巨大困境中清楚看出。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清楚，国家只是当前阶级制度的一个方面，但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认识到，“阶级统治，必须被置于等级制和支配关系总体的更广阔语境中来理解。”[Murray Bookchin,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28] 这一立场自十九世纪以来便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倘若你熟悉无政府主义运动及其理论，便不难识别这一点。正如一位历史学者指出的，我们从不只是反对国家，我们同样反对资本主义与一切形式的压迫：

“无政府主义之所以拒斥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视资本主义为社会平等的敌人，也因为它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有害于个人自由的支配形式。其基本宗旨是。无论何种等级权威——无论是国家、教会、经济精英，或父权制——都被认为是非必要的，并且阻碍了最大程度上实现人类的潜能。”[Jose Moya, Italians in Buenos Aires's Anarchist Movement, p. 197]

因此，我们反对国家，是因为它只是充满阶级分化与等级结构之体制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所主张的，是必须同时彻底摧毁该体制中的所有罪恶，以确保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换个老板而已。

H.2.5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会一夜之间建立起来
“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吗？

马克思主义者歪曲无政府主义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声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社会（即理想的或“乌托邦式”的社会）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就像马克思主义者贝特尔·奥尔曼所说的那样：“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不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会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完全成熟地浮现出来。这个过程需要某种过渡，并且所需时间长短不定。”[Bertell Ollman (ed.), Market Socialism: The Debate among Socialists, p. 177] 这种说法虽然常见，但却未能理解无政府主义者关于革命的设想。我们认为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瞬间的事件：“我们所说的革命，不仅仅是指起义的行为。”[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56]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所谓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完全成熟的”无政府社会会“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说法，就是一种谬误。正如默里·布克钦指出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马拉泰斯塔，都没有天真到相信无政府主义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一观点强加于巴枯宁，实属蓄意歪曲这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37] 事实上，克鲁泡特金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任何国家的革命会像某些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那样，在一蹴而就地、眨眼之间便会完成。”此外，他还强调，“没有哪种谬论比‘一日革命’的谬论更加的有害。”[The Conquest of Bread , p. 81] 巴枯宁曾主张，一场社会革命所引发的“重大社会危机”之后，“自然会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412] 因此，问题不在于革命之后是否会出现“过渡性”的社会，而在于这场过渡将是何种形式。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是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会立刻到来。相反，这样一个社会的建立将是一个由革命拉开序幕的过程。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在其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的经典入门著作中所说：“你切不能把社会革命与无政府状态混为一谈。革命在其某些阶段，是一种暴力的动荡；而无政府状态，则是一种自由与和平的社会形态。革命是实现无政府状态的手段，但它本身并不是无政府状态。革命的任务，是为无政府状态铺平道路，确立起使自由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不过，“目的决定手段”，因此“要实现其目标，革命就必须植根于、并受无政府主义精神与思想的引导……社会革命在其方法上必须如其目标一般是无政府主义的。”[What is Anarchism?, p. 231]

伯克曼同样承认，在革命成功之后，实现“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并不现实。“当然，”他指出，“当社会革命已经完全组织起来，生产也能正常运作时，那就足以供给每个人。但在革命初期、在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尽可能平等地向人民供给物资，也就是说要实行配给。”显然在这种情形下，实现“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伯克曼也毫不意外地表示不会存在这种情形。然而，那些激励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却可以立即付诸实践。这意味着国家与资本主义都将被废除。他在主张除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实现经济平等，而经济平等正是自由的前提”时，也指出“一个进行社会革命的国家很可能会尝试各种经济实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可能会试行多种制度，并通过实践经验找到最佳方式。革命本身既是机会，也是这种探索的正当理由。”相较于“指定未来，或规定其行为方式”，伯克曼表示自己的“目的是粗略地提出革命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它若要实现自身目标——即在自由和平等基础上重建社会——应当采纳的大致行动方向。”[Op. Cit., p. 215 and p. 230]

马拉泰斯塔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呼吁通过“为全体人民利益而对地主与资本家的财产进行征用”以及“废除政府”，来“彻底摧毁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剥削”，但他也意识到，在“革命后的重组与过渡时期，可能会设有‘集中与分配集体企业资本的机构’，可能会或也可能不会设有记录劳动成果与个人应得物资数量的凭证。”不过他强调，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拭目以待的问题；或者说，因为未来各地将会出现众多的……群体，这是将会是一个因不同地区所实行的生产与分配制度、而因此有多种多样解决方式的问题。”他认为，虽然最终所有的劳动者群体（尤其是农民）都会“理解共产主义，或至少是实物交换的好处”，但这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某种形式的货币继续存在，人们应当“确保它确实地代表持有者所完成的有用劳动”，而不是变成现在这样“被用作剥削与压迫的强大工具”。[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p. 198-9 and pp. 100-1] 艾玛·戈尔德曼同样设想“一个由生产群体、社区和社团自愿合作、松散联合组成的社会，这种社会最终将发展成一种由利益团结推动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Red Emma Speaks, p. 50]

因此，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并不认为“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会在革命后立即出现，而是主张存在一个过渡时期，在此期间，各地社区或地区能实现共产主义的程度将取决于其所面临的客观条件。这个过渡阶段将伴随着各种社会实验的形式，而我们则希望这些实验尽可能多得以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原则为基础。将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描述为无视现实、主张一夜之间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说法，明显是歪曲了他们的思想。相反，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发展依赖于地方的具体条件，而这些条件，只有通过时间的推进与自由社区对生产的重新组织和不断扩展才能克服。因此，我们看到马拉泰斯塔在1884年曾指出，共产主义只能在极少数地区立即实现，“至于其他地区”，则必须“在一个过渡时期内”接受集体主义。这是因为，“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成员需要具备高度的道德发展水平，一种既崇高又深刻的团结感，而革命的爆发未必能促成这种精神。这种怀疑是合理的，因为在革命初期，不具备有利于这种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quoted by Daniel Guerin, Anarchism, p. 51]

显然，这一观点与普遍流传的看法相矛盾——即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革命后会立即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当然，声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将在没有任何过渡阶段的情况下立即到来时，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在把无政府主义描绘成一种空想的理论，忽视了客观现实，沉溺于愿望思维。然而正如上文所示，事实并非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深知，“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取决于客观条件，因此在这些条件尚未具备之前是无法实现的。在此之前，关于物资分配、生产的组织与管理等各方面将会进行多种尝试。这些方案将尽可能地以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

这个过渡时期将建立在自由意志主义与共产主义原则之上。社会的组织形式将是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将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工人和社区协会组成的自由联合会。经济结构将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由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承担，分配原则也将在现有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体现共产主义精神。

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声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这种说法令人费解，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明确指出社会革命将面临重重困难。例如，克鲁泡特金就一再强调，革命将遭遇严重的经济动荡。用他的话来说：

“政治革命是可以在不动摇工业基础的前提下完成，但一场人民亲手掌控财产的革命，必然会使交换与生产陷入瘫痪……我们必须再三强调这一点：在新的基础上重组工业……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完成；而且另一方面，人民也不会为了取悦那些维护工资制度的理论家，而甘于多年的半饥半饱状态。为了渡过这一紧张时期，他们将提出一贯的要求——物资的共产化——即口粮的配给。”[The Conquest of Bread, pp. 72-3]

因此，这一“过渡”时期的基本原则将建立在“生产、消费与交换的社会化”之上。国家将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联合的公社”。资本主义的终结将通过“剥夺一切使任何人——无论是金融家、工厂主还是地主——得以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手段”来实现。物资的分配将依据以下原则进行：“凡是社会充足拥有的物品，不设定量与限制；而对于稀缺或易短缺的物品，则实行平等分享与分配。”[Op. Cit., p. 136, p. 61 and p. 76] 显然，虽然这尚称不上是“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但这一制度无疑为其最终的实现奠定了基础。正如麦克斯·内特劳所总结的那样：“只有对克鲁泡特金某些言论进行肤浅的解读，才会得出无政府共产主义能够借由某种大刀阔斧的即兴表演，或挥舞魔法棒就能突然实现的结论。”[A Short History of Anarchism, p. 80]

这正是例如说西班牙革命中的实际情况。不同的集体采用了不同的运作方式。有些尝试实行自由共产主义，有些则结合了配给制与共产制，另一些实行工资平等，还有一些则尽可能地实现工资的均等化。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与困难的加剧，这些集体也调整了其分配方式以应对现实。这些集体的经验很好地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实践面貌，以及其面对现实、而非逃避现实的政治取向。

最后，稍作补充，正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革命对国家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这使他们对亲布尔什维主义者的辩护理由持极大怀疑态度，尤其是那些用俄国革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为布尔什维克专制主义辩解的方式（详见第H.6.1 节）。如果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严重的经济混乱，那么显然，如果布尔什维主义无法应对这种必然出现的情势，就应当加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只会加剧混乱，而非减轻它。正是清醒地认识到了社会革命所面临的这一问题，也使无政府主义者格外强调地方行动与大众参与的重要性。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社会革命所需的庞大建设性工作，不可能由中央政府完成……它需要知识、智慧以及众多地方性和专业性力量的自愿协作，唯有这些力量才能处理经济问题在各地所呈现的多样性。”[Anarchism, pp. 255-6] 如果缺乏这种地方行动，那么所谓的协调一致的联合活动只会沦为空谈。

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明确主张在政治层面上不应有一个过渡时期（即国家必须被废除，由一个由无产阶级自我管理组织构成的自由联合会取而代之）。而在经济层面上，无政府主义者则认识到不同地区的发展将有所不同，因此也会出现多样的经济过渡形式。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并不认为“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产物，恰恰相反，他们主张“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只能在成功的革命及其随之而来不可避免的社会重建期之后逐步发展起来。一个“完全成熟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将随着社会越来越准备好接受它而逐渐发展。我们所真正主张的是，任何经济过渡形式都必须建立在其所追求的社会类型的原则之上。换句话说，如果共产主义是你的最终目标，那么任何过渡时期都必须尽可能体现共产主义的原则；同样，如果自由是你的终极追求，那么任何过渡形式都必须是自由意志主义的。

H.2.6 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歪曲
无政府主义关于互助的思想的？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歪曲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互助的思想。以帕特·斯塔克的文章《英国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 in the UK?”）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对克鲁泡特金思想极其严重的曲解。事实上，这种歪曲程度之深，以至于这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出于有意误导（正如我们将指出的，更可能是后者）。以下是斯塔克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陈述：

“而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他并不像马克思那样将阶级冲突视为社会变革的动力，相反，他认为合作是社会进程的根本。他相信他所称为‘互助’的合作是一种天然的秩序，而这种秩序被中央集权的国家所破坏。实际上，从公共步道、图书馆再到红十字会，克鲁泡特金都认为这些现象证明了社会正朝向他所设想的互助发展，只是这一过程被国家所阻碍了。由此可见，如果阶级冲突不是变革的动力，那么工人阶级就不是主体，集体斗争也就不是手段。”[“Anarchy in the UK?”, Socialist Review, no. 246]

斯塔克的这段总结存在三个严重问题。首先，克鲁泡特金并未否认阶级冲突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也未否认工人阶级是变革的“主体”。其次，斯塔克所列举的所有“互助”例子，实际上都未出现在克鲁泡特金的经典著作《互助论》中。虽然这些例子确实出现在克鲁泡特金的其他著作中，但他并未将它们作为“互助”的实例来讨论。第三，在《互助论》中，克鲁泡特金明确探讨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形式，如罢工和工会。因此，斯塔克在评论中所体现的，是对克鲁泡特金思想彻底而全面的误解。

关于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自发组织与在阶级斗争中展现出的团结如何构成克鲁泡特金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我们已在H.2.2节中进行了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我们将在此处聚焦于斯塔克如何歪曲克鲁泡特金关于互助的思想。正如前文所述，斯塔克所列的例子并未出现在克鲁泡特金的经典著作《互助论》中。倘若克鲁泡特金真的将这些作为“互助”的实例，他理应在该书中列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克鲁泡特金从未提及这些例子。他确实提到过，尤其是在他的文章《无政府共产主义：其基础与原则》中，但并未将它们用作互助的例证。以下是克鲁泡特金对这些例子的原话：

“我们不仅主张，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且认为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正是朝向共产主义——自由的共产主义——尽管个人主义看似也在增长，这两者似乎相互矛盾。但在个人主义的发展中……我们仅仅看到的是个体为摆脱资本与国家日益增长的控制力量而作出的努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财富生产者在隐秘地斗争，力图维持旧时代部分的共产主义，同时也在有利条件出现时，以新的形式重新引入共产主义原则……共产主义的倾向不断地重申自身，并试图进入公共生活。收费桥梁让位于公用桥梁；收费公路让位于免费道路。同样的精神也渗透在成千上万的其他制度中。博物馆、免费图书馆和公立学校；公园和游乐场；铺设良好并照明的街道为所有人开放；供入户使用的自来水系统，日益趋于不再精确计算使用量；有轨电车和铁路已开始引入季票制或统一票价，一旦不再为私人财产，这一趋势必将大大推进：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表明进步方向的迹象。

“这种进步的方向，就是将个人的需求置于他对社会所做或可能做出的服务的评价之上；是将社会整体视为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整体，因此对任何一个人的服务，也就是对整个社会的服务。”[Anarchism, pp. 59-60]

很显然，史塔克所举的那些例子，在克鲁泡特金看来与互助无关。相反，那些例子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共产主义倾向，是用于证明共产主义不仅可以实现，而且并非空想主义的社会解决方案，而是社会内部倾向的现实表现。简言之，他在是借由现实社会中的例证来说明：共产主义并非不可能。

史塔克引用的其他例子也同理，这些例子并不是被用来说明“互助”的，而是作为社会生活无需政府即可组织起来的证据。[Op. Cit., pp. 65-7] 正如他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共产主义活动来举证一样，他也用社会中不依赖国家的协作实例来证明无政府社会的可行性。而就像那些资本主义下的共产主义活动一样，这些不依赖国家的合作例子也并未被列为“互助”的例证。

这所有的一切都表明，斯塔克要么根本没有读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要么就是读过却有意歪曲其思想。实际上，这两者兼而有之。正如他在“马克思主义2001”会议上的发言所证明的那样，斯塔克从保罗·埃弗里奇的著作《无政府主义者肖像》中的文章《克鲁泡特金的伦理无政府主义》中，搜集了他所谓的“互助”例证。因此，他并没有阅读原始文献。此外，他甚至歪曲了埃弗里奇的叙述。换句话说，他不仅没有读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还有意歪曲了他所使用的二手资料。这一事实揭示了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批评的水准。

举例而言，埃弗里奇正确指出，克鲁泡特金并未“否认‘生存斗争’在物种进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互助论》中，他明确声明：‘生命就是斗争；而在这种斗争中，最适者生存。’”克鲁泡特金只是主张，在界定谁才是真正的“最适者”时，合作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样，埃弗里奇列举了许多与斯塔克相同的例证，但并不是在讨论克鲁泡特金关于互助思想时引用的这些例子。相反，他是在探讨克鲁泡特金如何在“现代生活的成千上万种发展”中看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体现时，恰当地列举了这些例证。这并不意味着克鲁泡特金不认为社会革命是必要的，恰恰相反。正如埃弗里奇指出的，克鲁泡特金“并不回避革命的必要性”，因为他“并不指望有产阶级会在没有抗争的情况下放弃其特权和财产”。这“应当是一场由群众亲自进行的社会革命”，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征用”来实现。[Anarchist Portraits, p. 58, p. 62 and p. 66]

以上，就是对斯塔克论断的回应。正如所见，他不仅完全歪曲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而且也曲解了他所引用的资料！

首先，克鲁泡特金从未宣称互助“是天然的秩序”。《互助论》的副标题就清楚地表明其立场：他强调互助是“进化的一个要素”。正如他所说，互助“是进化的诸要素之一”，另一个要素则是“个体的自我主张。这种自我主张不仅表现为在经济、政治和精神上追求个人或阶级的优越地位，而且还体现在其更为重要却不那么显见的功能——即打破部落、村社、城市乃至国家所施加于个体的束缚，而这些束缚总是倾向于具象化”。因此，克鲁泡特金认识到社会中存在阶级斗争，也承认“个体自我主张作为一种进步因素”的存在（即，对那些现今妨碍个体自由与发展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抗争）。克鲁泡特金并未否认斗争的作用，恰恰相反，他强调之所以在书中主要举互助的例子，是因为同物种个体之间的斗争“早已被古往今来的学者加以分析、描述并加以颂扬”，因此，他认为无须再加以赘述。他指出，“首先有必要展示这一因素在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演化中所扮演的巨大角色。只有在这一点被充分认识之后，才有可能对这两个因素加以比较。”[Mutual Aid, p. 231 and pp. 231–2] 因此，克鲁泡特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否认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而他所驳斥的资产阶级护教士则正好相反）。

其次，斯塔克声称克鲁泡特金主张“合作是自然秩序”，这一论点与他另一处的说法相互矛盾——他声称无政府主义“鄙视集体性”，并“否定变革具有集体性质的重要性”（见第H.2.2节）。而倘若没有组成集体，又如何可能实现合作呢？同样地，支持合作显然就意味着承认“变革的集体性”这一事实。更何况，倘若斯塔克真曾费心读过克鲁泡特金的经典著作，他就会知道，工会与罢工都被列为“互助”的体现（而这一事实，当然会直接击破他那荒唐的说法，即无政府主义者否定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与组织）。因此，我们看到克鲁泡特金指出：“工联主义”体现了“工人对互助的需求”；他还论述了国家如何“立法打击工人联合组织”，并指出正是在这种“互助倾向必须设法突破的条件下”，工人进行着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互助支持，并非易事。”而这种压迫终究未能奏效，因为“工会不断地重建”并且传播开来，形成“强有力的联合会组织……在罢工和被起诉时支援各地的分支”。尽管组织工会、发动罢工面临重重困难，克鲁泡特金仍指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次罢工……其中最严峻、最持久的，通常是所谓的‘声援罢工’，即为声援被锁厂的同志，或捍卫工会权利而发起的行动。”任何曾“生活在罢工工人之中的人[如克鲁泡特金]，都会钦佩他们所不断实践的互助与支援。”[Op. Cit., pp. 210–3]

如前所述，克鲁泡特金承认斗争或竞争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重要性，但他也同时论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物种内部的合作才是其生存的最佳方式。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下的生活。在阶级社会这一敌意环境中，工人阶级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实践互助（换句话说，即团结）。也就难怪，克鲁泡特金会将罢工和工会视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互助精神的体现。而若我们按照斯塔克的逻辑推演，那么他的论点就等于是声称：在阶级斗争中，团结并不是重要因素，而互助与合作也无法改变世界！这与一个社会主义者应有的主张可谓南辕北辙。换句话说，他对克鲁泡特金不实的谩骂反倒暴露了其自身理论的荒谬。

第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主要是一部大众科学著作，而非如《面包与自由》或Words of a Rebel 那样的革命无政府主义理论著作。因此，该书并未完整呈现克鲁泡特金的革命思想体系及“互助”在其中的具体定位。然而，它确实提供了一些关于社会进步问题的洞见，表明他并不认为如斯塔克所说，“合作”才是“社会进程的根本”。例如，克鲁泡特金指出：“当互助制度……开始……失去其原本的特征，受到寄生性因素的侵蚀，因而成为进步的障碍时，个人对这些制度的反抗总是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部分反抗者试图净化旧制度，或致力于建构一种更高级的公共体形式。”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则“试图摧毁这些保护互助支持的制度，其唯一动机是为了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与权力。”而“历史的真正悲剧正是根植于[这种冲突]之中。”他还指出，互助倾向“持续存在于乡村和城市的贫困阶层之中”。事实上，“只要”某些新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是“大众创造的产物”，那么它们“无一不是源自同一根源”——互助。[Op. Cit., pp. 18–9 and p. 180] 显然，克鲁泡特金认为历史总是交织着合作与冲突，这是阶级与等级分化社会中的必然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泡特金将《互助论》视为一部从被压迫者的视角出发、“自下而上”书写历史的尝试。正如他所言，历史“迄今为止的书写方式，几乎完全是在描述神权、军权、专制政体，以及后来的富裕阶级——他们的统治是如何被促成、被建立、被维系的。”而“迄今为止的互助因素却完全被忽视了；它要么是被简单地否认，要么就是遭到嘲笑。”[Op. Cit., p. 231] 他非常清楚，在阶级社会中，互助（或团结）不可能跨越阶级之间存在。例如，如前所述，他在论及资本主义下互助的章节中，专门写到了罢工与工会。他在早期著作中写道：

“一个资本家与他所剥削的工人之间，军队指挥官与士兵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能有何种团结？”[Words of a Rebel , 第30页]

总而言之，斯塔克关于克鲁泡特金“互助”理论的主张完全站不住脚。他不仅歪曲了原始资料，更充分暴露出他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无知（很显然，他在批判之前根本就没读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若要如实阐述“互助”思想，就必须承认，克鲁泡特金明确指出互助在罢工与工会中得以体现；他认为，工人之间的团结不仅是在资本主义这一敌意环境中生存的手段，更是终结这一制度、实现群众革命的根基。

H.2.7 无政府主义者眼中
“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是谁？

人们常常——而且通常毫无证据地——指责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例如，帕特·斯塔克就声称，“无政府主义的失败[就]在于未能理解工人阶级本身的核心地位。”他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工人阶级将改变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改变自身。它将成为社会进步与人类自由的推动者。”然而，他声称，对巴枯宁而言，“熟练工匠和有组织的工厂工人非但不是摧毁资本主义的根源，反而‘被虚荣和野心所污染’。相反，巴枯宁寄望于那些被资本主义抛弃的人——那些最受伤害、最受残酷对待、最被边缘化的人。他认为，这些流氓无产阶级、法外狂徒、‘未开化的、一无所有的、不识字的’，这些人将成为他变革的代理人。”[“Anarchy in the UK?”, Socialist Review, no. 246] 他没有为这些指控提供任何出处。对此我们不难理解，因为一旦提供出处，读者就可以自行查证斯塔克言论的真实性。

我们来看斯塔克所谓证据中的那句“未开化的、一无所有的、不识字的”这一表述。这句话出自巴枯宁1872年的一篇文章，文中他阐述了自己与马克思之间理念上的差异。该引文见于《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294页。而在前一页，我们可以看到巴枯宁写道：“为了使国际真正成为一股力量，它必须能够在其内部组织起欧洲、美洲、以及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无产者。”[第293页] 显然，斯塔克是在断章取义，歪曲巴枯宁的立场，从而营造出一个与事实完全相悖的无政府主义形象。此外，正如我们将进一步指出的，斯塔克的引文也脱离了其所处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从巴枯宁关于“熟练工匠和有组织的工厂工人”的观点谈起。例如，在《国家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巴枯宁主张：“无产阶级……必须成群结队地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组建工厂、手工业和农业支部，并将其联合为地方联合会，以实现自身的解放。”[第51页] 这一立场在巴枯宁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不断强调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新社会秩序”应当“通过城市与乡村劳动群众的社会（因而是反政治的）组织与力量来实现。”他主张：“只有工会支部能够给予其成员……实践性的教育，因此只有它们才能将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吸引进国际的组织中——没有这些群众的实际合作……社会革命永远无法取得胜利。”巴枯宁写道，国际“自下而上地组织劳动群众”，而这正是“工会支部组织的真正目标”。他强调，革命者必须“以革命社会主义的名义，组织城市无产阶级……并使其与农民联合成一个预备性的组织。”[《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300页、第310页、第319页与第378页]

这种对组织起来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支持，也可以从斯塔克所歪曲的那篇巴枯宁文章的其余部分看出。在那篇文章中，巴枯宁讨论了“无产阶级的精华”，以及国际工人协会应当奉行的政策（即，由组织起革命的工人）。他主张，该协会的“各支部与联合会[必须]自由地去发展自身的政策……[以便]实现真正的统一，即以经济为基础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必然会导向真正的政治统一……国际的统一基础……已经由全世界工人共同的苦难、利益、需求与真实愿望奠定。”他强调说：“国际……是无产阶级自身的成果……正是他们作为工人的敏锐而深刻的本能……驱使他们去发现国际的原则与真正目标。他们以已经存在的共同需要为基础，将对抗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的国际性组织视为该协会的真正目标。正是通过赋予国际以这个唯一的基础与目标，工人们立刻确立了国际的全部力量。他们向所有受压迫与受剥削的千百万大众敞开了大门。”国际不仅要“组织地方性、国家性与国际性的罢工”，并“建立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工会”，还将讨论“政治与哲学问题”。工人们“加入国际，是出于一个极其实用的目的：在对抗资产阶级压迫性剥削的斗争中实现团结，以争取完全的经济权利。”[Bakunin on Anarchism, pp. 297-8, pp. 298-9 and pp. 301-2]

所有这一切，不言而喻，彻底揭穿了斯塔克那种说法的荒谬——即巴枯宁并不认为“熟练工匠和有组织的工厂工人”是“摧毁资本主义的源头”与“变革的推动者”。实际上，很难找到比这更严重地歪曲巴枯宁思想的说法了。巴枯宁非但没有轻视“熟练工匠”与“有组织的工厂工人”，反而希望将他们与农业工人一道组织起来，组成工会，并让这些工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他一次又一次地论证，工人阶级通过工会组织起来，就是实现革命的手段（也就是用斯塔克的话来说，“摧毁资本主义的源头”）。

只有在这一语境下，我们才能理解斯塔克所（选择性）引用的巴枯宁的言论。任何因斯塔克断章取义而产生的表面矛盾，只需回看巴枯宁的著作便能立即澄清。那句关于“未开化的、一无所有的、不识字的”的表述，出自一篇对马克思的驳论。从上下文中可以很快看出，巴枯宁在这里用这些词所指的，正是广大工人阶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对我而言，无产阶级的精华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是上层的劳动贵族，是那些最受过教育、赚得更多、生活比其他工人都要舒适的人。恰恰是这个半资产阶级的工人阶层，若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设想，将会构成他们的第四个统治阶级。如果广大无产阶级不加以防范，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正是因为其相对优渥的处境与半资产阶级的地位，这一上层阶层的工人不幸地深深浸染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政治与社会偏见，以及其狭隘的抱负与妄念。在整个无产阶级中，这一上层阶层是最不社会主义色彩，而是最具个人主义色彩的。

“我所说的无产阶级的精华，指的首先是那广大的群众，那千百万的未受教化者、一无所有者、苦难者、文盲……我指的正是那永恒的‘肉体’（政府赖以生存的祭品），即通常被称为贱民、‘社会渣滓’的广大底层人民——也就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常用的一个术语……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Bakunin on Anarchism, p. 294]

由此可见，巴枯宁是在将一个“半资产阶级”的工人阶层，与“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对比。在后来的著作中，巴枯宁也重申了同样的观点，即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相对富裕的工人，有较高的薪水，自夸有文化素养……并深受各种资产阶级偏见的熏染……在意大利……他们人数和影响都微不足道……在意大利，占主导地位的是极端贫困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对这一流氓无产阶级持轻蔑态度，但这完全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恰恰在他们之中，也只能在他们之中，而不在那些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群体中，才凝结着未来社会革命的全部智慧与力量。”[Op. Cit., p. 334] 再次明确，巴枯宁所批评的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群体，而绝非对整个工人阶级加以否定。他明确指出“城市无产阶级中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少数人”，并将这一少数群体与“广大农村与城市的无产阶级群众”加以对比。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54]

很明显，斯塔克在这个问题上歪曲了巴枯宁的思想，他声称巴枯宁认为所有工人都“受到虚荣与野心的污染”。事实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样，巴枯宁也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工人。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有组织的工人或熟练工匠，也不否定将工人群众组织进革命工会的必要性，恰恰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巴枯宁指出，有一类工人接受了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并在其中过得相对较好。正是这些工人“往往与资产阶级剥削者一样自私，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样有害于国际工人协会，也与资产阶级贵族一样虚荣而可笑。”[The Basic Bakunin, p. 108] 正是这种言论被马克思主义者断章取义地引用，用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即所谓巴枯宁不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变革的主体。然而斯塔克所引用的，是巴枯宁关于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阶层的看法，而不是针对整个工人阶级。结合上下文来看，巴枯宁显然并不是指所有工人阶级成员。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历史背景。毕竟，在巴枯宁撰写相关论述之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劳动人口实际上都是不识字的且一无所有的。要理解那些被归类为“未受教化者、一无所有者、苦难者、文盲”的劳动者在当时有多少，我们需要一些数据。例如在西班牙，“1870年，大约60%的人口是文盲。”[Gerald Brenan, The Spanish Labyrinth, p. 50] 在俄国，1897年（即巴枯宁去世21年后），“整个欧洲俄国人口中，只有21%识字。这主要是由于农村识字率极其低下——只有17%，而城市为45%。”[S.A. Smith, Red Petrograd, p. 34] 斯塔克实际上是通过他的言论，将19世纪60至70年代的大多数劳动群众排除在工人运动以及革命之外。难怪巴枯宁会说出那样的话。斯塔克无视历史背景（如同他忽视巴枯宁评论的上下文一样），从而误导读者，以明显扭曲的画卷描绘巴枯宁的思想。

换言之，巴枯宁关于“无产阶级之精华”的评论，是针对他所处时代的大多数工人阶级成员，乃至其后若干十年内的情况，而并非是在针对底层阶级，也并非马克思所称的“流氓无产阶级”。如上所示，巴枯宁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并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者所指的那个概念。如果巴枯宁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理解与马克思相同，那他的主张就讲不通了，因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流氓无产阶级”并不是雇佣劳动者。这一点可由巴枯宁主张国际工人协会应组织这些“无产阶级之精华”，并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集体斗争这一事实中看得最为清楚。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以及这些引文所出自的那篇文章中），巴枯宁强调应将所有工人和农民组织进工会，以对抗国家与资本家，并主张工人协会不仅应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工具，也应成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组织框架。显然，山姆·多尔戈夫对巴枯宁在该问题上的思想所作的总结才是正确的：

“巴枯宁所说的流氓无产阶级……比马克思的定义更为广泛，它涵盖了一切被淹没的阶级：技能不熟练的、失业的和贫困的工人，贫苦的自耕农，无地的农业劳动者，受压迫的种族少数群体，异化的理想主义青年，失势落魄的知识分子，以及‘强盗’（在巴枯宁那里，是指如普加乔夫⁸⁹、斯坚卡·拉辛⁹⁰和意大利烧炭党人⁹¹那样的“罗宾汉式”起义军）。”[“Introduction”, Bakunin on Anarchism, pp. 13–4]

此外，翻译问题也使这一议题更加模糊。如马克·莱尔所指出，巴枯宁“很少使用‘lumpenproletariat（流氓无产阶级）’这一词汇。他虽然使用法语单词canaille，但更恰当的译法是‘暴民’或‘乌合之众’……当巴枯宁谈论canaille或‘乌合之众’时，他通常指的不是狭义上的流氓无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中较贫困的群体……虽然我们可能会将‘赤贫的无产阶级’译作‘流氓无产阶级’，但巴枯宁本人……指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中的一部分人，而非流氓无产阶级。”[Bakunin: The Creative Passion, p. 221]

斯塔克并不是唯一一个在这一问题上对巴枯宁提出此类论调的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托马斯引用巴枯宁的话称，工人阶级“由于其地位本身的力量”以及“其物质生存的所有条件”，“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仍然是社会主义者”，随后他难以置信地补充说：“正因如此，巴枯宁才背离了无产阶级及其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投向农民。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p. 291] 如此歪曲巴枯宁思想的说法可谓罕见（尽管在这一领域中争夺此等“殊荣”的人不少）。托马斯所引用的段落出自巴枯宁的《国际的政策》一文，在该文中，巴枯宁阐述了他关于国际工人协会运作方式的看法（即“工人对抗资本家的集体斗争”）。当时（以及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巴枯宁自称为革命社会主义者，并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工人“很快就会认识到自己是革命社会主义者，并会以此自居、付诸行动。”[The Basic Bakunin, p. 103] 因此，所谓工人因其社会地位而成为“不自觉的社会主义者”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巴枯宁认为他们将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即“科学社会主义者”），进而背弃了他们。相反，在巴枯宁看来，无政府主义思想正是工人阶级生活的产物，关键在于通过集体斗争将本能的情感转化为有意识的思想。如前所述，巴枯宁既没有“背离”这些理念，也没有背弃无产阶级。事实上，巴枯宁至死都坚持无产阶级（连同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组织工作。简而言之，托马斯是在歪曲巴枯宁的思想。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对巴枯宁的攻击中，存在一种讽刺意味（甚至是虚伪）。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对工人阶级中被腐化的“上层阶层”亦持有与巴枯宁类似的看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为这种半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层专门设立了一个术语，即“劳工贵族”。例如，马克思曾谈到英国的工会是“一个贵族化的少数派”，而“广大工人群众……早已置身其外”（事实上，“最贫困的群众从未加入过”）。[Collected Works, vol. 22, p. 614] 恩格斯也曾谈到“一个小而特权化、受到‘保护’的少数群体”，他同样称之为“工人阶级贵族”。[Op. Cit., vol. 27, p. 320 and p. 321] 列宁则在引述恩格斯时赞许地表示，“英国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正日益资产阶级化，因此，这个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显然正追求拥有一个……与资产阶级并列的资产阶级化无产阶级。”[quoted by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2, p. 283] 与列宁一样，恩格斯将此现象归因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列宁主张“英国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变成了资产阶级。”对于列宁来说，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使得“贿赂劳工领袖和劳工贵族的上层阶层成为可能”。这个“已经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层——即劳工贵族，在生活方式、收入水平和整个世界观上都完全小市民化……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产阶级的劳动军官。”[Op. Cit., p. 284 and p. 194]

正如所见，这一点与巴枯宁的观点相似，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几乎与斯塔克对这些观点的歪曲（特别是在马克思的情形中）如出一辙。然而，唯有有意歪曲事实之人，才会声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曾因这些（断章取义的）引述而否定工人阶级是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不幸的是，斯塔克正是这样对待巴枯宁的。归根结底，斯塔克一方面攻击巴枯宁，另一方面却对他所推崇的英雄人物几乎相同的言论保持沉默，其言论显得极为虚伪。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分析已被真正研究过巴枯宁的非无政府主义学者所证实。专攻工团主义的学者韦恩·索普便对巴枯宁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做出了完全一致的总结。[“The Workers Themselves”, p. 280]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断章取义，但如另一位学者指出，对巴枯宁而言，“即便是在东欧，革命也需要农民与城市工人的统一，因为后者的意识更为先进，这对他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认为巴枯宁强调流氓无产阶级作用的观点，是一种“广为流传的刻板印象”，但这种印象“更是因其关键性遗漏而导致的歪曲，而非其所言之内容”。正如他准确地总结道：“马克思强调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角色，并倾向于贬低农民；而巴枯宁虽承认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地位，却认为如果以恰当的方式接触，农民同样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Alvin W. Gouldner, "Marx's Last Battle: Bakunin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pp. 853-884, Theory and Society, Vol. 11, No. 6, p. 871, p. 869 and p. 869] 这种观点源自巴枯宁的唯物主义政治立场：

“巴枯宁并未将革命限定于那些高度工业化、已经形成庞大城市无产阶级的社会。他明智地指出，在工业发达的西欧与仍以农业为主的东欧，革命的阶级构成势必有所不同……这与马克思主义对巴枯宁——那个依赖落后农民、忽视无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刻板印象，相距甚远。”[Op. Cit., p. 870]

综上所述，一旦将历史与文本语境纳入对巴枯宁言论的理解中，就不难看出，在他眼中，被视为社会革命“变革主体”的社会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即受雇劳动者、工匠、农民等）。在这一点上，其他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亦步其后。回顾克鲁泡特金，可以发现其立场与巴枯宁相近。在其第一部政治著作中，克鲁泡特金明确提出“我们的行动应指向何处”的问题，并“明确无误”地作出回答——“毫无疑问，是农民与城市工人之间”。事实上，他“认为这一回答是我们实践纲领中的基本立场”。这是因为，“若要取得成功，起义必须在农民和城市工人自身中间爆发”。因此，革命者“不可站在人民之外，而应与人民为伍，不应成为某种孤立的异己观点鼓吹者，而只能是人民自身诉求更清晰、更完整的表达”。[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 pp. 85-6]

那是1873年的事。将近三十年后，克鲁泡特金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指出：“我并不需要高估工人的品质，来支持这一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社会革命事业。”当务之急是“锻造工人之间的团结”，而“正是为了唤起这种团结——若无团结，进步将变得艰难——我们必须努力确保工团和工会不被资产阶级排挤。”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革命中的关键角色：“今日被压榨于社会底层的他，有理由要求平等。他从未停止对平等的追求，他为之奋斗，并将继续为之斗争；而资产阶级……则认为维持不平等更符合自身利益。”因此毫不意外地，克鲁泡特金强调道：“我一直提倡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参与革命性的工人运动。”[Op. Cit., p. 299, pp. 299-300, p. 300 and p. 304]

戈尔德曼、伯克曼、马拉泰斯塔等人也大致可以说是如此——只要对他们的著作和行动有基本了解即可确认。在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中，也许只有默里·布克钦符合斯塔克的曲解。然而，即便是布克钦，他虽然确实批判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神话”，并主张“传统的阶级斗争不再具有革命意义；它所揭示的，是现存社会的机能结构，而非新社会诞生时的阵痛”，但即使这样，他仍明确表示他“并未声称社会革命可以在没有产业无产阶级参与的情况下实现”，并指出他“试图通过强调与生活质量和工作条件相关的问题，使无产阶级参与到革命运动之中。”因此，虽然“阶级斗争并不仅仅围绕物质剥削展开”，但它有着更广泛的内涵，不能被简化为“一个由其与生产资料关系定义的单一阶级”。像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也认为社会变革源于被压迫者，因为“社会中被异化和被压迫的群体如今已成为多数。”换句话说，对于布克钦（即使对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并非如此），诸如“阶级斗争”这样的表述“无法涵盖当前正在发生的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反抗，以及经济层面的斗争。”[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17, p. 150, p. 151 and p. 152]

因此，布克钦看似是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否定。他主张一种更为广泛的斗争形式，涵盖等级制度、压迫、生态等议题，而不是仅仅像许多激进派（一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聚焦关注经济剥削与阶级问题。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布克钦对这一“否定”态度，部分上源自他早年的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背景，这两者都倾向于理想化产业工人，并将“无产者”这一称谓局限于工人阶级中的特定子群体。布克钦本人就体现出这种狭隘视角，他“摒弃了‘凡是只能出卖劳动力的人皆为无产者’这一观点”，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一阶级“在产业无产阶级中达到了最发达的形式，而这种阶级则对应资本的最发达形式。”[Op. Cit., p. 115fn] 遗憾的是，布克钦在试图超越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反而加固了这种对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阉割性理解。然而，他始终倡导一种更广义的社会斗争观，其范围不仅限于经济阶级与剥削问题，因此囊括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而非仅限于大工业中的工人。这正是他所继承的悠久的无政府主义传统。

总而言之，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社会革命将由工人阶级来完成（“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一样，通常都相信阶级斗争的信条。”[Bertrand Russell, Roads to Freedom, p. 38]）。然而，正如英国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弗兰克斯所总结的那样：“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理解更为广泛，将流氓无产阶级也纳入工人阶级，因此他们被指责将这一群体置于其他群体之上。[不过，]这种标准的对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式解读并不准确；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将流氓无产阶级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没有将其排除或拔高。”[Rebel Alliances, p. 168] 归根结底，任何人若声称巴枯宁或任何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否定工人阶级作为社会变革主体的地位，只能说明他们对自己试图批判的政治思想一无所知。

H.2.8 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无政府主义时常用的一种手法，是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与革命性工团主义者作对比。他们的论点通常是：“古典”无政府主义是个人主义的，拒绝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权力，而工团主义则是向前迈出了一步（即向着马克思主义迈出了一步）。遗憾的是，这种论调不过是暴露了作者的无知，而非建立在任何事实基础之上。当我们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与革命性工团主义加以比较时，其相似之处很快便显现出来。

这种论调可以在帕特·斯塔克（Pat Stack）的文章《英国的无政府主义？》中找到。在彻底歪曲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之后，斯塔克声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倾向于汲取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性与反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与唯物分析，以及工会主义的组织工具。几乎所有严肃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都源自或依赖于这一传统……他们相较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所拥有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理解工人阶级的力量、生产场所（即工作场所）的核心地位，以及集体行动的必要性。”[Socialist Review, no. 246]

既然斯塔克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否定“集体行动的必要性”，不了解“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工作场所的“核心地位”这些说法，都是纯粹的捏造，那么他所谓的“巨大优势”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是无稽之谈。正如H.2.2节已证明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所有革命无政府主义者早已理解并将这些原则作为其政治立场的基础——即在生产场所中进行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因此，将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所表达的）无政府主义对立起来，不过是表现了斯塔克对其所谈论主题的无知罢了。

更进一步说，如果他愿意阅读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的许多观点与革命性工团主义者几乎完全一致。举例而言，巴枯宁主张“行业部门的组织、它们在国际中的联合、以及它们通过劳动者协会的代表……[使]工人们……[得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并]自身孕育着将取代资产阶级世界之社会秩序的活的胚胎。他们不仅创造未来的思想，也创造未来的现实。”[quoted by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p. 50] 如同工团主义者一样，他主张“群众的自然组织……是以他们界定日常生活方式的各种工作形式为基础的组织；即按照行业协会的方式进行组织”，而一旦“每一个职业……都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获得代表，这一组织——群众的组织便实现了完整。”此外，巴枯宁强调，工人阶级“只有一条道路，即通过实践行动来解放自己”，而这意味着“工人在反对老板们的斗争中团结一致”，通过“工会、组织以及反抗基金会的联合”来实现。[The Basic Bakunin, p. 139 and p. 103]

正如工团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巴枯宁也强调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自主行动与主导地位：

“劳动者们，别再指望他人，只能依靠你们自己。不要因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盟而受骗，堕落与瘫痪你们日益增长的力量……应当拒绝参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任何活动，在其之外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这一组织的基础已经完全具备：那就是车间与车间的联合，战斗基金会的建立；作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工具，以及它们的联合，不仅是国家层面的，更应是国际性的联合。

“当革命的时刻到来之时，你们将宣布国家与资产阶级社会的清算，宣布无政府状态，也就是那真正而坦率的人民革命……以及自下而上、自边缘至中心的全新组织形式。”[quoted by K.J. Kenafick,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pp. 120-1]

正如后来的工团主义者一样，巴枯宁主张通过一场总罢工来推动社会革命。他写道：“罢工由一个地区蔓延至另一个地区，便趋近于总罢工。而如今支配无产阶级的解放思想，使得一场总罢工只能导致一次巨大的剧变，迫使社会蜕去其陈旧的外壳。”他曾提出，这种剧变可能“在无产阶级尚未充分组织起来之前”就到来，但他并未因此否定罢工的意义，因为罢工表现了工人的自我组织能力，“斗争的需要促使工人们彼此支持”，而且“斗争愈加激烈……无产者之间的联合就必须愈加广泛与强大”。因此，罢工“已经表现出一定的集体力量”，而“每一次罢工都成为新团体形成的起点”。他拒绝了由“最强大的联合组织”来“人为地”制造革命的观点。他认为，革命是“由环境力量”所产生的。正如工团主义者所主张的，巴枯宁认为并非所有工人都必须加入工会，革命或总罢工才有可能发生。一小部分工人（或许是“工人中的十分之一”）需要被组织起来，由他们去影响其余的工人，从而确保“在关键时刻”，大多数人将会“追随国际的领导”。[The Basic Bakunin, pp. 149-150, p. 109 and p. 139]

正如工团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新社会将通过“自由联合，从下而上地，由工人协会——包括工业和农业的工人协会——组织起来……起初是在地区和市镇的层面上；随后是这些单位的联合构成地区的联合、地区联合成民族联合，而各民族再构成一个兄弟般的国际主义联合。”此外，“资本、工厂、所有生产资料与原材料”将归“工人组织”所有，而土地则“分配给亲手耕种它的人”。[quoted by Kenafick, Op. Cit., p. 241 and p. 240] 与此相比较，工团主义组织CGT在1906年《亚眠宪章》中宣称，“工会今天是一个抵抗组织”，但“在未来，它将成为生产与分配的组织，是社会重组的基础。”[quoted by Wayne Thorpe, The Workers Themselves, p. 201]

无政府主义与革命性工团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再清楚不过了。难怪所有严肃的历史学者都注意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之间明显的一致性。例如，乔治·R·埃森韦恩在其关于早期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中指出，工团主义“深深植根于西班牙的自由意志传统。它可以追溯至巴枯宁的革命集体主义。”他还指出，阶级斗争是“巴枯宁理论的核心。”[Anarchist Ideology and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n Spain, 1868–1898, p. 209 和 p. 20] 卡罗琳·卡姆同样指出了“巴枯宁基本的工团主义思想”，并强调他“主张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进行工会组织和活动，对于建设工人阶级在反抗资本中的力量至关重要……他还宣称，以工会为基础的国际组织不仅应引导革命，也应成为未来社会组织的基础。”事实上，他“坚信工会在培养工人的革命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也在为革命建设群众组织。”[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p. 219, p. 215 和 p. 216] 保罗·阿夫里奇在其文章《巴枯宁的遗产》中亦持相同观点。他写道：“巴枯宁，或许甚至比蒲鲁东更堪称革命工团主义的先知，他相信自由联合的工会将成为‘取代资产阶级世界的新社会秩序的活的胚胎’。”[Anarchist Portraits, pp. 14–15] 伯特兰·罗素指出，“几乎所有这些[与工团主义相关的]思想都不是新鲜事物：它们几乎全都源自旧国际中巴枯宁派的理念”，而“这也常常为工团主义者自身所承认。”[Roads to Freedom, p. 52] 韦恩·索普指出，工团主义者“将第一国际等同于其联邦主义派别……这一派别最初由蒲鲁东主义者代表，而后是更具影响力的巴枯宁主义者。”[Op. Cit., p. 2]

不言而喻，无政府主义者赞同这一观点。例如，阿图尔·莱宁在评论中总结道：“巴枯宁的集体无政府主义……最终构成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Introduction”,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9] 无政府主义学者大卫·贝里亦指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热衷于确立与巴枯宁之间的传承关系……世纪之交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是一种与‘第一国际巴枯宁派’相关联的策略的复兴。”[A History of the French Anarchist Movement, 1917-1945, p. 17] 马克·莱尔则指出：“Wobblies⁹²大量借鉴了由巴枯宁开创的无政府主义思想。”[Bakunin: The Creative Passion, p. 298] 克鲁泡特金则认为工团主义“无非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重生——联邦主义的、工人阶级的、拉丁传统的国际工人协会。”[引自 Martin A. Miller, Kropotkin, p. 176] 马拉泰斯塔在1907年表示，他“从未停止敦促同志们朝那个方向前进，而工团主义者却忘却了历史，把那个方向称为新的[前路]，即使第一批无政府主义者早已在国际中洞察并追随这一方向。”[The Anarchist Reader, p. 221] 因此，鲁道夫·洛克在其关于该主题的经典导论中指出，无政府工团主义“是那些在第一国际内部形成的社会诉求的直接延续，这些诉求在工人联盟中由自由意志主义派别最为清晰地理解和最为坚定地坚持。”[Anarcho-Syndicalism, p. 54] 默里·布克金则直言不讳地指出：

“早在‘工团主义’成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流行术语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于七十年代初的西班牙工人运动之中。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旧国际工人协会的西班牙联合会……无疑是工团主义性质的。”["Looking Back at Spain," pp. 53–96, Dimitrios I. Roussopoulos (ed.), The Radical Papers, p. 67]

或许，面对如此多的证据（以及巴枯宁本人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者会辩称我们引用的来源要么是无政府主义者，要么是对无政府主义“抱有好感”的人。要反驳这一点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需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就行。马克思曾批评巴枯宁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只能通过工会进行组织”并且“不应涉足政治”。恩格斯也在类似的立场上对无政府主义者提出批评，指出“巴枯宁主义纲领中，一场总罢工被当作是发动社会革命的控制杆”，而且他们也承认“这需要一个良好组织的工人阶级组织”（也即一个工会联合会）。事实上，他将巴枯宁的策略总结为“组织起来，当所有工人——因此也就是多数的人——都被争取过来后，推翻一切权威、废除国家，以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取而代之。”[Marx, Engels and Lenin,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p. 48, p. 132, p. 133 and p. 72]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敌人的思想时存在诸多歪曲，但我们仍可指出，他们抓住了巴枯宁思想的基本要点——即工会组织与斗争的核心地位，以及罢工与总罢工的运用。因此，要了解巴枯宁的思想与工团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你并不一定要读巴枯宁的原著，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显然，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甚至连这一步都没有做到！

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不必多言，他们支持工团主义运动，并且强调其无政府主义的根源。艾玛·戈尔德曼指出，在第一国际中，“巴枯宁与拉丁工人……沿着产业化与工团主义的方向”不断推进，并明确表示，工团主义“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在经济领域上的表达形式”，这也“解释了为何有如此多的无政府主义者活跃于工团主义运动之中。正如无政府主义一样，工团主义在直接的经济层面上培养工人，使其成为当今伟大斗争中的自觉参与者，同时也成为改造社会事业中的自觉参与者。”1900年在法国亲眼见证工团主义思想的实践之后，她“立刻开始宣传工团主义思想”。而最有力的解放武器，则是“群众通过直接行动与总罢工所进行的，自觉的、理智的、有组织的经济抗议。”[Red Emma Speaks, p. 89, p. 91, p. 90 and p. 60]

克鲁泡特金则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在那些试图对即将到来的革命行动形成清晰认识的工人中，正获得日益广泛的支持。工团主义运动与工会运动，使工人们得以比任何选举都更好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团结，并感受到他们利益的共同性，从而为这些理念铺平道路。”[Anarchism, p. 174] 他坚定支持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工人运动，认为这是准备革命、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键方式：“工团绝对是必要的。它是工人阶级中唯一持续开展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而不诉诸议会主义的力量。”[引自 Miller, Op. Cit., p. 177]

克鲁泡特金强调，“在工会内部进行革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宣传，一直是联邦主义或国际工人协会中‘巴枯宁主义’派系所偏好的行动方式。在西班牙与意大利，这种做法尤为成功。如今，在法国也得到了显著成果，《自由报》[他于1886年参与创办的英国无政府主义报刊]也热情倡导这种宣传方式。”[Act For Yourselves, pp. 119–120] 卡罗琳·卡姆在其对克鲁泡特金1872至1886年思想出色的研究中指出，他“急于重建国际工人协会，使之成为一支发动强硬罢工行动的组织，以抗衡议会社会主义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因此，克鲁泡特金主张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与西班牙联合会所采纳的巴枯宁国际主义[原文如此!]观点、以及19世纪70年代汝拉联合会所发展出的工团主义思想，进行一次非凡的融合。”这其中，包括了他对革命性工会的重视，以及认识到罢工作为直接行动方式以及工团主义行动培养出的团结精神所带来的价值。“对克鲁泡特金而言，”她总结道，“革命工团主义代表着国际反权威派那场伟大运动的复兴……很可能他在其中看到了他曾早期倡导过的，[‘罢工者的国际’]。”[Op. Cit., p. 257 and p. 268]

显然，任何声称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的人，都是在胡说八道。早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总工会（CGT）将工团主义作为一种明确标识的革命理论出现之前，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等人就已提出了工团主义的思想。与其说与无政府主义相冲突，工团主义的思想实际是深植于巴枯宁及“古典”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之中。若人们真正研读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这一点便可一目了然。当然，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列举的那些（我们在J.3.9节讨论了这些差异。人们将很快发现，这些差异并不是基于对工人阶级组织、直接行动、团结与集体斗争的否定！）

归根结底，像帕特·斯塔克这样的论调，只能暴露出作者对其所试图批判的思想近乎可怜般的无知。自巴枯宁以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在大多数核心观念上是共享的（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大部分理念都可直接溯源于巴枯宁的思想）。换言之，在斯塔克看来，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较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巨大优势”，竟在于他们实际上也“理解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生产现场（即工作场所）的核心地位，以及集体行动的必要性”！这一点本身，就足以揭示斯塔克及其同类言论的荒谬与破产。

H.2.9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持有“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

马克思主义者的另一种说法是，无政府主义者具有“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或理念。例如，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就声称，“巴枯宁为其超级革命的先锋队所配备的纲领，是主张‘对阶级和两性个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平等化，并以废除继承权作为起点。’这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它并未暗示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的废除。”[Derek Howl, "The Legacy of Hal Draper," pp. 137-49,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52, p. 148]

然而，只要通读整份纲领，就可以迅速看出豪尔（Howl）对巴枯宁思想彻底地歪曲。其所引述的段落出自《同盟纲领》的第2条。奇怪的是，豪尔并未引述该条的结尾部分，也就是其中指出这种“平等化”是“根据布鲁塞尔上届工人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为使土地、劳动工具及一切其他资本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仅供工人，即农业与工业联合体所使用。”若这还不足以表明其废除资本主义的立场，第4条还声明同盟“否认任何只要其目标不是劳工事业对资本的胜利的政治行动。”[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74]

豪尔的不诚实昭然若揭。巴枯宁在豪尔所（选择性）引用的那一条中，明确主张废除资本主义。如果社会化土地与资本并由工人联合体掌控，这都不算是废除资本主义，那我们就不禁要问：那什么才是废除资本主义？

与这种断章取义同样不诚实的，是豪尔对于“对阶级和两性个体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化”这一表述的历史背景只字未提。在巴枯宁将《同盟纲领》寄送至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后，他收到了一封马克思于1869年3月9日写来的信件，信中指出，“阶级平等化”一语若按字面理解，将意味着“资本与劳动的调和”，这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一直在鼓吹的”。信上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并不是“在逻辑上就不可能的‘阶级平等化’，而是历史上必然出现的‘阶级的废除’”，这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还补充道：

“然而，考虑到‘阶级平等化’这一语句出现的语境，它似乎只是一个笔误，总委员会相信您也会迫切希望从您的纲领中删除这一可能造成严重误解的表达。”[Collected Works, vol. 21, p. 46]

而在这一语境下，马克思的判断是正确的。将“阶级平等化”一语置于个体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平等化的语境中，显然意味着废除阶级。逻辑十分清楚：如果工人与资本家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完全相同，那么雇佣劳动就将不复存在（事实上，它也就将不可能存在，因为雇佣劳动正是建立在社会与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那么阶级社会也随之不复存在。同样地，如果佃户与地主在社会上是平等的，那么地主便无法再对佃户行使权力，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巴枯宁亦认同马克思对这一歧义表述的批评，因此《同盟纲领》被修改为要求“最终与彻底地废除阶级，以及两性个体在政治、经济与社会上的平等化。”[Bakunin, Op. Cit. p. 174] 正是这一更改，促成了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尽管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多年后仍旧不时翻出这一“笔误”加以攻击）。然而，豪尔断章取义地重复使用已被更改前的“阶级平等化”一语，恰恰是为了抹黑无政府主义，因此他才如此为之。

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深知：没有平等，自由就只是富人的自由。正如尼古拉斯·沃尔特所说：“像自由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追求自由；像社会主义者一样，无政府主义者追求平等。但我们既不只满足于自由主义，也不只满足于社会主义。没有平等的自由，意味着穷人和弱者比富人和强者更不自由；没有自由的平等，意味着我们全都一起成为奴隶。自由与平等并不是相互对立，而是互为补充。相较于那种将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的旧式对立思维——即‘自由越多，平等越少；平等越多，自由越少’——无政府主义者指出，在现实中，二者缺一不可。若有些人太贫穷或太孱弱，无法享受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若有些人被他人统治，那么这种平等也根本不是真正的平等。”[About Anarchism, p. 29] 显然，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持有自由主义政治立场。恰恰相反，我们是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对其进行了深刻批判。

对于那种声称无政府主义“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说法，无政府主义者予以坚决否定。[Paul Thomas, 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p. 7] 无政府主义事实在本质上，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对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批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被不平等所彻底破坏——它沦为选择一个主人的自由。这种状况违背了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国家亦然。正如巴枯宁所言：“任何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是统治与剥削。它是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是一个公正的人类社会，是摆脱一切监护、权威与政治统治，摆脱经济剥削。”[quoted by Kenafick, Op. Cit., pp. 95-6] 因此，国家结构不仅破坏了自由，也破坏了平等。比如，政府首脑与那数百万不论有没有投票的民众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实质的权力平等。如俄国革命所证明的那样，罢工工人与被派来贯彻国家意志的“社会主义”政治警察之间，亦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平等——而这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统治精英的本质。

这意味着，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关心自由（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影响。恰恰相反，自由主义欣然容忍等级制度以及由私有财产、雇佣劳动与国家所带来的对自由的限制。正如巴枯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使“工人变成了一个附属的、被动的、顺从的仆人。”[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188] 因此，无政府主义拒绝自由主义（尽管正如巴枯宁所说，“如果社会主义质疑激进主义，那并不是为了否定它，而是为了推进它。”[The Basic Bakunin, p. 87]）。所以说，无政府主义反对自由主义，不是因为自由主义主张自由，而恰恰是因为它在自由这条路上走得不够远，并且未能认识到在没有平等的情况下，自由不过是主人的自由而已。事实上，正如我们在H.4节中所论述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才具有一种明显自由主义式的自由观——它将“联合”看作是对自由的限制，而非将“联合”视为自由的表现。

最后，谈几句关于那种认为“无政府主义关注自由就意味着它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心态。这种心态并不说明无政府主义的破产，反倒恰恰暴露了提出这种指控之人的政治意图的破产。毕竟，这种说法的明显暗示是：对个人自由、集体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关注，是无法与社会主义思想相容的。这种说法也直接冲击了社会主义的核心——对平等的关注——因为它明显地意味着某些人拥有比其他人更大的权力（即压制他人自由的权力）。因此，这种观点反映出对真正社会主义的肤浅理解（另建我们在H.2.11节中，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精英主义”指责的讨论）。

主张对自由的关注就意味着“自由主义”（或同样地意味着“个人主义”），这表明持此观点者并不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毕竟，若一个人关心每一个个体能否掌控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是他们是否自由），那他就必然完全支持集体自我管理群体事务的原则。这意味着一种基于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直接参与并管理社会的革命愿景、以及革命后社会的愿景。若将这种愿景所依据的原则视作“自由主义”，那实际上就是在否定这种愿景本身，转而支持由“开明的”精英（即政党）以及等级制国家结构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统治。这就意味着主张政党掌权，而非阶级掌权，因为在这种观点中，自由被视为对革命的威胁，因此人民必须受到保护，以防被“小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狭隘意识所影响（再次引用巴枯宁的话，“每一个国家，即便是马克思先生炮制出来的虚假的人民国家，本质上都只是由一小撮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操控着的、一部自上而下统治群众的机器；这群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比人民更清楚人民的需要和愿望。”[Bakunin on Anarchism, p. 338]）。在这种观念中，自由思想的辩论与群众的广泛参与非但不是力量的源泉，反而是“有害影响”的源头，因此人民必须受到保护、免受其害。

此外，这种观点还表明了对社会革命所将面临困难的完全无知。除非革命建立在大多数民众的积极参与之上，否则任何革命都注定会失败。社会主义的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建设，将面临千百条出乎意料的问题，并需要满足数百万个体、成千上万社群和数百种文化的需求。如果社会中的个人与群体无法自由地参与这一建设性的事业，那么整个进程便会在几个政党领袖的官僚统治与威权统治之下逐渐枯竭。因此，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社会重建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若没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组织自由、言论自由等自由，大众的积极参与就会被取而代之为一个个孤立、原子化的个体集合，沦为自上而下专制统治的对象。

正如曾为无政府主义者、后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维克多·谢尔盖，在（当时已为时过晚的）20世纪30年代末所总结的那样：“对自由的恐惧，也就是对群众的恐惧，几乎贯穿了整个俄国革命的进程。如果我们能够从中总结出一个能够使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重要教训……那么或许可将其表述如下：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民主的——这里的‘民主’，是以其自由意志主义的意义使用的。”[The Serge-Trotsky Papers, p. 181]

归根结底，正如鲁道夫·洛克尔所指出的：“社会正义的诉求，唯有当它源自于人对个人自由的感知，并以此为基础时，才能真正发展并产生效力。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要么是自由的，要么根本就不会存在。无政府主义之存在的真正与深刻的正当性，正是在于承认这一点。”[Anarcho-Syndicalism, p. 14]

H.2.10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领导”吗？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声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领导”这一概念，因此他们只相信一场完全自发的革命。这种说法通常还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不认为革命者有必要在当下组织起来，以影响阶级斗争。因此，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邓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写道：

“左翼内部普遍认为，建立一个由社会主义激进派组成的组织是必要的，除了少数无政府主义的纯粹主义者之外。但问题在于，应建立一种怎样的组织？有一种在新激进化的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广泛存在的观点，是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他们]敌视集中化、协调一致的活动，并深深怀疑任何带有‘领导’色彩的东西。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由工作小组组成的松散联邦就已经足够了，甚至已经是最理想的形式。其潜在的假设是：集中化的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向官僚化退变；而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本身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和充分基础……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这，当然就是传统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立场。”[Towards a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 p. 39]

暂且不论这些言论中对非列宁主义者的年龄与经验所带有的惯常居高临下的态度，这种论点在多个层面上都存在问题。首先，自由意志主义者虽然确实拒绝集中化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协调一致的行动。这种把我们描述为拒绝协调的说法，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常见攻击点，却是一个明显的稻草人论证。其次，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领导”的存在，我们反对的是等级制的领导方式。第三，虽然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革命组织（即无政府主义者自己的组织）的必要性。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反对集中化、等级制的政党形式，但我们历来都主张建立无政府主义团体与联合会，以讨论、传播我们的思想并产生影响。下面我们将分别探讨这些问题。

第一个论点其实最为无足轻重。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协调就等同于集中；因此，反对集权就意味着反对联合行动的协调。而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协调并不等于集中或集权。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主张通过联邦与联邦制的方式来协调共同行动。在集中化体制中，全体成员的事务被交由少数位于中心的人员处理。他们的决定对整个组织具有约束力，普通成员的角色仅限于执行这些由多数人选出的领导者所下达的命令。这意味着权力集中于上层，决策自上而下传达。如此一来，这种“革命的”政党就只是简单地模仿了它声称要推翻的社会结构（参见H.5.6节），而且极其低效（参见H.5.8节）。

在一个联合会结构中，决策是通过由当选的、受委托并可随时罢免的代表，经由他们组成的委员会，自下而上地进行传递的。事实上我们发现，早在巴黎公社将这种方式付诸实践的多年以前，像巴枯宁和蒲鲁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在其关于自由社会运作的设想中提出，应当由当选的、受委托并可随时罢免的代表来替代“代议制”。联合会的结构旨在确保任何协调的行动都能准确反映成员的决议。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各团体之间进行协调、纪律、周密计划和统一行动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这种协调、纪律、计划和统一行动必须是自愿实现的，通过由信念与理解所滋养的自律来达成，而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强制，以及对上级命令的盲目、无条件服从。”这意味着我们“坚决反对建立一种自成目的的组织结构，反对那些在完成实际任务后仍然长期存在的委员会，反对一种将‘革命者’变成没有思想的机器人的‘领导’。”[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39] 换言之，协调应当来自底层，而不是由少数领导人自上而下地强加。用一个比喻来说，联合会的协调，就像工人在罢工中反抗资本家时所形成的那种协调——它源自平等者之间的讨论，并由下而上地展开。而集权式的协调，则是像老板那样自上而下强加的协调。

其次，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领导”。我们反对的是等级化的、制度化的领导。换句话说，我们反对赋予领导者以权力。这是关键区别，正如阿尔伯特·梅尔策所解释的：“在任何一个群体中，总会有人自然地‘带个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当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拒绝的是制度化的领导，因为那会使支持者沦为盲目的追随者，而领导也就不再是榜样或创造性的引领，而变成不加思考的确信。”在一个大多数人没有革命经验的工厂中，任何革命者有时都会“带个头”。然而，“没有哪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成为制度化领导层的一部分。同样地，无政府主义者也不会等待别人带头，而是会自己带头。”[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p. 58 and p. 59]

这意味着，正如我们在J.3.6节中所论述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以平等者的身份来影响阶级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追求权力职位，而是希望通过自身思想的力量，通过在社会斗争中由当事人自己建立的组织内的辩论中体现出来——来影响他人。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思想水平是参差不齐的。这一点显而易见：有些工人接受现行制度的逻辑，有些人对其中的某些方面持批评态度，还有一些人（通常是少数）则有意识地寻求更美好的社会（他们可能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态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等等。只有持续的讨论、思想的碰撞，加上集体斗争，才能提高政治觉悟，缩小被压迫者内部思想上的差距。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只有自由本身，或争取自由的斗争，才能成为自由的学校。”[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59]

从这一视角来看，任何试图建立制度化领导结构的举动，都意味着革命进程的终结。这种“领导”必然意味着一种等级化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领导者掌握权力，并替其他人作出决策。这只不过是在重现那种旧有的阶级分工——即思考者与行动者（亦即发号施令者与服从命令者）之间的分工。在这样的制度中，掌握权力的并不是革命群众，而是“领导者”（也就是特定政党的等级体系）；群众的角色，再次沦为仅仅去选择由哪一个老板来指挥他们。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联合会并不否认“领导”的必要性——就其“带头”、阐述理念并争取人们接受的意义而言——但它拒绝“领导”与人民大众相分离的观点。简单来说，没有任何政党或领导集团能掌握所有答案，因此，成功的革命必须依赖所有人的积极参与。问题并不是“组织”与“非组织”、或“领导”与“非领导”之间的对立，而是取决于何种的组织与何种领导。

因此也就显然，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也不忽视在政治上有觉悟的少数人，在社会斗争中组织起来并传播其思想的重要性。正如卡罗琳·卡姆在其对克鲁泡特金思想出色的研究中所总结的那样：“克鲁泡特金强调了少数英雄式的人物在革命准备阶段中的作用。”[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86, p. 276] 然而，正如约翰·克兰普准确指出的，“这里的关键词在于革命的准备阶段。通过在反对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斗争中展现出的勇气与无畏，无政府主义的少数派可以以身作则，从而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斗争。但克鲁泡特金并不主张“代替主义”——即少数人可以代替人民发动革命的思想，对他而言，这种观点与革命后由少数人执掌统治的观念一样格格不入。事实上，克鲁泡特金认识到，前者必然会导致后者。”[Hatta Shuzo and Pure Anarchism in Interwar Japan, p. 9] 正如克鲁泡特金在自己的话中所说：

“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念，如今仅由弱小的少数派所代表，但却越来越多地在民众中找到表达。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将会在广大人民中传播开来……他们将从人民中发现的支持中汲取力量，并将高举革命的红旗……在那一天，如今的少数派将会成为人民、成为群众本身；而那支广大群众反抗财产与国家，将向前迈向无政府共产主义。”[Words of a Rebel, p. 75]

这种影响力仅能通过我们思想的正确性与建议的有效性来获得。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寻求通过“劝告与榜样”来施加影响，“让人民……在我们的方式与解决方案优于、或看似优于他人所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方案时，自己加以采纳”。因此，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都会“努力赢得压倒性的影响力，以便引导[革命]运动去实现我们的理念。但这种影响力必须通过做得比他人更多、比他人做的更好而获得，并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才是有益的。”这意味着必须拒绝“接管指挥权，也就是成为一个政府，并通过警察式的手段将自己的思想与利益强加于人。”[Malatesta,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p. 108-9]

此外，与列宁、卡尔·考茨基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不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阶级斗争之中，而非由激进知识分子在其外部发展出来的（参见H.5节）。克鲁泡特金指出：“现代社会主义源于人民意识的深处。尽管有少数出身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其赋予了科学的认可与哲学的支持，但他们所表达思想的基础，仍然是工人群众集体精神的产物。国际的理性社会主义，至今依然是我们最大的力量，它是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在群众最初影响下形成的。那些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提供帮助的少数作者，只不过是将最初在工人中出现的愿望赋予了形式。”[Op. Cit., p. 59] 换言之，无政府主义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无论是出身于此，还是通过放弃原有的阶级背景而融入其中），这一部分将自身的经验、思想与需求加以概括，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并试图说服其余人相信这种思想与策略的有效性。这是一种对话过程，既包含学习，也包含教导。

因此，这意味着特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与处于斗争中的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无政府主义者不仅试图影响社会斗争，也试图从阶级斗争中学习，并从自身斗争以及其他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中进行概括。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将其组织视为某种导师，而只是社会斗争的一部分，其思想能够也必须通过积极参与这种斗争而发展。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巴枯宁的观点，并拒绝让自己的组织代表群众掌权，因此很明显，这类团体并不是在向人民强加外来思想，而是试图澄清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所产生的思想。一个客观事实是，被压迫群众内部的政治觉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发展不平衡意味着，他们不会一下子或完全接受革命思想——群众是分层次的。在一群人中，会有一两个人开始感兴趣，阅读文献，与他人讨论，并创造新思想。最先明确将自身思想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有权利也有义务去说服他人加入他们。这与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并不矛盾，恰恰是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体现。

最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承认，有必要建立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以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影响阶级斗争。不必多言，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为实现革命而进行政治组织的必要性的观点，在所有主要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与实践中都不存在，也不见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实实践之中。甚至列宁主义者在某些时候也会承认这一点。归根结底，如果仅凭自发性就足以发动一次社会革命（并确保成功），那么我们应该早已生活在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就表明自发性虽重要，却不足以单独完成这一任务。无政府主义者深知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并据此进行自我组织。

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所创建的组织及其在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作用，可参见J.3节（例如，J.3.6节更全面地讨论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中的角色，可参见J.7.5节。

H.2.11 无政府主义者是“反民主的”吗？

针对无政府主义的常见指控之一，是认为它“反民主的”（或“精英主义的”）。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名成员就指责无政府主义“必然是深刻反民主的”，其理由是它坚持“个人自我的绝对主权，反对对其施加任何‘权威’”，而这，被认为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概念”。这种立场是一种“唯心主义观念”，在这种观念中，“任何权威都被视为是专制；‘自由’与‘权威’（因此‘自由’与‘民主’）是对立的。这种对‘权威’的反对假设，是由自由主义所助长的。”这被拿来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解”作对比，后者认为，“在任何劳动是协作性的社会中，‘权威’都是必要的。”[Derek Howl, "The Legacy of Hal Draper," pp. 137-49,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52, p. 145] Hal Draper 被引述说：

“所谓‘权威原则’，在一贯的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是对任何形式权威的原则性反对，包括反对那种源于最完善的民主、并以完全民主的方式行使的权威……在所有意识形态中，无政府主义是在原则上最根本的反民主意识形态，因为它不仅对民主总体上怀有不可改变的敌意，而且尤其敌视那种即使是人们能够想象的最理想的社会主义民主。”

这样的论调当然是荒谬的。事实上，它在许多层面上都有缺陷，以至于很难确定从何处开始批驳。最显而易见的起点是，那种声称无政府主义在原则上是“最根本的反民主”的说法。既然世上还有法西斯主义者、君主主义者、以及（如托洛茨基那样）支持“政党专政”的人，还有许多其他主张少数人（甚至仅一人）统治所有人的派别，那么，仅仅因为无政府主义主张所有人的自由，就能一本正经地说它是最“反民主”的吗？绝对君主制和法西斯主义的理念与实践，难道真的比无政府主义更民主吗？显然不是，尽管这种事实也反映了这类论调的是多么的劣质。同样，那种认为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反对‘权威’的假设”上的观点，也经不起哪怕是最粗浅的考察。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在寻求为自由主义国家的权威结构辩护，更不用说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等级制度辩护。因此，把自由主义说成是反对“权威”的学说，很难与它的理论与现实相吻合。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任何权威都是“专制的”。正如我们在H.4节中所讨论的，这种常见的马克思主义论调根本不成立。无政府主义者一向明确指出，他们反对的是特定形式的权威，而不是“权威”本身。事实上，巴枯宁所说的“权威原则”指的是等级制权威，而并非一切形式的“权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克鲁泡特金会指出，“无政府主义社会观的起源”在于对“等级制组织和社会威权主义观念”的“批判”，并强调无政府主义“拒绝一切等级制组织”。[Anarchism, p. 158 and p. 137]

这意味着，显而易见地，集体作出决议并遵守决议的行为并不是权威的体现，而只是表现了个人的自主性。显然，在大多数活动中，人们都需要与他人合作。事实上，生活本身就包含了这样一种情形：所谓“个人自我的绝对主权”（说得好像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用过这种措辞一样！）会在行使过程中受到“限制”。例如，踢足球需要寻找同样想踢球的人、组成球队、商定规则等。这些行为看似对“个人自我的绝对主权”有可怕的侵犯，但正是这种“个人”的“主权”首先催生了踢球的愿望。若一种“主权”在行使时就否定了自身，那还算什么“主权”？显然，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概述”，就像他们在许多其他问题上的概述一样，极为贫乏。

不足为奇的是，我们会发现像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这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对所谓“个人自我的绝对主权”的批判是最为严厉的。事实上，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理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持续支配与剥削辩护。克鲁泡特金明确指出它的反个人性与不自由的本质，称其为“扼杀我们的威权个人主义”，并强调它“思想狭隘，因此愚蠢”。[Conquest of Bread, p. 130] 同样地，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去引用巴枯宁的话，声称“个人的自由绝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问题。它是一个集体问题，是一种集体的产物。任何个人都不能在脱离人类社会或没有社会合作的情况下获得自由”，或者引用他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原则”的表述[The Basic Bakunin, p. 46 and p. 57]，那对他们的论证也无甚益处。巴枯宁对那种“被[一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所]歌颂的……个人主义的、自私的、恶意的、虚幻的自由”只有不屑与蔑视。[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96]

当然，也许这两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一说法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马克思主义似乎始终假定，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极端形式的“个人主义”。因此，他们不断重复这一“事实”，并持续试图将革命无政府主义与施蒂纳的思想联系起来（施蒂纳是唯一强调“自我”重要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于是我们看到，恩格斯谈到“施蒂纳是当代无政府主义的伟大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汲取了许多……巴枯宁将[施蒂纳]与蒲鲁东结合起来，并将这种结合命名为‘无政府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巴枯宁只是将蒲鲁东和施蒂纳的安那其译成了鞑靼人的粗鄙语言。”[Marx, Engels and Lenin,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p. 175 and p. 153] 然而事实上，施蒂纳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几乎是默默无闻的，直到十九世纪末其著作才被重新发现，即便如此，其影响也十分有限。就巴枯宁而言，他受蒲鲁东的影响是众所周知且显而易见的，而与施蒂纳的联系似乎仅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头脑之中。正如马克·莱尔所指出的，“对此没有任何证据……巴枯宁在其文集里仅仅提到过施蒂纳一次，而且只是顺带一提……据目前所能确定的，巴枯宁对施蒂纳的思想没有兴趣，甚至连负面兴趣都没有。”[Bakunin: The Creative Passion, p. 97] 同样，蒲鲁东也未受施蒂纳影响（甚至很可能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虽然施蒂纳曾经批评过这位法国无政府主义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施蒂纳才是唯一“始终如一”的无政府主义者呢？此外，即便就施蒂纳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对“个人自我的绝对主权”的抨击，也未曾注意到这位自我主义者本人实际上提倡组织（“自我的联合”），并且十分清楚这种组织需要个人之间的协议，而这在抽象意义上会减少“自由”（这种联合“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同时包含较少的“不自由”[The Ego and Its Own, p. 308]）。

无政府主义（无治主义，Anarchism）一词当然源自希腊语，意为“没有权威”或“没有统治者”，而这一点毫不意外地塑造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与其对美好社会的构想。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反对“人对人的支配”。然而，“随着知识渗透到被统治的大众……人民便会反抗当时感受到的最为无法忍受的权威形式。个人与群众中的这种反抗精神，是支配精神自然且必然的产物；它是人类尊严的捍卫者，也是社会生命的拯救者。”因此，“自由是任何真正平等的人类联合的必要前提。”[Charlotte Wilson, Anarchist Essays, p. 54 and p. 40] 换言之，无政府主义源于被压迫者对其统治者的斗争，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表达。无政府主义，就诞生于阶级斗争之中。

既然将个人自由视为一件好事，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自由的个人应当如何合作，才能确保他们的自由得以延续（“对自由的信仰意味着人类能够合作。”[Emma Goldman, Red Emma Speaks, p. 442]）。这表明，任何联合都必须建立在联合个体之间的平等之上。只有当所有参与者都在决策过程中发挥实质性作用时，这一点才有可能实现。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个人与群体的自治（通常称为自我管理）的必要性。自由联合中的自我管理与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是消除支配的唯一途径。因为当我们自己作出自己的决定时，便自动终结了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分化（也就是终结了等级制度）。既然无政府主义明确意味着支持自由与平等，它也就必然意味着反对一切形式的等级化组织与威权式社会关系。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支持，并不会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导致对组织或集体决策的否定，而是转化为对自我管理型群体的支持。唯有这种组织形式，才能终结社会分化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并创造一种使个人在结社时，无需否定自身的自由与平等的环境。

因此，无政府主义积极的一面（自然源于其对权威的反对）产生了一种政治理论，即人们必须直接掌控自己的斗争、组织与事务。这意味着我们支持群众性大会、及其通过受委托且可随时罢免的代表委员会所组成的联合会；如果代表违背委托（即按其个人意志行事，仿效政客或官僚，而非遵从选举他们的人们的意愿），便可以被立即罢免。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得以直接自治、掌控自己的生活，使所有受某项决策影响的人都能在其中发声，从而无等级制度地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相较于一种否认联合及其所能产生的自由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意味着对一切形式的等级制的反对，以及对平等者自由联合的支持。换言之，通常可以理解为无政府主义支持个人与群体的自治或自我管理。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对个人自由的支持，同样意味着对自我管理型群体的支持。在此类群体中，个人作为平等者合作，从而最大化他们的自由。这也意味着，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混淆了合作与强制、共识与权威、联合与隶属。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权威观，不仅歪曲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且在极端程度上是超历史的。不同形式的决策过程被混为一谈，而不顾其可能采取的多种具体形式。将等级化与自我管理的决策方式、对立性与和谐性的组织形式、异化的权威与掌握在直接受其影响者手中的权威——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只会造成混乱。这种做法不仅不是“唯物主义”的，反而是纯粹的哲学唯心主义——它假定了脱离具体个人与社会而独立存在的非历史性概念，而这些个人与社会才是特定社会关系与合作方式的真正创造者。

同样地，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在合乎自身利益时也一贯拒绝民主权威，似乎也并非苛刻之辞。即便是那种被称为“更高形式民主”的苏维埃，一旦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也被他们弃置一旁。正如我们在H.6.1节所讨论的，当面对苏维埃选出非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情况时，布尔什维克便动用武装力量推翻选举结果。此外，一旦他们无法再依赖选举多数，便会对苏维埃进行操控选区划分。在工厂中，布尔什维克用由国家自上而下任命、并赋予“独裁权力”的“一长制”取代了工人的经济民主（见H.3.14节）。如H.3.8节所述，布尔什维克将他们的执政经验普遍化为对政党专政的公开支持。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与30年代，托洛茨基不断重申这一结论，并一再鼓吹政党专政，主张政党应利用其权力镇压工人阶级内部反对其统治的声音。对于布尔什维克传统而言，政党有权无视其自称代表的阶级的意愿，是一种根本性的意识形态立场。

因此，考虑到列宁或托洛茨基为“政党专政”辩护、主张政党可以凌驾于群众的民主决策之上、用拥有“独裁”权力的委任经理取代工厂工人委员会、或解散由非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苏维埃时，无政府主义倒是成为根本上“反民主”的了！总的来说，若有人声称无政府主义比列宁主义更“反民主”，简直就是笑话。

然而，所有这些反民主的行为，却恰好与豪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权威观不谋而合——该观念认为“在任何劳动协作的社会中，‘权威’都是必要的。”既然“权威”是不可或缺的，而一切形式的集体决策必然是“威权的”，并涉及“隶属关系”，那么集体如何组织、决策如何作出显然就无关紧要了。于是，对于列宁与托洛茨基所偏好的（颇似资产阶级的）权威形式下，漠视工人阶级的自由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正是出于区分平等主义（因而也是自由意志主义）组织与决策形式和威权主义形式的需要，无政府主义者才称自己为“反威权主义者”。

即便我们完全忽略布尔什维克的一切反民主行为（或像大多数列宁主义者那样，以俄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为由为之辩护），列宁主义思想的反民主本质仍会显露无遗。列宁主义对集中化国家权力的支持，使他们对无政府主义“反民主”的指控显得极为荒谬，并最终导致数百万人的事务沦为先锋党中央委员会少数人决策的对象。作为例证，我们将讨论托洛茨基反对乌克兰马赫诺运动的论点。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马赫诺运动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他认为，这不过是“乌克兰所有地方苏维埃的权力”，因为它们都“承认自己所选出的中央政权”。因此，马赫诺运动不仅拒绝中央权力，同时也拒绝地方苏维埃。托洛茨基还声称，在俄国并不存在所谓“任命”的官员，因为“在俄国，不存在除整个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所选举的权力之外的任何权力。由此可见[原文如此!]，由中央苏维埃政府任命的指挥官，实际上是由劳动的千百万群众的意志所安置在其职位上的。”他强调，只有“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才谈得上‘任命’，当时沙皇官员或资产阶级部长凭借个人的自由裁量来任命指挥官，而这些指挥官则使士兵群众臣服于资产阶级阶层。”当马赫诺黑军试图在1919年初召开第四次农民、工人和游击队员的地区代表大会，以讨论内战进程时，托洛茨基毫不意外地“断然禁止”了这一举动。以其典型的精英主义姿态，他居然宣称马赫诺运动“其根基在于无知的群众”！[How the Revolution Armed, vol. II, p. 277, p. 280, p. 295 and p. 302]

换句话说，仅仅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府曾在过去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赋予权力（而如今仅靠操纵选举和解散苏维埃而留任），他（作为其代表）便自认为有权，去禁止一场原本能够表达数百万工人、农民和游击队员革命意愿的大会！他论证的虚伪本质显而易见。并非在执行千百万劳动群众的意志，托洛茨基只是执行了他个人的意志。他既没有征询这些群众的意见，也没有征询地方苏维埃——在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中，这些地方苏维埃已经将其权力让渡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少数几人。通过禁止这一大会，他实际上在极大程度上破坏了千百万群众的实际的、运作中的民主，而用一种纯粹形式上的“民主”取而代之——这种“民主”不过是集中于中央少数领导者手中的权力。的确，当一个人可以剥夺一个革命人民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时，这可真是一种“民主的实践”！

无政府主义者内斯托尔·马赫诺毫不意外地对此回应道，他认为工农“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召开代表大会，讨论他们的事务。这是革命所赢得的一项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中央当局禁止召开这样的大会……则是对工人权利赤裸裸而又无礼的侵犯。”[quoted by Peter Arshinov, The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129] 至于托洛茨基和马赫诺，究竟是谁体现了根本性的“反民主”立场，我们留给读者自行判断。

此外，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一些理论性的议题需要提出。比如说，从未有人试图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群体中占据51%的人数，就能自动地代表正确？人们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在这一意志被决定之前，少数人就应当服从多数人的意志。难道这是否意味着，若多数人的行为损害了少数人的自由和平等，马克思主义者就拒绝承认少数人进行公民抗命的权利？举例而言，如果一个社区的多数人决定推行种族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者会反对被歧视的少数群体采取直接行动来破坏并废除这些法律？再举一个更贴近马克思主义的例子：1914年，德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投票支持战争经费。而该党内部的反战少数派为了所谓的“民主”、“统一”和“纪律”，随大流地接受了多数的决定。难道豪尔与德雷珀会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如果他们的行为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理念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那么又为什么不是正确的呢？毕竟，他们确实服从了“最完美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也就能推定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

简而言之，指责无政府主义者“反民主”的论调极度循环论证，甚至纯属虚伪。

作为一般性的原则，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在自由讨论和辩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多数决议并不排斥，少数派接受多数派的决定通常并不会构成问题。正如我们在A.2.11节中所论证的，这种集体决策方式与无政府主义原则是相容的——事实上，集体决策方式也正是建立在这些原则之上。通过直接自我治理，我们排除了他人对我们的统治。不过，我们并不把这一点奉为教条，因为我们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少数派必须并且理应无视多数派的决定。例如，如果某一组织的多数派决定了一个少数派认为是灾难性的政策，那么为什么少数派还要跟随多数派呢？同样地，如果多数派作出的决定损害了一个非压迫性、非剥削性的少数群体的自由和平等，那么这一少数派有权拒绝服从多数的“权威”。因此，卡萝尔·佩特曼写道：

“自由主义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在于，个体应该承诺或同意服从代表，而他们已将自己作出政治决策的权利转让给这些代表……承诺……本身是个体自由和平等的表达，但它也使个体在未来受到约束。承诺还意味着个体有能力进行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考，并能评估和改变自己的行动与关系；因此，承诺有时是可以正当地被打破的。然而，承诺服从则是否认或限制个体的自由和平等，以及他们运用这些能力的权利。承诺服从，就是声明在某些领域里，作出承诺的人不再自由地运用其能力并决定自身的行动，他也不再平等，而是处于隶属地位。”[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p. 19]

因此，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那种不允许个体拥有异议权、反对权以及进行公民抗命权利的“民主”，实际上背叛了自由与平等，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声称其政治核心的价值。指责无政府主义“反民主”的说法，实质上隐藏着这样一种逻辑：少数人必须沦为多数人的奴隶——即使多数人是错误的，他们也没有异议的权利。（当然，在实践中，这往往意味着服从那些被选举上台的少数掌权者的命令和法律。）这种逻辑的实质，是要求少数服从于多数，而不是少数与多数平等。与之相反，无政府主义者既然支持自我管理，就同样承认异议与个体性的必要性——从本质上说，正是因为我们赞同自我管理（“民主”一词其实不足以表达这一概念），我们也就必然拥护作为其根基的个体自由。我们之所以捍卫个人自由，正是因为我们对自我管理（“民主”）抱有最为热切的信念。

因此，豪尔与德雷珀未能理解民主决策的真正基础——它并不是建立在多数总是正确的前提之上，而是因为个体自由需要民主来表达和捍卫自身。若把集体置于个人之上，就会破坏民主价值，把民主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或者，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声称代表多数人的少数集团的暴政）。

此外，社会的进步也正是由那些对现状与多数决策提出异议并进行反抗的人所推动的。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在自我管理团体中支持异议权的原因——事实上，个体与少数派的异议、拒绝与反抗，正是自我管理的一个关键方面。既然列宁主义者并不支持自我管理（他们至多支持洛克式的“选举政府即民主”的观念），他们像洛克一样，将异议视为危险并加以谴责，也就不足为奇了。无政府主义者则相反，他们认识到自我管理（即直接民主）的根基在于个体的自由，因此支持并捍卫个体反抗不公的权利。历史已经表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才是正确的——若没有反抗，许多少数群体永远不可能改善自身的处境，社会也会停滞不前。事实上，豪尔与德雷珀的评论不过是资本家标准言论的翻版：他们对罢工者和抗议者的指责正是如此——“他们没有必要抗议啊，因为他们就生活在‘民主’之中。”

这种将无政府主义指责为“反民主”的马克思主义论调，使他们自己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兰斯·塞尔法发表的极其不准确且误导性的文章，《艾玛·戈尔德曼：充满争议的一生》便是例证[《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第34期（2004年3—4月号）]。塞尔法无视列宁精英主义的更为确凿的证据，声称“戈尔德曼从未背离过这样一种观念：推动历史的是英雄式的个人，而非群众，”，并引用她1910年的文章《少数派与多数派》来证明这一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实际上并未驳斥戈尔德曼在其中所阐述的论点。毫无疑问，他对这些论点进行了歪曲。

戈尔德曼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就是——群众并不是新思想的源泉。相反，新的、进步的思想来自于少数派，并通过这些少数派的行动逐渐传播到多数人之中。即便是社会运动和革命，也都是由少数人率先行动才得以展开。例如，工会主义在大多数国家中曾是（并且至今仍是）一种少数派运动。争取种族与性别平等的理念，长期以来受到多数人的蔑视（或至多也被忽视），必须依靠坚定的少数派推进这一事业，才能将理念传播至更广大的多数。俄国革命也并非始于多数人，而是当一小部分女工（无视当地布尔什维克的劝告）走上街头，随后从最初的数百人发展成为拥有数十万人的运动。

事实显然站在戈尔德曼一边，而不是塞尔法一边。既然戈尔德曼阐述的只是社会进化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塞尔法对此竟然有所异议，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版本）实际上也在暗含地承认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任何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同样，戈尔德曼也指出：“人类思想一直被传统和习俗所歪曲，被虚伪的教育所败坏，而这些教育乃是为掌权者的利益服务的……由国家与统治阶级所操纵。”因此，必然存在一场“持续的斗争”，其对象是“国家，乃至‘社会’本身，即被国家和国家崇拜所制服并催眠的多数人。”正如戈尔德曼所言，如果事实不是如此，就不会有任何国家能够从群众手中保全自己或私有财产。正因如此，人们必须挣脱既有的桎梏，主动为自己行动。正如她所强调的，这种直接行动是“人类的救赎”，因为它“要求正直、自立与勇气。”[Red Emma Speaks, p. 111 and p. 76]

因此，戈尔德曼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并没有否定群众，而只是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社会主义是一种自我解放的过程，而有意识的少数派的任务，就是通过鼓励群众的直接行动来推动这一过程。这也解释了戈尔德曼为何支持工团主义与直接行动，而塞尔法却（耐人寻味地）未向其读者说明这一点。

那么，戈尔德曼对“多数”的否定是否如塞尔法所声称的那样，是一种精英主义？不，当然不是。若将她的著作置于语境中来看，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例如，在她与一名社会主义者的辩论中，她以劳伦斯罢工“作为直接行动的实例”。[Living My Life, vol. 1., p. 491] 当时，某一工厂的工人率先罢工，第二天另一家工厂的五千名工人加入，并游行到另一家工厂，很快就将人数翻了一番。罢工者不久便不得不为五万人提供食物与燃料。[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 327-8] 由此可见，这场罢工并不是由多数人发动的，而是少数人的直接行动开启了运动，随后才扩展到多数人（而戈尔德曼当时正支持这场罢工，并为之筹款）。同时也应当指出，劳伦斯罢工正好体现了她对总罢工的设想，即由“某一行业或工人中少数有意识的少数派发起”，而后“很快就会被许多其他行业响应，如野火般蔓延开来。”[Red Emma Speaks, p. 95]

马克思主义者真的会声称这一点是“精英主义”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每一次自发的反抗都是“精英主义”的；每一次受压迫的少数派试图反抗他们的压迫都是“精英主义”的；事实上，每一次试图改变社会的努力也都是“精英主义”的——只要其中涉及到少数人不仅仅是提出新思想，而是采取直接行动来提高觉悟，或是在当下抵抗等级制度。革命的发生，正是当多数人的观念追上少数人时，这些少数人以其思想与行动激励了他人。因此，塞尔法热衷于给无政府主义运动贴上“精英主义”的标签时，也在逻辑上，同样为工人运动、女性主义、和平运动与民权运动（以及其他许多运动）贴上了“精英主义”的标签。

对于塞尔法而言，更加令人难堪的是，托洛茨基（他在与戈尔德曼的比较中更为正面地提及，尽管托洛茨基本人是政党专政的实践者和鼓吹者），在认识到少数派的重要性上却与无政府主义者一致。正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关于喀琅施塔得的辩论中所言：“革命直接是由少数派‘制造’出来的。然而，革命的成功只有在这一少数派或多或少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友好的中立群体支持时才有可能。革命在不同阶段的转变……直接由少数派与多数派、先锋队与阶级之间的政治关系变化所决定。”[Lenin and Trotsky, Kronstadt, p. 85] 当然，这在塞尔法眼里并不会使托洛茨基成为“精英主义者”。关键的区别在于，戈尔德曼并没有主张这一少数派应当夺取权力，并不顾多数人的意愿统治群众；托洛茨基却正是如此（参见H.1.2节）。正如戈尔德曼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煽动家们和我一样清楚[我的论点是正确的]，但他们依然维持多数美德的神话，因为他们的整个体系意味着权力的延续”，“权威、强制与依赖都植根于群众，但从不意味着自由。”[Op. Cit., p. 85]

因此，是的，无政府主义者确实支持个人有权利抵抗哪怕是民主作出的决定，原因正在于民主必须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若没有异议权，民主便沦为笑柄，仅仅成为暴政的数字化辩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民主”，恰恰相反，我们真正坚守着民主决策的根本理据——它使个人能够作为平等者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以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身份结合在一起。此外，正如多样性对于任何可持续的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它对任何可持续的社会（更不用说任何值得生活其中的社会）而言，同样地必不可少。这意味着，一个健康的社会必然是鼓励多样性、个性、异议，同时也鼓励自我管理的联合体，以确保所有人的自由。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

“有些事务值得接受多数的意志，因为分裂所造成的伤害比错误本身更为严重；有些情境下，纪律就成为一种义务，因为缺乏纪律将意味着在受压迫者之间缺乏团结，就意味着在敌人面前的背叛。但是，当人确信某一组织所追求的道路威胁着未来，并将造成的难以补救损害时，那么即便冒着造成分裂的风险，反叛与抵抗依旧会成为一种义务……关键在于，个人应当培养出组织感与团结意识，并且确信博爱的合作对于反抗压迫，和实现一个人人都能够享受自己生活的社会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p. 132-3]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多数决策本身。我们只是承认它存在局限性。在实践中，多数与少数需要达成一致，这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会认可的：

“但是，这种[少数服从多数决策的]适应，一方面必须是互惠的、自愿的，并且源自对需要的认识与善意，以避免社会事务的运行因固执而陷入瘫痪。它不能被作为一种原则与法定规范去强加……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多数人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拥有统治的权利……怎么可能……要求无政府主义者在尚不清楚多数决策为何物之前，就必须去服从这些决策呢？”[Malatesta,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p. 100-1]

因此，虽然承认多数决策是革命运动和自由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无政府主义者却并不会将其神圣化。我们认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判断去评估每一个决策，因为真理不一定总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我们必须在共同斗争和社会生活中对团结的需求，与批判性的分析和判断之间找到平衡。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

“无论如何，这并不是关于对与错的问题；而是关于自由，关于属于所有人的自由、属于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只要他[或她]不侵犯他人的平等自由。没有人能以绝对的确定性来判断谁对谁错，谁更接近真理，以及哪一条道路是对每个人而言最有利的道路。唯有通过自由的经验，才能抵达真理与最佳的解决方案；而如果没有犯错的自由，那也就不存在自由。

“因此在我们看来，多数与少数必须通过相互协议与妥协，能够和平而有益地共处；通过理性地承认公共生活的实际需要，以及在环境所迫时，承认让步的有用性。”[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72]

不言而喻，我们的论点对多数派代表的决策更具说服力，因为这些代表在实践中其实只是极小的少数。列宁主义者往往故意混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决策形式。当他们谈论多数决策时，几乎总是指由多数人选出的代表——即中央委员会或政府——所作的决策，而不是群众自身或其组织的多数意志。最终，列宁主义者对民主的支持（正如俄国革命所展现的那样）取决于多数是否支持他们。而无政府主义者既不像他们那样虚伪，也不像他们那样精英主义；我们主张人人都应享有列宁主义者窃取并上贡其领袖的同等权利。

这种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的做法颇为耐人寻味。毕竟，社会主义的目标正是要扩展个人自由（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话，就是要建立“一种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便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The Marx-Engels Reader, p. 491]）。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其理想上就是“个人主义”的，它谴责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残缺而片面的个人主义，它只使少数人获益，却以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与个性为代价。这一点在戈尔德曼的论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她曾指出，无政府主义“唯独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强调其在自由社会中的可能性和需求。”它“坚持认为社会的重心在于个人——他必须独立思考，自由行动，充分生活。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自然，她明确区分了自己的立场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与那种被大肆吹捧的‘坚韧的个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掠夺性的个人主义其实是软弱的，而非坚韧……他们那种‘坚韧的个人主义’，不过是统治阶级为其无节制的商业与政治勒索所做的诸多伪装之一。”[Op. Cit., p. 442 and p. 443] 对个性的支持，并不排斥团结、组织工会、实行直接行动、支持工团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等等，反而是这些的前提（戈尔德曼的一生即为明证）。这一切自然而然地源自对全体自由的热爱。既然如此，那么列宁主义者一贯地指控无政府主义为所谓“个人主义”——就只会暴露布尔什维克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

“资本主义鼓吹的是自我主义，而非个性或‘个人主义’……它所塑造的自我……是干枯萎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一在当今左翼中被广泛用来攻击自由意志派的污名，恰恰反映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渗透；更确切地说，它揭示出（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运动相区别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94fn]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反民主”的指控不仅错误，而且是讽刺性的与虚伪的。其一，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主张“个人自我的绝对主权”。相反，我们主张的是个人自由。而这种个人自由，又必然意味着对自我管理形式的社会组织的承诺。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不会将共识与（等级式的）权威混为一谈。其二，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多数人的意见总是正确的，或为什么多数的观点自动就是真理。其三，他们的论证逻辑若推至极端，就会导致个人被彻底奴役于多数派代表之下。其四，如列宁与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者，非但不是民主的支持者，他们反而明确主张少数人统治，并在多数意见与执政党决定相冲突时无视多数意见。其五，他们所支持的“民主”中央集权，在实践中意味着对基层民主的扼杀。正如托洛茨基针对马赫诺派的论证所表明的，数百万人的民主组织与决议，完全可以被某一个人的决定所禁止。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声称无政府主义“反民主”的说法，最终只会反噬其自身。

H.2.12 无政府主义是否只能生存于缺乏强大工人运动的情况下？

德雷克·豪尔（Derek Howl）认为，无政府主义“只能生存于缺乏强大工人运动的情况下”，并且它是“非无产者”的政治。他写道，“这有着阶级基础。正如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反映了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巴枯宁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同样依托于非无产者……在意大利，巴枯宁主义以庞大的‘流氓资产阶级’、注定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群体为基础。在瑞士，汝拉联合会……由一个处于新旧世界夹缝中的家庭手工业群体构成；在西班牙则由一些新近被无产阶级化的农民群体组成，而这些正是无政府主义的典型。”他赞同地引用了哈尔·德雷伯（Hal Draper）的断言，即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与现代工人生活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The Legacy of Hal Draper," pp. 137-49,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52, p. 148]

撇开“新近被无产阶级化的农民”竟然被归为“非无产者”的明显矛盾，我们看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标准“阶级分析”方式。即宣称无政府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然而，这样的断言显然与历史事实相悖。毕竟，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时，无产阶级在以农村为主、工业化程度极低的德国，还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或许正是恩格斯作为英国资本家的经历，才使他得以洞悉“现代工人的生活”？还应指出的是，无论是豪尔还是德雷伯，都没有什么原创性，他们只是重复了马克思的断言：无政府主义“只存在于尚未形成真正工人运动的地方。这是事实。”[Collected Works, vol. 24, p. 247]

除此之外，这类论点还有若干问题。首先是事实层面的问题。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曾吸引过“现代”工人，而马克思主义也曾吸引过“非无产者”群体和个人（反之，亦然）。这一点可以从豪尔所列举的例子中看出，也可见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运动（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倾向显露之后，工团主义思想的兴起。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壮大，恰恰与其堕落为改良主义的过程，而非革命——相联系。其次，还有一个轻微的意识形态问题：列宁本人曾主张，工人阶级凭借自身的努力并不能产生社会主义思想；而这种思想是由远离“现代工人生活”的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最后，还存在一个根本的假设问题，即认为两位早已作古的德国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现代工人”（无产阶级）在劳动人口中只占少数——竟能为全时代界定什么是（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从豪尔所列举的国家来看，任何宣称无政府主义与工人阶级“格格不入”的说法，显然都是错误的。逐一观察，我们会发现，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相关群体所持的政治立场，才是他们是否具有工人阶级身份的依据，而不是他们真实的经济地位或社会阶级。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学上的荒谬情况：无政府主义工人被指称为“小资产阶级”，而真正出身资产阶级的成员（如恩格斯）、职业革命家（以及像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产阶级子弟）却被视为“无产阶级”政治的代表。更为讽刺的是，当这些激进的中产阶级分子掌权后镇压工人阶级（如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执政时所为），他们却依然被奉为追随的领袖，他们的行径也仍然被辩解为是出于他们所压迫的工人阶级的“客观”需要！归根结底，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某人是否是“非无产阶级”是取决于其意识形态观点，而非其实际阶级出身。

因此我们发现，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将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中的成功，归咎于“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中产阶级领导和该国的落后。但如果中产阶级领导者是意大利无产阶级革命努力的催化剂，那么在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也同样如此，包括伦敦的总委员会在内。”[T.R. Ravindranathan, Bakunin and the Italians, p. 168] 通过这种解释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便无需质疑自身的思想和假设。正如Nunzio Pernicone 所指出的，“从一开始，恩格斯就始终低估了巴枯宁作为政治对手的重要性，并且拒绝相信意大利工人可能会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学说。”然而，“哪怕只是随意浏览一下国际派和持异见的民主派报刊，也足以让恩格斯明白，巴枯宁主义正在意大利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中迅速发展追随者。但这一现实与他根深蒂固的信念背道而驰——他坚信意大利的国际派分子只是一群‘被阶级排斥的人、资产阶级的渣滓’。”即使在19世纪90年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兴起之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工人阶级成分的比例上，依然多于意大利社会党（PSI），……[而]支持PSI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数量则远远超过了支持无政府主义的人群。”事实上，“PSI党员中出身资产阶级的比例显著高于无政府主义者。”[Italian Anarchism, 1864-1892, p. 82 and p. 282]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恩格斯对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的抨击，指责他们阻止工人追随“无产阶级”（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并参加选举——“就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当PSI的阶级构成更为工人化之际，其[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执行局却愈发反议会化。”[Gwyn A. Williams, Proletarian Order, p. 29]

正如我们在A.5.5节所指出的，1920年接近革命的局势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与马克思主义者相比，恰恰表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实际上是前者而非后者。总体而言，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历史清晰地显示出：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个群体是否代表“无产阶级”，完全取决于其意识形态的立场，而非其实际的阶级构成。

至于汝拉联合会，我们发现其支持范围比先前所暗示的更为广泛。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托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巴枯宁在瑞士最初的支持——就像马克思在英国的情形一样——来自外籍居民、政治难民……但他同样也赢得了那些‘外来劳工’(Gastarbeitier)的支持。日内瓦当时已是他们的一个中心，建筑工人、木匠以及重工业工人大多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巴枯宁……还在讲法语的家庭女佣以及汝拉山区的制表工人中间，争取到了相当可观的支持。”[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p. 390] 如果有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重工业”代表的是过去或者“非无产阶级”因素，那就颇为可笑了！同样，E. H. 卡尔在其（带有敌意的）巴枯宁传记中指出：“日内瓦的国际工人协会各支部分为两派。”技术工匠构成“右派”，而“建筑工人、木匠以及重工业工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移民——则代表左派。”毫不奇怪，这些不同的工人群体有着不同的政治取向。工匠们“专注于……改良”，而其他人则“怀抱着彻底社会变革的希望。”巴枯宁，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在这些无产阶级工人中间“煽动反抗精神”，并很快在日内瓦的国际工人协会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Michael Bakunin, p. 361] 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一贯支持日内瓦工人协会的改良派，而这一派在选举中与中产阶级自由派建立了政治联盟。考虑到这些事实，难怪豪尔会集中强调巴枯宁在钟表家庭工人中获得的支持。若提及巴枯宁在有组织的、显然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中的支持，就会削弱他的论证，因此这点就被刻意忽略了。

最后是关于西班牙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竟然用西班牙来反驳无政府主义的阶级根源，这似乎颇为可笑。毕竟，那正是无政府主义主导工人运动的国家之一。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直到19世纪60年代——无政府主义传入之时——西班牙才开始出现实质性的工人运动”，并且“纵观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它的存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无政府主义者与工人之间维持直接联系的能力。”[George R. Esenwein, Anarchist Ideology and the Working-Class Movement in Spain, 1868-1898, p. 6 and p. 207] 除了组织“新近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之外，“巴枯宁主义者”还组织了产业工人——事实上，他们比社会党人成功得多。讽刺的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工人总联盟（UGT）在开始组织“新近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之后，其规模才开始接近全国劳工联合会（CNT）（也就是说，无政府工会组织的产业工人远多于社会主义工会）。面对这一事实，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者是否会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建立在“非无产阶级”因素上的？

此外，仅仅因为无政府主义组织了“新近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就将其视为“非无产阶级”，这种逻辑简直让人贻笑大方。毕竟，资本主义的形成本身就依赖于没有土地的劳动者。这意味着最初的无产者来自农村，是由前农民构成的。当这些前农民进入城镇，他们依然是“新近无产阶级化的农民”。忽视这些工人群体，可能会直接损害整个劳工运动。而且，1917年布尔什维克所获得的支持，很大一部分正是来自“新近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无论是军队还是工厂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孟什维克曾辩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来自工农出身的产业“新兵”，而非真正的工人阶级。[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p. 830] 因此，仅仅因为它吸引了与布尔什维克相同社会阶层的群众，就因此否定无政府主义，这显然是个笑话。

由此可见，豪尔试图以“阶级分析”来解释无政府主义的努力完全是失败的。他只挑选符合其理论的证据，而无视那些不符合的。然而，只要看看他所依赖的那些例子，就能发现其论证的荒谬。简而言之，无政府主义思想吸引了多种类型的工人，包括那些典型的“无产阶级”，即在大型工业体中劳动的人们。他们的共同点似乎在于：渴望通过自身在富有战斗性的阶级组织（如工会）中进行的自我组织，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此外，就像英国早期工人运动一样，他们认为这些工会，除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外，还可以成为未来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这样的观点绝对算不上“落后”（事实上，自1917年以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过是在口头上附和这一愿景！）。

这就引出了豪尔论证中的下一个重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及其所谓适合的“强大”工人运动的命运。考察在马克思有生之年唯一真正拥有“现代”工人阶级的国家——英国时，我们会发现，它所产生的“强大”工人运动确实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同样既不是、也未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相反，它是一个由多种彼此冲突的思想混合而成的整体，其中以改良主义的国有社会主义为主导，而这种思潮几乎与马克思毫无关系。事实上，英国最接近形成大规模革命工人运动的时期，还是在20世纪10年代的“工团主义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了这一运动，仅仅因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过于改良主义，或已经完全与“现代工人的生活”脱节了。

放眼其他国家，我们看到同样的过程。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兴起，实质上只是改良主义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并未孕育出一个革命性的工人运动，反而助长了相反的倾向（尽管最初是以革命的豪言掩盖改良主义的实践）。因此，当豪尔宣称无政府主义“只存在于缺乏强大工人运动的地方”时，我们不禁怀疑他到底生活在哪个星球上。

因此，更准确地说，无政府主义正是在工人运动及其成员处于激进时期时蓬勃发展的——他们采取直接行动，创造出新的组织形式，而这些形式仍然以工人自我管理为基础。这都在预料之中，因为无政府主义既根植于工人通过斗争实现的自我解放，又是其成果。在不那么激进的时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以及工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角色，可能会使工人运动去激进化，并导致滋生官僚主义。正是在这些阶级斗争的低潮期，改良主义思想才会传播开来。而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助长了这一传播——其选举的斗争方式使注意力从直接行动转向了投票箱，从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转向了领袖人物的替代行动。

此外，如果我们观察当今工人运动的现状，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与现代工人生活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如今大型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工会与政党又在哪里呢？在欧洲大陆确实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但这些政党在任何确切的意义上都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们在很早以前就相当迅速地放弃了革命性的内涵（其中一些，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织反革命力量来镇压工人阶级的起义）。至于斯大林主义政党，它们在工人阶级中获得哪怕一点点支持，都更应该被视为一种耻辱。而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则只剩下一些托洛茨基主义的小宗派在争论谁才是无产阶级真正的先锋队，但根本不存在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

当然，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即列宁主义者在此类论断中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困境。毕竟，列宁本人曾经论证过，“现代工人生活”只能孕育出“工会意识”。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思想是由社会主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独立发展出来的，而不是出自工人群众本身。正如我们在H.5.1节中所讨论的，对列宁而言，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与现代工人阶级生活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

最后，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能认真地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资格一劳永逸地裁定什么是、什么又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鉴于这两个人都不属于工人阶级（其中一人还是资本家！），他们自称知道何谓“无产阶级”政治的说法本身就令人怀疑。更何况，他们在界定“无产阶级”政治内涵时，实际上却正发生在现代工人阶级尚未真正形成的年代——除了英国之外。这就意味着，仅凭借1840年代一个国家中一小部分工人阶级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便武断地为所有时代裁定了何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这种论断表面上就缺乏说服力，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已经拥有一百五十多年检验这些策略的历史经验！

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一切不接受他们思想的其他社会主义团体都斥为“宗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一方面声称其他社会主义者是在将各自的宗派政治强加于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却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其中。最初，由于国际各支部所处环境不同、发展程度不一，其理论理想必然有所差异，而这些理想本身也正是现实运动的反映。因此，国际原本是对一切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倾向开放的，其总体政策，也因此必然要建立在反映这种差异的大会决议之上。这些决议应当通过各支部内部及各支部之间，围绕经济、社会与政治思想的自由讨论来决定。然而，马克思却以1872年海牙固定会议为契机，将其政策转变为由群众性政党通过“政治行动”（即选举活动）的共同纲领。马克思并没有让这一立场通过各支部间的思想交流和理论讨论，并依实践斗争的需要达成共识，而是将他自认为是工人运动未来方向的东西强加于整个国际——并把不同意他的人斥为宗派主义者。至于马克思所认为的必要性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强加于工人运动的宗派立场，这一点既没有进入他的脑海，也没有进入其追随者的脑海：

“马克思的确在第一国际早期坚持过‘必须建立在现实运动之上’的原则，而不是先构建一种教条，再强迫运动去迎合它。但当现实运动采取了他所不喜欢的形式时——而在西班牙与意大利的情况大体如此，在德国则受拉萨尔影响，在英国则是在工会最直接的诉求得到满足之后——他就往往忘记了自己原本的教诲，反而成为打击异端的‘大审判官’。”[G.D.H. Cole,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 2, p. 256]

支持“政治行动”与支持拒绝参加选举是一样得“宗派主义”，这一点可以从恩格斯1895年的评论看出：“法国早已实行普选制，但因波拿巴主义政府的滥用而名誉扫地……西班牙自共和国以来也存在普选制，但在西班牙，抵制选举始终是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一贯做法……拉丁国家的革命工人一向把普选看作陷阱，是政府欺骗的工具。”[Marx-Engels Reader, p. 565] 恩格斯在攻击无政府主义者、指责他们不过是在重复“拉丁国家的革命工人”以及“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观点时，却只字未提这些事实！同样，干草市场烈士们在亲身参与过选票斗争之后，也从马克思主义的选举立场转向了无政府主义立场；20世纪初，许多英国社会主义者也在相似经验的基础上转而成为工团主义者。若说这些立场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表达，而唯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才算是工人阶级的表达，那实在是奇怪的结论，尤其还是考虑到那种策略所带来的可怕结果之后！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声称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必须建立在基于等级化、集中化领导的大众政党之上，而凡是拒绝这种模式及其“政治行动”（即选举活动）者就是宗派或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不过是他们的主观意见而已。当我们不再戴着马克思主义所制造的眼罩来审视工人运动时，我们就会发现，无政府主义其实正是工人阶级自身的运动，他们运用自己认为有效的策略来实现自身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目标——这些策略与目标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只要承认马克思主义模式不过是对工人运动未来的一种可能解释，而不是工人运动注定的未来，那么我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无政府主义与工团主义正是阶级斗争的政治表现形式，其指导原则是工人所面对的现实斗争需要（而正如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第一国际中巴枯宁及无政府主义者的预测得到了验证）。

试图将革命工人运动硬塞进十九世纪中叶的两个人所制定的框架，对工人运动来说已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即便在社会民主主义完全失败之后，布尔什维克仍然将所谓“革命”议会主义强加给第三国际，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正在摒弃这种方式，转而采取直接行动和工人阶级的自主组织。无政府主义者与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以现实的工人运动为基础，受到“政治行动”失败的启发；而布尔什维克则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他们自身在一个落后的、半封建社会中的经验来行事，而那个社会的工人恰恰已经通过直接行动建立了工厂委员会与苏维埃。正因如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奥古斯丁·苏希（Augustin Souchy）才会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示，他所依据的是“现代工人运动中已经存在的倾向”：

“必须承认，在革命的工人当中，议会主义的倾向正日益消退。相反，在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队伍中，一种强烈的反议会主义倾向正在显现。看看[英国]的职工代表运动或者西班牙的工团主义……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是绝对反议会的……我还想指出，反议会主义思想在德国也正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这是革命本身的结果……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vol. 1, pp. 176-7]

当然，这种立足于阶级斗争所产生的思想与策略的观点，被弃置不用，取而代之的是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则，以及他们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的设想。如果这些策略真的是正确的，那么为何没有带来不那么令人沮丧的结果？毕竟，社会民主主义堕落为为改良主义，已表明其失败，而在这些策略前冠以“革命的”（如“革命的议会主义”）几乎改变不了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本应是唯物主义者，而非唯心主义者。那么，列宁主义的策略的实际结果是什么？它们是否带来了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答案是否定的。革命浪潮高涨后衰退，而列宁主义政党自身也极为迅速且轻易地斯大林化。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拥有庞大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或准工团主义（例如委员会共产主义者）运动的地区（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德国的某些地区）最接近革命；并且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只有西班牙因其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仍然拥有一个革命性的工人运动。因此，与其说无政府主义代表的是某种“非无产阶级”或“宗派主义”的政治强加于工人阶级，不如说它正反映了建设革命工人运动所必需的政治，而不是改良主义的大众政党。

因此，也许我们终于可以彻底告别那种将马克思视作某种社会主义的诺查丹玛斯⁹³，预言了整个工人运动的未来及其必然道路的观点。同样，我们也可以驳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政府主义“非无产阶级”的主张，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无知，几乎只不过是试图将历史硬塞进意识形态的牢笼。如上文所指出，为了提出这样的分析，人们必须操弄重大事件与社会运动的实际阶级构成。以巴黎公社为例，它主要是手工业者（即“小资产阶级”）的产物，而不是产业工人阶级的产物，但却被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范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社中许多被马克思称道的要素，早在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著作中便已出现，且都早于起义。同样，工人战斗组织（“苏维埃”）将成为消灭国家与构建社会主义社会框架的手段这一思想，也可以在巴枯宁的著作中找到，比列宁在1917年对此口头附和的时间早了数十年。若说一个理论据称是建立在“非无产阶级”因素之上，那么无政府主义却成功预见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自称是从无产阶级斗争中学到的思想！

总而言之，那些宣称无政府主义与工人阶级生活“格格不入”，或者是“非无产阶级的”，抑或“只能在工人运动薄弱时存活”的论调，完全是错误的。客观地考察事实便能很快证明这一点。

H.2.13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拒绝“政治”斗争与行动？

马克思主义者常见的指控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忽视或否定“政治”斗争或行动的重要性。这并不属实。事实上，正如我们在J.2.10节中所讨论的，我们认为“政治”斗争应当与社会斗争和经济斗争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即通过直接行动、团结以及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来展开。

由于这一指控极为常见，因此有必要简要总结无政府主义者为何并不拒绝“政治”斗争与行动本身。正如巴枯宁所言，无政府主义“并不普遍否定政治。它必然会被迫卷入其中，因为它必须与资产阶级斗争。它所否定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因为这种政治“确立了资产阶级的掠夺性统治”。[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13] 对克鲁泡特金而言，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即“绝对不可能……将劳动群众的思想局限在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的狭隘范围之内……社会问题必然要求人们予以关注。”这一事实意味着两种回应：“工人组织，要么将自身推进到德国式议会政治的无效道路上，要么走上革命的道路。”[quoted by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886, p. 241]

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只对经济斗争感兴趣，并拒绝“政治”或“政治行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非常清楚政治议题的重要性，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采用资产阶级的方法，而是选择直接行动。此外，我们也意识到任何社会或经济斗争都具有其政治层面，而这些斗争更加凸显了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这一角色，以及反抗它的必要性：

“今天，已没有一场严肃的罢工不会引来军队的出动、拳脚相加以及某些反抗行为。在这里他们与军队交战；在那里他们向工厂进军；……在美国匹兹堡，罢工工人发现自己已经掌控了一片与法国同样广阔的领土，而这场罢工成为了反抗国家的普遍起义的信号；在爱尔兰，罢工的农民发现自己已公开反抗国家。多亏了政府的干预，反抗工厂的斗争转变为了反抗国家的斗争。”[Kropotkin, quoted by Caroline Cahm, Op. Cit., p. 256]

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论，从“经济斗争必须转向政治斗争，即反对政府的斗争；与其以工人们辛苦凑集的几枚铜板去对抗资本家的百万财富，不如以人民能够掌握的更有效手段来对抗保卫财产的枪炮，用力量反击力量。”[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p. 193-4]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应当进行政治斗争，而在于这种斗争应当如何开展。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种斗争最好的方式是通过直接行动（参见J.2节），以及依托于工人阶级在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的组织进行斗争。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政治斗争则被视为依靠在资产阶级选举中推出候选人。这一点可以从1893年社会主义“第二国际”所通过的决议中看出。该决议旨在将无政府主义者排除在外，并规定只有“那些承认工人组织与政治行动的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才能加入国际。而所谓“政治行动”，指的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可能的范围内，利用或征服政治权利与立法机构，以推进无产阶级的利益并夺取政治权力。”[quoted by Susan Milner, The Dilemmas of Internationalism, p. 4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国际及其成员政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乐于开除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从未与党内的主要改良主义者割席断交。

因此，总的来说，无政府主义者所使用的“政治行动”一词，仅仅是专指革命者参加资产阶级选举（即竞选或议会主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为政治改革而斗争，或对政治议题缺乏兴趣，事实上恰恰相反。而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拒绝这种策略的原因，我们在J.2.6节中已有讨论。

对于克鲁泡特金而言，指望通过竞选来为革命“做准备”的想法简直是一个笑话。他指出：“就仿佛资产阶级在仍然掌握着资本的情况下，会允许他们［社会主义者］去试验社会主义，即便他们真的成功掌握了政权！仿佛在没有夺取工厂的前提下就可能实现对市政的征服一样。”他还看到，“那些昨天还被视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今天正在背弃社会主义，放弃了其母体思想［‘必须取代工资制度，并废除对……社会资本的私人占有’］，转而投身资产阶级的阵营；而为了掩饰他们的背叛，他们依旧保留着社会主义的名号。”[Words of a Rebel, p. 181 and p. 180] 直接行动与竞选之间的结果差异显而易见：

“不论斗争是多么节制——只要它在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领域之内——一旦通过革命的方法付诸实践，它最终就会被激化，并将被引向要求推翻财产制度的方向。另一方面，一个局限于议会政治的政党，无论其最初的纲领多么激进，最终必然会放弃其纲领。”[Kropotkin, quoted by Cahm, Op. Cit., p. 252]

最终，资产阶级的策略只能带来资产阶级的结果。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论，社会主义“被政治的恶灵引入了歧途”，并且“落入了[政治的]陷阱，而如今它只有一个愿望——将自己适应于牢笼狭窄的边界，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成为那股力量的一部分——去扼杀了美丽且年幼社会主义、并遗留下面目狰狞怪物。”[Red Emma Speaks, p. 103] “政治行动”的净效应，就是把社会主义运动腐蚀为一个改良主义政党，背弃了社会主义的承诺，而转而去改善现存社会（从而使其得以延续更久）。这一进程印证了巴枯宁的预言。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

“中产阶级不会在没有斗争的情况下放弃权力。它必然会抵抗。而随着社会主义者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并与中产阶级分享权力，他们的社会主义将愈加暗淡。这，确实就是社会主义正在迅速发生的事情。若非如此，中产阶级……便不会与社会主义者分享其权力。”[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102]

此外，正如我们在J.2.5节中所论，直接行动要么依赖于（要么就会催生出）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换言之，集体斗争的过程必然要求集体的组织形式与决策方式。这些战斗性的组织，不仅在资本主义下承担阶级斗争的任务，同时也能成为自由社会的框架（参见H.1.4节）。然而，参与选举并不会产生这样的替代性社会结构，事实上它还会阻碍这些结构的发展，因为社会变革的焦点会转移到少数在现存（即资产阶级）制度与机构中活动的领导人身上（参见H.1.5节）。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政治”斗争（即竞选活动）是有充分（且得到历史证实的）理由的。这使得（由马克思本人带头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指控显得荒谬，即像巴枯宁一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行动，因为这会意味着‘承认’现存的国家。”[Derek Howl, "The Legacy of Hal Draper," pp. 13-49,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52, p. 147] 事实上，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见的说法，即无政府主义者在原则上（即出于唯心主义动机）拒绝“政治斗争”。用恩格斯的话说，巴枯宁“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行动，因为这实际上会涉及对现存国家的承认。”[Marx, Engels and Lenin,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p. 49] 可惜的是，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并没有指出巴枯宁究竟在哪里说过这样的话。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巴枯宁与所有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拒绝（在竞选含义上的）“政治行动”，仅仅是因为他们担心这种策略适得其反，并会削弱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正如马克思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所显示的，他的担忧完全正确。

总而言之，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拒绝社会主义者参加选举（“政治行动”，狭义而言），但我们并不否认为政治改革或具体政治议题而斗争的必要性。然而，我们认为这种斗争应当以工人阶级集体的直接行动为基础，并依托于工人阶级自我管理与力量的战斗机关；而不是每隔几年在选票上画一个叉号，然后任由领袖们替你斗争的个人主义行为。

H.2.14 无政府主义组织是否是“无效的”、“精英主义的”或“十分离谱的”？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指责无政府主义组织“精英主义”或“秘密化”。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帕特·斯塔克（Pat Stack）就在思考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历史（至少是SWP版本的历史）：

“除了[列宁的先锋队政党]之外，革命者还能怎么组织呢？而除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曾经为应对这一问题作出的严肃努力之外，无政府主义者未能提出任何严肃的替代方案。而在他们多少尝试过的范围内，他们所产生的，不是无效的，就是精英主义的，抑或就是十分离谱的。巴枯宁的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就兼具这三者：‘该组织有两种重叠的形式，一种是秘密的，只包括“知己者”；另一种是公开的，即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即便在公开化、大众化的模式中，同盟也应当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所有全国性的决策都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由于它才是真正的控制机构，秘密组织则更加严格地集中化……先是设有中央委员会，其后是“日内瓦中央支部”，作为“常设中央委员会的常设代表”，最后，在日内瓦中央支部内部，还设有一个“中央局”，它既是秘密组织的‘行政权力……由三人、五人，甚至七人组成’，同时又是公开组织的执行理事会。’

‘这一点显然比列宁的模式更具精英主义色彩，也更缺乏民主。’”[“Anarchy in the UK?”, Socialist Review, no. 246]

斯塔克的论断显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他完全没有尝试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组织问题上的思想。相反，他更愿意对巴枯宁关于其组织结构的设想作出某种程度的歪曲描述，而这些设想在1876年巴枯宁去世时便已随之消亡！其次，由于斯塔克没有讨论（包括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如何设想其组织运作的，因此很难判断这些组织是否“无效”或“精英主义”。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们既不“无效”，也不“精英主义”。第三，即便就他举的例子（巴枯宁的同盟）而言，他声称其“无效”似乎也极不恰当。至于是否“精英主义”或“十分离谱”，则难以界定，因为斯塔克只是引用了一位不知名作者对于该组织结构的引述。第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宁的“模式”恰恰与巴枯宁的组织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斯塔克完全没有提及无政府主义者关于革命者如何组织的标准思想。正如我们在J.3节中所论述的，有三种主要类型：“综合派”联合会、“阶级斗争派”联合会，以及受“纲领”启发的组织。在二十一世纪，这三类正是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形式。因此，要论证这些组织“精英主义”、“无效”或“十分离谱”是极为困难的。这些组织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将无政府主义组织设想为由自治的自我管理小组构成的联合会，这些小组以平等者的身份与他人协作。直接民主的组织，以思想的力量和自身的榜样来影响他人，又怎能被称为“精英主义”或“荒谬怪诞”？难怪斯塔克要用1868年的一个例子来攻击21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倘若他真正如实地呈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那么便会立即显露出其论断的荒谬。而至于所谓“无效”的指责嘛，考虑到斯塔克的文章本身就是试图对抗无政府主义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的影响，这反倒说明了恰恰相反的事实。

即便是从巴枯宁的同盟实例来看，我们也能发现斯塔克的总结是错的。斯塔克宣称同盟是“无效的”，这显然令人费解。毕竟，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同盟”（以及巴枯宁的影响力）进行斗争。事实上，它的效力之大，以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主导了该组织的大多数支部，迫使马克思不得不将总委员会迁往美洲，以确保第一国际不会落入无政府主义者（即多数派）之手。此外，在建设第一国际方面，它也绝非是“无效的”。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托马斯所指出的，“国际能够扩展其成员，完全是出于巴枯宁主义者[原文如此!]的推动”以及“无论国际在哪里扩展，都是披着巴枯宁主义的外衣进行的。”[Karl Marx and the Anarchists, p. 315 and p. 319] 就连恩格斯也不得不承认，西班牙支部是“国际中最出色的组织之一（尽管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从同盟的骗子影响下将其解救出来’）。”[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292]

然而，斯塔克却将这一切视为一个“无效”组织的例子！不过公允地说，这似乎是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的偏见。举例来说，1877年，恩格斯在谈及西班牙时就显示了他的“洞察力”，他说：“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预言，这一[在西班牙]新的发展并不会来自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而是来自那一小群在1872年依旧忠于国际的聪明而有活力的工人。”[Marx, Engels, Lenin,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p. 163] 而事实上，西班牙社会党自始至终都官僚化且改良化到了骨子里；而真正使西班牙工人运动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最具革命性的力量的，恰恰是无政府主义者。

至于斯塔克对巴枯宁组织方式的总结，我们必须指出，他引用的是一位不知名人士对巴枯宁相关观点的转述。因此，我们无法判断这是否是对巴枯宁思想的有效概括。但正如我们在别处（参见J.3.7节）所指出的，列宁主义者对巴枯宁秘密组织思想的总结往往不尽人意（通常要么遗漏大量内容，要么将某些语句断章取义）。因此，鉴于这一模式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对无政府主义者已毫无意义，我们不打算在此讨论这一总结的具体内容。简言之，讨论一种没有任何当代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的组织模式，纯属是在浪费时间。

此外，在这一问题上，巴枯宁的思想在某种关键意义上远比列宁的模式不那么“精英主义”，而更为“民主”。简而言之，巴枯宁始终强调，他的组织“排除了任何独裁与监护式控制的观念”。[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72] 他主张，“组织的主要目的与任务”在于“帮助人民实现自我决定”。该组织“不会威胁人民的自由，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官方性质”，并且“不会像国家权力那样高高凌驾于人民之上”。它的纲领“在于最充分地实现人民的自由”，其影响“并不与人民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决定相抵触，也不妨碍人民依照自身的习俗与本能自下而上的组织，因为它仅仅依靠其成员的自然个人影响力，而这些成员并未被赋予任何权力”。因此，革命组织应当成为群众的“助手”，是“植根于人民自身的组织”。[quoted by Michael Confino, Daughter of a Revolutionary, p. 259, p. 261, p. 256 and p. 261] 革命本身应当意味着“终结一切主人和一切形式的统治，实现按照人民的需要自由建构的社会生活，这种建构不是自上而下的，如同国家一般，而是由人民自身自下而上完成的，不再需要任何政府和议会——这是农业与工厂工人协会、社群、省份与民族的自愿联合；并且最终……让普遍的人类博爱，在一切国家的废墟上高奏凯歌。”[Bakunin, Statism and Anarchy, p. 33] 换言之，巴枯宁将社会革命理解为大众的参与与掌控，而不是某个“革命”政党或集团夺取权力。

与列宁不同，巴枯宁并未将党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力混为一谈。他的组织，尽管存在诸多缺陷，却并不是为了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通过一个集权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来行使权力。相反，它是建立在成员在群众组织内部“自然影响力”的基础之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力，因而仅限于其具体思想在讨论与辩论之后被同一组织的其他成员接受的程度。至于工人运动的性质，我们必须指出，巴枯宁所给出的答案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相同的“严肃”——那就是革命工会主义。正如我们在H.2.8节中所论述的，巴枯宁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几乎与斯塔克所称赞的工团主义者完全一致。

然而，正如已经指出的，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团体再现过“同盟”的内部结构，这意味着斯塔克的论点仅具有历史意义。遗憾的是，考虑到他的政治立场，这不是他的目的；反而，他所攻击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恰恰与列宁的模式相似（尽管如上所示，巴枯宁的组织在阶级斗争中的运作方式与列宁的政党存在根本的不同，后者则是为自身夺取权力）。鉴于斯塔克将列宁的模式作为一种可行的革命者组织方式来加以推崇，那么有必要对其加以概述。我们将以1920年第二次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在列宁主持下所通过的两份声明为例。这两份文件分别是《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条件》和《关于共产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论纲》。这两份文件所展现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本质上正是精英主义的。

列宁的“模式”在这些文件中已经十分清楚。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必须同时具备两种重叠的形式：一种是合法的（即公开的），另一种是“非法的”（即秘密的）。这些政党的“职责”就是“在各个地方都建立一个平行的非法组织架构”。[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vol. 2, p. 767] 毋庸置疑，这个非法组织才是真正的控制机构，因为它必须由值得信任的共产党人组成，并且只能比公开的政党更加严密地集中，因为其成员只能由非法组织的中央委员会自上而下任命。为了强调“非法的”（即秘密的）组织对政党的控制，共产国际同意“在资产阶级……仍然掌权的国家里，共产党必须学会有计划地将合法与非法的活动结合起来。不过，合法工作必须始终置于非法政党的实际控制之下”。[Op. Cit., vol. 1, p. 198-9] 应当指出，在这一点上，列宁主义者追随了马克思在1850年的评论（他后来放弃了这些评论），即需要“建立工人党的独立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Collected Works, vol. 10, p. 282]

即便是在其公开、合法的形式下，共产党也必须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全国层面的所有决策都由中央委员会作出。各党必须尽可能地集中，设有一个兼具力量和权威的党核心，并赋予其最全面的权力。此外，党的报刊及其他出版物，以及所有党的出版机构，必须服从于党的主席团。这一要求在国际层面同样适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对所有加入的政党都具有约束力。[Op. Cit., vol. 2, p. 769] 而且，“各种共产主义小组必须按照尽可能明确的森严等级顺序相互从属”。民主集中制本身在根本上就是等级制的，其“基本原则”是“上级机关由下级机关选举产生，而上级机关的所有指示对下级机关具有绝对的、必然的约束力”。事实上，“必须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在代表大会之间的期间，所有党的主要同志都必须普遍且毫无疑问地承认其权威”。任何“对地方党组织广泛自治的鼓吹都只会削弱共产党的队伍”，并“助长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和破坏性的倾向”。[Op. Cit., vol. 1, p. 198]

因此，在如此显然的事实下，斯塔克竟然会主张巴枯宁的思想（姑且假设他对其作出了诚实的陈述）“比列宁的模式更加精英主义、也更不民主”，似乎是奇怪的。事实上，斯塔克对巴枯宁思想的总结与列宁主义理论之间的相似性是惊人的。列宁主义政党与巴枯宁的模式一样，也存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结构的分工，同样具有中央集权和自上而下的特征。列宁曾论证道：“在所有国家，即使是在最自由、最‘合法’、最‘和平’的国家……对于每一个共产党来说，现在系统地将合法与非法工作、合法与非法组织结合起来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他强调说：“只有最反动的庸人，不论他披上多么华丽的‘民主’与和平主义的外衣，才会否认这一事实，或否认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即一切合法的共产党都必须立即建立非法组织，以便系统地开展非法工作。”[Collected Works, vol. 31, p. 195] 这是由于国家镇压的威胁，而巴枯宁的同盟也同样面临这一威胁。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论，“巴枯宁对阴谋与秘密的强调，只有放在意大利、西班牙和俄国的社会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在这三个欧洲国家中，阴谋和秘密是生存下来的必然条件。”[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24]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巴枯宁与列宁在组织结构上的相似性并不是一种尴尬。相反，我们认为这源自俄国政治环境的相似，而非政治思想上的相似。如果我们考察巴枯宁关于社会革命与工人运动的思想，就会发现一种完全自由意志的视角——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建立在直接行动、自我管理与联邦主义原则之上。自他逝世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也将这些思想运用到具体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中，同时摒弃了巴枯宁思想中非自由意志主义的部分——而这些部分正是斯塔克所批评的（虽然多少带着些虚伪和不诚实）。总而言之，斯塔克表现出了自己是一个伪君子，或者用列宁的话来说，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最反动的庸人”。

此外，也值得评估一下斯塔克的列宁主义替代方案的有效性。观察俄国革命的结果，我们只能推测它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它的目标原本是建立一个基于苏维埃民主上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俄国革命真的实现了这样的社会吗？完全没有。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起义，正是因为要求苏维埃民主而遭到镇压。而这并不是个例。自1918年初（即内战爆发之前），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开始解散那些由非布尔什维克多数当选产生的苏维埃，到 1920 年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甚至公开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通过党的专政来体现。显然，布尔什维克的方法在实现其既定目标的意义上几乎谈不上“有效”。而且在革命前它也并不特别有效。1905 年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人代表委员会（苏维埃），并向其下最后通牒：要么接受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要么就解散！而苏维埃则无视他们。1917 年二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反对那些激起推翻沙皇之革命的行动。简而言之，唯一能够“验证”布尔什维克模式事件，就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但即便如此，它最终也以失败告终（见H.5.12节）。

更进一步，这种论证实际上也反噬了他自身的政治立场。斯塔克所指出的巴枯宁“精英主义”的问题（秘密与公开组织、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决策），同样存在于列宁主义之中。既然没有任何其他无政府主义组织曾经采用过同盟的结构（事实上，连同盟本身是否真正遵循过这种结构都令人怀疑！），那么将一般性结论建立在一个例外而不是常态之上（而且这还是唯一的例外），无疑是对科学方法的嘲弄。斯塔克竟然使用巴枯宁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来作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某种证据，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拒绝巴枯宁的思想，而列宁主义者却仍然坚持列宁的观点，很明显，斯塔克在此问题上的虚伪已经到了极点。

斯塔克在英国社会工党（SWP）中的一位同志则进一步凸显了关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另一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神话，他断言“历史上所有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组织都是集中化的，并且是秘密运作的。”作为“证据”，他们重复了斯塔克对巴枯宁同盟的歪曲，随后又声称“西班牙C.N.T.内部的无政府主义组织——F.A.I.，是集中化的并且是秘密的。一个革命政党的蓬勃发展所依靠的，是与更广泛工人群体的公开辩论与共同斗争。”[Socialist Worker, no. 1714, 16/09/2000]

正如所说，使用“所有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这种表述，恰好模糊得足以允许他们否认那些显而易见的反例，理由仅仅是它们不够“主要”。然而，我们可以指出数以百计不是也不曾是秘密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例如，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联合会（UAI）就是一个非秘密的组织。鉴于其在1920年大约拥有两万名成员，我们不禁要问，SWP依据什么标准将其排除在“主要无政府主义组织”之外？毕竟，关于F.A.I.的估计成员数量在六千至三万之间浮动，而巴枯宁的“同盟”最多也不过一百人。从规模上看，UAI 与F.A.I.相当，并且远远超过“同盟”。为什么UAI不算“主要无政府主义组织”？再看看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1930年代，无政府主义联盟（Union Anarchiste）拥有两千多名成员，出版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并组织了许多成功的公众集会和运动（详情见 David Berry的《A History of the French Anarchist movement, 1917-1945》）。这难道不算“主要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今天，法国无政府主义联合会不仅拥有一份周报，还在法国各地乃至比利时都有组织。这绝不是秘密的，而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之一。我们不禁要问，SWP为什么将这些例子排除在外？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组织都基于联合会结构，而非中央集权结构。

至于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普遍的观点是它是集中化的，这似乎源于费利克斯·莫罗的断言，即“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在FAI中拥有一个高度集中化的政党机器，通过它来控制CNT。”[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 p. 100] 与SWP一样，他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一主张。这无疑是源于一种列宁主义的教条信念，也就是说，“中央集权必然比联合会更高效”，再加上列宁主义者未能控制CNT的事实，便能自然得出这一结论。然而实际上，FAI既没有控制CNT，也不是集中化或秘密的组织。

FAI——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本身，就是由地区联合会组成的联邦（其中也包括葡萄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这些地区联合会则由高度自治的无政府主义亲和小组组成。正如默里·布克钦指出的那样：“与CNT一样，FAI也是沿着邦联的路线组织的……几乎可以说是出于一种本能，异议者们被允许以相当的自由，去表达和出版反对领导层与既定政策的意见。”FAI“作为一个组织的松散程度，远超过许多支持者与批评者所认为的。它没有官僚化的机构，没有会员证或会费，没有带薪官员、秘书和职员组成的总部……他们在更高层级组织权威面前极力维护亲和小组的自治——这种心态显然不利于发展一个紧密的先锋队组织……它没有一个官方纲领来使所有Faístas⁹⁴机械地指导自己的行动。”[The Spanish Anarchists, pp. 197-8] 因此，不论莫罗的说法如何，FAI实际上是一个由自治亲和小组组成的联合会。正如一位成员所说：“每一个FAI小组都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思考与行动，而不必在意其他人可能在想什么或决定什么……他们没有机会或权限……去将某种党的路线强加到基层。”[Francisco Carrasquer, quoted by Stuart Christie, We, the Anarchists!, p. 28]

F.A.I.是一个“秘密”组织吗？1927年成立时，西班牙正处于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独裁统治之下，因此它出于必要而是非法的、秘密的。正如Stuart Christie准确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公开致力于推翻独裁政权的组织，F.A.I.在1927年至1931年间是一个非法组织，而不是一个秘密组织。而自1931年共和国诞生起。因为F.A.I.拒绝按照共和法律的要求注册，因此它连一个组织都算不上。”[Op. Cit., p. 24] 因此，它是非法的，而不是秘密的。正如一位无政府主义激进派质问的那样：“如果它是秘密的，那我怎么能在从未加入这个‘特定’组织、或向它缴纳会费的情况下，参加F.A.I.的会议呢？”[Francesco Carrasquer, quoted by Christie, Op. Cit., p. 24] 该组织召开公开会议，有数千人参加，并出版期刊与报纸。其最著名的成员，如杜鲁蒂，也几乎从未隐瞒其成员身份。此外，鉴于西班牙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在其历史上不断遭受镇压（包括在共和国时期被取缔并被迫转入地下），作为一个非法组织完全是合理的。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SWP无视历史背景，从而误导了读者。

F.A.I.是否无视“公开辩论与共同斗争”？不，当然没有。F.A.I.的成员同时也是C.N.T.的成员。C.N.T.是以群众大会为基础的组织，所有成员都可以在其中发言。正是在这里，F.A.I.的成员与其他C.N.T.成员一道参与制定C.N.T.的方针。C.N.T.中并非F.A.I.成员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对此有说明。José Borrás Casacarosa指出：“必须承认，F.A.I.并没有像其他政党在工会中那样，自上而下或以权威主义的方式介入C.N.T.。它是通过基层的激进派来进行的……决定C.N.T.所采取路线的决策是在这些激进派的持续压力下做出的。”José Campos则表示，F.A.I.的激进派“倾向于拒绝掌控邦联委员会，仅在特定场合才接受……如果有人在大会上提出动议，其他F.A.I.的成员会支持该动议，并且通常会获得成功。这依赖于faístas在公开大会中的个人声望。”[quoted by Stuart Christie, Op. Cit., p. 62] 需要牢记的是，在工会的大会和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无论他们是否为F.A.I.成员——所提出的决议，都是由他们的工会在公开会员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大会所采取的行动必须在公开会议上向其工会汇报。鉴于工会成员的教育水平，代表们不可能支持个人的、非代表性的立场。”[Juan Gomez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FAI, p. 121]

值得注意的是，Morrow重复的论点，实际是20世纪30年代C.N.T.的改良派在其失去工会基层影响后所制造的论调（“F.A.I.作为C.N.T.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的神话，基本上是由Treinistas⁹⁵制造的。”[Juan Gomez Casas, Op. Cit., p. 134]）。托派会重复C.N.T.中失败官僚的论调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托洛茨基主义本身正是俄罗斯失败官僚的意识形态。

显然，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标准叙述远不能令人满意。他们往往只集中于一两个案例（几乎总是巴枯宁的同盟或F.A.I.，通常是二者皆有），而忽视了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组织。即使是这些并不典型的组织，他们所作的叙述通常也是错误的，尤其是在涉及F.A.I.时，他们既未理解其历史背景，也不了解其真实的组织方式。最后，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在攻击巴枯宁思想时，并未注意到这些思想与列宁的相似之处，以及同样重要的，两者在关键领域中的差异。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真正“精英主义的”、“无效的”，甚至“荒谬至极的”，乃是列宁主义关于先锋党模式的思想。正如我们在H.5节所讨论的那样，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唯一真正有效的地方，就是用另一批新的老板（即党的领导人）来取代原有的一批老板。

H.3 什么是国有社会主义的神话？

如果你问大多数人“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他们会指向苏联、中国、古巴以及其他一系列专制的、中央集权的、进行剥削和压迫的政党独裁政权。这些政权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它们的统治者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其次，它们成功地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阶级民众对社会主义这一理念本身敬而远之。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只需如实描述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天堂”，就足以让人们对社会主义望而却步。斯大林主义政权及其各种辩护者（甚至包括那些自称“反对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将这些政权辩护为“堕落的工人国家”），都让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将一切工人阶级的诉求与斗争斥为建立类似政党独裁的企图。

“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与这些独裁政权的联系，常常使得无政府主义者在自称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时心存顾虑，唯恐自己的理念被误解为与它们相同。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在1924年所说的那样：

“我预见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将会逐渐放弃‘共产主义者’这一称谓。由于俄国‘共产主义的’专制主义，这个词正日益变得模棱两可，并且逐渐声名狼藉。如果这一称谓最终被弃用，这将重演‘社会主义者’一词的命运。我们，这些至少在意大利曾是最早的社会主义拥护者，并且曾经且依然坚持认为我们才是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人，最终不得不放弃这一称谓，以避免与形形色色的威权主义和资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变体混淆。同样地，我们也许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者’这一称谓，以免我们那自由的人类团结一心的理想，被混同为那种已经在俄国得势一时、并且有政党受俄国榜样鼓舞而试图在全世界推行的——贪婪的专制主义。”[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20]

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干脆仅仅自称（不加任何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者”，或称“自由意志主义者”，以避免混淆。遗憾的是，这带来了两个问题。其一，这给了马克思主义者更多的空间去把无政府主义描绘为主要在反对国家，而并非同样地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等级制度与不平等（正如我们在H.2.4节中所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国家，不过是因为它是阶级社会与等级社会的一个方面）。其二，极右翼势力试图篡夺“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这两个名称，用以描述他们极端资本主义的愿景；他们声称，“无政府主义”仅仅意味着“反对政府”（参见F节，了解为何“无政府资本主义”并非无政府主义）。为了抵制这些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歪曲，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重新夺回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这两个词的使用权，不过也总是与“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两个词结合起来使用。

这种词语的组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马拉泰斯塔所预见的问题至今依然存在。若说二十世纪有一大特征，那就是“社会主义”一词的涵义被收窄并局限为无政府主义者所称的“国有社会主义”——由国家自上而下创造并运行的社会主义（即由国家官僚机构所操控，因此更准确地说应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对“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定义，出于各自的原因，既得到了斯大林主义者的支持，也得到了资本主义统治精英的支持（前者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并假借社会主义理想为自己争取支持，后者则通过将这些理想与斯大林主义的恐怖相联系来加以抹黑）。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层将自己描绘成社会主义者，以保护其挥舞棍棒的权利；而西方的意识形态家们也采取同样的伪装，以阻止一个更加自由与公正的社会出现。”后者更是将其用作“一种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武器，用来强制顺从与服从”，以便“确保将自己租售给这些〔资本主义〕机构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被视为几乎是一条必要的自然法则，否则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社会主义’的深牢。”实际上，“如果[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关系，那就是对立的关系。”["The Soviet Union versus Socialism", pp. 47-52, The Radical Papers, Dimitrios I. Roussopoulos (ed.), pp. 47-8]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肩负着一项重大任务——从其敌人（斯大林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以及那些曾经自诩为支持者的群体（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后裔布尔什维主义）所共同加之的歪曲中，重新夺回社会主义的希望。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各种分支的实践与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唯有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才能证明洛克尔的话：“社会主义要么是自由的，要么它就根本不会存在。”[Anarcho-Syndicalism, p. 14]

然而，这种批判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讨论哪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现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组织极其多样。事实上，不同的团体常常耗费大量精力来论证其他团体为什么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或托洛茨基主义者，等等），而其他人只是缺乏“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思想的“宗派”。这种“多样性”无疑是一个重大问题（而且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喜欢嘲笑无政府主义者，说“有多少无政府主义者，就有多少种无政府主义”！）。同样，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超越了对特定团体的否定，有些甚至彻底拒绝其运动的其他分支，认为它们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例如，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列宁主义与他们所理解的“真正”马克思主义传统几乎毫无关系，甚至毫不相关）。这就意味着讨论马克思主义可能颇为困难，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总能辩称，我们的《常见问题解答》没有回应某个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团体或倾向的观点。

考虑到这些因素，本FAQ的这一部分将重点放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以及他们所催生的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列宁所开创并（大体上）由托洛茨基延续的布尔什维克传统。这些人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的核心思想家（与权威），因此可以不去考虑这些倾向的后续派生分支（例如毛泽东主义、卡斯特罗主义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这一划分也会引起分歧，因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布尔什维克传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可见于“不可实现主义”（impossibilist）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党及其姊妹政党），以及左翼／委员会共产主义传统（例如安东·潘涅库克和保罗·马蒂克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他们的立场有充分的论据，值得一读（实际上，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诚实分析都无法回避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然而，由于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列宁主义者，我们必须在FAQ中对此加以反映（通常，我们通过使用“主流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呼来区别于少数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

另一个问题在于，不仅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倾向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同一倾向在其代表夺取政权前后也存在重大差异。例如，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列宁主义内部存在……差异巨大的分支……有1917年的列宁，有《四月提纲》和《国家与革命》中的列宁，这都是一个列宁。也有在掌权之后，行为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相比……几乎难以辨认的列宁……这[其实]并不难解释。一个人为了与群众运动联系以夺取权力而宣称的自由意志学说，与他一旦掌权后为了巩固权力而采取的威权主义做法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这对于马克思同样成立。马克思内部也存在相互竞争的倾向。”因此，本FAQ的这一部分将试图揭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矛盾，并指出其教义中的哪些方面助长了“第二个列宁”的形成——因为十月革命之后威权主义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已经种下了。无政府主义者同意乔姆斯基的看法，即他认为“马克思和列宁在后来的历史时期所被继承的、具有典型性并且令人遗憾的教训，那就是威权主义的教训。即先锋党的专制权力，以及为了群众利益而摧毁一切群众性的论坛。这就是后来世代所认识的列宁。而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那正是列宁主义在实践中的真实面貌。”[Language and Politics, p. 15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马克思本人对这一主题的评论而言，评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障碍，恰恰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整体观念与其历史本身。尽管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马克思“永恒的功绩”，在于他（在某种程度上）努力去“创造一个面向未来而非回首过去的运动”，但他的追随者们却并未如此行事。布克钦说道：“亡者，再一次行走在我们中间——而讽刺的是，他们披上了马克思的名字，一位正是那个试图埋葬十九世纪亡者的人。因此，我们当代的革命不过是在模仿1918年十月革命与1918至1920年内战……我们当代的彻底的、全方位的革命……继承的却是过去那种部分的、不彻底的、片面的革命，它们只是改变了‘社会问题’的形式，用另一种统治和等级制度取代了先前的一种。”[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08 and p. 109]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所有死去世代的传统，如梦魇一般压在生者的头脑上。”然而，他自己的著作以及由此激发的运动，如今却也成了这种重负的一部分。为了确保正如马克思所言的那样，社会革命应当从未来而非从过去汲取其诗意，就必须超越马克思主义本身。

这当然意味着要评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实践。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个其追随者不断强调其革命性与解放性的思想体系，却带来了如此糟糕的结果，这看起来令人困惑。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民主性真是如此显然，那么为什么读过它的人中却极少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又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转化为斯大林主义？如果问题仅仅在于列宁（或继列宁之后的社会民主主义）“误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为何自由意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稀少？因此，当马克思主义者辩称问题出在对信息的解释而非信息本身时，无政府主义者回应说：这些所谓“错误”的解读之所以层出不穷，本身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内在局限，而不仅仅是它被解读的方式出了问题。当某种思想在实践中一再失败并产生如此可怕的结果时，必然说明其内部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正如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言：

“事实上，马克思是第一个强调，理论的重要性是无法脱离它所激发与引发的历史和社会实践而加以理解的。理论在这些实践中延续自身，并在这些实践的掩护下为其辩护。

“今天，谁还敢宣称基督教在历史上的唯一意义只能通过阅读未经篡改的《福音书》来理解？难道各个教会在长达两千年间的历史实践，还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一宗教运动的根本意义吗？如果一种所谓的‘忠于马克思’的立场，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无关紧要，那将同样可笑，甚至，可以说是相当荒谬的。对于基督徒来说，《福音书》的启示具有超验的核心与永恒的效力；但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眼中，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具备这样的特质。若只试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而对这一学说在历史上究竟变成了什么保持沉默，那就是在假装——并公然违背该学说的核心思想——也就是去认为：真实的历史毫无意义，而一个理论的真理总是且唯一地存在于‘未来’。这最终等同于用启示取代革命，用对文本的诠释取代对事件的理解。”[“The Fate of Marxism,” pp. 75-84 The Anarchist Papers, Dimitrios Roussopoulos (ed.), p. 77]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是意味着必须彻底拒绝这样一种观念：一百多年前的两个人，在数十年的写作中，已经给出了所有的答案。这一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归根结底，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在前人的遗产之上去建造，而不是强行将当下事件纳入其中。我们应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跪在他们的脚下。

因此，我们常见问答的这一章节，将尝试解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神话，并对其及其分支进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神话，是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称的——“布尔什维克的神话”，即认为俄国革命胜利了。然而，鉴于这场革命的广度与复杂性，我们在此不会对其作全面的讨论，除非它能为我们的批判提供有用的经验性证据（有关俄国革命的更多内容，参见H.6节）。我们在此的讨论将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其不足与问题，说明它是如何挪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以及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而本节内容也只能对此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而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一些少数倾向，它们在性质上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即与无政府主义相近）。因此，把无政府主义者简单地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通常会区分马克思主义中的（少数）自由意志主义元素与其主流的威权主义成分（即社会民主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列宁主义）。毫无疑问，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与分析的丰富作出了极大贡献（例如巴枯宁就对此予以承认）。正如所预料的，他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正因如此，就必须批判性地阅读与讨论马克思。这本常见问答，正是为超越马克思的著作而作出的一份贡献。就如同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一样，我们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必须始终铭记：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是无政府主义者，恰恰在于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所言大多是正确的，而非错误的；并且我们拒绝把自己的政治信念捆绑在一位早已作古的思想家的名字之上。

H.3.1 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目标相同吗？

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神话在于，它假定无政府主义者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是同一目标。事实上，可以说正是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迫使他们强调自己与无政府主义在长期目标上的相似性。巴枯宁曾说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迫使他们承认自由，或无政府状态——即工人自下而上自愿的组织——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他强调，通往这一貌似相同的目标的手段却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说，国家的枷锁、独裁和专政，是实现人民彻底解放的必要过渡工具：无政府状态，或自由，是目标；而国家，或独裁，是手段……我们则回答说，任何独裁都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会追求自我延续，它只能在承受它的人民中孕育和滋长奴役。自由只能由自由创造，只能由全体人民的起义以及工人自下而上的自愿组织来实现。”[Statism and Anarchy, p. 179]

因此，人们通常想当然地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相同，只是在手段上存在分歧。然而，即便在这种关于最终目标（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的笼统共识之下，对这种社会的细节设想仍存在差异。因为不同的手段必然影响结果，这或许也在预料之中。正如巴枯宁的论证所揭示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强调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即所采用的手段会直接影响所达到的目标。马丁·布伯的论断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一个已经被制成木棍的小树，不可能期望它长出树叶。”[Paths in Utopia, p. 127] 总结而言，如果走在与目的方向相反的道路上，我们不可能到达预期的目的地。因此，这种所谓在最终目标上的一致，实际上并不像人们常想象的那样接近。

所以，当人们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有社会主义者追求相同的目标时，必须牢记以下几点不同。第一，存在关键差异的当下策略。第二，革命的直接目标。第三，革命的长期目标。这三方面构成一个逻辑上的整体，每一方面都自然地引出下一方面。正如我们将展示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三方面的愿景都有明显不同，因此可以说，事实上，二者在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目标上都存在差异。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三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革命运动的性质问题。在这一点上，无政府主义者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持有截然对立的看法。前者主张，无论是革命组织（即无政府主义联合会）还是更广泛的工人运动，都应当按照我们所憧憬的社会愿景来组织。这意味着，它应当是一个由自我管理的小组构成的联合会，其成员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因此，权力是分散的，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不存在分离。我们拒绝他人代表我们、或代表人民行事的观念，因此基于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与自主性，主张直接行动与团结。由此，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现存体制的斗争中贯彻其理念，认为从等级制度或阶级立场看似“高效”的做法，从革命视角看却是极端低效的。

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这一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列宁主义者。他们主张必须建立一个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先锋队”政党，并配备制度化、等级化的领导结构。他们认为，当下的组织方式与所追求的社会形态无关，政党的目标应当是成为工人阶级公认的领导力量。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从属于这一目标，也就是说，任何斗争本身都不被视为目的，而只是争取党员和扩大党影响力的手段，直至积累足够支持以夺取政权。由于这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之间的一个核心争论点，我们将在H.5节及相关部分进行详细讨论，因此此处不作深入展开。

显然，在短期内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不能说是追求相同的目标。我们寻求的是一个基于自由意志（即革命性）原则的革命运动，而列宁主义者所寻求的政党则是建立在明确的资产阶级原则之上的，即中央集权、权力委托，以及取代直接民主的代议制。当然，双方都声称唯有各自的组织模式才是有效且高效的（关于为何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从革命角度看列宁主义模式并不有效，相关讨论见H.5.8节）。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是，将革命组织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通过鼓励并协助斗争中的人们澄清他们从自身经验中得出的思想，其作用是提供引导，而不是创造一批必须被跟随的新领袖（详见J.3.6节）。而列宁主义的观点则是，将革命政党视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一个不能自发产生这种意识的阶级中去（见H.5.1节）。

鉴于列宁主义者偏好中央集权与等级制组织的领导角色，他们对革命后社会性质的设想与无政府主义者截然不同，这就并不令人意外。虽然列宁主义者倾向于否认无政府主义者对革命立即建立的社会形态有清晰的构想（见H.1.4节），但我们实际上确实有具体的设想。而这一愿景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设想有所不同。

接着便涉及国家问题。毫不意外，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彻底摧毁国家。简单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并提倡与这一目标相符的手段；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为了实现无国家社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工人”国家，并且毫无疑问，他们的政党将掌握这一国家的权力。托洛茨基在1906年明确指出：“任何配得上‘政党’之名的政治组织，其目标都是夺取政权，从而将国家置于其所代表阶级的利益服务之下。”[quoted by Israel Getzler, Marxist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Dilemma of Power, p. 105] 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将普选权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或政治统治是一致的。换言之，“政治权力”在他们那里仅仅意味着提名一个政府的能力（见H.3.10节）。

马克思主义者喜欢将这种新政府描绘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它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理由在于：如果真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那么无政府主义者便要问，他们如何能在将权力委托给一个政府的同时，依然保持统治地位？要么无产阶级直接管理自身事务（也即整个社会），要么政府来管理。而任何国家都只是少数人统治的形式，因此与社会主义并不兼容（我们在H.3.7节中对此进行论述）。其显而易见的含义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实质上是政党统治，而不是工人阶级对社会的直接管理（如我们在H.3.8节中所论，列宁主义传统对此问题的表述极为明确）。

接着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构件问题。在这一点上，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同样存在明显差异。无政府主义者一贯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工人阶级的自身组织，而这些组织是工人们在反对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斗争中自行创造出来的。这既适用于革命后社会的社会结构，也适用于其经济结构。而对于大多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主导性的设想则完全不同。正如我们在H.3.10节中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1917年才在政治结构上接近类似的愿景，当时列宁支持以苏维埃作为其工人国家的框架。然而，正如我们在H.3.11节中所证明的，他这样做纯粹出于工具性考虑，即认为这是确保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最佳方式。如果苏维埃与政党发生冲突，那么毫无疑问，以后者为准。毫不意外地，布尔什维克主流很快便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转变为“党的专政”。因此，与无政府主义不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政党权力，即建立一个凌驾于工人阶级自我管理机构之上的“革命”政府。

在经济领域，同样存在明显差异。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坚持认为工人“理应成为工业的真正管理者”。[Peter Kropotkin,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Tomorrow, p. 157] 为实现这一点，我们历来都强调各种组织形式，例如工厂委员会和工会。正如我们在H.3.12节中更为详细地讨论的那样，列宁则相反，他认为社会主义应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制度和技术（包括管理技术）的基础之上。列宁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围绕新的工人阶级组织建构的，而是认为它应当建立在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成果之上。一位列宁研究专家指出：“‘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明确地穿过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地域。按照列宁的设想，它既不会废除其先进的技术基础，也不会废除其制度化的资源分配方式或工业组织形式……简言之，发达资本主义的制度化框架可以被用来实现特定的社会主义目标。事实上，它们将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且几乎是唯一的）工具。”[Neil Harding, Leninism, p.145]

工人在这一愿景中的角色基本上没有变化。列宁在1917年并没有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要求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而是提出了“对资本家实行全国范围的、无所不包的工人控制”的要求（而这才是“重要的事情”，而不是“没收资本家的财产”）[The Lenin Anthology, p. 402]。一旦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工人自身的机关（工厂委员会）便被纳入国家控制体系，失去了他们在生产环节中原本所拥有的权力。随后，列宁又修改了这一愿景，用由国家任命的“一长制”来取代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参见H.3.14节）。换言之，这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其中工人依然是工资奴隶，只不过老板换成了由国家任命的人。不出所料，工人对其上司（即在生产中拥有实际权力的人）行使的“控制”，在生产中和在国家层面一样难以捉摸。在这一点上，列宁无疑是追随了《共产党宣言》的路线，该文强调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而只字未提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正如我们在H.3.13节中所讨论的，国家“社会主义”由于其本质，必然沦为“国家资本主义”。

毋庸置疑，就手段而言，极少有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是完全的和平主义者。正如工团主义者埃米尔·普热所言：“历史告诉我们，特权阶层从来不会不经强迫、不经其受害者反抗的逼迫而放弃他们的特权。资产阶级极不可能具备非凡的高尚品格，选择自愿退位”，因此“诉诸武力……将是必要的”[The Party Of Labour]。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意志主义者美化暴力，或主张可以接受一切形式的暴力（恰恰相反！），它仅仅意味着在对抗暴力的敌人时进行自卫时，有时会不幸地需要借助暴力。

无政府主义革命自我防卫的方式，同样体现了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正如我们在H.2.1节中所讨论的，无论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指控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贯认为革命必须自我防卫。这种防卫将以联合会、由下而上的方式来组织，作为自由社会的社会结构。它将建立在工人阶级志愿民兵的基础之上。这一工人阶级自卫模式在西班牙和乌克兰的革命中（分别由CNT-FAI和马赫诺运动）都取得了成功。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捍卫革命的方法是自上而下、等级森严和集权化的“红军”。虽然正如马赫诺运动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红军”并不是俄国革命唯一可能的防卫方式，然而它却是布尔什维克维持权力的唯一途径。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工人阶级对生产和社会的自我管理之上，依靠工人阶级的组织来实现；而列宁主义传统却并不支持这一愿景（尽管它为获取大众支持而借用了其中一些意象）。显然，在革命后的直接阶段，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的目标并不相同。前者追求的是一个由工人阶级自下而上组织和运行的自由社会，建立在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之上；而后者追求的是党在新国家结构中的权力，由其主持一个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

最后，是关于长期目标的问题。即便在那种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愿景中，除了这些相似的描述术语之外，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共产主义之间也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这种混淆部分源于两种理论在术语上的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过一个（长期的）目标，即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一个联合体，其中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取代“具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种“整个民族的广泛联合体”成为可能之前，无产阶级必须“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且“把一切资本……集中在……国家的手里，即集中在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手里”。由于经济上的阶级将不复存在，“公共权力就会失去它的政治性质”，因为政治权力“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而组织起来的力量”[Selected Works, p. 53]。

正是这一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成为了大量争论的焦点（详见H.1.1节）。然而，我们不能假设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终点是相同的。认为“公共权力”可以不再是“政治的”（即不再是国家的）这样的论点，本质上是一种同义反复，而且极不令人信服。毕竟，如果“政治权力”被定义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无阶级社会自然会有一种非政治的“公共权力”，于是也就是没有国家！这并不意味着“公共权力”不再作为社会内部（更准确地说，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某种结构存在，而只是意味着它的角色将不再是“政治的”（即不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然而，根据《宣言》，国家会将生产资料、信贷和交通工具加以集中，并且依靠“共同的计划”加以组织，甚至动员“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产业军”。这表明，国家结构在其“政治”方面按照恩格斯的话“消亡”之后，仍然会存在。[Marx and Engels, Op. Cit., pp. 52-3 and p. 424]

从这个角度来看，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共产主义之间的区别是清晰的。约翰·克拉克指出：“虽然二者都预见到国家的消亡、经济的社会管理、阶级统治的终结以及人类平等的实现——虽然提到了几个共同目标，但在最终目的上仍然存在显著差异。马克思主义思想继承了一种愿景，即在技术高度发展的前提下，社会制度相应地实现高度集中化，并且这种集中化将在社会革命来临之后继续存在……无政府主义的愿景则强调人的尺度，无论是在生产所采用的技术方面，还是在由新型联合形式所产生的制度方面……此外，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中包含着强烈的享乐主义元素，而这与德意志的社会主义那种清教徒式的禁欲精神形成鲜明对比。”[The Anarchist Moment, p. 68] 因此，马克思提出的是“一种并不要求国家最终被废除的表述，而是暗示国家将继续存在（无论无产阶级如何重新构造它），作为一种‘非政治的’（即行政性的）权威来源。”[Murray Bookchin,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196fn]

此外，这样一种中央集权体制实际上不太可能真正成为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正如巴枯宁所说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中，“将不会有特权阶级。人人平等，不仅在司法和政治层面上，而且在经济层面上也是如此。至少，这是一个承诺……所以将不再有阶级，但却会有一个政府，请注意，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府，它不仅满足于在政治上统治和管理大众……而且还要在经济上管理他们，通过国家垄断生产与财富的公正分配，掌控农业、接管工厂的建立和发展，实现商业的组织与控制，最终还要通过唯一的银行家——国家，将资本注入生产。” 这样的体制在现实中将基于“一种新的阶级，一种新的真学或伪学的等级制度，世界将被分裂为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统治少数派，和一个庞大的、无知的多数派。”它会是“科学思维的支配，它是所有政体中最为贵族化、最为专制、最为傲慢和蔑视的政体”[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66]

“现代的社会主义者……不断为中央集权而努力，并追求由高于人民的权威者来实现完整而彻底的组织与控制。无政府主义者则相信废除这种中央权力，并期望自由社会从下而上地生长出来，从人民自身的组织与自由协定中萌芽。很难理解，如果让一个中央权力控制一切，我们如何能说这是在向废除这种权力迈出一步。”[Objections to Anarchism, p. 348]

确实，通过赋予国家更多的经济职能，所谓的“过渡”国家随着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实施而不断壮大。而且，考虑到国家在经济领域中所承担的任务，声称它会“消亡”几乎毫无意义——除非你认为该政权所实行的中央经济计划也会一同“消亡”。马克思曾主张，一旦“实现了……阶级的废除”，那么“国家的权力……就会消失，政府的职能则转化为单纯的行政职能。”[Marx, Engels and Lenin,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p. 76] 换言之，消亡的不是国家机器本身，而是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职能。而这种阶级本身的“消亡”，不过是因私有财产被国有化所自动带来的结果。然而，既然阶级被定义为根植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就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显而易见，当国家将生产资料集中到自己手中时，（现存的）经济阶级便不复存在，于是国家便“消失”了。然而，国家的权力和规模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却被进一步扩大，因此，经济阶级的消除反而增强了国家机器的权力与规模。

正如布赖恩·莫里斯所指出的：“巴枯宁担忧，在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下，工人将继续在一个规训化、机械化、等级化的生产体系中劳动，而不能直接掌控他们的劳动。而这种担忧，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制度的现实所充分证实。因此，在官僚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显得愈发具有现实意义。”[Bakunin: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p. 132] 因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的核心混乱”体现在《共产党宣言》对国家的论述之中。如果阶级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而如果旧的生产条件被改变，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不复存在，那么当阶级被定义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关系时，阶级便也在定义上不复存在……如果马克思又将‘政治权力’定义为‘一个[经济]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那么……这一论断就不过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是一个平凡的真理。”然而，历史已经证实，“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即如果它只是一个同义反复，那么在不存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情况下，就不会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阶层。”[Alan Carter, Marx: A Radical Critique, p. 221 and pp. 221-2]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相信，一个如国家一样高度中央集权的结构，在掌控社会经济生活的情况下，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无阶级社会的一部分。虽然按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定义的经济阶级可能不再存在，但按权力、权威与控制的不平等来定义的社会阶级，仍将继续存在，因为国家的设计目的就是创造和维护少数人的统治（见 H.3.7 节）。正如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所表明的，国有化生产资料并不能终结阶级社会。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论证的：

“当F·恩格斯也许是为了回应无政府主义者的批评，说一旦阶级消失，国家便会因为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不复存在，并从‘对人的统治’转化为‘对事物的管理’，他只是在玩弄辞藻。谁掌握事物，谁就掌握人；谁统治生产，谁就统治生产者；谁决定消费，谁就是消费者的主人。

“问题在于：要么事物是基于利害关系各方的自由协议来管理的，这就是无政府状态；要么事物依照管理者制定的法律来管理，这就是政府，就是国家，并且必然会蜕变为暴政。

“问题并不在于某个人的善意或良好的本意，而在于情势的必然性，以及人在特定环境下通常会发展出的倾向。”[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4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共产主义的设想，尽管后者竭力想要暗示两者一致。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权威”，而这无疑就是最大的差别。无政府主义的经济理论与组织理论建立在反权威的核心之上，而这一核心同时塑造了我们的手段与目标。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设想毫无吸引力。列宁反复强调，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国家资本主义”基本相同。即便是在《国家与革命》，这本通常被认为是列宁最具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著作中，我们仍能发现其所谓“社会主义”的设想是如此缺乏远见与鼓舞力：

“所有公民都将变成国家的受薪雇员……所有公民都成为一个唯一的国家‘工团’的雇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变成一个唯一的办公室和一个唯一的工厂，劳动平等，薪酬平等。”[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348]

对此，无政府主义者则引用恩格斯关于现代工厂的暴政与威权特征的评论（见 H.4.4 节）。很显然，在恩格斯那幅描绘缺乏自由的工厂画面下，列宁所设想的将世界变为一个巨大工厂的方案，显得极其令人恐惧胆寒。

基于这些理由，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那种将不平等简单归因于经济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正如列宁和恩格斯的言论所证明的那样，社会不平等完全可能在所谓“无阶级、无国家社会”的幌子下被暗中重新引入。正如布克钦所言：

“反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尤其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在于，等级制与支配关系不能被归结为阶级统治与经济剥削；事实上，它们对于理解现代革命事业而言还要更为必需……人与人之间的支配，远早于阶级的形成与经济形式的社会压迫……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能再坚持认为，一个没有阶级、摆脱物质剥削的社会，必然就是一个解放了的社会。未来的社会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官僚制与无阶级社会存在相互矛盾，对女性、青年、种族，乃至职业阶层的支配，[仍完全可能继续存在]。”[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 pp. 208-9]

归根结底，无政府主义者看到，“支配的领域远比物质剥削的领域更为广阔。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在于，它沉溺于过去，仍试图用支配与统治的方法来‘解放’我们摆脱物质剥削。”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注定要失败。社会主义“只会让我们陷入我们原本试图超越的世界。一个无等级、由自身管理、摆脱一切形式支配的社会，这才是当今的议程，而不是一个披着红旗的等级制体系。”[Bookchin, Op. Cit., p. 272 and pp. 273-4]

总而言之，不能说无政府主义者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是同一目标。虽然他们常常使用相同的术语，但这些术语往往掩盖了截然不同的概念。仅仅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和主流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谈论“社会革命”、“社会主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等，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些词语的理解相同。举例而言，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含义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即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的机关直接管理）；而列宁主义者则理解为“全部权力归于由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政府”。其他类似的口号亦是如此（这表明了仔细审视任何政治理论及其历史细节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表明，对于目的的讨论与对手段的讨论同样重要，因为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曾指出的那样，那些轻视讨论“从即将到来的革命中……所应当产生的秩序”的人，而声称应当专注于“办实事”，这种做法并不真诚，因为“他们非但没在淡化这些理论，反而在传播它们，而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正是其思想在逻辑上的延伸。最终，那句‘让我们不要讨论理论问题’真正的意思是：‘不要让我们的理论接受批判，而是帮助我们付诸实施。’”[Words of a Rebel, p. 200]

因此，有必要同时对目的与手段进行批判性的审视。这揭示了那种常见论点的薄弱性，即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与左翼人士共享某些共同愿景，因此我们应该与他们合作去实现这些共同点。谁知道之后会怎样呢？如上所见，事实并非如此。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不能被视为是相似的学说（例如，列宁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解之间，就存在极大差异）。如果你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由“革命”政府主持的“工人国家”，那么这如何能与无政府主义所设想的自我管理公社与工人协会的联合会相调和呢？正如俄国革命所显示的那样，只有靠“革命”政府的武力，才能去镇压无政府主义的愿景。

我们与这些群体真正的共同点，仅在于共同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并不意味着彼此是朋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愿意在某些共同斗争中与之合作，但也十分清楚双方在手段和目标上存在重大分歧。二十世纪革命带来的教训是：一旦掌握政权，列宁主义者必然会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即便后者当时是他们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盟友。这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源于两种运动在手段和目标上的差异。

H.3.2 马克思主义是“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吗？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国际社会主义倾向（International Socialist Tendency），喜欢将其传统描绘为“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from blow，或者说“来自底层的社会主义”）。他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思想，归入了“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之下，声称唯有他们延续了社会主义真正的、理想的传统（Hal Draper 的论文《社会主义的两种灵魂》似乎是最早沿着这一思路提出论证的）。他们将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与“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进行对比，后者包括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党主义等）、精英主义的社会主义（如拉萨尔以及其他希望由受过教育的自由派中产阶级成员来解放工人阶级的人）以及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对工人阶级的专政）。无政府主义，则被他们归入后者，认为蒲鲁东和巴枯宁所体现的无政府自由意志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神话”。

对于坚持这种观点的人而言，“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就是工人阶级依靠自身努力实现的自我解放。在无政府主义者听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竟然被称为“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这一说法可谓自相矛盾，甚至令人发笑。这是因为自蒲鲁东以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便一直使用“自下而上”来描绘社会主义的创建与运行。他们这么做的历史远比马克思主义者要早。因此，“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恰恰正是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因此我们看到，蒲鲁东在1848年就谈到自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革命者”，并且强调每一次“严肃而持久的革命”都是“自下而上，由人民来完成的”。而“自上而下的革命”则是“纯粹的政府主义”，是“否定集体活动与人民自发性”，是“对下层意志的压迫”。[quoted by George Woodcock,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143] 对蒲鲁东而言，这种“自下而上”革命的手段将是工人阶级协会的联合会：既包括信用联合（互助银行），也包括生产联合（工人协会或合作社），以及公社的联邦（按民主原则组织的社区）。工人们“不依靠资本家，在彼此之间自行组织”，并将通过“原则的力量……以劳动征服世界”。由此，资本主义将被工人自身的行动逐步变革消解。蒲鲁东指出，“协会的问题就在于组织……生产者，从而制服资本，征服权力。这就是自由对抗权威之战，生产者对抗非生产者之战，平等对抗特权之战……必须找到一种农业与工业的结合方式，使得今日支配社会的权力，反而成为社会的奴仆。”[quoted by 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p. 148 and p. 157] 最终，“任何革命要想有效，必须是自发的，必须源自人民的深处，而不是源于权威者的头脑……政府与劳动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就在于，劳动者在自我组织的过程中，将以废除政府为己任。”[Proudhon, 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52]

同样，巴枯宁也视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为“自下而上”的。他曾写道：“自由只能由自由创造，唯有通过全民的起义以及工人自下而上的自愿组织，方能成就自由。”[Statism and Anarchy, p. 179] 他在另一处写道，“人民的革命”将“依照自由的原则，从下而上、从边缘向中心创造出自身的组织，而不是如同权威所为，从上而下、从中心向外。”[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70] 他关于革命及其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与建构的构想，是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一再强调要“按照人民自身的需要，自由地组织他们的生活——而非像国家中那样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由人民自己建立的组织……这是农业工人与工厂工人的联合会、公社、地区和民族的自由联合。”他强调，“社会革命的政治”就是“国家的废除”，以及“人民在经济上的、完全自由的组织，一种由下而上、通过联合会实现的组织。”[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p. 297-8]

然而，尽管蒲鲁东希望彻底变革社会，他却拒绝采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例如集体斗争、罢工、起义等）。巴枯宁在这一点上，则是大众普遍理解的意义的革命者。不过，他与蒲鲁东共享了一个基本理念：社会主义必须由工人阶级自身创造。正如他所言，在“一场社会革命中，它在一切方面都与政治革命截然相反，个人的行动几乎毫无意义，而群众的自发行动才是一切。个人所能做的，仅仅是阐明、传播并发展那些与人民本能相契合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将他们不懈的努力投入到群众天然力量的革命性组织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能；其余的一切，应当并且必须由人民自身完成……革命只能通过人民团体与协会的自发且持续的群众行动来开展、并发展至成熟。”[Op. Cit., pp. 298-9]

因此，“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这一理念，实际上是鲜明的无政府主义概念，存在于蒲鲁东与巴枯宁的著作中，并且自此不断被无政府主义者所重申。正因如此，当马克思主义者挪用这一显然属于无政府主义的术语与意象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便将之视为机会主义的举动，是试图以无政府主义的辞藻来掩盖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威权主义实质。此外，那些试图将无政府主义归入精英主义“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流派的说法，往往仅仅依赖对蒲鲁东与巴枯宁的选择性引用（包括引用巴枯宁早期尚未转向无政府主义的阶段），从而歪曲了他们思想的真实面貌。然而，确实存在一些接近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倾向。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找不到“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因素呢？

如果我们来看马克思，其思想会给人一种矛盾的印象。一方面，他主张自由“在于将国家从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关，转变为一个完全从属于社会的机关”。结合他对巴黎公社的评论（见其《法兰西内战》），我们可以说，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实存在着“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因素。但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强调对权力进行严格集中。例如在1850年，他主张工人必须“不仅要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奋斗，而且在这个共和国之内，还要为将权力最坚决地集中于国家权威之手而奋斗”。这是因为“革命活动的道路”只能“从中央出发”。这意味着工人们必须反对民主派所计划的“联邦共和国”，而且“决不能被关于社群自由、自我管理等民主派的言辞所误导”。这种权力集中对于克服地方自治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地方自治会使“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省份”都能因“地方性的顽固”而在革命道路上“设置新的障碍”。数十年后，马克思则将巴枯宁关于“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的设想斥为“无稽之谈”。[Marx-Engels Reader, p. 537, p. 509 and p. 547]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矛盾：一方面主张国家必须从属于社会，另一方面却要求一个中央权力将其意志强加于“地方性的顽固”。这实际上意味着一种革命构想，由中央（确切说是“国家权力”）将其意志强制施加于人民，而这（必然地）意味着中央权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而非“从属于社会”的。鉴于他否定了自下而上组织的理念，我们无法说他仅仅是指地方性举措的协调。相反，我们明显感受到马克思所描绘的革命图景是“自上而下”的。事实上，他在1850年的论证表明，马克思之所以支持中央集权，不仅是为了防止群众在“中央”的革命活动中制造障碍，同时也是为了防止群众干涉他们自身的解放。

至于恩格斯，我们发现他写道：“只要我们的政党一掌握政治权力，它就必须像对待工业中的制造商那样，只需征用大地产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应当由我们移交给已经在耕作的乡村工人所在的社区，并将其组织成合作社。”他甚至还表示，这种征用“也可以给予补偿”，这要视“我们掌权时的情况，尤其是这些乡绅所采取的态度”而定。[Selected Writings, pp. 638-9] 由此可见，先是政党掌权，然后为了工人征用生产资料，最后再将这些“移交”给他们。虽然这一模式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一般设想，但它绝不能被称为“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只能意味着工人自己直接征用生产资料，并通过自我组织成为自由的生产者联合体来实现这一点。

或许有人会辩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并未排除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例如，我们发现恩格斯就曾指出：“问题不在于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时，是否会简单地以武力夺取生产工具、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抑或]是通过长期分期偿付的方式赎买这些财产。”要试图“对一切情况”进行预先设定，“那便是空想。”[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386] 然而，在这里恩格斯假定了政治革命⁹⁶（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先于社会革命（夺取生产资料）发生。在这种设定下，我们只能理解为是由“革命”政府来执行夺取（或赎买），而不是起义的工人。

这种将革命设想为政党掌权的观念，也可以从恩格斯的警告中看出：“一个极端政党的领袖所能遭遇的最坏情形，就是在运动尚未成熟到足以实现他所代表阶级的统治，和满足这一统治所要求的措施时，被迫掌握政权。”[Op. Cit., vol. 10, p. 469] 不言而喻，这种观念很难与“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后者意味着工人阶级自下而上地直接参与社会管理。如果领袖们“掌握了政权”，那么掌握实权的是他们，而不是他们声称所“代表”的阶级。同样，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一个阶级的“统治”得以实现，仅仅因为有一个领袖“代表”它，这样一种观念也颇为奇怪。如果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角色仅仅是选择那些代其行使权力的人（即选举代表），那么真的能说工人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吗？巴枯宁恰当地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代议制民主或许足以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但绝不能假设它能够用来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它本就是为维护阶级社会而设计的，其集中化与自上而下的性质正体现了这一功能。

此外，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曾论证：“问题不在于某个或某些无产者，甚至在某一时刻整个无产阶级所认为的目标是什么。问题在于什么是无产阶级，并且由于其本质，它将被迫去做什么。”[quoted by Murray Bookchin, 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280] 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

“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些论述及类似的表述，为主张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武装部队对无产阶级、甚至反无产阶级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声称，自己对形势有着比‘即便是某一时刻的整个无产阶级’更为深刻、更加透彻的理解。因此，它们着手解散那些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组织形式，如工厂委员会，最终则完全按照党的领导所制定的路线，整齐划一地编制与管控无产阶级。”[Op. Cit., p. 289]

于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被阐述出来，这一立场否定了工人阶级成员在特定时刻实际所追求或渴望的东西（托洛茨基就曾明确提出过这一立场）。几年后，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说，“一部分资产阶级转而加入无产阶级，尤其是那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已在理论上把握了整个历史运动的进程。”他们还指出，共产党人是“整个无产阶级政党中最先进、最坚决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相对于无产阶级大众的优势在于，他们清楚地了解运动的方向、条件以及无产阶级运动的总体结果。”这就为政党赋予了一个特权地位（尤其是那些加入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有了这种特权地位，其追随者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利用来谋取党的权力与自上而下的等级式领导。正如我们在H.5节所讨论的，列宁在声称“社会主义意识是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并从外部灌输给工人阶级”时，只不过是在表达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政策。而与此相对的，《宣言》中又指出，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然而，正如我们在H.1.1节中所讨论的，他们写下这段文字时，无产阶级在除英国外的所有国家都只是少数派）。[Selected Works, p. 44, p. 46 and p. 45]

观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策略，我们会发现他们强烈支持“政治行动”，也就是参加选举。这种支持无疑源于恩格斯的论断，即普选权“在一个三分之二人口为产业无产阶级的英国，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专政，以及由此不可分割的社会条件的革命性变革。”[Collected Works, vol. 10, p. 298] 同样，马克思也一再以相同的方式论证。例如，他在1855年指出，“普选权……意味着取得政治权力，以此作为满足[工人]社会需要的手段”，而在英国，“革命是普选权的直接内容。”[Op. Cit., vol. 11, pp. 335-6] 然而，作为整个阶级的无产阶级，如何能作为一场“运动”在这样的制度下行使其权力呢？当选票被原子化地投出以提名代表（而实际上正是这些代表掌握社会真正权力）时，这或许足以保障资产阶级（少数派）的权力，但又能否用来实现工人阶级（多数派）的权力呢？

这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因为这种制度本身设计就是为了将政策制定权置于代表手中，并明确地建立起来以排除大众的直接参与，从而确保资产阶级的控制（参见B.2.5节）。这种制度并不能（实际上也不可能）构成“作为统治阶级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如果与行政事务相区分的公共政策，不是由人民自身来制定，而是由自我管理的议会联合来决定，那么一个属于绝大多数人的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存在。为了让人们在自身生活与社会中获得真正的权力，他们必须建立自下而上的制度，正如巴枯宁不断强调的那样。这将要求他们亲自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社区和工作场所，并通过可随时撤换、严格受控的代表组成的联合会议来进行协调，代表们只负责执行他们的决策。只有在这种意义上，一个多数阶级，尤其是一个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的阶级，才能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以管理社会。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与任何“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理念相抵触。尽管他们正确地支持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直接行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却否定了总罢工），但他们将这种支持纳入到一种以竞选和代议形式为核心的整体政治战略之中。然而，这种斗争形式只能通过领袖来真正实现。群众的角色是次要的，仅仅是作为选民的角色。斗争的焦点在于上层，在议会，正是当选领袖的所在之处。正如路易吉·加莱阿尼所说的那样，这种形式的行动意味着“将所有人的权力交给某个人、某个代表、某个个人或团体。”这就意味着，社会党所采取的方式并非无政府主义者的“群众对统治阶级的直接压力”，而是“用代议制与议会社会主义者的严格纪律加以替代”，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它“在立法领域采取阶级合作的方针，否则一切改革都将依旧是虚妄的希望。”这同样导致社会主义者需要“权威式的组织”，即自上而下集中并受纪律约束的组织。[The End of Anarchism?, p. 14, p. 12 and p. 14] 最终的结果就是鼓励了一种观点：即改革（甚至革命）将由领袖代表群众完成，而群众的角色仅仅是投票者与追随者，而非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关于直接行动及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拒绝选举主义的讨论，参见J.2节）。

到19世纪90年代，这些自上而下且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策略，已经在恩格斯的政治立场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中留下了烙印。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国的阶级斗争》所作的导言，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程度，并且无疑受到社会民主党作为选举力量崛起的影响，他强调通过选票来夺取政权的方式是理想途径，甚至可能是唯一途径。他指出，“我们这些‘革命者’、‘颠覆者’，靠合法手段比靠非法手段和颠覆行动更加欣欣向荣”，而资产阶级“绝望地呼喊……合法性将是我们的死路”，他们“比起工人党的非法行动和叛乱结果，更加害怕合法行动和选举结果。”他论证说，至关重要的是“不要把这种日益增长的冲击力量[党的选民]浪费在先锋的零星冲突上，而是要保持其完整性，直到那决定性的一天。”[Selected Writings, p. 656, p. 650 and p. 655]

其带来的净效应，只是将阶级斗争限制在党的领袖所决定的范围之内，从而把重点放在上层的活动与决策上，而不是工人阶级大众自身的斗争与决策。正如我们在H.1.1节中指出的，在恩格斯去世后，当党因“修正主义”争论而分裂时，本质上是党内那些希望党的言辞与其实践的改良主义战术相一致的人，与那些希望用激进的语言来掩盖改良主义实践的人之间的冲突。党领导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选择支持本国政府的决定，仅仅证明了激进的言辞无法战胜改良主义的战术。

毋庸置疑，面对这一矛盾的思想遗产，马克思主义者有两条道路可走。要么他们明确地反对国家（从而接近无政府主义），要么他们明确地支持政党与国家权力，并因此必然走向“自上而下的革命”。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和其他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前一条道路，布尔什维克及其追随者则走上了后一条歧途。正如我们在下一节所讨论的，列宁明确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只能自下而上”发展的观点，他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他也毫不掩饰地将政党权力与工人阶级权力等同起来。事实上，这种将社会主义视为政党权力的观念，对于列宁主义所分裂出的主流社会民主主义而言并不陌生。左翼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曾如此论证道：

“在已经进入内战阶段的阶级斗争中，因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虽然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利益，但在政治意识上领先于他们，就必然会有不得不通过革命少数派专政来行使国家权力的时候。只有目光短浅的教条主义者才会拒绝这一前景。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在任何革命的某个阶段都不可避免的专政，是以一种方式来巩固自身并创造一种制度体系，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持久特征，还是相反地，尽快被整个革命阶级或整个阶级的有组织的主动性和自治所取代。后一种方式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采取的方法，因此他们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前一种方式则是共产主义者的方法。”[The Menshevik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braham Ascher (ed.), p. 119]

因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薄弱性，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正如我们在H.3.7节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始终持有一种反历史的看法，把它视为纯粹的阶级统治工具，而不是它真实所是的——少数阶级统治的工具。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国家就是少数人自上而下对广大人民的统治。”这就意味着，像马克思那样以建立社会主义政府和工人国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必然会违背其最优秀活动家的愿望，而沦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正如巴枯宁所论，马克思主义者是“国家权力的崇拜者，因此必然也是政治纪律与社会纪律的先知，以及自上而下秩序的拥护者。他们总是打着普选制与人民主权的名义，将服从于领袖、被选出的主人，作为群众的光荣与特权。”[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65 and pp. 237-8]

正因如此，自巴枯宁以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便主张，以自下而上的工人委员会联合会作为革命的基础，以及作为在资本主义与国家被废除之后管理社会的手段。如果这些工人自我管理的机关被纳入国家结构之中（如在俄国所发生的情况），那么它们的权力便会被移交给任何国家中真正的权力机关——政府及其官僚体系。国家本质上就是权力的委托；因此，“工人国家”表达“工人权力”的观念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成立的。如果工人们真正管理着社会，那么权力就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而如果国家存在，那么权力就必然掌握在少数高层人物手中，而不是在所有人手中。国家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少数人的统治。由于其根本性质、结构与制度设计，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工人阶级（即多数阶级）自我管理的机关。

因此，尽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要素，但这些要素却被置于一种明显的中央集权和威权主义的语境之中，从而被削弱。正如约翰·克拉克所总结的那样：“在马克思一贯倡导中央集权方案的背景下，以及这些方案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试图通过援引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社会变革设想来构建一种自由意志的马克思主义，似乎会遇到不可逾越的困难。”[Op. Cit., p. 93]

H.3.3 列宁主义是“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吗？

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其追随者的是一种暧昧不清的遗产。一方面，他们的政治理念中的确包含“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要素（最明确的体现便是马克思在评论受自由意志主义影响的巴黎公社时的表述）。另一方面，他们的著作中也明显包含了中央集权和国家主义的主题。

列宁主义正是从这一遗产中吸取了国家主义的主题。这也解释了为何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列宁主义是“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这一说法完全不可思议。简单而言，列宁及其追随者的实际言论和行动表明，他们根本没有致力于“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且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列宁一再将自己与“自下而上”的政治划清界限，他（颇为正确地）认为这种政治属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之相对，他强调政治的关键在于某种“底层”与“顶层”的结合。对于那些坚持认为自己的传统是“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还是唯一“真正”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出所料，他们通常对这一点只字不提。

那么列宁对“自下而上”的立场究竟如何呢？在1904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裂争论中，列宁曾声明：“官僚制对阵民主制，实际上就是中央集权对阵自治主义；这是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原则，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原则之间的对立。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维护自治主义和‘民主’，并且（由过度热心者推动）发展到无政府主义的地步。前者则力求自上而下。”[Collected Works, vol. 7, pp. 396-7] 因此，恰恰是非布尔什维克（即“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将“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作为自身的基础，而并非布尔什维克传统（正如我们在H.5.5节中指出的，列宁也拒绝把人民大会的“原始民主”作为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基础）。此外，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党构想也被固定在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理想中。当你的“组织原则”就是“自上而下”时，列宁主义鼓吹者如何还能声称其为“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便无从解释。

在讨论1905年接近革命时应当采取的正确策略时，列宁再次重申了这一论点。他嘲笑孟什维克只想要“来自底层的压力”，即“公民对革命政府的压力”。相反，他主张“既来自顶层也来自底层的压力”，其中“来自顶层的压力”就是“革命政府对公民的压力”。他指出恩格斯“重视自上而下的行动”，并看到“利用革命政府权力”的必要性。列宁总结了自己的立场（并认为这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一致），即：“原则上将革命行动限制为来自底层的压力，并且放弃来自顶层的压力，这就是无政府主义。”[Op. Cit., vol. 8, p. 474, p. 478, p. 480 and p. 481] 这似乎在当时是布尔什维克的普遍立场，同年斯大林也强调，“只来自‘底层’的行动”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原则，确实从根本上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相矛盾。”[Collected Works, vol. 1, p. 149]

正是在这种“底层与顶层”相结合的语境下，我们必须理解列宁在1917年的言论，他称社会主义是“自下而上的民主，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由全民武装的民兵自愿承担社会义务。”[Op. Cit., vol. 24, p. 170] 既然列宁已将“只来自底层”的理念视为无政府主义原则（事实确实如此）而加以否定，我们必须牢记，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始终是置于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语境之下的。列宁一再强调“布尔什维克必须掌握政权。”布尔什维克“能够并且必须将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提出问题：“布尔什维克是否敢于单独接管全部的国家政权？”并作出肯定回答：“我已经有机会……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此外，他还表示，“一个政党……如果在机会来临时拒绝掌握政权，那它就没有存在的权利，就不配称为政党。”[Op. Cit., vol. 26, p. 19 and p. 90] 因此，列宁所谓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始终意味着代议制政府，而非人民权力或自我管理。工人阶级的角色仅仅是选民，因此布尔什维克的首要任务就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而我们党的面临的”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治权力。”第三个任务则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来“管理俄国”，即成为“执政党。”[Op. Cit., vol. 27, pp. 241-2] 由此，布尔什维克的权力与工人阶级的权力之间便被画上了等号。

在1917年底，他进一步强调了这种布尔什维克式“自下而上的民主”愿景，他辩称，自“1905年革命以来，俄国一直由十三万地主统治……然而我们却被告知，布尔什维克党的二十四万名成员将无法统治俄国，无法代表穷人统治国家。”他甚至将党的统治与阶级的统治直接等同，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力”和“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如今是一回事。”他坦言，无产阶级实际上无法自行治理国家，因为“我们知道，一个非熟练工人或一个厨娘不能立即胜任国家管理的工作……我们要求训练这种工作……由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士兵来进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必须领导，但在行政工作中，他们可以吸收广大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参与其中。”因此，这种充满民主色彩的花言巧语实际上掩盖了政党才是治理者（即掌权者）的事实，而工人群众仅仅是负责执行其决策的手段。列宁还明确表示，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将完全且毫无保留地支持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和中央集权。”[Op. Cit., vol. 26, p. 111, p. 179, p. 113, p. 114 and p. 116]

显然，列宁的立场并未改变。革命的目标仅仅是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而为了有效运作，它必须在社会中掌握真正的权力。因此，社会主义将由“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通过“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自上而下地实施，他们将“领导”大众，而政党将“统治”俄国，并声称这一切是为了群众的“利益”。群众并没有自我治理，而是臣服于“布尔什维克的权力”之下。最终，“劳动的”群众或许会参与国家决策的行政执行，但其角色与资本主义下并无不同——必须指出，制定政策与执行政策之间存在差异，“行政工作”与统治之间也存在差异，而列宁在此刻意加以模糊。事实上，这篇文章的标题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列宁的设想下谁将掌握控制权：《布尔什维克能够保持国家政权吗？》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区分了政策的执行与政策的制定。‘广大群众’应当是国家法令的执行者，而非制定者。”然而，布尔什维克通过“声称将‘所有人’纳入[国家]行政”，也同时声称他们所提供的民主程度高于议会制国家。[Frederick I. Kaplan, Bolshevik Ideology and the Ethics of Soviet Labor, p. 212] 这一差别至关重要。曾作为斯大林统治下政治犯的安特·齐利加指出，秘密警察“喜欢夸耀自己打手的工人阶级出身。”他援引一位狱友，一位前沙皇时代的囚犯的嘲讽到：“如果你认为在沙皇时代狱卒是从公爵中招募的，刽子手是从王子中选出的，那你就错了！”[The Russian Enigma, pp. 255-6]

这一切也就解释了十月革命后立即向彼得格勒工人们发布的那份著名传单，其内容宣告“革命已经胜利。”号召工人们“表现出……最大的坚定与忍耐，以便促进实现新人民政府的一切目标。”要求他们“立即停止一切经济与政治罢工，回到你们的工作岗位，完美有序地完成工作……全体就位”，因为“在当时支持苏维埃新政府的最佳方式”就是“做好自己的工作。”[quoted by John Rea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pp. 341-2] 这听起来更像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而非“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

列宁立场的含义，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变得更加清晰。此时现实情况是，一个“革命的”政府正在对其自称代表的阶级施加“自上而下”的权力。正如列宁在1920年对其政治警察契卡所解释的那样：

“没有针对工农公开敌人的革命威亚，就不可能打破这些剥削者的抵抗。另一方面，革命威压也必然会施加在群众内部那些动摇和不稳定的成分身上。”[Op. Cit., vol. 42, p. 170]

有人或许会辩称，这种立场是列宁在内战时期面临形势所迫，但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就列宁自己而言，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论述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次，这种立场完全契合“自上而下”压力的逻辑，即由“革命政府”对群众施加的压力（从而与任何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无关）。事实上，“动摇”和“不稳定”的成分，只是另一种“来自下方的压力”的说法，即那些处于“革命政府”统治之下的人试图影响其政策的尝试。正如我们在H.1.2节中指出的，正是在这一时期（1919年与1920年），布尔什维克公开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党的专政”（有关布尔什维克如何修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以符合这一点的讨论，见H.3.8节）。因此，列宁的言论并非当时俄国所面临困境的产物，而仅仅是在党掌握政权后展开了其意识形态某些方面（正如我们在H.6节中明确指出的，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以及群众所持的思想，同样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表明列宁的言论并非由特定环境因素所致，我们可以转向他那部臭名昭著的著作《左派共产主义的幼稚病》。在这本1920年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小册子中，列宁猛烈抨击了那些主张工人阶级直接掌权、反对党统治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欧洲各地的工人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我们在H.1.2节中已经指出，列宁在该书中曾论断：“在一般意义上地把群众专政与领袖专政对立起来，是极其的荒谬，同时也是愚蠢的。”[The Lenin Anthology, p. 568] 在此我们提供他对布尔什维克统治“自上而下”性质的描述：

“在今天的俄罗斯，领袖、政党、阶级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其具体情况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行的，并由共产党加以指导……而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举出的十九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党务，而在莫斯科的日常工作则必须由[两个]规模更小的机构来执行……这些机构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每个局由中央委员会的五名委员组成。这，看起来，完全是一种‘寡头政治’。在我们的共和国[原文如此！]里，没有哪一个国家机关能在没有党中央委员会指导的情况下，决定任何有关重要的政治或组织问题。

“在其工作中，党直接依靠工会，这些工会……拥有四百多万名会员，并在形式上是无党派的。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会的所有领导机构……都是由共产党人组成的，并执行党的所有指令。因此……我们拥有一个形式上非共产主义……却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器。借助这一机器，党得以与阶级和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这一机器，在党的领导下，阶级专政得以实行。”[Op. Cit., pp. 571-2]

这就是“自上而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角度来看待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一般机制”，因此，“所有关于‘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关于‘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议论”，都是“荒谬而幼稚的胡说八道”。[Op. Cit., p. 573] 当然，列宁并未费心去从“底层”、从无产阶级的视角来看待“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倘若他那样做了，或许他就会提及契卡在戒严下镇压的大量罢工与抗议、苏维埃的选举操纵与解散、工厂中强制推行的“一长制”、工会被改造成国家/党的工具，以及工人阶级自由被党权力彻底剥夺——这一切的事实吧？这表明，至少对于群众而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季诺维也夫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就是共产党的专政。”[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vol. 1, p. 152] 托洛茨基也在回应来自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全国劳工联盟（CNT）的代表时，将列宁的论点普遍化了，当他思考革命中的重大决策以及由谁来决定时，他说道：

“谁来决定这个问题〔以及类似问题〕？我们有人民委员会，但它必须受到某种监督。那么是谁的监督？难道是无组织的、混乱的工人阶级群众的监督吗？不是。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召集会议来讨论……并作出决定……那谁来解决西班牙的这些问题？是西班牙共产党。”[Op. Cit., p. 174]

显而易见，托洛茨基是从俄国革命中为国际革命运动总结普遍性的教训。不言而喻，他依然坚持认为“工人阶级，在共产党代表和领导之下，cai1在这里掌握政权”，尽管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是一批“无组织的、混乱的群众”，而且没有在影响革命的重大问题上作出任何决策！

顺带一提，他与列宁在1920年的言论也推翻了托洛茨基后来声称的那种说法，即“只有在夺取政权、结束内战并建立起一个稳定政权之后，中央委员会才一点一点地开始把苏维埃活动的领导集中到自己手中。那时才轮到斯大林登场。”[Stalin, vol. 1, p. 328] 毋庸置疑，虽然确实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行为导致了苏维埃的边缘化，但这一事件绝没有像托洛茨基所希望的那样被推迟到内战之后（尤其是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1917年时“在经历了八个月的迟钝和民主的混乱之后，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到来了。”[Op. Cit., vol. 2, p. 242]）。我们必须指出，托洛茨基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专政”具有“客观的必然性”（见H.1.2节）。

显然，把列宁主义（及其各种分支，如托洛茨基主义）称为“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或“来自底层的社会主义”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如上所证，列宁主义传统明确反对“只有来自底层”的思想；列宁明确指出，主张“‘只有来自底层’的行动，而不是‘底层与顶层’[结合]”是“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而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相对立。[Collected Works, vol. 9, p. 77] 一旦掌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便贯彻了这种“底层与顶层”结合的愿景，其结果并不令人意外——“顶层”很快镇压了“底层”（群众的声音则被斥为“摇摆不定”）。这是必然的，因为一个政府若要实施其法律，就必须对公民拥有权力，因此“来自顶层”与“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是列宁主义理论不可避免的副产物。

讽刺的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论点最终反噬了他自己。在那本著作中，他曾论证说，“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人民的民主”，它“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的自由，施加一系列限制。”“为了把人类从工资奴役中解放出来”，这些枷锁必须被粉碎；“他们的反抗必须被武力击碎；很明显，哪里有压制，哪里就有暴力，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p. 337-8] 如果工人阶级本身也受到“压制”，那么显然，这个阶级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而人民“并不会因为鞭打他们的棍子上贴着‘人民的棍子’的标签，就会觉得好过些。”[Bakunin,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38]

因此，当列宁主义者声称他们代表“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原则”，并表示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对社会的直接和民主控制时，显然，他们并不真诚。考察他们自称所处的传统，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列宁主义并不以“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以工人阶级对社会的自我管理为基础（这是多数人真正能够“统治”、而决策真正自下而上流动的唯一条件）。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认同的是一种明显资产阶级式“民主”的愿景，即多数人只是指定（并试图控制）他们的统治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则是在为已经连这种形式的民主都消灭掉的政治辩护，而代之以党的一党专政，以及在工业中以“独裁”权力武装起来的“一长制”。（这些政党的大多数成员并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如何操纵和解散苏维埃以维持其权力，将党的专政提升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公理，并且全心全意地倡导“一长制”，而不是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的。）正如我们在H.5节中所讨论的，这后一种更糟糕立场，极易从列宁主义所依赖的先锋队理论假设中衍生出来。

因此，列宁、托洛茨基等人,根本不能被视为“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任何做出这种主张的人，要么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实际思想和实践的无知，要么就是在有意地欺骗。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只是另一个名称，就像“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一样，就代表着无政府主义（而颇为讽刺地，列宁本人也承认过这一点）。这并不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完全相同，它只是意味着，自由意志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相比于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更加地接近无政府主义。

H.3.4 无政府主义者不只是在选择性地引用马克思主义者吗？

不是，远非如此。虽然不可能去引用一个人或一种意识形态的全部内容，但我们完全可以概括那些真正影响其实践发展方向的理论要素。因此，任何论述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选择性”的，问题在于，这种选择是否是一种根植于该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的批判，还是会导致歪曲了事实，与理论和实践皆相背离。就正如莫里斯·布林顿，在他关于俄国革命中工人控制的经典著作的导言中所说明的那样：

“我们也将会遭遇其他指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引文不会被否认，但人们会说它们是‘选择性’的，还说他们‘也曾说过别的东西’。对此，我们再次认罪。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领域里充斥着足够多的圣徒传记作者，他们所谓的‘客观性’……不过是用来辩护的精致外衣……因此，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是去引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1917年的那些言论——正是这些言论决定了俄国的历史演变［走向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引用那些类似于工党领袖五一演讲的空话，这些言辞永远停留在巧语的花园中。”[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p. xv]

因此，有必要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方面，而不是把其信奉者自我宣称的内容当作既成事实。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马克思本人是一致的，他就曾主张，我们不能以一个人说了什么来评判他们，而应当看他们做了什么。不幸的是，许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如托洛茨基）虽然会引用这类言论，却很少真正将之应用于自己的意识形态或行动上（托洛茨基本人也是如此）。

这一点，可以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或其他人）批评时那种几近仪式化的反应方式中看出来。当他们抱怨无政府主义者“选择性”地引用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倡导者的言论时，他们通常会急于指向某一份他们认为更能“代表”其传统的文献。例如，列宁主义者就常常会提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此作为列宁“真正”追求的愿景。对此，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正如我们在H.1.7节中所讨论的那样，便是指出《国家与革命》中许多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主张在实践中从未得到应用。这便解释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列宁主义者指向俄国革命作为其政治民主性质的证据；无政府主义者则同样指向俄国革命，却作为列宁主义专制本性的证据。两者都能这样做，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在掌权前后的立场存在巨大差异。列宁主义者要求人们依其宣言来评判他们，而无政府主义者则说，应当依其实际行为的记录来评判！

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从他们自己的传统中选择性地引用，刻意忽视那些对潜在追随者来说不具吸引力的部分。虽然领导者们可能心知肚明他们的传统中暗藏不可外扬的“家丑”，但他们竭力确保别人无法知晓。这也就解释了他们为何对无政府主义者揭示这些内容表现出强烈敌意！我们现在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说辞与其实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甚至其说辞本身也并不一致。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选择性”地引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言论。

作为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提到布尔什维克的重要领导人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1920年，他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致信革命工会“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在信中声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是现存最为高度集权的政府。同时，它也是历史上最为民主的政府。因为一切政府机关都与劳动群众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并且不断对他们的意志保持敏感。”同年，他又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解释道：“今天，像考茨基这样的人站出来说，在俄国存在的不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是政党的专政。他们以为这是对我们的指责。丝毫不是！我们有工人阶级的专政，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同时拥有共产党的专政。共产党的专政只是工人阶级专政的一种功能、一种属性、一种表现……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就是共产党的专政。”[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vol. 2, p. 928 and pp. 151-2]

显然，无需赘言，第二段引文才是准确的引文，才符合布尔什维克俄国的现实。因此，引用后者而不是前者，丝毫不能算作“选择性”引用，因为后者才反映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现实，而非其说辞。

这种实践与修辞之间的二元性和分裂，在托洛茨基主义者讨论斯大林主义并试图将列宁主义传统与之对立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克里斯·哈曼就曾主张：“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经验表明，只有通过定期选举，并结合由基层会议实施的罢免权，才能使代表真正对选举他们的人负责。”[Bureaucracy and Rev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 pp. 238-9] 值得注意的是，哈曼并未提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掌权后都否定了这一经验。正如我们在H.3.8节所讨论的，列宁主义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也明确主张国家权力应当消除自下而上的控制。试问，如何将列宁主义领导人（包括列宁与托洛茨基）无数关于党专政必要性的言论，与哈曼的主张相调和呢？

当然，讽刺的还远不止于此。哈曼正确指出，在斯大林主义下，“官僚阶层的特征正如西方的私人资本家阶级一样，掌握着生产资料的控制权。”[Op. Cit., p. 147] 然而，他却未提及，早在1918年初，以“一长制”的形式提出并实施这种“控制”的正是列宁。正如他所说：“在劳动过程中，必须服从，必须绝对服从苏维埃主管的一人决策，即那些由苏维埃机关选举或任命、被赋予独裁权力的独裁者的决定。”[Collected Works, vol. 27, p. 316] 若不去指出列宁与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在这一问题上的联系，才是真正的“选择性”引用。

矛盾不断累积。哈曼认为，“那些认真相信在革命高潮中工人需要一个警卫来阻止他们把工厂交给资本家的人，显然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可能性毫无真正的信心。”[Op. Cit., p. 144] 然而，这并未阻止他赞扬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权，并将其与斯大林主义进行对比，尽管从1918年起布尔什维克所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事！实际上，这种专制做法在1921年彼得格勒的罢工爆发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而这些罢工正是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前奏。当时“工人要求布尔什维克的特别武装小队撤出工厂，这些人执行的不过是纯粹的警察职能。”[Paul Avrich, Kronstadt 1921, p. 42] 同样令人费解的是，哈曼一方面谴责斯大林主义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这场革命的目标正是工人民主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却为布尔什维克以同样目标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辩护。类似地，哈曼认为，如果所谓“政党”指的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政党，其中少数领导人发号施令，大多数群众只是服从……那么这样的组织对匈牙利革命确实毫无贡献。”然而，正如我们在H.5节中所讨论的，这样一种政党恰恰就是列宁主义所主张并付诸实践的。简言之，布尔什维克从来就不是一个“主张苏维埃掌权”的政党。[Op. Cit., p. 186 and p. 187] 正如列宁反复强调的，其目标是通过苏维埃让布尔什维克党掌权（见H.3.11节）。一旦掌权，苏维埃便迅速被边缘化，沦为党统治的遮羞布。

这种“承诺”与“实践”之间的混乱，是列宁主义的普遍特征。举例来说，费利克斯·莫罗撰写了通常被视为托派关于西班牙革命的权威著作（尽管正如我们在附录“马克思主义者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中讨论过的那样，它存在严重缺陷）。莫罗声称，“革命纲领的基本要点[是]一切权力归工人，以及体现工人权力体现的，由工人、农民与战士组成的民主机关，。”[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 p. 133] 然而，这又如何能够与托洛茨基十年前的看法相调和？当时他明确表示：“在我们这里，党的专政（这一点在理论上遭到斯大林完全错误的质疑），正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体现……党的专政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Leon Trotsky on China, p. 251] 又如何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复呼吁政党夺取并行使权力的立场相调和？又如何与他们的观点，即一个包含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可能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相调和呢？如果权力掌握在先锋党而不是群众组织手中，工人阶级又如何能“拥有全部权力”？尤其是，正如我们在H.1.2节所指出的，这还是当政党专政被置于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时的情况。

综上所述，究竟是谁在“选择性”地引用？是那些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刻意无视其所作所为，却一再援引列宁《国家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那些将布尔什维克的言论与其实践（而非那部神圣文章中的空谈）联系起来的无政府主义者？考虑到这种完全矛盾的思想遗产，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要发问：“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请现身吧！”究竟是大众民主，还是政党统治？若以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为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答案只能是后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宁与托洛茨基本人也赞同这一点，他们将党权力的必要性纳入其意识形态，并视之为俄国革命的核心教训。因此，当无政府主义者指出列宁主义以党派权力而非工人阶级自我管理为基础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选择性”引用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者常常在公开场合否认这一点，或至多加以合理化和辩解，这表明一旦关键时刻到来（而每一次革命都会如此），他们仍将做出同样的决定并采取同样的行动。

此外，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社会背景”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能将布尔什维克的引言和行动放置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其含义是，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主义完全可以用他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来解释（即内战的严酷、俄国的经济崩溃与混乱，等等）。由于我们将在H.6节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仅概述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并指出这一论点存在三个主要问题。

首先，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主义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已开始，而且在内战结束后进一步加剧。因此，不能将其归咎于内战。第二个问题在于，列宁一再强调，内战与经济混乱在革命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连这些必然发生的情况都无法应对，那么它就理应被摒弃。同样，如果列宁主义者把布尔什维克革命堕落的责任，归咎于他们本应清楚必然发生的事物，这就说明他们对革命所包含的内容的理解存在严重缺陷。最后一个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对此根本不在乎。正如塞缪尔·法伯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列宁或任何主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曾为丧失工人控制或苏维埃民主感到惋惜，或者就像列宁在1921年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时所宣称的那样，至少把这些损失称为一种倒退。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Before Stalinism, p. 44] 因此，在布尔什维克赢得内战胜利之后，其专制主义不但延续了下去，而且更趋严酷。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所引托洛茨基的许多言论都出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此看来，把“社会背景”作为解释布尔什维克政治和行动的理由，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最后，讽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却指责无政府主义者在“选择性”引用。毕竟，正如我们在H.2节中已经证明的，这恰恰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无政府主义时的做法！

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与其说是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实践中“选择性”地引用，其实是概括了其中那些我们认为导致其作为革命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失败的倾向。此外，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引文与无政府主义者同样“选择性”。首先，他们对待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践时就是如此；那么，他们对待自身的理论与实践时也就亦是如此。

H.3.5 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挪用是否改变了它自己？

正如在任何社会主义史的叙述中都显而易见的那样，（来自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者挪用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些关键思想，并且（往往）表现得仿佛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先提出的。

例如，正如我们在H.3.10节中所讨论的，最早提出摧毁资产阶级国家并以工人阶级的战斗性组织（如工会、工人委员会等）来取而代之的，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直到1917年，距无政府主义者首次提出这一思想已过去数十年之后，马克思主义者才开始主张这些观点，但当然是“改造”之后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含义是，让工人阶级的组织成为自由社会的基础，而列宁则将这些组织视为实现布尔什维克党掌权的最佳手段。

“战斗性少数派”这一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也是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所谓的“战斗性少数派”，是指那些以直接行动树立榜样的工人群体，他们的同伴可以效仿他们（例如通过领导自发罢工，并以机动纠察队①机动纠察队（Flying Pickets），指的是一种高度机动、有组织的工人抗议形式。由罢工工人迅速前往多个不同的工作地点或相关地点，以扩大罢工的影响，劝说其他地区工人参与罢工。的方式号召其他工人加入）。这个“战斗性少数派”会站在社会斗争的最前线，通过榜样、实践和讨论，表明他们的思想与策略的正确性。俄国1917年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声称这一思想与他们的先锋党概念相似。然而，这无视了两个关键差异。首先，自由意志主义的“战斗性少数派”并不意图代表工人阶级夺取权力，而是通过榜样鼓励工人阶级自己管理其斗争和事务（并最终，管理社会）。其次，“先锋党”是以等级化的方式组织的，这与无政府主义精神格格不入。虽然“战斗性少数派”与“先锋党”方法都建立在工人阶级内部思想发展不平衡的认识上，但先锋队理论却将其转化为党以所谓“先进”少数的名义统治工人阶级的理由（详见 H.5 节）。其他概念，如“工人控制”、直接行动等，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将无政府主义思想挪用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例子，就是总罢工。1905年，俄国爆发了一场几近革命的运动，其中总罢工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自1870年代起便一直主张总罢工，因此我们毫不意外地认为这些事件有力地印证了我们长期以来关于革命变革的思想。这让马克思主义者的处境更为艰难，因为这种思想对于主流社会民主主义来说是陌生的。然而，面对总罢工在实践中展现的成功与力量，如罗莎·卢森堡等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将其纳入自己的政治理论之中。

然而他们面临一个问题。总罢工不可避免地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等“异端”联系在一起。难道恩格斯本人不是在其《巴枯宁派在行动》的抨击中断言过总罢工的荒谬吗？为了对抗那些质疑社会民主主义策略、其改良主义与官僚惰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激进社会主义者），难道他的言论不是早已被无休止地重复吗？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清楚，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官僚与改良派一定会再次援引恩格斯的权威，用以给任何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政治调整至群众通过总罢工所展现经济力量的尝试泼冷水。社会民主主义的层级体制会简单地将他们斥为“无政府主义者”。这意味着卢森堡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她必须证明恩格斯是对的，即便他实际上是错的。

她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就像恩格斯本人一样，她只是歪曲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总罢工的思想，从而使其可以被社会民主主义所接受。她的论证十分简单。是的，在1870年代，恩格斯否定无政府主义者的“总罢工”思想是正确的。但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支持总罢工（或如她所称的“群众罢工”），因为两者的概念已然不同。无政府主义的“总罢工”是空想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罢工”则是现实的。

要理解其中原因，我们需要回顾恩格斯在1870年代的论述。恩格斯嘲讽无政府主义者（或“巴枯宁派”），认为他们主张“总罢工是引发社会革命的杠杆”。他指责他们设想“某个美好的清晨，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所有行业的工人一齐停止工作，从而迫使有产阶级在最多四周内谦卑地屈服，或者向工人发起进攻；而工人则有权进行自卫，并借机推翻整个旧社会。”他指出，在1873年9月1日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同盟（Alliance of Social Democracy）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普遍承认要实行总罢工战略，工人阶级必须有完美的组织和充足的资金。”他随即指出这正是“症结”所在，因为没有任何政府会袖手旁观，“任由工人的组织或资金发展到这样的水平。”此外，革命会在“这种理想的组织”建立之前很久就爆发，而如果这种组织真的已经存在，“就没有必要绕道通过总罢工来实现革命了。”[Collected Works, vol. 23, pp. 584-5]

罗莎·卢森堡在其文章《群众罢工、政党与工会》中重复了恩格斯的论点，以证明她对总罢工的支持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Rosa Luxemburg Speaks, pp. 153-218] 她所谓的“群众罢工”不同于恩格斯所嘲笑的无政府主义“总罢工”，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被看作是一次孤立的、单一的行动，一口气就推翻资产阶级。相反，群众罢工是社会中日常阶级斗争的产物，最终导致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对抗，因此与革命密不可分。

这一切唯一的问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像恩格斯和卢森堡所声称的那样论证。最明显的是，正如我们在H.2.8节中指出的，巴枯宁将总罢工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会被设定在某一个特定日期，也不需要事先让所有工人都组织起来。因此，恩格斯关于无政府主义总罢工立场的断言与巴枯宁的思想完全背离（事实上，它们倒是与1905年的实际情况高度契合）。

那么，“巴枯宁派”又如何呢？同样，恩格斯的叙述远称不上令人满意。实际上，1873年9月日内瓦的代表大会并不是他所称的（已解散的）社会民主同盟的大会，而是第一国际中非马克思主义各联合会的会议。与恩格斯的说法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并未认为总罢工要求所有工人都必须完美组织起来，然后在“某个美好的清晨”袖手罢工。提出这一思想的比利时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总罢工是一种可以动员工人走向革命的策略，“一种将运动带到街头并引导工人走向街垒的手段。”此外，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詹姆斯·纪尧姆明确拒绝了这种观点，即认为总罢工必须“在某个指定的日子和时刻同时在各地爆发”，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事实上，他强调他们“根本不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不应假设事情会是如此发展。这样的假设可能导致致命的错误。革命必须具有感染力。”[quoted by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886, p. 223 and p. 224]

另一份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指出，总罢工如何开始“未被说明”，而纪尧姆“承认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可能单方面规定总罢工的时刻。”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则表示自己“并不相信罢工本身足以赢得社会革命”，但它可以“为武装起义的成功奠定舞台。”至于恩格斯的说法，实际上只有一名代表认为它“要求工人阶级极端有序的组织”，而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总罢工就不再必要了。”这名代表来自改良主义的英国工会，他是在会上“抨击”总罢工，称其为“一种荒谬且不切实际的主张。”[Phil H. Goodstein, The Theory of the General Strike, pp. 43-5]

或许正因如此，恩格斯在叙述他们的立场时，才根本懒得引用任何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毫无疑问，列宁主义者直到今天仍在重复恩格斯的断言。而事实却大相径庭。显然，那种“无政府主义”策略——即在某个特定日子通过一次总罢工推翻资产阶级——不在别的地方，只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中。一旦我们剔除了恩格斯制造的歪曲以及卢森堡的赘言，就会发现1905年的革命与“历史辩证法”，并没有卢森堡所声称的那样证明了恩格斯、驳斥了无政府主义。恰恰相反，俄国的总罢工与无政府主义者对总罢工的设想高度契合。因此，克鲁泡特金才会指出，1905 年的总罢工“证明了”那些拉丁工人是“正确的”，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倡导总罢工作为“一种武器，在劳动者手中将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用以强加自己的意志。”[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 p. 288]

因此，与卢森堡的论断相反，“巴枯宁的祖国”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教义的葬身之处”。[Op. Cit., p. 157] 正如尼古拉斯·沃尔特所说的那样，尽管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人数不多，但“1905年革命在客观上是一场无政府主义革命。军队哗变、农民起义和（以总罢工为高潮的）工人罢工，催生了士兵和工人委员会……以及农民公社，并开启了农业与工业的征用——而这一切，完全符合自巴枯宁以来无政府主义作家所提出的路线。”[The Anarchist Past and Other Essays, p. 122] 真正的问题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何时才能明白，引用恩格斯并不能使其论断变为事实？

此外，正如无政府主义者所强调的，如果总罢工不转化为起义，那么它的局限性必然会暴露——正如1905年的那样。不像1890至1900年代的一些工团主义者那样，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认识到这一局限性。因此，他们将总罢工视为革命的开端，而非革命本身。因此，尽管列宁主义者在对1905年革命的叙述中竭力将其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但事实表明，得到印证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卢森堡错了。“巴枯宁的故乡”之所以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革命范例，正是因为它应用（并证实）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总罢工（以及必须补充的，工人委员会）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此前一直援引恩格斯来否定这些东西），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在方方面面上背弃自身的教条，才能保持与它的相关性。正如布克钦所指出的，卢森堡“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严重歪曲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总罢工的强调，以使其能够为社会民主主义所接受。”（他补充道，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关于群众控制的问题上，也采取了同样的歪曲手法。”）[Towards an Ecological Society, p. 227fn]

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者挪用了某些无政府主义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所指的就与无政府主义者完全相同。历史表明，在相似说辞背后，往往隐藏着截然不同的观念。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潮“将本质上异质的观念，附着在马克思主义那正在凋零的概念框架上——不是去提出一些新的东西，却用意识形态的福尔马林去保存某些旧的东西——结果反而损害了那些本应促进的任何思想成长的差异。这是最糟糕的神秘化，因为它不仅腐蚀了观念本身，更腐蚀了心智处理观念的能力。如果要在当代挽救马克思的著作，就必须把它当作是思想发展史中的一部分来看待，而不是把它拼凑一种正统的‘方法’，或不断用外来的思想去‘更新’它。”[Op. Cit., p. 242f]

这不仅仅是某种学术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挪用这些“外来的思想”（更准确地说，是与这些思想相关的说辞）的后果，已对实际的革命运动造成了负面影响。举例来说，列宁对“工人控制”的定义，就与俄国革命期间工厂委员会运动中的思潮有着根本区别（后者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使用该术语的含义）。正是因为两者在辞令上的相似，才使工厂委员会运动将力量投入到布尔什维克一方。然而，一旦掌权，列宁的立场被贯彻，而工厂委员会的立场则遭到忽视。最终，列宁的立场成为在俄国建立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详见H.3.14节）。

当然，这并未阻止当代的列宁主义者“面不改色地”继续挪用“工人控制”这一术语。“为了利用当下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混淆，这些人谈论‘工人控制’时，好像a）他们所指的正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大众所理解的意思（即工人自己决定与生产相关的根本事务），以及b）好像他们——以及他们所声称坚持的列宁主义教义——一直以来都支持这样的诉求，或者好像列宁主义始终将工人控制视为一种新社会秩序普遍而有效的基础，而不是在特定且极其有限的历史情境下，为操纵目的而抛出的一个口号。”[Maurice Brinton,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p. iv] 工人控制的普遍观念与列宁主义观念之间的冲突，正是俄国革命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因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被强加推行是后者，而非前者。

因此，列宁主义者挪用自由意志主义（以及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诉求，并不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有着相同的目标（正如我们在H.3.1节中讨论过的，事实完全相反）。无政府主义或大众化的辞令和口号本身意义不大，因此我们需要着眼于其所提出思想的具体内容。鉴于挪用自由意志主义术语的先例——它被用来为威权政党赢得群众支持，而一旦掌权，便被抛弃，转而实行专制政策——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有充分理由对列宁主义者的主张持高度怀疑态度！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具体的革命实例中。正如马丁·布伯指出的，虽然“列宁称赞马克思‘在1852年时，尚未提出国家机器被废除之后应当建立什么的具体问题’”，但列宁认为“只可能是巴黎公社才使马克思学会了这一点”。然而，布伯正确地指出，巴黎公社“正是那些早已非常具体地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们思想的实现……公社的历史经验之所以是具有可能性的，正是因为在那些充满激情的革命者心中，存在着一个去中心化、极大程度上‘去国家化’的社会蓝图，他们试图将其转化为现实。公社的精神先驱们所追求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没有的去中心化理想。而尽管1871年革命的领导者们没有足够的权威，但他们仍尝试在革命中开始实现这一理想。”[Paths in Utopia, pp. 103-4] 因此，尽管巴黎公社和其他工人阶级的起义被称颂，但它们（通常早已由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所预见的）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元素却常常未被提及。这导致了一些奇怪的二分法。比如，巴枯宁的革命愿景以工人委员会的联合会为基础，比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此类机构早了几十年，但马克思主义者却声称巴枯宁的思想毫无启发意义。又如，巴黎公社虽然被马克思主义者誉为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而事实上它实行的是联邦制、受制于委任和罢免的代表，并提出了社团化的社会主义愿景；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却被贴上了“小资产阶级”的标签，尽管这些思想早已出现在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著作中，且时间早于1871年的起义！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无政府主义确实成功地预见了某些方面的工人阶级革命。无政府主义者K.J. Kenafick 就曾指出显而易见的一点，他认为任何“比较都会显示，[巴黎公社]所提出的纲领……就是联邦制的体系，而这正是巴枯宁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东西，也是蒲鲁东最早提出的。蒲鲁东派在公社中……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这种‘政治形式’并不是‘最后’才被发现；而是在多年前就已被发现；如今，正因为巴黎工人在危机中几乎自然而然地、不依赖理论而是在环境压力下采纳了它，才证明了这一形式确实才是最适合表达工人阶级诉求的。”[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pp. 212-3] 因此，无政府主义非但是某种与工人阶级及其自由斗争格格不入的外来思想，相反，它恰恰以阶级斗争为基础。这意味着，当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斗争中被发展和运用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思想本就是对以往工人阶级斗争的概括！如果在斗争中这些思想被自发应用，那是因为参与者们正是从自身的经验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其次，主流马克思主义在挪用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某些方面时，总是带有选择性，并将其置入一种削弱其自由性质的威权语境中。于是乎，无政府主义对工人委员会的支持，在列宁主义者那里就被转化为确保政党掌控（即国家权位）的手段，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权力或自我管理（即没有权威）。同样，无政府主义强调以身作则的实践，也被篡改为支持政党统治（甚至常常是政党独裁）。归根结底，主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表明了，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无法被选择性地移植进威权主义意识形态之中，并指望它们能够在那里开花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真正运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会被他们正统派的同志扣上“无政府主义者”的帽子。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诚实地借鉴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例子，我们可以提到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以及自治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些思潮。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因为争论行使权力的到底是党还是工人委员会，与布尔什维克决裂。不言而喻，列宁称他们“偏向了无政府主义”。自治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思潮则继承了委员会共产主义的传统，强调应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工人阶级斗争上，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动力。

在这一点上，他们背离了主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转而接受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视角。正如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论述的：“《资本论》中[由马克思]所阐述的经济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资本主义已经完全而有效地将工人——在书中仅以劳动力的形式出现——转化为一种商品；因此，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资本家对它的使用——就像任何商品一样，完全由使用来决定，而它的交换价值——工资——则仅仅由市场规律决定……这个假设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形成一种物理数学模式的‘经济学科学’……然而，这一假设却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事实相矛盾，即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客观上是不确定的；它们实际上是由劳动与资本之间在生产领域和社会中的斗争所决定的。这正是资本主义‘客观’矛盾的最终根源……悖论在于，马克思作为阶级斗争的‘发明者’，却在一部关于这一斗争所决定的现象的丰碑式作品中，完全抹去了阶级斗争本身。”[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vol. 2, pp. 202-3] 卡斯托里亚迪斯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与革命》一文种，对马克思视野的局限性进行了最著名的阐述。[Op. Cit., pp. 226-343]

通过拒绝主流马克思主义所依赖的这一传统，并强调阶级斗争的作用，自治马克思主义与主流马克思主义相决裂，并采纳了此前通常与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相关的立场。阶级斗争在否定一切决定论式经济“规律”中的关键作用，早在二十世纪初便由法国工团主义者表达出来。这一见解比卡斯托里亚迪斯以及自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早了五十多年，值得长篇引述如下：

“社会主义的基石……被宣称为‘一种一般性的规律，也就是平均工资不会超过工人维持生存所严格必需的数额’。而且还说到：‘这个数额完全由资本主义的压力所决定，甚至可能把工资压低到低于工人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关于工资水平的唯一规律，就是劳动力的充裕或匮乏……’

“为了证明这一工资规律无情运作的证据，工人被拿去和商品做比较：如果市场上的土豆供过于求，它们就会便宜；如果稀缺，价格就会上涨……据说，工人也是如此：工资会随着劳动力的充裕或短缺而波动！

“在这种荒谬推理的无情论证面前，没有人提出反驳：于是工资规律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只要工人满足于作为一种商品存在！只要她像一袋土豆一样消极与被动，忍受市场的起伏……只要他弯着腰，忍受着老板们的一切侮辱……工资规律便始终有效。

“但是，一旦当这一工人土豆内心的某种意识火花被点燃，情势便会发生变化。当工人不再注定于被动、软弱、屈从与消极，而是觉醒为一个有人类尊严的存在，并且反抗的精神让他焕然一新的时候：当他振作起来，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并积极行动……[并且]一旦工人阵营觉醒并奋起行动……那么，这可笑的工资规律的平衡便被彻底打破。”[Emile Pouget, Direct Action, pp. 9-10]

而事实上，马克思确实曾将工人比作一种商品，他指出劳动力“是一种商品，就像糖一样，不多也不少。前者以钟点来衡量，后者以秤来衡量。”[Selected Works, p. 72] 然而，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说的那样，与糖不同的是，劳动力使用价值的提取“并不是一种技术性操作；而是一场痛苦的斗争过程，其中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资本家反而成了失败者。”[Op. Cit., p. 248] 而以下，正是普热在其对主流社会主义立场的批判中所强调的事实：

“一个新的因素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的意志！而这一因素在确定一蒲式耳土豆的价格时并不存在，却对工资的确定产生影响；其作用或大或小，取决于劳动队伍矛盾的紧张程度，而这种紧张程度则源于个体意志的协调一致——但无论强弱，都不可否认它的存在。

“因此，工人的凝聚力在资本主义的强权面前唤起了一种能够与之抗衡的力量。当剥削者仅仅面对孤立的工人时，双方之间的悬殊不言而喻；而这种悬殊随着工人阵营所实现的凝聚程度而被重新平衡。从此以后，无产阶级的抵抗，无论是潜在的还是激烈的，便成为了一种日常现象：劳资之间的冲突愈加频繁并趋于尖锐。劳工在这些局部斗争中并非总能取胜；然而，即便在失败时，斗争仍然能带来某些利益：工人的抵抗阻碍了雇主的压力，并且常常迫使雇主做出一些让步。”[Op. Cit., p. 10]

自治马克思主义最优秀的倾向，正是与无政府主义共享这种强调工人阶级改变社会、影响资本主义运作的力量的立场。毫不意外的是，大多数自治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先锋党观念，而是像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一样，强调无产阶级的自治组织与自我活动（这也正是其名称的由来！）。他们赞同普热的观点，即直接行动“意味着人类大众的解放”，它“终结了奇迹的时代——来自天堂的奇迹、来自国家的奇迹——并且与寄托于‘天命’的希望（无论其为何种形式）相对立，它宣布将依循这样的格言：救赎就在我们之中！”[Op. Cit., p. 3] 因此，他们汲取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与修辞（其中许多人无疑是无意识的），并得出了无政府主义的结论。这一点在美国自治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哈里·克里弗的著作中得以体现。他的精彩文章《克鲁泡特金、自我赋权与马克思主义危机》是迄今为止对克鲁泡特金思想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视角论述，并展示了共产无政府主义与自治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似性。[Anarchist Studies, vol.2 , no. 2, pp. 119-36] 他指出，尽管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实质性的差异”，但二者都“对工人自主行动的力量有着共同的认识和共鸣”。[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p. 15]

因此，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联系可能是深刻而实质性的。这意味着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确实采纳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并塑造出一种本质上具有自由意志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不幸的是，这类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传统中始终只是少数派。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挪用，不过是为了让主流的、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具吸引力，而一旦掌握了政权，这些借用便很快被遗忘。

因此，借用相似的辞藻和标签的借用，不应混淆为目标和思想就是一致的。那些使用不当标签来将自身思想与其他更具吸引力的思想挂钩的团体数不胜数。关键在于思想的内容本身。如果的确出现了带有自由意志色彩的观点，问题就在于，这些观点究竟只是为了争取影响力而提出的，还是意味着真正的立场转变。正如布克钦所言：

“归根结底，必须划出一条界线，从定义上排除任何可能将分权倒向集权、将直接民主倒向权力委托、将自由意志的制度倒向官僚制、将自发性倒向权威的方案。这样的界线，就如同一道物理屏障，必须不可逆地将自由意志的理论与实践领域，与那些倾向于使其变质的混合型社会主义分隔开来。这个领域必须在自我认知中内建其反权威、乌托邦式与革命性的承诺，简言之，就是体现在其自我定义之中……一旦容许统治，就等于越过了自由意志领域与[国有]社会主义的分界线。”[Op. Cit., pp. 223-4]

倘若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以及谁才是真正的盟友，那么一旦这些自称的“盟友”掌握政权，等待我们的会是可怕的惊喜。因此，任何试图将无政府主义的言辞纳入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尝试都必然失败，只会沦为遮掩政党真实目的的面具。就如同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

H.3.6 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奏效过的革命政治理论吗？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会直接否定我们的论点，以及无政府主义本身。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从未引领过一次“成功的”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则有过。事实上，他们断言，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更不用说成功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了，这就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有效的。对于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实践决定真理。某事是否真实，不是通过冗长的出版物和辩论来决定，而是在现实中得以检验。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类论点只是揭示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形态本质的意识形态性质。事实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许多无政府主义性质的革命，尽管最终被击败，却证明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有效性（其中以西班牙和乌克兰的革命最为重要）。此外，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严肃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运动，其中大多数被国家镇压（通常是法西斯或共产主义政权）。然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这些“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与革命的命运。事实上，从未有过一次没有蜕变为党派独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这一点本身，就证明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必要性。

既然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马克思主义才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治理论，然而它的实际表现却骇人听闻。毕竟，虽然许多马克思主义政党曾参与革命甚至夺取政权，但其“成功”的实际结果，却是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几乎毫无关联的社会。相反，这些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将社会主义与主持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党制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社会主义蒙羞。

同样，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也谈不上成功。观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运动——社会民主主义，它最终沦为改良主义，通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总是）支持本国国家政权而背叛了社会主义理念，甚至镇压了德国革命，并在1920年背叛了意大利的工厂占领运动。事实上，托洛茨基曾断言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二国际中“唯一的革命派”，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厉控诉。[Stalin, vol. 1, p. 248]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4年之前竟都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实际上，列宁在1913年为奥古斯特·倍倍尔撰写的讣告中，还曾赞扬德国与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战术的基本原则”，并声称它们“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同时始终以实现最终目标为导向”！[Collected Works, vol. 19, p. 298] 对于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来说，将恩格斯对这些政党的乐观预测与它们的实际表现进行对照，也不失为一种消遣（尤其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案例上，他的评论显得格外讽刺）。

就布尔什维主义本身而言，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革命”党，它之所以避免了其姊妹政党的命运，仅仅是因为在沙皇俄国中并不存在资产阶级制度内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策略的问题。此外，它夺取政权的最终结果是：首先，在列宁时期建立了一党独裁与国家资本主义；继而，在斯大林时期得到强化，并催生出一系列托洛茨基主义宗派，他们耗费大量时间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与行动辩护和合理化，而正是这些意识形态与行动促成了斯大林主义。鉴于布尔什维主义掌权后的命运，布克钦直言不讳地指出：

“没有一种威权主义的变革手段提供了成功的‘范式’，除非我们愿意忽视这样一个残酷事实：俄国、中国和古巴的‘革命’，实际上都是巨大的反革命，它们祸害了整个世纪。”[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446]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神话在于它自称是一场成功的运动。实际上，它的失败是一贯的且毁灭性的，因此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一整套意识形态，并转向无政府主义这样的革命理论。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所谓“成功”恰恰证明了无政府主义对其批判的正确性。正如巴枯宁所预言的那样，社会民主党走向了改良主义，而“无产阶级专政”则蜕变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在这样的“胜利”面前，马克思主义根本无需失败！因此，布克钦说到：

“一种理论如果如此容易被‘庸俗化’、被‘背叛’，或者更为险恶地——由几乎它所有的信奉者将其制度化为官僚权力——那就很可能意味着，这种理论本身就倾向于将‘庸俗化’、‘背叛’以及官僚形态视为其存在的一种常态。在热火朝天的信条争论中那看似‘庸俗化’、‘背叛’与官僚化的表现，在冰冷的历史发展中，或许正是兑现了它的信条。”[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 p. 196]

因此，迫切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历史（例如俄国革命——见H.6节）进行批判性评估。如果我们不能诚实地讨论和评价革命思想的所有方方面面，就永远无法建立起积极而建设性的革命运动。通过追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根源，我们便能丰富无政府主义，避免可能的隐患，同时承认并发扬它的优点（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已经（虽然并不完全地）认识到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在革命思想、实践和社会转型方面的问题）。

如果做到这一点，无政府主义者确信，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才是革命理论”的主张，将暴露为空口无凭的说辞。

H.3.7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有什么问题？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认为一个国家（任何国家）能够被用于社会主义目的的想法简直荒谬。这是因为国家本质上就是作为少数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因如此，它排除了社会主义所需的大众参与，反而会创造出一种新的阶级社会。

正如我们在B.2节中所讨论的，国家是由某些特征所定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因此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家’一词……应当仅限于那些具有等级制度与中央集权的社会。”[Peter Kropotkin, Ethics, p. 317f] 这一国家的决定性特征并不是偶然产生的。正如克鲁泡特金在其关于国家历史的经典论述中所指出的，“一种社会制度不可能服务于所有所期望的目标，因为和每一个器官一样，[国家]是依照它所履行的功能而发展的：在某个特定方向上发展，而不是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发展。”这意味着，通过“看到国家在历史上所是的样子，以及它在今天本质上的样子”，无政府主义者“得出的[结论]就是废除国家”。因此，国家“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中发展出来，其目的就是阻止人们之间的直接联合，扼杀地方与个人的主动性，摧毁现存的自由，阻止新的自由萌芽——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大众屈从于少数人的意志。”[The State: Its Historic Role, p. 56]

因此，如果正如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国家的定义在于“存在着一个超越社会之上的权力，同时也在于一种领土上的集中，以及许多社会生活功能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那么这样的结构并不是偶然演化出来的。因而，“作为国家本质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根本“不可能承担起一个与其在历史进程中所发展的功能相对立的任务”，比如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所要求的自下而上的大众参与。[Op. Cit., p. 10, p. 59 and p. 56] 基于这种关于国家的进化分析，克鲁泡特金和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得出的结论就是：“国家组织既然是少数人为了建立和维持他们对大众的权力而诉诸的力量，那它就不可能成为用来摧毁这些特权的力量。”[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82]

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国家之间的差别，否认国家随时间发生了变化，或拒绝承认不同的国家是为了保卫不同的少数统治者而存在。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每一个经济阶段都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政治阶段，若不同时找到一种新的政治生活形式，就不可能触动私有制。”克鲁泡特金解释说：“一个建立在农奴制上的社会，与绝对君主制相契合；一个建立在雇佣劳动制与资本家对群众剥削之上的社会，则在议会制中找到了它的政治表现。”因此，国家形式会发生变化和演进，但它的基本功能（作为少数人统治的捍卫者）与基本结构（权力委托并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则始终未变。这也意味着，“一个重新获得公共遗产的自由社会，必须在自由团体与自由团体的联合会中寻找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使之与历史中新兴的经济阶段相协调。”[The Conquest of Bread, p. 54]

正如任何一种社会结构一样，国家的发展也是为了确保其履行自身的功能。换句话说，国家之所以是中央集权的，正是因为它是少数人支配与压迫的工具。只要一个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权力分散、人民自我管理、大众参与以及自下而上的自由联合之上，那么它就不是国家。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制度的特征是权力的委托与集权，那么它就是国家，因此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解放的工具。相反，它必然会逐渐地、不可避免地——“无论它采取何种名号，无论它的起源与组织为何”——成为国家一贯以来的东西：一种“压迫与剥削大众的工具，一种保卫压迫者与剥削者的工具。”[Malatesta, Anarchy, p. 23] 出于这样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自由的、自我管理的公社和工人委员会的联合来摧毁国家的缘由（进一步的讨论参见H.1.4节）。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拒绝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定义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国家无非是一部机器，用来使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在历史上，确实如此，即国家“就是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最强大阶级的国家，该阶级借助国家机器而同时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并由此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手段。”然而，这并不必然一直如此。国家“充其量不过是无产阶级在取得阶级统治斗争的胜利之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虽然“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能够把整个国家的累赘统统丢进垃圾堆”之前，“必须立即尽可能多地削去”这一祸害。这个通常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国家，将会随着阶级的消失而逐渐“自行凋谢”（或“消亡”），“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真正的代表”，因而“使自身变得不再必要。”恩格斯特别强调将这一立场同无政府主义者区分开来，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立即废除国家。”[Selected Works, p. 258, pp. 577-8, p. 528 and p. 424]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一论点存在严重缺陷。简而言之，与无政府主义的国家理论不同，它并不是一个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国家理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夹杂着形而上学的、非实证的、反历史的定义——它并不是基于国家是什么，而是国家可能是什么。因而，当他们宣称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时，他们试图抽象地归纳国家的本质，而不是将国家的存在根植于经验证据与现实分析之中。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视角混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即国家与大众社会组织，而这种混淆可能导致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因为若将社会革命所必需的人民的自我组织，与一个自始至终为了少数人统治而构建，并进化出的等级化、中央集权的组织体称为同一个名字，就等于为——把人民权力与党的权力混为一谈，把工人阶级的代表对社会的统治，与工人阶级自身对革命与社会的自我管理混为一谈——敞开了大门。

事实上，在某些时候，马克思似乎暗示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都是国家。他曾抱怨法国的互助主义者主张“所有事物都[被]分解为小的‘集团’或‘公社’，而这些再形成一个‘协会’，但却不是一个国家。”[Collected Works, vol. 42, p. 287] 因此，克鲁泡特金才会指出“德国学派乐此不疲地把国家与社会混为一谈。”这种“混淆”源于那些“无法想象没有国家集权的社会”的人。然而，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个事实：人在国家尚未出现之前，已经在社会中生活了数千年”，而且“共同体生活……是被国家摧毁的。”因此，“大量的人们[曾]生活在公社和自由联合体之中”，而这些并不是国家，因为国家“只是社会在历史进程中采取的其中一种形式。那么，为什么不区分哪些是长存的，哪些是偶然的呢？”[The State: Its Historic Role, pp. 9-10]

正如我们在H.2.1节中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反对，不应被误解为无政府主义者否认社会革命需要防卫。相反，我们的反对是基于当科学分析与形而上学概念混淆时所必然产生的问题。由于对国家做出了一个反历史的定义，恩格斯实际上帮助确保了“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因为他暗示中央集权与权力委托到少数人手中，可以被视为一种人民权力的表现。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研究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即可。在其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对国家作如下定义：

“国家……绝不是一种从外部强加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相反，它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它承认……社会已经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为了使这些对立和具有冲突性经济利益的阶级，不致于在无益的斗争中相互消耗并毁灭社会，就需要一种看似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缓和冲突……这种虽起源于社会，却使自己高踞于社会之上，并且越来越与社会相异化的力量，这，就是国家。”[Selected Writings, p. 576]

国家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也是相对不重要的），它“按照领土划分其臣民。”第二，“是建立起一种公共权力，它已不再直接与作为武装力量进行自我组织的人民相符合。这种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自从阶级分裂以来，人民自发的武装组织已不可能存在……这种公共权力在一切国家中都存在；它不仅由武装人员构成，还包括物质附属物、监狱以及各种强制性机构。”因此，“国家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一种区别于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Op. Cit., pp. 576-7 and pp. 535-6]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无政府主义者一致。恩格斯为证明其观点，讨论了众多古代社会的发展。他在谈到希腊社会时指出，该社会是建立在一个“掌握主权”的全民大会以及一个议事会的基础之上。这一社会制度并不是国家，因为“当部落中每一位成年男性成员都是战士时，还不存在可以脱离人民、并与之对立的公共权力。原始民主依旧处于盛放阶段，而这必须作为判断权力与议事会地位的出发点。”在讨论这一社会向阶级分化的衰落过程时，他论证说，这一进程需要“一个制度，不仅要使新兴的社会阶级分化得以延续，还要确保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权，并确保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不出所料，“这种制度出现了。国家就被发明了。”社会原有的公共机关“被真正的政府权力所取代”，而社会的防卫（“真正的‘武装起来的人民’”）则被“掌握在服务于这些权力的武装‘公共力量’之手，因此，也能够被用来对付人民。”随着国家的兴起，公社议会被“转化为参议院”。[Op. Cit., pp. 525-6, p. 528 and p. 525]

因此，国家的产生，正是为了排除大众的自我管理，以少数人统治所取代，其运作依赖一个集中化、等级化、自上而下的结构（“政府……是资本主义和其他人民劳动剥削者的天然保护者。”[Bakunin,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39]）。

这种关于国家起源的解释，与恩格斯的论点，即国家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形成了直接的矛盾。若要让“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一个国家，它必须构成一个与武装的人民有所不同的、超越社会的权力，并且是“一个与广大人民群众分离的公共权力”。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极力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这样的政权。但是，如果你将某种东西（也就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分离的公共权力”）视为国家的“本质特征”，那么在你称之为“国家”的制度中，又怎么能会缺少这一要素呢？这就有点像称哺乳动物为“一种新的爬行动物”，尽管前者并不是冷血动物，而你却把冷血性视为后者的“本质特征”！

这种矛盾有助于解释恩格斯的评论：“因此我们建议各个地方以Gemeinwesen替代国家，这个古老的德语词很能表达法语‘公社(commune)’一词的含义。”他甚至指出，巴黎公社“已经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然而，这一表述并不意味着恩格斯试图消除其中可能存在的歧义，因为他仍然谈到“国家”是“仅仅一种过渡性的制度，用它在斗争中、在革命中使用武力压制对手……只要无产阶级还在使用国家，它所使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压制其对手；一旦能够去谈及自由的时候，国家作为这样的东西便不复存在。”[Op. Cit., p. 335] 因此，国家仍然存在，而且并不象征着整个工人阶级（“人民的自发武装组织”），而是一个与“武装起来的人民”相对立的制度，被无产阶级所利用来粉碎其敌人。

（顺带一提，我们必须强调，认为只有在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后才有可能“谈及自由”，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错误。首先，这意味着在抽象意义上谈论“自由”，而忽视了阶级社会与等级社会的现实。显而易见，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的自由受到国家、雇佣劳动以及其他社会等级形式的限制。社会革命的目标，正是通过推翻等级统治实现工人阶级对自由的夺取。对工人阶级而言，自由的含义本身就是阻止任何敌人试图限制这种自由。而显而易见，抵制那些企图施加统治的潜在老板们的压制，并不是对其自由的“剥夺”！因此，恩格斯未能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思考革命——关于这一缺陷的另一个例子，可参见H.4.7节。而且，他的相关评论后来也被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利用，为它们在夺取政权后限制工人阶级自由、力量和政治权利提供正当性。“无论国家获得什么权力，”布克钦正确地指出，“它总是以牺牲人民权力为代价的。反之，无论人民获得什么权力，他们总是以牺牲国家权力为代价的。实际上，国家权力的合法化，就是人民权力的非法化。”[Remaking Society, p. 160]）

在其他地方，我们发现恩格斯主张，“旧国家的特征属性在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为自身特定利益创造了自己的机关”，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由国家权力主导的机关，逐渐从社会的仆人蜕变为社会的主人。”[Op. Cit., p. 257] 忽视他早先关于“国家与公共机关不同、前者摧毁后者”的论点，我们再次发现他将国家界定为一个处于社会之上的制度。由此，如果一个后革命的社会被描述为“国家”融入社会并受其控制，那么它就不再是国家。称其为一种“新型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就如同称一辆汽车为一种“新型的”自行车一样荒谬。因此，当恩格斯论证巴黎公社“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时，或者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它就“废除了作为国家的国家”时，我们有理由追问：它到底是国家，还是不是国家？[Op. Cit., p. 335 and p. 424] 它不可能兼而有之——它不可能既是“与广大人民群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又是“人民的自发武装组织”。如果是后者，那么它就缺少了恩格斯所认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因此不能被视为国家；如果是前者，那么任何关于“此类政权是工人阶级统治”的主张就都自动地被否定。既然恩格斯曾嘲笑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他们企图在“没有临时政府、完全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式制度（而这些制度必须被摧毁）”的情况下发动革命，我们就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他的理解就是前者。[Marx, Engels and Lenin,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p. 156]

既然恩格斯本人也曾指出，“原始民主”无需这样的制度就能够抵御敌人，那么将防卫工人阶级的自由与国家划上等号，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必然导致混淆。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不会将保卫和组织一场社会革命的必要任务，与建立一个国家混为一谈。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基于经验的定义与其形而上学的定义发生了冲突，而现实的国家与其马克思主义式的本质概念相互矛盾。正如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卡米洛·贝尔内里所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将生产资料的完全所有权赋予国家，并为无产阶级消灭自己、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是一种社会抽象的政治人格化。”["The Abolition and Extinction of the State," pp. 50-1, Cienfuegos Press Anarchist Review, no. 4, p. 50]

这并不只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正如我们在下一节所解释的那样，这种混淆已被利用来为政党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提供辩护。因此，正如贝尔内里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主张由整个无产阶级通过武力夺取公社，而是主张由自认为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来夺取国家。无政府主义者则承认无产阶级直接使用权力，但他们理解的这种权力机关是由整个共产主义管理体系构成的——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行业组织〔即产业工会〕、公社机构——这些体系都是在所有政党的政治垄断之外，与之对立并自由地组成的，并尽量减少行政上的集中化。”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是通过一场社会革命来消灭阶级，而这场革命会与阶级一道，消灭国家。”["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d State Socialism", pp 51-2, Op. Cit., p. 52] 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国家，是因为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它不可能被用来服务于我们的利益。国家的结构只有在少数人试图统治多数人时才是必要的。我们主张工人阶级能够创造自身的结构，从下而上地组织和运作，以确保日常生活的有效运行。

通过混淆两种根本不同的事物，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是确保了大众权力被国家吞没并摧毁，最终由一个新的统治精英所掌握。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言：

“马克思在分析1871年的巴黎公社时，给激进社会理论帮了相当大的倒忙。公社将政策制定委托出去，同时又由自己的行政人员执行政策，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所称颂的，却恰恰是这一机构的重大缺陷。卢梭十分正确地强调过：大众权力一旦被委托，就必然被毁灭。要么我们拥有一个充分赋权的公民大会，要么权力就属于国家。”["Theses on Libertarian Municipalism", pp. 9-22, The Anarchist Papers, Dimitrios Roussopoulos (ed.), p. 14]

而如果权力属于国家，那么国家就是一个与民众相区隔的公共机关，因此，它就不是工人阶级权力的工具。相反，作为一个为确保少数人统治而设计的制度，它会确保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并要么成为统治阶级本身，要么创造出一个新的阶级，而它将成为这个阶级的工具。正如我们在H.3.9节中所讨论的，国家不能被视为一个中立的用于经济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有着自身特定的利益，而这确实意味着它能够、且事实上的确会独立于一个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在社会中发挥压迫性和剥削性的作用。

这就引出了问题的核心：这种“新的”国家，是否真的会不同于以往一切存在过的国家。如果说，这种“新的”国家是建立在群众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的基础之上，那么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样的组织不能被称为国家，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权力的委托基础之上的。正如布克钦所强调的：“只要权力的机构是由武装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而不是由职业官僚、警察、军队以及一群政客和法官组成的阴谋集团所构成的，那么它们就不是国家……这些机构实际上构成的是一支武装的革命人民……而不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有意义的意义上被视为国家的职业化机器。”["Looking Back at Spain," pp. 53-96, The Radical Papers, Dimitrios I. Roussopoulos (ed.), p. 86] 这也是为什么巴枯宁再三强调，“由工人协会、团体、公社、地区，最终扩展到区域和民族自下而上的联邦组织”不能被视为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相同，而是“与其本质相悖”的。[Statism and Anarchy, p. 13]

因此，当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行压迫的机关现在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而“既然是人民的大多数自己在镇压压迫者，就不再需要一种‘特殊力量’来镇压[资产阶级]”时，他实际上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事物。正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的，这样一种“原始民主”的社会制度并不是国家。然而，当列宁又说“国家权力的职能越是转归于全体人民，就越没有这种权力存在的必要”时，他实际上是在暗中承认，事实上会存在一种“区别于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因而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基于权力的委托，依赖于与人民武装相分离的“特殊力量”，等等的——国家。[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301]

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政权不会“自行消亡”。国家机器并不能（实际上也不可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它天生具有中央集权、等级制和精英主义的性质——它所能代表的只是执政党的利益、它自身官僚体系的需求与特权，并且不可避免地逐步、稳固地脱离群众的控制。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不断强调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是建立在权力的委托、等级制与中央集权的基础之上。国家正是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以便通过将社会决策过程排除在大众之外，从而实现少数人统治。如果群众真的能够直接管理社会，那么一个少数阶级便不可能对其加以支配。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国家。这恰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根本谬误：它主张无产阶级的统治将通过国家这种结构来实现，而这种结构的设计目的，却正是要排除这种概念所要求的大众参与！

换一种方式来看，“政治权力”（即国家）不过是少数人强加其意志的权力。这意味着，一个旨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无法利用它来推进自身的目标。毕竟，如果国家（即“政治权力”）是为推进少数阶级的统治而建立的（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那么，这一功能必然决定了行使它的机关的形成方式。因此，我们理应认为机关与功能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所以当马克思认为，政治权力的夺取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任务，因为地主和资本家总是利用其政治特权来捍卫经济垄断、奴役劳动时，他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基于一种历史性的（因此也是进化论式的）对国家的理解，无政府主义者得出的结论是：必要的不是夺取政治权力（在任何国家中，它只能由少数人来行使），而是要摧毁它，把权力分散到工人阶级——也就是多数人——的手中。通过摧毁强者的统治工具来终结其政权，那些集中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便会自动回归社会。因此，工人阶级的权力只有在“政治权力”被粉碎，并由工人阶级自身的阶级组织（如工厂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工会、街区大会等等）所建立的社会权力所取代时，才能是具体而真实的。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说：

“‘把权力交给人民’这一口号，只有在社会精英所掌握的权力被消解进人民之中时，才能真正实现。这样，每一个个体才能掌控他[或她]的日常生活。如果‘把权力交给人民’只意味着把权力交给人民的‘领袖们’，那么人民依旧是一个被操纵的、未分化的群体，在革命之后仍然同革命之前一样无权。”[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xif]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任何真正的社会革命必须打碎国家，而不是以另一个国家来取代它。这是因为，为了成为一个国家，任何国家结构都必须建立在权力的委托、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的基础之上（“每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共和的、最民主的国家……其本质上都只是自上而下统治群众的机器”，“只要有国家，就必然有支配，因此也必然有奴役；没有奴役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不论它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国家的敌人。”[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11 and p. 287]）。如果权力真正下放到工人阶级手中，那么国家便不复存在，因为它的“本质特征”（即权力的委托）已然消失。所形成的将是一种新形式的“原始民主”，类似于国家产生之前的那种形式。尽管这种新的、现代的自我管理形式必须保卫自身，以抵御那些试图重建少数人权力的势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成为了国家。毕竟，实行“原始民主”的部落也必须保卫自身对抗敌人，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这些社群就是国家（参见H.2.1节）。因此，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一再强调的，革命的防御并不等于建立国家，因为这并未触及关键问题——在这个体系中，究竟是谁掌握了权力：是群众，还是他们的领袖。

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含糊其辞。当巴枯宁在《国家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中提出“整个无产阶级会领导政府吗？”这一问题时，马克思回应道：

“譬如在一个工会中，整个工会就是执行委员会吗？工厂中的劳动分工是否会消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职能是否也会消失呢？而在巴枯宁自下而上构建的体系中，人人都在顶端吗？那么就不会有下层了。公社的所有成员是否都会管理区域的共同事务？那样的话，公社与区域就没有区别了。[巴枯宁说]‘德国人大约有四千万。难道所有四千万都会是政府成员吗？’当然会，因为事情是从公社的自治开始的。”[Marx, Engels and Lenin,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pp. 150-1]

正如艾伦·卡特所论：“这在一个[多]世纪前或许在马克思看来是个令人满意的反驳，但在今天来看却远远不够。在工会的初期阶段——这就是马克思所熟悉的一切——工会的执行者有可能与普通成员相脱节这一点，或许在他看来并不太可能。然而我们，却有着一段漫长的历史，工会领袖‘出卖’工人、脱离成员的事例比比皆是。事实充分表明，以工会官员的实践为基础来否认巴枯宁的担忧，是对权力与特权的极度自满——而这种自满结出了丰硕的恶果，体现在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共产主义’社会中……[他]与巴枯宁的争论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强调，群众继续掌控革命是超越一切重大社会对立的前提条件。”[Marx: A Radical Critique, pp. 217-8] 非无政府主义者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回应的贫乏。例如，大卫·W·洛威尔指出：“总体来看，马克思的评论回避了问题。巴枯宁显然正在直面马克思所谓过渡时期的问题，尤其是领导权的问题，而马克思拒绝讨论这必然（至少在部分上）体现为无产阶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From Marx to Lenin, p. 64]

正如我们在H.3.1节中讨论过的，马克思的《告共产党同盟书》强调“必须最坚决地将权力集中在国家权威手中”，并且“革命活动的道路……只能从中央全面展开”，这表明巴枯宁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马克思的回答显然不足。[Marx-Engels Reader, p. 509] 简单来说，如果正如恩格斯所主张的那样，“国家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存在一种区别于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那么，马克思在1850年的论点（以及类似的论点），显然就意味着在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这种国家必须“区别”于人民大众，以确保群众被阻止干预他们自己的革命。当然，这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观愿望，但这样的结果却是他们国家理论及其根本缺陷所必然导致的。这些缺陷，在他们反复声称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可以通过普选被占据并用以引入社会主义（见H.3.10节）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而这同样适用于那些自阶级社会伊始便被统治精英所偏好的、基于权力中央集权的新国家构想。

正如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一个历史制度不会按照人们所指引的方向前进——尤其是与其数百年来所发展相反的方向。”寄希望于此，将是“一种悲哀而悲剧性的错误”，因为“这部旧机器、这种旧的组织，[是曾]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目的在于压制自由、压制个人，在法律的基础上建立压迫，制造垄断者，并通过让人们习惯于奴役来将思想导向歧途。”[The State: Its Historic Role, pp. 57-8] 一场社会革命必须依靠新的、非国家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才能取得成功：

“要使社会主义充分施展其力量，就必须彻底重建一个被小店主狭隘个人主义所支配的社会。问题并不是有些沉溺于形而上学迷雾的人所说的，仅仅是给工人‘其劳动的全部产品’；而是要彻底改造一切社会关系……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小村落、每一群聚集在工厂或铁路沿线的人当中，都必须唤醒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组织性的精神，以便重建生活——在工厂中，在乡村中，在商店中，在生产与物资分配中。一旦现有的商业或行政组织被改变，从那一天、从那一刻起，个人与大的人口中心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必须从头开始重建。

“然而他们竟指望这项需要自由发挥人民天才的巨大的任务——能够在国家及其本质所决定的金字塔式组织框架内完成！他们指望国家……成为完成这一巨大转变的杠杆。他们想通过法令与多数派参与选举来引导社会的更新……真是荒谬！”[Kropotkin, Op. Cit., pp. 58-9]

归根结底，问题当然在于权力。在社会中拥有根本决策权的，是“执行委员会”，还是联邦社会主义社会所建立的群众大会？如果是前者，我们得到的将是少数党派领袖的统治，以及社会不可避免的官僚化，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是后者，我们便拥有一个自由平等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一种新的人民自我管理组织形式，从而消除高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存在。这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而是关乎社会变革的关键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在讨论中往往忽略或故意混淆的问题。布克钦对此作了进一步阐明：

“对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把中央集权与分权仅仅看作程度上的差别，因此‘中央集权’一词可能仅仅是一个笨拙的方式，用以指称分权机构之间决策协调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称赞巴黎公社为‘一个工作性的、而非议会性的机构，同时是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时，他在这一点上极大地混淆了概念。事实上，把‘行政与立法’功能合并在一个机构之中是一种倒行逆施。它实际上是把政策制定的过程——这一过程理应属于集会中的人民——与技术性上的政策执行混为一谈，而后者应当交由严格受任期限制、可被罢免与轮换的行政机构来完成……因此，将政策的制定与行政的执行融合起来，使得古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重心落在中央集权机构上。讽刺的是，历史事件的转折反而把制定政策的特权赋予了社会主义等级制度中的‘上级机关’，而将执行这些政策的责任恰恰交给了更具群众性的‘革命委员会’。”[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 pp. 215-6]

由于将“协调”与“国家”（即权力的委托）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大开方便之门。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敞开了这道门，甚至还主动把“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迎了进来！这点从恩格斯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写道：“正如每一个政党都意图在国家中确立其统治，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也力图确立它自己的统治，即工人阶级的统治。”[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372] 恩格斯把政党在国家中的统治与工人阶级的统治混为一谈，从而将党权与民权混淆。若政党要“确立它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维持国家在通常意义上的存在（即一个建立在权力委托基础之上的结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意味着无产阶级将权力委托给政党，而这必然暗含着“区别于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也就是少数统治。正如我们在下一节中将要论述的，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得到了发展，并演变为“党的专政”（也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

“既然马克思曾强烈反对巴枯宁的努力——试图确保革命者只采取自由意志主义和分权主义的手段，以使革命真正保持在工人群众手中——那么马克思就必须为俄国革命的专制结果承担相当一部分责任……

“巴枯宁并不满足于把解放被压迫者的希望寄托于革命领袖……必须提醒被压迫的人民：防止以新的压迫结构取代旧的压迫结构的唯一保障，就是整个工人阶级有意识地保留对革命的掌控，而不是天真地将革命交托给某个先锋队。”[Alan Carter, Marx: A Radical Critique pp. 218-9]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极为批判。正如艾伦·卡特所论证的那样：

“这并不是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依赖中央权威的‘革命’实践。这是在主张，任何革命都必须保持在广大人民手中，而人民必须意识到，在革命过程中将权力落入少数人手中的危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潜藏着一种默许……即在革命实践及其余波中默许政治不平等的存在。唯有当这种不平等被公开而广泛地否定时，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革命才有希望。要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不是革命实践本身，而是威权主义的‘革命’实践。只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及其相应的权力理论在革命圈子中依然不受批判，这种威权主义的实践就会继续占据主导地位。”[Op. Cit., p. 231]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本质上是反历史的，它假设存在某种独立于具体国家及其社会作用之外的国家“本质”。将少数阶级为执行和维持其统治所需要的机关，与多数阶级为管理社会所需要的机关混为一谈，是一个极为重大的理论错误。这种混淆为政党权力乃至政党专政的观念打开了大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是混乱的。他们的论述在两种定义之间摇摆：一方面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定义（这是基于对历史实例的归纳），另一方面则是反历史的定义（不是基于历史实例，而是从一种超历史的分析中推导出来的）。试图将形而上学与科学、将威权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结合，只能给其追随者留下一个混乱的遗产，而这正是现状。

自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逝世以来，其追随者分化为两大阵营。多数人接受了形而上学和威权概念的国家，并宣称支持一个“工人国家”。这一阵营由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激进派分支——列宁主义——所代表。正如我们在下一节所要论述的，这一学派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为所谓“革命”政党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提供了正当性。少数人则逐渐并明确地走向反国家立场，承认马克思主义遗产本身的矛盾，并认识到若要使无产阶级直接管理社会，就绝不能存在高于他们之上的权力。属于这一阵营的有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情境主义者，以及其他与无政府主义相近的思想流派中的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

H.3.8 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有什么问题？

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核心存在着一个矛盾。一方面，它承认国家在历史上始终是少数r1统治的工具，并且其结构ye1正是为确保这一点而设计的。另一方面，它却主张存在一种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能够超越这一历史现实，体现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某种抽象本质。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通常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其一是国家（一个以中央集权与委托权力为基础的结构）；其二,是创建并捍卫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人民自我管理与自我组织。

当俄国革命爆发时，这种对两个根本不同概念的混淆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布尔什维克把政党的权力与工人阶级的权力混为一谈，企图建立一个由其政党掌权的“工人国家”（参见H.3.3节）。既然国家是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新的“工人国家”是否像旧国家那样集中化、等级化、自上而下，这都无关痛痒，因为在评估国家在社会中的职能时，国家采取何种结构是不相干的。因此，尽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似乎许诺了一种工人阶级直接管理自身事务的激进民主，但在实践中他推行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为统治阶级的被压迫者先锋队作组织”。[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337] 换句话说，即先锋党作为国家的首脑，代表工人阶级进行统治；而这实际上意味着新的“工人国家”依然是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这很快导致了对于无产阶级的独裁，而非属于无产阶级的独裁（正如巴枯宁所预言的那样）。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一发展并不令人惊讶。他们早已指出，国家是少数人统治的工具，无法改变其本质。试图利用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国家就不是为了这种任务而设计的。正如我们在B.2节中所论证的，国家以权力集中为基础，其目的正是确保少数人统治；因此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它就必须被废除。

正如伏尔林总结的那样，“国有社会主义政权（如果它获胜）的本质，与真正的社会革命进程的本质之间，存在着一种明确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因为“国有社会主义与委托权力的基础，明确地否认了社会革命的原则。社会党人的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特征……并不属于未来，而是完全属于资产阶级的过去……一旦这一模式被应用，革命的真正原则就不可避免地被抛弃。随之不可避免而来的是，对劳动大众的剥削在另一个名称下复活，并带来所有相应的后果。”因此，“革命群众向着真正解放、向着创造新型社会生活的前进步伐，与国家权力的根本原则不兼容……专制原则与革命原则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的。”[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247 and p. 24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宁主义者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所获得的理论教训，恰恰印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析：国家结构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少数人的统治，并通过边缘化和削弱多数人的力量来实现这种统治。这一点可以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所经历的重大修正中看出来。简而言之，1917年之后，列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强调，国家权力不仅仅是为了镇压前统治阶级的反抗，而且实际上也是因为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而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国家权力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阶级无法自行治理，因此需要一个高于它的集团（即政党）来确保革命的成功，并克服群众内部任何的“动摇”。

虽然我们在H.1.2节中已经讨论过这一立场，因此这里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复，但再次总结这些用来为这一修正辩护的论点仍然是值得的。因为这些论点印证了无政府主义者一贯的主张：国家是少数人统治的手段，而不是工人阶级直接管理自己事务的工具。正如列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引言所表明的那样，恰恰是国家的这种特征，使其作为政党（即少数人）掌握权力工具的推荐之选。我们在H.3.7节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内在矛盾，在列宁主义中得到了“解决”：它支持国家，正是因为国家是“一种区别于广大人民的公共权力”，而不是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社会的工具。

不必多说，列宁的后继者在被问及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时，总会指向列宁1917年那部表面上充满民主色彩、甚至带有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然而，正如我们在H.1.7节的讨论所证明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几乎从未，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应用过这本宣传册中阐述的思想。而且，这本宣传册是在夺取政权之前写成的。要想检验其论点的有效性，我们必须将其与革命“成功”之后他本人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观点进行比较。他们从自身经验中总结出了什么教训？而这些教训与《国家与革命》中的主张又有怎样的关系？

这种变化可以从托洛茨基的论述中清楚地看到。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它的先锋队来掌握权力”，并且“国家权力之必要性，源于群众文化水平不足以及他们的异质性”。只有“先锋队获得阶级的支持”，才能实现“夺取政权”；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革命和专政是整个阶级的事业，但仅在先锋队的领导之下”。因此，掌权的并不是整个工人阶级，而是“先锋队”——“一个革命政党，即便在夺取政权之后……也绝不是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于是，国家权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统治群众——统治那些无法自行行使权力的群众。正如托洛茨基所说：“那些把苏维埃的抽象形式与政党专政对立起来的人应当理解，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苏维埃才能挣脱出改良主义的泥潭，达到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Writings 1936-37, p. 490, p. 488 and p. 495]

逻辑上，这种论点实际上是将政党置于特权地位。那么，如果工人阶级不再支持先锋队，会怎样呢？谁的优先性更高？毫不意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预计都是政党凌驾于群众之上。关于国家权力的必要性在于工人阶级内部局限性的观点，在1939年又被再次重申。此外，政党专政的全部理由其实源自民主的根本理由——也就是任何政府都应当反映群众不断变化的意见：

“同一批群众在不同时间会受到不同情绪和目标的鼓动。正因为如此，先锋队的集中化组织才不可或缺。只有一个凭借其赢得的权威而行使职能的政党，才有能力克服群众自身的动摇……如果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别的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掌握凭借国家的资源来抵御危险，包括来自无产阶级落后阶层的危险。”["The Moralists and Sycophants against Marxism", pp. 53-66, Their Morals and Ours, p. 59]

不言而喻，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相比，所有人从定义上说都被视为是“落后的”。而且，既然是“先锋队”而不是整个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资源”，那么结论就显而易见了：这是政党专政，而不是工人阶级民主。至于托洛茨基的立场如何与“工人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说法相容，他并没有解释。然而，这恰好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析相吻合，即国家就是一种旨在确保少数人统治的工具。

因此，一旦群众的支持消退，政党专政的可能性便会出现。而这恰恰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掌权时所已经发生的事实。实际上，这些论点建立在托洛茨基在掌权时期提出的其他同样精英主义的言论之上。例如在1920年，他主张，尽管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指责将苏维埃的专政替换为党的专政”，但实际上，“完全可以公正地说，苏维埃的专政之所以成为可能，只能通过党的专政来实现。”而这，正是他在17年后再次重复的。“在这种用党的权力‘取代’工人阶级权力之中，”托洛茨基补充道，“并没有任何偶然性，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替代。共产党人所表达的，正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Terrorism and Communism, p. 109] 1921年初，他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再次为党的专政辩护：

“工人反对派们打出危险的口号，迷信民主的原则！他们把工人选举代表的权利置于政党之上，仿佛政党没有权利坚持它的专政，即便这种专政暂时与工人民主的暂时情绪发生冲突。我们必须在党内形成这样的意识：党与生俱来的革命权利，就要求它必须坚持专政，不管哪怕工人阶级内部出现暂时的动摇。这种意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专政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都并不以以工人民主的形式原则为基础。”[quoted by Samuel Farber, Before Stalinism, p. 209]

他在1939年的论点与此之间的相似性显而易见。不出所料，在此期间他始终坚持这一立场。他在1922年宣称：“我们坚持我们党的专政！”[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2, p. 255]。次年，他又辩称：“如果说有一个问题根本不需要修正，甚至不容许有修正的念头，那就是党的专政问题。”他强调：“我们的党是执政党”，“在这一领域允许任何改变”就意味着“质疑革命的全部成果和它的未来”。他还明确了那些曾质疑党地位的人的下场：“谁要是企图触动党的领导地位，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致把他甩到街垒的另一边去。”[Leon Trotsky Speaks, p. 158 and p. 160]

到1927年，当托洛茨基本人正被执政的官僚体系“甩到街垒的另一边”时，他依然坚持“列宁主义的原则——对于每一个布尔什维克而言都是不可侵犯的——即无产阶级专政只能通过党的专政来实现。”他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原文如此！]的核心就是唯一的无产阶级政党。”[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6-7), p. 395 and p. 441] 正如我们在H.1.2节中提到的，十年后，他依然明确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专政”。

因此，对于托洛茨基而言，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上就是“党的专政”。虽然工人阶级可能被允许享有某种程度的民主，但党的统治总是被反复置于优先地位。尽管政党可能是由群众革命推上权力宝座的，但一旦掌权，政党就会维持其权力地位，并把工人阶级试图取代它的企图视为“动摇”或“摇摆不定”，理由是“群众的文化水平不足及其内部的异质性”。换言之，需要党的专政来保护工人阶级不受自身的伤害，即避免他们因情势变化而改变主张，因过往决策结果而进行再评估，因不同政治理念和立场的辩论而作出新的选择，自行决策，乃至拒绝接受（党所认定的）“符合其利益”的事物，等等。于是，民主的根本理由（即它反映选民的变化意志，他们的“暂时情绪”）竟被用来为党的专政辩护！

党对于工人阶级之上权力的重要性，不仅限于托洛茨基。所有主要的布尔什维克都认为这一点具有普遍有效性，而且它很快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主流意识形态。例如在1923年3月，俄共（布）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声明，以纪念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该声明总结了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声明指出：“布尔什维克党能够毫不畏惧地同本阶级内部的动摇势力作斗争，而这些动摇只要先锋队稍有软弱，就可能演变为无产阶级前所未有的失败。”所谓的动摇，当然正是工人民主的体现。因此，无怪乎声明明确拒绝了工人民主：“工人阶级的专政在党的专政中得以体现。”["To the Workers of the USSR" in G. Zinoviev, History of the Bolshevik Party, p. 213 and p. 214]

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只是在追随列宁的脚步。列宁在1920年底曾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在“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并不是由一个吸纳了所有产业工人的组织来行使的”。原因“已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政党作用的决议中给出”（稍后将详述）。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说，政党，它吸纳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而这个先锋队行使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必要的，因为“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依然是如此分裂，如此堕落，且部分已被腐蚀”，以致于“只能由一个先锋队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来行使。”[Collected Works, vol. 32, p. 20 and p. 21] 对列宁而言，“革命的强制必然要用来对付群众中那些动摇和不稳定的因素。”[Op. Cit., vol. 42, p. 170] 不必多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完全没有提及其体系中的这一面向（而他的追随者往往也重复了这一“遗漏”）。然而，这却鲜明地印证了巴枯宁的评论：“国家若要确保自身的保存，便离不开一支武装力量来防御它自身的内部敌人，即自己人民的不满。”[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65]

观察列宁主义领导人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汲取的教训，我们不得不承认，列宁主义的“工人国家”实际上并不会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一个“半国家”，或如列宁所言“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的“新国家”。如果正如列宁在1917年初所主张，“国家在严格意义上的定义，就是由与人民分离的武装人群对人民进行的统治”，那么布尔什维克一旦掌权，很快便意识到需要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Op. Cit., vol. 24, p. 85] 尽管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自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便已存在，但直到在1919年初开始，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才公开地使他们的言辞与他们的行动保持一致。只有作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够统治，并对“动摇”的工人阶级行使“党的专政”。

因此，当列宁声称“马克思主义不同于无政府主义之处在于，它承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需要一个国家”时，无政府主义者是同意的。 [Op. Cit., vol. 24, p. 85] 只要“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政党要“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执政党”，并将“争取政治权力”与“治理”国家视为党的关键任务之一——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需要的国家正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其根基在于权力集中与委托于少数人之手（详见我们在H.3.3节对列宁主义作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的讨论）。

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的重建，并不是偶然产生的，也不仅仅是因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权力意志”。相反，在任何国家结构中（即便是所谓的“半国家”），都存在强烈的制度性压力，推动其重新蜕变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这一点我们将在H.3.9节中更为详细地讨论。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布尔什维克专制的许多根源，正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矛盾中找到。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对恩格斯来说，政党夺取了政权，就意味着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列宁主义传统正是建立在这种党权与阶级权力混淆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无产阶级专政”显然就是由党来实施的。用列宁的话来说：

“恩格斯谈到的是一个为了阶级统治而必需的政府……应用到无产阶级身上，这就意味着一个为了无产阶级的统治而必需的政府，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Op. Cit., vol. 8, p. 279]

工人阶级在这一国家中的角色也有所体现，即“只有一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革命专政，才能持久。”[Op. Cit., p. 291] 换言之，掌握权力的是“革命政府”，而不是以其名义治理的工人阶级。1921年，列宁对此作了明确表述：“要治理国家，你需要一支由百炼成钢的革命共产党员组成的军队。我们有这样的军队，它叫做党。” “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它直接统治。”对列宁来说，“只要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整个党，继续掌管事务，也就是说继续治理，我们就永远——我们也不可能——放弃……[对工人、官员和党员的]调动、遣散、任命、解职等等。”[Op. Cit., vol. 32, p. 62, p. 98 and p. 99] 毫不意外，这些权力被列宁所使用，随后又被斯大林继承，用来摧毁反对派（尽管后者还将强制措施应用于党内，而列宁只将其用于党外的反对者）。

这，就是所谓的“工人权力”、“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等等说辞的实质。

这种将“社会主义”根植于政党对工人阶级之上权力的设想，构成了共产国际关于政党作用决议的基础。因此，这份决议是重要的，值得讨论。决议主张，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即工人阶级中“最先进、最具阶级意识、因此也是最具革命性的一部分”。它“有别于整个工人阶级之处在于，它能够把握工人阶级的整个历史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的每一个转折点上，努力捍卫的不是个别群体或行业的利益，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vol. 1, p. 191] 然而可以反驳说，这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政党的利益”，因为只有政党才能理解什么才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仅仅由于列宁主义者所称的工人阶级“发展不平衡”，就有可能出现政党以其意志取代工人阶级意志的情形。正如艾伦·卡特所论，这些“革命组织的观念，通过保留监督性的角色和特权化的知识获取方式，维持着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支配……‘阶级意识’一词正是用来便利这种对工人的支配。所谓的革命意识，并不是工人们实际所思所想，而是政党领袖认为工人们应该思考的内容。”当“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践……被延续至革命后的制度”时，其便为一种新的阶级结构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Marx: A Radical Critique, p. 175]

该决议强调，在革命之前，政党“只会涵盖……工人中的少数”。即便在“夺取政权”之后，它仍然“不能在组织上把所有工人都纳入其队伍”。只有在“最终击败资产阶级秩序之后”，“所有或几乎所有工人”才会开始加入其中。由此可见，政党始终是工人阶级中的少数。接着决议指出：“每一场阶级斗争都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内战，其目标是夺取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不能由除某种政党之外的其他形式来夺取、组织和指挥。”[Op. Cit., p. 192, p. 193] 而既然政党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且不能将所有工人“纳入其队伍”，这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只能由少数人来“夺取、组织和指挥”。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少数人的统治，由政党（更准确地说是其领袖）来行使政治权力。那种政党“必须解体于工人委员会，因为工人委员会能够取代共产党”的观点，是“完全错误和反动的”。这是因为，为了“使苏维埃能够完成其历史任务，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这个党不仅不会单纯‘适应’苏维埃，而且必须能够使苏维埃放弃对资产阶级的‘适应’。”[Op. Cit., p. 196] 因此，工人委员会并非行使权力的主体，其作用仅仅在于使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治权力。

正如我们在H.3.4节所指出的，这项决议背后的基本假设在季诺维也夫于大会开幕演讲中得到了明确表述，并于会议最终通过了这一决议：党的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难怪伯特兰·罗素在1920年从列宁的俄国返回后写道：

“这里的[在英国]俄国朋友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新型的代议制政府，在这种制度下，只有工人才有选举权，并且选区部分是按职业划分的，而不是按地域划分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但‘专政’并不完全意味着‘专政’。事实恰恰相反。当一个俄国共产党员谈到专政时，他是按字面意义来理解这个词的，但当他说到无产阶级时，他则是以匹克威克式的方式⁹⁷来理解。他指的是无产阶级中有阶级意识的部分，即共产党。他包括那些根本算不上无产阶级的人（如列宁和契切林⁹⁸），因为他们持有正确的观点；而那些没有正确观点的工薪劳动者则被排除在外，被归类为资产阶级的走狗。”[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pp. 26-27]

值得注意的是，罗素与列宁一样，都提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作用的决议。此外，他还指出了党的专政之所以必要的原因：“无论在城镇或乡村中，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自由选举制度能够让共产党人赢得多数票。”[Op. Cit., pp. 40-1]

布尔什维主义的追随者在重复这种精英主义结论时也并不避讳。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托尼·克里夫，就在论及革命时毫不掩饰他对工人阶级民主承诺的缺乏。他认为：“[革命期间的]实际民主水平以及集权程度，取决于三个基本因素：1.无产阶级的力量；2.旧制度留给无产阶级的物质和文化遗产；3.资本主义抵抗的力量。可行的民主水平必须与前两个因素成正比，与第三个因素成反比。远洋轮船的船长可以允许船上踢足球；但在暴风雨中的小木筏上，容忍度就低得多了。”[Lenin, vol. 3, p. 179] 克里夫竟然将工人阶级的民主比作足球比赛，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他并没有把它看作革命的核心成果，而是把它贬低到一种游戏的水平，这种游戏可能会被“容忍”，也可能不会！那么，我们还需要猜测那位国家之舟家长式的“船长”是谁吗？

如果将克里夫的比喻换一种直白的说法就是：“掌管工人国家的党在资本家阶级不进行抵抗时可以允许民主；当资本家抵抗强烈时，容忍度就低得多。”也就是说，民主将在一个极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才会被“容忍”——也就是资本家阶级不抵抗革命的时候！克里夫甚至从未设想过党根本没有权力去“容忍”或不“容忍”民主，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党有权否定工人阶级基本权利的观念。显然，关键因素是掌握了权力的党。它或许会“容忍”民主，但最终，克里夫的比喻清楚地表明：布尔什维主义将民主视为一种额外附加的东西，其存在或缺失丝毫不会决定“工人国家”的性质（除非他分析的对象是斯大林政权而不是列宁的政权，这时民主反倒会被视为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在克里夫的三个基本因素之外再加上第四个：“4. 工人阶级对党的支持力量。”可行的民主水平必须与这一因素成正比——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已经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只要工人投票支持党，民主就是美好的；如果工人不支持，那他们的“动摇”和“暂时情绪”就不能被“容忍”，民主便会被党的专政所取代。而这，根本就不是民主。

显然，如果正如恩格斯所论述的那样，“国家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存在一种与人民大众相区别的公共权力”，那么布尔什维主义所倡导的政权就并不是某种“半国家”，而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国家。托洛茨基与列宁同样明确地指出，这样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确保“人民大众”不参与公共权力，而该权力由少数人——即政党（或更准确地说，是党的领导人）掌握。这个新国家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镇压工人阶级中所谓“落后”或“动摇”的部分（尽管按照先锋队的定义，工人阶级的所有部分相较之下都是“落后”的）。因此，才会需要“与人民相区别的公共权力”（正如1921年对罢工浪潮和喀琅施塔得的镇压所显示的那样，总需要依靠精锐部队防止军队倒向他们的工人同胞）。而且，正如托洛茨基在被逐出权力核心之后的言论所证明的，这一观点并不是被视为一种“特殊情况”的产物，而是被视为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教训，是适用于所有未来革命的普遍立场。在这一点上，列宁与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完全一致。

这一切的讽刺（以及悲剧）不应被忽视。斯大林在1905年针对无政府主义的抨击中曾经否认过说，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并不是是党的专政。他强调说，所谓的“少数的专政，一个小集团的专政……这是针对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这种专政的敌人，他们比那些喧嚷的无政府主义者更加顽强而无私地反对这种专政。”然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修正轻而易举地驳斥了斯大林的说法。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表明，他那句“在无产阶级多数的专政的‘首脑’……站立着的是群众”的主张，与布尔什维克支持所谓“革命”政府的立场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要么你拥有（用斯大林的话说）“街头的专政，群众的专政，一个针对一切压迫者的专政”；要么，你拥有的是以街头、以群众的名义行使的党的权力。[Collected Works, vol. 1, p. 371-2] 列宁主义的根本缺陷正在于混淆了二者，从而为无政府主义者所预言而斯大林所否认的结果奠定了基础。

无政府主义者非常清楚革命需要防卫（见H.2.1节），但我们不会犯将其等同于国家的错误。归根结底，国家无法被用作解放的工具——它从根本上就不是为此而设计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讨论俄国内战对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发展的影响。简而言之，“工人国家”被列宁主义者设想为防卫革命的手段。既然如此，就不能把它所声称为之而存在的状况（反革命与内战），归咎为导致它“堕落”的原因。如果所谓“工人国家”连它的拥护者声称它应对的东西都无法处理，那么就该是时候寻找替代方案，把这一概念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总而言之，布尔什维主义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次重大修正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极力强调，他们所设想的新型国家必须对其所统治的人民负有责任，而列宁主义却反而将国家演变为排斥群众参与、以确保少数人统治这一事实视为优点。列宁主义明确地这样做，是为了让政党能够克服工人阶级的“动摇”——而这一阶级恰恰是他们宣称在社会主义下的“统治阶级”！在此过程中，列宁主义传统利用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本就存在的混乱之处。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之所以有缺陷，正在于它以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为基础，即一个拥有区别于人民大众的公共权力的国家。这正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从俄国革命中得出的主要教训，其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普遍存在的错误——将党的权力与工人阶级的权力混为一谈。因此，当列宁主义者援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作为列宁主义国家理论的权威文本时，无政府主义者则简单地指出列宁本人从亲自领导革命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一旦我们这样做，就能清晰地看到、理解并对抗那条由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内在矛盾滑向列宁主义解决方案的斜坡。

H.3.9 国家是否仅仅是经济权力的代理人？

正如我们在H.3.7节中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将对国家的经验分析与形而上学分析混为一谈。恩格斯虽然意识到国家的发展是为了确保少数阶级的统治，并且为了履行这一职能而演化出特定的特征，但他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国家（“通常”）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并且“通过国家这一媒介，该阶级也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因此，从本质上讲，国家可以被视为“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恩格斯强调，“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必然与社会分裂为阶级相联系，国家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一种必要。”[Selected Works, pp. 577-8, p. 579 and p. 258] 对列宁来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问题的基本思想”，即“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压迫的机关。”[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273 and p. 274]

这一观点的明确含义是：国家仅仅是一种工具，本身没有特殊的利益。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无产阶级利用国家就毫无问题（因此，我们在前文各节中所讨论的工人阶级自我组织与国家之间的混淆便显得无关紧要）。这种论点可能导致过于简化的结论，例如：一旦“革命”政府掌握了“工人国家”的政权，我们就不必担心权力滥用，甚至不必担心公民自由（这种立场在俄国内战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内部就相当普遍）。这一立场也正是托洛茨基在处理斯大林主义问题时自相矛盾的核心，他拒绝将国家官僚机构视为新的统治阶级，仅仅因为按照定义来说，国家就不可能扮演这样的角色。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一立场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弱点，表明主流马克思主义严重误解了国家的本质以及社会革命的需要。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同样会承认国家通常确实是为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服务的。例如，巴枯宁就曾指出，国家“就是权威、统治和强制，由有产者和所谓开明阶级组织起来，用以对抗群众。”他认为，社会革命就是要同时摧毁资本主义和国家，即“推翻国家的统治，以及它所唯一代表的特权阶级的统治。”[The Basic Bakunin, p. 140] 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会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将我们对国家的分析和理解简化到如此程度。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清楚，国家确实是确保经济精英统治的工具，但正如我们在B.2.5节中所讨论的，他们同时认识到，国家机器也有其自身的利益。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家就是将权力委托给少数人。而这种体制，本身就为处于等级制度顶端的人创造了特权地位：

“一个政府[或国家]，也就是一群人被赋予制定法律的权力，并被授权利用集体力量强迫每个个体服从法律；它已经是一个特权阶级，并且同人民分离开来了。正如任何一个既成的机构都会做的那样，它会本能地寻求扩大其权力，逃避公众的控制，强加自己的政策，并优先考虑其特殊利益。既然被置于特权地位，政府就已经与它所支配的人民相对立了。”[Malatesta, Anarchy, p. 36]

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俄国革命期间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布尔什维克以苏维埃的名义夺取了政权，但很快便将其边缘化、操纵乃至解散，以维持自身的统治，同时强行推行一种与民众诉求相背离的社会主义构想（更准确地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构想）。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难理解。鉴于国家是一个高度集权、自上而下的结构，它会围绕自身发展出一个特权阶层——即官僚机构——并不令人意外。国家所包含的权力不平等本身就是一种独立于财产和经济阶级之外的特权与压迫来源。掌控国家机构的人会力图保护（并扩大）其运作领域，确保他们挑选出与其观点一致、并且能够将地位传承下去的人选。通过掌控信息、人员与资源的流动，国家上层圈子的成员可以保障国家以及他们自身的生存与繁荣。因此，民选的政治家反而处于不利地位。国家是一个由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构成的永久性机构的集合体。政客来来往往，而国家的制度本身因其持久性则掌握真正的权力。由此可以预期，这些制度必然会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会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追逐这一利益。

这种情况在新的“工人国家”中并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它和所有国家一样，仍是将权力委托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任何“工人政府”都需要建立新的机构来执行其法律与法令。它需要有效的手段来收集与整理信息，因此就会创造出“一整套全新的行政阶梯，以便遵守它并扩展其统治”。然而，社会革命需要的是群众的广泛参与，而国家却将主动性限制在少数掌权者手中；“要由一人甚至若干人来设计所需的社会形态是不可能的，这只能是群众的集体工作……任何外部权威只会成为障碍，妨碍必须完成的有机工作；它只会成为不和与仇恨的根源。”[Kropotkin, Words of a Rebel, p. 169 and pp. 176-7]

与其说“逐渐消亡”，不如说任何“工人国家”都会在行政层面不断扩张，从而在政府周围形成一个与社会其他部分不同的官僚阶层。这一情况在生产领域同样适用。由于无法直接管理一切，国家必须重新引入等级化的管理，以确保其命令得以执行，并从工人身上榨取出满足国家机器需求的剩余。通过创造一个在经济上强大的阶层来依赖其管教工人，国家实际上只是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重新建构了资本主义（这正是俄国革命时期发生的事情）。为了将意志强加于它声称代表的人民，国家必然会建立并迅速发展出专门的武装力量（警察、军队）。所有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因为国有社会主义“将社会生活的管理托付给少数人，[因此]必然导致少数人对大众的剥削和压迫。”[Malatesta, Op. Cit., p. 47]

这一过程需要时间。然而，政府摆脱民众控制并在其周围生成特权化、强力化机构的倾向，可以在包括巴黎公社与俄国革命的所有革命中看到。在前者中，公社议会“在成立之后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起义、城市事务的实际管理，以及最终与凡尔赛军的战斗，主要是由群众性的俱乐部、各街区的警戒委员会以及国民自卫军的营团承担的。若巴黎公社（市政议会）得以存续，它是否能避免与这些松散形成的街头与民兵组织发生冲突，极其值得怀疑。事实上，到四月底，即起义六周之后，公社便设立了一个‘全权’的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一机构充满了对雅各宾独裁与恐怖统治的回忆——它不仅在一个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中镇压了右翼，也镇压了左翼。”[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90] 少数议会成员（基本上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活跃分子）指出，“巴黎公社已经将其权力拱手交给了一个独裁机构”，而且“我们正躲在一个选民既未授权我们接受，也未授权我们承认的专政背后。”[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View from the Left, Eugene Schulkind (ed.), p. 187] 虽然巴黎公社在这一进程完全展开之前便被镇压，但其征兆已然可见（尽管由于其制度的地方性规模，这一进程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制约）。正如我们在H.6节所讨论的，一场“革命政府”摆脱民众控制的类似进程，从俄国革命一开始就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政权存续时间更长，并且具有更强的中央集权（且覆盖范围更大），这使得该进程得以充分发展。“革命政府”在自身周围创造出一整套机构（即官僚机构），最终反过来将政治人物与政党领袖纳入其影响之下并实施支配。

简言之，将国家仅仅视为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会使支持者对政治不平等的危险视而不见——即将权力交予少数人之手所固有的危险。国家之所以具有某些固有属性，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其中之一就是它凭借自身的集中化与等级制性质，会在自身周围生成一个官僚阶层。在资本主义之内，国家官僚阶层（一般）受资本家阶级的控制。然而，从这一特定情境总结出普遍化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国家官僚阶层本身就是一个阶级——因此，试图在不废除国家的情况下废除阶级注定失败：

“国家一直是某个特权阶级的财产：僧侣阶级、贵族阶级、资产阶级——最终，当所有其他阶级都已耗尽之时，官僚阶级便粉墨登场，而此时国家便堕落，或者说，如你愿意的话，擢升为一部机器。”[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08]

因此，国家不能仅仅被视为经济阶级统治的工具。正如人类学和历史的证据所表明的那样，它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相当有效的寄生力量。前者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国家的出现先于经济阶级，其根源在于社会内部权力的不平等（即等级制），而非财富的不平等。后者则指出了一些社会的例子，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并不是（经济）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追求其自身的利益。

在人类学方面，迈克尔·泰勒总结道：“证据并不太支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即经济阶级的兴起导致国家的产生]。许多被用来支持该命题的证据，仅仅显示出原始国家在其出现后不久便已经出现了经济分层。但这当然也同样符合另一种情况，即政治和经济分层同时出现，或者国家——即政治分层——的先行发展，再由统治阶级创造出经济分层。”[Community, Anarchy and Liberty, p. 132] 他引用埃尔曼·瑟维斯的话：

“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以及历史上已知的酋邦与原始国家中，‘分层’……主要是由两类人构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即政治分层，而非按财产所有群体的分层。”[quoted by Taylor, Op. Cit., p. 133]

泰勒认为，“共同体的削弱和极端不平等的发展，是国家形成的伴随物与结果。”他指出，“国家形成的萌芽”存在于部落社会中非正式的社会等级结构之中。[Op. Cit., p. 133 and p. 134] 因此，国家最初并不是经济阶级的产物，而是基于社会权力不平等的独立发展。无政府主义者哈罗德·巴克莱研究了这一问题上的人类学证据，并表示赞同：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权力即使不是全部的话，也主要来源于对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的控制，也就是说，来源于经济因素。然而很明显，源自知识的权力——而且通常是‘宗教式’知识——往往相当重要，至少在小型社会的社会动力学中如此……经济因素绝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事实上，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资本家所有者并不掌握全部的权力，相反，技术人员和其他专家同样掌握权力，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财富，而是因为他们的知识。”[quoted by Alan Carter, Marx: A Radical Critique, p. 191]

如果正如布克钦所总结的那样，“等级先于阶级”，那么试图利用国家这样一种等级化的结构来消灭阶级，无异于一厢情愿。

就较为近代的人类历史而言，有许多例子表明，国家的存在并非必然作为（经济）阶级统治的工具。相反，国家本身就是统治阶级。最明显的例子是斯大林主义的政权，在那里，国家官僚机构统治着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但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还有许多其他例子：

“每一个国家并不必然是为特定统治阶级利益而制度化的暴力机器，正如马克思主义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有许多国家的例子，它们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其自身的利益与社会中那些享有特权、被假定为‘统治阶级’的群体完全无关，甚至相互敌对。古代世界见证了这样的实例：存在着明确的资本主义阶级，他们往往享有高度的特权并进行剥削，但却被国家欺凌、受其限制，最终被国家吞噬——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资本主义社会未能从古代世界中产生。国家也并未‘代表’其他阶级的利益，如土地贵族、商人、工匠等。希腊化埃及的托勒密国家⁹⁹，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利益集团，不‘代表’除其自身以外的任何利益。阿兹特克¹⁰⁰和印加¹⁰¹的国家亦是如此，直至被西班牙入侵者取而代之。在图密善¹⁰²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国家成为帝国的首要‘利益’，甚至超越了地中海社会中本应占据首位的土地贵族的利益……

“近东的国家，如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几乎就是些个别君主的大家庭……法老、国王和皇帝名义上拥有土地（往往与祭司集团共同持有），并且是以神祇的名义托管土地；而神祇要么化身为君主，要么由其代言。亚洲和北非诸王的帝国就是‘家产’，人民则被视为‘宫殿的仆人’……

“这些‘国家’，实际上，并非仅仅是为某个特权‘阶级’利益服务的剥削或控制机器……埃及国家非常真实，但它并不‘代表’任何东西，只‘代表’它自身。”[Remaking Society, pp. 67-8]

巴枯宁提到过土耳其统治下的塞尔维亚，在那里“经济上占主导的阶级根本不存在——只有一个官僚阶级。因此，塞尔维亚国家会只是为了让塞尔维亚的官僚过得更加脑满肠肥，而镇压塞尔维亚的人民。”[Statism and Anarchy, p. 54] 列宁主义者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在试图证明斯大林主义俄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且其官僚是一个统治阶级时，指出一些社会“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分化，而这种分化并非基于私有财产，而是基于国有财产。在古埃及、伊斯兰时期的埃及、伊拉克、波斯和印度，这样的制度都曾经存在。”他更详细地讨论了阿拉伯封建制度，在那里，“封建领主并没有属于自己的永久领地，而是作为一个集体控制土地并有权攫取地租的阶级的一员。”这是一种“土地的国有制”，而非个人所有的制度。[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pp. 316-8] 因此，认为国家仅仅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似乎难以成立。正如加斯顿·勒瓦尔所主张的那样，“国家因其本性，倾向于获得一种独立的生命。”[quoted by Sam Dolgoff, A Critique of Marxism, p. 10]

马克思含蓄的“国家理论——一种将政治权力简化为经济统治阶级实现其利益理论，排除了对专制和集中化的革命手段可能导致的专制与压迫结果的顾虑……这种危险（即轻视对政治权力的合理担忧）潜藏在马克思政治学方法的核心特征之中。”[Alan Carter, Op. Cit., p. 219] 可以概括出显而易见的结论：

“由于过于专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而对政治权力的问题关注不足，马克思留下了一份我们最好别去继承的遗产。由于其理论上将政治权力从属于经济阶级，他这种处理权力的方式，使得革命后政治权力的问题似乎不成问题，从而为专制与集中化的革命组织方式提供了理论上的正当性。”[Op. Cit., p. 231]

有许多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因素，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有缺陷的理论。它强调社会主义意味着财产国有化，结果导致国家管理；而因为维持这种体制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运作，国家管理又反过来又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此外，马克思主义声称国家“代表”某一阶级、并且自身没有利益，从而掩盖了这一新的统治阶级。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看到托洛茨基完全无法理解斯大林主义，甚至提出那种荒谬的公式：即在斯大林时期（甚至在他自己与列宁时期），无产阶级依然等于统治阶级！简而言之，通过主张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种错误的社会变革理论，无法分析其方法论所必然导致的阶级统治。

然而，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它那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理论。鉴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盲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制造这一理论的人之一，同时也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支持我们论点的证据，即国家并非只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具有自身的利益。于是我们发现恩格斯曾经论述说，无产阶级“为了不再一次丧失其刚刚赢得的最高权力”，必须“通过宣布所有代表和官员在任何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可被罢免，来对自身进行保障。”[Selected Works, p. 257] 然而，如果国家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样的防范就没有必要了。恩格斯的评论表明，他意识到国家可能具有自身的利益，它并不只是阶级统治的机器。

恩格斯意识到这一明显的矛盾，因此他认为，国家“通常而言，是最强大、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该阶级通过国家这一媒介，成为在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然而，作为例外，在某些时期交战的阶级彼此间几乎势均力敌，于是国家权力作为表面的调解者，在一定时期内便从二者中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他以“十七、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作为例子，其在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维持平衡，以及“〔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波拿巴主义，更甚于第二帝国”。需要注意的是，在其他地方，恩格斯对国家实际上被资产阶级控制的时间有更为精确的界定，即两年：“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阶级，仅在共和制下的1849和1850年掌握了两年政权，它只能通过将自身的政治权力让渡给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来维持其社会存在。”[Op. Cit., pp. 577-8 and p. 238] 因此，就法国历史而言，恩格斯所称的“例外”占据了250余年，即整个十七、十八世纪以及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除了那两年！即便我们宽容地认为1830年的革命将一部分的资产阶级（金融资本）推上了政治权力舞台，我们仍然面对的是200余年的国家“独立”于阶级之外！由此可以合理地说，与其认为国家从阶级统治中独立是“例外”，不如说国家作为阶级的统治工具才是“例外”！

这并不是个例。在普鲁士，“资产阶级在议院中占有多数……但他们对国家的权力在哪里呢？……大多数资产阶级……并不欲求统治。”[Op. Cit., pp. 236-7] 因此，在德意志，存在着“与旧式绝对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地主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平衡——并列的现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平衡。”这意味着“不论是在旧式绝对君主制还是现代波拿巴主义的君主制中，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掌握在一支特殊的军官与国家官僚的阶层手中”，因此“这种独立性——它似乎处于社会之外，甚至可以说凌驾于社会之上——赋予国家一种独立于社会的表象。”然而，这并未阻止恩格斯继续坚持认为“国家不过是剥削阶级——地主和资本家——反对被剥削阶级——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集体力量。个别资本家……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会愿意去做。”[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363 and p. 362]

因此，根据恩格斯的观点，当对立的阶级力量处于均衡状态时，国家的行政机关乃至国家本身都可能从阶级中独立出来。必须指出的是，这一分析相较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期关于国家的断言，已算是某种进步。在1840年代，他们曾认为“国家的独立性如今只出现在那些社会阶层尚未完全发展为阶级的国家中……因此没有任何一部分人口能够对其他人取得支配地位。”[Op. Cit., vol. 5, p. 90] 对恩格斯而言，“一旦国家的行政与立法落入资产阶级的控制，官僚机构的独立性便不复存在。”[Op. Cit., vol. 6, p. 88] 因此，当国家及其官僚机构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似乎重新获得了独立性时，这无疑令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意外。

说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最初的马克思看来，在波拿巴主义之下，“国家权力并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着一个阶级，而且是法国社会中人数最为众多的阶级，即小农。”那个“驱散资产阶级议会的[波拿巴]，正是农民阶级的拥护者。”然而，这个阶级“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贯彻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而他们的代表必须同时以他们的主宰身份出现，作为高于他们之上的权威，作为一种无限制的政府权力……因此，小农的政治影响最终表现为行政权力将社会从属于自身。”然而马克思本人也承认，这一政权在“法国一半的地区[遭遇了]农民起义”，组织了“军队对农民的突袭”，以及“对农民的大规模监禁与流放”。被代表的阶级竟然被政权压迫，真是一种奇特的阶级统治形式！不过请放心，“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派农民，而是保守派农民。”随后，马克思没有作任何评论，就断言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本人、他的随从、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一阶级。”[Selected Works, p. 170, p. 171 and p. 176]

可以公允地说，马克思的分析多少显得混乱，似乎是一种临时拼凑的解释，用来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似乎变得独立于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然而，如果一个政权系统性地压迫某个阶级，那么得出的合理结论是，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代表那个阶级。换言之，波拿巴的权力并不是建立在农民之上。相反，正如法西斯主义一样，它是资产阶级用来粉碎工人阶级力量、确保自身阶级地位以防止社会革命的手段。正如巴枯宁所论，它是一种“专制的帝国体制”，是资产阶级“出于对社会革命的恐惧而亲手建立的。”[The Basic Bakunin, p. 63]因此，所谓资产阶级统治的废除，不过只是表象而已：

“一旦人民认真对待平等与自由，资产阶级便……退回反动的立场……他们首先压制了普选权……对社会革命的恐惧……将这个沦落的阶级……推入了拿破仑三世的独裁怀抱……我们不应以为资产阶级绅士们因此就遭遇了过多的不便……[那些]专心致志、专门投入于资产阶级最关心之事——即对人民的剥削[的人们]……则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有力的支持……一切顺遂，正合资产阶级的心愿。”[Op. Cit., pp. 62-3]

于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援引的一个关于国家“独立性”的关键例证，其实根本不是如此。波拿巴主义非但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某种“平衡”，反而恰恰是面对工人阶级起义所需要的最赤裸裸的国家统治形式。它是一个反革命的政权，标志着工人阶级的一次失败，而不是它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某种“平衡”。

马克思的困惑源于他相信，对资产阶级而言，议会共和制“是他们共同统治所不可避免的条件，是国家的唯一一种形式，在其中，他们的整体阶级利益既从属于他们各派别的特殊要求，同时又从属于社会所有其他阶级。”[Selected Works, pp. 152-3] 在他看来，共和国的废除与政府的更替，意味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终结，因为他曾论证道：“产业资产阶级以奴颜婢膝的喝彩欢迎十二月二日的政变、欢迎议会的毁灭、欢迎自身统治的覆亡、欢迎波拿巴的独裁。”他反复强调这种认同：“议会政体与资产阶级统治的消逝。波拿巴的胜利。”[Selected Writings, pp. 164-5 and p. 166] 在这种逻辑中，政治统治等同于哪个政党掌握权力，因此普选权“在无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方……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其“必然的结果”将是“工人阶级的政治霸权。”[Collected Works, vol. 11, pp. 335-6] 然而，这显然是错误的（在两方面都是如此），而他本人似乎在二十年后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

1871年，他主张：“国家权力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国家权力，表现为一种为社会奴役而组织的公共力量，表现为一种阶级专制的工具。”这意味着“面对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资产阶级]如今无情而公然地将国家权力用作资本对抗劳动的国家战争机器”，因而“不得不不仅持续赋予行政权更大的镇压权力，同时还剥夺他们自身的议会堡垒……一切抵御行政权的手段。行政权以路易·波拿巴的身份将他们逐出。”这时候，马克思承认了，这一政权只不过是“声称依靠农民”，而“实际上，它是唯一可能的政府形式，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已经迷失了，而工人阶级尚未获得统治国家的能力。”然而，“在其统治下，摆脱了政治忧虑的资产阶级社会，取得了连它自己也未曾预料的发展。”[Selected Works, p. 285, p. 286, pp. 286-7 and p. 287]

然而，资本家往往能在那些镇压工人阶级基本自由的政权下生活得很好，因此资产阶级依然是统治阶级，国家依然是它的工具。换言之，即便在波拿巴主义之下，政治政权并不受资产阶级的选举控制，并且拥有更大的独立性来推行自己的议程，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之间存在什么“平衡”。

这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能够找到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国家理论批判的唯一印证。马克思有时也承认，国家可能并非（经济）阶级统治的工具。例如，他提到所谓的“亚洲的生产方式”，其中“没有私人土地所有者”，而是“国家……直接以地主和主权者的双重身份站在农民面前，地租与赋税相重合……在这里，国家是最高的地主。主权在这里就是集中在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Capital, vol. 3, p. 927] 因此，在“亚洲的制度”中“国家是真正的地主。”[Collected Works, vol. 12, p. 215] 换言之，统治阶级可能是国家官僚，从而独立于经济阶级。遗憾的是，这一分析始终严重缺乏展开，也没有从这些零星的评论中得出结论——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它动摇了“国家只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阶级的工具”这一论断。当然，这一观点也适用于国有社会主义，并可能得出某些结论，正如巴枯宁所警告的那样，它将成为一种新的阶级统治形式。

国家官僚作为统治阶级的现象可以在苏俄（以及其他所谓“社会主义”政权，如中国与古巴）中看到。正如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安特·齐利加所言：“列宁组织工业的方式，实际上完全将其交给了官僚的手中”，于是工人们“再次成为别人工厂中的拿工资的劳动力。在俄国，社会主义一词只剩下一个空壳。”[The Russian Enigma, p. 280 and p. 286]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资本主义转化为国家资本主义，因此正如巴枯宁所预言和担忧的那样，国家在马克思主义的架构下成为了新的统治阶级（参见 H.3.14 节的进一步讨论）。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混乱使得一些人，例如托洛茨基，未能认清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官僚就是一个统治阶级。相反，他称之为“新的统治种姓”或“新的统治阶层”。尽管他在某一阶段承认，“工厂转交给国家仅仅在法律上改变了工人的处境”，托洛茨基却忽视了这一显而易见的结论——这使工人阶级沦为在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下被剥削的阶级——而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俄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国家”，理由是它“国有化”了生产资料（而这“构成了苏维埃社会结构的基础”）。他承认“苏维埃官僚集团在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但却认为其这样做是“为了用其自身的方法来捍卫[十月革命的]社会成果”。他并未深入思考这样一个事实的含义：即“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集团。”[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 93, p. 136, p. 228, p. 235 and p. 236]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唯一能阻止得出显而易见结论的意识形态，就是承认：国家官僚就是统治阶级。但这正是托洛茨基混乱之处，他的表述恰好体现了这种矛盾：

“在任何其他政权下，都从没有官僚集团能脱离了支配阶级、达到如此程度的独立性……它已不仅仅是一个官僚集团。它在苏维埃社会中成为了完全意义上唯一的特权阶层、掌权阶层。”[Op. Cit., p. 235]

由此，托洛茨基竟然还在暗示在斯大林主义之下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事实上，官僚“之所以继续维持国家财产，只是因为它惧怕无产阶级”，与此同时，官僚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人”，而“苏维埃国家则获得了极权官僚的性质”！可以理解这种荒谬的说法，因为他们不愿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得出结论：即官僚“被迫捍卫国家财产，因为这是他们权力和收入的来源。在这一活动层面上，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Op. Cit., p. 112, p. 107, p. 238 and p. 236] 通过对国有财产的掌控，官僚就像私人资本家一样，可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劳动，而且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国家拥有生产资料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其本质依然是一种阶级制度。

像托洛茨基那样声称“社会的解剖学是由其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只要十月革命所创造的财产形式没有被推翻，无产阶级就仍然是统治阶级。”，这简直是荒谬的。[Writings of Leon Trotsky 1933-34, p. 125] 如果无产阶级处于极权独裁的铁蹄之下，它怎么可能是“统治阶级”？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权恰恰是官僚强制掌控生产的手段，因此也是其经济权力与特权的根源。不言而喻，如果工人阶级并不实际掌控其被宣称“拥有”的财产，那么就必然是他人在掌控。这种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必然是等级制的，其中工人阶级只能是被压迫的阶级。

更具意义的是，托洛茨基反对那些在他和列宁掌权时期，就已得出与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结论的追随者们。也许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盲目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托洛茨基本人正是创建官僚体系的关键人物。不过，托洛茨基也确实批评过斯大林政权，尽管是以一种混乱的方式，批评其“非正义、压迫、差别消费等等，但他本人身处精英阶层时却支持这些现象。”[Neil C. Fernandez, 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SR, p. 180] 然而，这个结论的尴尬之处在于，如果在斯大林之下官僚已然是统治阶级，那么俄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同样也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两者的经济关系完全一致（这一显而易见的结论一直困扰着那些像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的人，他们坚持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却不是——见H.3.13节）。可以说，如果国家本身就可以成为“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那么国家就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经济阶级的工具。

此外，恩格斯还提出了另一种关于国家的分析，认为国家的出现在经济阶级出现之前。1886年，他写道，社会“为自身创造出一个器官，以保障其共同利益免遭内部与外部的攻击。这个器官就是国家权力。一旦产生，这个器官便使自己独立于社会之外：而且，越是成为某一特定阶级的器官，它就越是直接执行该阶级的统治。”四年后他又论证道，“社会产生出某些不可或缺的共同职能。被任命执行此职能的人，在社会之中构成了劳动分工中的一个新分支。这使得他们形成了特殊的利益，而这种利益与赋予他们权力的人们的利益也有所不同；他们使自己独立于后者——于是国家便存在了。”[Op. Cit., p. 617 and pp. 685-6] 在这种理论框架中，国家的独立性首先出现，随后才被新兴的经济上占优势的阶级所攫取。

无论国家是何时、如何产生的，关键在于恩格斯承认国家“被赋予了相对的独立性”。国家不只是经济阶级及其利益的简单体现，而是“一种新的独立权力，虽然总体上必须追随生产的发展运动，但凭借其固有的相对独立性——即一旦转移给它就逐步发展起来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反过来作用于生产条件和生产过程。这是两种不平等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这种新生的政治权力，它力图争取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自身的发展。”恩格斯提出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三种反作用”形式：国家可以“沿同一方向”行动，此时发展就会“更为迅速”；它也可以“加以反对”，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害”；最后，它还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某些道路前进，而规定其沿其他道路前行。”最后他明确说道：“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无能为力，我们为什么还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因为武力（即国家权力）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量！”[Op. Cit., p. 686 and p. 689]

对此，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是：既然你自己都承认国家可能“独立于”你声称其所代表的阶级，那为什么还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尤其是，当你通过进一步集中国家权力、并赋予其经济权力以补充其政治权力时，这无异于更大程度上增加了它走向独立的可能性！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除了在它不是的这个工具时候。国家的起源在于阶级对立的出现——除了在不是起源于此的时候。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阶级之后产生的——除了在不是产生于这之后的时候。这意味着，国家并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相应地，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得到了印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亚洲的生产方式”的分析极其贫乏，以及他们对波拿巴主义的理解为何会显得混乱和矛盾。

总而言之，如果国家能够“独立于”经济阶级，甚至能够在没有经济上占优势阶级的情况下存在，那么这就意味着国家绝非一部单纯的机器，也不是用于阶级统治单纯的“工具”。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断是正确的：国家有其自身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源于国家的本质特征，因此，它不可能被多数阶级作为其解放斗争的工具来加以利用。简言之，无政府主义者早已“认识到——并且惧怕——任何国家结构，无论其是否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否基于普选权，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社会，因此可能服务于国家机构内部之人的利益，而不是全体人民或无产阶级的利益。”[Brian Morris, Bakunin: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p. 134] 因此，“国家无疑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为捍卫[这些利益]而行动……而当资产阶级的利益恰好与其自身利益一致时，国家也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事实上，也通常确实如此。”[Carter, Op. Cit., p. 226]

正如马克·莱尔嘲讽道，马克思主义“通常——除了在与无政府主义者斗争时——都会承认国家具有某种‘相对自主性’，而并非只是直接、简单地反映某一特定的经济制度”[Bakunin: The Constructive Passion, p. 275] 为什么在攻击无政府主义时，这种更为精细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分析就会被遗忘，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不仅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也削弱了其自身的国家理论。讽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家“独立性”的论点与警告，实际上暗示着国家有其自身的利益，因此不能被简单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些论点实际上印证了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分析，也就是说，任何建立在委任权力、中央集权与等级制基础上的结构，必然会产生一个特权阶级，而这个阶级的地位使其不仅能够剥削和压迫社会的其余部分，而且能够有效地逃避人民的控制与问责。这并非偶然，因为国家就是为了维持少数人的统治并排斥多数人而构造的。

H.3.10 马克思主义是否一直支持工人委员会的理念？

与马克思主义相关最普遍的神话之一，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始终致力于摧毁现存（资产阶级的）国家，并在革命过程中由工人阶级组织所建立的“工人国家”来取而代之。

这种神话，有时甚至由那些理应更清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自己）的人所传播。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约翰·里斯声称，这是“革命理论的基石”，也就是“苏维埃是一种更高级的民主形式，因为它统一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据说，这一“基石”自“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以来就已经存在。[“In Defence of October,”, pp. 3-82,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52, p. 25] 然而，事实却相去甚远，正如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所无可置疑地证明的那样。

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指出的，巴黎公社，是“由市议员组成[的]，这些市议员通过各区的普选产生。”[Selected Works, p. 287] 正如马克思明确说明的那样，它绝不是以工作场所的代表为基础的，因此也就不可能统一政治与经济权力。事实上，把巴黎公社称为苏维埃简直就是个笑话，就和声称“自1871年起，马克思主义者就一直支持苏维埃作为摧毁和取代国家的革命机关”一样地荒谬可笑。实际上，直到1917年列宁提出“苏维埃将是确保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最佳手段”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革命理论的基石”并不买账。正因如此，列宁喊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并呼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时，才会令他的马克思主义同僚们大为震惊。毫不意外的是，鉴于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呼吁摧毁国家，并设想由工人委员会自下而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会称列宁是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一直支持工人委员会的说法是不真实的，而任何试图把这种支持追溯到1871年的做法都完全是让人贻笑大方的。

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像里斯那样无视自己的政治传统。正如他的同党成员克里斯·哈曼所承认的那样，“即便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仅仅以最初级的形式表现出工人国家将如何实际组织。工人权力的基本形式——苏维埃（工人委员会）——并未被承认。”而“直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苏维埃才成为列宁著作与思想的核心。”[Party and Class, p. 18 and p. 19] 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是，如卡尔·考茨基1909年的话（而他引用的是自己1893年的原话），民主共和国“是唯一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特定政府形式。”他在俄国革命之后还补充道，“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反驳过我，无论是罗莎·卢森堡还是克拉拉·蔡特金，无论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The Road to Power, p. 34 and p. xlviii]

而列宁本人，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党支持各自的国家、而他尚未回到俄国之前，仍然认为考茨基的著作包含了“我们时代任务最为完整的阐述”，并且“这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最为有利（就其所作出的承诺而言），而且出自第二国际最杰出作家的笔下……社会民主党……所追求的，是无产阶级对政治权力的征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Collected Works, vol. 21, p. 94] 正如考茨基之类的人所阐明的那样，在这里丝毫没有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除了在共和国中夺取政权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

在继续之前，我们必须强调，哈曼的总结只有在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运动时才是正确的。如果放眼更广泛的革命运动，则有两个群体明确认识到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权力形式和社会主义社会框架的重要性。这两个群体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¹⁰³。他们二者都“持有与列宁1917年四月纲领‘一切权力苏维埃’几乎一字不差的观点。”列宁在1917年“呼吁苏维埃权力时，将1905年革命中革命极左翼的目标加以综合，并且似乎吸收了无政府主义的纲领，以争取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Oskar Anweiler, The Soviets, p. 94 and p. 96]

因此，在1917年之前，当列宁宣称自己发现了所有以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包括他本人！）都未能发现的东西时，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或与他们接近的如最高纲领派）曾主张，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基于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和革命过程中自行创造的机关来构造。例如，工团主义者“把苏维埃……看作劳动交易所（bourses du travail）的理想化版本，只是增加了一项适合俄国情境的革命职能。对所有左翼工人开放，不论其具体政治归属，可以把苏维埃看作……以推翻旧制度为目标的……自下而上即兴建立的无党派劳动委员会。”面包与自由（Khleb i Volia）团体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样把1905年彼得堡的苏维埃——作为一个无党派的大众组织——类比为1871年巴黎公社的中央委员会。”[Paul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p. 80-1] 1907年，有人得出结论称，革命要求“在乡村和城市中宣布建立工人公社，并由工人代表的苏维埃……进行领导。”[quoted by Alexandre Skirda, Facing the Enemy, p. 77] 由于这些思想可以追溯到巴枯宁，而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人委员会优越性的理念大约自巴黎公社时期就已经存在，但它仅存在于无政府主义理论之中。

那么，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者到1917年之后才开始支持工人委员会，那么他们在此之前是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应以何种框架为基础呢？要回答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旦我们这样做，就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中表明，他们对社会主义转型的设想，根本上是以资产阶级国家为基础的，只不过经过适当的改造与民主化以承担这一任务。因此，列宁并没有呈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真实面貌，而是解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些模糊不清、含糊其辞的表述（尤其是那些来自马克思在为巴黎公社辩护时的言论），以为自己在1917年的行动提供正当性。至于他在1917年将工人委员会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手段，这一修正是否符合马克思的精神，则是另一回事。对于英国社会党及其姊妹政党而言，列宁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字面含义，也违背了其精神，因为他们强调马克思是主张通过普选来实现社会主义（事实上，他们对马克思的分析与对列宁的批判，基本上与这里所提出的相同）。而对于拥护工人委员会理念、却因工人委员会与政党谁应掌权的问题而与布尔什维克决裂的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来说，列宁的分析虽有缺陷，但总体上符合马克思的精神，强调必须粉碎国家，并以工人委员会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他们体现了马克思最为优秀的思想。当马克思面对巴黎公社及其自由意志主义的影响时，他曾经接纳了它，并（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与自己许多以往的观念拉开了距离。

那么，原初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可以从列宁身上看到，他在1916年12月底仍然主张，“社会主义者赞成利用现存的国家及其制度来进行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并同时坚持认为，国家应当被用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特殊形式。”列宁批判布哈林“错误地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归于社会主义者”，即认为社会主义者要“废除”国家或“炸翻”国家。他称这种“过渡分形式”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它也是一种国家。”[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165]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政党旨在在现有的共和国家体制内夺取政权，并在对其作出适当的修改之后，利用它来建立社会主义。

这一立场作为理论正统，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际言论就正是如此。例如，恩格斯在1883年4月写道，虽然他与马克思认为“那种被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的逐渐解体与最终消亡”是“未来革命的最终成果之一”，但他们“同时……一贯认为……无产阶级阶级首先必须掌握国家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借助这一力量镇压资本家阶级的抵抗并重组社会。”无产阶级必须“掌握”现存国家的这一思想，在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本末倒置”时表现得尤为清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革命“必须以废除国家的政治组织为开端。”而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胜利的工人阶级所能找到现成可用的组织，只有国家。它可能需要适应新的职能。但若在那一刻将其摧毁，就等于摧毁了工人阶级用以行使其新获得权力的唯一组织。”[our emphasis, Op. Cit., vol. 47, p. 10]

显然，工人阶级“现成可用”的唯一制度就是民主（即资产阶级）国家，尽管恩格斯强调过，它“可能需要适应”。在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所作的1891年导言中，这一分析再次出现。恩格斯断言，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并且“充其量只是无产阶级在其为阶级统治取得胜利之后所继承的一个祸害，而无产阶级，如同公社一样，不可避免地必须立即尽可能削减其最坏的方面”。[Selected Works, p. 258]

如果无产阶级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那么它又怎能是“现成可用”的、由它“继承的祸害”呢？如果如列宁所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必须粉碎资产阶级国家并以一个新的国家取而代之，那么为什么他们还要“立即尽可能削减”这个他们刚刚“继承”的国家呢？

三年后，恩格斯明确表态：“就无产阶级而言，共和国和君主制的区别仅在于它是未来无产阶级统治的现成形式。”他接着指出，法国社会主义者“比我们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它”，并且警告不要抱有“毫无根据”的幻想，比如“在资产阶级主导下试图把社会主义任务托付给它”。[Marx and Engels,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p. 296] 值得注意的是，这只不过是重申恩格斯在1891年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中的观点：

“如果说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能在民主共和国的形式下取得政权。这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有形式，正如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已经表明的那样。”[Collected Works, vol. 27, p. 227]

显然，恩格斯并没有谈到“公社式共和国”，更没有提到类似苏维埃共和国的东西——这些倒是出现在巴枯宁或第一国际自由意志派的著作中，如他们提出的“工会共和国”或工人联合会的自由联合。恩格斯明确而毫不含糊地讲的是民主共和国，即现存的国家（“无产阶级继承的祸害”），应当被夺取并加以改造。

不足为奇的是，当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这一段时，他立刻试图模糊其意义。他写道：“恩格斯，在这里以一种特别鲜明的形式重申了贯穿马克思全部著作的根本思想，即民主共和国是最接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The Lenin Anthology, p. 360] 然而，显而易见，恩格斯并没有这么说。他并没有提及某种“最接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而只是明确地写到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有形式”，是“我们的党”取得政权的“唯一”形式。同样，哈尔·德雷珀也否认恩格斯的文字表面意思，主张他实际上指的是巴黎公社。德雷珀声称：“由于使用了‘伟大的法国革命’这一表述，人们往往假定恩格斯指的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但认为他自己，或其他任何人，会把1789年（或1793年）视为‘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想法实在荒谬至极。”[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Marx to Lenin, p. 37fn]

然而从语境上来看，并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主张，反而存在与之相矛盾的论述——恩格斯讨论的是法国历史，他没有提及公社，却的确提到了1792年至1799年的共和国（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并未尝试暗示恩格斯所指的是巴黎公社或其他形式，而仅仅是民主共和国）。事实上，恩格斯接着论证道：“1792年至1799年间，每一个法国省份、每一个公社，都依照美国的模式享有完全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们也必须实现的。自治应当如何组织、我们如何能够在没有官僚的情况下进行管理，美国和第一法兰西共和国已经为我们作出了示范。”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明确在讨论制定一个“共和党的纲领”的必要性，他评论道，在帝王的统治下下，“我们最优秀的人[也不可能]成为部长”，并指出在当时的德国，他们不能公开要求共和国，而必须提出“要求将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表手中”的口号。恩格斯强调说：“无产阶级只能利用一国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这一形式”，而“自治”意味着“由普选产生的官员”。[Op. Cit., pp. 227-9]

显然，被德雷珀所斥为“假定”的观点，比他自己或列宁的解释更为合理。这尤其体现在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认为，在雅各宾派统治下的法兰西共和国，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一个情境（尽管他们和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时一样，并未用“无产阶级专政”来加以描述）。恩格斯写道，“山岳党统治的那段时期”是“法国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掌握国家舵盘的短暂时刻”，而“从1793年5月31日至1794年7月26日……在整个法国，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敢露面。”同样，马克思也写到，这一时期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阶段，但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它的行动“服务于”资产阶级革命。“人民流血的斗争”，只是通过摧毁封建制度来“为资产阶级开路”，而这是资产阶级自身所无法做到的。[Op. Cit., vol. 6, p. 373, p. 5 and p. 319]

显然，恩格斯并不认为将1793年的法兰西共和国视作“无产阶级专政”是“荒谬至极”的，而且讽刺的是，德雷珀所谓的“任何其他人”，最后竟然正是马克思！此外，在德雷珀提出其断言之前，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早已广为人知。例如，朱利叶斯·马尔托夫在引用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论述后，总结道：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法国的恐怖统治，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包括真正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有产阶级的短暂统治。”[The State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p. 51]

同样，列宁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将生产资料国有化的论述，这一举动使它“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并且“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列宁不得不写道：“恩格斯在这里谈到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产阶级国家，而关于国家消亡的那些话，则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国家的残余。”然而，恩格斯本人并没有作出这样的区分，他谈的只是“国家”，以及它如何通过“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而“成为整个社会的真正代理人”。或许列宁是对的，恩格斯确实意指两种不同的国家，但遗憾的是，他未能明确指出这一点，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用列宁的话来说——被其追随者“以最粗暴的方式歪曲”，“修剪”并“简化为了……机会主义”。[Op. Cit., pp. 320-2]

此外，还有恩格斯在1887年的评论，他指出在美国，工人“走向解放的下一步”是“建立一个工人政党，拥有自己的纲领，并以夺取国会和白宫为目标。”这一新政党“像世界上所有的政党一样……渴望夺取政治权力。”恩格斯随后讨论了正在美国进行的“选举斗争”。[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6, p. 435 and p. 437]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40年前的1847年，恩格斯就曾主张，革命“将建立一个民主宪法，并通过这一宪法实现无产阶级直接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是人民中的多数。”他还指出，美国“已经引入了一个民主宪法。”[Op. Cit., vol. 6, p. 350 and p. 356] 这种前后的一致性极其重要，尤其是在这些相同的论点还出现在巴黎公社（1871年）之前和之后。

这并不是孤立的表述。1881年，恩格斯在谈及英国时提出了相同的看法（同样呼应了他早期的论述）：“在英国，产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构成了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不多也不少。因此，这个工人阶级就应当为即将到来的任务做好准备——治理这个伟大的帝国……而实现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利用他们已经掌握的力量，即他们所拥有的实际多数地位……把他们自己阶级的人送入议会。”如果这还不够清楚的话，他感叹道：“在每个地方，工人都在为争取政治权力、为争取其阶级在立法机关中的直接代表而斗争——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唯独在英国不是。”[Op. Cit., vol. 24, p. 405] 对恩格斯来说：

“在每一次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中，所争取的直接目标都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捍卫它的政治优势，也就是在立法机关中的稳固多数地位；而处于底层的阶级则首先为分得一部分权力、然后为夺取全部的权力而斗争，以便能够按照自身的利益和要求去改变现行法律。因此，英国工人阶级多年热烈甚至激烈地为《人民宪章》而斗争[该宪章要求普选权和每年一次的大选]，正是为了获得这种政治权力。”[Op. Cit., p. 386]

1893年的5月1日，恩格斯提出，英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仅在于进行经济斗争，“而且首先在于通过由工人阶级组织成的独立政党，赢得政治权利、赢得议会”（值得注意的是，原稿写的是“而且在于赢得议会，赢得这一政治权力”）。他接着指出，1892年的大选让工人们领略了“他们此前从未发挥过的力量”。[Op. Cit., vol. 27, p. 395] 这与他在1870年的评论相一致，当时他说在英国，“资产阶级只能通过扩大选举权来把它真正的代表……送入政府，而这一后果必然导致一切资产阶级统治的终结”。[Selected Works, p. 238]

马克思似乎也将票选出一个政府视为政治权力，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矛盾”就在于：宪法本要维持的“那些在社会中奴役的阶级”，却“通过普选获得了政治权力”。[Collected Works, vol. 10, p. 79] 对于恩格斯来说，早在1847年，他就指出“民主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普选会“使政治权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工人阶级”，因此“民主运动”就是“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Op. Cit., vol. 7, p. 299, p. 440 and p. 368] 正如在H.3.9节中所指出的，马克思认为波拿巴政变终结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而对恩格斯来说，“整个资产阶级确实统治过，但仅仅是[在1848年至1851年的第二共和国期间]三年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路易·菲利普的政权（1830-1848）下，“仅仅是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统治王国”，“因为绝大多数人因高额[财产]资格限制而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Op. Cit., vol. 27, p. 297]

所有这些，当然，都与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论述相吻合。如上所述，公社“是由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在1871年3月26日举行的市政选举中“由各区的普选产生”的。一旦进入公职，公社便砸碎了它所继承的国家机器，认识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为自己的目的加以运用”。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因此，公社一旦通过选举继承了国家，便斩断了与“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相关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关”。[Selected Works, p. 287, p. 285, p. 287 and p. 285] 实际上，这正是其真正的意涵，正如恩格斯在1884年的一封用来解释马克思意思的信中所确认的：

“问题仅仅在于说明，胜利的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改造旧有的官僚的、行政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然后才能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而自1848年以来的一切资产阶级共和派，虽然在反对派时痛斥这一机器，但一旦入主政府便毫无改变地继承它，并且虽然部分用于对抗反动派，却更多地用来对付无产阶级。” [Collected Works, vol. 47, p. 74]

有趣的是，在《法兰西内战》的第二个大纲中，马克思使用了与后来恩格斯解释几乎相同的措辞：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彼此竞争的不同派别在他们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仅仅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并把这一现成的工具用作他们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治权力的首要条件，是改造其运作的机器，并摧毁它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属性。”[our emphasis, Collected Works, vol. 22, p. 533]

当然，马克思在为公社辩护时确实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新的“公社宪法”将通过“国家权力的摧毁”而成为现实，但他随即有论证说，“必须被切除的仅仅是旧政府权力中起压制作用的机关”，而“必须从中夺回它的正当职能”，并把它“交还给负责任的社会代理人”。[Selected Works, pp. 288-9] 这与恩格斯关于从无产阶级所继承的国家中去除某些方面的论述相一致，并表明所谓国家机器的“摧毁”主要是指其官僚—军事成分，而非共和国本身。

换句话说，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观点是，无产阶级必须打碎、粉碎‘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是仅仅掌握它”，这一点是正确的。像卡尔·考茨基这样的思想家从未否认这一点，不过他们强调，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普选权（至少在共和国的条件下）是夺取政治权力的手段；而暴力革命则是建立共和国并捍卫它免遭旧制度复辟的方式。正如恩格斯在1886年所言，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一个可能完全以和平和合法手段来实现必然的社会革命的国家。他当然从未忘记补充说明，他几乎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在没有一次‘支持奴隶制的叛乱’的情况下，屈服于这种和平与合法的革命。”["Preface to the English edition" in Marx, Capital, vol. 1, p. 113] 因此，考茨基强调，一旦无产阶级政党处于能够“掌握立法权”的地位，而“国家能够实施重大的社会改革”，就“绝对有必要”废除常备军。这将意味着在实现了《共产党宣言》所呼吁的“赢得民主”之后的“最完全的民主、一种民兵制”。[The Road to Power, p. 69, p. 70 and p. 72]

因此，从根本上说，列宁实际上是在混淆两个概念：在工人政党已经在民主共和国中取得多数地位之后的任务——是粉碎国家，还是粉碎国家机器。换句话说，列宁错误地宣称“[我们]不仅完全忽视了……这一教训，而且还被流行的、考茨基派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所彻底歪曲。”正如我们已经证明的那样，“那种关于在‘当今的国家’中，普选权真的能够揭示劳动人民多数的意志并确保其实现的错误观念”，既不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发明的，也不是由“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发明的，而是可以在恩格斯和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反复找到的。因此，如果说“恩格斯那种十分清晰、简洁而具体的表述在每一个环节都被歪曲了”，不仅是“在‘官方’（即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宣传和鼓动中的每一个环节”，甚至连恩格斯本人也不例外！[Op. Cit. p. 336 and pp. 319-20]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1852年发现马克思曾这样论述：“带有庞大官僚和军事组织的行政权力，凭借其广泛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是[如何]在绝对君主制的日子里产生的，并随着其所加速的封建制度的衰落而形成的。”1848年之后，“在对抗革命的斗争中，议会共和国发现自己在被迫加强镇压的同时，也被迫强化了政府权力的资源与中央集权。一切革命都在完善这台机器，而不是将其打碎。那些轮番争夺统治权的政党，把占有这个庞大的国家建筑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然而，“在绝对君主制下、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时期，官僚制仅仅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做准备的手段。在复辟王朝、在路易·菲利普时期、在议会共和国时期，它则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尽管它也在极力追求自身的权力。”只有“在第二波拿巴统治下，国家才似乎使自己完全独立出来。”[Selected Works, pp. 169-70]

这一分析在《法兰西内战》中得到了重复，只是将“国家权力”一词作为“国家机器”的同义词来使用。同样地，国家机器/国家权力被描绘为先于共和国的产生：“集中化的国家权力，连同其无处不在的常备军、警察、官僚、教士和司法机关……皆起源于绝对君主制的岁月中。”同样，“资产阶级共和派……掌握了国家权力”，并用它来镇压工人阶级。同样，马克思呼吁“摧毁国家权力”，并指出公社废除了常备军、教士的特权地位，等等。公社的“存在，本身就预设了君主制的不存在，而至少在欧洲来说，君主制是阶级统治的常见桎梏与必不可少的外衣。它[公社]为共和国提供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Op. Cit. p. 285, p. 286, p. 288 and p. 290]

因此很明显，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粉碎的东西，早在共和制国家建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是一种前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遗产（尽管资产阶级将其利用为自身目的的工具）。至于如何粉碎这一机器，虽然马克思并未明确指出，但既然它并不等同于“议会共和国”，那么就不能把他的论点看作是在证明民主国家需要被摧毁，而不是通过普选加以掌握（并通过“粉碎”那台“国家机器”，同时实行代表的可罢免制，以及将行政与立法权结合于代表之手，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革）。显然，列宁试图将“议会共和国”等同于“国家机器”的做法，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得不到支持。至多可以说，这种解读是发挥了马克思的分析精神，或许也将其进行了“现代化”。然而，这并不是列宁的立场——他坚持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歪曲并掩盖了马克思明确要求粉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论点。

意料之中的是，列宁并未讨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问题上大量与其论断明显相矛盾的引文。他也没有提到在1871年，即巴黎公社之后的仅几个月，马克思就曾主张，在英国，“通向政治权力的道路是向工人阶级敞开的。在和平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完成任务的地方，发动起义将是疯狂之举。”[Collected Works, vol. 22, p. 602] 次年，他甚至提出美国也可被纳入这种情形之中，因为“工人们在那里也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他们的目标。”[Op. Cit., vol. 23, p. 255] 如果马克思真的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被摧毁，而不是被夺取并加以改造”，那么他无疑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事实上，就在巴黎公社时期之中的1871年4月，马克思就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路德维希·库格曼：“如果你看看我《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发现我说过，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将不再像以往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只手转移到另一只手上，而是要打碎它，这是欧洲大陆上每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内容。而我们在巴黎的英勇党员[原文如此！]同志们正是在做这件事。”[Op. Cit., vol. 44, p. 131] 如上文所述，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那台官僚—军事机器早于共和国而存在，并且事实上还被共和国所继承了。

虽然列宁确实指出过，马克思在粉碎国家机器的问题上“将其结论限制在欧洲大陆”，但他并未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因素，也就是英国当时已大致实现了普选权，这正是马克思作此限制的原因之一（因此，列宁并未注意到恩格斯在1891年补充说过“像法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也属于“旧社会可能和平过渡到新社会”的国家名单。[Op. Cit., vol. 27, p. 226]）。1917年，列宁则声称“这种限制”已经“不再有效”，因为英国和美国都已“完全陷入全欧洲那种肮脏、血腥的官僚—军事制度泥潭之中”。[Op. Cit., pp. 336-7] 随后，他在同卡尔·考茨基的论战中重复了这一论点，认为由于“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存在”，改革国家的设想如今已然过时，而这两者在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并不存在”。他又指出，“美国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阶级……在处理罢工工人时”的方式，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立场。[Collected Works, vol. 28, p. 238 and p. 244] 然而，这并未触及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是否仍然可以利用普选权来到达足以粉碎这一国家机器的地位。与此同时，列宁也没有承认美国在19世纪70至80年代对罢工的残酷镇压（如1877年的“大动荡”，或1886年干草市场警察暴乱后对八小时工作日运动的打击）。正如马尔托夫正确指出的那样：

“[和平改良的]理论可能性在现实中并未得到证实。但仅仅是马克思承认了这种可能性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看法，这毫无任意曲解的余地。马克思所称的‘国家机器的摧毁’……乃是对资产阶级民主从君主制那里继承而来，并在巩固资产阶级统治过程中加以完善的军事与官僚机构的摧毁。在马克思的推理中，毫无任何暗示认为应当在革命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期间，彻底摧毁国家组织本身，并以一种与国家原则相对立的社会纽带加以取代。马克思与恩格斯所预见的这种替代，仅仅是在国家和一切社会强制职能‘逐渐消亡’的过程结束时，才会出现。他们设想这种国家与一切社会强制职能的衰落，将会是社会主义制度长期存在的结果。”[Op. Cit., p. 31]

同样需要记住的是，马克思关于粉碎国家机器的评论，是针对法国局势而提出的——而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法国的政体并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在其关于巴黎公社的论述中指出，在法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已经“阻碍了……资产阶级政体的古典发展”。[Selected Works, p. 289] 对恩格斯而言，蒲鲁东“将法国的官僚政府，与一种资产阶级既统治自己又统治无产阶级的正常国家混为一谈”。[Collected Works, vol. 11, p. 548] 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认为荷兰、英国与美国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Op. Cit., vol. 24, p. 499]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此前正是在这些国家中，指出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其目标：

“我们知道，必须加以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与传统；我们并不否认确实存在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更熟悉的话，或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在这些国家，工人们可能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承认，在大陆的大多数国家，革命的杠杆必须是武力；为了建立工人阶级的统治，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诉诸于武力。”[Op. Cit., vol. 23, p. 255]

有趣的是，1886年，恩格斯进一步展开了马克思关于荷兰的推测并加以确认。他指出，荷兰不仅保留有“一些地方和省级的自治残余”，而且还“没有法国或普鲁士意义上的真正官僚制度”，因为在西欧国家之中，它是唯一一个在16至18世纪间没有经历过“绝对君主制”的国家。这意味着，“只需做出一点点变动，就能够建立起那种由劳动[人民]实行的自由自治，而这必将成为我们组织生产方式的最佳工具”。[Op. Cit., vol. 47, pp. 397-8] 然而很少有人会认为，粉碎国家并以一个新的工人国家取而代之，算得上是仅仅做出“一点点变动”！不过，恩格斯的立场确实符合这样一种观点：需要被粉碎的“国家机器”，是绝对君主制遗留下来的官僚—军事机制，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结构。这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共和国中的革命性质，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的第一阶段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新表述之所以令众多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其根源在于巴黎公社的性质。毕竟，就“政治愿景”而言，公社的主要影响是来自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所称赞、但未直接引用的那份“公社来不及发展起来的全国组织的粗略草图”，乃是由一位蒲鲁东追随者所撰写的。[Selected Works, p. 288] 其中明确阐述了一种联邦主义与“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这显然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摧毁”，而不是试图“继承”它。基于这一自由意志主义性质的起义，马克思的辩护带有自由主意志义的反常色彩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巴枯宁所说的那样，这次起义的“总体效果是如此震撼，以至于那些思想被起义彻底动摇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自己，也不得不向其脱帽致敬。他们更进一步，面对最简单的逻辑，却宣称其纲领和目的正是他们自己的……这样的换装滑稽可笑，但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以免在起义所激发的全球浪潮中被超越、被抛下。”[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61]

《法兰西内战》的性质及其成文背景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马克思虽然在起义前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动，但一旦公社开始这样做，便也确实地予以支持。他的文章主要是一篇为巴黎公社辩护的宣传作品，本质上是对公社实际所作所为与所主张的记述。因此，除了记录公社宪章所设想的公社联邦之外，马克思还注意到公社的另一项法令（也同样并未加以评论）：“将所有关闭的作坊和工厂，在补偿条件下交给工人协会接管”。[Op. Cit., p. 294] 虽然恩格斯有时也提出过这是社会主义政府可能采取的政策，但很难说会有多少马克思主义者，会把马克思对这一条的记述看作其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由于马克思的叙述是对公社事实的呈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其中强烈存在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正是他长期竭力反对的。而且，考虑到公社社员所遭受来自资产阶级铺天盖地的辱骂，马克思不太可能在此时过度批评，以免助长反动派的声势。同样地，鉴于工人阶级和激进派对公社的积极反响，马克思自然希望从中为第一国际和他自身的理论影响获取最大收益。这也必然使他压下批评，尤其是因为他当时是以一个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包含多种社会主义倾向的组织的名义在写作。

这意味着，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必须考察他们在巴黎公社前后的所有作品。因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马克思在公社之后立即指出，工人可以通过利用现有的民主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并且劳工运动应当参与政治斗争，将工人们送入议会。在这些提议中，并未出现“公社联邦”的概念，而是延续了他与恩格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一贯思想。巴黎公社结束的十年后，马克思称它“只是一次单个城市在特殊环境下的起义”。[Collected Works, vol. 46, p. 66] 同样地，在仅仅在巴黎公社的三年之后，恩格斯就强调，在英国的关键问题是“重新建立一个有明确纲领的强大工人政党，而他们所能期望的最佳政治纲领就是人民宪章”。[Op. Cit., vol. 23, p. 614] 公社在此并未被提及。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早在1855年就将这一纲领定义为“通过把议会提升为人民的权力，以增强并扩大议会的全能性。他们[宪章派]并不是要打破议会制，而是要将其提升到更高的力量。”[Op. Cit., vol. 14, p. 243]

因此，马克思为公社辩护，并不意味着应当忽视他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整体思路；同样，马克思关于“国家机器”必须在一次成功的革命中被摧毁的结论，也不应被视为与他关于利用现存民主共和国的评论相矛盾。不过，这也确实地表明，马克思对那些受蒲鲁东影响的公社社员思想的转述，不能被当作他本人关于社会变革思想的最终表述。

事实上，马克思在1880年为《法国工人党纲领》所作的贡献中，没有提及废除现存国家并以新国家取而代之，这一点十分重要。纲领中写道，对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只能通过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在独立政党所组织起来的革命行动来实现。”这种行动将会“由无产阶级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追求，其中就包括普选权；它将从迄今为止作为欺骗的工具，因此而转变为解放的工具。”[Op. Cit., vol. 24, p. 340] 在这里没有任何关于推翻现存国家并以新国家取代的表述；相反，它给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是，普选权是工人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工具。与此同时，这与马克思屡次强调的观点相一致：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地方，普选权就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同样，恩格斯也有许多类似的表述。正因如此，才能解释马克思屡次提出的看法，即在某些如美国和英国的国家中，“工人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他们的目标。”恩格斯也曾这样说过：

“人们可以设想，在那些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人民代表的国家里，只要多数民众表示支持，便能在宪法框架内随心所欲行事，那么旧社会就可能和平地成长为新社会——在像法国和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中，或者在像英国这样，王朝在人民意志面前毫无力量的君主国中。但在德国，政府几乎无所不能，而帝国议会和其他代议机构则毫无实际权力，要是在德国同样高喊这种观点……就是接受了专制主义的遮羞布并将自己束缚于其上。”[Op. Cit., vol. 27, p. 226]

这显然呼应了马克思在1878年帝国议会中，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中所写的一篇未发表文章中的评论，其中他部分地提出：“如果在英格兰……或美国，工人阶级在议会或国会中获得多数，他们便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废除那些妨碍他们发展的法律与制度……然而这种‘和平的’运动，可能会由于有些人试图恢复旧有的社会状况而转变为‘强制的’运动；如果……他们被武力镇压，那么他们就是在所谓‘合法’的武力面前以‘叛乱者’的身份被镇压。”[Op. Cit., vol. 24, p. 248] 遗憾的是，马克思从未完成并发表这篇文章，但其内容与他在这一主题上的许多公开言论是一致的。

马克思同样将欧洲大陆的国家（荷兰或许是个例外）排除在其和平改革的设想之外。在这些国家中，革命的第一阶段显然应当如《共产党宣言》所强调的那样，“为了赢得民主的斗争”，建立一个完全的民主共和国——见H.1.1节。正如恩格斯所言，“革命在形式上的首先、直接的结果，只能也必须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在这里它仅仅会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将使我们把工人大众争取到革命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成功地接管它。”而“无产阶级只能利用单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形式”，因为它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得以进行到最终决战的唯一政治形式。”[Marx and Engels,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p. 265, p. 283 and p. 294] 正如他所总结的：

“马克思和我，四十年来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对我们来说，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政治形式；唯有在其中，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才能首先普遍展开，并最终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Collected Works, vol. 27, p. 271]

正因如此，直到1917年以前，正统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这样一种立场：社会主义革命将以夺取现存国家为起点（通常借由选票箱实现，如果不可能，则通过起义实现）。马尔托夫在讨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发现”的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时，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国家应当由工人阶级加以摧毁，然后“将他们自己的战斗组织形式移植到社会结构中去”的思想，是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格格不入。但他也同时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劳动群众之所以接受‘苏维埃的理念’，是因为他们在激烈的革命阶段中，认识到了苏维埃作为阶级斗争过程中的战斗组织的作用。”，这相当成功地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这种立场区分开来。 [Op. Cit., p. 42] 因此，他有效地为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一个贡献，并对列宁的主张提出了必要的反驳（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清楚，即便这种解释能够多么好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中的矛盾，且有多么充分的证据加以支持，十个列宁主义者里也会有九个直接不理会我们的论点！）。

这一立场不应与社会民主主义后来所采取的完全改良主义立场混为一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清楚，建立和保卫共和国需要一场革命。例如，恩格斯指出，“认为共和国，甚至不仅是共和国，而是共产主义社会，能够以一种安逸、和平的方式建立起来，这种信念是何等的错误。”因此，建立共和国需要一场暴力革命——毕竟，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革命者。而在共和国内部，他们二人都认识到，为了抵御资产阶级试图维护其经济地位而对民主政权发动的进攻，仍然需要进行起义。普选权，引用恩格斯的话，是“一种极好的武器”，虽然“比起革命的号召更为缓慢、更为乏味”，但“却要可靠十倍；更好的是，它能以最精确的方式指示出何时必须发出武装革命的号召。”这是因为“工人阶级若能聪明地利用普选权，十有八九，将迫使统治阶级推翻合法性，也就是说，将我们置于最有利的革命地位。”恩格斯认为，“最大的错误在于……把革命看作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实际上，它是群众发展的一个过程，即使在加速这一进程的条件下，也需要数年时间。”因此，他总结道：“作为一个革命者，任何能够通向目标的手段都是合适的，包括最暴力的和最和平的。”[Marx and Engels,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p. 283, p. 189, p. 265 and p. 274]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随着社会民主党与普选权的扩展，重心确实发生了转变，从《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起义，转向恩格斯晚年最后的表述，即“斗争的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旧式的反叛，街头筑起街垒的战斗……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Selected Works, p. 45 and pp. 653-4]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于巴枯宁，这一点非常重要）并没有预见到改良主义的兴起——它通常会不再有必要让统治阶级“推翻合法性”。同样，他们也未能看到经济权力在工人政党掌权后对其加以控制的作用。的确，确实发生过一些武装政变来推翻哪怕只是略微改良主义的政府，但多亏了依赖“政治行动”，工人阶级根本没有能力以革命来回应。当然，在大多数共和国里，这甚至都不必发生，因为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使得许多激进政党已变得如此改良主义，以至于资本家既可以轻易容忍它们上台执政，也能够通过经济压力和官僚压力加以控制。

远非如列宁所说的那样，主张摧毁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与恩格斯始终主张通过普选权来掌握国家的权力，而这一权力随后将被用来粉碎或打碎“国家机器”。在建立共和国并抵御反动势力面前，革命固然是必要的，但关键还是在于利用政治行动，在民主国家内部取得政治权力。马克思或恩格斯最接近主张工人委员会的时刻是在1850年，当时马克思提出德国工人应当在“新的官方政府”之外“建立他们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这些工人政府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其一是“市政委员会与市议会”；其二是“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至于这些机构如何组织，马克思虽并未提及，但其目的在于以“由全体工人群众支持的权威”来监督和威胁官方政府。这些俱乐部将会“集权化”。此外，“工人候选人应当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同时提出”，以“保持他们的独立性”。（尽管这种“独立性”意味着参与资产阶级的制度，使得“工人的要求在任何地方都必须受制于民主派的让步与措施”。）[The Marx-Engels Reader, p. 507, p. 508 and p. 510] 因此，尽管理论上说，这些“工人委员会”可以从工作场所选举产生，但马克思对此未有提及（“市议会”的用语则表明这种可能性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此处实则在呼应蒲鲁东的观点，后者在一年前便已提出，俱乐部“必须加以组织。人民社团的组织乃是民主的支点、共和秩序的基石。”[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48] 因此，把工人俱乐部视为确保群众参与的手段，就像苏维埃的思想一样，也是首先由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当然，其灵感源自1848年法国革命中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实践）。

这些问题对许多人而言或许显得过于学术化。不过，这重要吗？毕竟，当今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了某种变体的列宁立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实想法已不再重要了。事实上，如果马克思本人面对工人委员会，他或许会像对待巴黎公社时那样接纳它们（也可能不会，毕竟他对第一国际中自由意志派提出的类似思想就表现得相当轻蔑）。不过，孟什维克在1905年就利用了马克思1850年代的论点来支持他们在苏维埃中的活动（而布尔什维克则对这一策略和苏维埃都表现出敌意）；而且这些论点中也并无任何内容排斥这种立场。重要的是，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坚持“社会革命必须建立在工人自身的战斗性组织（无论是工会、苏维埃或其他形式）之上”的观念，其实是这一意识形态中相对较新的发展。如果如约翰·里斯所言，“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因为它需要一种结合了经济力量——罢工和夺取工厂的力量——与起义夺取政治权力”，并且“打破旧有国家[之力量]的……工具，……所以必须将苏维埃与议会对立”，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立场并不是源于马克思的主张，而是源于巴枯宁。[Op. Cit., p. 25] 由此，1917年人们对列宁论点所产生的震惊便容易理解了。

工人委员会在事实上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说是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愿景，实际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便存在于无政府主义传统之中；而撇开辞藻不谈，它们更多地充当了党权的遮羞布（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则是明显的例外）。列宁主义阵营接受工人委员会，仅仅是为了确保党的权力。工人委员会并未因为能让群众直接参与政治，而被视为革命中最重要的成果，反而，只是被当作党夺取政权的手段。一旦政权掌握在党手中，苏维埃便可以被边缘化和忽视；而在党看来，这并不会损害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

“虽然列宁承认，苏维埃和其政党在职能和民主上有不同的存在理由，但归根结底是党比苏维埃更为重要。换言之，政党才是工人阶级主权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列宁似乎并未认真反思或特别担忧1918年后苏维埃的衰落。”[Samuel Farber, Before Stalinism, p. 212]

这一视角可以追溯至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形式上的冷淡态度，其典型例子，便是恩格斯认为必须“砍掉”工人阶级“继承”的某些部分的国家。至于人们在为自由的斗争当中所自发建立的组织形式，是否有可能决定革命的结局，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相反，显而易见的思想是：任何既有结构都可以被挪用，并（在适当修改后）用于重建社会。这一思想必然来源于我们在H.3.7节中讨论过的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如果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国家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利用现存的共和国家机器，或建立一个带有代议制结构的新型国家，这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此外，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必然会将重心从重建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广大工人群众组织上转移开来，而集中到那个“继承”国家并“砍掉”其负面部分的群体身上，也就是政党及其领导者，以及他们所操控的新“工人国家”。

这种对党的重视，在列宁（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那里演化为对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的纯粹工具主义视角。它们之所以有用，仅在于能使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事实上，列宁不断将工人权力与苏维埃权力等同于布尔什维克的权力，正如马丁·布伯所指出的，对列宁而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归根结底意味着“一切权力经由苏维埃归于党！”）。因此可以认为，他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更多是为了借用马克思与恩格斯来支持其新形成的观点，也就是苏维埃应当成为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基础，而非条理性地捍卫工人委员会，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框架。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一问题。

H.3.11 马克思主义是否旨在赋予工人组织以权力？

如果你指的是诸如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情境主义者等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那么答案无疑是“是的”。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革命是建立在工人阶级自我管理基础之上的；事实上，他们正是因为这个问题而批判布尔什维主义、并与之决裂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英国社会党，则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主张通过选票箱来实现社会革命（见上一节），不过这并不排除在以此方式夺取政治权力后利用这些工人机构。然而，如果我们看主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即列宁主义），那么答案则必须是一个明确的“否”。

正如我们在H.1.4节中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创造的组织将成为自由社会的初始框架。这些为抵抗资本主义和国家而产生的组织，将不仅成为推翻二者的手段，同时也是扩展和捍卫革命的工具（这些组织包括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西班牙革命中的合作社、2001年阿根廷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大会、革命工会等等）。因此，工人阶级自我管理是无政府主义愿景的核心，我们强调革命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组织以及革命本身的重要性（以及自主性）。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组织的基层中活动，在群众大会中工作，而不试图以自身的组织权力来取代它们的权力（见J.3.6节）。

列宁主义者则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并不把这些组织置于革命的核心，而只是把它们看作工具——即，夺取政党权力的手段。列宁在1907年写道：“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可以在必要时参与跨党派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这些组织的代表大会……并且可以组织这样的机构，前提是严格按照党的路线来进行，其目的是发展和加强社会民主工党的力量”，也就是说“利用”这些机构“来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1917年后苏维埃的命运，列宁指出，党“必须牢记，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能在无产阶级群众中的活动恰当地、有效地并且广泛地组织起来，那么这些机构实际上就可能变得多余。”[Collected Works, vol. 12, pp. 143-4] 因此，一旦党掌权之后，工人阶级能够自我管理事务的手段就将会变得“多余”。工人阶级如何在这样的社会中还能被视为“统治阶级”，就实在令人费解。

正如奥斯卡·安韦勒在其关于两次俄国革命中苏维埃的著作中所总结的那样：

“列宁在1906年所称颂的这种新的‘苏维埃民主’的缺陷在于，他只能把苏维埃设想为受控的组织；对他来说，它们是政党用来控制工人群众的工具，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工人民主形式。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矛盾——它自称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民主，但实际上只承认一个政党的统治——早已蕴含在列宁于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对苏维埃的解释中。”[The Soviets, p. 85]

正如我们在H.3.3节中所指出的那样，十三年后，列宁在其臭名昭著的抨击文章《“左派”共产主义的幼稚病》（即那些接近无政府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重复了同样以政党权力为革命目标的愿景。在这一阶段，布尔什维克已经公开主张政党专政，并且认为整个无产阶级不可能进行统治，亦不可能通过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组织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些都是一种真理。因此，列宁主义者并不把革命视为工人阶级组织的赋权过程，也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他们仅仅将工人组织看作达成列宁主义政府的一种工具：

“尽管苏维埃被理想化地颂扬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更民主的国家形式，但列宁的主要目标是革命战略上的，而不是社会结构上的……苏维埃的口号在本质上首先是战术性的；在理论上，苏维埃是群众民主的机关，但在实践中，它们却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工具。1917年，列宁勾画出他的过渡性乌托邦，却未点明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党。因而，要理解苏维埃在布尔什维主义中的真实地位，仅仅接受列宁国家理论中的理想化图景是不够的。只有通过考察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与苏维埃之间的实际交互，才能正确理解它们的关系。”[Oscar Anweiler, Op. Cit., pp. 160-1]

简单来说，列宁主义混淆了党的权力与工人的权力。这种“混淆”的例子几乎可以在所有列宁主义的文章中找到。举例来说，约翰·里斯主张：“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本质……就是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权力，并将其交到工人阶级权力的群众性机关手中——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后来明确提出了这一点。”["In Defence of October", pp. 3-82,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52, p. 73] 然而，实际上列宁始终非常明确地指出，布尔什维克战略的本质是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去夺取政权。他在1917年明确主张布尔什维克掌权，并认为苏维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段。他不断将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与工人阶级的统治等同起来。一旦掌权，两者之间的等号也并未改变。因此，列宁所谓将权力置于“工人阶级权力的群众性机关手中”，实际上仅限于他确信这些机关会立刻将权力移交给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情况下。

这也解释了他在1917年7月之后转而反对苏维埃的原因——当时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在其中获得多数席位。这一点在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反对建立联合政府而立即显现出来。正如其所解释的，“[我们]是不可能拒绝……一个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因为“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多数派……已经将权力交给了这个政府。”[quoted by Robert V. Daniel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ommunism, pp. 127-8] 十月革命仅仅十天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就指责布尔什维克政府无视由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设立的、作为社会最高机关的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列宁驳斥了这些指控，声称“新政权在其实践中，不可能去考虑所有这些，会把我们引向拘泥于各种繁文缛节道路上的东西。”[quoted by Frederick I. Kaplan, Bolshevik Ideology and the Ethics of Soviet Labour, p. 124] 很明显，苏维埃并没有掌握“一切权力”，它们立即将权力移交给了布尔什维克政府（而列宁则暗示，他在名义上以苏维埃的名义进行统治，却完全不受这个最高机关的约束）。

这一切将里斯的论断放在了正确的背景中，却表明列宁主义者所使用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与大多数人理解的含义完全不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1918年初，当反对派在苏维埃中赢得多数时，苏维埃就会被解散（见H.6.1节）。只有在苏维埃就是布尔什维克时，布尔什维克才支持“苏维埃的权力”。正如左派孟什维克的领袖尤利乌斯·马尔托夫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只在苏维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时才钟爱它们。[quoted by Israel Getzler, Op. Cit., p. 174] 这也印证了列宁的一句话：“只有这场战争的发展[1917年8月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叛乱]才能将我们带上政权，但必须在我们的鼓动中尽量少谈及这件事（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即使可能就在明天，事态也可能把政权交到我们手中；而我们一旦掌权，就不会再放手）。”[quoted by Neil Harding, Leninism, p. 253]

毫不意外，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查阅里斯所引用的那篇文章得到证实。当我们研究托洛茨基的作品时，可以发现他对“工人阶级权力的群众机关”问题采取的同样工具主义态度。的确，他是曾讨论过苏维埃或者诸如工厂委员会之类的“某种形式的组织”是否能够成为“国家权力的机关”，但这种讨论始终是在党权的语境之下展开的。托洛茨基在文章中明确表示，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在于“训练、锤炼并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它能够拿起武器夺取政权。”[Lessons of October, p. 167 and p. 127] 因此，是先锋队夺取政权，而不是“工人阶级权力的群众机关”。事实上，工人阶级能够自己夺取政权的观点虽然被提出，但立即遭到否定：

“但事实已经证明，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革命本身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不能通过自发的起义来夺取政权……除了它自己的政党，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代替无产阶级。”[Op. Cit., p. 117]

因此，苏维埃并没有被视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相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工具是党”。群众性机关完全被视作是工具，其所谓的“工人权力”机关则总是被置于党的策略与纲领之下，而不是被看作工人阶级对社会进行自我管理的形式。他自然不会这样看待，因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为重建社会而夺取政权”。[Op. Cit., p. 118 and p. 174]

这一点在托洛茨基对1917年《十月的教训》中“十月革命”的讨论里表现得极为清楚。评论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4月的代表大会时，他指出“整个……[这次]大会都围绕以下根本问题展开：我们是要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去夺取政权，还是要帮助（任何人和所有人）完成民主革命？……列宁的立场是这样的：……夺取苏维埃中的多数席位；推翻临时政府；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Op. Cit., p. 134] 注意，是通过苏维埃，而不是由苏维埃，这就表明真正掌握实权的将是党，而不是由工人代表组成的苏维埃。这一点也在托洛茨基的进一步表述中得到印证，他说“在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掩护下，以保卫大会为口号来准备并发动起义，对我们而言具有无可估量的优势”，并且“以党的名义赤裸裸地打出夺取政权的口号来准备武装起义是一回事，而在保卫苏维埃代表大会权利的口号下准备并付诸实施起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仅仅为布尔什维克的计划提供了“合法的掩护”。[Op. Cit., p. 134, p. 158 and p. 161]

因此，我们看到所谓“通过苏维埃夺取政权”，实际上是“为了党的夺权……[的]武装起义”，只不过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即“合法的掩护”）加以掩饰！这与将权力交给工人阶级的组织手中几乎毫无关系。虽然托洛茨基确实曾在1917年指出，“苏维埃要么彻底消失，要么就必须把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然而他立刻补充说，“它们只能以由一个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来掌握权力。”[Op. Cit., p. 126] 显然，真正的权力在于那“一个党”，而不是苏维埃；不出所料，“一党专政”事实上也意味着苏维埃的消亡，因为它们迅速沦为党政的附庸。很快，由“一个政党”来“领导”便演变为这个政党对苏维埃的专政。而托洛茨基在撰写《十月的教训》时（乃至在20世纪30年代）仍然全力为这一点辩护。

这绝不是一次偶然的表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重申了这一分析，他指出：“起义中的群众性组织将会以何种形式为政党提供领导的问题，并不能先验地、更遑论以一种绝对的方式来回答。”因此，“群众性组织”是为政党服务的，而不是相反。这种工具主义的视角在他进一步的论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以及此后其他一些地方的苏维埃中取得多数地位”时，“‘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因此并未被再次撤出议程，而是获得了新的含义：一切权力归于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这意味着“党是通过苏维埃、并以苏维埃的名义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的。”他在谈及1917年“七月事件”时写道，军队“还远远没有准备好为了将权力交给布尔什维克党而发动起义”，因此“群众意识的状态……使得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在七月夺取政权。”[vol. 2, p. 303, p. 307, p. 78 and p. 81] 这，就是所谓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他甚至引用了列宁的话：“布尔什维克没有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他们应当此时此刻就去夺取政权。”最终，“中央委员会采纳了列宁的提案，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组建一个只由布尔什维克构成的政府。”[vol. 3, pp. 131-2 and p. 299]

那么，这还怎么让我们继续谈“布尔什维克旨在将权力交到工人阶级组织手中”的断言呢？显然，里斯对托洛茨基文章以及布尔什维主义“本质”的概括远不尽如人意。正如所见，托洛茨基文章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在于党的权力的重要性，而非工人的权力（正如另一个英国社会党成员所承认的：“必须深刻地说服群众，让他们认为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权力之外没有其他出路。”[Tony Cliff, Lenin, vol. 2, p. 265]）。托洛茨基甚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比，有效而简单地反驳了里斯的主张。他宣称：“正如铁匠不能徒手抓住炽热的铁块一样，无产阶级也不能直接抓取权力；它必须有一个适应这一任务的组织。”在口头上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不仅能推翻旧权力，还能作为取而代之的组织”时，他又补充说“苏维埃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它们可能“根据纲领和领导而服务于不同的目标。苏维埃从政党那里获得纲领……革命党代表阶级的大脑。征服权力的问题只能通过明确地结合政党与苏维埃来解决。”[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ol. 3, pp. 160-1 and p. 163]

因此，关键的组织是政党，而不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事实上，托洛茨基明确指出，这类组织只能在政党专政之下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而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并未说明当这两种权力发生冲突时会怎样。当然，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角色告诉我们，对他而言，党的权力比工人通过群众组织的民主控制更为重要，正如我们在H.3.8节中所展示的那样，托洛茨基明确主张需要一个国家，来克服工人阶级中可能通过民主决策表现出来的“动摇性”。

鉴于这种将工人组织仅仅视为工具性存在的传统，马尔托夫（俄国革命时期的左翼孟什维克领袖）的看法似乎极为恰切。他认为：“当革命群众通过建立‘喀琅施塔得自治共和国’，并尝试诸如‘工人控制’之类的无政府主义实验，来表达他们从旧国家数百年的枷锁下获得的解放时——就在那一刻开始，那所谓的‘无产阶级和最贫苦农民的专政’（而据说无产阶级和最贫苦农民的‘真正’诠释，化身于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的选民——他们的现实专政当中）只能首先将自己伪装成这种无政府主义与反国家的意识形态，才能得以巩固。”[The State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p. 47] 正如所见，马尔托夫的观点切中要害。作为用来证明“布尔什维克旨在将权力交付给工人组织”的文本本身表明的那样，这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相反，这类工人机构仅仅被视为实现党的权力的手段。

相比之下，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由工人阶级直接自我管理社会。当我们强调工人阶级的组织必须成为自由社会的框架时，我们表达的就是字面上的含义。我们既不会将党的权力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权力，也不会认为“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这句话在它立即将权力委托给党的领导人时仍然成立。原因显而易见：

“如果革命的手段不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而掌握在技术官僚的精英手中，那么这样的精英就能够为自身利益，不仅操纵革命的进程，还能够操纵未来的社会。如果无产阶级要确保未来社会不会被一个精英控制，他们就必须防止这些人控制革命的进程。”[Alan Carter, Marx: A Radical Critique, p. 165]

因此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一切权力归于苏维埃”这句口号的含义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机关，基于有委托责任且可随时罢免的代表制度，直接管理社会。这个口号与我们的理念完全契合，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主张，这样的工人委员会既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武器，也是未来自由意志主义社会的框架。而在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中，这一口号仅仅意味着基于苏维埃并在它之上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这一差别至关重要，“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宣称，如果‘权力’确实应当属于苏维埃，那么它就不可能属于布尔什维克党；而如果正如布尔什维克所设想的那样，它应当属于布尔什维克党，那么它就不可能再属于苏维埃。”[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213] 将苏维埃简化为单纯执行中央（布尔什维克）政府法令的机构，并仅仅赋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罢免政府（即真正掌握权力者）的权力，这并不等于“一切权力”，恰恰相反——苏维埃将只是党权的遮羞布。

总而言之，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以将权力交付给工人组织为目标。他们的目标是将权力掌握在党手中。而工人组织仅仅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且，正如布尔什维克政权所显示的，如果工人组织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它们就会被直接解散。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并不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倾向都是如此。例如，正是基于这一党权与阶级权力之间的分歧，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才与布尔什维克决裂。

H.3.12 大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吗？

大多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关键观点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将创造出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往往会导致大企业的出现，并相应地使更多工人被纳入工作场所内“社会化”的生产过程。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与其私人所有制之间的冲突，正是马克思主义论证社会主义的核心：

“接着，便是生产资料和生产者集中在大型作坊和工厂中，它们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和社会化的生产者。但在这一变化之后，社会化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以及他们的产品，依然像以前一样被对待……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将他人劳动的产品……完全据为己有。于是，如今在社会化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是由那些真正推动生产资料、真正生产商品的人来占有，而是由资本家来占有……生产方式受制于这种［个人或私人］形式的占有，尽管它本身已经消除了这种占有所依赖的条件。

‘这种矛盾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的性质，而这包含着当今一切社会对立的萌芽。’”[Engels, Marx-Engels Reader, pp. 703-4]

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最能展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这种矛盾。事实上，“工厂内部的社会化生产组织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它完全无法兼容存在于工厂之外并支配工厂的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资本家自己也在危机期间发生的剧烈资本集中过程中切身体会到这一点。”社会化生产的压力，使得资本家将其在“某一国家中某一产业分支的”财产合并为“一个托拉斯，也就是一个为调节生产而组成的联合体”。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屈服于侵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性生产。”这种“转变”可以表现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或是国家所有制”。尽管后者“内在地包含着……构成解决方案要素的技术条件”，但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关系”。这种情况“显示出完成这一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并将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Op. Cit., p. 709, p. 710, p. 711, p. 712 and p. 713]

因此，生产集中与集权为越来越大的单位、直至形成大企业，被视为社会主义必要性的证据。它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客观的基础，而事实上，正是这种分析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这一过程解释了人类社会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发展的：

“在人们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他们进入一些必不可少且独立于他们意志的特定关系，而这些生产关系对应于其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全部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构成了现实的基础；在其之上构筑起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对应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在其发展到某一阶段时，物质生产力会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用法律的语言说，同它们迄今为止赖以运作的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这些关系，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转化为它们的桎梏。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开始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整个宏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多或少地迅速发生变化。”[Marx, Op. Cit., pp. 4-5]

由此得出的显然结论是：社会主义将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倾向而出现。企业内部集体劳动所隐含的“社会化”，随着资本主义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增长。因而，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被创造出来，因此对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大即是美”。实际上，一些列宁主义者甚至创造了用来描述这一点的术语，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布尔什维克（及左翼反对派成员）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尽管他的观点如同大多数列宁主义观点一样，深深植根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正统理念）。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除了阐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必要性以建立苏维埃俄国的工业之外，还讨论了“计划法则与价值法则的矛盾”。[Hillel Ticktin, "Leon Trotsky and the Social Forces Leading to Bureaucracy, 1923-29", pp. 45-64, The Ideas of Leon Trotsky, Hillel Ticktin and Michael Cox (eds.), p. 45] 因此，这一传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希勒尔·蒂克廷）认为，资本规模的扩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领域受到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专制权力的支配，从而市场的“无政府状态”逐渐被有意识的资源计划所取代。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将其称为“劳动的客观社会化”（借用欧内斯特·曼德尔的说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倾向于把大企业的规模和权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客观证据，而社会主义将把资本主义内部的这些社会主义倾向完全展现并加以充分发展。不言而喻，他们大多数人会主张，社会主义在充分发展计划的同时，将以民主的、全社会范围的计划来取代大企业的专制与等级制计划。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种立场存在某些问题。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的，其中一个关键的缺陷在于，它将注意力从工作场所内部的组织转移到了所有权以及经济单位之间的联系上。结果就是，它把资本主义混同为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而不是认清资本主义的本质：工资奴役。这意味着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旦财产被国有化，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就得到了保证。这种观点倾向于忽视生产的管理方式，认为它无关紧要。而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这种方式仅仅是用一个国家取代了无数老板——过去曾（并且至今仍然）被忽视。而与其将社会主义视为是依赖工人对生产的管理，这种立场最终却把社会主义视为是依赖于工作场所之间的组织联系，而这一点在资本主义下的大企业中已经得到体现。于是，“生产关系”的关键并不是与雇佣劳动相关的关系，而是与市场相关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共产党宣言》中的著名论断看出，即如果资产阶级“不去不断地革新生产工具，进而革新生产关系，因而也革新整个社会关系——那么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Marx and Engels, Op. Cit., p. 476] 但是，有一种生产关系是无法被革新的，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核心中的雇佣劳动关系——即生产现场上的等级制关系。因此，很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关系”指的并不是工资奴役，而是他们所谓“社会化生产”的内部组织。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确实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那样充满活力。它不断地改造生产资料、工业结构以及工作场所之间的联系。然而，它只是在改变劳动组织的形式，而非改变其内容。无论资本主义如何改造公司的内部结构与运作机制，工人依然是工资奴隶。充其量，它只是把支配劳动力的等级体系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受雇的管理者。然而，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社会关系，因此，那些预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恰恰是与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的“劳动过程的社会化”息息相关，而并不与之对立。

这与马克思的著名预言相呼应，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资本的集中”，因为一个资本家“总是打倒能许多其他人”。这导致了“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以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转化为社会性地加以利用、因而也为公共的生产资料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客观上产生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因为它使生产过程社会化，并造就了一个“人数不断增长，并且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本身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资本的垄断成为生产方式的枷锁……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一个地步，以致于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外壳不再相容。这个外壳被打破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敲响了。掠夺者被掠夺了。”[Capital, vol. 1, pp. 928-9] 需要注意的是，组织工人的并不是工人自己，而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本身”。即便在马克思最具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这一观点依然存在。他固然正确地称赞了巴黎公社社员建立合作社的尝试（尽管显然忽略了蒲鲁东的影响），但随后他却主张，工人阶级“没有现成可供实行的乌托邦”，而是“为了争得他们自己的解放，并随着它争得现代社会由于其本身的经济运动而不可抗拒地趋向的那种更高的形态”，他们只需“解放出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所孕育着的新社会的因素。”[Marx-Engels Reader, pp. 635-6]

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在与蒲鲁东的论战中指出，社会关系“与生产力紧密相连。当人们获得新的生产力时，他们便会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在改变生产方式、改变谋生方式的过程中，他们也会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手磨坊会给你有封建领主的社会；而蒸汽磨坊，会给你有产业资本家的社会。”[Collected Works, vol. 6, p. 166] 从字面意思上看，这句话最好别是真的。毕竟，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剥夺产业资本家的财产。如果社会关系确实依赖于生产力，那么显然，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必然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遗产之上。幸运的是，工作场所的管理方式并不是由社会的技术基础所预先决定的。因为很明显，蒸汽磨坊完全可以由合作社来经营，从而使产业资本家的存在变得多余。一个特定的技术基础（或生产力）能够产生多种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很容易能从历史中看出这一点。默里·布克钦就举了一个例子：

“技术……并不能完全解释，甚至都不足以解释易洛魁人那种相对民主的联合会，与印加人高度专制的帝国之间的制度差异。从严格工具性的角度看，这两种社会结构依赖的几乎是同样的‘工具包’。两者都从事以原始工具和木锄为基础的园艺劳动。他们的纺织与金工技术也非常相似……在社区层面上，易洛魁人与印加人的生活方式也极其相似……

“然而在社会生活的政治层面上，一个由五个森林部落组成的民主邦联结构，显然与山地印第安部落的中央集权、专制结构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一个高度自由意志主义的联合会……后者则是一个极端威权主义的国家……在易洛魁部落中，资源与产品的共同管理是在氏族层面上进行的。相反，印加帝国的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所有的，帝国的大部分产品则是通过直接征收……并从中央与地方仓库进行再分配。易洛魁人自由地共同劳动……而印加农民则是在一个几乎按照工业化的管理方式运作的体系下，向一个明显剥削性的祭司阶层与国家机器提供徭役劳动力。”[The Ecology of Freedom, pp. 331-2]

马克思关于“某一特定技术水平必然对应某种特定社会结构”的主张是错误的。然而，这一主张确实暗示了我们此前的评论是正确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资本主义下发展起来的暗含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关系”，其所指的是各个工作场所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乃至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立场的含义在俄国革命期间变得十分清晰。

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例如，列宁就主张到：“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存在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形式；而[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并没有继承这种现成的关系——如果不考虑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的话——严格地说，这些形式仅仅扩展到工业体系极小部分的顶层，而几乎没有触及农业。”[Collected Works, vol. 27, p. 90] 因此对于列宁而言，“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在大企业内部生成的，这些关系将被“社会主义”所“继承”并普遍化。由此可见，他的论述与我们前面所提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是一致的。而且，他的言论同时也揭示出，列宁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关系的转变，即工人自我管理自身的活动。这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布尔什维克系统性地破坏工厂委员会运动，以推行国家控制（参见莫里斯·布林顿在《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一书中的经典论述）。

将社会主义简单理解为夺取国家政权并将“客观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的观点，在主流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列宁主义子嗣中都可以看到。鲁道夫·希法亭就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演变为由大银行和大企业主导的高度集中化经济。要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只需将其国有化即可：

“一旦金融资本将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纳入其控制之下，那么社会只要通过它有意识的执行机关——被工人阶级掌控的国家——掌握金融资本，就能立即控制这些生产部门……夺取柏林的六大银行……将极大地便利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政策初始阶段，虽然在此期间资本主义的会计方式或许仍会发挥作用。”[Finance Capital, pp. 367-8]

列宁基本上只在一个方面与此有所不同：即无产阶级政党是通过革命而不是通过选举来夺取政权（“被工人阶级掌控的国家”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等同于当选）。列宁想当然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主张集中化的大规模共产主义生产，而后者则主张分散的小生产。”[Collected Works, vol. 23, p. 325] 其明显的含义在于，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并不是在表达资产阶级社会的未来——这个社会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走向劳动的社会化——而是在表达该社会的现在甚至是过去，表达盲目的偶然性对分散孤立的小生产者的统治。”[Op. Cit., vol. 10, p. 73]

列宁在俄国革命期间贯彻了这一观点。例如，他在1917年就曾主张，他的直接目标是建立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必要阶段。正如他所言：“社会主义只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往前迈进一步……社会主义不过是使国家资本主义垄断服务于全体人民利益，并在这一意义上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Op. Cit., vol. 25, p. 358] 布尔什维克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实现的，并且只是依托并扩展了资本主义已经制度化的资源分配方式与产业结构。正如列宁所言：“现代国家拥有一套与银行和工团[即托拉斯]联系极其紧密的机器，这一机器承担了大量的会计和登记工作……这套机器绝不能也不应被摧毁，而必须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出来，”它“必须隶属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并且“必须加以扩展，使之更加全面，覆盖全国。”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不会去发明劳动的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拿来现成的”，并且“借鉴先进国家所提供的最佳模式。”[Op. Cit., vol. 26, pp. 105-6 and p. 110]

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被当作“社会主义”转型的主要（且几乎是唯一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列宁声称：“没有大银行，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因为它们“就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国家机器’，我们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拿来现成的；我们的任务只是砍掉这一优秀机器中资本主义的畸形部分，使它们更庞大、更民主、更全面。一个统一的国家银行，最大的巨型银行……将构成社会主义机器的十分之九。这将是全国范围生产与商品分配的簿记与会计。”虽然它“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完全成为国家机器”，但“在我们这里，在社会主义之下，它就会成为这样的机器。”在列宁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是轻而易举的。这“十分之九的社会主义机器”将“通过一道法令，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Op. Cit., p. 106] 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便贯彻了这一愿景：即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之上建立所谓的社会主义。而且，列宁很快开始提倡并实施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包括生产中的“一长制”管理、计件工资以及泰勒制（“科学管理”）①泰勒制（Taylorism），或科学管理，是20世纪初由美国机械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的一套系统性管理理论与方法。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科学分析和工作流程的标准化，实现极高的生产效率，被认为将工人视为机器的衍生。现代的关键绩效指标（KPI）便包含了其核心理念。。这一切并非偶然，更不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正如我们在H.6.2节将要讨论的，工人们当时正在自发地组织工厂委员会联合会，而这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当时所主张的那样，本可以成为真正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正如古斯塔夫·兰道尔所评论的，当主流马克思主义者“称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为社会化生产[时]……我们便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社会主义劳动形式意味着什么。”[For Socialism, p. 70] 由此可见，这种对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结构的颂扬，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而列宁对资本主义生产技术的推崇，则可以用主流马克思主义忽视生产现场上社会关系来解释。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建立在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框架之上的观点，完全是荒谬的。资本主义之所以发展工业与技术，是为了服务于掌权者的利益，即资本家与管理者的利益。既然如此，他们为何会利用这种权力去发展有助于工人自我管理与掌控的技术与工业结构，而不是发展那些能够强化其在工人和整个社会面前地位的技术与结构呢？因此，技术与工业的发展并不是“中立的”，也不仅仅是“科学的应用”。它们是由阶级斗争与阶级利益所塑造的，不能被用于不同的目的。简而言之，社会主义必须创造基于社会主义原则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的观念，实际上根源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资本集中所伴随的社会组织形式等同于生产的社会化，资本主义下的集体劳动结构等同于社会主义实现真正社会化所需要的结构。正如我们所见，这一错误的假设可以追溯到恩格斯，并且在社会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中普遍存在，尽管二者在其他方面存在分歧。

鼓舞无政府主义者的愿景是一个它基于合适技术与合适规模的、非资本主义的、分权的、多样化的社会；然而主流马克思主义并非如此。它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其制度还不够集中、规模还不够庞大。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正确指出的那样：

“在革命中，工业分散化的作用不幸地极少受到重视……大多数人仍被马克思主义教条所奴役，认为集中化‘更有效率、更为经济’。他们却闭上眼睛，不愿承认所谓的‘经济’是以工人的血肉与生命为代价实现的，而所谓的‘效率’则将工人贬为单纯的工业齿轮，麻痹其灵魂，摧残其身体。此外，在集中化制度下，工业的管理不断地被合并到更少人的手中，造就了一个由工业领主构成的强大官僚体系。如果革命竟以这种结果为目标，那无疑将是最大的讽刺。这将意味着新的统治阶级的产生。”[What is Anarchism?, p. 229]

主流马克思主义深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浸染，这一点当列宁评论道“正如经济科学所教导我们的那样，当各个独立的企业被合并为一个工团时，这种[生产的]经济可以达到巨大的规模”时，便可见一斑[Op. Cit., vol. 25, p. 344] 当然，资本主义的经济科学，正是基于资本主义的效率与经济的定义，以及资本主义的评判标准！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以集中化的大规模工业为基础，是因为其被认为“更有效率”、“更为经济”，这无异于说明他们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与资本主义同样的优先权之上。列宁认为俄国必须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发展生产的唯一道路就是采用资本主义的“合理化”与管理方法，这一点就尤为明显。正因如此，在1918年初列宁才会说：“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不遗余力地去效仿它，并且毫不犹豫地采取独裁的方法来加速这种效仿。”[Op. Cit., vol. 27, p. 340] 用路易吉·法布里的话来说：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俄国人，被西方或美国大工业的遥远幻景所迷惑，误把它当作一种生产制度，而实际上它只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投机手段，是一种能更加稳固地实施压迫的手段。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集中化非但远远无法满足生产的真实需求，而恰恰相反，它正是从资本利益出发，限制、阻碍和压制生产的东西。

“每当[他们]谈论‘生产的必要性’时，他们从不区分两类必要性：一类是攸关社会和共产主义角度真正重要的，获得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产品的必要性；另一类则是资产阶级制度内在的必要性，即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甚至不惜减少生产来达到它的必要性。如果资本主义趋向于集中运作，那并不是出于生产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赚取并积累更多金钱。”[“Anarchy and 'Scientific' Communism”, pp. 13-49, The Poverty of Statism, Albert Meltzer (ed.), pp. 21-22]

换言之，“效率”并不是独立于某一特定社会或经济体而存在的。资本主义下所谓的“高效”，在自由社会中可能恰恰是更为糟糕的低效。社会主义可能会有不同的优先次序，需要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并且对经济结构有着不同的设想——这些观点在主流马克思主义中是缺失的。列宁认为，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制度、工业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方法，可以被“夺取”并用于其他目的。然而归根到底，资本主义的手段与组织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时期所倡导并推行的“一长制”、计件工资制、泰勒制等，往往在其追随者那里被列为是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并作为其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证据。

同样可以认为，大资本主义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大规模上“计划”生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将决策的标准简化为仅仅几个变量，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利润与亏损。不言而喻，这种对输入数据的简化可能导致做出损害人类与环境的决策。正如詹姆斯·C·斯科特所准确指出的那样：“缺乏语境与特殊性，这并不是一种疏忽，而是任何大规模计划实践的必要前提。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主体能够被当作标准化的单位来对待，那么计划实践的解决能力就会增强。在这些严格界限内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明确的、量化的答案。同样的逻辑适用于对自然界的改造。关于商业木材的体积，或是计算小麦产量有多少蒲式耳的问题，能够比诸如土壤质量、谷物的适应性与口味，或者社区福祉的问题，得出更加精确的计算。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展现其强大的解析力，正是因为它将那些原本可能被视为定性的事务，转化为定量的问题，并归结为单一的度量标准，也就是所谓的底线：利润或亏损。”[Seeing like a State, p. 346] 至于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在更加集中化的计划结构中，纳入资本主义所忽视的一切重要因素，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会是肯定的，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我们必须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正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列宁）所断言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仅仅主张“小规模的”生产（正如我们在I.3.8节中所论证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主张适当的生产水平与规模）。我们仅仅是提出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些在资本主义下行得通的做法，若是从一个重视人类与地球、而非权力与利润的视角来看，就可能会是不可取的。

显而易见，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对技术与产业结构的批判性评估之上，它拒绝整个资本主义的“进步”观念，因为始终被用来为现存制度下的非人道行径辩护。仅仅因为某事在资本主义中受到奖赏，并不意味着它在人类或生态的角度上就是合理的。这一认知塑造了我们对于自由社会的愿景与当下的斗争。我们长期以来主张，资本主义的方法不能被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在我们为实现工作场所的民主化与社会化而斗争之中，在我们意识到直接生产者通过集体性举措改造其劳动境遇的重要性时，我们表明工厂不仅仅是生产的场所，同时也是再生产的场所——再生产一种基于命令者与服从者之间的分裂、指挥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分裂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

不言而喻，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社会革命必然要从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工业与技术出发，而它们必须由工人阶级加以征用（这种征用当然意味着对其进行改造，并且在很大可能上拒绝许多在资本主义下被视为“高效”的技术、工艺与实践）。但问题并不在于这一点，而在于由谁来征用，以及征用之后会发生什么。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生活资料是由社会直接征用的；而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们则是由国家征用的。对前者而言，这种征用以工人自我管理为基础，从而废除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而对后者而言，国家对生产的所有权就被认为足以确保资本主义的终结（如果我们足够幸运的话，还会有某种形式针对那些真正负责管理生产的国家官员的“工人控制”——参见H.3.14节）。

与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立在从资本主义继承的制度之上”的愿景相反，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观念：“自由公社”将成为“现代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媒介”。这些“公社将联合”成更广泛的联合体。工会（或在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其他工人阶级机关，如工厂委员会）将“不仅仅是改善劳动条件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可以……掌握生产管理的组织”。“[将会]产生”大型的劳动联合体“以承担跨公社的服务”。这样的公社与工人组织会作为“社会主义生活形式”的基础，“将比国家对所有工业财产的夺取，以及国家对农业和工业的组织……更容易实现”。因此，铁路网络“相较于由国家组织来管理，完全可以由铁路工人联合会来更好地管理”。再结合“在生产与分配、工业与农业上”的合作，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将创造出未来社会“一砖一瓦的样本”（“甚至是其若干房屋的样本”）。[Kropotkin, The Conquest of Bread, pp. 21-23]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同样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证，植根于对资本主义内在趋势的科学分析之中。然而，与主流马克思主义聚焦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客观趋势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对立的性质。无论是“价值法则”还是“计划法则”，都只是资本主义内部的趋势，即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无政府主义者鼓励阶级斗争，即工人阶级人民与资本主义一切“法则”运作之间的直接冲突。这种斗争产生了互助精神，并使人们意识到：若我们与他人团结在一起，就能够最有效地保障自身的福祉——我们可以将其宽泛地称作“合作法则”或“互助法则”。这一法则与马克思主义的“计划法则”相对立，它以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为基础，并且仅仅会在与资本主义对抗的过程中从社会中发展出来。正因如此，它为“社会主义将从何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认识——社会主义将自下而上地产生，产生于被压迫者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自发的自我活动。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将是工人阶级人民在反对剥削与压迫的斗争中所创造的机关（详见I.2.3节）。古斯塔夫·兰道尔写道“社会主义不会从资本主义中生长出来，而是从它脱离出来”时，[Op. Cit., p. 140] 他的基本洞见是正确的（尽管他的手段未必全然如此）。换言之，社会主义的倾向源自那些对立于资本主义的事物，而非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一部分。

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内部互助倾向的重要性的认知，是理解无政府主义者当下所作所为的关键，这一点将在第J章中进一步讨论。此外，这一认知也奠定了理解无政府主义社会本质的基础，并揭示了当下产生此类社会框架的方式。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抽象地将一个更好的社会（无政府状态）与当前压迫性的社会加以对比，而是分析当下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倾向，并鼓励那些能够赋权并解放人们的倾向。基于这些倾向，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一种沿着其逻辑走向展开的社会。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并不是通过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而产生的，而是在与资本主义对抗的社会斗争中被创造出来的。

H.3.13 为什么国有社会主义只是国家资本主义？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认为通过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完全是荒谬的。原因马上就会变得显而易见。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任何此类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只不过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政权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的处境，其成员依然会是工资奴隶，只不过他们隶属于国家官僚而不是资本家阶级。正如克鲁泡特金所预言的，马克思主义将会是“对国家的崇拜，对权威的崇拜，以及对国有社会主义的崇拜，而国有社会主义实际上只不过就是国家资本主义。”[quoted by Ruth Kinna, "Kropotkin's theory of Mutual Aid in Historical Context", pp. 259-283,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No. 40, p. 262]

然而，在讨论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会持此观点之前，我们必须先澄清我们使用的术语。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家资本主义”这一表述有三种虽然相关但有所不同的含义。其一，“国家资本主义”曾被用来（以及现在依旧被用来）描述大企业在国家广泛控制之下的现存体制（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当资本主义国家掌握了对产业的广泛权力时）。其二，列宁曾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他在十月革命后直接目标，即资本家仍然存在，但会受到一种由新“无产阶级”国家从旧资本主义国家继承而来的国家控制体系的制约。第三种用法则是指一种体制，国家通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完全地取代了资本家阶级。在这样的体制中，国家将拥有、管理并积累资本，而不再是个体资本家。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有这些由“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所描述的三种体制。这里我们重点关注第三种定义，主张国有社会主义更应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国家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的核心，即雇佣劳动。它只是用国家取代了私人老板，并将财产形式从私人财产转变为国有财产，而不是彻底废除财产。

认为社会主义仅仅等同于国有制（国有化）的观念，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其政治上的优势地位，逐步夺取一切资本，集中全部生产工具于国家之手。”这意味着“通过国家资本与独占垄断设立的国有银行，把信贷集中于国家手中”，“把交通和运输工具集中于国家之手”，“扩大由国有的工厂和生产工具”，以及“建立产业军队，尤其是在农业领域。”[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Works, pp. 52-3] 因此，“封建地产……矿山、矿井等将成为国家财产”，“一切交通运输工具”亦然，“大型工业和铁路将由国家经营。”[Collected Works, vol. 7, p. 3, p. 4 and p. 299]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三十二年后再次重申了这一公式，他断言，资本主义本身“越来越迫使着已经被社会化的庞大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财产。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并将生产资料转为国有财产。”虽然社会主义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力的国有制，“但其中隐含着构成解决社会问题要素的技术条件。”它仅仅是“指明了完成这一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治权力，并将生产资料转为国家财产。”因此，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国有制就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基础，因为通过这场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国家“真正确立自身为整个社会的代表。”[Marx-Engels Reader, p. 713, p. 712 and p. 713]

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第一步的纲领性论述中最为显著的，是它们完全没有讨论生产现场上发生了什么，也没有讨论工作场所中的社会关系。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围绕“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论述，以及主张尽管工厂内部已经存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但这已然“无法兼容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由此得出的显而易见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将不加改变地继承资本主义下“社会化的”工作场所，而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在于所有权：“无产阶级夺取了公共权力，并借此把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公共的财产。通过这一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为止所带有的资本的性质。”[Engels, Op. Cit., p. 709 and p. 717]

因此，马克思主义运动最终将国有制而不是工人对生产的管理视为核心问题，这一点就不令人意外了。因此我们发现，当时的主要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就是国家取得生产资料并将其国有化——当然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之下。鲁道夫·希法亭提出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点，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由社会的中央机关有意识地加以决定”，该机关将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在何处、由谁来生产。”尽管这些信息在资本主义下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但在社会主义中，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当局提供给成员的……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经济不受干扰的进展，归因于社会主义当局的法律、法令和规章。”[quoted by Nikolai Bukharin, Economy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p. 157] 布尔什维克继承了这种“社会主义”概念并付诸实施，结果却极其惨烈。

这种社会愿景中，人民的生活被一个“社会中央机关”的“当局”所控制，它向工人下达指令，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虽然这种设想与《共产党宣言》保持一致，但显然缺乏吸引力。这也显示出为什么国有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乔治·巴雷特写道：

“如果现在的资本家阶级被一群由政府任命的官员所取代，被置于一个控制我们工厂的位置，这将不会带来任何革命性的改变。官员们必须领取报酬，而我们可以肯定，由于他们的特权地位，他们将会得到丰厚的待遇。政客们也必须领取报酬，而我们已经很清楚他们的嗜好。实际上，你将会拥有一个非生产阶级，向生产者规定他们在何种条件下才被允许使用生产资料。而既然这恰恰是当今社会制度的问题所在，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控制非但不会成为解药，反而会带来大量新的麻烦……在一种政府性的社会制度下，无论是当下的资本主义，还是一种更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控制，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工人和控制者之间的本质关系依然如故；而这种关系只要继续存在，就只能靠警察警棍和士兵枪弹的血腥暴力来维系。”[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p. 8-9]

要理解为什么国有社会主义不过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关键在于理解生产现场的社会关系基本没有改变。工人依然是工资奴隶，只不过他们受雇于国家、服从国家的命令。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下，“所有公民都变成了国家的雇佣工人……所有公民都成为一个全国性国家‘工团’的雇员和工人……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单一的办事处和一个单一的工厂，劳动和报酬完全平等。”[Collected Works, vol. 25, pp. 473-4] 而考虑到恩格斯曾经针对无政府主义论证过：工厂必然需要服从、权威、与自由的缺乏，以及“独立于一切社会组织的、真正的专制主义。”[Marx-Engels Reader, p. 731] 列宁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的构想，就显得极其恐怖。1923年，有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如此描述列宁统治下俄国的现实：

“工业的国有化将工人从个别资本家的手中解放出来，却把他们交给了一个更加贪婪的、单一且无处不在的资本家老板——国家。工人与这一新老板之间的关系，与过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在于，共产主义的老板——国家，不仅剥削工人，还亲自惩罚他们……雇佣劳动依然如故，只不过它变成了对国家的义务……显然在这一切中，我们所面对的只不过是简单地用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Peter Arshinov,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71]

所有这些都使得巴枯宁的评论显得合情合理（而且惊人地准确）：

“由国家出资的劳动——这就是威权共产主义、国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国家，一旦成为唯一的所有者……便会成为唯一的资本家、银行家、放债人，全国劳动唯一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以及利润的分配者。”[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93]

这样的制度，基于那些“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达到最高程度的国家”，将会出现“现有地主和资本家的逐步或暴力的剥夺，或由国家对一切土地和资本的占有。为了能够实现其伟大的经济使命和社会使命，这个国家必须是极其广泛、极其强大并高度集权的。它将通过任命管理者来管理和监督农业，而这些管理者将指挥为此目的而组织和纪律化的农村劳动大军。同时，它将在所有现存银行的废墟上建立一家唯一的银行。”巴枯宁正确地预言到，这样的制度将是“无产阶级的军营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群被标准化的男女工人将机械般的起床、睡觉、工作和生活；而聪明能干者则享有特权的制度。”[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58 and p. 259]

蒲鲁东同样十分清楚，国家所有制并不意味着私有财产的终结，而只是意味着由另一个权力来指挥工人阶级。他曾指出：“我们不愿意看到国家没收矿山、运河和铁路；那只不过是在君主制之外再加上更多的雇佣奴役。我们要的是将矿山、运河和铁路交给民主组织起来的工人协会”，这将成为“一个由公司和社团编织而成的庞大联合，构成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整体织物”的开端。他将由工人自我管理、为其成员而运行的协会，与那些“由国家资助、命令和支配的”机构进行对比，后者将摧毁“一切的自由和财富，正如大型股份公司正在做的那样。”[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62 and p. 105]

简而言之，如果工人不能直接管理他们自身的劳动，那么无论是谁在形式上拥有他们艰苦劳作的工作场所，便都无关紧要。正如莫里斯·布林顿所主张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生产关系’——即个人或群体在财富生产过程中彼此之间建立的关系——是任何社会的基本基础。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模式是所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这种模式是生产者并不掌握生产资料，相反，他［或她］被‘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并与自身劳动的产品分离。在所有阶级社会中，生产者都从属于管理生产过程之人。工人对生产的管理——意味着生产者完全掌握生产过程——对我们来说绝不是一个次要的问题。这正是我们政治理论的核心。它是唯一能够超越威权的（命令与服从的）生产关系，并引入自由的、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方式。”他进一步指出：“生产资料可能易手（例如从私人手中，转到某个集体所有的官僚机构手中），但这并不等于生产关系得到了变革。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财产在形式上的地位如何——社会依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因为生产依然由生产者以外的某个机构来管理。换句话说，财产关系并不必然反映生产关系。它们可能遮蔽生产关系——事实上，它们也常常就是如此。”[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pp. vii-vii]

因此，对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认为国家对生活资料（土地、工作场所、工厂等）的所有权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想法完全错误。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不能把即将到来的革命视为一种单纯的替代……即由国家这个普遍的资本家，去取代现有的资本家。”[Kropotkin, 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 106] 鉴于“国家组织一向都是……为统治的少数派建立垄断的工具，[它]就无法被用来摧毁这些垄断。无政府主义者因此认为，把经济生活的所有主要源泉——土地、矿山、铁路、银行、保险等等——以及所有主要工业部门的管理都交给国家……就意味着创造出一种新的暴政工具。国家资本主义只会增强官僚制与资本主义的力量。”[Kropotkin, Anarchism, p. 286] 无需赘言，一个在工作场所中并不民主的社会，在政治上也不会保持民主。民主要么会如同在任何资本主义共和国中那样，仅仅流于形式；要么会被独裁专政所取代。因而，若是不建立在对生产直接管理的坚实基础之上，任何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将见证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政治权力”）与自由像一朵被连根拔起的花一样，迎接枯萎与死亡。

毫不意外地，鉴于上述一切，我们在历史上反复发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的现象。事实上，关键服务与关键产业的国有化，曾在各种资本主义政府和各种资本主义国家中推行（这足以证明国有制的非社会主义本质）。此外，无政府主义者还可以指出一些具体事例，说明资本家阶级如何利用国有化来削弱工人阶级所取得的革命性成果。最典型的例子无疑出现在西班牙革命中，当时的加泰罗尼亚政府就利用国有化，来对抗那股自发的、受无政府主义启发的集体化浪潮——这一浪潮已将大部分工业置于工人直接掌控之下。政府打着“合法化工人胜利成果”的幌子，将这些产业纳入国家所有，以阻止其进一步发展，确保等级控制，并维持阶级社会的存在。在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政权下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管理者——至少那些留下来的——似乎更倾向于国有化（国家控制）而不是工人控制，并与布尔什维克的人民委员合作推行这一点。他们的动机并不难理解……在任何工业关系制度中，工厂由谁来管理——由谁来做决策——正是，也可能永远是管理者的核心关切。”[Jay B. Sorenson, The Life and Death of Soviet Trade Unionism, pp. 67-8]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那样，不仅仅是管理者和资本家不喜欢“工人控制”，布尔什维克同样也不喜欢，他们会确保它在以国有化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控制体系之中被边缘化。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被建构出了一种彻头彻尾虚假的二分法，而它同时服务了资本家与国家官僚的利益。这种二分法就是：人类在经济上可供选择的道路，只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主义），或生产资料的国有制（通常被界定为“社会主义”）。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利用苏联，如今则利用朝鲜、中国和古巴这样的专制国家，来作为生产性资产“公有”制弊端的例证。而资本阶级对这些政权的敌意，常常被列宁主义者用作为它们辩护的理由（用托洛茨基主义的术语来说，称之为“堕落的工人国家”），但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结论。正如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在1940年反驳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托洛茨基时所说：

“对资本家阶级的剥夺当然令‘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感到恐惧，但这丝毫不能证明任何关于工人国家的事情……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剥夺是由官僚推行的……并最终是为了官僚的利益，而根本不是由工人完成的。资产阶级害怕的是被剥夺，害怕权力从他们手中丧失，不管是由谁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他们在任何阶级或集团面前会捍卫自己的财产。至于他们为何[对斯大林主义]如此愤慨，这只是证明了他们的恐惧——却丝毫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力量在制造这种恐惧。”[J.H.,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pp. 37-43, The Left and World War II, Vernon Richards (ed.), pp. 41-2]

无政府主义者几乎不区分生活资料的“私有”制与“国有”制。这是因为国家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结构，其特意设计成排除群众的参与，因此必然由一个统治性的行政机构组成。如此一来，“公众”事实上并不能“拥有”国家声称以其名义持有的财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于是掌握在统治精英——国家行政机构（即官僚机构）手中。“财富生产的手段”是“由国家所有的，而国家一如既往地代表着一个特权阶级——即官僚阶级。”工人“既不以个人形式也不以集体形式拥有任何东西，因此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雇主，而在这里的情况下，雇主便是国家。”["USSR - The Anarchist Position", pp. 21-24, Op. Cit., p. 23] 因此，在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政体中，生产资料和土地并不是公有的，而是由官僚精英以人民的名义占有，这是一种微妙却极为重要的区别。正如一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言：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仅提倡政治权力的集中，也提倡资本的集中。政治权力的集中本身就已极其危险；再加上将一切财富源泉置于政府手中，这种所谓的国有社会主义就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工人则成为它的劳工，他们必须交出由自己劳动所生产的价值。官僚是主人，工人是他们的奴隶。即便他们鼓吹工人阶级专政，统治者依然是那些不参与劳动的官僚，而工人则是唯一的生产者。因此，工人在国有社会主义下的苦难，与他们在私人资本主义下的苦难并无二致。”[区声白, quoted by Arif Dirlik,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 224]

在这种体制下，有关生产性资产的分配与使用的决策并不是由人民自身作出，而是由行政机关、由经济计划者来决定。同样地，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决策也由一小撮管理者掌握。在这两种情况下，管理者所作的决策反映的是他们自身的利益以及所有者的利益（不论是股东还是国家官僚），而不是相关的工人或整个社会的利益。在这两种情形中，经济决策的本质都是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行政精英来决定——在国有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官僚，而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则是资本家或经理。相比国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备受赞誉”的区别在于，后者不像单一集中的国有社会主义官僚体制那样，它提供了多个雇主的选择（然而选择一个主人的自由并不是自由）。而鉴于资本主义与国有“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上的相似性，就很容易能解释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明显存在的财富不平等现象。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是相互联结的，因此，生产中的权力不平等意味着对社会产品的控制不平等，而这必然反映在财富上的不平等。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无法与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分割。这也显示了托洛茨基在批判斯大林政权的特权为“布尔乔亚式”的同时，却又为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辩护的根本混乱之处（参见 Cornelius Castoriadis,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Russia", pp. 107-158, 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vol. 1）。

换言之，只要某些个人（或群体）依然掌控或拥有被他人使用的事物，私人财产就会一直存在。这不出所料地意味着，国有制仅仅是财产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对财产的否定。如果存在一个（像国家一样的）高度集权的结构，负责计划和决定生产中的一切事务，那么这个中央行政机构就是真正的所有者，因为它对事物的使用方式拥有排他性的决定权，而不是那些实际使用它们的人。这个中央行政阶层的存在排除了财产的废除，用国有“财产”——即国家资本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此，国家所有制并没有终结雇佣劳动，也没有终结财富与资源获取上的社会不平等。在国有制下，工人仍然是命令的服从者（而官僚们控制着他们劳动的产品，并决定谁能得到什么）。工人在私人财产和国有财产下唯一的区别仅在于，是谁在发号施令：是资本家或公司任命的经理，还是国家任命的经理。

正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汤姆·布朗所强调的，当“多数人掌握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时，他们将会通过废除私人所有制并建立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以及工人对工业的控制来实现。”然而，这“不能与国有化和国家控制相混淆”，因为“理论上，所有权说是属于人民的”，但事实上，“控制权却掌握在一个小小的官僚阶级手中”。于是，“就并不存在共同所有制，劳动力市场和雇佣劳动依然延续，工人仍旧是国家资本主义下的雇佣奴隶。”简而言之，共有制“要求共同控制。而这只有在工人对工业实行民主控制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Syndicalism, p. 94] 总结如下：

“国有化不是社会化，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化……并不是国有制，而是生产资料的共同的、社会的所有制，而社会所有制意味着由生产者控制，而不是由新的主人控制。它意味着工人对产业的控制——这，就是工团主义。”[Op. Cit., p. 111]

然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者）声称他们既赞成国家所有制，也赞成“工人控制”。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更深入讨论的那样，尽管他们对第一个术语的理解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同，但对第二个术语的理解却截然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使用“工人自我管理”这一术语）。在无政府主义者听来，国有化（国有制）与“工人控制”（更不用说自我管理）的结合，只是表达了一种政治上的混乱，不过是将互相矛盾的思想拼凑在一起，从而掩盖了一个现实：国有制出于其本质，就必然排斥工人控制。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辞，而是坚持“社会化”与“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历史表明，国有化总是会破坏工人在生产现场的控制，而这种说辞总是在为国家资本主义铺平道路。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既反对国有化，也反对私有化，认识到这两者都是资本主义、都是雇佣奴隶制的形式。我们主张生产资料的真正共有制，而不是公司/私人或国家/官僚的控制。唯有如此，公众才能满足自身的经济需求。因此，我们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者和国有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流行“二选一”方案的第三条道路，一条更加民主的道路。它，就是建立在由自我管理的工团与公社所构成联合会所实现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之上的——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一些列宁主义者确实将斯大林主义分析为“国家资本主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根据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托尼·克里夫的观点，斯大林主义必须被看作是一个阶级制度，因为“如果国家是生产资料的仓库，而工人并不加以控制，那么他们就不拥有生产资料，也就是说，他们就不是统治阶级。”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无政府主义者则会强调生产内部的社会关系，作为我们判断何为社会主义的标准之一）。而当克里夫试图解释为什么斯大林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时，困难便开始显现。

对克里夫而言，苏联内部可以被视为一个庞大的工厂，而劳动分工由官僚命令所驱动。只有当斯大林主义“置于国际经济中来观察时，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才能显现。”因此，正是国际竞争使得苏联受制于“价值规律”，并因而成为资本主义。然而，由于在斯大林主义下的国际贸易比例极为微小，而“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主要是军事方面的。”正是这种军事上的间接竞争，而非任何内部因素，使得斯大林主义的俄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pp. 311-2, p. 221 and p. 223]

这一论证的弱点应当是显而易见的。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来看，它没有去讨论生产内部的社会关系，以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工人能够并且确实在不同的工作场所之间流动（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克里夫只是在揭示斯大林主义管理体系的不善带来的低效时，才提到斯大林政权的计划从未得到完全实现。至于劳动，他似乎认为是按照计划来分配的。同样地，把斯大林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解释为与其他更明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军事竞争的产物，简直就是一个笑话。这就好比说为什么福特是资本主义公司，是因为宝马是资本主义公司！正如一位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所言：“人们只能好奇，如果苏联的军事竞争对象仅仅是中国，那么克里夫会怎样自圆其说！”[Neil C. Fernandez, 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SR, p. 65] 更为重要的是，克里夫提出了一种全球一统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可能性，并得出结论说它将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一种不受价值规律及其所有含义支配的剥削制度”。[Op. Cit., p. 225] 正如费尔南德斯正确总结道：

“当我们还记得不论资本主义包含什么或不包含什么，它都是一种由特定类型的社会生产关系所界定的生产方式时，克里夫的立场显得就站不住脚。如果仅仅因为苏联生产武器去与那些即使没有这种竞争也依然会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竞争，就认定它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同样我们也可以说，那些生产战斧以抗击殖民主义的部落也是资本主义的。”[Op. Cit., p. 65]

奇怪的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克里夫似乎没有意识到，对马克思而言，“竞争”并不界定资本主义。就贸易而言，“[商品]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并不重要”，因此在市场上，商品可以“来自各种生产方式”（例如，它们可能是“奴隶制生产的产品，农民的产品……、社区的产品……、国家生产的产品〔例如在俄国早期历史存在的农奴制基础上〕，或半野蛮的狩猎民族的产品”）。[Capital, vol. 2, pp. 189-90] 这意味着贸易“会利用一种既有的生产方式，但并不创造它”，因此它是“从外部与生产方式”发生联系的。[Capital, vol. 3, p. 745] 军事竞争也是如此——它并不能界定一种生产方式。

克里夫的论证还有其他问题，也就是它暗示列宁的政权同样是国家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一再强调这一点，而列宁主义者却否认它）。如果像克里夫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国家”是指“无产阶级对国家权力有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无论这种控制多么有限”，那么列宁的政权在六个月之后就已经不是这种形式了。类似的，工人的自我管理在列宁时期被一长制所取代，这意味着斯大林其实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非他亲手创造了它。此外，如果军事竞争才使得斯大林主义成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在内战期间与白军及帝国主义军队作战的布尔什维克俄国，显然也同样如此。而且，克里夫并没有证明在斯大林主义之下确实存在无产阶级，这就引出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即“如果只有一个雇主，那么‘更换主人’是不可能的……只是形式而已”，与此同时他还攻击那些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官僚集体主义”的人，理由是俄国工人并不是无产者，而是奴隶。于是，这种“只是形式而已”却被用来解释俄国工人是无产者而不是奴隶，而因此俄国在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Cliff, Op. Cit., p. 310, p. 219, p. 350 and p. 348]

总而言之，试图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上划清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界限注定会失败。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过于明显，这只会进一步印证无政府主义者对国有社会主义的批判：它不过只是国家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托洛茨基主义不过是承诺用制造斯大林主义的同样方法与错误，来实现社会主义。”[J.H.,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pp. 37-43, The Left and World War II, Vernon Richards (ed.), p. 43]

H.3.14 难道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工人控制吗？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将国有制与社会主义等同的通常说法是错误的。我们主张，那只不过是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不过是以国家取代资本家而已——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国家所有制就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相反，我们提倡以工人自我管理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对此表示赞同。

然而，一些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他们试图把国家所有制与“工人控制”结合起来。例如，这在托洛茨基那里就可以看到。他在1938年曾主张“工人的控制……工人之眼将渗透进资本主义经济所有公开与隐蔽的泉源……工人控制会成为计划经济的学校。在控制的经验基础上，无产阶级将为直接管理国有化工业作准备，当这一时刻最终到来之际。”据他说，这就证明了国有化（国有制与国家控制）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控制是通往经济社会主义指导道路上的第一步”。[The Death Agony of Capitalism and the Task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p. 73 and p. 74] 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当代的列宁主义者，常常高声支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明显自相矛盾的口号，即“工人控制下的国有化”。

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并不信服。原因有二。首先，因为“工人控制”一词在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那里意味着截然不同的概念。其次，当托洛茨基掌权时，他所倡导的理念与此前的说法大相径庭。基于这些原因，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列宁主义者呼吁“工人控制”只是争取大众支持的一种手段，而一旦实现其真正目标——党的权力，这些口号就会被抛诸脑后。这正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口号以及组织形式，都应当从属于运动的指标”的一个例证。[Op. Cit., p. 72] 换言之，与其说这是对工人生产控制理念的真正承诺，不如说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使用“工人控制”这一术语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旨在为政党的夺权赢得支持；而一旦夺权成功，口号中的后一部分——国有制和由此而来的控制——就会取而代之。在提出这一主张时，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自己的证据绰绰有余，而许多列宁主义政党的成员对这些证据却一无所知。

我们首先来看术语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传统上使用“工人控制”一词，意指工人对其工作场所及其劳动的完全且直接的控制。然而在俄国革命之后，这一术语的使用出现了某种模糊性。这是因为，在那场革命中提出的具体诉求被翻译成英文时译作为了“workers' control”，但实际上俄文中的“kontrolia”一词的含义更接近于“监督”或“指挥”。因此，“工人控制”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这一点在托洛茨基的言论中得以体现，他曾主张应当“要求[工人]将因危机而关闭的私营企业复工，并作为公共事业来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控制应当由工人直接管理来取代。”[Op. Cit., p. 73] 至于为何不认为受雇于正常运作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适合实行“工人直接管理”，却没有得到解释。但事实仍然是，托洛茨基清楚地区分了管理与控制。对他而言，“工人控制”意味着对仍然掌握权力的资本家的“工人监督”。因此，“工人控制生产的口号”并不等同于工人真正对生产的控制，而是一种“经济上的双重政权”，意味着“所有权与处置权依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是因为“显而易见，权力尚未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工人控制生产，而会有工人国家控制生产，并将之作为在国有化基础上建立国家生产体制的开端。”[Trotsky,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in Germany, p. 91 and p. 92]

这种将“工人控制”视为仅仅是对资本家经理的监督，并作为通往国家控制及最终国有化之前奏的构想，同样可以在列宁那里找到。他并不把“工人控制”理解为工人直接管理生产，而始终将其理解为工人“控制”那些真正管理生产的人。它仅仅意味着“对商品生产与分配的全国范围内、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为精确和最为尽责的核算”。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意思，主张“全国范围内、工人对[依然管理生产的]资本家包罗万象的控制”。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为实现这种“全国范围的簿记、对商品生产和分配的全国范围内的核算”，所需“社会主义机器的十分之九”可以通过国有化“大银行”来完成，而“这正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国家机器’”（事实上，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骨架性质的东西”）。这一机构将从资本主义中完整继承下来，因为“现代国家拥有一套同银行和［商业］工团有极其紧密联系的机器……这一机器不应当、也不能被打碎。”[Collected Works, vol. 26, p. 105, p. 107, p. 106 and pp. 105-6]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将逐步走向完全的社会主义。

因此，列宁主义者所说的“工人控制”与无政府主义者传统上对这一术语的理解截然不同（事实上，它甚至都与工人自己的定义完全不同，这一点可以从布尔什维克主导的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中看出，该决议抱怨说“工人误解并错误地诠释了工人控制”。[quoted by M. Brinton,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p. 32]）。正因如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便明确使用“工人自我管理”(“workers` self-management”)这一术语以描述他们的目标，而非“工人控制”(“workers` control”)。然而，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仍然继续使用后者的口号，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在H.3.5节中指出的那样，这么做是为了利用含义上的混淆来吸纳成员。

其次，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例子。历史学家S.A. 史密斯正确地总结道，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前对工人控制问题并无立场。”“工厂委员会完全独立于布尔什维克党而提出了工人控制生产的口号。直到5月，该党才开始采纳这一口号。”然而，列宁“使用[工人控制]这一术语的含义，与工厂委员会的理解大相径庭。”事实上，列宁的提议“带有彻底地国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性质，而工厂委员会的实践则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和自治的。”虽然那些“与工厂委员会有联系的”布尔什维克“将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主要归属于委员会”，但这“从未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政策”。实际上，“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后从未偏离用一种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式的方案解决经济混乱的承诺。社会主义运动的两个派别［即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控制，而在于究竟应当由哪一种国家来协调经济的控制：是资产阶级国家，还是工人国家？”他们“在所倡导的经济控制的具体措施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列宁“从未发展出工人自我管理的构想。即便在十月革命之后，工人控制对他来说仍然主要是‘监督’与‘核算’……而非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进行必要的改造。对于列宁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造是在中央国家层面上完成的，而不是在企业层面上。通往社会主义的进程由国家的性质所保证，并通过中央国家的政策来实现——而不是依靠工人在车间层面上实际掌握的权力。”[Red Petrograd, p. 153, p. 154, p. 159, p. 153, p. 154 and p. 228]

因此，布尔什维克对“工人控制”的设想始终是置于国家主义的语境之中，其实施主体并不是工人组织，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机构。这与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由工人自身及其阶级组织直接实行的控制，毫无共同之处。1917年5月，列宁主张“建立国家对所有银行的控制，并将其合并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同时还要控制保险机构和大型资本家工团。”[Collected Works, vol. 24, p. 311] 同年晚些时候，他再次重申这一框架，主张“新的控制手段并不是由我们创造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在其军事-帝国主义阶段所创造的”，因此“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那里取得武器，而不是‘凭空发明’或‘创造’这些手段。”而目标是“通过工人国家的工人控制……实现在国家控制下的强制性联合”，即。[Op. Cit., vol. 26, p. 108, p. 109 and p. 108] 工厂委员会虽被纳入这一“国家资本主义”的体系，但仅在其中扮演极为次要的角色。事实上，这一国家控制体系的设计目的，恰恰在于限制工厂委员会的权力：

“布尔什维克政府颁布的首批法令之一，便是1917年11月27日的《工人控制法令》。通过该法令，工人控制被制度化……工人控制意味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延续，尽管其处置权有所‘削弱’。工人控制的机关——工厂委员会——在工厂国有化后，并不被允许演变为工人管理的机关。列宁并未质疑工厂劳动的等级结构……对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而言，将权力转移给工人阶级意味着将权力转移给其领导层，也就是转移给政党。中央集权控制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主要目标。1917年12月1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VSNKh）的仓促成立，并明确赋予经济领域的任务，这清楚地表明分权管理并不在该党的设想之中；布尔什维克意在以中央对经济的指挥，来对抗工人控制可能向自我管理演变的趋势。”[Silvana Malle,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War Communism, 1918-1921, p. 47]

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很快便抛弃了这种即便是有限的工人控制设想，转而支持“一长制”。列宁在1918年4月下旬提出了这一理念，其内容是赋予国家任命的“个别管理者以独裁的权力（或‘无限制的权力’）”。大规模工业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因此革命“要求”“人民毫无疑问地服从劳动领袖的唯一意志”。列宁所称的“更高级形式的劳动纪律”实际上只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形式。工人在生产中的角色依旧不变，但多了一种新的变化，即“在工作过程中毫无疑问地服从苏维埃政府个别代表的命令”。这种对工资奴役的支持同时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管理技术的支持。列宁主张：“我们必须提出计件工资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检验；我们必须提出应用泰勒体制中许多科学的和进步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使工资与产品的总量相对应。”[Lenin, Op. Cit., vol. 27, p. 267, p. 269, p. 271 and p. 258]

这一构想早已在实践中得到落实：“1918年3月关于国有化企业管理的第一个法令”，便“在每个企业的领导岗位上设立两名主任……两名主任均由中央行政部门任命。”同时，工作场所内还设立了一个“经济与行政委员会”，但这一机构“并未体现工团主义的管理理念”。它反而包括了来自雇员、雇主、工程师、工会、地方苏维埃、合作社、地方经济委员会和农民的代表。这样的构成“削弱了工厂工人在决策中的影响……工人控制机关[即工厂委员会]依然从属于该委员会。”而1918年5月内战一经爆发，这一进程便加速推进。到1920年，大多数工作场所已处于一长制管理之下，而共产党在其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则“推崇一长制为最适宜的管理形式”。[Malle, Op. Cit., p. 111, p. 112, p. 141 and p. 128] 换言之，列宁组织工业的方式，实际上已完全将工业交付给官僚机器掌握。

托洛茨基对这一切并未提出异议，恰恰相反——他全心全意地为“一长制”的推行辩护。正如他在1920年所说的那样：“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在工业管理上支持一长制原则……然而，如果认为这一决定打击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性，那将可能是最大的错误。工人的独立性，并不是由在工厂的领导岗位上安置三名工人还是一名工人来决定或衡量的。”因此，“把无产阶级的至高地位问题，与工厂中设立工人董事会的问题混淆起来，无疑将是极其严重的错误。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确立工人的集体意志在整个苏维埃体制面前的至高无上，而绝不是体现在个别经济企业以何种形式进行管理。”托洛茨基所谓“工人的集体意志”只不过是党的委婉说法，他自己已承认党已经用其专政“取代”了苏维埃的专政（事实上，“党的权力取代工人阶级的权力”中“并无任何偶然”，“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取代。……苏维埃的专政只有通过党的专政才成为可能”）。工会“应当管教工人，教导他们将生产的利益置于自身需求与诉求之上。”他甚至主张：“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将整个国家的人口视为所需劳动力的储备库……并在其登记、动员和使用的工作中引入严格的秩序。”[Terrorism and Communism, p. 162, p. 109, p. 143 and p. 135]

托洛茨基并不认为这是内战的结果。事实再次恰恰相反：“我认为，如果不是内战掠夺了我们经济机关中最强大、最独立、最具主动性的部分，我们无疑会更早、更不那么痛苦地走上经济管理领域中一长制的道路。”[Op. Cit., pp. 162-3] 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新经济政策以来俄国的发展时，托洛茨基在几年后还辩称，“每一个国有工厂，连同其技术主管和商业主管，都必须不仅接受来自上层——国家机关——的控制，而且还要接受来自下层、来自市场的控制，而市场将在很长时期内仍是国家经济的调节者。”如可见，工人控制甚至未被提及，更未被视为“来自下层”控制之核心要素。正如托洛茨基还声称的那样：“在社会主义下，经济生活将以集中化的方式加以指导”，我们在上一节中所提出的关于主流马克思主义国家内含资本主义性质的论断，由此得到了印证。[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2, p. 237 and p. 229]

托洛茨基在掌权时期的所作所为，与他在被驱逐后所鼓吹的主张之间的对比显而易见。事实上，1938年与1920年的论点彼此直接矛盾。不言而喻，当今的列宁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更喜欢引用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未掌握国家政权时的言论，而非他们掌权时的行为。他们不是将二者的言行相对照，而是单纯地重复一些模棱两可的口号——这些口号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意义，与将他们推上权力位置的工人们的理解截然不同。我们认为原因不言自明。假如当代的列宁主义者有机会掌权，我们不禁要问：同样的过程是否会再次发生？谁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呢？

因此，任何声称主流马克思主义将“工人控制”视为其政治本质特征的说法，纯属是荒谬之谈。关于俄国革命时期“工人控制”的全面讨论，莫过于莫里斯·布林顿的著述。正如他强调的那样，“只有无知者或者那些甘愿受骗的人，才会自欺欺人地相信：在生产现场的无产阶级权力，曾经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原则或目标。”[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p. 14]

这一切并非纯粹的学术问题。正如布林顿指出的，面对“斯大林主义及后斯大林主义俄国的官僚怪物，但又希望在工人阶级支持者中维持一些可信度，各种布尔什维克思潮事后便试图为‘工人控制’这一概念洗白。”事实表明，在1917年至1921年间，“工人阶级一切试图在生产上主张真正权力——或者超越政党为他们规定的狭隘角色——的努力，都被布尔什维克摧毁；而在此之前，这些努力首先被谴责为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歪风。如今，工人控制被包装成某种糖衣，涂抹在国有化这颗苦药上，成为每个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小官僚追逐权力时的幌子。那些扼杀了这个有生命力婴儿的人，如今却在兜售它的尸体。”[For Workers' Power, p. 165] 自布林顿在20世纪60年代写下这些话以来，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时至今日，列宁主义者仍能面不改色地宣称他们支持“自我管理”！

这种混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工人的自我管理）与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所有制）的斗争中，他们的思想中确实存在一些正确解决方案的要素，也就是他们对合作社的支持。例如，马克思赞扬了巴黎公社在创建合作社方面所作的努力，由此“将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转变为自由联合劳动的纯粹工具。”他认为：“如果合作生产不想沦为耻辱与陷阱；如果它要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的合作社要按照一个共同的计划来调节全国的生产，从而掌握其自身的控制权，并终结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持续无序与周期性震荡——这还能是什么呢……除了共产主义，‘潜在的’共产主义？”[Selected Works, pp. 290-1] 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则提出一项改革措施，建议将公共工程和国有土地交给工人合作社而不是资本家来经营。[Collected Works, vol. 47, p. 239]

不过，不应该认为这些论述完全不含国有化成分。恩格斯曾主张“将大地产——最初以租赁的方式——转移给在国家管理下的自治合作社，以此实现国家保留土地所有权。”他还指出，他与马克思“从未怀疑过，在向完全共产主义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必须广泛利用合作社管理作为一个中间阶段。只是这将意味着以一种方式来组织事物，即社会——即最初的国家——保留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从而防止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Op. Cit., p. 389] 然而，恩格斯的评论恰恰凸显出试图调和国有制与工人自我管理是不可能的。虽然倡导合作社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国家主义论点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但恩格斯却将这些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生产组织形式，生硬地塞进典型的国家主义框架之中。所谓“自治合作社”如何能与“国家管理”和“国有制”共存（甚至在他们之下！），根本没有得到解释，更不用说他灾难性地把社会化与国有化混为一谈。

此外，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马克思谈论的是“联合的合作社”，而恩格斯谈论的则是“国家”。前者意味着合作社的自由联合会，后者则是一个集中化的结构，把合作社塞进里面并置于其下。前者是社会主义，后者则是国家资本主义。从恩格斯的论证来看，显然其重点在于国有制与国家管理，而非自我管理。这种混乱在俄国革命期间酿成了悲剧：当工人们如同他们在巴黎公社时期的同志们一样，开始组建工厂委员会联合会时，布尔什维克却将这些机构挤压进一套国家控制的体系之中，而这套体系的设计目的正是要将他们边缘化。

此外，巴黎工人的目标与《共产党宣言》的设想背道而驰，却与无政府主义相契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蒲鲁东要求以工人协会取代雇佣劳动，并倡导他在《邦联原理》中提出的“农业—工业联合会”。因此，巴黎公社关于合作生产的理念，正是具体体现了蒲鲁东明确称之为的“产业民主”，即“一种由所有参与者共同管辖下的产业重组”。[quoted by K. Steven Vincent, Pierre-Joseph Proudhon and the Rise of French Republican Socialism, p. 225] 因而，虽然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蒲鲁东的思想，但他并未完全走向一种以工人自身组织为基础的自我管理的合作与协调体系。而巴枯宁及其后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则只是将这些思想推演至它逻辑的终点。

马克思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当巴黎工人在公社中将这些自由意志主义愿景付诸实践时，他予以支持并迅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而这一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被恩格斯的历史修正主义所掩盖了。在1891年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所作的导言中，恩格斯描绘出蒲鲁东反对结社（除了大规模工业之外）的形象，并强调“将所有这些协会联合成一个伟大的联盟”乃是“蒲鲁东学说的直接对立面”，因此“巴黎公社就是蒲鲁东学说的坟墓”。[Selected Works, p. 256]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这纯属无稽之谈。工人协会的建立及其联合，正是蒲鲁东思想的关键所在，因此公社社员的行动显然是在实践他的精神。鉴于《共产党宣言》强调国家所有制，却完全未提及合作社，那么宣称公社是在它的精神指导下行事，未免过于高估了它。恩格斯还辩称，公社的“经济措施”并不是出自“原则”，而是出自“单纯的实际需要”。这意味着，“没收已关闭的工厂与作坊并交由工人协会接管”，这“绝不符合蒲鲁东主义的精神，而无疑符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这一论断显然站不住脚，因为蒲鲁东早已长期且明确地主张合作社，而马克思本人在1866年也评论道，在法国工人（“尤其是巴黎的工人”！）中，“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强烈地依恋于那些旧时代的垃圾”，而“巴黎绅士们满脑子都是最空洞的蒲鲁东主义套话”。[Marx, Engels, Lenin, Anarchism and Anarcho-Syndicalism, p. 92, p. 46 and p. 45]

那么，这些“旧时代的垃圾”究竟包含什么？1869年，巴黎建筑工人行业工会的代表曾主张道：“在城乡基础上联合不同工种的合作社[行业工会/协会]……就引向未来的公社……政府将被行业团体的群众议事会以及其各自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所取代。”此外，“地方性的联合使得同一区域内的工人能够在日常基础上进行联系”，以及“不同地区、领域、区域等的联结”（即国际性的行业或产业工会联合会），将确保“劳动者消灭雇佣奴役，来为当下与未来进行组织”。这种“组织方式引向未来的劳动代表制度”。[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184]

不言而喻，这无论与蒲鲁东的思想还是巴黎公社的实践都有着明确的联系。公社不是蒲鲁东关于工人协会思想的“坟墓”，而是它们的摇篮，也是它们的应用。与其说巴黎工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是马克思成了蒲鲁东的追随者！基于工人协会联合会的社会主义理念并未随巴黎公社而埋葬，它被融入所有形式的社会无政府主义之中（包括共产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并且在每一次社会革命中都会被重新创造。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无政府主义者非常清楚，个别的工作场所可能会追求与社会整体相悖的目标（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追求它们的“特殊利益”）。这通常被称为“地方主义”。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主流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比问题本身更糟。因为当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被置于国家控制（或国有制）之下时，它们反而会受到更糟糕的“特殊利益”支配，即利用自身权力来推进自身的利益的——国家官僚的利益。与之相反，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的联合会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因为，“地方主义”及一切社会革命所面临的其他问题，唯有当工人阶级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时，才能真正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得到解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阶级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这就意味着一种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组织形式（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而不是将权力委托给少数居高临下的“革命主义”政党或国家。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社会与政治领域。正如巴枯宁所说的那样：“革命不仅应当为人民而作；它也必须由人民亲手完成。”[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141]

H.4 难道恩格斯不是在《论权威》中驳斥了无政府主义吗？

不，完全不是这样。恩格斯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论权威》，常常被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拿来当作驳斥无政府主义的证据。的确，它常被视为这一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文献，并且总会在无政府主义影响力上升时被“托”出来溜一圈（这里的双关是有意而为之¹⁰⁴）。然而，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实际上，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存在缺陷，且对无政府主义的论述也不准确。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恩格斯在文中驳倒了无政府主义，相反，只是暴露了他对自己批评对象思想的无知。这种无知的根源，在于巴枯宁与恩格斯对“权威”这一概念的定义与理解上的完全不同，从而导致恩格斯的批评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恩格斯或许以为他们在谈论同一个事物，但实际上并不是。

对恩格斯而言，所有形式的集体活动都意味着个体成员的屈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凡是提及联合行动的人，也就是在谈论组织”，而“不可能存在没有权威的组织”，因为权威意味着“他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权威预设了服从”。[Marx-Engels Reader, p. 731 and p. 730] 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认为巴枯宁的思想完全背离常识，由此证明巴枯宁根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然而事实上，正是恩格斯自己才是如此。

恩格斯论述中的第一个谬误在于——正如我们在B.1部分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一切形式的权威。巴枯宁在这个问题上说的极为明确，并对不同类型的权威作了区分，而他只反对其中某些类型的权威。例如，他曾发问：“这是否意味着我拒绝一切权威？”并明确作答：“不，我从未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他承认“作为一名权威”——也就是作为一名专家——与“处于权威地位”之间，存在区别。这意味着，“如果我向专家的权威低头，并表示我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只要我认为必要地，遵循他们的普遍性建议，甚至是具体的指示，那是并不是因为这种权威是由任何人强加于我的……我服从专家的权威，是因为它是由我自己的理性所强加的。”同样，他还主张，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一切自然的权威，以及承认事实对我们的全部影响，但绝不承认任何源自权利的权威与影响；因为一旦这种权威与影响以官方身份强加于我们，它立刻就成为谎言与压迫。”他强调，“唯一伟大而全能的权威，同时也是自然的与理性的、唯一值得我们尊重的权威——将是建立在平等、团结以及所有成员相互尊重之上的，社会的集体精神与公共精神。”[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53, p. 241 and p. 255]

巴枯宁将自己的立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进行对比，认为后者是“自上而下建立社会秩序的拥护者；他们虽然总是以普选权和人民主权的名义行事，但他们给予群众的主权，不过是服从其领袖、服从其选举出来的主人。”换言之，这是一种基于权力委托的制度，因此也是一种等级制的权威。这种制度将群众排除在自我治理之外（如同在国家之中那样），而这“意味着统治，而任何统治都预设着群众的屈服，并因此意味着他们被某个统治的少数派所剥削。”[Bakunin on Anarchism, p. 277]

因此，尽管巴枯宁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时确实主张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一切权威”，但正如卡萝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正确指出的，他们“往往将‘权威’视为‘威权’的同义词，因此将‘权威’等同于等级化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国家的权力结构。然而，他们的实践方案和部分理论论述呈现出另一种图景。”[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p. 141] 这一点可以从巴枯宁的表述中看出：他指出“权威原则”乃是“一个高度神学化、形而上学化与政治化的观念，也就是意味着人民群众总是无法自我治理，他们必须随时屈服于一种智慧与正义以某种方式从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仁慈枷锁。”[Marxism, Freedom and the State, p. 33] 显然，巴枯宁所说的“权威原则”指的是等级制度，而非组织及订立协议的必要性（也就是如今所谓的自我管理）。

很明显，巴枯宁并不反对一切权威，而是反对一种特定形式的权威，即等级制的权威。这种权威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例如，雇佣劳动便产生了这种权威，其中便包含“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会面……工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出卖自己的人身与自由”。国家同样是建立在等级化权威之上的，在其中“那些统治者”（即“那些制定国家法律框架的人，以及那些行使行政权力的人”）处于一种“与人民[追求自由的]愿望完全对立的特殊地位”。他们最终会“从自己所处的高位来俯视社会”，因此“凡是人们在说政治权力，实际上就是在说统治”——“对社会中或多或少一部分人的统治”。[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187 and p. 218]

因此，等级化的权威是集中化的、自上而下强加于人的。当巴枯宁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是所有权威的敌人”，而权威“会如同腐蚀那些被迫服从它的人一样，腐蚀那些行使[它]的人”的时候，他所针对的正是这种权威。[Op. Cit., p. 249] 换句话说，这里的“权威”实际上是“等级制度”（或“等级化权威”）的代称，也就是说，是决策的强加，而不是当个人自由结社时，与他人共同作出并自愿遵守的集体决策。作为这种权威的替代，巴枯宁提出了一种基于群众“自我治理”的“自然权威”。他并不反对个人将自己组织到群体中并管理自身事务，而是反对将合作必然等同于等级制的观念：

“因此对于科学和工业而言，就有必要存在劳动的分工与联合。在我看来——人类生活就是如此。每个人都是权威的领导者，同时也会反过来被他人所引导。因此，并不存在固定而恒常的权威，而是相互的、暂时的，以及最重要的——自愿的——权威与服从的持续交换。”[Op. Cit., pp. 353-4]

这种自由的联合将会是自由的体现，而非在等级制结构中的那样，是对自由的否定。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我们做决定的权力交给少数人（即政府）的观念。相反，权力应掌握在所有人手中，而非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我们非常清楚需要共同组织起来，因此也清楚必须遵守集体所达成的决议。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对团结的重视正是表达了这种认识。然而，组织的形式并不止一种。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或军队中确实存在“组织”和“纪律”，但几乎没有理智的人会认为，这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等级化的合作方式是值得追求的，尤其是在一个追求自由的社会当中。它根本无法与在自治联合体中通过自由讨论和辩论所达成并遵守的集体决议相提并论。正如巴枯宁所说的那样：

“纪律、相互信任以及团结，若能被正确地理解和践行，都会是卓越的品质；但若被滥用，则会是灾难……纪律[一词的某种用法]几乎总是一方面意味着专制，另一方面意味着对权威无意识的盲从……

“尽管我反对[这种]威权主义的纪律观念，但我仍然承认某种并不是无意识的纪律，而是自愿的、理智认可下的纪律，在大量个体共同进行任何形式的集体劳动或行动时——是必要的，并且将永远是必要的。在这些情况下，纪律只是所有的个人努力，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所自愿且深思熟虑后的协调。在革命时刻、在斗争之中，必然会根据每个人的才能，由集体整体评估与判断，自然地形成职能的分工：一些人指挥，另一些人则执行命令。但没有任何职能是固定的，它不会永久且不可撤销地附着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等级秩序与晋升并不存在，因此，昨天的执行者可以成为明天的受命者。没有人能够高于他人，即便他一时的擢升，也只是片刻之后再次回落，就像海浪一样，永远回归平等这一有益的水准。

“在这样的体系中，严格来说，权力已不复存在。权力被扩散到集体之中，成为每个人自由的真正表达，成为全体意志忠实而真诚的实现……这，才是真正的纪律，是自由组织所必需的纪律。这绝非国家所宣扬的那种纪律……那种古老、机械化、盲目的纪律。被动的纪律是所有专制的基础。”[Bakunin on Anarchism, pp. 414-5]

显然，恩格斯误解了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将自由视为纯粹否定式的，而是主张自由以两种不同却相互融合的方式体现。首先，是反抗，是在面对权威时展现自主性。这是它否定的一面。其次，是联合，是通过与平等者共同合作来展现自主性。这是它肯定的一面。正因如此，恩格斯只专注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否定面，而忽视其肯定面，从而描绘出一个错误的无政府主义形象。正如巴枯宁所言，自由是联系的产物，而非孤立的产物。一个群体如何组织自身，决定了它是威权的还是自由的。如果群体成员自己管理群体事务（包括管理哪些决策可以被委托），那么这样的群体就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如果这些权力被交给少数人（无论是否经选举产生的），那么这样群体的结构就是威权的。这可以从巴枯宁的论断中看出：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权力必须“扩散”到集体之中。很显然，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组织的必要性，也不否认制定并遵守集体决策的必要性。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决策应如何产生——是由下而上，由受其影响的人们共同制定；还是由上而下，由少数掌权者强加。

只有诡辩者才会混淆等级制的权力与人们自主管理事务的权力。将两个截然对立的概念——个体被老板的专断权力所支配，与有意识的平等者之间自愿的合作——都称为“权威”，这用词不当。被统治群体那种毫无生气的服从，根本无法与自由个体有组织的合作相提并论，而这恰恰是恩格斯所做的。前者的特征是等级制的权力，将被支配者沦为无意志、无思想，仅仅做机械运动的自动机；后者的特征则是参与、讨论与共识。两者固然都建立在合作之上，但若说后者像前者一样限制自由，就等于混淆了合作与强制。这也反映出一种明显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也就是认为与他人联合限制了自由，而非体现了自由。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的那样：

“然而在我们看来，组织，也就是说，为了特定目的的联合，并且具备实现该目的所需的结构与手段，这都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个孤立的人，甚至都无法维持野兽般的生活……因此，他必须与他人结合……要么服从他人的意志（沦为奴隶），要么将他人置于自己的意志之下（成为权威），要么——便是在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兄弟般的协议（成为合作者）。没有人能够逃脱这一必然性。”[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p. 84-5]

因此，组织“只是合作与团结的实践”，并且是“社会生活的自然且必需的条件”。[Malatesta, Op. Cit., p. 83] 显然，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需要组织，而在于我们如何组织。这意味着，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恩格斯严重混淆了截然不同的概念：“协调被草率地混淆为命令，组织被混淆为等级，协议被混淆为支配——确切地说，是‘专横的’支配。”[Murray Bookchin, Towards an Ecological Society, pp. 126-7]

社会主义，只有在当下由老板手中的棍棒所强制施加的纪律，被自由个体有意识的自律所取代时才会存在。社会主义并不是通过改变握棍者（从资本家到“社会主义者”的老板）而产生的。只有打破并根除这种奴性的纪律精神，并以自我管理取而代之，工人阶级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纪律，一种巴枯宁所谈到的那种自愿的自律，而这，才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正如克鲁泡特金精辟地指出：

“我在一个农奴主的家庭中长大，像我那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从事社会活动时十分相信有必要进行指挥、命令、训斥、惩罚等等。但当我在早期便不得不管理重大事务并与人打交道，而每一个错误都会立刻带来严重后果时，我开始理解依靠命令与纪律的原则，与依靠共同理解的原则之间的差异。前者在军事阅兵中运作得极其出色，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毫无价值；而要实现目标，只能由许多汇聚在一起的意志通过艰苦努力才能完成。”[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p. 202]

因此，恩格斯的文章并没有驳倒无政府主义。相反，他只是驳倒了他自己制造出来的稻草人。问题从来不在于某些任务是否需要合作、协调、集体活动与协议，而在于这些目标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因此，恩格斯的抨击完全偏离了重点。他没有真正回应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立场，或他们对“权威”一词的实际使用，而是基于对这些政治立场的错误假设做出一系列逻辑推论。要套用凯恩斯对冯·哈耶克的尖锐讽刺说，恩格斯的文章显示了当一个冷酷无情的逻辑学家从错误的出发点进行推演时，能制造出怎样的混乱。

对于集体活动，无政府主义者承认必须做出并遵守协议。集体活动当然需要集体的决策与组织。在这一点上，如果说恩格斯的抨击有一丝道理的话（即群体的努力意味着与他人合作），那么巴枯宁（和任何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都会赞同。但问题始终在于这些决策应如何产生，而不是是否需要产生。最终来说，恩格斯混淆了协议与等级制度，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会这样。

H.4.1 组织是否意味着自由的终结？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的论点可以概括为：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都意味着与他人合作，而这就意味着个人要从属于他人，具体来说是从属于集体。因此，权威无法被废除，因为组织意味着“个体的意志总是不得不去屈从，而这就意味着问题是以一种威权的方式得到解决的。”[Op. Cit., p. 731]

恩格斯的论点证明得过头了。如果说一切形式的集体活动都包含协议与“服从”，那么生活本身就变成了“威权”。依照恩格斯的逻辑，唯一的自由人只能是隐士。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无稽之谈。正如乔治·巴雷特所主张的：

“为了从生活中获得完整的意义，我们必须合作；而要合作，我们必须与同伴达成协议。但若认为这种协议意味着对自由的限制，那显然是荒谬的；相反，它们正是我们自由的体现。

“如果我们要编造一种教条，认为达成协议就是在上海自由，那么自由就立即变为暴政，因为它禁止人们享受最普通的日常乐趣。例如，我不能和朋友一起散步，因为如果同意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与他见面，那就违反了自由的原则。我完全无法将自己的力量扩展到自身之外，因为那就必须与他人合作，而合作就意味着协议，而这又违反了自由。很明显，这种论证是荒谬的。当我同意和朋友一起散步时，我并没有限制我的自由，而只是行使了它。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基于所谓更高的知识，认为锻炼对我的朋友是有益的，于是试图强迫他去散步，那么我才开始去限制自由。这就是自由协议与政府之间的区别。”[Objections to Anarchism, pp. 348-9]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恩格斯的论点，那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活着本身就不可能自由！毕竟只要参与任何共同的活动，你就会“从属于”他人，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做出决策和与他人交往来行使自由，反而会变成对自由的否定。显然，恩格斯的论证缺了些什么！

或许如果我们认识到，恩格斯所使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免于……的自由”，那么这一悖论就可以了。但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观点。我们将自由视为整体性的——既包括“免于”（freedom from），也包括“能够”（freedom to）。这意味着，自由是通过我们与他人建立的关系而维系的，而不是通过孤立。正如巴枯宁所说的那样：“孤立的个人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自由。对人而言，自由意味着被他人承认、被他人看待并被作为自由人对待。因此，自由不是孤立的特征，而是互动的特征；不是排斥的特征，而是联系的特征。”[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47] 当我们与他人形成等级制关系时，这才否定了自由，而不必然是在我们与他人交往的时候。与他人结合，正是个人自由的一种表达，而不是对它的否定！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自由在交往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交往的时候，虽然并不存在绝对的“自治”，但由于这种“自治”的概念会将自由限制到自我否定的地步，以至于使自治本身沦为笑柄，从而不会有理智的人会去追求它。再次引用马拉泰斯塔的话，我们所要的自由“不是绝对形而上学的、抽象的自由”，而是“一种现实的自由、可能的自由，也就是利益的自觉共同体、自愿的团结。”[Anarchy, p. 43]

显而易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清楚“任何人与他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而交往与合作时，必然会感受到需要使自己的行动与同志的行动相协调，不去做任何妨碍他人工作的事情，从而不妨碍共同的事业；并且尊重已经达成的协议——除非出现了意见分歧、环境变化或在首选方式上发生冲突，使得合作变得不可能或不适当时，真诚地希望退出这一合作。”[Malatesta,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p. 107-8]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集体的组织与合作并不意味着个性的终结。巴枯宁对此有精彩的表述：

“你们将会集体思考、将会集体存在、将会集体行动，但这丝毫不会妨碍每个个体智力与道德能力的充分发展。你们每个人都会带来自己的才能，而当你们汇聚在一起时，你们的价值将会增加百倍。这就是集体行动的法则……当你们为了这种共同的行动而携手时，你们将彼此许下兄弟般的互助，这将是……一种自由的契约……然后，当你们集体地开展行动时，你们必然会首先在彼此之间践行这种互助……通过地区性和地方性的组织……你们将会发现一种你们从未想象过的力量；而如果你们各自孤立地行动，仅仅根据个人的倾向，而不是作为一个经事先讨论并接受的一致决议的结果，那么就不可能产生这种力量。”[quoted by K.J. Kenafick, Michael Bakunin and Karl Marx, pp. 244-5]

因此，与恩格斯那种本质上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不同，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自由是我们如何交往的产物。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持续达成一致，也不意味着要不切实际地假定冲突与不合作行为会消失。对于在组织中拒绝合作的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结社自由同时也意味着不结社的自由，因此，那些无视集体达成的决定、并破坏组织运作的人，只需被“迫使离开”该社群即可。这样，一个自由的结社“便能够在没有我们今天那种权威式组织的情况下，保护自己。”[Kropotkin, The Conquest of Bread, p. 152]

显然，恩格斯“批判”所隐匿的东西远多于它所解释的东西。的确，人们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都涉及合作与强制，但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巴枯宁认识到了这一根本区别，并试图（或许还不够完整地）通过反对“权威原则”对其加以区分，并将他的政治理论建立在这一区别之上；而恩格斯却混淆了两者，在“权威”一词中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搅浑在一起，掩盖了差异。任何组织或团体都建立在合作与协调之上（也就是恩格斯所谓的“权威原则”）。这种合作是如何实现的，则取决于所涉组织的类型，而这又进一步决定了其中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才决定了一个组织是威权的还是自由意志的，而不是需要做出并遵守协议的普遍事实本身。

归根结底，恩格斯只是在把服从与同意混为一谈，把强制与合作混为一谈，把组织与权威混为一谈，把客观现实与专制混为一谈。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组织会限制自由，相反，我们认为关键在于我们创造的是何种组织。我们完全可以与他人建立基于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指出婚姻与自由恋爱之间的差别（见下一节）。一旦我们认识到决策可以建立在平等者之间的合作基础之上，就能看清恩格斯的文章的真实面目——一篇极其有缺陷的、劣质且失实的抨击之作。

H.4.2 自由恋爱是否揭示了恩格斯论点的不足？

是的！我们不要忘记，恩格斯实际上主张任何“以个体联合行动取代孤立行动”的活动，都意味着“将他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因此“个人的意志必然要从属于他人，这意味着问题是以威权的方式被解决的。”对恩格斯而言，这意味着在无政府主义下“权威”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改变了形式”。[Op. Cit., pp. 730-1]

然而，说权威只是改变了形式，只是忽视了威权组织与自由意志组织之间的质的差别。正是这种差别，巴枯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才不断强调自己是反权威主义者，反对“权威原则”。声称一切形式的联合必然是“威权的”，恩格斯削弱了社会主义的解放潜力。他使得联合内部的自由这一关键问题被大量诡辩所掩盖。

举例而言，可以比较婚姻与自由恋爱之间的差异。两者都要求两个个体共同生活，共享同一住所，共同安排他们的生活。同样的处境，同样的承诺。但这两者是否意味着相同的社会关系？它们是否都是“威权的”？

传统上，婚姻誓言是建立在妻子承诺服从丈夫的基础上的。她的角色仅仅是服从者（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正如卡萝尔·佩特曼所论述的，“直到十九世纪晚期，妻子的法律与公民地位都与奴隶十分相似”，理论上说，她“成为了丈夫的财产，并且与丈夫的关系如同奴仆与主人。”[The Sexual Contract, p. 119 and pp. 130-1] 因此，这里显然存在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男性支配女性的专制关系。这是一个建立在统治与服从之上的关系。

而在自由恋爱中，伴侣双方是平等的。他们共同决定自己的事务。他们所达成的决定是双方一致同意的，并不存在支配关系（除非有人认为达成协议本身就等于是支配或从属）。他们在相互尊重与互让互惠的基础上作出决定。对个体的从属在这里并没有实质是意义（充其量只能说，双方都“受制于”自己共同的决定——但这显然是严重滥用了“支配”一词）。在这里取代从属的，是自由的契约。

两种组织形式都涉及相同的活动——一对伴侣共同生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权威”只是换了形式吗？当然不是。二者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差别。前者是威权的，组织的一方支配另一方；而后者则是自由意志的，因为双方互不支配（或者说，他们作为伴侣“彼此支配”，但我们希望你同意：这显然是在滥用辞藻！）。其中，组织的每一方都同意做出的决定。那么，这些差别是否仅仅意味着我们改变了“权威”的名称？还是说权威已被废除，自由得以创造？这正是巴枯宁所使用术语的目的：强调在个人以无政府主义方式进行联合时，其社会关系发生的质变。也有少数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这种差别。例如，罗莎·卢森堡在论述时（或许并未有意地）重复了巴枯宁区分纪律与组织形式的观点。她曾说过：

“当我们用同一个词——纪律——来形容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时，我们就是在滥用语言并自欺欺人。这两种概念分别是：(1) 一个集体中上千只手脚无意识运动时，那种缺乏思想与意志的状态，(2) 一个有意识的群体在政治行动中自发协调的状态。在被压迫阶级受规训的顺从，与一个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阶级所展现的自律与组织性之间，能有什么共同点呢？……工人阶级将获得这种新的纪律意识，这种社会民主所特有的自觉承担的自律。这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强加纪律的结果，而是通过彻底根除其旧有的服从与奴性习惯而实现的。”[Rosa Luxemburg Speaks, pp. 119-20]

恩格斯之所以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决策方式，是因为他将二者都归结为从属与权威。区别其实十分明显：第一种方式涉及个人对他人的支配，而第二种方式则是个人“从属于”自身所作出的决定与协议的。前者是权威，后者则是自由。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的那样：

“这一点适用于一切形式的联合。两个个体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生活，可能导致一方被另一方的意志奴役，也可能为双方带来自由。家庭如此……大小联合体亦然、每一个社会制度亦然。

“共产主义能够采取各种形式：或是自由，或是压迫——而其他制度则做不到这一点。它可能产生修道院般的形式，其中所有人都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也可能产生一种绝对自由的组织，使个体完全保持其自由，仅在成员希望共同存在时才维系下去，不对任何人施加强制，更致力于维护、扩展并在各个方向上延伸个体的自由。共产主义可以是威权和专制的（在这种情况下，社群很快就会衰败），也可以是无政府主义的。而国家，则不可能如此。它要么是威权的，要么就不再是国家。”[Small Communal Experiments and Why They Fail, pp. 12-3]

因此，自由恋爱的例子表明，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恩格斯的论点不过是卖弄辞藻的诡辩。不言自明，组织必然包含合作，而这就意味着个人必然通过彼此间的协议来共同工作。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如何达成这些协议的，而不是他们是否会这样做。正因如此，恩格斯的论点将协议混淆为等级制度，将合作混淆为强制。简而言之，人们开展共同活动的方式决定了一个组织究竟是自由意志的还是威权的。这也是无政府主义者自称反威权主义者的原因，目的正在于强调不同组织集体生活的方式。

H.4.3 无政府主义者打算如何经营工厂？

在他针对第一国际内部反威权思想的论战中，恩格斯在1872年1月写的一封信中问道：“这些人〔无政府主义者〕，究竟是如何设想在最终没有一个决定性的意志、没有单一的管理的情况下，去经营工厂、运营铁路或驾驶舰船的呢？”[The Marx-Engels Reader, p. 729]

这只有在恩格斯完全不了解巴枯宁的思想时才会提出。巴枯宁在多处论述中都支持合作社，认为这是工人“无需守护天使、国家或前雇主，就能自行组织并亲自管理经济”的途径。巴枯宁“坚信合作社运动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才能繁荣并充分发挥其潜力：土地、生产工具和世袭财产由工人自己所有和经营；由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自由组织的联合会来管理。”[Bakunin on Anarchism, p. 399 and p. 400] 这意味着，巴枯宁和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非常清楚工厂或其他工作场所该如何组织：

“只有联合劳动，也就是说，建立在互惠与合作原则上的劳动，才足以承担维系……文明社会的任务。”[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41]

到了当年的十月，恩格斯终于“将类似的论点提交给最为激进的反威权派”，后者回应说，经营工厂、铁路或驾驶舰船确实需要组织，“但这并不是我们赋予代表权威的问题，而是委托一项职责的问题！”恩格斯评论道，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他们改变了事物的名字，就是改变了事物本身。”因此他认为，在无政府主义下，权威“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不会被废除，因为“凡是提到联合行动，就意味着组织”，而不可能“在没有权威的情况下进行组织”。[Op. Cit., p. 732 and p. 731]

然而，恩格斯实际上只是混淆了两件不同的事物：权威与协议。与他人达成协议是自由的运用，而不是自由的限制。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结社及其所带来的劳动分工的好处”，使得人类“走向了团结”。但是在阶级社会之下，“结社带来的好处、人类能够从同胞支持中得到的利益”被扭曲了，少数人“通过将他人置于[自己的]意志之下，而不是与他们共同合作”，来攫取“合作的好处”。这种压迫“仍然是结社与合作，因为没有它们就不可能存在人类生活；但这，是由少数人强加并为其私利所控制的合作方式。”[Anarchy, pp. 30-1] 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将结社组织起来以消灭支配。通过工人集体组织起来，自主决定自身劳动事务（以现代术语来说，就是工人自我管理），就将实现这一点。这并不需要资本主义下那种威权的社会关系：

“当然，在每一项大型集体事业中，劳动分工、技术管理、行政等等——都是必要的。但是威权主义者却拙劣地玩弄文字游戏，把对劳动组织的真实需要，歪曲为政府存在的理由。政府……是一些曾经或已经攫取了立法权与强制他人服从手段的人，所汇聚合流的场所；而行政人员、工程师等人，则是被任命或主动承担具体工作并加以执行的人。政府意味着权力的委托，也就是意味着所有人主动权与主权的放弃，将其交到少数人手中；而行政意味着工作的委托，即自由协议之下、基于自由协议的服务交换的任务分派与接受，……切勿混淆政府的职能与行政的职能，两者在本质上截然不同。如果今天二者常常被混为一谈，那只是由于经济与政治特权所致。”[Op. Cit., pp. 41-2]

对于某些任务而言，其本质就要求合作与共同活动。以铁路网络为例，它的顺利运作就需要众多工人的共同努力。司机依赖信号操作员的工作，也依赖列车员提供确保铁路顺畅运行的必要信息。乘客则依赖于司机和其他工人，来保证他们的旅程安全而快捷。由此可见，确实存在客观上合作的需要，但这一需要是由相关人员理解并同意的。

如果某项活动需要若干人的合作，且只有当这些人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工作时才能完成，因此就必须制定并遵守协议，那么：个人若要反抗，只能选择退出该结社——这无疑是自然的事实。同样，如果一个社团认为选举一名代表来承担由集体分配的任务是明智的，那么这依旧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说：因为相关个人对此表示同意，因此这就并不是让外部意志强加于他们——个人已经被合作的必要性所说服，并因此自愿去做。

如果一项活动要求相当多的人合作，那么显然，参与其中的个人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这依旧是自然的事实。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习惯于否认常识。问题仅仅在于，这些个人是如何协调他们的活动的：是通过自我管理？还是通过等级制（权威）？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明确指出，产业应当由工人自身通过自由结社来管理。如此一来，老板的支配将被平等者之间的协议所取代。

H.4.4 阶级斗争是如何驳斥恩格斯论点的？

恩格斯认为，大规模工业（或者说任何形式的组织）都意味着“权威”的必要性。他声称工厂的门口应当写着“Lasciate ogni autonomia, voi che entrate”（“入此门者，当舍弃一切自主”）¹⁰⁵。这正是资本主义的本质：雇佣工人领取工资的代价就是服从。恩格斯论证说，即便在社会主义之下，这种服从也是必要的，因为运用“自然的力量”意味着“一种独立于一切社会组织的真正的专制”。他由此得出结论：“企图在大规模的工业中废除权威，就等同于企图废除工业本身。”[Op. Cit., p. 731]

可以在阶级斗争中找到对恩格斯论点的最佳回应。鉴于恩格斯本人就是一名资本家（即一间工厂的实际所有者），他或许并不了解当工人采取“按章工作”时这种方法是否仍然有效。这种做法基本上就是严格按照老板的指示行事，无论这样做对效率、生产等方面产生的后果。简言之，当工人拒绝运用自主性时，这反而可以成为阶级斗争中极为有效而有力的武器。

这种武器长期以来被工人使用，并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成员的倡导。例如，IWW的小册子《如何炒了你的老板》（《How to fire your boss》）中指出：“工人们经常违背命令，采用自己的方法做事，甚至无视权力链条，而仅仅是为了完成公司的目标。往往就连负责执行规章的管理人员，也默认必须采取这些捷径才能按时完成生产任务。”这本小册子正确地指出：“如果所有这些规章制度都被严格地逐字逐句执行”，那么“结果将是混乱——生产与士气都会一落千丈。而最妙的是，工人不会因为这种战术而受到惩罚，因为他们毕竟是在‘严格遵守规则’。”

英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直接行动运动”也表示赞同，甚至引用了一位工业专家的话来说明这种情况：

“如果完全遵守管理者的命令，结果将是混乱，生产与士气都会下降。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工人们常常必须违背命令，采用自己的做事方式，并无视权力链条。没有这种系统性的破坏行动，很多工作根本无法完成。这种以不服从与欺瞒形式出现的不请自来的破坏，尤其是使得庞大官僚机构能够有效运作所必需的。”[J.A.C. Brown, quoted in Direct Action in Industry]

工人抵抗的另一种武器被称为“消极工作”，它与“按章工作”密切相关。这一战术的目的在于“放慢生产”，以此从管理层手中争取利益：

“即使是最简单、最重复的工作，也需要一定的主动性，而在这种情况下，去拒绝展现任何非义务性的主动性……[这]会导致生产下降——尤其是质量上的下降。工人以最低限度完成每一道工序；一旦出现任何小问题，他便立即放弃一切责任，交给其上级处理；他机械地操作，不检查成品，也不费心调整机器。总之，他尽可能地偷懒，但从不做出任何明显违法的事。”[Pierre Dubois, Sabotage in Industry, p. 51]

“按章工作”与“消极工作”的实践，显示出恩格斯（与任何资本家一样）与车间现实的脱节。这些直接行动之所以极为有效，正是因为工人们拒绝在工业生产中自主行动，拒绝在日常劳动中自行解决问题，而是按照恩格斯观点，将所有决策都推回给那必要的权威。结果是工厂运转迅速停滞。支撑工厂运作的并不是权威的“专断的”意志，而正是工人在日常工作中，为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所做的自主思考与行自主动。在此相对照下，等级制度的视角“忽视了任何现实运作的社会秩序中的基本特征。这一真理在按章罢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关键正在于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无数非正式的实践与即兴发挥，而这些根本无法被编入规范。只需工人一丝不苟地遵守规则，就几乎可以使生产陷于停顿。”[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p. 6] 正如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说的那样：

“对剥削的抵抗，表现为工人生产率与努力程度的下降……同时，也表现为最低限度的集体与自发工作管理与组织的消失——而这种管理与组织原本是工人们在必要条件下自然付出的。任何现代工厂若没有这种工人小组自发的工作组织，连二十四小时都无法运转。这种自发组织独立于官方管理，通过填补正式生产指令的空白、为突发事件与设备的常规故障做准备、弥补管理层的错误等方式，使生产能够维持下去。

“在‘正常’的剥削条件下，工人一方面必须以这种方式自我组织，以便完成工作——否则将会遭受直接后果——同时，他们也有出于本能的愿望去把工作做好；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清楚地意识到，这样做只是为老板的利益服务。更糟的是，工厂的管理装置不断试图‘指导’工人活动的方方面面，而这往往只会阻碍他们的自我组织。”[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vol. 2, p. 68]

不言而喻，任何集体活动都需要合作与协调。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认这一自然事实，但恩格斯所认为无可辩驳的例子恰恰揭示了其论点的谬误。如果大规模工业按照恩格斯所主张的方式运行，它将很快陷入停滞。因此，试图消除工人的自主性是徒劳的，因为“工业的历史就表明，……任何此类试图控制工人自由的管理措施，必然会遭遇这样一种矛盾：自由正是高质量生产的必要条件。”[David Noble, Forces of Production, p. 277]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宁与托洛茨基统治下的俄国正好印证了这一事实。对在铁路工人中强制推行“行政集权”，结果却“带来了对距离的无知与无法正确应对地方情况……随着党务官员握有单方面的权力并坚持所有命令必须严格执行，‘我没有收到指示’便愈发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防御性与自我保护的理由。契卡的冷酷无情虽然在灌注恐惧，但镇压……却只会损害日常运作所需的主动性。”[William G. Rosenberg, "The Social Background to Tsektran", pp. 349-373,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Diane P. Koenker, William G. Rosenberg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p. 369] 在缺乏处理地方问题所需的自主性时，铁路的运作受到严重破坏。而不出所料，1920年9月托洛茨基将铁路工人置于“劳动军事化”之下，仅仅数月后，在1920-1921年的冬天便发生了“铁路网络的灾难性崩溃”。 [Jonathan Aves, Workers against Lenin, p. 102] 没有比列宁的要求更能摧毁经济的了：工人的任务就是“在工作中，毫无疑问地服从苏维埃领导人、服从独裁者的意志。”[Collected Works, vol. 27, p. 270]

工人斗争的经验表明，确保大规模工业废止的不是自主性的行使，而是自主性的废除。工人有意识地拒绝行使自主性，就能使工业陷于停滞，而这正是阶级斗争中有效的工具。任何工人都清楚，正是我们自主决策的能力维持着工业的运转。

因此，废除权威并不会使大规模工业成为不可能，而废除自主性则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组织工业，以便既尊重这种必要的自主性，又在其基础上实现工人之间的合作。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正是通过工人自我管理的协会来实现的，在其中，等级性的权威被集体的自律所取代。

H.4.5 工业的运作方式是否“独立于一切社会组织”？

如前一节所述，恩格斯认为，运用“自然的力量”意味着“一种独立于一切社会组织的真正专制”。这就意味着，“企图在大规模的工业中废除权威，就等同于企图废除工业本身。”[Op. Cit., p. 731]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恩格斯的言论在一个重要方面忽视了阶级社会的现实。现代（“大规模”）工业并不是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中立或自然地、独立于一切社会组织而发展。相反，它是在阶级斗争以及技术发展的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而技术往往是这种斗争中的一种武器——见D.10节）。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说的那样：

“管理层组织生产，其目的在于实现‘最大效率’。但这种组织方式的首要结果，就是激起工人对生产本身的反抗……为了对抗工人的抵抗，管理层引入了越来越细致的劳动与任务分工……机器被发明或被挑选出来，而遵循的根本标准只有一个：它们是否有助于管理层在与工人的斗争中取胜？它们是否进一步减少了工人的自主空间？它们是否有助于最终完全取代工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的生产组织……就是阶级性的组织。技术主要是阶级性的技术。任何管理者……都绝不会在工厂中引入能增加某个工人或某群工人自主操作自由的机器，即便这种机器能够提高产量。

“工人在这场斗争中绝不是无能为力。他们不断发明自我防卫的方法。他们在‘表面上’遵守规章的同时打破规章。他们进行非正式的组织，保持集体的团结与纪律。”[The Meaning of Socialism, pp. 9-10]

因此，阶级斗争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工人反抗管理层在生产过程中消灭其自主性的企图。这种斗争正是催生了一种恩格斯所声称的机器，它产生了“一种独立于一切社会组织的真正专制”。但不论恩格斯在暗示什么，工业的发展方式并不独立于阶级社会，而这种“专制”恰恰是被人为塑造出来的。举例来说，或许要求十个人来操作一台机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实，但这台机器本身却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类的发明，因此是可以改变的。同样，工作组织并不存在“自然的事实”要求由经理向工人发号施令——它完全可以由工人自己来组织，通过集体的自律来协调他们的共同劳动。

大卫·诺布尔引用了一位工会车间代表，后者直言到：工人“不是自动机器。我们有眼睛可以看，有耳朵可以听，有嘴巴可以说。”诺布尔评论道：“对管理层而言……这恰恰就是问题所在。工人掌控着机器，并且通过工会对劳动分工和工作内容拥有真正的权威。”[Forces of Production, p. 37] 正是这种自主性使得管理者不断加以压制，并引入技术来对抗。因此，恩格斯所谓机器即是“专制”的说法，掩盖了阶级社会的本质事实，并掩盖了权威实际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同样，不同的组织方式意味着执行集体任务时存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正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无政府主义者才自称为反威权主义者。

显然，恩格斯完全无视了资本主义工业内部真实的权威关系，他与自己声称反对的资本主义一样，将老板的需求提升为“自然的事实”。事实上，这难道不是每一个老板或资本主义拥护者的老调重弹吗？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就曾散布过这种荒谬言论，他声称：“工团主义思想的根源在于一种信念，即认为企业家和资本家是不负责任的独裁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经营……这一论点的根本错误显而易见[原文如此!]。企业家和资本家并不是不负责任的独裁者。他们无条件地服从于消费者的主权。市场就是消费者的民主。”[Human Action, p. 814] 换言之，老板对工人发号施令并不是他的过错。当然不是啦，这全是因为机器的专制、自然的必然、市场的逻辑、消费者的需求……却唯独不是因为那个真正下达命令并惩罚不服从者的权威者！

不言而喻，与恩格斯一样，冯·米塞斯的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为老板并不仅仅是在复述市场的指令（即便假设市场真是所谓的“消费者的民主”，但事实也并不如此）。相反，他们根据自己对工人的主权发出命令。工人当然可以自己管理事务，并直接回应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的“主权”（如同机器和联合行动的“专制”）独立于工作场所中现存的社会关系，但社会关系本身却并不由市场预先决定。因此，同一个车间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而工业的运作方式必然依赖于社会组织。工人既可以自己管理事务，也可以被迫服从老板的统治。说“权威”依然存在，只是混淆了“协议”与“服从”之间的根本区别。

通过阶级斗争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区分组织形式和决策方式的重要性。在西班牙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民兵来对抗法西斯。其中一支队伍由无政府主义战士杜鲁蒂领导。他的军事顾问佩雷斯·法拉斯是一名职业军人，担忧在军事组织中应用自由意志原则的情况。杜鲁蒂回答道：

“我已经说过一次，现在再说一遍：我一生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我肩负着这个集体的责任，并不会改变我的信念。正是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才同意承担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交给我的任务。

“我不相信——而且眼前的一切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工人民兵能够按照传统的军事规则来运作。虽然我相信纪律、协调和计划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我们不应该用我们正摧毁的那个世界的术语来界定它们。我们必须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我和我的同志们坚信，团结是激发个人责任感与愿意接受纪律为自律行为的最佳动力。

“战争是被强加给我们的……但我们的目标则是革命性的胜利。这意味着打败敌人，同时也意味着人的根本改变。为了实现这一改变，人必须学会作为一个自由人来生活和行事，这是一种锻炼；他的个性与责任感，他掌控自身行为的能力，都会在其中得到发展。工人在劳动中不仅改造了他所加工的物质，同时也通过劳动改造了自己。战士也不过是一个工人，只是他的工具是一支步枪——他应当追求与工人相同的目标。人不能像一个服从命令的士兵那样行事，而应当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去理解自己所做之事的重要性。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我同样知道，凡是无法通过理性达成的事情，也绝不可能靠武力实现。如果我们必须依靠恐惧来维持军事机器的运作，那么我们所改变的也不过是恐惧的颜色。唯有从恐惧中解放出来，社会才能在自由中建立自身。”[quoted by 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74]

难道认为民兵内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与资本主义或列宁主义军队中所存在的社会关系完全相同，这种说法真的令人信服吗？同样的道理，显然也适用于工人协会与雇佣劳动。归根结底，恩格斯论点的根本缺陷在于，他竟然认为“一个大工厂的自动化机器，比雇佣工人的小资本家还要专制得多。”[Op. Cit., p. 731] 在这里，权威与自由被抽离出具体的人，就好像威权的社会关系能够独立于个体而存在一样！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的正是这种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抽象的概念。

恩格斯的论点适用于任何社会以及任何需要共同努力的任务。例如一张桌子需要四个人才能搬动，那么这四个人就要服从于重力的“专制”！在这种“专制”下，我们能否说，这四个人是服从于某个要他们搬动桌子的主人的奴隶，还是他们自行同意搬动桌子并共同决定最佳方式，这并不重要呢？在这两种情况下，搬桌子的人都要服从同一个重力的“专制”，然而在后者的情形中，他们并不受制于其他人类的专制，而在前者中则显然如此。恩格斯不过是在玩文字游戏！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基本论证的谬误。他在攻击无政府主义时，实际上是借用了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也就是说，自由先于社会而存在，并在社会中受到限制）。恩格斯不像巴枯宁一样是把自由看作互动的产物，而是将其视为孤立的产物。他把集体活动看作是必然王国（借用马克思的说法），而不是自由王国。实际上在恩格斯看来，机器和自然的力量都是“专制者”！仿佛专制并不是人类之间特定关系的表现。正如布克钦所论述的：

“对恩格斯而言，工厂是技术的自然事实，而不是资产阶级重组劳动的特殊方式；因此在共产主义下，它将会和在资本主义下一样地存在。它将‘独立于一切社会组织’而持续存在。要协调工厂的运作就需要‘强制性的服从’，其中工人完全缺乏‘自主性’。无论是阶级社会还是无阶级社会，必然王国同时也是命令与服从的王国、统治与被统治的王国。与一切阶级社会自诞生以来的阶级理论家完全一致，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与命令和统治结合起来，把它视为一种自然事实。统治从一种社会属性，被重构为在技术先进社会中自我保存的前提条件。”[Towards an Ecological Society, p. 206]

鉴于此，可以认为，恩格斯的《论权威》对俄国革命堕落为国家资本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有意模糊自我管理与威权式组织之间的差异，他为布尔什维主义提供了消灭工人生产自我管理的意识形态辩护。毕竟，如果自我管理和等级管理都涉及相同的“权威原则”，那么生产如何组织就无关紧要了，工业究竟是由工人管理还是由任命的经理来管理也并不重要（正如恩格斯所强调的，工业中的权威独立于社会制度，而一切形式的组织都意味着从属）。默里·布克钦由此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立场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显然，如果设想工厂是一个‘必然王国’[而不是‘自由王国’]，就没有任何自我管理的必要。”[Op. Cit., p. 126] 因此，从恩格斯在《论权威》中的论证，到列宁在俄国革命中为强加资本主义组织形式所作的辩护，并不需要跨越甚远：

“首先，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任命个人、任命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是否在总体上与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原则相容呢？……从当前特定任务的角度来看个人独裁权的意义，我们必须承认，大规模机器工业——正是社会主义的物质源泉、生产基础、根基——要求绝对和严格的意志统一，以指挥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劳动……但如何才能保证严格的意志统一呢？唯有成千上万的人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对唯一意志无条件的服从，对于大规模机器工业模式下的进程的成功是绝对必要的。在铁路上，这种必要性要高出两倍、三倍……今天……革命要求——正是为了它的发展和巩固，正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劳动领袖的唯一意志。”[Collected Works, vol. 27, pp. 267-9]

因此，布尔什维克无需考虑用被赋予“独裁权力”的任命经理来取代工厂委员会，是否会影响工人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毕竟，无论哪种方式他们都要服从）。他们也无需担心将经济权力交到国家任命的官僚手中，因为无论如何“权威”和服从都是经营工业所必需的。恩格斯曾以现代的大规模生产工厂制度为直接类比，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工人委员会、自主性、参与和自我管理的主张。恩格斯和列宁都认为，在现有的生产方式下，权威、等级制度，以及对服从与支配的需要，都是不可避免的。那也就难怪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工人会沦为国家的农奴。恩格斯以他自己的方式，为布尔什维克无视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提供了理由，从而也为俄国革命的堕落做出了贡献。

简而言之，恩格斯错了。合作与协调活动的必要性或许独立于社会发展，但社会的性质却会影响这种合作是如何实现的。如果这种合作是通过等级化的方式来实现的，那么该社会就是阶级社会；如果这种合作是通过平等者之间的协议来实现的，那么该社会才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工业的运作方式实际地依赖于它所处的社会形态。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将会基于工人在自由联合中的自由协议来运行工业。这当然需要制定并遵守共同的决策，但这种协调是平等者之间的，而非主仆之间的。正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恩格斯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事业。

H.4.6 为什么恩格斯的《论权威》损害了马克思主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恩格斯的文章《论权威》同样打击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恩格斯在1894年却忘记了他在1873年写下的话，说到对他和马克思而言，“最终的政治目标是克服整个国家，因此也要克服民主。”[quoted by Lenin, "State and Revolution", 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331] 列宁则说到，“国家的消亡同时也意味着民主的消亡。”[Op. Cit., p. 332]

问题在于一个尴尬的事实：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声称，任何形式的集体活动都意味着“权威”，因此意味着（“有可能的”）少数服从多数，并且意味着“他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Marx-Engels Reader, p. 731 and p. 730] 列宁意识到这一矛盾，强调“有人甚至可能开始担心，我们是否在期待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将不被尊重的社会秩序。”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只是拒绝将民主理解为“对民主这一原则的承认”，而是主张“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它承认少数服从多数，即一种由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由一部分人口对另一部分人口系统性使用暴力的组织形式。”他进一步声称，“对一般人使用暴力的需要、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的需要，将会消失，因为人们将会习惯于在没有强制、没有服从的情况下，遵守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Op. Cit., pp. 332-3]

这无异于玩弄词藻！列宁在其执笔之前总结恩格斯的《论权威》时写道：“这难道不清楚吗……复杂的技术单位，基于机器的使用和许多人的有序合作，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服从、没有某种权威或权力，是无法运作的。”[Op. Cit., p. 316] 然而现在，他却声称共产主义将不再涉及任何“服从”，同时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为基础！这不矛盾吗？但或许也不尽然，因为他主张少数人将会“习惯于……社会生活”的条件——换句话说，承认你必须遵守与他人所达成的协议，就并不意味着“服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印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与他人作为平等者达成协议，并不涉及支配或服从，而是自主与自由的体现。

同样，我们也发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证说，社会主义“终结了人类隶属于自己生产资料的旧有关系”，并且“生产性的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将成为解放他们的手段。”这部著作写于1878年，比《论权威》晚了六年，而在后者中他却强调“一个大型工厂的自动机器，比起雇佣工人的小资本家更加专制”，并且“对自然力量的征服”将会以“把人置于独立于一切社会组织的真正专制之下”，向“人类……复仇”，[Op. Cit., p. 720, p. 721 and p. 731] 恩格斯显然自相矛盾。在攻击无政府主义者时，他声称人类“隶属”于生产资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完全“独立于一切社会组织”。然而仅仅六年后，他却宣称社会主义将废除这种对现代工业“真正专制”所不可避免的隶属关系！

从恩格斯与列宁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内部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因为“服从”和“权威”独立于我们所处的具体社会，他们主张权威（“隶属”）将始终存在，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另一方面，他们又声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将是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服从”、“没有强制”的社会，并且会终结“人类隶属于自身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两种立场根本无法调和。

简而言之，如果《论权威》是正确的，那么逻辑上这不仅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不可能存在，同时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样不可能存在。列宁和恩格斯企图左右逢源：一方面，他们宣称无政府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集体活动都意味着隶属与服从；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社会主义将终结这种不可避免的隶属关系。而且，他们还一边论证民主将被“克服”，一边又声称它永远无法被克服。归根结底，这表明恩格斯的论文不过是一篇没什么亮点的廉价论战文章而已。

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更糟糕的是恩格斯还评论道：权威与自主“是相对的事物，其领域随社会的不同阶段而变化”，并且“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生产与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发展，因而日益扩大了这种权威的范围。”既然这是“一种真正的专制”，而马克思主义又以在现代工业中实现“一项单一而宏大的计划”为目标，那么在整个劳动日内，自主与自由的空间只会不断缩小。[Op. Cit., p. 732, p. 731 and p. 723] 如果像恩格斯反驳巴枯宁时所说的那样，机器与工业意味着专制，那么列宁所追求的“将整个国家经济机制改造为一台庞大的机器……以便使数亿人口能够被一个单一的计划所引导”，这又是何意呢？[Collected Works, vol. 27, pp. 90-1] 毫无疑问，用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真正的专制”。

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将工作日缩减到最短，从而减少人们作为机器之奴（以及计划之奴）的时间。而恩格斯的论点，则自动地摧毁了把劳动转变为创造性的、赋权的、解放性体验的构想。和资本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样建立在“劳动即地狱”与对生产者的支配基础上。这很难说得上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未来愿景。

H.4.7 革命是否是“最为威权的事物”？

除了“权威”对于每一项集体活动都是必需的这一论点之外，恩格斯还提出了另一项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点。这第二个论点便是：革命本质上就是威权主义的。用他的话说：“革命无疑是最为威权的事物；它是一部分人口，以步枪、刺刀和大炮，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的行为——如果真存在威权的手段，这便是了；而且如果胜利的一方不想让斗争付诸东流，就必须用其武装在反动派中激起恐怖来维持这种统治。”[Marx-Engels Reader, p. 733]

然而，这样的分析没有包含任何阶级分析，因此必然会误导作者与读者。恩格斯认为革命是“一部分人口”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人口”的过程。这当然没有错——但恩格斯未能指出阶级社会的性质，也因此没有指出社会革命的性质。在一个阶级社会中，“一部分人口”无时无刻不在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人口”——掌权者将其意志，强加于那些在社会等级制度中低于他的人。换句话说，就是统治阶级通过工作场所的等级结构，在劳动的每一天中向工人阶级强加它的决定，并通过国家向社会强加其意志。将“人口”当作没有阶级分化、因而不受特定权威性社会关系制约的整体来讨论，纯属是自由主义的一派胡言。

一旦我们认识到这里说的“人口”是被划分为阶级的，就能轻易看出恩格斯论点的谬误。在社会革命中，革命的行为就是被压迫、被剥削者推翻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权力与权威。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解放的行为，在其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等级支配被消灭，并被多数人自由掌握自己生活所取代。摧毁权威怎么会是威权的呢！因此，社会革命在根本上是一种解放行为，被压迫者为了结束那种“一部分人口[每天]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人口”的制度，而为自身利益而行动。

“要有效地与我们的敌人斗争，我们不需要否认自由的原则，哪怕是一瞬间的否定：我们只需要渴望真正的自由，并希望它属于所有人；既属于我们自己，也属于他人。

“我们要用暴力剥夺有产阶级，因为他们正是用暴力来攫取社会财富并用它来剥削工人阶级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自由只是一种存在于未来的美好事物，而是因为自由在今天和明天都同样宝贵，而财产所有者却剥夺了我们行使自由的手段，实际上也就剥夺了我们的自由。

“我们要推翻政府，一切的政府——并通过暴力推翻它们，因为正是通过暴力，它们迫使我们服从——再一次地，这并不是因为当自由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就嗤之以鼻，而是因为政府本身就是对自由的否定，而不推翻政府，便不可能有自由……

“压迫与剥削的自由……就是对自由的否定：我们的敌人对‘自由’一词做无关的、虚伪的利用，这不足以让我们否认自由的原则——而自由正是我们运动的突出特征，也是人类生活与进步中永久、恒常、必不可少的因素。”[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51]

奇怪的是，恩格斯实际上是在论证：推翻暴政本身就是对暴君的暴政！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明确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只承认暴力作为正当防卫的手段；而如果他们今天主张暴力，那是因为他们认为奴隶始终处于正当防卫的状态之中。”[Op. Cit., p. 59] 因此，恩格斯未能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理解革命（因为他本人是个资本家，所以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所谓“武装工人”对资产阶级的“权威”，实质上只是工人阶级对自身自由的防卫——他们要抵御那些试图通过复辟革命所要消灭的那一整套威权社会关系，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正如我们在H.2.1节中讨论过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直认为，革命必须防御那些企图把群众重新压回社会等级最底层的人。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把对自由的防卫与“权威”混为一谈，正是政治上的混乱表现。归根结底，恩格斯的态度就像自由主义者一样，把被压迫者为结束压迫而采取的暴力，与压迫者维持压迫所施加的暴力划上等号！

不用说，这同样适用于阶级斗争。例如，真的因为纠察线试图将工人的意志强加于资本家、警察或工贼，那么它就是威权主义的吗？相反，它难道不是在资本家及其爪牙（警察和工贼）的威权面前，捍卫工人的自由吗？难道抵抗权威、建立新的结构——如罢工大会与纠察线——让原本被从属的工人能够直接、无须老板管理地掌握自身事务，这也是“威权”吗？难道对抗老板的权威，宣告并行使自己的自由，也是“威权”吗？当然，都不是。

从结构上看，罢工大会和纠察线——这些都是自我管理的联合形式——根本无法与“权威”（例如国家）相提并论。试图让两者平起平坐就是没有认识到两者根本上的差异。罢工大会和纠察线中，罢工者自己决定政策，并不将权力委托给某个权威（任何罢工委员会都只是执行罢工者的决定，否则便被替换）。而在国家中，权力被委托给少数人手中，由他们随意地行使。这必然使底层失去权力，他们被降格为单纯的选民和听命者（即形成了一种威权关系）。这种局面只会导致社会革命的死亡，因为社会革命若要成功，必须依赖所有人的积极参与。这也顺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谬误：它声称要建立一个以全民参与为基础的社会，却偏偏推崇一种排除这种参与的组织形式——中央集权。

乔治·丰特尼斯在总结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时写道：

“因此与其说国家的概念——权力由一支与群众隔离的专门集团来行使，我们不如提出工人直接权力的概念：在这里，由随时可以被罢免并且受到监督的选举代表（他们的薪水与其他工人相同），来取代等级化、专业化、特权化的官僚机构；在这里，由诸如苏维埃、工会、公社等行政机关控制的民兵（不给予军事技术人员任何特殊特权，实现全民武装的理念），来取代那种与社会整体脱节、并隶属于国家或政府的专断权力的军队。”[Manifesto of Libertarian Communism, p. 24]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恩格斯的这一批判，并亚于他那“组织即权威”的论点。总而言之，他的论点只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革命分析，完全缺乏阶级立场与阶级分析，因此既不能理解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也无法回应它。把革命简单描述为两个群体，其中一个“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个”，却完全没有揭示这些群体之间（即阶级之间）所存在的社会关系，以及革命所试图推翻的权威关系。由此，恩格斯的批判完全偏离了要点。

H.5 什么是先锋队理论？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它？

许多社会主义者追随列宁的思想，尤其是他关于先锋党的思想。这些思想最早由列宁在他（臭名）昭著的作品《怎么办？》中提出，该书被视为布尔什维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著作之一。

这些思想的核心是“先锋队理论”或“先锋党”的概念。按照这一观点，社会主义者需要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个政党内进行组织，以便在阶级斗争中取得决定性影响。这样的政党的最终目标是发动革命并夺取政权。其短期目标则是将所有“有阶级意识”的工人汇聚到一个“有效”且“高效”的政党中，同时吸纳那些自认为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其他阶层成员。该党将实行严格的集中制，所有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决定，众口同声、步调一致。没有这个将其政治思想灌输到工人阶级中的“先锋队”（因为据说工人阶级仅凭自身努力只能达到工会意识），革命就不可能发生。

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为这种类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而“先锋队”政党的愿景也明确地在共产国际中形式化。正如列宁所说：“布尔什维主义创造了第三国际的思想和策略基础……布尔什维主义可以作为所有人的策略榜样。”[Collected Works, vol. 28, pp. 292-3] 以俄国共产党为榜样，布尔什维克关于政党组织的思想被提升为全球革命者的典范。从那以后，列宁主义者及其分支（如托洛茨基主义）的追随者便以这种方式来组织自己（虽然成效不一）。

无政府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质疑：将一个在沙皇俄国半封建条件下发展出来的组织模式，不加区别地套用于任何（无论发展水平如何的）国家，这真的明智吗？而且，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否是，基于各国具体条件下形成的革命倾向来进行建设，而不是引入一个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模式？然而，先锋队模式的拥护者并不从这些（根本上唯物主义的）角度去质疑它。尽管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工人普遍认同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思想，这一传统却被抛弃，转而采用一种主要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一个仍以封建与专制为主的国度中发展出的模式。在实际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斗争中总结出的经验，反而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沙皇制度下运作的政党的经验。虽然大多数先锋队理论的支持者承认当今的条件已不同于沙皇俄国，但他们依然坚持采用那个时代背景中发展出的组织方法，并讽刺性地以其在二十世纪初俄国“成功”的经验作为理由来加以辩护——而当时的条件与现在完全不同！而且列宁主义者还在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

或许，布尔什维主义之所以拒绝唯物主义的方法，是因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革命运动都是明确的反议会主义、直接行动主义、分权主义、联邦主义，并受到自由意志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唯物主义的分析，正是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对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批判的核心之一（例如，赫尔曼·霍特《致列宁同志的公开信》便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论点、策略和假设的极好回应）。而将一切工人运动硬性塞进一个“官方认可”的模式的做法，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面对任何不符合他们对工人运动设想的运动（即组织政党并参加“政治行动”，也就是参加资产阶级选举）时，他们往往直接将其斥为非无产阶级“宗派”的产物。甚至在1872年第一国际的海牙会议上，他们操纵程序，强行让所有支部必须接受“政治行动”，以此试图摧毁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的影响力。

因此，本节的FAQ将解释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拒绝这一模式。在我们看来，“先锋党”的整个概念从根本上说就是反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模式非但没有提供一种实现革命的有效和高效的途径，反而是精英主义的、等级化的，并且在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方面极其低效。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政党通过其组织原则和在群众组织与团体内部的操纵性策略，疏远了活动家和激进派，从而在阶级斗争中扮演了有害的角色；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则可能篡夺权力，建立一种新的阶级社会（国家资本主义），在那里工人阶级被新的统治者（即，党的官僚层级及其任命人员）所压迫。

然而，在讨论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拒绝“先锋队理论”之前，我们需要强调几点。首先，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工人阶级存在政治意识方面的分化。其次，基于这一事实，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承认有必要进行组织，以传播我们的思想，并积极参与、影响并从阶级斗争中学习。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都意识到，革命者必须以革命者的身份进行组织。第三，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清楚革命少数派在阶级斗争中发挥鼓舞人心和“领导”作用的重要性。我们并不否认革命者在斗争中“带个头”的必要性，我们拒绝的，是制度化领导的理念，以及先锋队理论中暗含的（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等级关系。

因此，我们并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反对“先锋队理论”。所以，当像托尼·克里夫这样的列宁主义者声称“阶级中的层次不齐使得有必要形成政党”时，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是：“阶级中的层次不齐”确实使得革命者必须组织起来以影响阶级，但这种组织不必也不能采取先锋队政党的形式。[Tony Cliff, Lenin, vol. 2, p. 149] 我们之所以拒绝这一概念与实践，有三个根本理由。

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先锋队理论的基本假设。先锋队理论，建立在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到工人阶级之中的论点之上。我们认为这一立场不仅在经验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本质上就是反社会主义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就否认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身来完成”这一原则。此外，它还为精英统治提供了正当性。一些列宁主义者因为这一概念明显的反社会主义性质而感到尴尬，所以试图辩称列宁（以及列宁主义）并未持有这一立场。我们将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其次，问题在于组织结构。先锋党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类政党虽然是集中化的，但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政体，也根本不可能成为民主政体。因此，这种所谓的“革命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因为它所反映的正是它声称要反对的资本主义体制结构。

最后，无政府主义者指出，尽管这类政党的支持者声称它们高效，但实际上在革命意义上并不高效乃至有效。充其量，它们会因为无法及时应对瞬息万变的局势而妨碍阶级斗争；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们的“高效”则体现在以等级制的方式塑造革命与革命后的社会，从而重新创造出阶级统治。

因此，这些就是无政府主义对先锋队理论批判的核心方面，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更深入地展开论述。将这些问题分开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刻意，因为它们事实上彼此关联。政党的角色必然预设特定的组织形式（正如列宁本人所强调的），而政党的形式又直接影响其有效性。我们仅出于论述便利才将讨论作如此的划分。

H.5.1 为什么先锋党是反社会主义的？

先锋党之所以是反社会主义的，原因很简单：在列宁看来，它所被赋予的角色至关重要。简而言之，没有政党，就不可能有革命。正如列宁在1900年所说的那样：“脱离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就会变得小资，并不可避免地蜕变为资产阶级的运动。”[Collected Works, vol. 4, p. 368] 在《怎么办？》一书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立场：

“阶级的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部带给工人，也即是说，它只能在经济斗争之外、在工人与雇主关系之外才能获得。这种知识唯一可能来源的领域，是一切不同阶级和阶层与国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所有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领域。”[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112]

因此，政党的角色就是向一个自身无法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的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政治。

列宁一再强调自己这一主张在马克思主义上的正统性，并引用了卡尔·考茨基在此问题上的“深刻而真实的重要论断”。[Op. Cit., p. 81] 考茨基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教皇”，他宣称“社会主义意识”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必然且直接的结果”，这种说法“绝对是不正确的”。相反，“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是并行产生的，而不是一者由另一者派生出来……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能建立在深刻的科学知识之上……科学的载体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起源于该阶层里一些成员的思想中，由他们传递给智识上更为发达的工人，而后者再将其引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考茨基强调，“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部注入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之中的。”[quoted by Lenin, Op. Cit., pp. 81-2]

因此必须指出，列宁在这里并未发明任何新的东西。他只是重复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且显然完全同意考茨基的论断（任何声称列宁并未持有此立场或在后来否认它的说法，都是荒谬的，我们将在H.5.4节中予以证明）。列宁一如既往谦逊地代替工人发言时写道：“知识分子必须与我们交谈，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所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从工厂和‘经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们必须给予我们政治知识。”[Op. Cit., p. 108] 因此在列宁的描绘中，工人阶级被呈现为一个无法凭自身努力发展“政治知识”或“社会主义意识”的群体，而必须依赖于政党的成员——这些成员要么来自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激进分子，要么受其教育——才能获得这种知识。

这一论点显而易见的含义是：工人阶级无法凭借自身的努力来解放自己。没有资产阶级激进派为工人阶级提供“社会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运动，更不用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工人阶级不能凭借自身的努力发展出自己的政治理论，那么它就无法设想改造社会，充其量只能看到在资本主义内部为改善其社会地位而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一个不能通过自身行动发展政治知识的阶级，也就无法实现自我解放。因此，它就必然依赖他人来塑造和引导其运动。引用托洛茨基关于政党与阶级、领袖与被领导者各自角色的贴切比喻：

“没有一个指导性的组织，群众的能量就会像没有被关进汽缸的蒸汽一样消散。然而，推动事物发展的并不是汽缸或外壳，而是蒸汽本身。”[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ol. 1, p. 17]

尽管看起来托洛茨基的机械比喻可能有点粗糙，但它确实揭示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基本假设。毕竟，列宁不是曾经论证过：工人阶级无法自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而必须由外部引入吗？你能指望蒸汽自行制造出汽缸吗？不能。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盲目的、原始的力量，它缺乏有意识的思想，只能由科学的产物——汽缸（当然，这正是“科学的载体”之产物，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成果）——来引导。在列宁主义的视角中，如果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借用马克思的话），那么群众就是蒸汽，政党就是火车头，而领袖则是火车司机。未来社会由工人自身自下而上以民主方式建构，而不是通过定期选举出来的领袖来实现的，这一理念似乎早已被布尔什维克主义抛在脑后。考虑到布尔什维克把工人视外壳中盲目运动的蒸汽，除非外力给予方向（指令），否则他们无法展现创造性，这一切就并不令人意外。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对列宁主义立场的含义做出了很好的批评：

“单凭对贫困的认识，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内容，也不会有任何能够为社会重建奠定基础的新事物。无产阶级无法从资本主义下的生活经验中，推导出任何用于组织这一新社会或引导其走向另一方向的新原则。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过是对饥饿反射性的反抗。根本无法看出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可能源自这种反射……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承受资本主义矛盾的后果，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会发现它的原因。对这些原因的理解并不是来自生产过程的经验，而是来自理论知识……也许对个别工人来说，这种知识是可获得的，但对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而言却无法得到。被贫困所驱动而反抗，但由于他们的经验并不能在现实中赋予他们特权的视角，因此也就无法自我指引；根据这一观点，无产阶级只能充当专家总参谋部麾下的步兵。这些专家通过无产阶级本身无法接触到的考量，知道当今社会的问题出在哪里，以及必须如何加以改造。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及其革命前景只能建立、实际在历史上也确实只建立了一种东西——官僚政治……我们这里所描绘的，不过是从这种理论中自然推演得到的后果。而在实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运动中，这种后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方式被加以确认，并在斯大林主义中不断累积。”[Soci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 vol. 2, pp. 257-8]

因此，政党获得了一种特权地位，这种视角可以（也确实地）为政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提供正当化。既然工人阶级无法凭借自身努力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无法独立超越“工会意识”，那么显然，政党绝不可能受制于工人阶级的主要观点。因为政党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而这种意识产生于工人阶级及其斗争之外），那么工人阶级反对政党就意味着这一阶级没能抵御住外来影响。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

“既然谈不上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过程中发展出独立的意识形态，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要么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存在中间道路……因此，任何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行为，哪怕是最轻微的偏离，都意味着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于自发性有很多议论，但劳工运动的自发发展会导致它服从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此，我们的任务，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同自发性作斗争，把劳动运动从其自发的、工联主义的倾向中转移出来，不让它跑到资产阶级的翅膀下，而是把它引到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Op. Cit., pp. 82-3]

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这一论点的含义就清晰地显现出来了。你几乎找不到比这更适合为政党专政辩护的理由了。如果工人阶级反抗执政党，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一种“自发的”发展，而这必然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既然政党代表了社会主义意识，那么工人阶级任何对其支持的动摇，都仅仅意味着工人阶级正在“服从于”资产阶级。这就显而易见地意味着，质疑政党统治、因而“贬低”政党的“作用”，就等于“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当工人自发罢工或抗议政党统治时，政党就必须同这些倾向“作斗争”，以维持工人阶级的统治！既然“工人群众”不能发展出“独立的意识形态”，那么工人拒绝政党就意味着他们是在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了捍卫“革命”（甚至是“工人统治”！），政党必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阶级之上，去“同自发性作斗争”。

正如我们在H.1.2节中看到的那样，当布尔什维克掌权后遭遇工人阶级对其统治的反抗时，他们中的主要领袖对这些结论毫不讳言。实际上，他们甚至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事实上也是“党的专政”，并且正如我们在H.3.8节中讨论的那样，将这一观念纳入其国家理论之中。因此，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工人权力”可以独立于工人本身而存在。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即布尔什维克政府）镇压无产阶级的景象，完全是预料之中的。

这种政党精英主义的观点，即认为只有政党本身才掌握知识，可以从共产国际关于政党作用的决议中看出。该决议宣称：“没有独立政党的工人阶级，就是一个没有头的躯体。”[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vol. 1, p. 194] 这种生物学的比喻所透露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远远超出了作者本人的意图。毕竟，它暗示了一种不可改变的分工。双手能否进化出自己的思想呢？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再次看到工人阶级被描绘为缺乏思想的蛮力。正如科恩-本迪特兄弟所说的那样，“列宁主义相信工人无法自发超越工会意识的水平，这无异于斩首无产阶级，然后暗示政党来充当其头脑……列宁是错的；事实上在俄国、在托洛茨基和列宁的卓越领导下，政党不得不借助政治警察和红军的帮助，砍掉了工人运动的头颅。”[Obsolute Communism, pp. 194-5]

先锋队论不仅解释了后来对政党之于工人阶级专政的拥护，同时也解释了列宁主义政党在H.5.8节中所讨论的革命形势下所表现出臭名昭著的低效。由于他们的立场是“所有自发运动都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他们必然反对自主的阶级斗争，以及由其所产生的组织与策略。詹姆斯·C·斯科特在他对列宁政党观念之根源与缺陷的精彩讨论中，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既然对列宁而言，“真实的、革命的阶级意识永远不可能在工人阶级内部自主地发展出来，那么工人的实际政治观点始终就是对先锋队政党的威胁。”[Seeing like a State, p. 155] 正如莫里斯·布林顿所说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的干部们将自身角色视为革命的领导者。任何不是由他们发起的、或独立于他们控制之外的运动，都只能引起他们的怀疑。”当然，这些发展并不出于偶然或意外，因为“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前提（政党预定的霸权地位）必然在实践中导致某些结论。”[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p. xi and p. xii]

巴枯宁对先锋队视角的含义表达得极为透彻，值得长段引用如下：

“各路空想家、形而上学家、实证主义者，那些坚持科学优先于生活的人，以及教条主义的革命者——他们尽管论证方式不同，却都以同样的热情捍卫国家与国家权力的理念。在他们看来，认为这是社会唯一的救赎，这一逻辑是完全合理的。我之所以说完全合理，是因为他们所依循的前提——在我们看来这是荒谬的——即：思想先于生活，抽象理论先于社会实践，因此社会学科学必须成为社会动荡和社会重建的出发点——他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思想、理论和科学至少在当下只是极少数人的财产，那么就应当由这些少数人来引导社会生活；并且在革命的翌日，新的社会组织不应当由工人协会、村社、公社和地区自下而上、依照人民的需要与本能自由结合来建立，而只能由这个自称代表人民普遍意志的、知识精英少数的专政权力来建立。”[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p. 283-4]

“社会主义意识”可以独立于工人阶级及其斗争而存在的观念，正好对应了巴枯宁所批判的视角。对于先锋队理论而言，社会主义的抽象理论先于阶级斗争而存在，等待少数的受教者将它带给群众。其最终效果，正如我们所主张的——是为政党专政奠定基础。这一概念在根本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它为精英统治提供了辩护，并以政党所认可的新形式延续了阶级社会。

H.5.2 先锋队理论的假设是否得到了验证？

列宁声称，工人只能凭借自身的努力达到“工会意识”。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这种断言在经验上就是错的。超越了仅仅去争取改良，劳工运动的历史充满了起义与斗争，以及源自这些经验的革命理论。

“经济斗争”这一类别在社会现实中并不存在。每一场“经济”斗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斗争，而参与其中的人们能够并且确实会从中汲取政治教训。正如克鲁泡特金在19世纪80年代所指出的：“几乎没有哪一场严肃的罢工不是伴随着军队、冲突以及某些反抗行为的。在这里，他们同军队交战；在那里，他们向工厂进军……多亏了政府的干预，人们从反抗工厂便转而成为反抗国家。”[quoted by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p. 256] 如果历史证明了什么，那就是政令了工人完全有能力超越“工会意识”。巴黎公社、1848年的起义，以及讽刺的是，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它们都表明群众有能力展开革命性的斗争，而自称为“先锋队”的社会主义者反而大多只能在一旁疲于追赶！

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同样有助于驳斥列宁的观点，即工人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力量而无法自行发展出社会主义意识。简而言之，如果说工人阶级受到资产阶级影响，那么党内的“职业”革命者同样会受到影响。事实上，这些“职业”革命者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必然更高，因为他们并不是工人生活的一部分。如果社会存在决定意识，那么当一个革命者不再属于工人阶级时，他也就不再扎根于孕育社会主义理论与行动的社会条件中。失去了与集体劳动和工人生活的联系，这位“职业”革命者更有可能受到他或她现在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资产阶级环境，或至少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环境）。

这种“职业”革命者受到资产阶级影响的倾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中屡见不鲜。正如托洛茨基本人所指出的：

“我们不应忘记，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机器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出身与生活条件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而在思想上以及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上才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些转变为职业革命者的工人热切地加入了这个群体，并在其中失去了自身的身份。党的机器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及其对无产阶级的权威（这两者都非偶然，而是由严格的历史必然性所决定），不止一次地成为党动摇的原因，并最终导致其堕落……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缺乏与劳动群众的日常独立接触，也缺乏对历史进程的全面理解。因此，他们使自己暴露在异己阶级的影响之下。”[Stalin, vol. 1, pp. 297-8]

他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当时“甚至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立即找到穿越战争迷宫的道路。一般而言，混乱在党的高层中最为普遍，并持续最久，因为他们直接接触到资产阶级的舆论。”因此，这些职业革命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来自资产阶级圈子的折衷主义倾向的影响，而布尔什维克工人出身的普通党员则表现出更大的稳定性，能够抵抗席卷全国的爱国主义狂热。”[Op. Cit., p. 248 and p. 298]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此重申了先前的评论，即“布尔什维克上层在战争期间的巨大思想退步”是由于“与群众隔离、与海外人士隔离——尤其是与列宁的隔离”所导致的。[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ol. 3, p. 134] 正如我们在H.5.12节所讨论的，甚至托洛茨基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在1917年期间，工人阶级远比政党更具革命性，而政党又远比“职业革命者”的“党的机器”更具革命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宁本人在赞扬知识分子将“革命”意识带给工人阶级的作用之后，却也承认了知识分子身上的这一特点。在他1904年的著作《一步前进，两步后退》中，他声称，正是“队伍中有大量激进知识分子”的存在，确保了“已然并且必然会存在由他们的心态所产生的机会主义。”[Collected Works, vol. 7, pp. 403-4] 根据列宁这一新的论断，工人阶级只需经过“工厂的学校”就能给知识分子上政治纪律的课，而直到那时起，这些知识分子一直在党内扮演着主导角色，并将政治意识带给工人阶级。用他的话来说：

“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似乎只是一个怪物，却代表着资本主义合作的最高形式，它使无产阶级得以团结并受到纪律约束，教会他们组织……而马克思主义，这一受资本主义锤炼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并且正在教导……那些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去分辨作为剥削手段的工厂（基于饥饿恐惧的纪律）与作为组织手段的工厂（基于集体劳动的纪律）之间的区别……这种因工厂‘学校’而习得的纪律与组织性，而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极为容易，而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则极为艰难。”[Op. Cit., pp. 392-3]

列宁的类比当然是有缺陷的。工厂之所以是“一种剥削的手段”，正是因为它的“组织方式”是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工人所参与的“集体劳动”是由老板组织的，而所谓的“纪律”更像军营中的服从，而非自由个体的自律。实际上，革命者的“学校”不是工厂，而是阶级斗争——真正健康而积极的自律，是在反抗资本主义下工厂组织方式的斗争中产生的。换言之，工厂的纪律与社会斗争或革命所需要的纪律完全不同。工人之所以成为革命者，正是因为他们拒绝了职场的等级纪律，并发展出了与之抗争所需的自律。

无政府主义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鼓励工人阶级反抗这种纪律，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的那种纪律。列宁所称道的那种“纪律”，实际上只是用服从命令与等级体系取代了人的思考与自由联合。因此，无政府主义旨在破坏资本主义（强加的、摧残性的）纪律，转而倡导基于斗争共同体的自由联合与协议的团结，也就是斗争所创造的政治意识与革命热情所支撑的“纪律”。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工厂的模式永远不能成为革命组织的模式，正如列宁所设想的“单一大型工场”的社会，绝不可能成为我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见H.3.1节）。归根结底，工厂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生产商品，更是为了再生产和商品一样多的等级社会关系与阶级社会。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这一论点并不与他早期的观点相矛盾。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在党内承担着互补的角色。无产阶级教会知识分子政治纪律，因为他们经历过工厂（即等级化）纪律的过程。而知识分子的角色仍然是向工人传授“政治意识”、在政治上教导工人。此外，他对先锋队党的设想基本与《怎么办？》中的相同。这可以从他对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的评论中看出：马尔托夫“把党内的组织与非组织因素混为一谈，把那些愿意接受指挥的与不愿意接受指挥的混为一谈，把先进的与顽固落后的混为一谈。”列宁强调，“在一个中央的指挥之下进行分工，引起了他[知识分子]对把人变成‘齿轮与螺丝钉’悲喜交加的叫喊。”[Op. Cit., p. 258 and p. 392] 因此，在这里存在着与资本主义工厂相同的分工，即老板（“中央”）有权指挥工人（工人则服从“指挥”）。于是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革命主义”政党，依然存在着同样的命令者与服从者之间的“分工”。

H.5.3 为什么先锋队理论意味着党的权力？

正如我们在H.5.1节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先锋队理论的假设必然导致党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不言而喻，列宁的追随者对此并不认同。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克里斯·哈曼，就在其文章《党与阶级》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然而，他自己的论证实际上却也印证了自由意志主义者从列宁思想中得出的精英主义结论。

哈曼认为，看待革命党的方式有两种：列宁主义的方式，以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以1903—1905年间的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他认为，“后一种方式把党视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政党……阶级内部的所有倾向都必须在党内得到体现。党内的任何分裂都被视为阶级内部的分裂。虽然中央集权被认为是必要的，但人们担心它会凌驾于阶级的自发活动之上。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政党中，最有可能发展起来卢森堡所警告的‘专制’倾向。因为在这样的党内，党员与同情者的混杂，以及为维系一大批只有半政治化的党员参与一系列社会活动所需的庞大官僚机构，导致了政治辩论的削弱与政治严肃性的丧失，进而削弱了党员进行独立政治判断的能力，并增加了对官僚机器所强加参与的依赖。”[Party and Class, p. 32]

因此，把所有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并同意党的目标的人都混合在一个组织之中，就会产生一个导致党内“专制”倾向的整体。由此，必须牢记“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不应与整个阶级混为一谈。”[Op. Cit., p. 22] 因此，政党必须按照一种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反映其列宁主义的假设：

“[先锋队政党的]替代物是‘沼泽’——在那里，那些受科学精确性驱动的分子与那些混乱得无可救药的分子混杂在一起，以至于阻碍了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实际上让最落后的分子来领导他们。”[Op. Cit., p. 30]

哈曼所面临的问题在于，如果上述情况属实，他必须解释无产阶级如何能够成为统治阶级。他辩称，“党不是工人国家的雏形——工人委员会才是。整个工人阶级都将参与构成国家的组织，其中既包括最落后的分子，也包括最先进的分子。”而“党的职能不是成为国家。”[Op. Cit., p. 33] 其含义是，在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将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尽管他并未说明这种“参与”的具体程度，但可能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这有其合理原因）。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大众政党”的问题便会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917年同样存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向群众敞开大门，成为了一个大众政党）。

既然“构成国家的组织”是由“整个”工人阶级组成的，那么显然，它们不能被期望去掌握权力（即自下而上直接管理革命）。如果它们真的这样做，那么政党就会被“混乱得无可救药”，从而无法发挥领导作用（正如我们在H.5.5节中所讨论的，列宁将党内的“机会主义”与“原始”民主，即党内的自我管理，联系起来）。因此，就需要政党的权力。当然，这也解释了列宁在1920年所说的，涵盖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无法行使“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由一个“先锋队”来实现这一点（详见H.1.2节）。然而，哈曼并没有解释“混乱得无可救药”的群众是如何判断政党才是其利益的最佳代表的。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选择他们的统治者，那么他不也必然有足够的能力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吗？同样地，如果“混乱得无可救药”的群众在政党掌权后投票反对它，又会发生什么？政党会服从它所认为的“最落后的人”的“领导”吗？如果以布尔什维克为例，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曼辩称，“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真正实现了机构对政党的胜利，恰恰是通过把成千上万的‘同情者’引入党内，通过‘阶级’对‘政党’的稀释……列宁主义的政党不会遭受这种走向官僚控制的倾向，正是因为它将成员资格限制在那些愿意足够严肃和有纪律性的人身上，他们会愿意把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作为出发点，并将其所有活动服从于此。”[Op. Cit., p. 33] 恐怕不得不指出，首先，在那时政党早已对工人阶级实施了专政；其次，他自己的政党也经常遭到本党异议者的批评，指责它是官僚主义（见H.5.11节）。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党的统治取代工人阶级自治、以党的机构取代党员群众的现象，并不是偶然。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整个工人阶级参与其中，因此决策性组织必然会表现为政党与“混乱得无可救药”的群众“混杂”在一起，仿佛是一个非列宁主义的政党。因此，仅从哈曼自身的假设来看，这就必然导致在新的“工人国家”内部出现一种“专制”政权。

布尔什维克在强调党的职能是成为政府、成为国家的首脑、“掌握政权”时，已隐含地承认了这一点（见H.3.3节）。因此，虽然“整个”工人阶级都会“参与构成国家的组织”，但权力却掌握在政党（实际上是其领导层）手中。对于托洛茨基而言，这种由政党取代阶级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不止一次被指责为以我们党的专政取代了苏维埃的专政。然而，可以完全公正地说，苏维埃的专政之所以成为可能，恰恰是通过党的专政才实现的。正是由于其理论视野的清晰和强有力的革命组织，政党才使得苏维埃得以从无定形的劳工议会转变为劳动至上的机关。在这种以党的权力取代工人阶级权力的‘替代’中，没有任何偶然性，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替代。共产党人表达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历史提出这些利益的时期……共产党人自然而然地成为整个工人阶级公认的代表。”[Terrorism and Communism, p. 109]

他还指出在国家内部，“最后的话语权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Op. Cit., p. 107] 如同我们在H.3.8节中所讨论的，他一直坚持这一立场直至20世纪30年代。

这意味着，按照哈曼自身的假设，党的专制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声称“成为‘先锋队’，并不意味着用自己的愿望、政策或利益来取代阶级的愿望、政策或利益。”他强调，一个“致力于由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组织，不可能设想用自身来取代工人阶级直接统治的机关。”[Op. Cit., p. 33 and p. 34] 然而，他的论证逻辑却恰恰指向了相反的结论。简言之，他反对大众政党组织的理由，同样适用于阶级斗争和革命过程中的自我管理。基层党员“混杂”在阶级之中，这会导致党员受到资产阶级影响。这就需要高层机构对下层机构的权力（见H.5.5节）。最高的党机关，也就是中央委员会，必须统治党的机器，而党的机器则统治党员，党员再去统治工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逻辑链条在1904年就被托洛茨基在其反对列宁的论战中指出：

“党的组织取代了整个党；接着中央委员会取代了党的组织；最后‘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quoted by Harman, Op. Cit., p. 22]

显然，一旦掌权，这种替代对他而言就不再值得担忧了！然而，这并不否认托洛茨基之前所展现的洞见，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人阶级自发性和革命思想发展的假设中所固有的危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本人后来却为这些危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这种对政党（及其作用）的错误描绘，正好解释了1917年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轨迹。由于苏维埃组织了所有工人，便出现了政党（凭借其“科学”知识）会被阶级所淹没的问题。党的任务就是要“说服，而不是强迫这些[工人]接受它的领导”，而且正如列宁明确指出的，要掌握政治权力。[Harman, Op. Cit., p. 34] 一旦掌权，党的决策就会不断面临被工人阶级推翻的危险，这就需要由政党来以“铁的纪律”（以及必要的强制手段）运行国家。随着群众性组织被党削弱，政党本身便成为大众民主的替代物，因为成为党员就成了影响政策的唯一途径。随着党的壮大，新党员的涌入“稀释”了组织，这又需要党顶层的相应集权。这样一来，党内曾经形成的无产阶级民主替代物被消解（这也解释了1921年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禁止派别的措施）。权力缓慢而确实地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这又讽刺性地需要一个官僚体系来为党的领导层提供信息并执行其意志。党一旦与社会隔绝，便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最终导致出现斯大林主义。

我们确信，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会反对我们的分析，认为我们在讨论中忽视了俄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哈曼辩称，“造成党的统治取代苏维埃统治的并不是党的形式，而是[俄国革命期间]对工人阶级的大批杀害。”[Op. Cit., p. 37] 这是错误的。如前所述，列宁一贯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追求的就是党的统治（“全部国家政权”），并且他们的统治就是工人阶级的统治。因此我们首先看到的，正是最基本的用政党权力取代工人权力。其次，正如我们在H.6.1节中所讨论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爆发前就已经开始操纵和解散苏维埃，这足以证明不能把这一替代过程的起因归咎为战争。第三，列宁主义者理应明白，内战在革命中是不可避免的。把不可避免的事情归咎为革命堕落的原因，这显然缺乏说服力（尤其是这种堕落在内战爆发前就已经开始了）。

无政府主义者毫不意外地拒绝这种逻辑的根本前提，即工人阶级凭借自身努力无法超越“工会意识”。事实上，早在列宁那句堪称无耻的话付诸笔端之前，工人阶级自身的行动就已经揭示这种态度是过时且完全错误的。在每一次斗争中，工人阶级都会创造出自己的组织来协调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视角也会发生变化。虽然这一过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不均衡的，但它确实地存在。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所有工人会在同一时间自发地都变成无政府主义者。若真如此，我们今天早已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中了！正如我们在J.3节中所论证的，无政府主义者承认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发展是不均衡的。无政府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革命者如何在其中发挥影响。

在每一次阶级斗争中，总会有一个激进的少数派走在前列，而其中许多人会从自身的经验中得出革命性的结论。因此，工人阶级的成员会发展出他们自己的革命理论，而这并不需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将其灌输进去。无政府主义者进一步主张，这一少数派（以及其他阶级中脱离其原有立场而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人）应当进行组织和合作。这个革命性组织的作用，就是传播、讨论并修正其思想，并帮助他人从自身及他人的经验中得出相同的结论。这类团体的目标，是通过言行相辅相成，协助工人阶级开展斗争，并揭示与澄清斗争中所包含的自由意志主义方面。它力求通过鼓励工人阶级直接管理斗争，将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卷入社会斗争与革命政治中，消除领袖与被领导者之间僵化的分工，消除这一阶级社会的显著特征。唯有这种参与，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讨论，才能使革命思想广泛传播。

换言之，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恰恰是由于政治上的差异（“不均衡性”），我们才需要尽可能充分的民主，才需要讨论问题、达成共识的自由。唯有通过讨论与自我活动，斗争中的人们的政治视角才能发展与改变。换句话说，布尔什维主义用来为其支持政党权力辩护的事实，恰恰是反对它最有力的论据。

H.5.4 列宁是否放弃了先锋队理论？

先锋队理论的前提是工人阶级无法实现自我解放。因此，列宁在《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 WITBD）中所阐述的观点，与马克思提出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这一核心思想相矛盾。这正是列宁主义的悖论所在：一方面，它自称是一种以工人阶级自我解放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该学派的奠基人却写下了一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其基本前提不仅在逻辑上暗示工人阶级无法自我解放，还为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提供了绝佳的理论依据（而且，正如列宁主义在掌权后的历史所表明的，这一内在的前提远比任何带有民主色彩的说辞更为强大）。

正因如此，面对列宁在这一关键文本中的论证，许多列宁主义者多少感到尴尬。因此我们看到克里斯·哈曼写道：“[列宁]关于政党的论证，其真正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工人阶级本身无法达到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意识……他论证真正的基础在于工人阶级的意识水平从来都不一致。”[Party and Class, pp. 25-6] 换言之，哈曼将问题的焦点转移开，不再指向列宁明确且反复强调的观点——工人阶级自身无法达到社会主义意识，而只是重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哈曼对列宁解释的修正，依赖于列宁后来关于自己著作的评论，也就是他试图通过“往相反的方向拉”来“把事情纠正过来”，以抵消“经济派”所走向的“极端”。[Collected Works, vol. 6, p. 491] 他在1907年再次重申了这一点，我们稍后将讨论。虽然列宁也许正确地批判了“经济派”，但他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部”传递给工人阶级的论断，却并不是一种矫枉过正；因为它本身就是错误的。简单地说，你不能用一套同样错误的观点来反驳你所不同意的思想。这表明，哈曼试图淡化列宁精英主义立场的做法存在缺陷。简而言之，这一论证的“真正理论基础”恰恰就是列宁本人所提出的问题——工人阶级本身无法达到社会主义意识。大概正是由于这一论证所导向的精英主义结论，才促使哈曼试图将焦点转移到另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内部政治意识水平的不平衡。

有些人甚至做的更绝，否认列宁曾经持有过这样的立场。例如，哈尔·德雷珀便曾长篇论证过，列宁持有的观点实际上与他在自己书里表达观点并不一致！德雷珀在其题为《列宁“政党概念”的神话》的文章中涉及了许多方面，但我们在此集中于核心思想，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阶级斗争之外由激进的知识分子发展出来的，然后由他们从外部引入工人阶级。正如在H.5.1节所论证的，这正是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源。

那么德雷珀到底说了什么？一方面，他否认列宁持有这种理论（他声称这是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理论”，并且“在《怎么办？》之后就不存在了”）。他辩称，那些认为“列宁实际表达的意思正是他在书中写下的内容”的人，却“从未引用过《怎么办？》以外的任何东西”，并称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而我们稍后将证明这一点是错误的）。德雷珀的论证是这样的：“列宁是否甚至在《怎么办？》中提出过这一理论？并不完全是。”他接着指出，列宁是“刚刚在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具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上读到过这一理论”，该理论是由“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权威”，卡尔·考茨基，“在一篇重要文章中提出的”，因此“列宁首先转述了考茨基”，然后“引用了考茨基文章中的一大段文字”。

这一点当然对任何读过列宁此书的人来说都不陌生。列宁以这种方式转述并引用考茨基，表明他赞同考茨基的论点。事实上，列宁在引用考茨基之前明确指出他的评论是“极其正确而重要的”。[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79] 既然列宁明确赞同考茨基，那就可以说这也成了列宁的理论！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列宁称考茨基为“叛徒”之后，考茨基的声望衰落而列宁的声望攀升。也难怪这一论点最终与列宁而不是与已经失去信誉的考茨基联系在了一起。德雷珀随后推测说，“奇怪的是……没有人试图证明，正是通过提出这一理论……考茨基为极权主义的恶魔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其实很好解释，也就是说，考茨基从未像列宁那样成为一党专政的领袖，并在政治上为这一制度辩护。事实上，考茨基还曾批判布尔什维克的这一做法，而这正是导致列宁称其为“叛徒”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考茨基与其政治假设之间并不一致，反而列宁将这些假设推向了逻辑的终点。

在指出“关键的‘列宁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属于考茨基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之后，德雷珀接着自问：“列宁在《怎么办？》中，是否采纳了考茨基的理论？”而他居然以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回应：“同样，不完全是！”显然，赞同某一理论并称其“极其正确”，本身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你支持它吗！德雷珀为这一惊人回答提出的证据是什么呢？他辩称，列宁“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理论来反击右翼；这正是他引用它的目的。如果它对考茨基的论战有所帮助，那么毫无疑问，他认为这也会对自己有用。”或者用更直接更显而易见的说法：列宁赞同考茨基“极其正确”的论点！

意识到这种解释的可能性，德雷珀试图加以反驳。他辩称：“当然，这位年轻的列宁当时（尚未）如此大胆，不敢公然攻击他的‘教皇’或公开纠正他。但他显然感到某种不安。在表现出谦逊、试图避免正面批评的同时，事实上列宁在脚注中插入了两段相当长的文字，拒绝（或者说，修正）了考茨基理论中对无产阶级作用最糟糕的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列宁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而引用考茨基（并称其言论“极其正确而重要”！），但同时又对自己刚刚赞同的观点“感到不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列宁是如何“修正”考茨基那条“极其正确而重要”的论断的呢？根据德雷珀的说法，有两点。首先，是在一条“紧接在列宁引用的考茨基段落之后的脚注”中。德雷珀认为，这条脚注“是特意用来削弱和动摇考茨基立场的理论内涵的。脚注开头写道：‘这当然并不是说工人们在创造这种意识形态时没有任何作用。’但这恰恰正是考茨基所说、所主张的。表面上像是提醒性的补充，实际上列宁却是在提出一个修改后的观点。脚注继续写道：‘然而，他们[工人]之所以参与其中，并不是以工人的身份，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家，就像蒲鲁东和魏特林一样；换句话说，他们只有在……的时候，才会参与其中。’简而言之，列宁是在提醒读者，考茨基的笼统论断在历史上并不是100%成立的；他指出了例外情况。”没错，列宁确实是为了在反对者对考茨基提出质疑之前，就先提出了这些例外！很显然，列宁并不是在驳斥考茨基。因此，蒲鲁东之所以能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出贡献，是因为他是“社会主义理论家”，而不是因为他是工人！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吗？这一点可以从德雷珀删去的剩余句子看出。列宁接着写道，像蒲鲁东的这些人，“只有在他们或多或少能够掌握本时代的知识并推进这种知识的程度上，才能参与其中。”[Op. Cit., p. 82f]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他们能从“科学的载体”中学习到的范围内，才会参与创造这种意识形态。虽然考茨基和列宁都不否认，工人有可能掌握这种知识并加以传播（有时甚至有所发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工人能够在作为工人的日常生活和斗争中，发展出“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列宁的脚注重申了考茨基的论点，而不是像德雷珀希望的那样去反驳它。

德雷珀接着谈到另一条脚注，他指出这条脚注“并未直接与考茨基的文章相联系，而是讨论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自发性’。列宁开头写道：‘人们常说，工人阶级自发地趋向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工人阶级痛苦之根源的意义上，这么说完全正确：……也因此，工人们能够如此容易地接受它。’但他提醒，这一过程本身并不是单纯服从于自发性的。‘工人阶级自发地趋向社会主义；然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发地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的程度却更大。’”德雷珀认为，这“显然是为了修改并重塑考茨基的理论，却又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大师是错的。”于是我们看到，列宁在正文中赞同地引用考茨基，同时又在脚注里指出，事实上他并不认同自己刚引用的内容！这真是令人惊讶——而且很容易被驳倒。

列宁在德雷珀认为不合适引用的那部分脚注中强调，工人只有在“这种理论不向自发性让步，并且使自发性臣服于自身的条件下，”才能接受社会主义理论。[Op. Cit., p. 84f] 换句话说，工人只在社会主义理论不去适应阶级斗争中起作用的“自发”力量时，才会“接受”社会主义理论。是工人去适应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工人创造社会主义理论。因此，与其说列宁在暗中驳斥考茨基，不如说他在这条脚注中依旧是同意考茨基的。正如考茨基所强调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发展出来的，而是必须被注入其中。这就必然意味着，政党必须“使自发性臣服于自身”。

德雷珀认为，这种“修正”仅仅意味着虽然“有若干事情是‘自发’产生的，但并不只是由自发性决定谁会最终胜出”，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只有当“自发性”从属于理论（即政党）时，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因此，当德雷珀声称“此时唯一清楚的是，列宁对考茨基理论的表述并不满意”时，他实际上只是表达了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个脚注与上一个一样，延续了列宁在正文中展开的论证，而绝无任何相互矛盾之处。这一点显而易见。

德雷珀最后提出的证据是，他断言“有一个奇怪的事实，那就是在列宁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从未有人在别处发现过这种所谓的理论，无论是在[《怎么办？》]之前还是之后。列宁再也没有提过这种理论。没有任何列宁主义研究者曾经从其他地方引用过这种理论。”然而，既然这种理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列宁并没有必要反复地重申这一论点。毕竟，他已经明确引用了公认的马克思主义领袖在这一问题上的权威表述，以此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统性，并表明反对派的立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既然辩论获胜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又何必再三重复呢？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正是列宁在1907年为收录《怎么办？》的书所写的序言里所采取的立场。

与德雷珀的说法相反，列宁确实再次回归过这个问题。1905年10月，他写过一篇短文，赞扬斯大林在这一主题上所写的一篇文章。斯大林试图向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解释列宁的思想，并且像列宁一样，力图将论点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之中（部分是为了证明论点的合理性，部分是为了揭示孟什维克反对派的立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论证与列宁大致相同：

“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在制定、又是谁能够制定这种社会主义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呢？考茨基说过，我也重复他的观点，大批无产者只要还是无产者，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来制定社会主义意识……科学的载体是知识分子……他们既有时间、也有条件站在科学的前列来制定社会主义意识。显然，社会主义意识是由少数具备这种时间和条件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制定出来的。”[Collected Works, vol. 1, p. 164]

斯大林通过强调社会民主党的角色来凸显这种马克思主义正统立场，他写道，社会民主党“介入其中，把社会主义意识引入工人运动。这正是考茨基说‘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部带入无产阶级斗争之中的东西’时，他所指的含义。”[Op. Cit., pp. 164-5] 很明显，斯大林只是在重复列宁与考茨基的论点，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这就被视为社会民主党内的正统立场。

如果德雷珀是对的，那么列宁就会借机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并表明德雷珀坚信他持有的那个相反观点。然而，列宁却提笔赞扬斯大林的作品，指出他“对著名的‘从外部引入意识’这一问题，提出了极为出色的论证方式”。列宁明确同意斯大林对其论点的概括，他写道：“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社会主义的意识对应于无产阶级的地位”，随后引用斯大林的话：“‘究竟是谁能够并且确实制定出这种意识（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回答是再次赞许地引用斯大林：“它的‘制定’，是少数拥有必要条件和时间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事情。”列宁确曾指出，当社会民主党“带着社会主义的信息走向无产阶级”时，会遇到一种“趋向社会主义的本能冲动”，但这并没有改变根本论点：工人阶级无法凭借自身努力发展出社会主义意识，由此必然引出精英主义和等级化的政治逻辑。[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9, p. 388]

列宁没有否定其早期表述的另一证据，可以在他为收录《怎么办？》的小册子《十二年》所写的序言中看到。他非但没有解释那部文章中更臭名昭著的论断的虚假性，反而进行了辩护。例如，在职业革命家的问题上，他指出反对派的言论如今看来“十分可笑”，因为“如今，职业革命家组织的思想已经完全取得了胜利”，而“若当初没有把这一思想推到首位”，这种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强调自己的著作“战胜了经济派……并最终创造了这种组织”。至于社会主义意识的问题，他只是重申了自己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性，指出他“关于自发性与政治意识关系的表述是全体《火星报》¹⁰⁶编辑一致同意的……因此，在这一问题上，草拟的党纲和《怎么办？》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原则上的差异。”因此，虽然列宁声称他的著作“纠正了经济派歪曲的东西”（经济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他并没有修正早期的论点。[Collected Works, vol. 13, p. 101, p. 102 and p. 107]

观察列宁在共产国际上关于政党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显然回到了《怎么办？》的思想（见 H.5.5 节）。在这里，我们看到同样的合法/非法二重性、严格的中央集权、强硬的等级制度，以及将政党视为工人阶级“头脑”（即其意识）的设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讥讽那些拒绝承认党的专政就是阶级专政的人（见 H.3.3 节）。

对德雷珀而言，关键问题在于批判列宁的人“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a）在社会主义运动初期，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曾扮演了什么角色；（b）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政党中的角色现在是什么——尤其它应该是什么。”他认为考茨基并不相信“如果能够证明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确实起过某种启蒙性作用，那么他们就必须而且应当永远扮演同样的角色。这并不必然成立；随着工人阶级的成熟，它会倾向于摆脱这种牵引。”然而，这种解释并不令人信服。如果工人阶级无法通过自身斗争产生社会主义意识，那么既然现在如此、将来也还会如此。因此，那些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人只是重复由过去知识分子制定的政党意识形态。如果他们确实发展出了新的理论，那也会像列宁所强调的那样，他们“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家”来发展出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意识依旧不是来自他们自身的阶级经验。这使得政党相对于工人阶级处于特权地位，因而精英主义依旧存在。

颇为讽刺的是，尽管德雷珀竭力想把他心目中的英雄列宁与精英主义的指控划清界限，但他自己却同意考茨基和列宁的论点。对德雷珀而言，社会主义并不是从阶级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事实上，在1902年的国际内部，没有人真正怀疑过关于运动起源的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在列宁提笔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就已经提出过与考茨基类似的论点。对普列汉诺夫而言，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会把意识带入工人阶级”。他们必须“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并且“向其解释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这将“使工人做好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发挥独立作用准备”。[quoted by Neil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p. 50 and p. 51]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列宁的立场……与普列汉诺夫本人所表达的并无本质差别。”其“基本论点源自普列汉诺夫”，即“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可以清楚看出，实际上正是知识分子以其有意识的形式创造了工人运动。是他们带来了科学、革命的理论与组织。”总结来说，“列宁关于政党的观点……不能被看作是卓越的、创新的、反常的、具有雅各宾色彩或非正统的。而恰恰相反”，这些观点是“正统性的试金石”，因此“[《怎么办？》]在当时所呈现的，……只不过是重申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原则。”通过引用考茨基，列宁也证明了自己只是在重复马克思主义普遍的正统立场：“那些质疑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意识起源结论的人，似乎也必须质疑考茨基代表社会民主主义正统性的主张。”[Harding, Op. Cit., p. 170, p. 172, pp. 50-1, p. 187, p. 188, p. 189 and p. 169]

此外，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曾就这一问题写过一些耐人寻味的话，使得此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加清晰。他指出，“显然，工人运动被分为两个部分：宪章派与社会主义者。宪章派在理论上更为落后，不够发达，但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社会主义者则更具远见……但由于他们最初出身于资产阶级，因此无法完全与工人阶级融合。下一步，将会是……社会主义与宪章运动的结合……只有当这一结合实现时，工人阶级才会成为英国真正的思想领袖。”因此，社会主义思想必须被引入无产阶级，因为他们“更为落后”，不能指望他们自行发展出理论！同年，他在一份欧文派报刊上阐述了这种“结合”将意味着什么：“德国哲学家……与德国工人的结合……几乎已经完成。有哲学家替我们思考、工人为我们战斗，哪一种世俗力量还能抵挡我们的进步？”[Collected Works, vol. 4, pp. 526-7 and p. 236] 这与《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高度契合：“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群脱离出来，加入了革命阶级。”如今，这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已经“把自己提升到能够理论上理解整个历史运动的水平。”[The Marx-Engels Reader, p. 481] 不言而喻，这使“资产阶级思想家”（如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与列宁）在运动中居于特权地位，并带有明显的先锋队理论色彩。

然而，德雷珀似乎并未意识到这种承认破坏了自己的论点，他接着问道：“但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呢？”他的回答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从相同的事实及随后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这场运动必须严厉警惕，防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内产生影响。”（我们不禁要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把自己也列入了工人需要“严厉警惕”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中？）因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德雷珀实际上承认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与列宁都坚持“相同的事实”，即社会主义意识是在工人阶级经验之外发展的！

归根到底，德雷珀这种一厢情愿的推理方式存在根本的缺陷。正如前文所述，你不可能用一个你认为同样错误、甚至你自己都不认同的立场，去反驳你所认为的错误立场！你只能用一个你认为正确并认同的立场来加以反驳。而这正是列宁在《怎么办？》中明确做的。这意味着，其追随者后来试图淡化列宁在书中提出的思想的做法，毫无说服力。而且，既然列宁只是重申社会民主主义的正统立场，这种淡化显得尤为牵强。

显然，德雷珀错了。列宁在《怎么办？》中确实表达了他所真正的意思。列宁引用考茨基只是表明，这一立场正是社会民主党的正统立场，由党内主流所坚持（其根源可追溯至马克思与恩格斯）。考虑到列宁主义本身就曾是（如今依旧是）这一运动的一个“激进”分支，这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德雷珀的言论提醒我们，许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会带有多么强烈的宗教色彩——当我们已经拥有真正的信仰时，又何必再会去需要事实呢？

H.5.5 什么是“民主集中制”？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先锋队理论的三个理由之一，就是它所提出的革命者应当如何组织以影响阶级斗争的方式。

那么，“先锋队”政党是如何组织的呢？引述1920年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在革命中作用的决议：党必须拥有一个“集中的政治机构”，并且“必须按照铁一般的无产阶级集中制原则来组织”。这当然暗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内部结构，而决议也明确要求如此。正如其中所说的那样：“各种各样的共产主义小组，必须尽可能精确地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互相隶属。”[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vol. 1, p. 193, p. 198 and p. 199] 因此，先锋队政党是以集中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组织的。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除了“集中化”之外，政党也应当是民主的，因此才有了“民主集中制”这一表述。对此，决议声明：

“共产党必须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之上。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由下级选举上级党的机关，所有上级机关的指令对下级具有无条件的、必然的约束力，并且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党中央的领导，其权威在两次党代表大会之间必须为所有党的领导同志所普遍接受。”[Op. Cit., p. 198]

列宁在同一年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是：“不过是地方代表集合并选出一个负责的机构，而该机构必须进行统治……民主集中制在于代表大会监督中央委员会，撤换它并选举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quoted by Robert Service,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p. 131] 因此，“民主集中制”本质上是自上而下的，尽管原则上，“上级”党机关由“下级”选举产生。然而关键在于，中央委员会才是主动的要素，是它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因此组织结构的重心在于“集中制”，而不是这一套话中的“民主”部分。

正如我们在H.2.14节中指出的，共产党在预期上要拥有一种双重结构：一个是合法的，另一个是非法的。不言而喻，非法结构才是党内的实权所在，而它不可能像合法的政党那样具有民主性；而因为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非法机构手中，合法的政党本身也必然缺乏民主性，。

所有这一切与列宁的《怎么办？》高度相似。在该书中，他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严格秘密的组织，把一切秘密活动的线索集中于它的手中，这个组织必然必须是集权组织。”这种对集中化的呼吁并非完全依赖于秘密性。正如他所指出的：“分工必然预设集中化，而分工又必然要求集中化。”这种集中化的组织需要领导者，列宁认为“没有一个稳定的领导者组织来保持连续性，任何运动都不可能持久。”因此，“该组织必须主要由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组成。”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由专家、由“职业革命者”管理的集中化组织就此成型。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来自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按照列宁的说法，一个“稍有才能并且‘有前途’的工人鼓动者，绝不能被任由他每天在工厂劳动十一个小时。我们必须设法让党来供养他，以便他适时转入地下工作。”[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158, p. 153, p. 147, p. 148 and p. 155]

因此，全职的职业革命者来自各个阶级，并被吸纳进党的机构。然而，在实践中，这些全职人员的多数是、或曾是中产阶级。托洛茨基指出：“正如在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中一样，[1905年]代表大会上几乎没有工人。知识分子占了绝大多数。”[Stalin, vol. 1, p. 101] 即便在1917年工人阶级成员大量涌入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在执行委员会最高层级的梯队中，中产阶级活动家的比例反而有所上升。”[Robert Service, Op. Cit., p. 47] 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曾是工人的委员极为罕见，而真正的工人则完全不存在。然而，无论其原始阶级出身如何，团结这些全职人员的并不是他们的出身，而是他们与工人阶级当前的关系——一种分离与等级支配的关系。

这种体制的组织结构在《怎么办？》发表前后就已明确。列宁主张，党的工厂小组“必须由少数革命家组成，他们直接从[中央]委员会接受命令和权力，在工厂中开展全部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作。所有工厂委员会成员必须把自己视为[中央]委员会的代理人，有义务服从其一切指示，有义务遵守这支‘战地军队’所有的‘法律和习俗’，他们一旦进入其中，未经指挥官的许可就不得离开。”[quoted by E.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1, p. 33] 列宁提出的结构与1920年共产国际所采纳的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显而易见。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政党，一个自上而下由“职业革命者”管理的组织。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列宁讨论的是在沙皇统治下的建党之道，而在合法条件下他主张更广泛的民主。然而，既然他在1920年将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普遍化，并鼓励建立一种双重的党组织（基于合法与非法的结构），那么他关于集中化的言论便适用于先锋队理论总体。此外，早在1902年，他就将论证建立在从民主资本主义政体中汲取的经验之上。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革命组织曾经实行过广泛的民主制，也不可能这样做，即使它再怎么希望如此。”他并未将这一观点仅限于沙皇俄国，而是引用了韦伯夫妇关于“工会主义的书籍”来说明他所谓的“关于民主含义的混乱”。他指出，“在工会存在的最初阶段，英国工人认为，民主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就是所有成员都要参与工会的管理工作。”这意味着“所有问题都由全体成员投票决定”，所有“职务”都要“由全体成员轮流担任”。列宁斥之为“荒谬的……民主观念”，并认为“历史经验”会让他们“理解了代议制机构和全职职业干部的必要性”。[Essential Works of Lenin, p. 161 and pp. 162-3]

毫无疑问，列宁将这一点与考茨基联系起来。后者“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职业记者、专业议员等等”，并且“攻击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文学家的社会主义’，他们……鼓吹法律应由全体人民直接制定，完全未能理解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原则只能具有相对的适用性。”因此，他强调在革命组织中拒绝自我管理而倾向代议制。值得注意的是，列宁指出这种“‘原始的’民主观念”存在于两个群体中，分别是“大批学生和工人”以及“伯恩施坦派的经济派”（即改良主义者）。因此，直接民主的工人阶级组织观念就和机会主义的联系在了一起。他稍显宽容地补充说，他“当然不会……谴责那些缺乏足够机会去学习真正民主[原文如此！]的组织理论与实践的务实工人”，但那些“在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的个人却应该被谴责！[Op. Cit., p. 163] 这些人理应懂得更多！因此，“真正的”民主组织意味着将民主限制在选举领导人之上，而任何扩大普通成员影响的尝试，都仅仅意味着他们需要从“原始的”错误中得到教育！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革命”政党模式，是一种基于全职“职业革命者”的体制，其中直接民主的理念被取代为代议制民主（这还是最好的情况下）。它高度集中与集权，正如一个专业化组织所必然要求的那样。正如我们在H.3.3节中所指出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原则”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7, pp. 396-7] 这并不仅仅适用于沙皇俄国，列宁在1902年就借鉴先进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论证其模式，而在1920年他在共产国际中，同样主张一种具有双重（秘密与公开）结构的等级化、自上而下的组织。其思想的延续性一目了然。

H.5.6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民主集中制”？

如何看待上一节中所讨论的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模式？用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以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革命政党”，因此在实践中，“民主集中制”政党虽然集中，却并不会很民主。事实上，其民主程度更接近于资本主义共和国，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任务的分工，虽然在任何需要合作的地方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这里它变成了一种真正的劳动分工：发号施令的劳动与执行命令的劳动相互分离……在指挥者与执行者之间的这种鸿沟会自行拓宽、加深。指挥者专精其角色并让他变得不可或缺，而那些执行命令的人则沉溺于具体事务中。由于缺乏信息、缺乏对整体局势与组织问题的总体认识，又因他们未能参与党的整体生活而受到发展上的阻碍，组织的基层激进派越来越缺乏对上层进行任何控制的手段或可能性。

“这种劳动分工，据说会由‘民主’来加以限制。但所谓的民主，本应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却被简化为多数人指定他们的统治者；这样照搬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模式，被掏空了任何真实意义，它很快就成为遮掩统治者无限权力的面纱。基层并不能因为每年选举代表去指定中央委员会，就真正掌控了组织；正如人民并不会因为定期选举议员去指定政府，就成为议会制共和国中的主宰者。

“让我们考虑一下‘民主集中制’在理想列宁主义政党中应当如何运作。中央委员会由一个‘民主选举出的’代表大会选出，这一点并无区别，因为一旦当选，它就对整个党的机构拥有完全（法定的）控制权（它可以解散基层组织、开除激进派等等），并且在这种条件下，它可以决定下一次代表大会的组成。中央委员会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其权力，而这些权力本可以被削减；党员可能享有诸如组建派系的‘政治权利’等等。但从根本上，这并不会改变局面，因为中央委员会仍将是那个自上而下制定组织政治路线并监督其执行的机关，换句话说，它永久地垄断了领导工作。表达意见只具有有限的价值，因为组织的运作方式阻止了这些意见在坚实的基础上落实，也即是说，阻止了这些意见通过持续参与组织活动与在此期间形成的解决方案，加以落实和解决。如果组织的运作方式使得解决总体问题成为一类单独积极分子的特定任务与长期工作，那么只有他们的意见才会——或看起来才会——对他人有分量。”[Castoriadis, Soci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 vol. 2, pp. 204-5]

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洞见非常重要，它直击先锋党问题的核心。先锋党只是反映了它声称要推翻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如此，列宁反对革命与工人运动中“原始”民主的论点才显得意义重大。当他断言那些主张直接民主的人“完全”未能“理解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原则只能有相对的适用性”时，他其实已露出了马脚。[Lenin, Op. Cit., p. 163] 毕竟，“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自我管理并不会被应用的确可以理解，因为它触及阶级社会及其运作方式的核心。列宁能在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阶级基础的情况下就诉诸“现代社会”，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问题在于，如果这样的“原则”在一个阶级制度下是有效的，那么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及致力于创造这种社会的运动中是否依然适用？我们能否将自己的理念推迟到“革命之后”再应用？还是说，只有当我们在反抗阶级社会时就践行我们的社会主义原则，革命才能发生？

简言之，相同的组织形式是否能用于截然不同的目的？资产阶级的制度形式是否可以被视为中立的？或者说，它们实际上是为了确保和维持少数人的统治而演化出来的？归根到底，形式与内容并不彼此独立。它们会相互适应，并且在现实中不可分割。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拥抱集中制与代议制，那是因为它们与资产阶级特定的阶级社会形式完全契合。集中制与代议制的其中任何一种都不会削弱少数人的统治；因为如果它们真的会，那它们早已被迅速淘汰了。

有趣的是，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都承认法西斯主义借鉴了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前者在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意大利法西斯在实践中“采取并应用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尤其体现在他们的“战斗方法”上。事实上，“如果有人从形式的视角去看待它们，也就是说，从它们政治手段的技术上去看待，那么他就能在其中发现……在武力的迅速集中[与]一个高度结构化军事组织的积极行动——含义上的……布尔什维克策略完全的运用”[quoted by R. Pipes,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1919-1924, p. 253] 后者则在其未完成的斯大林传记中指出，“墨索里尼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偷学……希特勒则模仿了布尔什维克和墨索里尼。”[Stalin, vol. 2, p. 243] 因此问题便出现了：相同的战术与结构是否既能服务于法西斯反动势力，又能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既然布尔什维主义能成为法西斯的范本，那么它必然包含了一些同样属于法西斯的结构性与功能性要素。毕竟，没有人发现过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在他们反对民主、镇压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与对抗左翼的征途上，曾模仿过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原则。

毫无疑问，如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就不同，那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决定性的结构差异。一个为了少数统治而集权，另一个则必须为大众参与而走向分权与联合。一个是自上而下，另一个则应自下而上。如果存在一种“社会主义”，却采用资产阶级的组织元素，那么它不过是徒有其名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也是如此。正如“托派观察”（Trotwatch）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解释的那样：

“实际上，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只是在所谓的‘革命’组织内部再生产并制度化了现存的资本主义权力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发号施令者与命令服从者之间；专家与顺从且基本无权的党工之间。而这种精英主义的权力关系会被扩展到政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Carry on Recruiting!, p. 41]

如果你拥有一个推崇集权的组织，那么便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与广大成员相分离的制度化“领导层”。于是，资本主义工作场所或国家中存在的那种劳动分工就会被重建。形式不能、也不会独立于人而存在，它们必然包含特定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又会塑造受其约束的人们。我们能指望同样的权威形式仅仅因为组织名称里有“社会主义”或“革命”的字眼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吗？当然不能。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只有在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人才会通过创造与实验自由意志劳动组织的形式，在反抗剥削的斗争中实践平等与自由结社的原则，从而学习非支配性的联合形式。”[John Clark, The Anarchist Moment, p. 79]

如上所述，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会要求“下级”党组织（小组、支部等）从属于“上级”党组织（如中央委员会）。上级机构是由（通常是每年一次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于未来的发展无法被事先授权，因此上级机构便被赋予全权来决定全党的政策（因此形成“自上而下”的原则）。在两次大会之间，全职干部（理想情况下是选举产生，但并非总是如此）的工作，就是领导政党并贯彻中央委员会决定的政策。到了下一次大会，党员才能通过选举他人来表示对领导层的赞成与否。这种体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等级制度。为什么‘上级’党机关就能比‘下级’党机关更准确地诠释党的政策？通常用来敷衍的回答是，上级机构由最有能力和经验的成员组成，他们能（从更高的角度）对特定问题作出更全面的判断。事实上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例如说，中央委员比普通支部成员更加与世隔绝。这往往是因为许多中央委员是全职干部，因此脱离了更为现实的问题，比如谋生……”[ACF, Marxism and its Failures, p. 8]

同样，为了让“上级”机构能够作出评估，它们需要来自“下级”机构的有效信息。如果认为“下级”组织无法自行制定政策，那么他们又如何有足够的智慧，首先去选择正确的领导者，其次去决定哪些信息是适合传递给“上级”的？既然党的体制已经预设了集权，我们难道看不出“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在实践中会极为低效吗？信息与知识在党的机器中被丢失，而最终上层所作出的决策，必然是在对基层实际状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完成的。正如我们将在H.5.8节讨论的那样，这通常正是此类政党的命运。

如前所述，“职业革命家”（或“全职人员”）在党内的角色被不断强调。正如列宁所主张的，任何表现出才能的工人都必须被从工作场所中抽离，转而成为党的职能人员。那些出身工人阶级的少数布尔什维克干部（即职业革命家），很快便与工人阶级失去了真实的联系，这难道令人意外吗？同样，他们在党内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正如我们将在H.5.12节中所讨论的，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中的作用本质上是保守的，旨在维护自身的地位。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集中制”的批判是成立的，为此我们只需指出该类政党中众多成员（并通常很快就会成为前成员）的评论与分析即可。因此我们不断可以看到一些文章，讨论为何某些政党实际上是“官僚集中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对其进行改革。事实上，所有现存的“民主集中制”政党都并不真正民主，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去创造一个真正“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政党是当代列宁主义的圣杯。正如我们在H.5.10节中所讨论的，他们的目标或许与亚瑟王传说中的圣杯一样的虚幻。

H.5.7 革命者的组织方式重要吗？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当下革命者的组织方式至关重要。然而，依照某些列宁追随者的看法，“革命”政党是以革命还是非革命的方式来组织并不重要。正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主要成员克里斯·哈曼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之下存在的革命组织[即先锋党]，必然会具有与推翻资本主义过程中产生的工人国家截然不同的结构。” [Party and Class, p. 34]

然而，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这种区分的。如果政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组织，那正是因为这种方式被认为是“高效的”、“务实的”等等。因此我们会看到列宁反对“组织上的落后”，并且强调“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否应当有更高的形式来加以体现，即具有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党组织形式。”那为什么“工人国家”会建立在“落后”或“低级”的组织形式之上呢？既然列宁曾指出“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是“自上而下的”，那么为什么政党一旦掌权，就会放弃其“组织原则”，而去采用它自己视为“机会主义”、“原始”等等的组织形式呢？[Collected Works, vol. 7, p. 389, p. 388 and pp. 396-7]

因此，既然作为先锋队的政党代表着工人阶级应当达到的水平，那么它的组织原则也必然是工人阶级应当达到的。由此看来，哈曼的评论令人难以置信。当下我们如何组织绝非无关紧要，尤其是当所讨论的革命组织试图（用列宁的话来说）“单独掌握全部国家权力”之时。[Op. Cit., vol. 26, p. 94] 这些偏见（以及它们所生成的政治与组织习惯），必然会在政党掌权后影响其对“工人国家”的塑造。党在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预设所发挥的决定性影响，可以从托洛茨基在1923年的论断中看到：“党创造了国家机器，并且可以重新建立它……国家来自于党，而不是党来自于国家。” [Leon Trotsky Speaks, p. 161] 这是并不在意料之外，毕竟政党的目标就是夺取、维持并行使权力。既然先锋党如此组织正是为了确保效能与效率，那么我们又凭什么假定它一旦成为执政党，就不会试图在掌权后重建这些组织原则？俄国革命就证明了这一点（见H.6节）。

声称资本主义之下，我们如何组织与革命运动无关，这完全是错的。革命者的组织方式不仅会影响他们自身，也会影响他们如何看待革命的发展。对集中化和“自上而下”组织的意识形态偏见，不会在革命一开始就消失不见。相反，它将影响政党在革命中的行动方式，并且，如果其目标是夺取政权，也将影响其一旦掌权后如何去行使这种权力。

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要在旧世界的壳里建设新世界（见H.1.6节）。所有组织都会创造出某种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又会塑造着它们的成员。既然这些政党的成员将参与到革命进程之中，他们就会影响革命的发展及任何形成的“过渡性”制度。由于这些组织的目标是促成社会主义的建立，其显然的含义便是：革命组织自身就必须反映它所试图创造的社会。很明显，认为我们今天作为革命者的组织方式可以与革命过程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性质无关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尤其当“革命”组织的目标还是代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时）。

正如我们在别处所论述的（见J.3节），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基于自我管理、联邦主义和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来建立革命性团体。换言之，我们在自身的组织内部贯彻了工人阶级在自身斗争过程中所发展出的同样的原则。自治与联邦主义相结合，从而确保决策和行动的协调是通过被授权并可随时罢免的代表，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实现的。有效的合作将得以实现，因为它是由基层的实际需要所决定并反映出来的。简而言之，工人阶级的组织与纪律——如工人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所体现的——与资本主义的组织和纪律完全不同；而列宁主义者却不断要求更多的（尽管披上了红旗并打上了“革命”标签的）资本主义式组织与纪律。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那样，列宁主义自上而下集中制的政党模式，特点便在于失败多于成功，这表明先锋队模式不仅不可取，而且也是不必要的。

H.5.8 先锋党有效吗？

一个字回答：不。很少有证明先锋党能作为促成革命变革的有效机构——而别忘了，这恰恰是它们所宣称的目标。事实上，列宁主义政党往往并不处于社会斗争的先锋；相反，它们常常是最后才察觉、更不用说理解这些重要社会运动和事件的萌动迹象。只有当这些运动已经在街头爆发后，那些自称为“先锋对”的组织才会注意到它们，并决定这些运动需要党的领导。

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表现为，它们不断试图把自身的政治纲领强加给那些它们并不理解、而且已通过不同战术和组织方式证明成功的运动。与其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先锋队反而将社会运动视为新党员的来源和用以推动党利益的原料，而不是用来促进工人阶级的自治与斗争性。这种过程在20世纪末的“反全球化”或“反资本主义”运动中有所表现。该运动的发端并不依赖于这些自诩的“先锋队”；反而，“先锋队”在运动出现后花了大量时间试图追赶运动，同时批评其已被证明可行的组织原则与战术。

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并不难找到。它们根源于这些党派所青睐的组织结构及背后的思维方式。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所主张的，集中化、自上而下的结构注定无法相应处于斗争中的人们的需要。党内等级制度带来的惯性会导致它对新事态作出反应的迟缓，而其集中化的结构又意味着领导层与基层实际发生的情况隔绝，无法做出恰当回应。先锋党的基本假设——即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使其对阶级斗争中的新发展缺乏反应能力。正如列宁所主张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斗争往往倾向于改良主义，因此先锋党领导人会自动对新发展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些新发展本质上很少符合事先商定的“无产阶级”斗争模式。布尔什维克对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由工人自发形成的苏维埃所表现出的敌意，是这一倾向最著名的例证之一。

“如果真的存在所谓‘光荣政党’的话，也几乎总是落后于事件的发展……在最初阶段……它往往发挥的不是‘先锋’作用，而是抑制作用。凡是它有影响力的地方，它倾向于减缓事件的进程，而不是‘协调’革命力量。这并非偶然。政党是按照等级制结构建构的，这种结构恰恰反映了它声称要反对的社会。尽管理论上自我标榜，它依旧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机构，是一个微型国家，拥有一个职能在于夺取权力而不是消解权力的机构和干部。它扎根于革命前的时期，吸收了官僚制的一切形式、技术和心态。党员在服从中、在僵化教条的成见中接受训练，被教导去崇拜领导。党的领导层则在命令、权威、操纵与利己的习惯中受训。这一局面在政党参与议会选举时更趋恶化。在竞选活动中，先锋党完全模仿现存的资产阶级形式，甚至凑齐了选举型政党的全部表象……”

“随着政党的扩张，领导层与基层党员之间的距离不可避免地拉大。其领导人不仅成为‘名人’，而且失去了与下层现实局势的联系。那些最了解自身即刻处境的地方组织，不得不将其见解服从于来自上层的指令。领导层因缺乏对地方问题的直接了解，只能反应迟缓且谨慎。虽然它声称自己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拥有更高的‘理论能力’，但在权力层级上越是节节高升，这种能力实际上就越发减弱。越接近真正做出决策的层面，决策过程的性质就越是保守，所涉及的因素越是官僚化、外在化，越是用声望与紧缩的考量，取代创造力、想象力和对革命目标的无私奉献。”

“从革命的角度来看，政党越是依靠等级制度、干部体系与集中化来追求效率，它反而就越低效。虽然人人步调一致，但下达的命令往往是错误的，尤其是在事件开始迅速发展并出现意料之外的转折时——而这正是所有革命中不可避免的情况……”

“另一方面，这类政党在镇压时期又极其脆弱。资产阶级只需逮捕其领导层就几乎可以摧毁整个运动。当领导人入狱或被迫潜伏时，政党便陷入瘫痪；那些唯命是从的党员无人可听令，往往因此而手足无措。士气迅速瓦解。政党不仅因为镇压的氛围而分崩离析，也因为其内部资源的贫乏而解体。”

“上面的描述并不是一系列假设性的推论，而是对过去一个世纪所有大众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综合写照——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以及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此类唯一的大众政党）。宣称这些政党未能认真遵守其马克思主义原则，只是掩盖了另一问题：为什么这种失败一开始就会发生？事实是，这些政党之所以被纳入资产阶级社会，是因为它们的结构本就沿袭了资产阶级的模式。变节的种子自其诞生之日起便已埋下。”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p. 123-6]

布克钦总结的证据表明，先锋党在推动革命变革方面并不高效。它们缓慢、迟钝、缺乏民主，根本无法适应社会斗争的动态特性，更不用说革命了。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对于国家而言，中央集权是恰当的组织形式，因为它的目标在于使社会生活尽可能统一，以维持政治与社会的均衡。然而，对于一个其存在本身依赖于在任何有利时机立即行动、依赖于其支持者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运动来说，中央集权只能是一种削弱了决策力、并系统性地压制一切直接行动的诅咒。如果，例如在德国的情况那样，每一次地方罢工都必须先得到中央的批准，而中央往往相隔百里，并且通常无法对当地情况作出正确判断；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正是这种组织机器的惰性使得完全不可能进行迅速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积极且思想敏锐的小组不再成为犹豫者的榜样，而是被后者强迫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从而不可避免地使整个运动陷入停滞。毕竟，组织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当它成为目的本身时，它就会扼杀成员的士气与生气勃勃的主动性，并建立起那种庸人统治，而这，正是一切官僚体制的特征。”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p. 61]

正如我们将在H.5.12节中所讨论的，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的例子充分证明了洛克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个高度集中、纪律严明的先锋党，相反，它在基层组织中却表现出了广泛的自治。党纪经常被忽视，包括列宁本人也常常试图推动党中央的官僚机构去追赶俄国工人阶级自发革命的行动与思想。正如布克钦所概括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通常极为保守，而这是列宁在整个1917年中一直在对抗的特征——首先，是在他试图重新定位中央委员会以反对临时政府时（即著名的‘四月提纲’之争）；后来，是在推动中央委员会走向十月起义时。在这两种情形下，他都威胁要从中央委员会辞职，并将自己的观点带到‘党的基层’。”然而，一旦掌权，“布党党员便倾向于将他们的政党集中化，以至于他们逐渐与工人阶级隔绝开来。” [Op. Cit., pp. 126 and p. 127]

“先锋队”式的组织模式，不仅在革命角度上低效且无效，而且还会滋生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从而破坏任何不幸地被这种政党主导的革命。正因为这些极其实用而理性的原因，无政府主义者才全盘拒绝它。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那样，先锋党唯一真的擅长的事情——就是用中央集权所产生的单调的一致性，取代革命运动所产生并且必需的多样性；用党的权力与暴政，取代人民的权力与自由。

H.5.9 先锋党究竟擅长什么？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讨论的，先锋党并不擅长推动革命性的变革。那么，人们可能会问，先锋党究竟擅长什么？如果它们有害于革命斗争有害，那么它们有利于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没有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否认先锋党在某些方面确实极为高效、极其有效，尤其是在将等级制度和资产阶级价值观复现在所谓“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中的时候。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说的那样，党“只在一个方面是高效的——那就是在革命成功时，将社会塑造成自身等级化的镜像。它重建了官僚制、中央集权与国家。它助长了恰恰是这种社会形态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因此，国家非但不会‘自行消亡’，这个由‘光荣政党’所掌控的国家反而会留存那些使国家之存在‘不可或缺’的条件——以及，留存一个去‘守护’它的政党。”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p. 125-6]

由于先锋党本身的结构沿袭了等级化的路线，反映出它所声称要反对的制度，它无论在当下的激进社会运动以及任何可能建立的革命社会中，都“有效地”再现了这一制度。这意味着一旦掌权，它便会按照自身的形象来塑造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托洛茨基就曾提到过这种趋向保守与官僚化的倾向：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运动中的阶级与党的机器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裂。即使是布尔什维克的干部们——这些享有极其优越的革命训练的人——也会在君主制被推翻的第二天就已经显露出明显漠视群众的倾向，并将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机器的利益划上等号。那么，当这些干部变成一个全能的国家官僚机构时，他们又会做出什么呢？ [Stalin, vol. 1, p. 298]

在这样的环境下，竭力主张党的权力并把它与工人阶级的权力划上等号，其结果自然不会具有革命性。托洛茨基在讨论1905年的布尔什维克时就指出，这一倾向打从一开始就存在：

“政治机器所特有的习惯在地下斗争中就已经开始形成。一种年轻的革命官僚类型已然出现。诚然，秘密结社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为民主形式——如选举性、问责性和监督——提供了较大的空间。然而毫无疑问，这些委员们把这些空间收窄到远远超过了必要的程度，并且对革命工人远比对他们自己更加不宽容、更为苛刻。他们更愿意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即使在那些需要倾听群众声音的场合也不例外。” [Op. Cit., p. 101]

他引用了党内成员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对这些党的官僚——“委员们”的评价。克鲁普斯卡娅指出，“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承认任何党内民主”，也“不希望有任何创新。‘委员们’既不愿意、也不知道如何去适应迅速变化的局势。”[quoted by Trotsky, Op. Cit., p. 101] 这种保守主义在1917年期间给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是“因为存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才发生了俄国革命”，是“尽管存在这样的组织原则却依然发生了俄国革命”（参见H.5.12节）。这些原则在党掌握政权后真正发挥了作用，确保巩固了由精英主导的官僚统治。

先锋党一旦掌权便会促进形成一个官僚政体，这并不令人意外。若如托洛茨基所言，该党表现出一种“委员阶层的倾向”，那么当它掌握国家政权后在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器中再现出这种倾向，这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Op. Cit., p. 102] 而这种“倾向”，至今仍可在无数列宁主义教派中看到。

H.5.10 为什么“民主集中制”会导致“官僚集中制”？

尽管先锋党几乎都会以一种近乎仪式化的方式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党”，但大量的前党员、被开除的异见者以及心怀不满的成员，都证明了这些政党并未兑现自己的宣传。他们指出，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多数的“先锋党”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换言之，在党内，一个官僚派系自上而下地掌控着整个组织，几乎没有任何民主监督，更遑论成员的实际参与。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这种情况不断重现的原因，正根植于“民主集中制”本身的性质。

首先，“民主集中制”的前提假设是：党员选举出领导层，并授予其在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之间决定政策的权力。这一安排会对党员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因为被选出的领导层被认为在社会问题上拥有超越普通成员的特殊洞见，否则他们就不会被推举至如此重要的位置。因此许多党员会逐渐相信，任何与领导层分析相左的意见——即便在这些观点尚未被清晰表达之前——都可能是错误的。怀疑不敢言说。¹⁰⁷对党领导层的盲目信任，已成为许多先锋党经历中一再重现的主题。党的等级结构，必然在其成员中培育出等级化的思维方式。

在这种政党中，顺从还受到另一层强化：党员（尤其是核心活动家与全职党员）被要求进行极度紧张的政治活动。矛盾的是，参与行动越深，越难反思自己正在做什么。那种不间断的节奏往往导致疲惫与抑郁，同时使人难以“理性脱身”——投入的承诺太多，而因党务活动，用于反思的时间却太少。此外，高强度的政治行动使得许多人，尤其是最投入的党员，几乎丧失了党外的个人生活。这种高速的政治存在使得竞争性的社会关系网因疏忽而萎缩，从而保证党员所接触到的唯一观点就是党的路线。党员往往出于精疲力竭、精神危机甚至绝望而离开，而不是经过理性地反思或有意识地决定。

其次，鉴于先锋党自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守护者，这种信念意味着它倾向于将全部社会生活压缩进党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而且，既然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科学”，那就能期待它解释世间万物（这也解释了为何列宁主义者倾向于对所有想象得到的议题发表见解——无论作者是否足够了解该主题）。这种认为党的意识形态可以诠释一切的观念，消解了独立思考的必要性，阻碍了对过去实践的批判性检视与对错误的承认，也使得党员不再需要从党的意识形态堡垒之外，去寻求真正有意义的思想启发。正如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向布尔什维克的维克多·谢尔日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根植于对真理的占有。党是真理的保管者，任何与之不同的思想形式都是危险或反动的错误。这正是其偏执的精神根源。对自身崇高使命的绝对信念赋予其强度惊人的道德能量——同时，也孕育出一种迅速滑向宗教审判官的心态。”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p. 134]

高强度的政治活动，意味着党员不断被党内宣传连环轰炸——他们要么陷入无休止的党务会议，要么沉浸于阅读党的文献。因此，实际上由于缺乏时间阅读其他内容，党员最终只能阅读党的出版物。大多数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点被消除或大幅削减。事实上，这类外部的信息来源及其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往往被定性为受资产阶级思想污染的“异端”。这种排他性甚至常常发展到极端，以至于凡是质疑党之分析任何方面的人，都被贴上修正主义者或路线偏离者的标签，被指责为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压力”，并通常作为异端被清除出党。而这一切几乎总是伴随着对其他左翼组织的轻蔑（实际上，那些在意识形态立场上越接近该党的组织，反而越容易成为其攻击的目标）¹⁰⁸。

第三，“民主集中制”的实践本身也助长了这种趋向同一的过程。基于政党必须成为一支高度纪律化的战斗力量的理念，该制度赋予了中央委员会极大的权力，并规定所有党员必须在公开场合捍卫党的既定立场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无论他们私下持有何种异见。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党的领导机关通常拥有管理党务的广泛权力，包括更新党的理论纲领、以及决定党对当前政治事件的回应。

由于“统一”即是原则，党内倾向于把任何反对意见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事实上，根本无法明确界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认为内部“充分自由批评”之政策会破坏了某一既定行动的统一性。民主集中制的规范将大会间的一切权力交予中央委员会，使其有权裁定一个异议观点在什么时候会被视作危害统一的行为。来自众多先锋党的实践证据表明，党的领导层通常将一切的异议都视为在危害统一，并要求异议者停止行动，否则将被逐出党。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列宁主义政党通常将自己看作是未来革命成功的关键力量。这种信念不可避免地强化了他们将党内分歧视作对整个人类未来之威胁的倾向，从而认为一切异议都必须被不惜代价地消灭。正如列宁在1920年针对共产国际所作的论战中所强调的那样：“凡是哪怕稍有削弱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的人（特别是在它的专政期间），实际上都是在帮助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 [Collected Works, vol. 31, p. 45] 由此可见，列宁强调“铁的纪律”在任何时期都至关重要，而不仅仅是在革命期间“党”实行“它的专政”时（关于列宁主义这一方面的详述，参见H.3.8节）。这正当化了任何为了维护统一的假象而实行的措施——无论这些措施是否践踏了党员在纸面上拥有的权利，也无论领导层在代表大会之间强加何种决策。

第四点，也更为微妙的一点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当一个人公开地为某一命题辩护时，其私下的态度经常也会随之转变，从而与其公开行为保持一致。一个人在公开场合说一套，而在私下里坚持与之相矛盾的另一套信念，是极其困难的。简而言之，如果人们向他人宣称自己（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支持某某，他们的观点将会逐渐改变，乃至在内心深处也真诚地支持某某。此类声明越是公开，就越有可能发生信念的转变。实证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参见R. Cialdini的《Influence: Science and Practice》）。这表明，如果以“民主集中制”的名义要求党员在公开场合维护党的路线，那么他们就会愈发难以在私下持有与公开言论相矛盾的信念。证据显示，不可能存在一个群体，它们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循规蹈矩，却在内部维持坦率而充分的讨论。公共领域的从众行为往往也会导致私人领域的从众。因此，依据现有的社会影响研究成果，可以几乎肯定地说：“民主集中制”注定会阻碍真心的内部讨论。遗憾的是，各先锋党内部的实际制度已屡屡印证了这一点——党内辩论往往局限于某些措辞或强调点上的细枝末节，而非关涉政策与理论的根本性问题。

正如（在H.5.5节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规范意味着权力集中于上层。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种集权结构是每一个先锋党不可或缺的特征，并且这种集权必然限制党内民主。党内维持着一种威权体制，确保决策权掌握在精英手中。该体制会逐步拆解或无视一切形式上的制衡机制。党员被排除在政策制定、领导问责与表达异议的过程之外。与此同时，组织往往会不断宣称自己本质上是民主的，并在文件上展示出所谓典范性的民主机制——但这一切仅仅浮于纸面。伴随着这种内部的专制，是领导层日益增强的滥用权力的倾向：他们行为专断、积聚个人权势，诸如此类（而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现象存在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器之中）。事实上，常常出现那些若由基层党员实施就会引发公愤的行为，却在领导人实施时被容忍。正如一群苏格兰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

“此外，就在反对并挑战资本主义与正统工党主义观念的程度而言，我们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都是‘个人主义的’。就比如说，他们难道不是一再自豪地宣称，马克思、列宁与托洛茨基在许多场合，只要他们认为自己在某一问题上比所有人都正确，都愿意以‘孤勇者’的少数人身份坚持己见吗？在这点上，他们与伽利略一样，理应受到肯定。然而，他们和他们的追随者在相信于自身判断之重要性时所犯下的错误，在于他们倾向于拒绝将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样赋予其他无产阶级的斗士与倡导者。” [APCF, "Our Reply", Class War on the Home Front, p. 70]

就如同在任何等级制度结构中一样，掌权者往往倾向于鼓励与提拔那些与其意见一致的人。这意味着党员在党内的影响力与地位，通常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顺从等级体系及其领导。持异议者的贡献很少会受到重视，其晋升空间也极为有限，这种情形自然造成了人们“不要惹事生非”的强烈倾向。正如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异议者米亚斯尼科夫在1921年所说的那样，“党内的制度”意味着“若有人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就会被指责为“投机分子”，甚至更糟，被称作“反革命”、“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不仅如此，党内的偏袒与腐败亦极为普遍。在米亚斯尼科夫看来，正在出现一种新类型的共产党员——那种“善于讨上级欢心的”谄媚仕途主义者。[quoted by Paul Avrich, Bolshevik Opposition to Lenin, p. 8 and p. 7] 在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代表大会上，米亚斯尼科夫被开除出党。只有一名代表，V.V.科西奥尔（V. V. Kosior），“指出列宁在处理党内异议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如果有人……胆敢指出党务工作的缺陷，他就会被扣上反对派的帽子，撤销职务、受到监视，甚至——就像米亚斯尼科夫一样——被开除出党。”[Paul Avrich, Op. Cit., p. 15] 谢尔盖（Victor Serge）在大致同一时期指出，列宁“宣布要在党内进行清洗，目标是那些来自其他政党的革命者——也就是说，那些尚未被布尔什维克精神所浸透的人。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党内建立起老布尔什维克的独裁体制，而纪律处分的矛头并不是指向那些毫无原则的野心家与趋炎附势的后来者，而是指向那些持批判性观点的党支部。”[Op. Cit., p. 135]

当然，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党代表大会——名义上的党内最高权力机构。党代会上的决议往往要么直接来自于领导层，要么完全受到领导层的支持。若有地方支部或党员提交批评领导层的提案，党内便会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其撤回。此外，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往往并不是由对应的支部授权的，这就保证了基层成员的意见无法被提出，更别提加以讨论了。更为严厉的手段也时有发生。维克多·谢尔盖在1921年初亲眼目睹了所谓的“党内碾压”，它们当时在彼得格勒的一个区中“操纵投票，以制造列宁与季诺维也夫的‘多数派’”。[Op. Cit., p.123]

这种政党往往名义上拥有“选举”产生的机构，而这些机构在实践中却篡夺了党员应有的民主权利，并日益脱离任何形式上的制约。领导层在行动上对党员的责任被完全消除。这种威权式结构通常伴随着充满军事化色彩的托辞，以及一种论调——声称“革命”运动必须比现有的阶级制度更加集中地组织起来，并引用国家的镇压力量（尤其是军队）作为例证。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那样，列宁主义者“始终不得不去钦佩与尊敬所有等级制机构中最不人性的那个存在——军队。”[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 p. 254f]

先锋党在当代的实际效果，可以从一个颇为奇特的事实中看出：由于现存先锋党官僚化的内部结构，许多列宁主义者拒绝加入任何党派；而那些试图推动党内民主化的成员，则往往因挫败而被开除或愤然退党。如果先锋党真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是值得参与的积极性组织，那么为何它们在党员留存上会遭遇如此严重的问题？为何有如此多的前党员公开声讨？为何如此多先锋党前党员的的列宁主义者，还在不断地在寻找一个真正符合自己民主集中制理想的政党，而不是那些以官僚集中制为常态的组织？

我们对先锋党运作方式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对它以及它暗含的意识形态表示忧虑。我们之所以如此担忧，是因为这些政党的实践往往具有破坏性，并疏离新进的激进分子，从而阻碍了他们自称要实现的目标——社会主义或革命。任何熟悉众多列宁主义左翼团体与政党的人都会承认：无政府主义者对先锋队理论的批评，在现实中似乎得到了充分印证，而列宁主义者的辩护则显得苍白无力（当然，除非那个人正是此类党的成党员，并声称自己的组织是给例外！）。

H.5.11 你能举出先锋党所带来负面影响的例子吗？

可以。我们在前几节中提出的对先锋队思想的理论性批判，早已被现实中此类政党的运作实例充分证明。在实践中，“先锋党”极少能达到其支持者所声称的那种崇高期望。这类政党往往规模较小、容易发生分裂、滋生领袖崇拜，并通常在社会斗争中发挥着消极作用。无数前党员抱怨，这些政党实际是精英化、等级化且官僚化的。

显然，我们无法讨论所有此类政党。因此，这里仅以英国最大列宁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社工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 SWP）中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论述为例。值得长篇引用他们对该党内部运作的描述：

“社工党实行的并不是民主集中制，而是官僚集中制。领导层对党的控制不受党员制约。新的政治方针完全由中央委员会单方面提出，然后在全党范围内贯彻其方针，不论党内是否存在反对声音，也无论这种反对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合规的还是非正式的。

“一旦宣布新的方针，党就会自上而下地挑选出新的干部。中央委员会挑选组织者，组织者再挑选地区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即便有选举，也都是以‘候选名单’的方式进行，从而使党员几乎不可能投票反对领导层所提的名单。任何持有怀疑或异议的党员都会被视为‘灯尽油枯’，不再有价值；并根据他们的反应，可能在党内被边缘化，甚至被开除。”

“这些做法对社工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多方面的：每一次新的政治方针都要求（在中央委员会以下的层级）培养一批新的干部，因此便在党内尽力地边缘化现有的干部。由此，社工党未能建立起一支稳定而有经验、能够独立于领导层运作的干部队伍。历届干部层被逐步逼入消极状态，甚至彻底脱离革命运动。结果是损失了数以百计的潜在干部。党史的书写并不是依据对各个干部不平衡但真实的发展状况的评估，而是以‘明星制度’（当前受到党内青睐的同志）与‘恶魔学’（每次党内转变风向时被扫地出门的‘叛徒’）为基础。由于这种系统性的干部解体，中央委员会与党员之间的距离愈发遥远，其方法也愈加官僚化。近年来，全国委员会被废除（它在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下，听从地为自己的解散投下赞成票），取而代之的是由当下活跃同志（亦即那些已同意现行方针的人）组成的党务会议；地区委员会由任命产生，而非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垄断了所有与党相关的信息，以致党员几乎不可能了解自己支部以外的党内状况；中央委员会在叙述事件时歪曲事实，而非承认错误……历史被重写，以强化中央委员会的威望……其结果是，一个在大会上毫无民主职能的政党，在会议上的作用仅仅是指导党员贯彻那些在代表从所在支部动身前就早已拟定好的方针。在党的各个层级上，战略与战术都以自上而下的形式被呈现，作为事先加工好的行动指令。在各个层级上，“底层的”同志仅被视作一群需要被推向行动的消极群众，而非新倡议的来源……

“唯一的例外是某个支部想出一种执行中央委员会方针的新战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可能会采纳此战术并在全党范围内推行。除此之外，基层党员在决定党的战略与理论方面并没有任何的积极作用——唯一的‘作用’在于，当他们拒绝贯彻某项方针，以至于最终中央委员会都注意到的时候，后者才会据此调整路线以适应现状。党内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中央委员会以外的领导几乎完全由对中央委员会忠诚的同志组成，他们愿意在毫无批评的情况下跟随每一次方针转向……中央委员会用以维持其对党政治方向控制的官僚手段，正日益扩展到党内生活的其他领域。在关于哲学、文化乃至人类学问题的辩论中，出现了非正式的党‘路线’（即便这些领域根本不应存在所谓‘路线’）。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立场背后不过是某位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个人意见，但对该‘路线’的遵从却很快就成为党内忠诚的标志，而不同意就会被看作污点。结果就是，连理论问题都被排除在讨论之外，进一步扼杀了党内民主。许多激进派成员，尤其是那些拥有工会民主经验的工人阶级激进派，常常厌恶党内的不民主规范，因此拒绝加入；或即便认同党的形式政治，也仍保持距离。” [ISG, Discussion Document of Ex-SWP Comrades]

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主张，一个“民主”的政党应当存在“对所有全职党员、支部和地区领导人、代表大会代表等的定期选举，并享有罢免权”，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任命全职干部与领导人等已成为常态。他们主张赋予“各支部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动议的权利”，以及“党员在党内进行横向交流、撰写并分发自己文章的权利”。他们强调有必要设立“独立的监察委员会，审查所有纪律案件（独立于执行纪律的领导机构），并保障任何受处分的同志有直接向党代表大会上诉的权利”。他们指出，在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党中，“党内任何部分都不应垄断信息”，这表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实质上是秘密化的，将信息对普通党员隐瞒。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我们在第H.5.7节中关于党组织结构对革命后社会影响的讨论，他们指出：“最糟糕的是，社工党正在培养一批革命者，使他们相信社工党的组织规范就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光辉典范，并可适用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毫不意外，许多人本能地对这种观念感到反感。”

这些对具体列宁主义政党的批评者中，有些人并未失去希望，仍在寻求一个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政党，而非如今普遍存在的官僚集中制政党。例如，那些社工党的前党员们就主张：“凡是在‘列宁主义’组织中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遇到这样一些工人：他们认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却拒绝入党，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党既不民主而且专制。许多人据此得出结论——问题在于列宁主义本身，因为每一个自诩为列宁主义的组织似乎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 [ISG, Lenin vs. the SWP: Bureaucratic Centralism Or Democratic Centralism?] 这正是列宁主义者常见的论调——当现实与理论相悖时，必定是现实出了问题。是的，每一个列宁主义组织也许都是官僚化、专制化的，但他们却坚持认为，这并不是理论的错，而是那些执行者并没有正确地实践理论。对于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徒而言，这样运用“科学原则”颇具讽刺意味——显然，在评估“科学社会主义”本身时，通常那种由事实归纳出理论的科学方法便不再适用了。然而，他们并不愿意思考“民主集中制”本身是否无法奏效、是否必然导致“官僚集中制”的可能性，而是转而以俄国革命及早期布尔什维克党的实例来证明他们信念的可行性。

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之所以仍认真对待先锋队的组织结构，唯一的理由就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表面上的成功。然而如前所述，即便是布尔什维克党，也存在官僚主义倾向；而且，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本身就否定了“先锋队”式政党的有效性。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组织形式上与列宁于1902年和1920年所设想的理想“民主集中制”型政党完全不同。作为一种革命组织模式的“先锋队理论”，非但没有因俄国革命而得到证实，反而被其实践所否定。在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内，它的运作却不是先锋队式的；而在真正以先锋队方式运作的地方，它反而阻碍了革命斗争的进程。

H.5.12 俄国革命难道不是证明了先锋党行之有效吗？

不，恰恰相反。回顾先锋队理论的历史，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成功，而是失败。事实上，“民主集中制”的倡导者只能指出一个在他们模式下看似成功的案例——也就是俄国革命。然而奇怪的是，列宁主义者却警告我们，如果不采用先锋党这一组织形式，未来的革命将必然走向失败：

“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它的先锋队来掌握政权……没有阶级对先锋队的信任，没有先锋队获得阶级的支持，就谈不上夺取政权……苏维埃是连接先锋队与阶级之间的唯一有组织的纽带。只有党才能赋予这一形式以革命的内容。十月革命的正面经验以及其他国家（德国、奥地利，最后是西班牙）的负面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在实践中展示，或在理论上清楚说明，无产阶级如何能在没有一个知晓自己目标的政党的政治领导下夺取政权。” [Trotsky, Writings 1936-37, p. 490]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样的主张听起来不太对劲。毕竟，俄国革命真的实现了社会主义吗？或哪怕只是某种可行的苏维埃民主形式吗？不，差得远了。除非你仅仅把“革命”理解为更换一个执政党，否则你必须承认，虽然布尔什维克党确实在1917年11月夺取了政权，但这一行动所带来的净效应却并不是它所宣称的目标。因此，如果我们将“有效”理解为“达成既定目标的有效手段”，那么先锋队理论并没有被证明是有效的，反而恰恰相反（假定你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非巩固党的权力）。不言而喻，托洛茨基把俄国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客观”因素，而非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与实践；关于这一论点，我们将在H.6节讨论，此处暂不展开。

因此，尽管列宁主义者对他们选择的政党形式的“有效性”夸夸其谈，但历史的冷峻事实却与他们的积极评价相矛盾。而讽刺的是，即便俄国革命本身也否定了列宁主义者的主张。事实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与先锋队理论支持者所称的“民主集中制”政党相去甚远。正因为如此，它在1917年的成功更多地是源于背离“民主集中制”原则，而非贯彻这些原则。革命及政党的随后的堕落，则恰恰以这些原则在党内生活中日益深入的贯彻为标志。

因此，为了反驳先锋队理论所谓“有效性”和“高效性”的论断，我们必须审视它那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似成功的案例——俄国革命。正如科恩－班迪兄弟所说的那样，“布尔什维克不仅没有推动俄国革命，反而在1917年2月至10月间阻碍了群众斗争的进程，随后又将革命转化为一场官僚的反革命——而这一切皆源于该党自身的性质、结构与意识形态。”事实上，“从四月到十月，列宁不得不不断斗争，以使党的领导层与群众保持一致。” [Obsolete Communism, p. 183 and p. 187] 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在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是因为它持续违背自身的“性质、结构与意识形态”。而每当“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贯彻时，布尔什维克党便发挥出科恩－班迪兄弟所指出的那种反动作用（而在其掌权之后，党的这些负面特征便彻底暴露出来）。

即便是列宁主义者也承认，如托尼·克里夫所言，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保守主义。”实际上，“几乎在所有关键转折点上，列宁都不得不依靠下层党机关反对上层党机关，或依靠基层党员反对整个党机器。” [Lenin, vol. 2, p. 135] 这一事实顺带驳斥了列宁政党模式的基本假设——即广大的党员群众如同工人阶级一般，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而需要来自上层的集中领导与控制。

纵观1905年与1917年的两次革命，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保守主义”出现的是多么得频繁，而党的高层机构是有多少次落后于群众与普通党员的自发行动的。以1905年革命为例，我们看到一个“民主集中制”之低效的典型案例。当苏维埃——即由工人代表选出的、用于协调罢工与斗争的委员会——兴起时，布尔什维克根本不知如何应对。托洛茨基指出：“布尔什维克的彼得堡委员会，起初被这种由参战群众无党派代表组成的新事物吓到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办法，就是向苏维埃下最后通牒：要么立即采纳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要么就解散。作为一个整体的彼得堡苏维埃，也包括其中的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都毫不在意地无视了这一通牒。” [Stalin, vol. 1, p. 106] 不仅如此，“党的中央委员会还在10月27日公布了决议，从而能有约束力地指挥所有布尔什维克组织。” [Oskar Anweiler, The Soviets, p. 77] 直到列宁归国后，布尔什维克才停止了对苏维埃的公开攻击。正如我们将在H.6.2节讨论的那样，这种攻击背后的理由相当重要——他们的论点竟是：苏维埃不能代表工人利益，正因为它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这种逻辑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为维持政权而操纵乃至解散苏维埃时，体现地淋漓尽致（见H.6.1节）。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显然源于列宁在《怎么办？》中的论证。由此可见，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布尔什维克在对待苏维埃问题上扮演了负面角色，而“民主集中制”则确保这种倾向被广泛传播。只有那些无视本党原则、坚持留在苏维埃中的基层布尔什维克党员，才在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这种上下层之间的分歧，在1917年再次重演。

鉴于上述情况，列宁主义者开始改写1905年革命的历史似乎也就不足为奇了。反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者，维克多·谢尔热，在20世纪20年代末声称，1905年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是“由托洛茨基领导，并受布尔什维克的启发的。” [Year One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36] 虽然前半句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后半句就错了。如前文所述，布尔什维克最初是反对苏维埃的，并系统性地试图削弱其作用。而托洛茨基在那时还是一名孟什维克，而非布尔什维克。毕竟，号称“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政党怎么可能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为何会如此失灵？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声称这件事根本没发生过，并赋予布尔什维克一个更符合布尔什维主义宣传辞令的历史角色，而不是符合现实的角色。

托洛茨基本人也不例外。他毫无疑问地否认了1905年事件的明显含义。虽然他承认布尔什维克“对运动浪潮的适应较为迟缓”，并且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仍试图通过声称“苏维埃政策的总体方向主要沿着布尔什维克路线前进”来挽救先锋队理论。也就是说，尽管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尽管他们在适应革命方面迟钝——但布尔什维主义事实上却是革命的主导思想！讽刺的是，仅仅过了几页，他就讥讽斯大林派宣称斯大林“使孟什维克脱离群众”的说法，指出“数据几乎无法支持[这一主张]。” [Op. Cit., p. 112 and p. 117] 可惜的是，他没有将这一批判标准应用到自己的论断上。

当然，每个政党都会犯错。问题在于，这个“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政党”在1917年又表现得如何呢？那场革命是否真正证明了先锋队理论与“民主集中制”的可行性？毕竟，革命似乎是成功的，布尔什维克党也确实掌握了政权。然而，1917年表面上的成功却并不是源于贯彻了“民主集中制”，而是恰恰相反。虽然1917年的神话声称，一个相当高效、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先锋党确保了临时政府在1917年11月被推翻，转而为苏维埃的治理（至少表面看来如此），但事实却大相径庭。事实上，整个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更像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地方性组织集合体（这些组织往往乐于无视中央命令并行使自身的自治权），党内充满分歧与内斗，除了共同的忠诚之外几乎不存在纪律。列宁所设想的“民主集中制”政党，实际上是在内战期间及随后的党派专政强化过程中才逐步形成的。换言之，政党越是接近“民主集中制”的形态，革命就越是走向堕落。因此，各类列宁的追随者（无论是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还是他们的众多分支）所信奉的，不过是一种神话——这或许也能解释他们自此再未能成功复刻类似的组织。由此可见，即便假设布尔什维克确实在俄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也是因为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列宁主义神话中那个高度集中、纪律严明的党。事实上，每当该党真正以先锋队理论方式行事时，失败便紧随其后。

1917年革命的历史可以来证明这种说法。二月革命起始于自发的抗议与罢工，然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却在即将推翻沙皇的革命前夕反对号召罢工。幸运的是，工人们无视了布尔什维克的‘指示’，仍然进行了罢工。在随后的事件中，没有人比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革命’党更惊讶于这场革命的了。”[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23] 托洛茨基引用了当时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话：

“党各中央毫无任何指导性倡议……彼得格勒委员会被捕，而中央委员会的代表……无法就次日的行动提出任何指示。”[quoted by 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ol. 1, p. 147]

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开端。当然，布尔什维克的基层党员仍然参与了示威、街头斗争与罢工，从而违反了其政党所声称应遵循的原则。随着革命的推进，布尔什维克党的双重性格也日益显现——一方面是为了发挥实际作用而背离“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党重新纳入这一框架之中，而这种做法反而妨碍了革命的进程。然而在1917年期间，“民主集中制”事实上被无视了，从而确保了布尔什维克能够在革命中发挥任何作用。正如一位研究该党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在1917年直到内战爆发之前，该党的运作方式几乎是任何现代“先锋党”都无法容忍的：

“各委员会在接受上级命令时基本上各行其是。‘民主集中制’——至少曾通常被认为是要求下级执行机构应当服从组织层级中所有上级机构的指令——这一内部管理原则此时可谓含糊至极。而且在实际中，城市委员会在实施强有力的领导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凡是基层党组织认为某事利害攸关时，不服从几乎成了常态。

“郊区委员会在维持纪律方面也同样困难重重。许多党支部认为自己有权无视上级权威，推行他们认为更适合当地情况或更为可取的政策。这算不上什么秘密。事实上，人们公开承认，几乎没有哪个党委会在强加其意志、哪怕是对个体活动家时，不遭遇麻烦的。”[Robert Service, The Bolshevik Party in Revolution 1917-1923, pp. 51-2]

因此，尽管自1902年以来列宁就已阐述了一个纪律严明、集中统一、自上而下的理想政党模式，但党的实际运作却从未符合他的设想。正如罗瑟维斯所指出的那样，“从地区委员会到党支部延伸而下的纪律严明指挥层级体系”，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在革命的高潮，当党内涌入大量新成员时，布尔什维克的党内生活与人们（无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所认为的其通常运作方式，恰恰完全相反。他指出，“对上级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式态度”是“当时的常态”，“任何头脑清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不会一味坚持僵化的等级控制与纪律标准——除非他已彻底放弃建立一个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的希望。”这意味着“在1917年的俄国，地方党组织要驳回上级权威的命令与请求，是世上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他强调说：“郊区与城市委员会……常常拒绝遵从官方政策……他们有时甚至一时兴起，采取积极的阻挠行动。”[Op. Cit., p. 80, p. 62, p. 56 and p. 60]

当然，这种情况也是双向发生的。城市委员会同样“对下级组织的意见嗤之以鼻，直到下一次选举之前皆如此。郊区委员会和基层支部即使竭尽全力，也几乎无法纠正这种情况，除了让他们在城市委员会中的代表代为发言之外，别无他法。而若此举仍然无效，他们便会采取破坏性策略，在公开场合批评它[城市委员会]，并拒绝与其合作。”[Op. Cit., pp. 52-3] 即使到1918年初，布尔什维克党也几乎完全不像列宁所期望的那个“民主集中制”政党：

“所谓纪律严明的党委会层级形象，只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用来掩盖其下实际裂痕的一层人造薄壳。党支部与郊区委员会并不认为有必要向城市委员会俯首称臣；同样，城市委员会也不觉得有义务比以往更加尊重省级或地区委员会。”[Op. Cit., p. 74]

正是这种不服从，这种地方自治与对中央命令的无视，才得以诠释了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成功。与其说是一个高度集中、纪律森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党内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党在地方层面的成员构成发生了变化……自二月革命以来，入党条件几乎完全被搁置。而此时布尔什维克的队伍迅速膨胀，涌入了一批对马克思主义几乎一无所知的新成员；他们之间的唯一纽带，仅仅是那股对革命行动无比急切的冲动。”[Alexander Rabinowitch, Prelude to Revolution, p. 41]

这一大批新进党员（其中许多人是刚刚进入工业劳动队伍的农民），对党的政策与组织结构产生了激进化的影响。即便是列宁主义的评论者也承认，正是这些新成员的涌入，使列宁能够在四月为其对党目标的激进修订赢得支持。然而，尽管党的基层在激进化，党的机器仍然与党员群众的愿望相悖。正如托洛茨基所承认的那样，当时的形势“使得迟钝的党机器坚定地对峙于正在运动的群众和思想。”他强调说，“群众的革命性远远超过党，而党又远比其各级委员会更具革命性。”讽刺的是，考虑到托洛茨基本人通常赋予政党的角色，他竟然承认“若是没有列宁，没人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局势。”[Stalin, vol. 1, p. 301, p. 305 and p. 297]

这一点本身就极具意义。布尔什维克党通常被称为史上最为“革命”的政党，但此处托洛茨基却坦承其领导成员不知所措。他甚至主张，“每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必须在没有列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时，他们都会犯错，且通常会倒向右倾。”[Op. Cit., p. 299] 这种对布尔什维克的负面评价甚至波及到“左翼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工人们”，据称他们“竭尽全力试图突破”由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在二月革命后、列宁归国前所推行“以迎合妥协派的等待、妥协、实际退让政策——所造成的隔离状态。”托洛茨基指出，“他们不知道如何反驳有关革命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论点，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无产阶级孤立的危险。他们咬紧牙关，服从领导的指令。”[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ol. 1, p. 273] 至少可以说，一个旨在培养成员政治觉悟的“革命党”，竟在缺少一位领导人时便陷入如此境地——这种情况颇为奇怪。

据托洛茨基所言，列宁的到来使得基层更为激进的力量得以战胜党机器的保守倾向。到四月底，列宁已成功使党内大多数领导人接受了他的立场。然而，这场“列宁与党中央领导层的四月冲突，并非此类事件中的唯一一次。在整个布尔什维克运动的历史中……党的所有领导人在每一个最关键的时刻，都站在列宁的右侧。”[Op. Cit., p. 305] 因此，如果“民主集中制”真正按其设想运作，那么整个党在其大部分时期内都将坚持错误的立场（当然，这还是列宁在多数情况下确实是正确的前提下）。

对于托洛茨基而言，“列宁之所以能产生影响，并不是作为个人，而是因为他体现了阶级对党的影响、以及党对其机器的影响。”然而，这个机器正是列宁亲手打造的——它体现了他对“革命党”应如何运作的设想，并由他亲自领导。若主张党机器落后于党员，而党员又落后于阶级，这便暴露出列宁组织方案的破产。更重要的是，这种“倒置”又显示出党内官僚层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的独立性。由于列宁不断重申其目标是让党夺取政权（这一目标建立在可疑的假设之上：阶级的权力只能通过党权来体现，甚至与党权完全同一），这种独立性蕴含着严重的危险性——而一旦目标达成，这些危险便显现出来。托洛茨基提出的问题印证了这一点：“列宁究竟是凭借什么奇迹，能在短短几周之内就使党的方向转入新轨道？”更为关键的是，他的回答是：“[是]列宁的个人特质与客观形势。”[Stalin, vol. 1, p. 299]——完全未提及党组织的民主机制。而这表明，若没有列宁，基层党员根本无法将党的机器力量转向自身一方。托洛茨基看起来几乎是承认了这一点：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运动中的阶级与党的机器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裂。即使是布尔什维克的干部们——这些享有极其优越的革命训练的人——也会在君主制被推翻的第二天就已经显露出明显漠视群众的倾向，并将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机器的利益划上等号”[Op. Cit., vol. 1, p. 298]

因此，这一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党机器，在实践中证明了它远不能胜任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要是没有列宁，党员很可就能无法克服党机器的阻力：

“列宁的力量，不仅在于他理解阶级斗争的规律，更在于他能完美地倾听到群众运动的律动。他所代表的，与其说是党的机器，不如说是无产阶级的先锋。他深信，那些长期在地下党斗争中承担重任的工人们，此刻必将支持他。此时，群众比党更具革命性，而党又比其机器更具革命性。早在三月，工人和士兵的实际态度就已在许多地方猛烈地表现出来，而这与所有政党的指令——包括布尔什维克党的指令——都大相径庭。”[Op. Cit., p. 299]

也就无怪乎地方党组织无视党的机器，在面对一个倾向保守、惰性、官僚化且脱离实际的党机器时，依然坚持实行自治与主动性。这种党的机器与其所依托的原则、革命需要及党员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整个1917年中持续不断地显现出来：

“简而言之，革命的成功需要针对‘党的最高圈子’采取行动——这些人从二月到十月，完全未能履行他们在理论上应当承担的革命角色。群众自己发动了革命，甚至是在没有党、乃至反对党的情况下发动的——至少作为历史学家的托洛茨基对此看得很清楚。但作为理论家的托洛茨基却远远未得出正确的结论，仍坚持认为群众没有领袖就无法发动革命。”[Daniel & Gabriel Cohn-Bendit, Op. Cit., p. 188]

回顾从四月以来革命的发展，人们不禁注意到党内等级制度的迟钝。在每一次革命高涨时刻，党都无法回应群众的需求，也无法与最贴近群众的地方党组织保持步调一致。这种情形在六月、七月以及十月革命本身中都清晰可见。每一次转折中，基层组织或列宁本人为了采取有效行动，都不得不不断违背本党原则。

例如，在讨论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于6月10日计划举行的示威被中央委员会取消一事时，党内等级制度的反应之迟缓就暴露无遗。“列宁与季诺维也夫[为其行动辩解]所作的演说并未让彼得堡委员会感到满意。实际上，他们的解释似乎只强化了这样一种看法：党领导层的表现充其量是不负责任与无能，且与现实严重脱节。”确实，许多人“指责中央委员会花费了太长时间才回应军事组织对举行示威的呼吁。”1917年6月下旬，在是否应对临时政府采取直接行动的讨论中，基层机构对当时形势的评估与中央委员会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Rabinowitch, Op. Cit., p. 88, p. 92 and p. 129] 实际上，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代表中，只有拉舍维奇（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支持中央委员会的立场，而他指出：“往往很难分辨布尔什维克在哪里结束，而无政府主义者又从哪里开始。”[quoted by Rabinowitch, Op. Cit., p. 129]

在“七月事件”中，地方党组织与中央委员会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尽管布尔什维克自己的党员（与无政府主义者一道）在这场自发的起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却对此加以反对。当党领导层号召本党积极分子去约束群众时，基层党员并未理会，反而积极参与了事件本身。党员激进派厌恶于被要求扮演“救火员”的角色，他们为了维持在工人阶级中的信誉，拒绝服从党的纪律。基层活动者指出运动正在迅速扩大，并对中央委员会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有人认为中央委员会“在作出反对群众上街的决定时，并不了解最新事态的发展。”最终，中央委员会呼吁“约束群众的声明……被从[《真理报》]上撤下，于是党的优柔寡断便以头版上一大块的空白显现出来。”[Rabinowitch, Op. Cit., p. 150, p. 159 and p. 175] 归根结底，可以用领导层自己都认为自己尚且无法夺取国家政权来解释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群众意识的状态……使得布尔什维克无法在七月夺取政权。”）[Trotsky,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ol. 2, p. 81]

当然，党内等级制度犹豫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喀琅施塔得的无政府主义者将示威视为起义的开始，而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则在无政府主义者，与认为示威仅是向政府施压手段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这是因为他们“受制于中央委员会的优柔寡断。”[Rabinowitch, Op. Cit., p. 187] 难怪如此多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选择发展并维护自身的自治与独立行动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协助组织并支持七月起义的主要布尔什维克派别之一——军事组织（Military Organisation），在起义失败后仍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此前，中央委员会曾下令禁止该组织与彼得堡委员会拥有自己的刊物。对此，军事组织“愤怒地坚持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权”，并“以毫不含糊的语气重申其出版独立报纸的权利，同时正式抗议一种被称为‘自新中央委员会选举以来便开始出现的极其特殊的迫害与压制体制。’”[Rabinowitch, Op. Cit., p. 227] 中央委员会最终让步，无疑是因为它根本无力执行自己的决定。

这正印证了科恩－班迪兄弟所指出的事实：“革命爆发五个月之后、十月起义的三个月之前，群众仍在自行治理，而布尔什维克先锋队只能随之而动。”[Op. Cit., p. 186] 在这支先锋队内部，中央委员会早已与基层脱节；而基层党员选择无视它，而非背离他们的工人同志。

即便到了十月，党的机器仍然落后于革命的需要。事实上，列宁只能通过越过中央委员会的方式来强行推行自己的观点。根据托洛茨基的记述，“这一次，他并不满足于愤怒地批评……彼得格勒领导层毁灭性的费边主义¹⁰⁹”，而是“以抗议的方式辞去中央委员会的职务。”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vol. 3, p. 131] 托洛茨基引用列宁的话如下：

“我被迫请求允许退出中央委员会，我在此正式提出，并保留在党的基层和党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 [quoted by Trotsky, Op. Cit., p. 131]

因此，十月革命在公然违反列宁毕生所倡导的原则下，爆发了。的确，如果这种事是由列宁之外的任何人所为，我们可以肯定，列宁本人及其无数追随者都会将其斥为一个无法遵守党“纪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为。这一事实本身就极具意义，同样重要的是他决定向党的“基层”呼吁——这表明，党的机器并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有效地阻断了自下而上的沟通与控制。面对更为激进的党员，他“只能通过越过中央委员会来推行自己的主张。” [Daniel and Gabriel Cohn-Bendit, Op. Cit., p. 187] 他确保将自己的抗议信寄给“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委员会”，并确保“这些信的副本进入区一级地方组织中更可靠的党员手中。”到十月初（并且是在“越过中央委员会”的情况下）时，他直接“致信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委员会”，呼吁发动起义。他还“向彼得格勒党的会议呼吁，请它坚定表态支持起义。” [Trotsky, Op. Cit., p. 131 and p. 132]

十月间，列宁不得不与他所谓党“上层圈子中”的“动摇势力”作斗争，这种动摇导致了“某种对夺权的畏惧，以及用决议、抗议与大会来取代这种夺权的倾向。” [quoted by Trotsky, Op. Cit., p. 132] 对托洛茨基而言，这几乎意味着“党直接与中央委员会对立”，因为“那是关于革命命运的问题”，因此“必须抛开其他的一切考量。”10月8日，当列宁就这一问题向即将召开的北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发表讲话时，他是以“个人身份”发言的，因为“党内并无正式决定”，“党的高层机构[也]尚未表明立场。” [Trotsky, Op. Cit., pp. 132-3 and p. 133] 最终，中央委员会在压力之下接受了列宁的立场，但他们这样做的手段，却与该党的原则背道而驰。

布尔什维克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分歧，正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倘若该党真正贯彻或始终忠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那么它在革命运动中是否能发挥重要作用就要打一个问号。正如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统一与纪律“被极大地夸张了”，事实上，1917年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源自于“该党在内部相对民主、宽容且分权的结构与运作方式，以及其本质上开放的群众性特征——这与传统的列宁主义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进一步指出，在1917年，“诸如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组织等下级党机构，被允许享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与主动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下级机构得以在迅速变化的形势中，根据自身特定的支持者调整其策略与号召。大量的新成员被吸纳进党内……这些新来者包括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士兵……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对党的纪律也毫不在意。”例如，虽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七月底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正式撤回”，但这一变化却“并未在地方层面上生效”。[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p. 311, p. 312 and p. 313]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若当代任何先锋党党员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基层党员那样行事，他们必将会被迅速开除（这或许正解释了，为何自那以后没有任何类似政党取得过哪怕近似的成功）。然而，这种来自下层的活跃在内战爆发后迅速地被党内机制所削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民主集中制”才真正被应用于党内，并被明确作为一种组织原则：

“这与内战前那些无政府状态的日子相比，是一个彻底的转变。中央委员会一向倡导服从与合作的美德；但1917年的基层党员对这些劝诫漠不关心，就像他们对其他上级权威的呼吁一样。而如今的战争时期紧急状态，提供了一个可以详述此类主题的机会。”[Service, Op. Cit., p. 91]

瑟维斯强调说：“令人颇为惊讶的是，那些多年间只是在空谈党内严格的指挥等级制度的布尔什维克，竟如此迅速地开始将其付诸实践。”[Op. Cit., p. 96]

换言之，布尔什维克党向完全意义上“民主集中制”政党的转变，正是发生在革命变质的过程中。这既是党内、国家与社会中威权主义上升的结果，也是其成因之一；因此讽刺的是，现代列宁主义者所效仿的党组织模式，竟是革命衰落时期的产物，而非其鼎盛阶段的模式。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意外。布尔什维克党一旦掌权，便向俄国人民强加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党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组织结构，会同样以资产阶级的态度与体制为基础，这难道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吗？列宁所倡导的政党模式或许在革命中并不高效，但在革命后政权中推动等级制与权威的确立方面，却极为有效。它仅仅是以由激进知识分子以及个别出身工人或农民者所组成新的统治精英，取代了旧的统治精英。

这是由于列宁所创建的政党本质上等级化且自上而下的。虽然党的基层主要来自于工人阶级，但它的领导层却并非如此。那些全职革命者，要么是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么（偶尔）是出身于工人、或者（更为罕见地）出身于农民，他们早已脱离自身阶级，成为党机器的一部分。即便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的构成也未能真正反映党员的阶级基础。例如，在1917年7月底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中仍以白领及其他非工人阶层占多数（59.1%，之于工人阶级的40.9%）。[Cliff, Lenin, vol. 2, p. 160] 因此，虽然1917年间该党吸纳了更多的工人阶级成员，但这并未体现在党的领导层中，因为后者仍然由非工人阶级分子所主导。布尔什维克党与其说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组织，不如说是一个由非工人阶级分子领导的等级制集团，其工人阶级的基础即使在1917年的革命时期，也无法有效地对其进行制约。而该党之所以能有效发挥作用，仅仅因为那些新加入并被激进化的工人阶级成员无视了他们自身的党内结构及其所奉行的指导意识形态。

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数量开始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自1918年初起发生的党员人数减少的现象”，实际上“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早在中央委员会于仲夏下令清除‘不良分子’的几个月前便已开始了。”这些党员的流失反映了两个事实。其一，是产业工人阶级的总体规模下降。这意味着1917年从农村地区涌入并被激进化的新成员纷纷返回家乡。其二，这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现实所导致的群众支持流失：当布尔什维克党员数量下降时，左翼社会革命党的人数几乎翻倍至十万（而孟什维克声也称其党员人数与之相近），这一事实便可以说明这一点。与其说是非无产者退出，不如说“极有可能是产业工人正大批离党。毕竟，如果人民委员会（Sovnarkom）在工厂环境中日益的不得人心仅限于非布尔什维克分子，那反倒会令人感到奇怪。”毫不意外，鉴于布尔什维克的掌权地位，“随着工人阶级党员比例的下降，中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比例随之上升；工人阶级在党员数量上不再占多数的趋势已然形成。”至1918年末，党员数量再度上升，但“多数新党员并不是出身于工人阶级……布尔什维克中工人阶级出身者的比例从年初的57%下降至年末的48%。”需要指出的是，资料中并未说明这些被归为工人阶级出身者中，还有多少入党后仍在实际从事工人职业。[Robert Service, Op. Cit., p. 70, pp. 70-1 and p. 90] 因此，凭借先锋党自身的结构特征，以及实施了此前被忽视的原则，一种新的统治精英阶层便由此诞生。

总而言之，俄国革命的经验，事实上并未证明“先锋队”模式的有效性。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只是在其成员（包括列宁本人）违背自身组织原则的范围之内才是如此。当面对真正的革命与更为激进的新成员涌入时，政党不得不实践无政府主义的理念——自治、地方能动性，以及无视那些脱离实际的中央命令。而当该党试图施行自上而下、等级化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时，它便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而且，当这些原则最终得以真正贯彻时，它们反而促成了革命的堕落。鉴于先锋队理论的本质与布尔什维克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之性质，这一结果本在意料之中。

H.6 为什么俄国革命失败了？

马克思主义中最大的神话，莫过于宣称俄国革命的失败完全是由于客观因素导致的。虽然列宁主义者所认为革命“无法挽回”的时间点各不相同（而随着人们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威权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入，这一时间界线也被不断往前推到了1917年），但他们给出的理由却十分一致。对列宁主义者而言，革命的失败是内战、外国干涉、经济崩溃、俄国的孤立与落后所造成的结果，但就不是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乃是艰难的客观环境被迫产生了布尔什维克的威权主义。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列宁主义本身并没有根本性的问题，只需在更有利的环境下再次加以应用即可。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我们将在此驳斥列宁主义者关于革命失败原因的常见解释。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起了决定性作用。它所创造的社会结构（新的国家机器与中央集权的经济组织），不仅剥夺了群众的权力，而且加剧了所面临的客观困境。更进一步，我们认为先锋队理论必然导致在1917年的反叛者转化为1918年的统治精英。本节将对此展开分析论证。

对于那些主张内战导致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人而言，一个尴尬的事实是：许多战时共产主义的特征——例如“一长制”的推行及国家对经济的中央集权控制——在战时共产主义正式实行之前便已摆在了台面上。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自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最初几天起，‘和平’的程度与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宽严之间、战争的激烈程度与早期战时共产主义措施的强度之间，只有微弱的相关性……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1918年4月至5月间）所谓的‘喘息期’，与随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并无显著差别。”因此毫不意外，“1920年初击败高尔察克和杰尼金后的头几个月，这一‘喘息期’……却反而见证了这些政策的强化与劳动的军事化”，且实际上，“当时并没有任何严肃的尝试去检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适切性。”意识形态“在内战的各个节点不断地干预政策抉择……布尔什维克的威权主义，并不能单纯归咎于沙皇制度的遗留问题或不利的环境。”[Richard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in Power, p. 24, p. 27 and p. 30] 虽然说内战揭示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内在倾向，但这场战争只是加速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及其社会主义观、国家观与政党观中早已内含（且常常是公开）的要素的发展。

因此，“1920年初内战实际结束后，布尔什维克非但没有放松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反而更有计划、更全面地加以推行”，于是“战时共产主义经济的顶峰，实际是出现在内战已经结束之后。”随着战事结束，列宁“强烈推动‘一长制’的实施……来自红军的政委，常被直接调任至工厂管理岗位。”到1920年秋，接受调查的工厂中已有82%实行一长制。“若这些战时共产主义的劳动政策仍像1919年那样随意执行，那么这种政策的强化或许并不重要，但到了1920年初，共产党领导层已不再被内战牵制，可以将全部思想与精力集中于劳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虽然“内战的经验确实促使了共产党人倾向于将军事化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但“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样至关重要。”[Jonathan Aves, Workers Against Lenin, p. 2, p. 17, p. 15, p. 30, p. 17 and p. 11]

因此，当列宁主义者约翰·里斯声称“随着内战的到来，便产生了对更严格劳动纪律与……‘一长制’……的需求。这两者的发展是与战争步调一致”时，这种言论就显得难以置信。[“In Defence of October,”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52, p. 43]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列宁在1918年5月内战爆发之前就已倡导这两项政策，并且在战争结束后还在继续推行。事实上他曾明确表示，这些政策之所以得以实行，正是因为战争的结束使布尔什维克能将全部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的建设当中。要将这些事实与所谓政策与内战“步调一致”的说法相调和，实在令人费解。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列宁主义圈子内部对于界定“究竟从何时开始才算斯大林主义的做派”存在严重混乱。例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克里斯·哈曼在他概述斯大林主义崛起时宣称，在“列宁患病并随后去世”之后，“十月革命的原则被一条一条地放弃。”然而，党的专政、一长制、取缔反对党与党内派别、审查制度、镇压罢工与抗议、计件工资制、泰勒制、取消独立工会——以及其他一系列对社会主义的背叛——皆是在列宁统治时期实施的，并在他去世时已成为了一种惯例。换言之，“十月革命的原则”正是在列宁时期被抛弃的。这也解释了为何托洛茨基“直至去世仍抱有幻想，认为尽管缺乏工人民主，俄国依然是一个‘工人国家’。”[Bureaucracy and Revolution in Eastern Europe, p. 14 and p. 20] 实际上在托洛茨基掌握国家权力期间，并不存在任何的工人民主，而他却仍将该政权视为是一个“工人国家”。那么问题在于，倘若以工人民主作为判断标准，哈曼又为何认为列宁时期的俄国是某种“工人国家”呢？

由此可见，与列宁主义者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以当权者是谁来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会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恰好担任了首相或总统就变得不那么资本主义。同样地，仅仅因为掌权的是斯大林而不是列宁，也不会就让一个政权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侧重于国家权力从一个政权向另一个政权的转移，而无政府主义的分析则关注权力能否从国家与资方手中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决定一个政权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它所维持的社会关系，而非掌权者的个人意见。因此，如果列宁时期的社会关系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关系相似，那么两者政权的性质也是相似的。所以尽管斯大林政权在暴力性、压迫性和剥削性上远超列宁政权，但这并没有改变政权的基本性质。由此可见，当乔姆斯基指出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存在“用于欺骗的术语用词技巧”，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统治下，“一次大众革命被一批管理精英接管，他们立即拆除了所有社会主义机构。”他们利用国家权力来“创建一个由聪明的知识分子妥善管理的社会，使每个人各司其职、各行其令……这就是列宁主义。这完全就是社会主义的反义词。若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它就意味着生产由工人控制，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但这却是他们首先摧毁的东西。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称之为社会主义呢？”[Language and Politics, p. 537]

我们在这里提前反驳一个明显的反对意见：无政府主义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并不是基于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主义观念，认为后者未能立即就建立一个完善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正如我们在H.2.5节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来就没有认为革命会马上产生那样的结果。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言，她到俄国时“并不指望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实现”，也“不指望无政府主义会在几个世纪的专制与屈从之后立即出现”。相反，她“希望至少能在俄国发现革命奋斗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开端”，并希望“俄国的工农能整体上从布尔什维克政权中获得实质性的社会改善。”但这两种希望都破灭了。[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p. xlvii] 同样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清楚地认识到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内战与经济封锁带来的影响。事实上，戈尔德曼与伯克曼都曾以这些说法（正如列宁主义者至今仍然所做的那样），来作为他们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理由，尽管布尔什维克是威权主义的（关于伯克曼的记述见《The Bolshevik Myth》[pp. 328-31]）。他们在俄国的经历，尤其是在内战结束之后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对革命结果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者对俄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也并非毫无解决之道。除了提出国家体制不适用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否定性批判之外——特别是在每一次革命都要面对的艰难经济环境中——无政府主义者更强调，真正的社会建构必须建立在人民自身的组织与自我行动之上。正如戈尔德曼所总结的那样，国家是“对新社会结构建设性发展的威胁”，并且“会成为新生活形式成长的沉重负担”。因此她主张，唯有“群众的产业力量，通过其自由意志的联合体——无政府工团主义——才能成功地组织经济生活并维持生产”。如果革命是以巴枯宁的方式而非马克思的方式进行，“结果将会不同且更令人满意”，因为（正如她呼应克鲁泡特金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的手段“最终证明了革命不应该以哪种方式进行”。[Op. Cit., pp. 253-4 and p. liv]

同样也应当指出，标准的列宁主义为政党专政辩护的论据是：反对派集团要么支持反革命，要么参与了针对“苏维埃政权”（即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叛乱。例如，里斯就主张一些孟什维克“加入了白军。其余的在承认政府合法性与煽动推翻政府之间摇摆不定。布尔什维克据此来对待他们。”[Op. Cit., p. 65] 然而事实却相去甚远。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尽管布尔什维克“会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对暴力反对派的指控”，并指责他们“积极支持干预与反革命”，但实际上“这一指控对于孟什维克而言并不属实，若共产党人却曾相信此事，他们也未能证明这是真的。”确有少数个人拒绝孟什维克“将反抗限定在宪法途径内的官方政策”，然而他们则“由于在未让党知情的情况下采取了行动而被开除。” [Leonard Schapiro,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p. 193]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11月30日撤销了他们在同年6月14日对孟什维克做出的逐出苏维埃的处置。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vol. 1, p. 180]

然而里斯所称的对“煽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指的其实是孟什维克以参加苏维埃选举为策略，企图获得多数并组建新政府的做法！不足为奇的是，里斯所给出的唯一证据是历史学家E. H. 卡尔的一段引语：“如果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最初几个月后不愿容忍有组织的反对派，确有其事的话，那么同时也可以说，没有反对党准备好始终保持在法律限度内。双方的争论普遍以专政为前提。”[Op. Cit., p. 190] 然而，这一“判断忽视了”孟什维克合法反抗政策的事实：“关于‘孟什维克不准备保持在法律限度内’的指控是布尔什维克的案由之一；然而经事实检验，该指控并不成立。”[Schapiro, Op. Cit., p. 355fn]

至于那些社会革命党（SRs），情况则更加复杂。右翼社会革命党利用并欢迎1918年5月捷克军团的叛乱以重新召开制宪会议（在该会议中他们占压倒性多数，而布尔什维克已解散该会议）。在白军将领高尔察克于1918年11月推翻该政府（从而将内战转为红军对白军的战争）后，大多数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倒向了布尔什维克，作为回报，布尔什维克在1919年2月又在苏维埃中恢复了他们的地位。[Carr, Op. Cit., p. 356 and p. 180] 必须强调的是，与卡尔的论述相反，社会革命党旨在建立一个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而非专政政权（更绝非白色政权）。而到了左翼社会革命党（Left SRs）这边：布尔什维克在第五次全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否定了他们中的多数。他们的反抗并不是企图发动一次政变，而是试图通过重启战争来迫使结束与德国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¹¹⁰（正如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在其作品《The Bolsheviks in Power》中确凿无疑地证明的那样）。可以公平地说，无政府主义者、大多数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并不反对革命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

归根结底，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总结的那样，“他们[布尔什维克]所称的‘保卫革命’，实际上只是保卫[他们的]党的权力。”[Op. Cit., p. 57]

充其量，人们或许可以辩称说，布尔什维克别无选择，只能实行他们的独裁，因为若由其他社会主义政党掌权，他们终将屈服于白军，从而最终以白色独裁取代红色独裁。正因如此，维克多·谢尔热（Victor Serge）才声称自己在喀琅施塔得起义中站在共产党人一边，因为尽管他承认水兵们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但“国家已精疲力竭，生产也几乎完全停滞；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储备……在反对旧政权之斗争中锻造出的工人阶级精英，已经被字面意义上的消灭了……如果布尔什维克独裁垮台，那么距离混乱只有一步之遥……而最终，由于事态的发展压力，另一种独裁将取而代之，但这次，是反无产阶级的独裁。”[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pp. 128-9]

然而，这种论点纯粹是精英主义，并彻底违背了社会主义乃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这一基本理念。此外，这种立场寄托于对当权者善意的极大信任——这是一种空想主义的立场。同样我们不应忘记，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他们都是反工人阶级的。充其量只能说，红色政权对工人抗议、罢工及社会主义反对派的镇压，或许不会像白军那般残酷，但这绝不能成为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正当理由。诚然，自由意志主义者可以同意谢尔热的观点，认为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未必会取得成功。每一次革命都是一种赌博，也都有可能失败。正如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安特·齐利加（Ante Ciliga）正确指出的那样：

“最后，让我们考虑一种常被传播的指控：诸如喀琅施塔得起义之类的行动可能会间接地释放反革命力量。确实，即使是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革命也可能被推翻；但可以确定的是，革命已然夭折，而它的夭折正是由于其领导者的政策造成的的。镇压喀琅施塔得、俄国共产党摧毁工人和苏维埃的民主、在工业管理中排除工人阶级、以及推行新经济政策（NEP），这一切都已意味着革命的死亡。”["The Kronstadt Revolt", pp. 330-7, The Raven, no, 8, p. 333 p. 335]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者会主张，如果当时遵循的是无政府主义的道路，革命就必然成功。革命或许仍会失败，但可以确定的是，沿着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它确实失败了。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内战结束时依然掌握政权，但其政体已是一种党派独裁政权，统治着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在这样的体制下，社会主义再无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事实上，它也的确如此。最终，正如斯大林的崛起所揭示的那样，妄想在缺乏工人阶级自由与自治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幻觉。

正如我们将要展示的那样，所谓“客观环境”（如内战、经济崩溃等）并不能完全解释俄国革命的失败。这一点在承认一些尴尬的事实后便会显而易见：布尔什维克的专制倾向与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在内战爆发之前就已出现（见第H.6.1节）；他们的意识形态激发并塑造了他们所推行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反过来又加剧了客观环境的恶化（见第H.6.2节）；并且布尔什维克在整个内战期间都在镇压针对他们的工人抗议与罢工，这表明当时的社会中确实存在一种通向真正社会主义取向的社会基础（见第H.6.3节）。

最后，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反例，以说明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对革命命运的影响。这便是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马赫诺运动（参见彼得·阿尔希诺夫《马赫诺运动史》或亚历山大·斯基尔达《内斯托尔·马赫诺：安那其的哥萨克》以了解更多细节）。在保卫乌克兰的革命、反抗一切企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群众的力量时，马赫诺黑军面对着与布尔什维克相同的客观条件——内战、经济混乱、孤立无援，等等。然而，他们所实施的政策却与布尔什维克截然不同。马赫诺黑军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布尔什维克则将其解散；前者鼓励言论自由与组织自由，后者则残酷镇压二者。布尔什维克将政党独裁与“一长制”奉为意识形态真理，而马赫诺派则主张并实行工厂、军队、村社与苏维埃的自我管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非但不是必要的乃至有效的，“甚至可能使战争更加艰难、付出更高的代价。若以马赫诺为反例，那么[这些政策]无疑确实如此。”[Christopher Read, From Tsar to Soviets, p. 265] 无政府主义者据此主张，布尔什维主义的失败绝不能仅归因于诸如内战之类的客观因素：列宁主义的政治本身亦起了决定性作用。

毋庸赘言，本节内容仅为论点与证据的总结性概述，而并没有试图对俄国革命或内战做出详尽叙述。我们着重于分析当代列宁主义者为布尔什维克的行为与政策所作的主要辩护理由。我们之所以如此行文，只因不可能涵盖革命的所有方面；同时，这些辩护理由也正是列宁主义思想未被彻底扫入它本应所在的历史垃圾堆的主要原因之一。想要了解进一步的讨论，可参阅本书附录中关于俄国革命的部分，或沃林的《不为人知的革命》、亚历山大·伯克曼的《俄国的悲剧》与《布尔什维克的神话》、艾玛·戈尔德曼的《我在俄国的幻灭》，以及莫里斯·布林顿的重要著作《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

H.6.1 客观因素能解释俄国革命的失败吗？

列宁主义者约翰·里斯描述了这一常见论点，即俄国的客观条件意味着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这一“主观因素”被迫“在向白军投降与用一切现有手段保卫革命之间作出选择。在这些限制之内，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是决定性的。但他们无法消除这些限制，也不能从一张白纸开始做决定。”从这一视角来看，决定性因素在于“内战所造成的钳形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改变了国家”，也“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自身”。工业被“摧毁殆尽”，而“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则悬浮于半空之中，其阶级基础被侵蚀、被瓦解。”[“In Defence of October,” pp. 3-82,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52, p. 30, p. 70, p. 66 and p. 65]

列宁主义者据此主张，布尔什维克之所以成为对工人阶级的独裁者，并不是出于他们的政治理念，而是由于上述因素所迫。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分析并不信服，认为这在事实与逻辑上皆存在缺陷。

首先的问题在于事实层面。布尔什维克的威权主义早在内战爆发及重大经济崩溃之前便已开始。无论是在苏维埃民主、工人的经济自我管理、军队内部的民主，抑或是工人阶级的权力与自由方面，事实是布尔什维克自打一开始便系统性地攻击并削弱了这些制度。他们还如本书H.6.3节所示，一并镇压了工人阶级的抗议与罢工，以及各类反对派团体与政党。因此，将尚未发生的事件归咎为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原因，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尽管布尔什维克是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夺取政权的，但正如我们在H.3.11节中所指出的，事实是布尔什维克所追求的乃是党权，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苏维埃，只是因为他们掌控了苏维埃。为了维持党的权力，他们不得不削弱苏维埃，而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这场对苏维埃的攻击开始得极为迅速，事实上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布尔什维克上台的第一项举措，便是建立一个凌驾于苏维埃之上的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议（或者说Sovnarkom）。这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主张的完全矛盾；他在那本著作中以巴黎公社为例，主张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合一。然而，仅仅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四天之后，人民委员会议便通过发布一项法令，单方面将立法权据为己有：“这实际上是一场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清楚地表明了政府（与政党）对苏维埃及其执行机关的至上地位。布尔什维克日益依赖由上而下任命、并赋予全权的委员，他们拆解并重组不听话的苏维埃，并恐吓政治反对者。”[Neil Harding, Leninism, p. 253]

苏维埃权力的最高机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VTsIK），几乎变成了一个橡皮图章，由布尔什维克主导的主席团利用职权对整个机构进行操控。在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下，主席团被改造成“VTsIK内部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它“开始向支持政府的团体与派别授予代表席位。随着VTsIK的规模日益臃肿，主席团扩大了自身职能”，并被用来“绕过全体大会”。因此，布尔什维克得以“扩大主席团的权力，推迟定期会议，并向VTsIK提交那些已经由人民委员会议实施的政策。即使在主席团内部，实际制定政策的人也寥寥无几。”[Charles Duval, "Yakov M. Sverdlov and the All-Russian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Soviets (VTsIK)", pp. 3-22, Soviet Studies, vol. XXXI, no. 1, p.7, p.8 and p.18]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内部的等级化倾向愈发明显，“地方苏维埃的实权不断向执行委员会、尤其是其主席团集中。全会日益流于象征，变得毫无实效。”政党“成功地控制了城市及县（uezd）、省（guberniya）一级的苏维埃执行机关。这些执行机构通常能够操纵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当大会反对现行政策的主要方面时，党往往直接将其解散。”地方苏维埃“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中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而且“即便在更高层级，制度性的权力也逐渐脱离了苏维埃本身。” [Carmen Sirianni, Workers' Control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p. 204 and p. 203] 以莫斯科为例，苏维埃中的权力“由全体会议转移至顶层越来越小的权力集团。”1917年11月设立的主席团“迅速集中了巨大的权力。”[Richard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in Power, p. 166]

由布尔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执行机关利用这些权力，不惜一切手段在民众对其政权的幻灭情绪中维持布尔什维克的多数地位。例如，在萨拉托夫，“早在1918年春……工人就与苏维埃发生了冲突”，而在当年四月的苏维埃选举中，与其他地区相同，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强大的多数地位开始瓦解”，温和派社会主义者“批评布尔什维克政权走向不民主，以及苏维埃丧失独立性。” [Donald J. Raleigh, Experiencing Russia's Civil War, p. 366 and p. 368] 虽然孟什维克的影响力“到1917年10月时已微不足道”，但由于“政府政策的不得人心”，形势发生了变化，到“1918年中期，孟什维克已可以相当有理地声称，大批产业工人如今支持他们的立场；若非苏维埃被系统性地解散与操纵、工人会议及代表大会上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他们的政党本可凭借宪政反对政策而赢得政权。”1918年春季，俄国各地的苏维埃选举中，每当孟什维克“成功赢得多数或取得重要席位”时，便出现“逮捕、武力驱散甚至枪击事件。”[Leonard Schapiro, The Origin of the Communist Autocracy, p. 191]

维持权力的手段之一，是推迟新的苏维埃选举；另一种手段，则是通过操控选区划分来操控选举结果以确保多数席位。例如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面临“来自底层要求立即重新选举苏维埃”的呼声。然而在选举举行之前，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通过了新的选举条例，以“弥补[他们]在工厂中选举力量的潜在弱势”。“新一届苏维埃构成中最重要的变化在于，给予布尔什维克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机构以决定性数量的代表席位，其中包括彼得格勒工会委员会、各单项工会、已关闭工厂的工厂委员会、区级苏维埃，以及区级无党派工人会议。”这确保了“在新苏维埃约700名代表中，仅有260人由工厂选举产生，从而事先保证了布尔什维克的巨大多数地位”，因此布尔什维克早在赢得260名工厂代表中的127席之前，便已“人为制造了多数优势。”此外，还有“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也就是有多少来自工厂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是通过报刊审查、选民恐吓、舞弊或过短的竞选期而取代反对派当选的。”例如，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的报刊仅在投票开始前“两天左右才被重新允许出版”。更有甚者，“来自已关闭工厂的工厂委员会仍能选出苏维埃代表（即所谓的‘阴兵过境’），每家在停工时拥有一千名以上工人的工厂，都可以选出一名代表”；而失业工人的选举会议却“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工会选举委员会组织。”总体而言，布尔什维克在此次选举中的胜利结果，“即便在工厂基层层面，也极为可疑。”[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pp. 248-9, p. 251 and p. 252] 这意味着“一个工人可以在苏维埃中获得五次代表权……却从未投过一次票。”于是，苏维埃“已不再是一个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议会，而被转变为布尔什维克官员的会议。”[Vladimir N. Brovkin, The Mensheviks After October, p. 240]

当推迟选举与操控选区的手段失效时，布尔什维克转而依靠国家镇压来维持权力。1918年春夏间，在有资料可查的省级苏维埃选举中，首先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联盟的显著胜利”，随之而来的是“布尔什维克惯常的做法——解散那些落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控制之下的苏维埃”。“此后爆发的反布尔什维克起义浪潮”均被武力镇压。[Brovkin, Op. Cit., p. 159] 另一位历史学者亦指出，到1918年春，“孟什维克的报刊及其在工会、苏维埃和工厂中的活动，已对日益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失望的工人阶级产生了相当影响，以至于许多地区的布尔什维克被迫解散苏维埃，或阻止在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赢得多数的地方重新选举。”[Israel Getzler, Martov, p. 179]

当反对党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VTsIK）上提出这些问题时，却毫无影响。1918年4月，一位代表“抗议非布尔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被武力解散，并要求讨论此事。”主席则以“缺乏支持材料”为由“拒绝将其列入议程”，并要求将相关信息提交苏维埃主席团。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支持他们的主席”，结果这些事实确实“是被提交到了……主席团那里，但显然是一直留在了那里。” [Charles Duval, Op. Cit., pp. 13-14] 鉴于VTsIK原本应是苏维埃代表大会间的最高权力机关，这种漠视态度清楚地表明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民主的轻蔑。

布尔什维克还组建了农村贫农委员会，不过这一举措遭到所有其他政党（尤其是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十分清楚，农村的劳动农民——主要由左翼社会革命党代表——将被排除在外。”这些委员会“隶属于中央政策，并愿意执行违背广大农民利益的方针”，同时还被用来“解散那些布尔什维克代表稀少或根本没有代表的农民苏维埃。”值得注意的是，从1918年3月至8月期间，“布尔什维克的权力不仅在向左翼社会革命党流失”，还“流失给无党派群众。”[Silvana Malle,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War Communism, 1918-1921, pp. 366-7]

不出所料，布尔什维克在1918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表现出同样的蔑视，他们继续通过操纵选举确保多数地位。布尔什维克在内战爆发之前的政治失势背景下，取缔了孟什维克，这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一个借口，让他们得以“在当时孟什维克原本预期会取得显著进展的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前夕，将孟什维克驱入地下”。布尔什维克“编造了若干荒唐的理由为驱逐行为作辩解”，但“毫无证据表明，孟什维克曾在顿河、乌拉尔、西伯利亚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有任何的反革命活动，或曾加入最恶劣的黑色百人团¹¹¹。”[Getzler, Op. Cit., p. 181]

在孟什维克与右翼社会革命党被取缔后，民众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不满转而通过投票支持左翼社会革命党来表达。布尔什维克如同操控彼得格勒苏维埃那样，通过选举舞弊确保在大会中的多数席位，从而继续维持布尔什维克政府。“选举欺诈使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压倒性多数。”而实际上，“合法选出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代表人数大致与布尔什维克相当。”左翼社会革命党原以为自己会占多数，但并没有料到会有“大约399名布尔什维克代表”——这些代表的资格“曾被大会资质委员会中的左社革少数派提出质疑。”若排除这些有问题的代表，左社革代表与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主义者代表的数量将超过布尔什维克约30人。这使得“布尔什维克成功伪造了在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的多数地位。”[Rabinowitch, Op. Cit., p. 396, p. 288, p. 442 and p. 308] 此外，布尔什维克还“允许所谓的贫农委员会获得大会代表资格……这种公然的选区操纵确保了布尔什维克占多数……失去了民主争取来多数地位的左社革遂诉诸恐怖行动，刺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Geoffrey Swain, The Origins of the Russian Civil War, p. 176] 布尔什维克将此事诬称为“反苏维埃叛乱”，左社革遂与孟什维克及右翼社革一同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很难不赞同拉宾诺维奇对此的评论：“尽管从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欺诈性的构成和大会开幕时的危险形势来看，[这一行为]或许可以理解，……但它无疑为列宁提供了一个比他所能期望的还要更好的借口，以消除左社革这一重要的政治对手。”[Op. Cit., p. 308]

因此，在内战爆发之前，除左翼社会革命党外，所有反对派都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手中遭受过某种形式的国家镇压（布尔什维克也在1918年4月对无政府主义运动发起过攻击 [Paul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p. 184-5]）。而在内战爆发仅六周后，所有反对派都被排除出苏维埃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事实上已成为了一个一党专政国家，列宁后来却仍声称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还要民主一百万倍”，而且还以1918年11月召开的第六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为例加以证明，其中布尔什维克占了97%！[Collected Works, vol. 28, p. 248 and p. 303]

同样的专制议程也针对武装部队与工业而展开。托洛茨基直接废除了士兵委员会与选举军官的制度，他宣称：“选举原则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在技术上也行不通，并且实际上已通过法令予以废除。”[How the Revolution Armed, vol. 1, p. 47] 他恢复了对不服从命令者的死刑制度，同时，军礼、特殊称谓、军官专用的宿舍及其他特权也逐步恢复。然而讽刺的是，大约二十年后，托洛茨基自己却也哀叹说：“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在官僚体系的形成中起了不小的作用。那些胜利的指挥官在地方苏维埃、经济、教育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并且到处顽固地推行他们那种确保在内战中成功的体制。”然而，他未曾提及到底是谁建立了那种体制。尽管如此，他却毫无羞愧地宣称：“指挥干部需要民主的监督。红军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并认为有必要为诸如选举指挥干部之类的措施作好准备。”[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 90 and p. 211] 因此，不得不指出，“问题的根源正存在于以传统方式组织的军队体制之中，而托洛茨基本人对此负有直接责任。1918年时左派共产主义者对此早已提出过警告。”[Richard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in Power, p. 231]

在工业领域中，正如我们在H.3.14节中讨论过的那样，列宁自1918年4月起便开始鼓吹赋予“独裁”权力的一长制。值得注意的是，他主张这些新政策并不是由内战所迫的，因为（自“（大约）1918年2月”起，）“大体上说……镇压剥削者抵抗的任务已经完成”。当前“凸显出来的任务”是“组织俄国的管理”。它“已经成为主要和中心的任务”，正因为“尽管这份和平相当来之不易且极不稳定，但和平已然达成”，从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得以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中最重要且最艰难的方面，即组织的任务。”这就将涉及到推行一长制，即由“个人执行官”行使“独裁权力（或‘无限制的权力’）”，因为“苏维埃（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个人行使独裁权力之间，在原则上绝对不存在任何矛盾。”[Op. Cit., vol. 27, p. 242, p. 237, p. 267 and p. 268]

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同意，并在宣布废除军事民主的同一场讲话中主张，工作场所的民主“并不是无产阶级经济建设工作的最后一步”。“下一步必须是对集体原则的自我限制”，并以“苏维埃的政治性集体监督”取而代之，也就是列宁在1917年一再倡导的国家控制。然而，“对于执行职能，我们必须任命技术专家。”他讽刺性地称此为工人阶级“摆脱了昨日主人的一长制原则”，但却未能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在强加新主人的一长制原则。与列宁一样，有没有摧毁生产现场的工人民主权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重要的是“当权力掌握在我们——工人阶级之代表的手中时”，便会引入社会主义。[How the Revolution Armed, vol. 1, p. 37 and p. 38]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只是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将经济控制权从工人手中夺走，交予国家官僚机构。正如一位历史学者准确总结的那样，这个所谓的工人国家“监督着异化劳动与等级社会关系的重新确立。它在没有统治阶级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职能，随后在催生这一阶级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一个不再通过对私人财产的所有权、而是通过对国家的‘所有权’来进行统治的阶级。这个国家，与那些本可以最有效抵抗革命退潮的力量——工人阶级——相敌对。”[Simon Pirani,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Retreat, 1920–24, p. 240]

无论是苏维埃、工作场所或军队的民主，还是反对派自由组织与争取支持的权利，事实是——布尔什维克早在内战爆发之前便系统地消灭了它们。因此，当托洛茨基声称“最初，党希望并试图在苏维埃框架内保留政治斗争的自由”，但内战“严酷地修正了这一设想”时，他是在篡改历史。实际上，说它“并不是一种原则，而只是出于自卫的偶发行为”，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如我们在H.3.8节所指出的，从1918年10月前后起，布尔什维克确实将党的专政上升为一种“原则”，并且毫不在意这“显然与苏维埃民主的精神相冲突”。托洛茨基说得没错的是，“群众从各方面上都被逐渐推离国家实际领导的过程。”[The Revolution Betrayed, p. 96 and p. 90] 但他完全错误地暗示这一过程发生在内战结束之后，而非在其爆发之前，并且布尔什维克在其中并未扮演关键角色。事实上“在苏维埃与经济管理中，集权化与官僚化国家形式的萌芽在1918年中期已初见端倪。” [Sakwa, Op. Cit., pp. 96–7]

有人可能会反驳上述分析，认为布尔什维克自一开始便面临抵抗，因此，自列宁夺取政权之时起内战便已存在，而将注意力集中在1918年5月下旬的事件上，会对他们当时所承受的压力造成误导性的印象。毕竟，布尔什维克当时面临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威胁，也确实存在一些（规模更小的）白军部队以及针对他们的阴谋活动。然而，这种说法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列宁本人就曾指出十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的容易程度。1918年3月14日，列宁宣称“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取得的一连串胜利”；同年6月他又表示“在1917年10月至1918年2月、3月这段时期内……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公开冲突中被击败。”[Collected Works, vol. 27, p. 174 and p. 428]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直到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自己并不认为形势糟糕到了必须调整政治路线的程度。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1918年5月25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乱，通常被视为全面军事行动的开始，随后便是一连串的战役。”这一点也反映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战时共产主义“从1918年中期持续至1921年3月。” [Sakwa, Op. Cit., p. 22 and p. 19]

值得注意的是，“一长制”的引入并未被布尔什维克视为在内战严峻形势下被迫采取的紧急措施，而是被视为建设社会主义本身的自然组成部分。例如在1918年3月，列宁便主张，内战自1917年10月25日起“便成为了一个事实”，“在这场内战中……胜利取得得极其容易……俄国革命在最初数月是一路高唱凯歌地行进。”[Op. Cit., pp. 88-9] 回顾这一时期，列宁在1920年4月重申了自己立场（“独裁权力与一长制并不与社会主义民主相矛盾。”）同时他强调，这并不是因内战被迫采取的政策。他指出，在内战结束、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都会集中于和平的经济建设、以及专政与一长制的问题……当我们在1918年第一次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既无内战，也无可称之为经验的东西。”因此，“促使我们如今以及两年前集中一切注意于劳动纪律的，并不仅仅是[内战的]经验，而是更为深刻的东西。”[Op. Cit., vol. 30, p. 503 and p. 504] 托洛茨基亦曾论证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并非由内战所决定（见H.3.14节）。

正如历史学家乔纳森·艾夫斯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将胜利视为其意识形态正确性的证明，并开始在强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 [Workers Against Lenin, p. 37] 此外，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论证的那样，这一立场源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源于它对社会主义的设想，而不是某种强加于其明智思想体系的外来制度。

当然，也有人会无视这一点，坚持认为党的统治是革命成功所必需的。这样的立场虽然完全错误，但至少逻辑上尚可自圆其说。然而，这同时意味着必须撕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因为该书不仅显然与社会主义革命无关，也不能被视为列宁主义的权威指南，尽管列宁主义者至今仍将其如此宣传。既然这种情形极不可能出现，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断言，那些声称布尔什维克自始即面对“内战”，从而为其专制主义辩护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关于1918年5月至1920年10月间“客观条件”的论辩，也同样不具有说服力。

此外，还有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列宁主义者自称是革命者。正如我们在H.2.1节中指出的，他们错误地嘲笑无政府主义者不相信革命需要自我防卫。然而讽刺的是，他们为布尔什维主义辩护的全部理由，却建立在他们声称不可避免的内战所造成的“特殊情势”之上。若列宁主义连实际革命中所伴随的问题都无法应对，那么，它理应被避而远之。尤其还考虑到，所有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领导人都承认：他们后来的追随者为威权主义所作的辩解，实际上正是任何革命所必然产生的自然结果。举例而言，1917年，列宁嘲讽那些反对革命的人，因为当时的“形势极其复杂”。他指出，“革命的发展本身总是会创造出格外复杂的形势”，这是一种“极为复杂且痛苦的过程”。事实上，它是“一场最为激烈、最为狂暴、最为绝望的阶级斗争与内战。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有一个‘套在围巾里的人’①A man in a muffler，疑似参考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的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The man in a shell），指被生活所困、极度保守、与社会疏离和隔绝的人。才会认为内战可以在没有‘格外复杂的形势’下进行。”“若形势没有到极格外复杂的程度，那就根本不会有革命。”[Op. Cit., vol. 26, pp. 118-9]

1918年他再次重申，“每一场伟大的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便没有对外战争，也不可能没有对内战争，也就是说，内战。这种内战比对外战争更具破坏性，涉及成千上万、无数的动摇与叛变，意味着一种极端的不确定状态、一种失衡与混乱。”[Op. Cit., vol. 27, p. 264] 他甚至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革命，将比俄国的革命更具毁灭性与灾难性。[Op. Cit., vol. 28, p. 298]

因此，列宁强调，“想要在一切平稳与安宁的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疯狂抵抗，就永远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那些“认为可以在和平与安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人“彻底地错了：社会主义必将在动荡与饥荒的时代建立。这就是它必然的方式。”此外，“历史上没有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在[没有内战的情况下]发生的”，“没有任何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曾设想过，会在没有内战这一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条件与伴随物的情况下，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显然，“没有内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条件与伴随物——就不可能有动荡。”[Op. Cit., vol. 27, p. 520, p. 517, p. 496 and p. 497]

更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早已主张过革命必然伴随着经济混乱、孤立与内战，因此，他们据此发展了相应的理论。例如，克鲁泡特金就“确信即将到来的革命……将爆发于一场巨大的工业危机之中……当下欧洲已有数百万的失业工人，而当革命爆发时，情况将更为严重……一旦欧洲与美国的街垒竖立起来，失业者的人数将立即翻倍……我们知道在革命时期，贸易与工业受整体动荡的打击最大……欧洲的革命，意味着至少一半工厂与作坊的不可避免的停工。”而“对财产的最轻微的攻击，都将带来[资本主义经济]一连串的彻底解体”。这意味着社会“将被迫亲自掌握生产……并为了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而重新组织它。”[The Conquest of Bread, pp. 69-70] 这种预见贯穿于克鲁泡特金的政治思想（例如，参见他的《革命的首要任务》一文[Act for Yourselves, pp. 56-60]）。

因此，革命无政府主义基于对社会革命本质的清醒理解、对它所面临的客观问题的充分认识，以及依靠群众参与和自由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支持者用来为列宁与托洛茨基所作所为辩护的那些“客观因素”，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准确预见并纳入其政治理论当中。而且，无政府主义者已发展出一套能够尽量减少这些必然混乱的思想体系。通过强调自我管理、大众参与、自我组织与自由联合，无政府主义展示了自由的人民可以如何应对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艰难困境（正如我们在H.6.2节所论证的那样，大量证据表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与实践实际上使俄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远比原本应有的更为严重）。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革命也都印证了无政府主义的分析。例如，1918年后的德国革命也面临与俄国革命前一年相当的经济崩溃。几近革命的局势引发了包括内战的广泛的政治冲突，并伴随严重的经济混乱。以1928年为基准（100），德国1913年的工业生产指数略低，为98；1917年降至63，1918年为61（即工业产量下降近40%）；1919年再次降至37，1920年升至54，1921年为65。由此，1919年的“工业生产降至历史最低点”，“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粮食]生产才恢复到1912年的水平。”[V. R. Berghahn, Modern Germany, p. 258, pp. 67-8 and p. 71] 在俄国，大规模工业的指数则从1913年的100降至1917年的77，1918年降至35，1919年为26，1920年仅18。[Tony Cliff, Lenin, vol. 3, p. 86]

奇怪的是，列宁主义者并没有怀疑过，若俄国革命得以扩展至德国，布尔什维克便能更从容地避免专制主义、从而拯救革命。然而考虑到当时德国经济的状况，这种推测并不可信。比较两国，可以发现类似的经济崩溃图景。在革命爆发之年，俄国的产量较1913年下降了23%，而德国则下降了43%。一旦革命真正开始，产量进一步下滑。1918年俄国的产量为战前的65%，而1919年德国为62%。然而，没有任何一位列宁主义者会声称德国革命是不可能的或注定失败的。同样，也没有列宁主义者否认，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或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崩溃时期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1917年的情况亦然，虽然当时经济危机已贯穿全年，但这并未阻止布尔什维克呼吁革命并夺取政权，也未阻止工人阶级创建民主的组织形式，如苏维埃、工会与工厂委员会，也未阻止群众的集体行动。所以看起来，1917年的经济危机，并没有阻碍应对这一危机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发展，但社会主义政党的夺权却阻断了这一进程。

总结来说，列宁主义者将俄国革命的失败归咎于艰难处境，看起来有些虚伪。正如列宁本人所言，布尔什维克“从未声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会是轻而易举的。它将伴随一整个暴力的内战时期，还将涉及痛苦的措施。”他们知道，“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斗争”，因此，“如果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位革命者，他希望我们能毫无困难地进入社会主义制度，那这样的革命者、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一文不值。”[Op. Cit., p. 431, p. 433 and pp. 432-3] 若他看到自己的许多追随者竟成了“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一定也会感到惊讶！

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对列宁主义者而言，所谓“艰难的客观环境”之所以能使社会主义被迫搁置，只是在他们掌握权力的时候才会如此。即使我们暂且忽视布尔什维克的威权主义早在内战之前就已出现的种种充分证据，列宁主义者的逻辑依然难以令人信服。然而，这一论调却颇具实用性——因为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内战上，列宁主义者也成功地转移了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与策略本身的关注。正如彼得·克鲁泡特金对艾玛·戈尔德曼所言，这种回避是行不通的：

“共产党人是一个坚定奉行中央集权国家理念的政党，因此他们注定会使革命的进程走上歧途……[他们的政策]削弱了群众的创造力，并以恐怖统治民众。然而，没有群众直接参与国家的重建，任何根本性的事业都不可能完成……他们建立了一套官僚体制与公职阶层……[而这些人]成了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虫……这不是个别个体的过错，而是他们所建立的国家本身的过错：这个国家玷污了一切革命理想，扼杀了一切自主精神，并鼓励无能与浪费……外来的干涉与封锁固然使俄罗斯流尽热血，却也使人民无法认清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真实本质。”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p. 99]

显然，如果“客观因素”无法解释布尔什维克的专制与革命的失败，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哪些方面对革命产生了负面影响？正如克鲁泡特金的评论所揭示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有充分理由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最大的神话之一，便是企图让人相信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与俄国革命的结局无关。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一问题。

H.6.2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是否影响了俄国革命的结局？

正如上一节所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列宁主义者那种将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单纯归咎于艰难客观环境的论点。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总结的那样：

“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政变之前的各个阶段，俄国社会中已经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萌芽——工人委员会、合作社等类似组织。而这些制度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并没有持续多久；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几乎完全摧毁了它们。我是说，你当然可以为消灭它们而辩护，但是事实就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很快便被摧毁了

“现在，想要为这种行为辩称的人们可以说：‘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这样做’——这就是常见的辩护理由：因为需要为内战未雨绸缪、因为生存问题、因为粮食问题等等——所以，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不这样做。好吧，但关键问题在于：是这样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检视历史事实——而我认为，这并不是这样。事实上，那些社会主义结构的萌芽，在真正严峻的环境出现之前就已经被瓦解了……而且阅读他们自己的著作，我的看法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它们清楚的知道这是可被理解的选择。” [Understanding Power, p. 226]

乔姆斯基在这两方面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对真正社会主义基础的攻击确实始于内战之前，而且这也绝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之中。正如莫里斯·布林顿所总结的那样：

“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统治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与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着清晰且无可辩驳的连续性……随着对这一时期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难以区分——甚至难以看出——所谓的‘列宁时代’与其后时期之间的鸿沟。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同样使人无法接受那种‘历史上不可避免’或‘客观上必然’的论调。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与实践本身，在每一个关键阶段都起到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p. 84]

这并不是否认环境因素在革命发展中的影响，而是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同样发挥了它自己的作用：它不仅塑造了其施行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的后果又进一步影响了革命所面临的处境。这一点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布尔什维克是执政党，国家权力就被用来贯彻实施它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本身又受到其思想倾向与偏见的塑造。最终，要是（就像列宁主义者做的那样）坚持认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革命结果中几乎不起作用（或仅仅起次要作用），但凡对俄国革命的发展有一个最基础的认知，就知道这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而且同样重要的——在史实上也站不住脚。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布尔什维克对中央集权的坚持。早在革命之前，列宁就在党内主张“将思想的力量转化为权威的力量，下级党组织服从上级党组织”。 [Collected Works, vol. 7, p. 367] 这种中央集权式的组织观成为其革命国家的雏形，一旦掌权，他们确实如愿以偿。因此“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而言，权力最大限度集中化的原则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它还不断地被视为一种和平时期政治制度的理想形态。” [Thomas F. Remington, Building Socialism in Bolshevik Russia, p. 91]

然而，中央集权的本质决定了它将权力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从而实质上消除了任何成功的革命所必需的群众参与。布尔什维克政府手中的权力，实际上已经不再属于工人阶级。因此，当列宁主义者辩称“客观”环境迫使布尔什维克以自身的权力取代群众的权力时，无政府主义者则回应说，这种替代在布尔什维克将权力集中并掌握于自己手中的那一刻起便已发生。其结果是，群众的参与及其制度开始凋零并死亡。此外，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便被其新的地位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所塑造，从而推行的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所建立的等级化与中央集权结构的影响与制约。

这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集权带来的唯一一种负面影响。它还催生了一个官僚体系。正如我们在H.1.7节中指出的，国家官僚体制的兴起自夺取政权之初便已开始。于是，“繁文缛节与庞大的行政机构成为苏维埃现实的典型特征”，因为布尔什维克“为了对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发动政治与经济上的进攻，他们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机器。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官僚机构也随之扩大”，因此，“革命之后，制度性组织的激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新建或扩充出了大量的经济组织。” [Richard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in Power, p. 190 and p. 191] 这无疑鲜明地印证了无政府主义的分析——任何中央集权的机构必然会催生出一个新的官僚阶层。这个机构很快会被个人影响与私下恩惠所渗透，从而使其成员既能逃避群众的监督，又能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久而久之，这一系列常设机构将成为国家中的真正权力，而名义上掌权的党员事实上反而受制于一个未经选举、亦不受制约的官僚集团。列宁在1922年就承认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以莫斯科为例，其中有4700名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而我们再看看这么庞大的官僚机器，那座巨大的堆积物，我们必须去问：究竟是谁在指挥谁？我非常怀疑是否能如实地说是共产党员在指挥那堆东西。说实话，他们并不是在指挥，而是被指挥。” [The Lenin Anthology, p. 527]

到1920年底，国家官员的人数已是产业工人的五倍（共有588万人属于国家官僚体系）。然而，官僚体系自革命伊始便已存在。1918年8月，在莫斯科，国家官员已占当地劳动人口的30%；到1920年，办公室职员的总体数量“仍占该市雇员的约三分之一”（1920年11月为20万人，1921年7月上升至22.8万人，而至1922年10月则达24.3万人）。[Sakwa, Op. Cit., pp. 191-3] 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张，腐败也随之而来——因为它掌握着实权：

“官僚主义与各种委员会的泛滥……使得各类层出不穷、眼花缭乱的腐败行为不仅成为了可能，甚至是被鼓励。腐败的范围从共产党官员的生活方式到官员的受贿无所不包。由于掌握了如住房等稀缺资源的分配权，这种体制为腐败提供了极大的潜能。” [Op. Cit., p. 193]

因此，考虑到自始至终官僚体系人数之庞大，其权力的增长便不应令人惊讶。然而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官僚体制的发展”却是一个令他们困惑的问题，“它的出现及特征使他们感到迷惑”。值得注意的是，“对布尔什维克而言，官僚主义意味着官僚体系脱离党的意志而获得自身的独立生命。” [Op. Cit., p. 182 and p. 190] 这正是关键所在。布尔什维克并不反对党对权力的篡夺（事实上，他们将党的专政置于其政治理念的核心，并将其普遍化为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原则）。他们也不反对权力与活动的集中化（从而导致生活的官僚化）。因此，布尔什维克未能理解自身的政治是如何助长了这一新统治阶级的兴起。他们未能洞察中央集权与官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布尔什维克的国有化与集权化，除了极端低效之外，也确保了社会、经济活动及其产物的控制权落入国家之手，因此，阶级社会得以延续。毫不意外，工人阶级对共产党及国家官员享有的特权怨声载道。

布尔什维克的另一问题在于他们对（集中式）民主的理解。托洛茨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18年4月，他主张，一旦政府经选举产生，便应被赋予作出决策并任命所需人员的充分的权力，因为政府比群众“更能判断事务”。所谓的主权在民，实际上意味着直到人民“罢免该政府并另选他人”为止，人民都应当服从人民的公仆。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问题：政府是否可能“违背劳动群众与农民群众的利益”而行事？他的回答居然是否定的！然而，托洛茨基声称“政府与工人大众之间不可能存在对立，就如同工会的管理层与其会员大会之间不存在对立一样”——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Leon Trotsky Speaks, p. 113] 工联主义的历史中充斥着委员会背叛其成员的事例。不言而喻，列宁政府的后续历史清楚地表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确实可能存在“对立”，而任命制始终是强化精英利益的关键途径。

这种自上而下的“民主”观念显然可以追溯至马克思与列宁（见H.3.2与H.3.3节）。通过把“民主”一词，与选举产生的政府实行的中央集权式、自上而下的决策划上等号，布尔什维克便在意识形态上为消除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及士兵委员会的功能性民主找到了正当理由。布尔什维克所理解的民主观，实际上成为了在俄国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步消灭真正民主的手段。不言而喻，一个在基层消除了功能性民主的国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长期保持民主。

同样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一个自认为比人民“更能判断事务”的政府，最终必然会否决任何它不满意的选举结果。正如我们在H.5节中所讨论的，这一观念正是先锋党理论的核心所在，因为在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中，政党而非阶级才是阶级意识的最终承载者。这意味着一旦掌权，该党便具有一种内在倾向，试图凌驾于其声称代表的群众之上，并以政党所处的“先锋地位”为理由来加以辩护。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萨克瓦所指出的，“缺乏对布尔什维克党的认同，就会被看作是完全缺乏政治意识。” [Op. Cit., p. 94] 若将此种观念与高度中央集权且破坏地方参与的“民主”模式结合起来，那么便为党的权力转化为党的专政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这便引出了下一个问题，也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关于“应该由党而非整个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以及他们将党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力的等同。于是问题立即出现：如果群众转而反对党，那会发生什么？1918年春夏之际对苏维埃进行的操纵、解散与边缘化，正是这一问题的回答（见前一节）。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前提出发，迈向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不过是一步之遥。在苏维埃民主与党权的冲突中，布尔什维克始终如一地站在后者一边——这也完全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逻辑。

这可从布尔什维克对1905年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负面反应中看出。布尔什维克在某一阶段甚至要求圣彼得堡苏维埃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纲领，然后自行解散。这些攻击背后的理由极具意义。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确信，“只有一个在阶级路线基础上建立的强有力政党，才能引导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并保持其纲领的完整性，而不是像工人委员会这样一种政治混合体——一种模糊的、摇摆不定的政治组织，它注定如此，也不可能不是如此。”[quoted by Anweiler, The Soviets, p. 77] 换言之，苏维埃之所以无法反映工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它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1918年，这种观点的含义在变得清晰可见，而其思想根源则显然可追溯至列宁的《怎么办？》。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1905年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的立场，“对于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心态、政治野心与作案手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布尔什维克“在若干地方性的苏维埃中重复进行”攻势，这“表明布尔什维克自打一开始便对苏维埃抱有不信任乃至敌意，他们对苏维埃的态度至多是把他看作是一种工具，并始终以服务于党派利益为中心。”布尔什维克的行为显示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控制这些[苏维埃]，将其变为一党制组织；若无法做到这一点，则加以摧毁。”[Israel Getzler, "The Bolshevik Onslaught on the Non-Party 'Political Profile' of the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 Deputies October-November 1905", Revolutionary History, pp. 123-146, vol. 5, no. 2, pp. 124-5]

布尔什维克主要流派在掌权后会表达出这种观点自然无需多言，然而即便是共产主义内部的异议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立场。左派共产主义者V·索林在1918年主张，“政党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地方都高于苏维埃……苏维埃代表的是劳动民主整体，而其利益——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一致。”[quoted by Sakwa, Op. Cit., p. 182] 一位历史学家指出，“根据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看法……政党是高于苏维埃之利益的托管人。”党内毫不意外地“在大部分[国内]战争期间普遍形成了关于党的专政原则的共识。然而，这些原则的具体实施方式却引起了日益增长的反对。”[Sakwa, Op. Cit., p. 182 and p. 30] 这种共识存在于所有所谓的反对派中（包括“工人反对派”以及1920年代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如此轻易地接受党的专政这一事实，表明其政治观念中存在根本性缺陷，而革命的实际问题及群众支持的丧失，仅仅只是使这一缺陷暴露出来了而已。

接下来要谈的是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正如我们在第H.3.12节中讨论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与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集中化组织之上。他们混淆了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列宁在1917年5月写道，前者“是社会主义的完全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门槛”，因此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发展的下一步。”它“仅仅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Collected Works, vol. 25, p. 359 and p. 358] 数月之后，他便谈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制度如何能够被接管并用以建设社会主义。在1918年春天为国家资本主义辩护、反驳“左派共产主义者”时，列宁毫不意外地强调，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度’评价……早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便已提出。而且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赞扬可在其《国家与革命》中找到，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支持者①原文为“他的反对者”（his opponents），疑为笔误。]却并未强调[他1917年思想中的]这一点”。[Op. Cit., vol. 27, p. 341 and p. 354] 不出所料，今日的列宁主义者也同样不愿强调这一点。

在这种思想框架下，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工人控制却未被置于优先地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虽然为了争取群众支持，布尔什维克是曾口头上支持“工人控制”的口号，但正如我们在第H.3.14节中指出的，布尔什维克党始终赋予这一口号与工厂委员会截然不同的含义。工厂委员会认为，工人控制应由工人及其阶级组织直接行使；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则将其理解为一种国家控制的形式，在这种体制下，工厂委员会至多只扮演次要角色。鉴于在新政权中谁才掌握着实权，这一设想的实现方向也就可想而知：

“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个月里，[工厂]委员会领导人曾三次试图将他们的模式付诸实现。而在每一次尝试中，党的领导层都加以否决。其结果是，管理权以及监督权均被赋予那些从属于中央当局、并由其组建的国家机关。”[Thomas F. Remington, Building Socialism in Bolshevik Russia, p. 38]

鉴于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他拒绝工厂委员会的模式并不在意料之外。正如列宁在1920年所言：“无产阶级的统治在于地主与资本家被剥夺了其财产……胜利的无产阶级已经废除了财产制度……而这正是它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所在。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财产问题。”[Op. Cit., vol. 30, p. 456] 正如我们在第H.3.13节中所论证的，布尔什维克从未认为社会主义需要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因此，他们毫不意外地如列宁所承诺的那样，基于沙皇时代战争期间用于管理与调控各产业的中央机构，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种统一的行政体系。1917年12月成立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Vesenkha），而这“被布尔什维克普遍视为向经济权力“国家化”（ogosudarstvleniye）迈进的一步”。

在1918年初的数月间，布尔什维克开始实施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则“自上而下地着手建立起对特定产业的‘统一管理’体系。这一模式颇具启示意义”，因为它“逐步接管了”如“总局”（Glakvi）的沙皇国家的旧机构（正如列宁所承诺的那样），并将其“转变为隶属于[自身]指挥与控制之下的行政机关”。布尔什维克“显然选择了”接管“资产阶级经济权力的制度，并将其用于自身目的。”这种体制“必然意味着延续生产内部的等级关系，因此也意味着延续阶级社会。”[Brinton, Op. Cit., p. 22, p. 36 and p. 22] 因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正是集中化与自上而下控制原则的体现，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特有的。”事实上，“对经济政策集中化的主张，这一马克思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的观点，很可能决定了全俄工人控制委员会的短命。”[Silvana Malle, 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War Communism, 1918–1921, p. 95 and p. 94]

此外，布尔什维克还系统性地阻止工厂委员会之间进行组织联合，他们通过自己控制下的工会“坚决反对工厂委员会试图建立全国性组织的努力”。这些工会“阻止了原计划召开的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I. Deutscher, quoted by Brinton, Op. Cit., p. 19] 鉴于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对工厂委员会的主要批评之一就是它们的“地方主义”，这种对协调努力的阻挠无疑更显其虚伪与可诛。

在这一时期，列宁“设想在一个工人国家中，将有一段时期资产阶级依然保留对大部分生产机器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际的管理权”，而工人控制“被视为一种……迫使资本家合作的……工具”。[Brinton, Op. Cit., p. 13] 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4月转向“一长制”（并最早应用于铁路工人当中）。由于资本家拒绝合作，许多人关闭了自己的工厂，布尔什维克被迫在1918年6月底将工业国有化，使其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这意味着由国家任命的“独裁”经理取代了原先的资本家（有时甚至只是将曾经的老板转变为国家经理）。布尔什维克所设想的以国有财产取代资本家财产的社会主义，正是俄国国家资本主义形成的根源。这种体制高度集中且极为低效：

“显然，许多工人自己……如今也相信……高层的混乱与无政府状态[原文如此！]是他们现处困境的主要原因，而这种看法并非毫无根据。事实是，布尔什维克的行政管理极为混乱……无数彼此竞争、相互冲突的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当局发布了相互矛盾的命令，这些命令常常由武装的契卡成员带到工厂执行。最高经济委员会……在几乎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布了几十项命令，颁布了无数条指示。” [William G. Rosenberg, Russian Labour and Bolshevik Power, p. 116]

面对他们自身政策（在一部分原因上）所造成的混乱，布尔什维克像所有老板一样，将责任推给工人。然而，废除工厂委员会却导致“相互竞争与相互矛盾的布尔什维克当局数量以可怕的速度激增，每一个机构都声称自身的事务生死攸关……铁路刊物哀怨地讨论劳动生产率下降与布尔什维克当局竞争泛滥之间的关联。”列宁的一长制非但没有改善局势，反而“在许多地方……导致了更严重的混乱与踌躇”，“这种相互矛盾权力当局的问题显然在加剧，而非得到了缓解”。事实上，“在铁路行业上……以一长制取代工人委员会的结果……不是更强的指挥性，而是更大的疏离与越来越难以作出符合地方情况的决策。尽管具有强制性，但铁路上的命令往往因缺乏可行性而被忽视。”情况糟糕至极，以至于“1918年秋，一些地方布尔什维克官员……开始呼吁恢复工人控制。这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缘由，而是因为工人自己最清楚如何有效地运营线路，而且如果命令不是不断地被上级推翻，他们或许会遵从自己中央委员会的指令。” [William G. Rosenberg, Workers' Control on the Railroads, p. D1208, p. D1207, p. D1213 and pp. D1208-9]

从列宁推行“一长制”之后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状况的恶化应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而非工人控制。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中央集权经济体系很快就展示了如何才能真正地误管经济。布尔什维克对工人控制的打击，以及他们所推行的自上而下的中央化经济体制，使得经济体系受制于一种僵化且麻木的机制——这种机制浪费了来自基层的地方知识，而偏好那些对地方情况一无所知的上级命令。于是，各总局（glavki）“并不了解自己所属行业中企业的真实数量”。为了保证中央集权，客户必须通过中央订货委员会下单，而该委员会再将细节传达给相应的总局。毫不意外的是，它“无法应付这些庞大的任务”。结果，许多工厂“试图寻找更少官僚主义的渠道”以获取资源；事实上，“那些仍处于总局体系之外的工厂，其相对效率反而提高了”。总而言之，“中央行政机构及各总局的缺陷，随着其控制企业数量的增加而加剧”。[Malle, Op. Cit., p. 232, p. 233 and p. 250] 总的来说：

“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它在资源与产出的中央分配上并没有根据任何的优先级次序……原料被任意地分配给工厂：某些地方出现积压，而其他地方则短缺。此外，产品放行程序的冗长在某些时刻加剧了短缺，因为产品常被滞留，直至中央代表其指定客户发出采购命令：未使用的库存与严重的匮乏并存。中央无法确定必需品之间的合理比例，最终也无法基于起总量强制执行命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极为显著。” [Op. Cit., p. 233]

因此，在“中央集权原则的抽象理论与其实践现实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当时人们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并质疑其实际运作的失败。各省代表指出：“时间的浪费……正是严格遵守垂直行政体系的结果……半成品[被]转运至其他省继续加工，而本地的相关工厂却被关闭”（而又鉴于当时交通网络的状况，这更是双重的低效）。而地方机关由于了解基层状况，“被证明了比中央更具前瞻性”。例如，在中央下令使用亚麻替代棉花之前，地方早已采取了这一措施。有人提出了颠覆中央集权逻辑的论点：“人们都在谈论原料的短缺问题时，在某些省份的小工厂与磨坊却堆满了原料：是让生产继续进行更好呢，还是继续做计划更好？”这些话语“表达了人们对总局体系低效与地方明显浪费的感受”。实际上，“中央融资的低效严重危及了地方活动”。当“中央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与例行思维”时，地方“却已自行找到配给原料的办法，而中央对此尚未作出任何决定”。[Op. Cit., p. 269, p. 270 and pp. 272-3]

这种质疑并未带来任何改变，因为此类要求“直接挑战了……党中央的指令”，而党“已批准了总局（glavk）体系所依据的原则”以及“生产的最大限度集中化”。即便“承认由于原料与燃料短缺，一些最大的工厂已被关闭，这也未促使党内经济学家去质疑这种集中的合理性，尽管当时俄国因交通匮乏所造成的障碍，已使得‘将全部生产活动集中于少数几个生产中心’的构想本身陷于危机”。党领导层“决定将经济重建的任务集中在国家高级机关手中”。遗憾的是，“俄国的总局体系并未奏效……面对生产问题，中央管理者需要地方机关的协作，但他们既因相互猜忌，也因缺乏有效的信息、通信与交通体系，而无法获得这种协作。然而，总局主义的失败并未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组织的问题……相反，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反而得到了强化。” [Op. Cit., p. 271 and p. 275]

中央集权的弊端，从1918年9月最高经济委员会（SEC）主席的报告中即可见一斑。他报告称，“约确认有八百家企业已被国有化，另有约两百家推测已被国有化但尚未登记注册。实际上，截至此时已有两千多家企业被接管。”中央“掌握的信息充其量只是零零散散的片段”，而且“一旦中央试图更有效地行使权力，便愈会引发地方当局的抵制。” [Thomas F. Remington, Op. Cit., pp. 58-9] 这种冲突的发生不可避免，因为中央既缺乏地方实际情况的智识，也缺乏对地方实际情况的理解：

“那些自称拥有独立权力的机构经常无视中央。它被大量临时安排的事务所淹没……燃料与物资的请求堆积如山。工厂要求关于复员与转产的指令。其主席团……除了承担工业国有化的指挥工作，几乎不清楚自身的任务。然而，他们却难以实现全面的国有化。虽然最高经济委员会本意是按行业计划统一国有化，但它却被大量要求对单个企业下达国有化命令的请求所压垮。一般而言，它不得不采用一种无奈之举——为每一项国有化行动任命一名执行专员。那些专员与契卡密切合作，对工人与企业主几乎拥有无限权力，并在很大程度上依其个人裁量行事。” [Op. Cit., p. 61-2]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在那些地方当局已具备高度协调地方生产能力的地区，对各总局的怨恨最为强烈。当中央机关的命令破坏了地方的生产计划时，他们理所当然地感到震惊与不满。”尤其考虑到中央政府“在无视地方当局的意愿、或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为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或重组制定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过度集权”实际上“翻倍了指挥与责任的层级，最终反而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力。”例如，一家雇佣不足十五名工人的炼乳小工厂，“竟成为六个机构长达数月竞争的对象。”此外，各总局还“充斥着以前的业主”。然而“在整个1919年，随着经济危机的恶化与战争紧急状况的加剧，领导层仍以集权之名强化了各总局的权力。”[Op. Cit., p. 68, p. 69, p. 70 and p. 69]

要找到一个更清晰体现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对革命命运影响的例子，恐怕并不容易。虽然1918年初的局势相当混乱，但这却并不能证明工厂委员会式的社会主义在（艰难）条件下并不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除非你就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教条式地相信中央集权永远都会更加高效。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与今日一再强调的那样，支持工厂委员会可能是应对当时经济问题的一种可行方案，这种理念并不是空想主义。毕竟在1918年1月之后，“产量与生产率开始稳步上升”，并且“在某些工厂，1918年最初几个月的产量翻了两倍甚至三倍……许多报告明确将这些增长归功于工厂委员会。”[Carmen Sirianni, Workers' Control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p. 109] 另一位专家亦指出，“有证据表明，直到1919年底，一些工厂委员会仍成功地执行了管理职能。在某些地区，工厂之所以仍能运转，正是由于工人们主动设法获取原料。”[Malle, Op. Cit., p. 101]

此外，鉴于布尔什维克体系本身的低效，唯有基层自治的自发活动才能使其勉强运转。财政人民委员部“不仅官僚主义严重，而且造成了庞大的会计问题”；并且“由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Sovnarkhoz）及各级人民委员部的各办公室几乎被‘紧急的’委托淹没、为文牍工作所困，甚至那些革命最忠诚的支持者——或许更应说，正是那些最忠诚的支持者——也感到必须独立行动，以取得工人和工厂所需之物，即便这意味着绕过党的指令。”[William G. Rosenberg, "The Social Background to Tsektran," pp. 349-373,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Diane P. Koenker, William G. Rosenberg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p. 357]

正如马莱（Malle）所指出的，“主要由各总局进行资源的征用与没收，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建立区域性互补产业网络的可能性，而后者本可以更有效地减少由中央融资、中央订货、中央供应与集中运输所造成的延误。”将工厂委员会纳入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后，这类活动不仅变得更加困难，而且还会遭遇到官方的抵制与反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型工业的衰退与官僚式的生产指令”，红军不得不转向小型作坊以供应个人装备。这些作坊“在很大程度上跳脱出了各总局的管理”，并且“使布尔什维克得以在普遍存在的困苦与混乱之中维持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Op. Cit., p. 251, p. 477 and p. 502]

不言而喻，列宁在支持“一长制”以及坚信中央集权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其自身所制造的大量问题）的方面，从未产生过动摇。同样的，他公开呼吁在生产中再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时，同样没有让他感到任何的不安；因为若主要问题仅仅在于所有权，而不是谁来管理生产资料，那么工厂委员会在决定经济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方面便毫无意义。同样地，若如恩格斯所言，一切形式的组织本质上都是威权主义的，那么这种权威究竟由选举产生的工厂委员会行使、还是由任命的独裁经理行使，也就无关宏旨（见H.4节）。还必须指出的是，工厂委员会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们的政治立场也对事态发展起了作用。尽管工厂委员会自发地表现出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近乎本能地向自由意志主义理念靠拢，但有意识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的实际影响有限。该运动的大多数领导者曾是、或后来成为了布尔什维克，因此他们与党领导层一样，认同许多国家主义与集权主义的预设，并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正因如此，他们缺乏足够的理论积累以抵抗党领导层对工厂委员会的攻击，最终在党的要求下，将工厂委员会并入工会体系之中。

除提倡“一长制”之外，列宁的主张还以其他方式打击了工人权力的核心。例如，他主张“我们必须提出计件工资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和检验；我们必须提出如何采用泰勒制中许多科学的、进步的内容的问题。”[Op. Cit., vol. 27, p. 258] 正如列宁主义者托尼·克里夫所指出的，“雇主手中掌握着若干有效的方法来破坏[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团结。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通过计件工资制度来促进工人内部的竞争。”他补充道，这种制度在纳粹与斯大林政权中也被用于“相同的目的”。[State Capitalism in Russia, pp. 18-9] 显然当列宁引入计件工资时，它的目的似乎就不同了！

其他政策同样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性。禁止贸易削弱了工人对城乡交换问题的集体应对措施。例如，尼古拉耶夫铁路总工厂的工人代表团向莫斯科汇报称，在一次出席人数众多的会议上，他们报告“政府拒绝了他们[集体采购食物的请求]，理由是若允许自由购买食物，将破坏它们通过建立‘粮食专政’来应对饥荒的努力。”[David Mandel, 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Soviet Seizure of Power, p. 392] 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以国家这一抽象的“集体”进行回应，取代了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从而将工人变成了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因此，布尔什维克恰好提供了一个印证马拉泰斯塔论断的例子：“如果……所谓社会行动指的是政府行动，那么它仍然只是个体力量的合成，但仅限于那些构成政府的个人……因此这种行动……不仅不会增强社会的生产、组织与防卫的力量，反而会大大削弱这些力量，将主动性限制在少数人手中；在显然无法赋予他们无所不知之能力的情况下，赋予他们为所欲为的权力。”[Anarchy, pp. 38-9] 因此，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以国家官僚机构取代工人集体组织与行动，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原子化，这又怎能令人感到意外呢？

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在经济的其他领域同样显现。例如，列宁主义关于“大即是好”的迷信，造成了“稀缺资源的浪费”，因为“城市中燃料与原料的普遍短缺对大型企业造成的损失最大，这些企业为加热厂房与点燃炉窑所需的间接开支，在比例上远高于小型企业。而这一点……在后来才被承认。直到1919年，政权领导人方才准备承认，在当时的条件下，小型企业在资源利用方面可能更为高效；而直到1921年，才有少数布尔什维克理论家理解到，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在于他们长期假定的大型单位天然更具生产力的观念是错误的。”[Remington, Op. Cit., p. 106] 鉴于当时极度混乱的交通与供应上的严重短缺，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错误无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十月革命之后的布尔什维克政策，鲜明地印证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集中化的结构必然扼杀群众及其自我管理机关的主动性。这一政策不仅从革命的角度来看是灾难性的，而且在效率上也是无可救药的低下。人民建设性的自发活动被国家的官僚机器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对工人控制的猛烈抨击，就如同他们对苏维埃民主及工人抗议的攻击一样，无疑在工人阶级中滋生了冷漠与犬儒主义的情绪，进一步疏离了建设社会主义所需的积极参与——而这种积极性早已被布尔什维克的中央集权狂热所排斥在了一边。布尔什维克经济政策的负面结果印证了克鲁泡特金的预言：一场“建立起高度集权政府”的革命，让它“负责汇总全国的全部产出清单”，并“命令在某日将[某种物品的]规定数量运往指定地点”，再“储存在某个仓库中”，这样的制度“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无论如何也绝无可能在实践中实现”。克鲁泡特金强调：“无论如何，一种在迫切需求之压力下自发产生的体系，将远比那些由一群拘泥成见的理论家闭门造车、在无数委员会中臆造出来的制度优越百倍。”[The Conquest of Bread, pp. 82-3 and p. 75]

一些布尔什维克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一位左翼共产主义者奥辛斯基（Osinskii）总结说：“他在地方六个星期的经验使他明白，中央必须依赖强有力的地区与省级理事会，因为它们比中央更有能力管理国有化部门。”[Remington, Op. Cit., p. 71]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使他甚至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可能解决政权如今面临问题的方案：“我主张的既不是地方主义，也不是官僚的中央集权，而是有组织的中央集权——我现在一时想不起那个确切的词——一种更为均衡的中央集权。”[Osinskii, quoted by Remington, Op. Cit., p. 71] 任何无政府主义者都会明白，他所苦苦寻找的那个词正是“联邦主义”！难怪戈尔德曼得出结论说，能够解决俄国面临问题的并不是国有化，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

“只有自由的主动性与民众对革命事务的参与，才能防止俄国所犯下的可怕错误。举例来说，既然彼得格勒附近仅百俄里[约106公里]就有燃料，倘若彼得格勒的工人民主经济组织能自由地为公共利益采取行动，该城便无需忍受寒冷之苦。又如，乌克兰的农民若能自由取得堆积在哈尔科夫及其他工业中心仓库中的、当时正等待来自莫斯科分配命令的农具，他们就不会在耕作时受阻，而这些农具。这些，都是布尔什维克政府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典型例证，它们应当作为国家主义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警示欧洲与美洲的工人。”[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p. 253]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的工业政策反映出他们对地方状况与工业本质完全的无知，那么他们的农业政策则更为糟糕。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生活几乎一无所知（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该党的根深蒂固的阶级斗争观念，取代了对证据的需求。”[Christopher Read, From Tsar to Soviet, p. 225]）。例如，列宁认为农村中的不平等现象远比实际严重得多，而这种错误假设直接导致了1918年不得人心、且适得其反的“贫农委员会”（kombedy）政策。事实上，俄国的农村并不是由少数富农（即雇佣劳动力的农民）所主导，而是以真正的农耕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农民自耕其地）。布尔什维克虽然攻击富农，但后者最多只占农民总数的5%至7%，而即使按此比例计算也偏高，因为仅有1%的农户雇佣了超过一名劳工。革命本身就具有拉平农民生活的作用，1917年期间，“土地占有的平均规模下降，贫富差距也缩小了。”[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1917-1991, p. 103 and p. 102]

到1919年，即便是列宁也不得不承认，1918年不顾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劝告与抗议所推行的政策是失败的，并且使农民群体疏离了政权。虽然他承认存在错误，但事实上，这些政策主要责任人正是列宁本人。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政策仍无根本性的改变。布尔什维克的辩护者声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用武力从农民手中夺取粮食以供养饥饿的城市。然而，这种说法忽略了两个关键事实。首先，布尔什维克的工业政策使工业崩溃更加严重，因此缺乏可用于与粮食交换的工业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自身原因造成的。如果它们当时能够充分支持工厂委员会，这种商品短缺的情况可能就会有所缓解。其次，不能说农民不愿与城市进行交易——他们愿意交易，但他们要求公平的价格。这一点可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到印证：在俄国各地，农民背着装满粮食的袋子进城以换取商品。事实上，据伏尔加地区的官方资料显示，“囤粮与黑市交易直到1919年初才成为严重问题，而在前一年的秋季，农民普遍‘极为热衷于’向政府‘出售尽可能多的粮食’。”但当政府将固定收购价下调25%后，“人们发现新政府已无法以工业品支付粮食的采购。”[Orlando Figes, 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p. 253 and p. 254] 因此，至少在该地区，是从1919年1月实行中央国家粮食征用制度之后，农民才开始囤积粮食的。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使局势更加恶化。正如阿列克·诺夫指出的那样，“在某些时刻，即便政府本身也被迫‘合法化’非法贸易。例如，在1918年9月，那些被称为邪恶的投机商与meshochniki[推销员]的人，被允许携带重达1.5普特（约25公斤）的粮袋前往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而就在这一月……他们所供应的粮食数量是官方供应机构的四倍。”[Op. Cit., p. 55]

然而，布尔什维克并未鼓励这种自发的群众性活动，反而斥其为投机行为，并竭尽全力加以镇压（包括在城镇周围设立武装警戒线）。这直接导致了由于逮捕与监禁的风险，黑市价格被进一步推高，从而令局势更加恶化：“事实上，单靠官方配给根本无法维持生活，大多数物资，甚至连面包，也主要通过黑市获得。政府从未能阻止这一市场的运作，却足以造成足够的破坏，使粮食短缺更加严重。”至1919年1月，仅有19%的粮食通过官方渠道流通，之后才上升至约30%。然而，官方资料却宣称粮食征购量有所增长，从1917至1918农业年度的三千万普特（50万吨）增加到1918至1919年度的一亿一千万普特（183万吨）。[Nove, Op. Cit., p. 55 and p. 54] 不言而喻，普通工人从未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这些统计数字上的“改善”（这还是在城市人口下降的情况下！）。

在镇压（从严刑拷打到毁灭整个村庄）的威胁下，农民的反应是减少播种面积（而这一情况又因政府经常征收农民留作来年播种的储备粮而加剧），并纷纷起义反抗。反对派团体不出所料地呼吁实行自由贸易，以求同时解决城市的粮食问题，并防止革命彻底脱离农民。布尔什维克起初谴责这种呼吁，但最终在1921年由于来自底层的巨大压力而被迫接受。三年的错误政策使原本糟糕的局势雪上加霜。此外，若布尔什维克当时没有忽视并疏远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没有操纵第五次全俄苏维埃大会选举、并迫使他们起义，那么他们与农村之间的联系本不会如此薄弱，从而有可能实施一些反映乡村现实的理性政策。

同样令情况恶化的，是布尔什维克削弱了俄国庞大的消费合作社网络，只因其与温和社会主义者有关联。还应指出的是，虽然农民（或所谓“富农”）常被指责为粮食短缺的罪魁祸首，但实际原因往往在于运输系统的崩溃或普遍的官僚管理不善。事实上，“几乎没有证据支持列宁主义者的观点”，即认为富农是布尔什维克征粮政策所引发的农民抵抗与起义的幕后力量。[Figes, Op. Cit., p. 155]

鉴于以上种种情况，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确实存在替代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其他可能——尤其是连布尔什维克自己都不得不在1919年承认，他们在前一年所作的决定是错误的！例如，1921年在极大群众压力下推出新经济政策（NEP）的背景，其实比1918年的条件还要更为恶劣。由于新经济政策允许雇佣劳动，它实际上是较农民自身的理念、如社会革命党（SR）与左翼社会革命党（Left-SR）的农民政党、以及像喀琅施塔得水兵等起义者的立场——还要向后倒退了一步。一种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也就是承认农民之间以其劳动产品进行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本可以更早实施，但布尔什维克对农民的无知与蔑视，再加上他们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更有效率、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信念，使这一选择不可能被采纳。尤其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加剧了工业生产崩溃的背景下，就更是如此。

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本质上是中央集权的，因此也是自上而下的。十月革命后，他们确实实践了这一构想，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布尔什维克都倾向于推行那些体现他们偏好中央集权、国有化以及党权的政策。但毫不意外地，这也破坏了当时存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倾向，因此，布尔什维克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设想，在革命失败中扮演关键角色。由此可见，列宁主义者声称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理论对革命的结果没有影响、他们在革命中的政策完全是客观形势所致的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这一点也被一个尴尬的事实所证实——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以理论的名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例如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就分别写过整本书来阐述这一点。”[Pirani,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Retreat, 1920-24, p. 9]

必须记住，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不仅仅是关于夺取政权后的理论设想，而是实实在在地成为了俄国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党内成员个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担任领导职务，并开始基于该意识形态及其偏见作出决策——偏好中央集权、立足党的特权地位、采用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以及认为社会主义应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之上的观念，等等。此外，还有党领导人所处的等级地位问题。正如科尔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主张的那样：“如果人们真实的社会存在确实会决定他们的意识，那么从那一刻起，就不可能再幻想布尔什维克党会以任何不符合它真实社会地位的方式行事。党的真实社会地位是一个指令性的机关，因此它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从此也不会必然与这个社会对自身的看法相同。”[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vol. 3, p. 97]

归根结底，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几乎就像是在试图证明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正确的（见H.1.1节）。在一个大多数人口并非无产阶级的国家中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结果自然以失败告终；而对无产阶级而言，这种制度迅速蜕变为党对于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在实践中，则成为少数党领导人的专政，并以他们诠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权作为正当理由。此外，正如巴枯宁所指出的那样，的确证明了中央集权不仅会削弱群众的自主力量，而且还极其低效。

遗憾的是，太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更热衷于重复历史，而不是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同时也无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恰恰验证了无政府主义的预测。不难得出结论：若要让俄国革命有成功的可能，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以工人自主管理工厂、农民自主管理土地为基础的分权社会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当时正由人民自身付诸实践。然而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唯有中央计划经济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此，他们与这种替代方案的社会主义展开斗争，并以符合其观念的体制取而代之。然而，社会主义的建立需要全体人民的广泛参与。而中央集权的本质却在于限制这种参与——这也正是为什么统治阶级历来都将权力集中于国家手中。正如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伏林所主张的，国家权力“或多或少地企图将社会生活的缰绳握在自己手中。它使群众倾向于被动，而权力的存在本身则扼杀了一切主动精神”；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之下，“闲置了大量蕴藏于群众之中的崭新创造力。”[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250] 这无疑对革命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而正如无政府主义者早已担忧并预言的那样，事实也的确如此。

H.6.3 俄国工人被“去阶级化”和“原子化”了吗？

列宁主义者关于布尔什维克党专政（以及其后斯大林主义的兴起）的一个标准解释，建立在无产阶级被“原子化”或“去阶级化”的基础上。列宁主义者约翰·里斯（John Rees）对此论点作了如下概述：

“内战使工业化为废墟。工人国家的工人阶级基础——这一曾一次又一次被动员起来击败白军、并构成布尔什维克政权支柱的阶级——已然瓦解。布尔什维克在经历了三年的内战与外国干涉战争后幸存下来，但代价是将工人阶级削减为一个原子化、个体化的群体，仅仅是昔日规模的一小部分，且再也无法像1917年那样发挥集体力量……工人国家的官僚机构悬于空中，其阶级基础被侵蚀，丧失了士气。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机器与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结构必然受到影响。”[“In Defence of October,” pp. 3-82,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no. 52, p. 65]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源自列宁本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去阶级化”的论断。1921年，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由于战争与极端贫困和破产，已被去阶级化，也就是脱离了自己阶级轨道，不再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存在……无产阶级已经消失。”[Collected Works, vol. 33, p. 66] 然而，与后来的追随者不同，列宁确信，虽然“否认无产阶级被去阶级化不是一个障碍将是荒谬且可笑的”，但它仍然“能够完成夺取并维持国家政权的任务”。[Op. Cit., vol. 32, p. 412] 自列宁以来，列宁主义者不断援引这一论点，以此为其政权辩护，并解释其威权主义及斯大林主义的兴起。

当然，这一说法中确实包含某种真实成分。1918年至1921年间，产业工人的数量确实大幅下降，尤其是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尽管这两座城市的降幅极为特殊，因为大多数城镇的下降幅度要小得多）。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总结的那样：“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无疑缩减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规模……然而，仍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工人留在工厂中，而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确实发生了转变。”[Donald J. Raleigh, Experiencing Russia's Civil War, p. 348] 这些留存者正是与乡村联系最少的——真正的产业工人。

然而并不能因此断言，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内战期间就丧失了集体行动的能力。无论是在那段时期当中，还是在此之前与之后，俄国工人都一再证明，他们完全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采取针对布尔什维克国家的行动。简单来说，一个“原子化的、个体化的群体”并不需要广泛的国家镇压来加以控制。因此，虽然工人阶级确实“仅仅是昔日规模的一小部分”，但它仍然能“像1917年那样发挥集体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抗议在内战时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发激烈。到1921年，这些抗议与罢工已经威胁到布尔什维克独裁政权的存续，迫使其放弃经济政策中的关键部分。

这揭示了标准列宁主义叙事中的一个关键缺陷——俄国工人阶级，尽管规模确实缩小了，且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但仍能够进行组织、罢工与抗议。这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在列宁主义的史学叙述中被系统性地淡化，甚至被直接忽视。就像在任何阶级社会中一样，被压迫者的历史总是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社会金字塔顶端少数“开明者”的决议与决定。鉴于工人阶级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抗议运动鲜为人知，这里有必要提供充分的史实证据。

工人集体行动与布尔什维克镇压的过程，在内战爆发前便已开始，并贯穿整个战争及其之后的岁月。例如，“在整个内战期间，莫斯科的工人运动潜流不断……无论是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推行还是在其废止过程中，都出现了特别活跃的工人动乱时期。”在莫斯科地区，虽然“无法确切说出参与各种动乱的工人比例”，但在1918年中期，抗议运动被镇压后的短暂平息期过后，“每一波动荡的浪潮都比前一波更为强烈，最终在1920年末演变为一场群众运动。”[Richard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in Power, p. 94 and p. 93] 这种情形遍及全俄，各地都出现了“工人政治情绪的周期性波动。当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关头时……[这]让政权免于失去它的无产阶级基础。但在战斗的低谷时期，就爆发了罢工与示威。”[Thomas F. Remington, Building Socialism in Bolshevik Russia, p. 101] 工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抵抗与抗议，不仅表明“工人国家”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也说明了当时确实存在列宁主义之外替代方案的社会基础。

布尔什维克统治的最初数月，便充满了“工人抗议，这些抗议随后引发了针对持敌意工人的暴力镇压。这样的对待，进一步加深了相当大一部分彼得格勒工人对布尔什维克主导的苏维埃政权的失望。”[Alexander Rabinowitch, Early Disenchantment with Bolshevik Rule, p. 37] 国家镇压的首个重大行动，是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袭击支持立宪会议开幕的游行队伍。5月初又发生了“在科尔皮诺郊区向抗议的家庭主妇与工人开枪”的事件，以及在谢斯特罗列茨克的“对工人随意的逮捕与虐待”，随之而来的是“逮捕参与抗议科尔皮诺与谢斯特罗列茨克事件的个人以及查封报刊”，并“在其他彼得格勒的工厂中再度爆发劳资冲突与不安情绪”。这一切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因为“针对饥饿的工人与家庭要求面包的暴力事件，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Alexander Rabinowitch,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pp. 229-30] 科尔皮诺枪击事件“引发了一股强烈的愤慨浪潮……许多工厂的生产一度停顿。”在莫斯科、图拉、科洛姆纳、下诺夫哥罗德、雷宾斯克、奥廖尔、特维尔等地，“工人纷纷聚集开始新的抗议。”在彼得格勒，“纺织工人为提高口粮而罢工，而随着布尔什维克进一步的逮捕，回应它的示威浪潮再度扩散。”这一运动是政权所面临的“第一次主要的工人抗议浪潮”，其中，“反对布尔什维克某些镇压形式的抗议”已相当普遍。[William Rosenberg, Russian Labor and Bolshevik Power, pp. 123-4]

这种普遍的工人反对情绪催生了由孟什维克启发、但独立于的孟什维克“特别代表大会”（Extraordinary Assembly of Delegates，EAD）。“EAD的出现，”拉宾诺维奇指出，“也受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看法的推动——也就是工会、工厂委员会与苏维埃……已不再是代表性的、民主运作的工人阶级机构；而是已被转化为了专断的、官僚化的政府机关。这种担忧有着充足的理由。”为了对抗EAD，布尔什维克组织了“无党派会议”，而这一做法本身便说明苏维埃确实已经如反对派所指那样，脱离了群众。区级苏维埃“深切关注自己日益加剧的隔离……在三月底……他们决定连续召开无党派工人会议……部分是为了通过加强区级苏维埃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来削弱EAD的影响。”在“布尔什维克主导的政治机构与普通工厂工人之间的裂痕在日益扩大的显而易见的迹象”当中，他们采取了这一行动。拉宾诺维奇认为，EAD体现了“彼得格勒工人对经济状况及苏维埃政治机构结构与运作方式的日益失望”。[Op. Cit., p. 224, p. 232 and p. 231]

对于大众组织被纳入国家机器后迅速脱离群众的事实，无政府主义者不应感到过于惊讶。国家，凭其中央集权的结构，本就不是为群众性参与而设计的——而对于高度集权的列宁主义国家而言，就更是如此了。

这些抗议与镇压在内战爆发后依然持续不断。“五月底与六月初，一场抗议面包短缺的罢工浪潮席卷了涅夫斯基区的工厂”，并且“在俄国中部一些地区，工人和苏维埃当局之间的血腥冲突在罢工中接连爆发”。6月21日的奥布霍夫工厂的全体会议上，工人“夺取了工厂的控制权”，翌日，工人大会“决议要求EAD号召政治罢工……以抗议针对工人的政治镇压”。当局随即下令“关闭奥布霍夫工厂”，并“宣布工厂周边地区进入戒严状态”。[Rabinowitch, Op. Cit., p. 231 and pp. 246-7] 然而，“工人并不是那么好安抚的。在数十家工厂和作坊中，抗议愈演愈烈，并迅速沿铁路蔓延。”[Rosenberg, Op. Cit., pp. 126-7]

面对这股自发罢工浪潮愈发增长的压力，EAD宣布于7月2日举行总罢工。布尔什维克当局迅速采取行动：“任何对罢工表示同情的行为都被宣布为犯罪。更多逮捕接踵而至。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突袭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铁路工厂，爆发了流血冲突。不满情绪扩散。”7月1日，“机枪被架设在彼得格勒与莫斯科铁路枢纽的主要节点，以及两市的其他地区。对工厂的控制更加严密。集会被强行驱散。”[Rosenberg, Op. Cit., p. 127] 当局警告工厂，“若是参与总罢工，就将立即停工，个别罢工者则将被罚款或解雇。鼓动者与罢工委员会成员将立即被逮捕。”反对派的印刷厂“被封锁、敌对工会的办公室遭突袭，彼得格勒铁路枢纽宣布戒严，持械的巡逻队被授权防止停工，在全市要点实行24小时值勤。”鉴于“EAD总罢工遭到残酷镇压”，不出所料，罢工最终未能成功。[Rabinowitch, Op. Cit., p. 254 and p. 259]

因此“至1918年初夏”，已出现“广泛的反布尔什维克抗议。彼得格勒及其他工业中心的工厂区爆发了武装冲突。”[William Rosenberg, Op. Cit., p. 107] 而同年的九月底，波罗的海舰队水兵亦发动叛乱，要求（正如他们在1921年再次提出的）“恢复由自由、民主苏维埃治理的政府——也就是，1917年式的苏维埃”。正如1921年那场更著名的起义之后的情形一样，左翼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在1918年7月被解散，并在左翼社会革命党刺杀德国大使事件后的镇压中，被布尔什维克革命委员会所取代。[Rabinowitch, Op. Cit., p. 352 and p. 302]

除了国家镇压之外，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亦在其失败中发挥了作用。1918年10月以前，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主张以立宪会议与杜马①杜马（俄语：Дума，转写为Duma），指具咨议及立法功能的俄国议会。最早由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民众与革命压力下设立，但实权有限，仍受沙皇掌控。现在的国家杜马（下议院）也是俄国议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主要权力机关，而苏维埃仅居从属地位。这使布尔什维克得以将自己塑造成“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这一立场在当时仍颇具群众基础）。可以理解，许多工人不愿支持一个想要以典型的资产阶级制度取代苏维埃的反对派。许多人也将布尔什维克政府视为“苏维埃政权”，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它是“自己的政权”。随着内战爆发，许多工人阶级群众也还在对抗议一个自称“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政权感到犹豫。1918年10月以后，孟什维克开始支持（民主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政权理念，加入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阵列（而后者在七月的叛乱后已在事实上被取缔——见H.6.1节）。然而，此时为时已晚，因为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已与其实践相适应，党已开始公开倡导一党专政。因此正如维克多·谢尔热在193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主义的堕落”在当时已显而易见，“因为1919年初我就惊骇地读到季诺维也夫的一篇文章……他在其中主张党的权力垄断。”[The Serge-Trotsky Papers, p. 188]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谢尔热在整个这一时期——乃至1930年代中期——都将自己的“惊骇”掩饰得很好（参见H.1.2节中他对这一权利垄断的公开支持）。

如上所述，这种抗争与镇压的循环并不限于彼得格勒。1918年7月，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坚持认为，“在彼得格勒必须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应对罢工”，而在其他城市则采用了“更为残酷的镇压形式”。例如，1918年6月在图拉，政权宣布“戒严并逮捕抗议者。随后爆发的罢工被暴力镇压”。在索尔莫沃，一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报纸被查封后，五千名工人进行了罢工。而政权以暴力“镇压了罢工”。[Remington, Op. Cit., p. 105]

类似1918年的抗议与罢工浪潮在次年重演。1919年3月，“新一波的罢工潮爆发”，“镇压的模式……也再度上演”。其中一次罢工导致了“工厂关闭、数名工人被解雇，并由当局监督重新选举工厂委员会”。在阿斯特拉罕，一场有一万名工人参加的群众大会被红军开火镇压，造成两千人死亡（另有两千人被俘后遭处决）。[Remington, Op. Cit., p. 109] 当年六月底，莫斯科成立起一个“防卫委员会（KOM）以应对不断高涨的动乱浪潮”。该委员会“将紧急权力集中于自身之手，凌驾于莫斯科苏维埃之上，并要求民众服从。动乱在镇压下平息。” [Sakwa, Op. Cit., pp. 94-5] 在伏尔加地区，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抗议契卡逮捕工会成员，代表们坚持认为这进一步扰乱了交通。虽然该举措确实抑制了罢工数量。”[Raleigh, Op. Cit., p. 371] 在图拉“1919年春季罢工之后”，当地孟什维克党活动家被捕，而彼得格勒在同一时期也爆发了“暴力罢工”。[Jonathan Aves, Workers Against Lenin, p. 19 and p. 23] 弗拉基米尔·布罗夫金在他对1919年罢工与抗议的研究中指出：

“一座城市的一次罢工数据或许可以被视为偶然。然而，当不同来源的证据表明，不同城市同时出现独立罢工时，一幅总体图景便逐渐浮现出来。所有罢工的发展时间表相似：二月，酝酿不满；三月至四月，罢工高峰；五月，罢工减缓；六月与七月，新的罢工浪潮……

“工人动乱发生在俄国最大且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罢工波及最大的工业体系，主要是金属类产业：冶金、机车与军火工厂……在某些城市……纺织及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积极参与抗议。在至少有五座城市……抗议几乎演变为总罢工。”["Workers' Unrest and the Bolsheviks' Response in 1919", Slavic Review, Vol. 49, No. 3, pp. 350–373, p. 370]

这些罢工不仅提出了经济诉求，也提出了政治诉求，例如“对苏维埃进行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然而毫不意外的，在所有已知案例中，布尔什维克对罢工的“首要回应[都]是禁止公众集会与示威”，并且“[去]占领罢工工厂，将罢工者集体解雇”。他们还“逮捕罢工者”，并处决其中一部分人。[Op. Cit., p. 371 and p. 372]

1920年同样爆发了类似的罢工与抗议浪潮。事实上，“在1920年前九个月中”，罢工行动“持续不断”。苏维埃官方数据报告，在所覆盖的26个省份中共有146起罢工，涉及135,442名工人。在彼得格勒省，共有73起罢工，参与者达85,642人。“这一数字极高，因为当时……[该省]工人总数仅为109,100人。”总体而言，“二月至三月罢工浪潮的地域覆盖范围令人瞩目”，而“伴随劳动军事化带来的严厉纪律，进一步导致1920年工业动荡的增加”。[Aves, Op. Cit., p. 69, p. 70 and p. 80]

例如，萨拉托夫在六月爆发了一系列工厂占领运动，七月纺织工人罢工，八月各厂区的罢工与停工接连发生，这些事件“引发了大规模逮捕与镇压”。九月铁路工人罢工，逮捕反而“使局势恶化，迫使当局接受工人诉求”。[Raleigh, Op. Cit., p. 375] 1920年1月，莫斯科一座铁路修理厂召开群众大会后爆发罢工，罢工扩散的尝试因逮捕而受阻。车间被关闭，工人失去口粮，1,600名工人中有103人被监禁。“1920年3月下旬，[莫斯科的]一些工厂爆发罢工”，“在波苏战争都高峰期，罢工与抗议愈发频繁，虽多由经济问题引发，但并不限于此……此时开始的对非布尔什维克工会的打压，就可能与这股动荡浪潮有关，因为这些工会显然有可能成为反对派的核心。”[Sakwa, Op. Cit., p. 95] “1920年夏季莫斯科最大的一次罢工”发生在电车工人中，起因是要求配给平等。8月12日，一座电车车务段首先罢工，随后其他车务段迅速跟进，“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加入其中。”电车工人“坚持了两天，最终在逮捕与大规模解雇的威胁下被迫复工。”莫斯科周边的纺织工业城镇在“1920年11月爆发了大规模罢工”，其中一地有一千名工人罢工四日，而另一家工厂的五百名工人罢工后，三千名来自其他工厂的工人加入其中。[Simon Pirani,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Retreat, 1920–24, p. 32 and p. 43]

在彼得格勒，亚历山德罗夫斯基机车制造厂“曾于1918年和1919年爆发罢工”，1920年8月再次停工。布尔什维克对工人实施停工封锁，并在厂外部署警卫。契卡随后逮捕了来自该厂被选入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代表，以及约三十名工人。逮捕之后，工人拒绝配合重新选举苏维埃代表。“当局借机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并在另外三家工厂“实施了拘捕”。规模庞大的布良斯克工厂“在1920年经历了两次重大罢工”，第二次罢工期间，工厂及其所在居民区均被置于戒严状态。图拉的罢工使布尔什维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尽管镇压“并未阻止进一步的动荡，工人仍提出新的要求”；而在莫斯科，印刷工人于五月发动罢工后，他们的工厂“被关闭，罢工者被送入集中营。”[Aves, Op. Cit., p. 41, p. 45, p. 47, pp. 48-9, pp. 53-4 and p. 59]

这些群众抗议与集体行动的表现一直延续至1921年，而考虑到早在前一年秋季内战实际上就早已结束，这依然并不令人意外。即便是约翰·里斯也不得不承认当时俄国的总罢工，指出喀琅施塔得起义“之前发生过一波严重但被迅速平息的罢工”。[Op. Cit., p. 61] 然而，他显然忽略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正是出于对这些罢工的声援才起义的事实，也未提及是国家通过镇压才“平息了”这些罢工。此外，他还明显淡化了这些罢工的规模与重要性，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到1921年初，在苏维埃俄国出现了一个以工人为先锋的革命形势”，其特征是“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其他工业地区几乎同时爆发了罢工浪潮”。在1921年2月至3月间，“工业动荡以全国范围的不满或‘沃林卡’①沃林卡（俄语：волынка，罗马化：volynka），原指一种风笛，这里指代意大利的一种罢工形式，也就是本段后面提到的“意大利式罢工”，又称作“无色罢工”或“按章工作”（参见本书H.4.4节）。1980年代意大利的海关职员就成功运用过这类罢工方式，依照章法对边境口岸的每辆车都进行仔细检查，造成了大规模的交通拥堵。这种抗议活动凸显了系统性边境检查的低效性，并促成了后来废除了许多欧盟内部边境管制。浪潮形式爆发。总罢工或极为广泛的动乱”席卷了该国几乎所有主要的工业地区（只有一个地区除外），“工人抗议不仅包括罢工，还包括工厂占领、‘意大利式罢工’、示威游行、大规模集会、殴打共产党人等。”面对这场巨大的罢工浪潮，布尔什维克采取了统治阶级惯用的做法：换个说法叫它。为了避免承认那是罢工，他们“通常使用‘沃林卡’一词，只用来意指‘怠工’”。[Aves, Op. Cit., p. 3, p. 109, p. 112, pp. 111-2]

1921年2月中旬，莫斯科工人爆发罢工，“大规模的全市抗议席卷彼得格勒……罢工与示威不断扩散。政权如往常般作出反应：停工、逮捕、武力威慑——以及让步。”[Remington, Op. Cit., p. 111] 保罗·阿夫里奇记载，在彼得格勒的这些“街头示威之前，先出现了一连串抗议集会”。2月24日，在一次工厂会议的次日，特鲁博奇尼（Trubochny）工厂的工人停工离厂。随后，来自邻近工厂的工人加入，形成约两千人的人群，但被武装军校学员驱散。次日，特鲁博奇尼工人再次上街并走访其他工厂，号召他们也参与罢工。一个三人的防卫委员会在面对这几近总罢工的局面中成立。季诺维也夫“宣布戒严”，“彼得格勒一夜之间成为武装营地”。罢工者被停职封锁，“军事力量的运用与大规模的逮捕，再加上当局不懈的宣传”（同时伴有经济让步），成为“恢复秩序不可或缺的手段”。[Kronstadt 1921, pp. 37-8, p. 39, pp. 46-7 and p. 50]

始于“以莫斯科工业中心为核心的一波罢工浪潮”，莫斯科的“工业动荡……转为公开对抗，抗议蔓延至街头”。罢工“也扩展至莫斯科市外的省份”，因此“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进入戒严状态”。[Aves, Op. Cit., p. 130, p. 138, p. 143 and p. 144] 此次罢工浪潮开端于“工厂会议上的工人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从物资供应问题扩展到综合的政治批评”。就像往常一样，“当局的最初反应是加剧镇压”，但“随着罢工工厂数量的增加，当局也作出了一些让步”。被召来对抗罢工工人的正规军“拒绝向他们开火，遂被[愿意开火的]武装共产党分遣队取代”。“当晚举行了大规模抗议集会……次日，又有数家工厂加入罢工”，政府为防止军队倒戈，“将士兵缴械并拘禁起来”。2月23日，一场一万人规模的街头示威爆发，“莫斯科被置于戒严状态，共产党分遣队与忠诚的军队对各工厂实施24小时昼夜监控”。这场动荡伴随着工厂占领，3月1日，苏维埃呼吁工人“不要罢工”。然而，“大规模逮捕使运动失去了领导层”。3月5日，布朗普利（Bromlei）工厂发生骚乱，“导致工人已是照例的被逮捕。3月25日，该厂举行的全体大会呼吁重新选举莫斯科苏维埃。厂方驱散大会，但工人呼吁其他工厂声援此要求。照例，首要领导者被逮捕”。[Sakwa, Op. Cit., pp. 242-3, p. 245 and p. 246]

布朗普利工厂的事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3月25日的大会议上通过了一项由无政府主义者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发起的决议，支持喀琅施塔得起义者。布尔什维克“对此的反应是集体炒了他们鱿鱼”。工人“游行穿过[所在区]，并激发了短暂的声援罢工”。三千余名工人加入罢工，其中约一千人组成流动纠察队（某印刷厂经理甚至将工人反锁在厂内，以防他们参加游行）。虽然当局愿意就经济问题谈判，但“在政治问题上毫无与工人对话的意愿”，并因此逮捕决议发起者，解雇其余工人，并择优复聘。随后又有两次“为保卫政治活动家而发起的”罢工，以及两场要求释放被捕者的群众大会。工人还在五月、七月与八月因供给问题罢工。[Pirani, Op. Cit., pp. 83-4]

虽然喀琅施塔得起义发生得太迟，未能支援彼得格勒罢工，但它却激发了1921年5月乌克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罢工浪潮。罢工始于铁路工厂并“迅速政治化”，罢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喀琅施塔得起义者极为相似的政治最后通牒”（许多会上提出的决议几乎完全一致）。罢工“蔓延至其他工厂”，而到了6月1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主要大型工厂全部加入罢工。罢工通过列车与电报扩散，影响范围达方圆五十英里。最终，契卡以大规模的逮捕与枪决镇压罢工。当地共产党人称这场反叛为“小喀琅施塔得”。[Aves, Op. Cit., pp. 171-3]

1921年3月，萨拉托夫也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当铁路工人因粮食配给削减而罢工时，运动扩散至冶金厂与其他大工厂，“工人与非工人的代表们纷纷前往铁路车间”。他们迫使共产党人允许成立一个委员会，以重新审查所有经济机构与契卡的活动。接下来的两天中，“各厂为选举委员会代表而召开的大会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激烈谴责”。“动荡还波及到了波克罗夫斯克。”由270人组成的委员会中不足十名共产党员，它“要求释放政治犯、重新选举苏维埃及所有劳工组织、建立独立工会，并恢复言论、出版与集会自由”。共产党人“决定在委员会发表公开声明前将其解散”，并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在城市与驻军中实施戒严”，同时“逮捕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这场几近成为总罢工的运动被“一波镇压浪潮”打断，但“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与部分印刷工人依然拒绝复工”。[Raleigh, Op. Cit., pp. 388-9]

在“沃林卡”之后，“那些在动荡中表现突出的”工厂“尤其受到……清洗……工人对反对党支持度的变化结果显而易见”。然而，工人们“组织罢工的能力并未消失”，1921年间仍持续发生罢工。到了1922年春天，又出现了“新一轮罢工浪潮”。[Aves, Op. Cit., p. 182 and p. 183] 例如三月初，“长期的罢工”席卷了莫斯科周边的纺织城镇。在格鲁霍夫斯卡亚工厂，5000名工人罢工5天；附近的一所工厂中有1000罢工2天；而沃斯克列先斯卡亚工厂则有4000人罢工6天。1921年五月，莫斯科市工人因物资短缺问题“掀起罢工浪潮。党官员估计，在五月的二十四天内，共有六十六家大型企业停工”。其中包括莫斯科一家最大工厂的静坐罢工，“克拉斯诺普列斯尼亚的工程工厂工人亦随之效仿，契卡特工报告称‘鲍曼地区的不满情绪最终导致了罢工与工厂占领’”。1922年八月，莫斯科地区一万九千名纺织工人罢工数日。同年电车工人亦举行罢工，教师则“组织罢工与群众大会”。工人通常会选举代表与其工会及雇主谈判，而这两者皆为共产党党员。自然，罢工组织者被解雇了。[Pirani, Op. Cit., p. 82, pp. 111-2 and p. 157]

虽然1921年初的罢工浪潮因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声援而最为著名，但事实上，这仅是1918至1921年间众多罢工潮之一。面对抗议，“政府一如既往地以让步与严厉镇压相结合的方式恢复秩序”，并“经常以停工作为惩戒与清洗劳动力的手段”。然而，“正如这些罢工浪潮所显示的那样，政权的制裁并不足以阻止一切反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行动”。[Remington, Op. Cit., p. 111, p. 107, and p. 109] 实际上，镇压“并未能阻止罢工与其他形式的工人抗议在1919与1920年成为常态”，而到了1921年初，共产党“面临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的形势。工业上的动荡，只是涵盖了喀琅施塔得起义与坦波夫及西伯利亚西部农民起义的更广泛危机的一个方面。”这种“工业动荡对苏维埃政权构成了严重的政治威胁……从叶卡捷琳堡到莫斯科，从彼得格勒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工人们走上街头，常常高呼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的政治口号……[尽管]许多罢工地区的士兵表现出不可靠的态度，[但]政权仍能集结足够力量掌控住局势。士兵，可由契卡、军官学员与其他以党员为主的特种部队取代。”[Aves, Op. Cit., p. 187, p. 155 and p. 186]

然而，一个被“原子化”且无力的工人阶级，并不需要戒严、停工、集体逮捕以及清洗工人队伍等手段来加以控制。正如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艾达·梅特简明指出的那样：“如果无产阶级真的如此疲乏无力，那么它又是如何仍有能力在那些最大、最工业化的城市中，发动起几乎是全面总罢工的呢？”[The Kronstadt Rebellion, p. 81] 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党也终于彻底摧毁了仅存的非布尔什维克工会主义。在莫斯科，这一进程遭遇了工会成员的顽强抵抗。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总结的：

“回顾1920至1921年间莫斯科的印刷工人、面包工人与化工工人所发起的坚决斗争——尽管经济状况极为恶劣，而他们所属的组织又长期遭受镇压……他们仍努力维持自身独立的劳动组织。这很难不让人感到，确实存在着政治替代方案的社会基础。”[Jonathan Aves, "The Demise of Non-Bolshevik Trade Unionism in Moscow: 1920-21", pp. 101-33, Revolutionary Russia, vol. 2, no. 1, p. 130]

Aves在另一个地方指出，“对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工业动荡的考察表明，革命唤醒了社会中坚韧的组织传统，并释放出促进更广泛群众参与的强大的力量，……群众运动能在政治镇压与经济毁灭的内战中幸存，恰恰证明了它的力量。”[Workers Against Lenin, p. 186] 因此，鉴于这一系列的斗争（以及国家的镇压），所谓俄国工人阶级已丧失集体斗争能力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阶级斗争并未停止，只是统治阶级发生了更替。民众展现出的全部活力与组织潜能——这些原本可以用来解决革命所面临的问题、奠定真正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能量——却被浪费在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对抗之中。最终，“自1918年中期及1920年底以来，工人们为恢复自主运动所作出的持久但终究徒劳的努力，都因镇压而失败。”[Sakwa, Op. Cit., p. 269] 另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在内战结束之后不久”，“工人集体行动就出现了复兴，并于1921年2-3月间发展为大规模罢工浪潮与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起义。”因此，里斯及其他列宁主义者所持的观点“过于片面，因而具有误导性。”[Pirani, Op. Cit., p. 7 and p. 23]

此外，这种布尔什维克统治的常见列宁主义辩解也并没有什么创新，因为最早可追溯至列宁本人，由他“为政治钳制辩护”而提出的。事实上，这种论调产生于工人抗议高涨之际，而非其衰退之时：“当工人间的不满愈发难以忽视时，列宁……开始宣称工人阶级的意识已退化……工人已被‘去阶级化’。”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工人在1920年底提出的诉求……与1917年以来的愿望存在根本的变化。”[Aves, Op. Cit., p. 18, p. 90 and p. 91] 因此，尽管“工人阶级的规模有所缩减、构成亦有所变化……[但]1920年底以来的抗议运动表明，它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并在模糊的形式中保有一种社会主义的愿景，而布尔什维克政权并不完全认同这一愿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去阶级化的论点，与其说是现实的反映，不如说是回避一个不快事实的方式——至少在莫斯科，工人阶级依然在物质与意识形态层面上构成了一支相当庞大的力量。”[Sakwa, Op. Cit., p. 261]

同样也不能像布尔什维克当时所声称的那样，把这些罢工归咎于新进的半农民工人，认为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意识或传统。其实1917年的事件与内战时期事件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Jonathan Aves写道，在1920年与1917年的工业动荡之间存在“明显的连续性……正如预料的那样，动荡的领导者往往出自熟练的男性工人，他们在车间的非正式等级体系中拥有权威地位。”就1921年初彼得格勒的罢工浪潮而言，“支持是由资深工人发起‘沃林卡’的观点，最有力的理由在于其抗议的形式与进程。这种抗争传统可追溯至1918年春，甚至更早的1917年及以前，而且它们还是‘沃林卡’运动组织中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对1921年初工业动荡的分析表明，长期在职的工人是抗议的中坚力量。” [Aves, Op. Cit., p. 39, p. 126 and p. 91] 例如，“尽管动荡波及萨拉托夫全体工人阶层，但必须强调的是，技术工人、铁路工人及印刷工——这些最具‘觉悟’的工人——展现了出了最坚定的抵抗。”他们“抗议镇压，反对共产党人对公正与工作民主的破坏。”[Raleigh, Op. Cit., p. 376] 艾达·梅特在谈到1921年初的罢工时写道：

“居民正逐渐离开首都。只要还有亲属住在乡村的，都已返乡团聚。真正的无产阶级留到了最后，他们与乡村的联系也最为微弱。

“必须强调这一事实以揭穿那些官方的谎言——它们企图把彼得格勒的罢工……归因于那些‘尚未在无产阶级思想中锤炼充分’的农民成分。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农民根本不会向饥饿的城市趋之若鹜！……正是那著名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那在此前两次革命中扮演过如此重要角色的工人阶级，最终再度诉诸阶级斗争的经典武器：罢工。”[The Kronstadt Uprising, p. 36]

在这一问题上，一位专家指出，尽管工人数量确有减少，但“仍有相当数量的资深城市无产者留在城中；他们并未全部消失。”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支持率下降的原因，在于失去了年轻的积极分子，而并非失去了所有技能娴熟、具阶级意识的城市工人。年长工人在1917年倾向于支持孟什维克党。”因此，“布尔什维克党把去城市化与去阶级化当作政治困境的替罪羊，而实际上，其自身政策及拒绝接受工人态度变化的顽固立场才是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去阶级化”的说法早在内战开始的很久以前就被用来解释党的不幸遭遇：“他们当时便用相同的论调宣称，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在1917年初期未能在工人中取得成功——原因在于觉悟的无产阶级干部被非无产阶级成分稀释了。”[Diane P. Koenker, "Urbanisation and Deurbanisation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pp. 81-104, Party,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Diane P. Koenker, William G. Rosenberg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p. 96, p. 95, p. 100 and p. 84]

尽管仍需进一步研究，但现有事实表明，俄国工人在列宁政权时期持续以集体行动捍卫自身利益。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未曾以个人化的方式应对困境——他们确实也常常如此。然而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指出的，这种个人化反应部分上正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本身所致，因为该政策限制了他们以集体方式应对的能力。尽管经济环境艰难，工人们仍举行群众大会与罢工。而布尔什维克对此的回应，则是以国家镇压粉碎抵抗与抗议，保卫自己的政权。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难理解布尔什维克党是如何与群众渐行渐远的：它们自称是在领导群众，而事实上——则是在统治群众。反叛者蜕变为统治精英，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正是通过建立一个集中化、等级化的机构——国家——来夺取权力，而国家又一向是统治阶级巩固地位的手段（正如我们在H.3.7节中所说的那样，这种观点源自有缺陷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正如他们在1918年春夏为了维持政权，不得不操纵乃至解散苏维埃一样，布尔什维克也必须镇压任何形式的群众集体行动。因此，当后来的列宁主义者以工人缺乏集体行动为借口，为布尔什维克的专制辩护时，这种论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种专制往往正是为了摧毁集体行动而存在的！

因此，约翰·里斯所称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辩证关系之所以被打破了，是因为工人阶级本身在内战后折断了脊梁”的说法，实在乏善可陈。[Op. Cit., p. 22] 布尔什维克党在“折断工人阶级的脊梁”方面，绝非无辜。而考虑到一个政府若给予工人阶级越多的自由，就越会削弱自身的权力，这就并不令人惊讶了。即便是有限度地放松权威，也将使人民得以自我组织、倾听不同观点并付诸行动，而这无疑会动摇党的统治，因此不可能被容忍——事实上也确实没被容忍。

例如列宁在他1920年的《左派共产主义的幼稚病》一文中提到，“无党派工人和农民会议”以及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党巩固统治的手段。然而，如果苏维埃代表大会真如列宁所称的那样，是“连最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都未曾见过的民主机构”，那么布尔什维克便无需“支持、发展和扩展”这些无党派会议，以“了解群众情绪、接近他们、满足他们的需求，并提拔其中的最优秀者担任国家职务”。[The Lenin Anthology, p. 573] 而布尔什维克满足“他们的需求”的方式就极具意义——他们解散了这些会议，正如他们在1918年对非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苏维埃所做的那样。原因在于在1920年底的“动乱期间”，“[这些会议]为批评布尔什维克政策提供了有效的平台”。此后会议的召开频率就被减少，并“很快被停止。”[Sakwa, Op. Cit., p. 203]

在苏维埃内部，工人们转向“无党派主义”。在许多工业选区中，无党派团体赢得了工人代表多数。在莫斯科便是如此，布尔什维克在“产业工人中的支持率崩溃”，而转向支持无党派人士。凭借国家官僚体系的支持与对苏维埃代表已成惯常性的操控（通过控制组织分配代表名额），布尔什维克仍维持了压倒性的多数。因此，1921年四五月间的莫斯科苏维埃选举“为恢复工人阶级参与提供了机会。而布尔什维克却拒绝了这一机会。”[Pirani, Op. Cit., pp. 97-100 and p. 23] 实际上，莫斯科一名共产党领导人承认，在此次苏维埃选举中，“群众的活动水平很高，他们渴望自己掌握权力。”[quoted by Pirani, Op. Cit., p. 101]

1921年，布尔什维克还驱散了沃洛格达和维捷布斯克的地方工会代表大会，理由是这些会议“出现了反共产党的多数派”。[Aves, Op. Cit., p. 176] 同年五月的全俄金属工人工会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否决了党中央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对此，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视所有的投票结果，任命了一个由自己指定成员组成的金属工人委员会。‘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的代表’——到这也就差不多了——由工会基层选举产生、却由党领导层罢免！”[Brinton, Op. Cit., p. 83]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20年8月。莫斯科的电车工人发动罢工，除经济诉求外，他们还要求召开全车务段的全体会议。正如一位历史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要求“意义重大：工人运动试图踏上组织化的第一阶梯，却被布尔什维克推了下来”。党“以破坏工人组织与工人意识的方式应对罢工”，并通过“与沙皇制度如出一辙的镇压罢工……扼杀独立行动”。布尔什维克对召开全市会议这一要求的“轻蔑拒绝，充分表明他们对工人运动发展的敌意，同时重创了那种能够更好地应对物资供应问题的集体民主形式”。此外，莫斯科的罢工与其它地区的罢工共同表明，“尽管工人数量有限，且深受内战之苦，莫斯科的工人运动依然同时参与了政治议题与产业议题……工人阶级远未消亡；而当1921年工人阶级开始复兴苏维埃民主时，党的决定——将莫斯科苏维埃变为党的‘工具’——并不是结果，而是原因。”[Pirani, Op. Cit., p. 32, p. 33, p. 37 and p. 8]

我们可以在此类事件中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为保持政权所作的努力，对工人是否能够行使集体力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就像Pirani总结的那样：

“布尔什维克所作出的最重要抉择之一……便是背弃工人阶级在[内战后]短暂尝试复兴的集体参与式民主形式。[现有证据]挑战了那种观点——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被迫掌权，是因为工人阶级被内战削弱到无法掌握权力的地步。事实上，无党派工人愿意并且有能力参与政治进程，但他们在莫斯科苏维埃及其它地方，却被布尔什维克排挤出局。党的先锋队理论，也就是党自认为有权且有义务代表工人作出政治决策的信念——此时因其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而得到强化。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被剥削了：权力逐渐集中于党，确切地说，集中于党的精英。” [Op. Cit., p. 4]

还应指出，对逮捕的恐惧也严重限制了群众参与。一个令人悲哀却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20年4月，当时在彼尔姆—叶卡捷琳堡铁路线上召开了第一次铁路工人会议。160名代表选出了一位无党籍主席，他“要求确保代表在辩论中的言论自由与免遭逮捕的权利”。[Aves, Op. Cit., p. 44] 1921年2月初的莫斯科金属工人工会会议上，首位发言者在发表批评前首先“要求确保代表的人身安全”。[Sakwa, Op. Cit., p. 244] 同年晚些时候，莫斯科苏维埃中的异议代表要求“除非经苏维埃全体会议批准，否则代表不得被逮捕”。但就在这一提议提出后，其中两人——包括一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立刻被拘留。会议还提议规定代表的言论自由“包括免遭行政或司法惩罚”，并赋予“任意数量的代表自由集会讨论其工作的权利”。[Pirani, Op. Cit. p. 104] 更糟的是，“至1920年底，工人不仅要忍受严厉的劳动纪律，还不得不应对车间内的契卡。”这自然严重阻碍了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契卡与其它武装部队镇压罢工的行为同样如此。虽然无法确切统计到底有多少工人因参加劳工抗议而被契卡枪决，但从个案来看，“枪决的目的在于制造恐怖，而非用于偶尔的极端案例”。[Aves, Op. Cit., p. 35] 这讽刺地意味着，那些在1917年以“政治意识强的无产阶级”之名夺取政权的人，实际上是通过契卡的恐怖来让他们的沉默，或通过清洗和枪决将他们消灭。

这一切或许都并不令人意外，但意义重大：到1920年11月1日，在有统计资料的17,000名集中营囚犯中，农民和工人分别占39%与34%，为占比最大群体。同样，1921年12月在押的40,913名囚犯中（其中44%由契卡收押），近84%为文盲或仅具初级文化水平，显然多为农民或工人。[George Leggett, 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p. 178] 毋庸赘言，列宁和后来的列宁主义者，从未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及其制度的这一面。最终，布尔什维克口头上说辞与工人阶级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强制手段加以“解决”。

这种镇压形式必然导致经济混乱，并将革命引向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因此，很难想象一个比列宁1921年的断言还要更为错误的说法——“工业是必不可少的，民主则不是。工业民主会滋生极其错误的思想。”[Collected Works, vol. 32, p. 27] 然而，若无工业民主，任何迈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将被扼杀，革命中的问题也无法以工人群众的利益为导向加以解决。

这场所谓“工人国家”却镇压工人抗议的事实，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列宁沿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宣称“国家不过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Collected Works, vol. 28, p. 259] 然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工人阶级被“自己的”国家镇压。如果国家在镇压罢工，包括总罢工，那么它到底凭什么可以称自己为“工人国家”？尤其是当工人就像喀琅施塔得水兵那样——要求自由的苏维埃选举时，而不是如列宁主义者当时与此后声称的那样，要求“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尽管一位苏维埃史学家曾就1921年的起义指出，“考虑到工人的情绪，要求自由选举苏维埃，实际上就是意味着落实那臭名昭著的口号——没有共产党的苏维埃”[quoted by Aves, Op. Cit., p. 123]）。如果工人被镇压、被剥夺了任何实质性的国家发言权，他们又如何能被视为统治阶级呢？而进行“压迫”的又是哪个阶级？正如我们在H.3.8节中讨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调整了意识形态以适应这一现实：将党的专政视为对抗工人阶级内部“动摇”的必要手段，并将其纳入国家理论之中。然而，正是党（即国家）决定什么是“动摇”、什么又不是。这表明国家机器必须脱离工人阶级，才能对其进行镇压（而一如既往，这是为了党和国家自身的利益）。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指出，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实际经验表明，国家并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机器”，而是有它自身的利益。这一事实印证了无政府主义的国家理论，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参见H.3.7节）。必须强调的是，正是在反复镇压工人抗议与罢工之后，“党的专政”这一观念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正统。这不无道理，因为抗议与罢工体现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动摇”，而这种“动摇”必须通过国家镇压来“解决”。然而，这就需要一个常规的国家权力——一个与工人阶级隔绝的权力——它必须（如同任何国家一样）使工人阶级原子化，让它们无法、或不愿为自身利益采取集体行动。于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辩护者竟然反过来，把维持政权所需的原子化当作布尔什维克专制主义的借口，这种逻辑令人惊愕。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季诺维也夫，也曾试图为党的等级地位辩护，声称：“罢工时期，每个工人都知道必须有罢工委员会——一个负责领导罢工、必须服从其命令的中央机构——尽管该委员会由基层选举产生并受其监督。苏维埃俄国正在进行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罢工。社会革命就是一场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总罢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社会革命的罢工委员会。”[Proceedings and Document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1920, vol. 2, p. 929]

然而在罢工中，真正应当被遵守的决策是罢工者自身的决定。罢工者应该作出决策，而罢工委员会应该予以执行。罢工委员会的权力必须对全体罢工者负责，真正的权力应掌握在罢工的群众手中（因此权力是分散的，而非集中在委员会手中）。对此，艾玛·戈尔德曼提供了一个更为贴切的比喻：

“共产党人对我批评的另一个反驳是这样的：他们说，俄国正在罢工；而当工人反抗他们的主人时，一个革命者站在工人们的对立面就是不道德的。这不过是布尔什维克用以让批评者闭嘴的惯用煽动伎俩。

“然而并不是这样，俄国人民并没有在罢工。相反，事实却是俄国人民被锁在了门外，而布尔什维克国家——就如同资产阶级的产业主人那样——用刀剑与枪炮将他们挡在外面。在布尔什维克的情形中，这种暴政披上了一个激动世界的口号：他们也因此成功地蒙蔽了大众。正因为我是一个革命者，我拒绝站在统治阶级一边——而在俄国，这个统治阶级被称作共产党。”[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p. xlix]

布尔什维克与工人阶级的分离，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持其权力的需要；此外，这也是利用国家结构的自然结果。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论述的那样：“反对政治、经济与社会压迫的斗争，反对人剥削人的斗争，同时始终也是反对政府本身的斗争。政治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皆与建设性的革命努力水火不容，二者是互斥的。”每一次革命“都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自由地、独立地、无视政府而建设；要么选择政府——并接受随之而来的种种限制与停滞……不是凭借某种中央权威的命令，而是要从生活本身有机地成长出由工业、农业及其他团体组成的紧密联合体；这些团体必须由工人自己组织与管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与性质……本身就排除了这种发展。它的经济集中与政治集权、对一切活动的政府主义与官僚控制，它那不可避免的军事化与对人类精神的堕落，从物理上摧毁了一切新生命的萌芽，熄灭了创造性、建设性劳动的动力。”[The Bolshevik Myth, pp. 340-1] 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布尔什维克确保了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大众参与无法得到体现；更甚者，这种参与反而与布尔什维克当局及其强加的（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构想，发生了直接冲突。

情况本不必如此。正如我们在前文讨论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劳工抗议中所展现的那样，即便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俄国人民依然能够自发组织抗议集会、示威与罢工。可见，一个可替代布尔什维克权力与政策的社会基础确实存在。遗憾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政策以及其所依赖的镇压手段，使得这一基础在革命过程中无法被建设性地利用，去实现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I节导言

到目前为止，本常见问题解答（FAQ）主要侧重于批判，集中在等级制度、资本主义、国家等方面，以及它们所带来的问题；同时也驳斥了一些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威权主义者所提出的虚假“解决方案”。现在，是时候审视无政府主义建设性的一面了——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建设性的理论，与通常被描绘为混乱或盲目破坏的无政府主义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在本常见问题解答的这一章节中，我们将概述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的样貌。这样的社会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如非等级化、去中心化，并且最重要的是——像生命本身一样自发。引用格伦·阿尔布雷希特（Glenn Albrecht）的话说，无政府主义者“非常重视自发秩序的自由呈现，而不依赖外部力量或权威。”[《伦理学、无政府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无政府主义研究》，第二卷，第二期，第110页] 这种发展的类型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从简单到复杂进行组织：从个人到社区、到生物区域，最终到整个人类共同体。最终形成的社会，是大自然自由展现、走向更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结果，它在伦理上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秩序都要更为可取，因为它允许最高程度的有机团结与自由。克鲁泡特金如此描述这种真正自由社会的愿景：

“我们预见到，数百万个群体将自由地组成，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所有这些群体将由自由结合的个体组成……‘拿起小石子，’傅立叶说，‘把它们放进盒子里摇一摇，它们会自然排列成一种你无法通过指示他人去摆放的、和谐的嵌合体。’”[《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演进中的地位》，第11-12页]

无政府主义对等级制度的反对，是“自发有序”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为权威会阻止个体的自由发展。从个体、群体及社会整体的自然成长中，无政府主义者期望一个能够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社会——从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满足物质需求的物品，再到满足所谓“精神需求”（即心理与情感健康、创造力、道德发展等）的自由平等的社会关系。任何试图将社会或个体强行纳入一个限制其自由的预设结构的行为，都将产生失序。因为天然的平衡和发展会在反社会和破坏性的方向上受到妨碍和扭曲。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必须是一个自由的社会，由自由个体组成，彼此在自由意志主义的结构内结社，而不是由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等级阶层构成。只有在自由中，社会与个体才能发展并创造一个公正与公平的世界。用蒲鲁东的话说：“自由乃秩序之母，而非秩序之女。”

由于个体并不存在于社会真空，因此，适当的社会条件对于个体自由的发展和实现其全部的潜力是必需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围绕着一个核心论断展开，即个体及其组织不能被孤立地看待。换句话说，社会结构也塑造着我们，“制度的权威结构与个体的心理特征和态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而且“参与的主要功能是教育性的。”[Carole Patema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p. 27] 无政府主义以其最连贯和最自由意志主义的形式提出这一立场。换句话说，只有在自由条件下，个体和社会才能维持和保护自由，即自我治理。自由，是获得持续自由所需的成熟度的唯一前提：“只有在自由中，人类才能成长到其完全的高度。只有在自由中，人类才能学会思考和行动，发挥出最好的自己。”[Emma Goldman, Red Emma Speaks, p. 72]

由于个体的自由只能通过自治和自由结社来创造、发展和捍卫，那么一个鼓励个性化的系统就必须是去中心化和参与式的，才能让人们发展出一种心理，去接受自我管理带来的责任。在国家或任何其他威权制度下生活会产生一种奴性的特征，因为个体不断地被置于等级权威之下，削弱了他们的批判性和自治能力（因为他们不常使用这一能力）。这样的状况无法促进自由，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权力和权威也会腐化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正如腐化那些被迫服从的人一样。”[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49]

在审视资本主义时，我们发现——在雇佣劳动下，人们在一定时间内将他们的创造性精力和对自己活动的控制权出售给雇主。老板不仅从员工所出售的时间中榨取剩余价值，而且还从时间本身——他们的自由、他们通过工作和与同事共同工作来表达自己的能力——中，榨取价值。雇佣劳动等同于工资奴役，因为你每天都在工作中出卖自己的时间和技能（即出卖自己的自由），而你永远无法把这些时间买回来。一旦它流逝了，它就永远消失了。引用戈德温的话说，它还会产生一种“依赖感”和“奴性与拍马屁的精神”，使得“封建精神依然存在，这种精神将大多数人类降格为奴隶和牲畜，为少数人的服务。”[The Anarchist Writings of William Godwin ，第125-126页] 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需要“创造一种境况，让每个人可以自由工作谋生，而不必被迫将自己的工作和自由出售给那些通过奴隶的劳动积累财富的人。”[克鲁泡特金，《一名反叛者的话》，第208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社会，使每个人都“应当拥有发展其人性的物质和道德手段”，从而“以这样的方式组织社会，使每个个体……应当拥有……大致平等的手段，来发展[其]各种才能，并在[其]工作中加以利用；创造一个使每个个体……处于无法剥削他人劳动之地位的社会”，并且“只要他们直接参与社会财富的生产，就能分享社会财富。”[巴枯宁，同上，第409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乔治·奥威尔的看法：“问题非常简单。是否应当允许人们……过上现在在技术上可行的、体面而完全的人类生活，还是不允许他们呢？普通人是否应被推回泥潭，还是可以不被推回呢？”[《奥威尔论西班牙》，第361页]

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是有关于改变社会并废除一切形式的权威性社会关系，让生活摆脱资本主义生存所需的、摧残灵魂的“效率”之外；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立足于他对生命及其所有乐趣的正当权利，这些乐趣包括智力的、道德的和身体的。他热爱生活，并打算充分享受它。”[巴枯宁，《米哈伊尔·巴枯宁选集》，第101页] 因此，引用艾玛·戈尔德曼的话说，“所有人类，不论种族、肤色或性别，在生命的餐桌面前生来都有平等分享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一权利，必须在人类之间建立起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自由。”[《美国年代文献史》，第2卷，第450页] 这将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等级的社会，一个没有主人、没有仆从的社会，一个基于自由个体自由结合的社会，鼓励和庆祝个性与自由：

“‘无阶级社会’这个词，无疑对任何深思熟虑的人来说都有一定的恐惧感。它立刻唤起了沉闷平庸的形象……所有人自给自足的个体在各个层面上都完全一致：住在样板房里，沿着无尽的相同的道路、在完全相同的福特车里旅行……但是……共享这些财富并不会产生生活的一致性，仅仅因为欲望不会一致。一致性是一种愚蠢的噩梦；在一个自由的人类社会中是无法实现一致性的。一致性只能通过极权主义政权的暴政来创造。”[赫伯特·里德，《安那其与秩序》，第87-88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基本价值是人类价值，因此，社会是由表达成员意志的各种结合体组成的，这些结合体的目的是促进成员的福祉。我们认为，仅仅让协会在形式上获得成员被动或“默许的”同意是不够的；只有当社会及其成员以完全自由的方式组织时，社会和个人才能健康运作，即自我治理、自我管理和平等主义。这不仅意味着所有成员，如果愿意的话，都应当有权影响其政策；还意味着每个人应当获得尽可能大的机会来行使这一权利。无政府主义要求社会成员具备积极的公民身份，而非仅仅是被动的。并认为这一原则不仅应当应用于所谓“政治”的特殊社会领域，还应当适用于任何形式的社会行动，包括经济活动。

因此，如下文所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背后的核心概念是“自我管理”，这一术语不仅意味着工人对工作场所的控制，还意味着公民对社区的控制（在这里它变成了“自治”），这一切通过直接民主和自愿联邦来实现。因此，自我管理积极体现了无政府主义“否定的”原则——反对等级权威。通过自我管理，等级权威被溶解，因为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和社区集会／理事会是去中心化的“横向”组织，每个参与者在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而不是仅仅服从命令、被他人支配。因此，自我管理是我们世界的基本条件，在这个世界里，个体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梦想，以自己的方式共同合作，作为平等者而不受任何形式权威性力量（如政府或老板）的干涉。

或许无需多言，本章节仅仅作为启发式工具，帮助读者去设想无政府主义原则如何在实践中体现。它并不是（不打算是，也不希望是）对这些原则必将如何体现的最终阐述。认为少数人能够准确地决定自由社会的模样，这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成长和自由思想原则相悖，而且这远非我们的意图所在。我们在这里仅仅试图指出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包含的一些结构，这些结构基于无政府主义者所持的理想和理念，借鉴了一些已存在的无政府实践例子，并对其局限性和成功进行了批判性评估。正如赫伯特·里德曾说：“制定先验性的宪法总是错误的。最重要的是确立你的原则——公正、个人自由、工人控制的原则。然后社区旨在从地方需求和地方条件出发，再去建立这些原则。”[《安那其与秩序》，第51页]

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事实上，它并不会一直存在。因此，会可能存在一种不是国家的社会组织；那些“无法想象没有国家集中形式的社会”的人将产生“困惑”(confusion)，从而将二者相混淆(confuse)。然而，这“忽视了人类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在社会中生活了几千年”的事实，且“大量人群过去[曾]在公社和自由联邦中生活[过]”。这些都不是国家，因为国家“只是历史过程中社会所呈现的其中一种形式。那么，为什么不区分什么是永久的，什么又是偶然的呢？”[克鲁泡特金，《国家：其历史角色》，第9-10页] 同样，尽管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公理，但资本主义仅是继一系列经济形态之后的最新形式。正如农奴制取代了奴隶制、资本主义取代了农奴制，那么自由（结社的）劳动就可以取代雇佣劳动。正如蒲鲁东所指出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期……具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工资。”资本主义，这个雇佣劳动的制度，并没有一直存在，也不必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即是“把一个过渡性的状态——也就是社会分化为贵族与无产阶级——当作是最终的状态来确认。”[《经济矛盾体系》，第198页与第67页] 无政府主义者寻求缩短这一过渡性状态，而非延长它。

最终，基于自我管理的社区和联合劳动的自由社会，在许多方面，是现有社会之中所存在趋向的自然演变。例如，生产资料只能以集体的方式使用，因此，我们主张基于工人联合的平等且自由的关系，作为基于等级、剥削和压迫的主仆关系的合理替代。正是反对那些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斗争，创造了能够征用工作场所并使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的各种联合体（如工作场所罢工大会）。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建立，也不会与过去完全割裂。相反，它一开始将基于社会斗争中所形成的结构（即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体制内部、但在对抗它们的过程中创造的结构），并且会体现出在这些斗争中激发和发展出的思想。例如，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集体是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的，这与革命之前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全国劳工联盟（C.N.T.）的组织方式类似。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状态并不是遥远的目标，而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直接体现。创造当前等级制、压迫性、剥削性和异化性社会的替代方案，不仅是斗争的一部分，也是在这个等级制社会的疯狂世界里维护自身自由和人性的必要条件。因此，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是各种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所创造的“行动中的安那其”模式的普遍化。[见I.2.3节]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样貌和运作方式，并不会独立于它所源自的特定社会及其创建方式。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反映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经济条件、反应在这之前的社会斗争、以及在这种斗争中所存在的思想，这些思想会根据任何特定情境的实际需求而得到调整。因此，本节FAQ中所描绘的自由社会愿景并不是一种可以一蹴而就的抽象构想。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真认为如此，那么我们理应被称为空想家。但不是这样，无政府主义社会是社会斗争的结果，是自我活动的体现，帮助创造一个包含能独立思考、愿意并能够为自己生活承担责任的个体的——群众运动。

因此，在阅读本节时，请记住这不是一份蓝图，而仅是无政府状态下社会可能呈现的几种建议。它旨在激发思考，并表明无政府主义社会是可能的。我们希望本节中提出的论点和思想能够激发更多关于自由社会如何运作的辩论和讨论，并同样重要的是，帮助激励实现这种社会的斗争。毕竟，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建设新世界。除非我们对新社会的样貌有所设想，否则在今天的活动中很难对其进行预设！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中也没有忽略这一点，他曾指出，“若事先并没有基于对社会生活的研究，经过极为谨慎的考虑关于我们想建造什么和如何建设的规划”，那这一切就很难实现“——我们必须摒弃[蒲鲁东的]口号[‘我们将在拆除中建设’]……并宣称：‘我们将在建设中拆除。’”[《面包与自由》，第173页] 更近期一些，诺姆·乔姆斯基曾指出，“替代现存的等级制度、支配、私人权力和社会控制的方案，在原则上当然是存在的……但要使其现实化将需要大量尽心尽力的工作，这也包括清晰阐述这些方案的工作。”[诺姆·乔姆斯基，Turning the Tide，第250页] 本节的FAQ就可以被视为阐述替代现有社会的自由意志主义方案，为我们想要为未来建设的社会提供贡献。

我们并不害怕有人认为本节FAQ中所提出的愿景是空想主义。或许他们是对的，但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曾经说过：

“如果一张世界地图上没有乌托邦，那么它就不值得一看，因为它遗漏了人类总试图企及的那个国度。当人类到达那里时，它举目四望，看到一个更美好的国度，便会重新启航。进步，就是乌托邦的实现。”[《社会主义下的人性灵魂》，第1184页]

然而，我们尽力在实践和远见之间找到平衡。既呈现现实中的问题，也尽可能提供来自现实生活的证据来支持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而非提出一系列通过定义排除可能解法的不可行假设。考虑最坏的情况是更为明智的，因为就算这些情况并未出现，那也无妨；但如果出现了，至少我们有了寻找解决方案的起点。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努力在做一名务实的空想主义者！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追求一个“完美”的社会（这也通常与“乌托邦”一词相关联）。这就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美竞争的设想一样不可能实现。相反，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基于真实人类的社会，因此它将会有自己的问题和困难之处。我们使用“乌托邦”这个词，不应该被理解为无政府主义者假设所有问题都不存在，并主张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是理想且完美的。没有任何社会曾经是完美的，也没有任何社会将会是完美的。我们所主张的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比之前的社会有更少的问题，并且会是一个更适合生活的地方。任何寻求完美的人应该另寻他处。任何寻求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因为它仍是人类的世界所以会因此而不完美的人，或许可以在无政府主义中找到他们寻求的最终答案。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中是务实的。我们并不凭空构建无法实现的希望，而是基于对今天社会问题的分析、以及改变世界以使之变得更好的方法，来构建我们的愿景。即使有人称我们为空想家，我们也会对这种指控一笑而过。毕竟，梦想很重要，不仅因为它们常常是现实中变革的源泉，还因为它们表达了希望：

“人们可能会……称我们为梦想家……但他们没有看到，梦想也是生活现实的一部分，没有梦想的生活将是难以忍受的。没有梦想和梦想家，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唯一永远不会失望的人，是那些从不去希望、也从不尝试去实现他们希望的人。”[鲁道夫·洛克尔，《伦敦岁月》，第95页]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是那些居民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显然，居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地区，将会根据支配该地区的思想而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因此，假设当前的国家结构终结之后，我们仍可能会看到无政府主义社区与国家主义社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并存，并且这些社区将根据居民的需求采取不同的形式——在无政府主义社区中，可能是从共产主义到个人主义的形式；在国家主义地区，则可能是从国有社会主义到私人国家的形式，或者是基于宗教教派的形式等等。正如马拉泰斯塔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在反对一切资本主义强加和剥削的问题上毫不妥协，并且对所有在不同人类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理念保持宽容：只要它们不威胁到他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174页] 因此，我们尊重他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实验，并选择过自己生活的自由；同时鼓励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主义社区中的人们站起来反抗他们的统治者，加入无政府主义社区的自由联邦。毋庸置疑，我们在此不讨论非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因为应当交由非无政府主义者来提出他们所支持的国家主义类型的论点。

所以请记住，我们并不是在主张每个人都会在自由社会中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生活。远非如此。仍将会存在一些不自由的地方，因为思想的发展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也不必多言，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强迫他人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你怎么能强迫某人获得自由呢？）。我们的目标是鼓励那些受到权威支配的人们解放自己，并与他们一起努力创造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但显然，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功程度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自由的地区将与那些受（诸如）国有社会主义、宗教或资本主义支配的地区共存，就像我们可以预期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也会并存一样。

然而，假设仅仅因为有许多社区选项可供选择，就自动使社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社会，这就错了。例如，现代世界拥有200多个不同的国家。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个人可以离开并加入另一个（如果它允许的话）。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世界政府。但这并没有让这一系列国家变成无政府状态。同样，基于不同公司构成的系统也不是无政府状态，基于一系列公司城镇的系统也不是，基于多个地主雇佣他们的土地和工作场所、并要求工人支付租金的（准封建或新封建？）制度——也不是。联合的性质和它们的自愿性一样重要。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下一次革命的公社不仅将摧毁国家、用自由联合会替代议会统治；它们还将在公社内部摒弃议会制……正如在公社外是无政府主义一样，它们在公社内也是无政府主义者。”[Selected Writings on Anarchism and Revolution ，第132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一个可以自由加入和离开的社会，是一个内部无等级、无压迫和无剥削的社会。因此，虽然无政府主义社区可以与非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共存，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无政府主义社区就在任何方面是无政府主义或自由意志主义的。

最后总结一下。无政府主义者，显而易见地说，并不追求混乱，也不追求被普遍理解的那种“无政府状态”（乔治·奥威尔曾指出，某位右翼作者“把‘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状态’随便混用，这种用词错误不亚于说保守主义者是保安或守门员一样。”[同上，第298页]）。无政府主义者也并不拒绝讨论自由社会的样貌（这种拒绝通常是基于那种似是而非的理由，例如你不能预设自由人会做什么）。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自由社会的基本框架有着相当明确的看法，但始终假定这些框架仅仅是指导方针。这些建议基于自由意志主义原则、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认为阶级和等级制度错在哪了（以及他们未竟之事！）的深刻认识。

在阅读这一章节的FAQ时，请记住，无政府主义社会将由人民大众的自主行动创造，而不是靠无政府主义者写书来实现。这意味着，任何真实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都会犯许多错误，并以我们无法预见的方式发展。这也意味着，这仅仅是一系列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可以如何运作的建议——它并不是任何形式的蓝图。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能做的，就是呈现我们所相信的内容，以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种愿景既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再次重申，我们希望本节中提出的论点和思想能够激发更多关于自由社会如何运作的辩论和讨论。此外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激励那些将创造这一社会的斗争。

I.1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难道不是一种矛盾修辞吗？

简而言之，不是。这个问题通常是由那些接触过所谓“自由意志”右翼的人提出的。正如我们在A.1.3节所讨论的，“自由意志主义”这个词被无政府主义者使用的历史，要远长于亲自由市场右翼的使用历史。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自1858年的150年以来就一直将“自由意志主义”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相比之下，所谓的“自由意志”右翼在美国广泛使用这一术语要追溯到1970年代（虽然在1940年代以后，少数个体也开始有限地使用该词）。实际上在北美以外的地方，“自由意志主义”仍然基本上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同义词使用，并且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的缩写版本。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

“关于术语，我想说的是：由于我们正好在美国，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在美国，‘自由意志主义’的含义几乎与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传统意义相反。在这里，自由意志主义意味着极右翼的资本主义。而在欧洲传统中，自由意志主义意味着社会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有时被称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这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因此我们在使用术语时需要多加小心。”[Reluctant Icon]

虽然这本身并不能证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没有矛盾。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所展示的，认为这一术语自相矛盾的说法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社会主义必须依赖国家才能存在，并且社会主义与自由无法兼容（以及同样错误的说法，比如资本主义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并且不需要国家）。这个假设，正如许多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一样，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在许多威权社会主义者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得到了助长。实际上，真正自相矛盾的是“国有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这一术语。

可悲的是，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许多右翼和左翼人士的断言，即社会主义等同于列宁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而忽视了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多样的历史，这些思想囊括了共产和个人无政府主义一直到列宁主义。正如本杰明·塔克曾指出的，“国有社会主义……在事实上掩盖了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但这并不能赋予它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垄断权。”[Instead of a Book，第363-364页] 不幸的是，许多左翼与右翼人士正是这样做的。事实上，右翼（当然，还有许多左翼）认为，“社会主义”在定义上就是国家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并且通过中央计划来决定国家经济（从而决定社会生活）。

然而，即便是对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简单一瞥，也能表明将社会主义与国有制和国家控制相等同的观点并不普遍。例如，无政府主义者、许多行会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以及罗伯特·欧文的追随者，都拒绝了国家所有制。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生产资料在国家接管其所有权后，并不会改变其作为资本的形式，而雇佣劳动的本质也不会因为是国家在雇佣劳动力而发生变化（例如，参见H.3.13节）。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资本的国家所有制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事实上正如塔克所深知的，国家所有制将每个人（除了国家官僚）都变成了无产阶级——对于一个旨在结束工资奴隶制的政治理论来说，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状态！

那么，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与自由意志主义的理念兼容吗？“自由意志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到底意味着什么？虽然可以暂时以词典定义为起点，但我们应当强调，这种方法存在问题，因为不同的词典有不同的定义，而且词典往往也缺乏政治学深度。使用某一定义时，别人可能会提出一个他们更喜欢的定义。例如，“社会主义”常常被定义为“国家对财富的所有权”，而“无政府主义”则被定义为“混乱”。但这两种定义在讨论政治理念时都没有什么用处，特别是在讨论无政府主义时——显然根据这样的定义，没有任何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会是社会主义的，而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也并不追求混乱。因此，使用词典并不是讨论的终点，且在应用到政治领域时常常具有误导性。

然而，“自由意志主义”通常被定义为一个人维护自由原则，尤其是思想和行动的个人自由。社会主义不可能不鼓励这种自由获取生活资料的局面。因为在这种局面下，人们作为平等者结合在一起，正如约翰·莫斯特和艾玛·戈尔德曼曾经主张的那样，“共产主义的体制在逻辑上就排除了一切主仆关系，实际上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谈谈无政府主义”，《黑旗》，第228期，第28页] 换句话说，基于自由联合和自我管理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必然是自由意志主义的。

换句话说，这也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使用“自由意志主义”这一术语已经超过150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假设右翼最近对这一词汇的占用可以作为基础点呢？那意味着私人财产捍卫个人自由，而不是压制它。正如无政府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理论诞生之初就已经争辩过的那样，这种假设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例如见B.4节），资本主义在工作场所内否认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当然，除非你是老板）。正如一位坚定的资本主义捍卫者（也是一位通常被列为右派“自由意志主义”前辈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轻描淡写地指出的那样，资本家“当然对工人行使权力”，尽管“他不能任意行使”这一权力，因为市场的存在限制了他，但在这一限制内，“企业家可以完全随意地任性”并“即时地解雇工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第443页和第444页] 右翼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完全忽视了与私人财产相关的破坏自由的等级制度，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支持资本主义并反对社会主义的（同样不难理解的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倾向于称他们为“产权主义者”(propertarians)）。正如左翼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森正确指出的：

“按他们自己的逻辑，[这些]市场个人主义者被迫忽视公司组织结构，或者错误地认为市场存在于公司内部。否则他们就不得不承认，像资本主义这样动态的系统依赖于一种排除市场的组织模式……这……使得市场个体主义者能够忽视私人部门中非市场组织的现实……他们因此可以忽视私人资本主义公司内部的控制和权威现实，但依然批评公共部门的官僚主义和国家规划。”[《经济学与乌托邦》，第85-86页]

产权主义者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的矛盾，比如承认国家和私人财产在某一领域共享决策垄断，但他们却只反对前者（见F.1节）。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所指出的那样，私人财产所带来的等级化社会关系与个人自由毫无关系。因此，去除国家但保留私人财产，并不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我们摧毁国家，把它替换成一堆小国家，那岂不是在做一桩大生意！杀死了一个头的怪物，却保留了一个有一千个头的怪物！”[卡洛·卡菲耶罗，《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渡鸦》第6期，第181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因为虽然没有国家的社会是实现无政府状态的必要条件，但它并不充分——私有等级制度也限制了自由。正如乔姆斯基所说：

“一切都一般基于这样的想法，即等级结构和专制结构并不是自我辩白的。它们必须有一个正当理由……例如，你的工作场所就是一个接触和联系的地方。所以，工作场所应该由参与者进行民主控制……人们互动的方式有很多种。从这些互动中产生的组织和协会形式应该尽可能非专制、非等级化，由参与者管理和指导。”[Reluctant Icon]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必须基于工人自我管理，也就是说，工人必须控制和管理他们的工作、决定在哪里和如何进行工作、以及他们劳动的果实归于何处，这反过来就意味着废除雇佣劳动。或者借用蒲鲁东的话来说，就是“废除无产阶级”。[《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选集》，第179页] 除非这样做，否则大多数人将成为米塞斯等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支持的专制社会关系的受害者。正如一位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所说：

“因为个人并不拥有自己，也不被允许成为真实的自我。他已成为了一个仅仅是市场商品的存在，是积累财产——为别人积累财产的——工具……个性为商业削足适履……如果我们的个性以呼吸的代价，那该有多少关于对人格暴力行为的争论！然而，我们对食物、饮水和住所的权利，常常只在我们失去个性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仅仅为了换取个性，这些东西便以代价给予没有财产的百万富翁（而且是如此微薄！）——个体性成为了工业的工具。”[麦克斯·巴金斯基，《斯特尔纳：自我与他的自我》，《大地》，第二卷第三期，第150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意味着一个无阶级和反权威的（即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管理自己的事务，既可以作为个体、也可以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取决于具体情况）。换句话说，它意味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工作——都要实现自我管理。无政府主义者一直认为，所谓的“天然的”自由（原本是亚当·斯密的术语，而资本主义支持者误用了该术语）涉及到绝大多数人必须出卖自由才能生存，这一点有些奇怪和自相矛盾（至少可以这么说）。因此，要保持一致的自由意志主义，在逻辑上就是要主张自我管理，从而也就是主张社会主义（见G.4.2节）。这解释了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反对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关的虚伪的“个人主义”（即所谓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尽管更合适的说法是“产权主义”，以避免混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艾玛·戈尔德曼抨击“这种个人主义”，“以这种名义……社会压迫被辩护，并被视为美德。” [Red Emma Speaks，第112页]

正如我们将在I.3.3节讨论的那样，社会化是为了确保消除雇佣劳动，并且这是所有真正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共同主题。至少在理论上，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有社会主义非但没有消除雇佣劳动，反而是普及了它。实际上，国有社会主义表明社会主义必然是自由意志主义的，而非国家主义的。因为如果国家拥有工作场所，那么生产者就没有拥有；那么他们将无法自由管理自己的工作，而是会受制于作为老板的国家。此外，将资本家拥有阶级替换为国家官员，并不会消除雇佣劳动；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它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因此，主张生产资料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意味着苏联及其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主张国有化的政党也不是社会主义政党）。

事实上，将社会主义与国家联系起来，是误解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消除个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以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天然的不平等无法被消除，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希望这样做）。正如蒲鲁东所说，社会主义“首先是平等主义的。”[No Gods, No Masters，第1卷，第57页]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权力的不平等，特别是政治权力。任何等级制度（尤其是国家）都以权力的不平等为标志——无论是选举产生的还是非选举的，处于上层的人始终比处于下层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被社会民主主义第二国际驱逐，引发了以下的评论：

“我们可以更有理由地主张，我们是最合逻辑和最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要求每个人不仅得到他[或她]在社会中应得的财富，还要得到他[或她]在社会中应得的社会权力；也就是说，真正能够使他[或她]及所有其他人一样，在公共事务管理中产生影响的能力。”[马拉泰斯塔和哈蒙，《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第2卷，第20页]

选举某人来替你管理公共事务，并不等于你就拥有了一部分的社会权力。用法国著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埃米尔·普热（Emile Pouget）的话说，这“是一种放弃的行为”，是将权力委托给少数人。[Op. Cit., p. 67] 这意味着，“所有政治权力不可避免地为行使权力的人创造了特权地位。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违反了平等原则。”[Voline, The Unknown Revolution, p. 249]

从这简短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由意志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要成为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就必须支持工人控制，否则就是支持专制的社会关系。支持工人控制，必然意味着必须确保生产者拥有（并控制）他们所创造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手段。没有所有权，他们无法真正控制自己的活动或劳动成果。工人拥有生产和分配商品的手段的情况，这就是社会主义。因此，要成为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你必须是社会主义者。

同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必须支持个体的思想和行动自由，否则生产者只是名义上“拥有”生产和分配手段。如果国家拥有生活资料，那么生产者就不拥有，因此也就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活动。正如列宁领导下的俄国经验所表明的，国家所有权很快导致国家控制，并形成一个官僚阶层：这个阶层剥削并压迫工人，甚至比他们过去的老板还要更甚。由于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能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可能支持任何基于权力不平等的制度（正如我们在B.2节讨论的，国家正是这样的制度）。反对不平等，却不将这种反对扩展到权力不平等，特别是政治权力不平等，表明缺乏清晰的思维。因此，要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者，支持个人自由，反对限制这种自由的权力不平等。

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不仅不是一种矛盾的修辞法，它反而表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是自由意志主义的，而一个不是社会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是伪君子。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雇佣劳动，他们也必须因同样的原因反对国家。同样，始终如一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必须反对雇佣劳动，正如他们必须反对国家一样。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拒绝国家对经济的所有权和控制，也拒绝国家本身。通过工人自我管理，它提出要结束生产中的权威、剥削和等级制度。这样一来，非但不会减少自由，反而会增加自由。那些提出相反意见的人，通常也不会主张政治民主会比政治独裁带来更少的自由。

最后一点。可能有人会提出，许多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共有制的方式将国家重新带入其中。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这样的论点混淆了社会和国家。集体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共有制，与国有制（“公有制”）不同。这是因为它是基于实际工人与社会资本的“所有者”（即作为一个整体的联邦化社区，我们必须强调，这也包括工人自己）之间的横向关系，而不是像国有化那样的纵向关系（即国家官僚机构与其“公民”之间的关系）。此外，这种共有制基于让工人管理他们自己的工作和工作场所。这意味着它是基于工人的自我管理，而没有取代工人的自我管理。另外，所有无政府主义社区的成员可以分为三类：

因此，在共有制框架下的工人自我管理，与自由意志主义和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和分配手段由生产者自己拥有的理念——完全兼容。自由意志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相反，自由意志主义理念包含着社会主义理念，反之亦然。正如巴枯宁在1867年所说：

“我们坚信，没有社会主义的自由是特权和不公，而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役和残暴。”[Bakunin on Anarchism, p. 127]

历史证明了他的正确。与其说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名词，不如说国有社会主义和自由意志资本主义才是自相矛盾的。从历史上看（谁最早使用这个词）和逻辑上看（反对所有等级制度的组织），应当称无政府主义者为自由意志主义者，而不是称私有产权主义右翼为自由意志主义者。

I.1.1 社会主义的是不可能的吗？

1920年，右翼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¹¹²宣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主要成员，他的这个论断建立在以下的基础上：没有私有制的生产资料，就无法形成生产资料的竞争性市场；而没有这样的市场，就无法确定产品的价值。而没有明确的价值，就没有经济的合理性，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将只是混乱：“一个无意义体系的荒谬产出。”对米塞斯而言，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央计划经济，经济“受制于最高权威的控制”。[“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集体经济计划》，F.A.冯·哈耶克（编），第104页和第106页] 他将“经济计算论证”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并声称这一论证适用于所有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包括自由意志主义流派。基于他的论点，许多右翼人士宣称自由意志（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

然而，正如大卫·施韦卡特观察到的那样，“长期以来，米塞斯的论点被认为在逻辑上就是有缺陷的。即使没有生产资料的市场，其货币价值仍然可以被确定。”[《反对资本主义》，第88页] 换句话说，基于价格的经济计算，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体制下是完全可能的。毕竟，建设一个工作场所需要许多吨钢铁，许多砖块，许多工时等等。如果我们假设是一个互助主义社会，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可以很容易找到，因为相关的合作社将会在市场上提供他们的服务。这些商品将作为生产资料输入，因此后者的货币价值就能确定。

讽刺的是，米塞斯在他的初稿中确实提到了这种互助主义体制的构想。“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关系只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他主张道。“当‘煤炭工团’向‘钢铁工团’提供煤炭时，除非两个联盟都拥有其业务中使用的生产资料，否则无法形成价格。这就不是社会化，而是工人资本主义和工团主义。”[Op. Cit., p. 112] 然而，他的论证有许多缺陷。

首先，也是最显而易见的，社会化（如我们在I.3.3节中讨论的）仅仅意味着自由获取生活资料。只要加入工作场所的人享有与现有成员相同的权利和自由，那么就存在社会化。换句话说，合作社的市场体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其中没有雇佣劳动，新的工人会成为工团的正式成员，享有与现有成员相同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所有者和工资奴隶之间没有等级关系（即使这些所有者也恰好在此工作）。所有工人都控制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所以这不是资本主义。

其次，这种体制通常也不像米塞斯所说的那样被称为“工团主义”，而是被称为互助主义，而他显然认为其最著名的倡导者——蒲鲁东，以及他关于互助银行的“奇幻梦想”——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Op. Cit., p. 88] 值得注意的是，米塞斯随后承认，将工团主义称为工人资本主义是“误导性的”，虽然“工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它“不是正宗的社会主义，即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因为它“必须将生产资料从市场中撤出。个别公民不得支配分配给他们的生产资料股份。”工团主义，即让做工的人控制他们的工作，是“抢劫部落才有的理想”！[《社会主义》，第274页注，第270页，第273页和第275页]

他的追随者们也得出结论，“工团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哈耶克曾表示有“许多类型的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米塞斯的论点针对的是“中央指挥所有经济活动”的体系，因此“早期的更多去中心化的社会主义体系，如行会社会主义或工团主义，不必在此讨论，因为现在似乎已经普遍承认了它们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理性指导经济活动的机制。”[“问题的本质与历史”，《集体经济计划》，F.A.冯·哈耶克（编），第17页，第36页和第19页] 可悲的是，他并未指出谁“普遍承认了”这一结论。最近，穆雷·罗斯巴德敦促国家在东欧额前斯大林主义政权中强制将私人股份分配给工人，因为所有权“不应赋予集体、合作社、工人或农民整体，这只会以去中心化和混乱的工团主义形式重新带来社会主义的弊病。”[《行动的逻辑 II》，第210页]

第三，工团主义通常指的是一种策略（革命工联主义），用来实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而不是目标本身（正如米塞斯在一次抨击工会的长篇演讲中所指出的，“工团主义不过是法国的工会主义一词。”[《社会主义》，第480页]）虽然可以认为这样的互助主义体制可能是某些工团主义者的目标，但大多数工团主义者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支持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这显然是一个为米塞斯所不知的简单事实）。事实上，米塞斯对工团主义思想的无知显而易见，他主张“市场是消费者的民主。工团主义者想将其转变为生产者的民主。”[《人类的行动》，第809页] 然而，大多数工团主义者的目标是废除市场，并全都旨在实现工人对生产的控制，以补充（而非取代）消费者的选择。就像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工团主义者并不如米塞斯所主张的那样，目标是工人控制消费。鉴于米塞斯主张市场中一个人可能有一千票而另一个人只有一票，而他仍将市场称作“民主”，他对工团主义思想的无知或许只是他对现实普遍无知的其中一个方面罢了。

更重要的是，他对互助主义批判的整个前提就是错的。他主张，“生产资料的交换关系只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如果煤炭工团向铁矿工团交付煤炭，只有在两个工会都拥有生产资料时才能确定价格。”[《社会主义》，第132页] 这一点可能会让许多公司感到惊讶，因为这些公司内部的不同工作场所之间就能互相交换他们的产品！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本身就表明，属于同一机构（在此案例里是一家大公司）的工作场所，可以通过市场交换商品。米塞斯做出这样的陈述，充分说明了他的论点与现实的脱节。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为其合作社提供广泛的自治，就像大型资本主义公司一样：

“企业家能够分开计算他的整个企业的每个部分，使得他能够确定它在整个企业中的角色。因此，他可以将每个部分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并根据它对整个企业成功的贡献来评估它。在这种商业计算体系下，公司的每个部分就代表着一个完整的实体、一个假定独立的商业。假设该部分‘拥有’企业中使用的某一特定部分的资本，从其他部分购买，并向其他部分出售；那它就拥有自己的费用和收入，其交易的结果要么是盈利、要么是亏损；这些结果归因于其自身的经营方式，与其他部分的结果有所区分。由此，企业家可以赋予每个部分大量的管理独立性……每个经理和副经理都对自己部分或子部分的运作负责。如果账目显示盈利，那是他的功劳；如果显示亏损，那是他的责任。他的个人利益促使他在管理自己部分事务时尽最大努力。”[《人类的行动》，第301-302页]

那么，关于共有制使得市场社会主义无法运作的观点，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反驳。毕竟，自由意志主义共同体同样可以像任何一个市场体系中那样，将其企业的每个部分的计算分开，从而确定每个合作社在经济中的作用。它可以将每个部分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假设每个部分“拥有”其应得的部分（即对一定的部分拥有使用权），并根据其贡献的份额来评估它。然后，它可以向其他合作社购买并出售商品，利润或亏损可以用来评估每个合作社独立行动的效果，因此它们自身的利益会推动合作社的工人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地处理合作社事务。

因此，为了反驳米塞斯，我们只需要重复他自己对大公司的论述就行了！因此，社会主义下的工作场所可以享有广泛的自主性，这一点并不与“所有生产资料都归共同体所有”这一事实相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中的经济计算”，Op. Cit., p. 89] 换句话说，社会化并不意味着中央计划，而是意味着自由准入和自由结合。总之，米塞斯混淆了财产权与使用权、占有与所有权。他也并未意识到现在的共同体制度下，互助主义合作社交换产品是现有剥削和压迫经济体制的可行替代方案。

这种互助主义经济还击中了米塞斯所声称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的核心。既然他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能存在市场，并因此存在消费商品的市场价格，那么他对社会主义不可能性的主张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对米塞斯来说，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由于没有生产物品会成为交换的对象，因此无法确定其货币价值。”[Op. Cit., p. 92] 他论点中的缺陷显而易见。以煤炭为例，它既是生产资料也是消费品。如果社会主义系统中可以有消费品市场，那么生产资料的竞争价格也是可能的；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工团同样会将他们的劳动产品出售给其他工团或公社。正如米塞斯在讨论行会社会主义的一个方案时所承认的那样，“协会和子协会保持相互交换关系；它们像所有者一样接受和提供商品。因此，市场和市场价格就形成了。”因此，在决定建设新的工作场所、铁路或房屋时，相关设计者确实可以使用竞争价格来做出决策。而且，米塞斯的论点也不能反对这种系统中的共有制，因为公社，就会像资本主义下公司的一部分购买另一部分的产品一样，从工团那里购买产品。由自主管理的合作社生产的商品具有市场价格，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因为它们废除了雇佣劳动并基于自由准入（社会化），因此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按照社会主义者的定义，米塞斯抗议“这与社会主义不兼容”是无效的！）。[《社会主义》，p. 518]

穆雷·罗斯巴德认为，自我管理的制度将会失败，并且认为“完全由自我管理企业组成的系统是不可能的，它将导致……计算混乱和彻底崩溃。”当“每个企业由所有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共同拥有”时，“工人、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企业家之间将没有任何分离。因此，将无法区分工资收入、利息或租金收入与利润收入。现在，我们终于到达了为什么经济不能完全由这种企业（称为‘生产者合作社’）组成的真正原因。因为，若没有外部市场来决定工资、租金和利息，就没有合理的方法让企业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分配生产要素。没有人知道他该如何分配土地或劳动力才能获得最大金额的收益。没有企业家会知道如何安排生产要素才能以最具价值的组合获得最大利润。这样生产将没有任何效率，因为会缺乏所需的知识。”[引用自David L. Prychitko，Markets, Planning and Democracy，第135页和第136页]

很难认真对待这个论点。例如，考虑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和工匠。两类人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所使用的土地和工具）。农民种植作物供工匠使用，工匠则为农民提供他们所需的工具。根据罗斯巴德的观点，农民不知道该种什么作物，工匠也不知道该购买哪些工具来满足农民的需求，也不清楚哪种工具能减少他们的劳动时间。可以想象，农民和工匠因为不知道该生产什么愁得夜不能寐，希望有地主和老板来告诉他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自己的劳动和资源。

现在，我们将地主阶级加入到这个社会中。地主可以告诉农民种植什么作物，因为他们的租金收入指示了如何将土地分配到最具生产力的用途上。当然，实际上仍然是农民决定生产什么。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需要去支付租金（用于获取土地的使用权），所以他们还是会自己去决定如何将自己的（租赁的）土地用于最具盈利性的用途，以便既能支付租金、又能维持生计。至于为什么在没有租金的情况下他们就无法直接寻求最具盈利性的用途，罗斯巴德并没有探讨。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受老板支配的工匠，工人可以评估投资于某种新工具是否能带来更多收入或减少劳动时间，或者某种新产品是否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显然，自我管理的合作社系统能够在不需要经济主人的情况下做出相同的决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米塞斯就曾声明，虽然老板“当然对工人行使权力”，但“生产的上帝是消费者。”[《社会主义》，第443页] 在这种情况下，老板并不需要充当生产者和真正“上帝”之间的中介！

总的来说，罗斯巴德确认了克鲁泡特金的评论，即经济学（“那门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无时无刻不在以各种方式赞美个人财产的好处”，然而“经济学家却并未得出‘耕者有其田’的结论。相反，他们急于从这一局面中推导出‘地主有其田，工资劳动者来耕种！’”[《一名反叛者的话》，第209-210页] 此外，罗斯巴德隐含地将“效率”置于自由之上，偏爱可疑的“效率”增益，而非废除工作场所的专制所能带来的自由增益。面对自由与“效率”之间的选择，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会选择自由。然而幸运的是，工作场所的自由实际上还能提高效率，因此罗斯巴德的选择是错误的。还应该注意到，罗斯巴德的立场（如通常情况一样）与蒲鲁东的立场完全相反，后者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工资劳动者与所有者兼资本家兼承包商这两种职能，在每一个劳动者身上会变得平等且不可分割”，这种情况是“无可避免的”。这正是“新经济的第一原则，一个充满希望和安慰的原则，给没有资本的劳动者带来希望；但对于寄生虫及其寄生工具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恐惧的原则，因为他们看到他们那句著名的公式：资本、劳动、才能！——已被化为乌有。”[《蒲鲁东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第165页和第85页]

似乎存在一个奇怪的巧合：一个出生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人，在思想上就满怀热情地支持这一制度，并试图为其阶级制度辩护；他们恰好又从一组公理中推导出地主和资本家在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要判断一个没有地主或资本家的社会中的人，是否也能从相同的公理中推导出此类阶级制的、紧迫的经济学必要性，似乎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就像你思考一下，为什么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希腊哲学家会得出“奴隶制是自然的”结论，这也花不了太多的时间。而且，几个世纪的强制、权威、国家主义、阶级和等级制度，对社会的演变竟然没有任何影响；但历史的最终产物（资本主义经济）却恰恰与罗斯巴德从几个假设中推导出的预测结果相同——这确实听起来很奇怪。难怪“奥地利”经济学更像是为某些意识形态上的既定结果作正当性辩护，而不是一次严肃的经济学分析。

甚至一些异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认识到罗斯巴德立场的弱点。因此，“罗斯巴德显然误解了生产者合作社和自我管理的普遍原则。”实际上，“作为一种企业组织的民主方法，工人自我管理原则上与市场体系完全兼容”，因此“由自我管理企业组成的市场经济，与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是一致的……它本质上是一个基于市场的体系……它似乎没有遇到”像国有社会主义下那样“妨碍理性经济计算的认识论障碍。”遗憾的是，社会主义如今仍然与中央计划相等同，因为那样的体系“显然不是社会主义。然而，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事实上，它根本不是资本主义；而如果我们假设对工作场所和信贷等资源是自由获取的，那么它肯定就是社会主义的（“合法所有权不是定义工人自我管理的关键问题——管理才是。工人-经理，虽然不一定是所有生产要素的法律所有者，但他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实验，并按自己的意愿制定企业政策。”）[David L. Prychitko, Op. Cit., 第136页，第135页，第4-5页，第4页和第135页] 这表明，非劳动要素可以从其他合作社购买，信贷可以通过互助银行（信贷合作社）按成本提供，等等。因此，互助主义系统是完全可行的。

因此，基于竞争市场价格的经济计算，在社会主义体系下是可能的。实际上，我们甚至都可以在资本主义下看到这一点的例子。例如，位于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合作社综合体表明，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可以存在并蓬勃发展。也许有人会表明，一个经济体需要股票市场来为公司定价，就像米塞斯所做的那样。因此，投资“不是股份公司经理的事，实质上是资本家的事”，它发生在“股票交易所”中。他断言，投资“不是”经理的“工资问题”，而是“购买和出售股票、放贷款并收回贷款、在银行存款的资本家的事。”[《社会主义》，第139页]

如果指出：在资本主义下，合作社成员完全有能力像大多数工人阶级一样在银行存款并安排贷款，或许就显得没有礼貌。然而，在互助主义经济中，工人的确不会因为银行本身是合作社而就失去了这种能力。同样的，尽管这样做不是很礼貌，但还是要指出同样重要的是：股票市场根本不是资本主义中实际筹集资本的方式。正如大卫·恩格勒指出的，“该系统的支持者……声称股票交易所为企业动员资金。真的是这样吗？当人们买卖股票时，‘没有投资进入公司金库……股票只是为了现金而不断在买卖手中交换’。公司金库仅从新股发行中获得资金。在1980年代美国股票交易量中，仅有0.5%的交易来自股票发行。”[《贪婪的使徒》，第157-158页]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大卫·埃勒曼的呼应：

“尽管股票市场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但臭名昭著的是，它与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关系并不大（博彩业除外）。绝大多数股票交易都是二手股交易，因此支付给股票的资本通常流向了其他的股票交易者，而不是发行新股的生产企业。”[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第199页]

这表明，“生产中的资本有效分配并不需要股票市场（参见资本主义下的小企业部门）。”他指出：“社会主义企业常常被批评为生来就低效，因为它们没有暴露在市场估值中的股票。如果这个论点有任何道理，那么它就意味着西方所有未上市的、由少数人持有的小型和中型企业都是‘生来低效的’——这一结论必须带有一些怀疑态度。事实上与上市公司相比，私有的小型企业可能反而在资本使用效率上更高。”[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第200页和第199页]

在股票市场对经济影响的问题上，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股票市场通过产生一系列扭曲的激励和误导性的信息流动，实际上反而会阻碍经济效率。因此废除它们，实际上有助于生产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首先，股票市场的存在对投资有严重（负面的）影响。正如道格·亨伍德所指出的，“管理者与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问题。”这是因为“即使参与者意识到[公司的]盈利预估有向上偏误，并且即使他们做出调整，管理者仍然会有动机去试图愚弄市场。如果你说实话，那么怀疑论的市场就会降低你准确的预估。所以，管理者倾向于在短期内通过会计技巧或者只进行那些回报迅速的投资来提升利润，这么做是完全理性的。”因此，管理者“面对一个以追求短期利润、而非耐心的长期增长为著名的市场[股票市场]时，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其指令。否则，他们的股票将会贬值，公司也会面临被收购的风险。”尽管“公司和经济体不能通过让自己挨饿变得更富裕”，但股票市场投资者却“可以让他们拥有的公司变得饥饿而变得更富裕——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至于长期来看，那就是别人下个星期该考虑的问题了。”[《华尔街》，第171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与斯大林主义的中央计划有一定的相似性。在那个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有动机向计划机构撒谎，夸大自己的生产能力。计划者则会假设更高的产能，从而损害了诚实的管理者，并促使他们撒谎。当然，这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足为奇的是，资本市场对经济体产生的类似影响同样也是负面的，且低估了长期问题和投资的影响。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股票市场经常会经历经济泡沫和随之而来的破裂。股票市场可能反映了投资者的集体判断，但这几乎无法说明判断的质量如何。如果股价仅仅反映群体心理、反映那些不了解真实经济或未能意识到泡沫的人们的幻想，那股价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在这种泡沫破裂时，对那些与股市无关的人造成的现实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总之，企业“绝大多数是自我融资的——即大部分投资支出是通过利润资金资助的（在长期平均水平上，大约是90%）。”股票市场提供的“投资资金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当然，也有一些“像1990年代这样的时期；在那个时期，股票市场是作为向投机领域注入大量现金的渠道，而这些大部分也已经蒸发了……1990年代融资的很多——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根本就不值那些钱。”这种繁荣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们“绝对不是在给我们资本市场的效率打广告。”[亨伍德，《新经济之后》，第187页和第188页]

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股票市场对于资本有效配置是必要的”这一观点。在一个基于互助银行和合作社网络的体系中，不需要资本市场。正如亨伍德总结的那样，“股票市场发出的信号对真实的经济活动而言，要么无关紧要，要么就是有害的，而股票市场本身几乎没有作为融资来源的作用。股东……不是什么有用的角色。”[《华尔街》，第292页]

接着，关于罗斯巴德主张自我管理能够确保“生产将没有任何效率，因为会缺乏所需的知识”的说法，也具有讽刺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是等级制的，依赖于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而这种结构阻碍了知识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就像斯大林主义一样，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信息沿着组织层级向上传递，并逐渐简化，重要的地方知识和细节在其中遗失（这还是在假设它不是故意被歪曲，以抑制坏消息并确保持续就业的情况下）。高层管理根据高度聚合的数据做出决策，而很难评估这些数据的质量。因此，管理层在信息和知识上存在不足，而下面的工人则缺乏足够的自主性来纠正低效现象，同时也缺乏沟通准确信息和改进生产过程的动机。正如科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正确指出的：

“官僚计划，无非是将资本主义在大生产单位中的‘合理’方法扩展到整个经济中。如果我们考虑经济最深刻的特征，以及人们所处的具体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官僚计划是资本主义精神最高度完善的实现；它将资本主义最显著的倾向推向极限。就像在大型资本主义生产单位的管理中一样，这种类型的计划是由一个独立的管理阶层来执行的……其本质，如同资本主义生产一样，试图将直接生产者降级为单纯执行上级命令的角色，而这些命令是由一个追求自己利益的特定阶层制定的。这个阶层无法很好地管理，就像[资本主义]工厂中的管理机构……无法有效管理一样。资本主义在个别工厂层面的生产效率神话，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者都共享的这一神话，无法经得起哪怕最基本的事实检验。任何一位产业工人都能根据自身经验，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提出一份毁灭性的起诉书。

“首先，管理官僚并不知道自己应该管理什么。生产的现实逃脱了他们的掌控，因为这个现实不过是生产者的活动，而生产者并不会将真正发生的事情……告知管理者。他们往往会以一种避免让管理者知情的方式组织自己（为了避免加重剥削，因为他们要么感到了敌对关系，要么干脆是因为他们没兴趣：那不是他们的事）。

“其次，生产的组织方式完全是对工人的不利安排。工人们总是被要求以某种方式做更多的工作，却不获得相应的报酬。因此，管理层的命令必然会遭遇到那些必须执行命令的工人的激烈抵抗。”[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第二卷，第62-63页]

这是“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可能性的反对所提出的相同异议。事实上，哈耶克对集中计划经济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传统中也被视为是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一个问题。”在企业内部，存在“与哈耶克对任何集中经济提出批评的相似的冲突。”[约翰·奥尼尔，《市场》，第142页] 这是因为工人对他们的工作和工作场所有着老板所缺乏的知识；而自我管理的合作社工作场所，会激励工人利用这些信息来提高公司的业绩。在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中，就像在斯大林主义经济中一样，工人没有动机去传达这些信息，因为“由工人发起的生产组织和方法的改进，实质上是在为资本带来利润；而资本往往会占有这些改进，并将其转而用于压迫工人。工人们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限制自己参与生产……他们限制产出；他们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他们在自己之间组织起来进行工作，同时表面上保持对官方规定的工作组织方式的尊重。”[卡斯托里亚迪斯，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第181-182页]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管理层可能会试图垄断工人的知识，以便积累更多的利润、更好地控制或（用更高的生产率作为借口）替换劳动力。因此，自我管理相较于等级制度，促进了复杂组织中信息的流动和使用，从而提高了效率。

应当强调的是，这一结论并不是空洞的猜测，米塞斯在与自我管理相关的论断上完全错误。米塞斯表示，人们要是认为利润共享“会激励工人更积极地履行职责”，那就“错了”（实际上，它“必然会直接导致工团主义”），并且“把‘劳动’……分配到管理层是毫无意义的。实现这种假设将导致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第268、269、305页] 然而，正如我们在I.3.2节中所指出的，实证证据强烈反对米塞斯的观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奥地利学派”如此轻视实证证据，因为这会暴露他们热衷的演绎推理体系中的缺陷）。事实上，工人参与管理和利润分配会提高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米塞斯是对的，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往往不会鼓励参与甚至利润分享，因为这向工人们展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虽然老板可能需要他们，但他们却并不需要老板。正如我们在J.5.12节讨论的那样，老板们害怕这些方案将会导致“工联主义”，因此他们会迅速制止这些方案的实施，以保持自己的权力——尽管（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因为）这些方案能带来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

埃勒曼总结道：“资本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都受到雇佣关系所导致的激励效率低下的影响。”[Op. Cit. , 第210-211页] 互助主义将更加高效且更加自由，因为一旦去除股市和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就会消除信息流动中的严重障碍和扭曲。

不幸的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回应米塞斯的国有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心怀如此自由意志主义的经济模式。作为回应，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帕累托的弟子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早在13年前就已经展示了“市场模拟社会主义”的理论可能性。然而，对米塞斯观点的主要攻击来自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和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有关他们主要论文的汇编，请参见《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在他们的工作面前，哈耶克将问题从理论上的不可能性，转移到能否在实践中去接近理论的解决方案。这里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国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正如米塞斯所保证的那样），那么东欧发生了什么？如果“奥地利学派”声称它曾是“社会主义”，那么他们就处于一个略显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所确保“不可能”的东西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争论的双方都接受某种形式的中央计划这一概念。这意味着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大部分论点并不适用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因为它拒绝中央计划以及任何其他形式的集中化。

泰勒和兰格的回应本身并不特别具有说服力。因为它更多地基于新古典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而不是对现实的理解。他们用“中央计划委员会”取代了瓦尔拉斯的“拍卖商”（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机器中的神明”，确保所有市场出清），其职责是调整价格以使所有市场出清。¹¹³新古典经济学家倾向于接受瓦尔拉斯模型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充分解释，他们将被迫接受泰勒和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的模型的有效性。难怪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中，大多数经济学界的学者认为泰勒和兰格是胜者（随着苏联解体，这一决定已经有所修正——虽然我们必须指出通常被评论者忽视的一点，那就是泰勒和兰格的模型并不等同于苏联体制）。

遗憾的是，由于瓦尔拉斯理论与现实关系不大，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那就是泰勒-兰格的“解决方案”也几乎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即使忽略其非自由意志主义方面，例如它基于国有制、集中化、缺乏工人自管理等）。许多人认为泰勒和兰格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先驱，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们其实是“新古典”社会主义者，构建了一个模仿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而非其现实的“社会主义”体系。用一个计划委员会取代瓦尔拉斯所创造的“拍卖商”，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他们所构想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多大吸引力——它不过是一个带有计划委员会和更均等货币收入分配的资本主义复制品。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社会主义”，认为它充其量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更友好的版本。

随着苏联解体，宣称“米塞斯是对的”以及“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已成为一种时尚（当然在冷战期间，这些说法就被忽视了，因为苏联威胁被夸大并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以及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国家援助的理由）。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国家根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理念（唯一真正形式的社会主义）毫无关系。斯大林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威权主义的“指令经济”，拥有官僚化的中央计划。因此，它们的失败不能证明去中心化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无法运作。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对泰勒和兰格的论点，同样不能用于反对一个自由意志互助主义或集体主义体制，因为这样的体制是去中心化且动态的（与“新古典”社会主义模型不同）。事实上，类似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在西班牙革命期间即使面对着巨大的困难都取得了显著成功，许多工作场所的生产力和产出都有所提高，同时实现了更大的平等与自由（见I.8节）。

因此，“计算论证”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米塞斯错误地断言“一个有市场和市场价格的社会主义系统，与三角正方形的概念一样是自我矛盾的”。[《人类行为》，第706页]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并不是单纯由市场所定义，而是由雇佣劳动所定义，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没有自由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只能将自己的劳动（也就是自由）出售给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在这里引用恩格斯的话并非不合适：“生产的对象——生产商品——并不会赋予工具以资本的性质，生产商品只是资本存在的前提之一……只要生产者只销售自己生产的东西，他就不是资本家；他只有在使用自己的生产工具来剥削他人的工资劳动时，才成为了资本家。”[Collected Works，第47卷，第179-180页] 在这里，恩格斯不过是回应了马克思的观点（而马克思则是重复了蒲鲁东关于财产与占有的区分）。如第C.2.1节所述，互助主义通过自我管理和自由使用生产资料来消除雇佣劳动，因此它使用市场和价格（这两者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社会主义（正如我们在G.1.1节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就像米塞斯一样，都承认蒲鲁东是社会主义者）。正如大卫·施韦卡特所指出的，过度关注市场并不是出于偶然：

“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等同起来，是辩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保守派和大多数左翼反对者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如果你阅读资本主义的主要辩护者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们的辩护总是集中在市场的美德和中央计划的恶行上。从修辞角度看，这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因为辩护市场，比辩护资本主义的其他两个定义性机构要容易得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非常清楚，最好把关注点放在市场上，而不是雇佣劳动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上。”[《市场社会主义：辩护》，《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Bertell Ollman（编），第11页]

如大卫·施韦卡特等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工作（参见他的《反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后》），对一个动态的、去中心化的市场社会主义系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该系统与互助主义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种联系被一些列宁主义者识别并强调，以通过“罪恶关联”^¹¹⁴来抨击市场社会主义（蒲鲁东“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卡尔·马克思的天生敌人……提出了一种社会的构想，这可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的第一次详细阐述。”[Hillel Ticktin，"The Problem is Market Socialism" ，第55-80页，同上，第56页]）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型并不完全是自由意志主义的，而是涉及在国家拥有资本的框架下进行工人控制（恩格尔在《贪婪的使徒》中的描述算一个例外，他在这里支持社区所有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这些列宁主义者拒绝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自相矛盾的、基本上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但他们通常承认，在他们的工人国家下，需要利用市场来向马克思共产主义的过渡。

因此，正如无政府主义者罗伯特·格雷厄姆所指出的，“市场社会主义只是蒲鲁东所倡导的众多理念之一，这一理念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充满争议……蒲鲁东的市场社会主义理念，与他的工业民主和工人自我管理理念密切相关。” [“Introduction”, P-J Proudhon,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xxxii] 正如我们在I.3.5节中讨论的，蒲鲁东的工农业联合会体制，可以看作是在市场力量面前保护自我管理、自由和平等的一种非国家主义方式（蒲鲁东与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十分清楚市场的负面影响、以及市场力量会如何扰乱社会）。持异见的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森（Geoffrey M. Hodgson）正确地指出，在蒲鲁东的体制中，“每个合作社协会都能够与其他合作社建立合同关系”，这可以“描述为一种早期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事实上，“与兰格模型^¹¹⁵不同，‘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更适合用于此类体制。市场社会主义在这种更为恰当且有意义的意义上，涉及的是工人自主管理并拥有的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在市场上销售其产品，进行真正的财产权交换”（但令人恼火的是，霍奇森却错误地声称“蒲鲁东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而非社会主义者”，然而实际上，这位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多次将自己及其互助主义的体制称为社会主义）[Economics and Utopia, p. 20, p. 37 and p. 20]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确实可以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抑制资本市场和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互助主义体制将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消除一种妨碍资源高效使用、长期投资与社会责任感的扭曲激励机制，此外还能减少不平等、增加自由。正如大卫·埃勒曼曾指出的，许多人“仍然以二分法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资本主义或（国有）社会主义。”然而，“社会主义有两种广泛的传统：国有社会主义和自我管理社会主义。国有社会主义基于政府对主要产业的所有权，而自我管理社会主义则设想公司由工人自我管理，并非由政府拥有或管理。”[Op. Cit., p. 147] 互助主义是第二种愿景的其中一个版本，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与其意识形态对立面的产权主义右派之间达成的共识，即只有国有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最后应该注意的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互助主义者，而是追求（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追求废除货币。不过许多人确实将类似互助主义的体制视为社会革命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是由面临数千年压迫和剥削的社会变革所施加的过渡形式（集体无政府主义包含了互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元素，大多数支持者将它视为一个过渡体制）。这一点在I.2.2节中有所讨论，而I.1.3节则阐述了为何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连非资本主义的市场都要拒绝。那么，米塞斯的论点是否意味着废除市场的社会主义（如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鉴于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追求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便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这一问题。

I.1.2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吗？

简而言之，答案是否定的。虽然“计算论证”（见上一节）常被产权主义者（所谓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作为共产主义（一个没有货币的社会）不可能的依据，但它基于一些错误的观点，包括对价格作用、市场性质以及一个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如何运作的误解。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米塞斯的理论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变种、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因此也包括列宁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之上。因此，很少有关于一个真正的（即自由意志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讨论，这种社会通过工人自我管理和废除工资劳动以及货币，彻底改变了现有的生产条件。所以，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共产主义为何可行、以及为什么“计算论证”作为对它的反对意见是错误的。

米塞斯认为，没有货币，社会主义经济就无法做出“合理”的生产决策。即便米塞斯也没有否认，无货币社会可以估计在一定时间段内可能需要的物品（例如用固定类型和种类物品的物理数量来表示）。正如他所主张的，“在一个没有交换的经济中进行自然计算，只能涵盖消费品。”他的论点是，下一步，即确定采用哪种生产方法，则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无法做到“合理”，也就是避免浪费和低效。生产资料的评估“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经济计算来进行。没有这种帮助，人类的思维无法在大量的中间产品和潜在可能性中正确定位。它只会对管理和分配的问题感到困惑。”因此，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在没有经济计算的罗盘下，在各种可能的经济组合之海洋中挣扎不前。”[“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pp. 87-130,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F.A. von Hayek (ed.), p. 104, p. 103 and p. 110] 由此产生的论点是，基于市场价格的货币计算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这个论点并非没有道理。当一个生产者在制造某个产品时，如果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铁和锡都可用于且都适合他们的目的时，那如何知道锡比铁更适合用于资源的配置呢？或者，如果我们有一种消费品，可以用A+2B或2A+B来制造（其中A和B都是如钢铁、石油、电力等的投入因素），我们如何判断哪种方法更高效呢（即哪种方法使用的资源最少，从而留下最多资源用于其他用途）？米塞斯认为，若是使用市场价格，这一问题就很简单。如果A的价格是10元，B是5元，那么显然第一种方法就更高效（20元对比25元）。没有市场，米塞斯认为，这样的决策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个决策都将是“在黑暗中摸瞎”。[Op. Cit., p. 110]

米塞斯的论点建立在三个错误的假设上，其中两个针对共产主义，一个支持资本主义。前两个否定假设是共产主义意味着中央计划经济，并且没有货币价值就无法做出投资决策。我们将在本节中讨论为什么这两个假设是错误的。米塞斯对资本主义的肯定假设，即市场能够精确且高效地配置资源，将在I.1.5节中讨论。

首先，米塞斯假设了一个集中化的计划经济。正如哈耶克总结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个没有价格的中央集权经济中，合理计算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经济“涉及到极大规模的计划——由一个中央权威，对几乎所有生产活动进行细致入微的指导”。因此，“这个中央权威必须解决经济问题，即如何在几乎无限数量的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分配有限的资源”，而且要“以合理的准确性，接近或等同于竞争性资本主义所能达到的成果，这就是社会主义方法所面临的问题。”[“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pp. 1-40, Op. Cit., p. 35, p. 19 and pp. 16-7]

虽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以及由此派生的列宁主义）中的一个常见观点，但无政府主义拒绝中央集权的组织。正如巴枯宁所言，“哪里去寻找足够强大的智慧，能够容纳真实的利益、愿望、需求所构成的人们集体意志的——无限多样性和差异？并且能发明一种不会成为暴力国家、而强行逼迫不幸社会削足适履、强求一致的社会组织呢？”此外，一个社会主义政府，“除非它具备神学家所赋予上帝的全知、全在和全能，否则根本不可能了解和预见人民的需求，或者以公平的方式满足那些最正当、最紧迫的利益。”[Bakunin on Anarchism，pp. 268-9 and p. 318] 对马拉泰斯塔来说，这样的制度需要“巨大的集中化”，并且要么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要么如果实现了，就会变成一个庞大且非常复杂的暴政。”[At the Café，p. 65]

同样，克鲁泡特金也驳斥了中央计划的概念，他认为“社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变革将是如此巨大而深刻……以至于一个人甚至一群人，都不可能制定出一个新社会必须诞生的社会形式。新社会形式的制定，只能是群众的集体工作。”[《一位反叛者的话》，第175页] 他认为，“高度集中的政府”能够“命令按规定数量”将某种商品“在某一天送到某个地方”，并且在“某一天由指定的官员接收并储存在特定仓库中”的观点，不仅是“不可取的”，而且是“荒唐的空想主义设想”。在讨论自由协议相对国家监护的好处时，克鲁泡特金指出，只有前者才允许“人民的合作、热情和地方知识”得到利用。[《面包与自由》，第82-83页，第137页]

克鲁泡特金自己的经验表明，沙皇政府的“高级官员”对他们所要管理的领域“简直无知到令人发指”，并且多亏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社会主义理想“失去了由劳动组织自己去落实的特点，变成了国家管理的产业——事实上，它成了国有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深知政府会“与群众脱节”，因此，“社会主义的成功”要求“无政府的理念、自力更生、个人自由创造的理念”与“社会化所有制和生产的理念一同宣扬”。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是分权的、联邦制的、参与式的；我们所渴望的“社会结构”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中由“所有工会从基层加以制定”，并且“充分了解每个行业和每个地方的具体需求”。[《革命者的回忆》，第184页，第360页，第374-375页，第376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同意米塞斯的观点，认为中央计划在实践中无法如其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运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米塞斯同意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因为我们早在他之前就已经在反对中央计划了。我们早就意识到，任何一个小团体，都不可能了解社会的全部情况并进行相应的计划（“没有任何一个大脑，或者任何由一群大脑组成的机构，能够处理这样的组织。”[伊萨克·普恩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第29页]）此外，还有有关自由的紧迫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将与现有国家的专制相差无几，而且还将增加所有资本都进入国家手中的经济专制；而这一切，将通过所有为了这个新国家所需的中央集权被进一步放大。正因如此，我们无政府主义者，作为自由的朋友，决心与他们斗争到底。”[卡洛·卡菲耶罗，“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第179-186页，《渡鸦》第6期，第179页]

正如约翰·奥尼尔总结的那样，“反对集中计划的论点是社会主义计划历史中的一种论点，主张民主和分散决策。”[《市场》，第132页] 因此，出于良好的经济和政治理由，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中央计划。这一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中心立场直接反驳了米塞斯的论点，因为虽然一个集中的体制需要大量（“无限”）的可能选择与大量可能需求，但在一个分散的体制中并非如此。与其面对一个庞大的、足以淹没中央计划机构备选方案；一个工作场所在比较不同的替代方案以满足特定需求时，会面临更少的选择，因为项目的客观技术要求（使用价值）是已知的，因此地方知识将排除大部分选项，仅剩下少数几个可以直接比较的选项。

因此，去除中央计划机构的假设自动削弱了米塞斯批评的力度——与集中机构面临的“各种可能的经济组合之海洋”不同；特定的工作场所或社区所面对的是有限的需求和相对有限的解决方案。此外，任何复杂的机器都是由不那么复杂的商品组成的，这意味着工作场所也是其他工作场所商品的消费者。如果正如米塞斯所承认的那样，消费者能够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决定消费品的选择，那么“高级”商品的使用者和生产者也能够在满足需求的消费品之间做出选择。

在决策方面，的确，集中计划机构会被多种选择所淹没。然而，在一个分散的社会主义体系中，单个工作场所和公社将会在数量更少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此外，与集中的系统不同，单个企业或公社会确切地知道满足其需求所需的是什么，因此可能的替代方案数量也减少了（例如，某些材料在技术上根本不适用于某些任务）。

米塞斯的另一个假设同样存在缺陷。那就是没有市场，生产者之间就没有信息传递，只能传递生产的最终结果。在他看来，评估产品的使用时，仅仅关注最终产品本身。毫无疑问，确实，如果仅仅知道某个产品的名称而没有更多信息，就无法确定使用该产品是否是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然而，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帮助决策。如社会主义者亚当·布伊克和约翰·克朗普所指出，“在个别生产单位或行业层面，社会主义中唯一必要的计算将是实物计算。一方面将记录用于生产的资源（材料、能源、设备、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是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以及任何副产品……社会主义生产仅仅是从使用价值中生产出来使用价值，仅此而已。”[《国家资本主义：在新管理下的工资制度》，第137页] 因此，任何作为生产过程输入的商品都需要传递这种类型的信息。

这种信息的生成和传递，意味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必须存在一个分散的、横向的网络。这是因为使用价值只能由直接使用它的人确定。因此，从使用价值中生产使用价值，不能通过中央计划实现，因为中央计划者无法理解所使用或所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这种知识存在于社会的许多地方，分散在各个群体之间，因此社会主义生产本质上就要求分散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声称，市场可以利用这种分散的知识，但正如约翰·奥尼尔指出的，“市场可能是将分散知识加以有效利用的一种方式，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他强调，“市场的认识论观点的强度，部分取决于假设‘所有知识都可以集中到某个特定计划机构中’的不可信程度”，但米塞斯的“论点忽视了分散但主要是非市场性质的知识分配机构的存在……假设只有市场能协调分散的、无法言明的知识，是错误的。”[Op. Cit., 第118页和第132页]

因此，为了确定某种特定商品对一个人是否有用，这个人需要知道它的“成本”。在资本主义中，成本这一概念已经与价格紧密关联，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将“成本”这个词加上引号。然而，写一本书的真实成本并不是一笔金钱，而是一定量的纸张、一定量的能量、一定量的墨水、一定量的人类劳动。为了做出理性的决策，判断某个商品是否比另一个商品更适合满足特定需求，潜在的消费者就需要这些信息。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信息被价格所隐藏了。

有些讽刺的是，鉴于“奥地利”经济学往往强调信息限制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性”的根源；实际上，市场才是隐藏了做出明智投资决策所需的重要信息。从米塞斯关于“为什么劳动时间不能替代货币作为决策工具”的讨论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认为使用劳动“忽略了生产材料因素的使用”，并举了一个例子：两种商品P和Q，生产它们都需要10个小时。P需要8小时的劳动，再加上2单位原材料A（该原材料需要1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生产）。Q需要9小时的劳动和1单位的A。他断言，在劳动方面，P和Q“是等价的；但在价值方面，P比Q更有价值。前者是虚伪的，只有后者才符合计算的性质和目的。”[“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Op. Cit., 第113页]

他的论点中的缺陷显而易见。假设一小时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为10英镑，那么在价格方面，P的直接劳动成本为80英镑，原材料A的成本为20英镑；而Q的直接劳动成本为90英镑，原材料A的成本为10英镑。两者的总成本都是100英镑，因此很难理解这如何“符合计算的本质和目的”！在这个例子中，使用较少的原材料A是一个额外的判断，而不仅仅是在“计算”。至于是否需要节省A的使用的问题，根本无法通过价格来做出决定。例如，如果P只能通过一种比Q更加破坏生态的过程来生产，或者P的生产过程是枯燥、机械的，而Q的生产过程则对参与者而言更加令人满足，那么Q可能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更好的选择。然而遗憾的是，这类信息是价格机制所无法传递的。

正如约翰·奥尼尔指出的，“米塞斯早期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的论点，依赖于一种关于可比性的假设。他的核心论点是，合理经济决策需要一个单一的衡量标准，通过这个标准可以计算和比较不同情形的价值。”[Ecology, Policy and Politics, p. 115] 这一核心假设在泰勒和兰格为“社会主义”辩护时没有经受挑战，这意味着从一开始，反对米塞斯的辩论就是防御性的——基于“社会主义计划能够模仿市场、并在资本主义观点下产生高效结果”的论点。

无政府主义者质疑，将所有决策都基于唯一标准而忽视其他所有标准的价格方法，是否真的可以称之为理性的行为。正如奥尼尔所建议的，“商品的相对稀缺性……几乎不能涵盖社会中分布的所有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与协调经济活动和计划相关。”[The Market, p. 196] 比如说一个商品的价格虽然是10英镑，但这并没有告诉你它的生产或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多少污染、它是在什么样的劳动条件下生产的、是否价格还受到了生产该商品的公司市场力量的影响、是否以生态可持续的方式生产，等等。类似地，另一个类似的商品价格为9英镑，并不能告诉你那1英镑的差异是由于更高效地使用了投入，还是由于对地球造成了更多污染。而省下来的

那么，价格真的反映了成本吗？利润这一概念，即拥有资本并允许他人使用资本所得到的回报，显然与劳动、资源等成本并不完全等同（试图将利润解释为与劳动类似的牺牲，一直是荒谬且站不住脚的）。在查看价格以评估商品是否有用时，实际上无法仅通过价格判断这一点。两个商品可能有相同的价格，但利润水平（也许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可能导致其中一个的成本价格高于另一个。价格机制未能表明哪种使用了较少资源，因为它受到了市场力量的影响。实际上，正如塔基斯·福托波洛斯（Takis Fotopoulos）所指出的，“如果……中央计划和市场经济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集中；那么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无法产生任何经济系统最佳运作所必需的信息流和激励。”[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 p. 252] 此外，在一个压制劳动力的威权国家生产的商品，可能比在一个允许工会组织并拥有基本人权的国家生产的商品价格更低。因为压制会降低劳动成本，从而使该商品看起来“更高效地”使用了资源。换句话说，市场可以将不人道行为掩盖为“高效”，并通过市场份额实际奖励这种行为。

换言之，市场价格可能会被严重扭曲，因为它们忽视了质量问题。因此，交易是在虚假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是出于反社会的动机——为了最大化资本家的短期盈余，而不顾其他人的损失。因此，它们扭曲了价值评估，强加了一种粗鲁、狭隘且最终适得其反的个人主义。价格不仅仅由成本决定，例如，市场力量可以将市场价格推高到远高于实际成本的水平。市场价格还未能考虑公共物品，因此在资源分配时对公共物品存在偏见，更不用说忽视了对更广泛社会的影响，也就是超出了直接买卖双方产生的影响。同样，要做出关于使用某个商品的理性决策，你需要知道为什么价格发生了变化；因为变化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意味着不同的应对方式。因此，单靠当前的价格是不够的。商品的价格是暂时性的上涨，比如由于一场罢工？还是因为资源的供应已经耗尽？在前一种情况下做出的理性行动，在后者中则是错误的。正如奥尼尔所建议的，“[市场中的]信息是通过对话传递的。市场若是告知“退出”——[代表]有些产品找到了市场，有些则没有。‘话语权’并未得到行使。这种对话的失败……代表了市场在信息上的失败，而不是一种美德……市场……确实传递了信息……它也阻塞了大量信息。”[Op. Cit., p. 99]

因此，一个完全依赖市场的系统，会遗漏用于合理资源分配的信息（或者，至少说是隐藏了这些信息）。原因在于，市场系统，充其量只能衡量个体买家在可选选项中的偏好。这会假设所有生产结果中相关的使用价值，都是供个体消费的东西，而不是集体享用的使用价值（如清洁的空气）。市场中的价格并没有衡量社会成本或外部性，这意味着这些成本没有反映在价格中，因此你无法拥有一个理性的价格系统。同样，如果市场仅仅衡量那些能够被垄断并出售给个人的物品的偏好，而不是集体享用的价值，那么就可以推断，市场提供的并不是用于生产中理性决策所必需的信息。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计算”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私人公司对其劳动和原材料投入的社会成本视而不见。

事实上，价格常常误判了商品的价值，因为公司可以通过将成本转嫁给社会（例如通过污染，或者使工人技能退化、增加工作不安全感等）来获得竞争优势。这种将成本外部化的行为，实际上在市场中得到了奖励，因为消费者寻求最低的价格，却不知道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低（因为这种信息无法从价格中获得）。即使我们假设这种行为会在以后受到罚款惩罚，但损害依然发生了且无法挽回。事实上，因为公司最初通过外部化成本获得了利润，所以罚款可能作用不大（参见第E.3节）。因此，市场创造了一个有悖常理的激励，通过账外的社会与环境外部效应来补贴其投入成本。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

“现在已经广泛认识到了，经济学家的‘外部效应’，不再像以前一样被轻描淡写地放入脚注里了。任何稍加思考当代社会问题的人，都无法忽视消费和生产的社会成本、对环境的逐步破坏、当代技术利用的完全非理性、基于利润或增长最大化的制度无法应对只能通过集体表达的需求，以及这一制度强加的巨大的偏见——即个人使用的商品最大化，而不是普遍生活质量的改善。”[Radical Priorities, pp. 190-1]

价格掩盖了生产所涉及的实际成本，无论是对个人、社会，还是环境，而将一切简化为一个因素，那就是——价格。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缺乏对话和信息交流。

此外，如果不使用价格以外的其他成本核算方法，资本主义支持者又如何知道实际成本和价格成本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呢？是否可以通过将实际成本与价格进行对比，来判断是否存在这种相关性呢？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价格衡量成本的说法就成了一个循环论证（因为价格代表了成本；而我们之所以知道它是成本，是因为它有价格）。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计算成本，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市场价格，这样“只有市场价格代表成本”的论点就不成立。同样，也可能存在一些无法通过价格来反映的成本（如生活质量问题）。

简单来说，市场无法分配所有相关信息，特别是在价格处于不平衡时，可能会传递出明显误导的信息。正如两位南非无政府主义者所言：“资本主义中的价格至多提供了不完整和部分的信息，掩盖了资本主义的运作，并且会生成和再生产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经济自由主义者忽视了经济的社会特性，他们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也忽视了特定选择的社会成本和外部性问题。”[Michael Schmidt and Lucien van der Walt, Black Flame, p. 92] 这表明，价格不能被视为反映实际成本的工具，就像它们不能反映商品的社会价值一样。价格，是这些商品及其投入品（当然包括劳动）引发的冲突结果。市场和社会力量，远比需求或资源使用更决定了问题的结果。购买者手段的不平等、企业的市场力量、以及劳动和资本的议价地位，都会发挥作用，从而扭曲价格与资源使用成本之间的任何关系。因此，价格是畸形的。

难怪克鲁泡特金曾问：“我们不是应该分析我们所称之为价格的复合结果，而不是将它视为我们行动至高无上的盲目统治者吗？”[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Tomorrow, p. 71] 正是这些被价格隐藏的实际成本必须传达给生产者和消费者，才能使他们做出明智且理性的决策，处理他们的经济活动。

值得记住的是，米塞斯曾认为，正是现代经济的复杂性确保了货币的必要性：“在家庭经济的狭小范围内，例如，父亲能够监督整个经济管理时，是有可能在没有[货币计算之类的]辅助思维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准确地确定生产过程变化的意义。”然而，“仅仅一个人的头脑——无论他多么狡猾——也太过于无力，无法理解成千上万种高级商品中的任何一种的意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掌握所有生产的可能性，无论这些可能性有多少；也不至于能够在没有某种计算系统的帮助下，立即做出明确的价值判断。”[Op. Cit., p. 102]

必须强调的是，一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将会使用各种的“思维辅助”手段，帮助个人和群体做出经济决策。这将通过允许不同选项和资源相互比较，从而减少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因此，尽管一个经济体内有大量商品，但通过使用理性算法程序和方法就能够减少经济决策的复杂性，并帮助这一过程。这样的工具将有助于决策，而非主导决策；因为这些决策会关系到人类和地球，所以决策不应当是自动化的。

既然如此，一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将迅速发展出比较特定“高级商品”实际影响的手段，衡量其实际成本（即劳动、能源和原材料的使用量，以及任何社会和生态成本）。此外还应该记住，生产资料是由其他商品的投入组成的；也就是说，高级商品是由低级消费品构成的。如果像米塞斯所承认的那样，消费品的计算可以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进行，那么“高级商品”的生产计算也能够实现，并且可以建立其成本的记录并传达给那些希望使用它的人。

虽然“思维辅助”的具体形式以及“成本”及其相对权重将由自由社会中的人们决定；但我们可以推测，它将包括直接和间接劳动、外部效应（如污染）、能源使用和材料等等。因此必须强调的是，一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努力传达与任何特定产品相关的“成本”以及其相对稀缺性。换句话说，它需要一种确定不同选择之间所涉及的客观或绝对成本的手段，并且还要指示在某种给定成本（比如其稀缺性）的情况下，某种商品的可用数量。这两者都可以在没有金钱和市场的情况下确定。

第I.4节讨论了无政府主义经济的可能框架，包括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决策过程的建议。就“思维辅助”而言，这些方法包括通过指示生产商品的绝对成本和特定商品的相对稀缺性等，来比较商品以进行资源分配。这种框架是必要的，因为“呼吁决策中实际进行判断的必要角色，并不是在否定一般原则中的任何角色。它也……并不否定技术规则和算法程序使用的任何地位……此外，经验法则、标准程序、默认程序、可以不加反思遵循的制度安排，都在其中扮演着必要的角色，它们可以缩小对不同状态进行明确判断的范围。时间、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知识的分散性都要求规则和制度。这样的规则和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反思性判断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反思最为重要。”[约翰·奥尼尔，《生态学、政策与政治》，第117-118页] 正是这些“规则和制度本身，也需要接受批判性和反思性的评估。”[奥尼尔，《市场》，第118页]

换句话说，经济决策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因素，但米塞斯认为，“任何想要对复杂生产过程进行计算的人，都会立即注意到自己是否比别人更经济地工作；如果他通过参考市场中得到的交换价值发现自己无法盈利，那么这表明其他人懂得如何更好地利用相关的高级商品。”[Op. Cit., 第97-98页] 然而，这仅仅显示了某人是否比其他人更有利益地工作，而不是是否更经济。市场力量自动模糊了这个问题，正如有可能通过不加节制地开采自然资源、剥削劳动、排放污染或将成本转嫁给他人来降低生产的货币成本一样。类似地，财富不平等的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如果生产奢侈品比生产穷人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更有利可图，难道这意味着生产奢侈品就更好地利用了资源吗？当然，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市场力量的相对强度，在决定“盈利性”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将经济决策建立在单一标准——即盈利性之上，可能并且的确会导致扭曲的结果。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资本家为了节省开支而不引入安全设备（“为了节省一美元，资本家就便宜地建设铁路；接着火车来了，很多人因此丧命。如果牺牲他们的生命能为他省钱，那这对他来说这些生命又算得了什么？”[艾玛·戈尔德曼，《美国年鉴文献史》，第1卷，第157页]）。类似地，使工人陷入去技能化和不体面的工作中，会被认为比“浪费”资源去开发机器来消除或减少这种情况更为“高效”（“有多少机器由于不能立即给资本家带来利润而被闲置！……有多少发现、多少科学应用，仅仅因为它们没有带给资本家足够的利润而石沉大海！”[卡洛·卡菲埃罗，《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第179-186页，《渡鸦》第6期，第182页]）。同样，由利润驱动的体系并不会选择那些初期成本较高、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有较小环境影响的投资。

这种做法会产生极不合理的影响，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者必须选择能带来最低成本的技术生产方式。而所有其他因素都被置于次要地位，尤其是生产者的健康与福祉，以及对环境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已经指出“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危害。例如，加快生产节奏、身体疼痛、精神压力、工伤事故、单调乏味、过度劳累、超长工时等问题——都会损害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而污染、环境破坏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则严重影响整个地球及其上的所有生物。正如绿色经济学家E. F. 舒马赫所指出的：

“但当我们说某种事物‘不经济’时，这意味着什么？……某种事物‘不经济’，是因为它未能在金钱意义上赚取足够的利润。经济学的方法不会、也无法给出其他的定义……经济学的判断……是极其片面的判断；在现实生活中，做出决策需要综合考虑众多方面，而经济学只提供一个方面——即从事该活动的人是否能够获得金钱利润。”[Small is Beautiful, pp. 27-8]

舒马赫强调说：“关于经济学判断的片面性不容置疑。即便是在经济计算的狭隘范围内，这些判断也必然是系统性局限的。首先，它们远远更看重短期利益，而非长期影响……其次，它们所依据的成本定义排除了所有‘自由物品’……[比如]环境，除非这些部分已被私人占有。这意味着，一项活动即便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也可能被视为‘经济的’；而另一项竞争性的活动如果投入了一定成本来保护和维护环境，则会被视为‘不经济的’。”此外，“不要忽视‘对从事该活动的人而言’这几个词。例如，如果认为经济学的方法通常用于判断一个社会群体进行的活动是否为整个社会带来利润，那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Op. Cit., p. 29]

声称价格已经包含了所有这些“外部性”纯属无稽之谈。如果价格真的涵盖了这些因素，我们就不会看到资本涌向那些几乎没有环保法规或劳动法的第三世界国家。充其量，污染的“成本”只会在公司因环境破坏而被成功起诉后才会反映在价格上——换句话说，也就是等到损害已经发生之后。归根结底，企业始终有强烈的动力以最低价格购买生产要素，而不管这些要素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事实上，市场还会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任何一家负有社会责任的企业，都会因较高的成本而面临更高的市场价格，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正是这种还原论的会计核算方式及其伴随的“数学伦理”，造成了资本主义对价格（即利润）作为衡量“效率”唯一标准的——“理性中的非理性”。

极具讽刺的是，米塞斯也指出了价格机制的非理性。他（恰当地）指出，存在着“货币计算无法涵盖”的、“超经济”的因素，因为“它的本质使然”。他承认这些“因素本身几乎无法被称为非理性”，并以“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会看重社区或建筑的美丽、人类的健康、幸福与满足、个人或国家的荣誉”等为例。他还指出，这些因素“同经济因素一样，都是理性行为的动机力量”，但是它们“并不进入交换关系”。试想，一个忽视“人类的健康、幸福与满足”、或忽视周围环境美丽的经济体系，能有多理性呢？而且，甚至惩罚那些考虑到这些因素的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米塞斯的评论恰好显示了资本主义的倒错逻辑。米塞斯支持一个从“其本质”上忽视个体需求、忽视幸福、健康、环境等因素的系统，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他提出将这些维度赋予货币价值的建议，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因为只有在假定这些维度可以被货币化的前提下，才显得有其合理性。[Op. Cit., p. 99-100] 事实上，一个试图为友谊定价的人，显然不会有朋友，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友谊；因此，他们也被排除在许多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之外。同样，那些将美丽的地方、幸福、环境等“超经济”物品赋予价格的人，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些事物的真正价值。

所以，做出理性决策所需的基本信息，必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记录并传达，使用已商定的比较方法来评估不同的选择。这与价格机制大不相同，因为它认识到在社会选择中，盲目、自动的计算是不可能的。这些选择必然具有伦理和社会层面，因为它们涉及到其他人类和环境。正如米塞斯自己所承认的，货币计算无法捕捉这些层面。

因此，我们必须在做决策时运用实际的判断，并充分理解其中涉及的实际的社会与生态成本，同时，当然也要借助适当的“思维辅助”手段。鉴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是复杂而综合的，这些辅助手段将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其去中心化的特性，它不必依赖价格机制。它可以通过查看对社会造成的实际成本来评估决策的效率，而不是接受价格机制中固有的扭曲定价系统（正如克鲁泡特金曾经说过的，“如果我们分析价格”，我们就必须“区分其中的不同要素”。[Op. Cit., p. 72]）。

总结来说，米塞斯只认为中央计划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去中心化的共产主义没有被充分考虑。权衡如何在数百万种不同商品和它们可能的使用情况之间做出决策，虽然在中央集权系统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去中心化的共产主义体系中就不是问题。每个独立的公社和工团，都会选择从几种满足其需求的备选方案中做出决定。一旦需求被确定，备选方案之间就可以进行比较——尤其是在使用已达成共识的标准（“思维辅助”）并传达适当信息的情况下。

在一个没有货币的“经济体”中做出高效的经济决策是可能的，前提是有足够的信息通过工团和公社之间传递，以评估商品的相对和绝对成本。因此，就能够做出旨在减少稀缺商品的使用，或减少资源消耗、减少外部效应影响的决策。虽然中央集权系统可能会被庞大的商品组合和使用方式淹没，但去中心化的共产主义系统则不会。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米塞斯是错的。共产主义是可行的，但前提是它是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最终，真正的指控不是社会主义“不可行”，而是它效率低下。也就是说，它会为了达成既定目标而将资源分配得过多，而且又没有办法去核查所分配的资源是否真的有必要一开始就投入那么多。虽然有些人可能将此视为计划与市场（无计划）之间的对立，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资本主义中也存在计划（从任何企业都可以看出）；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通过相对价格和盈亏核算，能够比共产主义（根据需求自由分配）更好地协调更多的计划并满足需求？因此，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系统是否为高效协调计划带来了其他的问题呢？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一点我们将在I.1.5节中详细讨论）。

所有的选择都涉及失去可能性，因此有效利用资源是为了增加创造其他商品的可能性。我们充其量只能说，通过选择成本最低的选项，市场经济将可以使更多资源用于其他活动。然而，这一假设关键在于将“效率”与盈利等同，而我们无法预见这种情况，并且这也很容易导致资源的低效分配（尤其是当我们关注满足人类需求时）。再者，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机会成本，即为其他用途释放资源；那么就有消费的成本，也就应该将处理与金钱相关的活动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也计算在内。尽管这些活动（银行业务、广告、为财产权辩护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至关重要，但从生产使用价值或满足人类需求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多余且低效的。这表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相较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生产上的优势：因为消除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结构性浪费，将释放大量劳动力和材料用于对社会有益的生产。这还不包括那些实际上根本不算成本的所谓“成本”，因为它们是与资本主义产权相关的费用。因此，“租金”在资本主义下可以被视为一种成本，但如果使用资源的人自己控制资源、而不是支付费用来获取使用权，那么这种成本就会消失。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归功于租金、利润、利息和中介的行为，“资本主义系统让我们为一切支付三四倍于其劳动价值的费用”。相较于我们“以劳动计算我们消费”得到的价格，在这样的系统所特有的“成本”下，就会通过提高价格以掩盖（在劳动和资源使用方面的）实际成本。[Op. Cit., p. 68]

此外，有些讽刺的是，市场所声称的“资源节约”并不是为了保护资源以供后代使用，或是确保环境稳定。而是为了允许生产更多商品，以便积累更多资本。可以说，基于较低的成本更有可能带来更高的利润，市场迫使生产者将成本最小化。然而，这忽略了这些成本削减的社会影响。例如，强加外部效应确实能降低企业价格，因此在市场上获得奖励，但让劳动变得更加异化和疲惫、或令污染水平上升的做法，似乎并不明智。因此，尽管资本主义企业确实会寻求最小化成本以最大化利润，这一做法乍看之下似乎有助于资源的高效使用，直到这一过程的后果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商品可能会被生产得不如本可以的那样耐用，或者需要不断修理等。因此，在资本主义下“高效”生产的房屋，可能是一个更差的住所，因为通过偷工减料（比如减少隔热层、使用更薄的墙体、不够坚固的材料等）降低了成本。此外，所有这些“高效”决策的集体结果在社会层面上却可能是低效的，因为它们降低了居住其中的人的生活质量，并导致过度投资、过度生产、利润下降和经济危机。因此，可以说，米塞斯的论点反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更多问题，而非无政府主义的问题。

最后应该注意，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质疑哈耶克和米塞斯用来判断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优点的标准。如前者所说，问题在于“不依赖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收入分配情况，以及一个自由竞争下、至少大致相同或更大的产出量。”["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the Problem", Op. Cit., p. 37] 因此，问题被简化为产量（数量），而不是自由（质量）的问题。如果奴隶制或斯大林主义下的产量曾经超过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两种制度就值得推崇。事实上，这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中算是一个常见的论点，因为当时中央计划似乎确实生产了更多商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产权主义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因为应该记住，产量的增加——就像利润和“效率”在市场中一样——依赖于收入分配，而财富从富人向穷人再分配就很可能使更多商品的生产变得有利可图）。类似地，资本主义能生产更多的酒精和百忧解120百忧解（Prozac）：氟西汀（Fluoxetine）的商品名，一种抗抑郁药。来满足生存其中的人们麻醉自己的需求，不能成为反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理由！正如我们在I.4节中讨论的那样，虽然无政府主义者致力于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但我们并不追求像资本主义那样，为此而牺牲其他目标。因此显而易见的是，最大化产量的目标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有意义，因为在自由社会中，最大化人类的幸福和自由可能会意味着较低的产量。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和没有异化的社会中的人们，行为会大不相同；他们也不会像资本主义社会中被这些特质压迫的人一样，去寻求相同的产量！

此外，产出量是一个有些具有误导性的标准，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产出的分配。如果大部分产出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显然没有合理地利用资源。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这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哈耶克影响的新自由主义中看出。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平均工人的产值“自1973年以来几乎增长了50%。然而，收入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不确定一般的美国人是否从生产力的提升中获益。”这意味着财富流向了上层，“美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在过去三十年里流向了少数富裕的群体。”[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p. 124 and p. 244]

总之，资本主义的“效率”并不合理，而要实现完全的人性化和生态效率，则需要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正如布基和克朗普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关注如何有效和合理地使用资源，但‘效率’和‘理性’的标准与资本主义下的标准是不同的。”[Op. Cit., p. 137] 在共产无政府主义下用于决定资源最佳利用的决策系统，不会比市场配置的“效率”更高，因为它超越了基于市场的“效率”概念。它并不试图模仿市场，而是试图去做到市场未能做到的事情。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市场并不是其辩护者常常声称的理性系统。虽然将所有决策简化为一个共同因素，无疑是一种便捷的决策方法，但由于其还原论的基础，它也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市场使决策过程变得简化，并因此产生一系列非理性和去人性化的后果。因此，声称共产主义将比资本主义“更高效”，或反之，实际上都是忽视了问题的重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将在完全不同的方式上“高效”，而人们在资本主义狭隘的逻辑下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行为，在自由社会中将被视为理性行为。

关于米塞斯的另一个批评，参见罗宾·考克斯（Robin Cox）的《“经济计算”争议：揭开一个神话》[Common Voice, Issue 3]

I.1.3 市场到底有什么问题？

有很多问题。市场很快就会导致所谓的“市场力量”——一种非个人化的力量，确保经济中人们按照经济运作所要求的方式行事。在资本主义护教士中，市场体系通常被呈现为一种自由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没人强迫任何人做任何事，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自由地”与他人交换。然而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因为市场往往会确保人们以与他们愿望相反的方式行事，或者迫使他们接受他们可能并不真正想要的“自由协议”。雇佣劳动是这一点的最明显例子，因为正如我们在B.4节中所提到的，大多数人别无选择，只能同意为他人工作。

我们必须在这里强调，并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市场。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市场，而蒲鲁东则希望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对市场进行修改。对许多人来说，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种看法忽视了（经济）阶级的根本问题，即：谁拥有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即劳动力市场，在其中的工人并不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必须将自己出卖给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完全有可能存在市场，而这个社会却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例如，一个由独立工匠和农民组成的社会，他们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工人拥有并控制自己的生产资料。同样，蒲鲁东的竞争性自主管理合作社和互助银行体系，也因为相同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因为它在社会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因为它产生了威权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被消除，那么造成这些社会关系的所有权方式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因此，所有权问题，仅在它产生我们希望的社会类型时才重要（也就是基于自由、平等和团结的关系）。单纯地关注“市场”或“财产”意味着忽视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关键方面——雇佣劳动。右翼人士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权威核心，但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或其他）社会主义者也这么做就不太清楚了。

在本节中，我们讨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对市场本身的反对，而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的反对。市场的运作本身就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与雇佣劳动的存在无关，或者因雇佣劳动的存在而加剧。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对市场持敌对态度，并希望建立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即使我们假设一个互助主义（自由意志市场社会主义）体系，其中有竞争性的、自主管理的工作场所；但共产无政府主义者仍然会认为，市场力量很快会导致许多不合理现象的发生。

最明显的问题是，运作市场意味着屈服于利润标准。这意味着无论工人多么希望在决策中采用社会标准，他们都做不到。忽视盈利性将导致企业破产。因此，市场创造了一种条件，迫使生产者做出对他们自己或别人利益不利的决定，例如引入去技能化或污染性技术、延长工作时间等，以便在市场上生存。例如，自主管理的工作场所更可能投资于安全设备和工作实践，但这仍然依赖于找到资金进行投资，且可能仍会提高其成品的价格。因此我们可以指出，正是由于市场力量使得引入适当的安全设备或工作条件变得无利可图，或者因污染和压力水平的增加而缩短人类寿命——导致了众多的工业死亡和事故（美国的工业死亡人数，保守估计每年在14,000到25,000人之间，此外还导致了超过200万的残疾人）。

自主管理企业通过增加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强度、将资源分配用于积累设备而非休闲时间或消费——来适应市场力量的倾向，这在资本主义下的合作社中就可以看到。虽然缺乏老板的存在可能会在后资本主义经济中减少这种倾向，但它并不会消除这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称市场强迫合作社的成员做出这些不情愿的、令人不快的决策——为一种“自我剥削”形式（尽管这有些误导，因为并不存在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剥削，也就是所有者占有未付劳动的剥削）。对于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合作社的市场体系“有严重的局限性”，因为“集体企业不一定是公社——也不一定具有共产主义的前景。”这是因为它可能最终“与类似的企业争夺资源、客户、特权，甚至利润”，因为它们“变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并且“受市场的社会压力影响，必须在其中运作。”这种情况“越来越侵蚀它们的更高道德目标——通常以‘效率’的名义、为了生存而必须‘增长’的需求，以及获得更多收入的巨大诱惑。”[Murray Bookchin, 《重塑社会》, pp. 193-4]

同样，一个由自主管理企业组成的市场，仍然会经历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因为合作社对价格变化的反应仍然会导致过度生产（参见C.7.2节）和过度投资（参见C.7.3节）。虽然缺乏非劳动收入有助于减轻经济周期的严重性，但完全消除它似乎不太可能。同样，I.1.5节中所讨论的市场增加的不确定性问题，和价格信号的去稳定化方面——同样适用于所有市场，这也包括后资本主义市场。

这与我们在B.6节中提到的“小决策中的暴政”问题相关。这表明，个体决策的总和会产生出不合理且违背其承受者利益的社会状况。在市场中就是如此：竞争导致经济压力，迫使参与者以某种方式行事；这些方式他们本不愿意，但作为孤立的个体或工作场所，由于市场力量的作用，他们最终依然会这样做。在市场中，人们试图贱买贵卖是合理的。每个人都试图通过最小化成本或最大化价格的方式来最大化自己的收入。这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想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因为考虑其他优先事项是困难的，且深入去考虑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会带来竞争上的自杀性后果：它将给企业带来负担，而竞争对手却不需要面对这些负担。

正如我们在E.3节中提到的，市场往往奖励那些反社会的行为，并将成本外部化（例如污染等）。在市场经济中，很难判断低成本是反映了实际的效率，还是反映了外部化成本、也就是将成本转嫁给他人的意愿。市场很少将外部成本内化。两个经济主体之间达成的市场理性交易，不需要考虑他们的交易对其他人的影响，也不需要考虑对地球的影响。因此实际上，市场交换从来就不是双边协议，因为它们的影响会波及更广泛的社会（比如污染、不平等问题等）。这一尴尬的事实却在市场中被忽视了。正如左翼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所说：“在什么行业、什么业务中，活动的真实社会成本会在账目中体现呢？哪有什么定价体系可以为消费者在呼吸空气和开车之间提供一个公平的选择呢？”[Contribution to Modern Economics, p. 10]

公平来说，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虽然自雇工人所在的工作场所去污染自己所在社区的可能性会降低；但竞争压力和回报却仍然存在，并且似乎不太可能被忽视，特别是在市场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因此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担心，虽然没有老板、资本家和地主的存在，是会减轻资本主义下市场所带来的一些不合理因素，但它不会完全消除这些问题。虽然市场可能是自由的，但人们却并不自由。

即使我们假设自主管理的企业会抵制市场的诱惑和压力，但任何市场体系仍然存在不断扩展生产和消费的需求。从环境影响的角度来看，自主管理的企业仍然必须盈利才能生存，因此经济必须增长。因此，每个市场体系都会倾向于扩展到一个固定大小的环境中。除了对地球生态造成压力外，这种增长需求还影响人类活动，因为它意味着市场力量确保工作持续扩展。竞争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松懈，正如麦克斯·施蒂纳所论述的，“不停的追求让我们无法喘息，无法安享宁静的乐趣。我们不能享有我们财物的舒适……因此，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意见是有益的，那就是人类的劳动不应像在竞争中那样，占据我们所有的时间和劳力。”[《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p. 268] 价值必须被创造，而这只能通过劳动来实现，因此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也会看到工作在支配着人们的生活。因此，在市场上生存的需求可能会影响更广泛的（非货币性）福利衡量标准，随着长时间工作、减少假期所带来的更高GDP，生活质量也会下降。这种体制或许对物质财富有益，但对人们却并不友好。

市场还可能阻碍资源的有效利用。例如，节能灯泡曾经比普通灯泡贵得多。然而从长远来看，它们使用的能源远少于普通灯泡，意味着减少了更多能源的需求（比如减少了烧煤和石油等）。然而，高昂的初期价格确保了大多数人继续使用效率较低的灯泡，从而浪费了资源。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替代能源上，忽视投资（例如）风能，反而偏向一次性且污染的能源。纯粹的市场体系不会做出有利于人们长期利益的决策（例如，通过免费或以低价分发节能灯泡），因为这些会损害尝试这样做的合作社的利润。

此外，市场也无法反映我们未为其定价的事物的价值（正如我们在B.5节中所论述的）。例如，它无法保护荒野，因为市场要求人们将其转化为财产并作为商品出售。如果你负担不起访问这个新商品，市场就会把它转变成其他东西，不管你多么珍视它。市场还忽视了未来几代人的需求，因为它总是会忽视未来的长远价值。根据任何常用的折现率，一千年后支付的款项（在地质年代中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瞬）几乎没有市场价值。即使是50年后的未来也无法得到充分考虑，因为竞争压力迫使人们采取有害于当前和未来几代人的短期视角，且这种视角同样有害于地球生态。

然后，市场对人类个性的腐蚀性影响也是一个问题。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论述的（参见B.1.3节），自由市场中的竞争会带来诸多问题——例如，产生“数学伦理”以及价值观的奇怪颠倒，其中物品（财产／金钱）会变得比人更重要。这种现象会让人类丧失人性，使人们变成冷酷的计算者、把利润置于人之上。我们可以在资本主义中看到这种现象，其中经济决策远比伦理决策重要——尤其是这种不人道的心态在市场上往往还能得到奖励。善行并不一定能带来成功，成功者也不一定具备美德。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说：“财富和权力往往会积聚到那些无情、狡猾、贪婪、自私、缺乏同情心和怜悯心、顺从权威并愿意为了物质利益放弃原则的人身上……这些特质，或许正是‘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中最宝贵的。”[《国家的理由》，第139-140页]

不言而喻，如果市场奖励这些人以成功，那它就不可能被视为一件好东西。一个将赚钱提升到最重要个人活动地位的体系，显然会导致人类价值的丧失，并增加神经质和精神病行为。正如阿尔菲·科恩所主张的那样，竞争对我们在工作之外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它不仅损害了我们的个人心理，也破坏了我们的人际关系。因此，竞争“本身就导致了[发展出]更低的道德标准”，将不惜任何代价的胜利置于公平和正义之上。科恩引用了家庭治疗^¹¹⁶的奠基人内森·阿克曼的话，他指出：“竞争的冲突减少了同情心，扭曲了沟通，削弱了相互支持和分享的互惠性，降低了个人需求的满足感。”[No Contest，第163页，第142-143页] 因此，市场可能使我们作为个体变得贫弱，破坏自尊、促使从众、毁坏人际关系，使我们变得不如我们本应成为的那样。这是市场本身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市场，因此非资本主义市场也可能使我们变得更不人性化，甚至就像机器人一样。

所有市场决策都深受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影响，因为他们能够用金钱支持需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工作（如病人、老人、儿童等），而对于那些能够工作的人来说，个人情况可能会影响其收入。此外，生产已经变得如此交织，以至于“完全不可能区分每个人的工作”，因此我们应该“把需求放在工作之上，首先承认每个人有生存的权利，随后是所有参与生产的人安康的权利。”尤其是因为“个人的需求不总是与他的工作相对应”——例如，“一个40岁的男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的需求与一个20岁年轻人的需求不同”以及“哺乳期的母亲，整夜守在婴儿床前，她无法去与一夜安睡的男人去做相同的工作量。”[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170页，第171页] 这就是为什么像克鲁泡特金这样的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不仅要废除工资劳动，还要废除货币和工资制度。

因此，不言而喻，购买力（需求(demand)）与必需(need)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人们往往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所需的东西而遭受困苦，例如医疗、住房或食品。虽然在非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经济困境可能较少，但它仍然存在、对它的恐惧感也依旧存在。市场是一个持续的竞标过程，争夺商品、资源和服务，拥有最大购买力的人是赢家。这意味着，当购买力分配不平等时，市场体系在资源分配方面是最糟糕的（这也是为什么正统经济学家在试图通过“帕累托最优”证明资本主义资源分配最优时，会做出一个方便的假设，即“给定收入分配时”）。虽然互助主义体系应当大幅减少不平等，但不能假设在未来不平等就不会增加。这是因为资源的不平等会导致市场上权力的不平等；而假设私利的存在，任何交易或契约都将使更有权势的一方受益，从而加剧并可能增加双方之间的不平等与权力差距。类似地，尽管无政府主义社会建立于人们的团结和对平等的渴望之上，但市场往往会侵蚀这种情感；那些因掌握资源（如稀有原材料，或仅仅因为投资规模降低了竞争压力）而在市场上占有优势的工团或公社，可能会试图利用其垄断力量在社会中其他群体面前获取更多收入，这往往是以不幸的工团和公社为代价。这可能会退化回资本主义，因为任何在合作社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都会通过竞争加剧，迫使较弱的合作社倒闭，从而创造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池。成功的合作社则可能雇佣这些工人，从而重新引入雇佣劳动。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可能性会导致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重新回到资本主义状态。如果不平等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新富人从社会其他部分疏离，他们会重新创造雇佣劳动；并出于必要，建立一个国家来强制执行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抵制公众舆论。

这一切确保了市场实际上无法提供必要的信息来进行理性决策，无论是在生态影响还是在人类活动方面，因此资源的分配变得低效。我们都在承受这一结果的后果——市场力量使我们的环境和生活质量贫瘠。因此，有许多证据完全可以得出结论：效率不仅不与市场必然一致，而且实际上两者必然不一致。实际上，市场不是回应个人需求，而是回应金钱（更确切地说，是回应利润）。而金钱本身由于其性质，提供的是对个人偏好的扭曲指示（并且没有考虑到那些集体享有的价值，如清新的空气，或可能享有的价值：如一个人可能永远不会亲自到访的荒原，但希望看到它存在并得到保护）。

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禁止”市场——远非如此。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所主张的是让人们意识到，基于利润的市场体系，对个人、社会和地球生态都有着明显的不良影响；并且我们可以通过组织共同的活动来取而代之，以建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正如麦克斯·施蒂纳所说，竞争“有其持续存在的理由”，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自己的事务并达成共识……废除竞争并不等于支持行会。差别在于：在行会中，烘焙等是行会兄弟们的事务；在竞争中，是机会竞争者的事务；在工会中，是那些需要烘焙产品的人的事务，因此，这是我的事务、你的事务，而不是行会或特许烘焙商的事务，而是联合体的事务。”[Op. Cit., p. 275]

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市场去人性化效应的斗争中，不仅仅呼吁利他主义，还呼吁利己主义：即合作和互助才符合我们作为个体的最大利益这一简单事实。通过合作和控制“联合体的事务”，我们可以确保一个值得去生活其中的自由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不会被市场力量压垮，并有时间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和独特性：

“因此，团结是人类获得最大安全感和福祉的状态；因此，利己主义本身，即唯一专注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还将推动人类和人类社会走向团结。”[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第30页]

总而言之，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也会导致每个人都忙于竞争以进一步追求他们的“自我利益”，从而忽视了使生活有意义的东西；最终，将损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归根结底，到底什么被视为自我利益是由周围的社会制度所塑造的。竞争的压力，很容易导致短期的狭隘利益优先于更深层、更丰富的需求和愿望。而这些更深层次的愿望，是一个共同体体系能够通过提供社会机构，让个人在其中讨论、制定并行动以实现之的方式让其蓬勃发展的。也就是说，即使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也会使人们只是在为生存而在市场上辛勤工作，更别提生活了。如果说威权社会主义的悖论，是通过迫使每个人都无私地关心他人的幸福而使每个人都不幸福；那么基于市场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可能会带来另一种悖论：因为市场迫使他们追求一种有限的自我利益观，这确保了他们没有时间或机会真正感到幸福，并与自己和他人保持和谐——从而使每个人都不幸福。

换句话说，老板们在资本主义下的行为，部分是因为市场迫使他们如此。摆脱老板，并不一定会消除影响老板决策的所有经济压力，反而可能会迫使一群工人以类似的方式行事。因此，竞争体系也将削弱人们在终结资本主义时所追求的许多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社会主义者错误地称竞争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方案为“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或“自我剥削”——他们只是指出市场的负面方面，而仅仅去除老板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充分意识到市场力量的负面作用，并提出了各种制度结构以应对这些问题，如工农业联合体（因此，尽管他支持竞争，但与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他反对自由市场）。共产无政府主义者不出所料地认为，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强调竞争的积极方面，同时忽视或淡化其负面影响。尽管，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使竞争的负面影响比本应该的更加严重，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就不会有类似的（尽管更小的）负面影响。

I.1.4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剥削性的，难道社会主义就不是吗？

一些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列宁主义者）声称，非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奇怪的是，产权主义者（所谓的“自由意志主义”右翼）也认为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认为社会主义反对剥削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而是他们所称的“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因此，一些左翼人士宣称，任何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形式都是资本主义；而右翼人士则宣称，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剥削性的，只有市场体系（他们错误地将其与资本主义等同）才是非剥削的。

两者都是错误的。首先，最显而易见的是，社会主义不等于共产主义（反之亦然）。虽然左右两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都有将社会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的倾向，但实际上正如蒲鲁东曾指出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作为一个宗派或教派创立的；它经历了许多不同的学派。”[Selected Writings of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177] 而这些学派中只有少数是共产主义的，就像只有少数是自由意志主义的一样。其次，并非所有社会主义学派都旨在废除市场和契约支付。以蒲鲁东为例，他反对共产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的程度，不亚于他反对资本主义的程度。最后，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市场先于资本主义存在，并且对于一些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来说，市场也将会在资本主义之后继续存在。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如I.1.1节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是雇佣劳动，而不是市场。

为什么一些社会主义者愿意将人类面临的选择仅仅限定为共产主义或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呢？——坦率地说，这是很奇怪的，但也可以理解：因为市场体系（如在资本主义下所示的那样）可能带来去人性化的影响。至于产权主义右派为何如此，这就更为明确了：因为它试图通过将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又等同于中央计划和斯大林主义），来抹黑社会主义的所有形式。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推论。反对资本主义可以意味着两种选择：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或是销售劳动的成果）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或是无货币经济）。这些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基于对该制度的分析，认为其根源在于对劳动的剥削（如我们在C.2节所讨论的那样），即工人没有得到他们创造商品的全部价值。然而，这一分析并不必然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尽管它也可以被视为这样的基础。如前所述，蒲鲁东，利用他对资本主义作为剥削体系的批判，作为他提出互助银行和合作社方案的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则将与蒲鲁东类似的分析纯粹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寄希望于共产主义。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则将其作为他的劳动票据体系的基础，而克鲁泡特金则认为这种体系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工资制度，且一个自由社会“在掌握了所有社会财富、勇敢地宣布所有人对这些财富的权利之后……将被迫放弃任何形式的工资制度，无论是货币还是劳动票据。”[《面包与自由》，第167页]

换句话说，尽管合作社在市场上进行销售（某些人错误地称之为“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或交换劳动时间价值的体系，不会是共产主义，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工人并没有与生产资料分离。因此，产权主义者声称它是资本主义的论断是错误的。这也是一系列误导性的论断的例子之一，即，认为几乎除国有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外的所有经济体系都是资本主义。然而，你也可以主张说，共产主义（基于自由获取，和包括劳动产品在内所有资源的共有制）意味着工人将受到非工人（如老弱病残幼等）的剥削。由于共产主义斩断了工作表现与报酬之间的联系，也就可以认为工人在共产主义下将像在资本主义下那样被剥削：尽管（当然地）——并不是被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剥削，而是被社区剥削。正如蒲鲁东所言，“社区成员——的确，没有私人财产”，但社区本身“是所有者”，因此共产主义“是不平等的，但并不像财产那样。财产是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共产主义是弱者对强者的剥削。”[《什么是财产？》，第250页]

不言而喻，蒲鲁东对所有形式共产主义的全面反对收到了后来无政府主义者的拒绝。他们认为，这一立场仅适用于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适用于自由意志主义的共产主义。必须记住的是，这种立场是在1840年写下的（正如我们在H.1节中所提到的，在蒲鲁东时代所称的共产主义就是威权主义的）。可以说，蒲鲁东对共产主义的反对，与产权主义右派的反对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后者反映了典型资本主义捍卫者缺乏个人同情心（也就是缺乏伦理）的悲哀。然而，将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视为剥削，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就没有剥削的观点，完全忽视了共产无政府主义的核心问题。这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

首先，“无政府共产主义……意味着自愿的共产主义，是从自由选择中产生的共产主义。”[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148页] 这意味着它不是被强加于任何人的，而是由那些相信它的人创建并实践的。

因此，如何分配劳动成果将由社区和工团自行决定，个体可以加入或创建符合自己是非判断的社区或工团。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平等薪酬，另一些人可能选择以劳动时间为支付标准，还有一些人可能选择共产主义形式的协会。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个人和他们加入的合作社将决定如何处理自己的产出，决定是否交换或自由分配。因此，因为它是基于自由协议的，共产无政府主义无法是剥削性的。毕竟，共产主义的公社或合作社的成员是可以自由离开的。不言而喻，合作社通常会将他们的产品分发给自己邦联内的其他成员，并以不同的方式与非共产主义的合作社进行交换。我们说“通常”，是因为在比如地震等灾难时紧急情况下——需要、并且会促使产生互助，就像今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生的那样。

而资本主义之所以是剥削性的，是因为工人必须同意将他们劳动的成果交给他人（老板、地主），以便首先获得工作（见B.4节）。尽管他们可以选择被谁剥削（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有限的选项中挑选最好的），但他们无法避免将自己的自由出卖给财产所有者（虽然少数人确实成为了自雇者，有些人也设法加入了剥削阶级，但这种情况不足以成为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实际选择）。相比之下，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中，工人们自己同意将他们的部分产品分配给他人（即整个社会、他们的邻居、朋友等）。这一切是基于自愿协议的——而资本主义，以权力、权威和市场力量坚实（且无形）的大手为特征（必要时，还会有国家有形的拳头作为补充）。在无政府主义下，资源是共有的，人们总是有单独工作的选项（见I.3.7节）。

其次，不像资本主义中那样，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阶级在剥夺生产的财富。在这样的社会中，所谓的“非劳动者”，曾经是或者将来会成为工人。正如西班牙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德·桑蒂兰（De Santillan）所指出的：“自然地，儿童、老年人和病人并不会被视为寄生虫。孩子们长大后将成为生产力，老年人已经为社会财富做出了贡献，而病人只是暂时未能参与生产。”[After the Revolution, p. 20] 换句话说，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会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使用资本主义的“账本”心态来衡量是错误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无论是工厂或田间的劳动，还是精神上的服务，都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对于生产而言，不可能精确地衡量其价值（即所谓的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如果两个人每天为社区工作五小时，年复一年，从事的是他们各自同样喜欢的不同工作，那么我们可以说，总体来说他们的劳动是等价的。但是我们无法将他们的工作分开，去说某一特定天、特定小时或特定分钟的工作成果，值不值另一人的某一天、某一小时的工作成果。”[Conquest of Bread, p. 168]

因此，评估一个个体工人或一组工人实际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困难的。这一点可以从工人罢工时看到，尤其是在所谓的“关键”领域，如交通业。此时，媒体充斥着罢工对“经济”造成损失的报道，而这些损失总是远远超过了罢工期间工人失去的工资。然而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学，工人的工资等于他们对生产的贡献——不多不少刚刚好。换句话说，罢工工人应该仅仅对经济造成与他们工资等值的损害，但显然，情况并非如此。这是由于任何先进经济体的相互联系性质，个人的贡献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言而喻，这并不意味着自由的人们会容忍那些身体健全的人仅仅索取而不为社会的大量产品和服务做出贡献。正如我们将在I.4.14节中讨论的那样，这些人将被要求离开社区，处于与那些不愿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相同的境地。

最终，专注于精确计算和评估每一分钱的贡献，正是导致大多数人最终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狭隘账本化心态。如果在反对剥削的名义下，却继续采用资本主义下“如何计算剩余价值”类似的心态进入自由社会，那无疑是非常讽刺的。不必担心你是否能负担得起看医生或牙医的费用、是否需要为使用道路和桥梁付费、知道你可以能否去公共图书馆借书等等——这会让生活变得更轻松。对于那些希望花时间计算这些活动、并试图为这些活动向社区支付费用的人，仅仅因为他们讨厌被“生产力较低”的人、病人、年轻人或老年人“剥削”的想法；那我们会确信，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也会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安排（尽管我们确信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会得到社区医院、消防服务等的免费接入）。

因此，将共产主义视为像资本主义那样剥削的观点，完全错失了要点所在。虽然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指责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其自身的标准，没有支付工人全部的劳动产品；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追求让这种全额支付成为现实。对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来说，生活道阻且长、白驹过隙，以至于无法去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精确计算每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

“我说，工人有权获得自己工作的全部成果：但我承认，这个权利只是抽象正义的一个公式；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不应有剥削，每个人都必须工作，并根据他们之间达成的习惯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

“工人不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而存在的孤立存在，而是社会存在……此外，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要确定每个工人贡献的确切劳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像要确定每个工人或每个工人群体的生产力差异、衡量土地的肥沃程度，使用的工具质量、地理环境或社会环境带来的优劣——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解决方案不应着眼于每个人严格的权利，而应在兄弟情谊和团结的基础上寻找。” [At the Café, pp. 56-7]

总的来说，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人们共享世界（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真正含义）等同于被他人剥削”的看法。与其浪费时间去记录每个人具体为社会做出了哪些贡献这种细枝末节的小事；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更乐于看到人们大致以相等的时间和精力去为社会做出贡献，并根据需要获取回报。将这种自由合作的情况视为剥削简直是荒谬的（就像认为家庭是其工作成员被非工作配偶和孩子剥削一样）。那些认为的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离开这样的社会组织，自行承担一切（这一任务很快就会让人意识到共产主义的简便和实用，正如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建议的那样）。

I.1.5 资本主义高效地分配了资源吗？

我们已经在I.1.1节中讨论了工作场所等级制度和股市的负面影响；也在I.1.2节中讨论了价格的信息问题，以及将利润作为决策有效分配资源的唯一标准的局限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理由质疑“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论点，即（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一观点最早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于1920年提出。[“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集体经济规划》，F.A.冯·哈耶克（编），第87-130页] 在这里，我们讨论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充分的理由质疑“资本主义能够有效分配资源”的假设，以及这一点如何影响“社会主义”不可能的论断。这是基于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任何（隐性）假设所有价格处于均衡状态的缺陷，不确定性的问题，假设市场力量能最好地服务于人类福祉，以及资本主义下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只有当价格处于均衡状态时，它们才能为理性决策提供足够的知识，因为这能使供需达到平衡。遗憾的是，对于“奥地利”学派及其反社会主义的论点，它拒绝了价格能够处于均衡状态的观点。虽然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注重强调其（尚不完善的）资本主义非均衡分析，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当米塞斯撰写他1920年的社会主义论文时，他的经济学派被视为新古典主义的一个分支，这可以从他对中央计划的批评中看出。事实上，可以公平地说，新“奥地利”学派强调价格作为信息和（对）非均衡（的口头承诺），源于“经济计算辩论”^¹¹⁷——特别是他们更正统的新古典主义同行认为，兰格的“解决方案”回应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观点。

因此，米塞斯的论点存在着根本上的不一致性，也就是：虽然奥地利经济学拒绝了均衡和新古典经济学完美竞争的概念；但他仍然坚持认为，市场价格是正确的，可以用来做出理性决策。然而在任何真实的市场中，这些正确的价格必须是不断变化的，因此“精确”的经济决策是有可能在大规模上出错（即在经济萎靡时期）。换句话说，米塞斯实际上假设了不确定性，却并未提及这种不确定性在资本主义中会大幅增加。

这一点可以从现代“奥地利”经济学中看出，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经济计算辩论”之后，它越来越远离了新古典均衡理论。然而，这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反而削弱了“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的论证。对于现代“奥地利”经济学家来说，经济不被认为处于均衡状态，而企业家则被视为将其引向均衡的手段。因此“这种方法假定，常态下稳定的创业参与者趋向于发现并把握盈利机会”，而这种“趋势使市场向均衡方向推移”。虽然大家口头上承认“创业者可能会犯错”这一明显的事实，但“创业者错误的倾向却并不存在。市场生成的倾向使人们的相互认知更为清晰，而这一倾向不会被相等但相反的倾向所抵消”。因此，“创业市场的进程，可能确实反映出一种系统性均衡的趋势，但这绝不意味着它构成一个确保单向的、完美收敛的轨迹”。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创业者的投机行为，他们在不均衡的条件下看到纯利润的机会”。[Israel M. Kirzner,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 An Austrian Approach", pp. 60-85,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5, No. 1, p. 71, p. 73, p. 82, p. 72 and p. 68]

在评估这个论点时，需要记住的是，“假定”意味着“在没有证明的情况下假定为真”或“它是显而易见的”。最简单地说，这个论点忽略了创业活动是如何推动经济远离均衡的（与激进经济学家不同，只有少数“奥地利”经济学家，比如那些追随路德维希·拉赫曼的学者，认识到市场力量既有均衡效应也有不均衡效应，这一点在基尔兹纳的论述中也有简要提到：“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他们认为恰恰是那些创业者的大胆行为，挫败了其他创业者的发现努力。”[Op. Cit., p. 79]）。换句话说，市场活动可能导致经济危机和低效的资源配置决策。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会通过他们的行动使他人的计划受挫；最明显的是竞争对手的计划，但也包括那些依赖他们以前生产的商品来生产新商品的人，以及那些因为新产品的出现而收入减少的人。要认为每一个公司的行动都将朝着均衡或更好的计划协调迈进，特别是如果将那些不成功的企业家也考虑在内的话——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换句话说，市场既可能导致经济失调，也可能导致经济协调，而你无法事先“假设”哪种情况会在任何特定时间内占主导地位。

有一个明显的创业活动例子，它就导致了不均衡的加剧；（讽刺的是）这个例子直接来源于“奥地利”经济学本身。这就是银行家扩展信贷从而偏离“自然”（均衡）利率的行为。正如一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个“奥地利”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不仅证明了对剑桥资本批评的脆弱……而且还似乎依赖于与‘奥地利’经济学理论的更广泛原则不一致的均衡概念（例如‘自然利率’）。”[J.E. King, A history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since 1936, p. 230] 如我们在C.8节中所讨论的，这种活动是企业家试图通过满足市场需求来赚钱的典型行为。这种活动的最终结果是推动经济远离均衡。这个结论可以推广到所有市场，某些企业的追逐利润的活动会使其他企业的计划受挫。最终，认为所有企业活动都是稳定的、有益的套利行为，从而能够消除不均衡的说法——并不令人信服，因为不均衡价格所传递的误导性信息可能会对单一商品（如信贷）造成非常大的宏观经济扭曲。当然，关于利率的论点也可以适用于其他不均衡价格，用以回应其他商品的不可持续价格同样可能产生错误投资（这种错误只有在价格调整到“自然”水平时才会显现出来）。毕竟，任何单一价格的扭曲都会导致所有其他价格扭曲，因为它会波及到整个经济中的交换比率。

新古典经济学家强调均衡的原因之一是，价格只有在均衡状态下才能为理性计算提供基础，因为非均衡价格可能传递出极其误导的信息。当人们在非均衡价格下进行交易时，会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这也是新古典经济学抽象化处理这一问题的原因）。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如果人们“在未能出清市场的价格下进行买卖”，那么一旦“发生这样的交易，就无法保证即使存在均衡、经济也会朝向均衡收敛。事实上，它很可能会围绕均衡进行周期性波动。”这“不仅仅是一个假设，它准确描述了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情况。”[Paul Ormerod, The Death of Economics, pp. 87-8] 一旦我们摒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意识形态驱动的“假定”，就可以看到这些“纯利润”的机会（当然，买方相应纯亏损的机会）是如何影响经济的，以及市场系统是如何增加不确定性的。正如异见经济学家史蒂夫·基恩所言：

“然而，一个市场的价格变化会影响到所有其他市场的消费者需求。这意味着一个市场向均衡的移动，可能会导致一些或全部的其他市场偏离均衡。显然，这种情况可能永远无法稳定在均衡状态。”

“尤其是在交易实际上发生在非均衡状态下——因为在实践中它们必须如此……非均衡交易将意味着，在交易中处于获胜一方的人——如果价格高于均衡价格，获胜的一方则是卖方——相较于假定的均衡标准，将以失利方为代价获得实际收入。这种收入分配的转变将影响到所有其他市场，使得多个市场的波动更加混乱。”[Debunking Economics, p. 169]

“奥地利学派”往往倾向于淡化“价格不仅可能、而且确实会传递出极其误导性的信息”这一事实。然而，在接近他们理想的经济体中（例如，十九世纪的美国），经济衰退发生的频率要远高于二十世纪（通常由金融危机引发，这些危机源于投机泡沫的破裂），因此经济本质上更加不稳定，导致市场“精准地”投资到“错误的”领域。当然，虽然可以辩称当时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例如，存在保护主义、由于州政府的监管而没有真正的自由银行业等等），但这种辩解无异于极端的循环论证（尤其是考虑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投机危机恰恰发生在那些监管最少的领域）。

因此，认为价格能够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观点，是有待商榷的。如果价格处于不均衡状态，正如“奥地利学派”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市场并不会自动确保价格向平衡状态调整。没有均衡，我们就无法说价格能够为公司提供足够的信息以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它们可能是基于误导性价格信息，反映的是市场中暂时性的高点或低点，或者是投机泡沫的结果。基于不平衡价格所隐含的误-导性信息做出的投资决策，与基于利率未达到其“自然”（平衡）值所做的决策一样，可能导致错误投资和随后的宏观经济扭曲。因此，除非假设市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处于平衡状态，否则价格既可能反映了信息，也可能反映了错误的信息。这些不均衡显而易见的含义，有助于削弱米塞斯反对社会主义的论点。

即便我们假设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价格处于或至少接近均衡状态，尴尬的事实是，这些价格既不能告诉你未来的价格，也不能告诉你生产完成后将会出售什么产品。相反，它们告诉你的是在投资开始之前，被认为有利可图的价格。在用于计算各种投资成本的价格与最终售出时市场上的价格之间，总是存在差异，这表明市场提供的是系统性误导的信号。此外，竞争对手公司也会对相同的价格信号作出反应，进行长期投资，从而在投资完成后创造出过度积累和过度生产之普遍危机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在C.7.2节中所讨论的那样，这是商业周期的关键因素。因此，当某一市场价格上涨引发了整体反应时，就会导致市场充斥着过剩商品；从而将市场价格压低时，过度生产的可能性便会反复出现。因此，市场充满不确定性，未来不可知。因此，读到米塞斯断言“在社会主义的共同体中，每一次经济变化都是一项其成败既无法事先评估、也无法事后回溯的事业。只能是在黑暗中摸瞎”，就似乎颇具讽刺意味。[Op. Cit., p. 110]

在“事先评估”的问题上，米塞斯本质上是在假设资本家能够预见未来。然而现实世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虚拟世界，未来是不可知的。因此，能否成功只能是一个猜测。这意味着在现实的资本主义下，任何投资决策同样是“在黑暗中摸瞎”，因为无法事先知道推动投资决策的预期是否会成为现实。正如米塞斯本人在攻击社会主义时所指出的，“静态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经济数据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毫无疑问，投资的成功无法在事先以任何真实的程度进行评估。讽刺的是，米塞斯却指出“虽然经济活动的静态性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并不对应任何真实的状态；然而，它对于我们的思维和经济学知识的完善是必要的。”[Op. Cit., p. 109] 或者换句话说，反而是我们在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这一点可以从他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例子中看到：

“想象一下建造一条新铁路。是否应该建造它呢？如果是，应该选择哪条可行的路线呢？在一个竞争和货币经济体中，这个问题将通过货币计算来回答。新线路将使某些货物的运输成本降低；而这，可能可以通过计算出这种成本的降低、是否超过了建造和维护新线路的费用来完成。这一切只能通过货币来计算。” [Op. Cit., p. 108]

“可能可以”？这就不可能事先知道。顶多，投资者可以估算公司是否愿意转向新建的铁路，并且这些预期的成本是否会因固定成本和流动成本带来利润。虽然建设成本可以估算，而且尽管未来价格的意外上涨可能让这些估算变得毫无意义，但未来的收入却是无法估算的。同样，建设新铁路的影响将改变收入的分配，这反过来又影响市场上的价格以及人们的消费决策，而这些又影响新铁路投资的盈利能力。然而为了攻击社会主义，这一切都被忽略了。

换句话说，米塞斯假设未来可以准确预测，从而攻击社会主义。因此他断言，社会主义社会“将发布一项法令来决定是否建设该项目。然而，这一决策最多依赖于模糊的估计；它永远不会基于对价值的精确计算。”[Op. Cit., p. 109] 然而，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任何投资决策，“最多”也只能“依赖于”对未来市场条件和预期投资回报的“模糊估计”。这是因为会计工作是回顾性的，而投资则依赖于不可知的未来。

换句话说，“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经济未来是不确定的（非遍历的），且无法从现有的市场信息中可靠地预测。因此，生产设施的投资支出和人们的储蓄意愿，通常基于对不可知、不确定未来的不同预期。”这意味着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未来的利润“既无法可靠地从现有的市场信息中预测，也无法通过今天收入者的储蓄倾向内生地决定……因此，除非假设企业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直到永远，否则当前对预期收益的估计，必须依赖于企业家动物性的乐观或悲观程度。”[Paul Davidson, John Maynard Keynes, pp. 62-3] 所以——是的，在资本主义下，你是可以确定一座建筑的货币成本（价格），但建造决策是基于对未来的估算和猜测，用米塞斯的话说是“模糊的估计”。市场的变化意味着即使一座建筑的建造成本完全符合预期，也可能无法产生利润，最终空置。即使在“精确计算”投入的情况下，这些也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破坏预计的最终成本以及其利润率。

为了更好地解释不确定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转向凯恩斯，他将不确定性置于对资本主义分析的核心。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实际结果在长时间内，很少与最初的预期相符”，因为“我们现有的知识不足以为计算数学预期提供足够的基础。事实上，所有种类的考虑因素都会进入市场估值中，然而这些因素与预期收益并没有任何关联。”他强调，“影响未来之人的决策，无论是个人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不能依赖于严格的数学预期，因为做出这种计算的基础就是不存在的。”他还指出，工资灵活性的“主要结果”将是“导致价格的大幅不稳定；它可能如此剧烈，以至于使商业计算变得徒劳无功。”[The General Theory, p. 152, pp. 162-3 and p. 269]

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其他价格。正如蒲鲁东在米塞斯宣称“社会主义不可能”的之前几十年就已经指出的那样，利润最终是一个未知的价值。在资本主义下，工资是工人能获得的“最少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无从知晓。”资本家“投放到市场的商品价格”将是“他能够获得的最高价格；也还就是说，我们依然不知道。”经济学“承认”，“商品和劳动力的价格……可以被估算”，而且“这种估算本质上是一个武断的操作，永远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因此，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两个未知数之间的关系”之上的，而这种关系“是无法被确定的。”[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 p. 64]

因此在资本主义下，所有决策都是“在黑暗中摸瞎”。这可以且确实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

“也就是说，这误导了投资。但除此之外，繁荣的本质特征是那些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际会带来例如2%收益的投资，预期的收益却是6%，并因此被如此估值。当幻想破灭时，这种预期被与之相反的‘悲观错误’所取代，结果是那些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实际会带来2%收益的投资，反而预期将带来低于零的收益；而随之而来的新投资崩溃则导致了失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本应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带来2%收益的投资，实际上却带来低于零的收益。我们最终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虽然住房短缺，但仍然没有人能负担得起住在现有的房子中。”[凯恩斯，Op. Cit.，第321-322页]

因此，不确定性和对利润的预期，会导致大规模的资源配置低效和浪费。当然，米塞斯表面上也承认了市场的不确定性。他指出，存在“其他经济数据的不断变化”以及交换关系“不断波动”，但这些“波动仅在极小程度上扰乱价值计算”！他承认，“在这种计算中，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放心，“剩余的不确定性会进入对未来条件不确定性的计算，而这是经济生活动态性质所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Op. Cit., p. 98, p. 110 and p. 111] 所以有些讽刺的是，米塞斯在攻击社会主义时假设价格会如此地流动，以至于任何中央计划机构都无法计算出正确的价格，从而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然而当涉及到资本主义时，他却认为价格并不那么流动了，以至于它们不会使投资决策变得困难！

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减少了这些不确定性，还是加剧了这些不确定性？我们可以提出，资本主义增加了两层额外的不确定性。首先，它就像任何经济体一样，有一个（固有的）不确定性，那就是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否能够满足他人的实际需求（即，它是否具有使用价值）。通过使得商品的价格必须超过成本，市场还增加了第二层不确定性。最后，资本主义还增加了另一层不确定性，那就是资本家阶级必须获得足够的利润。因此，不管人们有多么需要某一特定商品，如果资本家无法从中获利，那么该商品就不会被生产出来。

当然，不确定性也会困扰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的错误也会发生，某些商品有时也会过度生产，而有时又会生产不足。然而，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关的额外不确定性：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损失会导致企业的倒闭和失业的增加，所以这些错误不会导致共产主义社会中普遍的经济衰退。换句话说，没有米塞斯所说的精确经济计算，社会将不再受到与利润系统相关的不确定性困扰。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内的一些发展实际上也指出了共产主义在减少不确定性方面的优势。这就是大规模企业的兴起。事实上，许多资本主义公司扩张的原因，恰恰是为了减少与市场价格相关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公司计划的（负面）影响。因此，公司通过收购进行横向整合，以便在投资和供应决策上获得更多控制权；同时通过纵向整合，来稳定成本并确保必要投入的需求。

正如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所指出的，当投资规模较大时，“没有一种市场不确定性比获取资本的条件和条款更为严重。”因此，企业会使用内部资金，因为“企业有了一个安全的资本来源”并且“不再面临市场的风险”。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投入，因为“如果一个企业不知道它的价格、销售、成本（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成本）以及在这些成本下能获得什么，它就无法令人满意地预见和安排未来的行动或为意外情况做准备。如果市场是失控的，它就无法知道这些事情……企业所称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尽量减少不受控制的市场影响。”这部分也解释了为什么公司会扩张（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主导市场并获取寡头垄断利润）。随着“企业通过纵向整合超越了市场”，企业“接管了供应源或销售渠道”。但这“并未消除市场的不确定性”，而是将“关于投入价格的巨大且难以管理的不确定性”替换为“较小、更分散且更可管理的不确定性”，例如劳动力成本。大公司只有通过“减少或消除其销售对象或购买对象的独立行动”来控制市场。这意味着可以控制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对这种行为的不确定性”。最后，广告也被用于影响销售量。公司还通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签订合同，明确规定价格和提供或购买的数量”，来“消除市场不确定性”。因此，“消除市场不确定性的策略之一，是就消除市场本身。”[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p. 47, pp. 30-6 and p. 47]

当然，这种在资本主义内部减少不确定性的尝试是不完整的，并且容易出现崩溃。这些规划系统可能与其他系统发生冲突（例如，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日本公司的崛起以及美国工业力量的衰退）。它们是集中的、等级制建构的，且基于自上而下的中央计划（因此会存在我们在第I.1.2节中指出的信息问题）。市场力量可能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让即使是最精心组织的计划也变得毫无意义。然而，尽管这些在资本主义中超越市场的尝试是不完全的，但它们表明了依赖市场和市场价格进行资源配置的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它们增加了一层额外的不确定性，确保投资者和企业在决策时与米塞斯所说的中央计划者一样，出于黑暗之中。因此像米塞斯所说的那样，宣称社会主义中的生产“永远不能基于对价值的精确计算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偷换概念。[Op. Cit., p. 109] 这是因为，知晓一个投资的“精确”价格是没有意义的，关键问题是它是否能盈利——而这在投资时是未知的，即使它亏损了，它仍然是资源的浪费！因此，知道当前的价格并不能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当然，我们还假设了盈利性等同于对社会的有用性）。

总之，米塞斯完全忽视了不确定性的问题（我们不会、也无法知道未来）以及个体决策的集体影响。生产和投资决策是基于对未来利润的预期做出的，但这些（预期的）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决策正在做出或将要做出的内容。这是因为这些决策会影响未来某一商品的总供应量，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投入价格以及有效需求的分布。在米塞斯假设的基于市场（因此是碎片化和原子化）的决策中，任何生产和投资决策都是基于对他人行动及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无知而做出的。当然，不确定性会影响每一种社会制度（例如天气、新能源的来源、原材料和技术的发现、顾客需求的变化等等）。然而基于市场的体系，通过决策者之间缺乏沟通以及将利润视为经济理性的终极要义，增加了额外的不确定性。

因此，关于米塞斯声称只有资本主义能够确保成功可以“事先评估”的观点，现实情况是，这个体系和其他任何体系一样都是“在黑暗中摸瞎”。那么，关于只有市场才能确保项目的成功可以“事后回溯”的主张呢？在这一点上，米塞斯做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即认为“盈利的东西就是正确的”这种可疑的论点。于是，经济与盈利划上了等号。所以，即便我们假设价格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以供理性决策，经济从一个均衡状态跳跃到另一个均衡状态，并且资本家可以预测未来——但尴尬的事实是：最大化利润并不等于最大化人类的福祉。

幸福感和效率并不等同于盈利，因为后者并未考虑到需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满足需求并不是可以“事后回溯”的，只有利润和损失才是。一个投资可能失败，并不是因为它不被需要，而是因为由于收入不平等导致市场没有有效的需求。因此必须记住，收入分配决定了某个资源是否是“有效的”使用。正如托马斯·巴洛格所指出的，实际收入“是通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统治的某一价格体系来衡量的，而这些价格将反映收入的分配情况。（若是没有德克萨斯州的石油百万富翁，就几乎不可能以小农场主或佃农十倍年收入的价格卖掉一辆浅蓝色的劳斯莱斯）”。[《传统经济学的无关性》，第98-99页] 商品的市场需求决定了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它并不是基于消费者的偏好，而是基于消费者之间购买力的分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点，米塞斯在攻击社会主义时也提到了，认为中央计划者无法利用当前价格，因为“社会主义的过渡必然伴随着收入差异的平衡，以及消费结构和生产的相应调整，进而所有经济数据都会发生变化。”[《Op. Cit.》，第109页] 但他并没有提到这对“效率”或盈利的影响！毕竟，什么是盈利的（“有效率的”）依赖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又依赖于特定的收入分配。通过从富人向穷人收入的再分配，相同的生产过程可能变得高效、也可能变得低效。类似地，市场价格的变化，可能使得曾经有利可图的投资变得无利可图，但这并不会影响它们满足的需求。不言而喻，这一点可能对人类幸福感产生严重影响。

如C.1.5节所讨论的那样，这在饥荒期间尤为明显。正如艾伦·恩格尔所指出的，“当人们被剥夺生计来源时，市场力量无形的手并不会介入他们的利益。供需平衡与人类需求之间没有必要的联系。例如，假设一个国家有一百万人，其中九十万人没有生计来源。生产出来了一百万蒲式耳^¹¹⁸的小麦。所有农作物以每蒲式耳1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10万人。供需虽然平衡，然而90万人却将面临饥饿。”[《贪婪的使徒》，第50-51页]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情况只是理论上的问题，许多饥荒的例子（从18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到1980年代非洲国家的饥荒）正是这种情况在实践中的经典例证：富裕的地主将粮食出口到其他国家，而本国的数百万人却饿死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

因此，市场体系的分配后果彻底破坏了任何关于什么是“有效”资源利用的定义。由于市场仅通过“退出”来提供信息——一些产品找到市场，而另一些则没有——“发声”是缺失的。以“退出”而非“发声”的方式运作，导致在市场上没有权力的人被抛在了后面。例如，富人不会购买含有添加剂的有害食品，而穷人却消费这些食品。这意味着在两种环境之间形成了分裂：一种是富人所占据的环境，另一种是穷人所处的环境。从当前资本主义的“污染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可能对生态和社会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市场远不是基于“一元一票”的“民主”，而是一个寡头制社会。例如，“1987年赚取最低工资的79,000名美国人，与迈克尔·米尔肯^¹¹⁹（他所‘赚取’的金额相当于所有这些人的总和）享有同等的影响力（或‘票数’）。”[Michael Albert and Robin Hahne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rticipatory Economics, p. 21] 一位异见经济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市场与民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民主遵循‘一人一票’的原则，而市场遵循‘一元一票’的原则。显然，前者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重，不论其拥有多少财富，而后者则赋予富人更大的权重。”这意味着市场自动偏向富人，因此“将一切交给市场，意味着富人甚至可以实现他们最为琐碎的欲望，而穷人却可能连生存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世界每年在减肥药上的研究花费是疟疾研究的二十倍，而疟疾每年在发展中国家夺走超过一百万条生命、残害成百上千万人。”[Ha-Joon Chang, Bad Samaritans, p. 172 and p. 174]

换句话说，市场始终偏向有效的需求，即偏向有钱人的需求，因此永远无法（除非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虚构抽象中）将生活必需品分配给最需要它们的人。因此，通过财富再分配（例如通过激进工会或福利国家）可以使以前的“坏”投资变得有利可图，这仅仅是因为新的收入让曾经需要但买不起该商品或服务的人能够买得起它。因此，仅仅因为某件事在某种收入分配下造成了损失，并不意味着它在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是低效的（而在另一种更平等的财富分配下，甚至可能会盈利）。因此，从价格（即利润）角度来看，“有效”的资源配置往往名不副实，因为少数富人将市场决策倾斜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

值得记住的是，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来说，偏好是通过市场中的行为来体现的；他们对意见不感兴趣，因此任何未通过行动表现出的偏好对他们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此，任何试图优先考虑集体的事情，比如为所有人建造体面的住房、提供全民医疗保健、消除贫困等等——都被认为是“低效”的资源使用，因为那些接受这些服务的人通常无法负担它们，因此他们实际上并不渴望这些东西（因为毫无疑问，他们不会通过市场交换来表达这种需求！）。然而，这忽略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在市场中，人们只有在有足够的资金来表达他们的偏好时才能行动。因此，那些有需求却没有钱的人，在决定市场是否高效时根本没有被考虑。市场中根本没有空间去容纳那些可能被市场伤害的真实的个体。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指出的，“纯粹”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如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其他产权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可能会产生问题，因为这些权利的实际运作结果很可能会包括相当可怕的后果。特别是，它可能会实质性地侵犯个体实现他们非常重视之目标的自由，包括避免不必要的道德困境、获得足够的营养和健康、能够阅读、写字和算数等等。”事实上，“即便也可能发生巨大的饥荒，在之中却没有任何人[正当的]自由意志权力（包括财产权）受到了侵犯。像失业者或贫困者这样的贫困人口，可能正是因为他们的‘权利’……没有被给予他们足够的食物”。类似地，像“贫困”这样的状况，如“定期的营养不良”、“缺乏可治愈疾病的医疗照护”，也可以“与所有[正当的]自由意志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并存。”[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66]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问题在“奥地利学派”对社会主义的反对中被完全忽视了。最终，如果为富人的宠物提供食物能够获得利润，那么它就成为比为那些无法在市场上购买食物的饥荒受害者提供食物——更为经济和高效地利用了资源。因此不应忘记，“奥地利学派”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偏好才是真实的。所以，如果你无法在市场上进行行动（即无法购买某物），那么你对它的需求就不是真实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失业并因此失去了他们的家，那么根据这种逻辑，他们并不“需要”一个家，因为他们的“表现偏好”（即他们实际的行为选择）表明他们真心地想要住在桥下（当然，前提还是他们得到了桥主的同意）。

顺便一提，这一明显的事实表明，“奥地利学派”声称“市场干预总是减少社会效用”的论断是无法支持的。市场最大化效用的论点，基于假设自由交换开始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资源分配。如果某人没有足够的收入来购买食物或必需的医疗治疗，那么这一点在市场中是无法反映出来的。如果财富得以重新分配，且他们因此能够获得这些物品，那么（显然）他们的效用就增加了，而社会效用是否减少就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向富人征税以实现这一目标所产生的负效用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试图证明市场中的所有干预都会减少社会效用的观点是失败的。例如，正如一位异见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指出，虽然穆雷·罗斯巴德“声称他提出了一个纯粹演绎的”论证，认为国家干预总是减少社会效用，“但他的论点在逻辑上存在缺陷”。他仅仅假设社会效用会减少，却没有给出这种假设的理由，因为他承认人际效用的比较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要求只通过逻辑来检验其主张”的人来说，他关于国家干预的最终结论“并不成立”，并且展示了“一种粗心的自我矛盾”[David L. Prychitko, Markets, Planning and Democracy, p. 189, p. 111 and p. 110]。

总而言之，从反馈的角度来看，认为如果某物能够获利就表明它是高效生产的——这种想法混淆了效率、需求与盈利能力和有效需求。某些东西可以通过施加外部成本和降低质量来获利。同样，尽管某物有需求，但它也可能无法获利，仅仅因为人们负担不起它。

因此米塞斯断言“利润生产和需求生产之间，不存在对立”是错误的。[《社会主义》，p. 143] 事实上，任何声称自己是经济学家的人，能发表出这样的言论几乎令人瞠目结舌。正如蒲鲁东和马克思（如同之前的史密斯和李嘉图）所明确指出的，商品要能够交换，必须首先对他人具有使用价值（效用）。因此，利润生产，按定义来说，意味着为了“使用”而生产——否则交换根本不会发生。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对比利润生产与需求生产，首先，是因为他们强调需求被排在了利润之后。因此，没有利润，商品就不会生产，无论有多少人需要它。其次，它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危机时期，资本主义表现为商品过度生产导致利润减少，进而停止生产，而那些需要这些商品的人则无法得到它们。因此，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家可归的人住在空置的房子旁边，饥饿的人看到食物被出口或销毁——这一切都是为了最大化利润。最终，如果资本家没有赚取利润，那么这就是一次糟糕的投资——无论它能否满足人们的需求、能否改善他们的生活。换句话说，米塞斯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利润生产），并将其描绘为旨在直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生产。

同样，某物能够获利，并不意味着它高效地利用了资源。例如，如果这种利润是通过将污染外部化或通过市场权力获得的，那么就不能说整个社会受益于此——而是资本家在受益。类似地，非市场化的系统在结果方面，可能比基于市场的系统更高效。例如，让所有需要医疗的人都能够获得医疗服务，而非是那些仅能负担得起的人，在“奥地利学派”眼中是经济“低效”的。但只有意识形态家才会因此声称我们不应这样做，特别是我们可以指出一个尴尬的事实：美国和智利那些更为私有化的医疗系统，反而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国有化系统更低效。行政成本更高，这些社会为同等水平治疗支付的费用就会远远更多。当然，可以争辩说这些私有化的系统并不是真正的私有化，但尴尬的事实依然存在——市场化程度更高的系统，在人口覆盖、治疗成本、官僚系统和每花费一英镑的健康结果方面——都要更差。

此外，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中，成本还会外部化给社会阶层底层的人群。从用来掩饰这一现实的新闻语气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的后果是有害的。例如，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增加”。“灵活性”听起来很棒：僵化的结构令人厌烦，并且不太适合人类成长。但实际上，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的，“灵活性意味着不安全。意味着你晚上躺在床上，却不知道明天早上是否还有工作。这，就叫做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任何经济学家都可以解释说这对经济是有利的；我们此刻在这里将‘经济’理解为盈利。我们说的‘经济’并不是指人们的生活方式。这对经济有利，而临时工作增加了灵活性。低工资也增加了工作的不安全感。它们还保持了低的通胀率。这对那些有钱的人有好处，比如债券持有人。所以这一切——都为所谓的‘健康经济’做出了贡献，也就是高利润的经济。利润很高、企业利润飙升。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情况却非常严峻。未来的希望渺茫，严峻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建设性的社会行动；但如果没有社会行动，它们会表现为暴力。”[Keeping the Rabble in Line, p. 283-4] 因此，不能简单地假设对经济有利（利润）的就等于对人民有利（至少是对工人阶级有利）。

因此，“奥地利学派”将盈利置于一切之上，这一假设是“计算论证”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所在，但这一点只有在效率与利润混淆的情况下才有意义。虽然煤炭使用会导致全球变暖，但如果它能够带来更高的利润——市场就会投资煤炭。它会拒绝向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因为没有利润，所以这就是低效的），同时却可能助长比如房地产泡沫，因为它通过向那些实际上买不起房的人提供贷款，从而获得短期利润。它会支持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却不顾及其广泛的影响，因此，“效率”（即利润）可能与智慧和伦理相矛盾；最终，也与有效地分配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求相矛盾。

最后，我们的批判迄今为止还忽略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周期性危机的存在，这些危机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社会动荡——这些危机源于价格机制运作中的主观压力和客观压力（详见C.7节）。在经济上升阶段，当人们的预期乐观时，企业会进行投资，产生相互促进的扩张效应。然而，这种决策的净效应最终导致过度投资、过剩产能和过度生产——错误投资以及资源浪费。这导致利润低于预期，预期发生恶化、繁荣转为萧条，资本设备被废弃、工人失业，资源要么被浪费、要么被闲置。

在危机中，我们看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爆发。工人的生产力并不比危机开始时低，他们创造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没有减少。生产资料仍然与以前一样具有生产力。两者都与以前一样，有能力为每个人提供体面的生活水平。但即使人们无家可归，住房也依然空置。即使人们需要商品，生产也停止了。即使人们想要工作，工作场所也关闭了。然而，根据“精确的”“经济计算”逻辑，生产现在被认为是“低效”的，理应关闭。工人失业，并期望通过压低那些仍然有工作的幸运儿的工资来找到工作，这样，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就会认为重新剥削他们和以前一样有利可图（因为一旦困难时期来临，总会有人提出“复苏需要让底层做出牺牲”；不用说，“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通常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

这表明，如果资源的有效分配实际上是一个周期——消费者因短缺和高价格而无法获得必需品，随后企业因为过度生产和低价格而倒闭——那么它变得毫无意义。这个过程破坏了大批群众的生活，更不用说浪费了大量的生产设备和商品。总是有人需要过度生产的商品，因此市场增加了不确定性，因为物品（goods）的过度生产和商品（commodities）的过度生产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了更多物品，这虽然可能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但它不会像资本主义下那样导致危机！

因此在一个真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许多看似理性的投资决策最终失败的原因。这些投资并不是在生产人们不需要的商品，而是因为“精确的”“经济计算”表明，它们没有产生利润，因此被视作“低效地”使用资源。然而，假设由于经济衰退，工人再也买不起食物，那么让他们饿死真的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这种主张是极其有待商榷的。类似地，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在新政下）将大约60%的失业人口雇佣到公共工程和环保项目中。这些项目种植了十亿棵树、拯救了美洲鹤、现代化了美国的农村，建造了匹兹堡的学习大教堂、蒙大拿州议会大厦、纽约的林肯隧道和三桥大桥综合体、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和其他建筑），以及修建或翻修了2,500所医院、45,000所学校、13,000个公园和游乐场、7,800座桥梁、700,000英里的道路、1,000个机场，还雇佣了50,000名教师，重建了全国的农村学校系统。所有这些项目是否真的能被看作是在浪费资源，仅仅因为它们永远不会为资本家带来利润？

当然，我们的讨论受到了“事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下各种形式国家干预的影响。某些干预措施“社会化”了成本和风险，比如公共资金创建的基础设施和研发项目。鉴于许多研发项目通过国家资金（通过大学、军事采购等）进行，这些研究的利润却随后（当然）被私人化了，问题就随之而来：如果没有“社会化”的成本，最初的研究是否还会继续进行呢？比如，米塞斯的“精确”计算是否会带来互联网的研发？如果正如看起来的那样，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当前使用的万维网是否就是一种低效的资源使用？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干预措施旨在确保某些活动变得“高效”（即有利可图），例如规定并捍卫知识产权、公司有限责任以及执行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比如土地）。尽管我们在评估资本主义时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些活动，但它们是市场中的严重缺陷，因此会影响什么算作“有效的”资源使用。其他国家干预旨在减少不确定性并稳定市场，例如使用福利制度来保持总需求。

去除这些市场中的“缺陷”将大大影响米塞斯论证的说服力。道格·亨伍德指出：“我们现有的数据并不支持19世纪比20世纪更‘稳定’的观点……物价水平波动极大，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交替出现，过去三十年的GDP增长同样非常波动。经济萧条时期非常残酷，导致大规模的银行倒闭以及工农的艰难时光。”[After the New Economy, p. 242] 通过查看美国的商业周期数据，显而易见，19世纪的一些常规衰退期极为漫长：例如1873年的恐慌后，衰退持续了整整5年半。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了十天，国家364条铁路中有89条破产。1873年至1875年间共有18,000家企业倒闭。到1876年，失业率达到了14%，这一时期被称为长期萧条。建筑工作停滞、工资削减、房地产价值下跌、企业利润消失。

因此，鉴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以及它在有效需求面前忽视真实需求的特性，粗略的正确要比精确的错误好得多。换句话说，米塞斯所推崇的经济计算常常导致这样的情况：人们之所以遭受苦难，因为它准确地表明尽管生产力和产品需求没有变化，但工作场所因为无法在盈利就应该被关闭。在危机中说人们应该失业、无家可归并挨饿，只因为经济计算证明了他们不需要就业、住房和食物；这些实际上揭示了将“经济计算”奉为资源配置最终标准的无理性。

综上所述，不仅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可能的，而且资本主义本身还使得经济计算变得问题重重，资源配置也因此低效。鉴于市场动态所暗示的系统性的不确定性以及该系统固有的危机倾向，“经济计算”确保了资源的浪费。将利润标准作为“效率”的衡量标准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确保了忽视真实需求，并使得社会处于频繁的危机之中：在这些危机中，“经济计算”又确保了产业关闭，从而确保了人们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不再被生产。正如蒲鲁东所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着“一种介于高利贷和破产之间的、痛苦的摆动。”[《蒲鲁东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第63页]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配置的这些缺陷显而易见。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米塞斯为何未曾讨论这些问题：最终，就像新古典经济学一样，“奥地利学派”追求的是颂扬资本主义，而非理解资本主义。

I.2 这是一份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蓝图吗？

不是，而且远非如此。自由社会不可能有所谓的“蓝图”。正如洛克正确强调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所有人类问题的专利解决方案，也不是一个拥有完美社会秩序的乌托邦，正如它常常被称为的那样，因为无政府主义原则上拒绝所有绝对的计划和概念。它不相信任何绝对的真理，也不相信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相信社会安排和人类生活条件无限的完备性：这些条件始终在追求更高形式的表达，因此不能为它指定明确的终点，抑或设立固定的目标。”[《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5页]

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是指出我们所认为的自由社会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以便使其真正符合自由意志主义的标准。例如，一个在工作场所上基于等级制管理的社会（如资本主义）就不是自由意志的社会；并且很快就会看到私人或公共国家的形成，用来保护处于顶层职位的人的权力。然而，超出这些一般性考虑的具体细节——如何构建一个非层级的社会——必须加以开放地讨论和实验：

“意味着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兼容最为多样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前提是这些条件不能像资本主义垄断那样，意味着自由的否定。”[D. A. de Santillan, 《革命之后》，第95页]

因此，我们的评论不应被视为一份详细的计划，而应被看作是基于无政府主义者传统上提倡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以及在各种社会革命中试验过做法的——一系列建议。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对过于详细阐述未来社会的愿景保持谨慎，因为根据无政府主义原则，在新社会的具体形式上持有教条主义的态度是不合适的。自由的人们将根据他们地区的特定条件，以及他们的需求、愿望和希望，创造属于自己的替代制度；所以，提前设定普遍政策的做法就会显得我们很傲慢。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一旦通过群众的行动实现了对社会财富的征用，“那么在一段摸索的时期之后，必然会出现一种新的生产和交换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将比任何理论都更能贴近人们的愿望以及共同生活和相互关系的需求——因为不论这些理论多么得宏伟，它们都是由改革者的思考和想象力设计的。”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现在预测”在一些受无政府主义者影响地区的“新组织的基础，将是生产者团体的自由联合、公社的自由联合以及自治公社的自由联合。”[《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一卷，第232页]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思想将影响未来，就像现实的经验会影响并改变我们的思维一样。鉴于自由意志主义对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实际上就在暗示了某些类型的社会组织。因此，由于我们认识到雇佣劳动创造了威权的社会关系和剥削；这就表明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工作场所只能基于合作劳动（即自我管理）。同样，鉴于国家是一个将权力向上委托的集权机构；因此就不难想象，一个自由社会将拥有从下而上组织的联邦性质的共同体机构。

此外，鉴于我们自身所处的不自由社会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一旦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被解放、去除了目前的权威枷锁，现在的我们或许难以想象未来将会产生什么新的形式。因此，任何试图描绘未来详细蓝图的尝试注定会失败。最终，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新社会应当在所有相关者的直接参与下组织，从外围到中心、自由且自发地进行，依靠团结的情感推动，并在社会的自然需求压力下进行。”[E. Malatesta and A. Hamon, Op. Cit., vol. 2, p. 20]

尽管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愿意明确一些广泛的原则，指示他们期望的一般框架，使得新社会的制度得以在其中成长。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原则并不是象牙塔中知识分子的随意造物。相反，它们是基于实际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这些结构在工人阶级群众试图摆脱束缚的时期都自发地产生过：例如巴黎公社、俄国革命、西班牙革命、1956年匈牙利起义、1968年法国、2001年阿根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暴动——这里仅举几例。从这些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出，自我管理的工人委员会和社区大会组成的同盟在这些人民起义中反复出现，因为人们试图直接管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虽然它们的名称和具体组织结构有所不同，但这些都可以视为基本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形式，因为它们在所有革命时期都出现过。最终，这些组织会是对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威的唯一替代——除非我们自己去做出决定，否则，其他人就会替我们做出决定。

因此在阅读这些章节时，请记住，这只是在尝试勾画出未来可能的轮廓。它绝不是在试图精确定义一个自由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因为这样的自由社会将是全社会行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成果。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

“这是一个关于每个人之自由的问题，一个只要他[或她]尊重他人平等的自由、便有每个个体之自由的问题。”

“没有人能够确定地判断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谁离真理最近、或者哪条道路才能为每个人实现最大的正义。自由，伴随着经验，是发现真理和最优方案的唯一途径；如果否定犯错的自由，那就没有自由。”[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49]

当然，现实生活往往会推翻即使是最为现实的理论、思想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货币主义、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理论）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理论应用于现实生活的结果往往与预先的理论预测不符（尽管在这四种理论中，它们的负面效应早已被他人预见到了：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情况下，是被无政府主义者预见到的）。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拒绝意识形态、而是倾向于以理论为基础，并且也是为何我们对为未来绘制蓝图的做法保持谨慎。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蒲鲁东的正确，他曾说：“每个社会在落入意识形态学者手中时，就会开始衰退。”[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 p. 115]

正如巴枯宁所强调的，只有生活才能创造，因此生活必须指导理论——如果理论产生了不良结果，那么修正理论，比否认现实或为它在现实中对人们造成的恶果辩护——更为重要。因此，FAQ的本节内容并不是一张蓝图，而是一系列建议（我们强调，这些建议来自于工人阶级起义和组织的实际经验）。这些建议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并受到马拉泰斯塔以下评论的启发：

“我们并不夸口拥有绝对的真理，相反，我们相信社会真理不是一个定值、不适用于所有时代、也不能普遍适用或事先确定。而是：一旦自由得以保障，人类将不断发现并逐步行动，尽可能减少动荡和摩擦。因此，我们的解决方案始终为不同的、甚至是更好的解决方案，敞开大门。”[Op. Cit., p.21]

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引用巴枯宁的话，认为“革命不仅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进行；它还应当由人民自己来进行。”[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141] 社会问题只有在工人阶级自己解决的情况下才会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这一点也适用于社会革命——只有工人阶级借助他们自己的组织和力量、自己发动的革命，才能解放工人阶级。事实上，正是在争取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例如通过罢工、占领、示威和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人们才能转变他们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必要的、什么又是可取的看法。组织他们斗争和行动的必要性，促使了集会和其他民众权力机构的发展，以便他们管理自己的活动。这些机构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替代组织方式。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任何一次罢工都能让参与者接受共同管理事务的训练。”[quoted by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p. 233] 人们管理自己生活和社会的能力日益显现；而等级权威、国家、老板或统治阶级的存在，就变得显然不可取且不必要。因此，自由社会的框架将通过阶级斗争的过程而建立，正如工人阶级会创造出争取改善和变革资本主义所需的组织一样（见第I.2.3节）。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实际框架及其如何发展和自我塑造，取决于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们或试图建立这一社会的人的需求和愿望。这也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在社区和工作场所中需要群众大会，并要求自下而上的联合以管理共同事务。只有人民大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创造无政府状态。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建立在“在人民大会上作出的决定，并由志愿者或正式委派的团体和个人执行”的基础上。“革命的成功”依赖于“具有主动性和解决实际任务能力的众多个体：让大众习惯于不再把共同事业交给少数人来管理，并且在必须委派时，只为特定任务和有限时间内进行委派。”[Op. Cit., p. 129] 这种自我管理将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基础，而新的社会将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创造出来。因此巴枯宁说到：

“革命必须在任何地方由人民自己来创造。至高的控制权，必须始终属于由农业和工业协会自由联合起来的人民……这些协会通过革命性的委派手段，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72]

而且，我们必须记住，尽管我们可以大致猜测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如何开始，但我们无法不懂装懂地预测它在长期内将如何发展。社会革命只是社会转型过程的开始。不幸的是，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而不是从我们希望达到的终点开始！因此，我们的讨论必然会反映当前的社会，因为这是我们将要去转变的社会。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展望可能与我们现在所居住的世界相比没有质的突变，但它依旧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提供和讨论当下行动的建议，而不是一些仅在革命成功多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实现的空中楼阁。

例如我们强调，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在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相同工业结构中，实现现有工作场所或行业的自我管理。然而，革命无疑会见证许多现有工业被占领并置于自我管理之下；所以我们的讨论，将从假设与今天类似的现状开始。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社会将继续像现在这样，我们只是用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来展示它初步的阶段。它仅仅是将工业转变为更加生态安全、社会整合、并在个人和集体层面赋权之事物的——第一阶段。

有些人似乎真心认为，在社会革命之后，工人们将继续使用相同的技术、在相同的旧工作场所、以相同的旧方式工作，而并不改变任何事情（除了，也许会选举他们自己的经理）。他们只是将自己的想象力的匮乏投射到全人类身上。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们[工人们]发现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时，他们将以各种方式修改旧系统，以便更好地适应自己的需要……正如常识可能会给自由人以建议一样。”[Charlotte M. Wilson, Anarchist Essays, p. 23] 因此我们毫不怀疑，工人们将迅速改变他们的工作、工作场所和社会，创造一个适合人类的社会、拒绝资本主义的遗产，并创造一个我们所无法预测的社会。我们强调，工人占领工作场所仅仅是转变过程中的第一阶段；这一过程还将改变整个社会。正如1919年西雅图总罢工的前夕，罢工者的话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劳工不仅要关闭这些行业，还要在适当的行业管理下重新启动，恢复那些需要保持公共健康和公共和平的活动。如果罢工继续下去，劳工可能会觉得有必要通过重新开放越来越多的活动来避免公众的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正走在一条无人知晓通向何方的道路上！” [quoted by Jeremy Brecher, Strike!, p. 110]

在后革命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将不再像现在这样围绕固定的工作和工作场所展开。生产活动仍将继续进行，但不会像今天那样以异化的方式进行。同样，在他们的社区中，人们将运用他们的想象力、技能和希望，将社区转变为更好的居住地（正如CNT所说的，美化公社）。当然，第一阶段将是接管现有社区并将其置于社区的控制之下。因此必须记住，我们的讨论只能提供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在成功革命后几个月和几年内如何运作的一个大致指引，这一无政府主义社会仍然受资本主义遗产的影响。然而，要是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会致力于改变社会的各个方面以消除这种遗产，并创造一个适合独特个体生活的社会——就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强调，随着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发展，它将基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才华、希望、梦想、想象力，以我们现在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社会。

最后，可以说我们花了太多时间讨论“形式”（即组织的类型以及它们如何做出决策），而不是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内容”（决策实现的性质）。此外，这一区分的意义还扩展到阶级斗争中创建的组织，这些组织很可能成为自由社会的框架。然而，形式或许比内容更加重要。这是因为“形式”和“内容”是相互关联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参与性的组织“形式”，能够使得决策、社会或斗争的“内容”发生变化。自我管理对参与者具有教育作用，因为他们会意识到不同的思想、思考它们并在其中做出选择（当然，也会提出并呈现他们自己的想法）。因此，这些决策的性质可以并且将会发展变化。因此，形式对“内容”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也因此不会为讨论自由社会的形式而道歉。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说：

“假设自由的形式可以仅仅作为形式来对待，就像假设法律概念可以仅仅作为法学问题来对待一样荒谬。自由的形式和内容，就像法律与社会一样，是相互决定的。反过来，有些组织形式推动自由的目标，而有些则削弱这一目标……这些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或者改变使用它们的个人、或者抑制他们的进一步发展。”[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89]

而决策的内容则由参与者决定。因此，参与性、去中心化、自我管理的组织对于决策内容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是它们，培养了做出这些决策的个体。

I.2.1 为什么要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

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说明为什么人们应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大多数人不喜欢在黑暗中摸瞎，因此，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理想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可能有助于吸引那些对无政府主义感兴趣的人，激励他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为了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曾经有过许多不同规模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实验，了解这些实验中发生了什么、什么是有效的、哪些又是无效的——将是非常有帮助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

然而，讨论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最重要原因，是为了确保这个社会的创造是尽可能多人的共同行动。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在意大利革命的“红色双年”（见A.5.5节）中所指出的，“要么我们所有人都集中精力思考社会的重组，并且立刻行动；在旧有结构被扫除的同时，我们将拥有一个更加人性化和更加公正的社会，开放于未来的进步——要么，我们就将这些问题交给‘领导者’，那么我们将拥有一个新的政府。”[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69]

因此，讨论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越多的人对自由社会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我们就越容易创造出这样的社会，并确保重要事务不被他人代为决定。西班牙革命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1936年之前的多年里，C.N.T.和F.A.I.出版了许多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如何运作的书籍（例如迭戈·阿贝尔·德·圣蒂连（Diego Abel de Santillan）的《革命之后》和艾萨克·普恩特（Isaac Puente）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这是西班牙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在革命前近七十年的组织和教育的成果。当革命终于爆发时，数百万参与者已经共享了类似的愿景，并开始基于这一愿景建设社会，从而亲身了解他们的书籍在哪些地方是错误的，以及哪些生活领域他们没有充分地覆盖。

所以，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讨论并不是在制定蓝图，也不是试图将未来强行套入过去革命所创造的模式。这纯粹是为了启动人们对自由社会的讨论，并从以往的实验中汲取经验教训。然而正如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在“旧世界的壳中建设新世界”的重要性一样，我们对自由社会的设想可以为我们今天如何组织和斗争提供参考。反过来，我们今天如何组织和斗争，也将对未来产生影响。

正如马拉泰斯塔指出的，这种讨论是必要且至关重要的，因为“认为一旦摧毁政府、没收资本家的财产，‘一切都会自动解决’，而不需要那些已经有了明确计划并立即开始付诸实践的人介入——这是荒谬的”，因为“社会生活和个体的生活一样，是不能中断的。”他强调，“忽视所有重建问题或预先安排完整统一的计划，都是错误的过度行为，这将通过不同的路线导致我们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并使新或旧的专制政权获胜。真理则介于两者中间。”[Op. Cit., p. 121]

此外，讨论未来的重要性在于，它有助于指出我们的活动——是否在真正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毕竟，如果卡尔·马克思当时更愿意讨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那么斯大林主义者就很难声称他们那种地狱般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鉴于像蒲鲁东和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给出了他们的自由社会愿景的宏观轮廓，无政府主义就不可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被歪曲。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乔姆斯基对此问题的评价：

“左翼运动应该清楚地区分其长期的革命目标，与它可以希望实现的某些更为直接的效果……

“但是从长远来看，左翼运动如果不能发展出对当代社会的理解、对未来社会秩序的愿景，并且能够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它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也不值得去追求。它的目标和组织形式，必须通过[在最广泛的涵义上的]政治斗争和社会重建中的积极参与来形成。一个真正的激进文化只能通过广大群众的精神转变来创造。这是任何社会革命的核心特征，旨在拓展人类创造力和自由的可能性……任何严肃的激进运动的文化和知识水平，必须远高于过去……它不能满足于一连串各种形式的压迫和不公。它必须为如何通过革命或大规模改革克服这些罪恶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左翼必须达到并保持诚实和对自由价值的承诺。”[Radical Priorities, pp. 189-90]

我们希望，FAQ的这一部分能以它微小的方式，鼓励尽可能多的人讨论自由意志主义社会的样貌；并通过这种讨论，拉近实现它的距离。

I.2.2 有没有可能从资本主义社会
直接过渡到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

如果指的是一个完全无阶级的社会（有些人不准确地称之为“乌托邦”），那么答案是明确的：“不，那是不可能的”。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阶级差异不会大笔一挥地凭空消失——无论是理论家的笔，还是制定法律或法令的官僚的笔。只有通过行动，也就是直接行动（而不是通过政府），由无产阶级发起的、针对特权阶级的征用——这才能消除阶级差异。”[路易吉·法布里，《安那其与“科学”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的贫困》，阿尔伯特·梅尔泽（编），第30页]

正如我们在H.2.5节中讨论的，几乎没有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社会革命会立刻带来一个完全运作良好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社会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尽管这个过程当然会标志着一系列事件，如总罢工、起义、暴动等）。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我们必须经历一个整体的起义时期，三年、四年、甚至五年，才能完成我们在财产制度和社会组织上的革命。”[《一名反叛者的话》，第72页]

他的著名著作《面包与自由》旨在，借用他的话来说，“证明共产主义——至少部分上的共产主义——比集体主义更有可能建立，特别是在公社引领的情况下”，并试图“指出在革命时期，如果城市的居民接受了这一理念，一个大城市如何能按照自由共产主义的路线进行自我组织。”[《无政府主义》，第298页] 换句话说，革命在初期的起义后将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我们知道，一场起义可以在一天内推翻和改变一个政府，而一场革命则需要三到四年的革命性动荡才能取得切实的成果……如果我们期望革命从最初的暴动就具有共产主义性质，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革命的可能性：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必须有绝大多数人同意进行共产主义方向的变革。”[克鲁泡特金，引自马麦克斯·内特劳，《无政府主义简史》，第282-283页]

此外，不同的地区将根据当地主导的影响，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发展。克鲁泡特金认为，“在革命化的公社旁边，”其他地区“将保持期望的态度，继续以个人主义的制度生活……革命将在各地爆发，但每个地方的革命有不同的面貌；在某些国家是国有社会主义，在另一些国家则是联邦制；到处都或多或少是社会主义，但并不遵循任何特定的规则。”因此，“革命在不同的欧洲国家中将呈现不同的特点；财富社会化的进程在各地不会完全相同。”[《面包与自由》，第81-82页]

克鲁泡特金也意识到，革命将面临许多问题，包括经济活动的中断、内战和孤立。他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革命……将在一次巨大的工业危机中爆发……目前，欧洲有数百万失业工人。当革命爆发时，这种情况将更加严重……一旦欧洲和美国的街垒建立起来，失业人数还将翻倍……我们知道，在革命时期，交换和工业最容易受到普遍动荡的影响……那么，欧洲的革命意味着，至少一半的工厂和车间将不可避免地停工。”他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将“完全解体”，并且在革命期间，“国际贸易将停滞不前”，“商品和食品的流通将陷入瘫痪。”这当然会影响革命的发展，因此“形势会将决定采取哪些措施。”[Op. Cit., pp. 69-70, p. 191 and p. 79]

因此，我们看到无政府共产主义可能将在“革命时期”、根据遇到的“形势”、在许多（如果不是所有）地区“部分地”引入——而不是瞬间实现。因此，（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承认社会革命在开始后需要时间来发展。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革命之后，也就是现有权力的失败和起义力量压倒性的胜利之后，渐进主义真正开始起作用。我们将不得不研究所有实际的生活问题：生产、交换、通信手段、无政府主义团体与那些生活在某种权威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共产主义集体与那些过着个人主义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城乡关系……等等。”[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73] 换句话说，“每个社区将在过渡时期，自行决定他们所认为分配联合劳动成果最适合的方法。” [James Guillaume, "On Building the New Social Order", pp. 356-79,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62]

然而，如果“无政府主义社会”指的是一个已废除国家并开始自下而上转变社会的社会；那么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成功的革命之后，这样的社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将是政治上的（废除国家）、经济上的（废除资本主义）和社会上的（废除社会等级关系）。或者更积极地说：就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入自我管理。换句话说，“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必须“一起且同时完成。”[Bakunin, The Basic Bakunin, p. 106] 这种转型将基于工人阶级在与资本主义和国家斗争中所创造的组织（见下一节）。因此，一个自由社会的框架，将通过争取自由本身的斗争、通过反对但又在等级化社会之中的阶级斗争而建立。这样的革命将“自下而上”爆发，并将没收资本、摧毁国家（见H.2.4节）。正如巴枯宁所说，这样的社会绝不会是“完美”的：

“我并不是说农民[和工人]自下而上自由地组织起来，就将神奇地创造出一种理想的组织，完全地符合我们所有的梦想。但我相信，他们所建造的将是生动且充满活力的，比任何现存的组织都要好一千倍、公正一千倍。而且，这个……组织，一方面向革命宣传敞开大门……另一方面，又不会因为国家的干预而僵化……将通过自由实验不断发展和完善，尽可能达到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合理期待的程度。”

“随着国家的废除，人民生活自发地自我组织……将恢复为公社。每个公社的发展将以其文明的实际状况为出发点。”[《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207页]

这种新的社会组织将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共产无政府主义者的所有理想和希望，取决于客观环境和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影响。随着人们开始解放自己，他们将在推动结束特定等级化社会结构和关系的过程中，经历一种伦理和心理的转变。这并不意味着人们需要变得“完美”，也不意味着一个完美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相反，这意味着虽然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即没有国家或私有财产的社会）将通过革命而建立，但它最初将以其来源社会的特点为标志，并且需要一段自我活动的时期，期间个体将重塑并改变自己，同时也重塑和改变周围的世界。因此，马拉泰斯塔说：

“即使在一次成功的起义之后，我们能否在一夜之间实现所有愿望，摆脱政府和资本主义的地狱，进入一个人类完全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得到实现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天堂？

“威权主义者心中可能会生根发芽这样一些幻想：他们把群众，看作是掌权者可以通过法令、辅以子弹和手铐便可以按他们意愿塑造的原材料。但无政府主义者中并没有产生这种幻想。我们需要人民的共识，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宣传和榜样来说服……争取更多的人接受我们的思想。”[同上，第82-83页]

因此很明显，“一日革命”的理念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拒绝的，它被视为一种有害的谬论。我们清楚地知道，革命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达成一致的一点是，国家和资本主义必须尽快被削弱。确实，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无法阻止新国家的产生或旧国家的存续。这一切取决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民众中的支持程度，以及人们愿意采取这些思想的程度。然而毫无疑问，为了让社会反抗真正成为安那其式的，就必须摧毁国家和资本主义，且不能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压迫形式和剥削形式。而在这种摧毁之后，我们多快能够迈向完全的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取决于革命所面临的条件以及参与革命中人民的思想和愿望。

因此，一个废除了国家的社会向自由共产主义迈进的程度，取决于客观条件以及自由人民的需求。巴枯宁和其他集体主义者怀疑革命后立即引入共产主义体制的可能性。而对于克鲁泡特金和许多其他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而言，为了确保革命的成功，共产无政府主义可以并且必须尽可能快地、尽可能早地引入。我们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如个人主义者和互助主义者，并不支持革命的观点，而是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替代方案应该在资本主义中逐渐成长，并最终取而代之。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一致认为无法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无政府主义社会，因为假设如此，就意味着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易受影响的民众。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只能由那些希望并理解它的人、通过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自下而上地创造。克鲁泡特金认为：“共产主义组织必须是全体人民的工作，是一种自然的成长、是广大群众的建设性天才的产物。共产主义不能自上而下地强加；如果没有所有人持续和日常的合作，它甚至连几个月的时间都无法存活。它必须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第140页] 俄国革命的结果早该扫清任何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幻想。每次革命的教训都是：人民在解放自己和转变社会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总是比建立权威的错误要小；因为权威通过摧毁犯错的自由（进而摧毁自由本身）来消除这些“意识形态错误”。自由是社会主义能够建立的唯一真正基础（“通过自由的经验，是通向真理和最佳解决方案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犯错的自由，就没有自由。”[马拉泰斯塔，同上，第72页]）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同意马拉泰斯塔的观点：

“要大规模组织一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所有经济生活，如生产、交换和消费方式；而这一切只能逐步实现：随着客观条件的允许、大众理解能够获得的怎样的利益，并能够为而自己行动。”[同上，第36页]

这意味着虽然自由社会所需的条件将通过社会革命广泛地创造出来，但想象一切马上就会完美，那就是空想主义的。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飞跃是可能的——相反，他们认为，革命通过废除国家和资本主义，创造了向无政府主义社会演变的条件。亚历山大·伯克曼认为：“此外，你们不能把社会革命与无政府状态混为一谈。革命，在某些阶段，是暴力的动荡；而无政府状态是一种自由与和平的社会状态。革命是实现无政府状态的手段，但它本身不是无政府状态。它是为无政府状态铺路，建立使自由生活成为可能的条件。”然而，“为了实现其目标，革命必须充满无政府主义精神和思想并由其引导。目的决定手段……社会革命必须在方法和目标上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231页]

这意味着，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承认过渡社会的可能性，但他们极其拒绝将过渡国家的概念与前者混为一谈（并且，正如从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后者也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只能通过无政府主义的手段来实现。因此，法国工团主义者费尔南·佩卢蒂埃（Fernand Pelloutier）有如下评论：

“没有人相信或期望即将到来的革命……会实现纯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它无疑会在无政府主义教育工作完成之前爆发……[因此]，虽然我们宣扬完美的共产主义，但这并不是因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会成为未来的社会形式：而是为了促进人们的教育……以便，当燎原之日到来时，他们能够获得最大的解放。但我们必须忍受过渡国家成为集体主义者[也就是国有社会主义者／国家资本主义者]的牢笼吗？难道自由意志组织可以在没有废除所有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仅限于生产和消费需要吗？”[《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2卷，第55页]

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或群众运动将需要自我防卫，抵御国家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尝试，防止他们打败它。每场人民运动、起义或革命，都必须面对来自现状维持支持者的反扑。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或群众运动将面临（并且确实已经面临）这样的反革命运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摧毁必须等到反动势力被打败之后才可以进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社会革命和自由社会只能通过反国家的手段来捍卫（有关这一重要问题的更多讨论，请参见J.7.6节）。

因此，若是考虑到一场摧毁国家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它产生的经济体系的类型和性质将取决于当地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的意识水平。个人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将决定未来的发展。显然，任何“过渡期”都是从此时此刻开始的，因为这有助于决定未来。所以，尽管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拒绝认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改革消除”的观点，但我们同意个人主义和互助无政府主义者的看法，即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在当下就积极参与在当前社会中构建未来社会的思想、理想和新的解放性制度。等待全面革命那“辉煌的一天”之概念，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持有的观点——就像认为我们期待在成功革命后的第二天就出现一个完美的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一样。这两种立场都不反映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社会变革的理念。

I.2.3 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框架如何构建？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抽象地将自由社会与当前社会进行比较。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现有社会与可能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初步框架是在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下，由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抵抗等级制度时创造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

“要进行革命……并不是仅仅有[人民]起义就足够……在起义之后，必须[在构成社会的]制度中出现一些新的东西，这些新东西将允许制定并建立起新的生活形式。”[《伟大的法国革命》，第1卷，第200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些新的制度与工人阶级抵抗等级制度、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需求紧密相关，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工人阶级抵抗权威、压迫和剥削的尝试。因此，工人阶级在等级化社会中保护和增强他们自由的斗争，将成为一个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的基础。这一基本洞察，使得像巴枯宁和蒲鲁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能够预测阶级斗争中的未来发展，比如工人委员会（例如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工人委员会）。正如奥斯卡·安维勒（Oskar Anweiler）在他关于俄国苏维埃（工人委员会）的权威著作中指出的：

“蒲鲁东的观点常常直接与俄国的工人委员会联系在一起……巴枯宁……比蒲鲁东更进一步，将无政府主义原则直接与革命行动联系起来，从而得出一些关于革命过程的独特见解，这些见解有助于理解俄国后来的事件……

“在1863年，蒲鲁东宣布……‘我所有的经济思想，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可以用一句话总结：农业-工业联合会。我的所有政治思想可以归结为类似的公式：政治联合或去中心化。’……蒲鲁东关于以生产者公司[即合作社联合体]为基础的自治国家[原文如此!]的构想，肯定与‘生产者民主’的思想相关，这一思想出现在工厂苏维埃中。以此为基础，蒲鲁东可以被视为工人委员会的意识形态先驱……

“巴枯宁……提议成立革命委员会，由来自街垒、街道和城市各区的代表组成。给予他们具有约束力的授权，向群众负责并且可以被召回。这些革命代表应当形成‘街垒联合会’，组织革命公社，并立即与其他反抗中心联合……

“巴枯宁提议成立革命委员会来选举公社委员会，并提出一种社会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通过自下而上的自由联合，工人们在工业和农业中的联合——首先在社区内，然后通过社区联合成地区，再由地区联合成民族，最后联合成国际兄弟会。’这些提案与后来的俄国工人委员会体系的结构惊人地相似……

“巴枯宁关于革命自发发展和群众基本组织能力的思想，无疑在随后的苏维埃运动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回响……因为巴枯宁……始终非常贴近社会斗争的现实，他能够预见革命的具体方面。尽管俄国革命期间的工人委员会运动并非巴枯宁理论的直接结果，但它在形式和进程上常常与巴枯宁的革命理念和预测相吻合。”[《苏维埃》，第8-11页]

“早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保罗·阿弗里奇（Paul Avrich）还指出，“蒲鲁东和巴枯宁的追随者就在第一国际中提出了成立工人委员会的倡议，既作为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武器，又作为未来自由社会的结构基础。”[《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73页]

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状态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而是当下反对支配、压迫和剥削之斗争的一部分（用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来说，就是阶级斗争——尽管我们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涵盖的是所有反对支配的斗争）。“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认为，“不仅仅是对遥远未来的洞察。无论个人的行动领域如何，他[或她]都可以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行动，或者采取相反的路线。”它“诞生于人民之间——在真实生活的斗争中”，并且“源自人民的建设性、创造性活动。”[《无政府主义》，第75页，第150页和第149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不是……一种通过神圣启示来实现的未来理论。它是我们生活事务中的一种活跃力量，不断创造着新的条件。”它“代表反抗的精神”，因此“在工厂中对权威的直接行动、针对法律权威的直接行动，针对我们道德规范中侵入性、干涉性权威的直接行动——都是无政府主义的逻辑的、一致的方法。”[艾玛·戈尔德曼，《无政府主义与其他文章》，第63页和第66页]

无政府主义汲取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自主自发行动，并将其融入其政治理论和自由社会的愿景中。反对等级制度的斗争不仅教会我们如何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还让我们得以一瞥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模样，它的初步框架可能是什么，以及这种社会得以成功运作所需的自我管理经验。

因此，显然，无政府主义者早已清晰地看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模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知道这种社会将从何而来（正如我们在H.1.4节中证明的那样，列宁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来替代[国家]，完全没有明确的想法”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此，简要总结一下无政府主义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是很有用的。

例如，蒲鲁东看到了法国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自主活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尽管他认为这种活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但就像后来的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无政府状态的种子“从人民的内部、从劳动的深处，孕育出更大的权威，一种更强大的事实：它将包围资本和国家并征服它们”，因为“改变权力的持有者或在其运作中引入某种变化是毫无意义的：必须找到一种农业和工业结合体。通过这种方式，今天主宰社会的权力将成为它的奴仆。”[《经济矛盾体系》，第399页和第398页] 工人应当效仿那些已经创建合作社的人：

“此刻，工人的联合会不正是社会革命的摇篮吗……？它们难道不总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公开学校吗？在那里，工人学习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在那里，他完全通过自己的经验，既无老师也无书籍地学习……工业组织的规律……”[《革命的总思想》，第78页]

因此，尝试建立工人协会的“评判标准，不应是它们取得更多或更少的成果，而应仅根据它们默默地主张和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倾向。”它们“工作的意义不在于它们狭隘的工会利益，而在于它们否定了资本家、放贷人和政府的统治。”它们“应当接管各个重要的行业部门，这些都是它们的自然遗产。”[Op. Cit., 第98-99页]

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活动和自我组织将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的思想，在巴枯宁的理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与蒲鲁东不同，巴枯宁强调革命活动，因此他认为激进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本身为自由社会提供了基本框架。正如他所说，“工会部门的组织及其在劳动议会中的代表……自身蕴含着替代旧社会的新社会之活种。它们不仅在创造思想，也在创造未来本身的事实。”[《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255页]

阶级斗争的需求将创造新社会的框架，即工人委员会的联合体，因为“罢工已经表明了某种集体力量，工人之间已经有某种共识……每一次罢工都成为形成新团体的起点。”[The Basic Bakunin，第149-150页] 这一前革命的发展将在革命本身的推动下加速：

“革命必须从一开始就彻底摧毁国家……这种摧毁的自然和必要后果将是……[其中，包括]军队、法官、官僚机构、警察和神职人员的解散……所有生产资本和生产手段没收归工人协会所有，由它们来加以利用……所有工人协会的联合联盟……将构成公社……公社委员会[将]由……代表组成……赋予绝对的、但可追责和可撤换的委任权……所有省份、城市和协会……通过首先在革命的基础上重新组织……[这将]组成反叛协会、城市和省份的联合……并组织一支能够打败反动派的革命力量……[与]自卫……革命必须由人民创造，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必须始终属于组织成自由农业和工业协会的人民……通过革命的代表制自下而上地组织。”[《米哈伊尔·巴枯宁：精选文集》，第170-172页]

像巴枯宁一样，克鲁泡特金也强调“革命改变了参与其中的人们”。正如他在其经典著作《法国大革命》中的论述，“革命逐渐地通过革命本身实现了对人民的教育。”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是创建新的组织，使广泛的人民能够参与革命的决策。他提出“人民公社”，并认为“革命开始时创造了公社……通过这一制度，它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他强调，正是“通过[公社的]‘区会’……群众不再依赖国家代表的命令，开始习惯自己行动，实践后来被描述为直接自治的概念。”这样的制度并不意味着孤立，因为“虽然‘区会’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它们也“寻求统一行动，不是服从中央委员会，而是通过联合会同盟。”公社“因此是通过区组织的联合体自下而上建立的；它以革命的方式，在人民的倡议下涌现出来。”因此，阶级斗争的过程，即反抗现存体制的需求，创造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框架，因为“巴黎的区会奠定了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组织的基础。”难怪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早在1789年就已经存在，它们的起源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源于伟大的法国革命的实践”，并且“自由意志主义者今天无疑也会这样做。”[《法国大革命》，第1卷，第261页，第200页，第203页，第206页，第204页，第206页]

类似地，正如我们在H.2.6节中提到的，他在《互助论》中主张罢工和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互助的一种表现。克鲁泡特金在其他地方指出，“劳工联合体”就像法国革命中的“区会”一样，是历史上“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民众潮流”之一，体现了“人民反抗少数人日益增长的权力。”[《无政府主义》，第159页] 对于克鲁泡特金来说，就像巴枯宁一样，认为自由意志工会是“与资本主义进行直接斗争的自然工具，也是未来社会秩序构建的组成部分。”[保罗·阿弗里奇引述，《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第81页]

正如所见，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都指出：由工人阶级自主创建和管理的组织形式是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框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指向了激进的、基于直接行动的工会，而蒲鲁东则指向工人在合作生产和互助信用方面的实验。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遵循了他们的思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一样，指出发展中的工人运动作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框架、作为工人协会自由联合会的基础，而这些工人协会将构成公社。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如俄罗斯的马哈诺、阿西诺夫、沃利涅和马赫诺，则认为1905年和1917年自发创建的工人委员会（苏维埃）是自由社会的基础，是巴枯宁工人协会联邦化的另一个例证。

因此对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结构框架是由阶级斗争创造的，是由工人阶级抵抗压迫、剥削和等级制度的需要所推动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在革命中，新的生活形式总是在旧形式的废墟上萌芽……我们无法为未来作出规定。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模糊地猜测其基本趋势，并为其清开道路。”[《进化与环境》，第101-102页] 这些基本趋势是在实践中通过阶级斗争的需要发现的。在资本主义下，互助与团结的实践是生存所必需的（正如在任何其他恶劣环境中一样），这促使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群体联合起来，反抗压迫者和剥削者。因此，像无政府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合作一样，其组织框架也将由反抗资本主义下的压迫和剥削之需要所催生。抵抗的过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组织，这反过来就可以成为自由社会的框架，因为斗争的需要推动了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形式，如自下而上的决策、自治、联邦主义、可随时罢免的代表等。

例如，罢工大会将是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斗争中的基本决策平台。它将组建一个罢工委员会来执行其决策，并派遣代表扩展罢工。这些代表激发了其他的罢工，要求一个新的组织来协调斗争。最终，来自所有罢工的代表会面并组成一个联合会（工人委员会）。罢工者决定占领工作场所，罢工大会接管生产资料。罢工委员会成为工厂委员会的基础；工厂委员会基于工人自我管理，通过工作场所大会（前罢工大会）来管理工作场所。罢工代表的联合会成为地方社区委员会，再用自我管理的工人协会联合会取代现有国家。通过这种方式，阶级斗争就创造了自由社会的框架。

这显然意味着任何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构想，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自由社会的实际框架将是实际斗争的产物。这意味着自由社会的形式将由社会变革的过程及其所创造的机构来塑造。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值得反复强调。

因此，在改变自身的同时，正在斗争中的人民也创造出了他们管理社会的手段。通过组织和管理他们的斗争，他们变得习惯于自我管理和自我活动，进而创造出自由社会的可能性以及其中存在的各种组织。无政府状态不是跳入黑暗，而是社会中为自由而斗争的自然进程。自由社会的轮廓将通过创建它的过程来塑造，因此，它不会是一个强加于社会的人工构造。相反，它是当工人阶级开始突破等级制度时，由社会本身自下而上创造的。阶级斗争因此不仅改变了参与者本身、也改变了社会，并且创造了无政府主义社会所需的组织结构和人民。

这显然表明，无政府主义者所支持的手段非常重要，因为它们直接影响着所创造的结果。换句话说，手段影响结果，因此我们的手段必须反映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并赋予使用它们的人以力量。由于当前的社会状态是基于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异化，因此在追求自由社会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任何战术，都必须建立在抵抗和摧毁这些恶劣现象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那些能够增强被压迫人民的力量、自信、自治、主动性、参与性和自我活动的战术和组织。正如我们在第J节（“无政府主义者都做些什么？”）中所指出的，这意味着支持直接行动、团结、以及自下而上建立并运行的自我管理的组织。只有通过自己亲自打响战斗，依靠我们自己和我们自身的能力与力量，在我们自己创造并管理的组织中——我们才能获得改变社会、使其变得更好的所需的力量、自信和经验，并且希望能够在当前的社会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社会。

不言而喻，一个革命运动在其开始时，永远不会是纯粹无政府主义的：

“所有发生过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的，或多或少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这是完全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工人阶级不是在一个充满愿望的世界中行动，而是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他们每天都受到敌对力量的身心打击……工人阶级不断地感受到资本主义体制和中间群体带来的所有实际条件的影响……因此，他们所进行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带有当代社会各种条件和特征的烙印。这场斗争不可能一开始就以完备的无政府主义形式诞生，无法满足所有的思想要求……当群众参与大规模斗争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从错误开始，并容忍矛盾和偏离；只有通过这场斗争的过程，他们才会将努力指向他们为之奋斗的理想方向。”[彼得·阿西诺夫，《马赫诺主义运动史》，第239-240页]

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是“帮助群众在斗争和新社会建设中走上正确的道路”，“支持他们的首次建设性努力，理智地支持他们。”然而，工人阶级“一旦掌握了斗争并开始进行社会建设，就不再把创造性工作的主动权交给任何人。工人阶级将通过自己的思想来指引自己；它将根据自己的计划来创造自己的社会。”[阿西诺夫，同上，第240-241页] 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能做的，只是通过成为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辩论我们的观点并争取人们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从而帮助这个过程（更多细节请见J.3节）。因此，斗争和辩论的过程将，但愿，最终把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斗争，转变为一场为了无政府主义而斗争的运动。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寻求保留并扩展每场斗争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元素，并通过作为这些斗争的成员参与讨论和辩论，帮助它们成为有意识的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只有自由社会的初步框架是在阶级斗争中创造的。随着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发展，它将开始以我们无法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人们表达自由和掌控自己生活的形式，必然会随着这些需求和要求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正如巴枯宁所论述的：

“即使是最理性和最深刻的科学也无法预见未来社会生活的形式。它只能确定一些否定条件，这些条件从对现存社会的严格批判中逻辑地得出。因此通过这种批判，社会和经济科学否定了继承制的个人财产，进而采取了集体财产这一抽象的、可以说是否定态度的立场，作为未来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同样，它也否定了国家或国家主义的观念，即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因此，它采取了相反的或否定的立场：无政府状态，意味着所有社区单位和组成部分的自由独立组织、以及它们从下而上的自愿联合，而不是任何权威命令；即使是民选的，也不是任何科学理论的指令，而是生命本身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的自然发展。

“因此，没有任何学者可以教导人民，甚至连自己也无法定义：社会革命后，人民将会如何以及必须如何生活。这首先将由每个民族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其次将由在其中最为强烈表现和运作的愿望来决定。”[《国家与无政府状态》，第198-199页]

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例如罢工／工厂大会及其委员会／理事会将是最初组织生产的框架，但这个框架将随着生产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实际创造的结构将必然随着工业从下而上的转型而发生变化，以满足社会和生产者的真实需求，因为资本主义下工作和工业的结构与性质带有其经济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烙印（“一种激进的社会生态学，不仅提出了农业与工业合并等传统问题，还质疑工业本身的结构。”[默里·布克钦，《自由的生态学》，第408页]）。因此，在工人自我管理下，工业、工作以及整个生产结构和组织，将以我们今天只能猜测的方式发生转变。我们虽然可以指引出大致方向（即自我管理、生态平衡、去中心化、联邦化、赋权、创造性等），但也只是仅此而已。同样，随着城市和城镇转变为生态整合的公社，最初的社区大会及其联合会将随着我们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转型。它们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我们无法预测，但其基本原则如随时罢免、代表制而非代理制、自下而上的决策等——将保持不变。

因此，虽然无政府主义者看到了“当下孕育着的未来”，即看到自由社会的初步框架，但我们认识到这样的社会将不断演变和变化。然而，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不会改变。因此，基于这些原则提出一个总结性描述，去阐明这样的社会如何运作，也是有意义的。

I.3 无政府状态下的经济结构可能是什么样的？

在这里，我们将探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框架。我们强调是“框架（frameworks，复数）”而非“框架（framework，单数）”，因为任何无政府主义社会很可能在不同区域看到多种经济体制的共存，这取决于那些地区人民的需求。迭戈·阿巴德·德·圣地亚哥（Diego Abad de Santillan）曾指出：“在每个地方，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或互助主义的程度将取决于当时的条件。为什么要规定规则呢？我们将自由作为旗帜的人，不能却在经济上否定它。因此，必须有自由的实验、自由的倡议和建议展示，以及组织的自由。”因此，无政府主义“可以在多种经济安排中实现，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蒲鲁东提倡互助主义；巴枯宁提倡集体主义；克鲁泡特金提倡共产主义。马莱塔斯塔曾设想过混合协议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最初的阶段。”[《革命之后》，第97页和第96页]

在这里，我们将重点介绍并讨论无政府主义经济思想的四大主要流派：个人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至于哪种学派最能实现个人自由与美好生活，这取决于读者自己的评判。正如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约瑟夫·拉巴迪（Joseph LaBadie）明智地指出的：“无政府主义不会对他们施加任何明确的规则，规定他们必须做什么；而是为他们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实践自己的想法，以增进自身的幸福。”[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pp. 260-1] 彼得·克鲁泡特金也曾主张：“没有什么比统一性和不宽容更违背无政府主义真正精神的了。发展自由意味着发展差异，因此也意味着思想和行动的多样性。”经验则是“最好的老师，而必要的经验只能通过完全自由的行动来获得。”[quoted by Ruth Kinna, "Fields of Vision: Kropotkin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pp. 67-86, SubStance, Vol. 36, No. 2, p. 81] 当然，虽然可能还会存在其他的经济实践，但它们未必是自由意志主义的。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所说：

“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即没有人应当希望，或有机会，将他人置于臣服状态，并强迫他人为自己劳动——那么显然，只有那些尊重自由、承认每个人对生产资料拥有平等权利，并且能使个人完全享有自己劳动成果的生活方式，才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理念。”[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33]

此外，我们必须牢记，在实践中，经济领域不可能与社会和政治领域完全分离，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互联系。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如米哈伊尔·巴枯宁认为，自由社会的“政治”机构应当建立在工作场所的协会之上；而克鲁泡特金则将公社置于其共产无政府主义经济和社会愿景的核心。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社会形式与经济形式的划分并不明确——而这正符合现实，因为社会本身既不是独立于经济的，也不能被视为次于经济的存在。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努力使社会与经济相融合，使经济嵌入社会之中，以避免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外部性被强加于社会。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意味着不再让经济嵌入社会关系之中，而是让社会关系嵌入经济体系之内。”[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57] 鉴于这种安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无政府主义试图加以扭转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我们首先讨论经济问题，并不是在暗示处理经济支配或剥削，比处理整个支配体系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等级制度、父权制价值观、种族主义等）更重要。我们之所以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论述，仅仅是因为需要逐一展开讨论，而这同样可以从无政府状态下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入手。然而，鲁道夫·洛克也正确地指出，经济领域的变革只是社会革命的一个核心方面：

“一个朝着这个方向[即无国家社会]的社会发展，若没有对现存经济制度的根本性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专制与剥削生于同一棵树上，彼此不可分割。个人的自由只有建立在全体成员的经济与社会福祉之上才能得以保障……个人的价值越高，其在社会共同体中的根基就越深，而正是这种联系构成了其道德力量最丰富的源泉。唯有在自由之中，人才能产生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意识，并尊重他人的权利；唯有在自由之中，最珍贵的社会本能——人类对同胞喜怒哀乐的共鸣，以及由此产生的互助冲动——才能充分发展，而这正是所有社会伦理与社会正义观念的基础。”[Nationalism and Culture, pp. 147-8]

任何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目标，都是最大化自由，并让创造性的劳动得到充分发挥：

“如果说我认为的没错，也就是——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对创造性劳动或创造性探究的需求，是对自由创造的渴望，而不受强制性制度的专断限制；那么显然，一个体面的社会就应当最大化这种实现人类基本特性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一个由联邦化、去中心化的自由联合体所构成的体系，囊括了经济和社会机构——这就是我所称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而看起来对我来说，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正适用于一个先进的技术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类不必被迫沦为工具、被迫成为机器中的齿轮。”[诺姆·乔姆斯基，《制造共识：诺姆·乔姆斯基与媒体》，p. 31]

因此，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既然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在于反对等级制权威，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就完全反对当前经济的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在经济领域的权威体现于集中化、等级制的工作场所，使得一个精英阶级（资本家）对私有的生产资料实行独裁控制，并将大多数人变成服从命令的雇佣奴隶。相较之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将建立在去中心化、平等的工作场所之上，工人将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中，以民主方式自治其生产活动。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包括去中心化、自我管理、社会化、自由结社和自由联邦制。这些原则决定了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形式和功能。在本节中，我们将仅探讨经济体系。巴枯宁对这种经济模式做出了出色的概述，他写道：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土地仅属于亲手耕种它的人，即农业公社。资本和一切生产工具属于工人，即工人协会。”这些协会通常被称为“合作社”和“工团”（参见I.3.1节）。这一点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核心经济概念——“工人自我管理”紧密相关。它指的是由劳动者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土地和工作场所“由工人自己拥有和经营：通过他们自由组织的工业与农业工人联合会”（参见I.3.2节）。对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社会化”是自由社会的必要基础，只有社会化才能确保普遍的自我管理，因为它允许所有人自由地获取生产资料（参见I.3.3节）。因此，无政府主义经济模式的基础在于“土地、生产工具及所有其他资本”被“转变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仅由工人使用，即由他们的农业和工业协会管理。”[《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p. 247, p. 400, p. 427] 伯克曼对此进行了总结：

“革命废除了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的私有制，随之而去的是资本主义企业。个人占有权仅限于你自己使用的物品。因此，你的手表属于你自己，但制表厂属于人民。土地、机器以及所有其他公共设施都将成为集体财产，不得买卖。[在共产无政府主义中，]实际使用将被视为唯一的占有权依据，而不是所有权。例如，煤矿工人的组织将负责管理煤矿，但不是以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作为运营机构。同样，铁路工会将管理铁路，依此类推。集体占有、合作管理，并以社区的利益为核心，将取代个人所有和私人盈利。”[《什么是无政府主义？》，p. 217]

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生产资料和分配手段由整个社会共同所有，每个工作场所由其成员以合作的方式管理。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工作场所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与其他单位建立联系，以获取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并确保其产品能被需要的人获取。这种联系将基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协议和自愿（参见I.3.4节）。对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一体系还将通过两个层级的联邦机构或协调委员会进行补充：首先，是特定行业内部的所有企业之间的协调；其次，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各个行业（包括农业）之间的协调（参见I.3.5节）。根据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流派，这些联邦机构可能还包括人民的金融机构。

虽然对于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言，这种经济结构已足够完善；但大多数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经济联合会应当对整个社会负责（即经济必须实现共有化）。这是因为并不是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是工人（例如年轻人、老年人和病弱者），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隶属于某个工团（例如自营职业者），但他们同样要承受经济决策的影响，因此也应该拥有发言权。换言之，在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工人负责日常的生产管理，而决定这些生产活动的社会标准则应由全社会共同制定。无政府主义社会建立在自由获取的基础上，资源由使用者掌控。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参与式的、自我管理的组织，其成员可随时退出，并且所有权力和主动性都来自基层，并最终回归基层。这种社会模式结合了自由结社、联邦主义和自我管理，并以共同所有制为基础。自由劳动是其核心，而社会化的存在是为了补充和保护这一核心。这种经济联合会体系，与国家集中管理的国有化或国家控制产业的概念截然不同。

在社会化的自我管理体系中，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流派对其具体运作方式存在差异。最明显的区别，如I.3.6节所讨论的，是个人主义者认为工作场所之间的竞争没有问题，而互助主义者虽然认识到竞争的负面影响，但认为其是必要的；相反，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则反对竞争，认为自由社会完全可以摆脱它。此外，社会化不应被误解为强制集体化——个人和团体可以选择不去加入工团，并尝试不同形式的经济模式（参见I.3.7节）。最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体制适用于所有经济体，无论其规模和发展程度如何，并且主张建立基于适当规模技术的经济体系（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相反的观点——参见I.3.8节）。

无论人们期望哪种形式的无政府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都一致强调去中心化、自由协议和自由结社的重要性。克鲁泡特金对无政府社会的描述生动展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期望的社会形态：

“在这样的社会中，和谐不是通过服从法律或听从任何权威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各种自由组成的团体——无论是地域性的还是职业性的——基于生产和消费的需要，为满足文明个体无限多样的需求和愿望而达成的自由协议来维持的。

“在这样发展起来的社会里……自愿协会将形成一个交错的网络，其中包含无限多样的团体和各级联合会。这些组织可以是地方的、区域的、全国的，乃至国际的；可以是临时的，也可以是较为持久的，并且涵盖所有可能的领域：生产、消费、交换、交通、卫生、教育、相互保护、领土防御等等；同时，也用于满足日益增长的科学、艺术、文学和社交需求。

“此外，这样的社会并不会一成不变。相反——正如在整个有机生命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和谐，（正如人们所主张的那样，）将是各种力量和影响之间不断调整和平衡的结果；而这种调整将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其中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从国家获得特殊保护。”[《无政府主义》，p. 284]

如果这种制度听起来像是“乌托邦”，那么应当牢记，它实际上曾在1936年西班牙革命期间被成功实施过，而且还运作良好——尤其在当时还面临着持续内战带来的巨大阻碍，以及共和派、斯大林主义者和法西斯势力试图摧毁这一制度的不懈（且最终得逞的）努力（参见I.8节的简介）。

除了这一实例（以及其他类似的“行动中的安那其”例子）外，也有许多关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书面描述。这些方案都具有共同的特征，如工人自我管理、合作等，我们在此处及I.4节中进行了讨论。相关著作包括：汤姆·布朗所著的《工团主义》、G.P. 马克西莫夫所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纲领》、G.D.H. 科尔所著的《行会社会主义再述》与《产业中的自我管理》、迭戈·阿巴德·德·桑蒂良所著的《革命之后》、亚伯拉罕·吉伦所著的《无政府主义经济学》与《自由意志经济学原理》、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著的《工人委员会与自我管理社会的经济学》等。此外，罗伯特·亚历山大所著的《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一卷）的第三章，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自由社会的愿景做了简要概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支持所谓的“参与式经济”（Participatory Economics，简称Parecon），迈克尔·阿尔伯特与罗宾·哈内尔所著的《参与式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及《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参与式经济》值得阅读，它们对这一方案提供了良好的介绍。

在虚构作品方面，威廉·莫里斯的《来自乌有乡》、厄休拉·勒古恩的杰作《一无所有》、马奇·皮尔西的《时间边缘的女人》以及史蒂夫·卡伦的《最后的资本家》都是值得关注的作品。虽然伊恩·M. 班克斯的“文化”系列小说描绘了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但由于其技术高度发达，仅能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及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提供一部分的见解（《艺术的本质》和《游戏玩家》对比了“文化”社会与等级制社会，前者中的地球设定在1977年）。

I.3.1 什么是“工团”^¹²⁰？

在我们的讨论中，“工团”（syndicate）是指一种民主自我管理的生产企业，其资产由工人控制。它也被称为“生产合作社”（producer co-operative），或简称“合作社”（co-operative），或被称为“集体”（collective）、“生产者公社”（producers' commune）、“生产者协会”（association of producers）、“行业工厂”（guild factory）或“行业工作场所”（guild workplace）。这一术语用于描述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状态，即“在土地上、工厂里、矿山中等地工作的男女组成的协会……自行管理生产。”[克鲁泡特金，《进化与环境》，第78页]

这意味着，在劳动集体化的地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也应当是集体的。”詹姆斯·纪尧姆正确地指出：“每一个作坊、每一家工厂都将组织成一个工人协会，工人们可以自由地管理生产，并按照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组织他们的工作，前提是要保障每一位工人的权利，并遵循平等与正义的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土地，因为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解决“如何最有效地耕作土地、以及何种占有形式最为合理”的问题。无论农民“保留他们的土地，并依靠家庭成员继续耕种”，还是“对大片土地进行集体占有并共同耕作”，这都无关紧要，因为“革命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即“土地现在属于耕种它的人，农民不再为一个依靠他们的汗水而生存的寄生剥削者劳动。”任何“曾经受雇的农业工人”都将成为“合作伙伴，共享……他们共同劳动所创造的农产品”，因为“革命将废除农业雇佣奴役和债役制度，农业无产者将成为自由的工人，在和平与富足中生活。”与工业工作场所一样，“内部组织……不必完全相同；组织形式和程序将因参与工人的偏好而大不相同。”例如，“社区的管理可以由个人承担，也可以由一个多成员的委员会负责”，但无论如何，它都必须“由所有成员选举产生。”[《关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356-379页，第363页，第359页，第360页，第361页]

必须指出，这一旨在废除资本主义等级制的工作场所，并通过工人联合与产业民主化来终结雇佣劳动的自由意志主义目标，与无政府主义本身一样古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蒲鲁东在1840年就曾主张，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主人之拥有者的”社会（而不是受雇于财产所有者的工资劳动者或佃农），其中“领导者、指导者、监督者”等职务“由劳动者自己、从劳动者之中选出。”[《什么是财产？》，第167页、第137页]

“互惠与互助存在于这样一种情况下，”蒲鲁东指出，“即行业中的所有工人不是为某个企业家工作，接受他支付的工资、并将其劳动成果归他所有；而是彼此为对方工作，从而共同生产一种共享收益的产品。如果将这种互惠原则扩展到每个群体的劳动，并将工人社团视为基本单位，那么你就创造了一种从政治、经济和美学等所有方面来看，都与以往文明截然不同的新文明。”归根结底，这就是：“所有人的联合、所有人的自由。”[引自马丁·布伯，《通往乌托邦之路》，第29-30页、第30页]

然而，这一理念并非蒲鲁东或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独创。相反，它最初是由工人阶级自己提出的，随后才被蒲鲁东、巴枯宁等人采纳。因此，取代雇佣劳动的联合劳动这一根本性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思想，它是工人阶级自主形成的。这一思想在19世纪的多个国家被广泛提出。例如在法国，它诞生于1830年革命引发的罢工和抗议浪潮之中。同年，巴黎的印刷工人就创办了一份报纸（《工匠：工人阶级的报刊》，L'Artisan: Journal de la classe ouvrière），其中提出，工人摆脱剥削的唯一方式就是成立合作社。在1833年的罢工潮中，这一想法得到了其他技术工人的呼应，许多工人将合作社视为摆脱雇佣劳动的解放手段。事实上，蒲鲁东甚至是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从里昂的工人那里借用了“互助主义”（Mutualisme）这一术语，并受到了他们关于合作社信贷、交换和生产的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他，而他的理论同样影响了他们。在美国，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回顾工业革命早期的工人运动，看看19世纪50年代的工人阶级报刊等，我们会发现其中确实带有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从未听说过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这完全是自发的。他们认为雇佣劳动与奴役无异，工人本应拥有工厂。”[《无政府主义访谈》] 正如我们在F.8.6节中所述，在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普遍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在许多方面，工团与资本主义下的合作社类似。实际上，蒲鲁东指出这些合作社实验就是他所期望社会形态的例子，他认为“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清算”计划的核心部分。[《革命的一般理念》，第203页] 同样，巴枯宁也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坚信，合作社将在未来成为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涵盖各个劳动和科学领域。”[The Basic Bakunin，第153页] 因此，即便是资本主义市场中运作的有限合作社实例，也能展现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基本的经济单元，即工作场所，将是一个由平等个体组成的自由联合体，他们将在平等基础上组织共同的劳动。再次引用巴枯宁的话：“只有联合劳动，也就是基于互惠与合作原则组织的劳动，才能胜任维持……文明社会的任务。”[《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341页]

在这种背景下的合作，意味着相关的政策决策将基于“一成员，一票”的原则，行政人员将由全体工人选举产生，并对整个工作场所负责。经济学家大卫·埃勒曼的说到：“每个企业，都应当在法律上重组为所有企业中工作者的合作伙伴关系。每个企业都应当是一个民主的工人所有的公司。”[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第43页] 无政府主义者毫不意外地拒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国有财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终结”的观点，认为这一想法过于简化且混乱。所有权是一个法律关系，真正的问题是管理。资源的使用者是否管理该资源？如果是，那么我们便拥有一个真正的（即自由意志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有某种形式的阶级社会（例如在苏联，虽然国家取代了资本家阶级，但工人仍然没有正式控制自己的劳动或劳动成果。）

工作场所的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如某些资本主义辩护者所说，知识和技能将被忽视，所有的决策都将由每个人来做。这显然是一个谬论，因为例如说工程师，他们就会比那些不是工程师的人对他们的工作有更深入的理解；而在工人自我管理下，他们将直接控制自己的工作：

“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行会民主的本质，尤其是它如何影响在同一个行会中不同类别工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行会包括了所有从事共同服务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显然，在行会成员中会有很大的功能差异、技术技能差异以及行政权力差异。因此，无论是行会整体还是行会工厂，都不能通过大众投票来决定所有问题；也不能让行会民主意味着在所有问题上，每个成员都要算作一个人、或者多于一个人。对于一些只有少数专家才能理解的技术问题，进行大众投票显然是荒谬的；即使忽略技术层面，仅仅靠持续的群众投票来管理工厂既低效也不愉快。行会中将会有因为其知识而占有特殊位置的技术人员，也会有因技能、能力以及个人资质而拥有特殊权威的管理员。”[G.D.H. Cole，《行会社会主义重述》，第50-51页]

这种将部分决策委托出去的做法，常常使人们质疑工会是否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等级制度。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工人大会及其理事会是对所有工人开放的，工人们会决定委托哪些类型的决策，从而确保最终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基层手中。此外，这并不意味着权力会被委托出去。马拉泰斯塔明确指出了行政决策（administrative decisions）与政策决策（policy decisions）之间的区别：

“当然，在每个大型集体事业中，劳动分工、技术管理、行政等都是必要的。但威权主义者粗陋地利用言辞，把这种组织工作所需的真实需求，扭曲为政府的正当理由。我们需要重复的是，政府，是拥有或获取了制定法律并强制他人服从之权利与手段的个体集合；而管理员、工程师等，则是那些被任命或自愿承担特定工作的责任的人。政府意味着权力的委托，也就是将所有的主动权与主权交给少数人；而行政则意味着工作的委托，也就是任务的分配与接收，是基于自由协议的、服务的自由交换……不要混淆政府职能与行政职能，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今天两者常常被混淆，那也只是因为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缘故。”[《无政府状态》，第41-42页]

既然权力仍然掌握在工人大会手中，那很明显，每个集体事业所需的组织不能与政府等同。此外，必须记住，行政人员是由整个协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的。例如，如果某种类型的委托决策活动被滥用，整个工作团队可以撤销该决策。正因为有这种来自基层的控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可能成为权力源泉（并有可能对所有工人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决策活动将不会被委托出去，而是保持在工人大会手中。例如，现在在资本主义下由管理者以权威方式行使的权力，如招聘和解雇、引入新生产方法或技术、更改产线、迁移生产设施、确定生产活动的性质、速度和节奏等——都将保持在工人生产者手中，而不会委托给任何人。

新的工团将由社区内的个人主动创建。这种情况，可能是现有工团中的工人希望扩大生产的倡议，或者是当地社区的成员认为当前工团在特定领域没有提供足够服务。不过无论哪种情况，工团都将是一个自愿的合作组织，旨在生产有用的商品或服务，并将根据需要自发地出现和消失。因此，无政府社会将会看到工团自发地发展，因为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同时会出现本地和联合体层次上的倡议。

尽管所有形式的无政府主义都共同基于合作的工作场所，但它们对工团的运作也有不同的看法。在互助主义下，工人将自己组织成工团并分享其盈亏。这意味着在“劳动者管理型企业中，没有利润，只有需要在成员之间分配的收入。在没有雇员的情况下，劳动者管理型企业没有工资账单，劳动成本不像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那样从利润中扣除。”“劳动者管理型企业不雇佣劳动力。它就是一个雇佣资本和购买必要原料的工人集体。”[Christopher Eaton Gunn，《美国的工人自我管理》，第41-42页] 蒲鲁东及其追随者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剥削将终结，工人将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值。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工人会将所有销售收益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是没有投资）。它意味着工人控制如何使用销售收入，即如何分配投资和消费：

“如果劳动者占有了全部产品，那么除了占有生产过程中被使用财产所产生的负债之外，还必须占有生产的产出。现在的劳动者将不得不向输入供应商（例如，过去的劳动者）支付，来偿还这些负债。”[Ellerman, 同上，第24页]

在互助主义下，剩余价值（利润）将被平等地分配给所有合作社成员，或者根据所做工作的类型差异地分配：各类型工作所占的百分比将通过民主投票决定，遵循“一人一票”的原则。这类工人合作社有一个优点，它防止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因为工人不是为工资而被雇佣，而实际上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这意味着工人控制了他们劳动的成果（使他们创造的附加价值不被特权精英占有），并且控制了工作过程本身（因此他们不再将自己的自由卖给别人）。然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有限形式的合作。非互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充其量只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而最终的目标，则是按需分配。

从蒲鲁东所提倡的竞争性互助主义中，是为了利润／货币而生产，还是为了满足需要而生产，是区分集体主义还是共产无政府主义的关键概念。这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我们在I.1.3节中所指出的，市场的有害影响可能使合作社实际上成为“集体资本家”，并像真正的资本家一样在市场上进行激烈竞争。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尽管合作“在最初……本质上具有互助特征”，但它“常常被描述为‘股份制的个人主义’”，而“像现在这样，它无疑倾向于滋生一种合作利己主义，不仅对整个社区，而且对合作社成员之间也是如此。”[《互助论》，第214页] 虽然他是在讨论资本主义下的合作社，但他的担忧同样适用于一个竞争性的、互助主义体系中的合作工团。这也会导致一种情况，即市场力量确保工人为了在市场上生存而做出不理性的决策（无论从社会角度和还是从个人角度来看）。对于互助主义者来说，这种“理性的非理性”是为了确保工人能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成果，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且任何试图克服这一问题的做法都充满了对自由的威胁。其他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则不同意，他们认为工作场所之间的合作能够增加自由、而不是减少自由。其次，正如我们在I.1.4节中讨论的那样，按劳分配并没有考虑工人（以及非工人，如病人、儿童和老人）之间不同的需求。因此，互助主义不能产生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认为的，一个体面的社会——一个人们为所有人创造体面生活而合作的社会。

那么，如何进入工团呢？用科尔的话说，行会（即工团）是“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开放性协会”，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能以绝对的权利去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这意味着可能会有（例如）培训的要求，显然，“除非一个行会需要新的成员来参与工作，不然一个人显然不能进入其中。[工人]有选择的自由，但前提是存在职位的空缺”[《行会社会主义重述》，第75页] 正如大卫·艾勒曼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要记住，在自我管理的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将不复存在”，因为劳动力“总是剩余的索赔者。”这意味着资本不会像在资本主义下那样雇佣劳动力，而是工人将寻找可以加入的协会。艾勒曼继续说：“仍会有一个工作市场，意味着人们在寻找他们可以加入的企业。但它不会是一个劳动力市场——不会是雇佣合同中出售劳动的市场。”[同上，第91页]

因此，所有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学派都基于特定工团的使用权，而所有权则是社会化的，而不是局限于工团中的工人。这将确保生产资料的自由获取，因为新成员加入工团后将享有与现有成员相同的权利与权力。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新成员将成为现有成员的雇佣奴隶，而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才主张社会化的（参见I.3.3节）。通过社会化，自由准入得以保证；因此所有工人处于相同的地位，从而确保自我管理，进而避免工作场所等级制度的复辟。

显然，像在任何社会中一样，个人可能无法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工作（尽管鉴于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性质，他们将有空闲时间将其作为爱好进行追求）。然而我们可以设想，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关注确保工作的公平分配，因此如果某个工作岗位很受欢迎，会尝试安排工作共享（参见I.4.13节，关于谁来做不愉快工作的讨论，以及更多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工作分配的内容）。

当然，也可能存在某个工团或行会试图出于某种隐秘动机限制其成员的情况，例如利用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垄断权进行剥削。然而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个人将自由地形成自己的工团，这将确保此类行为是自掘坟墓的。此外，在非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体系中，工团将成为某个邦联的一部分（参见I.3.4节）。跨工团的大会有责任确保工团的会员资格和就业不以任何反社会的方式受到限制。如果某个个人或一组个人，认为自己被不公平地排除在工团之外，大会将组织对该案件的调查。通过这种方式，任何限制入会的企图将被减少（假设它们当初存在的话）。当然，个人也可以自由地组建新的工团，或如果愿意，也可以离开邦联。

伴随着加入工团的问题，随之而来的便是：是否能为寻求工作的人提供足够的岗位（这可以被称为“失业”问题）。归根结底，工作场所总会有一个客观的岗位数量：如果没有机器或材料供他们工作，那么让人们加入工团就没有意义！一个自我管理的经济体，是否能确保为那些寻求工作的人提供足够的岗位呢？

或许不足为奇，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且同样不奇怪得，这一结论同样并不是基于真实的合作社实证证据，而是基于1958年开发的一个抽象模型。该模型假设，劳动管理的（“伊利里亚式”，“Illyrian”）企业会寻求最大化每个工人的净收入，而不是像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最大化净利润。这导致了与资本主义企业相比的各种反常结果。这样，基于合作社的经济将变得极不稳定和低效，还会导致当价格上涨时，合作社裁员，因为这样能最大化每个（余下）工人的收入。因此，合作社系统最终会“使用更少的劳动、生产比资本主义对手更少的产出。”[Benjamin Ward, "The Firm in Illyria: Market Syndicalism", pp. 566-589,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8, No. 4, p. 580]

当然，虽然指出这一点并不讨喜，但不同于理论，实际资本主义的特点却是广泛的失业（正如C.1.5节所指出的，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失业是确保老板对其雇佣奴隶控制的必要手段）。同样，引用一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的话：“这种理论预测的，与观察到的事实毫无关系。”[Branko Horvat, "The Theory of the Worker-Managed Firm Revisited", pp. 9-2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10, no. 1, p. 9] 正如David Ellerman总结的：

“顺带一提，关于所谓的‘伊利里亚式公司’有一整套学术文献……这个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它假设企业会在能够增加剩余成员净收入时将成员排除。由此产生的短期反常现象，使得这个模型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中受到青睐。然而，伊利里亚模型一直是现代经济学宏大传统中的众多学术玩具之一。它所预测的短期行为在南斯拉夫或其他地方并未出现，而像蒙德拉贡合作社这样的工人管理企业，则将成员资格视为短期的固定因素……因此，我们将继续以应有的忽视态度去对待伊利里亚模型。”[Op. Cit., p. 150]

西班牙革命期间自我管理的集体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内战引发的严峻经济条件下，集体通过公平分配工作以避免裁员（例如，某个集体“采取了三天工作周的方式，将可用的工作分配给所有在厂工作的人员——从而避免了失业——并继续支付每个人的基本工资”[Martha A. Ackelsberg, Free Women of Spain, p. 101]）。

因此，在评估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合作社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诉诸实证现实和常识”。“实证证据支持”这一模型是有缺陷的。“没有证据表明工人在经济好时会裁员，无论是在蒙德拉贡还是在南斯拉夫。即使在经济困难时期，裁员也是罕见的。”不出所料，“在短期内，工人管理的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反应是相似的”，工人会根据需求的增加加入集体。[David Schweickart, Against Capitalism, p. 91, p. 92 and p. 93]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经济学家Geoffrey M. Hodgson的认同：

“我们关于现实世界工人合作社行为的大部分证据表明，它们对市场价格变化的反应与资本主义企业类似……因此，模型中的基本假设被证据所质疑。” [Economics and Utopia, pp. 223-4]

正如布兰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所观察到的，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提出了具体的预测，然而“事实是在现实经济中从未观察到类似情况，因此这些理论得以泰然自若。”最多，他们会说“自我管理的企业可能不会按照理论预测的方式行事，但这是因为它非理性的行为。如果出现问题，那就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有趣的是，如果假设资本主义企业“最大化利润率，即每单位投资的利润”，而不是总利润，那么新古典经济学“也会产生同样荒谬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提出区分短期与长期的原因，因为短期内资本量是固定的。如果这一点应用于合作社，假设“劳动力在短期内是固定的”，那么劳动管理工作场所中所谓的问题就会消失。不言而喻，现实中的合作社是基于劳动力固定的假设运作的，因为“工人不再被雇佣”，这意味着工人经理“在业务萧条时不会解雇同事；他们会减少工作时间或负责盘点工作。当需求暂时增加时，他们会加班或外包工作。”[Op. Cit., pp. 11-13]

总之，劳动者管理企业的新古典理论与现实中的合作社的关系，就像新古典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经济学家通常接受新古典的合作社理论（无疑部分原因是它确认了他们对所有社会主义形式的反感）。即使是像大卫·L·普里奇特科（David L. Prychitko）这样对自我管理持支持态度的人也接受这一理论，只是批评它“将企业简化为一个短期目标函数”，并且“只要允许市场进入，劳动管理市场就消除了任何可能的不稳定问题。”[Markets, Planning and Democracy, p. 81] 虽然这批评是正确的，但完全忽视了新古典理论背后假设的局限性。

总结来说，工团是由工人自愿组成的集体，负责管理他们的工作场所和自身的工作。在工团内部，决定如何发展和改变工作场所的决策掌握在工作之人的手中。此外，这意味着每个工作部门管理自己的活动和部门，所有被安排到行政任务（即“管理”）的工人，都必须接受那些受其决策影响之人的选举和罢免。工人的自我管理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最后，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正如在G.1.3节中所提到的，一些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尽管并非全部，他们不反对（非剥削性的）雇佣劳动，因此他们并没有将合作社置于自己思想的核心。这一立场在无政府主义传统中属于少数派，因为它不符合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也不太可能终结劳动的剥削（见G.4.1节），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个人主义不符合无政府主义（见G.4.2节）。其次，还值得去指出，那些不愿加入工团的人将能够自主工作。在任何形式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都没有“强制集体化”；因为强迫人们违背其意愿，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不可兼容的。那些希望自雇的人将能够自由使用他们所需的生产资源；前提是，他们既不试图垄断比他们自己和家庭能使用的更多的资源、也不试图雇佣他人为其工作（见I.3.7节）。

I.3.2 什么是工人自我管理？

简单来说，工人自我管理（workers' self-management），有时也被称为“工人自治”、“工人控制”（workers' control），意味着所有受决策影响的工人都在决策过程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遵循“一名工人，一票”的原则。因此，“革命已使我们走上了工业民主的道路。”[Selected Writings of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63] 也就是说，工人“理应成为工业的真正管理者。”[Peter Kropotkin,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Tomorrow, p. 157] 这对确保“一个平等的社会至关重要。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再被迫向那些选择雇佣他们的人出卖自己的双手和大脑……相反，他们能够在一个有机体中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进行生产，这一有机体能够将所有人的努力结合起来，创造尽可能高的社会福祉，同时又为每个人的个体自主性留下充分的自由空间。”[Kropotkin, Kropotkin: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 pp. 113-4] 正如乔姆斯基所说：

“同情、团结、友谊同样是人的需求。这些需求的驱动力不亚于增加个人物质占有或改善工作条件的愿望。除此之外，我毫不怀疑，人类有一个根本性的需求：那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机构的民主控制。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对工业民主的诉求应成为任何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复兴左翼运动的核心目标。”[Radical Priorities, p. 191]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使用“工人控制”这一术语时，我们需要谨慎，因为其他人也在使用这一术语，并赋予其与无政府主义者原意完全不同的含义。就像“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和“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这两个词一样，“工人控制”也被其他人挪用，用来描述一些并不真正具有自由意志主义色彩的方案。

最早这样做的是列宁主义者。从列宁开始，他们就使用“工人控制”一词来描述一种局势，即工人对资本家、或所谓“工人国家”任命的管理者，具有受限的监督权。这与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不同，此外，这种有限的试验也从未长期持续下去（见H.3.14节）。更近期的时候，资本家也开始使用“工人控制”一词指代某些方案，在这些方案中，工人被赋予对工作场所管理的某些发言权，但雇佣奴役制度仍然维持不变（即资本家仍然掌握所有权、掌握权力及最终控制权）。因此，在资本家的操弄下，“工人控制”如今被称为“参与”、“共同决定”、“共识”、“赋权”、“日本式管理”等等。正如萨姆·多尔戈夫所指出的：“对于那些职能是解决发达工业资本主义下、工作场所中无聊和异化问题的人来说，‘工人控制’，被视为一个充满希望的解决方案——一个工人被给予一定程度影响力的方案，一个工人拥有被严格限制的决策权范围的方案，一个在工作条件控制方面至多拥有次要发言权的方案。资本家所批准的有限形式的‘工人控制’，被认为是对工人日益增长的非经济诉求的回应。”[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81]

“质量小组”（quality circles）这一新的管理潮流，便是资本家所构想的“工人控制”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这些会议上，工人被鼓励提出自己的想法，以改进公司的产品并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当涉及到决定生产何种产品、在哪里生产、（尤其是）如何分配销售收入等问题时，资本家和管理者却并不会征求工人的意见，也不会听取他们的“建议”。所谓的“民主化”、“赋权”和“参与”就此作罢！实际上，资本主义式的“工人控制”不过是另一种阴险的手段，旨在让工人更愿意充当剥削自己的“合作伙伴”。不言而喻，这些方案都是虚假的，因为它们从未真正将权力交到工人手中。归根结底，所有者及其管理者始终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因此等级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利润依旧是从工人身上榨取的。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更倾向于使用“工人自我管理”这一术语，这一概念指的是工人通过集体化和联邦化来行使权力。这意味着“从私人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而这又“要求工作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起新的关系。”[阿贝尔·帕斯，《西班牙内战》，p. 55] 这种意义上的自治“不是工人与资本家老板之间的一种新的调解形式，而是指工人推翻管理者、亲自承担自身管理以及工作场所生产管理的过程。自治意味着所有工人……组织成为工人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或农业工团），这些机构将接管过去由所有者和管理者所做出的所有决定。”[多尔戈夫，同上，p. 81] 自我管理，意味着终结职场中的等级制度和专制社会关系，以自由协议、集体决策、直接民主、社会平等及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关系取而代之。

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定义，工人自我管理意味着工人对生产、分配和投资的所有方面拥有集体所有权、控制权和决策权。这一目标通过参与式民主的工人大会、委员会和联邦来实现，并同时涵盖农业与工业领域。这些机构将承担过去由资本家、管理者、高管和金融家所履行的所有职能——但前提是，这些职能与生产活动本身相关，而非为了最大化少数人的利润和权力（在后者的情况下，它们会随着等级制管理一同消失）。此外，这些工作场所大会还将由人民金融机构或工团联合会补充，承担过去资本家、管理者和金融家所行使的投资资金或资源分配职能。

工人自我管理的核心，在于由每个工业或农业工团召开的全体劳动人口的定期大会。这些大会是决策的最终权威，决定工作场所内部的政策以及与其他工团的关系。大会选举出工作场所委员会，负责执行大会决议，并处理日常管理事务。这些委员会对全体工人负责，其成员须接受定期选举和即时罢免。此外，也可能实行委员会成员的轮换机制，以确保无人能垄断管理职位。而且，较小规模的委员会和大会也将根据具体情况，在不同部门、单位和工作小组的内部组织起来。

借由这种方式，工人们将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个体，共同管理他们的集体事务。他们将在没有外部权威强加的情况下自愿联合进行合作。他们的集体决策将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由自身力量加以维护。这意味着自治能够创造出“这样一种组织：它使每个人都能最充分地享受自己的自由，但又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他人之上，也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支配他人，除非是通过他[或她]所具备的智力和道德品质所产生的自然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绝不能被强制为一种权利，也不能依赖于任何政治机构。”[《巴枯宁的政治哲学》，p. 271] 在这种体制下，只有说服你的工人同伴接受你的观点，你的想法才能成为工团的共同决策。没有人能够仅凭其职位或所从事的工作就可以强加自己的意志。

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纯粹的行政性事务和决策可以由选举产生的个人来承担，这样就可以让工人和大会专注于重要的活动和决策，而不会被琐碎细节所困扰。正如巴枯宁所言：

“行政管理工作难道不像体力劳动一样，是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甚至还更为重要吗？当然，如果没有高效而智慧的管理，生产将会受到严重削弱、甚至完全停滞。但从基本正义和效率的角度来看，生产管理不应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垄断。此外，管理者并无权获得更高的报酬。工人合作社已经证明了工人们可以从自己的队伍中选出管理者，并支付相同的工资，从而高效地管理和运营行业。行政管理的垄断，不仅不会促进生产的效率，反而只是增强了所有者及其管理者的权力和特权。”[《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p. 424]

关键在于，哪些事务被认为是重要的或琐碎的，哪些又属于政策决策或行政管理，都应由受其影响的人们自行决定，并须经过他们的持续批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把直接民主奉为神像，也认识到生活中存在比会议和投票更重要的事情！尽管工人大会在自治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它并不是所有决策的唯一焦点。相反，它是制定重要政策决策、批准或否决行政决策，以及决定哪些问题属于重大决策的场所。不言而喻，哪些问题属于重要事项，将由工人们在他们的大会上自行决定。

无政府主义者毫无疑问地认为，工人自我管理不仅更加自由，而且比资本主义的等级制企业更加高效和富有生产力（在此，“效率”指的是在不浪费宝贵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目标）。资本主义企业未能开发人类丰富的实践知识库，甚至还在阻碍它，因为这种知识的任何应用都被用来使所有者受益，而不是那些创造和运用这些知识的工人。因此，等级制企业剥夺了雇员的自主权，将他们降格为仅仅服从指令的角色，从而造成信息、知识和洞察力的明显流失（详见I.1.1节的讨论）。而在自我管理的体系下，这一庞大的知识与创造力源泉得以充分发挥。因此，工人自我管理和工人所有权“还可以通过工人的更高动力和更高生产力，带来额外的回报。”[David Ellerman，《民主的工人所有制企业》，p. 139]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企业试图（通过利润分享或“参与”计划）模拟工人控制。正如市场社会主义者David Schweickart所指出的，“经验证据是压倒性的”，因此他支持那些主张工人参与管理的人。“证据表明，工人参与管理和利润分享都倾向于提高生产率，而工人管理的企业往往比它们的资本主义同行更具生产力。”[David Schweickart，《反对资本主义》，p. 100] 事实上，在对这一问题的226项研究中，有94%的研究显示了积极影响，其中60%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经验数据普遍支持，利润分享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积极联系。”这同样适用于合作社。[Martin L. Weitzman与Douglas L. Kruse所著的《利润分享与生产率》，收录于Alan S. Blinder（编）的《为生产力买单》，p. 137, p. 139, pp. 131-2] 另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称，“现有证据强烈表明，要使员工所有制对绩效产生强烈影响，它必须伴随着工人参与决策的条款。”此外，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薪资差距和地位差距的缩小……都能够提高生产力。”[David I. Levine与Laura D'Andrea Tyson，《参与、生产力与企业环境》，Op. Cit., p. 210, p. 211]

这并不令人意外，正如Geoffrey M. Hodgson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合作社的模型“错误地假设社会关系和技术是可以分离的……然而，我们有大量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参与和合作可以提高技术效率。生产涉及人类——他们的思想和愿景——而不仅仅是按照物理定律运转的机器。在追求优美的图表和易于处理的数学模型时，主流经济学家似乎常常会忘记这一点。”[《经济学与乌托邦》，p. 223]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观点，即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将“提供一个远高于以往任何社会组织形式所能实现的生活水平。”[《安那其与秩序》，p. 49] 这也印证了科尔的论断，即“真正高效的关键在于自治；任何不以自治为基础的制度，不仅是奴役性的，而且也是低效的。正如雇佣奴隶的劳动优于奴隶制下的劳动一样，……自由人的劳动将比这两者都更加优越。”[G.D.H. Cole，《产业中的自治》，p. 157] 然而，尽管这些证据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牢记，真正的社会变革并不是源自对“效率”的关注，而是基于理想与原则。无政府主义者确信，工人自我管理的模式会比资本主义更加高效、更加富有生产力，但这仅仅是一个受欢迎的副产品，其更深层次的目标是实现更大的自由。证据表明，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但即便，比如说，证明了奴隶制或雇佣劳动比自由联合的劳动更具生产力——也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更可取的制度！

一个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就像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一样，并不意味着专业知识（在其具有实际意义的领域）会被忽视或排除在外。恰恰相反，专家（即对某一特定工作领域感兴趣，并在其中积累了广泛知识的工人）与其他工人一样，都是工作场所集会的一部分。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他们的专业建议应被纳入决策过程。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否定专业知识的作用，也不拒绝与之相关的理性权威。正如我们在B.1节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一位权威”（即在某一特定领域具有知识）与“掌握权威”（即对他人拥有支配权力）之间的区别。正如H.4节所讨论的，我们拒绝后者，但尊重前者。

这种专业化并不意味着自我管理的终结，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它。正如巴枯宁所说：“即便是最伟大的智慧也无法完全理解整体。因此，无论是科学还是工业，都必须进行劳动的分工与联合。”[《上帝与国家》，p. 33] 因此，专业知识属于联合工人集体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置于他们之上、成为支配性的力量。在工团内部，其他工人可以用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知识来补充专家的专业知识，使决策更加完善。在整个社会中，知识是分布式的，只有自由个人作为平等者联合起来并管理自己的活动，才能确保这些知识得以有效应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低效性，部分源于其等级制工作场所人为设置的信息壁垒和知识流动障碍）。

例如，工人大会完全可以听取例如说工程师的建议，以了解实现不同目标的各种方案（例如，如果你想要X，那么你需要选择A或B。如果选择A，则需要C、D和E；如果选择B，则需要F、G、H和I）。但最终决定采取哪些目标和方法的是大会，而不是工程师。正如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说：“我们不是在说：人们必须决定做什么，然后由技术人员告诉他们如何去做。我们是在说：在听取技术人员的意见后，人们将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因为‘如何做’并不是中立的，而‘做什么’也不是抽象的。‘做什么’与‘如何做’既不是完全相同的，也不是彼此外在的。‘中立’的技术当然是一种幻觉。一条传送带，与某种产品类型和某种生产者的类型息息相关，反之亦然。”[《社会与政治著作集》，第3卷，第265页]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尽管无政府主义社会将会“继承”从阶级社会中延续下来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术分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可改变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全面的”（或“综合的”）教育，以确保每个人都具备对科学、工程以及其他专业技能的基本理解。正如巴枯宁所主张的，“为了劳动与科学的共同利益……不应再有单纯的工人或学者，而只有人类。”教育必须“使每个孩子——无论性别——既为思想的生活做好准备，也为劳动的生活做好准备。”[The Basic Bakunin，p. 116, p. 119]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专业化的终结（个人当然会在某些领域掌握比他人更多的知识），但它确实意味着资本主义所制造的那种人为分工的终结——资本主义通过将知识集中在管理层手中，来削弱和剥夺雇佣工人的技能和权力。

此外需要明确的是，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让全体工人对专业的事务进行决策。自我管理意味着劳动者对自身工作的自主性，同时在涉及集体事务时进行集体决策。例如在一个自我管理的医院里，清洁人员不会决定医生如何治疗病人，正如医生不会告诉清洁人员如何打扫卫生一样。（当然，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里，很可能不会有人仅仅负责清洁工作，而是从事更广泛的任务，我们只是用这个例子来帮助理解。）工团的所有成员都应对影响他们集体利益的事务拥有发言权；但个体工人或工人小组在集体框架内，仍然拥有管理自身劳动活动的自主权。

不言而喻，自我管理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劳动分工，即命令服从者与发号施令者之间的对立。借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它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整合”在一起，确保劳动者不仅从事生产劳动，同时也管理生产，确保工作场所由使用它的人来管理。这种劳动的整合无疑将对生产力、创新能力和效率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制度和异化结构对劳动者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由于劳动的永久性分工，工人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劳动的智力兴趣，这在大型工业中尤为明显；他[或她]已经丧失了创造能力。过去，他[或她]发明了很多东西……但自从大工厂确立统治以来，工人被单调乏味的工作压垮，不再进行任何发明。”[《田野、工厂与车间的明天》，p. 171]

难道所有人的技能、经验和智慧，都必须被等级制度所吞噬和压制吗？或者，它们是否可以在更优的生产组织形式下成为新的进步源泉？自我管理将确保工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和创造力（这些品质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被压制和消磨）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和应用。再结合“全面的”（或综合的）教育的原则（参见J.5.13节），谁还能认为劳动人民无法改造现行经济体系、实现“人人的福祉”呢？我们所说的“福祉”，不仅仅是物质的满足，更是指在合理的技术条件下进行有意义的、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在具有实用价值和美感的产品中塑造强健的体魄，同时也包括生活在令人振奋且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世界之中。

因此，克鲁泡特金才会指出，自我管理与“消除当前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野”将带来“社会利益”，它不仅意味着“在当今社会斗争中极度缺乏的利益一致与和谐”，还意味着“个体生活的充实——如果每个人都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精神和身体能力”。此外，它还将带来“财富的增长——因为生产者将变得更加受教育且训练有素。”[同上，p. 180]

让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的工人实际上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管理着自己的工作时间。资本家或许能够购买工人的一小时工时，但他们必须确保工人在这段时间内服从命令。工人对此强烈抵制，这也导致了车间内部的持续冲突。例如，弗雷德里克·泰勒提出“科学管理”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工人自我管理自己的劳动活动。正如大卫·诺布尔所指出的，工人“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原因有很多：为了给自己留出时间、为了避免精疲力竭、为了掌控自己的劳动、为了避免因生产过多而导致按件计酬的岗位被削减薪水、为了延长现有的工作时间以防裁员、为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更重要的是，为了表达他们的团结精神以及对管理层的敌意。”这些行为“与工人之间的集体合作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劳动者自行规定的行为准则”，以此实现对生产的“车间控制”。[《生产的力量》，p. 33] 这正是为什么“按规矩办事”会成为阶级斗争中如此有效的武器（参见H.4.4节）。换句话说，工人本能地倾向于自治，而资本家则不断试图打压这种在工作时间内向自由发展的自然趋势（谁能赢得这场斗争，当然取决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因素，这些因素会影响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

自我管理将在现有的、非正式的工人控制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充分利用工人在实际劳动过程中积累的生产知识。围绕“谁控制车间”的冲突——究竟是那些进行劳动的人，还是那些发号施令的人——不仅证明了自治的可能性，也揭示了它可能如何实现，因为这一冲突让一个关键事实浮出水面：老板需要我们，而我们却不需要他们！

I.3.3 社会化意味着什么？

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关键方面是对生活资料的社会化。这意味着土地、住房、工作场所等成为公共财产，可供所有需要它们的人使用。对此，艾玛·戈尔德曼作了如下总结：

“每一个个体都是自由的，并且理应拥有自身，享受自己劳动的全部成果；人类不应效忠于权威与资本的君王；仅凭其存在这一事实，他就应当享有自由进入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权利，并完全自由地支配自己努力所得的果实；每一个个体都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利，可以为经济、政治、社会及其他目的，与其他同样拥有主权的个体自由、自愿地结社。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人类必须从对财产神圣性的信仰、对人造法律的敬畏、对教会的恐惧、对公共舆论的懦弱顺从、对民族、种族、宗教和性别优越性的愚蠢傲慢，以及对狭隘清教徒式人生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2, pp. 450-1]

社会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对集体使用的“财产”（如工作场所和土地）的私人占有，导致了大多数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即自由）出售给少数所有者。这种状况催生了等级制和专制的社会关系，同时也造成了经济阶级的分化。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社会不应分裂为“占有者与非占有者”这样的阶级体系，因为这不仅是一种“社会不公的状态”，而且还使国家“成为占有者的少数派保护其特权所必不可少的工具。”[鲁道夫·洛克尔，《无政府工团主义》，第11页] 换句话说，“只要土地和资本未被占有，工人就是自由的；而一旦这些财产有了主宰，工人也就成了奴隶。”[夏洛特·M·威尔逊，《无政府主义文集》，第21页]

尽管国有社会主义者和右翼人士往往将社会化与国有化等同，但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也正是名称不同所要表达的含义。国有化在实践中意味着生活资料成为国家财产（通常在理论上也是如此）。这意味着，与其让那些真正需要并使用某一特定部分的合作社成员决定如何运用它，政府将取而代之进行决策。正如我们在B.3.5节讨论过的，这种模式只会导致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生，只不过是由国家取代现有的资本家和地主罢了。

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论述的，社会化与国有化之间存在明显区别。她指出：“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是对土地以及生产和分配机器的社会化。社会化的土地和机器属于人民，个人或团体可根据自身需求定居并使用。”而国有化则意味着资源“属于国家，即政府对其拥有控制权，并可按照自身意愿和观点进行处置。”她强调：“当某物被社会化时，每个个体都可以自由获取并使用它，不受任何人的干涉。”然而，当国家拥有财产时，“这种状况可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它具有任何的共产主义性质。”[Red Emma Speaks, pp. 406-7]

社会化的目标是用使用权取代所有权。理解社会化的关键在于它强调自由获取（自由使用）。换言之，每个人对生活资料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会因他人对生活资料的占有而受到剥削或压迫。正如赫伯特·里德所言：

“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人类已发展至可以废除旧有的主—仆关系（资本家—无产者关系）的阶段，并以平等合作的关系取而代之。这一原则不仅建立在伦理基础之上，同时也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Anarchy and Order, p. 92]

这一原则包含两个要点。首先，生活资料是公共财产，不存在一个占有它们的阶级。其次，在任何组织内部，个体之间都基于平等建立自由联合，并由此产生工业民主（或自我管理）。

自从无政府主义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以来，这一直就是其核心的立场。因此，我们可以在1840年看到蒲鲁东提出：“土地是我们生存所必需的”，“因此它是公共之物，因此不可被占有”；“所有积累的资本皆为社会财产，无人能成为其独占所有者。”这意味着“农民不会私占他所耕种的土地”，而且“所有资本……皆为集体劳动的成果”，因此属于“集体财产”。如果没有这一原则，就会产生不平等并限制自由，因为“工人只能依靠主人的恩惠和需求才能获得劳动机会”。“文明社会的工人，烤一条面包却只能吃一片面包……他并不自由。他的雇主……是他的敌人。”事实上，“无论是商业、工业还是农业协会，都无法在缺乏平等的情况下成立。”目标应是建立一个“没有主人的占有者”社会，而不是让雇佣劳动者和佃农“受制于财产所有者”。在任何经济组织中，民主将成为原则，“领导者、导师、监督者”等职位“应由劳动者从劳动者之中选举产生，并必须符合选举资格要求。所有公共职能，无论是行政还是教育——都应如此。”[《什么是财产？》，第107页，第130页，第153页，第128页，第142页，第227页，第167页，第137页]

这意味着“在联合的法则之下的……民主组织的工人协会……财富的传递并不适用于劳动工具，因此无法成为不平等的根源。”[《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一卷，第62页] 因此，工作场所“是所有参与其中之人共同且不可分割的财产”，而非“由股东公司所掌控、掠夺雇佣工人身心的工具”。这就意味着自由获取，每位“受雇于该协会的个人”都拥有“公司财产不可分割的份额”，并且享有“担任任何职位的权利”，因为“所有职位均由选举产生，协会章程需得到成员的批准。”每位成员“应根据自身的劳动贡献，参与公司的收益与损失。”[《革命的总体思想》，第219页，第222页] 值得注意的是，蒲鲁东提出的由人民银行提供的自由信贷，同样是自由获取和社会化的体现。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不言而喻，正是基于这一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和自由获取的愿景提出了对社会化的主张。例如对巴枯宁而言，“土地、劳动工具及所有其他资本必须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并仅由工人——即农业与工业协会——加以利用。”[《巴枯宁文选》，第174页]。

因此，在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生产资料都是被社会化的，它们皆建立在平等获取的原则之上。当某人加入现有的工人协会时，他将成为该合作社的正式成员，并享有与现有成员相同的权利和义务。换言之，他将在“一个人一票”的基础上参与决策。至于该协会生产的产品如何分配，不同类型的无政府主义之间存在差异，但这些协会本身都根植于自由结合和平等合作之中。与之相对，资本主义社会则将所有者置于支配地位，新加入的工人只是雇员，他们是组织的从属成员，对决策没有任何发言权（见B.1节）。

社会化意味着工作场所将成为“工人的小共和国”。[蒲鲁东，引自多萝西·W·道格拉斯，“蒲鲁东：1848年的先知，第二部分”，载于《美国社会学期刊》，第35卷，第1期，第45页] 正如经济学家大卫·埃勒曼所解释的，民主化的工作场所“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一个基于劳动的共同体、而非基于定居的共同体。它是一个共和制组织，即工作场所的共和国（res publica）。最终的治理权被确立为个人的权利……赋予企业内部的劳动者……这一分析表明，一个企业可以实现社会化，但仍然保持‘私有’性质，也就是不属于政府所有。”正如I.3.1节所述，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终结，因为工作场所将实现自由使用，工人不再是被老板雇佣的雇佣劳动者。相反，个人会寻找合适的协会加入，协会则在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进行协作。埃勒曼指出：“国有社会主义并未废除雇佣关系，而是将其国有化……唯有民主化的企业——即工人共同自雇的组织——才是私人雇佣制或公有雇佣制的真正替代方案。”[《民主工人所有制企业》，第76页，第209页]。

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建立在分散式决策的基础上，其框架是社会所有但独立运作、工人自我管理的工团。社会化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为仅仅依靠劳动的自我管理本身并不足以确保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在封建制度下，农民虽可管理自己的劳动，但这种制度并不自由，至少他们仍需向地主缴纳地租。同样可以想象在工业体系下工人向资本家和地主租赁工厂和土地的情形。正如左翼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森所指出的：

“假设工人是自雇的，但并不拥有全部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能存在强大的工厂、办公室和机器的所有者……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依然可以从所有权中获得收入。在与这些所有者的谈判中，工人必须让步，承认他们享有收入的权利，因为工人若不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就无法生产。因此，工人仍然会被剥夺……‘剩余价值’。利润仍然来自于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经济学与乌托邦》，第168页]

这种经济体制既不是（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因为工人仍然被剥削），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但仍然存在无产阶级）。因此，真正的无政府主义需要对生活资料进行社会化，以确保自由获取（无高利贷）。换句话说，虽然自我管理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但仅凭自我管理并不足以使一个社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社会。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即对生活资料的自由获取），社会仍会形成新的阶级体系，并依旧根植于剥削之中。为了彻底消除剥削，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生产性资产，如工作场所和土地，应归整个社会所有，并由工会组织和自雇个体进行管理。正如克鲁泡特金说到：“自由的工人在自由的土地上，使用自由的机器，并自由地运用科学赋予人类的一切力量。”[《行动起来》，第102页]

这种社会化、自由获取的愿景，同样适用于住房。例如，蒲鲁东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房屋租金支付应当被“计入房产购置款项”，一旦支付完成，该房屋“应转入市政管理……代表所有租户进行管理，并永久性地向他们提供住所，仅收取建筑维护成本。”租赁农地的原则亦相同，一旦租金支付完成，土地“应立即归属于市镇，由市镇取代原有的地主。”此外，还应“制定监督市镇、安置耕种者及划定财产边界的措施。”[《革命的总体思想》，第194页，第199页] 克鲁泡特金的目标与蒲鲁东类似，即“废除房租”，但其方式有所不同。他主张在社会革命过程中“没收房屋的所有权”，即“将房屋共有化，并赋予每个家庭体面居住的权利。”[《面包与自由》，第91页，第95页]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强调公社（详见I.5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主张类似“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例如，克鲁泡特金就曾极力强调，持续的集体生活对无数人而言是“令人厌恶的。虽然即使是最为内向的人都必然会感受到与他人共同工作的必要性……但在闲暇时间——那些属于休息和私人生活的时间——情况却截然不同。”集体生活就好像人类的蜂巢，“这或许对某些人、甚至所有人生命的某一阶段而言，是可取的，但绝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家庭生活（当然，是属于未来的家庭生活）。他们更喜欢独立的住房。”一个社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如果这成为普遍规则，那将令人厌恶。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与社交时间的交替，才是人类天性的正常需求。”[同上，第123-124页]。因此，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不是[国有社会主义者曾倡导的]修道院式或军营式的共产主义，而是自由的共产主义——它将收获或制造的产品供所有人自由使用，同时给予每个人在自己家中自由消费的权利。”[《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演进中的地位》，第7页] 显然，每个家庭就像每个工作场所一样，应由其使用者自行管理，而社会化的目的正是确保这一点（即确保人们不会变成房东的租户／附属者）。

在这一基本的自我管理与社会化愿景之上，各种无政府主义学派有所分歧。互助主义消除了雇佣劳动，使工人能够与他们使用的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基于自我管理和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所有权。然而，其他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批评这种制度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合作主义”，其中工人所有的合作社在市场上彼此竞争，以争取顾客、利润和原材料等——这种竞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下同样的问题，甚至可能回归资本主义（详见I.1.3节）。一些互助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一风险。于是蒲鲁东在I.3.5节所讨论的那样，主张建立农业-工业联合体，以抵御市场机制导致的不平等和雇佣劳动。此外，互助主义的支持者还指出，现有的合作社极少解雇成员，并且比相应的资本主义企业更加平等化。他们认为，这种特性将确保互助主义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同时通过提供便利的信贷，使失业者能够重新创办自己的合作社。

相比之下，在无政府集体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中，就是整个社会共同拥有生活资料。这不仅消除了生存竞争，也避免了工人对自己所工作的企业产生专有利益的倾向。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工厂……完全可以归属于社区……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是乡村的祸害，它导致儿童的过度劳作，使成年男性沦为贫民；因此，工人们以各种方式反对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更为合理的社会组织下，工厂将不会遇到这样的阻碍；它将成为乡村的一种福祉。”毋庸置疑，这样的工作场所将以工人自我管理为基础，因为“工人……应当成为产业的真正管理者。”[《明日的田野、工厂与作坊》，第152页，第157页]。用克鲁泡特金的说法，这种“社会化组织的工业生产”将确保体面的生活水平，同时避免市场（即便是非资本主义市场）所带来的问题。

换句话说，经济是共有制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被转变为公共“财产”。社区决定生产的社会和生态框架，而工人则在此框架内做出关于生产内容和方式的日常决策。这是因为，一个仅仅依赖工作场所集会的制度，会在事实上剥夺那些虽不直接参与生产、但却承受生产后果（例如生态破坏）之人的发言权。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言，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推动“一种整体性的、生态导向的经济”，关键的政策决策应由“公民在面对面的集会中做出——以公民的身份，而不仅仅是作为工人、农民或专业人士……作为公民，他们应当在这样的议会中发挥自身的最高层次——人类的层次，而不是作为被社会隔离的个体。他们应当表达自己的一般人类利益，而不是其特定的社会地位利益。”这些公社化经济体将彼此联合，形成“一个区域性的邦联体系。土地、工厂和作坊应当由自由社区的公民大会控制，而非由民族国家控制，也非由可能对其发展出专有利益的工人—生产者控制。”[《重塑社会》，第194页]

工作场所集会与社区集会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可能局限于特定的行业或岗位，而后者则能够提供更广泛的讨论空间，使人们作为普通公民而非特定行业的工人来共同寻求解决方案。这种模式以公社参与为基础，通过地方社区和邦联议会的面对面投票来运作，并通过自愿联邦加以联系。这并不意味着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因为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并不存在国家（关于社区集会的更多讨论，详见I.5节）。

这意味着当一个工作场所被共有化时，工人的自我管理将置于社区的更广泛框架之中，成为社区控制的一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工作内容或工作方式，而是说，他们决策的框架由社区设定。例如，地方社区可能决定生产应当最大限度地实现回收利用、尽量减少污染，工人则在这一决策的指导下进行投资和生产决策。此外，消费者组织和合作社，可能在工团联合代表大会上、甚至在个别工作场所中拥有发言权（尽管这将由地方社区自行决定其可行性）。通过这些方式，消费者不仅能够对生产的管理、产品的种类和质量发表意见，还能在产品的创造过程中体现自身利益，而不仅仅是产品被动的消费方。

鉴于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原则以及国家的缺失，集体化的具体形式可能会存在相当大的变通空间，例如在分配方式、是否使用货币等问题上，各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安排——正如1936-1939年西班牙革命期间，不同地区采取了不同的制度所展示的那样。然而，如果一些社区贫困而另一些社区富裕，自由就会受到损害。因此，剩余财富的分配方式，必须确保所有社区都能从邦联体系中获得足够的共享收入和资源，同时确保公共服务和基本生活需求的最低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工团和社区应当结合成联合会（详见下一节）。

最终，无政府主义各流派之间的一个关键分歧，在于社会化的范围应当延伸到何种程度。互助主义者认为，社会化应当仅限于生产资料；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则认为，若要保持一致性，社会化必须涵盖生产资料以及生产出的产品。无政府集体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往往倾向于认同互助主义者，但许多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和稀缺性的遗留问题被克服，经济最终将演变为共产主义。蒲鲁东在论述互助主义时曾表示：

“那么，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对产品的所有权（如果我们承认其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一点无需进一步论证……所有人……都是自己产品的所有者——但无人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对产品的权利是专属的——对物权（jus in re），对生产资料的权利则是共有的——对物请求权（jus ad rem）。”[《什么是财产？》，第120-121页]

对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而言，社会化应当延伸至劳动产品本身。这意味着，人们不仅应当能够自由获取生产资料，也应当能够自由获取生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必须共享自己使用的私人物品，而是指商品将根据需求自由分配，而无需通过购买获取。如果仅仅社会化生产资料而不社会化劳动产品，就意味着要在社会中维持“两个完全对立的原则，这两个原则将不断相互矛盾。”[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163页] 因此，需要超越单纯地废除雇佣劳动，进而彻底废除货币（即工资制度）。这是因为任何试图衡量个人对社会贡献的方式都存在缺陷，并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在需求量上存在差异。一个年轻的未婚女性，与一个抚养五六个孩子的母亲，他们的需求完全不同。但在当今的雇主眼中，这些需求差异毫无意义，而劳动支票……也是如此。”[克鲁泡特金，《行动起来》，第108-109页]

无论具体的个人、工作场所、公社或地区采用何种分配模式，社会化都将成为其基本原则。自由获取生产资料将确保个体的自由，也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尝试不同的无政府主义经济体系。

I.3.4 各个工团之间会建立怎样的关系？

正如个人会为了共同的问题而联合起来共同解决它们，工团亦是如此。几乎没有哪个工作场所是完全独立的。它们需要原材料作为投入，也需要消费者来购买它们的产品。因此，不同的工团之间将会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独立工团之间的自由协议；其次，各行业内部以及各地区范围内、工团的邦联（confederation）。

这种对自由合作的追求，与消除中央集权体系的愿望相辅相成。人们常常会错误的理解对中央集权的反对。例如，市场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亚历克斯·诺夫曾提出：“存在横向联系（市场），也存在纵向联系（等级制度）。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联系方式呢？”[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p. 226] 换句话说，他认为反对中央计划就意味着必须接受市场经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横向联系未必以市场为基础，纵向联系也未必必须是等级制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必须从根本上建立在个人与社群之间的横向联系之上；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合作，而不是受制于某个中央机构。这种合作将成为无政府主义经济中众多联系的来源。当一群个体或社群聚在一起，讨论共同利益并作出共同决定时，他们将受自己的决策所约束。这与由中央机构发布命令的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因为在无政府主义的体系下，决策的内容由受其影响的人们共同决定。换句话说，决策不是自上而下地强加，而是自下而上地形成。

让我们来看自由协议这一概念。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让人们自行组织生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拒绝中央计划，主张工人协会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自由的工人需要自由的组织，而这种组织不能建立在其他基础之上：唯有自由协议和自由合作不会牺牲个体的自治。”直接参与生产（以及消费）的人远比任何官僚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因此，自愿协议是自由经济的基础，这些协议是“基于自由同意而达成的，是在各方都能自由选择不同选项的前提下达成的。”[Anarchism, p. 52 and p. 69] 只有在没有资本主义所伴随的财富与权力集中现象的情况下，自由协议才能成为真正的自由协议，而不是伪装的等级制度的

无政府主义经济“是自下而上建立的，而非自上而下。就像有机体一样，这种自由社会从最基本的单位成长为复杂的结构。‘个人生存斗争’这一需要……足以让整个复杂的社会机制运转起来。社会是个体生存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与之对立的存在。”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正如每一个自由的个体都会与他的兄弟姐妹们联合起来生产……一切生活所需物品，并不是受到了任何外在压力，而仅仅是出于一个人对充分享受生活的渴望；同样，每一个组织也是自由的、自治的，并且因为合作和订立协议能够扩大自身的可能性，所以才会与他者进行合作。”这表明，无政府主义经济是去中心化的，甚至比资本主义更加去中心化（资本主义所谓的去中心化实际上只是一种神话，例如跨国公司和大企业中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经济“通过自由和平等的协议不断加强联系，并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George Barrett,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18]

无政府主义经济将建立在自发的秩序之上，工人通过互助与自由联合来组织生产。对于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种经济形式表现为“在没有货币媒介、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根据需求和现有供应进行自由交换。”[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 217] 洛克尔对此总结道：“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建立自由社群的联合体，这些社群因其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相互联系，并通过互相协商和自由契约来安排各自的事务。”[Anarcho-Syndicalism, p. 1] 此类协议的一个例子便是对产品和服务的订单：

“那么，我们的这家工厂，在其服务性质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就是一个自治单位：自主管理其生产活动，并可尽情尝试新方法去开发新风格和新产品……工厂的自治……是以防‘平庸化’的保障，是对那些竞争动机曾被认为能够刺激多样性、活力、个性化工作和工艺的制度的——超越性替代。”[G.D.H. Cole,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p. 59]

这意味着自由协议将确保消费者能够自由选择供应商，使得生产单位能够了解自己是否按消费者的需求生产产品，并在正确的时间提供（即是否满足了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如果生产单位未能做到这一点，消费者就会转向同一行业的其他生产单位。需要强调的是，除了这种否定性检查机制（即消费者选择“退出”）作为负面反馈之外，还可能通过消费者团体、合作社以及公社等方式，对生产单位施加正面监督。消费者团体通过制定并传达需求给生产者群体，将会在确保产品质量、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发挥出关键的作用（有关更多细节，见I.4.7节）。

这些直接的横向联系，对于确保生产满足需求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特定的工团、在特定时间内请求生产特定的商品以满足特定的需求，经济就无法真正满足人们的需要。例如，一个中央计划可能会规定在一年内生产100万吨钢铁或2500万件衬衫，但这并不能说明具体需要生产什么、何时生产，而这恰恰取决于这些物品的用途及其使用者的需求。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盲目地为所有可能的需求进行生产，而不是计算实际需求并组织起来，并以尽可能少的劳动满足它们，这将是荒谬的能量浪费……解决方案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协商以及他们之间将会达成的协议。”[At the Café, pp. 62-3] 因此，自由联合、自由协议和互助这些经典的无政府主义理念尤为关键！正是这些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才能传递的必要信息，以确保在正确的时间生产正确的产品！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证到的（他根据自己在列宁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俄国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

“生产和交换是极为复杂的事业，以至于国有社会主义者的计划……一旦付诸实践，就会被证明完全无效。如果工人们不能通过他们的工会在各自的行业中自行组织的话，没有任何政府能够组织生产；因为在所有的生产过程中，每天都会出现数千种政府无法预见或解决的困难。当然，预见一切是不可能的。只有成千上万的头脑共同努力，才能够推动新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并为成千上万的地方性需求找到最佳解决方案。”[Anarchism, pp. 76-77]

这便引出了工团之间关系的第二种形式，即同一行业或地理区域内的工团邦联。值得注意的是，跨工作场所的联合并不仅限于集体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工团联合会的概念，可以追溯到蒲鲁东在1848年革命期间首次提出的“农业-工业联合会”（agro-industrial federation），并在他1863年所著的《联邦原理》（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中正式命名。这位法国的互助主义者提出“农业-工业联合体”作为其自主管理合作社体系的结构性支撑组织。这些工团邦联对于促进工作场所之间的交流至关重要。没有任何工团是孤立存在的，因此迫切需要一个能使工团共同讨论并处理他们共同利益的机制。因此，邦联既是自由协议的补充，也体现了无政府主义关于自由联合、去中心化组织以及对现实需求的关注：

“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的、中央集权的精神……因此，他们设想未来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联邦制的基础之上，从个人到自治市、到公社、到地区、到民族、到国际，皆基于团结和自由协议。这种理想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生产组织中尽可能地偏向去中心化的组织方式；但这并不是一种必须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绝对规则。自由意志的社会秩序本身……就排除了强加单一解决方案的可能性。”[Luigi Fabbri, "Anarchy and 'Scientific Communism", pp. 13-49, The Poverty of Statism, Albert Meltzer (ed.), p. 23]

工团邦联（某些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称工团为“行会”(guild)，而也有些人则称之为“产业工会”(industrial union)）在两个层面上运作：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其基本运作原则与工团本身相同——在平等者之间进行自愿合作，以满足共同需求。换句话说，邦联中的每个工团都通过横向协议与其他工团相联系，且无须向任何凌驾于团体之上的独立实体去承担义务（关于无政府主义邦联的性质，详见A.2.11）。赫伯特·里德对此总结道：

“总的原则很清楚：每个行业都由自治集体组成一个联合会；每个行业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该行业的工人手中，而这些集体则管理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安那其与秩序》，第49页]

克鲁泡特金关于公社之间联邦主义的论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工团可以被视为生产者公社）。他指出：“未来的公社将明白，它不能承认任何更高的权威；在它之上，只能是它自己以及其他公社自愿接受的联合会的利益。”因此，联邦主义并不会与自治相冲突，因为每个成员在其边界内都拥有广泛的自主权，因此每个“公社都将完全自由地采用它所希望的所有制度，并进行它认为所有必要的改革和革命。”[《一名反叛者的话》，第83页] 此外，这些联合会将是多样化的，并且具有功能性。经济联合会将创造一个复杂的互联网络，使各个协会和联合会相互联系：

“事实上，我们的需求是如此多样，它们以如此快的速度不断涌现，以至于很快地，单一的联合会将无法满足所有需求。公社届时将感到需要缔结其他联盟、加入其他联合会。例如，它可能加入一个团体来获取食品供应，同时需要加入第二个团体以获得其他商品，如金属，然后加入第三个或第四个团体以获取纺织品和艺术品。”[Op. Cit., 第87页]

因此，工团邦联能够适应其成员的需求。正如汤姆·布朗所论证的那样，“工团主义的组织模式极为灵活，这正是其主要优势所在。区域邦联可以根据地方条件和变化的环境进行组建、调整、扩展或重组。”[《工团主义》，第58页]

正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这些邦联是自愿性的联合体，并且“正如工厂的自治对于保持行会制度的生机和活力至关重要一样；在国家行会之外存在各种民主类型的独立工厂，也可能成为个人智慧进行宝贵实验和富有成效的创新手段。在坚持拒绝将他们的理论推向最终的‘逻辑’结论时，行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忠实于他们对自由和多样化社会事业的热爱。”[G.D.H. 科尔, Op. Cit., 第65页]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控制：

“但是，当我们说生产工具（包括工厂本身）的所有权应归还给社团[即邦联]时，我们并不意味着独立作坊的工人将受制于某种可以随意处置生产工具的工业政府。不，各工厂的工人丝毫不打算将他们艰难赢得的控制权……交给某个上级权力……他们要做的是……确保相互使用彼此的生产工具，并给予其他工厂的工人分享其生产设施的权利，同时在团结互助的协议下，享有同样的权利以使用他们盟友的设施。”[詹姆斯·纪尧姆, 《建设新社会秩序》, 载于《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 第363-364页]

因此，无论是集体无政府主义、共产无政府主义还是互助主义，其核心都在于工作场所的自我管理。这意味着工人能够选择他们希望从事的生产任务，而不是由某个中央机构分配任务并强制执行（即使撇开官僚主义与自由的问题，这种模式在任何大型、复杂的经济体中也很难有效实施）。相反，各个工作场所将有权选择由其他协会（经济协会和公社）提交的任务，并决定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工人大会和工人委员会将成为核心，它们不仅制定个别工作场所的政策，还通过全体工人的大会讨论整个行业或经济范围内的问题，确保所有人都能参与决策。委员会内的投票是直接进行的，而在更大的联合体中，投票则由临时、无薪、受具体授权并可即时罢免的代表执行；一旦他们的任务完成，他们便恢复普通工人的身份。

在这里，“受授权”意味着工人大会和委员会选出的代表在前往更高级别的联合会议时，会在邦联的每个层级上都受到选民的具体指示，规定他们在任何议题上的立场和投票方式。这些代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代表”（representatives），而是“受委托者”（delegates），因此，他们在联合会议上必须按照具体授权进行投票。“可罢免”则意味着，如果他们未按照授权投票，他们将被撤换，而投票结果也将被宣布无效。换言之，这些代表将被赋予强制委任权（imperative mandates，即具有约束力的指示），他们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事；并且如果未能执行授权，他们可随时被召回，其决定也可被废除。（这种受授权代表制度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至少可追溯至1848年，当时蒲鲁东就认为这“是普选制的必然结果”，以确保“人民……不放弃自己的主权。”[No Gods, No Masters，第1卷，第63页]。）正因为工人大会拥有授权和罢免代表的权力，所以基层工人大会将成为整个经济联合协调体系的政策来源，并对所有更高级别的邦联机构拥有最终的“权威”（姑且用这个词）。代表将是普通工人，而不是受薪的全职代表或工会领导，他们在完成被选举时所赋予的特定任务后将返回原来的岗位工作。这样，决策权始终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而不会集中到官僚体系的顶端、形成一个由职业管理者或工会领导人组成的精英阶层。关于这些邦联可能发挥的作用，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总之，一个自由的社会“是自下至上自由组织起来的，从个人联合成协会，协会逐渐发展，逐步形成越来越复杂的协会联合会。”[马拉泰斯塔，At the Café，第65页]

I.3.5 工团邦联将会做什么？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工团之间的自愿联合是必要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为了决定主导工团之间关系的政策并协调它们的活动。这种协调可能涉及从商定技术标准、到制定特定问题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再到达成重大投资决策、或优先考虑某些大规模经济项目或研究领域。此外，联合会还将作为解决争端的机制，并用于识别和应对任何可能导致资本主义或其他阶级社会复辟的趋势。

这一观点可以从蒲鲁东的理论中看出，他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联合需求的人。他曾表示：“过去二十五年来，我所有的经济思想都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农业—工业联合会。”这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无论联邦制原则在基本逻辑上多么无懈可击……如果经济因素持续倾向于瓦解它，它便无法存续。换言之，政治权利必须以经济权利为支撑。”一个自由社会无法在“资本和商业”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生存，因为它将“被划分为两个阶级——一方是地主、资本家和企业家，另一方是靠工资维生的无产者；一方富有，另一方贫困。”因此“在经济背景下，联合的目的在于提供商业和工业领域的相互保障……这种具体的联邦安排旨在保护公民……免受资本主义和金融剥削的侵害，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总体而言，它们构成了……一个农工业联合会。”[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 p. 74, p. 67 and p. 70]

资本主义导致“资本利息”和“雇佣劳动或经济奴役，总之是不平等的社会状况”，而“农工业联合会……将通过信用和保险领域的互助制度……保障工作权和受教育权，并组织劳动，使每一名工人都能成为技术工人和艺术家，使每一名受雇者都能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促进日益增长的平等。”“工业联合会”将在最大范围内实施“互助原则”和“经济团结”。由于“各行业如同姐妹”，它们“是同一机体的组成部分”，“一个行业遭受损害，其他行业也难以幸免。因此它们应当联合……以保障共同繁荣的条件，而这种繁荣不应被任何个人垄断。”因此，互助主义主张“所有行业相互保障”，同时“以经济的方式组织所有公共服务，并使其脱离国家的控制。”[Op. Cit., p. 70, p. 71, p. 72 and p. 70]

后来，无政府主义者进一步发展、完善并阐明了这些经济联合的理念。基本上，邦联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业联合（即某一特定类型的所有工作场所组成的联合会），另一种是区域联合（即特定经济区域内所有工团的联合会）。因此，每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联合会，而每个地理区域内的所有工团也会有一个联合会。两者将在不同层级上运作，也就是说，在地方、区域及更高层级上，既会有行业内部的联合会，也会有跨行业的联合会。这种行业间及跨行业的网络化合作的基本目标，是确保相关信息能够在经济的各个部分之间有效传播，以便各方能够在协调各自计划的同时，将生态和社会损害降至最低。例如，虽然铁路工人邦联将负责管理铁路网络，但各地的车站、区域和国家级的车务段，也将派代表定期与同一地理区域内的其他工团会面，以讨论总体的经济问题。

然而需要牢记的是，每个加入联合会的工团都是自治的。邦联的目的是协调共同利益相关的活动（特别是关于新工厂的投资决策，以及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对现有工厂进行合理化调整）。但邦联不会决定某个工团应从事何种工作或如何开展工作：

“由于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自行管理自身事务，更大的行会组织[即邦联]的职责主要是协调、调整以及代表行会进行对外事务。它们将在必要时协调不同工厂的生产，使供需保持一致……它们将组织研究……这一庞大的行会组织……必须直接建立在各个行会所属的工厂之上。”[Cole,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pp. 59-60]

因此，必须强调，邦联的最低层级——工人大会——将通过选举具有授权且可被随时罢免的代表，来控制更高层级的联合机构。可以合理地假设，联合会的层级越高，所作的决策就越具普遍性。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负责大范围地区的联合会很难对大型项目进行详细规划；因此，它们在实践中更可能是为达成指导方针和优先事项的共识提供论坛，而非具体项目或经济事务的实际规划机构。正如俄罗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G·P·马克西莫夫所言，其目标是“协调一切活动、整合地方利益，建立一个中心，但不是一个发布命令和法令的中心，而是一个调整和指导的中心——正是通过这样的中心来组织全国的工业生活。”[quoted by M. Brinton, For Workers' Power, p. 330]

因此，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体系，因为基层的工人大会和工人委员会对所有政策决策拥有最终决定权，并且可以废除那些由受托决策权的代表所制定的政策，并罢免这些代表：

“在物质和技术生产方式方面，无政府主义者没有预设的解决方案或绝对的规定，而是服从自由社会的经验和条件所推荐和规定的事物。但重要的是，无论采用何种生产方式，它都必须是生产者们自身的自由选择，而绝不能被强制施加，否则就可能导致对另一名劳动者的剥削……无政府主义者不会先验地排除任何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并且同样承认，在不同时期可能会存在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Luigi Fabbri, "Anarchy and 'Scientific' Communism", pp. 13-49, The Poverty of Statism, Albert Meltzer (ed.), p. 22]

邦联的存在是基于特定的需求。正如可以从蒲鲁东的理论中看出的那样，互助主义者意识到，即便是在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市场中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因此他们创建了保护工人自我管理的支持性结构。此外，工业工团很可能会与互助银行（即信贷工团）建立起联系。这些工团的存在旨在为自我管理、新的工团扩张等提供无息信贷。如果资本主义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的话，互助银行还将减少商业周期的波动，因为“像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通常被归类为以银行为中心的经济体——因为银行提供的外部融资多于市场，并且更多企业与银行保持长期关系——在长期投资的增长与稳定性方面，比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体（如美国和英国）表现更好……此外，研究对比了德国和日本那些与银行关系紧密的企业与那些没有此类关系的企业，结果表明，与银行有紧密联系的企业在商业周期中的投资稳定性更强。”[Doug Henwood, Wall Street, pp. 174-5]

反对合作社的一个常见论点是，它们无法实现风险的分散（即所有工人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一论点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当今大多数工人并没有股份，他们完全依赖工作来维持生计。此外，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企业间的横向联合或企业集团化来分摊商业风险”来解决。“蒙德拉贡合作社通过若干区域集团联合在一起，以不同程度地共享利润。与其让一个工人将资本分散投资于六家公司，不如让六家公司部分地共享利润，形成一个集团或联合会，从而在不依赖可转让股权资本的情况下实现同样的风险分散目标。”因此，“合作社联合会中的风险分摊”确保了“无需可转让股权资本，也能实现工人年收入流动的风险分散。”[David Ellerman, 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 p. 104] 此外，正如许多在资本主义环境下孤立运作的合作社经验所显示的那样，支持性网络对于合作社的生存至关重要。蒙德拉贡合作社体系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拥有信用合作社和合作社之间的互助支持网络，使其成为全球最成功的合作社体系。因此，“农工业联合会”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而存在的。

在集体无政府主义和共产无政府主义的框架下，联合会还将承担额外的任务，主要涉及两个核心职能。首先，是共享和协调由工团所生产的信息；其次，是根据这些信息所反映的生产与消费变化来制定应对措施。

邦联（即协商协调机构）将负责明确界定生产部门，而通常情况下，生产单位只会涉及一个特定的生产领域。这些邦联将与其他邦联以及相关的公社邦联保持直接联系，公社邦联向工团提供决策指导方针（参见I.4.4节），并确保共同问题能够得到突显和讨论。这些邦联的存在，旨在确保信息能够在各个工作场所之间传播，并保证行业能够对社会需求的变化做出反应。换言之，这些邦联的主要作用是协调重大新投资决策（即当需求超过供给时），以及决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即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如何调整生产。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邦联所协调的投资决策，将与新工团的创建投资以及工团内部的投资决策并存。并不是所有投资决策都必须由邦联来做出（特别是对于新兴行业而言，在其初创阶段甚至还没有对应的邦联！）。因此，在自我管理的生产单位之外，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还将存在大量小规模、地方性的经济活动，以保证创造力、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些活动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扩展开来之后，才会需要联合地协调。因此，尽管生产将主要依赖于自主的网络体系，但对于消费者行为所引发的投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会由该生产部门的工团邦联进行协调。通过这样的机制，邦联可以确保各个独立的工团不会因为生产调整而浪费资源，避免个别单位因过度生产或过度投资而造成损失。通过跨工作场所的信息共享，工人们可以克服市场体系中所固有的协调障碍（参见C.7.2节），进而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动荡。

这样一来，重大投资决策将在行业工团的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上，通过一种横向的、协商的协调过程做出。重大投资决策将在适当的层级进行协调，而邦联内的每个单位都保持自治，决定如何利用自身的生产能力以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由邦联（通过横向协商）协调的自主管理生产单位，这既保证了地方自主性（这是灵活性、创造力和多样性的关键来源），也确保了对社会需求变化的理性回应。由于工团之间的联系是非等级制的，每个工团仍然保持自主管理。这一机制确保了权力的去中心化，以及由直接参与生产的工人掌握控制权、发挥自主性并进行实验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班牙革命期间，不同的组织方式成功地实现了联邦化。加斯顿·勒瓦尔指出，这些邦联形式并未损害自我管理的自由意志性质：

“一切都由工团掌控。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由几个高层官僚委员会，在不征求工会普通成员意见的情况下决定的。在这里，自由意志的民主得到了实践。正如C.N.T.那样，这里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动结构；从基层……向上延伸，同时也存在一种自下而上的影响，从这些地方单位的联邦向各个层级延伸，再由源头回溯至源头。”[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105]

任何邦联的具体职责都会有所不同，尽管我们“更倾向于分散化管理；但在实践和技术问题上，我们最终还是会听从自由经验的指引。”[Luigi Fabbri, Op. Cit., p. 24] 虽然组织的具体形式显然会根据行业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自我管理与自由联合的基本理念始终不变。此外，“最重要的事情……是[邦联或行业公会的]职能应尽可能地被限制在最低限度。”[Cole, Op. Cit., p. 61]

跨工团邦联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平衡不平等。毕竟，各个地区在自然资源、土地质量、地理位置、可达性等方面并不相同。简单来说，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由于土壤肥力、健康状况和地理位置的自然差异，确保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相同的劳动条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一开始就实现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因此“出于自然原因，正义与公平无法完全实现……这也意味着自由同样无法实现。”[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革命》，p. 16和p. 21]

蒲鲁东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由于原材料、土地质量等方面的差异，经济联邦制是必要的。因此，他主张将农业生产收入的一部分缴入一个中央基金，用于均衡补偿，补偿那些处于不利地理位置或土地肥力较差的农民。正如他所说，农业中的经济地租“唯一的原因就是土地质量的不平等……如果有人因这种不平等而有权提出要求……[那应该是]那些耕种贫瘠土地的农民。因此，在我们关于[资本主义]清算的方案中，我们规定，每种类型的耕作都应缴纳一笔按比例计算的贡献款项，以实现农民收益的均衡、确保农产品的供给。”此外，“共和国的所有城镇应达成共识，以便在它们之间均衡土地质量及耕作条件的差异。”[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209 and p. 200]

通过联邦化，工人可以确保“土地……成为所有人的经济领域，其财富将为全人类所享。”[马拉泰斯塔，《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p. 93] 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化，将从外部弥补地方在原材料、土地质量及供给上的不足。这将使全人类共享经济活动的成果，从而确保全民福祉成为可能。

联邦化将消除富裕公社与贫困公社、富裕工团与贫困工团并存的可能性。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意味着共同享受集体生产的成果……当每个人都尽其所能为集体福祉作出贡献时，他[或她]也应按照自己的需求最大限度地享受社会公共财富。”[《无政府主义》，p. 59]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CNT在其1936年关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议中指出：“就公社间的产品交换而言，公社委员会应与区域公社联邦及生产与分配的邦联委员会进行协调，申请所需物资以及[提供]任何可用的盈余。”[引自何塞·皮拉特斯，《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盟》，vol. 1, p. 107] 这一主张显然延续了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社会化”应当建立在工作场所“归属于联邦化的公社”的基础之上。[《面包与自由》，p. 136]

资本主义的遗留问题，包括富裕与贫困地区、富裕与贫困的工作场所，将是任何革命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阶级社会所造成的不平等，需要时间来改变。而邦联的任务之一，正是确保生产与消费的社会化，使人们不因历史的偶然性而受惩罚，并确保每个公社都能发展到一个适当的水平。正如CNT在西班牙革命期间所指出的：

“关于社会化的反对意见很多，其中最有趣的一个观点认为，通过社会化某个行业，我们只是简单地接管并运营它，结果会导致一些行业繁荣，使得其中的工人享有特权，而另一些行业却不幸地需要工人付出更多劳动，却得到较少的收益……的确，在繁荣行业工作的工人与那些勉强维持的行业的工人之间存在差异……这些我们并不否认的异常现象，却被归咎于社会化的尝试。然而，我们坚定地认为，事实恰恰相反：这些异常现象恰恰是由于缺乏社会化所造成的。

“我们所提出的社会化方案，将解决这些被用来攻击社会化的问题。如果加泰罗尼亚的工业实现了社会化，一切都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工业、农业以及工会组织，都将在经济委员会的指导下实现协调与规范化，劳动时间将变得更加均等，换句话说，不同行业工人之间的差异将被消除……

“社会化——请那些诋毁者听清楚——是真正的、最正宗的经济组织模式。毫无疑问，经济必须被组织起来；但绝不能按照旧的方式——正是这些旧方式导致了我们如今要加以摧毁的现状，而应当依据新的准则，使我们的人民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榜样。”[《工人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1937年4月30日，p. 12]

工人自治并不意味着所有形式的经济支配和剥削都会自动消失。毕竟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可能仅凭其规模或对特定技术或资源的控制，就能获取超额利润。因此，蒲鲁东建议“互助主义的倡导者”应该“对市场进行调节”，以保证“成本价格的合理分解”，并在“友好协商后确定一个最高和最低利润率”，并“组织调节性社团”。[Selected Writings of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70] 看起来，农工业联合会可能正是承担这一职能的机构。同样，该联合会也将成为公开讨论和解决工团是否垄断其资源的问题的场所，即，它们是否将资源视为私人财产，而非社会化的共有财产。因此，联合会将团结工人，“以保障生产工具的共同使用”，这些工具“通过互惠契约”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财产”。[James Guillaume, "On Building the New Social Order", pp. 356-79,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76]

跨行业邦联能够确保当某个工团的成员转到另一个（或同一行业内的）工团工作时，他们享有与新工团成员相同的权利。换句话说，作为邦联的一部分，工人能够确保自己在加入任何一个工作场所时，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平等的发言权。这一点至关对于保证合作社社会仍然保持合作性质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该制度的基础是所有参与劳动过程的人都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如果某些工团正在限制人员进入，从而形成雇佣劳动关系，或者垄断资源并因此收取垄断价格；那么邦联将成为公开谴责这些工团并组织抵制它们的平台。一个寻求保护自身自由的自由社会，不太可能容忍这样的反社会行为。

然而，也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些邦联仍然是集中化的，工人仍然需要服从来自上级的命令。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任何涉及行业或工厂的决定都直接由相关人员控制。例如，钢铁行业的邦联可能会在某次大会上，决定对行业进行合理化调整。对此，默里·布克钦描绘了可能的应对方式：

“让我们假设，[通过这次大会]设立了一个由高素质技术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提出对钢铁工业的变革方案。该委员会……建议，通过关闭部分工厂、扩大其他工厂的运营规模来优化行业结构……那么，这个委员会是‘集中化’的机构吗？答案：既是，也不是。‘是’，仅仅是因为它处理的是关乎整个国家的问题；‘不是’，因为它无权做出必须由全国执行的决定。该委员会的方案必须由所有[受其影响的]工厂的工人进行审议……委员会本身无权强制执行‘决定’，它只能提出建议。此外，委员会的成员仍受其所在工厂和社区的监督……他们不具备决策权。至于其方案的采纳、修改或否决，则完全取决于……[那些]相关的工人。”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80]

因此，邦联不会处于支配各个工团的权力地位。它不会试图决定哪些工厂生产哪种钢材、供给哪些客户、采用何种方式生产。因此，工团的邦联确保了一个去中心化、自发的经济秩序，同时避免了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即企业内部和市场中的权力集中、周期性危机等）。

正如可以想象到的那样，这些邦联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收集和处理信息以判断行业的发展情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顶层建立起官僚体系或集中化控制。首先，关于集中化的问题，邦联由代表大会运作，这意味着在大会上选举出的任何职员都只是执行相关工团代表所做的决定。例如，新的投资决策是在邦联的大会和全体会议上制定的。需要记住的关键点是：邦联的唯一作用是协调联合行动和共享信息，它不会干涉某个工作场所的具体运营，也不会决定其如何履行消费者订单。（当然，如果某个工作场所实施了其他工团无法接受的政策，它可能会被驱逐出邦联。）由于参加这些大会和全体会议的代表是受授权的，其决策可以被各生产单位否决或修改，因此，邦联并不是一个集权化的组织。

至于官僚机构问题，收集和处理信息的确需要一个行政团队来执行这项工作。然而，这个问题同样影响资本主义企业；但由于工团是基于自下而上的决策模式，因此显然，与中央集权的资本主义公司不同，其行政规模将更小。事实上，邦联甚至可能一开始就根本不设固定的行政机构！在定期大会上，可能会选定某个特定的工团来负责邦联的信息处理，并定期在不同的工团之间轮换这一任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形成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及其附属设备，并使整理信息的任务直接由普通工人执行。此外，这种机制还能防止官僚精英阶层的产生，因为所有参与者都需要熟悉信息处理的相关流程。

最后，邦联需要收集哪些信息？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各个工团会记录其投入与产出，并生成信息摘要。例如，消耗的总能源（以千瓦计算，并区分能源类型）、投入的原材料、消费的劳动时间、收到的订单、接受的订单、产出情况，等等。这些数据可以进一步处理，例如计算每种产品的单位能耗和劳动时间，以评估生产的效率及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对于邦联而言，个别工团的产出数据可以汇总，并计算出地方及其他层面的平均值。此外，通过这一数据聚合过程，可以识别需求的变化，从而判断何时需要投资、何时应当关闭工厂。这样一来，既能避免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周期性萧条与繁荣，又不会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为集权的系统。

I.3.6 工团之间的竞争怎么办？

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会经常提出。他们认为，除非被强制要求，工团不会自发合作，否则它们将为原材料、熟练工人等资源相互竞争。据他们所说，这种竞争的结果将导致富有和贫穷的工团并存、导致社会内部及工作场所内部的不平等，以及（可能出现的）来自失败工团的失业工人被那些成功的工团雇佣。换句话说，他们主张：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要么会走向威权主义以防止竞争；要么如果不这样做，它就会很快变成资本主义。

对于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和互助主义者来说，竞争并不被视为一个问题。他们认为，以合作社和互助银行为基础的竞争，将最大程度地减少经济不平等，因为这种基于自由信贷与合作的新经济结构将消除非劳动所得（即不劳而获的收入），例如利润、利息和地租，并赋予工人足够的议价能力以消除剥削。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资本主义扭曲了竞争，因此他们并不反对竞争本身。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即便竞争可能带来某些好处（假设竞争确实存在的话），但其弊也远大于其利：这些负面影响在I.1.3节中已经列举。因此，这个问题通常是针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指出，个人试图改善自身生活并不违背无政府主义原则。这怎么会是错误的呢？约翰·莫斯特和艾玛·戈尔德曼曾指出：“自私并不是犯罪，只有在社会条件使个体有机会以损害他人的方式满足自己的私欲时，它才成为一种罪恶。在无政府社会里，每个人都会寻求满足自己的自我需求。”但与此同时，他“也会向那些愿意帮助自己的人伸出援手，因此，自私将不再是一种诅咒，而是一种祝福。”["Talking about Anarchy", Black Flag, no. 228, p. 28]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将合作与互助视为“私利”的一种表现，因为作为平等的人相互合作符合我们共同的利益。正如约翰·奥尼尔所说：

“实际上，是制度本身界定了何谓自身利益。特别是，市场之所以鼓励利己主义，并不是主要因为它促使个体‘自利’——我们若不期待个体在大多数情况下按‘自利’的方式行事，那是不现实的——而是，因为它以一种极为狭隘的方式界定了个体的利益，尤其是以对特定物质商品的占有来衡量。其结果就是，当市场机制渗透到某个生活领域时，那么对超出这一狭隘市场商品范围之外物品的追求，就在制度上被定义为了一种利他主义行为。”[The Market, p. 158]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我们不应将竞争与私利混为一谈。一个合作性的社会将倾向于促进某些制度和习俗；这些制度和习俗将确保人们认识到：在平等者之间的合作，比起以牺牲一切其他目标为代价来追求物质财富的个人主义行为，更能最大化个体自由和自身利益。归根结底，即便赢得整个世界，但却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又有什么用呢？

当然，这样的社会并不会建立在对所有事物进行完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相反，它意味着平等的机会、以及自由或平等的资源获取权（例如，只有病人在使用医疗资源，这对平等主义者而言并没有问题！）。因此，一个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并不必然是一个非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真正违背无政府主义原则的，是集中化的权力、压迫和剥削，而这些现象正是极端收入不平等和私有财产所导致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平等的关注并不是基于某种“嫉妒政治”，而是因为不平等很快就会导致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这种关系不仅扭曲了所有人的个性和自由，还直接影响被压迫者的健康乃至生命。

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使这种压迫关系无法存在的社会，并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方式，是赋权于所有人：在被压迫者之中，培育对自由和平等的利己关切，并发展鼓励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至于个体改善自身处境的方式，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合作而非竞争才是最佳路径。而且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例如，阿尔菲·科恩所著的《没有竞争：反对竞争的论证》以及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所著的《合作的演化》都提供了丰富的证据，表明合作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并比短期竞争能带来更好的结果）。这也印证了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互助而非互斗才真正符合个体利益。因此在一个自由且理性的社会中，竞争将被最小化，并仅限于体育运动和其他个人消遣活动。正如施蒂纳所言，合作与竞争一样具有自利主义的性质（只不过合作的道德优势过于显著，导致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但如果有一天竞争消失了，因为人们认识到协同努力比孤立行动更有利；那么，社团内部的每个人不依旧是利己主义的、不依旧追求着自身的利益吗？” [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22]

现在是时候来看关于“竞争”的反对意见，我们将首先指出，该观点忽略了一些关键点。

首先，假设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社会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一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竞争确实发生在各个集体之间，并导致了巨大的财富不平等，那么新近致富者将不得不建立一个国家，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免受被剥夺者的侵害。因此，导致国家产生的因素是不平等，而非平等。几千年来曾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社群恰好也是平等主义的，这也并非巧合。

其次，正如在A.2.5节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平等”意味着“同等”。因此，只有当一个人认为“平等”意味着所有人获得完全相等的份额时，才会认为工资差异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终结。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因此，在一个按照无政府主义原则组织的工团中，即便存在工资差异，也并不意味着缺乏平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工团的运作方式，因为最具危害性的形式是权力的不平等，即在政治和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的不均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不平等会转化为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反之亦然，因为财富可以用于购买私有财产（并获得国家对其的保护），从而使所有者对该财产及受雇为其生产的人拥有权威。但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即便在本质上平等的工人之间存在轻微或适度的收入差异，也不会导致这种权力不平等，因为自治管理和社会化切断了财富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此外，当劳动在一个由反抗者组成的社会中获得了解放（毫无疑问，无政府主义社会只能是这样），少数人因相对较小的收入不平等而获得权力的情况将很难被容忍。

最后，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假装无政府社会将是完美的。因此，可能会有一段时期，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刚刚被自我管理取代的阶段，由于技能差异等因素，一些人会利用自身的优势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时间和条件等等。这一问题就曾在西班牙革命时期的工业集体中存在过。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但无论如何，一些不平等、一些不可避免的不公正无疑仍会存在。在我们的社会中，总有一些人沉溺于自私自利的深渊，即便再大的社会变革也无法将其拉出。然而，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会存在不公正，而在于如何尽可能减少其数量。”[The Conquest of Bread, p. 94]

换句话说，这些问题确实将会存在，但无政府主义者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尽量减少其影响。在无政府主义社会诞生之前，会有一个“孕育期”，在此期间，社会斗争、新的教育和育儿方式，以及其他提高意识的方法，将增加无政府主义者的数量，同时减少威权主义者的数量。

在这个孕育期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斗争。这种自发行动将对参与其中的人产生重大影响（见J.2节）。参与者之间通过直接行动和团结互助建立起友谊和支持的纽带，并发展出新的伦理观、新的思想和新的理想。这一激进化过程将有助于保证在无政府社会中，教育和技能的差异不会演变为权力的不平等，因为这不仅会使人们更不容易利用自身优势去剥削他人，更重要的是，也让他人不会容忍这种剥削！

此外，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的教育应当致力于让成员掌握技术技能，以使他们不再依赖“专家”，从而扩大熟练工人的队伍，使他们能够在自由和平等的环境中愉快地工作。这将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减少工人之间的差距。不过从长远来看，推广非威权主义的育儿和教育方式（见J.6节）则尤为重要。正如我们在B.1.5节中所指出的，诸如贪婪和对他人的支配欲等次要驱动力，是建立在惩罚和恐惧之上的威权主义教育产物。只有当这类驱动力在社会中得到抑制，我们才能确保无政府主义革命不会堕落为某种新的支配与剥削形式。

此外，还有其他原因表明，在任何形式的无政府社会中，经济不平等——比如因竞争“更好”的工人岗位而导致的收入水平或工作条件差异——都会远远小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

第一，工团将由民主方式管理。这将导致工资差距大幅缩小，因为不会存在由富有的董事会成员出于自身利益而决定工资水平的情况。因此，在没有工作场所等级制度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垄断他人的劳动，从而通过剥削致富：

“贫困是症状：而奴役才是病因。极端的财富与赤贫，必然源于极端的放纵与奴役。大众并不是因为贫穷才被奴役，而是因为被奴役才致贫穷。然而，社会主义者往往只关注穷人的物质困境，而没有意识到这种困境植根于奴隶精神上的退化。”[G.D.H. Cole,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 p. 41]

实证研究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因为合作社的工资结构比资本主义企业更加平等。这一点可以从蒙德拉贡合作社的经验中得到验证，在那里，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比例为4:1。只有在他们不得不与大型资本主义公司竞争时，这一比例才有所提高，即便如此，新的比例也为9:1，仍然远小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工资差距（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200:1甚至更高！）。因此，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有证据表明，由工人控制或自我管理的企业所选择的分配方式，比市场规则主导的分配方式更加平等。”[Christopher Eaton Gunn, 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p. 45] 由于市场规则无法反映权力差异，这一现象并不令人意外。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一个完全自我管理的经济体系将是公正的，甚至更为平等，因为权力差异将被消除，失业问题也将得到解决（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在其著作《被创造的不平等》(Created Unequal)中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失业会加剧不平等，这也在预料之中）。

一个普遍的谬见是，经理、高管等之所以薪资高昂，是因为他们具备独特的才能。但实际上，他们的高薪源于他们作为官僚掌控着庞大的等级制机构。确保不平等根源的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性质，而非卓越的才能。即便是资本主义的热情支持者也提供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20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彼得·德鲁克就驳斥了“企业组织能够让才华出众的管理者脱颖而出”这一说法，他指出：“如果一个机构必须依赖天才或超人来管理，那它根本不可能生存。它必须以一种能够在普通人领导下运转的方式组织起来。”对德鲁克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个体成员，而是他们之间的指挥关系与责任分工。”[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p. 35 和 p. 34] 时至今日，唯一变化的是公关手段的提升，使企业的官僚结构被赋予了个性化的形象。

第二，由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不会有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如地租、利息和知识产权收益），收入差距也将大幅缩小。

第三，管理岗位将实行轮换制度，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积累管理经验，从而减少因劳动分工造成的技能垄断。此外，教育将被广泛普及，确保工程师、医生及其他技术工人，是因为热爱自己的工作而从事这些职业，而不是为了经济利益。

第四，我们应该指出人们工作的动机远不止高昂的工资。团结、同理心以及与同事之间的友谊，同样能减少工团之间的竞争。

当然，“竞争”这一反对意见的前提是：假定工团及其成员会将经济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少有人会像资本主义教条假设的那样成为经济机器人。事实上，合作社的经验就推翻了这一说法（暂且不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自身感官和经历所获得的广泛证据，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的荒谬“经济人”^¹²¹假设）。正如I.3.1节所述，新古典经济理论基于其基本假设，推断合作社成员会为了最大化人均利润，在经济形势良好时反而解雇部分成员。然而，现实与这一理论背道而驰。换句话说，那种认为人类完全按照经济理性运作的假设根本站不住脚——大量证据表明，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会塑造不同的价值考量，并相应地激励人们做出不同的行为选择。

因此，尽管承认竞争可能存在，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担忧它会导致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并因此重建国家。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并提出这一论点的人忽略了一个事实：追求自身利益是普遍现象，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关注如何最大化自己的自由，因此不太可能容忍那些威胁自身自由的不平等出现。各公社和工团也会更倾向于与他人分享资源，而不是收取高额价格，因为否则他们可能会遭到其他公社和工团的抵制，从而失去社会合作所带来的好处。此外，他们自身也可能成为类似行为的受害者，因此他们最好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政府主义不可能凭空实现，只有当人们真正渴望它并开始自行组织自己的生活时，它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此，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成员，必然是那些遵循这一伦理原则的人。

因此，那些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启发的人，不太可能相互收取高价，尤其是考虑到工团和社区议会还可能会投票决定建立广泛的剩余分配机制，以避免这一问题，并确保生产是为了使用而非盈利。不仅如此，其他公社和工团很可能会抵制任何表现出非合作行为的组织，因此社会压力很快就会让那些企图剥削他人的个体或团体重新考虑其立场。合作并不意味着容忍那些试图利用他人的人。换言之，无论是互助原则还是无政府主义理论，都并未假定人是天真的、毫无原则的利他主义者，而是认为人们愿意与他人合作，但同时也会采取行动防止自己被利用。互助原则本质上是建立在互惠关系之上的。如果某个个人或工团拒绝合作，而是试图利用他人，那么其他人完全有权利抵制他们，并采取其他方式表达抗议。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是所有人都能追求自身利益，而非仅仅少数人能这样做。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接受这样的假设：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应当无私地接受失败，并任由竞争摧毁自己的生活。

此外，从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开始的经验（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不平等日益加剧，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工资增长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经济不稳定加剧）就可以看出，竞争和不平等的加剧对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害的。因此，那些了解这些经济趋势的人（并且，如我们在F.3节所论证的，“自由交换”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往往还会加剧而非减少不平等），不太可能主动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中的例子毫不意外地表明，人们会通过合作来降低孤立和竞争带来的风险。需要记住的一点是，无政府社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因此潜在的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解决。所有这些反对意见的根本假设是“竞争比合作对所有参与者都更有利”。然而从生活质量的角度来看，即便是收入最高的工人也会很快意识到合作才是更优越的制度。生活远不止于薪资的高低，无政府主义的存在正是为了确保人们的生活不仅仅是每周重复单调乏味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在短暂的消费狂潮中试图填补那种因利润至上而被掏空的“精神空虚”。

I.3.7 如果有人不愿意加入工团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选择独自劳动，自食其力。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希望强迫任何人加入工团。艾玛·戈尔德曼曾明确表达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不是被强迫服从他人的命令。”[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vol. 2, p. 324]

因此，加入工团的决定应是自由的，同时也要保证那些不剥削、不压迫他人的个人和群体有可能在工团之外生活。马拉泰斯塔对此进行了强调，他指出，在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中，“必须立即被摧毁的……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即少数人控制自然财富和生产工具，并因此能够迫使他人为其劳动”，但人们必须“有权利和可能性在不同的制度下生活，无论是集体主义、互助主义还是个人主义——只要不压迫和剥削他人。”[《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 p. 102] 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尝试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

当然一些人会质疑，无政府主义者如何在维护个人自由的同时实施资本的没收。对此，我们只能回答，这些批评者支持不应干涉那些掌握权力者“压迫他人”的“个人自由”。然而，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对个人自由概念的颠倒——它将压迫视为一种“权利”，并将对自由的剥夺伪装成自由本身！

然而，提出这样的问题也是合理的：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个体劳动者是否会因大众运动的影响而被迫加入工团？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废除产权契据并不会损害独立劳动者的权益，因为他们真正的权利来源于对工具的占有和自身的劳动成果。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消灭的不是占有，而是资本主义财产。因此，这类劳动者“可能更愿意在自己的小作坊里独立工作”，而不是加入某个协会或联邦。[詹姆斯·纪尧姆，“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 p. 362]

这意味着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独立生产者仍然可以存在。一些工作场所，甚至整个地区，可能不会成为邦联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自由社会中是正常的，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念和理想。此外，存在独立生产者也并不意味着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相矛盾，因为“我们关注的，是消灭那些剥削他人劳动的所有者的产权，最重要的是在事实上的剥夺，以便……让所有生产资料由真正进行劳动的人所支配。”[马拉泰斯塔, 同上, p. 103] 这种独立工作或自由结社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如在I.6.2节讨论的那样）。因此，在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经济中，“个人始终有权选择独立工作，而不会因此被视为坏公民或可疑分子。”[普鲁东，转引自K. 史蒂文·文森特所著的《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与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兴起》, p. 145]

总之，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人们既可以选择不加入工团，合作社也可以选择不与其他合作社联合。鉴于我们在G.2.1节已经详细讨论了经济安排的自由性，这里不再赘述。

I.3.8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寻求“专注于小规模生产的小型自治社区”？

答案是否定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追求自给自足的小型公社的说法，是列宁主义者的诽谤。他们故意曲解无政府主义思想，声称无政府主义者认真地希望社会建立在“专注于小规模生产的小型自治社区”之上。特别是，他们指责克鲁泡特金“回首过去以寻找变革的方向”，因为“他曾在西伯利亚的农民和瑞士山区的钟表匠中观察到类似的社区。”[Pat Stack, "Anarchy in the UK?", 《社会主义评论》, 第246期] 另一位列宁主义者多尼·格鲁克斯坦（Donny Gluckstein）也对无政府主义作出了类似指控，声称蒲鲁东想要建立一个由“微型经济单位”构成的联邦。[《巴黎公社》, p. 75]

虽然这个问题更适合在H.2节详细讨论，但我们之所以在此回应它，是因为它直接涉及了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的样态，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阐述这一点。

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如何看待“专注于小规模生产的小型自治社区”这一指控呢？简单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只要阅读无政府主义理论，就会很快明白这一点）。事实上，很难弄清楚这种特定的“无政府主义愿景”到底来源于何处。正如路易吉·法布里在回应布尔什维克领袖尼古拉·布哈林提出的类似指控时所指出的那样，“若真有这样的‘理想’，那倒是很有趣的事情——请问在哪本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宣传册或纲领中，曾经提出过这样一条‘铁律’呢？”[《无政府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 载于阿尔伯特·梅尔策编辑的《国家主义的贫困》, p. 21]

如果我们考察，比如说，蒲鲁东的观点，就很快就会发现他并没有主张“小规模”生产。对蒲鲁东而言，“大工业……是通过大垄断和大地产发展而来的：未来必须让它们由[工人]协会掌控。”[引自K. Steven Vincent所著的《蒲鲁东与法国共和社会主义的兴起》，p. 156]。事实上，这位法国人明确地反驳了斯塔克强加于他的立场，指出“希望废弃分工、机器和制造业，让每个家庭回归原始的个体生产模式——即最字面意义上的‘各自为政，各自为己’——”这不仅是“倒退”，而且“不可能”。[《经济矛盾体系》，p. 206]。历史学家史蒂文·文森特对此总结道：

“在这一问题上，必须强调的是，与二级文献所普遍呈现的形象相反，蒲鲁东并不敌视大工业。显然，他反对的是这些大企业在社会中引入的许多方面。例如，蒲鲁东强烈反对……让个人不断重复单一操作的机械化劳动方式——带来的贬低作用。但他并不在原则上反对大规模生产。他所希望的是使这种生产人性化、社会化，以免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属物。根据蒲鲁东的观点，这种对大工业的人性化改造将通过强大的工人协会得以实现。这些协会将使工人能够通过选举，共同决定企业的日常运作和管理方式。”[同上，p. 156]

此外，蒲鲁东并不认为无政府社会是由孤立的社区或独立的工作场所构成的。正如我们在I.3.4节讨论的那样，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设想自由社会的生产活动将围绕工团联合会（federations of syndicates）展开。

这种“工作场所联合会”（federation of workplaces）的设想同样出现在巴枯宁的著作中：“未来社会的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地发展，通过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邦化，首先是工人协会，然后是公社、地区、民族，最终发展成一个伟大的国际和世界联邦。”[No Gods, No Masters，第一卷，p. 176]。与蒲鲁东一样，巴枯宁也明确反对“小规模生产”的主张，他指出：“如果[工人]试图在他们之间分割现存的资本，那么……将极大地削弱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巴枯宁认为必须实现“资本的集体所有”才能确保“劳动和工人的解放”。[The Basic Bakunin，p. 91] 巴枯宁再一次和蒲鲁东一样，进一步强调“自由而有智慧的劳动必然是联合的劳动”，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工人为他人工作”，劳动“被剥夺了自由、休闲和智慧”。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自由生产者协会”将成为“自己的主人并拥有必要的资本”，这些协会将“彼此联合”，并且“迟早”会“超越国界”，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联邦”。[《米哈伊尔·巴枯宁文选》，pp. 81-83]

这样的“愿景”也不能归因于克鲁泡特金。虽然他像蒲鲁东和巴枯宁一样支持权力与决策的分权化，但他并未否定联邦制在协调活动中的必要性。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未来的公社将明白，它不能承认任何更高的权威；在它之上，只有它自己以及其他公社自由接受的联合会的利益。”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公社“不再意味着一个地域上的集合体；它更像是一个通用名称，是平等者之间的联合的同义词，这种联合不受边疆或围墙的限制……公社中的每个团体必然会被其他公社中类似的团体所吸引；它们会汇聚在一起，并且联合它们的纽带将同它们与同胞的联系一样牢固。”[《一名反叛者的话》，p. 83和p. 88] 此外，克鲁泡特金也并未反对工业或机械，他曾表示自己“理解机器的诗意”，并指出，虽然“在我们现有的工厂中，机器劳动正在扼杀工人”，但这“是组织不善的问题，与机器本身无关。”[《一个革命者的回忆》，p. 111]

克鲁泡特金的设想是一种去中心化社区的联邦制，在这种体制下，生产将基于“工业在乡村的分布——将工厂带到田野之间……农业与工业相结合……形成工业与农业工作的融合。”他认为，这“必然是我们在现有条件得以重组时应当迈出的下一步”，并且这种发展“是由生产者自身生产需求所决定的。”[《田野、工厂与车间的未来》，pp. 157-8]。他基于对当时经济统计数据与趋势的详细分析提出了这一设想。

克鲁泡特金并不认为无政府主义经济应围绕小型社区展开，他提出，自由社会的基本单位应该是“足够大以便拥有多样化自然资源的区域——可能是一个国度，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地区——它自身生产并消费其大部分农业和制造产品。”这样的地区“会找到最佳方式将农业与制造业结合起来——即田野劳动与去中心化工业的结合。”此外，他认识到“一个国家内工业的地理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自然条件；显然，有些地方最适合发展特定的产业……这些产业总能在某种程度上因自然区域的特性而获得聚集的优势。”[同上，p. 26，p. 27 和 pp. 154-5]

克鲁泡特金强调，农业“如果没有机械的帮助就无法发展，而完美机械的普及又离不开工业环境……乡村铁匠就无法胜任这一点。”他支持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主张在“田野与花园的门口建造工厂与作坊”，使“每个社区都能将农业、工业和知识性的活动相结合”，以确保“整体福祉的最大化”。他认为“大型企业”仍将存在，但它们应“合理布局于大自然所指示的特定地点”。他强调，“若认为工业必须回归手工业阶段才能与农业相结合，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只要机器能够节省人力劳动，它就会受到欢迎并被采用；实际上，几乎所有工业门类都可以在某些制造环节大幅受益于机械化。”[同上，p. 156, p. 197, p. 18, pp. 154-5, pp. 151-2]

显然，克鲁泡特金并不反对大规模工业，他指出，“如果我们分析现代工业，很快就会发现，在某些行业中，确实需要数百甚至上千名工人聚集在同一地点进行协作。例如，大型冶金厂和矿业企业显然属于这一类别；远洋轮船也不可能在乡村作坊中建造。”然而他强调，在许多其他行业中，这种集中化生产并不是客观必要，而是资本家为了“控制市场”以及“迎合少数人的短期利益——而绝非全国人民的利益”而人为维持的。克鲁泡特金明确区分了两种经济趋势：一种是为资本家谋取利润和权力的趋势，另一种则指向不同的未来。当我们考虑到“人类通过在田野与作坊之间分配劳动所能获得的道德与生理优势”，就必须用对工人（以及社会和环境）最有利的标准来评估现代工业的结构，而不是以资本家的利润和权力为准绳。[同上，p. 153, p. 147, p. 153]

由此可见，列宁主义者对克鲁泡特金思想的概括完全是无稽之谈。克鲁泡特金并未将“小规模”生产视为自由社会的基础，相反，他认为生产应围绕国度或地区这一经济单位展开：“每个地区将成为自己制造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同时也是自己农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工业将进入乡村，但“不会以资本主义工厂的现有形态，而是以社会化组织的工业生产形态，并充分利用机械与技术知识。”[同上，p. 40, p. 151]

工业将以公社为基础，实现分权化、并与农业相结合。但这些公社将属于联邦的一部分，因此生产将围绕满足这些联邦的需求展开。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以理性的分权体系为基础，使生产活动和自由社会的工作场所适应适当的层级。对于那些需要大规模组织的行业，它们仍将保持这一组织方式；但对于那些在当前（即资本主义）结构下并无客观需求进行集中化的行业，则将进行分散化，以促进工作方式的转变，使其更有利于工人和社会。因此，将会形成一个既有满足地方和地区需求的工作场所、也有为区域乃至更广泛需求服务的大型工厂的生产体系。

无政府主义拒绝小规模生产和孤立公社的概念，正如我们在H.2.3部分所讨论的，它并不在回首过去寻找理想社会。其他形式的自由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例如，G.D.H. 科尔指出，我们“无法回到‘城镇经济’的时代，即普遍的手工业、师徒制、小规模生产。我们既不能拆除铁路、填埋矿井、拆除工厂；也不能在一个为地方市场和狭隘生产需求而发展出来的体系下，去经营大规模企业。”其目标是“通过改造工业，使其符合自由合作的公社化动机，从而在工业中重新引入社群精神。”[《行会社会主义重述》，pp. 45-46, p. 46]

列宁主义者对革命后无政府主义工业转型思想的批评，其潜台词显然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上应与资本主义相同，沿用在阶级社会下发展出来的技术、工业及产业结构，而不对其进行变革（正如我们在H.3.12部分所指出的，列宁确实曾作出类似论断）。然而不用多说，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识到的，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并非出于中立的、单纯的技术需要，而是受到了维持资本家利润和权力这双重要求的扭曲。因此，社会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改造工业结构，而非维持其原貌。社会主义无法以资本主义的手段达成其目标。因此，虽然我们会“继承”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但如果不对其进行变革，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以“社会主义”之名去加速资本家维持和增强其权力的进程（即集中化和垄断化）——则是更大的错误。

我们很抱歉在这个问题上反复强调，但这一误解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述中频繁出现到令人沮丧。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那些声称无政府主义者追求“面向小型自治社区的小规模生产”的人，实际上只是暴露了他们的无知。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生产应根据社会、经济和生态上的合理性来进行调整。一些生产和工作场所将服务于地方公社，一些将服务于地区联邦，一些则面向区域联邦，依此类推。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工人联合会的联邦制，以此作为结合地方自治与协调及共同活动需求的手段。任何与此相悖的说法，都是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歪曲。

最后，列宁主义者不断强调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小型”或“微型”的工作场所，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或许值得深究。显然，规模对他们而言确实至关重要，仿佛他们的生产单位比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要大得多。然而，正如已被证明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是适当规模的工作场所，而非执着于大小问题。至于为何列宁主义者如此执迷于规模问题，或许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I.4 无政府主义经济是如何运转的？

这是所有反对现有体制之人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你打算用什么来取代它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为未来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如何运转制定蓝图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未来是由所有人共同创造的，而不只是由少数撰写书籍和常见问题解答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来创造的。这一点千真万确，我们无法预测一个自由社会未来实际会是什么样子，也无法预测它将如何发展，而且我们在这里也无意去做这样的预测。然而，这种回答（无论它有其他什么优点）忽略了一个关键点：人们在决定用一生去努力创建无政府主义社会之前，需要对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有一些概念。

那么，一个无政府主义体系将如何运转呢？这取决于人们所秉持的经济理念。例如，互助主义经济的运转方式会与共产主义经济不同，但它们会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正如鲁道夫·洛克尔所说：

“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共同愿望，是让社会摆脱一切阻碍自由人性发展的政治和社会强制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应该把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视为不允许进一步发展的封闭体系，而仅仅应当看作是为维护自由社区所采取的经济手段的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甚至很可能会同时存在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因为任何社会进步都必然与自由实验以及实际检验相关联；而在自由社区组成的社会中，会为这些实验提供一切机会。”[《无政府工团主义》，第9页

因此，鉴于无政府主义者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我们所建议的经济体系会具有诸如工人自我管理、联合、自由协议等共同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在上一节所讨论的那样）。对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现代工业社会的任务是实现如今在技术上可行的事情，即建立一个真正基于人们自由自愿参与的社会。这些人进行生产和创造，在他们自己掌控的机构中自由地生活，仅有有限的等级结构，甚至可能完全不存在等级结构。”[诺姆·乔姆斯基，引自艾伯特和哈内尔所著《展望未来》，第62页]

它的实现通过“自愿联合来组织劳动，并成为必要商品的生产者和分配者”，并且“要生产有用的东西。个人则去生产美好的东西。”[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下的人的灵魂》，第1183页]例如，机器“将取代普通商品制造中的手工劳动。但与此同时，手工劳动，很可能会在许多完全由工厂制造的产品的艺术精加工方面，拓展其领域。”[彼得·克鲁泡特金，《明日的田野、工厂和作坊》，第152页] 几十年后，默里·布克钦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机器将消除生产过程中的苦役，而将其艺术完善工作留给人类。”[《后稀缺无政府主义》，第134页]

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个人可支配的时间，以表达和发展他们的个性，包括在生产过程中。正如施蒂纳所说：“劳动组织只涉及那些别人能替我们做的劳动……其余的劳动仍然是利己的，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编写你的乐章、喷涂你的画卷；没有人能取代拉斐尔^¹²²的劳动。后者是一个独特个人的劳动，只有他才有能力完成。”施蒂纳批评了他那个时代的专制社会主义者，接着问道：“[通过联合]是为谁争取时间呢？人除了恢复疲惫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之外，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做什么呢？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沉默不语。”然后他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认为争取到的时间是为了个人“在尽到了作为人的一份责任之后，能享受作为独特个体的自我！”[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268页和第269页] 这恰恰也是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所主张的：

“[我们]认识到，人类除了食物需求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需求。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力量恰恰在于它理解人类的所有能力和所有情感，并且不忽视任何一种需求，我们将……设法满足他所有的智力和艺术需求……一个人在完成了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四五个小时的……工作后，他将有五六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支配……

“他将完成他在田间、工厂等地方的工作任务，这是他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是他对一般生产的贡献。而在一天、一周或一年的后半段时间里，他将用来满足自己的艺术或科学需求，或者从事自己的爱好。”[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110-111页]

因此，虽然专制共产主义忽视了独特的个体（在施蒂纳撰写他的经典著作时，只存在着这一种形式的共产主义），但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与施蒂纳的观点一致，且并不对此保持沉默。和他一样，他们认为组织劳动的全部意义在于为个人提供表达个性所需的时间和资源。换句话说，就是去追求“独特个人的劳动”。因此，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将他们对自由社会的论证，建立在这个社会将如何使真实的个体受益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概念或模糊的集体（如“社会”）之上。因此，《面包与自由》一书的第9章名为“对奢侈的需求”，而第10章则名为“快乐的工作”。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组织起自愿的工人协会，这些协会将努力尽量减少无意义的劳动，以便最大限度地增加用于创造性活动的时间，无论是在“工作”之内还是之外。这将通过平等者之间的自由合作来实现，而这种合作被视为基于自身利益。毕竟，虽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能宣称“竞争是自身利益的一种表现”，但事实上，竞争导致大多数人为了少数拥有和控制社会的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你把时间出卖给老板，以换取老板对你发号施令并占有你劳动的成果，而这些时间你永远无法挽回。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终结一个压制个性的制度，建立起一个团结与合作的制度，让我们有时间享受生活，并自己获得劳动的成果。换句话说，互助比相互争斗能带来更好的生活，所以“为斗争的联合，相较于为生存的斗争及其野蛮的日常竞争，将有效地支撑文明、带来进步和进化。”（路易吉·贾拉尼，《无政府主义的终结》，第26页）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成为人性化和个性化我们自身和社会的一种手段；从仅仅为了生存，转变为真正地生活。生产活动应该成为一种自我表达、带来快乐和体现艺术的方式，而不是我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情。最终，“工作”应该变得更像是玩耍或爱好，而不是目前这种被异化的活动。生活的优先事项，应该是实现个人的自我满足和使社会更加人性化，而不是像波兰尼所说的那样“把社会当作市场的附属品来运转”，把我们自己变成劳动力市场上的商品。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赞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观点：

“我承认，那些认为‘人类的正常状态是为了出人头地而奋斗’之人所描绘的生活理想，并没有吸引到我；那种相互践踏、碾压、推搡和尾随他人的行为，构成了现有的社会生活模式——这绝不是人类最理想的命运，而不过是工业发展中某个阶段令人不快的症状而已。”[《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文集》，第三卷，第754页]

无政府主义的目标远不止于消除不平等。因此蒲鲁东评论说，社会主义之“基本信条”是“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解放无产阶级并消除贫困”。这种解放将通过“民主组织的工人协会”来结束“工资奴隶制”而实现。[《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一卷，第57页和第62页] 或者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是“所有人的福祉”——包括物质、精神、情感和道德方面的福祉！事实上，仅仅关注贫困问题而忽视无产阶级的解放，就会掩盖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

“‘享受幸福的权利’，意味着有可能像人一样生活，并培养我们的孩子，让他成为一个比我们所处社会还要更好的社会的一员；而‘劳动的权利’，仅仅意味着成为工资奴隶、苦力的权利，受未来中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享受幸福的权利则意味着社会革命，而劳动的权利只不过意味着商业主义的乏味苦役。现在，是工人维护自己对共同遗产之权利并占有它的时候了。”[克鲁泡特金，Op. Cit.，第44页]

因此，虽然我们拒绝确切地定义无政府主义体系将如何运转，但我们将探讨上述无政府主义原则和理想付诸实践可能产生的影响。请记住，这只是一个可能的体系框架，可供借鉴的历史实例很少。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指出无政府主义社会可能的大致轮廓。那些寻求具体蓝图和精确规划的人，应该另寻他处。很有可能，我们提出的这个框架会根据人们在创建新社会时所面临的真实经历和问题，而被修改、改变（甚至被忽视）。

我们应该指出，有些人可能倾向于将这个框架与资本主义理论（即完美运转的“自由”市场或准完美市场）进行比较，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的现实相比较。一个完美运转的资本主义体系只存在于教科书和那些将理论视为现实的空想家的头脑中。没有任何体系是完美的，尤其是资本主义；而将“完美的”教科书上的资本主义与任何现实体系进行比较，是一项毫无意义的任务。正如我们在第C节深入讨论过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甚至都没有描述资本主义的现实，那么为什么会认为它能为后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带来启发呢？又如何指望它去理解那些摒弃了其所有权专制和不平等的后资本主义体系呢？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对我们的经济关系进行质的改变；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无政府主义经济的动态将反映它所发展出的具体形式，而不是像资本主义这样充满阶级和等级制度的体系所产生的形式，也不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而发明的那种非历史性的个人主义抽象概念！

因此，任何试图把从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化（或者更准确地说，为资本主义辩护和正当化）中得出的概念应用于无政府主义的尝试，都无法把握非资本主义体系的动态。约翰·克伦普（John Crump）在讨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日本无政府主义时，强调了这一点：

“当考虑纯粹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社会制度之可行性时，我们需要明确衡量它的标准。例如，要求根据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准，如年增长率、贸易平衡等来评估它是不合理的……用为衡量资本主义表现而设计的标准来评估无政府共产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要求资本主义根据纯粹无政府主义者最为重视的绩效指标来评估其运作，比如个人自由、社区团结以及个人无条件自由消费的权利，资本主义会感到困惑。面对这样的要求，资本主义要么会承认这些不是它能够合理衡量自身的标准，要么就不得不采用它经常使用的那种怪诞的意识形态托词，比如将人类自由等同于市场，进而等同于工资奴隶制……纯粹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所倡导的替代社会的信心，并不是来自于期望它在国民生产总值、生产力或类似的资本主义标准方面会在数量上超过资本主义。相反，他们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热情源于他们的理解，即它在性质上就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当然，这并不是说纯粹无政府主义者对生产和分配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当然相信无政府共产主义将为所有人提供经济上的幸福。但他们也不准备像资本主义经常做的那样，优先考虑狭义的经济扩张，而忽视个人自由和社区团结。”（Hatta Shuzo and Pure Anarchism in Interwar Japan ，第191-193页）

最后，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意识到，改变经济的运转方式并非一蹴而就。正如在I.2.2节所讨论的，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摒弃社会瞬间变革的观念，并认为革命需要时间来发展，去改变几个世纪以来阶级社会和等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东西。这种转变以及由此给人们和环境带来的变化，只有通过所有人的充分参与来克服自由社会将面临的（众多）问题，以及解放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新的相处方式——才能够实现。自由的人们将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实际办法，因为“会有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需要克服，但与中央集权国家控制这一庞然大物相比，[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体系本身要简单得多。中央集权的国家控制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设置了如此不近人情的距离，以至于会从中产生无数的困难。”[赫伯特·里德，《安那其与秩序》，第49页] 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革命所激发的热情、释放的能量以及由革命所激发的创造力，为了找到创造性的渠道，必须被给予充分的自由和空间。”[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第223页] 因此，我们这部分常见问题解答中的观点，仅仅是建议和可能性而已。

I.4.1 无政府社会中经济活动的要点是什么？

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点在于确保“所有人的福祉”。在自由社会里，人们不会为了让富人更富而辛苦劳作，而是会共同努力“确保整个社会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这样的经济将建立在“以最少的人力消耗，为社会提供最大数量有用产品”的基础之上，以满足“人类的需求”。[《面包与自由》，第43页、第144页和第175页] 不用说，在今天，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对自然造成的破坏也要最小化。

应该强调的是，就需求而言，这些需求并不仅限于物质商品（尽管物质商品可能很重要，尤其是对目前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来说）。需求还包括从事由自己掌控的、有意义的工作，拥有舒适且生态可持续的环境，在工作内外都能自由地表达自我，以及许多其他与生活质量相关的方面——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无政府主义所寻求的，不仅仅是通过自我管理来解放经济活动（尽管自我管理也很重要），更是要对其进行变革。

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真正的财富包括有用且美好的事物，包括那些有助于塑造强壮健美的身体，以及激发生活灵感的美好环境的事物。”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尽可能自由地发挥个人的所有潜在能力”，而这“只有在人们能够自由选择工作方式、工作条件，并拥有工作的自由——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下，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制作一张桌子、建造一座房子或耕种土地，就如同绘画对于艺术家、发现对于科学家一样——是灵感的产物，是强烈渴望的结果，并且对作为一种创造力的工作怀有浓厚的兴趣。”[艾玛·戈尔德曼，Red Emma Speaks，第67页和第68页]

所以，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根据需要进行生产，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为了生产而组织生产，以便为少数人赚取利润。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生产应该“仅仅成为消费的仆人；它必须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塑造自身，而不是向消费者发号施令”。[《为自己行动》，第57页] 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寻求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从而为了生产而生产。远非如此，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这样的制度“意味着耗尽全部精力去生产东西，因为从字面上理解，这意味着要工作到筋疲力尽；也就是说，通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需求，我们却毁灭了人性。”换言之，自由社会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会考虑到生产者的需求（以及我们所生活的星球的承载能力）。因此，它会寻求一种平衡。马拉泰斯塔接着说：“我们想要的是每个人都能以尽可能好的方式生活：这样，每个人只需付出最小的努力，就能获得最大的满足。”[At the Café，第61页]

因此，虽然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目标显然是创造财富，即在不使资本家或其他寄生虫在这个过程中致富的情况下，满足个人需求；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没错，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人都能过上适合人类尊严生活之社会标准的社会。没错，它旨在消除贫困、不平等、个人匮乏以及社会的浪费和肮脏，但它的目标都远不止于此。它旨在创造出能够在“工作”内外表达个性的自由个体。毕竟，从一个工作场所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资本主义支持者可能会说是利润，其他人可能会说是成品或商品。事实上，从一个工作场所中产生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工人。我们在工作场所的经历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不能被忽视。

正如资本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把“效率”置于一切之上（实际上，资本主义把利润置于一切之上，并且阻碍像工人控制这样虽然能提高效率但会损害权力和利润的发展），就是在否定我们自己的人性和个性。如果不懂得欣赏优雅和美，那么创造东西就不会有乐趣、拥有东西也不会有乐趣。“进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沉闷，而非更加丰富。当技能和细心被认为是奢侈品时（即使不会损害“效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会损害资本家和管理者的利润和权力），一个人又怎能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呢？我们不是机器。我们需要工匠精神，而无政府主义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对自由社会的构想中考虑到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不仅是我们生产有用物品的过程，而且（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来说），是以一种赋予个人力量的方式生产出美的东西的过程。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指责资本主义因其不合理的本质和运作方式，浪费了人类的精力和时间，而这些精力本可以用来创造美好的事物（无论是在个人发展方面还是在劳动产品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为了生活而劳碌，结果却是为了劳碌而生活。”[威廉·莫里斯，《有用的工作与无用的劳作》，第37页]

此外，我们还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目标不是创造结果上的平等，即每个人都得到完全相同的商品。正如我们在A.2.5节所指出的，资本主义支持者所描述的这种“平等”之“愿景”，更多地反映了这些社会主义批评者在想象力和道德观念上的贫乏，而并非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真实描述。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支持社会平等，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由，包括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各种选择之间进行抉择的自由。平等地对待他人，就是尊重他们的欲望和兴趣，承认他们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让人们和其他人消费同样的东西，并不是尊重每个人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发展自身能力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意味着满足欲望和兴趣的机会平等，而不是将抽象的最低（或最高）标准强加于独特的个体之上。平等地对待独特的个体，意味着承认他们的独特性，而不是否定它。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的真正目标，是确保“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发展其人性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米哈伊尔·巴枯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第295页] 如果你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就无法发展你的人性。不用说，以“平等”（即完全相同）的方式对待独特的个体，简直是一种恶行。比如说，你不能让一位70岁的老妇人和一个20岁的男子做同样的工作、获得同样的收入。不，无政府主义者不认同这样的“平等”，这种“平等”是资本主义“数学伦理”的产物，而非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这样的方案与自由社会格格不入。无政府主义者所渴望的平等是一种社会平等，建立在对影响自身的决策的掌控之上。因此，无政府主义经济活动的目标是提供所需的商品，以实现“所有人平等的自由，一种能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平等条件。”[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49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要求的不是个体的自然平等，而是社会平等，以此作为正义的条件和道德的基础。”[巴枯宁，Op. Cit.，第249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人类控制着生产，而是生产控制着人类。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改变这种状况，渴望建立一个最大化个人自由时间的经济网络，以便他们能够表达和发展自己的个性（同时创造美好的事物）。所以，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不是仅仅因为“如果不生产经济就会崩溃”而去进行生产，而是要确保我们以一种解放个人、并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赋予其权力的方式，去生产出有用的东西。

这种愿景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资本主义对“效率”的定义。无政府主义者会认同艾伯特和哈内尔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人是有意识的主体，其性格特点以及偏好会随着时间而发展，所以，要评估长期效率，我们必须考虑经济制度对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如我们之前所解释的，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效率极低，因为等级制度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导致社会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和失去权力。正如艾伯特和哈内尔接着指出的那样，“自我管理、团结和多样性都是评判经济制度的合理价值标准……询问特定的制度是否有助于人们实现自我管理、多样性和团结，这是明智的。”[《参与式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第9页]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社会中，任何经济活动都应该以一种尽可能给参与者带来愉悦的方式去做有用的事情。这种活动的意义在于表达参与者的个性，而要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掌控工作过程本身。只有通过自我管理，工作才能成为赋予个人权力和发展其能力的一种手段。

简而言之，用威廉·莫里斯的话来说：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有用的工作将取代无用的苦役。

I.4.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废除工作？

无政府主义者期望看到人类从工作中解放出来。这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本质上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废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工作，正是我们所面临的、自由的主要威胁之一。

如果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味着自治，那么很明显，在工作场所受制于等级制度会削弱我们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如同任何技能一样，批判性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需要不断地实践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因此存在权力结构的工作环境就会损害这些能力。亚当·斯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大多数人的认知必然是由他们日常的工作塑造的”。既然如此，“一个人一生都在重复进行一些简单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的结果可能总是相同或几乎相同，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拓展自己的认知……并且通常会变得愚蠢无知到了人类可能达到的极限……但在每一个进步和文明的社会中，除非政府努力去阻止，否则劳动阶层的穷人，也就是广大民众，必然会陷入这样的境地。”（引自诺姆·乔姆斯基，《501年：征服美洲的编年史》，第18页）

斯密的这一观点（而那些声称追随他思想的人通常会忽略这一点）得到了大量证据的支持。不同类型的权威结构和不同的技术会对在其中工作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卡罗尔·佩特曼指出，有证据表明“只有某些工作环境才有利于培养适合自由的心理特征”，比如“个人自信和效能感，这些是政治效能感的基础”。[《参与和民主理论》，第51页] 她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观点，该专家认为，在基于高度理性化的工作环境和广泛劳动分工的资本主义公司中，工人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作节奏和技术，没有机会施展技能或发挥领导才能，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机会解决问题并贡献自己的想法”。根据一项心理学研究，工人“安于现状……依赖他人而非独立自主……对自己缺乏信心……态度谦卑……他们最普遍的情绪状态……似乎是恐惧和焦虑”。[引自佩特曼，Op. Cit.，第51页和第52页]

佩特曼总结的证据表明，一个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作环境的权威结构”，那些更加专制且劳动分工更细的工作场所，对个人的自尊心、自我价值感和自主性更为不利。在那些“对自己的工作有高度的个人控制权……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外部控制”，或者基于“一群员工集体责任……的员工”，他们“能够控制工作的节奏和方法，而且工作团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我约束”的工作场所中，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社会性格特征。[佩特曼，Op. Cit.，第52-53页] 这种特征表现为“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自主性，以及对大社会中公民身份的坚定认同”，以及“高度发展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因此乐于参与社区的社会和政治机构”。因此，“一个人的工作性质会影响他的社会性格和个性”，并且“工业环境往往会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社会类型”。[R.布劳纳尔，引自佩特曼，Op. Cit.，第52页]

因此，引用鲍勃·布莱克的话来说（他指出：斯密对劳动分工的批评，就是他“对工作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工作场所把我们变成了“愚钝的顺从者”，并使我们“处于一种保证人们奴性的监视之下”。出于这个原因，用他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废除工作”。[《废除工作及其他文章》，第26页、第22页和第19页]

在这里，“工作”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生产活动。远不是这样。（做必要的事情或生产性活动意义上的）工作将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无法摆脱它；庄稼需要种植、学校需要建造、房屋需要修缮等等。不，这里所说的“工作”是指任何工人无法控制自己活动形式的劳动。换句话说，就是各种形式的雇佣劳动。

一个在生产中基于等级关系的社会，将导致典型的工人在工作中很少发挥自己的能力，对自己的工作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控制权，因为在工作时间内他们受老板的管理。这已被证明会降低个人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就像在任何否定自治的社会关系中所预料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劳动分工极度细化，尤其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它把工人贬低为仅仅是听从老板命令的机器操作员。因此，一个不支持经济自由（即自我管理）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根本算不上自由意志主义者。

资本主义将其存在的正当性建立在消费之上，这导致了一种轻视我们在生产活动中所花费时间之重要性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和发展自己独特的属性和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认为应该忽视“工作”而青睐消费的观点是完全荒谬的。生产活动是发展我们内在力量和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换句话说，是发挥创造力的方式。资本主义对消费的强调显示了这个制度的贫乏。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

“我们不能仅靠面包为生。的确，如果没有满足物质需求的机会，生存是不可能的。但满足这些需求绝不是生活的全部。可以说，我们目前剥夺数百万人权利的制度，将肚皮下的空间视为了宇宙的中心。但在一个明智的社会里……人类的同情心、正义感和权利感，也将有机会得到发展、满足、拓展和成长。”[《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152-153页]

因此，资本主义建立在一种持续的异化消费过程之上，因为工人们试图在一个不存在生产性、创造性、自我管理活动所带来的快乐的地方——商店的货架上，去找到与之相关的幸福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盲目消费主义的兴起以及宗教的延续，因为个人试图在生活中找到意义和幸福；而这种意义和幸福，在雇佣劳动和其他等级制度中饱受挫折。

资本主义对个人精神的侵蚀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威廉·戈德温所说：“压迫精神、奴性精神和欺诈精神，这些都是现有财产管理制度的直接产物。它们都同样不利于知识和道德的进步。”[《无政府主义者读本》，第131页] 任何基于工作等级关系的制度，都会导致个人精神麻木，使人愿意服从经济上的主人。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建立一个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基于自由的社会。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废除工作，仅仅是因为它限制了那些不得不工作之人的自由，并扭曲了他们的个性。引用艾玛·戈尔德曼的话说：

“无政府主义旨在消除劳动中那些令人麻木、枯燥乏味的方面，消除其沉闷和强制的特性。它旨在使工作成为快乐、力量、色彩和真正和谐的源泉。这样，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能在工作中找到消遣和希望。”[《无政府主义及其他文章》，第61页]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废除工作后就无需生产必要的商品了。远非如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停止做事。它意味着创造一种基于玩乐的新生活方式；换句话说，是一场顽皮的革命……一场普遍充满欢乐、随时伴随兴奋的集体冒险。玩乐，并不是是消极被动的行为。”社会的目标是“废除工作，并在工作具有有用目的的范围内，用多种新型的自由活动来取代它。要废除工作，需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向上入手。”从数量方面来说，“我们需要大幅减少正在进行的工作量”（幸运的是，“大多数工作要么毫无用处，要么更糟；我们应该直接将其摒弃”）。从质量方面来说，“我们必须对剩余的有用工作进行改造，将其转变为各种令人愉悦的、类似游戏和手工艺的消遣活动，这些活动与其他令人愉悦的消遣活动并无区别，只是碰巧能产生有用的最终产品。”[鲍勃·布莱克，Op. Cit.，第17页和第28页]

这意味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尽一切努力将枯燥、不愉快的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并确保任何必要的生产活动都基于自愿劳动、尽可能地令人愉快。然而，记住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的观点很重要：“社会主义社会将能够缩短工作日时长，而且必须这样做，但这不会是其首要关注点。它的首要任务将是……改变工作的本质。问题不在于给个人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这些时间很可能是空洞的时间——以便他们可以随意用‘诗歌’或木雕来填充。问题在于让所有时间都成为自由的时间，并让具体的自由在创造性活动中得以体现。”从本质上讲，“问题在于将诗意融入工作中。”[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第二卷，第107页]

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废除“工作”（也就是废除那些不由从事者控制的生产活动），以确保任何必要的生产性经济活动都由从事这些活动的人来管理。工作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解放和转变，从而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手段，而不是自我否定的形式。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想要废除工作，是因为“生活，也就是生活的艺术，已经变成了一个枯燥的公式，平淡而毫无生气。”[伯克曼，Op. Cit.，第166页] 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将生活的自发性和乐趣带回生产活动中，将人类从资本的束缚中拯救出来。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经济活动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表达，是人类表达自我和进行创造的内在需求的一种体现。资本主义扭曲了这些需求，通过劳动分工和等级制度使经济活动成为一种令人麻木的体验。我们认为“工业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应该是确保人们的物质生存、使他们能够享受到更高层次精神文化福祉的一种手段。在那些工业至上、人却被忽视的地方，就会出现无情的经济专制统治，其危害程度不亚于任何政治专制统治。这两者相互助长，且根源相同。”[鲁道夫·洛克尔，《无政府工团主义》，第2页]

关于废除工作的最后一点。正如我们在A.5.2节所讨论的，5月1日——国际劳动节——是为了纪念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烈士而设立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应该通过罢工行动和大规模示威来庆祝这一节日。换言之，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际劳动节就应该是一个不工作的日子！这很好地总结了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作的立场——庆祝劳动节应该就基于对工作的拒绝。

由弗农·理查兹编辑的《为什么工作？关于休闲社会的论证》一书中的文章集，是了解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对工作看法的一个良好的起点。

I.4.3 无政府主义者打算如何废除工作？

从根本上来说，是通过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以及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来实现。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处于恶劣的工作条件下，从事枯燥、重复的劳动等等，这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从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创建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所有人都可以同时成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人与人之间仅存的差异是由天赋的自然多样性所导致的，并且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职能，都赋予人们平等享受社会资源的权利。”[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无政府主义》，第42页]

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权力分散和使用合适的技术。权力分散对于确保劳动者能够决定如何解放自身劳动至关重要。一个权力分散的体系，能够确保普通人识别出技术创新的领域，进而明白废除某些工作的必要性。如果普通人无法理解和控制技术的引入，那么他们就永远无法充分认识到技术带来的益处，并且会抵制那些可能对他们最有利技术的进步。这就是“合适的技术”的完整含义，也就是说，去使用那些受其影响最大的人所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最有益的技术。这样的技术可能在技术层面上是“先进的”，也可能不然，但它必须是普通人能够理解，并且最重要的是能够加以掌控的技术。

从资本主义中就可以看出合理利用技术的潜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被用于增加利润、扩张经济，而不是将所有人从无用的苦役中解放出来（当然，它也确实使少数人摆脱了这种“活动”）。正如经济学家朱丽叶·B·肖尔所指出的，生产力“衡量的是每小时工作所产生的商品和服务。当生产力提高时，工人要么可以用更少的时间生产出当前的产量，要么在工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就有了拥有更多自由时间的可能性。例如，自1948年以来，美国工人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提高了一倍多。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可以用不到当年一半的时间去生产出1948年的生活水平……我们实际上本可以选择每天工作四小时，或者一年只工作六个月。”[《过度劳累的美国人》，第2页]

而且请记住，这些数据涵盖了许多在自由社会中不会存在的经济领域生产活动——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军事武器生产、财产保卫、金融部门等等。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从事商业活动……包括广告从业者，以及当前体系中各种其他的中间人”，还有军队以及“大量从事不必要且有害职业的人，比如建造军舰、制造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这些人“将通过一场革命转而从事有益的工作”。[《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224-225页] 所以，仅仅因为会有更多的人能够从事必要的工作，每周的工作时长就会减少。此外，商品的制造将更加耐用，因此许多生产活动将变得更加合理，而不再受那种以牺牲其他一切为代价来最大化利润的疯狂欲望支配。另外，这还没有考虑到更公平的消费分配对生活水平和生产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工作时间减半的情况下所达到的生活水平，将远远高于肖尔所提到的1948年的基线水平（更不用说自那以后的技术进步了！）。简而言之，不要认为回到1948年的工作时长就意味着要回到那个时期的实际生活状态！

此外，每周工作时长的减少还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因此，”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总结的那样，“当劳动时间减少时，休息得更好的工人往往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与较之前更长时间内相同甚至更多的产品。”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主之间的竞争使得不太可能确定一个最佳的工作日时长。”此外，“更多的可支配时间可能会更好地促进人们的幸福——也就是说，有助于培养信任、健康、学习、家庭生活、自力更生和公民意识等等方面。”虽然这可能会降低国内生产总值（GDP）等传统经济指标，但事实上这些指标存在着缺陷。毕竟，“GDP的增长可能意味着自由时间的减少，同时伴随着商品和服务产出的增加，而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唯一效用，要么是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要么是修复因过度劳累或忽视非市场活动所带来的一些社会损害。”[汤姆·沃克，“为什么经济学家不喜欢“劳动总量固定”理论”，第279-291页，《社会经济评论》，第65卷，第3期，第286页、第287-288页和第288页]

所有这些都表明，每天只工作四小时来生产有用商品的情况下，生产水平还将远远高于1948年的水平，当然，工作日时长甚至还可以进一步缩短。因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大幅减少生产所需工作时间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水平。一旦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许多工作是为了管理利润体系的各个方面，或者是由这个体系及其造成的损害所导致的——我们就可以明白，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除了能够生产有用的商品之外，还能为我们提供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生产剩余价值而长时间地辛苦工作，）。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仅仅减少工作时长，而保持剩余工作的现状就足够了。这样就有些蠢了。我们的目标是改变剩余的有用生产活动。当自我管理普及之后，我们将见证劳动分工的终结，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合为一体，并且劳动者同时也是工作的管理者。这将使“人的所有能力在‘工作’内外都能自由发挥”。[彼得·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148页] 这种发展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将生产活动转化为一种令人愉悦的体验。用默里·布克钦的话来说，工作过程的质量和性质至关重要：

“如果工人委员会和工人对生产的管理，不能将工作转化为一种愉悦的活动、不能将自由时间变成一种美妙的体验、不能将工作场所变成一个社区，那么它们就仅仅是形式上的结构，实际上，还是阶级结构。它们延续了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产物的局限性。事实上任何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要求的运动，除非它试图推动工作场所环境的全面变革，否则都不能被视为革命运动。”[《后稀缺无政府主义》，第88页]

工作将主要成为一个人对其所从事活动的愉悦表达，并且变得像一门艺术一样——是他们创造力和个性的体现。作为一门艺术的工作将在工作场所和工作过程中得以体现，工作场所还将被改造并融入当地社区和环境之中（见I.4.15节）。这显然也适用于居家的工作，否则“如果一场革命陶醉于自由、平等、团结这些美好的词汇，却在家中维持着奴役状态，那它就不能被称为革命。一半的人类遭受着家庭奴役，仍然不得不起身反抗另一半人。”[克鲁泡特金，Op. Cit.，第128页]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渴望“将工作中最美好的部分（实际上，也是唯一美好的部分）——使用价值的生产——与玩乐中最美好的部分相结合……它的自由、乐趣、自愿性和内在的满足感”。简而言之，就是将生产（创造“看似必需的东西”）转化为“生产性的玩乐”。[鲍勃·布莱克，“烟囱闪电”，Friendly Fire，第48页和第49页]

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见I.3.2节）将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只有那些受制于特定工作模式的人，才能够将这种工作模式及其工作场所，转变为适合自由个体进行创造的环境。只有那些了解一个只能在像资本主义这样的等级体系中才会存在的工作场所的人，才能够安全、迅速地使其停止运作。自由联合的基础将保证工作的废除，因为个人会申请从事他们喜欢的“工作”，因此会有兴趣将他们不想做的“工作”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将通过确保劳动者真正掌控自己的工作来废除工作。“个人的主动性将受到鼓励，任何追求一致性和集权化的倾向都将受到抵制。”[克鲁泡特金，引自马丁·布伯《通往乌托邦之路》，第42页]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人不会选择专注于某一种生产活动、而不选择其他的活动。远非这样，在自由社会中，人们会选择各种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将它们作为自我表达的主要焦点（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相同的游戏和消遣，那么为什么要期望在生产性玩乐中也是如此呢？）。“显然，”克鲁泡特金指出，“并非所有的男女都同样喜欢从事科学工作。人们的兴趣各不相同，有些人会在科学中找到更多的乐趣，有些人喜欢艺术，还有些人则对众多创造财富的领域中的某一个感兴趣。”这种“工作的分工”在人类社会中很常见，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这种做自己感兴趣且擅长之事的自然愿望也将受到鼓励。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无政府主义者“充分认识到知识专业化的必要性，但我们也坚持认为，专业化必须在接受通识教育之后进行，而且通识教育必须同时涵盖科学和手工艺两个方面。我们反对将社会划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将这两种活动结合起来……我们提倡全面教育（integral education），即完整的教育，这意味着消除那种有害的分工。”不用多说，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要胜任某些任务需要进行培训和学习，而自由社会将确保个人在承担这些任务之前达到公认必要的水平（例如，通过一个组织认证程序的专业机构来实现）。不过，克鲁泡特金也意识到多样化的活动和扎实的基础知识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益处：“但是，无论每个人喜欢从事何种职业，如果他[或她]拥有扎实的科学知识，那么他[或她]在自己的领域中就会更有价值。而且，无论他是谁……如果他一生中花一部分时间在车间或农场（车间和农场）工作，与人们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并因知道自己作为一名无特权的财富生产者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感到满足，那么他也将从中受益。”[《田野、工厂和作坊》，第186页、第172页和第186页]

尽管专业化会继续存在，但将个人永久划分为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个人将管理所需“工作”的各个方面（例如，工程师也将参与对自己工作场所的自我管理），人们将被鼓励从事多样化的活动，资本主义那种严格的劳动分工将被废除。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希望用工作分工（the division of work）来取代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ur）。我们必须强调，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约翰·克伦普就很好地总结了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八太舟三关于这种区别的观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八太在‘劳动分工’……和‘工作分工’中做的区分……虽然八太认为，劳动分工……是阶级分化和剥削的根源，但他并不认为工作分工有什么险恶之处……相反，八太认为工作分工是任何生产过程中良性且不可避免的特征：‘无需赘言，在社会中，无论何种的生产都必然存在工作分工。’……[对于]八太[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如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一样]所指出的[劳动分工的]危险，并不是源于在任何特定时间、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然而真正危险的是，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人们沿着职业路线永久地划分……并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包括]将劳动降格为一种机械性功能；对其他生产部门缺乏责任感、理解或兴趣；以及需要一个上级管理机构来协调各个生产部门。”[《八太舟三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的纯粹无政府主义》，第146-147页]

“虽然在每一项单独的事业中，暂时的职能分工仍然是成功的最可靠保证，但永久的分工注定会消失，并将被各种各样的追求所取代——包括知识、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追求——这些追求会适应不同的个人能力、适应每个人类群体中多样化的能力。”[Op. Cit.，第26页]

顺便提一嘴，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认为综合劳动一定比分工劳动效率更低，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就并没有采用综合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很多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点出这种论断的非人道逻辑。毕竟，即使奴隶制实际上比雇佣劳动更具生产力，也很少有人会支持奴隶制，但这正是这种论点在逻辑上的结论。如果有人认为奴隶制没有成为主要劳动模式的唯一原因，仅仅是因为它效率低下，我们会认为这种生物毫无人性可言。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病态的意识形态，它会为了稍微多一些的产品而欣然牺牲个人利益。遗憾的是，这正是许多资本主义捍卫者最终所主张的观点。

其次，资本主义企业也并不是中立的结构，而是一个等级制度体系，有着根深蒂固的利益和需求。管理者只会采用能够维护他们权力（进而维护他们的利润）的工作技术。正如我们在J.5.12节所讨论的，虽然工人参与的实验显示出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但管理者却停止了这些实验，仅仅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工人的控制权会通过赋予工人权力来削弱他们自己的权力；而工人一旦获得权力，就能够为自己生产的价值中争取更大的份额（更不用说还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老板需要他们工作，但他们却并不需要老板来管理他们！）。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缺乏综合劳动，仅仅意味着它无法增强管理者的权力，也无法保障他们的利润和权力，而不是因为它效率更低。

第三，管理者和老板通过取缔工会来引入“灵活性”的尝试表明，综合劳动的确更有效率。毕竟，针对工会合同的主要抱怨之一就是它们明确记录了工人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例如，工会成员会拒绝去做超出他们商定工作描述范围之外的工作）。这通常就是一个监管带来弊端的例子。然而，如果我们从合同和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它揭示了这两者作为合作手段的低效率和缺乏灵活性。毕竟，这种拒绝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工人拒绝做合同中未明确规定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描述表明了他们在合同中约定要做的事情，而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事先达成一致。合同明确规定了工作场所中工人和老板之间清晰、具体且商定好的劳动分工。

虽然这是一份精心设计的合同的绝佳范例，但管理者发现，由于这些合同，他们无法运营自己的工作场所。相反，他们需要一份通用的“按吩咐行事”的合同（当然，这很难说是一份减少权威的合同），这样的合同将众多工作任务整合为一个。管理者对工会合同的抨击表明，生产实际上需要某种形式的综合劳动才能顺利进行（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合同的虚伪性，因为劳动的“灵活性”仅仅意味着劳动的“商品化”——机器不会质疑自己的用途，而资本主义的理想就是让劳动也具有类似不加质疑的性质）。工会的工作描述表明，生产需要劳动整合，同时也需要工作分工。正如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说：

“现代生产已经摧毁了许多传统的职业资格。它创造了自动或半自动的机器。由此，它自身拆除了工业劳动分工的传统框架。它催生了一种经过相对较短的学徒期后，就能够操作大多数机器的通用工人。一旦超越其阶级层面，在大型现代工厂中将工人‘分配’到特定岗位的做法越来越不符合真正的劳动分工，而越来越像是一种简单的任务分工。工人被分配到生产过程的特定领域，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职业技能’始终与管理层‘所需的技能’相匹配，而仅仅是因为恰好存在某个空缺的职位。”[《政治经济学著作》，第二卷，第117页]

通过用工作分工取代劳动分工，一个自由社会将确保生产活动能够转化为一项（或一系列）令人愉悦的任务。生产者的所有能力都能够通过综合劳动得到发挥，从而消除了社会中异化和不幸福的一个主要根源。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经济的主要课题，就是满足人类需求所需的能量经济。”这些需求，显然，既包括生产者对能够赋予他们权力且有趣的工作之需求，也包括他们对健康、平衡环境之需求。因此，克鲁泡特金讨论了“将工业追求与精耕细作的农业相结合，以及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所能带来的“好处”。“当每个社区将各种农业、工业和知识追求相结合时，就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幸福；而且，当一个人能够将自己多样的能力应用于农场、车间、工厂、书房或录音室中的多种追求，而不是一生都只专注于其中一种追求时，他[或她]才能展现出自己的最佳状态。”[Op. Cit.，第17-18页] 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厂没有理由接受目前普遍存在的、人为的严格劳动分工。将会有充分的理由鼓励工人在车间和部门之间、生产区域和办公区域之间进行轮换。”“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残余将逐渐被消除”，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打破这种分工，就无法生存。”[卡斯托里亚迪斯，Op. Cit.，第117页]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去中心化的社会体系将废除“工作”，使经济活动人性化，并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即生产有用的物品和解放的个体）。正如鲁道夫·洛克所言，这一目标将通过“自由男女团体的联盟来实现；该联盟基于合作劳动，并以社区利益为依归，按照计划管理事务。”然而，由于物品是由人生产的，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意味着对“人的计划管理”（尽管提出这一危险的人却很少会将其应用于资本主义企业，而资本主义企业本质上就类似于微型的中央计划国家）。但这一反对意见是错误的，因为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从根本上重建各民族的经济生活，并是在社会主义精神基础上的重新构建”，而且“只有生产者本身才适合承担这一任务，因为他们是社会中唯一创造价值的因素，只有他们才能孕育新的未来。”这种重建的经济生活将以无政府主义原则为基础，即“基于邦联主义原则，自下而上的自由结合；将每个成员的自决权置于首位，并仅承认基于相似利益和共同信念的有机协定。”[Anarcho-Syndicalism, p. 72, p. 62 and p. 60]

换句话说，生产者同时也是管理者，因此他们在自由联合中自治。（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一个联合体都会进行“计划”和“规划”，关键问题在于谁制定计划、谁执行计划。在无政府状态下，这两个职能皆由同一群人承担。）对“事务的计划管理”将由生产者自身在其独立的团体内完成。这种管理方式很可能采取（正如我们在I.3节所述的）工团邦联的形式：各工团之间相互交流信息，并根据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变化，合作地（即“有计划地”）调整所需的生产资料投入。这里不存在“中央计划”或“中央计划者”来管理经济，而只有工人们作为平等者的相互合作。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自由社会主义“必须源自成千上万个独立的地方行动，这些行动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它不能由一个中央机构来指挥，而必须来自无数地方性的需求和愿望。”[Act for Yourselves, p. 54]

事实上，任何形式的联合都需要协议。因此，即使是建立在共产无政府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基础上的社会，为了确保合作事业的成功，也需要达成协议。换句话说，合作社成员必须在内部以及彼此之间制定并遵守协议。例如，工团成员需要共同商定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如果个体想要更换“工作”，则需要提前通知工团等等。任何集体行动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合作和协议。此外，在各工团之间也可能达成协议，以确定所有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所需承担的最低工作时间。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基于其成员之间最低工时的“契约”：

“我们承诺为你们提供房屋、商店、街道、交通工具、学校、博物馆等的使用权——条件是，在你们二十岁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之间，每天贡献四到五个小时被认为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你们可以自由选择加入任何生产团体，或者组织一个新的团体，只要它能够承担起生产必需品的责任。至于你们的剩余时间：可以随意结伴，从事娱乐、艺术或科学活动，完全取决于你们的兴趣……每年工作1200到1500个小时……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全部要求。而作为回报，我们保证你们可以自由使用所有这些团体所生产的、或将要生产的物品。”[The Conquest of Bread, pp. 153-4]

这种“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工作将由个人自主认可，并体现在生产工团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当然，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从事何种工作，这取决于各个现有联合体所提供的职位。一张工会会员卡或许可以作为记录工时并确保个人能够享有社会共同财富的一种方式。同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个人和团体也完全可以选择独自劳动，并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与他人交换，包括与工团邦联进行交换。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尽可能保持灵活性。

因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社会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建立在两种基本安排之上——首先，在所选择的工团内，每周约定最低工作时长，例如16小时；其次，个人可以自由选择额外的“工作”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活动，例如艺术创作、科学实验、DIY、演奏音乐、作曲、园艺等等。最低工作周的具体安排会因工作场所和公社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例如，有些工团可能选择每周工作2天、每天8小时，而另一些工团可能安排每天4小时、持续4天。有的工团可能采用弹性工作制，而有的则可能设定较为固定的工作时间。毫无疑问，为了适应消费模式的变化，各工团需要扩展或缩减生产，并需要吸引志愿者来完成必要的工作，尤其是那些被认为危险或不受欢迎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志愿者可能会安排每天从事数小时此类工作，以换取更多的自由时间；或者可以约定，某些不受欢迎的工作一小时，可抵消其他更受欢迎工作的多小时劳动（关于这一点，可参考I.4.13节）。不过毋庸置疑的是，技术进步的目标是消除令人不快和不受欢迎的任务，并逐步减少基础工作周的时间，直到必要的“工作”和“自由时间享受”这一概念被彻底废除。无政府主义者深信，在自由社会中，权力的去中心化将释放无穷的创新潜力，确保不受欢迎的工作被最小化并公平分配，同时使必要的生产活动尽可能变得愉悦和有吸引力。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协议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因为它是“人为的”（而非“供求法则”这一“自然法则”）。例如，个人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以此为由为非资本主义市场辩护，以反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然而尽管从理论上讲，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声称：在他们设想的社会中，只要不侵害他人，个人如何谋生、何时何地工作都无关紧要；但事实上，任何经济体系都建立在个体之间的互动之上。“供求法则”很容易、且经常使“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这一理念变成笑话——现实中，个人往往不得不按照市场力量的要求来工作（即受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但这种力量却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围，详见I.1.3节）。这意味着个人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工作，而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工作。意识到“市场力量”是长时间劳动的根源，并不会让这种现象变得更令人接受。

而对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来说，将自由个体之间的某些协议视为专制，而其他协议却不被如此看待，这种观点是令人费解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合作以减少劳动是“专制的”，而市场上的个人协议却不是，但这种逻辑在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是荒谬的。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让个体被“看不见的大手”迫使劳动时间远超过自身的意愿，会要比他们与他人共同协商以管理自身事务、最大化自由时间更加地合理。

因此，在权力去中心化和适当技术运用的基础上，自由和平等个体之间的自由协议就会可以看作是废除工作的关键所在。

I.4.4 无政府状态下可采用哪些经济决策标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希望见证货币的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将共产主义强加给人们。恰恰相反，只有当共产主义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时候，它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会认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在考虑某种解决方案是不是最佳的时侯，不要“预先决定生产者在他们的不同团体中应该接受何种分配形式——无论是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劳动券、平等工资，还是任何其他方法。”[《无政府主义》，第166页] 自由实验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关键要素。

虽然某些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想要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制度有特定的偏好，并为此进行争论，但他们也意识到，客观环境和社会意愿将决定在革命期间会采用何种制度（例如，虽然克鲁泡特金是一名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并且认为革命应尽快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是相当重要的，但他也意识到，共产主义不太可能立即全面推行——详见I.2.2节）。然而，我们将概述一些可能的经济决策标准，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们将说明在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中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

在互助主义或集体主义制度下，答案很简单。价格将会存在，并被用作决策的一种手段（不过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这种非共产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将“寻求一种方法，确保货币真正代表其持有者所完成的有用劳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靠他人劳动生活的手段。”[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第101页和第100页]）互助主义比集体主义更以市场为导向，集体主义则基于集体联盟来应对需求的变化（即决定投资决策，并确保供需匹配）。互助主义以合作社和互助银行网络为基础，实行基于市场的分配体系；由于其基本运作方式与任何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相同，在此无需赘述。而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则需要更深入地讨论。然而，所有制度都基于工人的自我管理，因此，直接受到影响的个人会亲自影响生产什么、何时生产以及如何生产。工人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掌控自己的劳动成果。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之间的差异在于：这些决策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工人用于做出决策的标准。

尽管集体主义倡导工人协会拥有最大程度的自主权，但不应将其与互助主义或个人无政府主义支持者所倡导的市场经济相混淆。集体化的工厂和作坊所生产的商品，不是按照从消费者那里榨取的最高价格进行交换，而是根据其实际生产成本进行交换。这些“诚实的价格”的确定将由每个社区的“交换银行”来完成（显然，这个想法借鉴了蒲鲁东的观点）。这些银行将代表社区中的各种生产者联盟和消费者／公民团体，并会协商确定这些“诚实的”价格（很可能也会包括污染等“隐性”成本）。这些协议将由相关各方的大会批准。

正如詹姆斯·纪尧姆所说：“商品的价值将由地区合作联盟和各个公社之间的合同协议预先确定，这些公社也将向交换银行提供统计数据。交换银行将向生产者发放代表其产品价值的可转让凭证；而这些凭证在公社联盟所涵盖的整个地区都将被接受。”例如，这些凭证可能与工作时长相关，并且在用作投资决策的参考时，还可以辅以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中可能使用的那种成本效益分析（见下文）。尽管这个方案与蒲鲁东的“人民银行”有很强的相似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交换银行以及“公社统计委员会”旨在同时发挥出规划职能，以确保供应满足需求。这并不意味着是斯大林式的指令经济，而只是简单的记账工作，因为“每个交换银行都要提前确保这些产品有需求，[以避免]立即向生产者发放支付凭证所带来的风险”。[《论新社会秩序的构建》，第356-379页，《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366页和第367页] 工人联合会仍将决定生产哪些订单，每个公社也可以自由选择其供应商。

正如后面更深入讨论的那样（见I.4.8节），关于消费模式的信息将被记录下来供工人参考，以便他们做出生产和投资决策。此外，我们也可以想象到，生产联合会将鼓励公社、消费者团体和合作社参与这些决策的制定。这将保证生产的商品能够反映消费者的需求。而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公社“银行”的交换功能（很可能）将逐渐被根据消费者需求进行的商品分配所取代。换句话说，大多数集体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它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发展之前的一种临时措施。

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类似，都是一种由集体、公社和分配中心（公社商店）组成的联盟体系。然而在无政府共产主义制度下，价格不再被使用。那么经济决策将如何做出呢？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如下：

“至于涉及一般性选择的决策，例如使用何种能源形式、在生产特定商品时选择使用两种或多种材料中哪一种、是否建造新工厂等，可以使用一种……技术……（名为）‘成本效益分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采用一种点数方案来确定各种相关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赋予这些因素的点数将是主观的，因为这将取决于社会的审慎决策，而不是某种客观标准；但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必须为某些‘成本’或‘效益’赋予货币价值时，情况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正是将人类从资本主义对生产时间／金钱的执着中拯救出来，因此，作为一种考虑其他因素的手段，成本效益分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适用。以这种方式使用点数系统来确定相对重要性……只是为了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下，采用一种技术来促进决策的制定。”（[亚当·别克和约翰·克伦普，《国家资本主义：新管理下的工资制度》，第138-139页]）

这个点数系统将使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确定某种特定商品的使用是否高效。与价格不同，这种成本效益的分析系统将确保生产和消费反映社会和生态成本、意识以及优先事项。此外，这种分析还用来指导决策，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决策和评估。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说：

“很明显，在决定是建造一座桥还是一条隧道时，存在一个属于人类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比成本低廉或机械可行性问题更重要，那就是：实际建造过程中会损失多少生命？或者让一定数量的人在地下监督隧道交通，去度过他们整个工作日是否明智？……同样，在丝绸和人造丝之间的社会选择，也不能仅仅基于不同的生产成本或纤维本身的质量差异来做出：在决策中还需要综合考虑养蚕和参与人造丝生产之间在工作乐趣上的差异。产品对劳动者的贡献与劳动者对产品的贡献同样重要。一个管理良好的社会可能会改变汽车装配流程，尽管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速度和降低成本，但目的是为工人创造一个更有趣的工作流程：同样，它要么会花大价钱为干法水泥厂配备除尘器——要么用一种危害较小的替代品来取代这种产品本身。而当没有其他选择时，它则会将需求本身大幅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技术与文明的未来》，第160-161页]

显然，在今天，我们还应将生态问题以及人类问题考虑在内。任何忽视工作质量或忽视对人类和自然环境影响的决策过程，都是不合理的。然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运作的，市场还会奖励那些引入非人性化和对生态有害做法的资本家和管理者。实际上，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和环境如此偏见，以至于许多经济学家和资本主义支持者认为：出于这些社会关切而降低“效率”（比如，通过与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可以体现），实际上对经济有害，这完全颠倒了常识和人类情感（毕竟，经济肯定应该满足人类需求，而总不能是为了经济而牺牲这些需求吧？）。他们的论点是，由于资源（人力和物力）将从更“高效”的生产活动中转移出去，消费将受到影响，从而总体上降低我们的经济福祉。但这种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消费并不是与经济的其他部分孤立存在。我们想要消费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这又受到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我们拥有的社会关系类型、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满意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工作令人感到疏离且质量低下，那么我们的消费决策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们的工作受到等级控制且本质上是奴性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期望我们的消费决策会是完全理性的——事实上，它们可能会成为一种通过购物来寻找幸福的尝试，这是一种自我挫败的行为，因为消费无法解决生产中产生的问题。因此，猖獗的消费主义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效率”的结果，所以，反对具有社会意识的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除了绝对稀缺性之外，资本主义下的价格也反映了相对稀缺性（从长期来看，市场价格趋向于生产成本加上基于市场垄断程度的加价，而在短期内，价格会因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如何考虑这种短期变化并在整个经济中传达这些变化，将在I.4.5节进行讨论。此外，它很可能也会考虑到所从事工作的受欢迎程度，以表明生产过程中所涉及对人类时间的潜在浪费（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讨论，见I.4.13节）。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与人们讨厌生产的资源相比，人们喜欢生产的资源能更好地利用个人时间这一稀缺资源。做出合理决策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商品的相对稀缺性。毕竟，在做决策时，选择使用一种稀缺的商品而不选择更为丰富的商品是没有意义的。因此，虽然成本—效益点数系统将显示绝对成本（所需的工作时长、能源使用、污染等），但这也将由关于特定商品稀缺程度的信息、以及生产该商品所需工作的受欢迎程度来加以补充。

因此，一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将围绕一个各工团之间相互交流信息的网络来构建。与资本主义中工作场所之间传递价格信息不同，网络之间将会发送实际的物理数据（成本）。这些数据会总结商品的这些（负面）使用价值（例如生产该商品所使用的资源、劳动时间和能源、污染细节）以及相对稀缺性。社会将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根据相互商定的共同价值观，确定在特定情况下使用哪种商品是最佳的。这些信息将用于为使用哪些商品的决策提供参考，将商品满足生产要求的程度（正面的使用价值）与其在劳动力、资源使用、污染等方面的影响（负面的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相对可获得性，进行比较。

一个特定工作场所的数据可以与整个行业的数据进行比较（因为工团邦联会收集和整理这些信息——见I.3.5节），以确定该工作场所是否能高效地生产所需商品（这个系统还有一个额外的优势，即可以指出哪些工作场所需要投资，以便在工作条件、工作时长等方面追上或超过行业的平均水平）。此外，社会还可能会达成一些通用的经验法则；例如除非别无选择（要么是那些需要大量劳动力、能源和时间来生产的商品，要么是那些当前需求超过供应能力的商品），否则不使用稀缺材料的协议。

同样，在订购商品时，相关的工团、公社或个人必须告知工团为什么需要该商品，以便工团决定是否愿意生产该商品，并使他们能够对收到的订单进行优先排序。通过这种方式，资源的使用可以受到社会因素的引导，而“不合理”的请求将被忽略（例如，如果某些个人表示他们“需要”一个造船工团为他们建造一艘个人使用的船只，造船联合会可能就认为没有“必要”建造这艘船，而是会建造供公社使用的船只，供所有人轮流免费使用——见I.4.6节）。然而，在其他几乎所有的个人消费情况下，就不需要这样的信息，因为公社商店会像现在一样批量订购消费品。因此，经济将是一个由相互合作的个人和工作场所组成的庞大网络，任何社会中存在的分散知识都能得到有效利用（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效果更好，因为它不会像市场价格那样掩盖社会和生态成本，而且合作将消除商业周期及其带来的社会问题）。

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单位将借由它们在联合会内的自主性，了解哪些产品对社会有用，从而生产它们；又由于它们与公社的联系，也了解到生产所需资源的社会（人类和生态）成本。它们可以将反映整体社会优先事项的这些知识，与它们对工作场所和社区具体情况的本地知识相结合，来决定如何最好地利用其生产能力。联合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有效地利用社会中的知识分工，同时克服价格机制（见I.1.2节）和资本主义内部工作场所等级制度（见I.1.1节）对知识交流施加的限制。

此外，生产单位通过在联盟内的联合，还保证了它们之间的有效沟通。这就产生了一个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协商协调的过程（即横向的联系和协议），以做出重大投资决策，从而将供求结合起来、使各个单位的计划能够得到协调。通过这种合作过程，生产单位可以减少重复劳动，进而减少与过度投资相关的浪费（以及与价格机制相关的繁荣与衰退的非理性，因为价格机制无法提供能使工作场所有效地协调计划的足够信息，）。

在评估生产方法时，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考虑社会和生态成本，并且必须对这些成本进行评估。当然，哪些成本将被考虑在内，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重要程度（即如何对它们进行权衡），将会由相关人员决定。在决策过程中，要考虑哪些因素以及如何权衡这些因素将定期进行评估和审查，以确保它反映的是实际成本和社会关切。由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认为，鼓励所有人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很重要，因此公社邦联的作用是确定给定投入和产出的相对点数价值。社区中的所有人都能通过这种方式决定他们的社会如何发展，从而确保经济活动对社会需求负责，并考虑到受生产影响的每个人的愿望。这样，消费和生产就可以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需求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的需求相协调。行业邦联将努力确保这些信息被记录和传达，并（也许会）制定全行业的平均值，通过让工团和公社将特定商品的点数与典型值进行比较来辅助决策过程。

因此，用于为决策提供依据的因素将达成一致，且信息将在工作场所和公社之间进行传达，以便商品的消费者能够从生态影响、资源利用和人力劳动等方面评估商品的成本。成本效益分析中任何商定的投入值，都可以纳入与产出相关的信息中。因此，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将寻求基于多个标准来做出决策，而不仅仅是基于利润或（比如说）劳动力。这样做的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单一标准很少能做出明智的决策。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已经在这样做了，但市场力量和不平等限制了这种能力（如果人们需要维持生计，他们往往会购买更便宜的产品），同时价格机制和公司的自身利益确保了成本信息被隐藏（例如，很少有公司公开承认它们的外部效应，而且大多数公司会花费大量资金进行广告宣传以粉饰它们的产品）。

为了处理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中传达的成本信息，可以创造一些会计工具加以辅助（如电子制表软件或计算机程序）。这些工具可以将已确定的因素作为输入，并返回可用选择的成本效益分析。因此，虽然这些算法程序和指导方针可以（而且确实应该）手动计算，但很可能会广泛使用计算机来获取输入数据并将其处理成合适的格式。实际上许多资本主义公司就都有这样的软件，可将原材料投入和成品记录到数据库和电子表格中。这样的软件可以成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决策算法的基础。当然，目前此类数据被货币所掩盖，且没有考虑到外部效应和所涉及工作的性质（而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则会考虑这些因素）。然而，这并不会限制这些软件的潜力，也不能否认在共产主义中使用此类软件可以为决策提供参考。

因此，声称“共产主义由于缺乏价格而无法评估不同的生产方法”是不准确的。实际上，看看资本主义市场的实际情况——其特点是议价能力和市场权力的差异、外部效应以及雇佣劳动——很快就会发现，价格准确反映成本的说法根本就不准确。然而，客观情况可能会导致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无法立即推行（正如在I.2.2节所讨论的，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因此在特定经济中可能会有一个过渡时期，互助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元素会共存。很容易看出一个互助主义经济（社会革命通常的初始产物）如何能够演变为集体主义经济，然后再演变为共产主义经济。市场产生的价格最初可以由非市场信息（针对客观成本和稀缺指数）来补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据将取代市场价格，成为工团和公社的主要决策标准。

关于这个主题的最后一点。使用何种方法、选择哪些标准、传达哪些信息以及如何处理这些信息，都将由自由的人民来决定。本节只是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如何做出关于生产的明智决策的、一种可能性的建议。它并不是一张蓝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I.4.5 那么“供求关系”呢？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忽视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即在特定时刻，某种商品会有一定的产量，同时也会有一定量消费或使用它的需求。我们也不否认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兴趣和喜好。然而，这并不是我们通常所指的“供求关系”的含义。在一般性的经济辩论中，这个公式常常被赋予某种神秘色彩，从而既忽视了它背后的现实，也忽略了该理论的一些不良影响（例如，正如在C.1.5节所讨论的，市场能够通过将粮食出口到有需求的地区，从而极为高效地制造饥荒）。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供求法则”并不是最“高效”的分配手段，因为决策往往偏向于富人。

就分配稀缺资源方面的“供求关系”而言，无政府主义者深知，有必要进行生产并向有需求的人分配必需的商品。问题在于，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如何知道宝贵的劳动力和材料没有被浪费呢？人们如何判断哪些工具最为合适？如果有不同的材料都符合技术规格，那他们又该如何在这些材料中做出选择呢？某些商品比其他商品重要多少呢？玻璃纸和真空吸尘器的集尘袋相比，哪个更重要，而又应该生产哪一个呢？

市场的支持者声称他们的体系能够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个人主义和互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他们所倡导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会通过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差异来传达这类信息，个人和合作社也会相应地做出反应。而对于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甚至排斥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答案就没那么简单了。正如在I.1.3节所讨论的，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尽管市场确实能回答这些问题，但它是以不合理且非人性化的方式来作答的（虽然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为明显，但不能假定在资本主义之后的市场中这种情况就会消失）。问题是：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吗？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所以，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排斥市场。在某些人看来，这种排斥往往就意味着实行中央计划。正如市场社会主义者大卫·施韦卡特所说：“如果资源的使用和生产技术不是由利润因素决定的，那么就必然由中央指令来决定。如果利润不是生产组织的目标，那么实物产出（使用价值）就必然成为目标。”[《反对资本主义》，第86页] 然而，施韦卡特的观点是错误的。横向联系不一定基于市场，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合作也不一定是等级制的。他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人们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模式——要么是雇佣关系（纯粹靠金钱维系），要么是等级关系（如国家、军队或资本主义工作场所中的关系模式）。但实际上，人们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关系模式，比如友谊、爱情、团结、互助等等。因此，你可以帮助他人或与他人合作，而不必被命令去这样做，也无需为了金钱而为之——我们也向来都是如此。你可以与他人合作，因为这样做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益处。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方式，借由互助与自由达成共识的方式。

所以，施韦卡特忽视了任何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际关系。例如，爱情或吸引力就是两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而利润因素并不会介入其中。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施韦卡特的论点存在缺陷，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资源的使用和生产技术可以根据人类的需求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共识来组织，而无需考虑利润或中央指令。这种体系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必须彼此相爱（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相反，它意味着我们认识到，通过平等自愿的合作，我们能够维持个体的自由，并且能够从资源共享和协作中获益（例如，减少每日和每周的工作时长、在安全卫生的工作条件下进行自我管理的工作、以及自由选择整个社会的产出成果）。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狭隘且贫乏利己主义的自身利益。

因此，自由达成的共识和横向联系并不局限于市场交易——它们的形成有诸多原因，无政府主义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如乔治·巴雷特所说：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工人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抗，他们通过直接行动掌握了局势。在某条街道上忍饥挨饿的人很快会列出所需面包的清单，然后把清单拿到罢工工人占领的面包店去，这难道很难去想象吗？难道难以想象面包店会根据这份清单烤制出所需数量的面包吗？这时，面包师们会知道需要哪些手推车和送货车来把面包分发给人们；如果他们把这个需求告知车夫和货车司机，这些人难道不会尽最大努力提供车辆吗？……如果……[面包师们需要]更多的工作台[来制作面包]……木匠们就会提供[诸如此类]……就这样，这种无尽的连续性得以维持下去——各个部分之间保持着良好平衡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需求就是这一切背后的驱动力……就像每个自由的个体出于对充分享受生活的渴望，在没有其他外力驱使的情况下，与他[或她]的兄弟姐妹们联合起来生产面包、制造机器以及所有生活必需品一样，每个机构都是自由且独立的，它们相互合作并与其他机构达成协议，因为这样做能够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这里不存在剥削或发号施令的中央集权国家，整个结构仍然得以稳固支撑，是因为每个部分都依赖于整体……这将是一个能够响应人民需求的社会；它会像满足人民的最高理想一样迅速地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它不断变化的形式将成为人类情感的即时表达。”[《无政府主义革命》，第17-19页]

为了做出生产决策，我们需要了解他人的需求以及相关信息，以便评估我们可以选择的各种方案，从而满足这些需求。因此，这是一个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传递信息的问题，而市场却常常会隐藏（或积极封锁）这些信息，或者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歪曲这些信息（也就是说，在市场中，需求并不重要，“有效需求”才重要，而这使得市场向富人倾斜）。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部分讨论了这样的信息网络，其中探讨了一种基于使用价值对不同材料、技术和资源进行比较的方法。此外，在做出决策时，还需要考虑到当前库存、生产和消费的波动情况。

为了表明某种特定商品稀缺程度的相对变化，有必要计算出可以称之为“稀缺指数”的数值。这将告知该商品的潜在使用者其需求是否超过了供应，以便他们能够根据其他人的决策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策。例如，这个指数可以是一个百分比数字，用来表示某种商品的订单数量与实际生产数量之间的关系。例如，某种需求高于供应的商品，其指数值就可能为101%或更高。这个数值会提醒潜在使用者开始寻找该商品的替代品、或者节约使用该商品。每个工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稀缺指数，并且整个行业（可能）在地区、“国家”等层面上也会有一个综合的数值。

通过这种方式就会关注到某种特定商品的高需求情况，因此只有那些真正需要该商品的生产者才会下单订购（从而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不用说，也会采用库存水平和其他基本的记账方法来确保某种特定商品存在合适的缓冲库存水平。这可能会导致生产出一些多余的商品作为库存，以应对某种商品总需求的意外变化。这样的缓冲系统将在单个工作场所层面和公社层面发挥作用。工团显然会有自己的库存，包括原材料和成品库存，这些库存可以用来应对需求的意外增长。公社商店、医院等也会储备物资，以应对供应的意外中断。

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实际需求与预期需求之间的差异会通过意外的库存变化来调节。如今的企业也会保留一定的闲置产能以应对需求的突然增长。在无政府主义制度下，维持库存和闲置产能的这些策略也会继续存在。可以假定，如果工团及其邦联意识到有必要调整产能，他们也会希望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需求变化带来的价格调整不会必然传达需要调整产能的信息。这是因为“需求的变化首先会表现为在现有价格下销售量的变化[或在无货币体系中被消费量的变化]，因此会反映在库存或订单的变化上。这种变化是需求与当前产出之间出现不平衡的非常好的指标或信号。如果某个生产单位产品的需求变化被证明是永久性的，那么它会发现自己的库存减少、订单积压增加，或者库存增加而订单减少……因此，为了提供关于需要调整产能的信息，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价格并不是必要之举。”[帕特·迪瓦恩，《民主与经济计划》，第242页]

所以，工团、公社及其邦联会建立商品缓冲库存以应对供求关系中无法预见的变化。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使用过类似的库存机制来防止农产品和其他战略原材料的市场状况发生变化，从而避免出现剧烈的现货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戴维森认为，这种机制所带来的商品价格的稳定“是1945年至1972年间世界经济空前繁荣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总统尼克松废除了这些缓冲计划，就导致了“剧烈的商品价格波动”，并对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争议》，第114页和第115页] 同样，无政府主义社会很可能会利用这种缓冲系统来消除供求关系的短期变化。通过减少商品供应的短期波动，不良的投资决策也将会减少，因为工团不会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在做出决策时被过高或过低的市场价格所误导（正如在I.1.5节所讨论的，这种不均衡的价格会传递错误信息，从而导致严重的经济扭曲）。

这与I.4.4节中描述的成本效益分析相结合，将使无货币经济中的变化信息能够迅速传播到整个系统中并影响所有的决策者，而大多数人无需了解这些变化的最初原因。这将使一个联合会能够确定哪种商品消耗的资源最少，从而为其他用途留出最多的资源（即相对成本或稀缺性），同时也能让他们了解到生产该商品所使用的资源情况（即所涉及的绝对成本）。相关信息会传达给所有的相关方，而无需像在列宁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中那样，由一个“无所不知”的中央机构来下达命令。正如在I.1.2节中所论述的，无政府主义者早就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中央集权机构能够掌握分散在整个经济中的所有信息来组织生产；而且如果这样的机构试图这么做，由此产生的官僚体制实际上还会减少决策者可获取的信息量，并使其变得匮乏，从而导致物资短缺和效率低下。

为了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让我们以铜行业的变化为例。假设某个铜矿意外停产，或者对铜的需求增加，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首先，最初的变化会表现为：每个工团为应对意外需求变化而维持的铜库存减少。这将有助于缓冲供应或需求的短期变化。其次，自然地，生产铜的工团对铜的需求会增加。这会立即提高这些企业及其产品的稀缺指数。例如，该指数可能会从95%（表明相对于当前需求，生产略有过剩）上升到115%（表明对铜的需求相对于当前生产水平有所上升）。这种稀缺指数的变化（再加上难以找到愿意接受订单的铜生产工团）会进入其他工团的决策算法中。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他们的计划发生变化。例如，这些工团可以寻找其他稀缺指数较低的供应商，或者使用铜的替代品，因为替代品可能成为更高效的资源选择。

通过这种方式，对铜产品的需求会下降，很快就只会反映出那些真正需要铜的需求（即没有现实可行的替代品）。这将导致需求相对于当前供应下降（从其他工团的需求以及维持缓冲库存水平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样，整个经济体系就收到了一个普遍的信息：铜变得（相对）稀缺了，而各工团也会根据这一信息调整计划。这些决策并不是由中央计划者做出的，也无需货币来推动。我们拥有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非市场的系统，它基于自治组织之间的产品自由交换。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如何应对铜的供需变化这个问题就随之凸显。铜业工团和跨行业工团会定期开会，把铜行业形势的变化问题摆在桌面上，因此，他们就必须考虑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其中一部分是要确定这种变化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短期变化（例如由矿难引起的）不需要规划新的投资。然而，长期变化（例如新的需求是由另一个工团开发新产品导致的，或者现有矿山即将枯竭）可能需要协调一致的投资（我们可以预期工团会根据变化制定自己的计划，例如投资新的机械设备以更高效地生产铜或增加产量）。如果这些计划的预期变化与所预测的长期变化大致相符，那么工团就无需采取行动。然而，如果两者不相符，那么可能就需要对新的铜矿进行投资，或者在整个行业进行大规模的新投资。联合会将会提出类似的计划。

毫无疑问，未来是难以准确预测的，只能去进行猜测。因此，某些行业可能会出现过度投资的情况，因为预期的变化并未成为现实。然而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这不会导致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缺乏利润，企业会不顾社会需求而关闭）。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一些生产出来的商品不会被使用，一些劳动力和资源会被浪费，工团会对生产进行合理化调整，关闭相对低效的工厂，并将生产集中在更高效的工厂中。资本主义那种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将成为历史。

总之，每个工团都会接收自己的订单和物资供应，并将自己的产品发送给特定的消费者。同样，公社配送中心会从其选定的工团订购所需的商品。消费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选择那些能满足他们需求的工团，这样生产单位就会了解到生产哪些产品对社会有用，以及生产这些产品需要多少资源的社会成本。这样，一个横向关系网络就会在整个社会中展开；其中的协调是通过联合会的平等性实现的，而不是依靠企业结构的等级制度。

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了“孤立悖论”（见B.6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公社应该替人们决定消费什么。那将是一种禁锢——不，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同应由个人来决定自己的需求，而他们所加入的集体则决定诸如公园、基础设施改善等社会需求。不过，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讨论做出这些决策的框架也是有益的。例如，这可能意味着公社将同意生产环保产品、减少浪费，并在总体上通过社会互动来做出更完善的决策。个人仍然会根据集体生产的产品来决定自己想要的商品种类，但这些商品将基于社会达成的共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减少原子化消费带来的浪费、污染和其他“外部效应”。例如，虽然个人开车上班是合理的，但从集体角度来看，这就会导致严重的非合理现象（例如交通堵塞、污染、疾病以及糟糕的社会基础设施）。一个理智的社会将会讨论与汽车使用相关的问题，并会同意建立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公共交通网络，减少污染、压力和疾病等等。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认可个人的品味和需求，但他们也意识到这些品味和需求对社会的影响，所以试图创造一个能让个人通过他人的想法来丰富自己决策的社会环境。

与此相关的主题是，显然，不同的工团会生产略有差异的商品，从而确保人们有选择的余地。不同公司（有时甚至是同一家跨国公司！）生产多种功能相同的产品所带来的当前这种浪费现象，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是否会继续存在，这是值得怀疑的。然而，生产仍会是“主题变奏曲”¹²³的形式，以确保消费者有选择的权利，并让生产者了解消费者更喜欢哪些产品特性。事先坐下来列出某种商品应具备的所有特性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假定了掌握完美的知识，并且技术会相当地一成不变。但这两种假设在现实生活中的参考意义都不大。因此，合作社将生产具有不同特性的商品，并且生产会根据这些差异所反映的需求进行调整（例如，A工厂生产了一款新的CD播放器，消费模式表明这款产品很受欢迎，于是其他工厂也会进行相应的转型）。此外还有研发实验和试用群体。通过这种方式，消费者的选择将得到维持，并且会得到增强，因为人们能够（在某些情况下）作为生产者影响工团的决策，也能够通过工团与公社之间的对话来产生影响。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有点煞风景，但资本主义只有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幻想世界中才能使供求相等。正如我们在I.1.5节所讨论的，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并且往往会为了追求之前供应不足的商品所带来的更高利润而过度生产，从而导致危机时期的出现；在危机期间，有效需求下降，供应也相应减少。更不用说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了：仅仅是因为人们太穷，买不起这些商品（也就是：没有有效需求），真正的需求（需要）就得不到满足。因此，认为“只有非市场体系才存在确保供求平衡的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忽视“供求关系”。相反，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对这一常识性概念的诠释存在局限性，并指出资本主义是基于有效需求的，而这种有效需求与资源的有效利用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不是市场体系，而是一种基于生产者之间横向联系的体系。这种体系能够有效地在社会中传递关于供求相对变化的信息，反映的是社会的实际需求，而不是银行账户余额。关于如何根据供求变化做出投资回应，将在I.4.8节进行讨论，而I.4.13节将讨论工作任务的分配问题。

I.4.6 无政府共产主义真的不会导致供不应求吗？

非共产主义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将消费与所完成的工作量联系起来，从而自动地将需求与生产联系起来，但在共产无政府主义中就并非如此。在那种体系下，分配是按需进行的，而非按劳分配。鉴于此，一个常见的反对观点是：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会导致人们取用超过自身需求的资源，从而造成资源浪费。

例如，克鲁泡特金就曾指出：“自由共产主义……将收获或制造出的产品置于所有人的支配之下，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在自己家中按其所愿进行消费。”[《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想演变中的地位》，第7页] 但是有人会说，如果有人声称他们“需要”一栋豪华别墅或一艘私人游艇，那该怎么办呢？简而言之：工人们可能“没必要”去生产这些东西。正如汤姆·布朗所说：“这类东西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在工团主义制度下……任何贪婪、自私的人，都不太可能哄骗一整个造船厂的工人为他一己之私建造一艘船。是会有豪华的蒸汽游艇，但它们将是供大家一起享用的。”[《工团主义》，第51页]

因此，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由获取产品是建立在真实个体的实际劳动之上的——“社会”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东西，只有人们共同劳动才有所产出。这反映在共产主义的经典表述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句话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为生产者有需求，而接受分配的人也有（生产的）能力。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需求都必须被考虑在内，这意味着生产者必须觉得有必要去进行生产。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工团或个人愿意生产某一特定订单的产品，那么这个订单就可以被归类为“不合理的”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不合理”指的是没有人自愿同意去生产它。当然，如果个人真的想要某样东西，他们可能会同意通过交换服务来让别人生产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但这种行为绝不会破坏共产主义社会。

这同样适用于对稀缺商品的需求，因为生产这类商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无论是作为特定的工团还是其联盟组织）会拒绝满足这样的“需求”，或者公社及其联盟组织会认为这是对资源的浪费。归根结底，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会努力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合理之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利润的追逐就导致了为生产而生产、为消费而消费的现象，而且许多人不得不更加努力、长时间地工作，以满足少数（富裕）阶层的需求。自由的人们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评估任何活动的利弊。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所说：

“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显然，并不意味着人们拥有满足自身所有需求的绝对权利，因为需求是无限的……所以需求的满足总是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而且，如果社区为了满足少数个人的过度需求（也可称之为任性的要求）去承担超出所生产效用比例的工作，这既无益处也不公平……我们所期望的是，每个人都能以尽可能好的方式生活：这样，每个人只需付出最少的努力，就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At the Café，第60-61页]

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生产和消费一样，都必须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然而有人认为，自由获取资源会导致浪费，因为人们会在无需付费的情况下取用比需要更多的资源。但这个反对意见并不像乍看起来那么严重。在当今社会中，有很多例子表明自由获取资源并不会导致滥用。举几个例子：在公共图书馆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整天都坐在那里看书，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这么做。人们也不会总是一次借走最多数量的书。相反，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图书馆，并不觉得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构。尽管图书馆是免费开放的，但有些人也从不去图书馆。在供水方面也很明显，人们不会因为水通常是免费供应或收取固定费用，就整天开着水龙头。同样，对于人行道，人们也不会因为可以自由行走就走遍每一个地方。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都是根据自身需要来使用资源的。同样，素食主义者不会仅仅因为朋友聚会的自助餐是免费的就开始吃肉。

我们可以预期，当其他资源也变得可自由获取时，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实际上，这种观点就如同认为“如果公共交通实行固定收费制，人们就会坐到超过目的地的站点”一样荒谬！显然，只有傻瓜才会为了“物有所值”而坐过头。然而在很多人看来，这个世界似乎充满了这样的傻瓜。也许对于这些批评者来说，在街头分发政治传单就是个不错的检验方式。即使传单是免费的，也很少会有人成群结队地围着发传单的人尽可能多地索要传单。相反，那些对传单内容感兴趣的人会拿走传单，其他人则会对其视而不见。如果自由获取资源必然导致人们取用超过自身所需的量，那么自由共产主义的批评者们就会对他们所分发物品缺乏需求的现象感到困惑了！

部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创造了一种虚构的人物类型——“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其欲望是无限的：这种人总是想要更多，因此他们的需求只有在资源无限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不必多说，这样的人从未存在过。实际上，人们的欲望并不是无限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品味，很少有人想要得到所有能得到的东西，也很少有人想要超出自身需求的物品。

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还认为，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购买习惯来评判他们在自由社会中的行为。毕竟，广告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是通过让人们对自己感到不安来创造需求。简单来说，广告并不是放大人们已有的需求，也不是推销人们已经想要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广告也就不必堕落到使用操纵性的广告手段为产品塑造虚假形象，并为广告商自己制造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广告或许看起来很自然，但它建立在制造不安全感的基础上，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模糊人们的理性思维。在一个人们受到等级制度控制的异化社会中，有不安全感以及对自身缺乏掌控力和影响力的感觉是很自然的。广告正是利用并放大了这些恐惧——如果你无法拥有真正的自由，那么至少你可以买些新东西。广告是让人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和自己本身感到不满的关键手段。声称广告对接受者的心理没有影响，或者说市场仅仅是对大众的需求做出反应而不试图塑造他们的思想，这种想法就是天真幼稚的。如果广告没有效果，企业也就不会在这上面投入大量资金了！广告会让人们对一些理所当然的事物产生不安全感，从而引发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中本不会存在的非理性购买冲动。

然而，关于消费主义，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刻的观点。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而非自由之上。这不仅导致了削弱了个性，还使人失去了自我认同和归属感。这两种感觉都是人类的深层需求，而消费主义常常是人们克服自我与他人之间异化的一种方式（宗教、意识形态和毒品则是其他逃避方式）。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反映了它自己的价值观，而不是某种抽象的“人性”。所以，仅仅因为一个公司或行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满足“需求”而获利，并不能得出“在自由社会中人们也会有类似需求”的结论（也就是说，“需求”往往并不是独立于周围社会而存在的）。正如鲍勃·布莱克所说：

“我们想要的东西，以及我们能够想要的东西，是与社会组织的形式相关的。人们‘想要’快餐，是因为他们必须赶紧回去工作、是因为超市里的加工食品味道也不怎么样，也是因为核心家庭（对于数量日益减少的少数人来说，他们至少还有个家可回）规模太小、压力太大，无法在烹饪和用餐方面营造太多欢乐氛围——诸如此类的原因。只有那些无法得到自己真正想要东西的人，才会无奈地想要更多他们能够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无法拥有朋友和爱人，所以我们才会渴望得到更多的糖果。”[Friendly Fire，第57页]

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消费主义是等级社会的产物；在这样的社会中的人们，与自我、以及能够让自己真正幸福的事物（即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自由、自我管理的生产活动等等）相异化。消费主义是一种填补资本主义在我们内心造成精神空虚的方式，因为资本主义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违背了平等的原则。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塑造出的人是通过他们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己，而不是通过他们本身来定义自己。这就导致了为消费而消费的现象，因为人们试图通过消费更多的商品来让自己快乐。但是，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指出的，这种方式无法长期奏效，只会导致更多的不安全感（进而导致更多的消费）：

“如果我就是我所拥有的东西；那么当我失去我所拥有的东西时，那我又是谁呢？我不过是一个失败的、沮丧的、可怜的证言，证明了一种错误的生活方式。因为我可能会失去我所拥有的东西，所以我必然会一直担心自己将会失去它们。”[《占有还是存在》，第111页]

这种不安全感很容易让消费主义看起来像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共产主义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猖獗的消费主义更多是异化社会中一种缺乏有意义自由的产物，而不是人类存在的“自然法则”。在一个通过非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来鼓励和保护个性的社会中，个人会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此不太可能盲目地进行消费。正如弗洛姆所说：“如果我就是我本身，而不是我所拥有的东西，那么就没有人能够剥夺或威胁到我的安全感和自我认同感。我的核心就在我自身。”[同上，第112页] 这样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无需无休止地消费就能在内心建立起安全感和幸福感。

换句话说，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通人，无政府主义社会所培养出的充分发展的个性会对消费的需求更少。这并不是说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生活就会单调乏味、没有奢侈品的，远非如此。一个基于个性自由表达的社会，必定会在财富上富足、在商品和体验上丰富多样。我们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不必担心猖獗的消费主义导致需求持续超过供给，恰恰是因为自由将带来一个没有异化、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

不应忘记的是，共产主义有两个条件，即各取所需以及各尽所能。如果后者这一条件得不到满足，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为可用的商品做出贡献，那么前者这一条件也不太可能被容忍，他们会被要求离开，从而减少对商品的需求。自由结社意味着也有不结社的自由。因此，在一个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供应和需求都会得到合理的安排。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所主张的：

“在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社会生活方式之前，无政府主义体系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契约；完整共产主义的规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适用于那些接受它的人，当然也包括使其切实可行的条件。”[引自卡米洛·贝内里《工作的问题》，第59-82页，《为什么工作？》，弗农·理查兹（编），第74页]

所以正如埃里科·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应该注意的是，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很清楚，不可能立即就实现对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自由获取（详见H.2.5节）。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总结的：“当社会革命发展到能够为所有人生产足够产品的阶段时，就会采用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按需分配’……但在达到这一阶段之前，平等分配的制度……作为唯一公正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不言而喻的是，必须对病人、老人、儿童以及怀孕期间和产后的妇女给予特殊照顾。”[《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216页] 詹姆斯·纪尧姆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他认为，只要某种产品“供应短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实行配给制。最简便的做法是出售这些稀缺产品”，但随着生产的增长，“就没有必要对消费进行配给了。作为一种抑制过度消费的手段而采用的售卖做法将被废除”，商品“将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分配”。[《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第356-379页，《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368页] 其他可能性还包括：公社决定某些稀缺商品只提供给从事不愉快工作（如收集垃圾）的人；或者人们有平等的获取机会，但实际的商品则是共享的，并且只能在短时间内使用（就像目前公共图书馆的情况一样）。正如情境主义者肯·克纳布在有益地讨论了“仅有的一些可能性”之后所建议的那样：“通过尝试不同的方法，人们将自己发现哪些所有权、交换和核算形式是必要的。”[《公开的秘密》，第73页]

是否能够立即实现完全的共产主义，这在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大多数人都希望看到社会最终朝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发展。当然，对于习惯了资本主义的人来说，这听起来可能完全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也许确实如此。然而，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不值得一看的。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上面所描述的发展没有出现，并且由于浪费和需求超过供给而导致共产主义的尝试失败，那么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会做出必要的决策，并引入一些限制供给的手段（例如劳动券、平等工资等等）。不过请放心，“困难将会得到解决；那些在生产系统具体运作及其与消费的关系中进行必要变革所面临的障碍，将在无数热切关注并努力克服这些障碍的头脑之智慧面前消失。”[夏洛特·M·威尔逊，《无政府主义文集》，第21页]

I.4.7 怎样才能防止生产者忽视消费者呢？

人们常常声称，没有市场的话，生产者就会忽视消费者的需求。如果没有失业和贫困的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恐惧）、没有更高利润的诱惑，生产者就会生产出劣质商品。持这种观点的人以苏联为例，因为苏联就曾因产品质量糟糕、消费品匮乏而声名狼藉。

与前苏联阵营相比，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让生产者对消费者负责。如果生产者忽视了消费者的需求，那么他们的生意就会被那些关注消费者需求的生产者抢走，甚至可能被迫停业（当然，大公司凭借其资源能比小公司坚持得更久）。因此，这里有胡萝卜（利润）和大棒（对贫困的恐惧）——当然，这根胡萝卜也可以当作大棒来对付消费者（无论消费者多么需要——没有利润，就没有买卖）。先不说这个比喻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毕竟我们是人，不是驴子！），但它确实包含了一个重要观点。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怎样才能确保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满足呢？

在个人主义或互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体系中，由于它们基于市场，生产者就会受到市场力量的制约，因此必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集体无政府主义以类似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为在合作社之间的买卖过程中，生产者要对消费者负责。正如詹姆斯·纪尧姆所说，工人协会会“把他们未售出的商品存放在[共有的]交换银行提供的设施里……交换银行会向生产者发放代表其产品价值的可转让凭证”（而这个价值“已由地区合作联盟和各个公社之间的合同协议预先确定”）。[《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第356-379页，《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366页] 如果这些商品没有需求，那么生产者协会就无法将他们的劳动产品卖给交换银行（或直接卖给其他工团或公社），因此他们会相应地调整产量。当然，由于这些体系建立在市场基础上，就会存在一些问题（如I.1.3节所讨论的）。不过，蒲鲁东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他主张建立一个工农业联合会来保护自我管理免受市场力量的负面影响（如I.3.5节所述）。

虽然互助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认为，生产者会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回应，否则他们就没有收入；但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无货币的社会）就不能认为他们的体系会以这种方式奖励生产者。那么，存在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所有人的需求”实际上都能得到满足呢？无政府共产主义如何确保生产成为“消费的纯粹仆人”，并且“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塑造自身、而不是对消费者发号施令”呢？[彼得·克鲁泡特金，《为自己行动》，第57页]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在一个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会得到满足。这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具有去中心化和联邦制的性质。

那么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中，是什么机制让生产者对消费者负责呢？首先，公社将在分配网络中行使其“退出”的权力。如果一个工团生产的商品质量不达标，或者在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时拒绝调整产量，那么公社商店就会转而向那些其他正在生产所需商品的工团采购。那么原来的工团就只是在为自己的库存生产，而这是一项毫无意义的任务，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做。毕竟，人们通常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如果仅仅为了工作而生产没人想要的东西，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几乎没有理智的人会这么做（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之所以忍受着摧残精神的工作，是因为有收入总比没有好；但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这种“激励”就将不复存在）。

由此可见，“退出”机制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中仍然存在。然而，有人可能会说，反应迟钝或效率低下的工团仍然会存在：它们压榨其余部分的社会，消耗他人的劳动成果却生产劣质产品（或质量低于平均水平的商品）；并且深信没有了对贫困和失业的恐惧，它们就可以无限期地继续这样做。有人认为，没有了市场，就需要（或会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官僚机构，这个机构将有权惩罚这样的工团。这样一来，国家就会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中继续存在，“上级”机构会对“下级”机构使用强制手段，以确保它们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或生产出足够的产品。

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它存在缺陷。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不仅基于“退出”，还基于“发声”。与资本主义不同，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基于联合与沟通。每个工团和公社都与其他工团和公社自由达成协议并结成联盟。因此，如果某个特定的工团生产的商品质量差，或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那么与它们有联系的人就会很快意识到这一点。首先，对某个工团的工作不满意的人会直接呼吁他们整顿自己的行为。如果这不起作用，那么他们就会通过拒绝在未来与该工团合作来表达不满（也就是说，他们会行使“退出”的权力，同时拒绝向该工团提供其所需的任何商品）。他们还会通过媒体让整个社会都知道这件事，同时联系消费者团体、合作社以及他们和其他工团所属的相关生产者和公社邦联，这些邦联会反过来将问题告知其成员（相关邦联可能包括地方和地区公社邦联、一般跨行业邦联、该工团所属的行业／公社邦联，以及没有尽到责任的工团所属的邦联）。在当今社会，类似“口口相传”的警告和建议也在不断传播，同时还有消费者团体和媒体的参与。我们这里提出的建议不过是对这种常见做法的延伸（这种做法的存在表明：价格机制实际上并没有为消费者提供做出决策所需的所有相关信息，不过这就是题外话了）。

如果存在问题的工团在收到一定数量的投诉后仍然不改变其行为，那么它将遭受非暴力的直接行动。这将包括抵制该工团，（也许）还会抵制它所在的公社（比如拒绝向其提供产品和投资），从而使该工团被排除在联合所带来的利益之外。该工团将面临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愿意与它合作，并且它所能获得的商品，包括其成员的消费品——都会减少。实际上，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家公司失去客户进而失去收入的过程类似。不过，我们怀疑一个自由的社会是否会让任何人遭受贫困或饥饿的痛苦（就像资本主义那样）。所以确切来说，维持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商品仍然会提供给他们。

在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如果连这种全面抵制都没有让其回心转意，那么还有两种选择。要么解散这个工团，为其成员找到新的工作场所；要么将该工团转让或出售给其当前的使用者（也就是说，将它们排除在它们显然不想成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之外）。选择哪种方案，将取决于相关工作场所的重要性以及该工团成员的意愿。如果该工团拒绝解散，那么第二种选择将是最合理的（除非该工团控制着一种稀缺资源）。第二种选择也可能是最好的，因为这会让被驱逐的工团深刻认识到联合的好处，因为它将不得不靠自己生存，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来维持生计，并且很快就会重新回到联合的行列中来。

“当一家与其他公司联合的铁路公司未能履行其承诺，当它的火车晚点、货物被搁置在车站而无人理会时，其他公司就会威胁要取消合同，而这种威胁通常就足够了。

“人们普遍认为……商业活动之所以遵守承诺，只是因为害怕打官司。事实并非如此；十有八九，违背诺言的商人是不会出现在法官面前的……仅仅是迫使债权人提起诉讼这一事实，就足以让绝大多数商人永远地拒绝与一个迫使同行打官司的人有任何生意往来。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今天……商人之间的贸易活动中、以及铁路公司在运输组织中所采用的手段，在一个基于自愿劳动的社会中就不能去采用呢？”[《面包与自由》，第153页]

因此，为了确保生产者对生产与消费负责，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并不需要官僚机构。相反，沟通和采取直接行动，是那些受到反应迟钝的生产者影响之人确保生产对消费负责的——有效且高效的手段。

I.4.8 那么投资决策应当如何进行呢？

显然，一个特定的社会需要考虑消费方面的变化，因此要对新的生产方式进行投资。无政府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正如行会社会主义者G.D.H.科尔指出的：“对于一个社群来说，根据因时而异的各种因素，始终在‘为最终用途的生产’和‘为进一步生产的生产’之间保持平衡，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种平衡是一个应该由整个社群来决定，并代表整个社群来处理的问题。”[《行会社会主义重述》，第144页]

如何确定这种平衡，会因所考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过所有人都认同，这样一项重要的任务应该处于社群的有效控制之下。

互助主义者认为，解决投资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互助银行体系，将利率降至零。其实现将通过“根据互惠或互助原则组织信贷……在这样的组织中，信贷被提升到一种由社群管理的社会职能的高度；而且，由于社会从不拿自己的成员进行投机，它将以实际的交易成本……放出信贷”。[查尔斯·A.达纳，《蒲鲁东和他的“人民银行”》，第36页] 这些贷款将被分配给互助银行认为有可能成功并能偿还原始贷款的项目。通过这种方式，提供信贷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因为货币不是随意创造的，而是用于那些被认为有可能增加经济中商品和服务供应的项目（见G.3.6节）。另一个关键的投资来源将是内部资金（即留存储蓄），就像如今合作社的情况一样：“工人管理者的新投资，部分来自内部资金，部分来自外部贷款……工人管理者的创业活动……会产生利润和亏损，也就是说，每个工人的收入会有高有低。”[布兰科·霍尔瓦特，《重新审视工人管理企业的理论》，第9-25页，《比较经济学杂志》，第10卷，第1期，第21页] 正如在I.1.1节所讨论的，取消股票市场不会损害投资（因为几乎所有的投资资金都来自其他来源），并且还会消除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负面影响。

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信贷是基于人类活动的，而人类活动是以货币的形式体现的。正如科尔所指出的，“对[投资]这一点的理解，取决于清楚地认识到：所有的资本实际增加，都是通过‘引导一部分劳动生产力、并使用某些材料’这样一种形式进行的。这不是为了制造产品以及提供与这种制造相关的服务，而是为了进一步生产的目的。”[同上，第143页] 所以，当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说：“所有信贷都以劳动为前提；如果劳动停止，信贷就不可能存在”，并且“信贷的合法来源”是“劳动阶级”，他们“应该控制信贷”并且“信贷应该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被使用”时——他们与互助主义的同仁观点一致。[达纳，出处同上，第35页]

因此，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会为工团、公社及其社群的（“人民”）银行设立投资基金。这些基金将用于储存折旧基金，以及用于工团商定的其他投资项目的资金（例如，工团联盟可能会同意将其劳动券的一定比例分配到一个共同账户，以便为重大投资项目提供必要的资金）。同样，各个工团和公社也会为自己的投资项目设立资金储备。此外，与这些“人民银行”相关联的工团邦联在投资决策中也将发挥明确的作用，通过召开决定“哪些投资计划应获得资金”的论坛来确保生产满足需求（我们强调，这很难说得上是“中央计划”，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也会为了满足预期需求而规划未来的投资）。在这方面，集体无政府主义类似于互助主义，因此我们也期望这样的社会里会安排无息信贷以促进投资。

而在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情况会略有不同，因为这个社会不会使用互助主义和集体主义中所采用的劳动券。这意味着生产工团将达成共识，把他们的总产出和活动的一定部分用于投资项目。实际上，每个工团都能够以一种对社会劳动力商定索取权的形式，去利用合作邦联批准的资源（投资“本质上是对物质和劳动力的分配，而从根本上来说，是对人类生产能力的分配。”[科尔，同上，第144-145页]）通过这种方式，互助保证了为未来储备合适的资源池，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应该记住的是，在发放信贷之前并不需要储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银行经常发放超过其实际现金储备的信贷（如果它们不这样做，其一，它们就不是合格的资本家，其二，经济就将陷入停滞）。利率也并不反映对未来商品的偏好（正如在C.2.6节所讨论的，利率反映的是市场权力、信贷行业的垄断程度、个人的社会和阶级地位，以及许多其他因素）。此外，一个发达的经济体，会用空间上的过程取代了时间上的过程。在农民社会和部落社会中，个人通常确实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制作自己的工具（猎人必须停止狩猎以便制作一把新的改良弓箭或长矛）。然而，随着劳动分工的合理发展，不同的人会生产其他人使用的工具，并且可以在其他人进行生产的同时进行生产。如果生产投资品的工人必须等到积累了足够的储蓄之后才能开始工作，那么任何发达的经济是否能够正常运转都将值得怀疑。因此，“投资”需要储蓄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恰当的，因为不同的工作场所生产消费品，而其他工作场所生产投资品。问题就变成了：要确保有足够的人力和资源同时投入到这两项活动中。

这将如何运作呢？显然，投资决策对整个社会都有影响。这些决策的实施需要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因此必须由相关合适层级的邦联来负责。在生产单位以上层级做出的投资决策，会体现在“对工团当前产出的需求”这一形式之上（这些工团也要有能力生产所需的商品）。这将要求每个工团“编制一份预算，说明自己对即时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估计，以及对扩建和改进的需求估计。”[科尔，出处同上，第145页] 这些预算和投资项目将在邦联的相应层级进行讨论（在这方面，共产无政府主义与集体无政府主义类似）。

工团／公社的邦联，将是讨论（交流）各种所需投资计划、以及在不同目标之间分配稀缺资源的理想平台。这可能涉及到将投资分为两类——必要投资和可选投资——并使用统计技术来考虑投资决策的影响（例如，使用投入产出表来查看——比如说——钢铁行业的某个特定投资决策是否需要对能源生产进行投资）。借由这种方式，社会需求和社会成本都将被考虑在内，确保投资决策不会相互孤立地做出，从而避免因其他行业投入不足而导致的瓶颈和生产不足。

必要投资是指由相关邦联商定的投资项目。这意味着资源和生产能力会按照商定的投资项目优先投入到这些项目中。不需要精确确定哪些工团将为某个特定的投资项目提供必要的商品，只需要确定该项目优先于其他请求即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银行向一家公司提供信贷时，它很少会询问当这笔钱被花掉时具体会与哪些公司签订合同，而是直接给予了该公司通过提供信贷／资金来指挥其他工人劳动的权力。在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中同样类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其他工人已经通过将某个项目指定为“必要投资”而同意为该项目提供劳动。这意味着当一个“必要投资”的请求到达一个工团时，该工团必须尝试满足它（也就是说，假设它有能力满足该请求，它就必须将该请求纳入其生产计划中“可选的”请求之前）。所有工团都可以获取一份必要投资项目的清单，包括这些项目的需求以及是否已经下单，以保证这样的请求是真实的。

可选投资则只是那些未被邦联商定的投资项目。这意味着当一个工团或公社向一个工团下订单时，这些订单可能不会得到满足，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得到交付。该项目可能会继续进行，但这取决于该工团或公社是否能找到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工人。这适用于小规模的投资决策，或者是那些其他公社／工团不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投资项目。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相互关联的投资策略。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将通过使用“必要”和“可选”投资项目来优先考虑某些形式的投资。这种投资的社会化将使一个自由的社会能够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保持一个去中心化且充满活力的经济。满足社会需求的重大项目将得到有效组织，而小型项目则具有多样性。为了确保投资生产、订购特定商品等等任务就将像自由经济的其他方面一样去中心化，无政府主义“提议……生产工具（包括土地）的用益权，应向所有工人或工人团体免费开放”，“工人应该自行组织起来，并根据他们的理性和意愿安排工作”，并且“各个行业之间的必要联系……应该按照同样的自愿原则来管理。”[夏洛特·M.威尔逊，《无政府主义文集》，第21页]

至于何时需要投资，很明显，在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中，这将基于商品需求的变化。正如纪尧姆所说：“通过收集一个地区所有公社的统计数据，就有可能科学地平衡生产和消费。根据这些统计数据，也将有可能在生产不足的行业增加人力、在生产过剩的行业减少人力。”[《论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第356-379页，《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370页] 显然，对需求较高的生产部门进行投资至关重要，而这可以很容易地从集体和公社生成的统计数据中看出。汤姆·布朗指出了这一显而易见的观点：

“商品将像现在一样以更多样的形式生产出来，因为工人喜欢生产不同种类和新型号的商品。现在，如果某些商品不受欢迎，它们就会留在货架上……而其他更受欢迎的商品，商店里的存货就会被抢购一空。显然，[商店]店员会减少对不受欢迎商品的订购量，增加对受欢迎商品的订购量。”[《工团主义》，第55页]

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投资品的工团会倾向于先满足那些需求过剩的工团的需求。由于有这样的指导方针以及生产者之间的沟通，投资就将流向那些实际需要投资的行业。换句话说，客户的选择（通过个人在不同工团的产出之间进行选择来体现）将产生与投资决策相关的信息。

由于只要合理且可行，生产就会去中心化，每个地方／地区都将能够了解自身的需求，并根据自身的判断来满足这些需求。这意味着将不会进行大规模的规划（当然，假设它在实践中可行的话），仅仅是因为不需要去这样做。把这种做法与广泛的通信网络相结合，就可以保证投资不仅不会重复建设经济中未被利用的工厂，而且投资还会考虑到每个地方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和机会。当然，集体会对新的生产线和技术以及现有的生产线进行试验，因此会对新技术和产品进行投资。就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在对新产品做出重大投资决策之前，会进行广泛的消费者测试。

此外，投资决策还需要展示不同选择的不同结果的信息。我们的意思是：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对不同投资项目与现有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将采用成本效益分析的形式（如I.4.4节所述），并将表明何时应该将现有的工业技术，转换为从经济、社会和生态角度来看都更高效、更具赋能作用、更符合生态要求的方法。这样的评估将指明投入水平，并将其与可能的产出进行比较。例如，如果一种新的生产技术在减少总工作时长（将生产机器所需的工时与使用该机器所减少的工时进行比较）的同时，对于类似的产出还减少了废品的产生，那么这种技术就会被采用。

社区方面也是如此。一个公社显然必须决定并规划市政投资（例如新公园、新住房等等）。他们也将对本地区的工业发展拥有决定权，因为如果一个工团在一个住房合作社旁边建造一个水泥厂、而住房合作社却不希望这样做，那这就是不公平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地公社将对其辖区内工团的投资决策做出决定（例如，一个工团可能会制定多个方案，这些方案将在当地公社进行讨论，并在辩论后确定最终方案）。地区性的决策（例如新建一家医院）可以在对应的层级上做出，相关信息由卫生工团和消费者合作社提供。投资决策的实际地点将由相关人员确定。不过，当地工团也必须成为开发新产品和投资计划的核心，以鼓励创新。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制度下，不需要资本市场来决定是否需要投资以及投资应采取何种形式。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声称目前由股票市场完成的工作，可以被去中心化的邦联网络中工作场所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所取代。生产者可以评估一种产品之于不同消费者的相对需求，并就该产品最适合的使用方向做出明智的决策。没有了私有财产，住房、学校、医院、工作场所等等将不再被尽可能地挤在最小的空间里。相反，它们将建在一个“绿色”的环境中。这意味着人类的建筑将融入自然环境中、不再与大自然隔绝。人类的生活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丰富；而将尽可能多的人和物“经济地”塞进一个小空间所带来的弊端，也可以得到克服。

只有将投资决策从“专家”手中夺走，交到普罗大众手中，当下的一代才能根据他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利益进行投资。而建立一个旨在让富人更富、且富人的一时兴起就可以决定数百万人的生活的制度——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最大利益。

I.4.9 科技进步应该被看作是反无政府主义的吗？

不一定。这是因为技术能让我们“事半功倍”，技术进步能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还能用于增进个人自由：例如，医疗技术就能将人们从痛苦、疾病和短暂的“自然”寿命中解放出来；技术能把劳动力从与生产相关的繁琐杂务中解放出来；先进的通信技术能增强我们自由交往的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工业]技术的发展，最终为人类提供了摆脱奴役性劳作的机会。”[《伦理学》，第2页]

例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通常会导致进一步的剥削和统治、工人失业、经济危机等。然而，在无政府主义的世界里就并不必然如此。举例来说，设想有一个公社，其中5个人想成为面包师（或者说公社的面包房需要5个人来工作），每人每周花20小时生产面包。现在，如果工人们自己期望、规划和组织引入自动化，将面包生产所需的劳动量减少到每人每周15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显然，没有人会有损失——即使有人的工作“被取代”，那个人仍能像以前一样获得生活资料——甚至还可能有所收获。这是因为从面包生产中节省出了5个工时，这些时间现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或转为休闲时间；而无论哪种方式，都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显然，这种理想的结果不仅源于所使用的技术，还（关键地）源于在公平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对技术的运用：归根结底，没有理由认为技术的使用不能赋予人们权力并增加他们的自由！

当然，技术也可以被用于压迫性的目的。人类的知识就像所有事物一样，既可以被用来增加自由，也可以用来减少自由；既可以用来加剧不平等，也可以用来减少不平等；既可以用来帮助工人，也可以用来征服他们，等等。正如我们在D.10节中所论证的，不能脱离技术所产生和使用的社会来孤立地看待技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意识到，用专家大卫·诺布尔的话来说，“资本投入到那些会强化[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内的]统治体系的机器上；而这种投资决策，从长远来看可能会使选定的技术具有经济性，但它本身却并不是一个经济决策，而是一个得到文化认可的政治决策。”[《没有人民的进步》，第6页] 在一个等级制社会中，引入的技术将服务于权贵的利益，有助于边缘化和剥夺大多数人的权力（用诺布尔的话说，“技术是政治性的”）。它并不是独立于人类以及人类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而发展。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无政府主义者对人类知识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关系持有广泛的观点。一些人，如彼得·克鲁泡特金，自己就是科学家，他们看到了利用先进技术来扩大人类自由的巨大潜力。其他人则对技术保持一定的距离，担心它被用于压迫性目的，还有少数人完全拒绝科学和技术。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无政府主义立场。不过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但在看待资本主义中技术是如何被（滥）用时，他们会带有适度有益的、实践性的卢德主义^¹²⁴色彩（“只有当有一天，机器成为工人的朋友，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成为他们的敌人，夺走工作、害死工人时——工人才会尊重机器。”[埃米尔·普热，引自大卫·诺布尔，同上，第15页]）。弗农·理查兹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

“我们认为，只有当所有生产都服务于公共需求时，‘生产力’这个词才有意义，或者说在社会层面上才是重要的……

“如果生产力的提高，既提高了生活水平、又增加了所有人的休闲时间，那么它才有意义。

“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生产力’并不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而是实业家希望为自己和股东赚取更多利润的手段，因此应该遭到劳动人民的坚决抵制，因为它既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休闲时间，也没有将他们从工资奴役中解放出来。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这还意味着失业……

“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精简工业的尝试，遭到了大多数工人的本能抵制，即使他们头脑中没有两个相互对抗的政治理念；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质上抵制变革，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这种‘变革’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当然，他们是对的！然而，这种态度却是消极的，无政府主义宣传者的任务应该是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指出唯一的替代方案；大致来说，就是财富的生产者必须为了所有人的利益来控制财富。”[《为什么工作？》，弗农·理查兹编，第206页]

这意味着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必须对技术进行改造和／或发展，以赋予使用者权力，从而减少与之相关的任何压迫性方面。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我们（有可能）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在文明史上，人类第一次达到了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段超过了需求本身的程度。因此，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为了确保少数人的幸福和进一步发展，而将苦难和堕落的诅咒强加给广大民众——已不再必要：所有人都能获得幸福，而无需让任何人承担压迫性的、有辱人格的劳作负担；人类最终可以在正义的基础上构建其整个社会生活。”[同上，第2页] 问题在于，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相较于摧毁技术，我们如何才能使这种技术人性化并加以改造，使其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上具有解放性（当然，在适用的情况下，某些形式的技术和工业会因其内在的破坏性将被消灭）。

对克鲁泡特金来说，就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使技术和工业人性化的方法是让“工人掌控工厂、房屋和银行”，这样“当前的生产将因这一简单事实而彻底变革”。这将是一个将工业和农业整合起来的过程的开端，因为“车间、铸造厂和工厂，在田野附近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面包与自由》，第190页] 这样一个过程显然将涉及对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技术进行改造，而不是简单地、不加思考地应用。正如在A.3.9节中所讨论的，虽然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确实试图消灭所有形式的技术，但大多数人会同意巴枯宁的观点，认为“摧毁……所有的劳动工具……将意味着对全人类进行宣判——如今人类数量太多……无法仅靠大自然的馈赠去生存——[宣判人类]走向……饿死的结局。”他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克鲁泡特金的一样，是让技术为使用者服务，创造“资本与劳动紧密而完整的结合”，这样它就“不会……仍然集中在一个独立的剥削阶级手中”。只有这样才能“粉碎资本的暴政”。[《巴枯宁基本著作》，第90-91页] 所以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改造而不是消灭技术。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掌握生产资料，然后才能决定保留什么、改变什么以及抛弃什么是不人道的。换句话说，仅仅摆脱老板是不够的，然而这依然是必要的第一步！

所有类型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到批判性评估技术、工业等的重要性。任何革命的第一步都是夺取生产资料。第二步是立即开始由使用者和受其影响的人（即社区、使用其生产产品的人等）对其进行彻底改造。即使确有其人，但也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试图维持当前的工业结构，或原封不动地应用资本主义技术。即便如此，我们也会怀疑使用那种技术并在工业中工作的许多工人会让它们原封不动。相反，他们将试图把自己使用的技术从资本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就像他们将解放自己一样。

当然，这将涉及（可能是立即地或在一段时间内）关闭许多工业部门，并放弃那些无法转化为更适合自由个体使用的技术。当然，许多工作场所将会被改造，以生产满足革命人民需求的新商品；或者，由于社会革命会扰乱其商品市场而必然会关闭一些场所——比如奢侈品出口生产商，或为国家安全部队提供镇压设备的供应商。总之，社会革命意味着技术和工业的变革，就像它意味着社会的变革一样。

这种改造工作的过程可以从西班牙革命中看到。在接管生产资料后，西班牙工人立即开始对其进行改造。他们消除了不安全和不卫生的工作条件和工作场所，并在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基础上创建了新的工作场所。由于从事工作（并因此了解工作）的人管理工作，工作实践也发生了转变。许多工作场所被改造以生产战争所需的产品（如武器、弹药、坦克等），同时生产消费品以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因为正如克鲁泡特金所预测的，由于经济混乱和孤立，他们无法从正常供应来源获得此类商品。无需赘言，这些都只是这个过程的开始，但它们清楚地指出了任何自由社会革命的发展方向：工作、工业和技术的全面变革。技术变革将沿着新的路线发展，这些路线将考虑到人类和生态需求，而不是少数人的权力和利润。

无政府主义明确地认为，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方法不能用于社会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目的。在我们为工人和社区自我管理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意识到工作场所不仅仅是生产场所——它们也是再生产的场所，是再生产发号施令者和接受命令者之间特定权力关系的某些社会关系的场所。使工作场所民主化、将直接生产者的集体主动性置于任何生产活动中心的斗争，显然是一场改变工作场所、工作性质，以及必然——改变技术的斗争。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

“革命不仅仅是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改变。它意味着人类智慧的觉醒，意味着发明精神十倍、百倍地增长；它是一门新科学的曙光……它是人类思想的一场革命，比他们的制度变革还要深刻、更为深刻……仅仅是接管中产阶级财产这一事实，就意味着有必要在车间、造船厂、工厂中彻底重组整个经济生活。”[同上，第192页]

而有些人却认为，工业和技术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会改变，工人将继续以同样的方式、使用同样的方法做同样的工作！

对克鲁泡特金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生产都走上了错误的方向，因为它不是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福祉而进行的。”[同上，第101页] 所有人的福祉显然包括生产者，因此它也涵盖了工业结构和所使用的技术过程。同样，福祉也包括一个人的环境和周边环境，因此必须从生态角度评估技术和工业。不必多说，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技术进步，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其他人认为相关的因素，否则“所有人的福祉”这一理想就会被摒弃（关于未来的工作场所可能是什么样子的讨论，见I.4.15节）。

所以，技术总是体现并表达其所处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观。如果你有一个异化一切的制度（资本主义），它自然会产生异化形式的技术，并使这些技术朝着强化自身的方向发展。资本家会选择那些强化他们权力和利润的技术，并使技术变革朝着那个方向倾斜，而不是朝着赋予个人权力、使工作场所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所有这些都表明：技术进步不是中立的，而是取决于谁来做决策。正如大卫·诺布尔所说，“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机器创造历史而不是人创造历史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变革似乎是必要的，那是因为它们并不是源于任何脱离实体的技术逻辑，而是源于一种社会逻辑。”技术符合“权力的利益”，但由于“技术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那么“它像所有社会过程一样，充满了冲突和斗争，因此其结果最终总是不确定的。”将技术发展视为“一个社会过程，而不是一种自主的、超然的、决定论的力量，可能是具有解放意义的……因为它开启了一个长期被否定的自由领域。它再次将人们恢复到他们作为故事主体的恰当角色，而不是仅仅作为技术的棋子……而技术发展本身，现在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成为一个新的变量，而不是首要原因；它包含了一系列可能性，并预示着多种未来。”[《生产的力量》，第324-325页]

这并不意味着因为它们是在阶级社会中形成或发展起来的，我们就必须拒绝所有的技术和工业。当然，某些技术的确极其危险，因此在任何一个理智的社会中，它们无疑都会被迅速叫停。同样，某些形式的技术和工业过程因其本质上是为压迫性目的而设计的，将无法被改造。许多其他生产荒谬、过时或多余商品的行业，当然会随着其商业或社会存在理由的消失而自动停止。但是许多技术，无论它们目前可能被如何滥用，几乎都没有内在的缺陷。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改作其他用途。当人们从统治中解放自己时，他们将毫不费力地拒绝那些有害的技术，同时将其他技术改作有益的用途。

改变社会，所引入和利用的技术也会相应改变。通过将技术进步视为一个新的变量，取决于做决策的人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类型，我们将可以看到技术发展并不是生来就反无政府主义。一个非压迫、非剥削、生态的社会，将发展出非压迫、非剥削、生态的技术，就像资本主义发展出了有利于剥削、压迫和环境破坏的技术一样。因此，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会质疑技术：什么是最好的技术？对谁最好？对什么最好？是根据什么标准、什么愿景来评判最好的？又是根据谁的标准和谁的愿景去评判的？

毋庸置疑，不同的社区和不同的地区会选择不同的优先事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正如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在萨拉戈萨关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议所明确指出的，“那些拒绝工业化的公社……可以商定一种不同的共存模式。”以“自然主义者和裸体主义者”为例，决议认为他们“将有权拥有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不受”公社及其联合会所达成的“一般承诺的约束，他们派往……自治自由意志公社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将有权与其他农业和工业公社建立经济联系。”[引自何塞·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盟》，第1卷，第106页]

然而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技术进步在自由社会中很重要，因为它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每个人的自由时间，用有意义的工作取代无意义的劳作。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使用适当的技术（而不是对技术本身的崇拜）。只有通过批判性地评估技术，引入那些赋予权力、易于理解、能被个人和社区控制，并尽量减少生态破坏的技术形式，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只有这种对技术的批判性态度才能公正地对待人类思维的力量，并反映最初发展技术的创造力。不加质疑地接受技术进步，与不加质疑地反对技术一样糟糕。

I.4.10 广泛分配剩余产品的优势是什么？

我们之前（在I.3.1节）提到，工团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合作利己主义”（借用克鲁泡特金的术语）。而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就需要扩大集体化的基础，使生产基于需求，结果便是盈余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广泛的盈余分配的好处在于，它能让所有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并阻止市场力量迫使人们为了在经济中生存而更加努力、更长时间地工作（见I.1.3节）。原本会相互竞争的工团实现合并，有望带来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从而改变劳动模式，减少我们在生产中所需花费的时间。我们将用西班牙革命以及当今社会体系中的实例来支持这一观点。

加泰罗尼亚的集体化不仅涵盖了市政交通和公用事业等主要行业，也包括了较小的企业：小工厂、手工作坊、服务和修理店等等。奥古斯丁·苏希（Augustin Souchy）对这一过程描述如下：

“工匠和小作坊主，连同他们的雇员和学徒，常常加入他们所在行业的工会。通过在兄弟情谊的基础上整合他们的力量并共享资源，这些店铺能够承接非常大型的项目，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供服务……理发店的集体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小规模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如何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在1936年7月19日[革命爆发之日]以前，巴塞罗那有1100家理发店，其中大多数由勉强糊口的穷人所拥有。这些店铺往往又脏又破。5000名理发师助手是收入最低的工人之一……因此，店主和助手们都自愿决定将他们所有的店铺社会化。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所有店铺直接加入了工会。在一次大会上，他们决定关闭所有不盈利的店铺。1100家店铺减少到了235家，每月在租金、照明和税收方面节省了13.5万比塞塔^¹²⁵。剩下的235家店铺进行了现代化改造，装修得十分精美。工资从节省下来的钱中提高了40%。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权利，而且每个人都能拿到相同的工资。以前的店主并没有因社会化而受到不利影响。他们被雇佣并获得稳定的收入。所有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工作、获得同等的报酬。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区别消失了，他们变成了一个平等的劳动共同体——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集体》，山姆·多尔戈夫（编），第93至94页]

这些集体除了改善了工作条件之外，还确保了工人阶级能够获得在以前市场力量所剥夺的其他商品和服务。在整个西班牙共和国内，城镇和乡村的集体组织了医疗保健服务。例如，在马格达莱纳德普尔皮斯的村子里，住房“是免费且完全社会化的，医疗保健也是如此……药品、物资、转送至巴塞罗那或卡斯特利翁的医院、手术、专科医生的服务——所有这些费用都由集体支付”。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集体创办并运营学校、学院和大学。例如，黎凡特地区农民联合会见证了每个集体组织了“一到两所免费的儿童学校”，并且“几乎消除了文盲现象”（在内战之前，西班牙农村的识字率达到了70%以上）。它还创办了一所“蒙卡达大学”，该大学“开设了畜牧业、家禽养殖、动物育种、农业、树木科学等课程”[加斯顿·莱瓦尔，Op. Cit.，第156页和第125页]。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些例子表明合作确保了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并且通过减少不必要的竞争将浪费降至最低。它还确保了满足人类福祉和发展关键领域的必要商品和服务能为所有人所用，而不是仅为少数人享有。这样的合作非但没有减少选择，反而通过让所有人都能获得这些商品和服务而增加了选择（而且由于消费者可以选择从哪个工团消费，并且消费者合作社和生产单位之间可以直接沟通，因此生产合理化几乎不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广泛的盈余分配的另一个好处体现在研发方面。通过设立一个独立于个体工团财富的研发基金，整个社会可以通过获得有用的新技术和工艺而得到改善。因此，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社区中的）人们可能会决定从可获得的社会产出中拨出大量资源用于基础研究。这是因为这项研究的成果将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从长远来看对每个人都有帮助。此外，由于工人直接控制他们的工作场所，并且当地社区实际上“拥有”它，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都会有兴趣探索那些能够减少劳动、污染、浪费等，或者在对社会几乎没有影响的情况下增加产出的研究。

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随着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和教育越来越感兴趣，研究将越来越多地得以开展。当人们从日常生活的苦役中解放出来时，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兴趣去探索各种可能性，因此，研究将在社会的多个层面上进行——在工作场所、社区、教育机构等等。

这意味着研究和创新将符合所有相关人员的直接利益，而且所有人都将有能力进行研究和创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情况就并非如此。大多数研究的开展是为了通过提高生产力或把生产扩展到新的（以前无人问津的）领域，来在市场中获得优势。任何生产力的提高往往会给相关人员带来失业、技能退化和其他负面影响。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就不会面临这个问题。此外应该强调的是，基础研究也并不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所擅长的领域。正如道格·亨伍德所指出的，基础科学研究“主要由公共部门和像大学这样的非营利机构所资助的”。例如，互联网和计算机最初都是五角大楼的项目，“几十年来，政府承担了基础研发的费用，而华尔街和私营企业对此毫无兴趣。事实上，只有当启动成本全部由公共部门承担，并且最终开始盈利时，资本才产生了兴趣……优秀的美国个人主义者不喜欢谈论公共部门，因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是勇敢的企业家。”[《新经济之后》，第196页和第6页] 世界各地这样体系的兴起表明，基础研究往往需要公共支持才能进行。甚至像肯尼斯·阿罗这样杰出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也不得不承认，市场力量是不够的：

“基础研究的成果仅作为信息投入用于其他发明活动，特别不太可能获得回报。事实上，只有在其他公司被阻止使用这些信息的情况下，进行基础研究的公司才有可能从商业角度受益。但是，这种限制总体上降低了发明活动的效率，因此也会减少发明活动的数量。”[引自大卫·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第132页]

从那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变。如果没有五角大楼体系、太空竞赛等等，现代社会还会能产生这么多创新吗？以互联网为例，如果没有公共资金的支持，它就不太可能得以发展。自不必说，许多这些技术还是出于邪恶的原因和目的而开发的，在自由社会中使用这些技术之前，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或者在许多情况下，予以废除）。然而，事实仍然是：一个纯粹基于市场的体系，不太可能产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大多数技术。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

“[艾伦·]格林斯潘[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在美国给报纸编辑们做了一次演讲。他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市场的奇迹、消费者选择带来的好处等等。他还举了一些例子：互联网、计算机、信息处理、激光、卫星、晶体管。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清单：这些都是公共部门创造力和生产的典型例子。就互联网而言，在30年的时间里，它主要是由公共部门设计、开发和资助的，大部分来自五角大楼，然后是国家科学基金会——这包括了大部分的硬件、软件、新想法、技术等等。就在最近几年它才被移交给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就互联网而言，消费者的选择几乎为零，在关键的发展阶段，计算机、信息处理以及其他所有领域也是如此……

“事实上，在格林斯潘所举的所有例子中，唯一还算说得过去的例子也许就是晶体管了，而这也是一个有趣的案例。实际上，晶体管是在一个私人实验室——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贝尔电话实验室——开发出来的，该实验室还对太阳能电池、射电天文学、信息论以及许多其他重要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市场和消费者选择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结果再次证明，毫无作用。AT&T是一家由政府支持的垄断企业，所以没有消费者选择的余地，而且作为垄断企业，它们可以收取高昂的价格：实际上这是对公众征收的一种税，它们可以用这些钱来支持像贝尔实验室这样的机构……所以这又是公共补贴的结果。似乎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一样，一旦该行业解除管制，贝尔实验室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公众不再为它买单了……但这只是故事的开始。的确，贝尔发明了晶体管，但他们使用的是战时技术，而这同样是由公共补贴和国家发起的。此外，当时没有人会购买晶体管，因为其生产成本非常高昂。所以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政府是主要的采购方……政府采购为创业提供了动力，并引导了这项技术的发展，然后这项技术才得以推广到各个行业。”[《流氓国家》，第192至193页]

自由市场也可能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为了用更高的股价取悦股东，公司可能会减少用于实际投资以及研发的资金，从长远来看，这也会抑制经济增长和就业。股东们可能会谴责那些他们认为“不经济的（无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和研发）活动，而这些活动实际上能够而且确实使整个社会变得更好。然而，这些收益是从长远来看的；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短期收益才是重要的。当下更高的股价对于生存和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一个盈余和资源得以广泛共享的社会化经济，能够轻松地为研发、长期投资、创新等等分配资源。通过互助银行或工团和公社的邦联，可以根据长期优先事项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成本来分配资源，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会被考虑的（事实上，忽视这些因素反而对资本主义有利）。社会化经济不会惩罚长期投资和研发，而是会确保有足够的资源可用，这将以某种方式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受益。

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职业培训和教育，广泛的盈余分配基础也将极大地有助于此。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职业培训受到影响，因为追求利润的企业不会承担那些会让其他企业受益的成本。这意味着，如果企业担心受过培训的工人很快会被其他能够提供更高工资的企业挖走（因为这些挖墙脚的企业并没有承担提供培训的成本），它们就会不愿意在培训上花钱。结果就是，很少有企业会提供所需的培训，因为它们无法确定受过培训的工人不会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当然，由于技术熟练，受过培训的劳动力在工作场所内也拥有更大的权力，而且更难以被替代）。因此，除了技术发展之外，广泛的盈余分配基础将有助于提高社区成员的技能和知识水平。正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图尔特所指出的，“从理论和实证角度都有理由认为：市场力量会导致研发支出、教育和培训的供给不足”[《20世纪90年代的凯恩斯》，第77页]。

通过工作场所的邦联将培训社会化，工团可以通过提高成员的技能水平来提高生产力。当与工人的自我管理相结合时，更高的技能水平也往往会增加创新以及对“工作”的享受。这是因为，掌控自己时间的受教育劳动力，不太可能忍受单调、乏味、像机器一样的工作，他们会寻找方法来消除这种工作、改善工作环境，并提高生产力以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

除了工团、教育机构、公社等等所开展的工作之外，为个人和小团体提供资源以开展“个人偏好项目（pet projects）”也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虽然工团和联盟会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但也不可低估有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所起的创新作用。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

“促进创新精神所需要的是……思想的觉醒，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使这种大胆的构想变得萎靡不振；需要普及科学教育，这将使探究者的数量增加数百倍；需要相信人类将向前迈出一步，因为正是热情、做好事的希望激励了所有伟大的发明家。而只有社会革命，才能给思想带来这种动力、这种勇气、这种知识，这种为所有人而努力的信念。

“然后我们将拥有庞大的机构……向所有探究者开放的大型工业实验室——在那里，人们在履行了对社会的义务之后，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实验；在那里，他们会遇到其他行业的专家同志，这些同志也来研究一些难题，因此能够相互帮助和启发——他们的思想和经验的碰撞，会带来期待已久的解决方案。”[《面包与自由》，第117页]

如今，自由软件（操作系统、编程语言、特定软件包和代码）的例子就显示了这种概念的潜力。因此，社会化将通过为这类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源（包括自由时间）来促进创新和科学发展。此外，它还将提供推动科学向前发展所需的社区精神。正如约翰·奥尼尔所说：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抑制信息交流的因素。市场鼓励保密，而这与科学领域的开放性是相悖的。它预设了一种财产观念，即所有者有权排斥他人。在科学领域，这种排斥他人的权利限制了信息和理论的交流，而这与知识的增长是不相容的……当信息交流是开放的时候，科学往往会发展……[此外，]一个理论或实验结果被接受的必要条件是，它要经过有能力的科学评委的公开、批判性审查。一个私人的理论或结果是不受科学可接受性标准检验的。”[《市场》，第153页]

如今，发明家们常常“小心翼翼地对彼此隐瞒自己的发明，因为他们受到专利和资本主义的束缚——资本主义是当今社会的祸根，是知识和道德进步道路上的绊脚石”。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社会化将确保发明家们能够借鉴包括前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知识。人们不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对他人隐瞒知识，而是会分享知识，使所有参与者以及社会的其他成员都从中受益。因此，“普及科学教育，这将增加探究者的数量”，“相信人类将向前迈出一步”以及“激励所有伟大发明家的热情和做好事的希望”将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创新也将得到提升。[克鲁泡特金，同上，第117页以及第116至117页]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还会通过考察现存社会来表明社会化会带来更多的益处。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的证据表明，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国有产业私有化，虽然未能实现其宣称的提供更廉价、更好服务的目标，却在实现它们无法明说的向上重新分配财富之目标上大获成功（详情见《我们信任政府：市场失灵与私有化的幻想》，作者沃里克·芬内尔、罗伯特·朱普和简·安德鲁）。铁路和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例子、加利福尼亚的能源危机（像安然^¹²⁶这样的公司获取了巨额的投机利润，而消费者却面临停电）以及澳大利亚悉尼的水处理丑闻，都不幸地非常典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英国，经过30年的撒切尔主义政策（先是保守党执政，然后是新工党执政）之后，支持这些政策的右翼报纸读者们看到一篇又一篇文章，却开始抱怨起“宰客的英国”以及私有化公用事业、服务和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国有化（这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社会化和工人的自我管理），而是要表明，将资源私有化并不会使特定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受益。

还应该注意的是，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对其中的几乎每个人都不利。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在他们的著作《精神层面：为什么更加平等的社会几乎总是表现更好》中表明，几乎每一个现代社会和环境问题（包括健康不佳、缺乏社区生活、暴力、毒品、肥胖、精神疾病、长时间工作、大量的监狱人口），在不平等的社会中比在更加平等的社会中更有可能发生。该书基于三十年的研究，表明了正如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不平等对我们有害。因此，财富的社会化将使我们所有人受益。

最后，还有那些无法工作的人以及公共产品的普遍供给问题。通过广泛的盈余分配，可以建立起社区医院、学校、大学等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任何社会都有一些成员无法（实际上也不应该）工作，除非他们自己愿意，比如青少年、老年人和病人。在个人无政府主义社会中，除非有人（家庭成员、朋友或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支付医院费用等所需的资金，否则实际上不会为这些人提供任何保障——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情况太像我们目前正在反对的制度了，毫无吸引力可言。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有权接受教育、享受医疗保健等等，并且有权过上充实的、人性化的生活，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需要付费才能得到的特权。基于共有制的分配方式，将确保社区的每一个成员在需要时都能自动获得这些服务。例如，消除私有化医疗保健所带来的担忧，就可以被视为社会化能带来的一个好处，而这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或类似的经济指标所无法体现的（更不用说它所体现的道德意义了）。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非私有化的医疗保健系统效率更高。竞争以及拒绝为人们提供治疗也会导致效率低下，因为价格会被抬高用以支付广告费用、与竞争相关的管理成本、向股东支付股息等等。这会增加那些幸运地享有保险之人的成本，更不用说由于不断担心失去保险、或因保险公司做出不利于病人及其医生的决定而被拒绝赔付所带来的压力了。例如，1993年，加拿大的医疗计划将0.9%的支出用于管理费用，而美国医疗保险（Medicare）的这一比例为3.2%，私人保险公司则为12%。此外，当加拿大在1971年采用公共资助系统时，它和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都刚刚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到1990年，美国的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2.3%，而加拿大为9%。从那以后，成本持续上升，这使得医疗保健改革成为了深受其苦的公众极为关注的问题（当然，前提是他们足够幸运地拥有私人保险）。

私人医疗保健的混乱局面，凸显了全社会范围盈余分配的好处。竞争损害了医疗保健服务的提供，进而伤害了民众。根据阿尔菲·科恩的说法：

“越来越多的医院和诊所由营利性公司经营；许多机构为了争夺‘客户’，似乎更看重一位熟练的营销主管，而非一位熟练的护理人员。就像在其他任何经济领域一样，对利润的追逐转化为降低成本的压力；而在这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削减对那些无利可图的病人的服务，也就是那些比富人的病情更重的病人……结果是：在病人竞争更激烈的地区，医院成本实际上更高。”[No Contest，第240页]

“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是一个充满不平等和低效率的混乱体系——而且随着私人市场力量试图使其正当化，情况还在不断恶化。转向全民医疗覆盖系统将一举解开这个死结。它不仅会更高效、更公平地提供明确的医疗保健服务，而且通过将健康状况不佳的成本社会化，还会为整个社会创造一个强大的经济激励，促使其重视初级预防……每个拥有全民医疗系统的国家，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例都低于美国……而且几乎每个拥有全民医疗系统的国家，从出生时起的预期寿命都更长（尽管从成年时起的预期寿命大致相当）……大多数拥有全民医疗系统的国家的患者满意度也更高。

“原因……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从本质上讲，全民医疗系统在浪费性的管理费用上花费更少，而在初级预防上投入更多。仅美国的医疗保险管理费用就消耗了约1%的GDP，而加拿大仅为0.1%。尽管医疗费用上涨在各地都是一个问题，但全民医疗系统的成本上涨速度要低得多……在1980年至1987年期间，美国的医疗总费用增长速度是GDP增长速度的2.4倍。在拥有全民医疗系统的国家，费用增长速度要慢得多。瑞典、法国、西德和英国的这一数字分别为1.2%、1.6%、1.8%和1.7%……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虽然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最多，但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量却也最少，入院率最低、病床占用率也最低——同时还伴随着最高的每日费用、最高的技术密集度，以及每张病床最多的员工数量。”[《一切皆可出售》，第155-156页]

1993年，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占其GDP的13.4%，而加拿大为10%，瑞典和德国为8.6%，英国为6.6%，日本为6.8%。只有40%的美国人口享有公共医疗保健，在1991年全年，超过3500万人（占人口的14%）没有医疗保险^¹²⁷，而在这一年中，大约有两倍于此的人在某个时期没有保险。从健康指标来看，美国民众的钱花得并不值当。加拿大、瑞典、德国、日本和英国的预期寿命都更高。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最高，在基本健康指标方面也排名垫底，而且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量低于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总的来说，美国的医疗系统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全民医疗系统。

当然，有人会争辩说美国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市场”，所以进行这样的比较毫无意义。然而奇怪的是，竞争越激烈、私有化程度越高的系统，却比全民医疗系统效率更低、更不公平。同样奇怪的是，竞争的捍卫者们乐于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例子来阐述他们的观点，但却拒绝接受那些负面例子，认为它们是“不纯粹”系统的产物。他们既想享受好处，又不想承担坏处。

值得注意的是，从西班牙革命中可以看出，盈余还被用于社区服务（如医院和教育）。许多集体为其成员资助新建了医院和学院，为数十万人提供了他们仅凭自己的劳动曾永远无法获得的服务。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合作帮助合作者取得了远比他们各自孤立行动所能取得的更大成就。关于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医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其他公共服务将如何组织，将在I.5.12节中讨论。

所以我们可以从对不同类型资本主义的经验中得出一般性结论。如果你想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受过良好教育，如今在宜人的环境中平等地工作，并有充裕的闲暇时间去从事自己的项目和活动——那么就需要广泛地分享社会盈余。否则，你可能会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为了在市场中生存而长时间努力工作，没有时间或机会接受教育和享受休闲时光，并且在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要听从少数富人的指挥，以使他们能够过上悠闲的生活（反过来，尽管这种高度的不平等会导致社会流动性低下，但这也会激励你更加努力地工作）。在一些人看来，前一种社会是一个充满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而后者显然是一个基于“个人主义”和自利主义的社会……

I.4.11
如果社会主义消灭了利润动机，绩效不会变差吗？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说的利润动机指的是金钱利润。由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合作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受益”于合作——我们并不否认“人们通常会为改善自身处境而行动”这一事实。然而，金钱利润却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自身利益”形式，实际上狭隘到在许多方面（无论从个人发展、人际关系、经济和社会福祉等方面来看）对个人都是有害的。换句话说，不要把我们在这里对“利润动机”的讨论理解为否定自身利益，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只是拒绝“那种认为‘利润是人类社会唯一主导动机’的狭隘生活观念”。[彼得·克鲁泡特金，《田野、工厂和作坊》，第25页]

其次，我们无法详尽阐述竞争和利润动机的有害影响。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我们推荐阿尔菲·科恩的《没有竞争：反对竞争的理由》（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以及《被奖励所惩罚：金星、激励计划、优秀成绩、赞扬及其他贿赂的问题》（Punished by Rewards: The Trouble with Gold Stars, Incentive Plans, A's, Praise and Other Bribes）。他记录了大量已积累的证据，反驳了资本主义的“常识”：竞争和利润是组织社会的最佳方式。

根据科恩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奖励会降低绩效水平，尤其是当绩效涉及创造力时。他的书总结了一系列相关研究，表明当一个人因完成某项任务而获得奖励时，对该任务的内在兴趣——即认为某件事本身就值得去做的感觉——通常会下降。关于创造力和动机的许多研究，是由布兰迪斯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特蕾莎·阿马比尔进行的；她始终发现，那些被承诺给予奖励的人所做的创造性工作最少。因此，“奖励扼杀了创造力，而且无论任务的类型、奖励的类型、奖励的时机或涉及人员的年龄如何——情况都是如此”。[《被奖励所惩罚》，第45页] 这类研究对“经济奖励是激励人们的唯一有效方式，甚至是最佳方式”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它们挑战了行为主义的假设，即任何活动如果得到奖励，就更有可能发生、或者在结果方面就会更好。

这些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生物学、社会心理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都提供了证据，支持合作才是作为人类互动的自然基础。例如，民族学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土著文化都是在高度合作的关系基础上运作的，人类学家也提供了证据，表明推动早期人类进化的主要力量是合作性的社会互动，这使得原始人类有能力发展文化。这甚至已经渗透到资本主义中，如今工业心理学正在提倡“工人参与”和团队协作，因为这明显比等级管理更具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有证据表明，合作型的工作场所比基于其他原则组织起来的工作场所生产力更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者合作社平均而言将比资本主义企业或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即使在设备和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合作社也往往能够实现更高的生产力。此外，组织越接近合作的理想模式，生产力就越好。

对于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而且这应该会让个人无政府主义者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彼得·克鲁泡特金认为，“如果我们……向大自然提问：‘谁是最适者：是那些不断相互争斗的生物？还是那些相互支持的生物？’我们立刻就会看到，那些养成互助习惯的动物无疑是最适者。它们有更多的生存机会，并且在各自的类别中，它们达到了智力和身体组织的最高发展水平。”[《互助论》，第24页]

应该指出的是，正如一位生物学家所点明的那样，“克鲁泡特金的观点虽然并算不上正统，但在科学上是值得尊重的，而且事实上，互助可以成为提高适应性的一种手段这一论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物学的一个标准部分。”[道格拉斯·H·鲍彻，《互助的理念：过去与未来》，第1-28页，《互助的生物学：生物学与进化》，道格拉斯·H·鲍彻（编），第17页] 弗兰斯·德瓦尔（一位顶尖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和杰西卡·C·弗莱克认为，克鲁泡特金是更广泛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个传统中，人们认为动物相互帮助，恰恰是因为通过这样做，它们能够获得比从直接竞争中获得的短期利益更有价值的、长期集体利益”。他们总结道，“[克鲁泡特金的]观点的基本信条是正确的。大约七十年后，在一篇题为《互惠利他主义的进化》的文章中，[罗伯特·]特里弗斯完善了克鲁泡特金提出的概念，并解释了合作，更重要的是，一种互惠体系（特里弗斯称之为‘互惠利他主义’）是如何进化的。”[《“任何一种动物”：猴子和猿类道德的达尔文主义基石》，第1-29页，《意识研究学报》，第7卷，第1-2期，第4页]

所以现代研究强化了克鲁泡特金的论点。这既适用于人类，也适用于非人类的动物。对于人类来说，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我们具有合作的内在能力和需求以及内在的公平感和道德感。这表明合作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会有那些表明这种行为比竞争更具生产力的研究结果，也就不令人惊讶了——而且这些证据令人印象深刻。如前所述，阿尔菲·科恩也是《没有竞争：反对竞争的理由》一书的作者，他花了七年时间回顾了400多项关于竞争与合作的研究。根据科恩的观点，竞争有三个主要后果：

首先，它对生产力和优秀表现有负面影响。这是由于焦虑增加、效率低下（与合作共享资源和知识相比），以及内在动机受到削弱。竞争将焦点转移到战胜他人上，而远离了好奇心、兴趣、卓越和社会互动等内在激励因素。研究表明，相比之下，合作行为始终能产生良好的表现——且这一发现在广泛的被试变量下都成立。有趣的是，随着任务变得更加复杂，或者需要更高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时，合作的积极效益也会变得更加显著。

其次，竞争会降低自尊心，并阻碍健全、自主个体的发展。当自我评价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比较时，很难获得强烈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那些根据自己对团队努力的贡献来形成自我认同的人，通常拥有更强的自信心和更高的自尊心。

最后，竞争还会破坏人际关系。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最能体现我们的人性。通过制造胜者和败家，竞争破坏了人类的团结，阻碍了亲密的社会情感的形成。

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这些观点。在竞争模式下，人们的工作目的相互冲突，或者纯粹是为了（物质上的）个人利益。这不仅导致社会贫乏和等级制度，还因为缺乏社区关系，导致所有相关个体在精神、道德以及最终在物质上的贫困化。这不仅会导致个性的削弱和社会的混乱，还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因为精力被浪费在阶级冲突中、被投入到建造更大、更好的“牢笼”中，以保护富人免受穷人的侵害。人类活动不是用于创造有用的东西，而是浪费在无用的苦役中，以延续不公正和专制的制度。

总而言之，正如许多科学学科所记录的那样，竞争的结果显示了其弊端，同时也表明合作才是最适者生存的方式。

此外，认为物质奖励会带来更好工作表现的观点，在根本上也是错的。基于简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此类论点，无法经受住长期成功的检验（事实上，可能会适得其反）。的确，这意味着把人类看得不比宠物或其他动物好到哪里去（科恩认为，“‘做这个，你就会得到那个’背后的理论，源自对其他物种的研究；或者行为管理中，经常用更适合描述动物的词语来进行表述，这一切都并非偶然”）。换句话说，它“本质上是非人道的”。人们并不会像无意识的机器人那样仅仅受到外部刺激的驱使，人们也不是被动的。我们是“对自己和周围环境有着天然好奇心的生物，我们寻找并克服挑战、我们努力掌握技能并获得能力、我们在所学和所做的事情中寻求更高层次的复杂性……总的来说，我们对环境的作用和环境对我们的作用一样多，而且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奖励。”[《被奖励所惩罚》，第24页和第25页]

科恩提供了大量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奖励会损害活动和个人。我们在此无法详尽列举，所以仅举几个例子。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表明，那些被付钱去做拼图的学生，在可以选择是否继续做拼图时，“比那些没有得到报酬的学生花在上面的时间更少”。“看起来为了奖励而工作会让人们对这项任务的兴趣降低。”另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表明，“外在奖励会降低内在动机”。[同上，第70页和第71页] 大量其他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因为奖励实际上在传达一个信息：某项特定活动本身不值得去做——而且为什么有人会想去做一件必须被贿赂才去做的事情呢？

在工作场所也发生着类似的过程。科恩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即使在那里，外在动机也同样是失效的。事实上，他认为“如果经济学家把工作视为一种‘负效用’——一种我们为了能够购买所需物品而必须做的不愉快的事情，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那么他们就错了”。科恩强调，“假设金钱是驱使人们工作的动力，就是体现对人类动机缺乏理解”。此外，“任何激励或绩效薪酬制度都存在这样的风险：它会让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失去兴趣，因此不太可能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并致力于追求卓越。而且，我们将薪酬（或其他奖励）与绩效联系得越紧密，造成的损害就越大。”[同上，第131页、第134页和第140页]

科恩认为，如果“负责任行动的能力、对学习的天然热爱以及做好工作的愿望，已经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那么认为人类只会为了利润或奖励而工作的观点，“就可以恰当地被描述为是非人道的”。而且，这是“一种试图控制人们的方式”，因此“对于任何对主要基于‘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的理念而建立的人际关系模式而感到不安的人来说，都必须思考：奖励，是否真的像有时被描述的那样无害”。所以“不可否认的是，‘绩效工资的基本目的是操纵性的’。一位观察者更直白地将激励措施描述为‘有辱人格的’，因为它们真正传达的信息是，‘讨好大老板，你就会得到老板认为合适的奖励’”。[同上，第26页]

鉴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许多工作受到他人控制，而且可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作就必须是那样。显然，即使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大多数工人也能够并且确实会发现工作很有趣，并努力把工作做好——不是因为可能的奖励或惩罚，而是因为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寻求意义，努力把事情做好。鉴于研究表明，以奖励为导向的工作结构会损害生产力和卓越表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就不仅仅是一种希望。这类研究证实了克鲁泡特金的观点：

“雇佣劳动就是农奴式的劳动；它无法，也决不应该，发挥出它所能发挥的全部生产力。现在是时候不再相信那种把雇佣制度视为对生产性劳动最佳激励的传说了。如果如今的工业产出比我们的祖父辈时代多了一百倍，那是因为在[18]世纪末，物理和化学科学突然觉醒；这并不是是因为得益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我们才会有这般成就——而是尽管存在这种制度，我们依然达成了这种成就。”[《面包与自由》，第150页]

基于这些原因，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坚信，在自我管理的背景下消除利润动机，非但不会损害生产力和创造力，反而会增强这两者（在一个工人只是增强了官僚的权力和收入的专制制度下，我们可以预期会有不同的结果）。当保证了对自己工作和工作场所的控制权时，所有劳动人民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这将带来创造力和主动性的爆发，而不是遏止。

I.4.12 难道资本主义倾向不会重新出现吗？

这是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常见的一种反对观点。例如，罗伯特·诺齐克就设想了以下情形：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非被禁止，否则小工厂将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熔化了自己的一些私人物品，用这些材料制造了一台机器。我每周为你和其他人举办一次哲学讲座，以换取其他东西，诸如此类……有些人甚至可能想辞去在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作，全职投入到这个私营部门中……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如何产生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得不禁止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的行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第162-163页]

这个论点存在许多有缺陷的假设，我们将在此进行讨论。其关键缺陷在于将交换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以及那种典型的狭隘产权主义观念，即认为自由本质上就是出卖自己自由的自由、成为雇佣奴隶从而失去自由的自由。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首先，虽然市场和交换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资本主义却并不是如此。雇佣劳动是相对较近的时期才发展起来的，并且充其量,也只是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其次，很少有人（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会自愿成为雇佣奴隶。就像奴隶的子女常常将奴隶制视为“天然”的秩序一样，如今的工人也是如此。然而，就像动产奴隶制^¹²⁸一样，这种“天然”制度的实现需要国家大量的强制力维持。

正如在F.8节中所讨论的，现实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是按照诺齐克所描述的过程产生的——它需要国家的大量干预，将工人与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并最终确保他们将自由出卖给财产所有者的这种情况会被视为是“天然的”。如果没有这种强制力，人们就不会主动寻求将自己的自由出卖给他人。默里·布克钦总结历史记录时指出，在“每一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存在着限制市场经济的……制衡力量。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设置了他们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以阻止国家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他提到了“乡村社区抵制贸易和专制政治形式侵入社会的那种持久的公共基础力量”。[《自由的生态学》，第207-208页] 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指出，在古代地中海世界，“虽然人们确实会周期性地发现一些在现代人看来像是雇佣劳动契约的安排，但仔细考察后会发现，它们几乎总是实际上租用奴隶的契约……因此，自由的男女会避免任何类似雇佣劳动的事情，实际上将其视为一种奴役，把自己租出去。”这意味着雇佣劳动“（与，比如说，为专业服务收取费用相对）涉及一定程度的从属关系：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听从雇主的命令。这正是为什么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的男女往往会避免雇佣劳动；以及为什么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资本主义……从未出现。”[《可能性》，第92页]

因此，尽管如今“人们会欣然成为工资奴隶”的观点可能颇为常见（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中），但历史证据表明，人们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会更倾向于自主就业，并抵制雇佣劳动（常常不惜牺牲生命）。正如E.P.汤普森所指出的，对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人来说，“‘仆人’，即受雇主命令和纪律约束的雇佣劳动者，与可以随心所欲‘来去自由’的工匠之间的地位差距非常大，人们甚至会为此流血抗争，也不愿被从一种身份推向另一种身份。而且，在社区的价值体系中，那些抵制身份贬低的人是站在了正义的一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599页] 一百多年后，阿拉贡的农村工人阶级也表现出了对雇佣奴隶制同样的厌恶。在共产党军队摧毁了他们的自我管理集体后，“被剥夺了财产的农民，那些坚定的集体主义者，拒绝在私有制体系下工作，甚至更不愿意出租自己的劳动力。”[何塞·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258页] 由于前集体主义者拒绝成为少数人的仆人，农村经济陷入了崩溃。

品尝过自由滋味的人不太可能再回到被压迫的状态。因此，任何认为在自由社会中人们会自愿成为雇佣奴隶的观点，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因生活所迫而接受的东西，会原封不动地延续到自由社会中。这种假设毫无根据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旦人们为自由而奋斗并体验到自由的乐趣，他们就不会再自愿接受身份的降格、再次回到有主人的状态——而且正如历史所示，我们有一些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思考人们是否会“自由地”放弃自己的自由，这似乎是一种对自由进行奇怪贬低的观点——这有点像宣称“禁止”拥有奴隶是对自由的限制（而且，正如在F.2.2节中所指出的，诺齐克确实支持自愿奴隶契约）。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诺齐克所设想的从自由中产生不自由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正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杰夫·斯坦指出的那样，“工人想要受雇于资本家的唯一原因，是他们没有其他谋生手段；除了出卖自己，他们无法获得生产资料。要使资本主义部门存在，就必须有某种形式的生产资源私有制，并且缺乏其他选择。工人们必须处于经济绝望的境地才会愿意放弃对日常事务管理的平等发言权，并接受一个老板的指挥。”[《市场无政府主义？购者自慎！》，《自由意志主义劳工评论》，第13期]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无需任何人去“禁止”资本主义行为。所有人需要做的，只是避免帮助那些潜在的资本家建立起生产资产的垄断。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在B.3.2节中所指出的，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国家来保护这种垄断，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当然，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中，从一开始就不会有国家，所以也就不存在它“阻止”人们做任何事情的问题，包括保护潜在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换句话说，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潜在的资本家在招募工人时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这是因为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能够为工人提供比潜在的资本主义企业更多的福利（如自治权、更好的工作条件等）。潜在的资本家不仅要提供丰厚的工资和良好的工作条件，而且很可能还得给予工人对企业的控制权，以及对所使用资本的分期付款购买权。一旦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垄断被废除，他们获利的机会就很渺茫。

因此，潜在的资本家“将无法获得帮助，也找不到可以剥削的人”，且“将一无所获，因为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生产资料，可以自由地独自工作，或者在大型生产组织中与他人平等合作——没有人会愿意被一个小雇主剥削”。[马拉泰斯塔，《埃里克·马拉的生泰斯塔：他的生平和思想》，第102-103页] 那么，这位想成为资本家的人要到哪里去找为他工作的人呢？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

“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发现富人的财富源于穷人的贫困。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必担心[百万富翁]在其中定居。如果社区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经过几个小时的生产劳动后，他[或她]将有权享受文明所带来的所有乐趣，有权享受艺术和科学为所有追求它们的人提供的、所有的更深层次享受，那么他[或她]就不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没有人会自愿为了让你[百万富翁]的致富而工作。”[《面包与自由》，第61页]

然而，让我们假设存在一位自主创业的发明家，弗格森，他在没有社会化部门帮助的情况下想出了一项新的发明。无政府主义者会窃取他的创意吗？当然不会。根据假设，那些相信给予生产者其产品全部价值的人所组织起来的工团，会为弗格森的创意支付一笔公平的费用，然后这个创意将在整个社会中得到推广。然而，如果他拒绝出售自己的发明，而是试图通过申请专利垄断，来聚集一群雇佣奴隶进行剥削，那么没有人会同意为他工作，除非他们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劳动成果以及劳动过程本身。而且，假设他确实找到了愿意为他工作的人（并受他管理），这位潜在的资本家将不得不提供非常优厚的条件和高额的工资，以至于他的利润几乎为零。此外，他还必须面对这些工人的邻居会鼓励他们成立工会，并为争取更好的条件和工资而罢工，包括工人对企业的控制权等等。这样一支激进的劳动力队伍将是资本家最不想要的。此外，我们可以想象，除非他们在合同结束时能得到所使用的资本（即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分期付款购买”制度），否则他们也会拒绝为某人工作。换句话说，通过消除资本主义的国家支持，潜在的资本家会发现很难与合作部门“竞争”，并且无法剥削他人的劳动。

在（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生产体系以及（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互助银行体系下，高利贷——即为垄断物品收取使用费用（专利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将不再可能，发明家将和其他任何工人一样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正如本杰明·塔克所主张的，“专利垄断……在于保护发明者和作者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内免受竞争。使他们能够从民众那里勒索到远远超过他们服务所付出劳动价值的回报——换句话说，就是给予某些人在数年时间内对自然法则和事实的财产权，并赋予他们从他人那里榨取贡赋的权力，而这些自然财富本应向所有人开放。废除这种垄断，会让其受益者对竞争产生一种有益的恐惧，从而使他们满足于获得与其他劳动者相同的服务报酬。通过一开始就以低价将他们的产品和作品推向市场来确保这一点，这样，他们的业务领域就不会比其他领域更吸引竞争对手。”[《无政府主义者读本》，第150-151页]

所以，正如塔克曾经指出的——如果有人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么他们理应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这样做。这样的环境会使寻求就业的人数变得极少，从而确保剥削率为零。当面对自主创业的工匠劳动力时，资本家们会毫不奇怪地不断求助于国家来创造“合适的”市场力量。因此，如果没有国家主义来支持基于阶级的各种资本主义特权垄断，资本主义就不会占据主导地位。

还应该指出的是，诺齐克在他的论述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假设无政府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使用权”，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产权”是相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因此他的论点也就站不住脚、失去了说服力。简单地说，不存在绝对的或“自然的”财产法。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指出的，“排他性使用和控制权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差异很大。”因此，诺齐克在他的例子中，错误地将社会主义（或任何其他社会）解释为在分配财富的同时也分配资本主义财产权，从而偷换了意识形态概念。正如密尔所主张的：“人类事务中最常犯的错误之一、也是导致最大实际错误的根源之一，就是认为同一个名称总是代表相同的概念集合。没有哪个词比‘财产’这个词更容易产生这种误解。”[《社会主义章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432页]

换句话说，诺齐克假设在所有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财产权都是与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一起分配的。正如切尼·C·瑞安所评论的，“不同的正义观念不仅在如何分配社会财富方面存在差异，而且在个人对已分配到的财富拥有何种权利方面也存在差异。”[《财产权与个人自由》，第323-343页，《解读诺齐克》，杰弗里·保罗（编），第331页] 这意味着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物品时，接受或获取这些物品的人对其拥有特定的（使用）权利。只要一个人仍然是公社的成员，依然遵守他们在公社中帮助制定的规则，那么他们就可以充分使用该公社的资源，并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财产（甚至可以“熔化它们”来制造一台新机器或其他玩意儿）。但如果他们利用这些物品创建一个企业来雇佣（即剥削和压迫）他人，那么实际上他们已经宣布自己退出了文明社会，结果将被剥夺合作带来的好处。因此，他们实际上将自己置于与那些不想加入工团之人相同的境地（见I.3.7节）。如果一个人确实想利用资源雇佣劳动力，那么他们实际上就已经将自己从“社会主义社会”中脱离出来了，因此这个社会将禁止他们使用它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必须通过购买才能获得当下认为可以理所当然使用的所有资源）。

这会是对自由的限制吗？虽然按照资本主义狭隘的定义可能会这么认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实上，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人所拥有的财产并不完全等同于他或她的（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的）财产；就如同你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公司的汽车目前就是员工的财产一样。虽然员工可以在工作之余使用这辆车，但他们没有“自由”将其出售或熔化并将它改造成机器。这种在自由社会中缺乏绝对“所有权”的情况，并不会比上述情况限制了更多的自由。

这一点凸显了诺齐克论点的另一个缺陷。如果他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它同样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每周40多个小时，工人受雇于老板。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被给予一些资源去使用，但他们绝对不被允许熔化这些资源来制造机器，或者利用所获得的资源来推进自己的计划。这同样也适用于出租房屋的情况：例如当房东禁止在家工作或出售所提供的家具时。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将不得不禁止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行为”——而且它也确实一直都在这么做。

此外，还必须强调的是，除了禁止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资本主义行为之外，资本主义还不断禁止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行为。例如，如果工人同意成立工会，老板就可以开除他们。如果他们决定自主管理自己的工作，老板就可以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他们。因此，资本主义——至少对大多数人，即雇佣奴隶来说——禁止了诸如结社和言论等基本自由。为什么人们会在自由社会中寻求这样的“自由”呢？

当然，诺齐克对这一点的回应可能是：相关的个人在签署合同时已经“同意”了这些规则。然而，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人们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离开。要加入一个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只需同意自由地与该社会的其他成员“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并且不在其中建立压迫性或剥削性的社会关系。如果这都被认为是“专制的”，那么资本主义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强调，至少无政府主义团体是基于自我管理的，因此相关个人在他们所遵循的义务方面拥有平等的发言权。

还要注意的是，诺齐克将交换与资本主义混淆了（“我每周为你举办一次讲座以换取其他东西”）。对于一个自称是资本主义专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错误，因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并不是交换（显然，交换在资本主义出现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而是涉及雇佣劳动的劳动合同。诺齐克的例子仅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劳动契约，它并不涉及雇佣劳动，而后者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所阻止的，正是后一种类型的交易——而且不是通过“禁止”它，而仅仅是通过拒绝维持其发生所必需的条件：拒绝对资本主义财产的保护。

而且我们必须指出，诺齐克还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资本主义混淆了。当“私有制”仅限于个体自主创业工人所使用的东西，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财产时（见G.2.1节），自由的社会主义很容易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容。换句话说，诺齐克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与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混淆了（见G.1.2节）。因此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可以接受自由公社之外的人拥有生产资料（见I.6.2节）。

所以，无政府主义社会对于诺齐克（有缺陷的）论点会采取灵活的态度。个人，在他们的自由时间里，可以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交换”他们的时间和财产。无论诺齐克怎么说，这些都不是“资本主义行为”。然而，一旦一个人雇佣了雇佣劳动力，那么通过这一行为，他们就违反了与同伴的约定，因此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这将意味着他们不再能够享受公社生活的福利以及使用公社的财产。他们实际上将自己置于社区之外，必须自力更生。毕竟，如果他们渴望创造（从资本主义的意义上来说的）“私有财产”，那么在没有为此付费的情况下，他们也就无权使用公社的财产。对于那些甘愿成为雇佣奴隶的人，社会主义社会可能也不会那么严格。正如巴枯宁所主张的：

“由于每个人的自由都是不可剥夺的，社会绝不允许任何个人在法律上让渡自己的自由，或者与他人签订任何不平等、非对等的契约。然而，社会也无权排斥那些如此缺乏个人尊严感——以至于与他人签订自愿奴役契约的人；但社会会认为他们依靠私人慈善生活，因此在奴役期间不适合享有政治权利。”[《米哈伊尔·巴枯宁选集》，第68-69页]

最后，我们还必须指出，诺齐克也忽略了一个事实：获取必须先于转让。这意味着在“双方自愿”的资本主义行为发生之前，个人行为必须先出现。正如在B.3.4节中所论述的，诺齐克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解释为什么原本由大家共同持有的自然资源能够被个人所占有。这意味着他对于“转让商品中绝对的资本主义财产权”的辩护是没有根基的。此外，他支持这种占有的论点还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私有财产无疑会限制人们的自由（而且应该记住，诸如乡村公地这类共有资源的破坏是由国家强制实施的——见F.8.3节）。正如在F.2节中所指出的，右翼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更适合被称为“产权主义者” (Propertarians) （为什么在反对社会主义时将自由置于首要重要的位置，但当私有财产限制自由时却不这样呢？）。正如切尼·C·瑞安所指出的，诺齐克“援引个人自由，作为拒绝[诸如社会主义这样的]模式化正义原则以及对资本所有权限制的决定性理由……但是当私有财产权无可否认地限制了普通人的自由时，他似乎非常乐意用这些自由去换取整个社会的物质利益。”[Op. Cit.，第339页] 这一点，可以从他对于资本主义禁止了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行为、更不用说许多资本主义行为本身，却对这种情况未置一词中看得出来。

因此，诺齐克所设想的准资本家获取资源的方式，实际上是窃取了归社区共同所有的资源，并阻止了其他人使用这些资源。这显然会限制那些目前正在使用这些资源之人的自由，因而会遭到社区成员的强烈反对。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一个自由的社会是建立在“用益权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即社区中的个人仅仅凭借正在使用资源这一事实，就拥有占有这些资源的自由。“只要这些资源还在被使用，它们就属于使用者。”[《自由的生态学》，第116页] 由于准资本家实际上并不使用他们所创造的机器，他们将会一直担心自己的雇佣奴隶会在当地公社及其联盟的全力支持下直接没收这些机器。

所以总而言之，这个问题包含了一些奇怪的逻辑（以及许多执果索因的假设），并且最终未能成功证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必须“禁止个人之间的资本主义行为”。此外，诺齐克首先就无法自圆其说如何从公共财产中创造出了私有财产。这也削弱了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禁止个人进行社会主义行为，以及个人之间的社会主义行为。所以，诺齐克所设想的社会将会禁止占用未被使用的财产或擅自进入私有财产；也会违背财产所有者（他们对自己的财产以及使用这些财产的人拥有绝对权力）的意愿，禁止成立工会，或者禁止使用工作场所的资源来满足生产者而非所有者的需求。如此一来，诺齐克反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本质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禁止成年人之间在双方自愿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行为”。

I.4.13 谁去做脏活累活呢？

这个问题影响着每一个社会，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确保这类工作由社会底层的人来做。换句话说，这根本就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只是保证了一些人在他们大部分的工作生涯中都要去从事这种工作。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有缺陷的解决方案，而倾向于更好的办法，即让人们共同分担好的工作和坏的工作，从而保证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具体如何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你所属的自由意志主义社区的类型。

显然，很少有人会反对“人们会自愿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一观点。然而，有些工作几乎没有人会喜欢（例如，收集垃圾、处理污水、危险工作等等）。那么，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同样有趣或令人愉快。有时有人会认为，人们会开始加入或组建那些参与更有趣活动的工团组织。不过按照这种思路，在更令人愉快的“工作”中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而那些枯燥和危险的工作，则会面临缺乏愿意从事的工人的情况。因此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得不强迫人们去做某些工作，而这，就需要一个国家来实施。显然，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常正是那些枯燥、危险的工作，报酬最低、工作条件也最差。此外，这种观点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在工人自我管理的制度下，枯燥、危险的工作会尽可能地减少并得到改善。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下，人们才无法改善自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环境。正如乔治·巴雷特所指出的：

“目前一切都组织得如此奇怪，以至于正是那些又脏又令人讨厌的工作，人们才会以低价去做，因此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发明机器来替代这些工作。但另一方面，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很明显，那些令人讨厌的工作将是首先需要机器来消除的工作之一。因此可以合理地说，令人讨厌的工作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将会很大程度上消失不见。”[《对无政府主义的异议》，第361页]

此外，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那种以为会有大量工人涌入“轻松”工作岗位的观点是抽象的，并且忽视了现实社会的动态。虽然许多人会试图创建新的生产工团组织，以便在现有工团组织的研发工作之外通过创新工作来表达自己；但认为“大多数人会立刻放弃当前的工作而去做其他事情”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个工作场所就是一个社区，同时也是更大社区的一部分，人们会珍惜他们与同事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决定对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所以，虽然我们预计工团组织之间会有工人流动，但上述观点中所声称的大规模人员转移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大多数想要尝试新工作的工人，会去申请那些需要新人的工团组织的工作岗位，而不是自己去创建新的组织。正因为如此，人员调动将会是适度的，并且很容易处理。

然而，大规模人员流失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因此必须加以解决。那么，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将如何应对大多数工人都决定去做有趣的工作，而让那些枯燥和／或危险的工作无人问津的情况呢？当然，这取决于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类型，并且每种类型都提供了不同的方式，以保证个人对某些工作类型的偏好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匹配。

在个人无政府主义和互助主义的体系下，那些希望完成某种特定形式工作的人会与工人或合作社达成协议，并支付报酬让他们来完成这项工作。正如蒲鲁东所主张的，在一个合作社内部，一个人的“教育、指导和学徒期应该……这样安排：既要允许他完成自己那份令人不快和讨厌的任务，同时也要让他从事多样化的工作并获得知识，并且要确保他……具备广博的知识和足够的收入。”[《革命的总观念》，第222页] 就为他人承担令人不快的任务（例如，收集和处理社区的垃圾）而言，个人会组建合作社，而这些合作社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保证这类工作得以完成，因为他们会与他人签订合同来提供相应的服务。然而，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人一直从事令人不快的工作，所以这很难说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就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人从事糟糕的工作，只是因为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支持这一解决方案。

在集体主义或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会尽可能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诺姆·乔姆斯基指出了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在尽最大努力使那些不受欢迎的工作变得有意义之后，由大家共同分担”，另一种是“那些不受欢迎的工作会得到高额的额外报酬，这样个人就会自愿选择去做”。这样的方案“也与无政府主义原则……相一致”，而不像当前的情况，“那些不受欢迎的工作被分配给雇佣奴隶去做”。[《激进的优先事项》，第220页] 还有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的方式，是借鉴“农民对劳动的态度”以及他们“最显著的特点”，即“任何一种社区劳动，无论多么繁重，都能被工人们自己转化为欢乐的场合，从而加强社区的联系”。[《自由的生态学》，第342页]

不难想象一个自由的社区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尽可能公平地在成员之间分配这类任务：例如每月安排几天时间，让社区内所有身体健康的成员去做那些没有人自愿去做的工作。这很快就能确保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特别是如果这些工作是节日活动的一部分，或者是在聚会前进行的话。每个人都能通过这种方式分担令人不快的任务以及令人愉快的任务（当然，这样也能使任何一个个人在这些任务上花费的时间最少）。或者，对于那些非常受欢迎的工作任务，个人也必须同时承担一些令人不快的任务。这样，受欢迎和不受欢迎的任务就可以相互平衡。或者，也可以通过抽签的方式随机轮换这些任务。可能性有很多，但毫无疑问，自由的人们会在不同的地区尝试许多不同的方法。

另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遵循约西亚·沃伦（Josiah Warren）的观点，在考虑所获得的劳动券数量或完成的社区工作时长时，将工作的不受欢迎程度纳入考量。换句话说，在一个集体主义社会中，从事令人不快工作的个人可能会得到“奖励”（同时也会获得社会的尊重），比如稍微高一些的报酬——例如，这类工作的劳动券数量可能是标准数量的若干倍，实际倍数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程度相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可能有类似的解决方案，个人所需工作的必要时长会根据所涉及工作的不受欢迎程度相应减少）。实际的“奖励”水平将由各个工团组织之间的协议来决定。例如，如果某一特定类型的工作中，想要从事的人数比实际需求多50%，那么这个行业中一小时工作的劳动价值就会相应地低于一小时。如果申请的人数少于所需人数，那么劳动价值就会增加，假期时间之类的也会增加。对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工作”岗位，也很容易安排工作共享计划，来保证大多数人都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同时还可以采用提高一小时劳动价值、但减少假期分配等方法）。

通过这种方式，对工人的“供求关系”很快就会趋于平衡。此外，集体主义社会还比当前的制度更有优势，因为它拥有自我管理的机构，并且人们的社会意识还能通过这些机构内的参与和辩论不断提高，这使得集体主义社会能够更好地确保工作共享，并采用其他方法，在社会中公平地分配令人不快和令人愉快的工作任务。

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解决方案与集体主义社会的解决方案类似。其成员之间仍然会就完成的工作达成基本协议，因此对于那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工作岗位，满足商定的最低工作时长要求会相应增加。例如，一个志愿者数量超出实际需求100%的行业，其最低工作时长要求可能会从（比如说）每周20小时增加到30小时。而申请人数少于所需人数的行业，所需工作时长会减少，假期时间等也会增加。正如G.D.H.科尔在这一点上所指出的：

“首先，我们要充分应用机器和科学方法，消除或减少……那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处理的‘脏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尝试过这样做……[因为]剥削和毁掉人类要更加划算……其次，让我们看看哪些形式的‘脏活’是我们可以不做的……[并且]如果任何一种工作不仅令人不快，而且有辱人格，那么无论代价如何，我们都不会去做。不应该允许或强迫任何人去做有辱人格的工作。最后，对于剩下来的那些枯燥或令人不快的工作，让我们提供任何必要的特殊条件来吸引所需的工人，不是通过更高的工资——而是通过更短的工作时间、一年中长达六个月的假期，提供这些足够吸引人的条件，让那些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有其他安排的人自愿去承担所需数量的工作。”[《行会社会主义重述》，第76页]

随着个人在对有趣工作的渴望和对自由时间的渴望之间找到平衡，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将通过这些方法实现平衡。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运用适当的技术力量，即使是这种时间记录的工作也会随着社会的自由发展而减少甚至消除。在这些工作能够实现自动化之前，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不得不通过这些以及其他方法，鼓励人们自愿从事他们并不特别想做的“工作”岗位。

在任何社会中，哪些工作被认为是令人不快的工作是很明显的——那些几乎没人会自愿去做的工作。就像在任何先进社会中一样，需要额外帮助的社区和工团组织会通过各种现有的媒体形式将他们的需求告知其他人。此外，每个社区很可能会有一个“活动分配”工团组织，其工作是发布有关这些岗位的信息，社区成员可以前往该组织了解他们感兴趣的“工作”岗位有哪些空缺。这样，工团组织和公社就有了一种方式来招募新成员，而个人也有了一种方式来发现这些工作岗位。显然，有些任务仍然需要相应的资格，工团组织和公社在“招聘”帮助时也会考虑到这一点。

重要的是要记住：新的工团组织所需的生产资料不会凭空出现。社会的其他成员将不得不工作来生产所需的商品。因此，工团组织和公社很可能会达成一致，只有一定（最高）比例的生产资料将被分配给新成立的工团组织（而不是增加现有邦联的资源）。这样的比例显然会定期进行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决定组建新的生产任务工团组织，或者组建从事相同工作、但独立于现有邦联的工团组织的社区成员，必须得到其他工人的同意，以便为他们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就像今天他们必须得到银行的同意，才能获得必要的信贷来创办新企业一样）。通过对可用资源进行预算，一个自由的社会可以确保个人对特定工作的需求、与社会对有用生产的需求相匹配。

以免被误解，我们必须指出，不会有一群“计划者”来决定哪些资源申请会被接受。相反，个人和团体将向不同的生产单位申请资源，而这些生产单位的工人则反过来决定是否生产所请求的商品。如果这在工团组织商定的预算范围内，那么他们很可能会生产所需的材料。通过这种方式，共产无政府主义社会将确保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以便创办新的工团组织并加入现有的组织，同时确保社会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不受影响。

当然，没有任何制度是完美的——我们确信，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他们最喜欢的工作（我们可以补充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如此）。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每一种确保个人从事自己感兴趣工作的方法都会得到研究。如果能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一定会去采用。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保证资本主义市场不会重新发展起来（因为资本主义市场会确保大多数人被边缘化成为雇佣奴隶），也不会出现国有社会主义那种“劳动力大军”式的分配过程（因为这将使得自由社会主义无法长期保持自由或社会主义的性质）。

通过这种方式，无政府主义将能够确保自愿劳动和自由联合的原则，同时确保那些令人不快和无人愿意做的“工作”得以完成。此外，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随着互助和团结的情感变得越来越普遍，鼓励人们自愿从事令人不快工作的需求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事实上，很可能人们会因为从事别人可能觉得不愉快的工作而受到尊重，所以从事这类活动可能会变得“魅力四射”。在朋友面前炫耀可以成为从事任何活动的强大动力。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会认同阿尔伯特和哈内尔的观点，他们说：

“在一个竭尽全力贬低除了炫耀性消费之外的一切所带来尊重的社会里，人们认为巨大的收入差距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必要条件，这并不奇怪。但是，仅仅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努力让它变成这样，就认为只有炫耀性消费才能激励人们，这就是没有根据的。有大量证据表明，人们可以出于对个人财富的渴望之外的原因而做出巨大的牺牲……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对于心智正常的人来说，财富通常只是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其中一种手段而被渴望，比如经济保障、舒适的生活、社会尊重、地位或权力。”[《参与式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第52页]

我们应该注意到，教育工团在决定课程结构时显然会考虑到“工作”岗位需求的趋势。这样，教育将既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也能满足个人的需求（任何生产性的工团组织也会如此）。

I.4.14那些不愿工作的人怎么办？

无政府主义建立在自愿劳动的基础之上。如果人们不想工作，那么就不能（也绝不应该）通过强制手段迫使他们工作。这让一些人不禁好奇，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如果有人拒绝工作会怎样呢？

对于互助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因为商品是按劳分配的。所以如果有人不工作，那么他们就得依靠那些工作的人的施舍（当然，对于青少年、老年人和病人则会例外）。

所以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人们如果没有报酬就根本不会去工作。这种观点忽略了很多从事志愿工作的人（他们常常在有“正式工作”的情况下还参与志愿活动）。它也忽视了那些花时间致力于自己感兴趣项目的人（比如爱好者创办的刊物），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活动也可被视为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特别是像维基百科^¹²⁹这样的网页，以及像PHP^¹³⁰这样的软件项目。还有那些资本主义支持者自己，他们往往是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们几乎总是把共产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这些人在空闲时间里在维基百科、新闻组、网页和刊物上高谈阔论，解释为什么共产主义行不通，理由是人们永远不会自愿为社会做贡献！最讽刺的是，那些最痛恨共产主义的人，往往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共产主义的可行性。

因此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一个基于自我管理、工作环境宜人，且将每周工作时间减至最少的社会中，几乎没有人会拒绝从事任何形式的生产活动。但问题是，对于那些（当然只是少数人）确实拒绝工作的人，那该怎么办呢？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些分歧。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不应该剥夺懒人的生活资料。他们认为，社会舆论的压力会促使那些只知索取而不知贡献的人听从自己的良心，开始为支持他们的社区进行生产。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拒绝贡献的人将会被要求离开（结社自由意味着也有不结社的自由）。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首先，很明显，如果一个建立在自由劳动原则基础上的社会真的受到懒人的威胁，它完全可以在没有我们如今这种威权组织的情况下保护自己，也无需采用雇佣劳动制度[即按劳付酬]。

“让我们设想有一群志愿者为了某个特定项目而联合起来。他们都真心希望项目能够成功，都满怀热情地工作，只有其中一名成员经常擅离职守……有一天，那个危及项目的同志会被告知：‘朋友，我们很愿意和你一起工作；但由于你经常擅离职守，而且工作也不认真，我们不得不分开了。你去找其他能容忍你这种冷漠态度的同志吧！’

“这是很自然的事，如今在各个行业中都在这么做……如果[一个工人]工作表现不好，或者因为懒惰或其他问题妨碍了同事，又或者他喜欢争吵，那么事情就会有个了断；他会被迫离开车间。

“威权主义者声称，是万能的雇主及其监工维持着工厂的秩序和工作质量。但实际上……确保工作质量的正是工厂本身，是工人们自己。”[《面包与自由》，第152-153页]

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卡米洛·贝内里的观点，他认为无政府主义应该基于“不强迫人们工作，但也不对那些不想工作的人承担义务”。[《工作的问题》，第59-82页，《为什么工作？》，弗农·理查兹（编），第74页]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社会不会继续为那些有能力生产却拒绝工作的人提供食物、衣物和住所。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受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那些只消费而不生产的富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在革命之后还要养活一群新的寄生虫。

但显然，不想工作和无法工作是有区别的。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中，病人、儿童、老人、孕妇等都会得到照顾。由于养育孩子和其他更明显的经济任务一样会被视为“工作”，父母无需为了维持生计而丢下孩子不管去工作。相反，社会也会同时考虑到父母和孩子的需求，设立社区托儿所和儿童保育中心。

我们在此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社会不会剥夺任何人的生活资料。这将违背自愿劳动的原则，而自愿劳动是所有无政府主义流派的核心。与资本主义不同，生活资料不会被任何群体垄断——包括公社。这意味着，那些不想加入公社、或者在公社中没有尽到自己责任而被驱逐或选择离开的人，仍然能够获得谋生的手段。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许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似乎无法理解它（或者更愿意忽视它，从而歪曲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无法获得独自工作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或土地，就被迫加入公社。与资本主义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这些生活必需品的途径取决于是否能从资产阶级那里购买（因此，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获得它们），而无政府主义社会将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些资源，并且在生活在公社里和独立工作之间做出真正的选择。这种获得资源的方式基于占有和财产的根本区别——公社拥有其所需的土地，非公社成员也是如此。他们所使用的资源遵循通常的占有原则——只要他们在使用这些资源，他们就拥有其使用权；如果他们不使用，就不能阻止其他人使用（也就是说，这些资源不是财产）。

因此，无政府主义公社仍然是一个自愿的联合体，并且确保消除一切形式的统治。公社成员可以选择作为社区的一部分参与工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者采用其他组织生产和消费的方式，比如实行平等收入或发放劳动券等等）；或者选择独立工作，这样就无法享受公社的福利，同时也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当然，使用比如道路之类的共有资源的义务除外）。

所以，即便不是全部，但在大多数无政府主义社区中，个人有两种选择：要么加入公社，作为平等的一员共同工作；要么独立工作，或者加入独立的合作社，与他人交换劳动成果。如果一个人加入了公社却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即使在其他工友提醒之后仍然如此，那么这个人可能会被开除，并得到足够的土地、工具或生产资料以便独立工作。当然，如果一个人身心俱疲，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难以承担社区责任，那么他的朋友和工友们会尽一切努力提供帮助，并且灵活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个社区会采用何种方法，取决于社区成员认为哪种方法是最好的。

然而大多数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人们试图不工作的问题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生产活动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当工作是自愿且自我管理的时候，它将变得像如今人们的业余爱好一样，而且很多人在自己的爱好上会比在“真正的”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本常见问题解答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¹³¹）。当然，要完全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还不得而知，但自由社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对工作进行变革，分担剩余的工作负担，将劳动强度降至最低。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关系本质以及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使得工作变成了一种“负担”，而非一种乐趣。工作，不一定非得是我们希望快点结束的一天中的一部分。人们讨厌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过度工作、恶劣的工作环境、在他人控制下工作。减少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并将工作置于自我管理之下，工作就不再会被人厌恶。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确保只有傻瓜才会渴望独自工作，因为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一个希望独自工作来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的人，将会成为自己劳动的奴隶。”[《无政府主义革命》，第15页]

因此，开明的利己主义将使得绝大多数人都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所倡导的自愿劳动和平等分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寄生现象将成为过去。所以，那些关于“懒人”的问题，既没有理解人性的本质，也没有认识到自由对工作的性质和内容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

I.4.15 未来的工作场所将会是什么样子？

鉴于无政府主义者渴望解放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创造力，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自由的社会将彻底改变工作环境。工人们将不再对自己的工作场所漠不关心，而是会通过将其改造成宜人的地方来展现自我，使其融入当地社区生活和周边环境。毕竟，“任何一场运动，如果它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的要求，却不努力推动工作场所环境的全面变革，那就不能被视为革命性的运动。”[默里·布克钦，《后稀缺无政府主义》，第88页]

从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可以瞥见未来工作场所的模样。1936年，在密歇根州弗林特市费舍尔车身公司第一工厂为期40天的静坐罢工中，“两千名罢工者形成了一个社区……各委员会组织了娱乐活动、信息交流、课程学习，还设立了邮政服务和卫生管理……开设了议会程序、公众演讲、劳工运动史等课程。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们还教授了新闻学和创意写作课程。”[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史》，第391页] 同年在西班牙革命期间，实行集体化的工作场所也创建了图书馆和教育设施，并为学校、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必需品提供资金支持（我们必须指出，这种做法早在革命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无政府主义工会就曾资助过学校、社会中心、图书馆等）。

未来的工作场所将得到扩展，纳入教育和个人发展相关的课程。这遵循了蒲鲁东在1848年革命期间提出的建议，即我们应该“组织协作，同时让每个车间都成为一所学校，每个工人都成为师傅，每个学生都成为学徒。”[《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一卷，第62-63页] 这意味着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工人协会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公共教育体系相结合，它们将成为生产中心，同时也是教育中心……劳动大众将每天与年轻的工农业劳动力大军接触。长期以来被愚蠢地分隔开来的劳动与学习，最终将以它们自然结合的状态并肩出现。职业教育将不再局限于狭窄的专业领域，而是会涵盖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总体而言，这将确保每个学生都成为全面发展的工人。”[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文选》，第87页]

这将使工作成为更广泛社区的一部分，吸引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分享他们的知识，学习新的见解和想法。不仅如此，孩子们将在工作场所完成部分学业，让他们了解许多不同形式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使他们在长大后能够对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做出明智的决定。

由工人管理的工作场所，显然也会努力使工作环境尽可能舒适宜人。不再有“病态建筑综合症”，也不再有不健康且充满压力的工作区域，因为“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我们怎能怀疑工作不会成为一种乐趣和放松呢？在这样的社会里，‘劳动者’不会被迫出卖自己去劳作，也不必在任何令人厌恶的条件下接受工作。令人厌恶的工作任务将会消失，因为很明显，这些不健康的条件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害的。奴隶可能会忍受这些，但自由的人们会创造新的条件，他们的工作将会愉快得多、也会更有成效。”[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123页] 工作场所的设计将最大限度地利用空间，并允许员工在其中展现个性。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地方周围，环绕着由工人自己打理的花园和小菜园，为工作场所营造出宜人的环境。实际上，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将被打破——工作场所将紧邻农田，融入周边环境：

“把工厂和车间建在你的田地和花园旁边，在那里工作。当然，不是那些需要处理大量金属材料的大型工厂，这类工厂更适合建在大自然指定的某些地点——而是无数种类繁多的车间和工厂，它们能满足文明社会中人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在这些工厂和车间里，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不是因为饥饿而被迫工作，而是被找到适合自己兴趣之活动的愿望所吸引。在马达和机器的帮助下，他们将选择最符合自己爱好的工作分支。”[克鲁泡特金，《田野、工厂和车间》，第197页]

这种城乡融合的愿景，只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未来工作场所设想的一部分。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我们倡导整合……一个劳动整合、协作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既是体力劳动者，也是脑力劳动者；每个身体健康的人都是工人，每个工人既在田间劳作、也在工业车间工作；每个拥有足够自然资源的群体（可以是一个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地区），都能生产并消费自己所需的大部分农产品和制成品。”[Op. Cit.，第26页]

未来的工作场所将体现出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的愿望。它基于宜人的工作环境，周围环绕花园，还配备大型图书馆、教育课程资源以及其他休闲活动设施。在一个基于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的社会里、在一个个性不会被权威和资本主义所压制的社会里，所有这些以及更进一步的设想都将成为可能。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未来的工作场所将是“通风良好、卫生整洁，因而也更加高效的工厂。在这样的工厂里，人的生命比机器和获取额外利润更为重要。”[Op. Cit.，第197页] 因为显然，“如果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车间都污浊不堪、不健康，那是因为在工厂的组织管理中，工人根本就不被重视。”[《面包与自由》，第121页]

“简而言之，”威廉·莫里斯说，“我们的建筑作为车间，将因其简洁之美而显得美观”，而且“除了单纯的车间之外，我们的工厂还会有其他建筑，这些建筑的装饰可能会更加丰富，因为它将需要餐厅、图书馆、学校、各种学习场所，以及其他类似的建筑。”[《工厂可能的模样》，第9页] 这都是有可能实现的，只是资本主义将这种自由的愿景斥责为“不经济”而加以阻碍。然而，这种说法忽略了阶级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情况：

“我听到一个反社会主义者说：这不可能。我的朋友，请记住，如今大多数工厂都有大片漂亮的花园，而且常常还有公园……只是这些花园等设施离工厂有二十英里远，烟雾缭绕，而且只是为工厂的其中一个成员——也就是不参与实际经营的合伙人——而维护的。”[莫里斯，Op. Cit.，第7-8页]

基于工作自我管理的舒适工作条件，能够打造出一个既实现经济“效率”、又不破坏个性和环境的工作场所（关于无政府主义与技术的更全面讨论，另见I.4.9节）。

I.4.16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难道不会效率低下吗？

人们常常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非市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会导致效率低下和工作缺乏成效。这种观点的依据是：如果没有市场力量来约束工人、没有利润动机来激励他们，那么工人就没有动力以节省时间或资源的方式工作。其最终结果将是对资源，尤其是个人时间低效地利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有道理的观点；例如，一个社会（有可能）会从提高生产力中受益，因为生产某种商品所需的时间和资源越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可用于其他活动（当然，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好处通常首先会落到上层阶级手中；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其他活动”往往意味着更多的工作）。事实上对于个人而言，一个良好的社会取决于人们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发展自身、享受生活。此外，用更少的投入实现更多的产出，对环境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无政府主义社会也会有兴趣在生产过程中提高效率和生产力。

一个自由的社会，无疑会为如何高效利用资源和时间制定新的标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视为“高效”的做法，往往意味着对少数人增强权力和获取利润而言是高效的，却不顾及对个人时间、精力和潜力的浪费，以及环境和社会成本。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不会存在这种狭隘的决策标准或对高效生产的评估标准（例如，可参考我们在I.1.2节中对价格机制不合理性的讨论）。当我们使用“效率”这个词时，我们指的是字典中对效率的定义（也就是减少浪费、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扭曲后的那种定义（也就是对老板而言能创造最多利润的方式）。

虽然资本主义把生产力的提高，变成了增加工作量、使少数人致富，以及使工人阶级普遍无产阶级化的手段；但一个自由的社会将对这个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正如在I.4.3节中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基于这样一个原则：“每天付出一定量的劳动（在今天是用金钱衡量，在明天则是用劳动量衡量），你就有权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奢侈品除外。”[彼得·克鲁泡特金，《小型社区实验及其失败原因》，第8页]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设想以特定行业在特定时间内的平均产出，作为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激励标准的情况。如果某个特定的工团组织，能够在比商定的平均／最低时间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至少达到平均质量水平的产品（当然，同时不会造成生态或社会方面的外部问题），那么该工团组织的成员就可以，而且应该，获得相应的休息时间。

这将成为一种强大的激励因素，促使人们进行创新、提高生产力、引入新的机器和生产流程，并且在不重新引入利润动机和物质不平等的情况下高效工作。由于有可能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来开展个人项目，参与生产活动的人们会对提高效率产生浓厚的兴趣。当然，如果所从事的工作是他们喜欢的，那么效率的提高只会增加工作的乐趣，而不会消除这种乐趣。

用自由时间来奖励效率，不仅是确保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手段，也是用来减少人们在被认为是枯燥或其他不受欢迎的生产活动中所花费时间的一种方式。尽快完成令人不快任务的激励措施，将确保这些任务能够高效完成，还会促使人们针对这些任务进行创新。此外，在进行重大投资决策时，如果某个工团组织享有卓越的声誉，那么它就更有可能让其他组织同意其计划。这同样会鼓励提高效率，因为人们会知道，如果他们的工作高效且可靠，就能够更轻松地为自己的社区和工作场所（也就是他们自己）获取资源。这也将是鼓励有效且高效地利用资源的关键手段。

同样地，一个效率低下或浪费资源的工团组织，也将会受到其他工人的负面评价。正如我们在I.4.7节中所论述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将建立在自由联合的基础之上。如果某个工团组织或社区因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声名狼藉，那么其他组织就不会与它们合作（例如，不会为它们提供原材料，或者在决定满足哪些生产需求时会将它们排在最后等等）。就像生产劣质产品的工团组织一样，效率低下的工团组织也会受到同行的评判。这将营造出一种鼓励高效利用资源和时间的环境。

所有这些因素，包括获得更多自由时间的可能性、因高效出色的工作而赢得的尊重和资源，以及因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而可能面临与他人缺乏合作的情况，都将确保无政府共产主义或无政府集体主义社会无需担心效率低下的问题。事实上，通过将提高效率所带来的好处交到实际工作者手中，效率无疑会得到提升。

在自我管理的模式下，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时间和资源得到高效且富有成效的利用；原因很简单，因为从事工作的人们会对其产生直接且切实的关注。与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剥夺他们的自由不同，他们会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运用自己的智慧，对生产活动进行改造，使其变得愉快而不是浪费时间。

难怪克鲁泡特金会认为，现代知识可以应用于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借助已发明和即将发明的机器，应当能够自己创造出所有可以想象到的财富。如果生产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技术和科学就不会落后。在观察、分析和实验的指导下，它们将满足所有可能的需求。它们将把创造财富所需的时间减少到任何期望的程度，从而为每个人提供尽可能多的闲暇时间……它们能保证……人们可以在充分多样地发挥自身各种能力的过程中，在无需过度劳累的工作中找到幸福。”[《明天的田野、工厂和车间》，第198-199页]

I.5 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结构
可能是什么样的？

无政府状态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与其经济结构相似，都建立在去中心化的、自愿联合的、直接民主社区集会（公社）基础之上。在这些基层政治单位及其邦联组织中，“自我管理”的概念演变为“自我治理”——一种市政组织形式，旨在让人民从官僚国家及其所服务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回对自身生活环境的控制权。巴枯宁的评论在此尤为适用：

“一个真正的人民组织应当从下而上地建立，从社团、公社开始。因此，联邦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人民生活自由且自发的组织形式，它必须从最低的基层组织出发，逐步向上发展。”[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p. 273-4]

克鲁泡特金也提出：“一个新的经济阶段，必然要求一个新的政治阶段。一场如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深刻的革命，绝不能接受过时的政治体制。一个以平等的社会地位和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为基础的新社会，哪怕仅仅一周……也无法容忍代议制政府……如果我们想要实现社会革命，就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使其与新的经济组织模式相匹配……未来属于自由联合的利益群体，而非政府的中央集权；它属于自由，而非权威。”[Words of a Rebel, pp. 143-4]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将与现行体制完全相反。它不会像国家那样是自上而下的集权体系，而是去中心化的、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必须更加大众化、更加共有化，并且减少对通过选举产生的间接政府的依赖。它必须变得更加自治。”[Anarchism, p. 185] 在这一点上，克鲁泡特金（如同巴枯宁）追随了蒲鲁东的思想：“除非民主是一场骗局、人民主权是个笑话，否则必须承认，每一位公民在其产业领域，每一个市政、区级或省级委员会在其辖区内，都是唯一自然且合法的主权代表，因此，每个地方都应当直接管理其自身事务，并在这些事务上行使完全的主权。”[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276]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这种公社体系的具体构成方式存在不同观点（我们将在后文讨论），但他们在这些基本愿景和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

其目标是“建立一种使无论人民主权、个人主权还是公民主权的原则，都能得以彻底贯彻的秩序”，并且“社会中的每一名成员，在保持自身独立并继续作为主权者行事的同时，能够进行自治”，任何社会组织“仅处理集体事务，因此，社会中将会有一些共同事务，但不会出现中央集权。”这意味着“联邦制、互助共和的情感”（如今以“自我管理”一词概括）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工人民主的胜利。”[Proudhon, Anarchism, vol. 1, Robert Graham (ed.), p. 74 and p. 77]

这种通过去中心化和直接民主赋予普通公民以权力的方式，将消除当前社会中泛滥的异化和冷漠，并且（正如每当人民获得自由时所发生的那样），在应对当前社会崩溃的问题上释放出巨大的创新活力。庞大的都市、其森严的等级且缺乏人情味的行政体系、以及被分割和孤立的“居民”，将转变为由人性化规模的参与式社区组成的网络，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自治形式，并通过联邦制与其他社区协作联结，从市政层级、到生物区域、再到全球范围。

这意味着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会愿景与其经济愿景一样独特。主流社会主义往往支持中央集权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并认为这意味着去中心化。因此社会主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面貌。当人们称某人为社会主义者时，意味着他认为，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垄断是财富分配不平等及其伴生问题的根源……社会主义者分为中央集权派和去中心化派，即国家派和联邦公社派。”[Charlotte M. Wilson, Anarchist Essays, p. 37] 只有这样一种联邦制的自下而上体系，才能确保人民掌控自身命运，通过大众参与和自我管理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当然，人们可能会（并且已经）提出一种观点，即公众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此外还有人声称，正是由于这种冷漠，政府才得以存在——人们将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委托给他人，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然而，这种观点在经验层面上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我们在B.2.6节所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期间，权力的集中化并不是因为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而恰恰是因为统治阶级认为工人阶级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兴趣过于浓厚，而非冷漠。（“要是攻击中央权力，剥夺其特权、使之去中心化、解体其权威，那就意味着把事务的管理权交给人民，从而要冒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风险。这正是资产阶级想要进一步巩固中央政府的原因……”[Kropotkin, Words of a Rebel, p. 143]）简而言之，国家之所以是集权的，是为了便利少数人的统治，并将大多数人排除在社会决策过程中。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社会结构并不是随机演变的——而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和要求而发展起来的。统治阶级的特定需求是统治，而这意味着要将大部分人口排出统治。它的要求是维持少数人的权力，而这种需求正体现在国家的结构之中（见H.3.7节）。

即便我们忽略历史证据，无政府主义者也不会从当今普遍存在的冷漠中得出“人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一结论。事实上，我们认为这种冷漠并非政府存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政府本质上是一个等级制系统，普通人被刻意边缘化。这种体制使人们感到无能为力，从而对政治事务感到冷漠。这正好保证了富裕和强势的精英阶层能够不受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大多数人干预，顺利掌控社会。

此外，政府通常会干涉那些大多数人实际上毫无兴趣的事务。例如，在工业监管或工人安全与权利问题上，一个自由社会完全可以让相关人员自行决定（例如，我们怀疑工人会主动接受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在其他方面，例如个人道德和行为，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一个自由的人民自然也不会对此感兴趣。这进一步减少了在自由公社中需要讨论的事务。此外，通过去中心化，自由社会中的人们主要会讨论地方性事务，从而降低许多问题的复杂性。当然，涉及更广泛的议题时，讨论仍然会进行，但会围绕具体问题具体展开，因此比国家立法机构所涉及的庞杂事务更加集中和明确。换句话说，中央集权与对所有问题都抱有非理性的干涉欲望，正是让“政治”显得枯燥乏味、不具相关性的原因之一。

如上所述，这一结果并非偶然，普通民众的边缘化实际上在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中被堂而皇之地赞颂。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

“20世纪的民主理论家建议‘必须让公众各安其位’，以便‘负责任的人’可以‘免受一群困惑的乌合之众的踩踏与喧嚣’——这些‘无知而多事的外人’的‘职责’，就是作为‘行动感兴趣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仅仅在选举时把票投给某个领导阶层中的一员，然后回归自己的私人事务。（沃尔特·李普曼）庞大的普通民众‘无知且智力低下’，为了‘共同利益’必须被管制好，并喂以‘必要的幻象’和‘情绪上强效的过分简化’（威尔逊政府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赖因霍尔德·尼布尔）。而他们‘保守派’的对应者则更加极端地崇拜那些天生应当统治的‘智者’——当然，这些‘智者’只是富人和权贵的仆从，这一点经常被有意遗忘。”[《501年》，p. 18]

公众在政治生活中的边缘化，确保了富人可以“安然无恙”地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权力。换句话说，这种边缘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正常运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必须被遏制。正如乔姆斯基所言，“乌合之众必须被灌输服从的价值观，并在统治阶级设定的框架内狭隘地追求个人利益；而真正有意义的民主，即以民众联合和行动为基础的民主，对他们而言则是必须被铲除的威胁。”[同上, p. 18] 这一理念在一位美国银行家于委内瑞拉独裁者希门尼斯统治下所说的话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这里，你有随意支配自己财富的自由；而在我看来，这比世上所有的政治自由都更有价值。”[引自乔姆斯基, 同上, p. 99]

打消用自由意志主义方案替代国家主义的念头，是当前体系的一个常见特征。通过边缘化和削弱民众，该体系破坏了个体管理自身社会活动的能力，使其日渐衰退。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种“对自由的恐惧”，转而拥抱威权主义制度和“强势的领导者”，而这一过程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边缘化。

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参与的愿望与参与的能力是共生关系：参与本身会不断推动自身的发展。只要建立起能够促进参与的社会结构，参与度就会随之提高。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他们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也会随之增长。必须对影响现实的决策承担责任，这既是挑战，也是个人成长的契机。从过去的无力感中觉醒，开始感受到自身的力量，争取并掌握有效参与所需的资源，并学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这一过程本身就是解放性的。一旦人们成为社会事务的主动主体，在生活的某一方面推动现实变化，他们就不太可能在其他方面仍然保持被动，任由事情摆布。

总的来说，“政治”实在过于重要，不应交由政客、富人和官僚掌控。毕竟，政治涉及的是（或者说，至少本应该是）你的朋友、你的社区，乃至你赖以生存的整个星球。这些问题不能交给他人，而只能由你自己来决定。

因此，基于自主个体的有意义的公社生活，并非空想（事实上，它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使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并丧失权力，这正是当前社会冷漠现象广泛存在的根源，哪怕社会危机与生态危机还正日益加剧。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因此主张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体系，取代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这一体系将建立在自治社区的邦联基础之上：“社会，是一个由社会组成的社会；一个由联盟组成的、联盟的联盟；一个由邦联组成的、邦联的邦联；一个由共和国组成的、共和国的共和国。唯有在这样的社会里，自由与秩序才能共存，精神才能得以显现，而这种精神即是自足与共同体的结合，统一与独立的并存。”[Gustav Landauer, For Socialism, pp. 125-126]

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就必须拆除民族国家，并在社区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基于自决权、自由与平等、自下而上的邦联制关系。在接下来的各小节中，我们将更详细地探讨为何需要这样一个新体系，以及它可能呈现的形态。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这些只是对社会组织可能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方案的建议。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到，在现有国家被摧毁后，无政府主义社区仍将与非无政府主义社区共存。我们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探讨的自然是无政府主义的愿景。至于那些非无政府主义者的未来愿景，则交由他们自己去描绘。

I.5.1 什么是参与式社区？

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参与式社区”（participatory community）。在传统无政府主义理论中，这些参与式社区通常被称为公社（communes）（“无政府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和经济单元是自由且独立的公社”[A. Grachev, quoted by Paul Avrich, The Anarch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64]）。

使用“公社”一词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无政府主义在法国的起源。在那里，“公社”指的是共和国中最低级别的行政区划。在法国，一个公社可以是一个拥有200万居民的城市（因此就有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也可以是一个拥有1万人口的小镇，甚至是一个仅有10人的村落。该词起源于12世纪的中世纪拉丁语communia，意为“一个共同生活的人群集合”（源自拉丁语communis，意为“共有之物”）。蒲鲁东使用该术语来描述非国家社会的基本单位，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亦沿用了这一用法。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社”一词往往指代“意向性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ies），即人们脱离社会，组建自己的反主流文化团体和生活空间。为避免混淆，我们决定使用“参与式社区”（participatory communities）这一术语（无政府主义者还曾使用其他术语，包括“自由市镇”（free municipality）等等）。

这些社区组织被视为是人们参与影响自身及其社区、地区乃至整个星球决策的方式。它们是改造社会环境的手段，使社会摆脱经济和政治权力的破坏，转变为适合人类生存与繁荣的空间。建立一个由“参与式社区”（“公社”）构成的网络，并在基层邻里大会中通过直接、面对面的民主实现自治，正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正如我们在I.2.3节所论述的，这些大会将在社会斗争中诞生，并反映斗争的需求及参与者的利益，因此，我们在此对这些社区的讨论应被视为对其主要特征的概括，而非一成不变的蓝图。

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对自由公社的构想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以工作场所代表（workplace delegates）为基础，另一种则以邻里大会/街区大会（neighbourhood assemblies）为基础。我们将依次进行概述。

第一种参与式社区的模式（其中“所有工人协会的联邦联盟……将构成公社”）主要与巴枯宁的思想相关。他主张“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地建立，通过工人的自由联合或联邦制，首先是在工会内部，然后是公社、地区、民族，最终形成一个国际性、世界性的伟大联邦。”[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70 and p. 206] 这一构想在后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中得到了强调。例如，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伊萨克·普恩特就认为，在城镇和城市中，“自由市镇的角色由地方联邦来承担……工业工会地方联邦的最终主权，属于所有本地生产者的群众大会。”[Libertarian Communism, p. 27]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G. P. 马克西莫夫则认为，“公社邦联”应当“由成千上万个自由运作的劳动组织构成。”[The Program of Anarcho-Syndicalism, p. 43]

这种公社模式在后来的多次革命中得以实践（如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基于工作场所的公社模式具有一个显著优势，即它以人们日常大部分时间自然聚集的群体为基础（巴枯宁认为，工作场所团体是“群众的自然组织”，因为它们“基于各种不同的劳动类型”，而劳动“定义了他们的日常生活”[The Basic Bakunin, p. 139]）。这一特点有助于组织集会，讨论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并赋予代表以委托权，同时确保代表可以被随时撤换。此外，这种模式还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结合在一个组织中，从而确保工人阶级真正掌控社会。

然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应以邻里大会取代工人委员会。这些大会将成为每个社区、城镇和乡村的全民会议，并作为各级联邦协调的政策制定基础。这种类似“城镇会议”的模式能够让人们直接参与政治进程，并在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支持这一模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指出，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其巴黎公社的各“区会”(sections)，是“人民直接自治——在可能的情况下——没有中间人，没有主人的”关键范例。基于这一经验，人们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源于1789年，并且它们的起源并非理论推演，而是源于法国大革命的实际行动。”[彼得·克鲁泡特金, 《大法兰西革命》, 第1卷, p. 210 和 p. 204] 无政府主义者还举例说明，1848年法国革命期间的俱乐部、1871年巴黎公社的基层组织，以及21世纪初阿根廷反抗新自由主义危机期间建立的社区大会，均体现了这一模式的实践。

对工人委员会的批评者指出，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传统的工作场所劳动（例如，许多父母主要负责抚养子女）。如果公社以工作场所为基础，这些人将被自动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不仅如此，在大多数现代城市中，许多人并不居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如果只依靠工人委员会来处理地方事务，许多参与决策讨论的人也实际上不会受到决策的影响。此外，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体系容易形成“特殊利益”，从而忽视社区整体的需求。只有社区大会才能“超越传统的职业、工作场所、社会地位和财产关系等特殊利益，创造一种基于共同社区问题的普遍利益。”[默里·布克钦, 《从城市化到城市》, p. 254]

然而，这种社区大会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们能否迅速组织起来，以便做出决策并赋权或撤换代表。在资本主义城市中，由于许多人工作地点与居住地相距甚远，这类会议往往只能安排在下班后或周末召开（因此，减少工作时间并将工业共有化就是关键）。因此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仍然支持以工人委员会为基础的公社模式，同时辅之以社区大会，以便让那些不在传统工作场所劳动的居民（如抚养幼儿的父母、老年人、病人等）也能参与社会治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工人委员会的支持者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有人提出，应当建立包含社区居民代表和企业代表的双重代表制委员会，以保证不同群体的平等参与。

这些立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远非如此。例如，普恩特认为，在农村地区，主要的公社形式将是“全体村镇居民在一个具有完全管理地方事务权力的集会（委员会）上进行会议。”[同上, p. 25] 克鲁泡特金则支持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认为“苏维埃……即工农委员会……控制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思想，是一个伟大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这些委员会必然由所有通过自身劳动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组成。”[《无政府主义》, p. 254]

至于是应采用工人委员会还是社区大会，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地方条件、需求和愿望，因此，制定固定不变的规则是毫无意义的。很可能会出现某种结合两种模式的混合体，在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辅以社区大会，直到工作时间缩短、城市中心实现分权，使得纯粹由社区大会管理的模式变得更加现实。在一个完全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中，社区大会可能会成为主要的公共组织形式，但在革命后的过渡时期，这种情况可能并不现实。客观条件，而非预先设定的理论预测，才将是决定因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政府主义者同时推动这两种组织形式，在阶级斗争中提倡社区联合主义以及产业工团主义（参见J.5.1节和J.5.2节）。

无论公社的具体形式如何，它都具有一些关键特征。首先，它是基于自由联合的，这意味着加入公社的个人是基于自愿承担的义务进行合作的。在自由联合中，参与必不可少，因为这是个体能够集体治理自身事务的唯一方式（否则，他们的生活将由其他人决定）。施蒂纳曾指出：“作为独特的个体，你只能在联合中确立自身，因为联合并不拥有你；相反，你是拥有它的个体，或是将其用于自身利益的人。”这种联合的规则由联合体成员共同决定，并可以由他们随时修改，因此，它比“接受或离开”式的规则有着极大的改进。同样，联合体所执行的政策也是由其成员决定的。因此，这种联合“不会以一种凌驾于我精神之上的精神力量强加于我。我并不希望成为自己信条的奴隶，而是希望始终对其进行批判。”[麦克斯·施蒂纳, No Gods, No Masters, 第一卷, p. 17]

因此，参与性社区是自由加入并由其成员自我管理的组织，不存在国家体制内那种指令发布者与服从者的分工。相反，加入者自治共管，尽管集会中的成员共同决定管理该社群的规则并作为个体受其约束，但他们仍高于这些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始终可以被修改或废除（详见A.2.11节）。由此可见，参与性公社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它与国家截然不同，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自我治理的，建立在个人自主与自由协议的基础上。因此克鲁泡特金说到：

“代议制是资产阶级为确保其统治而建立的制度，它将随着资产阶级的消亡而消失。对于即将开始的新经济阶段，我们必须寻求一种全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这种形式的基本原则必须与代议制完全不同。历史发展的逻辑就决定了这一点。”[Words of a Rebel, p. 125]

这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必须在社会主义原则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加以探索。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新形式必须比代议制更加贴近大众、更加去中心化，并更接近民众大会式的自治。”克鲁泡特金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认为通过接管现存国家、或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想法，注定会失败。相反，他认识到，社会主义只能通过体现社会主义精神（如自由、自治等）的新型组织来构建。因此，他与此前的蒲鲁东和巴枯宁一样，主张“社会革命必须采取这样的形式——独立的公社……[其]居民，决定商品的消费、交换与生产的集体化。” [Kropotkin, Anarchism, p. 184 and p. 163]

简而言之，参与性社区是一种自由联合，其基础是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居民群众大会，它是居民们决定影响自身、社区、生物区域乃至整个地球事务的方式。其核心任务是提供一个讨论公共问题并做出决策的论坛。此外，这些集会不仅是构建社区（及社区精神）和建立、丰富个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来培养和提升个人素质的重要途径。在讨论、思考并倾听他人意见的过程中，个体得以发展自身的能力和力量，同时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确保不会由他人代为管理（也就是他们自我治理，而不再受制于他人）。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自我管理对实践者本身具有教育意义：

“各区群众大会的‘持续性’——即只要区内成员需要，就可以随时召开群众大会，并在大会上讨论任何问题……将对每一位公民进行政治教育……持续存在的区大会——一个始终开放的论坛——是保证诚实且理性管理的唯一方式。”[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1, pp. 210-1]

除了整合社区的社会生活、促进其成员的政治与社会发展之外，这些自由公社还将融入当地的生态系统。人类不仅要在自身内部实现和谐共存，还要与自然和谐共生——正如在E.2节中所讨论的，这些公社将成为生态社区，与当地生态系统融为一体，形成农业与工业相互平衡的结构（这一点可参考克鲁泡特金在其经典著作《田野、工厂与作坊》中的描述）。因此，自由公社将致力于让个人融入社会与共同体生活，使农村与城市生活整合为一个平衡的整体，让人类生活纳入更广阔的生态环境之中。通过这种方式，自由公社能够使人类的居住环境真正地符合生态原则，消除人类生活与地球其他部分之间那种尖锐且不必要的（同时也是去人性化、去个性化的）割裂。公社将成为展现人类与地球多样性的关键载体，同时也将提升社会整体的生活质量：

“公社……将完全致力于改善本地的公共生活。居民可以向相应的工会——无论是建筑工会、公共卫生工会、交通工会还是能源工会——提出需求，从而获得合理的生活便利，包括城市规划、公园、游乐场、街道绿化、诊所、博物馆和美术馆。就像中世纪的城市议会一样，公社将为任何有兴趣的人提供参与并影响自己城镇事务和城市风貌的机会，公社与市政委员会将会截然不同……

“在古代和中世纪，不同地区的城市和村庄展现出各自独特的地方特色和居民个性。在红砂岩、波特兰石或花岗岩的建筑中，在灰泥或砖石结构中，在屋顶的坡度、相关建筑的布局或石板与茅草的组合中，每个地方都为旅行者增添了独特的兴趣……每个地方都通过城堡、家园或大教堂表达了自身的特点。

“而当代英格兰的单调乏味、灰暗死板，或炫耀性的浮夸风格，却有何等不同呢？每座城镇都千篇一律。相同的伍尔沃斯百货商店、奥迪安电影院、连锁商店，相同的‘市政住房’或‘半独立式别墅’……无论东西南北，哪里有区别、哪里又有变化呢？

“随着公社的建立，当代城镇和乡村生活的丑陋与单调将被彻底扫除，每个地方、每个地区、每个人都能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表达对生命的喜悦。”[Tom Brown, Syndicalism, p. 59]

邻里大会的规模会有所不同，但最终可能会在实践中找到一个理想的规模，既能确保面对面的互动，又能提供足够多样的个人交流渠道。这意味着任何城镇或城市，本身都将是由多个大会组成的邦联体——当然，这种模式在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已被证明是极为有效的治理方式。

这些大会将定期召开，至少每月一次（但很可能更为频繁，尤其是在需要快速而频繁决策的时期，例如革命时期），以处理各种事务。正如CNT关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议所述：

“这一管理体系的基础将是公社。这些公社将是自治的，并将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联邦化，以实现其共同目标。自治权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那些涉及集体利益的协议……[一个]没有任何自愿限制的公社，将承诺遵守在自由辩论后经多数表决，达成任何的一般规范……公社将是自治的，同时与其他公社联邦化……公社有责任关心与个体相关的一切事务。

“公社必须监督居住地的组织、运作和美化工作。它应确保居民得到妥善安置，并通过生产者工会或协会向其提供所需的物品和产品。

“同样，公社还应关注公共卫生、社区统计的维护，以及教育、医疗服务等集体需求，并负责当地交通和通讯设施的维护与改进。

“公社将协调与其他公社的关系，并积极促进所有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发展。

“为了确保这一使命得以顺利执行，公社将设立一个公社委员会……但这些职位不具有任何行政或官僚权力……[其成员]将在完成一天的生产工作后集合开会，在会中讨论那些无需提交公社大会批准的具体事务。

“公社大会应根据公社利益的需求，由公社委员会召集，或按照各公社居民的意愿随时召开……公社的居民应当自行讨论其内部问题。”[转引自何塞·佩里亚茨所著的《西班牙革命中的CNT》，第一卷，第106-107页]

因此，公社大会的讨论将影响社区及其中成员的事务。由于这些地方性的社区联合体将成为更大公社组织的成员，公社大会还将讨论影响更广泛地区的问题，并授权其代表在邦联大会上进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体系曾在多次革命中成功实施（见J.5.4节），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空想主义。

然而，自由社会的具体架构必然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正如巴枯宁正确指出的，社会“可以且必须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组织自己，但不能自上而下，也不能依照某种理想化的蓝图。”[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05] 然而，看起来公社之间很可能将需要形成邦联。我们将在下一节探讨这一问题。

I.5.2 为什么需要由参与性社区组成的邦联？

由于并不是所有问题都仅限于地方层面，社区大会还将选举受授权并可被撤换的代表参与更大规模的自治单位，以处理影响城市区域、整个城镇或城市、县、生态区域——乃至全球的问题。因此，大会将在各层级上形成邦联（confederations）以制定和协调共同政策，应对共同问题。正如西班牙全国劳工联盟（CNT）在关于自由共产主义的决议中所阐述的：

“公社的居民应当在内部讨论他们自身的问题……联邦则应就影响全国或省份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商讨，保证所有公社均能在联邦的会议和大会中获得代表席位，从而使各公社的代表都能够传达其民主的意见。

“例如，如果需要修建道路以连接县内的村庄，或涉及农业县与工业县之间的交通运输与产品交换问题，那么当然，所有相关的公社都有权表达其意见。

“对于区域性事务，区域联邦有责任执行能够体现全体区域居民主权意志的协议。因此，自治的起点是个人，接着是公社，再向上发展为联邦，最终形成总邦联。

“同样，所有涉及全国范围的问题也应遵循这一模式……”[引自何塞·佩拉茨所著的《西班牙革命中的CNT》，第107页]。

换言之，公社“不能再承认任何高于自身的权力：在其之上，唯一存在的只能是它自愿与其他公社共同拥抱的联邦利益”[克鲁泡特金，《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一卷，第259页]。

联邦主义适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如果独立公社不需要中央政府来统治，如果全国政府被废除，全国统一可以通过自由联邦实现，那么，一个中央市政政府同样变得毫无必要甚至有害。公社内部同样可以适用联邦制原则。”[《无政府主义》，第163-164页] 因此，整个社会将由自由联邦组成，从地方社区一直延伸到全球层面。而这一自由联邦将完全建立在地方团体的自治与自我管理基础之上。在联邦主义的框架下，合作将取代强制。

这种对合作的需求并不意味着一个集中的机构。加入自治组织并参与管理，从而同意遵守自己所参与决策的决定，这并不否认个人的自主性（这与加入等级制组织不同，在等级制组织中，个人在组织内部会放弃自主权）。必须强调，在中央集权体系中，权力集中于上层，而下层的角色仅仅是服从（无论掌握权力的人是选举产生的还是任命的，这一原则都是相同的）。而在联邦制体系中，权力不会被委托给少数人（显然，所谓的“联邦”政府或“联邦制”国家，本质上依然是中央集权体系）。在联邦制体系中，决策是在组织的基层进行并自下而上传递的，以确保权力始终去中心化，掌握在所有人的手中。共同解决问题、协调努力以实现共同目标，这并不等同于中央集权，而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在于未能理解二者所产生的不同权力关系，并将服从与合作相混淆。

正如工团的经济联合会一样，较低层级对较高层级进行控制，从而消除当前中央集权政府层级的专断权力。各级邦联的代表在参加更高级别的协调委员会或会议时，将由其所在的大会指示如何处理相关事务。这些指示具有约束力，确保代表必须在既定的政策框架内行事；如果他们未能履行其授权任务，他们的决定可以被撤销，他们本人也可以被罢免。代表的选拔可以通过选举和／或抽签（即随机抽选，类似于当前陪审团制度的遴选方式）来进行。正如默里·布克钦所主张的：

“邦联主义的观点明确区分了政策制定与政策的协调和执行。政策制定，完全属于以参与式民主实践为基础的公民大会的权利。行政与协调的责任则由邦联委员会承担。这些委员会作为纽带，将村庄、城镇、社区和城市联系在一起，形成联邦网络。权力自下而上流动，而不是自上而下传递，并且在邦联体系中，随着联邦委员会的地域范围从地方扩展到地区、再到更广阔的区域，权力自下而上的流动也随之减少。”[From Urbanisation to Cities, p. 253]

因此，人民将在政策制定上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便是自治的本质，每位公民都有机会参与公共事务的协调。换言之，自治将体现在人民自身的组织形式之中，包括他们的社区大会及其邦联协调委员会，而代表的职能仅限于执行由人民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仍需经过邻里和社区大会的批准，因为社区大会拥有罢免代表并撤销其决定的权利。不言而喻，邦联的层级越高，其会议的召开频率就越低，需要考虑和决定的事务也越少。在此层面上，仅能就最一般性的问题和决策达成共识（实际上，这些决策只是为其成员邦联提供指导方针，由各成员邦联根据自身情况加以实施）。

在这样的体系中，毫无疑问会有一些特定的个人被分配到一定的任务上。我们强调“任务”这一词，因为他们的工作本质上是行政性质的，并不具备权力。例如，可能会有一个人或一组人被选举出来，负责调查一个社区的替代能源供应，并就他们所发现的情况进行汇报。他们不能将自己的决定强加于社区之上，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他们只是向授予他们任务的机构呈报他们的发现。这些发现并不是一项要求选民必须遵守的法律，而是一系列建议和信息，供集会的人民选择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案。或者换个例子，也可能有人被选举出来负责监督某个选定的电力供应的安装，但关于使用何种电力供应以及实施哪个具体项目的决策，已经由整个社区决定了。同样，对于任何被选举为邦联委员会代表的人也是如此。

邦联的规模和层次只能通过实践来确定。一般可以安全地来说，邦联制度需要在广泛的范围内实施：从城镇和城市开始，逐步扩展到地区和其他层级。没有哪个村庄、城镇或城市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也没有哪个地方希望做到这一点——与其他地方的沟通和联系是生活的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希望回归到一种孤立的地方主义形式：

“没有任何社区会希望实现经济专制，也不应该试图这样做。从经济上讲，制造许多我们广泛使用的商品所需的广泛资源，就排除了自我封闭的孤立主义和狭隘主义。与其视之为负担，社区和地区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更应视为一种资产——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如果剥离了经济交流所带来的文化交融，市政体便会趋向自我缩小，消失于自身的市民私有主义之中。共同的需求和资源意味着共享的存在，分享带来沟通、由新思想带来的复兴以及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从而产生对新经验的更广泛的敏感度。”[Bookchin, Op. Cit., p. 237]

结合这一考虑，我们还必须提出规模经济的问题。某一层级的邦联可能是为了使某些社会和经济服务高效运作所必需的（我们在这里指的是如大学、医院和文化机构等社会需求的规模经济）。虽然每个公社可能都有一个诊所、幼儿园、地方公共商店和小型工作场所，但并非所有公社都能拥有大学、医院、工厂等。这些将需要在更广的层级上组织，因此需要相应的邦联体制来管理它们。基于一些如地理上集中的矿产资源、气候依赖型作物，以及生产设施最有效率时、集中在一个区域等物质需求的分布——这些生物区域或更大领土之间的联系，将使社区在物质需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联合成为邦联。

这意味着，由公社创建的联邦的规模和层次将是多样且广泛的。很难对其进行概括，尤其是不同的邦联将针对不同的任务和利益而存在。此外，任何公社制度都将以现存的资本主义村庄、城镇和城市为基础启动。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将有助于确定邦联的初步规模和层次。

在城市地区，城镇或城市必须被划分为多个邦联单位，而这些邦联单位将共同组成城镇或城市的代表大会。对于伦敦、纽约或墨西哥城这样的大都市而言，，几乎不可能有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其他可行的组织形式。相较之下，规模较小的城镇可能能够建立更为简单的邦联结构。但必须强调的是，几乎没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自由社会中存在巨大城市是可取的；因此，社会变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大都市拆分为与当地环境更加紧密结合的较小单位。然而，社会革命仍将发生在这些庞大的城市之中，因此，在我们的讨论中必须将其纳入考量。

总的来说，邦联的规模和层次将取决于实际情况，即人们在实践中发现的最优的邻里集会规模，以及各集会之间、城镇、城市、地区等不同层级之间的协作需求。我们既无法，也不愿，去预测自由社会的发展。因此，邦联的规模和层次将由那些真正创建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人们决定。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邦联的层级将取决于所需代表的数量。当代表人数超过一定限度时，邦联大会的管理可能会变得困难，从而意味着需要设立新的邦联层级。这无疑将成为决定邦联规模和层次的基础，确保任何邦联大会都能有效管理其事务，并始终处于下级单位的控制之下。

最后，邦联的存在也是为了在极少数情况下应对局部压迫时保证团结。毕竟，历史上充满了对少数群体施加压迫的地方社区（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美国南部）。因此，邦联使得任何受压迫的少数群体成员都可以寻求帮助与互助，以终结其所受的压迫。同样，邦联还可以确保地方公社能够自由尝试新思想，而无需等待多数人的同意——而这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往往是必须的。

因此，为了协调联合行动，并就共同的问题和利益进行讨论，公社的邦联化是必要的。同时，邦联还必须维护个体、社区与社会的自由，允许社会实验，并保护各个社区的独特性、尊严、自由与自治，从而确保整个社会的自由。因此，“社会主义是联邦制的”，而“真正的联邦制，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只有当这些人民基层组织[即‘公社、工业与农业协会’]自下而上地逐步组织起来时才能实现。”[巴枯宁，《巴枯宁论无政府主义》，第402页]

I.5.3 邦联会催生官僚和政客吗？

当然，任何组织都存在这样一种风险：被委派执行特定任务的少数人可能会滥用其职权以谋取私利，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掌控社会其他成员的官僚机构。因此一些社会无政府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公社与邦联的体系最终不过是政客与官僚的温床。这种情况在国家制度下显而易见，而许多人却将其经验推广到所有形式的社会组织，包括无政府主义公社。

尽管承认这的确是一种风险，但无政府主义者坚信，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中，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这是因为基于我们对国家的分析与批判，我们长期以来主张采取各种制度性安排以减少这种风险。例如，选举的是受委托人（delegates）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代表（representatives），赋予受委托人明确的约束性授权，并允许选民随时罢免他们。一般来说，这些受委托者不会领取薪酬，换句话说，他们应当尽可能留在各自的社区，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履行公社赋予的任务。对于极少数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况，受委托者的薪酬应与所在公社的平均收入持平——在互助主义与集体主义经济体系中如此；而在共产主义体系下，则不应享有任何特殊的公共资源。此外，受委托人的定期轮换可能会成为一种惯例，甚至可能采用类似于许多国家陪审团选任制度的随机抽选机制。最后，公社也可以选择退出任何变得明显畸形和官僚化的邦联。

通过这些措施，公社机构的受委托人将始终处于选民的掌控之下，而不会像国家体制那样凌驾于公社之上，成为其统治者。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任何公社机构都必须是一个实际运作的组织。这将有助于减少官僚倾向，因为各项事务的执行将由选举产生的受委托者负责，而不是那些通常未经选举产生的匿名官僚。正如巴枯宁在1868年所指出的，“公社委员会”（由“持有约束性授权，并随时对选民负责且可被罢免的受委托者”组成）将“从其成员中选出独立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公社革命行政的各个部门。”[Bakunin, 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155] 这样一来，执行机构不再是一个独立于人民代表之外的政府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与蒲鲁东在1848年的论述如出一辙：

“国民议会应当通过委员会的组织来行使行政权，就像它行使立法权一样……除普选权之外，且作为一种普选权的逻辑延伸，我们主张实施约束性授权。政客们对此颇为反感！这意味着在他们看来，人民在选举代表时，并非委任受委托者，而是放弃了他们的主权！这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甚至连民主都称不上。” [Op. Cit., p. 63]

由于约束性授权与随时罢免制度的存在，任何滥用职权或违背公社议会意愿投票的受委托者都会迅速被罢免并替换。因此，尽管这些人可能是社区选出的受委托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权力或权威（也就是是，他们并不是代表，而是受委托者）。他们本质上是受当地社区控制并对其负责的代理人。显然，这类人并不同于政客。他们既不能、也无法代表选民制定政策（即统治选民）。此外，在特定组织或特定岗位上工作的人会被频繁轮换，以防止政治职业化、以及政客在当选后脱离群众的问题。当然，他们仍会与选民一起生活和工作，并且不会因当选而享有任何特殊待遇（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住房等）。这意味着受委托者极不可能转变为代表或官僚，因为他们受到选举其担任该职位的组织的严格监督。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社区的全体大会“保持常设——始终开放的论坛——是确保一个诚实而智慧的行政管理的唯一方式”，因为它“建立在对一切执行权的不信任之上。”[《法国大革命》, 第1卷, 第211页]

当前协调大规模行动的方式——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是对自由的威胁。正如蒲鲁东所言，“公民放弃了自己的主权，城镇、区、省都被中央权力所吸收，变成了直接受部长控制的机构。”他继续指出，“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公民和城镇被剥夺了一切尊严，国家的掠夺愈演愈烈，纳税人的负担与日俱增。政府不再是为人民服务，反而变成了人民为政府服务。权力侵蚀一切、统治一切、吞噬一切。”[《联邦制原则》, 第59页] 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由政客和官僚组成的特权阶层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此外，“政治中央集权的原则公然违背了一切社会进步和自然演化的法则。事实证明，每一种文化进步最初都是在小群体中实现的，并且只有在逐步演化的过程中才能被整个社会所接受。因此，政治上的分权是确保新实验自由开展的最佳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社区都能够推行自身能够完成的事务，而不必将其强加于他人。实践试验是社会进步之母。只要每个地区能够在其自身范围内实施其公民认为必要的变革，每个实验的示范作用就会对其他地区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其他社区可以衡量这些实验所带来的好处，而无需在不确信其实用性的情况下被迫接受。这种机制使得进步的社区成为其他社区的榜样，这一结果也符合自然演化的规律。”[鲁道夫·洛克尔，《美国自由的先驱》, 第16-17页] 国家中央集权制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洛克尔继续说道：

“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情况则完全相反，而即便是最优的代表制度也无法改变这一点。某个选区的代表可能在其所在选区占据压倒性多数；但在中央国家的立法机构中，他[或她]将仍然处于少数派。这是因为在这样的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往往不是思想最活跃的地区，而是最落后的地区。由于各个地区虽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在未获得中央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就无法进行任何变革，最具进步性的地区将被迫停滞，而最落后的地区却将成为社会变革的标准。”[同上, 第17页]

因此也就不奇怪，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强调克鲁泡特金所称的“地方行动”，并认为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革命将“通过宣布独立的公社来推进，这些公社将努力在……其各自的环境中完成经济变革。”[Peter Kropotkin, Act For Yourselves, p. 43] 因此，先进的社区将通过提供可行的实践示范来激励其他人效仿。只有去中心化和邦联制才能促进自由，并由此带来社会实验，确保社会进步，使社会成为宜居之地。

此外，邦联制对于自我管理的最大化也至关重要，还能减少代表脱离其授权者的可能性。正如洛克所解释的：

“在较小的社区中，个人更容易观察政治动态并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在中央集权政府中，这对代表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个体公民还是他[或她]的代表，都无法完全、或哪怕是大致地——监督庞大中央国家机器的运作。代表每天都被迫对自己毫无个人了解的事务做出决定，因此，他[或她]在评估这些事务时只能依赖他人[即官僚和游说者]。不言自明，这种制度必然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和失误。而由于公民出于同样的原因无法审查和批评其代表的行为，这就给了职业政治家阶层更多在混乱中渔利的机会。”[Op. Cit., p. 17-18]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原则在大规模实践中运作良好。例如，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就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运作的，正如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CNT所展示的那样，在拥有超过一百万名成员的情况下依然运作顺畅。此外，这些原则在西班牙革命期间也被成功应用，而其催生的集体联合体也能有效运作。

因此，公社和邦联的组织方式能够保护社会和个体免受中央集权的危害，防止代表蜕变为官僚或统治阶级。正如巴枯宁所强调的，社会有两种组织方式：“一种是像当今社会这样，自上而下、从中心到外围，以强制性统一和集权来构建”；另一种则是未来的模式，通过邦联制，“从自由的个人、自由的协会和自治公社出发，自下而上、从外围到中心，以自由联合的方式组织。”[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88] 换言之，就是“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方式。”[The Basic Bakunin, p. 131] 这表明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代表堕落为政治家或官僚的风险将微乎其微，因为该社会内部包含了必要的防范机制（选举、授权、罢免、去中心化、邦联制等），从而能将这一风险降至最低，并在可控范围内加以遏制、甚至完全消除。

I.5.4 这些会议怎么能决定所有事情呢？

无政府主义者毫不怀疑，邦联结构将是一种高效的决策机制，不会陷入无休止的会议之中。我们持这一观点有多种理由。毕竟正如默里·布克钦曾指出的：“历史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多个主要以自由意志为基础的运作实例。它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邦联与联盟的案例，这些案例表明，协调自治社区是可行的，同时并不会侵犯它们的自主权和自由。”[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436]

首先，我们不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会把全部时间都花在集会上或组织邦联会议上。某些问题比其他问题更重要，而几乎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将所有时间都耗费在会议之中。自由社会的目标，在于让个体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如果人们总是忙于开会（或准备开会），那他们就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因此，尽管公社大会和邦联大会将在自由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无时无刻地进行，也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希望让会议成为个人生活的中心。事实恰恰相反！

因此，公社大会的召开频率可能会是比如说每周一次、每两周一次或每月一次，去讨论真正重要的事务。几乎没有人会愿意不断地开会，讨论所有琐碎的议题，而大多数人也不会容忍这种情况发生。这意味着会议将会定期举行，并且只在需要讨论重大事务时召开，而不会持续不断地进行（当然，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组织连续的会议或每日集会，但这将是极少数情况）。此外，也并不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次会议，因为“在这里，决定性的是这一原则本身：个体拥有参与的自由，而不是必须被强迫参与。”[Op. Cit., p. 435] 这表明会议将由对相关议题真正感兴趣的人参加，因此会议内容将更具针对性、更加高效。

其次，自由的人民是否会愿意在这样的会议上浪费大量时间，也是极为可疑的。虽然公社和邦联的会议至关重要且不可或缺，但它们的功能性极强，并不会成为空谈的场所。在这样的会议上，与会者会迅速向那些浪费时间或沉溺于自我表达的人表明自己的态度。因此，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指出：

“或许有人会认为，人数问题仍然存在，人们永远无法在合理的时间内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一论点并不成立。在超过二十人的集会上，几乎不会出现所有人都想发言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当需要做出决定时，可供选择的方案和论点并不是无限的。在未受干预的基层工人集会上（例如，为了决定是否罢工而召开的会议），从未出现过‘发言过多’的问题。当两三种基本立场被提出，并且相关论点相互交锋后，决策很快便会达成。

“此外，发言的长度往往与其内容的分量成反比。俄国领导人在党代表大会上有时可以连讲四个小时却毫无实质内容……关于革命性集会的简洁性，可参见托洛茨基对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记述，或者1956年布达佩斯工厂代表会议的相关记载。”[Political and Social Writings, vol. 2, pp. 144-5]

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这种情况在西班牙革命时期同样得到了验证。

第三，这些集会和代表大会的关注点纯粹是集体活动与协调。不同的协会和工团有合作的功能需求，因此它们会更频繁地召开会议，采取行动来处理影响特定社区或多个社区的具体事务。并不是社区成员关心的每个问题都适合在整个社区的会议或邦联大会上讨论。正如赫伯特·里德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首先通过联邦的权利下放来消除官僚机构”，并因此“将所有……行政职能交由工团管理，”例如“交通、分配、医疗和教育”等事务。[Anarchy and Order, p. 101] 这些议题主要会在相关的工团内部进行讨论，因此社区层面的讨论将更专注于重要议题和整体政策，而非政治家们讨论和制定的具体法律——因为这些政客对相关问题或行业往往一无所知。

通过将会议简化为基于具体议题的功能性机构，可以减少甚至完全消除冗长的讨论。此外，由于功能性团体的存在并不局限于这些社区邦联（例如，工业集体会组织涉及其行业的代表大会，并邀请消费者团体的代表参与），大多数社区会议的议程也将相对精简。

换句话说，公社群众大会和研讨会将有明确而具体的议程，因此几乎不存在用“政治”（姑且找不到更好的词）占据所有人时间的危险。因此，这些会议不会像议会那样去讨论抽象的法律和无意义的提案，也不会泛泛地涉及各种无人真正了解的事务。相反，会议所讨论的议题将是对与会者而言真正重要的具体问题。此外，常见的做法可能是：选举一个小组来调查某个议题，并在之后的会议上提交报告和建议，会议则可以对提案进行修改、接受或否决。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无政府状态将建立在“自由协议的基础上，通过书信交流和提案往来，以及代表们在代表大会上讨论明确议题并达成一致，但不会制定法律。在大会结束后，代表们带回的……不是一部法律，而是一份可接受或否决的契约草案。”[《面包与自由》，第131页]

这种制度是否只是空想呢？鉴于这种制度在多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存在并发挥作用，我们可以有力地证明它并不是虚构。显然，我们无法涵盖所有的历史实例，因此这里只举两个例子——革命时期的巴黎和西班牙。

正如默里·布克钦指出的，巴黎“在十八世纪晚期，按当时的标准来看，是欧洲最大且经济最复杂的城市之一，其人口约有一百万……然而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这座城市在制度上几乎完全由[48个]公民大会管理……其事务由公社进行协调……但实际上，许多事务是由这些大会本身（或称为‘区会’）直接管理的，它们自行建立相互联系，而无需依赖公社。”[“向生态社会的过渡”，《社会与自然》第3期，第92-105页，第96页]

“那么，这些鲜为人知的巴黎四十八个区会究竟是什么……它们是如何组织的？它们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在思想上，这些区会成员（被称为sectionnaires）主要信奉人民主权。正如阿尔贝·索布尔所指出的，对他们而言，这种‘人民主权’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现实中的人民在区会大会中团结一致，行使他们的一切权利。’在他们看来，这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正如1792年11月西岱区会所宣称的：‘任何自认为拥有主权的人，都将被视为暴君、公共自由的篡夺者，理应处死。’

“主权实际上属于所有公民，而不是由‘代表’垄断……因此1793年的激进民主派认为，每位成年公民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因此每个区会……都是建立在面对面民主的基础上的：其核心是人民大会，这是区会中最重要的议事机构，也是城市特定区域内人民权力的体现……每个区会选举六名代表进入公社，其职能仅限于协调巴黎市内各区会的事务。

“此外，每个区会还设有各类行政委员会，其成员均由人民大会选出。”[《第三次革命》，第一卷，第319页]

难怪克鲁泡特金会认为这些“区会”表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并不是源于理论上的推演，而是根植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之中。”[《法国大革命》，第一卷，第204页]

西班牙革命期间，工人和农民建立公社及公社联邦（详见I.8节），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践了公社自治。加斯顿·勒瓦尔对这一经验作了总结：

“西班牙革命及作为其核心动力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所推动的组织体系，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结构，符合实在的联邦制与真正的民主……管理和协调委员会虽然显然不可或缺，但它们不会超越选举它们的组织，而是始终置身于组织内部，随时接受成员的监督和接触。如果某些个人在行动上违背了其授权，可以对其提出质询、进行谴责，甚至将其撤换。只有在这样一个体系内，‘多数派才能制定规则。’

“工团大会虽是自由意志主义民主的体现和实践，但它与雅典式民主却毫无共同之处。在雅典，公民们会在集市广场上争论数日之久，派系斗争、家族对立、个人野心相互冲突。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大量宝贵的时间被浪费在无休止的争执之中……

“这些定期的会议通常不会持续超过几个小时，讨论的都是具体且明确的问题，以具体且明确的方式加以处理。所有有话要说的人都可以发言。委员会将会提出自上次大会以来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某项决议执行后的结果……它还会报告与其他工会的关系情况，以及各个作坊或工厂的生产数据。所有这些内容都会成为报告和讨论的主题。随后，大会将会指定各委员会的成员，这些成员将在委员会内部商讨解决方案。如果出现分歧，则会分别起草多数派报告和少数派报告。

“这一过程发生在全西班牙的所有行业、所有商业和所有工团的集会上。在巴塞罗那，我们运动初期的大会就已经能够汇聚数百甚至数千名工人，具体规模取决于各组织的力量。因此，个人对于自身职责和责任的意识不断得到深化，并发展到具有决定性的程度……”

“这种民主实践同样扩展到了农业地区……在各个村庄，是否设立地方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是由全体村民大会做出的；而在不同关键事务中担任不可或缺的协调职能的代表，则是由全体与会的村民提名并选举产生的。但值得补充和强调的是，在所有集体化的村庄以及部分集体化的村庄——仅列举规模较大的集合，如阿拉贡地区的400个集体，莱万特地区的900个集体，卡斯蒂利亚地区的300个集体——居民们每周、每两周或每月定期召开大会，并被充分告知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

“笔者曾亲自参加过阿拉贡地区的多次大会，在这些会议上，各项议题的报告使得居民能够知晓、理解并在精神上深度地融入社会，使他们切实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因此在那里，并未出现通常在决策权被赋予少数人时——这些少数人是以民主方式、毫无异议地选出的——所不可避免的抱怨和紧张情绪。这些大会是公开的，反对意见和提案都在公开讨论中被充分表达，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参与讨论、批评和提议，就像工会大会一样。民主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p. 205-7]

这些公社组织了涵盖数千个公社和工作场所的邦联，涉及整个行业部门，影响数十万人乃至整个西班牙地区。这一实践鲜明地印证了蒲鲁东的观点：在联邦制下，“契约各方的主权……成为公社与个人自由的有效保障。因此，我们不再面对人民主权这一抽象概念……而是劳动群众的真正主权。”“劳动群众实际上、确切地、有效地掌握主权——当经济体系，即劳动、资本、财产和资产完全归属于他们时，他们怎么可能不是主权者呢？”[Anarchism, vol. 1, Robert Graham (ed.), p. 75]

换句话说，这一体系是可能的，并且已经在现实中运作过。而随着通信技术的巨大进步，这种社会模式比以往更加可行。至于是否能够建立这样的自治社会，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渴望自由。

I.5.5 参与式社区和邦联不就是新形式的国家吗？

不。正如我们在B.2节中所讨论的，国家可以通过其结构和职能来定义。从结构上看，国家意味着由统治精英对特定地理区域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支配；并基于权力的委托，使少数人掌握权力，从而形成等级制度（集中化的权威）。因此，将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与特定形式的国家混为一谈，会是一个巨大的理论性错误。

正如我们在H.3.7节所讨论的，国家的特定特征是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职能所导致的。如果一个社会组织不具备这些特征，那么它就不是国家。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国家的本质”在于“权力的集中，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国家通过所谓‘政府’的暴力组织享有垄断的强制性权威；在等级专制制度、司法、警察和军事专制制度中，这些制度通过法律对所有人实施统治。”[Luigi Fabbri, "Anarchy and 'Scientific' Communism", in The Poverty of Statism, pp. 13-49, Albert Meltzer (ed.), pp. 24-5] 这就是为什么马拉泰斯塔强调，国家“意味着权力的委托，即所有人主动性和主权让渡到少数人之手。”[Anarchy, p. 41] 如果一个社会组织不是集中化的、从上而下构筑的，那么它就不是国家。

在一个由联合的参与式社区组成的体系中，并不存在统治精英，因此也没有等级制度，因为权力被保留在邦联体系的最低层单位之中，并通过直接民主以及授权的、轮替且可罢免的邦联代表来行使。这消除了“代议制”民主体系中的权力委托问题：当选官员逐渐脱离选民，甚至凌驾于人民之上。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通过“代表大会的方式作出决策，这些代表相互讨论，向其选民提交提案，而非法律。”[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 p. 135] 因此，这种社会是基于自治，而非代议制政府（及其不可避免的官僚体系）。正如蒲鲁东所言，“联邦制是等级制度或行政与政府集权的对立面”，因此“邦联并不完全是一个国家……所谓的联邦当局……不再是政府，而是为共同执行某些职能而设立的机构。”[The Principle of Federation, pp. 40-1]

或许有人会反对说，公社式的决策不过是一种“国家主义”的形式，只不过是基于直接民主而非代议制民主——之所以是“国家主义”，是因为个人仍然要服从多数人的决策，因此并不自由。然而，这种反对意见混淆了国家主义与自由协议（即合作）的概念。由于参与式社区和生产工团一样都是自愿结社，因此其决策是基于成员自愿承担的义务（参见A.2.11节）；而那些不同意这些决策的人，完全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因此，公社并不会比履行承诺更“国家主义”。

此外，在自由社会中，少数群体不仅可以通过辩论、还可以通过异议和直接行动来坚持自己的诉求（或捍卫自己的自由）。正如卡萝尔·佩特曼所指出的，“政治不服从，只是自我管理民主所依赖的积极公民身份的、一种可能的表达方式。”[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p. 162] 由此可见，个人自由在公社体系下可以得到保护，而社会则因反对、抗争和异议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如果缺乏自我管理和少数派的异议，社会将沦为一个扼杀思想和个体的意识形态墓地，因为思想和个体的成长依赖于讨论（“那些能够在相互关系中实现基于自由理解的运动与生活的人……会明白多样性乃至冲突本身即是生命，而一致性则是死亡。”[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 p. 143]）。因此，一个基于自愿协议和自我管理的社会，将基于人际间的共情与自身利益，营造出一个鼓励个性和尊重少数群体的社会。

因此，公社的参与式性质恰恰是国家主义的对立面。艾普丽·卡特尔也认同这一观点，指出“在社会政治领域，对直接民主或无政府状态的承诺与政治权威是不相容的”，而且“直接民主中唯一可能存在的‘权威’是赋予公民集体的‘权威’……然而一个由平等者组成的群体通过相互说服的过程达成决定，是否能真正形成‘权威’，这仍值得怀疑。”[Authority and Democracy, p. 69, p. 380] 这实际上与蒲鲁东的观点相呼应，他曾说“‘民主’一词的真正含义就是政府的消亡。”[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42] 巴枯宁则指出，当“全体人民共同治理”时，“就不再有人被统治，这意味着不再有政府，不再有国家。”[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87] 数十年后，马拉泰斯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所有人都在治理时，就不再有政府，至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38] 此外，克鲁泡特金曾论述过，在法国大革命中，群众通过直接民主的区会（sections）“实践了后来被称为直接自治的模式”，并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原则。”[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1, p. 200, p. 204]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个体及其所创建的制度不能被孤立看待。威权制度会塑造出顺从的个人，使其无法自治。因此我们认为，若个体要获得自由，他们必须参与决定那些与邻里共同达成的基本协议，因为这些协议构成了他们的社区。否则，自由社会便无法存在，个人将受制于别人替他制定的规则（服从命令显然与自由意志主义无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高喊“个人主义”并指责公社是新形式“国家”的人，实际上主张一种建立在财产所有者权威之上的极端等级制社会关系。换句话说，抽象的个人主义实际上造就了威权（即类国家化）的社会关系（参见F.1节）。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承认人类的社会性，并指出任何建立在抽象个人主义（比如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都将充斥着权威、不公正和不平等，而非自由。正如布克钦所言：“如果脱离社会根基来谈论‘个人’，就如同谈论一个没有人或没有制度的社会一样毫无意义。”[Anarchism, Marx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Left, p. 154]

社会无法被回避，正如布克钦所指出的，“除非每个人在心理上完全同质化，并且社会利益具有如此一致的特征，以至于异议变得毫无意义；否则，必须为相互冲突的提案、讨论、理性阐述和多数决策——简而言之，就是为民主——留出空间。”[Op. Cit., p. 155] 那些以自由之名反对民主的人（如许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通常也认为法律和等级权威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工作场所中）。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一旦拒绝自我管理，等级权威就成为了协调集体活动的唯一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此产生的机构（如资本主义企业）却比自我管理的组织更加接近国家主义的结构。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公社绝非某种“新的国家”，由社会的某个群体（历史上几乎总是富裕精英阶层）强加道德标准于他人。相反，公社只是一个公共论坛；在这里，社区事务（例如公有资源的管理、社会化经济活动的控制等）将得以讨论，并形成共同的政策。此外，超越地方范围的事务也在这里得到讨论，并由受委托的代表带着社区的具体意愿参与邦联大会。因此，“对事务的管理”取代了“对人的统治”，各个公社之间的联合体确保所有人的利益由所有人共同管理，从而使自由、正义和平等不再只是空洞的理想。此外，一个自由社会不会设立职业化的武装力量（例如军队或警察）137如果有人会因此质疑无政府主义革命无法进行自我防卫，请参见J.7.6节，因为它不会拥有强制执行会议决定和公社决定的手段，避免这些决定反映少数“潜在政治家或官僚”的利益，而非广大民众的意愿。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多数人的意见同样可能具有压迫性，甚至会像国家一样专制。对此，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清楚，并积极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请记住，在自由社会中，各个公社和联邦都是由自由的个体组成的。他们不会对他人的私人行为过度干涉，除非这些行为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因此，一个社区不太可能做出例如禁止同性恋或执行新闻审查的决策。这并不意味着多数派就不会滥用权力压迫少数，而是如下一节讨论所说，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减少乃至消除这种可能性的方案。简而言之，一个自由社会将努力鼓励多样性，让少数群体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前提是他们并未压迫或剥削他人）。

正因如此，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不会拥有国家。从结构上看，它将建立在平等和去中心化的制度之上，完全对立于等级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从功能上看，它将依赖所有人的广泛参与，以确保他们能够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像国家那样依赖对多数人的排除以维持少数精英的统治。在自由社会中，公社与邦联并不是换汤不换药的“国家”，而是自由人集体管理自身事务的组织形式，以取代国家及其政治家与官僚的统治。

这正是蒲鲁东所主张的：“在民主的宪法之下……政治和经济……构成了同一个体系……它只基于一个原则——互助……[它]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人道主义有机体……[这]难道不正是旧社会的倾覆吗？”[Anarchism, vol. 1, Robert Graham (ed.), pp. 74-75]

I.5.6 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
会不会存在“多数人的暴政”之危险？

尽管“多数人的暴政”这一反对意见包含了重要的观点，但它往往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被提出的。这是因为，历史上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例如《美国宪法》1789年起草者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见B.2.5节）所关注的“少数人”往往是富人。换句话说，他们反对的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本身（当多数人支持他们对财富和权力的占有时，他们并不反对它），而是反对多数人试图改变社会，使其变得更加公平和自由的努力。这种反对意见很容易作为对少数人统治的狡猾辩护而忽略——尤其是当它的支持者（例如产权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却对财产所有者对雇佣劳动者的专制统治毫无异议时！

然而，正如前述，该反对意见确实包含了一个合理的关切：在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中，少数群体的自由如何得到保障？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且提出这一问题的人也并不一定是在寻求少数人的统治。例如，对无政府主义持支持态度的乔治·奥威尔就曾指出：

“极权主义的倾向……在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愿景中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没有法律、理论上也没有强制的社会中，行为的唯一评判人就是公共舆论。然而，由于群居动物的强烈趋同冲动，公共舆论会比任何法律制度都更不宽容。当人类受到‘你不可’的治理时，个人还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叛逆；但当他们受到‘爱’或‘理性’的治理时，他们将持续受到压力，要求他们的行为和思想与所有人完全一致。”[Inside the Whale and Other Essays, p. 132]

当然，这种危险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存在，无论其决策结构是直接的（无政府状态）还是间接的（某种形式的政府）。然而，仅仅指出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在这方面一直持高度警惕的态度，认识到多数群体往往因其对变革的恐惧而成为自由的威胁（例如艾玛·戈尔德曼的经典文章《少数与多数》）。我们深知，群众——只要其中的个体没有真正解放自己——往往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阻碍变革并强化一致性。正如戈尔德曼所说：“比成文的权威更压迫个人的，是社会的一致性和同质性。”[Red Emma Speaks, p. 116] 因此，马拉泰斯塔曾指出，无政府主义者“肩负着特殊使命，要成为自由的警觉守护者，反对一切追逐权力者，也反对可能的多数人的暴政。”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61]

然而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不像古典自由主义者那样，从资本主义下的这一社会现实得出精英主义的结论，进而主张限制大众参与的政府和组织形式（从而推动少数人的统治与专制）。相反，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斗争和参与的自我解放过程，才能将“群众”转变为自由、自我管理的个人（正如H.2.11节所讨论的，列宁主义者试图将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精英主义者的做法，既虚伪又错误）。此外我们还主张，参与和自我管理，是多数派理解少数派思想、并认识到保护少数派自由之重要性的唯一途径。这意味着任何以少数派权利之名来限制大众参与的企图，实际上都会强化从众思想，削弱少数派和个人自由，而非保护它们。正如卡罗尔·佩特曼所论述的：

“现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确实通过参与来学习如何参与，政治效能感更有可能在参与式环境中得以培养。此外，证据还表明，在参与式权力结构中的经验，也可能有助于减少个体趋向非民主态度的倾向。”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p. 105]

因此，尽管“多数人的暴政”这一问题值得关注（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对此问题最为敏感的人之一），但这一反对意见却未能认识到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之间的巨大区别。

在现行制度下，正如我们在B.5节中所指出的，选民，仅仅是偶尔观看由企业精英预先筛选出的候选人之间预演辩论的被动旁观者，而企业精英则承担竞选经费。公众仅被期待根据政治广告和新闻简讯做出选择。一旦选择做出，繁琐且低效的罢免程序就确保了当选代表能够随心所欲地行动（或更准确地说，是按照其富有的资助者的意愿行事）。因此，在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府”中，选民的功能仅仅是对已经替他们做出的“选择”进行批准！全民公投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人民并不提出问题：政府才是那个提出问题的主体。而人民只能对政府提出的问题回答‘是’或‘否’，就像问答教学法中的孩童一样。人民甚至没有机会参与修正。”[Proudhon,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148]

相比之下，在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中，决策是在社区大会上经过公开讨论后作出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在决策达成后，被否决的少数派——甚至是仅有一个人的少数派——仍然有充分的机会提出理性且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以试图改变决策。在这一过程中，辩论、分歧、挑战与反驳会持续进行，即使失败的少数派暂时服从了多数派的决定，这种过程仍然不会停止。而在代议制系统中，“多数暴政”才是真正的问题。此外，若某项决策对少数群体确实具有强烈的冒犯性，他们还可以选择退出该组织。

我们还必须记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行为或活动的问题不会在社区大会上进行讨论。为什么？因为我们所设想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都将自己视为独特而自由的个体的社会，因此他们也会认可并主动维护他人的独特性和自由。除非人们受到宗教或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灌输，否则他们能够宽容地对待他人及其个性。如果现实并非如此，那更多是因为威权社会关系的存在——社会关系塑造了特定类型的人，而非源于人类所固有的缺陷。而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会中，这些威权关系将被彻底废除。

因此，在一个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社区中，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将与他人无关。无政府主义者一向强调个人空间和“私人”领域的重要性。事实上在克鲁泡特金看来，许多“乌托邦”社区的失败直接源于缺乏个人空间以及“试图按照家庭的模式来管理社区，使其成为‘一个大家庭’。人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因此不得不持续地与同样的‘兄弟姐妹’相处。然而，即使是两个真正的兄弟，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往往也很困难，而且家庭生活并不总是和谐的。因此，强行让所有人过‘大家庭’式的生活，而不是相反，尽可能地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家庭生活——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并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达成持续一致。自由社会的成员“只需就某种有利的共同劳动方式达成一致，其余方面则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Small Communal Experiments and Why they Fail, pp. 8-9 and p. 22]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关键点。当无政府主义者谈及民主化或集体化家庭及其他社群关系时，并不意味着这些关系应被剥夺其私密性，从而被纳入单一、普遍的公共领域，接受集体投票的监管。相反，我们的意思是，家庭及其他社会关系也应当体现自由意志主义的特征，并与所有成员的自由相一致。因此，一个以自我管理为基础的社会，并不意味着私密活动领域的消失，而是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原则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这并不意味着公共领域凌驾于私人领域之上，或相反地，私人领域凌驾于公共领域之上。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看人际关系。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婚姻制度中隐含的（甚至在过去明确存在的）父权制，主张以自由恋爱作为替代方案。正如H.4.2节所讨论的，自由恋爱意味着关系中的双方拥有平等的决策权，而不像传统婚姻制度那样，妻子成为丈夫的财产。因此在这一背景下，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通过公社的介入来消灭人际关系，而是显然地，意味着创造基于平等和自由的人际关系。

因此，“多数人的暴政”极不可能在最令人担忧的领域施展其影响力——例如个人的家庭生活、与朋友的交往、私人空间、行为方式等。只要个人自由和权利得到保障，人们的私人事务（包括儿童的权利——他们也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父母的财产）便无关紧要。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直接民主仅涉及公共资源及其使用和管理。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人们极不可能去讨论个人行为或道德问题，而是会将其交由当事人自行决定——这正是应有之义，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私人空间和试验的自由，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当今社会，威权主义的世界观通过家庭、学校、宗教机构、俱乐部、兄弟会、军队等组织灌输给人们，使人们无法跳脱出支配与服从的框架，塑造出一种特定的性格类型——对任何被认为威胁现存世界观及其制度、价值体系的个体或群体，都怀有强烈的不容忍态度。因此，正如巴枯宁所主张的那样，“舆论”本质上是可能具有排他性和压迫性的，“仅仅因为迄今为止，这种权力本身尚未被人道化；而它之所以尚未被人道化，是因为它所忠实反映的社会生活……建立在对神性的崇拜之上，而非对人性的尊重之上；建立在权威之上，而非自由之上；建立在特权之上，而非平等之上；建立在对人的剥削之上，而非兄弟情谊之上；建立在不公与谎言之上，而非正义与真理之上。因此，其实际作用总是与其所宣称的人道主义理论相矛盾，并始终施加着灾难性和腐化性的影响。”[《上帝与国家》，第43页] 换言之，“如果社会要实现自由，那将是通过解放的个人来实现的，正是这些自由个体的努力才能创造出自由的社会。”[艾玛·戈尔德曼，《无政府主义及其他文章》，第44页]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人们将自觉地消解那些塑造权威-服从型人格的制度性与传统性来源，从而使“舆论”摆脱其现存的压迫性潜力。

然而，这并不是说自由个体所构成的社会不会陷入惯例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某些挑战公共舆论或社会运作方式的少数群体施加压迫。社会舆论和社会组织可能会在世代更迭的过程中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展。最著名的（尽管是虚构的）例子，便是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的科幻经典《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在这部作品中，阿娜瑞斯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由于日常生活的惯性以及无意识的社会舆论压力，逐渐形成了一种松散但实际存在的官僚主义。当主人公薛维克和他的朋友们试图揭示并改变这一现状（包括薛维克离开阿娜瑞斯前往资本主义世界乌拉斯）时，该星球的大多数人对他们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敌意（正是因为这些行为违背了既定的社会惯例）。但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他们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之所以能够进行，正是因为这个社会在根本上仍然是共产无政府主义的，使得异见者能够依托丰富的自由意志主义传统与思维方式来开展直接行动、享有使用资源的权利，以传播他们的思想并实践他们的抗议活动。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女性”（Mujeres Libres）（关于这一重要运动的更多内容，可参阅玛莎·阿克斯尔贝格所著的《西班牙的自由女性：无政府主义与妇女解放斗争》）。这一组织的产生正是对当时许多男性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应——尽管他们在理论上承诺实现性别平等，但实际上却与他们所反对的制度一样充满性别歧视；因此，他们在潜意识中仍然反映了公众对女性应有地位的压迫性观念。毫不奇怪，许多无政府主义女性对此（完全合理地）感到愤怒，因为在一个旨在废除一切形式的支配与等级制度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中，她们自身却仍然处于边缘地位。面对这一现实，尽管常常遭遇男性同志的敌意或冷漠，她们依然组织起来以改变这种状况，努力在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及更广泛的社会中对抗并改造公众舆论。在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胜利之前，她们的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最终，如同整个自由意志主义革命一样，这一运动也被镇压了。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公众舆论不太可能变得专制化。这是因为，正如“自由女性”的例子所示，该社会的成员将会组织起来对抗这类趋势，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公众对这一问题的意识、进行斗争。一旦自由社会建立起来，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便是确保它持续保持自由，这意味着必须持续警惕一切潜在的权威来源，包括那些与组织内部非正式官僚体系及公众舆论相关的权威。尽管一个自由社会将会设立多种保障措施来防止这类发展，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因此，持不同政见的少数群体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他们需要指出并抗议任何可能引发专制倾向的危险。

因此需要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也认可：实践自由结社之中隐含的自愿政治义务，也意味着拥有异议和不服从的权利。正如卡萝尔·佩特曼所指出的：

“即使不可能对自己不公，但我在投票时也不是仅仅为自己投票，而是与所有人一起投票。在政治生活中，关于不公正的问题始终是适用的，因为即使参与式投票也并不能保证其结果必然符合政治道德的原则。”[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p. 160]

如果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认为，某项具体决策威胁到了他们的自由（而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自由正是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那么他们可以（并且必须）采取行动以捍卫这一自由：

“参与式投票的政治实践，建立在对公民身份的意义及其影响的集体自觉之上。政治团体的成员理解：投票既是对自己的承诺，也是对其他公民的承诺，同时也是彼此之间的共同承诺……在特定情况下拒绝投票，意味着拒绝者认为……该提案……侵犯了政治团体所基于的政治道德原则……拒绝投票[或采用直接行动]可以被视为对其他公民‘正义感’的呼吁。”[Pateman, Op. Cit., p. 161]

当个人不再同意其社区所做的决定时，他们可以通过直接行动诉诸同胞的“正义感”，指出某项决定可能带来的后果，而这些后果可能是大多数人未曾意识到的。因此，直接行动和异议构成了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并有助于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无政府主义拒绝那种“要么接受，要么滚蛋”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正是专制组织的典型特征。

这种基于个人自由的自愿义务观，揭示了约瑟夫·熊彼特在其对民主的批判中所存在的基本缺陷。他认为民主不过是一种政治决策的方法（在他的理论中，民主的唯一作用就是决定谁来统治社会）。熊彼特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一个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做出“迫害宗教异见者”（如犹太人和女巫）的决定。他主张，我们不应仅仅因为这些做法是由多数人决定、或通过民主方法作出的，就认为它们是正当的，因此，民主本身不能作为一个最终目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240-243页]

然而，这种系统性的迫害本身就违反了任何能被称为“民主”的政治程序规则。因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少数派必须有可能通过论证使他们的理念成为多数人的理念，而这就需要言论自由、讨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如果一个国家或社区的多数派迫害或压制少数派，就等于剥夺了少数派影响多数派的机会——少数派不仅在物理上被排除在外，也无法通过辩论来说服多数派改变立场——而且少数派也无法用决定的错误之处说服多数派。因此，熊彼特的例子完全违背了民主原则，因此无法与民主理论相契合（卢梭关于“公意”与“多数规则”之间的区分，正是试图表达这一点）。因此，多数人的暴政既是对民主理论的亵渎，也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考虑到民主的根基正是个人自由，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这一论点在自我管理的社区中更为重要。因此，任何以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为基础的制度，本质上都不是自我管理的，因为它使社区的一部分成员无法影响另一部分成员的决策（“一个民族中某些部分的奴役，实际上就是否定了联邦制原则本身。”[蒲鲁东，《联邦制原则》，第42页]）。因此，个人自由和少数派权利是自我管理的核心要素。正如蒲鲁东所言：“一种新的精神已经降临于世界。自由本身反对着国家。并且自由的理念一旦普及，人们就会意识到它不仅仅是个体的事务，更是群体的事务。”[引自马丁·布伯，《通往乌托邦之路》，第28页]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集体压迫个人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革命必须摧毁的一种虚假自由。”[夏洛特·M·威尔逊，《无政府主义文集》，第25页]。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防止“多数暴政”的方法是诉诸共识决策（即在每个人都同意之前不得采取任何行动）或基于合同的产权系统。事实上，无论是共识（参见A.2.12节）还是契约（参见A.2.14节），最终都会在“自由”的名义下发展出专制式的社会关系。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寻求的是新的自由协作形式，以取代契约制度、建立新的决策机制，从而避免以“少数人的真正暴政”取代“多数人的潜在暴政”。

接下来是结社自由的问题。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如果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是不公正的，那么反之亦然；而如果少数人有权反抗，多数人也有权自卫……当然，这一解决方案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被排除在社群之外的个人将失去许多社会优势，而这些优势只有通过大量人类的合作才能获得。但你又能如何呢？这些不满分子又不能合理地要求多数人为他们牺牲自己的意愿。”[《关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谈话》，第29页] 换句话说，结社自由同样意味着不结社的自由，因此，社区有权将那些持续阻碍社区决策的个人或群体驱逐出去——前提是这些人没有主动离开去寻找更适合自己需求的社区。这种自由对多数人和少数人来说都极其重要，也必须加以捍卫。

因此在自由社会中，少数派固然享有重要的权利，但多数派也同样如此。可以想象，参与决策的人在伦理层面上不会轻易反对共同决策的执行——毕竟，他们已经也参与了决策过程，如果仅仅因为结果不符合自己的意愿就拒绝接受，难免显得幼稚。此外，他们还需要面对其他决策参与者的反应。那些无视或刻意阻挠集体决策的人，很可能会遭遇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如不合作、社交隔离、抵制等。然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少见的。

由于独立于社会的孤立生活是不可能的，社会性联合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只有在一个互相支持的社区中生活，个体性才能得到培养和发展，自由也才能得到真正实现。不过无政府主义者也认识到，并非所有人都是完全的社会性动物，有时个人也需要自己的私人空间。因此，我们既支持自由联合和联邦制，同时也强调团结、社区和自我管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追求个人和社会自由最大化的政治体系中，多数决策虽然并不完美，却是最优的决策方式。通过基层联邦大会和工人委员会的自我管理，决策过程能够保持“横向”（平等者之间的决策）而非“纵向”（政府式的决策，命令者与服从者的关系）。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支持自我管理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保障自由——而不是因为我们天真地认为多数人永远是正确的。

I.5.7 如果我不想加入公社怎么办？

正如所料，没有人会被强制加入公社或参与公社集会。任何相反的做法都有违无政府主义原则。因此，公社将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自由将受到尊重并得到鼓励。

然而，如果某些个人居住在公社的边界范围内，但决定不加入公社，该怎么办？例如，一个地方社区可能包括愿意结社的家庭，也可能有少数不愿结社的家庭（这种情况实际上曾在西班牙革命期间发生过）。那么，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会如何呢？

显然，如果个体无法说服其邻居接受自己的理念，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去寻找更符合自身价值观的社区。而同样显然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离开他们所喜爱的地区。因此我们必须讨论，那些决定不搬去更合适的社区的人将面临什么情况。公社的决策是否对非成员具有约束力？显然不。如果某个个人或家庭（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不愿加入公社，他们的自由必须得到尊重。然而，这也意味着他们不能享受公社的公共活动与资源（如免费公园、医院等等），并且必须为其使用支付费用。只要他们不剥削或压迫他人，无政府主义社区就会尊重他们的决定（例如，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可见G.2.1节）。

许多反对无政府主义自治管理的人会以“自由”之名进行反对，往往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剥削和压迫他人。换句话说，他们反对参与式社区，因为他们（正是）担心这会限制他们通过他人劳动积累财富的能力（历史上，这种反对态度屡见不鲜，富裕精英们以自由的名义，用代议制或专制形式取代民主的社会决策形式——参见B.2.5节）。

无需赘言，任何社会中的少数群体都将在其所处社会的伦理规范之内生存，并必须遵守这些规范，就如同他们必须遵守不得谋杀他人的规则一样（几乎没有理智的人会认为，禁止谋杀是一种对自由的限制）。因此，在最大程度上允许个人持不同意见的同时，无政府主义社区仍然必须将其伦理标准适用于社区之外的个人。任何人都不能以“不属于当地社区”为借口，主张自己可以谋杀、伤害或奴役他人（关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犯罪问题，参见I.5.8节）。

同样，个人不能仅仅因为自己的意愿而发展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与占有物possession 相对）。对私有财产的拒绝并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因为阻止权威的发展并不算是一种威权主义的行为（作为类比，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并不认为禁止盗窃是在限制自由，并且由于这种观点——目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它被强制施加于少数人）。无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如何宣称，“自愿的双边交换”都会影响第三方并可能间接地损害他人。这一点可以很容易地从财富集中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或消费与生产所带来的生态后果中看出。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将意识到不平等以及进而导致的国家主义可能会再次出现，并采取预防措施加以防范。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一些人“好像几乎相信，在推翻政府和私有财产之后，我们会因尊重那些渴望成为统治者和财产所有者的人的自由，而允许二者悄然重新建立。这样诠释我们的理念真是奇怪。”[Anarchy, p. 43]

认为拒绝财产权就是对自由的限制是错误的，因为真正试图剥夺他人自由的，恰恰是那些想成为资本家的人，他们试图在自己的财产上禁止他人自由行动。在自由社会中，公社成员只会拒绝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他们会直接无视那些潜在资本家的幻想和“禁止入内”的标牌。如果没有国家或雇佣暴徒来为其财产要求提供支持，这些人的主张最终只会显得可笑。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支持成为“老板”的自由（无政府主义者乐于与他人工作，但不会为他人工作）。当然，那些想在他人反对的情况下建立私有财产的人，却希望别人尊重他们的意愿。因此，当潜在的财产拥护者兴高采烈地圈起他们的“财产”并将他人排除在外时，难道这些被排除的人不会回忆起伍迪·格思里的歌曲《这片土地是你的土地》（This Land is Your Land）中的这几句歌词，并据此采取行动吗？

这些“所有者”在乐于将他人排除在“他们的”财产之外的同时，却又心安理得地使用社会公有的资源。他们才是最终极的“搭便车”——想要享受社会带来的利益，却拒绝履行与之相应的责任。最终，这些所谓的“个人主义者”通常会转而支持国家（尽管他们声称憎恶国家），因为国家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用来维护私有财产及他们行使权力之“自由”的工具。

这并不意味着剥夺个人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自由，也不意味着限制其使用所需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它仅仅意味着：人们不能宣称对超出自身合理使用范围的资源拥有所有权。换言之，“占用与使用”应当是个人占有的界限——因此，财产应当被定义为“当社会利益的法则被完全揭示之时，一个人对某物的控制：这种控制要么得到社会的认可，要么获得所有个人的一致认可。”[本杰明·塔克，Instead of a Book，p. 131] 正如我们在I.6.2节所讨论的，这种关于使用权的观点既被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接受，也被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接受。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尽可能多的社会实验，同时确保允许这种实验的社会条件免受财富与权力集中的威胁。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无政府主义，包含并仅包含那些尊重自由并承认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权利——以享用自然恩赐及自身劳动产物的——生活方式。”[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14]

所以，为了消除少数人试图攫取权力和财产的问题，无政府主义革命将社会财富（首先是土地）置于全体人民手中，并承诺只保护那些被社会整体视为正义的使用方式。换言之，借由承认“财产”是社会的产物，无政府主义社会将确保个体的“财产”在其基于实际占有与使用的情况下，得到他人保护。因此，任何试图将少数派的异见转化为财产权的企图都会遭到抵制，例如，人们会直接无视那些属于个人或团体、但未被实际使用的财产上的“禁止入内”标识。因此，个体虽然可以选择不参与社群，但他们对“所有权”的主张将基于使用权，而非财产权。没有国家来支持和保护“财产权”时，我们会发现，所有的权利归根结底都是社会所认为公正的权利（关于法律与社会习俗的区别，详见I.7.3节）。国家的作用恰恰在于强加那些并无社会基础的“权利”（即保护精英阶层财产的权利）或那些因财富而被腐化的“权利”；如果社会能够自由地管理自身事务，那这些“权利”本应被改变。

总而言之，个人可以选择不加入参与性社区；并因此在大多数不涉及社会基本伦理标准的问题上，他们可以置身于社区决策与活动之外。因此，那些希望生活在无政府主义社区之外的人，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他们不能实施谋杀、强奸、创造私有财产或其他伤害他人的行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个人财物会被“社会”夺走，或“社会”会告诉他们该如何处置自己的物品。自由，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意味着这些个体将无法将自己的财物转化为财产，从而重新建立资本主义（关于“财产”与“占有物”的区别，详见B.3.1节）。这种情况的防止不会依赖于“无政府主义警察”或“禁止”自愿协议，而是单纯地承认“财产”是社会的产物，并建立一个能够鼓励个体捍卫自身权利、相互合作，以抵御那些试图使他人沦为为其财产工作之仆役的社会体系。

I.5.8 那么犯罪问题如何解决？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犯罪”最好的描述是反社会行为，即损害他人或侵犯他人私人空间的行为。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犯罪行为意味着侵犯他人的自由”，因此在自由社会中，罪犯将是“那些侵犯他人个体完整性、自由和福祉的人。”[Malatesta, At the Café, p. 100 and p. 132]

这种对犯罪的定义，当然，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定义相似；但自由意志主义者指出，国家往往会将许多在理性社会中不会被视为犯罪的行为，定性为“犯罪”（例如，成年人在私密空间内的自愿行为，或对私有财产的没收）。与此同时，自由社会则会将许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国家保护的行为，视为反社会行为（例如，资源的掠夺或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社会习俗是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而演变的。因此马拉泰斯塔指出：

“我们所谈论的犯罪，自然是指那些反社会行为，即冒犯人类情感、侵犯他人在自由中平等权利的行为，而不是那些仅仅因为触犯了统治阶级的特权、而被刑法所惩罚的行为。”[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p. 105-6]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犯罪的根源并不是某种人性中的邪恶，或某种所谓的“原罪”，而是由于人类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塑造的。例如，无政府主义者指出，消灭私有财产就可以大幅减少犯罪，因为当今社会的大部分犯罪都源于私有财产带来的恶果，如贫困、无家可归、失业和疏离感。此外，通过采用无政府主义的非权威性的育儿和教育方式，剩余的大部分犯罪也可以被消除——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威权主义养育方式所导致的反社会、病态和残酷的“次级驱动力”（参见J.6节）。然而，只要仍然有人“侵犯他人的平等自由……我们就必须自卫。”[Malatesta, Op. Cit., p. 106]

首先，不能说政府为了是维护人民免受犯罪侵害所必需的。相反，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指出的：“政府本身难道不就是在创造并维持着滋生犯罪的社会条件吗？难道所有政府赖以生存的侵略和暴力，不会助长偏执、迫害、仇恨以及更多暴力的精神吗？”因此，犯罪“是经济状况、社会不平等，以及政府和垄断所制造的不公正与罪恶的结果。政府和法律只能惩罚罪犯，但它们既不能治愈、也不能预防犯罪。真正治愈犯罪的唯一方法是消除其根源，而政府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存在正是为了维护这些祸根。”这表明，由“政府的压迫与不公、社会的不平等和贫困所导致的犯罪，将在无政府状态下消失。而这些犯罪在所有犯罪中占据了绝大多数。”[What is Anarchism?, p. 151] 我们还应当意识到，今天我们正是被真正的反社会者所统治，因为“所有者和统治者”本身就是“罪犯”，只是“他们掌握着权力，并在稳定的基础上组织了他们的统治”——“比起那些靠偷窃工人劳动成果而致富的所有者，还有会谁更像窃贼呢？”[Malatesta, At the Café, p. 100 and p. 130]

因此，“犯罪”一词，无法与其发生的社会相分离。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说，社会得到了它应得的罪犯。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在撒切尔和里根推行的亲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政权下，犯罪的激增会是反常或出人意料的。犯罪是社会危机最明显的症状，在英国，犯罪率用了30年才翻一倍（从1950年的100万起案件，增加到1979年的220万起）。然而在1979年至1992年间，犯罪率再次翻倍，1992年突破了500万起。在这13年间，政府坚定地奉行“自由市场”和“个人责任”原则。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可以预见，将资本主义从社会控制中解放出来，因此所导致的社会动荡、个体原子化以及贫困加剧将会撕裂社会并增加犯罪活动。同样不出所料的是，在这些亲市场政府执政期间，我们还见证了公民自由的减少、国家权力的集中以及地方政府的瓦解。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这些政府所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不可能带来其他结果，因为“随着自由竞争导致更多的冲突和不平等，政府的镇压权力必然增强。”[Anarchy, p. 47]

因此，那些满口“个人权利”、“自由市场”和“摆脱国家束缚”言论的政府，在犯罪激增的同时却加强国家权力、削减公民权利——这种表面上的悖论其实根本不是悖论。卡罗尔·佩特曼指出：“在契约理论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最隐秘的角落之时，个人自由的说辞与国家权力的大规模扩张并不令人意外。契约理论若被推向极端，将会破坏自身存在的条件。霍布斯早已指出，契约原则——若是彻底贯彻——需要绝对主义和武力来维持秩序、以防战争。”[The Sexual Contract, p. 232]

资本主义及其建立在契约理论之上的体系，必然会撕裂社会。它的核心理念是将人类视为彼此孤立的个体，除了金钱关系之外毫无联系。这种理念必然会将反社会行为制度化。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那样：“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并不是爱，甚至不是同情，而是对人类团结的良知——即便这一良知仅仅停留在本能的层面。人们无意识地认识到，每个人都从互助的实践中获得了力量，认识到个人的幸福与所有人的幸福息息相关，认识到正义感或公平感促使个体将他人的权利视为与自己的权利平等。”[Mutual Aid, p. 16] 资本主义所要求并制造的社会原子化，破坏了社会最基本的纽带——人类的团结精神，而等级制度则压制了个体的独立性，使个体无法理解自己与他人共享共同的人性，从而无法理解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并尊重他人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在《精神层级：为什么更平等的社会几乎总能表现得更好》一书中指出的，不平等程度更高的社会往往犯罪率更高，监狱人口也更多（平等不仅能减少犯罪，还能为人们带来其他诸多好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个人责任的概念。以强奸为例，尽管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强奸是源于压抑性欲的社会制度，并植根于父权制（即强奸更多关乎权力，而非性本身），但他们不会“袖手旁观”，仅仅归咎于“社会的错”。个体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认识到这些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而目前“法律法规”所导致的问题之一，正是个人被剥夺了建立自身道德准则的责任，因此也更难以形成“文明”的社会标准（见I.7.3节）。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反对法律和专业司法体系的概念，但他们并不盲目地认为反社会行为在自由社会中就会完全消失。他们也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希望自由社会能够减少犯罪，但这一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建成。（“所有的不良嗜好……不会一蹴而就地消失。长期以来，仍会有人试图以暴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仍会有人试图利用有利环境为自己创造特权。”[Malatesta, At the Café, p. 131]）因此，为了处理残存的犯罪行为并在个人之间裁决争端，某种形式的司法体系仍然是必要的，。

同样必须强调的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内部存在某种矛盾。无政府主义者从未主张那种“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自由”概念。当人们反对无政府状态时，他们常常会质问：如果有人行窃、谋杀、强奸等，他们是否就能有这种为所欲为的自由。然而这种观点完全误解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以及自由的真正含义。简单来说，如果有人以武力强加于他人，那么“他们便是政府”，“我们将以武力反对他们”，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要发动革命来反抗政府，那么这绝不是为了让自己屈服于新的压迫者。”[Malatesta, Op. Cit., p. 99] 这一原则即适用于保卫自由社会免受有组织的反革命威胁，也适用于防止社会内部的反社会（“犯罪”）行为。原则是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在于规模大小。

我们还应当记住，仅仅因为国家垄断或组织了一项（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废除国家就会导致它提供的有益事务一同消失。例如，虽然许多国家拥有并运营铁路网络，但这并不意味着废除国家后火车就会消失！在自由社会中，铁路的管理将由铁路工人自行负责，并与社区一同协作。对于反社会行为的应对亦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克鲁泡特金指出，“自愿协会”将“在所有职能上取代国家”，包括“相互保护”和“领土防御”。[Anarchism, p. 284]

这同样适用于所谓的“司法”，即争端的解决与反社会行为（“犯罪”）的应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们不会容忍自身的福祉与自由被肆意侵犯，必要时，他们会采取措施抵御少数人的反社会行为。但为此，我们为什么需要一群以制定法律为职业的人，而另一些人终其一生去搜寻、去创造‘违法者’呢？” [Malatesta, Anarchy, pp. 43-4] 这意味着在自由社会中，反社会行为的解决将掌握在所有人手中，而不是交由一个独立于群众之上的专业机构。正如蒲鲁东所言，在无政府状态下，“警察、司法、行政事务将完全掌握在工人手中。”[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281] 因此：

“让每个家庭、每家工厂、每个协会、每个市镇、每个区都管理自己的警务、妥善处理自身事务，那么整个国家便会得到治理。我们何须被监督、被统治，并年复一年地支付……数百万金钱呢？让我们废除长官、专员，以及警察吧。”[Op. Cit., p. 273]

至于具体如何运作，将由自由的人们根据自身所面临的情况决定。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勾勒出可能的模式，并依次提出建议。

在解决个人之间的争端方面，很可能会形成某种仲裁体系。相关当事方可以自行决定将案件递交第三方处理（例如一个社区陪审团，或双方共同认可的个人或群体）。如果当事方无法达成一致（或受害者已死亡），那么争议可提交至社区大会，并由大会指派一个“法庭”进行审理。这些“法庭”将独立于公社，其独立性将通过以下方式得到加强：法官由大众选举产生，而非由行政机构任命；陪审团成员由公民随机抽选以保障其公正性。此外，“所有争议……都将提交给陪审团。它不仅需要对事实作出裁决，还要审视法律本身、法律（或社会习俗）的公正性、其适用性，以及因其被违反而应施加的惩罚或赔偿。”[Benjamin Tucker, The Individualist Anarchists, p. 160] 在塔克看来，陪审团是“防止压迫的主要保障。”[Liberty, vol. 1, no. 16, p. 1]

马拉泰斯塔亦曾指出：“当人们之间出现分歧时，难道自愿接受的仲裁或公共舆论的压力——不比一个对所有事务都拥有裁决权、对所有人都享有审判权，从而必然是无能且不公正的不可靠法官——更有可能厘清是非吗？”[Anarchy, p. 45] 因此，反社会行为的定义及其处理方式，正是将在仲裁制度与社区大会中得到讨论和决定。

至于实际发生的反社会行为，“对于那些不可避免的犯罪残余，相关集体应当自行考虑如何将其置于无法作恶的境地，而非将这一特殊职能委托给任何机构。”[Malatesta, At the Café, p. 101] 换句话说，所谓的“警察部队”将不会以公共或私人的专业机构或公司形式存在。如果某个地方社区认为公共安全需要一个可供求助的组织，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将创建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会如现今那样被托付给一个特殊的官方机构，而是由全体适龄居民轮流承担公社制定的安全措施。”[James Guillaume, “On Building the New Social Order”, pp. 356-79,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71]

这种体系可以基于一支志愿民兵，其中所有社区成员都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参与。参与者不会构成一个职业化的组织，而是由本地居民组成，他们的服役时间较短，并且如果滥用职权，将会被替换。因此，相较于当前的警察机构或承担治安职能的私人安保公司，社区民兵因权力腐化的可能性将大幅降低。此外，通过让民众习惯于在民兵组织中干预反社会行为，他们即使不再是民兵的一员，也会具备这种能力，从而进一步减少对民兵组织的依赖。正如所言，“我们将自行防卫……而不将社会防卫的特殊职能委托给任何人”，这才是“阻止并减少反社会活动的唯一有效方法”。[Malatesta, Op. Cit., p. 132]

这样的组织不会垄断保护他人的权力，而只是在人们需要时提供帮助。它的职能不会比现行的消防队更具垄断性。不会因为存在一个消防队，就禁止个人去灭火；同样，在无政府社会中，个人或群体仍可自行阻止反社会的犯罪行为。

当然，也存在一些没有目击者的反社会行为，使得“犯罪”者无法被立即确认。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无政府社区可能采取两种行动方案。受害者可以自行调查事实或委托代理人进行调查；更有可能的是，社区集会将选出一个专门调查此类案件的特别工作组（并受到社区的监督与罢免权的制约）。一旦调查机构认为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它将通知社区及相关当事人，并随后组织法庭。当然，在自由社会中，人们将会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些可能尚未被设想出来，因此，这些仅仅是可能的建议。

正如人们常说的，预防胜于治疗。这一原则对待犯罪同样适用，因此，与其惩罚那些因社会因素而犯罪的人，不如根除犯罪的根源。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论，“犯罪不过是被引导错误的能量。只要当今社会的所有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共同作用于将人类能量引向错误的方向，只要大多数人身处不适合自己的位置，做着他们厌恶的事情、过着他们憎恶的生活——犯罪就不可避免，而所有的法律只会让犯罪增加，而不会消除犯罪。”[Red Emma Speaks, p. 71] 数十年后，埃里希·弗洛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个人破坏性的程度，似乎与其生命活力被压制的程度成正比。这里我们所指的并不是某种本能欲望的个别性挫折，而是整个生命的受阻，是人类感官、情感与智力能力的自然发展和表达被扼杀。生命本身具有内在的活力，它倾向于成长、表达、被体验……生命的冲动与毁灭的冲动并非相互独立的因素，而是处于一种反向的依存关系中。生命冲动越是受阻，毁灭冲动就越强烈；生命越是得到实现，毁灭性就越微弱。毁灭性是被压抑之生命的产物。那些为了压制生命而诞生的个人和社会条件，造就了对毁灭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为了滋养具体敌意倾向的蓄水库——无论是针对他人，还是针对自身。”[The Fear of Freedom, p. 158]

因此，通过重组社会，使其赋权于所有人，并积极鼓励人们运用自身的智力、情感和感官能力，犯罪很快将不再成为如今如此严峻的问题。至于在这样的社会中仍可能存在的反社会行为或个人之间的冲突，将通过一个尊重个体并承认问题社会根源的体系加以处理，且限制措施将被降至最低。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无政府社会中，公共舆论和社会压力将成为预防反社会行为的主要手段，例如对不良行为者施加抵制和排斥，以此作为强有力的制裁手段，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邻里、朋友和同事的广泛不合作也将是阻止损害他人行为的最佳方式。因此马拉泰斯塔指出：

“若要以理性方式对待犯罪，找出其根源，真正尽力消除它，就必须将这项任务交给那些直接受到犯罪影响并承受其后果的人，即全体公众，而不是交给那些以犯罪的存在为权力来源和利益来源的人。”[At the Café, p. 135]

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司法体系可以从原住民社会中学到许多经验，因为这些社会本身就是无国家秩序的范例。事实上，我们今天视为司法核心的一些观念，早已存在于这些社会之中。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当我们认为自己在引入陪审团制度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时，我们所做的实际上只是回归所谓‘野蛮人’的制度，并且是在此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改造，以使其有利于统治阶级。”[The State: Its Historic Role, p. 18] 与原住民司法体系类似（如鲁珀特·罗斯在《回归教义：探索原住民司法》中所记录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与治愈所有涉事人员来实现正义。对不当行为的公开谴责将是这一过程的关键部分，但行为人仍将是社区的一员，因此他们能够直接目睹自身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和悲伤。此外，犯罪者很可能被期望通过社区服务或帮助受害者及其家属来弥补自己的行为。

因此从实际角度来看，几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在实践和伦理层面上反对监狱。监狱不仅对社会造成诸多负面影响，还往往会强化犯罪（即反社会）行为。无政府主义者常用“罪犯大学”这一极其贴切的比喻来形容监狱：初犯者在其中学会新的犯罪技巧并被迫适应监狱内部的伦理标准。因此，监狱反而会助长犯罪倾向，使被囚禁者更具犯罪性，从而适得其反。此外，监狱并未改变导致许多犯罪行为的社会条件。所以简而言之，监狱“既不能改善囚犯……也无法阻止他们再次犯罪。它根本无法实现其设定的任何目标。”[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p. 228] 更进一步，监狱对囚犯的影响堪称灾难性：“我们知道监狱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身心的摧毁、堕落、消耗和疯狂。”[伏尔泰琳·德·克莱尔，引自保罗·阿夫里奇，《一个美国无政府主义者》，p. 146] 马赫诺黑军采取了无政府主义者对监狱的一贯立场：

“监狱是奴役人民的象征，它们的建立仅仅是为了镇压人民和工农……自由的人们不需要监狱。凡是有监狱存在的地方，人民就不自由……秉持这一立场，[黑军]摧毁了他们所到之处的所有监狱。”[彼得·阿尔希诺夫，《马赫诺运动史》，p. 153]

除本杰明·塔克外，没有任何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支持监狱制度。几乎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私人监狱（如同私人警察）与自由的理念相悖。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也普遍反对当前的“司法”体系，因为他们认为它的运作方式围绕着复仇和惩罚，而非解决犯罪的根本原因。

当然，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存在精神病态者或其他极端危险的个体，他们无法被允许自由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必要的约束措施将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这些人可能需要被隔离以保护自己及他人的安全。或许可以使用精神病院，或者建立一个供他们使用的隔离区域（比如一座岛屿）。不过，这类案例（我们希望）应该极为罕见，并且“应该按照最人道的方式对待这些精神病患者。”[伏尔泰琳·德·克莱尔，《伏尔泰琳·德·克莱尔文集》，p. 160]

不过需要避免建立一个专业化、专职化的“司法”体系，因为这将成为国家重新构建自身的关键手段。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解释的：“犯罪所造成的主要危害，与其说是对个别个人权利的一次性侵犯，不如说是它可能成为建立某种权威的契机和借口；而这种权威，在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社会，实际上却会奴役和压迫它。”换句话说，“为了防范少数暴力分子、少数游手好闲者和一些堕落之人，而去建立一所教授懒惰与暴力的学校，这无疑是极大的愚蠢。”[Op. Cit., p. 101 and p. 132] 自由意志主义者关于犯罪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在对人性的理想化认知之上。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我们并不相信群众的无暇性，甚至不认为群众普遍是善良的”，但“我们更不相信那些夺取权力并制定法律者的无暇性和善良”，因此我们必须“避免建立专门从事警察工作的机构”。[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09 and p. 108] 乔治·巴雷特进一步论证道：

“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在没有权威干预的情况下，争端往往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如果双方是理性的，他们或许会达成共识，选择一位彼此信任的朋友来裁决争议。但如果他们不选择这一合理路径，而决定设立一个固定的权威机构，那么灾难将不可避免。首先，这个权威必须被赋予强制执行其裁决的权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答案很简单。一旦意识到自己是一种优越的力量，它自然会在每一次争端中为自己攫取最佳部分，并将剩余部分分配给它的亲信。

“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奇怪。它假设两个在平等基础上相遇并产生分歧的人无法做到理性和公正。但与此同时，它又假设一个享有不公正优势并依靠暴力支持的第三方，反而能够成为正义的化身。常识无疑应该让我们对这种假设保持警惕，而如果我们缺乏这种常识，我们也可以从现实中吸取教训。在现实世界里，我们随处可见‘权威’的存在，它打着正义与公平的旗号，利用其组织化的暴力，将世界财富的绝大部分据为己有，供统治阶级享用。”[Objections to Anarchism, pp. 349-50]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用公共舆论和社会压力来阻止反社会行为，而不是依赖监狱、依赖以惩罚与报复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同时，对于那些实施反社会行为的人，应该通过治疗性的方法进行康复，而不是让他们陷入一个寄生性的法律系统——一个制造并维护不平等和特权的法律系统。对此，无政府主义者赞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自由、平等和实际的人类同情心，是我们能够用来抵抗社会中某些人反社会本能的最有效屏障。”[Op. Cit., p. 218] 塔克也曾主张：“我们需要的正义，不是僵硬的，而是富有弹性的；我们需要的正义，不是冷酷的，而是蕴含仁慈的，具备足够敏锐的眼光去洞察犯罪的成因、环境和具体情境；我们需要的正义，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现行由国家强加、由法官执行的僵化法律体系，根本不是正义的体现，“任何文明社会都不需要这样的‘正义’。”[Op. Cit., Vol. 13, No. 5, p. 4]

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讨论。而具有一定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许多人认为犯罪问题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最大弱点，但实际上，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既包括不应采取的措施，也包括如何应对犯罪及其根源的办法。无政府状态的基础是人的自由，但自由并不意味着“自由”地侵犯他人的平等自由。那样做就是压迫、就是剥削、就是国家和资本主义的恶根。

我们推荐阅读马拉泰斯塔的《犯罪与惩罚》章节（收录于《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以及克鲁泡特金的文章《法律与权威》和《监狱及其对囚犯道德的影响》（均收录于《无政府主义》文集中）。此外，艾玛·戈尔德曼的《监狱：一种社会犯罪与失败》（收录于《红色艾玛言论集》）、德克莱尔的《犯罪与惩罚》（收录于《伏尔泰琳·德克莱尔读本》）以及科林·沃德的《你敢越界到何种程度？》（收录于《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也值得一读。此外，《在国家的枷锁之下：无政府主义者对监狱与犯罪的若干回应》（由“黎明集体”编辑），也收录了一系列关于此问题的有价值的文章。

I.5.9 无政府主义下的言论自由又如何？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言论的自由将远远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他们“反对压迫与暴政，追求一个不再有主人与奴隶、不再有富人和穷人、不再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未来……每个人的自由植根于所有人的自由，而在这种普遍的自由中，便蕴含着个人自由、自我发展、自主性以及言论自由的保障。”[Emma Goldm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Years, p. 104] 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将不仅体现为广泛的言论自由，还包括新闻自由、媒体自由等各方面的自由。

然而一些人认为，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会威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权利。这一观点通常是针对国有社会主义提出的，其论证方式如下：如果国家（或“社会”）掌控了所有的通讯手段，那么只有政府支持的观点才能进入媒体。

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回应的重要问题。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流媒体实际上是由富人控制的。正如我们在D.3节所论述的，媒体并不是它们自我标榜的那种独立的自由捍卫者。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报纸、电视公司等媒体本质上是由富人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其管理者和编辑也多为富有阶层，他们与现有制度有着共同的既得利益。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新闻”实际上受到了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确保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精英的利益。

然而在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存在这种制度性限制，但公开的审查制度较少。激进派和独立出版商仍然可以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出版他们的报刊和书籍（尽管市场力量往往会使这一活动变得困难且缺乏经济回报）。但批评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掌握通讯和生产工具，这种自由将不复存在。事实上，从所有“现存的社会主义”案例来看，这种自由往往被统治阶级的观点所取代和扼杀。

由于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种威胁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并不存在。然而，既然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生产的集体化，是否仍然可能出现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有三。

其一，出版社、电台等传播机构将由其工人直接管理。这些机构将由其他工团提供物资，并通过协商达成合作，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官员分配资源（因为这样的官僚机构根本不存在）。换言之，不会有一套官僚体系负责分配（并因此控制）通信工具。所以无政府主义的自我管理将确保各种刊物和报纸能够表达广泛的观点。社区报纸、广播电台等将在自由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它们不会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各种协会、政党、产业工团等都将拥有自己的媒体，或能够使用由通信行业工团管理的资源，从而确保不同观点都能被表达。

其二，在自由社会中，“最终”的权力掌握在组成社会的个人手中。这种权力将通过公社和工作场所的集会体现出来，而这些集会可以随时罢免代表并推翻其决策。因此，这些集会不太可能容忍某些潜在的官僚去决定他们可以或不可以阅读、观看或听取什么信息。

其三，在自由社会中，个人将乐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并进行讨论。这是批判性思维的自然结果（而自我管理将促进这种思维），因此，人们会积极捍卫尽可能广泛的媒体接触渠道，以保证不同观点都能得到表达。由于自由社会不存在需要维护的既得利益，因此它既不会鼓励也不会容忍资本主义媒体中常见的审查制度。“我倾听批评，因为我是贪婪的。我倾听批评，因为我是自私的。我不会拒绝接受他人的见解。”[For Ourselves, The Right to be Greedy, Thesis 113]

因此，无政府主义将在许多重要方面扩展言论自由，尤其是在工作场所（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被剥夺的）。对于一个建立在最大化自由和享受生活的愿望之上的社会，这将是它的自然结果：“我们要求讨论……所有让我们感兴趣的话题——的权利。如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有任何意义的话，它们就意味着讨论的自由。”[Goldman, Op. Cit., p. 203]

我们还想指出，在西班牙革命和俄国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地区都保障了言论自由。例如，乌克兰的马赫诺黑军“完全贯彻了革命原则，保障言论、思想、新闻和政治结社的自由。在所有被占领的城市和乡镇……立即宣布全面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各种形式的结社自由。”[Peter Arshinov, The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153] 这一点也得到了迈克尔·马莱特的确认：“马赫诺派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是他们维护了比任何对手都更广泛的言论自由。”[Nestor Makhno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p. 175] 在革命时期的西班牙，共和派、自由派、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众多无政府主义团体都享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1936年9月我第一次访问西班牙时，”艾玛·戈尔德曼回忆道，“最让我惊讶的，莫过于我在各地发现的政治自由。当然，这种自由并未扩展到法西斯分子”，但“反法西斯阵线中的所有成员，都享有一种在所谓的欧洲民主国家几乎不存在的政治自由。”至于存在的少数限制，我们必须记住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因此“指望CNT-FAI将法西斯分子和其他致力于摧毁他们的势力也纳入完全的政治自由范围之内，无疑是幼稚的。”[Vision on Fire, p. 147 and p. 228] 其他大量的目击者也证实了无政府主义地区的言论自由，其中包括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记述（事实上，正是支持资本主义的共和派和共产党人掌权后才引入了审查制度）。必须指出，这些无政府主义运动当时正与共产党、法西斯主义者和亲资本主义军队进行生死较量，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坚持言论自由，就更加值得关注了。

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一样，适用于所有团体（当然也包括宗教团体）。正如戈尔德曼所指出的，唯一的例外是那些积极试图奴役自由社会的组织。换句话说，在社会革命期间，那些支持反革命势力的组织和个人不太可能享有言论自由和组织自由。然而随着这些势力的暴力威胁减少，他们的支持者所能享有的自由也会随之增加。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讨论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否认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例子——即西班牙革命期间焚烧教堂的事件。事实上，一些人可能会以此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不宽容宗教及不同意见者的证据。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对此指控予以否认。

众所周知，在1936年7月中旬成功击败法西斯军事政变后，天主教教堂被焚毁、部分天主教会成员也被处决。然而，这些行动并不是针对宗教自由或言论自由，而是人民对天主教会在西班牙社会中压迫性和反动性作用的反抗；同时也是对其在整个1920年代和1930年代积极支持法西斯主义（包括支持佛朗哥政变）的回应。正如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所总结的：

“宗教是一个可以用来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支持寡头利益的问题。在1931年4月失去政治霸权后，统治阶级更加依赖教会，将其视为维护自身社会经济统治的关键堡垒。同样，作为主要地主的教会高层也意识到，与正在形成的新右翼政治势力结盟对于捍卫寡头农业利益至关重要。因此在整个共和国时期，神职人员利用讲坛和忏悔室来捍卫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并为右翼政党进行选举宣传。”[《西班牙内战的来临》，第42-43页]

天主教会“是西班牙保守势力的支柱”，而且在1931年共和国成立后仅仅15天，西班牙大主教“便发表了一封牧函，谴责新政府建立宗教信仰自由和推行政教分离的意图。这位枢机主教号召所有天主教徒在未来的选举中投票反对他所认为的、意图‘摧毁宗教’的政府。”[安东尼·比弗，《西班牙之战》，第91页，第25页] 这种对共和国的敌视以及对右翼准法西斯政党（如CEDA^¹³²）的支持贯穿了整个1930年代，并最终在教会对佛朗哥政变的支持中达到顶点。

此外，不应忘记的是，“天主教媒体也曾为纳粹摧毁德国社会党和共产党运动而欢呼。由于纳粹主义强调权威、祖国和等级制度——而这三点恰好是CEDA的核心关切——因此，纳粹主义在西班牙右翼中备受推崇。”此外，天主教媒体还“敦促其读者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榜样，组织起来对抗革命的恶龙”，而当时的纳粹政权“已与梵蒂冈签署协约”^¹³³。CEDA的目标是“按照奥地利的模式，建立一个具有半法西斯性质的威权体制”。因此，（在教会支持下的）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况，对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左翼团体而言是一个清晰的警示，尤其是“西班牙右翼从未掩饰他们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成就的赞赏。CEDA在组织形式上带有许多法西斯特征”，其领导人“甚至公开宣称，他决心在西班牙建立一个法团国家。”[同上，第69页，第72页，第120页，第121页] 正如一位天主教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所说：“基督教与法西斯主义已深深交织在一起，使得[许多人]无法仅憎恶其中之一而不同时憎恶另一个。”[引自安东尼·比弗，同上，第270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主教会遭受攻击就毫不令人意外了。如果人们在一次法西斯政变失败后烧毁了法西斯党及其支持者的党部，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感到惊讶。那么，为什么一个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教会应该免受这种民众愤怒的波及呢？正如乔治·奥威尔所指出的：

“当教堂被烧毁、牧师被杀害或被驱逐流亡时，没有人能责怪[某人]会因此而感到愤怒。但是，我认为遗憾的是，他们没有更深入地探究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Orwell in Spain, p. 314]

因此，那些未曾支持右翼且平等对待工人阶级与富人的神职人员，通常都被幸免，这也在意料之中了。在巴斯克地区，由于教会支持共和国政权，没有一座教堂被烧毁。同样，犹太教堂或新教教堂也未成为攻击目标。在巴塞罗那，“贵格会^¹³⁴建立了由流亡妇女负责运作的食堂。”[Gabriel Jackson, 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1931-1939, p. 446]

此外必须强调的是，在法西斯势力控制的区域，镇压的残酷程度要远远超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在一个由115,000名神职人员组成的团体中，有6,845人被杀害（“绝大多数发生在1936年的夏天”）。这一数据与当时右翼的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在塞维利亚省，仅在1936年，法西斯镇压便导致8,000人死亡。在科尔多瓦，整场战争期间共有10,000人遇害——相当于该地区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一旦民族主义势力占领某个地区，在最初的大规模处决被俘士兵、工会和党派领导人之后，“第二波更为激烈的屠杀便会开始”（“事实上，任何被怀疑曾投票支持人民阵线的人都可能面临危险”）。这一屠杀由“地方委员会组织，成员通常包括主导的右翼分子，比如主要的地主、当地国民警卫队指挥官、一名长枪党成员，甚至还经常包括神父”。这“显然不仅仅是出于复仇的考虑，他们的动机还包括建立恐怖统治”。当然，这并未阻止“梵蒂冈和西班牙教会对佛朗哥将军的全力支持”，与此同时，“海外的天主教媒体也纷纷为民族主义起义辩护”。显然，以神的名义屠杀（许许多多的）左翼人士对天主教会高层而言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困扰，也未曾阻止“教会对佛朗哥的官方支持”。[Beevor, Op. Cit., p. 92, p. 101, p. 99, p. 104, p. 250, p. 269 and p. 270]

在佛朗哥统治下，每个人都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威，同时服从他们尘世的主宰。佛朗哥极为慷慨地恢复了教会所有的特权和财富，并重新赋予其在教育领域的权力，但作为交换，他期望神职人员几乎成为国家的另一个行政部门”。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统治下的西班牙，几乎就是一个对所有不支持政权者的露天监狱”，“政府鼓励民众将告发他人视为爱国义务。门卫和看守成为了警察的线人……而神父则记录那些没有参加弥撒的人。”[Beevor, Op. Cit., p. 452, p. 453 and p. 454] 而这一切，都得到了天主教会的坚定支持。

在共和派控制区，对天主教会的攻击并非旨在压制宗教本身，而是民众对这一腐败机构愤怒的爆发。天主教会不仅深具反动性、支持法西斯，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地主集团。因此，只要了解教会的本质与作用，“便不会对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东部几乎所有教堂在战争爆发初期被烧毁而感到疑惑。”反教权主义运动是“一个真正的民众运动，一个根植于西班牙的本土运动。它的根源并不在马克思或巴枯宁，而是在西班牙人民自身的处境。”[Orwell, Op. Cit., p. 300 and p. 315] 相比之下，在佛朗哥统治下“对‘赤色分子和无神论者’的无情清洗持续了多年”，而在共和派控制区，“最严重的暴力主要是一种突然爆发的、但迅速平息的反应，是对长期被压抑的恐惧的宣泄，并被对过去的复仇欲望所加剧。” [Beevor, Op. Cit., p. 91]

因此，西班牙教堂的焚毁几乎与无政府主义的无神论无关，而更多地，与天主教会在西班牙的社会角色、其反动立场、对工会和社会抗议的仇恨、以及其支持法西斯政变的事实——密切相关。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反对言论自由，而是表现了民众对统治阶级及其支持法西斯的机构的反抗。

关于这一问题，还有最后一点值得提出。考虑到天主教会在此期间的实际作用，及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对法西斯主义的全力支持，教廷如今将当时被杀害的神职人员视为“殉道者”，并称之为有计划的宗教迫害，这种说法令人费解。事实上，如果他们是“殉道者”，那么他们殉的并非信仰，而是他们亲法西斯的政治立场（“当这些宗教受害者被塑造成殉道者时，教会的政治角色却被完全忽视了”）。尤其重要的是，天主教会“对民族主义者枪决十六名巴斯克神职人员（包括蒙德拉贡的大司祭）保持沉默”（民族主义者还杀害了约二十名新教牧师）。2003年，约翰·保罗二世对一名于1936年7月被杀害的教师行宣福礼^¹³⁵时，“依然未提及那些被民族主义者杀害的巴斯克神父。”[Beevor, Op. Cit., p. 270, p. 92 and p. 527] 一位被梵蒂冈支持的法西斯所杀害的神父，似乎显然并不具备封圣的资格。

鉴于天主教会在这一时期的实际表现，它的高层竟然还试图为自己正名，这实在令人惊讶。或许，教廷笃定媒体不会提及这些令人尴尬的事实，尽管正是这些背景因素解释了1936年的屠杀和教堂焚毁事件。如我们在A.2.18节所指出的，似乎屠杀工人阶级并不值得关注，而刺杀统治精英（及其仆从）才是大事。因此，教堂焚毁和神职人员被杀害的事件广为人知，而教会的亲法西斯活动（既是其反动政治立场的结果，也是其身为统治精英一部分的体现）却鲜有人提及，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总而言之，一个自由社会应当保障广泛的言论自由，同时维护其他基本自由（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些自由应当得到尊重、支持和鼓励，涵盖从左翼到右翼的各种政治观点。唯一的例外，是当某个组织积极支持那些试图奴役自由民众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对其施加一定限制（具体措施取决于斗争形势，并会随着威胁的减少而逐步放宽）。

对于那些声称“拒绝给予反革命分子言论自由等同于国家主义”或者认为这与自由意志主义理念相矛盾的人——无政府主义者会回答，这种论点是错误的。前者的错误在于，将国家强制实行的审查制度与自由人民的主动反抗混为一谈。在自由社会中，并不存在政府颁布禁令，而是由人民自主讨论，并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集体拒绝支持那些试图奴役他们的势力。缺乏电力、纸张、发行网络等基础资源，反动分子将很难出版或传播其思想。至于后者，则并不存在所谓的“矛盾”，因为支持和鼓励自由、同时抵抗奴役自由的企图，这二者根本不相悖！这种指责实际上犯了恩格斯在其反无政府主义的论战中所犯的相同逻辑错误，即认为“摧毁权威”本身是一种“威权主义”行为（参见H.4.7节）。同样，抵抗那些企图对你施加权威的人、或者抵制其支持者，这显然不是“专制”的表现！这种观点似乎假定，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应当是放任他人对自己施加统治，否则就是“专制”的！——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理解方式……

最后，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无政府主义都不会危及言论自由。事实上，通过打破当前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并引入工人自主管理的媒体，一个自由社会将能够提供更加广泛的观点表达渠道。媒体将不再仅仅反映富裕精英的利益，而是能够体现整个社会及其中不同个体与群体的多样诉求。

I.5.10 那么政党、利益集团和职业团体呢？

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只要人们仍然觉得有必要加入政党或其他利益集团，这些组织就会继续存在。它们不会被禁止，其成员与所有人享有同样的权利。政治党派或社团的成员可以参与公社及其他形式的集会，并尝试说服他人接受其理念的正确性。

然而，这种政治活动与资本主义民主制下的政治运作存在根本区别。因为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责任职位的选举不会基于政党推选，也不会涉及权力的委托。埃米尔·普热（Emile Pouget）生动地描述了工团主义工会与政治选举的区别：

“工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个人。但与民主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因崇拜普选制度而导致的个体人格被压制和贬低的现象不同，工会成员不会经历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在民主制度中，选民唯一能行使个人意志的方式就是进行一种自我放弃的行为：他的角色就是将自己的‘选票’‘授予’给候选人，希望他[或她]成为自己的‘代表’。

“加入工会则不具有这样的含义……工人加入工会，仅仅是与一群在意志和潜力上都与自己平等的同志订立了一项契约——一项随时可以被解除的契约……在工会中，例如当需要选出工会理事会来处理行政事务时，这种‘选择’并不能与‘选举’混为一谈。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采用的投票形式仅仅是一种分配劳动的方法，并不涉及任何权力的委托。工会理事会的职责被严格限制在行政管理的范畴内。它只是履行被赋予的任务，而不会凌驾于其成员之上，不会取代他们，更不会代替他们行使权力。

“工会内所有决策的原则都是如此：它们都被限制在具体的、特定的行动范围内。而在民主制度下，选举意味着当选者被选民授予了一张‘空白支票’，允许其在所有事务上随意决定和行动，即便其决定完全违背了选民的意愿；而选民反对的呼声——无论多么强烈——在当选者任期结束之前都毫无意义。

“因此，工团主义的工会活动与令人失望的政治事务之间，根本无法相比、更谈不上混淆。”[No Gods, No Masters，第二卷，第67-68页]

换句话说，当个人被选举到行政职位时，他们是被选举来执行其委托，而不是执行其政党的纲领。当然，如果这些当选者能够说服他们的工人同胞和其余公民，使他们相信自己的纲领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委托和纲领就会一致。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我们可以想象，各种集体和公社的决策将会反映其成员之间复杂的社会互动以及各种政治观点，也会反映出社群内部不同团体的多样性。

无政府主义很可能包含许多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思想。在各个集体和公社内部，这些思想的相对影响力将取决于其论点的力量以及其理念的现实相关性——这正是自由社会中应有的现象。正如巴枯宁所言：“取消这种相互影响就意味着死亡。而当我们捍卫群众的自由时，我们绝不意味着要废除个人或个人团体对群众施加的任何自然影响。我们所要求的是废除那些人为的、特权的、法律的、官方的影响。”[quoted by Malatesta, Anarchy, p. 51] 只有当代议制政府取代了自我管理，政治辩论才会导致“被选举出的独裁”以及权力的中央集权化，最终落入某个声称代表整个社会的政党手中，仿佛社会只有一个统一的意志。

这种政治结社的自由在历次的无政府主义革命中都曾存在过。在俄国革命期间，马赫诺黑军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组织起苏维埃和地区代表大会，并在这些大会上选举代表，其中包括不同政党的成员。例如，社会主义者的左派社会革命党（Left-SR）的成员就积极参与了马赫诺运动并出席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例如，1919年2月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大会主席，共同起草的。”[Michael Palij, The Anarchism of Nestor Makhno, 1918-1921, p. 155]）在1919年末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大会上、所成立的马赫诺派革命军事苏维埃中共有三名共产主义者当选；而该次大会的工人代表共有18名，其中6人为孟什维克，其余12人也包括共产主义者。[Micheal Malet, Nestor Makhno in the Russian Civil War, p. 111 and p. 124] 在马赫诺派对布尔什维克试图禁止其代表大会的回应中，他们这样写道：

“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受来自任何政党的压力和影响，只承认选举它的人民。它的职责是完成人民所托付的任务，并且不对任何左翼社会主义政党传播其思想制造障碍。因此，如果有一天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在工人中占据上风，革命军事委员会……必然会被另一个‘更加革命的’、更加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所取代。”[quoted by Peter Arshinov, The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p. 103-4]

因此，马赫诺派支持工人阶级的自决权，正如1919年2月一位代表在会议上所表达的那样：

“任何政党都无权篡夺政治权力……我们希望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能在地方层面上自行决定，而不是由任何上级权威下达命令；所有农民和工人都应当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被选举者的职责仅仅是执行劳动者的意愿。”[quoted by Palij, Op. Cit., p. 154]

需要指出的是，一种由部分列宁主义者推动的虚假说法广为流传，即政党被禁止参加这些机构的选举（例如，参见Jason Yanowitz那篇糟糕的文章《论马赫诺的神话("On the Makhno Myth")》[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no. 53]）。这些说法源于对革命时期苏维埃的组织方式缺乏基本了解，同时也误解了马赫诺派在1920年1月的这一声明：

“只有从事那些对国民经济至关重要工作的工人，才能被选入这些苏维埃。政治组织的代表无权进入工人和农民的苏维埃，因为他们的参与可能会使苏维埃变成一个政党代表大会，从而导致苏维埃制度的毁灭。”[quoted by Alexandre Skirda, Nestor Makhno: Anarchy's Cossack, p. 164]

在1917年彼得格勒及其他俄国城市建立苏维埃时，与1905年不同的是，这一举措由各政党发起，并确保其在执行委员会中拥有政党的代表（这与当选代表恰好是某个政党的成员不同）。例如，这种安排使得“高级政党领导人成为苏维埃的投票代表”，而他们的产生方式是“由各政党的领导层选定，而非由苏维埃大会本身选举产生。”[Samuel Farber, Before Stalinism, p. 31] 因此，马赫诺派反对的，是许多苏维埃成员并没有由实际工人直接选举出来的这种做法。

此外，马赫诺派也遵循了俄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主张，即建立“真正有效的苏维埃，其组织方式应基于集体原则，由工人和农民直接委派代表……而不是通过政党名单让政治空谈家混入其中，使苏维埃沦为空谈俱乐部。”[The Anarch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aul Avrich (ed.), p. 118] 这种政党名单制度则意味着苏维埃代表可以是任何人。例如，左翼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曾回忆，1920年初，一家化工厂“提名列宁与我竞争[莫斯科苏维埃的代表]。（在一次公开投票中）我获得了七十六票，而他——八票。”[quoted by Israel Getzler, Martov, p. 202] 而这两位知识分子又如何能够真正了解并反映他们所谓“代表”的工人的关切与利益？如果苏维埃是工人的代表机构，那么为何政治党派中的非工人阶级成员能够被选为工厂的代表，而他们甚至可能从未踏足该工厂，除了前来拉选票的目的之外？

这一原则显然也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生活不能仅仅被简化为政治和经济组织。个人有着丰富多样的兴趣与需求，只有在表达这些兴趣的前提下，个体才能真正享有自由并实现自我。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将会出现大量自愿结成的社群与团体，以满足这些兴趣。例如，可能会有消费者组织、音乐团体、科学协会、艺术协会、俱乐部、住房建设合作社和协会、手工艺和兴趣工会、粉丝俱乐部、动物权利组织，以及基于性别、性取向、信仰和族群等建立的团体等等。各种社群将围绕人类的兴趣和活动而建立。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述的：

“一个渴望拥有一架三角钢琴的人，会加入乐器制造者协会。通过在闲暇时间里贡献部分劳动，他很快就能获得自己梦想中的钢琴。如果一个人热衷于天文学研究，他会加入天文学家协会……通过参与合作劳动，他将拥有自己想要的望远镜……总之，每个人在投入数小时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之后，每天仍有五到七个小时的自由支配时间，这足以满足各种奢侈品的需求，无论它们如何多样。成千上万的协会将承担满足这些需求的任务。”[《面包与自由》，第120页]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将建立在各类社群与兴趣小组的基础之上，每个个体都能基于自己的兴趣自愿地加入这些组织，来表达和发展他们的兴趣。例如，住房建设合作社将让居民自行管理当地事务，设计和维护自己的住房、社区公园和花园。素食主义团体将传播他们认为重要的信息，尝试说服他人戒除肉食的弊端。消费者组织将与行业工团进行对话以改善产品和服务，确保生产符合消费者需求。环保组织将监督生产过程，确保其不会造成破坏性后果，并向工会和公社提供相关信息。女权主义、同性恋、双性恋和反种族主义团体将表达自身观点，揭示社会层面上仍然存在的不平等与偏见。整个社会中，人们将自由结社，表达自身观点，并在各类议题上影响他人。

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专业团体，这些团体将确保需要特定资质的工作（如医学等）维持公认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如此一来，社会成员便能确认某位劳动者是否是其领域的公认专家，并具备相应的资格胜任工作或提供建议。尽管自由社会将消除知识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并终结僵化的劳动分工，但现实是，人们仍然希望能够确信，自己所求助的医生或护士具备必要的知识与技能。这正是专业团体的作用所在，它们将基于共同商定的标准和资质体系组织培训与认证。当然，这并不会阻止其他人尝试从事这些职业，但事实上，很少有人会选择向没有公认资质的个人寻求帮助。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自愿结社将比资本主义社会发挥更强大且更积极的作用。社会生活将展现出多种多样的面貌，个体可以在数以千计的社群中自由选择加入，也可以与志同道合的人创建新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绝不会否认：生活远不止于工作！

I.5.11 无政府主义社会如何防御权力渴求者的威胁？

一个常见的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是，自由自治的社会将容易被暴徒或那些追求权力的人接管。类似的论点认为，一个缺乏领导结构的群体会使得魅力型领袖趁虚而入，因此无政府状态最终只会导致暴政。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类论点颇为奇怪。社会现在本就由暴徒和／或暴徒的后代所统治。国王最初不过是成功的暴徒，他们在特定地域内强行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而现代国家正是从这种强制统治的结构中发展而来。财产亦是如此，许多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可以追溯到某些暴徒通过暴力手段攫取土地，随后将其传给子孙后代，而后者再将其出售或转赠给他们的继承人。当前社会制度的暴力起源，依然可以在国家与资本家持续使用暴力以维持和保护其统治的事实中得到印证。当统治阶级的权力受到威胁时，他们总会毫不犹豫地回归自己的暴徒本性，诉诸极端暴力以维护特权。欧洲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大范围滑向法西斯主义，或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政变，均清楚表明了这帮恶棍可以做到何种地步。正如彼得·阿尔希诺夫（在稍有不同的语境下）所指出的：

“国家主义者惧怕自由的人。他们声称：如果没有权威，人们将失去社会性的支柱、会涣散瓦解，并重新归于野蛮。这种说法显然是胡言乱语，只有游手好闲者、热爱权威和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或者资产阶级社会的盲目思想家，才会去认真对待它。事实上，人民的解放并不会导致人民的堕落和野蛮化；相反，那些依靠权力与特权生存、剥削人民劳动、吸食人民鲜血的人，才会堕落、变得野蛮……人民的解放，将使那些以奴役人民为生的人暴露其原始本性。”[The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 p. 8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会被“无政府状态无法阻止暴徒夺取权力”这一论点所折服。此类论点忽视了现实：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权力渴求者统治的社会之中。作为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它完全站不住脚，实际上，它反而是对等级制社会的控诉。

此外，这种观点还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自由，正是因为他们已经推翻了所有现存的或潜在的暴徒，即那些掌握或渴望支配他人的权力者。他们必然会捍卫自己的自由，抵抗任何企图恢复权力统治的势力。他们已经组织起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因此废除了所有等级权力。那么，我们怎能相信这些曾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会在取得胜利之后默许另一批暴徒强加他们的统治？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述的：

“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实现方式，是每一个受压迫者都以自由之人的姿态行事，无视任何权威的反对……在实践中，任何个体革命的持久性都需要领土范围的扩展。当我们谈论革命时，我们指的是众多个人和集体起义的汇聚，其成功程度，足以使革命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能完全自由地行动……无需时刻担忧旧制度势力的阻挠或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显而易见的镇压行为都将遭到个人或集体革命行动的回应；而维持无政府状态，将比在未曾动摇的旧势力面前争取无政府状态要容易得多……人们有能力迅速遏制权力欲望者，可以通过抵制他们，拒绝向他们提供劳动或任何物资。他们也可以使用武力对抗他们。这种力量既存在于个人之中，也存在于集体之中。作为曾经的反叛者，他们受自由精神的激励、或是自幼习惯于享受自由；因此，他们绝不会对自己认为错误的事态坐视不理。”[克鲁泡特金，Act for Yourselves ，第87-88页]

因此，一个自由社会将通过直接行动来抵抗企图掌权者，正如它曾通过直接行动摆脱现有统治者一样。因为它建立在团结的网络与互助之上，其社会结构本身就促进这种直接行动。一个人所受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因此任何试图称王称霸的人都将面对整个已解放社会的集体反抗。面对人民的直接行动（如不合作、罢工、示威、占领、起义等），任何企图掌权者都将发现自己难以施加统治。与习惯于等级统治的现存社会不同，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是由反叛者组成的，因此难以被支配和征服：“在未来社会中，无政府状态本身即是防御，防止任何权威、任何权力、任何国家的重新建立。”[卡洛·卡菲耶罗，《无政府与共产主义》，载于《渡鸦》杂志第6期，第179-186页，第180页]

无政府主义者指出了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法西斯崛起的例子。在拥有强大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地区，法西斯势力受到了最强烈的抵抗。在德国，希特勒几乎没有遇到反对；而在意大利和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不得不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才得以掌权。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法西斯势力展开了殊死斗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直到遭到共和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背叛。基于这一历史经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人们会习惯于去实践直接行动和自我管理，因此会迅速且轻易地击败任何潜在的暴徒——他们不会停止捍卫自身自由的斗争。一个自由的人民会迅速组织起自治民兵进行自卫（正如在社会革命期间他们会自发组织起来以保卫革命一样——见J.7.6节）。

至于自我管理会导致“魅力型”领导人这一论点，其逻辑之荒谬令人惊讶。仿佛等级制结构本身就没有依赖于领导体制，也不需要魅力型领袖一样！这样的论点本身就自相矛盾，同时也忽视了现代社会及其领导体制的本质。事实上，与其说群众大会将会被领导者主导，不如说等级制结构才是独裁者的天然温床。世界上所有的大独裁者皆是从等级制组织中崛起，而非自由自治的组织。以希特勒为例，他并不是通过自我管理而掌权，而是利用一个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的政党，夺取了一个同样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由于大众被剥夺了权力，他们才会寄希望于领导者替他们行事，因此，“魅力型”领袖的出现是等级社会的必然结果。而在无政府社会中，由于所有人都拥有权力，反倒使得企图掌权的个人更难得逞——几乎没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就他人。

我们对权力欲的讨论显然涉及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无政府社会中，道德行为是否会得到回报？换句话说，一个无政府社会是否能够稳定，抑或是不道德者终将夺取主导权？

在这个争先恐后追逐财富成为生活唯一要义的世界里，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那些遵循道德准则生活之人的遭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道德行为通常无法带来成功，相反，那些背后捅刀、投机取巧、尔虞我诈、赶尽杀绝、唯利是图之人——反而更容易安身立命。忠肝义胆、两肋插刀、鞠躬尽瘁、雪中送炭、轻利重义——这些品质在账单面前，分文不值。资本主义社会下，道德和原则性行为通常会受到惩罚，而非回报。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往往鼓励不道德行为，因为这通常能降低成本，从而使实施这些行为的人获得竞争优势。

然而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情况则会截然不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对权力与财富的平等获取之上。在无政府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从事何种工作、无论身份如何，都有权分享社会财富。一个社区的生存与繁荣，完全依赖于社区成员的共同努力。在无政府社会中，道德行为将成为常态。道德行为者的回报不仅体现在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还体现在他人愿意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而那些投机取巧、试图支配他人、拒绝平等合作或以其他方式表现出不道德行为的人，将会失去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邻居与同事可能会拒绝（或最小限度地）与他们合作，并通过其他非暴力直接行动表明某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人们会与不道德者展开讨论，试图说服他们认识到自身行为的错误。在一个基本生活需求得以保障的社会中，人们更倾向于遵循道德行为，因为这样能提高他们在社区中的声誉与地位。资本主义与道德行为是互不相容的概念，而无政府主义则鼓励并回报道德行为。.，正如我们在I.5.8节中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深知自由社会仍需对抗残存的不道德与反社会行为；而试图支配他人，正是定义了何为反社会与不道德！

因此正如所见，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自由社会无须惧怕潜在的恶棍、“魅力型”领袖或不道德之人。无政府社会将建立在自由个体的合作基础之上，这些个体不太可能容忍恶劣行为，而会通过直接行动以及社会和经济组织来加以对抗。此外，自由合作的本质就会使道德行为得到回报，因为践行道德的人会从同伴那里获得同样的对待。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奋起捍卫自己的自由！

最后再强调一点：有些人似乎认为，无政府主义意味着向掌权者呼吁，希望他们不要压迫和支配他人。事实远非如此。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在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拒绝让他人统治他们。这不是对老板或潜在统治者“良善一面”的恳求，而是对服从老板之人摆脱老板的直接抵抗和团结行动——无论老板是否同意，最终都要将其扫除！一旦正确理解这一点，就会发现“无政府社会容易被权力欲强的人操控”这一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谬论——因为无政府主义本质上就是对抗权力，因此，它比任何等级制社会都更具抵抗潜在统治者的能力。

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十分清楚，无政府社会必须同时抵御来自内外的复辟资本主义与国家的企图。事实上所有革命无政府主义者都曾强调，革命必须进行自我防卫（正如H.2.1节所证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革命无需防卫的说法始终只是神话）。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试图重新引入权威的行为，都必须被坚决抵制。

I.5.12 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是否会提供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

这取决于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类型。不同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例如，在个人主义-互助主义社会中，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将由个人或合作社按付费使用的方式提供。个人或合作社／协会，可能会向各种保险提供者投保，或者直接与医疗服务提供者签订合同。因此，该体系将类似于私有化的医疗体系，但由于人们希望竞争能够将价格压低至成本水平，因此它不会有利润空间。

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这样的体系。他们主张社会化医疗保健和其他公共服务。他们认为，私有化体系只能满足那些负担得起费用的人的需求，因此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此外，这类体系的运营成本更高（最明显的是需要支付股东分红和高层管理人员的高额薪资，更不用说，还需要投入资金用于反对“社会化”医疗的宣传），并且收费更高（资本主义下的私有化公用事业往往会向消费者收取更高的费用，而考虑到它们本质上是天然垄断的，这并不令人意外）。

以医疗保健为例，接受医疗服务的需求并不取决于收入水平，因此一个文明社会应当承认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医疗保险公司，会根据被保险人罹患疾病或受伤的风险来设定保费，最容易生病或受伤的人往往根本无法以任何价格获得保险。私人保险公司会将整个行业排除在外，认为这些行业对其利润而言风险过高，因为其中的工人更容易发生事故或罹患疾病。此外，这些公司会定期审查合同，并以最微小的理由取消对病人的保险（这在商业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保险公司通过尽量减少医疗支出来盈利）。这种模式显然无法启发一个自由社会，也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理念相悖。

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出于伦理和效率的双重考虑，支持社会化和普及的医疗保健体系（参见I.4.10节）。毋庸置疑，无政府主义者构想的社会化医疗体系，将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当前国家提供的全民医疗体系（这种体系虽然被其敌人称为“社会化医疗”，但更准确地说应被称为“国有化医疗”——尽管需要强调的是，它仍然优于私有化医疗）。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化医疗体系将以地方公社为基础自下而上建，。在社会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医疗服务……将对公社的所有居民免费提供。医生不会像资本家那样试图从不幸的病人身上榨取最大利润。他们将受雇于公社，并被期望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治疗。”此外，预防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医疗治疗只是医疗保健科学的治愈性的方面；仅仅治疗病人是不够的，还必须预防疾病。这才是卫生学的真正职能。”[James Guillaume, "On Building the New Social Order", pp. 356-79,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71] 其他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也将遵循类似的原则。

在拒绝私有化的同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拒绝国有化，而是主张社会化和工人自治。我们在这一点上追随蒲鲁东的观点，他认为有一系列行业和服务属于“公共工程”，最适合由公社及其联合会管理。因此，虽然“管理这些工程的权力应归属于市政当局及其管辖的地区”，但“具体执行这些工程的权力则应由工人协会掌握”。这是由这些行业的性质以及自由意志主义价值观决定的，因为“地方自治团体直接、独立地发起安排属于它们的公共工程，是民主原则和自由契约的自然结果；而将其交由国家管理……则是向封建制度的倒退。”工人对这些公共工程的自主管理同样符合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因为“工人必须组织成民主性的社团，所有成员享有平等的条件，否则社会将倒退回封建主义。”铁路应当“交给负责任的公司，但这些公司不是资本家的公司，而是工人自己的公司。”[由蒲鲁东所著的《革命的总体思想》, p. 276, p. 277 和 p. 151]

这一原则在西班牙革命中得到了实践。加斯顿·勒瓦尔在其关于集体化的经典著作中讨论了“公共部门的成就”。在加泰罗尼亚，工团组织管理了水、电和煤气等公用事业，而电车和铁路的运营比资本主义管理下更加高效且成本更低。在整个西班牙，卫生行业的工人按照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在集体、自治公社和CNT的协作下重新组织了医疗服务。勒瓦尔总结道：

“医疗社会化不仅仅是自由意志主义激进派医生的倡议。在我们研究过的那些被革命改造的乡村和小城镇里，医疗服务和现有医院都被市政化，并被加以扩展，置于集体的管理之下。在没有医院的地方，人们就地筹建。医疗社会化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事业，造福于所有人。它构成了西班牙革命最卓越的成就之一。”[《西班牙革命中的集体化》，p. 278]

因此，西班牙革命展现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医疗体系的运作方式。在农村，当地医生通常会加入村庄集体，与其他工人一样提供医疗服务。在缺乏本地医生的地区，“集体安排其成员到附近城镇的医院接受治疗。在某些情况下，集体自行建立了医院；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为当地医生购置了所需的设备和其他物资。”例如，阿拉贡地区的蒙松区集体联合会建立并运营了一家医院——比涅法尔的杜鲁蒂健康之家（the Casa de Salud Durruti）。到1937年4月，该医院已有40张病床，设有普通医学、防疫和妇科等科室。医院每天接待约25名门诊患者，并向整个区的32个村庄开放。[罗伯特·亚历山大,《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vol. 1, p. 331 和 pp. 366-7]

在莱万特，CNT在原有的莱万特互助救济协会（Sociedad de Socorros Mutuos de Levante）的基础上推进了医疗社会化。这一机构最初是工会创建的一种互助福利组织，拥有大量医生和专业人士。在革命期间，该互助会有50名医生，为所有加入的工人及其家属提供医疗服务。加泰罗尼亚的医疗社会化形式有所不同，但依然遵循自由意志主义原则。加斯顿·勒瓦尔对此作出了精彩的总结：

“医疗服务的社会化是革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要充分理解我们同志们的努力，就必须记住，他们在7月19日后短短一段时间内就恢复了整个加泰罗尼亚的医疗体系。革命能够依靠一批敬业的医生，他们的目标不是积累财富，而是服务于受苦受难者和被剥夺权利的人群。

“1936年9月，卫生工人工会成立。遵循统一各类工种和服务行业的趋势，所有卫生行业的工人——从搬运工到医生及管理人员——都被组织到一个大的卫生工会之中……

“我们的同志们奠定了新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这个新的医疗体系覆盖了整个加泰罗尼亚。它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其各个部分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分布，并按照整体规划运作。加泰罗尼亚被划分为九个区域……这些区域内的所有乡村和城镇都由这些中心提供医疗服务。

“在整个加泰罗尼亚，共有27个城镇设立了36个医疗中心，确保每个乡村、每个村落、山中孤立的农民、所有妇女和儿童，无论身处何地，都能获得充足且现代化的医疗服务。在每个区域设有一个中央工会和一个位于巴塞罗那的控制委员会。各个部门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享有自治权，但这种自治并不意味着彼此孤立。巴塞罗那的中央委员会由各部门选出的代表组成，每周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共同问题并实施总体计划……

“卫生工会的项目立刻造福于大众。工会管理所有的医院和诊所。巴塞罗那开设了六家医院……此外，还将八座原本属于富人的豪华住宅改造成疗养院，它们坐落在群山和松林之间，环境优越。但要将这些住宅改造为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医院并非易事。”[《无政府主义集体化》，萨姆·多尔戈夫（编），pp. 99-100]

医疗服务不再需要个人支付费用。每个集体若有能力，都会向其医疗中心支付一笔捐款。医疗设施得以改善并引进了现代化设备。与其他自主管理行业一样，医疗服务的各个层面都由工人大会管理，工人们选举代表和医院管理人员来负责运营。

在未来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我们可以预见类似的社会化进程。医疗体系将建立在自主管理的基础上并与地方公社及公社联合会紧密相连。每家医院或医疗中心将保持自治，但同时通过联邦制相互联系，以便在需要时共享资源，使医疗服务能够迅速适应当地的需求和情况。医疗行业的工人将组织自己的工作场所，在广泛的自主管理和社会化框架内联合在一起，共享资源和信息、共同制定计划，提升公共医疗服务的质量。而公社及其联合会、工团及其联邦，将提供资源并有效地“拥有”医疗体系，从而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医疗服务。

类似的模式也将适用于其他公共服务。例如在教育方面，我们可以预见公社成员将共同组织免费的学校体系。这一点在西班牙革命时期已有所体现。事实上，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爆发前便创办了“现代学校”，各地共有50到100所，由地方无政府主义团体和CNT资助。在革命期间，西班牙各地的工团、集体和集体联合会纷纷建立学校。正如加斯顿·勒瓦尔所述：“教育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大部分部分或完全实现社会化的集体和市政当局，都至少建立了一所学校。例如，到1938年，莱万特联合会的每个集体都拥有自己的学校。”[引自萨姆·多尔戈夫，同上，p. 168] 这些学校的目标，如CNT关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议所述，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需要明确的是，我们在这里使用‘人(men)’是作为泛指——为此，教师必须培养儿童的各种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发展自身的潜能。”[引自何塞·佩里亚茨，《西班牙革命中的CNT》，p. 70] 自由教育的原则，即在学校中鼓励自由而非权威，在革命期间得到了广泛应用（关于现代学校与自由教育的更多细节，可见J.5.13节）。

这一教育的革命也不仅限于集体和儿童。例如，莱万特地区农民联合会（Federación Regional de Campesinos de Levante）在其五个省份各设立了一所学院。第一所学院于1937年10月成立，设在一座旧修道院内，招收了100名学生。该联合会还在瓦伦西亚和马德里建立了两所大学，教授各种农业学科，并采用实验性的教育模式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阿拉贡的集体也在比涅法尔建立了一所类似的专门学校。此外，CNT也在加泰罗尼亚积极参与了教育体系的变革。在巴塞罗那，当地CNT联合会还创办了一所学校，专门培训女性工人，以替代因参军而减少的男性劳动力。这所学校由无政府女性主义团体“自由女性”（Mujeres Libres）管理。[罗伯特·亚历山大，同上，p. 406, p. 670, pp. 665-8, p. 670]

社会无政府主义社会中的公共服务，最终将取决于该社会成员的意愿。例如，如果一个公社或由多个公社组成的联合会希望建立一个共同的医疗或教育体系，那么他们将分配资源来实施这一体系。他们可能会将创建该体系的任务，交给一个（比如说）由志愿者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这些志愿者来自相关的行业工会、专业协会、消费者团体等利益相关方。例如在建立公共教育体系时，该委员会或工作小组可能包括教师工会的代表、家长协会的代表、学生工会的代表等。这类体系的运行将如同其他行业一样，由从业者自行管理。功能性的自我管理将成为常规，例如医生管理自己的工作，护士管理自己的事务，而医院的整体运作则由所有医院工作人员组成的群众大会来决定。这些工作人员将选举并授权行政管理人员，同时决定医院应遵循的政策。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将拥有发言权，例如医疗体系中的患者和教育体系中的学生。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论述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公共服务，其实施和正常运作如果由直接选举产生的工人，或者通过与他人协商达成协议的工人自行负责，并在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直接监督下进行，将会更加可靠。”[Anarchy, p. 41]

毫无疑问，任何公共服务体系都不会被强加给不愿接受的人。这些服务是由公社成员组织并为公社成员提供的，因此，未加入公社的个人若想使用公社资源，则需要支付费用。然而，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太可能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冷酷无情，不会拒绝救治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病人，也不会因为患者无钱支付而拒绝紧急救助。同样，正如其他工人没有义务加入工会或公社，医生、教师等专业人士也可以选择在公社体系之外独立执业，既可以作为个体工匠行医或授课，也可以加入合作社。然而，考虑到免费医疗服务的普及，他们很难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财富。医学、教育等职业将回归其原本的动机，即帮助他人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正如预期的那样，公共服务将由公众自行组织，并由工会和公社进行管理。它们的基础是工人对自身日常工作的自我管理，以及对整个体系的整体管理。同时，非从业者（如患者、学生等）在这一体系中也不会被忽视，他们将发挥作用，为体系提供必要的反馈，以确保服务质量，使其能有效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维持和扩展这一体系所需的资源将由公社、工团及其联合会提供。这样一来，公共服务将真正成为“公共的”，而不是一种由国家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体系，也不是少数人利用自然垄断攫取私利、剥削大众的工具。

所以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公共服务将由提供服务的工人组织，并置于使用者的有效控制之下。这种由工人协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愿景，也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作为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改革诉求被提出（更不用说在经济危机期间，企业获得政府救助时，要求将其转变为合作社的诉求）。同样，与其选择国有化或私有化，不如让公用事业以消费者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即由使用者拥有），而日常运营则交由生产者合作社管理。

I.6 那么“公地悲剧”呢？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词，被用来描述某些人认为的“共有的资源会被破坏性地过度使用”的现象。该术语最早由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于1968年12月提出。[“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 pp. 1243-1248] 这一概念一经推出，迅速受到反对任何形式集体所有制或社会主义之人的欢迎，并成为许多支持私有化论点的基础。

毫不意外的是，考虑到这一理论深受资本主义捍卫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青睐，哈丁的论点实际上只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实验，完全没有任何实证依据。他假设了一个情境：一片公有牧场对所有当地牧民开放，供他们放牧牛群。在此基础上，哈丁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假设，认为每个牧民都会尽可能地在公地上放养更多的牛，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这将导致过度放牧和环境破坏，因为额外放牧带来的成本由所有使用公地的人共同承担，而收益则归于个体的牧民。然而，当每个牧民都独立地采取同样的行动时，个体的理性行为在集体层面上就变得不理性了。最终结果是，由于土地被过度使用，所有牧民的生计都将毁于一旦。

哈丁的文章被用来为公有资源的国有化和私有化提供正当性（而前者通常是后者的前奏）。随着国家所有制逐渐失去支持，这一逻辑实验的结论变得简单而统一：只有对公有资源进行私有化，才能确保其被有效利用，防止其过度使用和破坏。虽然哈丁的文章在发表时尚未迎来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但它在后来被广泛引用，为那些试图私有化国有企业并摧毁第三世界部落社会中共有制度的人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而这些最终政策导致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毫无疑问，哈丁的分析存在诸多问题。最根本的是，它只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实验，因此并未参考历史经验或现实实践。换句话说，它并未反映公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现实情况。所谓的“公地悲剧”根本不存在，它实际上是将“自由放任的悲剧”(“tragedy of the free-for-all”) 强加到共有资源之上（在本例中为土地）。事实上，公地从来都不是“放任取用”的资源，尽管后者可能导致过度使用和破坏，但前者却得以延续数千年。因此，不幸的是，那些经常援引“公地悲剧”来支持私有制的人，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对公地真正含义的无知。正如社会主义者阿兰·恩格勒所指出的：

“虽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援引他们所谓的‘公地悲剧’来解释森林、渔业和水路的肆意掠夺，但共有财产[common property]本身并不是问题。在部落、宗族和村庄共同拥有财产的时代，人们只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并尊重他人的权利。他们珍视共有财产，并在必要时共同行动，保护其免遭破坏。在资本主义下，并不存在真正的共有财产。（公有财产[public property]实际上是一种私人财产，即政府作为法人实体所拥有的财产。）资本主义只承认私人财产和无主财产。在无主财产被某人占有之前，没有人对其负有责任。一旦有人宣称其所有权，他便有权随心所欲地处置它，而这种权利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与共有财产或私人财产不同，资本主义财产并不因其本身或实用性而受到重视，而是因为它能为所有者带来收益。如果资本家能够通过变卖财产最大化收益，他也就有权这样做。”[Apostles of Greed, pp. 58-59]

因此，正如科林·沃德所指出的：“地方性、大众化的控制，是避免公地悲剧最可靠的方式。”[Reflected in Water, p. 20] 鉴于社会无政府主义社会是一个共有制的、去中心化的社会，它几乎不必担心共有资源因非理性使用或滥用而遭到破坏。

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将哈丁设想的情境——即对所有人开放的无人管理的资源——与现实中存在的共有物制度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共有物是村庄和部落社区内受集体管理的资源。例如，历史学家E.P.汤普森指出，哈丁假设公地是对所有人开放的牧场，这一观点“缺乏历史知识”。而事实上，公地是由使用者之间的共同协议进行管理的。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中，汤普森表明，“由于共有资源无人拥有和保护，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被过度开发的观点……尽管听起来符合常识，但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公地的使用者本身并不是缺乏常识。长久以来的各个地区，公地的使用者都发展出各种丰富的制度和社区制裁措施，以限制和规范资源的使用……当旧的……制度衰落时，它们所留下的真空便成为政治影响、市场力量和民众诉求相互竞争的场域，而不再有共同的规则加以约束。”[Customs in Common, p. 108fn and p. 107] 科林·沃德则指出了一个更近代的例子，即佛朗哥胜利后的西班牙：

“西班牙的水资源历史表明，‘公地悲剧’并不是加勒特·哈丁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公社控制建立了一套复杂而精细的公平分配体系。而哈丁所推崇的私有制，实际上导致了他认为公地开放使用时必然会出现的自私个人主义，或者使大地主们对资源的分配漠不关心。”[Op. Cit., p. 27]

因此，哈丁的文章在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支持公地私有化的论据。然而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论证表明，哈丁的观点根本不是针对共有制的‘悲剧’……哈丁的论点实际上涉及的并非共有制的问题，而是私有财产制度下开放使用所导致的问题。”[John O'Neill, Markets, Deliberation and Environment, p. 54] 值得注意的是，哈丁后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指出“很明显，我最初的文章标题应该是《无管理的公地之悲剧》……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文章可能会误导他人。” [quoted by O'Neill, Op. Cit., p. 199] 但当然，那时错误的影响已经产生。

哈丁的断言中带有某种傲慢，因为他基本上假设农民无法认识到即将到来的灾难，也不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在这种情况下，“开明的精英”（政府和资本家）便有必要介入。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小农及其他群体早已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和规则，以保护资源并确保社区能够获得生存所需的资源。换句话说，哈丁完全忽视了真实公地的运作方式，即公社管理和使用者自身的自我调节，他们会发展出合适的集体制度来维持公地的可持续使用。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类在拥有公地的社会中生活了数个世纪，却并未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推翻哈丁最根本的假设。正如科学家苏珊·简·巴克·考克斯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误解了公地的真实性质，我们也就误解了传统公地制度消亡所带来的影响。或许，现实中存在的并不是‘公地的悲剧’，而是公地的胜利：在数百年——甚至可能是数千年（尽管没有书面记录能够证明更久远的时期）——的时间里，土地一直被社区成功地管理。”这表明所谓“公地悲剧实际上是荒诞的”，基于一个“历史上错误”的论点，因为“公地是经过仔细而严格的管理的”。她还指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我们对人性的认知是否出现了偏差”。因为“如果真的是‘经济人’在管理公地，那么公地的悲剧很可能确实会发生”，因此，“或许真正管理公地的是另外一种人。”[“No Tragedy on the Commons”, pp. 49-61, Environmental Ethics, vol. 7, p. 60, p. 53, p. 56 and p. 61]

一位经济学家指出，所谓“公地的悲剧”只有在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时才具有意义。如果我们假设个体是原子化的，并且能够自由进入无人管理的土地，那么哈丁的结论便会自然而然地成立。然而，“如果财产是真正共有的，这就意味着必然存在制度性协议……在共有人之间建立管理资源决策的规则。更明确地说，共有财产之所以是真正的共有财产，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正是这种人类建立的制度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了，因此，“所谓的‘公地悲剧’更准确地说应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悲剧’”。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哈丁的文章中包含着大量“概念性错误”，而这些错误“已被经济学家系统性地重复使用”。总而言之，“所谓的公地悲剧与共有财产无关，而是与不受限制和不受监管的自由进入有关。”[F. Aguilera-Klink, "Some Notes on the Misuse of Classic Writings in Economics on the Subject of Common Property", pp. 221-8, Ecological Economics, No. 9, p. 223, p. 221, p. 224 and p. 226]

同样的批评也适用于那些认为“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及其他地区的经验表明，公共财产会导致污染和自然资源破坏”的论点。这类论点同样反映出对共有财产真正含义的无知（而支持私有产权的右翼势力使用这一论点也绝非巧合）。这是因为正如我们在B.3.5节中讨论的，上述国有的（公有的）资源既非共有，也非公共所管理的——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独裁统治本就排除了资源的公众控制。因此，斯大林主义实际上并未显示公地或公共所有制的危害，而是揭示了当资源管理者不受公众监督时可能产生的危险（而且，美国的污染程度远高于西欧，这也绝非巧合——在美国，就像在苏联一样，资源的控制者不受公众控制，因此污染的后果最终由公众承担）。斯大林主义所暴露的，是国有制（国有化）的问题，而非共有制（社会化）的问题，尤其是在当权的国家甚至未受到哪怕是代议制民主所隐含的、最低限度的公共监督时。

这种对公共财产与国有财产的混淆，当然被用来为富人和国家掠夺共有财产提供辩护。在政治辩论中，这种“混淆”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就像哈丁最初那个存在缺陷的“公地悲剧”理论仍然被反复引用一样，是因为这一理论对富人和权势阶级极具实用价值——他们有着削弱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侵占共有资源的既得利益。事实上，大多数被用来论证“公地悲剧”的例子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建立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假设之上，而这种背景并不适用于真正的公地。

而现实中，只有当财富与私有制在国家的支持下开始侵蚀并摧毁公共生活时，“公地悲剧”才会发生。这一点可以从公地制度存在了数千年，而其消亡却只发生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后这一事实中，得到有力的印证。资本主义的崛起——以及它所依赖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侵蚀了公共价值观与传统。如果没有财富的集中与国家的干预，人们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就如何使用共有资源达成协议，而这一过程已持续了数千年。在富人企图扩大其土地占有、剥夺穷人对土地的使用权，使他们完全依赖于统治阶级的权力与意志之前——公地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被成功管理的。

因此，正如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国家“系统性地清除了所有曾经表现互助倾向的制度。乡村社区失去了他们的民众集会、法院及独立的行政管理；他们的土地也被没收。”[《互助论》，第182页] 讨论与协商的自由被所谓的“绝对”财产权及其伴随的权力和威权所摧毁。无论是政治影响力还是市场力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由财富主导的：“有两个场合要求绝对的精准性：一是法庭审判，二是圈地运动。而这两个场合都让权势者和富人受益，而不利于普通民众。”当国家以富人利益为目标执行财产权时，民众的诉求便毫无意义。最终，“议会和法律将资本主义对排他性所有权定义强加于土地之上。”[Thompson, Op. Cit., p. 134 and p. 163] 正如考克斯所指出的，许多佃农“在法律上被剥夺了对更有权势的地主滥用行为的救济权”，而“在富有地主的支持下，土地改革往往不过是一场精致的土地掠夺。”[Op. Cit., p. 58 and p. 59] 杰拉德·温斯坦利以及掘地派^¹³⁶（和原始无政府主义者）所表达的，不过是当时广泛流传民间的愤怒。他控诉道：“在有公地的教区，富有的诺曼人地主或者那些（更贪婪的）新兴贵族，用羊群和牛群过度占据公地，以至于贫困的佃农和劳动者只能勉强养一头几乎是半饥半饱的奶牛。”[引自由莫里斯·多布，《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第173页] 于是，工人阶级被“置之不理”，只能在饥饿中挣扎。

如F.8节所讨论的，圈地运动，是国家强行将资本主义强加于社会的一个方面。当然，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往往以圈地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来为其辩护（实际上是重复了洛克早先提出的、但存在缺陷的论点——见B.3.4节）。对此，有三点反驳意见。首先，不能假设只有通过圈地才能实现生产力提高，公地制度同样可以通过共同体成员采用改进的技术和方法来提高产量，而这些技术和方法正是圈地后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其次，这种论点忽视了自由这一核心问题，而用财产替代了它（即财富增长被认为比工人阶级的自由更重要）。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这种为国家强制干预辩护的“父权式”理由，与这些辩护者今天反对（某些形式的）国家干预的立场并不相符（例如税收或支持工人的土地改革）。如果“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论点核心）可以用于农村工人阶级身上，那么他们就没有多少立场去反对民主制度下对富裕精英的征税，或者反对一场旨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土地改革，乃至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

总的来说，“公地悲剧”这一论点在理论上就存在根本缺陷，在经验上也是错误的（这并不奇怪，毕竟支持这一观点的人从未提供任何实证证据）。然而，这并未阻止哈丁及其追随者基于对历史和人性的可疑理解来提议政策。或许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哈丁的假设（也即他结论的基础）并不是基于真实的人类社会或历史事实，而是源自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构造。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以及在由市场强加的短期主义逻辑下，人们确实可能为了利润而牺牲自身社区的长期生存利益。然而从人类历史的整体来看，这种短视的逻辑却是相对近期的现象。

事实上，共有制能够激励人们去保护资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后代将需要这些资源，因此会倾向于加以维护。由于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他们能够抵御短期主义的压力，从而避免只关注眼前的生产最大化而不顾未来。而资本主义所有者的激励机制正好相反——正如E.3节所论述的，除非他们最大化短期利润，否则他们自身的生存便无法持续（因此，如果砍伐森林能带来更高的短期利润，那么千年的原始森林也会被伐尽）。因此，通过将共有制与去中心化的联邦制公社自治结合起来，无政府主义不仅能够有效管理资源，还能避免私有化与国有化所带来的弊端。

I.6.1 怎么去使用“由世界上所有人拥有的”财产呢？

首先，我们需要指出这一反对意见背后的常见谬误。它假定了因为某样东西归所有人所有，那么在使用它时就必须征求所有人的意见。然而，这种逻辑实际上是将私有财产的原则套用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诚然，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集体“财产”，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使用它。共产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卡洛·卡菲耶罗（Carlo Cafiero）对此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

“共同财富分布于整个地球，虽然它在权利上属于全人类，但只有那些身处这一财富可及范围内并有条件使用它的人，才将会共同利用它。身处一个区域的民众将使用该区域的土地、机器、工厂、房屋等，共同分享它们。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他们在这里直接地、事实地，行使着自己对一部分人类财富的权利。而如果一位北京的居民来到这个地区，他[或她]将与其他人享有同样的权利：与他人共同享用这个地区的一切财富，正如他[或她]在北京时所享有的一样。”[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250]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那些实际使用一部分社会财富的人，对其用途拥有最大发言权（例如，工人控制他们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并决定在使用这些资料进行劳动时所从事的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使用者可以随意支配它。如果他们滥用自己的地位，他们将受到当地社区的监督和罢免（例如，如果某个工作场所造成环境污染，当地社区有权采取行动加以制止，甚至在必要时关闭该工作场所）。因此在自由社会中，“使用权”(use right)，或称“用益权”(usufruct)——取代了“财产权”(property)，并与“全局思考，地方行动”的理念紧密结合。

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通常也没有私有财产，这并非巧合。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个人对物品的占有，对工具、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个人主张……在自然的[即，原始的]社会中相当普遍……与此同时，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合作劳动和资源共享，并达到可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程度，也是非常普遍的……但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关系之上，最根本的仍然是‘用益权’的实践。”这样的无国家社会是基于“用益权原则的，即社区中的个人仅凭借使用资源的事实就能占有这些资源……只要资源仍被使用，它们就归使用者所有。功能，在本质上取代了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概念。”[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116] 无政府主义者所期待的未来无国家社会，也将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

批评社会无政府主义的人实际上混淆了财产（property）与占有（possession），并认为废除财产就等同于自动废除了占有权和使用权。然而，正如在B.3节中所论述的，财产与占有是截然不同的。夏洛特·威尔逊对此作出如下阐述：

“财产权意味着一位个体或一个个体联盟对事物的支配权；它并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对事物使用权的主张——后者是用益权，这完全是另一回事。财产权意味着对财富的垄断，意味着即便‘所有者’自己不需要某物，也有权阻止他人使用它。而用益权意味着个人对其所需财富的使用权。如果某个人将一部分（他自己既不使用、也无实际需要的）财富从同胞手中剥夺出来，那么他便是在剥削整个社区。”[Anarchist Essays, p. 40]

因此，无政府主义社会拥有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来决定如何使用共有资源，这一方式便是基于占有与用益权。关键在于，正如I.3.3节所讨论的，社会化意味着自由获取：资源的使用者不必服从等级化的社会关系才能使用资源。社会化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比如说，随意闯入某个工作场所，直接拿走一台机器或电脑。相反，它意味着当一个人加入某个工作场所时，他是在共享一项公共资源；并且是以自由和平等的合作者身份，而不是作为服从命令的雇佣奴隶。如果某项资源未被使用，人们就可以自由使用它；而如果该资源正在被使用，那么它将由使用者进行管理，并通过商定的方式分配使用权，以确保关系和结果的平等性与自由。

至于如何决定共有土地的具体用途，则由与其毗邻的地方社区来决定。例如，如果一个自主管理的工厂希望扩建并占用公共土地，那么该地区的社区（即使用并因此控制这一公共土地的居民）将对此进行讨论并达成共识。如果少数人强烈反对，他们可以采取直接行动表达立场。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平等者之间进行理性讨论通常不会导致过多的冲突。或者，假设某人想在一片尚未被规划为公园的土地上开辟一块菜地，那么他或她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如公告栏或报纸）向社区大会通报，如果在下一次大会或规定的时间内无人提出异议，那么便可继续开垦菜地，因为没有其他人主张使用该资源。

其他社区将与该社区结成邦联，并通过讨论决定共同活动的方式，同时任何社区（如同个人一样）都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加入某项联合行动。对于那些破坏生态环境或个人自由的行为，其他社区可以并且应当提出反对。生态系统与自由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自由的个人不太可能坐视某些成员破坏他们的星球而无动于衷。

所以，那些使用某一资源的人便掌控该资源。这意味着将会建立“使用者团体”，以管理由多人共同使用的资源。这些团体在工作场所主要由该处的工人组成（或可能包括消费者团体与合作社的意见）。由租户组成的住房协会将负责住房管理和维修。社会中的各类协会所使用的资源，如共有学校、工坊、计算机网络等，其日常管理将由使用者负责。使用者团体将决定资源的使用规则（例如时间安排、预订规则）和使用方式，并负责维修与改进。这些团体需要向它们所在的地方社区负责。因此，如果社区认为某个团体的活动正在破坏共有资源或限制他人的使用权，该问题将被提交至相关的社区大会进行讨论。通过这种方式，相关各方管理自己的事务和所使用的资源（因此他们极有可能关注资源的合理和有效利用），但不会产生私人财产及其所带来的等级制度和对自由的限制。

最后，我们来探讨使用权冲突的问题：当两个或多个的个体、公社或工团希望使用同一资源时，又该如何解决。通常，这类问题可以通过相关方的讨论与决策加以解决。一般而言，如果争议各方都是理性的，他们可能会共同同意让某位值得信赖的朋友进行仲裁，或将争议交由一个随机从社区成员中选出的陪审团裁决。这仅在双方无法达成资源共享协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类争议最好不要借助权威的干预或恢复私有制来解决。如果相关方不遵循上述理性的方式，而是决定设立一个权威机构，那么灾难将不可避免。首先，这一权威机构必须被赋予强制执行裁决的权力。一旦如此，新权威机构必然会将争议资源中最好的部分据为己有（当然是作为“提供裁决服务”的报酬！）。如果私有制被重新引入，这种专断的机构很快就会发展起来，并产生两类新的压迫阶级——财产所有者与“司法”执行者。归根结底，设想两方平等相对而发生争执时，他们自己无法在理性与公正的基础上自行解决，而一个凭借暴力维持权力的第三方却能够真正代表正义，这样的想法本身就很荒谬。常识应当警示我们不要陷入这种幻想；而如果常识不足，历史也早已证明，依靠权威或财产来解决争端绝非明智之举！

此外，我们也应指出，列宁主义者所宣称的“只有中央集权才能确保共同获取和共同使用”同样是一种谬误。中央集权将控制权从使用者手中剥夺，并交给一个自称代表“社会”的机构，这种做法不仅不能防止小范围工人集团滥用权力，反而会让整个社会沦为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官僚阶层的统治对象。既然一个公社或工团的成员都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利益去滥用地位和限制他人的使用；那么一个组建起一个中央集权机构和官僚系统的个体，自然也可能如此（无论该机构是否在理论上是通过选举对社会负责的）。事实上，正如列宁主义的实践所清楚表明的，后者滥用职权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前者。因此，去中心化才是实现共同所有与自由获取的关键，而非中央集权。

共有制需要共有式结构才能正常运作。在自由社会中，使用权和平等者之间的讨论取代了财产权。如果自由被囚禁在由公共或私人国家强制执行的法律之中，它便无法存续。

I.6.2 共有制难道不会限制个人自由吗？

这个观点被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一位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约翰·亨利·麦凯提出了如下质问：

“在你们所称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你们[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会阻止个人通过他们自己的交换媒介，在彼此之间交换劳动吗？进一步，你会阻止他们占用土地用于个人使用吗？’……[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他回答‘是！’，那就意味着他承认社会对个人拥有控制权，并且抛弃了他一直以来热切捍卫的个人自主权；但如果他回答‘否！’，那就意味着他承认了他刚刚还在极力否定的私有财产权。”[Patterns of Anarchy, p. 31]

然而，无政府主义理论对此有一个简单而清晰的回答。要理解这一点，只需记住：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使用权取代了所有权。换句话说，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交换劳动，并占用土地以供自己使用。这与废除私有制并不矛盾，因为“占用与使用”原则与私有制直接对立（参见B.3节）。社会化正是建立在“占用与使用”这一概念之上的，这意味着在自由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可以占用和使用他们所需的土地、工具和设备——他们并不一定非得加入自由共产主义社会（参见I.5.7节）。然而，如果他们选择不加入，他们就无法要求享受他人通过合作和共同生活所获得的好处。

这一点，可以从夏洛特·威尔逊在麦凯提出他“无可回避的”问题的几年之前，所写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中看出。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无政府主义是否……不承认……任何个人的财产呢？”她的回答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取用自己所需之物”，因此“不难想象，个人必然会占有一些必需品和便利物品”以供自己消费和使用。因为“当财产不再受法律保障、不再有武装力量支持、也无法雇佣私人劳务时，它要想以危及社会的规模复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人所占有的物品数量……必须取决于他的[或她的]良知，以及其邻居们的道德观念和切身利益所施加的压力。”这种“用益权”制度同样适用于“包括土地的生产资料”，并“向所有工人或工人团体开放”，因为“只要土地和资本未被私占，工人们就是自由的；而一旦它们有了主人，工人们就成了奴隶。”[Anarchist Essays, p. 24 and p. 21] 这是因为与所有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共产无政府主义也是建立在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区分之上的。

换言之，在一个自由社会中，占有取代了私有财产。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那些决定加入自由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也适用于那些希望置身其外的人。从自由共产主义的众多主要理论家的著作（参见G.2.1节）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都不认为占用土地（或房屋、生产资料）用于个人使用意味着“私有财产权”。例如在关于土地的问题上，克鲁泡特金和蒲鲁东的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写道：“那么，谁能占有哪怕是最小的一块土地……而不犯下公然的不公正之罪呢？”[《面包与自由》，p. 90] 后者则直接指出：“土地不可被占为己有。”而他们都没有否认个人可以使用土地或其他资源，而只是强调这些资源不能变成私有财产。因此，蒲鲁东写道：“每一个占用者，必然是一个持有者或使用受益人——而这一身份排除了所有权。”[《什么是财产？》，p. 103 和 p. 98] 显然，约翰·亨利·麦凯并不像克鲁泡特金那样读过蒲鲁东的作品！正如威尔逊所论述的：

“蒲鲁东那句著名的格言——‘财产即盗窃’——正是另一个同样著名的论断的关键……——‘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当工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占有铁路、船舶、矿山、田野、农场建筑、工厂、原材料和机械，以及他们劳动所需的一切，并不是为了个人私有，而是为了自由地使用这些由社会劳动创造或曾经利用过的资源，以造福整个社会时；当他们意识到，作为对自己劳动的回报，他们有正当的权利从最终产品中取走自己所需之物时——他们便理解了这一点。”[同上，p. 20-21]

这一点也可以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对蒲鲁东的评价中看出。莫里斯将这位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归为“社会党思想家中最杰出的人物”，并认为他是“一座连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派的桥梁”。在批判财产制度方面，莫里斯认为，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蒲鲁东的立场“纯粹而直接地属于共产主义。”[《政治著作》，p. 569 和 p. 570]

因此，我们并不意外地发现，克鲁泡特金也主张：“一切物品都属于全体人民，只要人们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劳动来生产必要的物品，他们就有权分享整个社会所生产的一切。”他进一步指出：“自由共产主义……将共同收获或制造的产品提供给所有人，让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家中自由地消费这些产品。”[《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演化中的地位》，p. 6 和 p. 7] 这显然暗示了一种“占用与使用”的模式（即实际使用某项资源的人对其拥有控制权）。

这种对占有的支持，当然并不意味着像麦凯所认为的那样与共产主义相矛盾。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让社会的财富由整个社会支配，以便按照社会成员的需求使用和消费。因此，个人在取用和使用社会生产的物品时并不会受到阻碍，而这显然也意味着“排除”他人使用和消费相同的物品。但这绝不意味着任何有意义上的复辟私有财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在许多人类社会中都是相当普遍的，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许多语言甚至没有表达单方面所有权的动词。”[大卫·格雷伯，《可能性》，p. 23]

例如，一群朋友去野餐，分享他们各自带来的食物。如果有人从这份共有的食物中拿了一个苹果吃掉，那么显然这个苹果就不再供他人食用。然而，这并不改变此次野餐所基于的食品共有的本质。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同样如此，人们仍然会拥有自己的住宅，并且当然有权限制只有受邀之人才能进入。人们不会从街上随便闯入住宅，并以某种站不住脚的理由就住进主卧——比如原住户正在客厅看电视、正在度假或拜访朋友，所以主卧就没人使用之类的理由。

因此，共产主义的基础是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个体会“占用”（使用）社会的产出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前提是有人愿意生产它）。然而共产主义的核心在于，它剥夺了个体将占有物转化为私人财产的能力，从而阻止他们通过雇佣劳动或地主制来使他人屈从于自己的意志。

换言之，占有物（个人的“财物”）不会转化为社会性的财产。因此，共产主义者支持那些不加入公社的人，只要他们耕种自己的土地或使用自己的工具，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由于这是基于占有，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共产主义原则及其对私有财产的废除。这是因为这些人正在使用相关资源，因此他们行使的权利与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其他成员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在自由共产主义体制下，那些非体制内成员的情况也很明确——他们同样可以使用他们占有并使用的资源，如土地、住房和生产资料。区别在于，这些非共产主义者需要与社会其他成员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商品，而不是直接从公社储备中获取所需物品。

重申一点，非共产主义者所使用的资源不会变成私人财产，因为这些资源正在被使用，而一旦它们不再被占用和使用，就会重新归于共有。换句话说，占有物取代了财产。因此，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同意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贝弗利·鲁宾逊的观点，他写道：

“土地所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所有权，即‘财产权’，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是土地的绝对主宰，可以随意使用土地或任其闲置，完全取决于其个人意愿；另一种是占有权，即土地使用者对其所使用和占据的土地拥有稳定的使用权，但一旦他停止使用，就对该土地不再拥有任何权利。为了对其农作物、建筑物或其他产物享有稳定的占有权，他只需对其所使用的土地拥有占有权即可。” [Patterns of Anarchy, p. 273]

我们必须指出，这一制度曾在西班牙革命期间的农村公社中被采纳，当时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加入集体，只耕种和使用他们凭借自己劳动能够“占有并使用”的土地和工具。同样，在公社内部的个体则实行共同劳动，并根据需要从公共仓储中取用所需之物（参见I.8节）。

麦凯的评论提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鉴于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当前的土地私有制，他们的制度意味着“社会对个人拥有控制权。”如果我们考察塔克等人所推崇的“占有与使用”土地制度，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基于限制土地财产权（因此也限制了土地所有者）。正如在G.1.2节所讨论的，塔克等人期望有一天，公共舆论（即社会）会限制个人能够获取的土地数量，因此，从麦凯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是在控制个人的行为、侵犯他们的自主权。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个人主义要求，在关于占有物（或“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的规则上，社会整体需要对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这一点。

麦凯接着指出：“每一个严肃的人都必须表明立场：要么支持社会主义，从而支持暴力并反对自由；要么支持无政府主义，从而支持自由并反对暴力。”[Op. Cit., p. 32] 这一论述颇为奇怪，因为正如G.1节所指出的，像本杰明·塔克这样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并反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尽管令人困惑的是，其中许多人仍然将他们的占有制度称为“财产权”）。

不过，麦凯的言论也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私有财产是否支持自由？他既没有探讨，也没有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私有财产必然会导致财产所有者对使用但并不拥有财产的个人施加控制，从而剥夺他们的自由（见B.4节）。正如蒲鲁东所论述的：

“买主划定界限，用栅栏把自己围起来，说：‘这是我的；各人归各人，各人为自己。’于是，这片土地从此成为一个领地，除了地主及其亲朋好友，任何人都无权踏足；它只能使地主及其仆役受益。随着这样的情况不断扩大，很快人们……将无处安歇、无处栖身、无地可耕。他们将在地主的门前，在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边缘饿死。而地主在看着他们死去的同时，会高喊：‘游手好闲者与流浪者就该如此灭亡！’”[Op. Cit., p. 118]

当然，正如蒲鲁东所指出的，非财产所有者可以通过成为仆人来进入财产之中，即通过向所有者出售自己的自由，接受其权威。因此，他认为“财产的第二个后果就是独裁。”[Op. Cit., p. 259] 正如G.4.1节所讨论的，这暴露了任何形式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中一个巨大的矛盾：它在捍卫超越占有、并衍生出雇佣劳动的私有财产制度。这是因为无论是国家还是财产所有者，都在特定区域内对所有事物拥有独占的权威。正因如此，埃米尔·普热呼应蒲鲁东的观点，指出：

“财产与权威只是同一‘原则’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本质都是人类奴役制度的强制性确立和神圣化。因此，它们之间的唯一区别仅在于视角的不同：从一个角度来看，奴役表现为财产犯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则体现为权威犯罪。”[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66]

因此，当某人占有的资源超出其个人或合作群体能够使用的范围时，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他们试图限制他人使用他们未加利用的资源，那么他人完全有权无视这位潜在垄断者的妄想。缺乏国家来强制执行资本主义的财产权时，任何重建私有财产的尝试都将以邻里们的嘲笑而告终；因为这些自由的人们会通过无视潜在资本家的企图来捍卫自己的自由，从而拒绝让其垄断生存资料、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己利。毫不奇怪，麦凯完全没有讨论这样一个事实：私有财产必须依赖大规模的暴力（即国家）来保护它，使之免遭那些实际使用或可能使用它、但却不拥有它的人们的挑战。

所以，麦凯忽视了私有财产的两个关键问题。首先，私有财产本质上依赖于暴力，以确保所有者能够排除他人使用的权利——这正是国家存在的主要原因。其次，他忽略了“财产”在创造雇佣劳动时所展现的反自由意志主义的本质——雇佣劳动正是“私有财产”的另一面：在这种关系下，劳动者的自由显然受到限制，因为他们必须服从那些拥有他们所使用生产资料的雇主。与此相对，在自由共产主义社会中，公社成员在自我管理的社群内享有平等的权利、权力和话语权。而在“私有财产”制度下，财产所有者统治着使用其财产的人。如果所有者和使用者是同一人，那么问题就并不存在（即占有替代了财产）；但一旦占有被转化为了财产，如蒲鲁东所指出的，专制就随之而生。正如夏洛特·威尔逊所言：

“财产——不仅是使用权的主张，而是禁止他人使用的权利——使那些已经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能够奴役那些一无所有……并且必须通过劳动来生存的人。任何工作都离不开土地、材料和工具或机械；因此，这些物品的主人，也就是一贫如洗的工人的主人——他们可以靠着工人的劳动悠然闲适地生存……我们所寻求的财富社会化，并不是依赖权威对财产施加的限制，而是依靠人民自身的直接行动，消除那些保障财产免受社会正义要求的限制。因为权威和财产都是支配欲望的表现。”[Op. Cit., pp. 57-8]

因此，以“自由”之名，约翰·亨利·麦凯和一大批“个人主义者”最终支持的实际上是权威，并且（实际上）是某种形式的国家。考虑到私有财产并不是个人占有的基础，而恰恰是其对立面，这并不令人意外。所以总的来说，共有财产不仅不会限制个人自由（或个人对资源的使用），反而是其唯一的保障。因此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艾玛·戈尔德曼的观点：“我们的目标是废除私有财产、废除国家……我们旨在让人类摆脱暴君与政府的桎梏。”[《美国岁月：文献史》，第1卷，第181页]

I.7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不会毁灭个性吗？

不会。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只会抑制那些肤浅到无法将自我认同与自身所有物区分开来之人的个性。然而尽管如此，这是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至关重要的一个质疑；并且考虑到“社会主义”俄国的例子，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这一问题背后的基本假设是：“资本主义会促进个性”，但这一假设在多个层面上都站不住脚。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个体自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依然]更多是幻象，而非现实”，而且“人格发展的缺失（导致群体心理）以及个体创造力与主动性的匮乏，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缺陷之一。经济上的个人主义并未兑现其承诺：它并未带来任何显著的个性发展。”[Ethics, p. 27 and p. 28] 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已将个性压缩为一种对个性可能且应有之形态的拙劣模仿（见I.7.4节）。难怪艾玛·戈尔德曼会指出：

“我们这个时代被时常重复的口号是……我们的时代属于个人主义……只有那些不愿深入探究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观点。难道不是少数人积累了世界的财富吗？难道他们不是局势的绝对主宰和统治者吗？然而，他们的成功并不是源于个人主义，而是由于大众的懒惰、怯懦以及彻底的屈服。后者只想被支配、被引导、被强迫。而至于个人主义，在人类历史上，它从未有如此之少的表达机会，也从未有如此之少的正常、健康发展的可能。”[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 pp. 70-1]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表面上建立在“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之上的体系，实际上却使其成员成为标准化的个体，几乎无法真正表达自身的个性。资本主义不仅未能增强个性，反而使其模式化，从而加以限制——个性之所以能够存续，更多体现的是人性的韧性，而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一个基于等级制度、旨在确保服从与臣服的社会中，个性的贫乏不足为奇。在这种背景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他指出：“至于个体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我不认为它可能会沿着个人主义的方向发展。个体——是的，毫无疑问；但个人主义者——我对此有所怀疑。因为那意味着：狭隘的利己主义——一种退化的演进，甚至这种演进也只会局限于特定群体。”[Kropotkin, quoted by Ruth Kinna, "Kropotkin's theory of Mutual Aid in Historical Context", pp. 259-283,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No. 40, p. 268]

那么，我们能否说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将促进个性，还是说人类“个人主义”的缺失和趋同是一个恒定现象呢？为了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些回答，我们必须考察非等级制的社会和组织。有关非等级制的社会，我们将在I.7.1节探讨部落文化作为案例分析。在这里，我们将简要说明无政府主义组织如何维护并增强个体的自我意识。

无政府主义组织及其策略旨在促进个性的发展。这些组织是去中心化的、参与式的，因此，它们为成员提供了“社会空间”，使他们能够表达自我，并以资本主义所限制的方式发展自身能力和潜力。正如加斯顿·勒瓦尔在其关于西班牙革命时期无政府主义集体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在集体生活中，每个人的自由意味着有权自发地、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充分地贡献自己的思想、意志和主动性。消极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那只是一种虚无。”[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346]

通过参与和管理直接影响自身的决策过程，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得以增强，从而不断发展自身的能力和个性。勒瓦尔所描述的自发性活动具有重要的心理学意义。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言：“在所有自发的活动中，个体都在拥抱世界。他不仅不会丧失自己的个体性，反而会使其变得更加坚定和稳固。因为个体的越是积极行动、就越为强大。”[Escape from Freedom, p. 225]

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组织中，个性不会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萎缩。相反，随着人们参与社会组织并在其中行动，个性会变得更加强大。换言之，个性的发展需要社会作为支撑。正如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曾指出的：“当每个人都只顾自身时，个性反而会受到损害……绝对孤立的个体始终只是一个幻象。那些最受推崇的个人品质，如独立性、自由意志、同情心以及正义感，既是社会美德、也是个人美德。一个完全发展的个体，正是一个完全发展的社会的体现。”[The Eclipse of Reason, p. 135]

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个体，既是健康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个人自我实现和欲望满足的结果。事实上，社会往往能够丰富并促进个性的成长，这一趋势贯穿人类历史。这表明资本主义的抽象个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更像是一个例外，而非一种常态。换言之，历史表明：与他人平等合作，比起资本主义所标榜的“个人主义”更能有效地增强个性。因此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言，我们需要“阻止对人类精神、人格、共同体以及人类对美好生活想象的破坏与简化。”[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409]

群体对个性的支持作用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个性正是社会力量与个人特质互动的产物。一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越少，其个性就越可能受到损害。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得到印证，当时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在英国和美国上台。市场力量的扩张导致了社会原子化、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国家的进一步集中化。随着这种趋势席卷社会，社会生活的破裂导致许多个体在伦理和文化上陷入贫困，社会也变得日益私人化。二十年后，英国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抱怨英国社会破裂，然而他却巧妙地避而不谈——正是其前任撒切尔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造成了这一局面的根源。

或者说，许多我们认为属于个体发展的特征（例如思考的能力、行动的能力、坚持自身观点与标准的能力等），（本质上）都是社会性技能，并且是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社区中得以培育的。若剥夺这种社会背景，这些被珍视的个性特质便会因缺乏实践、对权威的恐惧、个体的原子化以及有限的社会交往——而受到削弱。以工作场所为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等级制的工作环境会让个体边缘化，使其无法自由表达意见、无法充分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也无法自主管理自身的活动。这种影响不仅局限于工作场所，而是会波及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等级制度在所有形式上都会带来压迫扼杀个性（参见B.1节）。在这样的体制下，正如左翼古典自由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指出的，群体活动的“业务性”方面或许能被“恰当地执行”，但这是以个体的牺牲为代价的。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密尔的观点，他将这种体制称为“仁慈的专制”，并质问：“在这样的制度下，会塑造出怎样的人？他们的思维能力或行动能力能获得何种发展？……他们的道德能力同样受到摧残。凡是人为地限制人的行动领域之处，他们的情感也会随之变得狭隘与萎缩。”[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pp. 203-4] 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密尔不仅批判政治组织，还将这一批判延伸至所有形式的社群关系，并指出：如果“人类要继续进步”，最终将占据主导地位的社群形式“不会是资本家作为首领、而工人对管理哑然无声的关系；而是工人们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共同拥有其生产所需的资本，并由他们自己选举和罢免管理者的联合体。”[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147]

因此，无政府主义将创造各种机制，使所有个体能够参与影响他们自身的决策，从而保护和发展个性。无政府主义建立在这样一个核心原则之上：个体及其所处的制度不可孤立地看待。专制性的组织会塑造出顺从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在服从权威和迎合主流观念时最为安全；而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即建立在参与和自我管理基础上的组织，则会培育出独立而坚定的个性，使个体能够自主思考，并对自身的能力充满信心。

正因如此，巴枯宁主张，自由“并不是源自孤立的状态，而是源自相互作用；自由不是排他的事实，相反，它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因为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正是其人性或人的权利在所有自由人、其兄弟、其平等者的意识中的反映。”自由“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极为复杂的、最重要的是高度社会化的事物，因为它只能在社会中、在严格的平等与团结条件下实现。”等级权力必然会扼杀个体自由，因为“特权及一切特权地位的特点，便是摧毁人的思想与情感”，“权力与权威不仅会腐蚀那些行使它们的人，同样也会腐蚀那些被迫服从它们的人。”[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66, p. 268, p. 269 and p. 249]

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重组将以个体的自我赋权与自我解放为基础，并通过个体参与自我管理的组织，使其在实践中学习自由所带来的责任与喜悦。正如卡罗尔·佩特曼指出的，“参与能够培养并促进其所必需的品质；个体参与得越多，他们便越能够胜任这一过程。”[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pp. 42-43] 这无疑意味着个体、社会关系以及组织的相互转变——正如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加西亚·奥利弗所言：“谁没有被革命所改变呢？如果只是为了维持现状，那就没有进行革命的价值。”[quoted by 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98]

这种（正如我们将在J.2节中所见的）社会重组是以直接行动的策略为基础的。这一策略通过鼓励个体以自身的行动来抗争不公，从而促进个性的成长。正如伏尔塔琳·克雷尔所言：

“凡是认为自己有权主张某种权利，并大胆地单独、或与志同道合者共同主张这一权利的人——都是直接的行动主义者……

“凡是曾有计划去做某事，亲自去践行；或者将其计划呈现给他人，赢得他们的合作，而不是请求外部权威代劳的人——都是直接的行动主义者。所有合作实验，本质上都是直接行动。

“凡是曾在生活中与他人产生分歧，并直接找到相关当事人解决问题的人……都是直接的行动主义者。例如罢工与抵制……

“这些行动……是那些在特定情境下感受到压迫的人所做出的自发回应。”[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p. 47-8]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建立在自我主张的基础上，而这必然促进个性的成长。只有当个体能够独立思考并自由行动时，自主实践才能真正发生。既然自我管理是建立在直接行动原则之上的（“所有合作实验，本质上都是直接行动”），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个性不会受到压制。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极为强调个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正如共产无政府主义者J. 伯恩斯-吉布森所言：

“破坏个性就是在破坏社会。因为社会只有通过个体成员才能得以实现和存在。社会没有不源自个体成员的动机、没有不以个体为中心的目标、没有不属于个体的意识。‘时代精神’、‘公共舆论’、‘公共福祉’等类似的概念，若被视为悬于人群之上的空中楼阁，则毫无意义。它们所指的，实际上存在于个体之中、并源于个体。因此，个体性与社群性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人类生活的理解。” [quoted by William R. McKercher, Freedom and Authority, p. 31]

那么也就难怪，无政府主义“承认并重视个性，这意味着品格、行为及其动机，自由行动力、创造力、自发性和自主性。”[J. 伯恩斯-吉布森，转引自McKercher, Op. Cit., p. 31f] 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无政府主义“寻求个性的最充分发展，同时伴随着自愿联合在所有方面的最高发展……不断变化，不断调整。”[Anarchism, p. 123]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真正的自由需要社会平等。因为“如果个体要在最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生活与环境，那么这些领域的权力结构组织方式就必须以使他们能够参与决策。”[Pateman, Op. Cit., p. 43] 所以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个性将比在阶级分化、等级森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更好的保护、鼓励与发展。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论证的：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个人发展与自由的最佳基础；这里的个性，不是指那种将人推向‘人人为己’之斗争状态的个人主义……而是指一个人才能的充分展现，人的独特性的高度发展，智慧、情感和意志的最大丰富。”[Op. Cit., p. 141]

正是因为奇迹般的事物能极大地丰富生活，而其中最奇妙的莫过于个性，无政府主义者才会以社会主义——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即自由个体的自由联合——之名，反对资本主义。

I.7.1 部落文化是否表明社群主义能够维护个性？

是的。在许多部落文化（或原住民文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个性的强烈尊重。人类学家保罗·拉丁（Paul Radin）指出，“无论年龄或性别如何，对个体的尊重”是“原住民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同时他们还实现了“令人惊叹的社会与政治整合”以及“个人安全感的概念。”[引自默里·布克钦，《重塑社会》，p. 48] 对此，布克钦评论道：

“拉丁首先列出的原住民的特质：对个体的尊重——在当今时代尤为值得强调。一方面，集体性被视为对个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在纯粹利己主义的狂欢中，个体自我的边界却被彻底摧毁，导致个体漂泊无依、孤立无援、与他人原子化。然而，仔细研究某些原住民社会可以发现，一个强大的集体可能比强调自私但贫瘠的‘自由市场’社会更能支持个体的发展。”[同上, p. 48]

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也注意到了部落文化所展现出的个性化特征。他引用了历史学家加里·纳什（Gary Nash）对易洛魁（Iroquois）文化的描述（这一特征在大多数北美原住民部落中似乎都很常见）：

“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东北森林地区——没有法律和法令、治安官和警员、法官和陪审团，或法院和监狱——这些欧洲社会的权力机构都不存在。然而，社会对可接受行为的界限却十分明确。虽然易洛魁人以自主个体为荣，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严格的是非观念。”[引自津恩，《美国人民史》，p. 21]

这种对个性的尊重，存在于一个基于社群主义原则的社会中。正如津恩所述，在易洛魁社会中，“土地是共有的，由集体耕作。狩猎也是集体进行的，猎物在村民之间分配。房屋被视为由多个家庭共享的共有财产。土地和房屋的私有概念对易洛魁人而言是陌生的。”在这一公社社会中，女性“地位重要且受到尊重”，家庭为母系家族。权力在两性之间共享（不同于欧洲的男性支配观念）。此外，儿童“在学习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部落团结的同时，也被教育要独立，不要屈服于专断的权威。他们被教导要维护地位平等，共享财产。”津恩强调，北美原住民部落“十分注重个性的培养，培养人的意志强度、独立性与灵活性、激情与力量，以及他们彼此之间、与自然之间的伙伴关系。”[同上, p. 20, pp. 21-22]

因此部落社会表明，社区确实能够捍卫个体性，共同生活实际上会促进强烈的个体意识。这一现象实际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只有在平等的条件下，个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才能有机会充分发展其个性。此外，这种共同生活是发生在无政府主义的环境中的：

“印第安政府的基本原则一直是对政府的拒绝。几乎所有墨西哥以北的印第安人都将之视为准则，那就是个人自由远比他[或她]对其社区或国家的责任更为珍贵。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态度支配着所有行为，从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开始。印第安父母在本性上不愿意严格管教子女，他们对孩子任何展现自我意志的行为，都会视为个性成熟发展的积极迹象……”[Van Every, quoted by Zinn, Op. Cit., p. 136]

而且北美原住民部落也表明，共同生活与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标准可以并存，甚至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的切罗基（Cherokee）民族，“土地由集体持有，生活安定而富足”，而美国内政部也承认其社会是“一个进步的奇迹，人们在相当舒适的生活条件下成功地进行生产，其教育水平‘相当于各州普通大学所提供的教育’，工业和商业繁荣、宪政政府有效运作、社会的识字率很高，文明与启蒙的程度堪比已知的任何社会。该部门惊叹道：‘英国人在这方面花费了五百年才取得的成就，他们在一百年内就完成了。’”[Noam Chomsky, Year 501, p. 231]

1883年，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亨利·道斯（Henry Dawes）到访该地，并对自己所见之景赞不绝口：“在这个民族中，没有一个贫民，而且全民族没有任何债务。它自己建造了州议会大厦……它建造了自己的学校和医院。”没有一个家庭缺乏住房。然而尽管如此（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因为如此），道斯却建议必须摧毁这一社会：“他们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达到的极限，因为他们的土地是共有的……这里没有驱使个人改善自己家园的动力。没有‘自私’，而‘自私’正是文明的根基。除非这个民族愿意放弃他们的土地并将其分配给公民，使每个人都可以独自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否则他们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quoted by Chomsky, Op. Cit., p. 231-2] 资本主义的引入——如同往常一样，是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的——最终导致了贫困与匮乏。这再一次表明，资本主义与高生活水平之间的联系并不如其支持者所声称的那样明确。

毫无疑问，能够自由获取生活所需的资源，使这些文化的成员无需将自己置于可能导致奴性人格结构的境地。由于他们无需服从雇主的命令，也就不必学会顺从他人，从而能够发展自身治理的能力。而这种自我管理，促成了一种在这些部落中被称为“非干涉原则”的习俗。在人类学中，该原则指的是捍卫某人表达对立观点的权利，并且是在部落世界中一条普遍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具有普世性。

非干涉原则是一条强有力的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个人层面，也延伸至政治领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值得注意的是，部落社会“尊重儿童的人格，就像他们尊重社区中成年人的人格一样。”[Bookchin, 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115]）。如今，大多数人早已习惯于无处不在的等级制度，因此当他们意识到这一原则（已经）被践行的程度时，往往会感到震惊。然而，该原则已经被证明是无政府状态下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人们根本不会限制他人的行为（除非这种行为威胁到部落的生存）。这实际上使得绝对的宽容成为了一种习俗（值得去强调法律与习俗之间的区别：法律是僵化的，而习俗是灵活的——参见I.7.3节）。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些社会理想化，因为它们在许多方面仍是不完美的无政府社会（最明显的一点是，其中许多社会最终演变为等级体制，表明非正式的等级关系确实存在，而这些关系无疑是宗教及其他因素的产物）。

作为习惯于服从权威的人，我们携带着大量关于“干涉”他人生活的观念，以至于对许多人来说，设想一个不再进行这种日常干涉的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不妨认真思考这一点。首先，在一个人们不干涉彼此行为的社会里，这一简单的社会现实会让个体感受到信任和自主。他们的自尊心因此提高，因为他们被信赖，能够承担责任，并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作出决策。这并不是在写小说；个人责任恰恰是社会责任的核心要素之一。

因此，鉴于在那些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国家、几乎没有其他等级结构的部落社会中，个性所展现出的强大生命力——我们是否可以得出结论：无政府主义不仅能够捍卫个性，甚至还能在资本主义所无法企及的层面上发展它？至，我们可以说：“有可能”；而这，已经足以促使我们质疑“资本主义是唯一尊重个体的制度”这一信条。

I.7.2 无政府主义者崇拜过去或“高尚的野蛮人”吗？

不。然而，支持资本主义的人经常用这个指控攻击社会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者则用它来攻击无政府主义者。两者都声称无政府主义是“后瞻性的”，反对“进步”，并希望建立一个基于不适当自由观念的社会。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资本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建立在“高尚的野蛮人”这一理想之上（例如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权威人物，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在其著作《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就持这种观点）。

无政府主义者深知，他们在历史或社会中用作无政府主义趋势示例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局限性。他们也同样清楚，以任何历史时期作为“无政府主义实践”示范产生的相关问题。例如，中世纪欧洲的“自由城市”曾被克鲁泡特金用来说明去中心化的邦联公社的潜力。因此，他有时因此被指责为“中世纪主义者”（威廉·莫里斯也曾受到类似指责）。然而他所做的，只是指出资本主义并不等同于进步，并且曾经存在过鼓励自由的其他社会制度，而资本主义在这些方面却起到了限制作用。

类似地，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指责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并称他怀念前工业化时代的手工艺人和农民社会。当然，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蒲鲁东生活在一个以农民和手工业生产为主的前工业化法国，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基于当时劳动人民的现实需求。当他讨论大规模生产（如铁路、工厂等）时，他提出应由合作社协会来管理这些生产单位。这些协会将通过让工人掌控自身的劳动和产品，维持工人尊严，而这正是手工业者和农民生活的核心特征。因此，他利用“过去”（手工业生产）来分析当时正在发生的进程（工业化），并提出了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仅继承了过去被资本主义压制的自由（即生产中的工人自我管理），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自由。相较于向后回顾或者崇拜消逝的过去，蒲鲁东实际上是分析了过去以及现在，并尽可能地取两者所长，将他们应用于当下和未来。相比之下，马克思认为工业化（即无产阶级化）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而蒲鲁东则希望能在他在世时候就见证工人阶级实现正义与自由，而不是等到资本主义完全发展后，才在某个未确定的未来实现。

许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无视对部落文化的研究所能获得的洞见，以及这些文化对资本主义与自由所提出的问题，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相反，他们回避这些问题，指责社会主义者理想化“高尚的野蛮人”。然而正如所指出的，这种指责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这种指控曾剑指卢梭（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高尚的野蛮人”理想化的奠基者），尽管他曾明确反问道：“难道社会必须被彻底废除吗？难道必须消灭‘我的’和‘你的’，然后我们必须重新回到森林，与熊为伍吗？这完全是我的对手的推论，我宁愿预先揭露它，也不愿让他们以此自取其辱。”同样，卢梭常被认为是在理想化“自然人”，但实际上他写道：“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们，由于彼此之间没有道德关系或确定的义务，既不能算作善良、也不能算作邪恶；既不具备美德、也不具有恶行。”[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p. 112 and p. 64] 然而卢梭没有意识到，他的对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似乎毫无羞耻之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声称，他主张的观点与他真实的写作内容完全相反。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遭受这种对待（尤其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尤其还是在我们回顾历史、从中汲取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潮时，往往会被指责为开倒车的空想主义者。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通过对历史的分析指出，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关的原子化个体并不是“天然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实际上削弱了个体性。针对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对过去社会的分析所进行的各种攻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者试图否认历史、并声称在资本主义中“进步”达到了其最终的形态。正如戴维·沃森所论述的：

“当我们观察生活在地球上一些最恶劣、最严苛环境中的人们，却发现他们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时，我们就应该能够理解当代对文明优越性的质疑，而不是因此而愤怒。原始主义不仅展现了国家兴起之前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对文明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合理回应……大多数人并没有生活在原住民社会中，而大多数部落社会本身如今也正面临全新的处境，如果他们希望作为一个群体生存下去，就必须以新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历史提醒我们，存在着其他可能的生存方式。重新肯定我们原始的过去，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自身历史的视角——当然，这并不是唯一可能的视角，但它是一个重要且合理的切入点，使我们能理性地探讨（并充满激情地回应）这个我们必须告别的世界。”[Beyond Bookchin, p. 240]

对历史和现代社会进行深入研究，以探寻其他存在过或仍然存在的生活方式，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很容易忘记，在现代资本主义下存在的事物并非亘古不变（正如新古典经济学所展现的原子化、去历史化的分析方式一样）。同时也有必要记住，许多今天被人们视为“正常”的事物，过去却并非如此。例如，正如我们在F.8.6节所讨论的，第一代工业雇佣奴隶就曾痛恨这个制度，认为它既是残暴的，又是反自然的。研究历史、研习过去的文化、等级社会的形成过程，回首被压迫者对其的抵抗，不仅能丰富我们当前的分析与实践，也能帮助我们设想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预测它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探寻可能的解决方案。

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挑战在于摧毁权力关系和支配体系，那么追根溯源就显得尤为重要。等级制度、奴役、强制、父权制等现象远远早于资本主义，所以仅仅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资本主义只是等级制文明当前最隐秘、最阴险的表现形式。同样，如果不去研究那些在国家、等级制度和阶级出现之前就运作良好的文化和社区，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很难向人们证明无政府状态是可取的或可能实现的。因此，历史分析以及对部落社会和其他社会中积极因素的肯定，同样地至关重要。

此外，正如乔治·奥威尔所指出的那样，那些拒绝这种批判性分析、并指责其是在崇拜“高尚的野蛮人”的攻击，完全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首先，他[现代生活的辩护者]会告诉你，‘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然后他会指责你是中世纪主义者，并开始长篇大论地讲述中世纪的恐怖……事实上，大多数为现代性辩护的人对中世纪乃至整个过去的攻击都偏离了核心问题，因为他们的基本伎俩是将一个现代人——带着他的神经质和高生活标准——投射到一个根本不具备这些观念的时代。但请注意，即便如此，这仍然算不上一个答案。因为对机械化未来的厌恶，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任何时期怀有最微小的敬意……当人们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目标时，并不需要假装它曾真实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The Road to Wigan Pier, p. 183]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类对无政府主义者研究过去文化的攻击，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即这些文化完全没有任何优点，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极端的“全有或全无”的现代观。这种观点拒绝承认过去（以及当代）文明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而在其他方面是错误的，拒绝对其进行批判性研究，而是采取了一种彻底不加批判的“要么接受，要么滚蛋”的态度。当然，众所周知，那些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人极力推崇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活和价值观（特别是考虑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或镀金时代的美国那种残酷的现实），但他们却从未因此被指责为“崇拜过去”。

因此，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指责他们支持“高尚的野蛮人”这一理想，实际上更多地揭示了这些反对者自身的问题，以及他们对审视自己所支持体系之现实影响的恐惧，而非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真正批判。

I.7.3 需要法律来保护个人的权利吗？

不，完全不需要。虽然显然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如果没有某些被普遍认可的道德原则，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习惯于欺骗同类；如果我们无法信守彼此的承诺与言辞；如果每个人都将同伴视为敌人，并认为一切战争手段皆为正当——那么社会将无法存续。”[Anarchism, p. 73]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制度（伴随着官僚体系、既得利益和非人道性）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佳方式。

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替代方案并不是现行的法律制度（或基于宗教或“自然”法则的法律体系），而是“习俗”(custom)——即社会在特定时期内所认同的“经验法则”。然而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存在一套公认的原则来决定公正的结果，那么这与法律又有何区别？

区别在于，“习俗的秩序”将取代“法律的统治”。习俗，是一种灵活生动的社会制度体系，并且得到社会成员的支持，而法律，则是一种成文的（可称之为“僵死的”）制度体系，它将社会控制与道德力量相分离。正如观察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所能证明的，这种分离使得所有人都感到疏离。在无政府主义社会的人际冲突中，可以预期（但非必然出现）一个公正的结果，因为人们会相信自己能够自行解决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只有当人们在一个道德与社会控制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矛盾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时——他们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意义。然而，最核心的要素是社会对个体的信任，相信他们能够自主创造解决人际冲突的可行方案。这与当前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家通过强加一系列固定的社会结构，使人们无法培养自身独特的解决方式，从而将个体幼稚化。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习俗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曾经被认为是“正常”或“自然”的事物，可能会逐渐被视为压迫性的和可憎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善与恶的观念会随着智慧或知识的增长而变化。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Kropotkin, Op. Cit., p. 92] 只有摆脱过去的沉重束缚，社会的伦理基础才能随社会个体的成长而不断发展和进步。（关于无政府主义伦理的讨论，参见A.2.19节。）

我们还想指出，法律（或“律法”）同样限制了个体伦理或道德感的成长。这是因为法律使个体不再需要对自身行为的是非做出判断，他们只需知道某种行为是否合法，而这是否道德则变得无关紧要。这种伦理的“国有化”对资本家、统治者或其他剥削者而言都极为便利。此外，资本主义也限制了个体伦理的发展，因为它创造了一种使伦理道德可以被收买的环境。正如莎士比亚在《理查德三世》中所写：

因此，所谓“律法”在捍卫个人权利的同时，实际上也创造了破坏个体伦理行为的条件（比如伦理的非人格化、财富的集中等），从而削弱了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正如英国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所言：“我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做出如下概括，即：法律上的所有权本质上是一种消极且反社会的东西，除非它受到人际关系的制约或纠正，否则几乎可以肯定它是有害的。事实上，当一个人最主要的辩护理由是‘法律允许’时，那你几乎可以肯定他正在进行某种不正当的勾当！”国家强迫个体进入与统治机构的关系之中。正如无政府主义者J. B. 史密斯（J. B. Smith）所言，这意味着“剥夺个体对自身生活及周围环境的直接兴趣……削弱他[或她]的道德感……教导他[或她]绝不能依靠自己……[而]必须依赖于那群被选出来掌控一切的少数人……[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他[或她]对是非善恶的判断。”[引自William R. McKercher，《自由与权威》，第48页及第67页]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个人权利，只有在一个建立在自尊和同情基础上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习俗源自无数个体行动和思想的积累，反映（而且促进）了个人伦理标准的发展，从而也强化了一般性的相互尊重。因此“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下，所有规则和法律都仅仅是陪审团裁决的参考建议，陪审团不仅要判断事实，还要评估法律本身的公正性、其适用于特定情境的合理性，以及违反它应当承担的惩罚或赔偿……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下，法律的灵活性将使其能适应每一种紧急情况与需求而无需修改。法律的公正性将取决于其灵活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取决于其僵化程度。”[本杰明·塔克，《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第160-161页] 塔克和其他个人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英国普通法^¹³⁷传统中，陪审团曾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后来逐步被国家架空。基于普通法或习俗的陪审团制度，可能成为自由社会中实现正义的手段。

对个体的宽容程度，更多地取决于该社会的整体态度，而不是其法律体系。换句话说，即使法律尊重个人权利，但如果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不认可某一行为，他们仍然可以并且会去采取行动加以阻止（或限制个人权利）。法律所能做的，只是尽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但鉴于社会习俗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干预往往是有限的，并且必须等到人们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后才能发挥作用。不言而喻，政府往往站在否认和无视个人权利的最前线，因此向政府诉求正义，至少可以说是相当成问题的！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深知社会习俗也可能具有压迫性，并且正如在I.5.6节所讨论的，他们主张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应当采取直接行动以对抗“多数人的专政”倾向。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绝不会低估个人的自我主张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然而，这种自我主张“往往与某些作家所鼓吹的那种狭隘、无知的‘个人主义’或‘自我主张’完全不同，甚至远比其深刻和广泛得多。”他指出，“反抗的个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站起来反抗，目标是“净化旧有的互助制度，或探索出一种基于互助原则的、更高级的共同体形式”的人；另一类则是那些“企图摧毁互助的保护机制，而仅仅是为了增加自身的财富和权力。”[Mutual Aid, pp. 18-9] 我们的目标是支持并鼓励前者。

然而，虽然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习俗可能带来的专制性，但仍然强调——首先，这种现象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组成部分；其次，与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强加给社会的法律以及国家真正的暴政相比，这种习俗的压迫性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而这些事实，统治精英们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掩盖。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解释的：“我们所有的宗教、历史、法律和社会教育都渗透着这样一种观念：如果任由人类自身发展，他们将会退化为野蛮状态；没有权威的约束，人类将会互相残食；因为他们说，只能从‘大众’身上期待到野蛮和无休止的纷争。如果没有那些当选人高居其上加以统治，人类就会毁灭……这些‘救世主’，据说正是为了防止‘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但他指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一份针对社会和制度的科学研究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结论。事实证明，人类为了实现互助、共同防御以及总体上的和平而创造出的习俗和惯例，正是由‘无名的大众’精心制定的。而正是这些习俗，使人类在极端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的生存斗争中得以存续。”“国家仅仅是人民之工具”的观念，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难以站得住脚。国家及其法律真正做的，是“将已经存在的社会习俗固定下来，或更确切地说，是使之僵化为一种永久性的形式”，同时又“加入了一些新的规则——这些规则确立了不平等，并强制大众屈从于武装的富人和好战少数派的利益。”[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 pp. 48-9] 因此，国家会扭曲社会习俗，以维护自身以及经济和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的统治——就毫不奇怪了：

“随着社会越来越明显地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一方试图建立自己的统治，另一方则挣扎求生，斗争便爆发了。胜利者急于将自己的统治成果以永久的形式固定下来，竭尽所能地使之不容置疑，赋予其神圣和庄严的地位。法律便在祭司的庇护下出现了，而战士的棍棒则为其服务。它的作用便是使那些有利于少数统治阶层的习俗变得不可更改……然而，如果法律仅仅是一套为统治者服务的命令，它将难以确保人们的接受和服从。因此，立法者在法典中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习俗……一种是随着共同生活的实践而发展出的、体现道德原则与社会团结的准则；另一种则是用来维护不平等存在的命令。在法典中，真正维系社会存在的习俗，被巧妙地与统治阶级强加的行为准则交织在一起，并且二者都要求民众给予同等的尊重……这就是法律，它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这种双重性质。” [Kropotkin, Anarchism, p. 205]

换句话说，法律“利用人类的社会情感，不仅使那些符合人类道德观念的准则得以通过，同时也让那些仅仅有利于少数剥削者、并可能引发人民反抗的命令得以施行。”[Kropotkin quoted by Malatesta, Anarchy, pp. 24-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国家机构不仅不是创建道德社会（即尊重个性的社会）所必需的，反而会积极破坏这样的社会。不出所料，经济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声称：国家是自由社会和个人空间的必要条件。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统治精英“如果不假装自己对整体有益，就无法长期维持自己的地位……如果不伪装成所有人权利的守护者，他们就无法让人们接受少数人的特权。”[Op. Cit., p. 24] 因此，法律“存在的目的，就是维持政府运作，而政府的作用就是确保资本可以垄断和剥削所创造的财富”，并且“使资本家更容易剥削工人”。然而，“那些渴望自由的人，却尝试通过恳求他们的主子来获得自由，希望这些主子能仁慈地修改由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保护自己！”[Kropotkin, Op. Cit., p. 200 和 p. 210]

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国家存在的真正原因。无论它宣扬什么样的个人权利和行动自由，其根本目的始终是保护强者免受弱者的威胁。国家所承认的人权，实际上是社会斗争的产物，是在阶级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而不是统治精英的仁慈使然。此外，资本主义本身也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因为它鼓励人们习惯于欺骗他人，将他人视为竞争对手，而可以对竞争对手无所不用其极。因此，资本主义削弱了个体成长和实现真正自由所需的基本社会环境和习俗。因此也就毫不奇怪，一个强大的国家始终是推行自由市场的必要条件——首先，它要保护财富不被日益贫困化的大众所夺取；其次，它还要在资本主义破坏社会结构、瓦解社会凝聚力时，努力维持社会的完整性，以防社会变得难以为继。

关于这个问题，克鲁泡特金的经典文章《法律与权威》（收录于《无政府主义》和《一位反叛者的话》）是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I.7.4 资本主义是否保护了个性？

鉴于许多人声称，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会摧毁自由（进而摧毁个性），因此值得探讨资本主义是否真正地保护了个性。答案必然是否定的。资本主义制造了一种标准化的模式，从而扭曲了个性；而之所以个性在资本主义下仍然存在，更多地是说明了人类精神的韧性，而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功劳。

那么，为什么一个表面上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制度，反而导致了个性的压抑？这主要有四个原因：

1) 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等级制度，在许多生活领域扼杀了自我管理能力；

3) “个人利益”被单纯地等同于金钱收益（就像资本主义下的那样），这种心理影响阻碍了真正的个性发展；

关于第一点，我们已经在多个场合讨论过（例如，参见B.4节）。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个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因此“个人的倾向和判断必须服从于主人的意志”。这自然会抑制个体的主动性，以及认识和表达自我思想的能力。这“使数百万人沦为徒具躯壳的无名之人，成为毫无创造力和主动性的行尸走肉……他们为他人积累起财富的金山，而自己却要忍受灰暗、乏味和悲惨的生活。”戈尔德曼强调说：“只要雇佣关系和商业考量在决定个人行为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Red Emma Speaks, p. 50] 因此，布克钦说到：

“随着社会逐渐被市场体系所掏空……我们也见证了人格本身的被掏空。正如那些曾将人类联结为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的、精神与制度的纽带，被大众市场侵蚀一样——那些构成主体性、性格和自我定义的筋脉，也被剥夺了其形态和意义。‘现代性’所塑造的那种孤立的、看似自主的自我，不过是曾经相对完整的个体的空壳；而这种个体之所以可能完整，正是因为他或她曾扎根于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之中。”[The Ecology of Freedom, p. 211]

关于第一点，考虑到资本主义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它不仅无法促进个性，反而只能损害个性。正如克鲁泡特金所主张的：“对个人或形而上实体的服从……会导致主动性的压抑和思想的奴性。”[Anarchism, p. 285] 至于第二点，我们在上文已有讨论，此处不再重复（参见I.7节）。而对于最后两点，它们值得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下文展开分析。

首先来看第三点，当这种“贪婪”成为个体生活（以及他们所处社会）的主导因素时，人们往往最终会为它而牺牲自我。个人并未主宰自己的“贪婪”，反而是“贪婪”主宰了他们，使得他们被自身的某一方面所占据。这种“自私”掩盖了实践它的个体在自我上的贫乏。正如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家艾里希·弗洛姆所指出的：

“自私并不等同于自爱，反而恰恰与自爱相对立。自私是一种贪婪。正像所有的贪婪一样，它包含着一种贪得无厌，结果是个体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满足。贪婪是一个无底洞，它让人不断地努力满足需求，却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这种类型的人本质上并不喜欢自己，反而对自己深恶痛绝。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很容易解释。自私，正是植根于对自身缺乏真正的喜爱……他缺乏内在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只能建立在真正的自爱和自我肯定的基础上。”[The Fear of Freedom, pp. 99-100]

换言之，“自私”之人让自己的贪婪主宰了自我。他们牺牲了自身的个性来供奉这个新的“神明”。对此，麦克斯·施蒂纳早已敏锐地察觉并予以批判，他将其称为“片面化的、封闭的、狭隘的自我主义”，它导致个体的自我“被某种激情所奴役，并将自身的其余部分作为祭品供奉给它。”[The Ego and Its Own, p. 76] 和所有的“幽灵”一样，资本主义导致个体的自我否定从而造成个性的贫瘠。因此，一个表面上建立在“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制度，最终却削弱了个性，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第四点，竞争对个性的影响同样是破坏性的。事实上，“一个致力于制造标准化、专业化、可预测的人类组件的文化，只能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成竞争。但‘胜出’的结果并不会造就坚韧的个人主义者，而是塑造出循规蹈矩的机器人。”[George Leonard, quoted by Alfie Kohn, No Contest: The Case Against Competition, p. 129]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竞争是以超越他人为基础的，而这只能在你与他人从事相同事务的前提下发生。然而，个性是最独特的事物，“独特的特征在定义上就无法被排名，而参与排名的过程就要求必需的服从性。”对竞争影响的广泛研究表明，它实际上“鼓励排名的规矩”，并且削弱了梭罗等自由思想者所推崇的“实质的、真实的个人主义”。[Alfie Kohn, Op. Cit., p. 130 and p. 129] 竞争，不仅通过强化服从来削弱个性，还使人们变得不再具有自由思考和反叛的精神：

“在办公室或教室里进行的竞争，与对权威和普遍指挥的态度密切相关。如果我想在课堂上获得最高分，就不太可能质疑教师对所授内容的解释。久而久之，我甚至可能完全丧失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人们倾向于‘随波逐流以求安稳’，那么当目标是成为第一时，这种趋同的动力只会更加强烈。在办公室或工厂里，竞争者是彼此的对手，而要在晋升竞争中击败其他人，就意味着必须取悦上司。竞争会熄灭那象征反抗精神的普罗米修斯之火。”[Op. Cit., p. 130]

在I.4.11节中我们曾指出，当艺术任务被转化为竞赛时，儿童的作品会明显缺乏自发性和创造力。换句话说，竞争减少了创造力，从而削弱了个性，因为创造力“本质上是反服从的：它无非是一种独特思维和冒险精神的过程。而竞争会抑制这一过程。”因此，竞争将导致生活的狭隘化，人们不再去迎接新的挑战，而是执着于赢得胜利、获取“成功”。它“把生活变成一场接一场的竞赛，[并且]把我们变成谨小慎微、唯命是从之人。当我们陷入竞争时，我们无法作为独立个体闪耀光芒，也不会去拥抱集体行动。”[Kohn, Op. Cit., p. 130 and p. 131]

因此，资本主义非但没有捍卫个性，反而在个体表达自由的道路上设置了大量（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障碍。恰恰因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其支持者所宣称的自由社会，无政府主义才能得以存在。

I.8 革命时期的西班牙是否证明了
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在实践中
是可行的？

是的。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言，革命时期的西班牙“向你展示了当人类试图以人的方式生活、而不是作为资本主义机器中的齿轮时，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George Orwell, Orwell in Spain, p. 254] 这场变革的核心是CNT（the 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Labour，全国劳工联盟，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和FAI（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正如默里·布克钦所指出的：

“在西班牙，数百万人民将经济的大部分领域掌控在了自己手中，将经济集体化并进行自治，甚至废除了货币，按照共产主义的工作和分配原则生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残酷的内战之中，但并未导致混乱，甚至没有出现那些威权主义‘激进派’所曾预言、并依旧坚持预言的严重失序。事实上在许多集体化地区，企业运作的效率远远超过了类似的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这一革命现实的‘绿芽’比起任何反对理论的论证都更具意义。在这一点上，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在‘不切实际地幻想’，而是他们的反对者背弃了事实，甚至无耻地掩盖了事实。”[“Introductory Essay,”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Sam Dolgoff (ed.), p. xxxix]

无政府主义者及CNT活动家加斯顿·勒瓦尔评论道，在1936年7月19日成功击败法西斯叛乱的地区，一场主要基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迅速展开：

“在西班牙，尽管战争持续了近三年、夺去了百万人的生命，尽管遭遇政党势力的反对……自由共产主义的理念依然得以实践。很快，超过60%的土地由农民自行集体耕作，没有地主、没有老板、也没有资本主义竞争机制来刺激生产。在几乎所有行业、工厂、磨坊、作坊、交通运输服务、公共服务及公用事业领域，普通工人、他们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工团，重新组织并管理了生产、分配和公共服务，而无须资本家、高薪管理者或国家权力的干预。

“更重要的是，各种农业与工业集体立即实行了经济平等，贯彻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通过自由联合协调努力，在整个地区创造了新的财富、提高了生产力（尤其是在农业领域）、建立了更多的学校、改善了公共服务。他们没有实行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而是建立了真正的基层自由意志民主，每个人都直接参与到社会生活的革命性重组中。他们用普遍的互助实践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取代了‘适者生存’的法则，并用团结互助取代了竞争对立……

“有大约八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一实践，为那些一方面寻求资本主义反社会模式的替代方案、同时拒绝极权主义国家伪社会主义的人们，开辟了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同上, pp. 6-7]

因此，尽管同时遭受着法西斯军队的军事进攻以及共产主义者与共和派国家的攻击和破坏——但在西班牙革命短暂存续的时间里，大约八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一基于自由意志原则的新经济体系。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理念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

当然，读者可能会担心勒瓦尔和布克钦是否夸大了成就，同时忽略了西班牙集体化的缺陷。所以在接下来的小节中，我们将提供具体细节，并回应那些常见但缺乏事实依据的批评意见。我们将尝试对这场革命进行客观分析，探讨它的诸多成功之处，同时也剖析其中的优势与劣势、犯下的错误、以及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失败的教训。然而，由于西班牙的集体化“在各个村庄乃至城市中的不同企业中，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形式……带有相当大的即兴成分，并受到了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即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因此这些安排既有缺陷、也有优点。”[Jose Peirats , 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vol. 1, p. 223]

这场受自由意志主义影响的革命（普遍地）被历史学家忽视，或仅被一笔带过。某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和“客观调查者”不仅对其进行诽谤和歪曲，甚至在谈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的作用时，不是忽略就是直接撒谎。虽然说共产主义史学尤为地——不可靠（如果要用一个委婉的词来形容他们的行径的话），但似乎几乎所有的政治视角都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包括自由主义者、所谓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因此，任何试图调查在西班牙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努力，都面临着诸多的困难。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以及我们的理念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正面成果也被刻意淡化，甚至被直接忽视。事实上，对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歪曲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杰罗姆·R·明茨所著的《The Anarchists of Casa Viejas》以及J. 罗梅罗·毛拉的文章《西班牙的案例》[《今日的无政府主义》，J. Joll 和 D. Apter（编）]，其中反驳了许多历史学家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常见指控和曲解）。或许无需多言，由各类马克思主义者所编造的神话——最为夸张庞大（关于部分常见谬误的回应，可参见附录“马克思主义者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

我们在这里所能做的只是对那场社会革命进行一个简要概述，并尝试打破围绕CNT和FAI在革命年代的活动所产生的一些谬见。所以必须强调的是，这只能算作对西班牙革命的简要介绍。因为我们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们将重点放在革命的经济与政治层面上。然而，我们也必须提及在非法西斯控制的西班牙所发生的社会变革。这场革命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包括男性与女性、成人与儿童、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CNT的武装派成员阿贝尔·帕斯对此曾作出如下描述：

“工业掌握在工人手中，所有生产中心都高高悬挂着红黑旗，张贴标语，宣告它们真正成为了集体化单位。革命似乎是普遍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同样显而易见。以往人为武断地隔绝男女之间的屏障已经被摧毁。在咖啡馆及其他公共场所，男女混杂在一起，这在过去是完全无法想象的。革命为社会关系注入了一种兄弟般的特质，这种特质在实践中不断加深，清楚地表明旧世界已然死亡。”[Durruti: The People Armed, p. 243]

社会变革赋权于个体，而个体反过来又改变了社会。无政府主义激进派成员恩里克塔·罗维拉生动地描绘了革命所带来的自我解放：

“当时的氛围与感受，都非常特别。这太美好了。一种——我该怎么形容呢——力量的感觉，不是那种支配的含义，而是一种事情都在我们、在每一个人的掌控之中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可能性的感觉。我们拥有一切，我们拥有巴塞罗那——它属于我们。走上街头，街道是我们的——这里，是CNT；而那里，是某个委员会。整个世界都截然不同，充满了可能性。这是一种我们可以共同去成就某种大事的感觉，一种我们可以真正改变世界的感觉。”[引自Martha A. Ackelsberg和Myrna Margulies Breithart，《抗议的场域：罢工的城市女性》，收录于《我们的时代》第19卷第1期，第164-165页]

此外，在革命期间发生的社会变革也扩展到了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中去。例如，革命催生了“一个卫生工作者工会，这是真正的社会化医疗实验。他们提供医疗援助，开设医院和诊所。”[胡安·戈麦斯·卡萨斯，《无政府主义组织：FAI的历史》，第192页] 关于这一例子，我们将在I.5.12节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因此这里不再赘述。我们仅需强调，本FAQ的这一部分只是对所发生事件的介绍，并未（事实上也不可能）涵盖革命的所有方面。我们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概述，展现革命的自由意志主义特征、工人自治的组织方式、集体化的组织和运作情况。

毫无疑问，革命过程中也犯下了许多错误。我们将在后续内容中指出并讨论其中的一些问题。此外，革命中许多实际的发展也并未完全符合某些人所认为的（无论是自由意志主义的还是其他形式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步骤”。也必须强调的是，许多情况也未能完全符合革命前CNT所确立的目标。例如在经济方面，工人集体的出现就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发展；虽然它固然建立在自由意志主义原则之上，但同时也反映了CNT激进派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同样，尽管CNT寻求建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经济，但实际上，大多数工人集体最终也未能超越互助主义或集体主义。在政治方面，对法西斯胜利的恐惧促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将与国家的合作视为“较小之恶”。然而，仅仅因为西班牙革命未能完全符合少数革命者在革命前设想的理想蓝图就将其否定，这是宗派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荒谬行为。没有一场工人阶级革命是纯粹的、没有任何一场群众斗争是没有矛盾的、也没有任何社会变革是完美的。正如克鲁泡特金曾正确指出的那样：“只有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才不会犯错。”[《无政府主义》，第143页] 关键问题在于，革命是否创造了一套制度，使参与其中的人能够讨论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调整已经作出的决定，并纠正他们的错误。在这一点上，西班牙革命显然是成功的，因为它创造了以工人阶级的主动性、自治权和力量为基础的组织。

关于社会革命的更多信息，萨姆·多尔戈夫所编的《无政府主义集体》（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是一个极好的起点。加斯顿·勒瓦尔的《西班牙革命中的集体》（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也是一部必读著作。何塞·佩拉茨所著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及其三卷本的准官方历史著作《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国劳工联盟》（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也是关键性作品。弗农·理查兹的《西班牙革命的教训》（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是一部对西班牙革命及无政府主义者角色进行批判性分析的重要著作。《西班牙1936-1939：社会革命与反革命》（Spain 1936-1939: Social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弗农·理查兹主编）收录了当时的重要文章。阿贝尔·帕斯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杜鲁蒂》（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最著名战士的经典传记（该书是其早期著作《杜鲁蒂：武装的人民》（Durruti: The People Armed）的扩展版）。艾玛·戈尔德曼关于西班牙革命的观点被收录在《烈焰中的愿景》（Vision on Fire）一书中。

罗伯特·亚历山大的《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是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和内战中的角色的综合概述，伯内特·博洛滕的《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也是如此。丹尼尔·盖朗所编的《没有神明，没有主人》（No Gods, No Masters）包含两个关于西班牙革命的章节，其中一个专门讨论了公社运动。诺姆·乔姆斯基的精彩文章《客观性与自由主义学术》（"Objectivity and Liberal Scholarship"），揭示了自由主义学者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籍中，是如何具有误导性、不公正，并本质上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这篇经典论文收录于《乔姆斯基论无政府主义》、《乔姆斯基读本》以及《美国权力与新官僚》）。乔治·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是该主题最好的入门读物（奥威尔曾在阿拉贡战线上加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民兵，并在1937年五月事件期间身处巴塞罗那）。这本经典作品与奥威尔关于该冲突的其他著作，一起被收录在《奥威尔在西班牙》（Orwell in Spain）一书中。默里·布克钦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The Spanish Anarchists）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但该书在革命爆发前戛然而止，因此需要与他的《铭记西班牙》和论文《回顾西班牙》一起阅读才能完整理解。斯图尔特·克里斯蒂的《我们，无政府主义者！》（We, The Anarchists!）则是关于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重要历史著作。

I.8.1 西班牙革命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模式了吗？

恰恰相反。参与革命的城市工人比农村人口更多。因此，尽管公社化在农村地区十分广泛，但这场革命同样对城市和工业部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所有地区中，受公社化“影响最深的是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在那里大约70%的劳动者参与其中。在整个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农业领域的公社化劳动者总数接近80万，而工业领域的公社化劳动者则超过100万。在巴塞罗那，工人委员会接管了所有公共服务、石油垄断企业、航运公司、诸如沃尔卡诺（Volcano）这样的重型工程企业、福特汽车公司、化工企业、纺织工业以及大量较小的企业……水、电、燃气等公共服务，在阿塔拉萨纳斯（Atarazanas）兵营被攻占后数小时内便由新的管理机构接管……相关工厂被迅速转为战争生产，至7月22日，冶金企业已开始制造装甲车辆……加泰罗尼亚的工业工人是西班牙最熟练的工人之一 ……在战斗尚未完全平息、街道仍然布满垃圾和路障的情况下，公共交通系统依然得以迅速恢复，是当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之一。”战斗结束五天后，巴塞罗那共有700辆电车投入运营，比平时的600辆还要多，并且全部涂上了象征着CNT-FAI的黑色与红色。[Antony Beevor, The Spanish Civil War, pp. 91-2]

西班牙约75%的工业集中在加泰罗尼亚，而这里正是无政府主义工人运动的堡垒，工厂的广泛公社化正是在此发生的。正如萨姆·多尔戈夫所指出的，这一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原则不适用于工业化地区，即便适用，也仅限于原始的农业社会或孤立的实验性社区’这一指控。”[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p. 7-8] 奥古斯丁·苏奇（Augustin Souchy）指出：

“在多个城市分布着数十家工厂、雇佣着将近25万名纺织工人的行业中，推行公社化，并将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绝非易事。然而，巴塞罗那的工团主义纺织工人工会在短时间内便完成了这一壮举。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实验。资方的独裁统治被推翻，工资水平、劳动条件以及生产都由工人及其选举出的代表决定。所有管理人员必须执行工会成员的指示，并直接向工人和工会会议报告。纺织行业的公社化彻底粉碎了‘工人无法管理庞大而复杂的企业’这一谬论。” [Op. Cit., p. 94]

此外，西班牙在20世纪30年代并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尽管有时被错误地如此描述。1910年至1930年间，西班牙的产业工人数量增长了一倍多，超过250万，占当时劳动人口的26%（相比之下，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6%）。到1930年，仅有45%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Ronald Fraser, The Blood of Spain, p. 38] 仅在加泰罗尼亚就有20万工人受雇于纺织行业，另有7万工人从事金属加工及机械制造。这一状况与一战结束时的俄国截然不同，后者的城市工人阶级仅占总人口的10%。

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已渗透到西班牙的农村经济。随着农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大约90%的农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Fraser, Op. Cit., p. 37] 因此到了1936年，西班牙的农业主要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雇佣了大量劳动力——他们要么没有足够的土地维持生计，要么完全是无地的农民。正是这支庞大的农村雇佣劳动者群体，构成了西班牙乡村劳工运动的基础（例如，社会党控制的UGT土地工人工会，在1933年拥有45.1万名成员，占其总会员数的40%）。相比之下，1917年俄国革命时期的农业仍主要由自耕农经营，他们依靠小块土地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仅将多余部分进行易货交换或出售。

因此，西班牙革命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前工业社会的产物。城市公社化主要发生在西班牙最为工业化的地区，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事实上，撇开马克思主义者的“自我安慰的谎言”不谈，CNT在城市产业工人中的组织力量最为强大，而在其内部，农业工人始终是少数派（到1936年，CNT甚至在传统上属于社会党的工会UGT的据点）——马德里——取得了进展；而讽刺的是，UGT在30年代的主要增长点反而是农村工人）。西班牙革命的主体（主要）是城市和农村的雇佣劳动者，他们联合贫苦农民，共同对抗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

总而言之，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者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不能被简单地视作工业落后的产物。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城市，因此社会革命不仅发生在农村，同时也发生在西班牙最为工业化的地区。

I.8.2 无政府主义者
是如何在西班牙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的？

革命无政府主义于1868年由朱塞佩·法内利（Giuseppi Fanelli）引入西班牙。法内利是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同僚，他的思想在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一些历史学家幸灾乐祸地指出，巴枯宁居然派遣了一位不会说西班牙语的人去传播他的思想，但他们却忽略了拉丁语言之间的相近性。法内利完全能够被他的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听众所理解，而且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人早已熟悉蒲鲁东的思想。

巴枯宁的思想在西班牙能够迅速获得支持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思想本就反映了西班牙工农阶级自身已经形成的观念。农民之所以支持无政府主义，是因为伊比利亚半岛上世代相传的农村集体主义传统。城市工人之所以接受无政府主义，是因为其直接行动、团结互助和自由联合的思想符合他们在与资本主义和国家斗争中的需要。他们无需旁人告诉他们资本主义是如何压迫和剥削他们，也无需被提醒国家的存在正是为了维护这一阶级体系。而且许多西班牙工人早已深知中央集权的危险，且西班牙的共和主义传统深受联邦主义思想的影响（部分源自蒲鲁东的理论，由皮·伊·马加尔（Pi y Margall）加以普及，他后来成为第一共和国的总统）。随着城市工会组织者和无政府主义行动派到访乡村，以及农民和无地农业工人涌入诸如巴塞罗那等工业城市寻找工作，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城乡之间不断传播。

因此，无政府主义自打一开始就在西班牙与工人运动紧密相连（正如巴枯宁所期望的那样），这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实践其思想、传播其理念的现实领域。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贯彻自己的原则，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确保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广大民众中成为一种司空见惯且被普遍接受的观念。

这种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度，与CNT及其前身组织的结构和策略密不可分。直接行动和团结互助的实践，促使工人依靠自身力量识别并解决自身问题。无政府主义工会的分散式结构对其成员产生了教育作用。在工会大会上讨论问题、斗争、策略、理想和政治，使工会成员在实践中接受教育，并通过在斗争中的自我管理，为未来的自由社会做好准备。正是CNT的组织结构保证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推动了工会成员的政治发展。正如一位来自卡萨斯维耶哈斯（Casas Viejas）的CNT激进派所说，新加入的成员“要求太多，因为他们缺乏教育。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不用梯子就能登及天空……他们才刚刚开始学习……他们有诚意，但缺乏教育。因此，我们会向大会提交各种想法，而不好的想法会被淘汰。” [quoted by Jerome R. Mintz, The Anarchists of Casas Viejas, p. 27]

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在工会会议的实践中影响了他们的工人同志。关于无政府主义者通过FAI控制CNT的说法是荒诞的。例如，并不是所有CNT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FAI的成员。但几乎所有FAI成员同时也是CNT的基层成员，他们平等地参与工会会议。此外，也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并未加入FAI，这本身也就能说明问题（FAI并未以集权的方式主导CNT）。何塞·博拉斯·卡萨卡罗萨（Jose Borras Casacarosa）证实道：“必须承认，FAI并没有像其他政党在工会中那样自上而下、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干预CNT。FAI的影响是通过基层的激进分子实现的……决定CNT走向的决策，是在这些激进派的持续推动下作出的。”何塞·坎波斯（Jose Campos）也指出，FAI的激进派“通常拒绝对工联委员会进行控制，仅在特定情况下才会接受……如果某人在大会上提出一项动议，其他FAI成员会支持它，通常也能够成功通过。这取决于在公开会议上的个体影响力。”[Stuart Christie，We, the Anarchists, p. 62]

这正是无政府主义在CNT内部取得成功的关键。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原则和策略，在工会大会上被提出并获得认可，而不是被排除在外。换言之，组织的结构决定性地影响了决策的内容——工会成员讨论并采纳了那些最符合自身需求的思想、策略和工会政策，将其付诸实施。CNT的集会实践证明了巴枯宁关于工会自治的论点：工人必须通过自身组织来掌控自己的命运。正如他所言，工会“的各部分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在工会官僚面前]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主权：工人们召开全体会员大会……在这些大型会议上，议程上的问题得到了充分讨论，最具进步性的意见最终占据上风。”[巴枯宁，Bakunin on Anarchism, p. 247] CNT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群众大会”基础之上的，并产生了相同的激进化效果。它在实践中证明了：任何老板（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会官僚），都是不必要的——工人完全能够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作为一所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学校，CNT无与伦比地展示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并不是空想。由于CNT是以工人对阶级斗争的自我管理为基础的，因此它在事实上为革命和新社会的自我管理做好了准备。

西班牙革命同时也展现了无政府主义教育与媒体的重要性。在一个文盲率极高的国家，大量关于社会革命的文献被传播，并在会议上为不识字的人朗读。无政府主义思想被广泛讨论：“成千上万的书籍、小册子和传单被印发，广泛而大胆的文化与大众教育实验（费雷尔学校^¹³⁸）几乎覆盖了西班牙的每一个村庄和小镇。”[Sam Dolgoff，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27] 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的讨论持续不断，“工人中心 [地方工会大厅] 成为了讨论社会问题、畅想并筹划未来的聚集地。那些渴望识字的人围坐在一起……学习读写。”[Mintz，同上, p. 160] 一位无政府主义抗争者如此描述道：

“每当召开会议，演说者们都会受到热烈欢迎……那天晚上，我们谈论了一切：统治制度的不平等，以及人类如何有权利去追求一个没有自私、仇恨、战争和苦难的生活。后来我们再次受邀演讲，这次聚集的人比上次更多。就这样，人们开始觉醒，反抗现存制度，争取能够维持自身的资源；并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创造出一些人用书籍描绘、另一些人通过口述描述的社会。怀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阅读、辩论、讨论，并交流各种关于理想社会的设想。”[Perez Cordon，引自Mintz, 同上, p. 158]

报纸和期刊极为重要。到1919年，安达卢西亚已有50多个城镇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主义报纸。到1934年，CNT的会员人数约达一百万，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已覆盖整个西班牙。在巴塞罗那，CNT出版了一份日刊《工人团结》（Solidaridad Obrera），发行量达三万份。FAI出版的杂志《土地与自由》（Tierra y Libertad）发行量达两万份。在希洪，有《工人生活》（Vida Obrera）；在塞维利亚，有《生产者》（El Productor）；在萨拉戈萨，有《行动与文化》（Accion y Cultura），这些刊物的发行量都相当可观。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类似这样的出版物。

无政府主义者不仅领导斗争、组织工会、出版书籍、报纸和期刊，还创办自由意志学校、文化中心、合作社、无政府主义团体（FAI）、青年组织（自由青年）以及女性组织（自由女性运动）。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践行自己的理念，使普通民众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切实可行并且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这正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强大之处。这是一个“除了拥有革命性意识形态[原文如此]之外，还[是一个]能够扎根于工人阶级生活和条件的目标而发动行动的运动……正是这种定期识别和表达广泛存在的需求与情感的能力，再加上其在社区层面的影响力，构成了激进无政府主义的力量基础，使其能够建立广泛的群众支持。”[Nick Rider, "The practice of direct action: the Barcelona rent strike of 1931", pp. 79-105, For Anarchism, David Goodway (Ed.), p. 99]

历史学家泰玛·卡普兰（Temma Kaplan）在研究安达卢西亚无政府主义者时强调了这一点。她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扎根于”社会生活，创造了“一个牢牢植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运动”。他们“建立了工会、亲和力小组，例如家庭主妇小组；以及广泛的文化协会，如工人俱乐部。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在这些场所被阅读和讨论”。他们“最大的力量……在于将社区传统与激进工会传统相结合。在那些大多数居民务农的城镇，农业工人联合会往往与整个社区融为一体……无政府主义……[曾]表明，农业工人和无产者的诉求可以与社区支持相结合，形成起义的形势……如果认为安达卢西亚的‘乡村无政府主义’与激进工会主义是彼此分离的，或者这一运动是某种宗教的替代品，那就错了。”[Anarchists of Andalusia: 1868-1903, p. 211, p. 207 and pp. 204-5]

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在CNT成立前后，都在工厂内外为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而斗争。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忽视生活的任何方面，这使他们能够找到许多愿意倾听其思想的群众，而这一思想的核心正是个人自由的理念。这种思想只能使工人阶级进一步激进化，因为“CNT的诉求远远超出了任何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要求：它强调真正的平等、工人自治（autogestion）和工人阶级的尊严；无政府工团主义提出的要求，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根本不可能向工人让步的。”[J. Romero Maura, "The Spanish case", pp. 60-83, Anarchism Today, D. Apter and J. Joll (eds.), p. 79]

由于缺乏罢工基金，罢工的胜利依赖于互助，这种机制在CNT的成员中培养了强烈的团结感和阶级意识。罢工不仅仅是工人的事情。例如，赫雷斯的工人面对老板们从马拉加招募工人破坏罢工时，“使用了自己的武器——抵制使用工贼的雇主。最显著的抵制行动发生在赫雷斯附近，抵制那些既是地主又在城里拥有商业机构的雇主。工人及其妻子拒绝在这些店铺消费，妇女们甚至守在店门口，劝阻其他顾客进入购物。”[Mintz, Op. Cit., p. 102]

CNT的组织结构和战术促进了其成员的政治觉悟、主动性和组织能力。作为一个联邦制、去中心化的组织，CNT的决策模式基于自下而上的直接讨论与决策（正如一位积极分子所说，“CNT的传统就是讨论和审视一切”）。此外，CNT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可行的、现实的社会组织模式——由普通人民自己管理社会，证明了专门的统治权力既不受欢迎、也毫无必要。这塑造了一支世界罕见的革命工人阶级。正如何塞·佩里亚茨所指出的，“在工会层面之上，CNT本质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一个煽动与起义的社会和革命组织。”[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39] CNT的组织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阶级意识。其组织形式基于“单一工会”（sindicato unico）原则，即将同一工作场所的所有工人整合到同一个工会中，而非按照工种划分工会，以避免工人被分割成多个彼此竞争的行业工会。这一策略确保了所有工人——无论是熟练工人还是非熟练工人——都属于同一组织，从而增强了工人内部的团结，提高了他们的斗争能力，并消除了由于行业分割而造成的内部矛盾。此外，所有地方工会组成了地方联合会，各地方联合会再组成区域联合会，以此类推。正如J. 罗梅罗·毛拉所主张的，“这种基于地域的组织联系模式，使一个地区的所有工人团结在一起，并在行业团结之外进一步促进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Op. Cit., p. 75]

因此，CNT的结构不仅鼓励了阶级团结与阶级意识，而且通过直接行动和自我管理的原则使工人阶级在日常斗争中逐步掌握自身的事务，习惯于自主行动。正如革命时期建立的自主管理集体的成功所证明的那样，这种模式，使工人们为未来自由社会中管理自身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做好了准备。因此，自我管理式的斗争与直接行动的过程，不仅为社会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建立做了准备，而且——正如巴枯宁所强调的那样——在当下培育了未来社会的萌芽。

换言之，“走向激进化的道路……来源于直接参与斗争，来源于设计替代性的社会机构。”每一次罢工和抗争都强化了参与者的自主，都构建了现有制度的可行替代方案。例如，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巴塞罗那的罢工与粮食抗议“虽未能推翻政府，但当时建立的组织模式却为未来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提供了长期的借鉴。”[Martha A. Ackelsberg 和 Myrna Margulies Breithart, "Terrains of Protest: Striking City Women", pp. 151-176, Our Generation, vol. 19, No. 1, p. 164] 这一点适用于每一次罢工，因为它们都印证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罢工不仅能够塑造阶级意识与自信，还能建立必要的组织结构，使工人不仅能够对抗资本主义，还能够取而代之。

总结而言，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参与群众斗争和运动证明了其思想和理想适用于工人阶级的经验，从而获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事实上，哪怕去探究无政府主义为什么能在西班牙获得支持，某种程度上也隐含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假设：只有国有社会主义才能反映工人阶级的需求。在探讨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未能取代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时，历史学家J·罗梅罗·毛拉指出，这一问题“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前革命社会中对工人斗争的理解，与现实的社会进程完全相悖（因此，人们总是试图用‘宗教式的’、‘弥赛亚式’的模式来解释它）。”在讨论并反驳了关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成功的五种常见解释后，他总结道，“要解释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在组织一个持续革命化的群众运动方面取得的成功，首先，应当从无政府主义对社会的理解及其实现革命的方式中去寻找答案。”[Op. Cit. p. 78 and p. 65]

正是CNT的革命性使其成员具有高度的积极性，愿意运用直接行动来捍卫自由。不像那些在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以集权模式组织并被训练成服从等级制度的德国工人，在面对希特勒时无动于衷；西班牙的工人阶级（正如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一样）走上街头，对抗法西斯主义。

西班牙革命并不是“偶然”事件，它是近七十年持续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和革命斗争的结果。这包括了一系列罢工、抗议、抵制、起义以及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这些都为农民和工人组织大众抵抗1936年7月的法西斯政变，以及在战胜政变后接管社会，做好了准备。

I.8.3 西班牙的工业集体是如何组织的？

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Martha A. Ackelsberg）对工业集体的组织方式做出了极为精炼的总结：

“工人组织的既有结构，使得工人能够接管大部分工业经济，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工厂委员会成立以指挥生产并在同一行业内协调各个单位。工会组织负责协调跨行业和跨地区的生产与分配……在大多数共有化的行业中，工人群众大会决定政策，而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则负责日常事务的管理。”[Free Women of Spain, p. 100]

这些集体建立在工人对其工作场所的民主自主管理之上，生产资料由整个工人共同体托管，并通过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进行管理：

“西班牙内战期间组织的集体是工人的经济联合体，不涉及私人财产。由工作在其中的工人管理集体化的工厂，并不意味着这些工厂就成为了他们的私人财产。集体无权出售或租赁整个或部分的共有化工厂或作坊。其合法的托管者是CNT，即全国劳工协会邦联。但即便是CNT也无权随意处置一切。所有事务必须由工人们通过会议和代表大会共同决定并加以批准。”[Augustin Souchy,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67]

在加泰罗尼亚，“每个工厂都选举出由最有能力的工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根据工厂规模的不同，这些委员会的职能包括工厂内部组织、统计、财务、通信，以及与其他工厂和社区的联系……在共有化实施几个月后，巴塞罗那的纺织工业状况远比资本主义管理时期更为良好。这再次证明了从基层发展起来的草根社会主义不会扼杀人的主动性。贪婪，并不是人类社会关系中唯一的驱动力。” [Souchy, Op. Cit., p 95]

因此，单个的集体，是基于由所有在其中工作的人员组成的群众大会所运作的。这些大会提名管理人员，授权他们执行大会的决议，同时要求他们向大会汇报、对其负责。例如，在卡斯特利翁-德拉普拉纳，“技术和行政委员会每个月都会向工团的全体大会提交一份报告，如有必要，工人们会对其进行审查和讨论，最终由大会多数决定是否采纳。因此所有活动都为全体工人所知晓和掌控。这是自由意志民主的一个实际范例。”[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303] 集体的权力基础在于基层，“所有重大决策均由工人大会作出”，这些大会“定期召开，广泛参与……如果某位管理人员做出了未经大会授权的决定，他很可能在下次会议上被撤职。”这一机制的运作可在Casa Rivieria公司看到具体案例。在军队政变失败后，“巴塞罗那金属工人工会指定了一个‘控制委员会’（Comite de Control）来暂时接管企业的管理……7月19日后仅几周时间，该企业的工人们便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大会……他们选举出一个‘企业委员会’（Comite de Empresa）以更为长期地接管企业管理……企业的四个部门——三家工厂及办公室人员——每周至少召开一次各自的群体大会。在这些会议上，工人们可以从最重要的事务，讨论到最琐碎的问题。”[Robert Alexander, 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vol. 1, p. 469 and p. 532]

总而言之，西班牙的集体化运动以工作场所的自我管理为特征。它们成功地实现了长期以来自由意志主义目标：将工业从专制转变为民主，将雇佣劳动替换为基于平等者联合的自由劳动（参见I.3.1节）。然而，要是就像许多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认为CNT和FAI将建立自我管理的集体视为革命的最终目标——那就错了。它们远未止步于此。尽管这些集体体现了工人自我管理等核心的自由意志主义原则，但它们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具体历史情境相结合的产物。CNT并未寻求建立一个由生产者合作社组成的市场体系，而是致力于经济的全面社会化以及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实现。因此从结果上看，这些集体应该被视为通往该目标的一个发展阶段，而非是最终目的。此外，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所指出的，“在此之前……CNT是否认真考虑过工业的集体化，仍然值得怀疑。”[The Blood of Spain, p. 212] 例如，CNT反对加泰罗尼亚政府颁布的集体化法令；因为该法令将革命自发取得的由集体组织体现出来的成果，加以正式化并予以控制。

因此，这些集体（最初）是一种“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自我管理模式，而我们认为，如果革命能够在我们的工会领导下全面推进，这种模式就不会出现。”换言之，革命虽然废除了雇佣劳动，但并未废除工资制度。因此，资本主义被互助主义所取代，而不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期望的社会主义（即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CNT没有执行革命的政治方面，导致经济革命注定失败。正如加斯顿·勒瓦尔所强调的，在“工业集体，特别是在大城市中的工业集体，情况会因各种矛盾因素及不同社会阶级所产生的社会思潮并存，而变得有所不同。”[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p. 227-8 and p. 227]

革命的初始形态与预期不符，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毕竟，没有任何社会变革会完全符合其倡导者的期望，而人民当时面临着更紧迫的任务，例如恢复生产和对抗佛朗哥。因此，集体化只体现了CNT和FAI目标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目标，这完全可以理解！此外，社会变革不会立刻带来完美的转变，工人们“必须建立新的消费与分配体系，重塑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创造新的生产模式。”[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51] 尽管最初尚未完成，但这一进程已然启动。从行动来看，这些组织始终设想着更广泛的目标，例如，工会行动家试图进一步推动社会化的程度。因此这依然符合自由意志主义理论，这些集体也表现出在行业内部及行业之间进行合作的愿望（参见 I.3.5节）。关于这些联邦化与协调的尝试，以及从这些实验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探讨。正如所料，这种建立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的尝试，既有成就、也有缺陷。

I.8.4 西班牙的工业集体是如何进行协调的？

各个集体尝试的合作方式差异甚大。最初，几乎没有进行超出工作场所范围的经济协调尝试。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当时最迫切的需求是恢复生产，将民用经济转变为战时经济，确保平民和民兵能够获得必要的物资。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互助主义发展趋势，许多集体将自己劳动的产品投放市场进行销售。

这种情况引发了一些经济问题。因为缺乏在集体之间确保活动高效协调的制度框架，从而导致了集体之间无谓的竞争（而这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由于最初没有集体的邦联组织，也没有互助银行或集体银行，这种状况使得集体间原有的不平等状况得以延续（因为工人既接管了富裕企业，也接管了贫困企业），并且使得集体之间的各种临时性的互助尝试变得困难且缺乏系统性。

鉴于CNT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纲领承认，一个完全合作化的社会必须基于“为了使用而生产”的原则，CNT的激进派反对这种互助主义体系，主张在各个工作场所之间进行协调。他们通过工会和集体内部的自由辩论和讨论成功说服工人们认识到互助主义的局限性。因此，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社会化的程度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最初，在击败佛朗哥的军队后，几乎没有正式的协调和组织，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恢复生产。然而，正如无政府主义理论和CNT纲领所预测的那样，协调的必要性很快变得显而易见。关于这一过程，加斯顿·勒瓦尔以略布雷加特河畔的奥斯皮塔莱特（Hospitalet del Llobregat）的例子进行了说明：

“当地的工业，经历了在这场革命中几乎普遍采用的发展阶段……最初，[由]工人选出的委员会[进行组织]。各个工厂仍然各自进行生产和销售。但很快，人们意识到这种情况导致了工厂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制造了与社会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世界观不相容的对立。因此，CNT发出了号召：‘所有工业必须纳入工会体系、全面社会化，并最终确立我们一直倡导的团结制度。’

“这一理念立即就得到了支持。”[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p. 291-2]

另一个例子是木工工会，该工会就社会化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决定实行社会化（而商店工会也进行了类似的讨论，但大多数工人拒绝社会化）。据罗纳德·弗雷泽所述，一名“工会代表会走访各个小型作坊，向工人们指出这些作坊的工作条件既不健康又危险，并强调革命正在改变这一切；最终争取到他们的同意，关闭作坊，搬迁至由工会建设的‘双X工厂’和‘33 EU’。”[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222]

1936年12月，各工团代表召开全体会议，制定了关于社会化的规范，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低效性。会议报告指出：

“大多数小型制造作坊的主要缺陷在于其分散性以及缺乏技术和商业准备。这阻碍了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也妨碍了它们整合为更优质、更高效的生产单元，从而无法实现更好的设施条件与协调管理……对我们而言，社会化必须纠正这些缺陷并改善各个行业的组织体系……要实现一个行业的社会化，我们必须按照一个整体的、有机的计划将该行业的各个独立单元整合起来，以避免竞争及其他妨碍生产和分配良好高效组织的障碍。”[quoted by Souchy,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83]

正如苏奇所指出的，这份文件在集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表明工人们意识到：“工人必须考虑到，部分的集体化最终将退化为某种资产阶级合作社的模式。”[Op. Cit., p. 83] 因此，许多工团并未彼此竞争以获取利润，而是将盈余集中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分配，而非局限于单个集体。

这一过程在众多工会和工团中持续进行，而且毫不意外地，不同地区和行业在协调方式上的选择也有所不同，这正符合自由社会的预期。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两种组织模式可以称为“工团化”（syndicalisation）和“邦联主义”（confederationalism）（我们将在此忽略由集体化法令建立的组织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并不是由工人们自行创建的）。

“工团化”（syndicalisation，本文所使用的术语）意味着CNT的产业工会管理整个行业。这一方案曾在木工工会经过广泛讨论后得以实施。工会内部的“由FAI主导的”一派“坚持认为，无政府主义的自我管理意味着工人们应建立并运作自主的生产中心，以避免官僚化的威胁。”然而，支持工团化的一方最终占了上风，生产被纳入工会管理，行政职位和代表会议由基层工人选举产生。不过，该模式的“主要缺陷……（也正好印证了最初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意见），在于工会变得像一个庞大的企业”，其“结构变得日益僵化。”[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222] 一位激进派成员指出：“从外部来看，它开始像一个美式或德式的托拉斯^¹³⁹”，工人们发现难以推动变革，并“感觉自己并未真正参与决策。”[quoted by Fraser, Op. Cit., p. 222 and p. 223] 尽管如此，这并未阻止工人在第一次年度大会上几乎全体连任所有管理职位。

最终，工会管理的行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区别似乎仅在于：工人可以在相对固定的全体大会上投票选举（并罢免）行业管理层。尽管这相较于资本主义已是极大改进，但仍难称为最理想的参与式自我管理模式。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由西班牙内战及斯大林主义主导的反革命所引发的经济问题，显然对任何行业的内部结构都造成了影响。因此，我们无法断言导致工人被边缘化的责任，是否应该完全归咎于该组织模式本身。

另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可以称为“邦联化”（confederalisation）。这一体系基于各个工作场所之间（通过CNT工会）的横向联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我管理以及互助。这种合作形式在巴达洛纳的纺织工业中得到了实践（而在木工工会中则遭遇失败）。其基本原则是：每个工作场所由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负责运作，自主销售产品、接受订单并获得收益。然而，“每家工厂的所有活动都需向工会报告，工会负责追踪进展并统计数据。如果工会认为某家工厂的行为不符合整个集体化行业的整体利益，就会通知该企业，要求其调整方向。”这一体系确保“既避免了大型‘工会托拉斯’的风险，也规避了原子化集体的弊端。”[Fraser, Op. Cit., p. 229] 一位激进派成员指出，工会“与其说是一个直接的等级化执行机构，不如说更像是对集体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指挥者。”集体联合体还创建了“西班牙的第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其中包括退休金、免费药品、病假工资和产假工资。此外，联合体还设立了一项补偿基金，“以帮助经济实力较弱的工团支付工人工资，每个工团的缴纳金额与其雇佣工人的数量成正比。”[quoted by Fraser, Op. Cit., p. 229]

正如所见，工业工团在许多方面协调其活动，并取得了不同程度上的成功。也可以预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也探索了各种的解决方案，毕竟，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正如H.2.5节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直清楚社会变革需要时间）。因此CNT的工人们面临诸多问题，并只能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发展他们的自我管理实验，这就并不令人意外。不幸的是，由于法西斯势力的侵略以及共产党和共和派的背后捅刀，这一实验未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彻底解答我们关于其可行性的所有问题。然而若是假以时日，我们确信他们能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一社会实验不仅高度成功，而且充满希望。

I.8.5 西班牙的农业合作社是如何组织和协调的？

“被剥夺的土地被移交给农民工团，然后由这些工团组织起最初的集体。一般而言，小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得到了尊重，前提是只有他们本人或其家庭成员才能耕作，不得雇佣工资劳动者。在加泰罗尼亚等地区，小农经济传统占主导地位，土地较为分散，缺乏大型庄园。许多农民与CNT一道建立了集体，将各自的土地、牲畜、农具、家禽、粮食、肥料，甚至收获的作物都集中在一起。

“位于集体内部的私人农场会导致土地零散化，妨碍高效耕作。为了鼓励这些土地所有者搬迁，他们被给予了位于集体外围的更多或更优质的土地。

“对于那些没有任何财产可贡献给集体的成员，他们仍然可以在集体中享有与他人相同的权利与义务。在一些集体中，加入者必须贡献他们的资金（如加泰罗尼亚的吉龙代利亚、阿拉贡的拉古纳罗塔以及瓦伦西亚的塞尔韦拉-德尔马埃斯特拉）。”[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112]

多尔戈夫观察到：“最高权力属于、并实际上由全体会员大会行使；所有权力均来自基层人民组织，并最终回归于基层。”[Op. Cit., p 119fn] 佩拉茨还指出，集体在决策过程中实行“极端民主”。例如在阿德穆斯（Ademuz），“每周六都会召开大会”，而在阿尔科莱亚-德辛卡（Alcolea de Cinca），“大会在必要时随时召开。”[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46] 亲历者加斯顿·勒瓦尔对这一自我管理的爆发进行了总结：

“定期的全体成员大会通常每周、每两周或每月召开一次……这些会议完全没有因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产生的紧张和指责——即便这些少数人是经民主选举产生的。大会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讨论。民主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不属于集体的‘个人主义者’也能参与讨论，受到集体成员的倾听。”[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119fn]

工作“通常是以合作的方式在小组内完成的。在较小的集体中，所有工人都会聚集在一起，讨论需要完成的工作以及如何分配任务。在较大的集体中，每个工作小组的代表会定期召开会议。集体的全体大会通常每周、每两周或每月召开一次，讨论的问题涉及工时、工资，以及食品和衣物的分配。”[Martha A. Ackelsberg in Free Women of Spain, p. 106] 集体内部及外部的资源分配问题正是在这些面对面的大会上得以决定。当涉及互助的重要性时，人们会在这里诉诸个体的同理心。正如一位活动家回忆道：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愿分享，他们认为每个集体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但他们通常会在大会上被说服。我们会尝试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与他们交流。我们会问：‘当cacique¹⁴⁰在工作不足时任由人们挨饿，你认为这公平吗？’他们会回答，‘当然不公平。’最终，他们都会接受这一观点。别忘了，在阿拉贡有三十万名集体成员，而我们中只有一万人曾是CNT的成员，我们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要做。”[quoted by Ackelsberg, Op. Cit., p. 107]

此外，在西班牙的许多地区（例如阿拉贡和莱万特）都建立了集体的区域联合会。这些联合会，是在各地区集体派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上创建的。这些代表大会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联合会运作方式及其成员集体间相互承诺的基本规则。代表大会还选举出一个管理委员会，负责执行大会制定的政策。莱万特联合会的组织结构如下：

“这900个集体被整合进54个市镇联合会，这些市镇联合会又进一步分为五个省级联合会，而在最上层，它们最终归属于地区委员会(Comite)……[这个委员会]由年度代表大会直接指定，对大会以及成百上千名由同伴选出的农民代表负责……同样，也是根据这些代表的倡议，莱万特联合会被划分为26个总部门，以适应不同的劳动专长及其他社会活动。这26个部门构成了一个整体，它或许是历史上首次在国家与政府体系之外，完整地包揽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体系。” [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54]

阿拉贡联合会的章程是在1937年2月中旬的成立大会上由500名代表共同制定的。章程规定，将设立“若干县级联合会”以确保集体的正常运作，并规定联合会“每六个月召开一次例行大会，此外还可根据需要召开特别大会。”新的集体可以在“集体居民的全体大会同意”后加入联合会。该联合会的目标是“协调本地区的经济潜力，并……按照自治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以团结互助为导向。”[quoted by Jose Peirats, 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vol. 1, p. 240]

这些联合会承担了许多任务。它们负责将集体的剩余产品分配到前线和城市，消除中间商，确保剥削的终结。它们同时还协调集体之间的物资交换。此外，联合会还使各个集体能够集中资源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修建道路、运河、医院等），并投资于单个集体无法负担的生产资料。通过这种方式，各集体得以整合资源，扩大和改进生产资料以及其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所有这些措施，再加上乡村和城镇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向前线抗击法西斯的民兵提供粮食供应，共同推动了整个地区的发展。

乡村的集体化，解放了原本在私有制下被浪费的农村工人和农民的创造潜力。群众大会使得社区问题和改善措施能够被直接发现和解决，人们可以在讨论和辩论中共享各自的经验与想法，从而丰富集体决策。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如果某些事情行不通，我们随时准备调整我们的想法，这正是我们的集体相比于俄国那种国家创建的集体的优势。我们是自由的。每个村庄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运作。这种地方性的动力和地方性的自主性至关重要。”[quoted by 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357]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的，这一模式使西班牙农村摆脱了贫困和恐惧，迈向了更高的福祉和希望。

I.8.6 农业集体取得了哪些成就？

最基本而言，因为集体内的自我管理与农村联合会的合作相结合，农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就是生产力有所提高。正如历史学家本杰明·马丁所总结的：“尽管无法对所有乡村土地的接管行动进行概括，但毫无疑问，大多数参与合作社和集体的农民的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The Agony of Modernisation, p. 394] 另一位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也指出：“从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看，自我管理的集体似乎是成功的。它们还似乎促进了社区关系的和谐。”[The Spanish Civil War, p. 95]

更重要的是，这种生活质量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消费的增长上，还包括自由的增加。再次引用阿拉贡贝塞特集体的一名成员所言：“生活在集体中……真是棒极了。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如果村委员会的运作不令人满意，人们可以直接提出意见。委员会是不会在没有召集全体村民参加全体大会的情况下作出重大决定的。所有这一切都相当美妙。”[quoted by 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288] 安东尼·比弗指出，“自我管理的集体即使并不比以前更富裕，仍然要幸福得多。关键在于劳动者能够自己管理集体——这与苏联国家集体化的灾难形成了鲜明对比。”[Op. Cit., p. 95] 以下是何塞·佩里亚茨提供的一些例子：

“在蒙特布兰克，集体成员清理掉了原本毫无用处的老葡萄藤，重新种植了新的葡萄园。土地通过使用拖拉机进行现代化耕作而得到了改良，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都大幅增长……阿拉贡的许多集体修建了新道路并修复了旧道路，安装了现代化的面粉厂，将农业和畜牧业的废弃物加工成有用的工业产品。许多这些改进都是由集体首先发起的。一些村庄，如卡兰达，修建了公园和公共浴场。几乎所有的集体都建立了图书馆、学校和文化中心。”[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116]

加斯顿·勒瓦尔指出：“莱万特农民联合会……生产了西班牙全国超过一半的橙子，总产量接近四百万公斤（1公斤约合2.25磅）。该联合会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没有中间商地）运输和销售了超过70%的作物。（该联合会的商业组织包括自己的仓库、卡车和船只。1938年初，出口部门在法国设立了自己的机构，分布在马赛、佩皮尼昂、波尔多、瑟堡和巴黎。）在西班牙全国用于水稻种植的47,000公顷土地中，光瓦伦西亚省的集体就耕种了30,000公顷。”[Op. Cit., p. 124] 何塞·佩里亚茨进一步补充道：

“在西班牙的乡村，对文化和教育创新的关注是史无前例的。安波斯塔的集体组织了针对半文盲者的课程、幼儿园，甚至设立了一所艺术与职业学校。塞罗斯的学校对所有居民开放，无论他们是否属于集体。格劳建立了一所以其最著名市民华金·科斯塔命名的学校。卡兰达集体（人口仅4,500人）为1,233名儿童提供教育。成绩最优异的学生被送往卡斯佩的学校学习，所有费用都由集体承担。阿尔科里萨（人口4,000）的学校有600名儿童就读。许多学校设立在废弃的修道院中。在格拉纳代拉（人口2,000），课堂设在被废弃的国民警卫队营房里。格劳斯还组织了一座印刷图书馆和一所艺术与职业学校，共有60名学生。该建筑还设有一所美术学院和一个高级博物馆。在一些村庄，电影院首次出现。佩尼亚尔瓦的电影院设立在一座教堂内。维拉德卡纳则建造了一座农业试验实验室。”[Op. Cit., p. 116]

“在分配方面，集体的合作社消除了中间商、小商贩、批发商和投机商，从而大幅降低了消费价格。集体消除了农村生活中大部分的寄生性因素，并且如果不是因为腐败官员和政党的庇护，这些因素本可以被彻底扫除。非集体化地区也间接受益于较低的物价，同时还享受了集体提供的免费服务（洗衣房、电影院、学校、理发和美容院等）。”[Op. Cit., p. 114]

“在农业集体中，团结精神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践。每个人不仅都能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且各地区的联合会越来越多地在集体间实行互助原则。它们为此建立了公共储备，以帮助那些受自然条件限制的村庄。在卡斯蒂利亚还专门为此目的设立了特别机构。在工业领域，这种做法似乎最早在加泰罗尼亚医院区的铁路行业开始，随后在阿尔科伊得到了推广。如果不是政治妥协阻碍了公开的社会化，这种互助实践本可以更加普遍……一个极其重要的胜利是女性获得了生存权，无论其职业或职能如何。在大约一半的农业集体中，女性的工资与男性相同；在其他地方，女性的工资虽然较低，但显然是基于‘女性很少独自生活’这样一个原则……在阿拉贡、加泰罗尼亚、莱万特、卡斯蒂利亚、安达卢西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所有农业集体中，工人们都自发组织成劳动小组，分配土地或工作任务；他们通常被指定到具体的区域。劳动小组选出的代表与农业集体的代表开会，规划生产工作。这种典型的组织形式是自发产生的，由地方主动地推行……此外……集体整体上每周、每两周或每月召开一次大会……大会回顾所选出的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讨论特殊情况及突发问题。所有居民——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生产者还是非生产者——都参与讨论并共同作出决定……在土地耕作方面，最显著的进步包括：农业机械化和灌溉的迅速普及、更大的作物多样化以及植树造林。在畜牧业方面的成就包括：牲畜品种的选择和繁育、适应当地环境的品种改良，以及大规模建设集体畜舍。”[Op. Cit., pp. 166-167]

正如格雷厄姆·凯尔西所指出的，集体化“使乡村社会合理化，且能更高效地利用可用的经济资源。木匠和砖匠不再因富有地主对他们的劳动力没有需求而闲置，而是被投入到建设农业设施、提供村庄此前几乎难以想象的社会福利之中。”[《无政府工团主义、自由共产主义与国家》，p. 169] 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对此作出了精辟总结：

“这些集体的成就极为广泛。在许多地区，[尽管大量年轻人奔赴前线作战，但]农业生产依然得以维持，甚至还有所增长，并且往往引入了新的耕作和施肥方式……集体成员修建了鸡舍、牲畜棚以及其他用于照料社区动物的设施。集体联合会协调修建了道路、学校、桥梁、运河和水坝。其中一些基础设施，至今仍作为集体对西班牙农村的持久贡献而存在。集体还安排将富裕集体的过剩农产品转移至短缺的地区，或者直接在村庄之间进行调配，或者通过地区委员会设立的机制进行分配。”[《西班牙的自由女性》，pp. 106-107]

“各集体自愿向战斗部队提供了大量物资和补给。乌蒂尔向马德里前线运送了1,490升食用油和300蒲式耳¹⁴¹的土豆（此外还提供了大量的豆类、大米、荞麦等）。波拉莱斯·德·图哈纳向前线运送了大量的面包、油、面粉和土豆，并向军医院提供了鸡蛋、肉类和牛奶。

“当我们考虑到这些集体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工人正奋战在战壕中时，他们的努力就显得更加意义重大。小小的维拉博伊集体就有200名成员在前线；维莱德坎斯有60名；安波斯塔有300名；卡兰达则有500名。”[何塞·佩里亚茨，《无政府主义集体》，p. 120]

因此，这些集体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实现了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团结互助成为现实，以往被边缘化的人们直接、充分地管理自己的社区事务，按照自身的需求和愿望改造社会。

I.8.7 农村的集体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吗？

不是。关于农村集体是由无政府主义民兵通过“恐怖手段”建立、组织和运作的说法，是由西班牙共产党中的斯大林派编造的谎言。近年来，某些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又重新炒作并重复了这些斯大林派的虚构内容。无政府主义者自1936年以来一直在驳斥这些指控，而现在也有必要再次澄清这一点。正如弗农·理查兹所指出的：“无论斯大林主义今天看起来多么名誉扫地，事实仍然是，斯大林派对西班牙内战的谎言和解读仍然占据主流地位，这大概是因为当前解读这段历史的历史学家们的政治偏见使然。”["Introduction", 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1] 因此，我们将在此提供证据，以反驳有关农村公社是通过武力建立的说法。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农村集体是在西班牙多个地区自发形成的，例如黎凡特（900个集体）、卡斯蒂利亚（300个集体）和埃斯特雷马杜拉（30个集体），而这些地区并不存在无政府主义民兵。例如在加泰罗尼亚，CNT的民兵在前往阿拉贡的途中经过了许多村庄，但在其中仅建立了约40个集体，而在阿拉贡却有450个集体。换句话说，农村集体化的进程与无政府主义部队的存在并无直接关联。全国1700个农村集体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无政府主义民兵未占主导的地区建立的。

一位历史学家，罗纳德·弗雷泽，似乎暗示阿拉贡的集体是被强加于当地居民的。他写道：“集体化是在CNT民兵纵队的总体保护下进行的，尽管未必是由他们直接实施的。这是革命少数派试图控制生产和消费，以实现平等主义目标并满足战争需要的举措。”需要注意的是，他并未直接声称无政府主义民兵强行建立了集体，因为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此外，弗雷泽还在叙述中自相矛盾。一方面，他暗示“在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强制集体化的正当性更接近于战时共产主义，而非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他又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集体的成员并未达到100%的覆盖率。如果集体化是强制性的，为什么仍然有人留在集体之外？他同样提到，一些CNT民兵领导人以战争需要为由为“强制集体化”辩护，同时也承认CNT的官方政策是反对强制集体化的，而这一反对也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因为完全集体化的集体仅约20个（即总数的5%）。[Blood of Spain, p. 370, p. 349 and p. 366] 他的著作中所采访的集体成员也不断强调，并非所有人都加入了集体！

因此，弗雷泽试图将阿拉贡的集体描绘为CNT强行推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并声称集体化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强制性的，这种说法也与他自己提供的证据不相符。

弗雷泽指出：“没有必要用手枪逼迫他们[农民] [加入集体]：‘法西斯分子’被枪决所营造的胁迫性氛围已经足够。‘自发的’与‘强制的’集体并存；而在这些集体内，也既有自愿者、也有非自愿者。”[同上, p. 349] 因此，他暗示阿拉贡的集体是被强加于农村人口的论点，建立在当时阿拉贡存在“胁迫性氛围”这一观察之上。当然，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内战中，特别是在前线附近，这种“胁迫性氛围”是难以避免的。然而这并不能归咎于CNT。正如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总结的那样，尽管确实发生了类似的处决事件，但CNT并未发起一场全面的恐怖行动：

“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努力区分活跃的政治敌人，与那些仅仅因出身、意识形态或经济职能而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人。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委员会希望了解被指控的君主主义者或保守派做了什么，而不仅仅是他们怎么想的或者怎么投票的……承认革命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暴力行为，同时也认可其社会经济成果得到大多数该地区农民的支持，这两者并不矛盾。”[引自何塞·佩里亚茨，《西班牙革命中的CNT》，第一卷，p. 146]

这是一场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殊死斗争：在法西斯势力控制的地区，他们正系统性地屠杀大量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和派。因此，一些无政府主义部队未经审判就处决那些支持并可能协助法西斯分子的人，实属意料之中。考虑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以及西班牙法西斯政权的所作所为；CNT民兵深知：如果这场斗争失败，他们自己以及亲友将遭遇何种命运。

然而问题在于，战争的存在和无政府主义民兵的接近，是否使得当时的环境极度胁迫到——以至于个人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事实本身已给出答案。在阿拉贡被解放的地区，农村集体化在其高峰时期涵盖了约70%的人口，而仍有约30%的人选择不加入集体——这一比例并不小。如果集体是通过恐怖或强制手段建立的，那么集体成员的比例应当是100%。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表明集体化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自愿性质的（需要指出的是，亦有其他数据表明集体成员的比例更低，这使得“强制集体化”的论点更加站不住脚）。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尔（Antony Beevor）尽管承认“无疑存在着压力；而且在起义后的狂热时期，某些场合下确实使用了武力”，但他也仅仅是在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每个村庄内既有集体主义者、也有个人主义者，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农民并没有被枪口胁迫进入集体。”[西班牙内战, p. 206] 此外，如果CNT民兵确实强迫了农民加入集体，我们应当预期集体成员数量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顶峰，而不是随着时间逐步增长。然而事实表明，集体成员的增长是渐进的：

“在1937年2月中旬于卡斯佩（Caspe）召开的地区集体代表大会上，近80,000名集体成员参加了会议，代表了该地区‘几乎所有的村庄’。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到4月底，集体成员人数上升至140,000人；到5月第一周结束时达到180,000人；到6月底更是增长至300,000人。”[格雷厄姆·凯尔西, “阿拉贡的无政府主义”, 载于马丁·布林克霍恩编著的《1931-1939年西班牙的冲突》, p. 61]

如果这些集体确是通过强制手段建立的，那么其成员数量到1937年2月就应该已经达到30万，而不是在四个月后才稳步增长至这一数字。同样，也不能声称这一增长是由于新的村庄被集体化，因为几乎所有村庄在2月时都已派出了代表。这表明，许多农民之所以加入集体，是因为共同劳动带来的优势与集体化，使他们能够掌握更多资源；以及原先被少数人垄断的剩余财富，如今可以被用于提高整个社区的生活水平。

集体的自愿性质还体现在许多集体允许人们选择不加入。据记载，“完全实现集体化的村庄很少。”[Beevor, Op. Cit., p. 94] 在阿拉贡，一位无政府主义的教师亲历者指出，强迫小农加入集体“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完全集体化、不允许个人退出的村庄不超过二十个。”[quoted by Fraser, Op. Cit., p. 366] 阿拉贡的集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占95%）坚持他们的自由意志原则，允许那些不愿加入的人保持独立，而不是强迫村庄中的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决定。

因此在450个集体中，只有大约20个属于“完全的”集体，而大约30%的人口选择不加入，并且他们感到足够安全。换句话说，在绝大多数集体中，加入者可以看到未加入者仍然是安全的。这些数据表明：这场运动本质上是自发和自愿的。而这一点也反映在1936年7月19日之后新成立的市政委员会的组成上。正如格雷厄姆·凯斯利（Graham Kesley）所指出的：“从结果中可以立即看出，尽管该地区经常被贴上‘完全由无政府主义者控制而排除其他所有政治势力’的标签，但实际上，CNT远没有达到人们通常暗示或推测的那种绝对支配地位。” [Anarchosyndicalism,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p. 198]

伯内特·博洛滕（Burnett Bolloten）在他的农村革命记录中指出，在被解放的阿拉贡地区，这场革命“影响了超过70%的人口”，并且“该地区的450个集体中，许多是基本自愿形成的”，尽管“必须强调的是，这一独特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邻近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民兵的存在，他们绝大多数是CNT和FAI的成员。”[The Spanish Civil War, p. 74] 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并不否认。正如加斯顿·勒瓦尔所指出的：“确实，这些武装力量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间接促进了这些建设性的成就，因为它们阻止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及法西斯主义支持者的积极抵抗。”[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90]

因此，民兵的存在改变了阿拉贡的阶级力量对比，他们通过摧毁资本主义国家（即地方权贵——caciques——无法再获得国家援助来保护其财产），使许多无地农民得以接管土地。因为民兵的存在摧毁了革命前存在的资本主义“暴力垄断”（其权力将在下文进一步阐述），这保证了土地可以被接管，从而使阿拉贡人民有机会进行社会实验。博洛滕也描述了这场农村中的阶级战争：“如果说个体农民对农业迅速且广泛的集体化感到忧虑；那么无政府工团主义的CNT和社会主义的劳工总联盟（UGT）的农民工人，则将其视为新时代的开端。”[Op. Cit., p. 63] 这两个都是支持集体化的群众性组织。

因此，无政府主义民兵的存在，使农村工人阶级得以废除由私有制（并受国家强制执行）所制造的土地人为稀缺现象。农村地主阶级显然对他们无法再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感到恐惧（正如博洛滕所指出的，“农业的集体制度威胁到农村劳动力市场，可能会使其失去雇佣工人。”[Op. Cit., p. 62]）因此，富农和大地主对集体化的憎恨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份关于瓦尔德罗夫斯（Valderrobes）地区的报告显示了集体化所获得的民众支持：

“集体化遭到了右翼反对者和左翼对手的抵制。如果问及那些一直游手好闲、如今被剥夺财产的人对集体化的看法，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说这是一种抢劫，另一些人会说这是一种独裁。然而，对于那些年迈的工人、日薪工人、佃农以及一直受大地主和冷酷高利贷者压迫的小业主而言，集体化却被视为一种解放。”[quoted by Bolloten, Op. Cit., p. 71]

然而，许多历史学家忽视了农村内部存在的阶级差异，并将阿拉贡地区集体化的兴起（同时忽视其他地区的集体化）仅仅归因于CNT民兵的存在。例如弗雷泽写道：

“集体化迅速扩散开来。这并不是CNT领导层的指示——就像巴塞罗那的[工业]集体化一样。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倡议都来自CNT的激进派；无论在此处，还是在彼方，CNT的武装力量都在后方创造了社会革命的‘氛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巴塞罗那街头的主导地位，在阿拉贡被CNT的民兵纵队重新上演——这些纵队主要由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组成。在那些已经存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村庄，他们抓住时机，开展期待已久的革命，并自发进行集体化。而在那些没有这种组织的村庄，村民可能会受到民兵相当大的压力去实行集体化。”[Op. Cit., p. 347]

弗雷泽暗示，这场革命主要是从加泰罗尼亚输入到阿拉贡的。然而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除杜鲁蒂外的CNT纵队领导人都“反对”建立阿拉贡委员会（即集体化的邦联）。由此就很难被视为是加泰罗尼亚CNT强行推行了社会革命！此外，阿拉贡的CNT本身就是一个广泛且有影响力的组织，这也表明认为集体化是由加泰罗尼亚CNT强行输入的观点根本是错误的。弗雷泽还指出，“在一些地方[阿拉贡的村庄]里，CNT蓬勃发展；在另一些村庄里，UGT更为强大，而在许多地方根本没有工会组织。”[Op. Cit., p. 350 和 p. 348] 关键的问题在于：CNT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证据表明，阿拉贡本地的农村CNT组织广泛、力量强大并不断发展，因此，将集体化归因于外来强加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事实上，到1930年代，“CNT真正的农民基础……位于阿拉贡。”在萨拉戈萨，CNT的增长“为自由意志主义者在下阿拉贡地区的激进宣传提供了跳板，特别是在那些贫困的劳动者和债务缠身的农民中。”[默里·布克钦，《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p. 203]

格雷厄姆·凯尔西在其关于1930年至1937年间阿拉贡的CNT社会史研究中提供了更多证据。他指出，除了“自由意志主义团体的传播、以及CNT成员对自由意志主义理论日益增长的意识……促成了阿拉贡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发展”之外，“农业的动荡”的存在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最终导致了“阿拉贡CNT网络的复兴”。因此到1936年，CNT在“建立于1933年的基础之上”，并且“终于成功地将萨拉戈萨（Zaragoza）市区工会组织的巨大力量，转化为一个规模相当可观的区域性网络”。[Op. Cit., pp. 80-81, p. 82 and p. 134]

凯尔西指出，无政府主义在阿拉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末。然而在1910年代之前，由于地方权贵（被称为caciques）的强大影响力，CNT在阿拉贡农村地区的进展甚微：

“省级阿拉贡的地方地主和小工业家，即cacique，竭尽全力镇压这些最早的农村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成立于1915年后]。到了1923年夏天阿拉贡CNT邦联第一次农村代表大会召开时，该组织通过大量宣传活动所取得的进展，在其他地方却因镇压而遭到严重打击。”["Anarchism in Aragón", Op. Cit., p. 62]

一名CNT活动家描述了这些地方权贵的势力，以及在阿拉贡成为工会成员的困难：

“镇压在大城市与在乡村是截然不同的。在乡村，每个人都彼此熟识，宪兵队会在第一时间得知同志的任何细微举动。无论是朋友还是亲属都无法幸免。凡是不遗余力地为国家镇压机关效力的人，都会被追捕、迫害，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遭到殴打。”[quoted by Kelsey, Op. Cit., p. 74]

然而，尽管在农村工会组织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即使在1931年，“宣传活动促成了数十个乡村工会组织的建立，但紧随其后的是来自乡村cacique的反攻，使得这些工会被迫解散。”[Op. Cit. p. 67] 而即便面对这样的镇压，CNT依然不断发展，并且“自1932年底起”，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成功扩展到了此前从未涉足的多个地区”。[Kesley, Anarchosyndicalism,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p. 185] 这种增长在1936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农村地区的激进行动逐渐削弱了cacique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他们对法西斯政变的支持）。

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选举获胜后，多年来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得到了回报。在大选后的六周内，“农村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支持急剧增长”。这一趋势在阿拉贡CNT的四月代表大会的议程中得到了强调，并决定“关注农村问题”，而大会所通过的计划“正是四个月后阿拉贡解放区所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后，一系列密集的宣传运动在整个区域邦联的各个省份展开。许多从未听闻无政府工团主义宣传的村庄开始举办会议。这一策略极为成功，到1936年6月初，阿拉贡的工会数量已超过400个，而仅在一个月前，这一数字还是278个。[Kesley, "Anarchism in Aragón", Op. Cit., pp. 75-76]

工会成员数量的增长，反映了阿拉贡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加剧，以及他们改善自身生活水平的努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1935年夏天，保守派天主教报纸《阿拉贡先驱报》（Heraldo de Aragón）的一名记者前往阿拉贡南部考察，并指出：“许多家庭正在挨饿，男人们无工可做，这种情况正在促使年轻人接受误导性的教导。”[quoted by Kesley, Op. Cit., p. 74] 因此，也就无怪乎凯尔西会指出CNT成员数量的增长以及社会斗争的加剧：

“此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阿拉贡的激进工团主义正在增长。在1936年2月中旬至7月中旬的五个月间，萨拉戈萨省发生了七十多起罢工，比此前任何一年记录的总数都多，而且其他两个省的情况显然也并无不同……这些罢工绝大多数发生在省内的城镇和乡村。罢工席卷了整个省份，并且至少有三起罢工演变成了全面的总罢工。”[Op. Cit., p. 76]

因此，在1936年春夏之际，CNT的成员数量激增，而这一增长也反映了阿拉贡城乡人口日益激进的斗争。多年宣传与组织工作的积累，保证了自由意志主义影响力的扩大；而这种增长最终在革命时期的阿拉贡解放区表现为集体的建立。因此，集体化社会的构建，直接根植于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五年间兴起的以无政府主义原则为指导的大规模工团运动。这些合作社的建立遵循了阿拉贡CNT在1936年4月大会所通过的纲领，该纲领反映了阿拉贡农村工会成员的意愿（并且由于CNT在此后的迅猛发展，它显然也反映了该地区的普遍民意）：

“阿拉贡在起义后的自由意志主义主导地位，直接体现了无政府主义者在战前所取得的主导地位；到1936年夏天，CNT已在整个阿拉贡建立起一个严格遵循自由意志主义原则的大规模工团运动。而这一广泛而得到充分支持的网络，正是大规模合作实验的基础。”[Kesley, Op. Cit., p. 61]

此外，CNT在阿拉贡农村地区拥有广泛支持的另一重要证据是：该地区成为了1933年12月CNT组织的起义的中心。正如布克钦所指出的：“只有阿拉贡的大规模起义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是在萨拉戈萨……许多村庄宣布遵循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而最激烈的战斗可能发生在里奥哈（Rioja）葡萄园工人与当局之间。”[Op. Cit., p. 238] CNT不太可能在一个自身影响力微弱的地区组织起义。因此凯尔西认为：“正是那些在1933年12月起义中最为重要的地区”才会在1936年“寻求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模式，以奠定自由意志主义阿拉贡的基础。”[Anarchosyndicalism,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p. 161]

因此阿拉贡的大多数合作社，是受CNT（以及部分受UGT）影响的工人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创造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其特征是自愿性和直接民主。CNT在阿拉贡农村并不是一个陌生的组织，而是已经扎根并迅速发展：“从其城市基础向外扩展……CNT首先在1933年、随后在1936年，更大范围成功地将一个本质上以城市为中心的组织，转变为真正的区域性邦联。”[Kesley, Op. Cit., p. 184]

现有证据表明，像弗雷泽这样的历史学家所暗示的“阿拉贡合作社是由CNT民兵强加给不情愿农民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阿拉贡的合作社是长期无政府主义活动在阿拉贡农村地区发展的自然结果，并且直接与1930年至1936年间CNT的迅猛增长相关。因此，凯尔西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与农业合作化“并不是由城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特遣队，强行施加在强烈抵触人口身上的经济术语或社会原则。”[Op. Cit., p. 161] 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在战线的“胁迫性环境”下完全没有人被迫加入合作社；或战前一些没有CNT工会的村庄因为CNT民兵的存在而建立了合作社。然而，这些情况可以被视为个例，而非是普遍现象。

此外，CNT在处理这种情况时的方式也值得注意。弗雷泽提到了阿洛萨（Alloza）村的案例。1936年秋天，CNT地区委员会的代表前往该村，建议村民进行集体化（值得强调的是，途经该村的CNT民兵并未试图在当地建立合作社）。村民大会随即召开，CNT成员向村民讲解了他们的理念，提出了组织集体的建议。然而，加入合作社与否以及如何组织合作社则完全由村民自己决定（CNT代表“强调不得粗暴对待任何人”）。自我管理是集体中的基本原则。一位成员回忆道：“自从工作小组在友好的氛围下成立、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每个人相处得都还不错。”“没有必要去使用强制手段，也不需要纪律约束或惩罚……组成集体并不是一个糟糕的主意。”[Fraser, Op. Cit., p. 360] 这个集体如同绝大多数其他集体一样，是自愿且民主的：“我不能强迫他加入，我们不是生活在独裁之下。”[quoted by Fraser, Op. Cit., p. 362] 换言之，合作社的建立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其组织方式完全由当地人自行决定。

当然，与任何公共物品（如果用经济学术语来说的话）一样，整个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为战争努力做出贡献，为前线的民兵提供粮食。正如凯尔西所指出的：“军事叛乱发生在农历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整个阿拉贡南部的田地里，粮食已成熟待收……在阿尔巴拉特-德-钦卡（Albalate de Cinca）的集会上通过的纲领，第一条就规定：该地区所有人——无论是独立农民还是集体成员——都必须为战争贡献同等的力量，这一点在叛乱后立即成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Op. Cit., p. 164] 此外，为了防止投机和通货膨胀，合作社还控制了农作物的价格。然而，这些政策以及独立农民和集体成员在战争中的平等义务，实际上是由战争形势所决定的。

最后，为了支持农村合作社的群众性，我们可以通过1937年8月共产党镇压集体之后农村经济的崩溃来说明问题。这一事件充分揭示了当时民众的真实态度。

1937年10月，由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农业改革代表团（Regional Delegation of Agrarian Reform）承认，“在大多数村庄，农业劳动陷入瘫痪，这对我们的农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害。”这一点得到了共产党党员、农业改革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arian Reform）秘书长何塞·席尔瓦（Jose Silva）的证实，他指出，在李斯特^¹⁴²进攻阿拉贡后，“田间劳作几乎完全停止，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未能按时耕种。”在1937年10月9日阿拉贡共产党农业委员会的会议上，席尔瓦强调“整个农民阶层的劳动积极性极低”，并表示由于集体的解散，局势已经变得“相当严峻。”[quoted by Bolloten, Op. Cit., p. 530]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里亚茨解释了这一经济崩溃的根本原因——民众的抵制：

“当需要为下一季的收成做准备时，佃农们发现他们无法独自耕种那些被[共产党]分配给他们的土地。而被剥夺土地的农民，即坚持合作主义原则的集体主义者，则拒绝在私有制的体系下进行劳动，更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58]

如果集体制是不受欢迎的，并且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强行建立的，那么为什么镇压后经济会崩溃？如果李斯特推翻的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政权，那为什么农民没有因此受益？难道不正是因为合作社是阿拉贡人民自发的组织并且得到了大多数当地人的支持吗？这一分析也得到了历史学家雅各布·奥维德（Yaacov Oved）的支持：

“那些推行这项[攻击阿拉贡集体的]政策的人坚信，农民会对此举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认为农民是被强迫加入集体的。但事实证明他们错了。除了那些重新获得土地的富裕地主外，大多数农业集体的成员都表示反对。他们失去了劳动的动力，不愿再像过去一样投入农业生产。这一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政府和共产党农业部长都被迫放弃自己敌对的政策。”["Communismo Libertario" and Communalism in the Spanish Collectivisations (1936-1939), pp. 53-4]

即使在共产党的镇压之下，大多数集体仍然坚持运作。如果说这都不能证明集体是受欢迎的群众性机构，那还有什么能证明的呢？奥维德指出：“通过集体成员对新政策的普遍抵制可以明显看出，大多数成员是自愿加入集体的。政策一旦有所松动，新的集体便迅速兴起。然而历史无法倒流，集体与当局之间的信任已被破坏，任何新的合作尝试都受到限制。”[Op. Cit., p. 54]

何塞·佩里亚茨在共产党进攻集体并随后对其进行合法化后，对这一局势作出了如下总结：

“这一阶段的集体化很可能更真实地反映了成员们的真诚信念。他们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那些坚持下来的人是真正的集体主义者。然而，把在这一阶段退出集体的人简单地归类为反对合作化的个人主义者，未免过于武断。恐惧、官方的强制以及不确定性，在阿拉贡农民的决策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Op. Cit., p. 258]

农业产量在集体仍然存在的时期增长了20%（而且这一数据还是与战前的丰收年相比的）[Fraser, Op. Cit., p. 370]。然而在集体被摧毁后，经济立即崩溃。如果集体真的是强加给不愿意接受的农民的，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结果（反而是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强制集体化导致了大饥荒）。只有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才最终使得所谓“自然秩序”的——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在西班牙乡村得以恢复。那些欢迎共产党镇压集体的地主们，同样也欢迎法西斯分子的到来，因为后者最终确保了财产之于自由的胜利。

因此总体来看，证据表明：阿拉贡的集体与莱万特、加泰罗尼亚等地的集体一样，都是由农村人口自发创建的群众性组织，本质上是一次自发的、广泛的社会革命的产物。关于无政府主义民兵通过武力建立这些集体的说法是不真实的。尽管在革命过程中确实发生了一些暴力行为，个别情况下也确实出现了强制手段（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做法违反了CNT的政策），但这都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对此，伯洛腾（Bolloten）的总结最符合事实：

“尽管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面对现实政治权力时，始终难以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取得平衡，但必须强调的是，尽管存在一些强制与暴力的个例，1936年7月的革命却以其普遍的自发性和广泛的集体化运动而独树一帜，并展现出道德与精神层面上的革新潜力。像这样的自发运动，在历史上前所未有。”[Op. Cit., p. 78]

I.8.8 但西班牙的集体有什么创新吗？

是的。与资本主义旧有的论调——“没有私有制，就不会有人进行创新”——相反，在自由意志社会主义下，工人和农民表现出了比私人企业制度下更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加斯顿·勒瓦尔对瓦伦西亚省南部卡尔卡亨特（Cargagente）地区集体化成果的描述，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该地区的气候特别适宜种植橙子……所有被社会化的土地，无一例外，都被精心耕作。果园被彻底清除杂草。为了确保树木能够吸收到充足的养分，农民们不间断地清理土壤。‘以前，’他们自豪地告诉我，‘这一切都属于富人，由拿着微薄薪水的劳工来耕作。土地疏于照顾，于是地主们不得不购买大量的化学肥料，尽管，如果他们愿意清理土壤的话，本可以获得更好的收成……’他们骄傲地向我展示了那些经过嫁接以生产更优质果实的树木。

“在许多地方，我观察到橙树的树荫下还种植了其他作物。‘这是什么？’我问道。随后我了解到，因其聪明才智而闻名的莱万特农民，在橙园间大量种植了土豆。这些农民展现出的智慧远胜过农业部的所有官僚。他们不仅仅种植土豆，在整个莱万特地区，他们都会充分利用适宜的土壤种植各种作物。他们还充分利用稻田的四个月[休耕期]进行种植。如果农业部长能在整个共和区效仿这些农民的做法，那么粮食短缺的问题在几个月内便能得到解决。”[Anarchist Collectives, p. 153]

而这，只是众多关于工业和农村集体化成果的案例之一。我们在此前已经提及了一些西班牙革命期间通过集体化实现的效率提升（见I.4.10节）。另一个例子是面包烘焙业。苏奇（Souchy）报告称：“正如西班牙其他地方一样，巴塞罗那的面包和蛋糕大多是在夜间、于数百家小型面包房里烘焙而成。这些面包房大多位于潮湿阴暗、充满蟑螂和老鼠的地下室里。这些面包房全都被关闭了。新的面包房配备了现代化的烤炉和其他设备，生产出了更多、更优质的面包和蛋糕。”[Op. Cit., p. 82] 在格拉诺列尔斯（Granollers），工团“始终是推动变革的核心动力。所有旨在改善当地经济运行和结构的举措几乎都可归功于它。”被集体化的理发业、制鞋业、木工行业以及工程行业——都得到了改进。狭小、不健康且低效的作坊被关闭，取而代之的是更大、更舒适且更高效的工厂。“社会化与合理化并行推进。”[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87] 更多内容请参见I.8.6节，以及C.2.8节（我们在此章节提供了更多案例以反驳‘工人控制会扼杀创新’这一指控）。

现有的大量证据——而上述例子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都证明了集体成员能敏锐地意识到投资和创新的重要性。他们认识到：通过创新可以提高生产力，使劳动变得更加轻松且更具吸引力；而集体化则为这种意识的自由表达提供了空间。集体化表明，只要给予机会，每个人都会关心自身事务，并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来改善生活和周围环境。事实上，资本主义在等级制度下扭曲了创新的方向，使其仅仅服务于节省成本和最大化投资者的利润，而忽视了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正如加斯顿·勒瓦尔所指出的，自我管理反而能激励创新：

“自由经济的理论家和支持者声称：竞争能够刺激主动性，从而激发创造力和发明；否则，这些能力将陷入停滞。然而，笔者在集体、工厂以及被社会化的作坊中进行的众多观察，使他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一个集体中，每个人都因服务于同伴的愿望所激励，因此对技术进步的探索和追求也同样受到鼓舞。这种氛围还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到最初的创新者行列。此外，在当前社会中，当一位个人主义的发明者创造出某项新技术时，它通常只能为资本家或雇佣他的个人所用；而在一个社群化的社会中，发明不仅能被他人迅速接受和发展，还能立即应用于公共利益。我深信，这种优越性在社会化的社会里将很快显现。”[Op. Cit., p. 347]

因此，西班牙自我管理的实践支持了I.4.11节所提出的观点：一旦摆脱等级制度的束缚，个人将能够以创造性的方式与世界互动，改善自身境况。人类思维本质上是一个活跃的主体，除非受到权威的压制，否则它无法停止思考和行动——正如地球无法停止围绕太阳旋转一样。此外，集体化的经验也表明，自我管理能够让思想在讨论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自我管理的实践也验证了巴枯宁的观点：正是因为社会汇聚了多种多样的观点、经验和思想，社会整体的智慧才要远胜于最聪明的个体。而资本主义则通过人为设定的界限和等级制度，则会使个人和社会陷入贫乏。

I.8.9 如果它真的那么好，为什么没能生存下来？

仅仅因为某件事情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够存续。例如，华沙犹太区对纳粹的起义最终就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起义是错误的，或者纳粹政权是正当的——而恰恰相反。同样，虽然西班牙共和区广泛开展的工人自我管理和自由集体实验，是自由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实验之一，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佛朗哥的军队以及共产党人掌握着更优越的武器和资源。

面对佛朗哥的侵略和恐怖统治，背后还有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强大军事支持以及共产党的背叛，再加上西方“民主”国家的冷漠态度（这些国家宣称“中立”，但当本国公民帮助佛朗哥时却选择性地无视）——革命能够持续如此之久，已然令人惊讶。

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自身错误的借口。众所周知，CNT选择与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和共和派工会合作，最终导致无政府主义者加入政府（详见下一节）。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革命的失败。尽管主要的责任可以归咎于那些自认为不可替代的“领导者”（如同大多数领导者一样，他们开始视自己为不可或缺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基层运动的成员对此几乎没有加以阻止。当时，大多数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在前线作战，因此无法参与工会和集体的会议，也就无法对其他工人产生影响（毫不奇怪，激进的“杜鲁蒂之友”无政府主义团体主要是由前民兵组成）。然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幻象显然让大多数CNT成员难以抗拒（见I.8.12节）。

仍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别无选择：尽管与政府的合作带来了不幸的后果，但这依然是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观点得到了萨姆·多尔戈夫的辩护，并在加斯顿·勒瓦尔、奥古斯特·苏奇以及其他革命参与者的著作中找到了部分支持。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种合作，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当时，持此立场的是大多数非西班牙籍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占相当比例的少数派；而随着合作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反对的少数派最终成为多数派）。这种观点最为有力的表达见于弗农·理查兹的《西班牙革命的教训》（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部分观点也体现在何塞·佩拉茨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胡安·戈麦斯·卡萨斯的《无政府主义组织：FAI的历史》（Anarchist Organis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FAI），以及阿贝尔·帕兹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杜鲁蒂》（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之中。此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在革命之后撰写的小册子和文章也持续地表达了这一立场。

因此，无论一个社会制度多么优越，客观事实最终都会超越这一实验。萨图尔尼诺·卡罗德（Saturnino Carod，阿拉贡战线上一支CNT民兵纵队的领导人）总结了这场革命的成功以及其客观上的局限性：

“我们始终提防着被背后捅刀，我们始终清楚，如果我们制造了问题，唯一的受益者便是战线对面的敌人。这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来说是一场悲剧；但这更是一场更为深远的——对于整个西班牙人民而言的悲剧。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通过展示他们在工业和农业上进行集体管理的能力，使得共和国能够坚持斗争三十二个月。正是他们建立了军工产业、确保农业生产不断增长、组建了民兵，后来又加入了正规军。没有他们的创造性努力，共和国根本不可能继续这场战争……”[quoted by 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394]

因此，无论这场革命带来了多少益处，无论它如何推动了自由和平等的提升——它最终仍然失败了。然而，这一事实不应让我们忽视革命的成就或其所展现的潜力。相反，我们应当从中汲取灵感，总结经验教训。

I.8.10 为什么CNT会与国家合作？

众所周知，1936年9月，CNT加入了加泰罗尼亚政府，随后在11月又加入了中央政府。这一决定源于1936年7月21日的决议，即在佛朗哥被击败之前不去提及“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换言之，CNT决定与其他反法西斯政党和工会合作，共同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决定最初表现为CNT同意加入由加泰罗尼亚政府领导人路易斯·孔潘尼斯（Louis Companys）提议成立的“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多个反法西斯政党和团体的代表组成。从这一点来看，CNT加入正式政府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当时并不存在其他协调行动的机制（详见I.8.13节）。

因此，便浮现出来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CNT最终选择与国家合作，放弃了自身原则，并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反革命以及战争的失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或反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文章中也经常提出这个问题。CNT未能在1936年7月19日之后实施无政府主义，是否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政治理论存在缺陷？或者，西班牙革命期间CNT和FAI的经历是否表明，这仅仅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极端困难的客观环境下犯下的错误，而非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的失败？更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是否从中汲取了教训？不言而喻，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后者才是正确答案。正如弗农·理查兹所指出的：“[这一]批判的基础，并不是西班牙的经验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不可行的，而是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未能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反而采取了敌人的策略。”[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4]

那么西班牙内战期间，CNT为什么会去与国家合作呢？简而言之，这并不是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错误；而是源于1936年7月20日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现实局势。CNT和FAI的主要激进派所处的客观条件影响了他们的决策，而他们之后又错误地以无政府主义理论来为自己的决定辩护。

那么，1936年7月20日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面临的局势是什么？简而言之：他们所处的局势充满了未知。正如CNT向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提交的报告所指出的：

“莱万特毫无防备，局势不甚明朗……我们在马德里处于少数地位。安达卢西亚的情况不明……北方毫无消息，我们只能假定西班牙其他地区已落入法西斯手中。敌军驻扎在阿拉贡，兵临加泰罗尼亚城下。外国领事官员的紧张情绪导致大批军舰聚集在我们的港口周围。”[quoted by Jose Peirats,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80]

无政府主义历史学家何塞·佩拉茨指出，根据该报告：“1936年7月19日，CNT在加泰罗尼亚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但在莱万特地区的力量较弱，且在中央政府和传统政党占据主导地位的西班牙中部地区力量更弱。而在西班牙北部，局势十分混乱。CNT本可以单独发动起义，并‘很可能成功’，但这样的夺权行动将导致三线作战：既要对抗法西斯势力，又要对抗政府，还要对抗国外资本主义。考虑到这种行动的艰难性，与其他反法西斯团体合作是唯一的选择。”[Op. Cit., p. 179] 正如CNT的报告本身所言：

“面对这一艰难的抉择，CNT展现出了极大的谨慎与克制：要么彻底摧毁加泰罗尼亚的国家政权，向叛军[即法西斯势力]、政府和国外资本主义宣战，并完全接管加泰罗尼亚社会；要么与其他反法西斯派别合作，共同承担政府的责任。” [quoted by Robert Alexander, 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vol. 2, p. 1156]

此外，正如加斯顿·勒瓦尔后来所主张的那样，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普遍关注点”是“击败法西斯势力……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站出来反对国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激起……大多数民众的敌意，这些民众会指责他们与佛朗哥同流合污。”推行无政府主义革命，很可能还会导致“法西斯势力和民主国家立即关闭边界并实施海上封锁。武器供应将被完全切断，而无政府主义者将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这一灾难性后果的罪魁祸首。”[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52 and p. 53]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总是强调他们的英雄在俄国革命期间所处的客观环境，但他们却很少提及1936年7月20日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局势。这种做法似乎颇具虚伪性——他们将俄国内战作为布尔什维克针对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的一切罪行的辩解理由，却对西班牙内战初期CNT-FAI所面对的挑战保持沉默。如果CNT决定在加泰罗尼亚实施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他们将不得不面对法西斯势力（掌控着西班牙大部分军队）、共和政府（控制着剩余军队），以及加泰罗尼亚内部支持共和国的派别——然而这一点却很少被提及。此外，CNT做出与政府合作的决定，正是在巴塞罗那成功镇压军队起义之后——当时全国局势仍然不明朗，而社会革命也才刚刚开始。斯图尔特·克里斯蒂（Stuart Christie）指出当时CNT领导层所面临的两难处境：

“加泰罗尼亚的CNT-FAI-FIJL¹⁴³高层委员会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社会革命、法西斯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民主。他们要么不论要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带来的困难，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社会革命；要么出于对法西斯主义（或民众）的恐惧，牺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和革命目标以支撑资产阶级国家，甚至成为其一部分……面对这一不完善的局势，并在认为‘失败总好过惨胜’的情况下，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领导层以‘权宜之计’的名义放弃了无政府主义，并将西班牙社会变革的议程搁置。

“但CNT-FAI的领导层未能意识到，是否实施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定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通过组织命令就可以从理论转变为实践的事物……7月19日的自发防御运动已然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方向。”[We, the Anarchists!, p. 99]

考虑到支持法西斯的军队仍然控制着西班牙至少三分之一的领土（包括阿拉贡），且CNT在西班牙中部和北部并不是主导势力，因此，人们认为在三个战线上作战只会对佛朗哥有利。此外，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及其他地区推行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很可能会导致工人民兵和自主管理的工厂被切断武器、资源和信贷供应。对于这种孤立所带来的现实问题，可以从阿巴德·德·桑蒂利安（Abad de Santillán）后来关于CNT为何加入政府的评论中看出：

“民兵委员会确保了人民武装的至高无上……但我们被告知，并且被一再强调——只要我们坚持保留这一机构，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坚持维护人民的权力，加泰罗尼亚就不会获得武器、我们也不会被授予外汇来从国外购买武器、我们的工业也不会得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而由于失败意味着失去一切，意味着回到斐迪南七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同时，基于‘我们及我们的人民所推动的变革，不可能完全从新的经济秩序中消失’的信念，我们选择退出民兵委员会，加入加泰罗尼亚政府。”[quoted by Christie, Op. Cit., p. 109]

最终，CNT决定与政府合作，暂时放弃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直到战争结束。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在为这一决定辩护，而是试图解释它，并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中。最终，西班牙内战的经历证明，共和国不仅遭到“民主”国家和法西斯政府的封锁，工人民兵和自主管理的集体也被切断资源和信贷供应；而且当国家自认为足够强大时，便在两个战线上作战——一方面与法西斯作战，另一方面试图镇压CNT及其成员所发起的半革命。大多数CNT成员没有预料到，在面对法西斯威胁时，自由派、右翼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竟会选择通过打击CNT来削弱反法西斯斗争。他们错了，而历史则完全证明了杜鲁蒂的正确性：

“对我们来说，彻底粉碎法西斯才是关键。是的，即便政府反对，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府会与法西斯势力拼死斗争。当资产阶级感到权力正在从他们手中溜走时，他们便会诉诸法西斯主义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来早就可以让法西斯分子丧失力量，然而它却选择了妥协和拖延。甚至到现在，这个政府内部仍然有人想要对叛军手下留情。你永远无法确定——他笑着说——或许现任政府最终还会需要这些叛乱分子来镇压工人运动……

“我们知道自己要什么。对我们来说，世界上是否存在一个苏联毫无意义：为了它的‘和平与安定’，斯大林牺牲了德国和中国的工人，让他们沦为法西斯野蛮人的牺牲品。而我们想要的是革命，就在这里，就在西班牙；就在当下，而不是等到下一次欧陆战争之后。今天，我们的革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比整支苏联红军更为不安。我们正在向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展示：如何应对法西斯主义。

“我们不指望世界上任何政府会支持自由意志主义革命。或许，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对我们的斗争产生一些影响——这确实有可能……但最终分析来看，我们不期待任何帮助，甚至不期待我们自己的政府提供帮助。”

[记者]范·帕森（van Paasen）说到：“即使你们胜利了，你们也只会坐在一片废墟之上。”

杜鲁蒂回答道：“我们一直生活在贫民窟和破败的角落里。我们知道如何暂时适应。你也切不可忘记：我们也会建设。正是我们，工人阶级，在西班牙、美洲和世界各地建造了这些宫殿和城市。我们可以再建造新的，甚至更好的！我们丝毫不害怕废墟。我们将继承整个世界；这一点毫无疑问。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资产阶级或许会炸毁他们自己的世界，将之沦为一片废墟。但我们在心中孕育着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此时此刻正在成长。”[quoted by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p. 193-4f]

推动革命更进一步的愿望并不仅仅属于杜鲁蒂，这一点也可以从1936年8月加泰罗尼亚CNT领导层的一份通告中看出。同时，这份通告也反映了促使他们做出决策的恐惧：

“我们还收到了来自其他地区的报告。有些同志表现得急躁，他们希望不仅仅是粉碎法西斯主义，而是更进一步。然而就目前而言，西班牙整体的局势极为微妙。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境内的一个‘绿洲’。

“显然，没有人能够预见内战、预见对仍处于反动叛军控制之下的西班牙部分地区的征服，会带来怎样的变化。”[quoted by Jose Peirats, Op. Cit., pp. 151-2]

孤立状态、西班牙各地对自由意志主义革命支持程度的不均衡，以及法西斯主义带来的威胁，确实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并不能成为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犯下错误的借口。其中最严重的错误，就是遗忘了基本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应对西班牙人民所面临问题时应该采取的方法。如果这些理念能够在西班牙得到贯彻，西班牙内战与革命的结果，或许就会有所不同。

总的来说，尽管CNT与政府合作的决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出的），但它在无政府主义理论层面上是无法被辩护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所讨论的，事实上，CNT领导层试图用无政府主义原则来为这一决定辩护的努力并不令人信服；而这种尝试本身，也只会让无政府主义变成一个笑话。

I.8.11 协作的决定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产物吗？

CNT决定与资产阶级国家合作对抗佛朗哥，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为证据，批评无政府主义，认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存在缺陷。对此，无政府主义者回应称：这种指控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决定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在法西斯主义迫在眉睫的威胁，及全国其他地区局势的背景下做出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很少提及当时做出合作决定的具体环境。以下是典型到令人难过的马克思主义指责：

“国家权力问题，即哪一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的革命动荡中，证明了它对革命者来说至关重要。在这里，无政府主义面临着其最大的考验和机遇，然而它在前者上失败了，因此也错失了后者。

“当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在孔帕尼斯的领导下承认自身无能，提议解散政府、实际上是将权力移交给革命力量时，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了这一提议。CNT的领导人以及FAI的……激进分子加西亚·奥利弗（Garcia Oliver）解释道：‘CNT和FAI之所以决定合作，并选择民主、放弃革命极权主义，是因为这将导致革命被无政府主义和邦联的独裁所扼杀。我们必须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独裁）与民主（这意味着合作）之间做出选择。’选择的结果是：要么保持国家政权的完整，从而为佛朗哥的胜利铺平道路；要么在加泰罗尼亚建立一个工人政府，使其成为击败佛朗哥、创建新工人国家结构的核心。在选择前者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区分资本主义国家与工人国家……这个起初拒绝建立工人国家的运动，最终承认了资本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一过程中背叛了革命。”[Pat Stack, "Anarchy in the UK?", Socialist Review, no. 246]

这种论点存在四个核心缺陷。首先，在做出合作决定时的客观形势究竟如何？令人费解的是，斯塔克在讨论俄国革命时批评无政府主义者无视“物质条件”；但在分析西班牙时，他自己却又完全忽略了这一点。因此，他的批评纯粹是唯心主义的，完全没有尝试将其与CNT和FAI当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联系起来。第二，他引用的唯一证据，即加西亚·奥利弗的这段话，是在决定做出的一年之后才发表的。它并未真正反映CNT和FAI在当时的真实考量，而是那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自由意志主义原则的组织领导人为其行为辩护的尝试。虽然这正符合斯塔克唯心主义的事件分析，但其运用此论据的做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第三，CNT和FAI的决定显然无视了无政府主义理论。因此，当无政府主义者都没有遵循自己的理论时，马克思主义者却反而指责无政府主义本身，这种做法本身就充满讽刺意味；然而斯塔克的论述就正是如此。最后，还有阿拉贡的反例，这一事实也能清楚地反驳了斯塔克的论点。

要理解CNT和FAI为何作出这样的决定，就必须做斯塔克所未能做到的事情——提供历史背景。这一决定是军队在1936年7月20日的巴塞罗那街头被击败之后立即作出的：CNT选择忽视无政府主义理论，没有摧毁国家政权，而是与其他反法西斯组织合作。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指出的，CNT之所以选择与国家合作是出于对孤立的恐惧。如果直接宣布建立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他们可能不得不同时对抗共和政府、外国干涉以及军事政变——正是这种可能性影响了加泰罗尼亚无政府主义运动激进派的决策。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当时的局势下强行实施无政府主义，只会帮助佛朗哥，并迅速导致革命的失败。

因此，CNT真正面临的选择，并不是如斯塔克所说的“要么保持国家政权完整……要么在加泰罗尼亚建立一个工人政府，使其成为击败佛朗哥的核心”，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情况：要么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合作，共同对抗佛朗哥，以确保统一战线，并在胜利后推进无政府主义；要么立即实施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同时可能需要在两个战线上作战——既要对抗佛朗哥，又要对抗共和政府（甚至可能面临帝国主义势力对社会革命的干涉）。正是这一局势促使CNT-FAI决定加入加泰罗尼亚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与其他反法西斯组织合作。如果忽视这些客观因素及其所造成的两难处境，而仅仅将这一决定归咎于无政府主义政治，那简直是荒谬可笑的。

同样，斯塔克引用的加西亚·奥利弗的言论是1937年7月的产物。这些言论是为了为CNT-FAI的行动辩护，并具有政治宣传的目的。因此，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视为反映了真实的历史。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者，如斯塔克，不是选择讨论CNT实际面临的问题，而是选择仪式性地引用这一年后才发表的言论，宣称它暴露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破产。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以至于很少去探讨CNT在军事政变失败后的实际困境，也不会将这些言论与他们所声称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进行对比。

这背后有充分的理由。首先，如果他们呈现CNT所处的客观环境，那么他们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尽管这一决定是错误的，但它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与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无关。其次，如果他们将这些言论与无政府主义理论进行对比，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巨大矛盾。事实上，加西亚·奥利弗在为自己的结论辩护时，实际上是以无政府主义之名提出了与无政府主义理论完全相反的主张！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加西亚·奥利弗的说法呢？正如阿贝尔·帕兹所指出的：“很明显，这些解释……是为了政治效果而设计的，掩盖了做出这些决定时的真实氛围。这些声明是在一年后才发表的，而那时CNT已经背离了他们最初的立场。那也是他们开始参与政府合作政策、并最终加入中央政府的时期。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声明也揭示了那些参与历史性全体会议的人所承受的沉重压力。”[Abel Paz, Durruti: The People Armed, p. 215]

例如，在该决定做出时，革命尚未开始。街头战斗刚刚结束，全体会议决定“只要西班牙仍有部分地区掌握在法西斯手中，就不去谈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Mariano R. Vesquez, quoted by Paz, Op. Cit., p. 214] 然而，革命实际上是在该决定作出后的几天内自下而上地展开的，完全独立于全体会议的意愿。正如阿贝尔·帕兹所描述的：

“当工人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场所……他们发现那里空无一人……主要的生产中心已被其所有者遗弃……CNT及其领导层显然未曾预见到这种情况；否则，他们在取消大罢工并下令复工时就应该给予工人适当的指导。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则完全是工人们自发决定掌控局势的结果。

“工人们发现工厂被弃置，且没有任何来自工会的指示，于是他们决定自己操作机器。”[The Spanish Civil War, pp. 54-5]

CNT的基层成员凭借自身的主动性，利用国家权力的崩溃，彻底改造了加泰罗尼亚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帕兹强调：“并没有任何命令要求进行征用或集体化——这表明，直到7月18日之前仍然代表其成员意志的工会，实际上已经被事件的发展所超越了。”“CNT委员会的工会领导者面对着一场他们未曾预见的革命……工人和农民绕过了他们的领导者采取了集体行动。”[Op. Cit., p. 40 and p. 56] 正如历史学家罗纳德总结道：“革命的主动权并不是来自CNT的领导委员会——既然自由意志主义革命已被正式‘推迟’，那它又怎可能可能由委员会发起呢？——而是来自最激进的工团主义者推动的各个独立的CNT工会。”因此，尽管加泰罗尼亚的CNT“‘推迟了’自由意志主义革命……但在巴塞罗那，革命每天都在CNT的集体化和工会管理的产业中扎根。”[Blood of Spain, p. 139 and p. 179]

由于革命尚未开始，而CNT全体会议也决定不号召发动革命，因此很难理解“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即革命）会“导致扼杀革命”（即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这一说法。换句话说，加西亚·奥利弗提出的这一理由，无法反映CNT全体会议与会者的真实想法，而显然只是事后的辩解。此外，当时作出的决定明确表示，一旦佛朗哥被击败，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将重新被提上议程。奥利弗的评论在佛朗哥被击败后同样适用，就如同1936年7月20日时的情况一样。

同样，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建立在自我管理的基础上，在本质上就反对专政。根据CNT在1936年5月萨拉戈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这一行政体制的基础将是自治的公社”，并且“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上联合”。公社“将遵守在自由讨论后以多数票通过的所有一般性规范。”[quoted by Jose Peirats, 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vol. 1, p. 106] 这一决议强调了CNT所追求的自由社会：

“公社的居民将共同讨论其内部问题……各联合会将就影响国家或省份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议，并且所有公社都将在其聚会和集会上获得代表权，使代表能够传达各自公社的民主观点……所有相关的公社都将拥有发言权……在区域事务上，区域联合会有责任执行相关协议……因此，社会组织的起点是个人、然后是公社、再到联合会，最终形成邦联。”[quoted by Peirats, Op. Cit., p. 107]

这显然不是“无政府主义独裁”的景象！事实上，它比奥利弗所称的“民主”——即资本主义国家——还要更加民主。因此，奥利弗在1937年的论点完全自相矛盾。毕竟，他在主张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一种基于自我管理的自由联合、自下而上组织和运行的社会）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独裁”，甚至比他在1931年至1936年间一直反对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还要不民主！此外，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激发了革命，因此，以资本主义民主取代自由共产主义以防止“革命被扼杀”，这根本说不通。

显然，加西亚·奥利弗那些被频繁引用的言论，不能被轻易地当作是事实。他在1937年的言论，实际上是为了歪曲无政府主义理想，去为CNT领导层的反无政府主义行为辩护，而不是对1936年7月20日所作决策的合理解释。因此，必须对他的言论持极大的怀疑态度。倚赖他的言论来分析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或无政府主义的缺陷，完全是一种极其肤浅的视角。尤其当我们审视CNT的历史以及无政府主义理论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这一点可以从CNT向国际工人协会提交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出，该报告旨在为CNT放弃无政府主义理论、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并加入政府的决定辩护。报告指出：“CNT，忠于自身的理想和其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本质，并未攻击国家形式，也未试图公开渗透或控制它……没有任何政治或法律机构被废除。”[quoted by Robert Alexander, The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vol. 2, p. 1156] 换句话说，根据这份报告，“无政府主义”理想实际上并不意味着消灭国家，而只是忽视国家。然而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仅仅是为了去为CNT领导层背弃自身理想的行为辩解。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回顾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以及CNT战前的实际行动。

根据无政府主义的理念，正如巴枯宁所言：“革命必须从一开始就彻底、完全地摧毁国家”，而这种“摧毁所伴随的、自然且必要的结果”将包括“解散军队、司法机构、官僚体系、警察和教会”，同时“没收所有生产资本和生产资料，并交由工人协会管理和使用”。国家将被“所有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联盟”所取代，而这些工人协会将“构成公社”。这些公社又将“组成起义联合会……并组织起一支能够击败反动势力的革命力量。”[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70-1] 对于克鲁泡特金而言，“公社……必须打破国家，并以联邦制取而代之。”[Words of a Rebel, p. 83]

因此，无政府主义始终对如何处理国家问题有着明确的立场，而显然CNT的做法并不符合这一立场！CNT无视了这些建议；因此，在它既没有摧毁国家，也没有建立工人委员会的邦联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将失败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理论？以无政府主义者未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为由，来证明这些政治理念的失败，显得十分荒谬，而这正是斯塔克等人的论调。

此外，CNT也并不是一直持这种立场。在内战爆发前，CNT曾多次组织起义反抗国家。例如，在1932年1月CNT矿工的自发起义中，工人们“占领市政厅，升起黑红色的CNT旗帜，并宣布自由意志共产主义(communismo liberatario)。”同年在塔拉萨，工人们再次“占领市政厅”，整个城市“爆发了街头战斗”。1933年1月的起义以“无政府主义行动小组对巴塞罗那军营的袭击”拉开序幕……“在巴塞罗那的工人阶级街区(barrios)及其周边地区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塔拉萨、萨尔达尼奥拉-里波列特、莱里达，以及瓦伦西亚省的多个城镇(pueblos)和安达卢西亚地区，也相继爆发起义。”1933年12月，工人们“筑起街垒，袭击政府大楼，并与政府军展开激烈巷战……许多村镇宣布自由意志共产主义。”[Murray Bookchin, 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225, p. 226, p. 227 and p. 238]

可见，CNT领导层对“自身理想和纯粹无政府主义本质”的忠诚——即“不攻击国家的形式”——是一个极为后期的发展！

由此可见，那些在后来被用来为背叛无政府主义理念和西班牙革命工人辩护的理由，与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毫无关联。这些理由的产生仅仅是为了正当化一种非无政府主义的反法西斯斗争策略——这种策略不是依靠自下而上的斗争，而是选择与上层的政党和工会结盟。然而，这种做法并不始终如一。在整个1930年代，西班牙总工会（UGT）和社会党（PSOE）一再拒绝CNT提出的自下而上的革命联盟，而是选择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工人联盟”，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控制工人运动。CNT恰当地拒绝了这一立场，坚持推动自下而上的联盟。然而到了1936年7月，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变得显而易见，而UGT仍然没有改变立场。因此在巴塞罗那，虽然国家事实上已经被摧毁，但“在马德里，由于社会党的作用，资产阶级统治结构依然存在，甚至更加巩固：一个半死不活的国家重新获得了生机，而工人阶级却没有建立起一个可以抗衡它的双重政权。”[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62]

与其在1936年7月试图在高层与其他组织建立统一战线，CNT的领导层本应贯彻其无政府主义理念，号召被压迫者扩大和巩固他们的胜利（事实上他们也曾这样做了）。这将释放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所有潜在革命力量——这种力量的存在已通过7月20日全体大会后自发进行的集体化，以及由工人志愿民兵组建的纵队前往解放被佛朗哥占领的西班牙地区的行动——得到了充分证明。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就是“鼓动人民废除资本主义财产及它用以行使权力、剥削多数人的制度”，并且“支持、激励和推动社会革命的发展，挫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任何重组自身的企图，因为它势必会这样做。”这意味着“通过创建革命性组织来摧毁资产阶级制度。”[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4, p. 46 and p. 193] 换句话说，就是要鼓励建立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社区与工厂的联邦。

事实上，这样的组织在巴塞罗那的CNT街区防卫委员会中已具雏形，并且领导和协调了整个城市对抗军事政变的斗争。“这些社区委员会名称各异，但都秉持自由意志主义立场，并最终联邦化，创建了一个革命性的地方协调委员会。”它们“演变为革命委员会，并组成了所谓的‘街垒联合会’。那天晚上，巴塞罗那的权力正掌握在这些委员会手中。”[Paz, Op. Cit., p. 470 and p. 445] 因此，CNT本不应与政治政党及UGT在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内部进行合作，而应当发展这些社区自我组织机构：

“7月20日，权力掌握在街头的武装人民手中……生活呈现出一种新的动力，它不仅在摧毁、也在创造：人民在街头为解决集体生活中的实际需求而奋斗，并希望继续——在街头活跃……街道和武装人民是革命的活力所在……防御委员会如今已转变为革命委员会支持着这股力量。他们组织了所谓的‘街垒联合会’。站在这些街垒上的激进派，坚定地代表他们参与革命委员会。”[Paz, Op. Cit., pp. 450-1]

而在这之后，应当召开由各个工厂（无论其先前是否属于工会）选出的代表会议，以组织起巴枯宁所描述的“所有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联盟”，这个联盟将“构成公社”，并与“街垒联邦”相辅相成。 [Op. Cit., p. 170] 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建立一个由工人委员会、工人武装和社区群众大会共同组成的联邦。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革命和反对佛朗哥的战争都注定会失败。在当时，的确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意识到了这一真正自由意志主义的解决方案，但遗憾的是，他们只是少数派。例如，Nosotros小组^¹⁴⁴的成员（其中包括杜鲁蒂）认为，“有必要超越CNT与各政党的联盟，创建一个真正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应直接建立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的工会及革命委员会之上。这些团体将共同组成一个区域大会，作为革命的执行机构。”[Paz, Op. Cit., p. 471] 这种发展方向贯彻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思想（并实践CNT在5月关于自由共产主义的决议）——并非不可能实现。毕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CNT-FAI在阿拉贡就是按照这一模式组织起来的。

担忧加泰罗尼亚可能会被孤立于共和国其他地区之外，是许多CNT和FAI成员最关心的问题。如果实施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可能会爆发内战、从而帮助了佛朗哥——这并不是杞人忧天。但不幸的是，从这种恐惧中得出的结论——应当先打赢对佛朗哥的战争，然后再谈革命——却是错误的。毕竟，当国家恢复了足够力量后，共和阵营内部的内战确实发生了。同样，对于外国政府可能对加泰罗尼亚进行封锁的担忧，也成为了现实，这也证实了杜鲁蒂等活动家的分析是正确的。

如果在革命初期组织一次完整而正式的代表会议，让整个CNT成员讨论所有的观点和建议，也许在关于合作的问题上就会得出不同的决定。毕竟，许多CNT成员正是通过在革命战争对抗法西斯，于实践中践行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这一点可以从CNT和FAI的基层成员无视“推迟”革命而优先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中看出。在整个西班牙共和国，工人和农民自发地征收资本和土地，将其置于工人自治管理之下。他们完全是出于自身的主动性而行动的。同时正如下一节将要讨论的，正是因为反法西斯团结占据了主导地位，才导致了某些决策。

然而无论如何，CNT领导层认为可以在战后再进行革命的想法，导致了两个错误。首先，他们本应意识到，自己的成员不会轻易错过这一实践自由意志主义理念的机会，因此他们的决定实际上是多余的（而国家主义的反扑也不可避免）。其次，他们背弃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念，未能理解对抗法西斯的斗争中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将永远无法取得真正的胜利。而这种参与不可能通过将战争置于革命之前、在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架构或国家体系内部来实现。

事实上，尽管CNT的错误在当时可以理解，但仍无法被辩护，因为包括克鲁泡特金在内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早已预测到了这样的后果。几十年前，这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在探讨巴黎公社的文章中就驳斥了CNT领导层的两个基本假设——首先是将战争置于革命之前的观点，其次是认为可以通过威权结构或国家来进行斗争。他明确批判了那些主张“让我们先确保胜利，然后再看能做什么”的思维方式和逻辑：

“确保胜利！——仿佛在不触及财产的情况下，就有任何可能将社会转变为自由公社！仿佛在广大人民群众并不直接地对革命的胜利感兴趣，无法见证物质、道德和知识福祉到来之前，就有任何可能击败敌人！他们试图先巩固公社，然后再进行社会革命，而唯一有效的方式——恰恰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巩固公社！” [Words of a Rebel, p. 97]

克鲁泡特金的论点是正确的，而CNT最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等待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结果却迎来了失败（正如阿贝尔·帕斯所指出的，西班牙的工人“必须建立一个新世界来巩固和保卫他们的胜利”[Op. Cit., p. 451]）。克鲁泡特金还揭示了CNT与国家合作并加入代议机构的必然后果：

“巴黎……派遣了她最忠诚的儿女进入Hotel-de-Ville[市政厅]。然而，他们在那里被繁文缛节所束缚，当需要行动时却被迫进行讨论；并且由于切断与群众的持续接触而逐渐失去了敏锐性，他们发现自己变得无能为力。他们因远离革命的中心——人民——而变得麻痹，同时他们自身也削弱了人民的主动性。”[Op. Cit., pp. 97-8]

简而言之，这正是与国家合作的CNT领导激进派所经历的情况。克鲁泡特金的预见得到了证实，也证明了自巴枯宁以来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也是正确的。正如弗农·理查兹所说：对于CNT的决定，“没有任何借口”，因为“这不是判断上的失误，而是对CNT原则刻意的放弃。”[Op. Cit., pp. 41-2] 当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立场恰好相反时，将CNT的决策归咎于无政府主义理论似乎站不住脚。那些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人引用加西亚·奥利弗1937年的话来批判无政府主义理论，这反映的更多是他们自身的政治立场，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真实情况。

此外，尽管西班牙的经验从反面证明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但它也从正面提供了证据，即阿拉贡地区防御委员会（Regional Defence Council of Aragón）的建立。阿拉贡委员会是由CNT工会、乡村公社和民兵纵队的代表会议所创建的，其目的是保护阿拉贡人民正在建设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新社会。会议还决定推动建立一个全国防御委员会，以联系一系列按照阿拉贡模式组织起来的地区机构。杜鲁蒂强调说，集体“必须建立自己的自卫手段，而不能依赖自由意志主义纵队，因为这些纵队会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离开阿拉贡。他们需要自行协调，但同时也要警惕，不要像西班牙其他地区那样建立一个反法西斯政治战线。他们不应当重复他们同胞所犯的错误……人民大会必须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在一次CNT地区大会上，武装派决定“成立阿拉贡防卫委员会和阿拉贡集体联合会。”[Paz, Op. Cit., pp. 540-1] 这充分揭示了“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失败”的说法是错误的。在阿拉贡，CNT确实贯彻了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废除了国家和资本主义。如果他们在加泰罗尼亚也这样做，西班牙内战的结果可能就会有所不同。

阿拉贡的经验，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及CNT在1936年萨拉戈萨大会上通过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决议》之间的延续性，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地区防御委员会的成立是对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原则的坚定承诺。这种对革命性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坚持，与“西班牙内战表明无政府主义的失败”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毕竟，在阿拉贡，CNT不仅确实地遵循了无政府主义理论，还践行了自身的历史和政治主张。他们建立了一个工人协会的联合会，而这正是巴枯宁所倡导的。如果我们对比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情况，就能看出斯塔克的论点站不住脚。同样的组织、相同的政治理念，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既然无政府主义在阿拉贡得到了成功应用，那么又如何能将加泰罗尼亚的失败归咎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呢？这样的立场根本无法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讨论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无政府主义时，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会刻意忽略它在阿拉贡的经验。

所以，尽管CNT在内战期间的活动确实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复杂局势下可能会做出错误决策的现实，但它并不能被用来否定无政府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强调这一事件并不意外，因为这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然而，当无政府主义在加泰罗尼亚被忽视（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恐惧），却在阿拉贡得到了实践，我们又如何能说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革命中“失败”了呢？当阿拉贡防御委员会正是按照无政府主义政治理念建立起来的，又怎么能说这样的政治思想应该为加泰罗尼亚的失败负责呢？——显然不能。简而言之，西班牙内战所展现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失败，而是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在困境中未能贯彻其理念的失败。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指出的：“仅仅因为西班牙的领导同志辜负了无政府主义，就认为无政府主义本身有问题……这种推理是极其错误的……一两个个体的失败，永远无法否定一种理想的深度与真理。”[Vision on Fire, p. 299]

用加泰罗尼亚的CNT来概括整个无政府主义理论是错误的，因为首先，这种做法忽视了决策所处的客观环境；其次，它完全漠视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历史。这种观点还暗示着：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论，必须仅凭一次历史事件就盖棺定论。乌克兰的马赫诺黑军、1920年意大利工厂占领运动中的意大利工人联盟（USI）和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联盟（UAI）、1930年代CNT发动的起义、以及CNT在西班牙革命中建立的阿拉贡防卫委员会等历史经验——全部被忽略了。这种说法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颇为便利。然而从马赫诺运动和阿拉贡防御委员会的经验来看，无政府主义在革命的条件下，确实曾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成功地大规模实践过。

同样荒谬的，是那些企图将坚持自由意志主义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背弃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这种说法通常针对“杜鲁蒂之友”（Friends of Durruti，FoD）这一无政府主义团体。用帕特·斯塔克的话说：

“有趣的是，在所有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团体中，‘杜露提^¹⁴⁵之友’发展出了最为复杂的批判。如[托洛茨基主义者]菲利克斯·莫罗指出：‘他们代表了一种对传统无政府主义反国家立场的有意背离。他们明确主张，在推翻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需要建立民主权力机构——委员会(juntas)或苏维埃，并采取必要的国家镇压措施来对抗反革命。’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严酷的抉择就是——要么是工人政权；要么就是资本主义政权，继而是反革命的全面胜利。”[Op. Cit.]

斯塔克连杜鲁蒂的名字都拼错了，这足以说明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严肃程度看待他的分析。“杜鲁蒂之友”是CNT和FAI内部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他们与大量其他少数派同志一样，始终坚决反对“反法西斯团结”政策。他们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对无政府主义“有意的背离”，而恰恰是对无政府主义自觉的回归。当我们将他们的论点与巴枯宁的主张进行比较时，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正如斯塔克提到的，“杜鲁蒂之友”主张在推翻资本主义时建立“委员会（juntas）”，以防止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但这恰恰是自巴枯宁以来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倡导的策略（详见H.2.1节）。FoD的理念与西班牙内战前CNT的政治纲领以及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杜鲁蒂之友”所主张的，并不是对无政府主义的背离，而是对其传统立场的回归。如果斯塔克或莫罗真正了解无政府主义，他们就本应明白这一点。

所以，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失败，并不是简单的“工人政权”与“资本主义政权”之间“严酷的抉择”，而是在真正的两难困境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是引入无政府主义（其本质上，是建立在工人权力、组织和自我管理基础上的）；还是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合作、共同对抗更大的敌人——佛朗哥及其法西斯反动势力。斯塔克未能看到这一点，说明他根本不了解西班牙革命的动态发展，而更倾向于用抽象的口号代替对实际问题的深入分析。他总结道：

“最重要的教训是……无论个别无政府主义者抱有怎样的理想和直觉——无政府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中还是实践中，都无法成为一条可行的人类解放之路。只有马克思主义，承认无产阶级在政党的领导下的核心地位，才能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Op. Cit.]

针对这一论断，我们只需引用托洛茨基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应当采取的行动的看法，即可加以反驳。他指出：“由于CNT的领导人拒绝为他们自己建立专政，他们便为斯大林主义的独裁留下了空间。”这显然不能被视为“工人政权”！他在同年早些时候还表示：“一个革命政党，即便已经夺取政权（无政府主义领导人尽管拥有无政府主义工人的英勇支持，却根本无力做到这一点），仍然绝不会成为社会的主权统治者。”最终，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进一步证实了托洛茨基所持的信条：“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专政……是一种客观的必要性……放弃自身专政的革命党（先锋队），实质上就是将群众拱手让给反革命势力。”相较于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工人委员会才至关重要”的观点，托洛茨基所坚持的实际上是“党的专政”才是决定性因素。[参见《列昂·托洛茨基文集 1936-37》，p. 514, p. 488 和 pp. 513-4] 在这种观点下，即便存在工人委员会，那也只是用来实现党权、并充当其统治的遮羞布（详见 H.3.8 节）。

显然，当时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未主张“工人阶级在政党的领导下的核心地位”，而是主张“革命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托洛茨基的理论中，革命党才是革命政权的真正主体，而非工人阶级本身。那么，当一个政党对工人阶级实行独裁、成为社会的“主权统治者”时，又能实现怎样的“胜利”呢？唯一的“战果”就是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列宁主义者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组织是工人自身管理社会的工具，而只是党用来夺取政权的手段。而正如俄国革命所无可辩驳般证明的那样，在工人政权与党的政权的冲突中，列宁主义者始终会镇压前者来确保后者的胜利。

可以说，按照斯塔克的观点，对俄国革命和西班牙革命最重要的教训反而在于：无论个别列宁主义者抱有何种理想与直觉，列宁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无法成为通向人类解放的可行之道。唯有无政府主义，强调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和革命中的自我管理，才能确保建立起真正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我们可以认为，列宁主义者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标准的批判，与他们在俄国革命时期为布尔什维克专制辩护所使用的理由类似。毕竟像斯塔克这样的列宁主义者，也将列宁政权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即其孤立状态、内战及经济困难——作为其镇压行动的解释。然而，这种相似性只是表面的。西班牙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没有彻底贯彻自身思想；而在俄国革命中，失败则是布尔什维克实践其意识形态的结果。俄国革命所遭遇的困难使布尔什维克在他们既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更不用说，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本身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问题）。正如我们在H.6节所讨论的，认为“客观环境”可以解释布尔什维克的专制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考虑到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因此，总结而言：西班牙革命的经验并不是揭示了无政府主义的失败，而是表明无政府主义者未能在实践中贯彻其理念。面对极端困难的局势，他们为了反法西斯统一而妥协了自己的思想。正是因为最后导致了革命和内战的双重失败，这些妥协不仅没有驳斥无政府主义理论，反而证明了其正确性。

I.8.12 协作的决定是被强加于CNT成员的吗？

有必要简要说明1936年7月19日之后CNT和FAI的发展情况。显然，这两个组织在本质上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昔日的样子。两者变得更加集权化和官僚化，而其成员被排除在许多重大决策之外。正如佩里亚茨所指出的：

“在CNT和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激进派中，一直有一种传统，即最严格地尊重基层大会的讨论和决策；毕竟，这是联邦组织的基础。而那些担任行政职务的人，仅仅是这些决策的执行者。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正式决议规定了邦联及其代表委员会必须遵守的基本义务和普遍义务，而这一义务适用于所有成员，无论其所在地区或地方如何。而制定这些普遍性决议的责任则直接归属于各工会；也就是说，它们通过各自的全体大会去通过决议。同样，地区或地方代表大会也会确立仅适用于地区或地方层面的要求和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主权始终掌握在工人大会手中，无论是在工会内部还是在其各自的团体中。

“然而，在革命阶段刚刚开始时，这种严格的、日常的联邦主义程序便被突然修改……这种组织准则的修订被解释为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因为这种事件要求更迅速的决策和决议；也就是说，这是对自下而上联邦主义程序的不可避免的偏移。”——《西班牙革命中的CNT》，第一卷，第213页

换句话说，CNT变得日益等级化，高层委员会从行政机构逐步演变成了决策机构，正如佩里亚茨所言：“可以肯定地说，组织中的重要决策是由委员会作出的，而群众几乎没有发言权。毫无疑问，形势要求组织做出快速决策，还需要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泄密。但正是这些需求，使委员会倾向于放弃组织原有的联邦主义程序。”[何塞·佩里亚茨，《西班牙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第188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曾批评CNT的“无政府主义领导人”没有“夺取政权”（见上一节），但事实上，他们确实夺取了——只不过是在自己的组织内部。这一转变最终带来了灾难，进一步印证了无政府主义对等级制和中央集权组织的批判。CNT的高层委员会与普通成员逐渐脱节，推行自己的政策，同时削弱并扼杀了基层成员正在开展的创造性工作——这一切正如无政府主义理论所预见的那样。

在任何革命形势下，决策都必须迅速作出，有时甚至无法征求组织基层的意见。然而，这些决策必须对成员负责，成员必须对其进行讨论并予以批准（例如，在CNT民兵中的决策）。CNT和FAI在无数次罢工、起义和斗争中的经验已经证明，去中心化的联邦制结构完全有能力推进阶级斗争——革命也不例外，因为革命正是阶级斗争最集中的形式。换句话说，CNT和FAI的组织原则完全适用于革命形势。

因此这种集权化倾向不能归咎于战争的特殊环境，而应该归因于合作的政策。与1936年7月19日之前的众多罢工和起义不同，CNT的高层委员会开始在国家结构内运作。而这一点，从本质上就必然会催生等级化和集权化的趋势，因为参与其中的人不得不适应国家的基本架构和形式。CNT政策的偏离，正是从最初为了“反法西斯统一阵线”而妥协的决定而开始的，随后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每一次妥协，都使得CNT领导层更深地陷入国家的控制之中，而这又加强了其等级化倾向，进一步使高层委员会与普通成员脱节，最终促使这些委员会继续推行妥协政策。

然而，这种集权化和等级化倾向，并不意味着CNT的高层委员会单方面将其意志强加给整个组织。事实上，最初CNT和FAI的大多数成员对合作决定持消极支持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战争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内结束）。正如到访西班牙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福尔所指出的，尽管“工会内部以及FAI所属团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批准了参与中央权力的决定；但在许多地方，这一决定遭到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派的反对。因此，这一决策并未获得一致通过。”[quoted by Jose Peirats, 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vol. 1, p. 183]

“所有的激进派都持相同观点吗？……除了通过报刊、委员会、集会、全会和大会表达抗议的少数派之外，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大部分成员都受困于一种宿命论，而这种宿命论本身正是战争残酷现实的直接结果。”[Op. Cit., p. 181]

“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领域，激进无政府主义毫不畏惧地推进经济改造。毫无疑问——否则就是对CNT自由意志主义基层成员心理的无知——自从衰退开始后，一场隐秘的较量便在全会和大会上时有爆发，并在某些报刊上有所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反对任何可能背离[无政府主义]战术和原则的意见群体始终都能够依靠一批坚定的拥护者。”[Op. Cit., p. 210]

因此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着一股相当数量的少数派，他们反对合作政策，在各种出版物和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虽然相当多的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自愿加入民兵，并因此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于工会，但仍有多个团体（例如加泰罗尼亚自由青年、“杜鲁蒂之友”、其他FAI的团体等）公开反对合作，并在街头、公社、组织会议等场合表达他们的立场。此外，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之外，两支规模极小的托洛茨基派团体也反对合作，西班牙工人党（POUM）的一些派别亦持相同立场。因此，根本无法断言说“CNT的成员对反对主流政策的主张毫不知情”。例如在1937年五月事件之后，加泰罗尼亚CNT的高级委员会无法让工会大会或全体会议开除“杜鲁蒂之友”，也无法阻止他们向反对合作的“自由青年”提供财政支持，更无法要求工人群体停止在公共交通系统或每日送奶过程中，分发反对派的出版物。[Abe Bluestein, "Translator's Note", Juan Gomez Casas, Anarchist Organis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FAI, p. 10]

这表明，尽管存在中央集权的趋势，CNT的高级委员会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群众影响与控制，不能被视为对其组织拥有专政权力。虽然许多的决策的确曾是作为既成事实提交给工会全体会议的（这些会议往往是委员会在短时间内召集的），从而违反了CNT过去的程序；但全体会议并未被强行要求批准委员会想要的任何决定。战争的客观形势，即反对佛朗哥及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使大多数CNT成员和自由意志主义活动家相信，与其他政党和工会在国家体系内合作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他们认为，若不合作，就会在反佛朗哥阵营内引发另一场内战，从而削弱了为战争做出的努力。尽管这一政策未能成功（当共和国政府有足够力量时，它的确向CNT发动了一场内战，严重地削弱了反法西斯的斗争），但不能说这项政策是强加给成员的，也不能说他们未曾听到过反对意见。遗憾的是，“反法西斯团结”的呼声主导了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思维。

在战争初期，大多数基层战士相信，战争将在数周内结束。毕竟，仅仅几天的时间，他们便已在巴塞罗那及其他工业中心击溃了军队。这使他们首先容忍（甚至支持）CNT与“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合作；其次，他们开始没收资本主义财产，因为他们相信革命很快就会重新回到正轨（他们认为，无论CNT领导层的意愿如何，这都是一个推广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绝佳机会，不能错失）。他们坚信，革命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即当年五月在CNT萨拉戈萨大会上讨论并通过的理念——是反法西斯斗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据此行事。他们选择忽视国家，而不是摧毁它，认为这只是短期的妥协，很快就能得到纠正。遗憾的是，他们错了——合作本身有其内在逻辑。而随着战争的拖延，这种逻辑变得越来越不利，最终已无可挽回。

这也表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以CNT的经验作为关键证据，对无政府主义加以批判——是多么肤浅。然而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及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CNT成员，组织了公社、民兵，并开启了西班牙社会的变革。他们是在无政府主义的启发下、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进行这些行动的。既肯定他们的实践，又批判“无政府主义”，显然是缺乏逻辑的。事实上，这些实践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更为契合，而非是CNT领导层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因此，仅仅通过少数领导人的反无政府主义举措来攻击“无政府主义”，却忽视大多数成员的无政府主义行动，这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总而言之，尽管CNT因与国家的合作而破坏了其内部结构，增加了威权主义倾向，但它并未完全蜕变为高级委员会的附属物。工会大会可以并确实拒绝了CNT领导层提出的各种要求。虽然“反法西斯团结”的呼声在CNT内部广泛存在（尽管有大量无政府主义者少数派的反对行动和论述），并最终体现在该组织所推行的合作政策上；但CNT的高级委员会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力，也并未彻底背离其成员的意愿。讽刺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CNT背离其过去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原则，反而最终印证了无政府主义理论——这种背离反而成为拖累革命、促成其失败的重要因素。

正如我们在I.8.11节中所论述的，CNT最初对国家的妥协、最初对无政府主义理论和自身政策的背叛——已然为后面的一切埋下伏笔。而且这一经验不仅未能驳斥无政府主义，反而加以证实——中央集权的、等级化的组织，妨碍并最终摧毁了革命。CNT与FAI的经验表明，那些主张更加集权和建立“民主”等级结构的人（如列宁主义者），不仅拒绝理解历史，更不用说试图从中汲取教训。CNT内部日益加剧的中央集权使领导层（少数派）获得权力，而使普通成员（多数派）被剥夺权力。革命的障碍并不是联邦制，而始终是中央集权。

所以，尽管CNT与FAI内部有相当数量的无政府主义少数派反对“反法西斯团结”和政治合作这一主导政策；但这一政策基本上得到了CNT成员的认同，并不是强加于他们的。CNT成员能够且确实拒绝过领导层的提议，因此尽管合作政策导致了CNT内部权力的集中化，但仍不能说这一政策完全违背基层成员的意愿——尽管这一立场的后果，令人惋惜。

I.8.13 从这场革命中能学到什么政治上的教训？

西班牙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教训是：革命不能对现存的权力结构妥协。在这一点上，它再次证实了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基本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社会革命只有遵循无政府主义的道路，避免以对抗“更大之恶”为名进行妥协，才能取得成功。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一场半途而废的革命，注定很快就会被击败。”[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2, p. 553]

1936年7月20日，在巴塞罗那击败法西斯政变后，CNT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会见加泰罗尼亚政府首脑。CNT的工会代表全体大会在政变的背景下决定，在佛朗哥被击败之前，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将被推迟（但基层成员无视这一决定，仍然集体化了他们的工作场所）。他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团拜访加泰罗尼亚主席，讨论当时的形势：

“代表团……态度坚定……要么孔帕尼斯[加泰罗尼亚主席]接受建立‘[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作为统治机构，要么CNT就去咨询基层成员，并向工人揭示真实局势。孔帕尼斯最终让步。”[Abel Paz, Durruti: The People Armed, p. 216]

然而，CNT的委员会成员利用他们在西班牙社会中新获得的影响力，与其他组织和政党的领导层结盟，而不是与普通成员联合。这一过程导致了“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的成立，其中包括了各个政党和工会的代表。该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由各个工作场所、公社或街垒授权的代表，而是由各组织的委员会指定的代表。这也意味着CNT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邦联机构（即由工作场所、民兵和社区大会选举产生，并接受问责的代表组成的机构），而是创建了一个既不受工人大会监督、也无法反映工人阶级诉求的机构。国家和政府并未被工人自治所取代，而只是被忽视了。这是一个错误，很快“[许多人]就意识到：一旦他们加入了所谓的‘统一战线’，他们就再也无法回头了。换句话说，一如既往：一步错——步步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如果同志们当初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会比现在更加强大。但我要重申，一旦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与其他力量联合，他们就被事件的规律推动，走向更远的道路。”[Emma Goldman, Vision on Fire, pp. 100-1]

最明显的问题当然是，与国家合作确保了无法建立工人协会的联合会，从而无法协调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推动社会革命的斗争。正如斯图尔特·克里斯蒂所指出的：“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加他们的领导，这些党派委员会扼杀了迅速涌现的民众自主革命中心——基层工厂和地方革命委员会——并阻止它们证明自己是协调通信、防御和物资供应的有效可行手段。它们还阻止了地方革命委员会彼此整合，形成区域、省级和全国范围的联邦网络，而这一网络本可以促进社会和经济重建的革命任务。”[We, the Anarchists!, pp. 99-100] 在缺乏这样邦联的情况下， CNT最终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只是时间问题。

成立于1936年7月20日的中央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并不是如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以费利克斯·莫罗为代表）所主张的那样，是“二元政权的体制”或“新权力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个”，而实际上是一个阶级合作的机构，对革命造成了阻碍。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Spain, p. 85 and p. 83] 斯图尔特·克里斯蒂正确地称其为“人为的混血造物”，是一种“妥协，一种人造的政治解决方案，一个官方认可的加泰罗尼亚政府附属机构”，它“不可避免地将CNT-FAI的领导层卷入国家机构，而国家直到那时还是他们的主要敌人。”[Op. Cit., p. 105] 只有一个真正由乡村、工厂和工作场所的代表组成的联合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用巴枯宁的话来说）基于“工人群众的社会权利（因此也是反政治的权利）”的组织框架。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97-8]

因此，CNT忘记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摧毁……国家”。相反，与巴黎公社类似，CNT 认为“为了对抗……反动势力，他们必须以反动的雅各宾方式组织自己，忘记或牺牲了他们自己本知道是革命社会主义的首要条件。”革命的真正基础，即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未来的社会组织必须完全自下而上地构建，由工人的自由联合或邦联形成，首先是在他们的工会内，然后是公社、地区、民族，最终形成一个伟大的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邦联。”[Bakunin, Op. Cit., p. 198, p. 202 and p. 204] 由于没有这样做、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工人委员会的邦联，而是选择在一个自上而下的妥协机构内运作，CNT 领导层最终不可避免地牺牲了革命，转而优先考虑战争。

当然，即便召开CNT工会和各街区防御委员会的全体代表大会，并邀请UGT及未组织化的工人代表参加，也无法保证最终的决策会完全符合无政府主义理论。当时民众对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情绪非常强烈。然而，这一决定至少可以由工会的基层成员充分讨论，并受到后来加入民兵组织并奔赴前线的革命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考虑到当时席卷全国的集体化浪潮以及阿拉贡的实际情况，决策很可能会有所不同，而第一步将是把这一全体会议转变为自由工人协会联合会的基础——即一个自治社会的框架——从而摧毁国家，保证不会有新的国家取而代之。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理念，即建立工人委员会邦联的必要性，被忽视了。以“反法西斯”团结的名义，CNT与那些既憎恨他们又憎恨革命的政党和阶级合作。正如萨姆·多尔戈夫所说：“无论是在7月19日之前还是之后，镇压革命运动的坚定决心始终是共和政府政策背后的主旋律——无论当权的是哪个政党。”[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40] 在没有建立组织工人阶级“社会权力”机制的情况下，一旦国家重新组织起来，CNT便无法抵御这些政党的攻击。

为了证明他们的合作是正当的，CNT-FAI的领导人辩称：如果不合作，就会在内战中再引发一场内战，从而让佛朗哥轻易获胜。然而实际上，共产党人和共和派一方面口头上宣称支持革命，另一方面却攻击集体化组织、谋杀无政府主义者、限制对集体化工业（甚至包括军工产业）的物资供应，并在拒绝向无政府主义民兵提供武器和弹药后解散了这些民兵部队（他们更愿意武装后方的国民警卫队来镇压CNT和革命）。因此，即使有合作，内战依然没能避免。当国家觉得自己足够强大时，内战仍然爆发了，而工人阶级依然成为了牺牲品。

加西亚·奥利弗（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希望是最后一位“无政府主义”司法部长）在1937年表示，合作是必要的，CNT已经“放弃了革命的极权主义，否则这将导致革命被无政府主义者和邦联派[CNT]的独裁扼杀。我们相信一个加泰罗尼亚民主派人士”——孔帕尼斯（他过去曾监禁过无政府主义者）——“的承诺和人品。”[quoted by 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34] 这意味着：只有通过与国家、政客和资本家合作，无政府主义革命才能真正是自由的！此外：

“这一论点包含……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许多CNT-FAI的领导人后来承认了这一点；但这不能成为借口，因为这并不是判断上的失误，而是对CNT原则的有意背弃。首先，认为反对法西斯主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在国家框架内进行，并将包括经济和社会结构变革在内的一切事务都服从于战争胜利——会是更为成功的策略。其次，认为与政党——也就是与政客——合作，是必要且可行的，尤其是在当时权力掌握在两个工人组织手中的情况下……

“一切主动权……都掌握在工人手中。政客们就像没有军队的将军，在徒劳的荒漠中挣扎。与他们合作无论如何都无法增强对佛朗哥的抵抗。与此相反，与政党合作显然意味着恢复政府机构，意味着将主动权从武装工人手中转移到一个拥有行政权力的中央机构。剥夺工人的主动权，就意味着把斗争的指挥权及其目标的决定权移交给一个统治阶层，而这必然会对革命战士的士气产生负面影响。”[Richards, Op. Cit., p. 42]

1937年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独裁”或“合作”这一两难选择，根本上就是错误的。问题从来不在于在无政府主义体系下会禁止政党或其他组织——远非如此。所有人都应享有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等权利，但政党的影响力只能来自它们在工会、工作场所、社区和民兵大会上的实际作用——情况也就应当如此！“合作”虽是必要的，但应该发生在基层群众之间，以及在按照无政府主义方式组织的机构内部。无政府主义并不尊重成为老板或政客的“自由”。在胡安·戈麦斯·卡萨斯（一名1936年活跃的FAI成员）关于FAI的历史著作中，他对此明确指出：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还能以何种方式实现？它必然意味着旧有的、以掌控权力为目标的政党的解体，或者至少意味着使它们再无法推行其夺取权力的政治纲领。总会有人反对新的社会实验，因此也会有拒绝加入‘统一群众自发行动’的抵抗力量。此外，群众在工会和革命的经济组织中，以及在各地区和社区的政治组织中，也将享有完全的言论自由。”[Anarchist Organis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FAI, p. 188f]

然而，CNT和FAI的委员会并未采纳这种自下而上的“合作”方式，也就是通过工人协会联合会、社区大会和民兵纵队的联合，这一自巴枯宁以来一直为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方式来实现。相反，他们选择了自上而下的“合作”。领导层无视国家的存在，与其他工会官员以及各政党的代表在中央反法西斯民兵委员会内进行合作。换句话说，他们为了反对他们认为的更大邪恶——法西斯主义，而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念。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为反革命铺平了道路，并最终导致民兵组织和集体经济的瓦解，因为这些组织缺乏独立于国家的协调机制。国家的持续存在确保了集体之间的经济邦联（即在工团组织的指导下推动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无法自然形成，也无法在所有地区得到充分发展。由于CNT政治上的妥协，协调与互助的趋势也同样无法自由发展（详见下一节）。

显然，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并不是由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策略的失败，而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未能真正践行自己的理论和策略。CNT-FAI没有摧毁国家，而是选择忽视它。要使革命取得成功，酒必须创建能够有效取代国家和市场的组织；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广泛的自由意志主义组织，使社会和经济决策由工人阶级自己主导。只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国家和资本主义才能真正被摧毁。

在建设新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摧毁旧世界。革命，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言的那样，从本质上就带有“威权主义”的性质；但这仅仅是针对那些维护不公、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制度、结构和社会关系而言的。正如H.4.7节所讨论的那样，摧毁权威并不是“威权主义”，推翻暴君也不是暴政！最重要的是革命必须在被压迫者的视角下保持自由意志主义特征。也就是说，革命必须建立能够广泛吸纳大多数过去曾被排除在社会和经济决策之外的民众的组织。事实上，革命本身就是最自由意志主义的事业。

杜鲁蒂之友曾主张，“革命需要工人组织的绝对主导权。”[“The Friends of Durruti accuse”, Class War on the Home Front, Wildcat Group (ed.), p. 34] 只有通过这一点，通过建立切实可行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组织，才能确保国家与资本主义被彻底摧毁，并以一个基于自由、平等与团结的公正体系取而代之——正如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众多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在数十年前所主张的那样（见H.1.4节）。因此，西班牙革命所提供的最重要经验教训，便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即：必须通过自由联合的工人协会来组织工人阶级的社会与经济力量，以摧毁国家。若无法实现这一点，革命便无法持久。正如戈麦斯·卡萨斯所正确指出的：“如果一个运动不去谴责那段[与政府合作的]经历，反而不断为其寻找借口，那么未来同样的道路仍会被重复……特殊环境将再次使……无政府主义屈膝于国家。”[Op. Cit., p. 251]

第二个重要教训涉及反法西斯主义的性质。CNT的领导层以及相当多基层成员完全被“反法西斯团结”这一问题所蒙蔽，使他们选择支持一个“民主”国家对抗“法西斯”国家。然而，当工人阶级正在他们身边创造新世界，并以此激励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时，CNT领导人却选择与孕育法西斯主义的体制合作。尽管CNT领导层的反法西斯立场是真诚的，但他们的“盟友”却未必如此（这些盟友似乎更乐于破坏半革命的成果，而非真正抗击法西斯）。正如杜鲁蒂之友所澄清的：“是民主战胜了西班牙人民，而不是法西斯主义。”[Op. Cit., p. 30] 仅仅反对法西斯主义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反对资本主义。正如杜鲁蒂所强调的：“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会与法西斯主义殊死搏斗。当资产阶级看到权力从自己手中滑落时，他们便会诉诸法西斯主义以维持自身统治。”[quoted by Vernon Richards, Op. Cit., p. 193f] 在西班牙，真正摧毁革命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反法西斯主义。苏格兰无政府主义者埃塞尔·麦克唐纳当时就指出：“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也并非某种全新的邪恶势力，它不过是资本主义这个旧敌人的新形态，披上了一个骇人的名称……‘反法西斯主义’是新的口号，工人阶级正借此遭到背叛。”[Workers Free Press, October 1937]

第三，CNT提出的“自由共产主义必须等到战争结束后再实行”这一论断也是错误的。法西斯主义只能通过摧毁其赖以生存的体系（即资本主义）才能被彻底打败。此外，就士气与斗志而言，反法西斯的斗争，唯有同时在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事物——即一个自由的社会——而斗争的情况下，才能真正鼓舞人心。为了维护一个曾镇压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而去与法西斯斗争，这根本无法激励前线的战士。同样，工人自治的唯一希望就是将革命推向极致，即在与法西斯作战的同时实现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等待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做法，最终只会将其牺牲于战争的需要之下，而这必然意味着革命精神与希望的消亡；但正是这种精神和希望才能支撑战争的持续进行。否则，人们为何还要为了回归旧秩序而战？要知道，正是这个旧秩序才引发了他们在内战爆发前的反抗，并最终导致了法西斯政变的发生。

第四，在社会革命中，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始终是鼓励“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借用巴枯宁的常用表达），推动革命性组织的建立以有效地摧毁国家。巴枯宁本人曾主张建立工人委员会（见I.8.11节），并辅以社区集会（即街垒联合会）以及自我管理的民兵组织。这一模式至今仍然适用，并在阿拉贡地区由CNT成功实施。

因此，从CNT的经验中所获得的政治教训并不令人意外。这些教训只是重申了无政府主义理论中长期存在的立场。正如自巴枯宁以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坚持的观点：除非国家被摧毁、资本被剥夺，建立起自由联合的工人协会作为自由社会主义的框架，否则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西班牙革命的经验并未否定无政府主义，反而进一步证实了其正确性。

I.8.14 从这场革命中能学到什么经济上的教训？

革命最重要的经济教训在于，工人阶级成功地接管了工业管理，并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出色地维持了（甚至改进了！）生产（这一关键因素常常被无政府主义及革命的反对者所忽视）。不仅如此，工人们几乎凭空在加泰罗尼亚建立起了军事工业，同时改善了工作条件、创新了新的技术和生产流程。西班牙革命表明，自我管理是可行的，并且，当人们受到理想的激励时，他们的创造性足以改变整个社会。

自我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创新和新思想的涌现。西班牙革命清楚地证明了无政府主义对等级制度的批判是正确的，并印证了伊萨克·普恩特的观点，即“在一个自由的集体中，每个人都能受益于所有人积累的知识和专业的经验，反之亦然。信息在其中不断地相互流通。”[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32] 工人们摆脱了经济上的专制，开始重塑自己的工作场所及生产方式。

从个人自由的角度来看，自我管理显然使得过去被边缘化的人们能够积极参与影响自身的决策。平等主义的组织结构为大规模的参与和个人自治提供了框架，而这在公社所进行的广泛创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正如斯蒂纳所说，“只有在联合体之中，你才能作为独特的个体确立自己；因为联合体不会占有你，而是你占有它，或者使其为你所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p. 312] 艾玛·戈德曼在访问集体并与其成员交谈后，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当我询问工人们通过集体化到底获得了什么时……他们的回答总是：首先，是更大的自由。其次，才是更高的工资和更少的劳动时间。而当我在俄罗斯的那两年间[1920-1921]，我从未听到任何工人表达出‘更大的自由’这一想法。”[《烈焰中的愿景》，p. 62]

正如无政府主义理论所预测的、并且在现实经验中得到印证的：普通人身上蕴藏着大量尚未被开发的活力和主动性，而自我管理正是激发这些潜能的关键。集体的实践证明了克鲁泡特金的观点，即合作劳动更具生产力；并且正如他所言，如果经济学家想要证明“私有制优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所有制，那么他们就应该论证，在共有土地上的收成永远不会有比私有土地上更为丰富。但它们无法证明这一点，而且事实上，观测到的情况还恰恰相反。”[《面包与自由》，p. 146]

除此之外，从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经验中，还可以归纳出五个重要的教训：

其一，无政府主义社会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而是受多种影响及客观条件制约的产物。在这方面，无政府主义集体的实践印证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思想（见I.2.2节）。正如I.8.3节所述，集体虽然建立在核心的自由意志原则之上，但其发展仍然是某种程度上的意外产物。它们既反映了革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也体现了自由意志主义理论，但在后者的影响下仍有所局限。不过，这些集体是由革命自下而上建立的，因此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每场革命的经验都表明，相较于由自封的先锋队为了人民建立制度所带来的结果，人民自己在解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总是更为轻微。西班牙革命就是一个明确的例证，因为加泰罗尼亚政府的“集体化法令”并未带来多少益处，（反而和预期的一样，限制并控制了经济的变革进程）。但幸运的是，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了拥有犯错自由的重要性。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在实践中尝试的众多不同形式的集体和联合会中看出。西班牙工业协调和社会化的实际进程是由工人的意愿所决定的——这正是社会革命应有的样态。正如巴枯宁所言，“革命不仅应当为了人民而进行，更应当由人民自己进行。 [No Gods, No Masters，vol. 1, p. 141] 只有当工人阶级自己解决社会革命面临的问题时，解决方案才会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让工人阶级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这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而不是中央集权或国家控制／国有制。西班牙公社的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管理的去中心化也至关重要。正如在I.8.4节中讨论的，不同地区和行业尝试了不同的联合体形式。木工工会的经验表明，一个集体化的行业可能会变得集权化——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也可能导致普通工人被忽略和排斥，最终引发冷漠的情绪。而这一点早已被克鲁泡特金及其他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以及当时西班牙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所预测。尽管这种民主管理的行业无疑比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度要更好，但它们仍然只是对无政府主义自我管理理念的近似实践。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集体化实验也表明，合作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央集权（如巴达洛纳的集体所示）。

第三，尽早建立工作场所之间的团结联系十分重要。虽然在法西斯暴动后，恢复生产的迫切性使得集体企业间的协调工作显得更为次要。然而，最初存在于各个工作场所之间的竞争，反而帮助了国家破坏自我管理的尝试（例如，国家“积极利用其对金融的控制，来遏制和扼杀激进的变革”[Graham Kesley, Anarchosyndicalism,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p. 172]）。由于没有“人民银行”或一个联邦机构来协调信贷与生产，国家对信贷和黄金储备的掌控使共和政府得以利用这一点，通过控制集体、并最终将其（事实上地）国有化来削弱革命（杜鲁蒂及少数几人曾计划夺取黄金储备，但被阿瓦德·德·桑蒂良劝阻）。

对革命的攻击始于加泰罗尼亚政府在1936年10月颁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合法化（并因此控制）了集体（即臭名昭著的“集体化法令”）。反革命势力甚至拒绝向集体化的企业提供资金，哪怕是军工企业，除非它们同意接受国家控制。该法令所建立的工业组织，是无政府主义理念与其他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思想之间的妥协。正如加斯顿·勒瓦尔所言：“这一法令的恶劣影响在于，它阻止了工人们的工团扩大他们的胜利成果。这使革命在工业上倒退了。”[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54]

最后，经济革命的成功必须建立在摧毁现存国家的基础上。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必然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结构。”[Anarchism, p. 181] 资本主义需要国家，社会主义则需要无治。没有新的政治结构，新的经济组织便无法充分发展。由于未能在政治上巩固革命，经济上的革命最终也随之失败。那项“合法”集体化的法令“从一开始就扭曲了一切。”[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27] 这帮助削弱了革命，使集体的互助体系无法自由发展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由于这项法令，“集体失去了它们在革命初期赢得的经济自由”）。当然，集体试图去无视国家的干涉。正如一位目击者指出，CNT的“政策，因此与该法令所推动的方向并不一致。”[quoted by Ronald Fraser, Blood of Spain, p. 230 and p. 213] 事实上，阿瓦德·德·桑蒂良等主要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曾反对这一法令：

“我是该法令的反对者，因为我认为它过于仓促……当我成为行政委员时，我根本无意考虑或执行这项法令：我的意图是让我们伟大的人民按照他们自己的灵感、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推进事业。”[quoted by Fraser, Op. Cit., p. 212fn]

然而随着革命在政治上的失败，CNT很快被迫妥协并支持该法令（CNT确实提出了更自由意志主义的工作场所协调形式，但这些方案都被国家所破坏）。由于缺乏有效的互助组织，国家得以对集体取得控制，从而削弱并最终摧毁了自我管理。尽管工人阶级对经济的控制至关重要，但它并不会自动地去摧毁国家。换句话说，革命的经济层面不能脱离其政治层面而孤立地进行考虑。

不过这些问题并未掩盖西班牙革命的成就。正如加斯顿·勒瓦尔所言，“尽管”由于未能实现完全的社会化而“存在这些缺陷，但重要的事实是：工厂仍在运转，车间和作坊仍在生产，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雇主、资本家、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完成的。”[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28] 毫无疑问，在西班牙的这些经济自由时期，不仅证明了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是可行的、证明了工人阶级能够管理和运行社会，还证明了这一制度能够改善生活质量并扩大自由。假以时日并给予足够的发展空间，这一实验无疑能够克服其自身的问题。即便在内战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并且遭遇几乎所有其他政党和工会的抵制），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仍然证明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是可能的。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示了一个曾经只是愿景的世界——一个比资本家、管理者、政客和官僚所主导的社会，更加人道、更加自由、更加公平、更加文明的世界。

第J节导言

我们在本节中讨论无政府主义者的实际行动。思考世界的意义不大，除非你也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在尝试改变世界的过程中，你不仅改变了自己，也影响了他人，从而使激进变革更有可能实现。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全心全意地支持普通人通过自身行动改善生活的努力。我们主张“通过实践行动实现解放”，并认识到“工人在反对资本家的集体斗争中”所获得的“集体经验”将会改变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同时也会改变世界本身。[Bakunin, The Basic Bakunin, p. 103] 归根结底，“真正的人并不存在于未来、作为一种渴望的对象；而是存在于当下，真实而具体。”[Stirner, The Ego and Its Own, p. 327]

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对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或是对更自由、更美好生活方式的憧憬。最首要的，它是一场运动，是工人阶级试图改变世界的运动。因此在本节FAQ中所讨论的活动，构成了资本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桥梁。通过自我行动和直接行动，人们不仅能够改变自身，也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培养出能够使无政府社会成为现实的思维、道德和精神品质。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

“只有通过自身的解放斗争，普通人才会逐渐理解他们的真正本性——在一个旨在确保服从和臣服的制度结构中被压抑和扭曲的本性。唯有如此，人们才能发展出更人道的道德标准，形成‘新的正义观’，‘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及其作为社会因素在当代生活中的重要性’，并理解自己实现‘内在本性’渴望的能力。直接参与社会的重建工作是人们感知这一‘内在本性’的前提条件，也是使其蓬勃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preface", 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p. iii]

换句话说，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并不是对美好未来的构想，而是一场现实的社会运动——它在当前不公正、不自由的社会中奋斗，以争取那个更美好的未来，并改善此时此刻的处境。如果不站出来为自己和自己的信念而抗争，世界将永远停滞不前。因此，无政府状态存在于“任何自由思想冲破教条枷锁的地方；任何探求精神拒绝旧有公式的地方；任何人类意志通过独立行动展现自身的地方；任何正直之士反抗一切强制性纪律、为了自我教育而自由地结合、没有主人地去争取属于自身的生活份额以及自身需求的完全满足——的地方。”[Elisée Reclus, quoted by John P. Clark and Camille Martin (ed.), Anarchy, Geography, Modernity, p. 62]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未来已然显现于当下，它通过工人阶级的自发创造力得以展现。无政府状态并非“终有一天将会实现”的乌托邦，而是一种生动的现实：只需摆脱束缚，它便能成长。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在于发现并促进那些对抗资本主义支配的互助趋势，所以无政府主义者“研究社会，试图发现它过去与现在的发展趋势，以及它在智识和经济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在他[或她]的理想中，仅仅指出了进化的方向。”[Peter Kropotkin, Anarchism, p. 47]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I.2.3节所讨论的，自由社会的未来结构正是在当下对抗压迫的斗争中孕育出来的。

本节概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类型。这并不是一份详尽的清单——我们肯定有所遗漏。不过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实践的核心在于直接行动——自我行动、自助、自我解放、团结（正如法国工团主义者费尔南·佩鲁捷所写的：“我们希望人民的解放能成为人民自身的事业。”[quoted by Jeremy Jennings, Syndicalism in France, p. 18]）这些行动可以由个人进行（例如宣传工作），但通常无政府主义者更强调集体行动。这是因为我们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社会性的问题，因此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必须是集体的。针对社会问题的个体化解决方案注定会失败，充其量只能延缓问题的恶化（最明显的例子是E.5节讨论的道德消费）。此外，集体行动让我们习惯于合作，促进自我管理的实践，建立能够使我们自主管理自身事务的组织。同时，我们要强调的是，与他人共同奋斗并肩作战不仅可能是愉快的，还能让人充满成就感和力量感。

无政府主义者不会请求掌权者主动放弃权力。相反，我们所倡导的活动和组织形式，应该让所有被压迫者都能通过自身的行动来解放自己。换句话说，我们并不认为当权者会无私地放弃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相反，被压迫者必须通过自身的行动将权力重新夺回到自己的手中。我们必须自己解放自己，没有人会替我们完成这一使命。

我们将在这里探讨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斗争的思想、他们在当下具体做了什么（以及同样重要的，他们不做什么），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如何在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内建立替代方案，从而最终摧毁这些体制。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不仅仅是对抗压迫的斗争，更是争取自由的斗争。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反对物质上的贫困，也反抗精神上的贫乏。通过抵抗等级制度，我们强调生活的价值，并将生活视为一门艺术。通过宣称“既无主人，亦无奴隶”，我们倡导一种伦理上的变革，这种变革将为真正自由社会的实现创造可能性。艾玛·戈尔德曼在目睹了俄国革命被列宁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武装干涉联手扼杀后，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没有最终理想的指引，革命便毫无意义。革命的方法必须与革命的目标保持一致……简而言之，革命所要建立的伦理价值必须在革命活动中率先得到实践……而后者只有在与未来生活目标相同的基础上构建时，才能成为通往更美好生活的真正可靠的桥梁。”[Red Emma Speaks, p. 404]

换言之，无政府主义的实践不仅仅是创造自由意志主义的替代方案和反抗等级制度；它关乎在旧世界的躯壳中构建新世界，这不仅体现在组织和自我行动上，也体现在个体之中。这是一场自我变革与世界变革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过程。正如夏洛特·威尔逊所言：“当我们与他人携手奋斗……推动社会革命时，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摧毁一切垄断与一切政府，意味着由工人直接掌控生产资料。”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无政府主义的首要目标是捍卫并实现个体人类的尊严。” [Anarchist Essays, p. 43 and p. 51]

通过直接行动、自我管理和自我实践，我们可以使1968年巴黎首次响起的口号成为现实：“想象力至上！”我们确信，前几代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全心全意地认同这句话。人类拥有一种力量——一种创造的力量，一种将“它是”转变为“它本应是”的力量。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创造能够让这种力量得以表达的替代方案，也就是——想象力的力量。

这样的社会运动将改变个体的行为方式。无政府主义者不仅在日常斗争中践行我们的原则，也努力在日常生活中贯彻它们。这意味着自由意志主义者必须改变我们与同志和工友的相处方式，在任何地方都践行我们的平等理念。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各个领域挑战社会等级制度，包括家庭内部。正如杜鲁蒂所言：

“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像资产阶级那样思考，把女人当作男人的仆人？社会已经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了，我们不能在自己的家庭内部再制造出性别的差别，分裂产生出新的阶级！”[quoted by 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341]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既是对社会的斗争，也是对个体的改造。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无政府主义者所认为能够激发并发展被等级制度压迫之人想象力的——自我实践和自我组织形式，以及如何通过行动建设无政府状态，并最终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

J.1 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参与社会斗争

是的。无政府主义首先是一场不仅致力于分析世界的运动，更是一场致力于改变世界的运动。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便是参与并推动社会斗争。社会斗争包括罢工、游行、抗议、示威、抵制、占领等。这些活动都表明“反抗精神”依然存在，人们在思考并为自己行动，而不是顺从权威的命令。这些行动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了无政府状态的种子。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随着人们看到合作的好处，尤其是在反抗权威、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相互扶持时，社会中就会发展出社会主义趋势。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无政府主义起源于日常的斗争。”[Environment and Revolution, p.58]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将无政府状态抽象地置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将其视为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斗争中形成，并可发展到足以取代现有的统治结构和社会关系，建立更自由、更人道的新体系。这一观点解释了无政府主义者为何参与社会斗争——这些斗争正体现了资本主义内部但又反对资本主义的趋势，并最终可能取而代之。

不过，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社会斗争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本身也是被压迫者的一部分；像其他被压迫者一样，我们也为自由而战，也争取在当下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希望在遥远的未来才看到压迫、剥削和等级制度的终结——而是要在今天、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就赢得自由，或者至少改善我们的处境，减少压迫、支配和剥削，同时增加个体自由。就如马拉泰斯塔所说的那样：“对私有制制度和政府的每一次打击，对人类良知的每一次提升，对现存秩序的每一次破坏，对谎言的每一次揭露，对人类活动从权威控制中的每一次解放，对团结精神和主动性的每一次增强——都是迈向无政府主义的每一步。”[Errico Malatesta, Towards Anarchism, p.75] 我们深知自己往往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但斗争的过程本身就可以促使社会朝向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

“无论争取眼前利益的斗争取得何种实际成果，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斗争本身。因为通过斗争，工人[以及其他被压迫群体]就会认识到资本家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他们无法改善自身处境，更无法获得解放——除非他们团结一致，变得比资本家更为强大。如果他们赢得了斗争，他们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他们就能赚取更多的收入，减少劳动的时间，从而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事物，并因此提出更高的要求、产生更大的需求。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会去探究失败的原因，认识到需要更加紧密的团结和更积极的行动，最终他们会意识到：要想真正确保胜利、巩固胜利，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工人[以及社会中其他被压迫群体]的团结和斗争，不仅有利于革命事业，也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者]的道德升华和解放。”[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191]

因此，“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工人，我们必须激励并鼓励”工人和其他被压迫者“进行斗争，并且加入他们的斗争。”[Malatesta, Op. Cit., p. 190] 这有三个原因。首先，斗争有助于产生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和运动，使得现有社会更加趋向无政府状态、变得没那么压迫。其次，斗争能够孕育出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特征的人群、运动和组织，这些力量可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第三，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本身就是被压迫群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有参与斗争的直接利益，并且需要与能够改善我们当下生活的斗争和运动保持团结（“伤害一人的伤害，即伤害所有人”）。

正如我们将在J.2节中所看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斗争中鼓励直接行动，同时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和理论。不过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斗争表明了人们正在自主思考、自主行动，并共同努力改变现状。所以霍华德·津恩的看法完全正确：

“公民不服从……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公民服从。我们的问题在于世界各地的大量民众服从政府领导人的命令，走上战场，结果数百万条生命就因这种服从而丧失……我们的问题是，面对贫困、饥荒、愚昧、战争和残暴，世界各地的人们仍然顺从服从。我们的问题是，当监狱里关满了小偷，而真正的大盗却在治理国家时，人们仍然顺从。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Failure to Quit, p. 45]

因此社会斗争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至关重要，我们尽可能积极参与其中。而且我们不仅仅是参与斗争，我们的目标是彻底消灭造成这些斗争的体系。我们在斗争中向人们解释无政府主义，通过实际斗争及其催生的群众性组织让人们意识到无政府主义与日常生活的相关性。我们借助这种方式努力推广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和方法，即：团结、自我管理和直接行动。

无政府主义者不会进行空洞的宣传（比如“成为安人，等待革命”——如果我们这么做，那就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那一天将永远不会到来。”[Op. Cit., p. 195]）。我们深知，只有当我们的理念能够与人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能够展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可行性和吸引力时，它们才能赢得关注和尊重。换句话说，社会斗争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学校”，是人们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并在行动中践行无政府主义理念的途径。因此社会斗争及无政府主义者在其中的参与至关重要。

在讨论与社会斗争相关的问题之前，有一点需要明确：无政府主义者关心对抗一切形式的压迫，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等级制和剥削性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要维持资本主义，还需要其他形式的压迫（更不用说与国家相关的压迫），而且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本身也制造了新的压迫（此外，它还继承了早期等级制和阶级制度的压迫）。支配、剥削、等级制度和压迫不仅存在于工作场所之中，它们渗透进我们的家庭、友谊和社区当中。因此，我们必须在各个领域进行抗争，而不仅仅是在职场上。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坚信，人类的生活以及反抗压迫的斗争不能被简化为钞票和货币，事实上，“经济还原主义的倾向如今实际上是一种蒙昧主义。它不仅与资产阶级的倾向一致，将物质利己主义和阶级利益视为历史的核心，还贬低了所有试图超越这种将人类仅仅视为经济存在的观点……这种贬低表现为将这些尝试视为‘边缘化’的产物，轻则称其为‘用意良好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重则讥讽其为‘分散注意力的’、‘空想主义的’和‘不现实的’……无疑，资本主义并未创造‘经济’或‘阶级利益’，但它却以经济计算的权威和数量法则颠覆了一切人类特质——无论是抽象思考、爱情、社群、友谊、艺术，还是自治。资本主义的‘底线’是资产负债表上的总额，其基本语言只由简单的数字组成。” [Murray Bookchin, The Modern Crisis, pp. 125-126]

换句话说，自由、正义、个人尊严、生活质量等问题，不能被简化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任何将这些问题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激进运动，都是对自身所反抗的体系的本质缺乏理解（事实上，经济还原主义正中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下怀）。因此，当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并推动社会斗争时，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将这些斗争限制或简化为经济议题（尽管经济议题也确实十分重要）。无政府主义者深知个体的需求不仅仅是物质方面的，我们认为，除了生理需求外，情感、思想和精神需求同样至关重要：

“阶级斗争不仅围绕物质剥削展开，同时也涉及精神剥削。此外，完全新颖的议题也随之出现：强制的态度、工作的质量、生态（或者更广义地说，心理和环境上的压迫）……‘阶级’和‘阶级斗争’等术语，几乎完全被限定为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但这种狭隘性无法表达斗争的普遍化。如果你愿意，可以继续使用这些受限的表达（斗争的目标仍然是统治阶级和阶级社会），但这些术语及其传统含义并不能反映斗争的广度和多维性……[并且它]无法涵盖在经济斗争之外同时正在发生的文化和精神上的反抗。”[Post-Scarcity Anarchism, pp. 151-2]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剥削和阶级统治，只是更广泛的支配与等级制度的一部分。因此，物质上的收获永远无法完全弥补社会关系中的压迫。正如无政府主义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古恩笔下的无政府主义角色所说，资本家“认为只要人们拥有足够的物品，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生活在监狱里。”[The Dispossessed, p. 120] 无政府主义者对此并不认同，而“富裕的”1960年代中的社会反抗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归根结底，“[阶级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精神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老板和工人之间永远不会真正理解对方……因为老板们最关心的，是始终保持自己的老板地位，并通过剥削工人以及与其他老板的竞争来获取更多的权力；而工人们已经受够了老板，不想再要任何的老板了。”[Malatesta, Op. Cit., p. 79]

J.1.1 为什么社会斗争很重要？

社会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即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和国家中为了自身的自由而反对剥削、压迫和异化的斗争。当一群人对另一群人拥有等级制的权力时，社会斗争就会发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抵抗；而哪里有对权威的抵抗，哪里就有无政府主义在实践。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社会斗争并积极参与其中。归根结底，社会斗争是个人表达自身自主性、对不公正体系表示愤慨的表现。正如霍华德·津恩所强调的：

“我们的公民自由问题的根源和解决方案，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上学的地方，以及我们度过大部分时间的地方。我们的实际自由，并不是由宪法或[最高]法院所决定的，而是由街头警察对我们施加的权力，或背后地方法官的权威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有工作，]是由雇主的权威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是学生，是由教师、校长、大学校长和董事会的权力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是失业者，]是由福利官僚机构的权力所决定的；如果我们身陷囹圄，是由狱警的权力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是租户，是由房东的权力所决定的；如果我们身患疾病，无论是生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是由医疗行业或医院管理者的权力所决定的。

“自由和正义是身边的、具体的、即时的。它们由权力和金钱所决定，而这两者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却远比最高法院的裁决要直接得多。无论我们在国家层面上能宣称多少自由……在地方层面上，我们却生活在不同的封建领地之中：我们的从属地位可谓再明显不过。”[Failure to Quit, pp. 53-4]

除非在我们自由受限的地方出现对抗力量——街头、工作场所、家庭、学校、医院等地——否则，财富和权力的现实将始终不变。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说：“对于政府压迫的唯一限制，就是人民展现出反抗它的能力。”[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96]

社会斗争也是反抗精神的重要体现，同时它也展现了人们在不断维护他们（以及我们）自身自由时相互支持的精神。它让人们站出来维护他们认为正确和公正的事情，建立替代性组织，创造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对那些胆敢统治我们的父权式权威构成直接的挑战。因此，社会斗争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至关重要，对所有希望扩展自由的人也同样重要。

此外，社会斗争还有助于打破人们的等级制思维模式。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将人视为可供分类和贴上标签的固定物体，而是将人看作是自主塑造自己生活的存在。我们生活、我们相爱、我们思考、我们感受、我们希望、我们梦想，而且，我们有能力改变自己、重塑环境、调整社会关系——而社会斗争正是实现这些变革的集体方式。在斗争中，人们必须面对现实问题并亲自解决它们，这一过程能够培养被等级制度压制的品质（例如想象力、组织能力、自我主张、自我管理、批判性思维、自信心等等）。这种经历不仅增强了个体的自信，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集体力量。当人们看到自己的老板和国家等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时，他们会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处的是一个充满阶级分化、等级森严的社会，而这个社会的运转却依赖于他们的服从与劳动。因此，社会斗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觉醒的过程。

斗争，使得参与者通过实践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开启个体掌控自身生活、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些都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无政府主义社会能够运作的基本条件（“斗争的自我管理，先于工作的自我管理和社会的自我管理”[Alfredo Bonnano, "Self-Management", pp. 35-37, Anarchy: A Journal of Desire Armed, no. 48, p. 35]）。因此，自主行动是自我解放、自我教育以及培育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因素。简而言之，人们在斗争中学习：

“在我们看来，所有旨在摧毁经济和政治压迫、提升人民道德与智识水平、让他们意识到自身权利和力量，并促使他们亲自采取行动的行为……都使我们更接近目标，因此都是有益的。相反，所有旨在维护现状、牺牲个体意愿以成全某种原则的行为，都是有害的，因为它们否定了我们的目标。”[Malatesta, Op. Cit., p. 69]

一个充满自信的工人阶级，是在当前体系内推动自由意志主义改革并最终实现革命的关键因素。如果缺乏这种自信，人们往往就会盲从“领袖”，结果只是换了一批统治者，而并没有改变社会。因此作为无政府主义者，我们的一部分任务就是鼓励人们为现阶段可能实现的小规模改革而斗争，以改善我们的（以及他们的）处境，让人们建立起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使他们能够开始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要指出资本主义所能让步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往往也是暂时的）。因此，革命性的变革就是必要的。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无政府主义思想成为最广泛流行的思想。因为如果我们认为某个运动在整体上是积极或进步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袖手旁观，而应当努力在其中推广无政府主义思想和策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现有体系内创造出“安那其的学校”，为未来更美好的社会奠定基础。换言之，革命趋势和革命运动必须创造出那些在萌芽状态下已包含未来社会雏形的组织（参见H.1.6节）。这些组织（借由直接行动、实践自我管理、开展互助等方式）通过为个体的转变提供社会空间，也会反过来推动激进变革的进程。因此，社会斗争通过让人们习惯于在自我管理的组织中治理自身，并通过直接行动和互助，使（被官方）剥夺权力的人群重新获得权能，进一步推动自由社会的形成。

这就是社会斗争（或阶级斗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性（此外，我们还要补充，社会斗争始终在进行，并且是双向的）。社会斗争是一种打破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生活常态的手段，一种培养社会变革意识的方式，也是改善当下生活的途径。当人们拒绝向权威屈服的那一刻，权威的统治便进入倒计时。社会斗争表明，一些被压迫者意识到了，通过运用他们的不服从权力，他们能够挑战、甚至最终推翻等级制的权力体系。

归根结底，无政府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信仰，也不是一个贴在自己身上很酷的标签，而是一种实践——你要参与其中。如果你停止实践，无政府主义就会瓦解。而社会斗争，就是我们确保无政府主义得以壮大和发展的方式。

J.1.2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改革吗？

不，我们并不反对改革。尽管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改良主义（reformism，即认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改革资本主义和国家，使其最终消亡的观点），但我们坚决支持改革（reform，即在当下实现的改进）。无政府主义者是激进派，因此我们关注社会问题的根源。改良主义者试图缓解社会问题的症状，而无政府主义者则专注于解决其根本病因。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忽视当下争取改革的斗争。那些声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改善现实的论调，往往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对者刻意散布的。他们试图将我们描绘成脱离现实的极端分子，声称我们除了空喊革命口号之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自由意志主义者非常清楚，我们可以在争取改善当下生活的同时，努力消除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根源。（例如，艾玛·戈尔德曼在其自传中就谈到了她如何认识到完全否定短期改革、只关注革命的错误性。[Living My Life, vol. 1, p. 52]）。正如革命工团主义者埃米尔·普热所言：

“工会的奋斗有着双重目标：它必须不懈地去争取改善工人阶级当前的生存条件。但是，在关注这些暂时性问题的同时，工人们也应当尽可能、尽快地实现最终的全面解放——资本的征收。

“当下，工会的行动旨在争取部分且渐进的改善，而这些改善绝不是最终目标，而仅仅是提高诉求、从资本主义手中争取更多利益的手段……

“这一争取局部改善的问题，曾被政客们利用来在工会内部制造分裂。他们……试图……挑起不满情绪，通过将工人划分为‘改良派’和‘革命派’两个派别，使得工会分为两个阵营。而为了更有效地诋毁后者，他们给革命派扣上‘非黑即白’的帽子，错误地将他们描绘成那些拒绝眼前可以实现改善的人。

“我们只能说，这些指控愚蠢至极。没有任何工人……会因为某种‘原则’或‘策略’，而坚持每天为雇主工作十小时而不是八小时，或者领取六法郎而不是七法郎的工资……

“之所以有人会对这些狡辩有所误信，是因为工会已经通过残酷的现实经验彻底认识到，政府干预并不值得依赖，因此对政府的承诺持合理的怀疑态度。工人们明白，国家的职能是充当资本的卫兵，所以就其本质而言，就天然地倾向于站在雇主一边。因此，每当通过法律途径推行某项改革时，工人们不会像青蛙吞食掩盖着鱼钩的红布一样欣然接受，而是会谨慎对待；尤其是因为这些改革只有在工人们组织起来、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下时，才能真正落实。

“工会对政府的‘恩赐’尤其警惕，因为他们往往发现这些‘恩赐’实际上是带毒的……[工人们]希望得到真正的改善……因此，与其等待政府大发善心来赠与他们，他们会通过公开斗争、直接行动来夺回这些权利。

“有时，工人们争取的改善确实需要通过法律来实现；这种情况下，工会的策略是向当局施加外部压力，而不是寄希望于向议会派遣‘特别授权’的代表——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因为这样做可能要耗费几个世纪才能在议会中争取到一个愿意推动改革的多数派。

“而当工人们需要直接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改善时，工会则会采取强有力的压力手段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尽管具体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基于直接行动的原则……

“但无论争取到的改善是什么，它都必须意味着削弱资本家的特权，并且是一种局部的剥夺。因此……‘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模糊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改良主义’工人，实际上是革命工团主义者。”[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p. 71-3]

普捷虽然在这里讨论的是革命的工会，但他的论点也可以推广到所有的社会运动。

通过自下而上的直接行动、团结互助，以及由那些直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组织起来去争取改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使改革变得更加实质性、更为有效且持久，而不是依赖改良主义者自上而下施舍的“改革”。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改革的有效性取决于被压迫者抵抗统治者的力量，因此我们主张从下往上推动变革，使改革成为现实，而不仅仅是束之高阁、尘封于法律书籍中的一纸空文。

例如，如果一位改良主义者注意到贫困，他会寻找缓解其破坏性和削弱其影响的方法，例如最低工资、平权行动、美国的社会住房工程，或者其他国家类似的改革政策。然而当无政府主义者看到贫困时，会问：“是什么导致了贫困？”并直接攻击造成贫困的原因，而不仅仅是缓解其表面症状。虽然改良主义者可能在短期内通过制度性的补救措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社会问题的根源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其代价依然是无数人的生命和福祉。这就像一个庸医只治疗疾病的症状，而不去根治病因，最终，病人仍然可能因疾病而死去。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像一名真正的医生，他们不仅要缓解症状，更要追根溯源，根治病灶。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虽然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政府，并要求完全的自由，但我们必须支持所有争取局部自由的斗争。因为我们坚信，人们是在斗争中学习成长的，而且一旦开始享受一点自由，他们最终会想要全部自由。我们必须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让他们明白……他们所争取的任何东西都应当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并且他们应当鄙视和憎恨任何既得利益者或企图掌权的人。” [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9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为改革和改善现实生活而斗争。事实上，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一个无政府社会可以凭空出现，而不需要长期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去推动和参与社会斗争、反对不公正。因此，马拉泰斯塔还说道：

“问题不在于我们今天、明天还是十个世纪后实现无政府主义，而是我们必须在今天、明天乃至永远朝着无政府主义前进。”[Towards Anarchism, p. 75]

因此，当无政府主义者为改善现实而斗争时，我们也是在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通过鼓励自我管理和直接行动，以及创造自由意志主义的解决方案和替代方案，对抗资本主义和国家。

J.1.3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改良主义？

首先必须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争取改革（reform）并不等同于改良主义（reformism）。改良主义是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内部的改革本身已经足够，而试图改变整个体系是不可能的（也不值得去追求）。因此，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反对这种形式的改良主义——我们认为，现有体系是可以（且应该）被改变的，而在这发生之前，任何改革——无论多么必要——都无法触及社会问题的根源。

此外，特别是在旧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工运动中，改良主义还意味着一种信念，即认为可以通过社会改革将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个人无政府主义者和互助主义者可以被视为改良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互助银行体系就可以将资本主义改革为一个自由的体系。然而与社会民主主义不同的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改革不能通过政府行动实现，而只能依靠人民自身的行动，创造自己的替代方案和解决路径来实现：

“但经验证明和哲学表明，与那种偏见相反，任何革命要想真正有效，必须是自发的，且必须不是来自当权者的头脑，而是来自人们的深处：政府是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它不可能对革命拥有任何专业知识，因为社会本身不会通过立法法令展现自身的秘密，而是在自发性中展现自己：最终，政府与劳动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在于：劳动者在组织起自身的过程中，其使命就是废除政府。”[Proudhon, 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52]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改良主义，因为改良主义通过提供一些轻松但明显只是短期性的“解决方案”，削弱了革命运动的动力。改良主义者可以向公众展示他们的成果，并宣称：“看，一切都变好了；体系奏效了。”但问题在于，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矛盾依然会持续加深，因为这些改革从未真正触及问题之根本。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精彩的比喻所言：

“如果你在个人生活中执行[改良主义者的]理念，你就不会一次性拔掉一颗令人疼痛的蛀牙。你会今天拔掉一点，下周再拔掉一些，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直到最终完全拔除，这样它就不会太疼。这就是改良主义者的逻辑：不要‘太急躁’，不要一次性拔掉一颗坏牙。”[What is Anarchism?, p. 64]

改良主义者并不寻求改变问题的根源（也就是等级制、压迫性和剥削性的社会体系），而是试图缓解其表面症状。再次引用伯克曼的话：

“假设你家里的水管爆了。你可以在破裂处放一个水桶接水。你可以不断地换水桶，但只要你不修理破损的水管，无论你对此如何抱怨，漏水都会持续……直到你修复这根破损的社会水管。”[Op. Cit., pp. 67-8]

改良主义未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真正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改良主义者试图通过立法来减少污染程度，而不是努力终结这样一个使得污染在经济上合理的制度。他们制定法律来改善工作条件和安全性，但却未能消除雇佣奴役制度，而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那些雇主，其的利益决定了他们会忽视这些法律和法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改良主义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改良主义者“真诚地相信，通过实践中（要么干脆直接在理论中）承认和尊重那些既是社会罪恶的根源、同时也是其支柱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就可以消除现存的社会弊病。” [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82]

与改良主义者不同，革命主义者同时对抗症状和根本原因。他们认识到，只要罪恶的根源依然存在，任何试图对抗其表面症状的努力——无论多么必要——都无法真正触及问题的本质。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对抗这些表面症状；但革命者意识到，这场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应当仅仅被视为增强工人阶级力量和社会权力的手段，直到资本主义和国家（即大多数问题的根源）能够被彻底废除。

此外，改良主义者往往物化他们“帮助”的人：他们把民众看作无助且无形的群体，需要“最优秀和最聪明之人”的智慧和指导，才能引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改良主义者的本意或许是善良的，但这是一种出于无知的利他主义，长期来看具有破坏性。自由不能被赐予，因此任何自上而下强加改革的尝试都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们被当作孩童一样，无法自主决策，并最终依赖官僚来统治他们。这一点在公共住房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科林·沃德所指出的：“英国由政府提供的非营利性租赁住房和这种居住权的发展历程的整个悲剧在于，地方政府只是接管了房东的角色，只不过灵活性更差，与此同时还带来了所有依赖性和怨恨情绪。”[Housing: An Anarchist Approach, p. 184] 这一改良主义的特征被右翼势力巧妙利用，破坏了公众对政府支持住房及其他社会福利体系的支持。改良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最终自食其果。

改良主义往往不过是一种对群众“利他的蔑视”，认为群众只是需要国家供养的受害者而已。他们完全忽视了大众可能有自己的愿景，取而代之的是改良派替他们制定法律，为它们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难怪这些改革常常适得其反——它们无法把握生活的复杂性，也无法理解被其影响之人的真正需求。改良主义者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什么都别做，我们会替你做。”这也难怪无政府主义者会痛恨这种心态：无政府主义者是彻底的“自行动手派”；而改良主义者最痛恨的，正是那些能够自力更生、不允许他们“帮助”的人。

改良主义者的本意可能是好的，但他们并未掌握整体局势——他们专注于问题中某些狭隘的方面，并选择相信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改良主义者往往会在这种固执的狭隘分析中适得其反。美国的城市重建项目（以及英国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期间，将市中心的工人阶级社区迁移到城郊的类似项目）便是改良主义实践的一个例子：改良主义者对日益扩大的贫民窟感到不满，因此支持摧毁贫民窟并为工人阶级修建全新的住房。这些住房最初看起来整洁美观，但它们并未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因拆散了社区和邻里关系从而制造了更多问题。

这种做法从逻辑上讲毫无意义。既然可以直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要绕圈子？改良主义稀释了社会运动，让它逐渐变得温和而软弱。美国的AFL-CIO工会就像西欧的工会一样：通过限制和引导劳工活动，剥夺工人自身的权力并交由官僚机构掌控，从而扼杀了劳工运动。英国工党在一百多年的改良主义实践后，除了得以管理资本主义之外，几乎一无所成；其大部分改革要么被右翼政府（甚至随后上台的工党政府！）破坏，要么导致（以“新工党”为代表的）工党领导层在许多方面变得与保守党同样得右翼，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加右翼——这在其执政后尤为明显。对此，巴枯宁恐怕并不会感到惊讶。

此外，听到左翼的“革命者”和“激进派”宣扬改良主义观点，声称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帮助工人阶级（甚至可以用来废除自身！）——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尽管左派指责国家和资本主义制造了大多数社会问题，但他们通常仍然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人民自由行动。他们支持政府提供的住房和就业机会、政府发放的福利、政府资助和监管的儿童保育、政府资助的戒毒“治疗”，以及其他以政府为中心的项目和措施。如果资本主义（以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威权主义）的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依赖它来改善工人阶级或其他被压迫群体的处境呢？政府所推行的任何改革，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

“政府和特权阶级，总是自然而然地受到自我保护、巩固和发展其权力与特权的本能驱使；当他们同意进行改革时，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改革对自身有利，要么是因为他们感到自身力量不足，害怕更糟糕的替代选择，才不得已做出让步。”[Op. Cit., p. 81]

因此，通过直接行动所争取到的改革，与改良派政治家所推动的改革存在本质的区别——后者只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为它们并未真正威胁到他们的特权，而前者则有可能带来真正的变革。

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所有以国家为基础的改革，也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与右翼联合起来试图摧毁这些改革（或者说，与“左翼”政客一起试图“改革”它们，也就是削减它们）。但如果没有一个由人民推动的社会运动来创造国家福利的替代方案，那么国家所谓的“改革”几乎总是以资本的利益为优先，而牺牲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同时反对国家和资本主义，我们可以在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反对这类改革；同时也可以主张，在考虑削减大众福利之前，首先应该废除富人的福利。关于福利国家及无政府主义者对其的看法，可参见J.5.15节的进一步讨论。

改良派和其他激进派们并不鼓励工人阶级自行组织来创造自身问题的替代性解决方案（这些方案既可以补充现有福利国家中有用的部分，也可以最终取而代之），相反，他们敦促人们依靠国家来为其行动。然而，国家并不等同于社区，因此，国家所做的一切，都必然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非人民的利益。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我们主张，国家组织本身就是少数人用来确立和维持其对大众的统治的工具；因此，它不可能成为消灭这些特权的力量……人的经济和政治解放必须创造新的生活表达形式，而不是依赖国家所建立的那些形式。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目标是激发劳动大众的创造性力量——这种力量总是在历史上的重大时刻被唤起，以实现必要的变革……

“这也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充当立法者或国家的公务人员。我们知道，社会革命不会通过法律来实现。法律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认……一项法律如果没有现实中活跃的力量去执行，让法条变为现实；那么它将只是纸上谈兵，无法真正实现其中所表达的趋势。

“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一直主张，积极参与那些直接进行劳工与资本斗争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也在对抗其庇护者——国家。

“这样的斗争……比任何间接方式都更能让工人阶级在当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争取到一些暂时的改善，同时也能让他们[或她们]认清资本主义及其支持者——国家——所造成的恶果，激发他们[或他们]思考，是否可能在没有资本家和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组织消费、生产和交换。”[Environment and Evolution, pp. 82-3]

因此，在争取改革的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改良主义及改良主义者。改革本身并不是终点，而是自下而上改变社会的手段，是迈向变革的其中一步：

“每向经济自由迈进的一步，每在资本主义上赢得的一场胜利，同时也是向政治自由迈出的一步——迈向摆脱国家枷锁的解放……而每一步削弱国家权力的行动，都是在帮助大众战胜资本主义。”[Kropotkin, Op. Cit., p. 95]

然而无论如何，无政府主义者“永远不会承认现有制度；我们会以同样的精神争取或夺取所有可能的改革，就像从敌人的掌控中夺回被占领的领土，以便继续推进；而我们，始终是所有政府的敌人。”因此，“要是说”无政府主义者“系统性地反对改良、反对改革，这是不正确的。他们之所以反对改良主义者，一方面，是因为改良主义者的方法并不适用于从政府和雇主那里争取改革——后者只有在恐惧的情况下才会让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改良主义者所偏好的改革往往不仅仅是短期利益存疑的措施，而且反而还起到了巩固现有制度的作用，使工人对其持续存在产生利益依赖。”[Malatesta, Op. Cit., p. 81 and p. 83]

只有工人阶级依靠自身的行动和组织，排除国家和资本的干预，才能真正改善自身的生活——事实上，这是唯一能够带来真正变革的方式。鼓励人们依靠自己，而非依赖国家或资本，可以造就自给自足、独立自主——甚至更具有反抗精神的个体。尽管由于等级制度和各种限制性法律的存在，工人阶级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选择较少；但他们仍然有能力决定自身的行动、组织自己的生活，并对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同时，他们也完全能够判断现有制度中哪些改革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而根本不需要政客来告诉他们什么才符合自身利益（尤其是当右翼政客试图废除那些并不是仅仅用于维护私有财产的国家职能时）。认为工人阶级无法自行管理自己的生活，是在将他们幼稚化、将他们视为不完全的人，并重现资本主义对工人的经典定义——工人只是生产工具，可以被使用、剥削，然后被随意丢弃。这种思维方式奠定了国家对工人进行家长式干预的基础，确保他们持续的依赖性与不平等，同时也保证了资本主义与国家的延续。最终，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

“被压迫者要么将改革视为恩赐，接受并欢迎改良，承认在自己头上权力的合法性，从而实际上阻碍甚至破坏了自身的解放进程；要么，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争取并强行推动改革，将其视为对阶级敌人的部分胜利，并以此为推动力去争取更大的成就，从而使之成为全面推翻特权——即革命——的有力准备。” [Malatesta, Op. Cit., p. 81]

改良主义在人们心中培养的是第一种态度，扼杀了人的精神。无政府主义则鼓励第二种态度，丰富了人性，并带来真正变革的可能。为什么要认为普通人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而政府官员却可以替别人安排生活呢？

J.1.4 无政府主义者对“单一议题”运动持何种态度？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无政府主义者确实会参与“单一议题”（"single-issue"）运动，但不会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本节将解释无政府主义者如何看待此类运动。

“单一议题”运动通常由某个压力团体^¹⁴⁶领导，该团体专注于一次只解决一个问题。例如，C.N.D.（核裁军运动）就是“单一议题”运动的典型例子，其全部活动的最终目标就是消除核武器。然而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单一议题”运动往往容易让人产生虚假的希望。试图在一个完全相互关联的体系中改变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并且相信压力团体能够在影响决策机构方面与跨国公司、军队等权力机构公平竞争，这些想法充其量不过是过于乐观的幻想。

此外，许多“单一议题”运动希望保持“去政治性”，仅关注将参与者团结在一起的那个特定问题，拒绝分析或讨论更广泛的问题及其根源（而根源几乎总是我们所生活其中的制度）。这意味着，他们最终接受了造成他们所反对问题的体制。那么充其量，该运动所取得的任何改变都必须是当权者可以接受的，或者其内容被大幅削弱，以至于无法带来任何长期的实际益处。这一点可以从绿色运动中看出，例如绿色和平（Greenpeace）和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等团体，他们就接受现有体制作为既定事实，将自身活动局限于这一框架内。这往往导致他们调整自己的“解决方案”，使其在本质上反生态的政治经济体系内变得“可行”，从而（至多）只是减缓生态破坏的进程。

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都源于一个事实：社会问题不能被割裂为单一议题来解决。正如拉里·劳（Larry Law）所论述的：

“单一议题政治……将问题孤立出来讨论。当一个问题被从所有其他问题中分离出来时，实际上是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某个议题的竞选运动越多，其视角就越狭隘……而当每个议题的视角缩小时，其中的矛盾就会变得荒谬……单一议题政治所做的只是关注‘症状’，而没有攻击‘疾病’本身。它将核战争、种族和性别歧视、贫困、饥饿、色情作品等问题，呈现为体制的偏差或缺陷。然而事实上，这些问题是建立在剥削和等级权力之上的社会秩序的必然结果……单一议题运动向压迫他们的体制寻求救济。他们通过请愿的方式，承认了掌权者行使权力的正当性。”[Bigger Cages, Longer Chains, pp. 17-20]

单一议题政治往往会延长争取自由社会的斗争，因为它助长了一种幻想，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只是部分上是错的，而不是整体就是有害的，并且让人误以为体制顶层的人能够并且愿意为了大众利益而行动。虽然这类运动确实能够在实践上做出一些贡献，也能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认知和教育水平；但它们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们无法在当下带来广泛的进步，更不用说实现一个自由的社会了。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会支持并参与“单一议题”运动，努力促使这些运动采取有效的行动方式（如直接行动）、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运作（即自下而上），并尝试将其“政治化”，让运动参与者开始质疑整个体制。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把自己局限于这种活动之中，因为社会革命或社会运动并不是一群“单一议题”运动的集合，而是一个能够理解社会问题的相互关联性的群众运动，因此，它必须致力于改变生活的方方面面。

J.1.5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将社会斗争普遍化？

从根本上讲，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和促进团结。这不仅是赢得当下斗争的关键，也是培养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所需的阶级意识的必要手段。最简单地说，将不同的斗争普遍化能够提高成功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如果某个行业或某个工作场所罢工，而其他行业或工作场所仍然继续工作，那么情况会如何呢：

“想想看，当前的劳动组织形式是多么愚蠢和低效：某个行业或工种可能在罢工，而同一产业的其他部门却仍在继续运作。比如，当纽约的电车工人罢工时，地铁员工、出租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却仍在上班——这难道不荒唐吗？……很明显，你只有在[老板面前]决心坚定、工会力量强大、组织严密并且团结一致，使资方无法违背你的意愿运营工厂时，才能迫使他们让步。但是，资方通常是某个庞大的……公司，在多个地区拥有工厂或矿场……如果它因为罢工而无法在宾夕法尼亚州运营，就会试图[通过在其他地方]继续生产……并增加产量来弥补损失……这样一来，公司……就能击溃罢工。”[亚历山大·伯克曼，《什么是无政府主义？》，第199-200页]

如果所有工人都组织在同一个工会中（毕竟，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老板），那么每个行业的工人力量都会大幅提升。雇主可能很容易替换掉少数工人，但要替换整个劳动队伍则要困难得多。如果所有从业者都组织在同一产业工会中，每个工作场所的力量也会相应增强。将这一逻辑延伸到工作场所以外的社会领域，便可看出，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支持能够显著提高每个群体赢得斗争的机会。正如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所说：“伤害一人，就是伤害所有人。”通过将斗争普遍化并践行互助原则，我们能够确保在争取自身权利、反抗不公正待遇时不会被孤立。如果我们不去相互支持，统治阶级就会将我们逐个击破；而当我们投入斗争时，如果没有任何支持，我们就更容易被打败。

因此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来看，普遍化斗争的最大益处，在于它不仅能提高成功的可能性（“团结就是力量”），还能够增强团结精神、责任感和阶级意识。因为参与者能够通过协同工作和相互支持理解他们的共同利益，认识到斗争不仅仅是针对这个不公正现象或那个老板，而是针对所有的不公正现象和所有的剥削者。

这种增强的社会意识和团结精神在20世纪30年代C.N.T.的经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C.N.T. 将同一区域的所有工人组织进一个大工会。每个工作场所都设立一个工会支部，并且在地方层面组成邦联。这一组织方式的结果便是工会的区域基础使得该地区的所有工人都团结在一起，形成了超越行业声誉和行业利益的阶级团结。这种模式也可以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工团主义工会经验中看到。此外，这种地方邦联的结构也使得工作场所真正融入社区，因为社区才是它们真正属于的地方。

此外，通过将各种斗争联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单一议题”——各种不同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例如，生态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们有着政治和经济的根源，因为经济和社会上的支配与剥削会直接影响环境。将不同议题的斗争相互联系起来，可以使它们被视为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从而促进团结与互助。例如，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内部的支配与不平等，因为污染往往与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或增加利润而削减成本直接相关。同样，反对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的斗争，也可以被视为对所有形式的等级制度、剥削和压迫的更广泛斗争的一部分。因此，联合斗争不仅在争取胜利方面带来实际利益，还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默里·布克钦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如何将议题联系起来并扩大斗争范围：

“假设福利母亲^¹⁴⁷正在争取增加救济金……在不忽视最初激励她们斗争的具体问题的同时，革命者会尝试催化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存关系]的社会关系秩序……他们会努力培养一种深厚的社区意识，一种全面的人际关系，以彻底改变参与者的主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是亲密的，而不仅仅是基于议题的。人们将相互了解、相互面对，并以实现最完整、非异化的关系为目标，彼此探索。妇女们将讨论性别歧视问题，同时也讨论她们的福利救济金、子女养育问题以及房东的骚扰问题，她们将谈论自己的梦想和希望，而不仅仅是生活的成本。

“在这种亲密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成长出一种支持性的亲情网络、互助体系、同情心和日常生活中的团结互助。妇女们或许会合作建立一个轮流照看孩子的系统，或者组织一个合作社以极大折扣购买优质食品，共同烹饪和共享餐食，相互教授生存技能和新的社会观念，培养创造力，以及其他各种共享的经验。每一个可以被探索和改变的生活领域都将成为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争取增加救济金的斗争将不仅限于福利体系，还会扩展到学校、医院、警察，社区的物质、文化、审美和娱乐资源，商店、住房，以及社区内的医生和律师等领域——最终渗透进整个地区的生态系统。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所有问题——失业、恶劣的住房条件、种族歧视、工作环境——在这些问题上，资产阶级的运作模式往往被伪装成‘现实’和‘实际’。从福利斗争中发展出的新型社会关系……[可以保证]未来透射进现在；它重新塑造人们‘组织’的方式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Post-Scarcity Anarchism, pp. 153-4]

正如无政府主义的口号所言：“抵抗孕育希望”（"Resistance is Fertile"）。种下自治、直接行动和自我解放的种子，就有可能结出自由个体的果实，因为斗争本身的性质就决定了这一点（参见A.2.7节）。因此，社会斗争的普遍化不仅是赢得某场具体斗争的关键方式，它还能够（也应该）扩展到生活和社会的不同层面，在培养拒绝一切形式等级制度的自由个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问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因此反抗这些问题的斗争也不应是孤立的。斗争的本质在于，一旦人们开始质疑社会的某个方面，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质疑。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寻求普遍化斗争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保障了赢得斗争所必需的团结；其次，这是我们作为人民，对抗所面临的众多社会问题并揭示它们之间相互关联性的方式；最后，这是为了促使斗争参与者转变为真正触及自身人性、独立而独特的个体，而这种人性正是被等级制度和支配所侵蚀的。

J.2 什么是直接行动？

用鲁道夫·洛克的话来说，直接行动，是“工人[或社会的其他群体]针对其经济压迫者和政治压迫者所采取的一切即时斗争手段。其中最突出的包括：罢工——从简单的工资斗争到总罢工的各种形式；抵制；各种形式的破坏行动；反军国主义宣传，以及在特别危急的情况下……人民为保护生命与自由而进行的武装抵抗。”[Anarcho-Syndicalism, p. 78]

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直接行动仅仅适用于工作场所，事实也远非如此。直接行动必须发生在各个领域！因此在非工作场所的情况下，直接行动包括拒交房租、消费者抵制、占领行动（当然，其中也包括工人的静坐罢工）、生态破坏演示行动^¹⁴⁸、个人或集体拒缴税款、封锁道路、阻止反社会性质的建筑工程施工等。此外，在工作场所内，直接行动还包括针对社会问题的罢工和抗议，而不仅仅限于与工作条件和薪资直接相关的问题。这类行动旨在“保护社区免受当前制度最恶劣的影响。社会罢工试图迫使雇主承担对公众的责任。其主要目标是保护消费者，而工人及其家庭正是消费者中的绝大多数。”[Op. Cit., p. 86]

基本上，直接行动意味着：与其让别人（例如政治家）替你采取行动，不如自己行动。其核心特征是普通民众通过有组织的抗议，以自身的努力推动变革。因此，沃尔泰琳·德·克莱尔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如下的精彩论述：

“凡是曾经认为自己有权利表达主张、勇敢地独自或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去实践的人，都是直接行动主义者。大约三十年前，我记得救世军^¹⁴⁹曾坚定地实践直接行动，以维护其成员言论、集会和祈祷的自由。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逮捕、罚款、监禁，但他们始终坚持歌颂、祈祷、游行，直到最终迫使迫害者不得不放弃干预。现在，‘[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正在进行同样的斗争，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通过相同的直接行动战术迫使官员们不得不做出让步。

“凡是曾经制定计划并亲自执行，或向他人展示计划并争取他们合作，而不是请求外部权威代为执行的人，都是直接行动主义者。所有合作实验本质上都是直接行动。

“凡是在生活中与他人发生分歧，直接找相关人员解决，不论是以和平方式还是其他方式的人，都是直接行动主义者。例如罢工和抵制；许多人仍记得纽约的家庭主妇们如何通过抵制屠夫而成功压低了肉价；目前，一个针对黄油的抵制行动似乎正在酝酿之中，以直接回应制定黄油价格的商人。

“这些行动通常并不是源于对直接或间接行动优劣的深思熟虑，而是那些感到受压迫者的自发反应。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直接行动原则的信奉者和践行者。”[The Voltairine De Cleyre Reader, pp. 47-8]

因此，直接行动意味着自己行动起来去对抗不公与压迫。有时候，它也可以表现为对政治人物或企业施压，例如，为了推动改变压迫性的法律或破坏性的行为。然而，这种诉求之所以构成直接行动，是因为它并不假设相关方会主动为我们采取行动——相反，它所依赖的前提是：只有当我们亲自去推动，改变才会发生。无论形式如何，“如果这类行动要能产生应有的赋权效果，它们必须主要来自于自发行动，而不是由上而下设计和指挥”，而且必须是“人们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方式”，从而“赋予参与者以力量”。[Martha Ackelsberg, Free Women of Spain, p. 55]

简而言之，直接行动是指人们自行决定、自行组织、依靠集体力量开展的任何形式的活动，而不依赖中介或代言人来为其行动。因此，直接行动是自由与自我治理的天然体现，因为直接行动“是对车间中权威的直接反抗，是对法律权威的直接反抗，是对我们道德规范中那种侵入性、好管闲事的权威的直接反抗，也是无政府主义合乎逻辑、一以贯之的方法”。[Emma Goldman, Red Emma Speaks, pp. 76-7] 很明显，人们通过亲自行动展现出了自我治理的能力。因此，这是一种让人们掌握自身生活的方式，是一种自我赋权与自我解放的手段。

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认为社会是静止不变的，也拒绝认为人们的意识、价值观、理念与理想亦无法改变。事实远非这样。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直接行动，正是因为它能够积极地推动使用它的人发生转变。直接行动是一种创造新意识的方式，是从等级制度与压迫强加给我们思想、情感和精神的枷锁中，实现自我解放的手段。

由于直接行动是自由的表现，既得权力者只会在被压迫者通过直接行动争取自身诉求时才会感到威胁，因为直接行动是一种既难以应对又代价高昂的斗争方式。当底层民众开始自行采取行动时，任何等级制度都会面临危险。从历史上看，人民通过直接行动所争取到的成果，远远多于依赖间接手段、兜圈子的结果。直接行动曾击碎了人类身上的奴役锁链。几个世纪以来，它确立了个人权利，削弱了统治阶级对生死大权的掌控。直接行动争取到了政治自由，例如选举权与言论自由。如果充分、明智且有效地使用它，直接行动，就有可能永远终结不公与人对人的统治。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说明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支持直接行动，及其为何反对将选举作为实现变革的手段。

J.2.1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
主张通过直接行动来改变现状？

原因很简单：它有效，而且能将实践它的人激进化。直接行动是人们自主行动的体现，它打破了等级制度所制造的依赖与边缘化。这一点至关重要：

“直接行动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构成了夺回个人对社会生活掌控权的决定性一步，而这一权力已被中央集权的、专横的官僚机构从人民手中篡夺……我们不仅重新获得了对社会事件进程加以掌控的意识；我们还重建了一种新的自我感与人格感；而若是没有这种感受，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一个建立在自主行动与自我管理基础上的社会——是根本不可能的。”[Murray Bookchin, 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 p. 47]

通过自主行动，人们获得了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认识。这对于人们自主掌控自己的生活而言至关重要。因此，直接行动是个体赋权自身的手段，是个体通过集体的组织与行动，来彰显自我、实现个体价值的方式。它与等级制度截然相反：在等级制度下，个体被反复告知他们一文不值、无足轻重，必须将自身融入更高的权威（国家、公司、政党、群众等）中，并为参与这一权力与荣耀而感到自豪。相比之下，直接行动则是一种表达你个人观点、利益与幸福的手段，是一种与自我否定相抗争的方式：

“人拥有多少自由，取决于他愿意争取多少自由。因此无政府主义主张直接行动，主张公开反抗与抵抗一切经济、社会与道德上的法律与限制。但反抗与抵抗是非法的。而这，正是人类的救赎所在。一切非法之事都要求正直、自立与勇气。简而言之，它需要自由而独立的精神，需要那些真正是人的人、那些脊梁骨不是能被你一只手捏碎的人。”[Emma Goldman, Red Emma Speaks, pp. 75-6]

此外，由于直接行动是建立在个体通过自身行动解决自身问题的基础之上，它唤醒了那些被等级制度与压迫所压抑的个体特质——诸如主动性、团结意识、想象力、自信心，以及对个体与集体力量的认知：你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并且你与志同道合者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直接行动是人们实现自我解放、并在实践中学习自我管理与自由所需知识与技能的手段：

“直接行动意味着，这些行动的目标……在于为人们提供接触自身力量与能力的途径，让人们重新夺回命名自己与生活的权力……我们通过共同参与那些由我们的经验、认知与行动来引导并带来变革的组织，学会了独立思考与行动。知识并非先于经验，而是源自经验……人们只有在行使自由的过程中，才能学会成为自由的人。[正如一位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所说，]‘我们不会在未来……突然遇见一群已经准备好的人……如果不持续地锻炼他们的能力，就不会有自由的人……外在的革命与内在的革命是相互预设的，必须同时进行，方能成功。’” [Martha Ackelsberg, Free Women of Spain, pp. 54-5]

因此，借用布克钦的话来说，直接行动是“每一个个体唤醒其内在隐藏力量的手段，是唤起新的自信与自我胜任意识的手段；也是个体直接掌控社会的手段。”[Op. Cit., p. 48]

而且直接行动也能催生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些新形式将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成形，因而更加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更加依靠自我管理。直接行动不仅能解放个体，也能够创造出自由的、自我管理的组织，用以取代当前的等级组织（参见I.2.3节）。例如在克鲁泡特金看来，工会是“与资本主义直接斗争的天然工具，也是未来社会秩序的组成机制。”[quoted by Paul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 81] 换句话说，直接行动帮助我们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创建新的世界：

“直接行动不仅赋予参与者权力，它还对其他人产生影响……[它包括]那些通过树立积极榜样而吸引支持者的示范性行动。当代的例子……包括食品或日托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企业、劳动产权^¹⁵⁰的住房项目、女性自助健康集体、城市占屋或女性和平营地^¹⁵¹[以及传统的例子如产业工会、社会中心等]。这些活动不仅赋权了参与者，也向他人展示了非等级化的组织形式不仅可以存在，而且还可以有效地运作。”[Ackelsberg, Op. Cit., p. 55]

此外，诸如罢工等直接行动，还能够激发和推动阶级意识与阶级团结。根据克鲁泡特金的说法，“罢工能够发展团结的情感”；而在巴枯宁看来，罢工“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发动社会斗争的开端……罢工是一种从两个角度来看都极为宝贵的工具。首先，它使群众充满激情，振奋他们的道德能量，唤起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之间存在的深刻对立……其次，它极大地促成并确立了各行各业、各地乃至各国工人之间的团结意识和团结的事实：一种兼具否定性与建设性的双重行动，直接建构起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并几乎以绝对的方式对抗资产阶级世界。”[quoted by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886, p. 256 and pp. 216–217]

因此，直接行动有助于在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体制之中培育出无政府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的替代方案。正因如此，直接行动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直接行动“不是一种‘策略’……它是一种道德原则、一种理想、一种感受力。它应当渗透进我们生活、行为与观念的每一个层面。”[Bookchin, Op. Cit., p. 48]

J.2.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
拒绝将选举视为变革的手段？

原因很简单：竞选政治并不起作用。历史上不乏激进派被选入公职后，变得和他们取而代之的政客一样保守、甚至更加保守的例子。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参见B.2节），任何政府都受到两股权力的压力：国家官僚体系与大企业。这两者确保了任何社会变革的尝试都会被既得利益破坏和掏空——当然，前提这些变革的尝试能走到那一步的话（竞选政治的去激进化效应，将在J.2.6节讨论）。在此，我们将重点指出民主政府内部的既得利益之权力。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国家的一般性质以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都是为了“维持经济上的‘现状’，保护统治阶级的经济特权；而国家，正是他们的代理人和宪兵。”[Luigi Galleani, The End of Anarchism?, p. 28] 因此，国家与资本会限制并控制所谓的主权人民通过投票所表达的政治行动结果。

先从资本说起。假设一个相对改良主义的政府当选，它很快就会面临各种经济压力。资本可能会撤资，迫使政府在经济崩溃的威胁下退让；或者政府试图限制资本外逃，那么它将迅速被新投资孤立，其货币也会迅速贬值。无论哪种情形，都是有效控制民选政府的手段，因为它们确保了经济将遭受重创，而承诺的“改革”将形同虚设。这听起来牵强吗？不见得。正如在D.2.1节中讨论的那样，1974年英国工党政府就遭受过类似的经济压力，而我们今天也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类似的威胁——媒体总在报道“市场”如何看待政府政策，或在贷款发放时要求借贷国进行结构调整，以符合企业利益和资产阶级的经济教条。

至于政治上的压力，我们必须记住，国家与政府之间是有区别的。国家是一套常设的机构体系，拥有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与利益关系；而政府是由一群政客组成的。由于其常设性，权力实际上掌握在这些机构手中，而不是那些来去匆匆的代表们。换言之，国家官僚机构拥有既得利益，而民选政治家却无法有效控制它们：

“这种官僚体系包括武装部队、警察力量和文职机关。这些基本上是自主的机构。理论上，它们隶属于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但陆、海、空三军却由一群受过特殊训练的军官掌控。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就被培养在狭隘的等级传统中，在与议会的交涉中总能凭借其优越的专业知识、职业保密制度与战略恫吓而占据上风。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官僚机构——文职机关，任何对其内部运作有过了解的人都知道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内阁，并通过内阁控制着议会本身。我们实际上是被一个隐秘的影子内阁统治着……所有这些国家的忠诚仆人，都与国家的正常生活完全脱节。”[Herbert Read, Anarchy and Order, p. 100]

顺带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在一个存在贫富差距的社会中，没有什么比”官僚体系“更为必要”，因为它“是为了保护不公正的财产分配所必需的”；但若因此认为官僚体系本身没有其独立的阶级利益，那就大错特错了：“即使你废除了所有其他阶级与差别，只保留一个官僚体系，那你依然与无阶级社会相去甚远，因为官僚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阶级的核心，它的利益与它声称所服务的人民完全对立。”[Op. Cit., p. 99 and p. 100]

除了正式的官僚机构及其权力之外，还有一整套幕后的机构网络，它们是这一权力体系的延伸。这可以分别称为“常设政府”与“秘密国家”。在英国，后者指的是“安全情报机构，即军情五处，以及特别行动处以及秘密情报局，即军情六处”。其他国家也有相应的机构（如美国的FBI、CIA等）。而前者则是指“秘密国家加上内阁办公室、内政部与外交暨英联邦事务部的高层、军队与国防部……以及所谓的‘常务次长俱乐部’，这个由高级文官组成的网络——也就是‘文官权贵’。”简言之，这是一整套高级官僚与国家机器的顶层结构。再加上它的“附属机构”，其中包括国会议员（尤其是右翼议员）、媒体中的“影响力代理人”、前情报人员、智库与舆论制造机构、情报机构的前台公司等等。[Stephen Dorril and Robin Ramsay, Smear! Wilson and the Secret State, pp. X–XI]

尽管这些机构理论上受民选政府控制，但实际上可以通过散播假情报、秘密行动、行政拖延、媒体攻击等手段，有效地阻止任何“当权者”不认同的政策被推行。换句话说，国家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并不会超脱于既得利益和政治冲突之上。它本身就是一个致力于保护社会中特定阶层及其自身利益的机构，并且永远都会是如此。

这一“秘密国家”运作的例子之一，是针对1970年代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行动，该行动最终导致了他的辞职（正如Stephen Dorril与Robin Ramsay记录的那样）。同期，工党左翼议员托尼·本也遭到了来自“他自己的”白厅顾问们的巨大压力：

“1975年初，媒体对本发起的攻势得到了秘密国家的加入。时间点非常有意思：一月份，他的常务次官已‘宣战’，而接下来的一个月，英国政治史上最为罕见的骚扰行动就此开始。尽管这一切尚无法确凿地证实，但从表面上来看，首相支持的撤回、白厅文官公开敌对态度、以及秘密行动的启动三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明确的因果联系。”[Dorril and Ramsay, Op. Cit., p. 279]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忽视“秘密国家”在破坏改良主义和激进组织及运动中的作用。这种介入，从对“颠覆分子”的情报收集，到直接的破坏与镇压行为，无所不包。以美国的“秘密国家”为例，霍华德·金在1975年指出：

“国会委员会……开始对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进行调查。

“对CIA的调查披露，CIA已超越其原本的情报收集使命，进行各种秘密行动……[例如，]CIA——在由亨利·基辛格领导的秘密‘四十人委员会’的共谋下——曾致力于‘破坏’智利[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左翼]政府……

“对FBI的调查则揭示了其多年从事非法行为，旨在破坏和摧毁各种激进和左翼组织。FBI曾伪造信件、实施盗窃……非法拆阅邮件；而在‘黑豹党’¹⁵²领导人弗雷德·汉普顿一案中，更似乎涉嫌共谋谋杀……

“这些调查本身也揭示了政府在深究此类活动方面的意愿是多么有限……[他们]甚至将对CIA的调查结果提交给CIA，以确认是否有内容需要被删除。”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 542-3]

此外，CIA还秘密雇佣了数百名美国学者撰写书籍和其他材料，用于宣传目的，而这是在争夺人心的重要战役中的一把关键武器。换言之，CIA、FBI（及其在其他国家的对应机构）和其他国家机关，根本不能被视为中立的机构，它们并不只是被动地执行命令。它们是一个拥有既得利益的网络，拥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与目标。而这些目标，通常会将维护国家-资本结构的稳定置于民众的意愿之上。

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一批不同的政治人物会对同样的经济与制度性影响和利益做出不同的回应。左翼的改良主义政党推行右翼、亲资本（“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政策，与右翼明确支持资本的政党所做的事情极为相似，并非偶然。这是预料之中，因为任何政治体系的基本职能是管理既有的国家与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的权力关系，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它们。政治最大的幻觉，正在于宣称政客有能力进行任何他们想要的改变。而放眼国际舞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政客们对国际经济及其制度、或全球贸易与投资的格局，究竟拥有多少实际控制力？这些制度机构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它们由一个根本无法控制的推动力所驱动——利润动机——正如新自由主义时期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所显示的那样。

这在智利发生的军事政变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当时由军方在CIA、美国跨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的协助下，推翻了经民主程序再次当选的（左翼）阿连德政府。这场政变造成了数千人死亡，并带来了多年恐怖统治与专制独裁，但“亲劳工”政府的威胁被彻底根除，同时商业环境也被“清理”得足够有利于利润增长（参见C.11节）。尽管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对于任何真正信仰自由、或抱有幻想认为国家机器是中立的、并可被左翼政党“接管”加以利用的人来说，这个例子都是关键的——尤其考虑到，智利的命运其实也是世界上许多其他改良派政府的写照。

当然，历史上也确实存在一些相当深远的改革，这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处境。比如美国的新政（New Deal）或英国1945–1951年的工党政府。它们难道不正说明了我们的主张是错误的吗？简而言之：并没有。国家的确可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行改革，但那是因为“不改革”要比“让渡部分统治阶级权力”的风险还要大。在面对经济危机和工人阶级激进抗争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往往会容忍一些原本在正常时期绝不会接受的变革。只要这些改革可以用来拯救资本主义制度，使国家免于彻底崩溃、甚至优化其运作，那么它们就有被推行的可能。毕竟只要阶级社会依旧存在，这些改革在将来随时都可能被收回。

这一逻辑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与40年代的英国展现得淋漓尽致。两国当时都深陷经济困境，并受到来自下层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激进的工人阶级抗争，其潜力远远超越了改良主义的范畴。比如，美国工人掀起的“静坐罢工”浪潮直接推动了亲工会立法的通过，保障了工人在不被解雇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权利。但与此同时，这些立法也起到了将工会纳入国家-资本体系的作用，使其负有制约“非正式”罢工的职责（也即帮助维持利润水平）。同样，英国战后工党政府将约20%的（主要是那些利润最低的）经济部门国有化，也是统治阶级“恐惧心理”的反映。正如保守党议员昆廷·霍格在1943年2月17日于下议院坦言的：“如果你不给人民改革，他们就会给你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多国爆发的近乎革命的社会动荡，仍历历在目——不仅是在被统治者心中，也在统治阶级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这种国有化也没被看作“社会主义”而被畏惧。充其量，它只是被当作是改善英国经济运行效率的工具。正如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所指出：“资本家的真实想法，与其去听议会前排的保守党议员，不如看看股市的反应和实业家的言论。”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对工党政府的作为及其发展方向，并没有感到不满。”[《既非国有化也非私有化》，Vernon Richards（编），第9页]

历史证明了蒲鲁东的论点，即国家“只有在受到外部某种力量的邀请、激励或逼迫，才能转变为某种形态并承担起革命的工作”，具体而言，这种外部力量就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机构在巴黎成立……以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Le Représentant du Peuple, 1848年5月5日] 因此，如果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的改革，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改革是对来自基层的激进压力的回应，而我们本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成果。总的来说，自19世纪80年代无政府主义者提出反对选举主义的论点以来，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在选举过程中，工人阶级总是会被欺骗和愚弄……即便他们设法将一名、十名或五十名工人代表[送入议会]，他们也会被腐化并丧失权力。此外，即使议会中的多数席位由工人组成，他们也会无能为力。因为不仅有参议院……还有武装部队的首领、司法和警察的领导层；他们将会反对这样一个议会所提出的法案，并拒绝执行那些有利于工人的法律（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更进一步地说，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没有任何法律能够阻止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任何法律能够强迫资本家维持工厂运营、按特定条件雇佣工人，也无法强迫商人以某个特定价格出售商品，诸如此类。”[S. Merlino，引自Galleani，Op. Cit., p. 13]

任何工人都会告诉你，尽管存在关于健康与安全、工会组织、工作时长等方面的法律，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就会遵守它们。在美国，解雇加入工会的工人是违法的，但这并不能阻止资本家这么做。同样，许多人可能会感到惊讶，事实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许多州就已经法律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但在1886年，工人们仍然不得不通过罢工来争取它的落实，因为这些法律并未得到执行^¹⁵³。归根结底，政治行动要想产生实际效力，必须依赖直接行动来执行（而执行的战场——就在工厂和街头）。如果政治决定最终仍需依靠直接行动来落实，那么在决策之前直接行动就已经能够发挥作用，这也揭示了等待政客采取行动的局限性。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投票还有其他原因。事实上，选举程序与直接行动背道而驰。它的本质是让别人代表你采取行动。因此，选举不仅不能赋予人们力量或增强他们的自信，反而会剥夺他们的自主性，因为它塑造了一个“领袖”形象，让人们期待它会引发变革。正如布莱恩·马丁所指出的：

“一切历史证据都表明，政党更像是激进变革的绊脚石，而不是推动力。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政党可能会被选民赶下台，它们所推行的政策变化也可能被轻易推翻。

“更重要的是激进政党本身的安抚作用。在多个历史时刻，激进政党是因民众的激进抗争才被推上台的。然而一次又一次地，这些‘激进’政党最终却成为阻碍激进变革的枷锁。”[“没有选举的民主”，pp. 123-36，《重塑无政府主义》，霍华德·J·埃利希（编），p. 124]

从各种左翼政党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工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在社会动荡时期当选后，往往会采取行动安抚统治精英：通过遏制可能威胁资本主义利益的大众运动来维护现有的秩序。例如，1936年法国人民阵线当选后采取的首要行动，就是终结罢工和工厂占领，并总体上抑制群众的激进斗争——然而正是这些斗争，才曾是人民阵线赢得政权的最强大助力。1945年当选的英国工党政府则在改革方面尽可能保持克制，拒绝改变基本的社会结构。仅仅通过对部分行业的国有化，将工人的雇佣关系从私人资本家转变为国家雇主，但仍然维持雇佣劳动制度。然而，该政府在上台的最初几天内就腾出时间派遣军队镇压码头工人的罢工（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事实上，工党政府使用军队镇压罢工的次数甚至还要远超保守党政府）。

这些事实都表明：现有的权力结构无法通过选举得到有效挑战。首先，当选代表并没有被授权，也就是说，无论他们在竞选时许下了怎样的承诺、或选民有何期望，他们都不会受到任何政策上的约束。只有在选举期间，公众对政客的影响力才最大；但一旦选举结束，因为缺乏即时罢免的机制，议员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而在实践中，直到下次选举之前，选民几乎不可能罢免政客；而在这段时间里，议员们会不断受到强大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尤其是商业游说团体、国家官僚机构和政党内部的权力掮客。

在这种压力下，政客背弃竞选承诺几乎成了一种“传统”。通常，这种违背承诺的行为会被归咎于个人品行不端，于是社会周期性地爆发“把这帮混蛋赶下台”的愤怒情绪——然而新的代表上台后，他们却“神奇地”也变成了“混蛋”！所以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本身，正是这个制度制造了“混蛋”，滋生了背叛与腐败交易，而这些现象几乎成了政治运作的常态。考虑到现代“民主”的运作方式，人们居然还在严肃对待这一制度、甚至去投票，实在令人惊讶。事实上在美国及其他类似国家，这种“民主”实践通常伴随着极低的投票率。然而，仍有一些选民参与其中，把希望寄托在新政党身上，或试图改革主要政党。这种做法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毫无意义，因为它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是整个制度塑造了政客和政党，使其按照自身的形象运作；并由于其等级化和集权化的本质，使大众边缘化和异化。无论政党政治如何运作，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然而，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区分“政府选举”和“全民公投”。我们在此讨论的是前者，即视选举主义为一种社会变革手段。相较之下，公投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直接民主。尽管它仍然存在缺陷，但远胜于每隔四年左右选举一次政客。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完全反对一切形式的选举政治介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选举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时参与投票（例如，当法西斯或准法西斯政党有望获胜时）。一些社会生态学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受默里·布克钦的影响，甚至支持直接参选，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可以通过参与地方选举来建立自治的社区议会。然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同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地建立社区自治（关于这一讨论，见J.5.14节）。

即便在地方层面，在国家主义体系中进行选举的局限性依然使得绝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投票视为变革的手段。相反，我们坚定地支持直接行动——它不仅能在当下推动改进，更能为现行制度构建现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J.2.3 投票选举的政治含义是什么？

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选举意味着对现状的认同。关于这一点，苏格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克尔曼（James Kelman）的一段话值得引用：

“国家宣传一再强调，不投票的40%以上选民之所以不投票，是因为他们对政治无所谓。在美国，情况也是如此，据说大约85%的人口‘不关心政治’，因为他们甚至懒得注册投票。对国家而言，拒绝政治制度是不可接受的……当然，投票唯一会导致的结果，就是让其他人来认可这个不公正的政治体系……无论投票给任何政党还是个人，本质上，都是在支持这个政治体系。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读你的投票，但它依然是对现有体制的认可……如果现有体制的运作机制真的有可能带来系统性的变革，那它早就被统治阶级废除了。换句话说，政治制度[之所以]是国家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因为]它被精心设计和调整过，用以确保自身的延续。统治者决定了公众‘进入政治舞台’的方式，而这正是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游戏规则。”[Some Recent Attacks, p. 87]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投票选举是正确的、是一种义务。例如在美国的学校里，孩子们就会选举班长和其他职务。通常还会举行模拟大选，来“教育”孩子们什么是“民主”。每隔一段时间，选举报道就会主导媒体。如果不投票，我们会被施加“逃避公民责任”的道德压力。而那些没有选举或选举被操控的国家，则会被视为失败的例子。因此，选举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准宗教仪式。然而现实是，“选举在实践中始终有效地维系着私有制、军队、男性主导地位和经济不平等之类的既有权力结构。从未有哪次选举真正威胁到这些制度。正是从激进批评者的角度来看，选举才最具局限性。”[“没有选举的民主”，pp. 123-36，《重塑无政府主义》，霍华德·J·埃利希（编），p. 124]

选举还以其他方式服务于国家权力的利益。首先，投票有助于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因此，投票权的扩大，往往发生在大众需求并不强烈、但政府却需要大规模民众支持的关键时刻，例如战争或革命期间。其次，选举被塑造成唯一合法的政治参与形式：这使得任何被压迫或被边缘化群体的反抗更容易被公众视为非法行为。选举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直接行动和建设新型社会结构上，转移到统治阶级可以轻易控制的体制内活动。例如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的大选，就成功缓解了革命形势；而2000年代初阿根廷反对新自由主义抗议期间的选举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

通过将政治参与转变为“安全”的竞选与投票行为，选举削弱了更为激进的直接行动的风险，同时也在大众中制造出一种虚假的权力感与主权意识。投票通过将精力从基层行动中引开，实际上削弱了基层的力量。毕竟，选举政治的目标是选出一个代表来替我们行动。因此，我们不再会亲自采取直接行动来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政府采取间接行动。这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陷阱，因为自打我们出生起就在等级制度社会中被灌输以被动与服从的态度，这使得我们大多数人都根深蒂固地倾向于将重要事务交给“专家”与“权威”。克鲁泡特金对此的整体影响有着精准的描述：

“去投票吧！比你伟大的人会告诉你，资本自我毁灭的时刻已经来临。那时，他们将剥夺残存的少数篡夺者……而你所要做的，仅仅是在一张纸上写下你的党派头目让你投票支持的那个人的名字！”[quoted by Ruth Kinna, "Kropotkin's theory of Mutual Aid in Historical Context", pp. 259-283,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No. 40, pp. 265-6]

无政府主义者也批评选举让公民产生一种虚假的印象，认为政府为人民服务，或至少可以为人民服务。但正如马丁提醒我们的那样，“几百年前，现代国家的建立曾遭遇极大的抵抗：人们拒绝纳税、拒绝被征兵、拒绝服从国家政府制定的法律。而投票制度的引入与选举权的扩展，极大地助推了国家权力的扩张。人们不再将这个制度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而是看到国家权力可能被用来为自己服务的可能性。随着选举参与程度的上升，人们对纳税、服兵役以及大量起规范行为的法律的抵抗程度——也大大减弱了。”[Op. Cit., p. 12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投票反而使国家权力的扩张获得了合法性，以至于如今的国家权力，已经超出了由投票这种参与形式所能真正控制的范围。尽管如此，认为“选举参与等同于民众对政府的控制”这一观念已深植人心，即便是最公开质疑体制的激进分子，也常常无法完全摆脱它的影响。

因此，投票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在于：它鼓励人们认同国家权力，为现状辩护。此外，它还滋养着一种错觉，即认为国家是中立的，而选举政党上台就意味着人民掌控了自己的生活。而且，选举还有使人变得被动的倾向，让人寄希望于上层的拯救，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动性。它由此制造出领袖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分裂，使选民变成了政治活动的旁观者，而非真正的参与者。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更倾向于独裁统治或“开明”君主制。事实恰恰相反，使国家权力民主化可能是废除它的重要一步。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意巴枯宁的观点：“[即使是]最不完美的共和国，也比最开明的君主政体好上一千倍。”[quoted by Daniel Guerin, Anarchism, p. 20] 这仅仅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参与选举这场闹剧，尤其是在还有更有效的方式能够带来积极变革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拒绝相信，那些最初制造问题的制度本身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J.2.4 投票支持激进政党难道不会奏效吗？

毫无疑问，投票确实可能带来政策上的一些改变，而只要这些改变有所进展，这当然是好事。然而，这些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始终是在等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威权框架之内进行的——而这个框架本身是无法通过投票予以挑战的。投票反而会使得国家的这一框架获得合法性，从而确保社会变革（充其量）只是温和的、渐进的、改良主义的，而非迅速且激进的。实际上，“民主”进程的结果是导致所有成功的政党最终都致力于“维持现状”，或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细节上作些微调（而这通常也是政策变更的极限了）。这一趋势看来不太可能发生改变。

鉴于现代文明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危机，亟需迅速进行系统性的激进变革；因此，寄希望于通过选举制度推进渐进式改革，必须被视为一种具有潜在致命后果的战术错误。竞选活动历来是激进主义的坟墓。政党只有在毫无当选可能的情况下才会保持激进性。然而许多社会运动者仍然试图利用选举，参与这个使大多数人丧失权力、并助长他们所反对之社会问题的体制。选举赋权于政治家，而非选民——这应当成为激进圈内的共识。因此，选举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少数领导者，促使他们代替我们去行动，而不是我们代表自己采取行动（参见H.1.5节）。如果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大众的参与，那么显然，使用选举这种方式将会削弱这种参与。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政党内部，因为“在体制内”运作会削弱基层行动者的力量，这一点可以从德国绿党在八十年代初的经验中看出。绿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联盟往往产生了巩固现状的效果，因为这些联盟将本应投入更为激进且有效行动的能量收编进了体制内。为了获得些许的影响力，原则就因此被忽视，最终产出的只是些稀释的立法，只是对现有体制进行微调，而非对其进行根本性变革。

如H.3.9节所讨论的那样，国家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仅仅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一个简单工具。国家官僚机构内外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斗争，这些斗争会影响政策的制定、赋权于不同的社会群体。这可能导致与统治精英的冲突，同时，国家为了维护整个体系的需要，也可能与资本主义阶级内部的某些利益集团发生矛盾。正因为如此，许多激进政党认为国家是中立的，因此在其内部运作是合情合理的——例如争取劳工、消费者和环境保护法案。然而这种推理忽视了一个事实：国家的组织结构本身并非中立。用布莱恩·马丁的话来说：

“无政府主义的基本洞见在于，从人类自由和平等的角度来看，国家作为一个集中化的行政机制，其结构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即使国家偶尔可以被用于一些有价值的目的，但作为一种手段的国家，本身是有缺陷的，并且不可能进行改革。国家中不可改革的那些方面，最核心的在于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以及为战争、内部控制、征税、保护财产和官僚特权等目的而施加的权力。

“投票选举的问题在于，国家的基本前提从未被视为是可以讨论的内容，更不用说加以挑战了。国家对战争暴力的垄断从未成为争论话题。国家对内部叛乱的暴力镇压亦是如此。国家从人民那里征收经济资源的权力也从未受到质疑。国家对（资本主义下的）私人财产或（国有社会主义下的）官僚特权——或者兼其两者——的保障，亦是如此。”["Democracy without Elections", pp. 123-36, Reinventing Anarchy, Again, Howard J. Ehrlich (ed.), p. 127]

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一个新的政治团体足够激进，那么它就可以将国家权力用于良善的目的。尽管我们会在J.2.6节中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先以一个具体案例为例，那就是绿党：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相信，在现行政治体制内工作就是实现其目标的最佳方式。

然而，一旦承诺利用选举制度实现变革，绿党就必然要将其政策诉求转化为立法议程。而一旦立法通过，国家的强制机制就将被用于实施这些法律。因此，绿党就会不可避免地会致力于维护国家权力。然而正如我们在B.2节中所分析的，国家是一整套的等级制机构，统治精英正是通过这些机构主导着社会和个人。也正如我们在第E节中所看到的，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这些都是绿党运动的核心选民——为了实现其自身的目标，关键都在于拆除等级制度与支配关系。因此，既然国家不仅是社会中最大、最具权力的等级制度结构，而且维护了所有主要社会机构中的等级制形态（因为这种形态最适合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国家本身，就是阻碍绿党运动核心选民成功的主要绊脚石。因此，从原则上来说，一个议会中的绿党就不可能实现绿党运动的根本目标。而对于任何以社会正义为主要目标的激进政党来说，这样的论点同样适用，因为其目标——如同女权主义者、激进生态主义者和和平行动家一样——同样依赖于对等级制度的拆除。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论证的，激进政党面临着来自经济和国家官僚机构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会确保即便是真诚的激进政党，也无力推行重大的改革。对代议制民主问题的唯一真正回应，是鼓励人们不去投票。这种反选举的运动可以成为一种重要方式，使人们意识到当前体制的局限性，而这正是人们认真考虑无政府主义替代方案——通过直接行动来建立替代性的社会与经济组织——的必要前提。关于弃权主义的含义，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展开讨论。

J.2.5 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支持弃权主义？
其意义又何在？

最基本而言，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弃权主义，是因为“参与选举意味着将自己的意志和决定转移给他人，这与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Emma Goldman, Vision on Fire, p. 89] 正如蒲鲁东所强调的，在国家主义的民主制度下，人民“只能每三年或四年去选择他们的首脑和骗子。”[quoted by George Woodcock,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152]

如果你反对等级制度，那么参与一个让你选出统治者的体制几乎就是雪上加霜！正如路易吉·加莱阿尼所指出的，“一个有能力选择自己统治者的人，从逻辑上说，也有能力不受其统治。”[The End of Anarchism?, p. 37] 换言之，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否定权威的观念，我们也否定“选择权威（无论是老板还是政客）就能使人获得自由”的说法。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以“自我管理”与“自由联合”的名义拒绝政府选举。我们拒绝投票，因为投票本身就是在支持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我们（事实上）在被要求向国家作出效忠，而非对我们的同胞承担义务，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象征性的过程——一个将我们自由异化的过程。

无政府主义者深知，选举的作用在于为政府提供合法性。我们始终警告：既然国家本身就是维系贫困、不平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性别歧视、环境破坏和战争这一整套体制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指望通过每四五年更换几位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就能来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主张在选举期间采取弃权主义，以揭露“民主”的荒诞性、显露选举的剥夺性本质、并暴露国家的真实角色。

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当你投票时，你就是在选择统治者。而我们所倡导的，是让人们选择自我统治，选择在工作场所、社区、以及任何地方——与他人平等地自由组织。这是一个你无法通过投票得到的选项：一个新社会的可能性。无政府主义者鼓励人们不要等待他人来推动改变，而是自己动手去实现改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立即削弱国家的权力，从长远来看，还能以替代国家的方式建立新的社会结构。这正是无政府主义支持弃权主义的核心所在。

此外，除了基于反国家立场所做出的否定选举这一基本立场外，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还支持弃权主义，是因为这为我们在选举期间传播理念提供了契机。事实是，在选举时期，人们往往比平时更关注政治。因此，通过倡导弃权主义，我们可以传达我们对当前体制本质的认识，例如当选政客无法控制国家官僚机构，国家如何运作以维护资本主义等等。此外，这也使我们能够提出直接行动的理念，并通过提供政治闹剧之外的一种可行替代方案，吸引那些对政党与现行体制感到幻灭的人转向无政府主义。毕竟，不论投票者还是不投票者，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现有体制感到失望。许多投票者只是为了反对另一个候选人，在“最不糟糕”的选项中做出选择。许多不投票者实际上也是出于政治原因，例如厌倦了政治系统、看不出政党之间的重大差异，或者意识到候选人并不关心像他们这样的人。这些不投票者往往比投票者更偏向左翼。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弃权主义，是将对不公正体制的消极反应转化为积极行动的一种方式。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选举活动的反对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如路易吉·加莱阿尼所写道的：

“无政府主义者的选举弃权主义，不仅意味着一种与代议原则相对立的理念（无政府主义彻底否定该原则），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出对国家完全的不信任……此外，无政府主义的弃权主义所产生的影响，远非‘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那些冷嘲热讽的职业政客所称的那种无动于衷的懒惰。它揭开了国家用来欺骗轻信群众、将自己伪装为全体国民真正代表的宪政骗局，从而揭示出其本质特征：国家是统治阶级的代表者、代理人和警察。

“对改良、公共权力和委托权威的不信任，可能会[在阶级斗争中]引发直接行动……这可以决定这种行动的革命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是促使群众学会管理自己个人事物和集体事务的最佳方式；而且，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即便是现在，劳动人民也完全有能力掌控自己的政治事务和行政事务。”[Op. Cit., pp. 13-14]

因此，弃权主义强调自我行动与自我解放的重要性，同时具有显著的启蒙作用，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存在，而是服务于维护阶级统治；真正有意义的变革只能自下而上地通过直接行动实现。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必然反映该社会统治精英的观点，因此，任何在选举期间主张弃权并揭示投票荒诞性的运动，必然对现存秩序构成挑战。换句话说，弃权主义与直接行动和自由意志主义替代结构的建设相结合，是改变人们思想、推动自我教育乃至实现自我解放的极其有效的方式。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倡导弃权主义，是为了激发行动，而非鼓励冷漠。拒绝投票并不足够，无政府主义者还鼓励人们组织起来并进行抗争。弃权主义必须成为阶级斗争、自我行动和自我管理在政治上的对应物，只有如此，它才能有效；否则，它就和投票一样毫无意义。

J.2.6 激进派参与选举活动会带来什么后果？

尽管许多激进派或许会认同我们对选举活动及投票局限性的分析，但却很少有人会自动接受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弃权主义的主张。相反，他们主张应将直接行动与选举活动结合起来。据他们所说，通过注入自我行动的活力，就可以克服选举政治的种种局限。而且他们还指出，国家的权力过于强大，不应轻易交由工人阶级的敌人掌控。而一个激进派的政治人物，不会像右翼、亲资本主义的政治家那样，下令镇压社会抗议。

这些关于激进派参与选举的论点固然重要，但最终却忽略了国家的本质及其对激进派所具有的腐蚀性影响。这种改良主义思路的结局往往是灾难性的。若以历史为鉴，激进派参与选举的最终结果就是：等到他们真的掌权时，便会欣然做出他们原本声称只有右翼才会做的事情。比如1899年，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加入法国政府，但局势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在劳工纠纷中，罢工者“向米勒兰寻求援助，坚信在他身处政府之际，国家就将会站在工人一边。然而，这种信心在几年之内就大为动摇。政府对工人的支持并不比其前任更多；军队与警察仍然被派遣前往镇压严重的罢工。”[Peter N. Stearns,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and French Labour, p. 16] 另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在1910年担任内政部长期间，“以最严厉的手段镇压了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宣布军事紧急状态后，他威胁所有罢工者将受到军事法庭审判。”[Jeremy Jennings, Syndicalism in France, p. 36]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正发生在社会民主党自称为革命者、并以“工人需要自己的代表进入政府，以防罢工时军队被用来镇压”为理由来反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时期！

再看看1945至1951年间的英国工党政府，同样的情形再次出现。这个被广泛认为是史上最为左翼的工党政府，在其执政的每一年都动用军队镇压罢工，刚刚上台数日便出动军队对付码头工人罢工。到了1970年代，工党再次动用军队来打压罢工。实际上，工党动用军队镇压罢工的次数，比保守党还要多。

许多人将这些背叛归咎于当选的个人，认为我们只需要选出更好的政治家、挑选更优秀的领袖。但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种看法再错误不过。问题并不在于参与的人，而在于所使用的手段。蒲鲁东在讲述其作为议员的亲身经历时写道：“一踏入议会这座西奈山^¹⁵⁴时，我便与群众失去了联系；由于被立法工作所吞噬，我完全失去了对现实事件的关注……只有真正置身于这个被称为‘国民议会’的隔离所，才能体会那些对国家状况最为无知的人，几乎总是那些代表国家的人。”那里存在着“对日常事实的无知”与“对人民的恐惧”（“所有当权者的通病”），因为“对于那些掌权者而言，人民就是敌人。”[The Anarchist Reader, p. 111] 工团主义者埃米尔·普热最终指出，这种命运无可避免，因为任何社会主义政治家“都无法打破既有的框架；他不过是压迫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不管他是否愿意，只要作为部长，他就必须参与镇压无产阶级的工作。”[quoted by Jennings, Op. Cit., p. 36]

如今，像蒲鲁东那样以激进派身份进入议会的人已寥寥无几。通过选举实现激进变革的理念已非常罕见。这一发展本身就印证了无政府主义者对选举政治批判的正确性。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选举活动会导致参与其中的政党逐渐变得温和、趋于改良主义——最终沦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为了获得选票，政党必须显得“温和”且“务实”，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现有体制内运作：

“参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从未使工人运动向社会主义靠近哪怕一丝一毫；相反，由于这种方式，社会主义几乎被彻底压垮，沦为无足轻重的地位……参与议会政治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影响，如同一剂隐蔽的毒药。它摧毁了人们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的信念，更糟的是，它破坏了人们自助的冲动，使人们沉溺于一种灾难性的幻想——认为拯救永远来自上层。”[Rudolf Rocker, Anarcho-Syndicalism, p. 54]

这种腐化并非一夜而成。亚历山大·伯克曼指出了它是如何逐步发展的：

“过去，社会党人……声称他们利用政治只是为了宣传的目的……参与选举是为了有机会宣传社会主义。

“这看起来或许是无害的事，但事实证明这正是社会主义毁灭的根源。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为真实：你用来达成目标的手段，很快就会变成你的目标……他们一点一点地改变了自己的态度。选举从一种教育手段，逐渐演变为他们获得政治职位、进入立法机构和其他政府职位的唯一方法。这种变化自然而然地使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弱化他们的革命激情；为了避免迫害、为了赢得更多选票，他们被迫软化对资本主义和政府的批评……他们已经不再是革命者；他们变成了希望通过法律改变现状的改良派……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在任何地方，他们都背弃了理想、欺骗了大众……导致这种持续和普遍背叛的原因[远比某些个人恶棍当选]更加深层……因为没有人会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恶棍或叛徒。

“是权力使人腐化……政治的污秽和腐败在任何地方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即使社会主义者们怀着最好的意图进入立法机构或政府，他们也会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完成任何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情……这种堕落和败坏是一点一点发生的，逐渐地，甚至他自己都难以察觉……[当选的社会党人]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陌生且敌对的氛围之中……他必须参与正在进行的事务。而那些事务的大部分……与社会党人所信仰的理念毫无关系，与投票支持他的工人阶级选民的利益也毫无关联……当一项与劳动相关的法案……被提出时……他不是被忽视，就是因为其不切实际的想法而被嘲笑……

“我们的社会党人意识到，他[在其他政客眼中]被当成了笑柄……发言的机会也越来越难获得……他知道，无论是通过发言还是投票，他都无法影响议会的进程……他的演讲甚至无法传达到公众……于是他呼吁选民再选出更多同志 ……岁月流逝……[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被选上来。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同样的过程……[然后]很快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他们]必须表现得像‘务实者’……必须让选区看到他们确实在做事……于是，现实的环境迫使他们在议事过程中扮演一个‘务实’的角色，说些‘实际’的东西，配合议会正在处理的那些议题……多年沉浸在这种氛围中、享受着优渥的职位和报酬，当选的社会党人自身也成为政治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选举成绩越来越好，政治权力的获得也越来越多，他们变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满足于现状。脱离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苦难，生活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他们成为了自己口中的‘务实派’ ……权力和地位逐渐扼杀了他们的良知，他们已无力、也无诚实可言去逆流而上……他们，已然成为资本主义最坚固的堡垒。”[What is Anarchism?, pp. 92-8]

因此，“他们曾想要征服的政治权力，最终却征服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几乎将其彻底抹去。”[Rocker, Op. Cit., p. 55]

我们必须补充说明，这些论点并非事后诸葛。巴枯宁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曾指出，“[利用选举的]必然结果将是，工人代表被转移到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环境中，在一种纯粹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氛围中……他们的世界观将变得资产阶级化，甚至可能比资产阶级本人还要严重。”只要普选权“是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行使的——在这个社会里，人民，即工人大众，在经济上被少数人所统治，而这少数人独占国家的财产和资本”，那么选举“只能产生虚幻的、反民主的结果。”[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16 and p. 213] 这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两个工人当选德国议会”，对国家并“不是危险”，而且事实上，它还“对德国的国家极为有用，充当了避雷针或安全阀的作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与社会理论”不同，这种理论“直接而不可避免地引导他们与一切政府和一切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彻底决裂，除了社会革命之外别无选择”，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则不可避免地在所谓政治策略的幌子下，使其信徒与政府以及各种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无休止的妥协——也就是说，它将他们直接推进了反动之中。”[Bakunin, Statism and Anarchy, p. 193 and pp. 179-80] 就德国社会民主党而言，这一点在1914年显而易见——当时他们支持国家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1918年后，他们镇压了德国革命。

因此，历史证明了巴枯宁的预言是正确的（正如他对“马克思主义将导致精英统治”的预测也被证实了一样）。简而言之，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者参与资产阶级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将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运动）拖入资产阶级政治和其影响的泥潭中。换句话说，参与其中的政党最终会被其所处的环境所塑造，而不是相反。

历史上充满了激进政党最终成为体制一部分的例子。从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再到1980年代的德国绿党，我们目睹了那些最初高呼直接行动和议会外活动必要性的激进政党，一旦掌权，便开始否认这些手段。从最初只是将议会作为传播理念的一种工具，到最后将选票看得比理念本身更为重要。珍妮特·比尔总结了德国绿党在试图将激进竞选与直接行动结合时所产生的后果：

“德国绿党曾是全球绿色运动的旗舰，现在却应被视为再普通不过的政党，正如他们事实上的领导人所言。如今他们成了野心家的聚集地，其唯一突出的特点是那种老旧的政客作风、党派政治和一切如常的庸俗方式，在他们的妥协与背叛原则的故事中再度上演，并且进展之快令人咋舌。在他们那极其表面化的旧价值观面纱的遮掩下——现在确实是极其薄的面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谋求职位、达成妥协……他们已变得‘务实’、‘现实’，并‘以权力为导向’。这个曾经的新左派衰败得相当严重；不只是德国如此，其他地方亦然。既然1914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这样走向堕落的，那么1991年的绿党又为何不会重蹈覆辙呢？结果也正是如此。”["Party or Movement?", Greenline, no. 89, p. 14]

令人遗憾的是，这正是所有此类尝试的最终结果。最终，那些主张采用政治行动的人，所能依赖的只是候选人的良好本意和个人品格。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提供了一种对国家结构及其他影响因素的分析，以此说明为何即便是品格良好的人，一旦当选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与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激进派不同，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唯物的、科学的分析，探讨竞选活动的机制以及其对激进派的影响。正如其他形式的理想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激进派的论点都在现实面前纷纷破产。

然而，许多激进分子仍拒绝接受这一历史教训，不断尝试创建一个“不会重蹈以往政党妥协与背叛覆辙”的新政党。而他们却反过来说无政府主义者才是空想主义者！“你不能常在河边走，还能不湿鞋。”[Berkman, Op. Cit., p. 99] 这正是拒绝（或用竞选活动来“补充”）直接行动作为社会变革手段的结果。因为任何社会运动“若放弃其对直接行动的坚持，转而‘在体制内运作’，就等于摧毁了它作为社会创新运动的独特性。它将重新溶解于那些追求体面而非变革的‘群众组织’的无望泥淖中。”[Murray Bookchin, Toward an Ecological Society, p. 47]

此外，使用竞选活动，还会对采用它的运动具有一种集权效应。政治行动逐渐被视为由代表们在议会中替民众而进行的活动，而“基层”群众则排斥在外，仅剩下被动支持的角色。只有领导者积极参与，焦点也逐渐集中在他们身上，然后也很快就会认为“政策理所当然应由他们制定”。大会逐渐蜕变为类似集会的场合，而政客们甚至公开承认在必要时会无视大会的任何决议。更不用说那些政客反口而行、背弃承诺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最终，政党的大会也不过如同议会选举一样，党员只是支持这个领导者而对抗另一个而已。

不久之后，政党就会反映出资本主义体系中那种手工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在这里，不是工人阶级的自主行动和自我决定，而是由一个非工人阶级的领导层替人民行事。这种替代不仅取代了社会斗争中的自我管理，也侵蚀了党内的自我管理。选举主义加强了领导者对政党的控制，也加强了政党对其所声称代表的人民的控制。问题的真正原因及解决之道被领导者有意掩盖，鲜少讨论，以便集中力量关注那些有利于赢得选举的大众议题。最终，激进派“非但没有削弱人民对法律和政府的错误信念和奴性信仰……反而实际上强化了他们对强制性权威和政府的信仰。”[Berkman, Op. Cit., p. 100] 而这恰恰一直是扼杀反抗精神、自我管理和自助意识的致命力量——这些正是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因此，第一国际西班牙支部在1870年的这一决议，似乎已被历史反复地证实：

“工人阶级任何对中产阶级政治政府的参与，只会巩固现存的体制，并必然会削弱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行动。[工会的]联合会才是劳动的真正代表，应当在政治体制之外开展工作。”[quoted by Jose Pierats,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69]

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试图以任何理由夺取国家政权，而是致力于在社会内部推动一种抵抗文化，使国家必须接受来自外部的压力（参见J.2.9节）。我们认为，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

J.2.7 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了揭露改良主义政党
而投票支持它们吗？

一些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分支），主张我们应该鼓励人们投票支持工党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派。在这方面，他们追随了列宁1920年反对反议会左派时的论点，即革命者应当“帮助”这些政党当选，因为许多工人仍然追随这些政党的领导，这样他们才能“通过自己的经验认识到，我们才是对的”，认识到这些政党“完全一无是处，它们本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和背叛性的，它们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希望群众追随我们”，我们就需要以“绞索支撑吊死者”的方式“支持”这些政党。通过这种方式，让群众亲身体验改良主义者的执政，“大多数人很快就会对他们的领导者感到失望，并开始支持共产主义。”[The Lenin Anthology, p. 603, p. 605 and p. 602]

这一策略的提出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如果人们看到革命派支持受欢迎的、依托工会的政党，革命派将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在争辩“这些政党与公开支持资本主义的政党并无不同”的时候，就有可能疏远工人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通过让改良主义政党执政，其支持者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事实将击碎他们对这些政党的幻想。改良主义政党将经受现实的考验，而当它们为了维护现状背叛支持者时，那些曾投票支持它们的人就会被激进化，进而寻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即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社会主义组织一类的政党）。

首先，这种策略极其不诚实，因为它掩盖了那些支持此策略者的真实想法。说出真相本身就是一项革命性的行为。激进派不应效仿资本主义媒体的做法，说半截话、歪曲事实、隐瞒信仰，或支持自己反对的政党。即使这意味着在短期内不受欢迎，那也无妨。批判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宗教或其他种种问题，确实可能疏远一些人，但很少有革命者会如此机会主义，以至于在这些问题上闭口不言。从长远来看，坦诚你的理念，才是建立一个致力于铲除腐朽社会制度之运动的最好方式。以真假参半的方式发起这样的运动，注定要失败。

其次，无政府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这一主张的基础。其背后的逻辑是：选民在对改良主义领导者及其政党感到幻灭之后，会去寻找新的、“更好的”领导者和政党。然而，这种想法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源——即等级制度社会在人民身上培育出的对领导者的依赖心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希望人们去追随“最好的”领导，他们希望人们自己管理自己，自主行动，处理自己的事务，不再追随任何想要领导他人的人。如果你真的相信被压迫者的解放只能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就像列宁主义者声称的那样），那么你就必须拒绝这种策略，而转而支持那些能够促进工人阶级自主行动的策略。

我们拒绝这种策略的第三个原因，是它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失败的。大多数支持者似乎未能意识到，选民确实已经多次将改良主义政党送上执政位置。列宁在1920年提出了这一策略，但此后几十年里，从未通过这种方式使投票群众产生普遍的激进化，甚至连改良主义政党中的激进成员也没有被激进化；尽管英国已经历了多届工党政府，而这些政府无一例外都侵害了工人阶级。而且，人们因改良主义政党执政而产生的幻灭，往往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本身的失望，而不仅仅是否定其淡化版的改良主义。如果说列宁的立场在1920年尚未付诸实践时对某些人尚有说服力，那么随后几十年的经验也已经足以暴露其弱点。

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这种失败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拒绝这种策略的理由本就预示了它的失败。既然这种策略既不批判等级制度或对领导者的依赖，也不质疑投票本身的意识形态与过程，那么它显然无法向选民展示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选民在选举时只会转向其他可选项，而不会选择直接行动）。此外，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或“激进派”政府掌管资本主义体制、推行紧缩政策、打压罢工并普遍侵害其支持者的情形，会损害任何形式社会主义的公信力，使整个社会主义和激进思想都在大众眼中失去信誉。如果说1970年代的英国工党政府和1997年后的新工党政府的经验值得借鉴，由于极右翼还会利用这种幻灭情绪，甚至可能促成极右翼势力的崛起。^¹⁵⁵

那些鼓吹“不抱幻想地”投票支持改良主义者的激进派，拒绝明确地指出没有哪个政府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实际上是在理论上削弱听众的反抗能力。工人阶级会因左翼政党的持续“背叛”感到惊讶、困惑和迷茫，于是他们可能会转而支持右翼政党（因为右翼政党也能赢得选举），以求结束侵害，而不会像工人阶级中激进的少数派那样，将投票本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予以批判。我们还要重复多少次——选举同一个政党、经历同样的过程、遭遇同样的背叛——才能意识到这种策略就是无效的？此外，如果说非得亲身经历某种事物之后人们才会否定它，那为何很少有国有社会主义者将这一逻辑推到极致？我们几乎听不到他们说，我们必须亲历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地狱，或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噩梦，才能让工人阶级“识破”它们。

无政府主义者则主张，我们完全可以在不与改良主义政党结盟、也不鼓励人们投票支持它们的前提下，反对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弃权主义，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去武装那些将在这些政党执政后与其发生冲突的人们。强调所有政府最终都会（迫于资本和国家的压力）侵害我们，我们就能强调我们必须依靠自身的组织和力量来进行自我防卫，由此增强工人阶级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并鼓励其拒绝资本主义、国家和等级领导体制，采纳直接行动的手段。

我们最后必须补充一点：激进派并不需要将自己与议会宣传的闹剧绑在一起才能争取人们接受我们的理念。那些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们，会看到我们采取直接行动、会看到我们的实践、会看到我们构建的无政府主义式替代方案，也会看到我们的宣传。要接触非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可以在不参与或不与议会行动产生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做到。

J.2.8 弃权主义是否会导致右翼赢得选举？

可能会。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仅仅说“不要投票”就行，我们还说“要组织起来”。冷漠，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希望鼓励的东西。

人们弃权的原因，比弃权这一行为本身更为重要。仅仅因为大约50%的人不去投票，就认为美国更接近无政府状态，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弃权主义是冷漠和犬儒主义的产物，而不是出于政治理念。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出于冷漠的弃权主义，既不是革命性的，也不能象征着无政府主义倾向。这种行为，是对所有政治理念和变革可能性普遍持怀疑态度的产物。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的弃权主义始终强调直接行动的必要性，强调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组织，以改变现状、对抗压迫与剥削。在这样的背景下，选举罢工的效果，将与因冷漠而不投票的现象有本质区别。弗农·理查兹指出，“如果无政府主义者能说服一半选民弃权，那么从选举角度看，这确实会有利于右翼的胜出。但也那将是一场空洞的胜利，因为如果有一半的选民通过不投票来表达他们对一切政府的不信任，那么还有哪个政府能继续执政？”这时候的执政党，将不得不统治一个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都已经拒绝政府本身的国家。这意味着政治家们“将面临来自相信自身力量、并据此采取行动的人民的真正压力”。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号召人们不要投票，而是要自己组织起来，并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只有这种力量“才能赢得政府的尊重、才能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数以百万计在纸片上划的叉——永远都做不到这一点。”[The Impossibilities of Social Democracy, p. 142]

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指出的那样：“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强大到能将选举导向左翼，那他们也必然已经强大到能号召工人发动总罢工，甚至是一系列罢工……归根结底，资本家阶级非常清楚：无论是来自右翼还是左翼官员，他们都是可以被收买的。或者说，他们对自己所作的承诺毫无意义。”[Vision on Fire, p. 90] 然而，广大群众是无法被收买的；只要他们有意愿并具备能力进行反抗，他们就能成为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只有通过组织起来、奋起反抗，并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实践团结，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变革。这才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也是我们能够构建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的地方。通过建立一个自我管理、积极主动的社区与工作场所的组织网络，我们就能用直接行动去实现那些议会中的政治人物永远无法给予我们的东西。只有这样的运动，才能阻止无论由谁执政都会对我们发起的侵害。面对一个以直接行动和团结为基础的大众运动，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府，在提出削减政策或推行威权法律之前都会三思而行。霍华德·津恩对此表达得非常清楚：

“我认为一种更合适的行动方式，是不要从代议制政府、投票或选举政治的角度去思考，而应从组织社会运动、组织工作场所、组织社区、组织能够逐渐壮大起来的集体的角度，去思考——首先变得足够强大，来抵抗权威对他们施加的压迫，其次并最终，变得强大到能够真正接管体制……关键问题不是谁在执政，而是你拥有什么样的社会运动。因为我们在历史中已经看到，如果你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运动，那么谁在执政根本不重要。无论执政者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只要你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运动，执政者就不得不退让、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尊重社会运动的力量……投票并不关键，而组织——才是重要的事情。”[An Interview with Howard Zinn on Anarchism: Rebels Against Tyranny]

当然，所有政党都会声称自己比其他党更好，而这正是这一问题背后的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投票给“较小的恶”，因为右翼上台将会是可怕的。但人们往往忘记的是，“较小的恶”依然是“恶”。结果就是，虽然不是“更大的恶”来侵害我们，但是“较小的恶”也做了原本右翼政党会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忘记，正是“较小的恶”——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在1970年代率先推出了货币主义及其他政策，而正是这些政策在1980年代成为里根和撒切尔的核心议程。

这点必须牢记，勿以恶小而为之。这类论证中的核心谬误在于其潜在的假设——“左翼”不会推行与右翼相同的政策。然而历史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而且把政治策略寄托在这种渺茫的希望之上是非常脆弱的。因此，当人们担忧右翼政府上台并试图废除已有的社会成果（如堕胎权、福利计划、工会权利等）时，他们似乎忘记了，那些所谓的左翼政府同样也削弱过这些改革。面对左翼提出的问题——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弃权态度促成了右翼的胜选，那他们将如何捍卫这些改革——无政府主义者则反问左翼：当“左翼”政府开始侵蚀这些改革时，他们又是如何捍卫的？

归根结底，投票支持其他政客并不会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现实是，政客不过是傀儡。正如我们在J.2.2节中所论述的，国家中的真正权力并不掌握在政客手中，而是掌握在国家官僚体系和大企业的手中。面对这些权力，我们已经看到从西班牙到新西兰的左翼政府也在推行右翼的政策。因此，即使我们选出一个激进政党，他们也无法改变任何重要事务，反而很快就会被迫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侵害我们。政客来去匆匆，但国家官僚体系和大企业却始终存在！简单来说，我们不能指望不同的政客团体，会在面对相同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与影响时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因此，我们不能依赖“投票支持较小的恶”，来拯救我们免于右翼胜选所可能带来的危险。我们唯一能寄望的是，无论谁上台，人民都能进行抵抗，因为他们知晓并能够运用自己真正的力量：直接行动。因为“政府压迫的唯一限制，就是人民展示出反抗它的能力。”[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96] 正如弗农·理查兹所言：

“如果无政府主义运动在现实政治中有任何作用，那无疑是向尽可能多的人提出建议并说服他们：他们摆脱希特勒、佛朗哥以及其他统治者的自由，并不取决于投票权或是为‘自己所选的候选人’赢得多数票；而是取决于发展出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形式，使人民能够直接参与，由此削弱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力及其社会角色。”["Anarchists and Voting", pp. 176-87, The Raven, no. 14, pp. 177-8]

J.2.9 无政府主义者不参与选举，那他们做什么？

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拒绝竞选与投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政治冷漠的。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拒绝投票，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我们认为投票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投票认可了一个不公正、不自由的政治体制，使我们将斗争寄托在他人身上。它阻碍了建设性的自主行动与直接行动，阻止了我们在社区与工作场所中建立替代方案。投票滋生冷漠，而冷漠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考虑到西方世界早已实现普选制，并且我们也目睹了工党和激进党派试图通过这一制度推动社会朝社会主义方向变革的发展历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如今我们却似乎比他们当初起步时更离社会主义更远了。简单的事实是，这些党派花了太多时间去赢得选举，以至于他们已经不再思考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和工作场所中建立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竞选不但无法消除冷漠，反而助长了冷漠。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不想浪费选票的唯一办法就是投出废票！我们是唯一一个主张“除非你亲自采取行动、夺回权力、直接抗争体制，否则一切都不会改变”的政治运动。唯有直接行动才能打破冷漠，才能带来实际的成果。它是通往真正自由之路的第一步，是迈向一个自由且公正社会的起点。因此也就毫不奇怪无政府主义者会率先指出，仅仅不投票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积极奋斗，为投票制度和现行体制寻找一个替代方案。正如争取投票权的斗争经历了长期的抗争过程一样，建立一个自由、去中心化、自我管理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也将是社会斗争的产物。

无政府主义者绝不会否认政治自由的重要性，也不会否认赢得投票权的重要意义。但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对于数百万人通过直接行动、斗争和苦难所赢得的投票权，更恰当的致敬方式，是用这一胜利来认可一个极度不公且不民主的体制，还是应该用其他方式（事实上正是那些人当年争取投票权时所用的方式）来建立一个真正基于人民自治的新制度？如果我们忠于自己（也是他们）对真正、有意义的民主的渴望，那我们就必须舍弃政治行动，转而采取直接行动。

这无疑也就是说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在不投票的情况下会做些什么：我们鼓动、我们组织、我们教育。用蒲鲁东的话来说：“劳动阶级面前的问题……并不是掌握权力和垄断，而是要制服它们——即，从人民的深处、从劳动的深处，生成一种更强大的权威、更有力的现实，它将包围资本与国家，使其屈服。”因为，“为了抗衡和削弱权力，让它在社会中回归本位，光是更换权力的掌握者或在其运作方式上进行某种变动是毫无意义的：必须通过农业与工业的结合找到一种方式，使得如今统治社会的权力，变为社会的奴仆。”[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 p. 398 and p. 397]

我们通过组织巴枯宁所称的“工人阶级的反政治社会力量”来实现这一点。 [Bakunin on Anarchism, p. 263] 这种实践依托于两条广泛的战略：鼓励直接行动，以及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建设替代体系。

首先是关于直接行动这一策略。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通过直接行动，我们可以迫使政客尊重人民的意愿。例如，如果政府或雇主试图限制言论自由，无政府主义者会鼓励发起言论自由斗争，去违反相关法律，直到这些法律被废除为止。如果政府或房东拒绝限制房租上涨，或拒绝改善住房安全条件，无政府主义者就会组织占屋运动和拒缴房租的抗争。在应对环境破坏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会支持并鼓励通过群众性闯入工地、封锁施工路线、组织罢工等方式来阻止破坏。如果雇主拒绝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们就应该组建工会并发起罢工，或干脆在八小时后停止工作。与法律不同，雇主无法忽视直接行动。同样地，罢工与社会抗议结合，是阻止威权法律通过的有效方式。例如，对抗反工会法律的最有效方式就是罢工与社区抵制（而且考虑到亲劳工政党以政治手段对抗反工会法律的方式极其无力，谁还能认真地说无政府主义者的方式会更糟？）。集体拒缴税款也能确保不受欢迎的政府决策走向终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英国的人头税抗争，就是直接行动威力的一个明证。政府可以轻松地应对反对派政客数小时的发言，却无法忽视社会抗议（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声称反对该税的工党，却欣然允许由其控制的地方议会推行该税并逮捕拒缴者）。

我们的目标是扩大斗争，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进来，因为“一个工人团体——即便是作为一个国家组织的工人团体——如果去人为地将自己与社区分隔开来，是极其愚蠢的。在这场斗争中，真正的对立双方是社区与国家——社区作为一个有机而包容的整体，国家则是专制少数派的代表……未来的总罢工必须作为社区对国家的罢工来组织。这场罢工的结果，将毫无悬念。”[Herbert Read, Anarchy and Order, p. 52]

这样的反抗力量，将比几年一度的投票更能吸引掌权者的注意（尤其是国家的官僚体系甚至连这种形式上的问责都不需要面对）。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言：“在现有国家制度的限制下，政策将由那些代表私人经济中集权中心的人所决定，他们在制度角色中不会被道德诉求所打动，只会被其决策所带来的代价左右——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坏人’，而是因为制度角色本身就是这样要求的。”他继续说到：“那些拥有并管理社会的人，希望公众有纪律、麻木且顺从，这样他们的特权及其赖以繁荣的秩序世界才能不受挑战。普通公民没有必要将这一‘礼物’拱手相送。通过组织和政治参与来加剧民主的危机，本身就是对权力的一种威胁，因此，这种做法理应被践行，不仅因为它本身对社会变革至关重要，也因为它本身就是朝向变革迈出的必要一步。”[Turning the Tide, pp. 251-2]

通过鼓励社会抗议，任何政府就会在推行威权的、破坏性的、不受欢迎的政策之前，三思而后行。归根结底，政府可以、也确实会忽视反对派政客的言论，但他们却无法长期无视社会行动。正如一位西班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说，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向政府请求任何让步。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是要将那些部长与议员在议会中无力实现的东西，从街头强行推行出来。”[quoted by Graham Kelsey, Anarchosyndicalism, Libertarian Communism and the State, p. 79] 这在1936年2月人民阵线赢得选举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西班牙的无地农民厌倦了漫长的等待，开始自行占领土地。政府“再次动用其屡试不爽的手段——派遣国民警卫队驱逐农民。”农民则以“一场激烈的叛乱”做出回应，迫使政客“将被占领的农庄合法化。这再次证明，唯一有效的改革，是自下而上、通过武力强制实施的改革。事实上，直接行动，远比1931至1933年间关于是否执行已批准的土地改革法案的所有议会辩论，要更为成功。”[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391]

第二种建设替代体系的策略，则是对第一种策略的自然延伸。任何形式的运动都需要组织，而通过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组织斗争，我们就能构建出“蕴藏着将取代旧世界的新社会萌芽”的组织。[Bakunin, Op. Cit., p. 255] 我们可以在工作场所和社区中组织罢工，建立起一张由激进分子和工会成员组成的网络，鼓励反抗权威的精神。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地方建立集会，形成对国家和资本的有效反制力量。正如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联盟，可以成为重建自我管理的学校、社会中心等机构的核心力量。借此，地方社区就能确保它拥有足够的独立、自我管理的资源来教育其成员。同时，结合信用合作社（或互助银行）、合作工厂与商店，还能构建出一套自我管理的基础设施，从而让人们能够直接满足自身需求，而无需依赖资本家或政府。用一位C.N.T.成员的话说：

“我们必须在资产阶级社会之中创造出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中可被实现的那一部分，而这恰恰是为了用我们特有的武器来对抗这个社会。”[quoted by Kelsey, Op. Cit., p. 79]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什么都不做”。恰恰相反，他们通过拒绝投票来积极推动替代方案。正如英国无政府主义者约翰·特纳所说，我们“有一条明确的路径可以走，那就是教导人民自立，鼓励他们亲自为自己发起非政治[即非选举]的运动……一旦人们学会依靠自我，他们就会为自己而行动……我们教导人民将信心寄托于自身，走自助之路。我们教导他们建立自己的管理委员会，拒绝统治者，蔑视国家的法律。”[quoted by John Quail, The Slow Burning Fuse, p. 87]通过这种方式，我们鼓励自主行动、自我组织与自助互助——这正是冷漠与无所作为的反面。

归根到底，国家与资本给予的一切，也随时可以被夺走。唯有我们通过自主行动所建立起来的事物，才能在我们自身意愿下长存，才能为我们提供保护：

“未来属于那些持续大胆地、一贯地与权力和政府权威作斗争的人。未来属于我们，也将属于我们的社会哲学。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教导独立思考与工人直接参与经济斗争的社会理想。只有通过群众有组织的经济力量，他们才能并终将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包含的全部错误与不公。任何背离这一立场的行为，只会拖慢我们的运动，使其成为政治投机者的垫脚石。”[Emma Goldman, Vision on Fire, p. 92]

简而言之，我们的社区、工作场所与自然环境中发生的一切都过于重要，不应交由政客——或控制政府的统治精英——来处理。无政府主义者需要说服“尽可能多的人相信，他们的自由……并不取决于投票权或争取多数选票……而是取决于发展新的政治与社会组织形式，这些形式以人民的直接参与为目标，并由此，削弱政府在社区生活中的权力与社会作用。”[“Anarchists and Voting”, pp. 176-87, The Raven, No. 14, pp. 177-8] 我们将在J.5节中探讨这可能涉及到的新型经济与社会组织形式。

J.2.10 拒绝竞选活动
是否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是“政治冷漠”的？

不是。远非如此。将无政府主义称为“政治冷漠”／“政治无关”的说法，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胡说八道。由于无政府主义旨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它必然具有政治性。然而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无政府主义确实拒绝“常规”的政治活动，认为其无效且具有腐蚀性。然而许多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对资本主义政治骗局的拒绝，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只专注于“经济”问题，如工资、工作条件等等。马克思主义者声称，通过这种做法，无政府主义者将政治议程让位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对工人阶级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巴枯宁明确地拒绝了“劳动人民可以忽视政治”的观点，并且在这一点上与马克思主义者达成一致，认为政治冷漠只会导致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控制：

“[一些]德国的工人……[组织成]一种小型协会的联合会……‘自助’……就是它的口号，其含义是反复劝告劳动人民，不要指望国家和政府的拯救或帮助，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如果不伴随着那种虚假的保证——即劳动人民的解放在当前的社会组织条件下就是可能的——这种建议本会是非常出色的……但在这种幻想之下……受[这种]影响的工人被教导要有系统地脱离一切政治和社会事务，以及关于国家、财产等等的问题……[这种做法]完全使无产阶级从属于剥削它的资产阶级，成为其顺从而无意识的工具。”[Statism and Anarchy, p. 174]

此外，巴枯宁还指出，工人运动（因此也包括无政府主义运动）虽然必须考虑政治观念和斗争，但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方式来进行：

“国际协会并不拒绝一般性的政治；只要它仍在与资产阶级斗争，就不得不介入政治。它只拒绝资产阶级的政治。”[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13]

显而易见的是，只有当人们将“政治行动”（就像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等同于竞选——例如竞选议会、地方议会等职位（即巴枯宁所称的资产阶级政治）时，无政府主义者才会拒绝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我们并不拒绝以直接行动实现政治变革与改革的“政治行动”。正如两位美国工团主义者所言，自由意志主义者使用“‘政治行动’一词……是按照它通常且正确的意义来使用的。通过行使公民权所导致的议会行为，是政治行动；而通过直接行动策略所施加的影响而导致的议会行为……则不属于政治行动。那仅仅是对直接行动的一种记录。”他们还指出，工团主义者“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们可以通过直接行动解决许多所谓的政治问题。”[Earl C. Ford and William Z. Foster, Syndicalism, p. 19f and p. 23]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拒绝资本主义政治（即竞选活动），但并不忽视政治本身以及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或政治斗争。无政府主义者始终认识到政治辩论与思想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巴枯宁曾发问，一个工人组织“是否应当不再关心政治和哲学问题？[它]……是否应当忽视思想领域中的进步，以及伴随或源自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事件，只专注于经济问题？”他否定了这种立场：“我们急忙澄清到：忽视政治和哲学问题是绝对不可能的。将全部注意力专注于经济问题将对无产阶级具有致命后果。毫无疑问，捍卫和组织其经济利益……应当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但工人若止步于此，无异于放弃自身的人性，并剥夺自己获取知识与道德力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夺取其经济权利至关重要。”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01]

无政府主义者也并不忽视选举。正如弗农·理查兹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能对……选举结果无动于衷，无论他们如何看待各竞争政党的缺点。事实上，无政府主义运动曾积极地号召人们不要投票，这正说明了我们对此的关注与立场。如果比如说投票率是60%，我们不会认为那40%的弃权者就全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40%的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对政党政治失去信心，并在寻求其他的工具、其他的价值观。”[The Impossibilities of Social Democracy, p. 141] 更不用说，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漠视争取政治改革的斗争，也有必要阻止国家推行威权政策、帝国主义冒险等行为。

因此，指责无政府主义者是政治无关的、或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说法（即使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纯属荒诞。相反，“我们并不是在政府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创造使得政府无法再运作的局面。因为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在地方、地区、民族乃至国际层面上进行组织，以满足真实的需求与共同的愿望。”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和政府依然存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同时与二者作斗争，并鼓励人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来掌控自己的生活。”["Anarchists and Voting", pp. 176–87, The Raven, No. 14, p. 179]

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将是在人们在社区和工作场所中建立的自我管理组织内，（如巴枯宁所主张的那样）讨论政治、社会与经济问题，并利用这些组织通过直接行动与团结互助，在此时此地争取（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改善与改革。这意味着正如鲁道夫·洛克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统一，因为二者密不可分：

“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所代表的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必须同时也是对一切政治权力机构的战争；因为在历史上，经济剥削总是与政治和社会压迫并行不悖。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人与人之间的统治是不可分割的，彼此互为前提。”[Anarcho-Syndicalism, p. 11]

这样的统一必须发生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因为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前者的领域内才最为强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非常清楚，有必要在在政治议题和改革上进行斗争，因此“他们丝毫不反对政治斗争，但在他们看来，这场斗争……必须采取直接行动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中，无产阶级所掌握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才是最有效的工具。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争取工资的斗争也清楚地表明了，每当资本家陷入困境时，国家就会介入，派出警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派出国民自卫队，去保护拥有阶级受到威胁的利益。因此，忽视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将是荒谬的。每一件影响社会生活的事件都是政治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次重要的经济行动……同时也是一次政治行动，而且其重要性远远胜过任何议会活动。”换句话说，“正如工人无法对他在现存社会中生活的经济条件无动于衷一样，他也不可能对其国家的政治结构保持冷漠。在争取日常生计和一切旨在实现社会解放的宣传斗争中，他都需要政治权利和自由；而每当这些权利和自由受到威胁时，他必须倾尽全力进行斗争。”因此，“政治斗争的焦点并不在于政党，而在于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的斗争组织。”[Rocker, Op. Cit., p. 77, p. 74 and p. 77] 正如CNT的机关报《工人团结》所评论的：

“难道有人不知道我们想参与公共生活吗？难道有人不知道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参与吗？是的，我们想要参与。通过我们的组织。通过我们的报纸。但不通过中介、代表或议员。不，我们不会走进市政厅，不会走进省议会，也不会走进国会。”[quoted by Jose Pierats, 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173]

实际上，鲁道夫·洛克尔对此表达得非常明确。他写道：“人们常常指责无政府工团主义‘对各国的政治结构没有兴趣，因此也对当下的政治斗争毫无兴趣，其活动完全局限于争取纯粹的经济诉求’。这种观点完全错误，而且如果不是源于彻头彻尾的无知，就是对事实的有意歪曲。无政府工团主义与现代工人政党在原则和策略上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参与政治斗争，而是在于斗争的形式和其追求的目标……他们至今仍致力于限制国家的活动……无政府工团主义对于当代国家政治权力的态度，正如它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态度一样”，并且“他们在与国家的斗争中采取同样的策略。”[Op. Cit., pp. 73-4]

正如历史学家鲍勃·霍尔顿所指出的那样，把工团主义看作是“政治冷漠的”的观念，“在那些将列宁对工团主义的批判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确实已根深蒂固。然而，这种观念几乎与革命性产业运动的真实性质毫无关系……工团主义者并没有忽视政治和国家。相反，革命性的产业运动还是高度‘政治性的’，因为它们试图理解、挑战并摧毁社会中资本主义权力的结构。他们非常清楚国家的压迫性角色，而国家在工潮中的周期性干预几乎是不可能被忽视的。”例如，“对‘卑躬屈膝的国家’的猛烈抨击，无疑驳斥了‘工团主义者无视国家在社会中的角色’的说法。恰恰相反，他们对官僚化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有力地动摇了占主导地位的劳工主义和国有社会主义的假设，即：现有国家可以通过选举手段被掌控，并被用作彻底社会改革的工具。”[British Syndicalism, 1900-1914, pp. 21-2 and p. 204]

因此，无政府主义并没有对政治斗争与政治议题漠不关心或加以忽视。相反，它像对经济斗争一样，通过直接行动与团结——来争取政治变革与改革。如果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参与资产阶级议会的工作，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政治斗争毫无同情，而是因为他们坚信，议会活动对于工人而言，是政治斗争中最软弱、最无望的形式。”[Rocker, Op. Cit., p. 76]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互割裂的观点。这种观点不过是重现了资本主义内部精神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人为制造的分工，并将这种分工延伸至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反资本主义运动之中。我们认为，不应把政治割裂出来，变成一种仅限于特定人群（即，我们的“代表”）从事的专门活动。相反，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政治斗争、政治思想与政治辩论，必须融入我们这个阶级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之中，由所有成员自由地进行辩论，而政治与经济的斗争与变革也必须齐头并进。政治不应再由他人代表工人阶级去讨论和决定，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治不得再掌握在那些所谓的专家（即政客）手中，而必须掌握在那些直接受到其影响的人手中。此外，社会斗争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借由参与和自我管理的过程，促进其成员的政治成长。

换言之，政治议题必须在经济与社会组织中提出并加以讨论，而这正是工人阶级拥有真正力量的地方。正如巴枯宁所说：“无产阶级自身将在他们的组织中提出政治与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最广义上理解的）政治斗争，将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因为“谁还能怀疑，在这一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战斗性团结组织中，不会涌现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呢？”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认为，“无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国家的摧毁”，而不是在其中运作，并主张将政治理念与社会组织和实践相结合。这一点对于推进激进政治至关重要，因为它“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挖掘出一道鸿沟，使无产阶级摆脱于国家中所有政党的活动与政治勾结之外……当它将自身置于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之外时，无产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转而反对它。”因此，通过“将无产阶级置于国家政治与资产阶级世界之外，[工人阶级运动]从而建构了一个新世界——一个全世界团结的无产者的世界。”[Op. Cit., p. 302 p. 276, p. 303 and p. 305]

历史支持了巴枯宁的论点，因为它表明，任何试图将社会和经济议题带入政党的努力，最终都沦为徒劳；最好的情况是变成改良主义，最坏的情况则是在政客上台后无产阶级被彻底地忽视（参见J.2.6节）。只有拒绝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为的分裂，我们才能忠实于自由、平等与团结的理想。所有通过选举活动参与制度的激进派，其最终都被制度所改变，而非改变了制度。他们被资本主义的理念与实践（通常被称为“实事求是”与“务实”）所主导；而通过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工作，用巴枯宁所说，他们“在一瞬间就填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由经济与社会斗争所开辟]的鸿沟”，更糟的是，“他们已将无产阶级系在了资产阶级的拖绳上。”[Op. Cit., p. 290]

此外，所谓的“经济”斗争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它们存在于特定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之中，因此，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之间的分离只能存在于人的头脑中。例如，罢工者或环保行动者会面对国家机器的压制，而法律的执行往往是为了保护雇主和污染者的权力。这种经历必然对参与斗争的人产生“政治性”的影响。如果将这些斗争者所形成的任何“政治”结论，导入选举政治之中，那么这种政治思想和讨论的发展，就会被扭曲为对现行体制内“可能性”的讨论，从而削弱直接行动与社会斗争所具有的激进性影响。考虑到这一点，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人民“必须组织起自己的力量，与国家分离并反对国家”，也就不难理解了。[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76]

总而言之，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政治冷漠”，只是针对资产阶级选举，以及那种虚假的“自由”与“好处”而言的——即在未来四五年中决定由谁来统治我们、谁来维系资本主义秩序的“自由”；以及社会主义者应当参与选举带来的“好处”。我们认为历史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我们的判断。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拒绝选举活动，并不是因为他们“政治冷漠”，而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政治继续成为政客和官僚的专属事务。政治议题太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仅仅交给这帮人来处理。无政府主义者希望政治讨论与变革从下而上地发展起来，这样的愿望远非是“政治冷漠”——事实上，正因为我们希望普通人能够直接讨论那些影响他们自身的问题，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现实，从自身的实践中得出结论，无政府主义者才是极具“政治性”的。个人与社会的解放过程，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具政治性的活动！

J.3 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哪些类型的组织？

无政府主义者非常清楚建立组织的重要性。组织，能使其中的成员将自身的力量和行动倍增，成为个人实现其理念、希望与梦想的工具。组织对于理解无政府主义理念而言，就与组织之于建造住房、运营医院或生产有用产品一样真实有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两种类型的组织——一种是由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组织，另一种是由大众组成的组织，这类组织并不完全由无政府主义者构成，例如产业工会、合作社以及社区集会。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第一类组织的形式、本质及其作用，即明确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此外，我们还将讨论无政府工团主义，一种以无政府主义策略为手段、以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工会主义，同时也会解释为何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第二类组织，即大众组织，将在J.5节中讨论。不过，这两种组织形式都共同体现了无政府主义者对邦联制、去中心化、自我管理以及自下而上决策机制的承诺。成员在这些组织的运行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确保权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这些组织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愿景：当人们具备自立能力、亲自行动并直接掌控自己的生活时，他们所将拥有的力量与创造力。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组织，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配得上人类全体与独特个体的世界。

无政府主义者组织在其所有形式中，都体现了我们“在旧世界的外壳中建造新世界”、并赋予个体以力量的愿望。我们拒绝那种认为“我们如何组织以改变社会其实无关紧要”的观点。真相实际上正好相反。我们每个人都是自身生活中各种影响和社会关系的产物，这是（哲学）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因此，我们的组织结构方式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如果一个组织是集中的、等级森严的（无论其中的官员或领导人是被多么“民主地”控制），那么处于这种组织之下的人，就像在任何等级制度中一样，会在源源不断的上级命令之下逐渐失去管理自己生活的能力、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而因为权威性社会关系削弱了基层成员的自我管理能力，这反过来又为高层掌权者的权力借口提供了正当性。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结构方式必须允许每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参与潜力。这种参与便是自由组织的关键。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

“真正的存在者是人、是个体。社会或集体……如果不是一个空洞的抽象概念，就必须由个体构成。而一切思想和人类行为，必然都起源于每一个个体的机体之中；只有当它们被许多个体所接受、或成为许多个体所接受的事物时，才会从个体思想和行动转化为集体的思想和行动。因此，社会行动既不是对个体主动性的否定，也不是其补充，而是构成社会的所有个体的主动性、思想和行动的合成。”[Anarchy, p. 36]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个体主动性的成长与表达。这种对个体的赋权是构建可行之团结的一项重要方面——因为绵羊无法表达团结，它们只会跟随牧羊人。因此，“为了实现其目标，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在其章程与运作中就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懂得如何将个体的自由行动与合作的必要性与乐趣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其成员的意识与主动性的发展，成为其所处环境的教育手段，并为我们所渴望的未来做出道德与物质上的准备。” [Malatesta,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95]

因此，无政府主义组织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期望的社会形态。我们对列宁主义者那种“我们的组织形式无关紧要，因此我们必须建立高度集中的政党以成为工人阶级领导力量”的观点嗤之以鼻。无论这类组织看起来有多么的“民主”，它们也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的再现、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那种将自我治理能力交给当选精英的翻版。换言之，它们恰恰是我们所反对的社会的镜像，因此，它们很快就在所谓反资本主义组织内部，制造出我们最初反对资本主义时所要解决的问题（见H.5节）。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过是另一种国家主义的形式，如果它成功‘夺取政权’，不过是在维持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关系、领导者对被领导者的权威。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是它声称要反对的社会的镜像，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方法与结构对革命者阵营的渗透。”[The Spanish Anarchists, pp. 179-80] 从俄国革命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正是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他们很快就开始带头破坏工人的自我管理、破坏苏维埃的民主，最终甚至破坏了执政党内部的民主（见H.6节）。

从无政府主义（即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预测的——毕竟，“事实先于观念；是的，正如蒲鲁东所说，理想不过是一朵扎根于物质生存条件中的花罢了。”[Bakunin, God and the State, p. 9] 因此，等级制政党最终帮助维持了等级制社会，这并不令人意外。正如著名的《松维利耶通告》^¹⁵⁶所言：“怎么能指望从一个威权组织中产生一个平等而自由的社会？这根本不可能。”[quoted in Bakunin on Anarchism, p. 45]

我们必须在此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反对组织，也不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即政治组织，尽管无政府主义者普遍拒绝使用“政党”这一术语，因为它带有国家主义和等级制的含义）。默里·布克钦曾明确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组织与非组织的对立，而在于组织的形式。”无政府主义组织是“自下而上的有机发展……它们是社会运动，将创造性的革命生活方式与创造性的革命理论结合起来……它们努力在人类可能的范围内，反映出他们所追求的解放社会”，并且“各组织之间的协调……纪律、计划与统一行动……都是通过自律实现的，而这种自律源于信念与理解。”[Post-Scarcity Anarchism, pp. 138-9]

归根结底，集中化的组织既不民主，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也没有效果。等级制度的组织扼杀了人们的热情与创造力；在这样的组织中，计划和思想之所以被采纳，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是最好的，而仅仅是因为少数领导人认为它们对其他人是最好的。真正有效的组织，是那些建立在坦率与公开的合作与辩论基础之上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异议不会被压制，而思想是因为其价值而被采纳，而不是由少数政党领袖自上而下强加的。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联邦式组织的原因。它确保协调是自下而上的，没有制度化的领导。通过以一种反映我们所期望的社会形态来组织自身，我们训练自己掌握建设一个自由且无阶级社会所需的技能与决策过程。手段与目的是统一的，这保证了所采用的手段将真正导向我们所期望的目标。简而言之，若要实现自由意志主义的目标，就必须采取自由意志主义的手段（进一步的讨论详见H.1.6节）。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性质与作用。无政府主义者会赞同情境主义者盖·德波（Guy Debord）的观点，那就是“一个革命组织必须始终记住，它的目标不是让人们聆听专家领袖的演讲，而是促使他们为自己而发声。”我们的组织就是按照这一理念构建的。在J.3.1节中，我们将讨论具体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基本构成单位——“亲和力小组”。在J.3.2、J.3.3、J.3.4和J.3.5节中，我们将探讨无政府主义者所建立的几种主要类型的亲和力小组联合会，这些联合会旨在传播我们的理念与扩大影响力。然后在J.3.6节中，我们将强调这些组织在我们争取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斗争中的作用。在J.3.7节中，我们分析巴枯宁提出的那个不幸的用语“隐形的专政”，以揭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歪曲了巴枯宁的思想。最后在J.3.8和J.3.9节中，我们将讨论无政府工团主义及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对之的态度。

因此，无政府主义组织旨在通过其理念与建议丰富社会斗争，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实践经验和具体行动来丰富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双向过程：生活滋养理论，而理论又反过来指导生活。营造并发展这种社会动态的手段，正是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根本目标，并体现在其理论作用之中。不可低估思想的力量，因为“如果你有一个理念，你可以将它传达给一百万人，却不会因此失去任何东西；而且这个理念传播得越广，它所获得的力量与效力就越大。” [Malatesta, Op. Cit., p. 46] 在正确时机出现的正确理念，只要契合个体的需求以及所需的社会变革，就有可能对社会产生转变性的影响。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所建立用于传播其思想的组织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用整整一节来探讨它们的原因。

J.3.1 什么是亲和力小组？

亲和力小组（Affinity groups），是无政府主义者为传播无政府主义理念而创建的基本组织形式。“亲和力小组”一词，源自西班牙的F.A.I.（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意指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所发展出的组织形式（来自“grupo de afinidad”）。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它是一个（通常规模较小的）无政府主义者小组，成员通过合作向更广泛的公众传播其理念，通过宣传、发起或参与各类运动，在群众性组织（如工会）与社区中推广他们的思想。它的目标不是成为“领导者”，而是只是起到引导作用，成为群众运动中的催化剂。它不出所料地体现了基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自主、社群化和直接民主，这一团体在日常行为中将革命理论与革命生活方式结合在一起。它创造了一个自由的空间，使革命者能够在其中既作为个体也作为社会性生物地重新塑造自身。”[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 144]

这背后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一个“致力于推动解放性革命的运动，必须发展出解放性的、革命性的组织形式。这意味着……它必须反映出它所追求的自由社会，而不是它试图推翻的压迫社会。如果一个运动旨在实现一个以团结和互助为纽带的世界，那么它就必须受这些准则的指引；如果它追求一个去中心化、无国家、非权威的社会，它的结构也必须与这些目标相符。”[Bookchin, 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180]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目标是促进一种社群意识，增强人们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对团体需求、决策与活动中的识别、发起与管理。他们必须确保个体在身体上（作为团体的一部分）和精神上（作为独立个体），都处于能够管理自身生活、并为实现个体与集体需求和愿望而采取直接行动的位置。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核心是赋权于所有人，培养出“完整的”或者健全的个体，以及一个鼓励个性（而非抽象的“个人主义”）和团结的社区。它是自下而上的集体决策机制，赋权于结构“底层”的人们，仅仅将协调与执行成员决策的工作委托出去（而不是将决策权本身交给他人）。借由这种方式，少数人的主动性与权力（政府）被所有人的主动性与赋权（无政府状态）所取代。亲和力小组的存在正是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其结构设计也正是为了鼓励这种方向。

地方性的亲和力小组，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社区、工作场所、社会运动等领域中协调其活动的方式。在这些团体内部，无政府主义者讨论他们的理念、政见与期望，讨论他们的行动计划，组织宣传工作，探讨如何参与更广泛的组织（例如工会），以及他们的策略如何与长期目标相契合，等等。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制定理念、整合资源并将其思想传达给他人的基本形式。不同的兴趣与活动也可以组织成各自的亲和力小组（例如一个职场亲和力小组、一个社区亲和力小组、一个无政府女性主义亲和力小组等等，都可以在同一地区存在，并且成员可以有所交叉）。此外，除了这些更“政治性”的活动，“亲和力小组”还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按照无政府主义原则生活的必要性——即创造一个使人们可以开始重新塑造自我的反主流社会空间……的必要性。”[Bookchin, Op. Cit., p. 180] 换句话说，“亲和力小组”的目标是从各个层面上成为新社会“生动的萌芽”，而不仅仅是一种结构层面上的体现。

因此，亲和力小组是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自我管理型自主团体，其成员围绕特定活动与兴趣联合并开展工作。这意味着“在无政府主义组织中，个体成员可以表达意见，也可以使用任何不违反已接受的原则、且不会妨碍他人活动的行动策略。”[Errico Malatesta,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102] 这样的团体是无政府主义者协调其行动并传播个体自由与自愿合作理念的关键方式。然而，仅凭“亲和力小组”的定义，还无法解释为何无政府主义者以这种方式组织。从根本上讲，亲和力小组是无政府主义者介入社会运动与斗争的手段，旨在将人们吸引到无政府主义理念中，从而使这些斗争从反对不公正的斗争转变为了争取自由社会的斗争。我们将在J.3.6节中进一步探讨这些团体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的作用。

这些基础性的亲和力小组本身并不被认为是足够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有必要使地方性团体与其他团体协作，组成一个邦联。这种合作旨在整合资源，并为个体与团体提供更多的行动选择空间。与基础的亲和力小组一样，无政府主义联合会也是一种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

“个体与团体的完全自主、完全独立，因而也拥有完全的责任；在那些认为‘为了共同目标合作而联合是有益的’人们之间达成自由协议；履行承诺的道义责任，以及不得做出任何与所认同的纲领相矛盾的事情。组织的实际架构及其赋予生命的工具，都应当建立与设计于这些基础之上。然后才有团体、团体的联合会、联合会的联邦、大会、代表大会、通信委员会等等。但这一切都必须在自由的方式下完成，不能阻碍个体的思想与主动性；而其唯一目的，应该是使那些在孤立时将是不可能或无效的努力，获得更强的效果。”[Malatesta, Op. Cit., p. 101]

为了推动宣传、鼓动、政治讨论与思想的发展，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由亲和力小组组成的联合会。这些联合会／联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综合派”联邦（见J.3.2节）、“纲领派”联合会（见J.3.3节，而J.3.4节将介绍对这一派别的批评）以及“阶级斗争”团体（见J.3.5节）。所有这些联合体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组织的。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尽可能按照未来社会的价值观生活，以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限制下，发展出以互助为基础的组织形式，使控制权从下往上运行、而不是自上而下——是可能的。

值得指出的是，这几种联合体形式之间并不是互斥的关系。综合派联邦中往往也包含“阶级斗争派”和“纲领派”团体（不过如后文所述的，纲领派联合会中则并不会包含综合派团体），而在大多数国家内部，不同的联合体也分别代表着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同派别。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几乎没有哪个联合体是每种类型的“纯粹表达”。“综合派”团体可能会整合进“阶级斗争”团体，而“纲领派”团体也并不完全遵循《纲领》的所有内容。因此，我们将每种派别单独剖析，以展现其核心特征，但现实中的联合会往往是多种传统与实践交织的产物。例如，法国无政府主义联合会（Fédération Anarchiste）虽然主要受“综合派”传统影响，但并不能说是100%的综合派组织。最后，我们也需要指出所谓的“阶级斗争派”无政府主义团体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综合派”或“纲领派”团体不参与阶级斗争，它们实际上都积极参与其中——这个术语只是为了在组织形式上区分不同类型的团体而设罢了！

必须强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将政治组织与思想问题简化为建立某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认识到无政府主义内部不同的思想传统会自然地以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体现出来（甚至在同一个组织内部也会存在多种思想派别）。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多样性是一种健康的象征，因为它反映出一个致力于构建自由社会的运动本应具有的思想差异与个体差异。而我们的目的，只是描绘出这些不同组织方式之间的大致共性与差异，并说明它们在自由意志主义理论中的作用：它们是斗争的工具，而不是争权夺势的一个新的“领导核心”。

J.3.2 什么是“综合”联邦？

“综合”联邦（"Synthesis" federation）^¹⁵⁷的名称，源自1920年代的一位俄国流亡者沃林（Voline）和法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塞巴斯蒂安·福尔（Sébastien Faure）的理论贡献。沃林于1924年发表《无政府主义综合》（the anarchist synthesis）一文，并在福尔编纂的《无政府主义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Anarchiste）中撰写了关于同一主题的词条。该思想的根源可追溯至俄国革命期间，1918年乌克兰建立的纳巴特联合会（Nabat Federation）。该联合会的目标是：“组织无政府主义的所有生命力；通过共同的努力，团结起所有真正希望在社会革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被定义为一个（可能长短不一的）过程，而其结果，是为有组织的群众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形式。”[《没有神明，没有主人》，第二卷，第117页]

“综合派”组织的基础，在于将各种流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进同一个联邦之中，正如纳巴特联合会所言：“所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流派都有其合理性。我们必须考虑所有多样的派别并予以接受。”综合型组织试图促成不同类型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若干基本立场上联合起来，并意识到在联合会的基础上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的必要性。”[quoted in "The Reply by Several Russian Anarchists", pp. 32-6, Constructive Anarchism, G. P. Maximoff (ed.), p. 32] 这些基本立场将建立在组织成员观点的综合体之上，但由于该组织为联邦的结构，每一流派都可以自由地坚持自己的理念。

这种综合方式的一个例证在于无政府主义的不同主张：一种观点认为无政府主义是一个阶级理论（如《纲领》所主张的那样），另一种则认为无政府主义是面向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理想，还有一种认为无政府主义纯粹是关于个人的学说（因此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而与人类或阶级无关）。而将这些立场综合起来，就是“指出无政府主义既包含阶级因素、也包含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原则……它的阶级因素主要体现在其解放斗争的手段上；其人道主义性质是它的伦理方面，是社会的基础；其个人主义则是全人类的目标。”[Op. Cit., p. 32]

由此可见，“综合派”的目标是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个人主义者、互助主义者、工团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都联合进一个共同的邦联。因此，“综合”的观点是一种“包容性”的立场，显然与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所推崇的“不带形容词的无政府主义”方式有相似之处（参见A.3.8节）。然而在实践中，许多“综合”型组织却更具限制性（例如，它们可能只致力于团结所有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因此，“综合”的总体理念与其具体运用之间，可能会存在着差异。

“综合”思想背后的基本观点是：在大多数国家以及绝大多数时期，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革命时期的俄国及当下的情况，无政府主义运动通常分为三大主流派别：共产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以及个人无政府主义。这种分裂可能对运动造成严重损害，因为频繁（且常常是多余的）的争论和论战——诸如为什么“我的无政府主义才是最好的”——可能阻碍共同协作、对抗我们的共同敌人（国家、资本主义和权威）。因此“综合”联邦的特点是，明确无政府主义各个流派之间的共同点，并在此基础上，为联邦制定一项最低程度的纲领。这将促成在“综合”联邦内部的“各个组织之间，实现某种意识形态和策略上的统一。”[Op. Cit., p. 35] 此外，除了节省时间与精力以应对更重要的任务之外，从技术和效率角度出发，统一为一个组织也有其必要性：这将使得运动可以获取更多资源，并能够协调这些资源，从而最大化其使用效率与影响力。

“综合”联邦与所有无政府主义团体一样，其目标是在整个社会中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是“仅在群众需要援助时予以协助……无政府主义者是经济和社会群众组织[例如工会]中的一员。他们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行动并建设。无论是在思想活动、社会活动还是创造性活动方面，无政府主义者都拥有广阔的行动空间，而无需居于群众之上。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以自由和自然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思想与伦理影响……[他们]提供思想上的援助，但并不是以领导者的身份。”[Op. Cit., p. 33] 正如我们将在J.3.6节看到的，这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普遍所持的关于无政府主义团体扮演角色的立场。

“综合”联邦一个显而易见的巨大优势便是，它们允许组织内部表达广泛而多样的观点，而这种常态化的讨论和辩论有助于发展政治思想和理论。通过扩大成员数量，这种形式能够为组织内的个人和小组提供最大程度的资源支持。这也是为什么“综合”理念的最初倡导者认为：“实现无政府主义运动统一的第一步，是围绕一系列重要问题开展集体的思想工作，力求达成最清晰的集体解决方案”，并主张讨论“具体问题”而非“哲学问题或抽象论述”，还“建议在每个国家都设立一个用于讨论的出版物，在其中能够充分讨论我们意识形态[原文如此!]和策略上的问题，不论这些问题有多么‘尖锐’甚至是‘禁忌’。我们认为设立这样一个印刷刊物及口头讨论的渠道是‘必需的’，因为这是一种能尝试实现‘思想统一’、‘策略统一’，并有可能实现组织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对我们问题全面而宽容的讨论……将为彼此之间的理解奠定基础，这种理解不仅是在各个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更是在各种无政府主义理念之间。”[Op. Cit., p. 35]

“综合”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理念，最初是由反对《纲领》的人所采纳的（见下一节）。对于福尔和沃林来说，其基本理念是相同的，即无政府主义中的各种派别必须合作，在同一个组织中开展工作。然而两者在具体观点上仍存在差异。福尔认为，这些不同的派别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并主张各个派别通过在共同组织中的合作能够使彼此获益。沃林则认为，这些不同派别的出现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它们有助于揭示无政府主义在各种领域（如经济、社会以及个人生活）中的深层含义。然而他同时也认为，是时候回归一个完整的无政府主义了——一个由各个流派为其赋予力量、而因此随之消解的无政府主义。此外，这些派别在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身上都以不同程度并存，因此，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应聚合于一个组织之中，使这些派别在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上都得以消逝（即该组织内部将不会存在诸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特定流派，等等）。

“综合”型联邦的基础是团体和个人完全的自治权（当然，这是在联邦基本原则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前提下），从而使所有不同的思潮能够在一个共同阵线上协作，表达各自的分歧。各团体将在反对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及其他形式压迫的斗争中，依据联邦结构进行组织，实现资源的共享。这种联邦结构在地方层面通过“地方联合”进行组织（即一个城镇或城市中的团体联合），在地区层面进一步整合（例如，斯特拉斯克莱德地区的所有团体都属于同一个地区联盟），直至“国家”层面（例如苏格兰的所有团体）及更高的层级。

由于联合会中的每一个团体都具有自治权，它们可以自行讨论、策划并发起行动（例如为某项改革发起运动、反对某种社会弊病等），而无需等待其他团体的行动或指令。这意味着地方团体能够迅速对问题与事态的发展做出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团体是孤立运作的。如果其他地方团体认为某项倡议是必要的，这些行动也可以获得联邦层级的支持。如果某一议题在联邦大会上被提出并获得其他团体的同意，联邦也可以将其作为整体行动的议题。此外，每个团体都有选择不参与某项议题的自由，而其它团体则可继续进行。由此，各团体就可以专注于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

联合会的纲领与政策，将在定期召开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达成一致。“综合”型联邦在联合会层面的管理由“联络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成员由联邦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受其授权。这些委员会仅仅承担行政职能，如传播来自组织内部团体与个人的信息、建议和提案，管理联邦财务等。他们并不会享有超过其他联邦成员的任何权力（比如，他们不能以委员会名义提出提案，只能以所属地方团体成员或个人的身份提出）。这些行政委员会须向联邦负责，接受授权并可被罢免。

国际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 Anarchist Federation，IFA）在大多数国家的分部门，就是受“综合”理念深刻影响的成功联邦实例（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会）。不过显而易见，一个“综合”型联邦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之间的宽容度，以及他们对联邦及其所达成协议的责任感有多强。

当然，大多数形式的组织都会面临问题，“综合”型联邦也不例外。虽然多样性能够通过激发辩论来增强组织的活力，但过于多样化的组合往往会使具体事务的推动变得困难。纲领派以及其他对“综合”型邦联的批评者认为，这种组织容易沦为一座“清谈馆”，难以达成任何共同的方案，更遑论贯彻实施。例如，互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如何在最终目标上达成一致？更不用说组织应支持实现的手段了。前者信奉在（经调整的）市场体系中进行合作，逐步改革资本主义；而后者则主张彻底废除商品生产和货币，并视革命为实现它的方式。最终，他们所能做到的也许只是“同意彼此不同意”，因此任何联合纲领和共同活动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的确可以说，沃林和福尔两人都忽视了几个关键问题，也就是：不同类型的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共同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实现它？而它又包含哪些内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经过一致同意的共同立场，许多综合派组织最终就真的只是一个脱离了任何社会或组织视角的清谈平台。这似乎正是许多英国和美国的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经历的命运。

正是这种（潜在的）不统一，促使《纲领》的作者们提出批评，认为“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混杂多样的组织，只不过是个机械式的个体拼凑，每个人对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所有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组合一旦遭遇现实，便不可避免地瓦解。”[The 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 p. 12]《纲领》提出以“理论与策略的统一”来克服这一问题，但这一表述在无政府主义圈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见J.3.4节）。作为回应，“综合派”的支持者指出，“纲领派”团体通常都非常小，比“综合”联邦要小得多（例如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与爱尔兰工人团结运动或法语地区的自由意志替代组织相比较即可得知）。因此他们认为，《纲领》并没有如其支持者所声称的那样带来一个更有效的组织。他们更进一步地指出，“理论与策略统一”的要求实际上促使组织保持较小的规模，因为任何分歧往往会导致分裂，而不是建设性的实践活动。不言而喻，在这个问题上，运动内部的讨论仍在持续！

可以说，“综合主义”内部这一潜在问题确实导致了一些组织的失败，或沦为名副其实的清谈场所，各个小组各自为政，致使协调机制形同虚设，因为任何所达成的协议都可能被无视。多数综合派的支持者会辩称，这并不是该理论的本意，问题在于对其的误解、而非理论本身（正如来自欧洲大陆受“综合”思想启发的联邦，所展现出它可以非常成功那样）。而非支持者则持更为批判的态度，部分人转而支持《纲领》，认为它是一个有助于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影响力的更有效的组织形式（详见下一节）。其他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则建立了“阶级斗争”形式的联邦（这是一种常见的组织形式，比如在英国），我们将在J.3.5节讨论它。

J.3.3 什么是“纲领”？

“纲领”(The Platform)^¹⁵⁸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内部的一个流派，提出了关于无政府主义者联邦应采取的性质与形式的具体建议。它源于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1926年，该运动的一部分成员在因布尔什维克专政而流亡期间，发表了《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的组织纲领》。该文献的作者包括内斯托尔·马赫诺、彼得·阿尔希诺夫和伊达·梅特。这个纲领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且至今在许多无政府主义圈子中仍有争议），争论的双方包括纲领的支持者（通常被称为“纲领派”）与反对者（包括其他共产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以及“综合派”的支持者）。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讨论为何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一纲领。此处我们将讨论纲领所主张的内容。

正如“综合”联邦一样（见上一节），《纲领》也是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回应。《纲领》的作者们（如沃林以及其他“综合派”支持者）曾参与那场革命，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努力、希望和梦想随着布尔什维克国家的胜利而破灭。这一胜利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破坏了苏维埃民主、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工会民主，以及基本的个人自由与权利（详见H.6节）。此外，《纲领》的作者们曾是乌克兰马赫诺运动的主要活动家；该运动曾以工人阶级自决与无政府主义的名义，成功抵抗白军与红军的进攻（参见附录“为何马赫诺运动表明布尔什维主义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面对与布尔什维克政府相同的问题，马赫诺运动积极鼓励民众的自我管理与组织、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而布尔什维克则完全相反。因此《纲领》的作者们深知，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仅在实践中可行，而且列宁主义者所宣称的“布尔什维主义及其当时的政策是革命所面临问题唯一‘切实’反应”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他们撰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是探讨为何无政府主义运动未能在工人阶级中扩大其影响、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正如自由意志主义者参与工厂委员会运动所显示的那样，工人们在工作场所组织了自我管理，也证明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既受欢迎又切实可行。虽然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运动失败，但这并不能解释失败的全部原因。在《纲领》的作者看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革命之前无政府主义组织的缺失：

“尽管自由意志主义思想有其力量和无可争议的积极性质，尽管它也勇敢地面对了社会革命，尽管无政府主义者为争取无政府共产主义所展现出了英勇的精神、付出了无数的牺牲——然而，无政府主义运动依旧薄弱；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它往往只是一个小插曲、一个过场，而非一个重要的因素。” [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 p. 11]

他们认为，这种运动的薄弱源于多个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内部“缺乏组织原则与实践”。这导致无政府主义运动“由若干地方组织所构成：它们[却]提倡彼此矛盾的理论与实践；既没有对未来的展望，也缺乏斗争工作的持续性，往往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这就解释了“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具有积极且无可争议的内涵，与无政府主义运动所处的悲惨境地之间的矛盾”。[Op. Cit., p. 11] 对于熟悉无政府主义运动许多国家中情况的人而言，这段话依然切中要害。因此，即使不是纲领派，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依然认为《纲领》是一份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

《纲领》的作者们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创建一种新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这种组织将完全以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基础，同时将工团主义视为一种主要的斗争手段。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纲领》将阶级及阶级斗争置于其分析的核心，指出“所有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首先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阶级斗争过程中任何细微的变化，以及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任何转移，都会持续地改变社会的结构与形态”。同样地，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致，《纲领》的目标是“将现存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一个保障工人获得其劳动成果、自由、独立以及社会与政治平等的社会”，一个基于“工人的生产消费组织、自我管理并按联邦式联合”的社会。“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诞生、发展与实现，根植于工人群众的生活与斗争之中，并与他们的命运牢牢绑定。”[Op. Cit., p. 14, p. 15, p. 19 and p. 15] 同样，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社会无政府主义者）都会同意这一点——无政府主义思想将会（且注定会）在脱离工人阶级生活的情况下枯萎；因为只有工人阶级，即占多数的人，才能创造一个自由的社会，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只是工人阶级经验的表达（一旦脱离经验，这些思想就无法正常发展）。

为了建立这样一个自由社会，纲领派主张“必须朝两个方向努力：一方面，在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理论基础上，挑选并组织起革命的工农力量（一个明确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组织）；另一方面，在生产与消费的经济基础上，重新组织其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围绕生产组织起来的革命工农[即工团主义]；工人和自由农民的合作社）”。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同样会认同上面这一点，也会赞同：“无政府主义应当成为革命的主导理念……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革命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革命进程应当遵循无政府主义理论的方向。然而，这种理论上的引导力量不应与国家政党的政治领导混为一谈，后者最终会走向国家权力。”[Op. Cit., p. 20 and p. 21]

这种“思想的主导地位”（正是后来称呼它的方式）旨在发展并协调已经在社会斗争中存在的自由意志主义情感。《纲领》解释道：“尽管群众在社会运动中往往以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原则深刻地表达自己，但这些倾向……依旧是分散的，缺乏协调，因此无法……维持社会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方向。”[Op. Cit., p. 21] 《纲领》认为，需要有一个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确保任何社会革命或运动中最初表现出分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例如自由的联合会、群众大会中的自我管理、代表的授权制、去中心化等），不会被那些怀有自身权力议程的国家主义者与威权主义者所破坏。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则是通过积极参与群众组织，以论辩方式争取人们接受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参见J.3.6节）。

然而，仅靠这些原则自身，并不能定义什么是一个纲领派的组织。毕竟，大多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非纲领派的共产无政府主义者也都会赞同这些立场。而《纲领》最核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无政府主义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的设想。这一设想出现在《纲领》的“组织部分”中，这是整份文献中最短却最具争议的部分。他们在这一部分提出了“无政府主义者总联盟”的概念，并首次引入了“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和“集体责任”这两个纲领派独有的概念。即便在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中，这些仍是颇具争议的思想，因此值得进一步详细探讨。

《纲领》所谓的“理论统一”，是指任何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都必须在其所依托的理论基础上达成一致。换言之，组织成员必须在若干基本观点上取得共识，例如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以及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等等。如果一个组织中有一半成员认为工会斗争至关重要，而另一半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那么这个组织将无法有效运作，成员会把大部分时间浪费在内部分歧上。尽管大多数纲领派承认，所有人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一致，但他们认为，尽可能达成广泛共识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形成理论立场，所有成员必须在公众场合支持这一立场（即使他们在组织内部曾反对这一立场，但他们依然有权通过内部讨论改变组织的决定）。这就引出了“策略统一”的概念，纲领派认为，组织成员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力量而非个体共同进行斗争。一旦联盟确定了某项策略，所有成员都应朝着其实现的方向而努力（即便他们一开始反对这项策略）。人力与资源通过这种方式得以集中于一个共同方向，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而努力。

因此，“理论与策略的统一”，意味着一个在特定理念以及其实施方式上达成一致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纲领》的基本假设是：连贯性与效率之间存在联系。通过集体决策并付诸实施，从而增强组织的连贯性，《纲领》主张这将有助于扩大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否则他们认为，那些组织程度更高的团体（如列宁主义团体）将在传播主张、争取听众方面占据优势，而无政府主义者则会处于不利地位。无政府主义者不能自满，不能寄希望于“我们的思想会因其显而易见的力量与正当性，自然而然地闪耀光芒、取得胜利”。历史表明，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即便发生，威权主义者通常也已身居高位，能够镇压新兴的无政府主义影响（例如在俄国就是这种情况）。纲领派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各种对社会组织方式的竞争性观念相互斗争的产物；若无政府主义的声音软弱、微小、组织涣散，那它就无法被听见，而其他立场和其他观点将占据上风。

这也引出了“集体责任”的概念，《纲领》对此的定义是：“整个联盟对每一位成员的政治与革命活动负责；同样地，每一位成员也对联盟的政治与革命活动负责。”简言之，每个成员都应该支持组织所作的决定、都应当参与到集体决策的过程中。纲领派认为，若没有这种机制，所做出的决策就只是空谈，因为个人和团体可能会无视联合会所达成的协议（《纲领》将其称作“缺乏责任感的个人主义策略”）。[Op. Cit., p. 32] 通过“集体责任”，就能够汇聚并集体施展组成团体的所有个体的力量。

《纲领》在“组织部分”的最后一项原则是“联邦主义”，其定义为：“个人与组织在自由协议的基础上，为共同目标而协作”，并且“在服务共同事业的同时，调和个人与组织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然而《纲领》指出，这一原则在运动中已被“歪曲”为一种“展现‘自我’……[的]权利”，即作为组织的一员，“[却]不对所隶属组织的义务承担责任。”为克服这一问题，他们强调：“联邦主义形式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虽然承认每位成员的独立权利、自由表达权、个人自由与主动性，但也要求每位成员履行固定的组织义务，执行集体的决策。”[Op. Cit., p. 33 and pp. 33-4]

作为解决无政府主义组织问题的一部分，《纲领》建议每个小组应设有“书记处，负责组织的政治与技术工作的执行与理论的指导。”此外，《纲领》还主张设立“联盟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负责执行联盟所委托的决议；根据联盟的理论立场与总体策略方向，引导孤立组织的理论与组织活动；监控整个运动的总体状态；维持联盟内所有组织之间及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工作联系与组织联系。”由联盟的代表大会确定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责任及具体任务。[Op. Cit., p. 34]

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中看到的那样，这一建议，毫无意外地遭到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么做将会把无政府主义运动变成一个类似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化、等级化政党。自不必说，《纲领》的支持者否认这一观点，指出《纲领》本身并不是不可更改的教条，而是需要被充分讨论，并根据需要加以修改。事实上，极少有纲领派团体会真正采用所谓的“书记处”结构（所以实际上也可以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纲领派”组织，只有主要是在“理论与策略的统一”以及“集体责任”这两个问题上、受《纲领》影响的组织，）。

同样地，大多数当代的纲领派也反对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整合到一个组织中的设想。原始的《纲领》似乎暗示，总联盟将是一个由不同团体和个人组成的伞状组织^¹⁵⁹。而多数纲领派则认为，不仅永远不会存在一个囊括所有人的组织，他们也并不认为这么做那是必要的。相反，他们设想存在内部统一、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相互协作多个组织，是一种比“无政府主义者总联盟”更为松散和流动的形式。

除了最初的《纲领》之外，大多数纲领派还将乔治·丰特尼斯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宣言》以及“杜鲁蒂之友”的《走向新的革命》视为纲领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文献。一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后一项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杜鲁蒂之友”的宣言与CNT在1936年前的革命立场极为相似，因此应视为一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文献，它回归了CNT在1936年7月19日之后所放弃的立场。亚历山大·斯克尔达的著作《面对敌人》收录了与最初纲领派相关的关键文献（包括原始的《纲领》草案、澄清问题的补充文件，以及针对批评者的辩驳文章）。当今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纲领派或受纲领派影响的组织，例如爱尔兰的“工人团结运动”和意大利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联合会”。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讨论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对《纲领》的反对意见。

J.3.4 为什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纲领》？

当《纲领》发表时，它便引发了大量的辩论与评论，而其中的大多数是批评性的。大多数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拒绝了《纲领》。事实上，只有内斯托尔·马赫诺（该文件的共同作者）支持其中的主张，而亚历山大·伯克曼、艾玛·戈尔德曼、沃林、G.P. 马克西莫夫、路易吉·法布里、卡米洛·贝尔内里和埃里科·马拉泰斯塔等人，则反对《纲领》所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应如何组织的问题。有些人认为《纲领》试图使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化”（“他们距离布尔什维主义只有一步之遥。”["The Reply by Several Russian Anarchists", pp. 32-6, Constructive Anarchism, G.P. Maximoff (ed.), pp. 36]）。另一些人，如马拉泰斯塔，则认为《纲领》的作者过于被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所展现出的“成功”所吸引。从那之后，它持续在无政府主义圈子中引发大量争论。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纲领》呢？

虽然许多反纲领派批评了《纲领》的多个部分（例如，马克西莫夫和沃林都指出，尽管《纲领》在理论上否认“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但实际上却接受了它），但主要的争议焦点集中在“组织部分”，其中呼吁“策略与理论统一”、“集体责任”，以及由小组和执行“书记处”引导整个组织。在这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些思想与自由意志主义理念不相容。因为这通常是被视为最为关键的部分，所以我们接下来将聚焦于这个问题。

如今，在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某些阵营中，纲领派常常被视为“想当领袖之人”。但这并不是马拉泰斯塔和其他批评者所反对的地方。马拉泰斯塔和马克西莫夫都认为，用后者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应该“深入群众……与他们一同工作，为他们的灵魂而斗争，努力在意识形态上[原文如此!]争取他们并给予引导。”问题在于“不是拒绝领导，而是确保这种领导是自由而自然的。” [Constructive Anarchism, p. 19] 此外，正如马克西莫夫指出的，“综合派”无政府主义者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因此，辩论双方都接受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发挥领导作用。马拉泰斯塔和其他人所关心的问题不是“是否要领导”，而是“应该如何去领导”——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

马拉泰斯塔提出了两种选择，要么“通过建议与榜样来引导他人，让人们自行……采纳我们的方法与解决方案，如果这些方法确实比其他人提出和实行的更好或更显得更好”，要么就是“通过掌握指挥权来进行引导，也就是成为一个政府”。他问纲领派：“你们希望以哪种方式来引导？”虽然他根据自己对马赫诺及其作品的了解，认为答案会是第一种，但他“仍然有疑虑，担心[马赫诺]也希望在整个运动中设立一个中央机构，以一种专制的方式，规定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纲领。”这是因为《纲领》中提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为组织提供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指导”。[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108 and p. 110]

马克西莫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纲领》暗示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的责任对象是无政府主义联合会，而不是选举他们的工会大会。用他的话来说，根据《纲领》，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带着现成的方案加入工会，并在必要时执行这些方案，即使是在违背工会自身意愿的情况下。”这只是一个更普遍问题的例子，即《纲领》“将它的政党置于与布尔什维克相同的高度，也就是说，它将党的利益置于群众的利益之上，因为政党垄断了对这些利益的理解。”[Constructive Anarchism, p. 19 and p. 18] 这一观点来自《纲领》中所主张的，即无政府主义者必须“以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加入革命工会，对无政府主义总组织负责，接受其引导并完成在工会中的工作。”然而，马克西莫夫的批评可能显得过于严厉，因为《纲领》也指出，无政府主义“既不追求政治权力，也不追求独裁专政”，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在工会运动中鼓吹与此相反的原则。[The Organisational Platform of the Libertarian Communists, p. 25 and p. 21] 如果我们将《纲领》的这段话置于“思想上领导”的语境下来看（参见J.3.6节），那么它的本意只是指无政府主义小组应通过辩论来说服工会成员接受他们的理念，而这点其实并不为马克西莫夫所反对。简而言之，争论实质上在于《纲领》的作者用词不清（或用词不当）。

尽管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大量讨论和通信（尤其是在马拉泰斯塔与马赫诺之间），但关于“领导”这一问题，双方始终未能满意地澄清，部分原因在于另一个相关议题也存在争议。这就是关于组织原则的问题（而组织原则本身就构成了原始《纲领》的核心内容）。马拉泰斯塔认为，这一组织形式与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和原则不相符，因此无法“促进无政府主义的胜利”。[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97] 这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关于《纲领》中的“书记处”与“执行委员会”的设想，二是关于“集体责任”的问题。我们将逐一进行讨论。

《纲领》所构想的结构以“书记处”和“执行委员会”为核心，这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总]联合会的意志只能是大多数人的意志，通过提名和监督执行委员会并决定所有重要事务的代表大会表达出来。当然，代表大会将由多数成员小组选出的代表组成……所以在最好的情况下，决策也是由多数中的多数作出的，而这种多数，尤其在意见分歧超过两方时，很容易只代表着少数。”马拉泰斯塔指出，这“等于是纯粹的多数制体系、纯粹的议会主义”，因此不具备无政府主义性质。[Op. Cit., p. 100]

只要一个纲领派联合会，是建立在由“书记处”和“执行委员会”来指挥组织活动和发展组织结构之上，那么这种批评就是成立的。在这种体制下，由于这些机构掌控着组织，而成员又（因所谓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以及“集体责任”）被期望遵从它们的决定，那么这些机构实际上就是该组织的政府。尽管这种政府可能是经过选举产生并对成员负责的，但它仍然是一个政府，仅仅因为它拥有执行权。正如马克西莫夫所指出的，《纲领》中的个人主动性“具有一种特殊性质……每一个组织（即拥有个人主动权的成员联合体）都有其书记处，而该书记处……主导该组织在意识形态、政治和技术方面的活动……那么，基层成员的自主活动体现在哪里？显然只体现在一点上：服从书记处并执行其指令的主动性。”[Op. Cit., p. 18] 这似乎正是《纲领》建议的结构所带来的逻辑上的结论。马拉泰斯塔则认为：“其精神、其倾向，仍然是专制的，其教育作用将仍然是反无政府主义的。”[Op. Cit., p. 98]

马拉泰斯塔则相反，主张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建立在“个人与团体完全的自治、完全的独立，也因此是完全的责任”基础之上，所有组织工作都应“以不妨碍个人的思想与主动性为前提，自由地进行”。这种组织中的个人成员“可以不违背既定原则、且不妨碍他人活动的前提下，表达任何的意见、采取任何的策略”。此外，该组织所选出的管理机构将“没有任何执行权，也没有任何指挥权”，决策应由各小组及其联邦会议自行决定。这种组织的代表大会将“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专制性，因为它们并不制定法律；它们不将自己的决议强加于他人……而且只有对那些接受他们的人才具有约束力与可执行性”。[Op. Cit., p. 101, p. 102 and p. 101] 这样的组织并不排斥集体决策和自愿承担的义务，反而正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

不过，大多数受到《纲领》启发的组织，似乎都否定了其关于组织结构中这一部分的建议。他们不采用“书记处”与“执行委员会”，而是通过定期的会议和代表大会来就各项事务达成集体决策，并以此方式实现统一。因此，真正重要的问题是“理论与策略的统一”以及“集体责任”，而不是《纲领》所建议的具体结构。例如在马赫诺写给马拉泰斯塔的信中，这实际上正是主要的议题。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认为，这正是“纲领派”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键分歧所在。

那么，马拉泰斯塔究竟是如何反对这一概念的呢？如前一节所述，《纲领》将“集体责任”定义为：“整个联盟要对每一个成员的政治和革命活动负责；同样地，每一个成员也要对联盟的政治和革命活动负责。”对此，马拉泰斯塔回应道：

“但是，如果联盟要对每个成员的行为负责，那么它又怎能让成员和各小组，自由地以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贯彻共同纲领呢？如果一个行为是自己所无力阻止的，又如何对其负责呢？因此，联盟，及以其名义行事的执行委员会，就必须监督每一名成员的行动，命令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因为事后的反对并不能修正已经接受的责任，那就没有人能在未经委员会批准、授权前采取任何行动。另一方面，一个人又怎能在还不了解集体将会做什么、也无法阻止其做出他反对的行为之前，就接受对集体行为的责任呢？”[Op. Cit., p. 99]

换言之，如果按字面上理解“集体责任”这一术语，就意味着一种极其低效且带有专断色彩的组织形式。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都必须去向组织咨询，而这将压制个人、小组和地方的主动性。组织对突发局势的反应将会极其迟缓，甚至可能完全无法做出反应，而且这种反应还缺乏第一手的经验与知识。更重要的是，这种组织形式意味着个体判断力的丧失，因为成员必须“在还不知道决策为何物之前，就服从多数派的意见”。[Malatesta, Op. Cit., p. 101] 成员最终所能做的，只有在不同意某一策略或立场、又无法通过自身行动加以推进时，选择退出组织。

这种组织架构也表明，《纲领》所宣称的联邦主义原则仅停留在口头上。正如大多数批评《纲领》的无政府主义者指出的，尽管其作者声称自己坚持联邦主义原则，但实际上他们“勾画的是一个完全中央集权的组织，该组织有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向各无政府主义组织提供意识形态和组织指导，而这些组织又将相应地去指导工人的行业组织。”["The Reply by Several Russian Anarchists", Op. Cit., pp. 35-6]

因此，如果将“集体责任”推向其逻辑上的终点，实际上会因其官僚化和迟钝的特性而妨碍无政府主义的实践。然而，假设通过实施“集体责任”以及“理论与策略统一”，确实可以更高效地利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资源和时间。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如果集体所达成的决策是错误的，或者根本无法适用于多数地区，那么“高效”还有什么意义？与其让地方小组根据对本地条件的了解来发展理论和政策（并自下而上地协作），它们反而可能会仅仅因为纲领派组织的“统一”要求，而被迫去执行并不适用的政策。确实，马赫诺曾指出，“地方组织的活动可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适应本地条件”，但前提是这些活动“必须与全国范围内无政府主义者联盟的总体组织实践，保持协调一致”。[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tate and Other Essays, p. 62] 这仍然引出了一个问题，即《纲领》所倡导的“统一”到底具有怎样的性质（不过，这也暗示《纲领》的立场可能并不如文字所表现出的那样极端——后文我们还将讨论）。正因如此，为了更好地回应地方的实际需求，无政府主义者传统上一直支持联邦主义和组织内部的自由协定。

而如果我们不去按字面或逻辑上的极端来理解《纲领》对“集体责任”的定义（正如马赫诺的言论所表明的那样），那么纲领派与非纲领派之间的分歧也许并没有那么巨大。正如马拉泰斯塔在回应马赫诺来信时指出的：

“我接受并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任何为了共同目标而联合与合作的人，都必须感受到与其同志协调行动的必要性，并且不能做出有损他人工作的事情……并且尊重已经达成的协定……[不仅如此，]我还认为，那些不具备这种责任感、也不履行这一义务的人，应该被开除出组织。

“也许，当你提到集体责任时，你所指的正是成员之间必须存在的协调与团结。如果真是这样，那你所使用的说法……只不过是措辞上的不当，从根本上来说只是文字问题，而这种问题是可以很快达成共识的。”[Op. Cit., pp. 107-8]

事实上，这似乎确实是大多数纲领派组织的实际运作方式。他们在一些议题上（例如工会的性质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应如何与之互动）达成了广泛的理论和策略共识，同时又允许地方组织在这些指导原则下自行采取行动。此外，地方组织在行动之前也并不需要向整个组织汇报。换句话说，大多数纲领派组织并未按字面去执行《纲领》，因此许多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措辞问题。正如两位《纲领》的支持者所指出的：

“《纲领》并未详细说明集体责任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它忽略了一些问题，例如反对多数意见者该如何处理。我们认为，显然那些反对多数意见的人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在表达时必须明确指出，他们并不代表组织的立场。如果组织内的一群人反对多数决定，他们有权组织起来并传播信息，使他们的观点能够在整个组织内部被听到。我们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的一部分，即是相信争论与分歧、自由与开放，能够同时强化个体及其所属于的集体。”[Aileen O'Carroll and Alan MacSimoin, "The Platform", pp. 29-31, Red and Black Revolution, no. 4, p. 30]

尽管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批评纲领派团体过于中央集权，不符合他们的理念，但《纲领》确实影响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组织，甚至还包括一些非纲领派组织（这一点可以在下一节所讨论的“阶级斗争”团体中看到）。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原始《纲领》所受到的批评也对纲领派团体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纲领派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几乎没有差别。纲领派团体往往比其他人更加强调“集体责任”以及“理论和策略上的统一”，而这在纲领派成员与“综合派”组织合作时曾造成问题（例如在法国的案例中，这种分歧导致了纲领派与其他人之间产生了诸多不满）。

由俄国主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G.P. 马克西莫夫所编的《建设性的无政府主义》，汇集了所有分相关文献。除了马克西莫夫对《纲领》的批判外，该书还收录了“综合派”的回应、马拉泰斯塔的评论以及他与马赫诺之间的通信往来。《无政府主义革命》一书也包含了马拉泰斯塔的文章和他与马赫诺之间的信件交流。

J.3.5 是否存在其他类型的无政府主义联合会？

是的，还有其他类型的联合会。另一种类型的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是我们称之为“阶级斗争”型的团体。例如，英国的许多地方无政府主义团体就是以这种方式组织的。他们使用“阶级斗争”这一术语，是为了表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是建立在工人阶级集体抗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支持诸如合作社之类的形式去改良资本主义（当然，许多“阶级斗争”无政府主义者也会去做后者的这些事情，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仅靠这些手段是无法建立起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我们在此也沿用这一术语的用法。再次强调，我们使用“阶级斗争”来描述这类无政府主义团体，并不意味着“综合派”或“纲领派”就不支持阶级斗争。事实上他们是支持的！

这种团体介于“综合派”和“纲领派”之间。“阶级斗争”团体认同“综合派”认为联合会内应存在多元观点的重要性，并认为，像“纲领派”那样试图对处于不同环境中的团体强行施加统一立场，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然而类似于“纲领派”，“阶级斗争”团体也意识到，将完全不同派别的无政府主义流派强行联合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阶级斗争”团体反对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或互助主义者，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或工团主义者处于同一组织之中，也反对无政府和平主义者与非和平主义者联合行动。“阶级斗争”团体认识到，一个组织中若存在严重对立的观点，将由于无谓的争论以及难以弥合的分歧而导致行动瘫痪。

相反，“阶级斗争”团体会就一套共同的“目标与原则”达成一致，这构成了联合会内部基本的共识条款。如果某个个人或团体不同意这份声明，那么他们就无法加入。如果他们已经是成员，试图改变这份声明却无法获得其他成员的同意，那他们在道义上就应当退出组织。换句话说，个人与团体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实践他们自身的理念和自己对共识政策的理解。这意味着，团体中的个体以及联合会中的各个团体在开展本地活动时，都有一个集体认可的依据。这样，行动中就会有共同的主线与指导（特别是在无法召开团体或联邦会议的情境下）。借此，个人的主动性与集体协作就能得以兼容，而不会互相妨碍。此外，“目标与原则”也向潜在的成员展示了该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基本立场。

“阶级斗争”团体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综合派”团体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难以达成任何此类的政治理念基本共识，而即便有，且往往被稀释到几乎毫无意义（例如，一个同时容纳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会，就将很难在诸如革命的必要性、共有制等问题上达成一致）。而“阶级斗争”团体通过明确陈述其理念，保证了行动与讨论的共同基础。

这样的联合会和所有无政府主义团体一样，会以地方定期集会以及频繁举行的地区、全国等层级的大会为基础，持续地重新评估政策、策略、战略与目标。此外，这类会议也能防止权力集中到那些为协调行动而设立的上层管理委员会手中。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旨在就特定议题制定联合会的政策，并就共同的战略达成一致。这类政策一旦被通过，就对所有成员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成员虽然可以在之后阶段对其进行审查与修改，但不能采取任何会阻碍这些政策实施的行动（当然，如果成员认为这些政策是严重错误的，他们也可以选择不去执行）。

例如，在这样的联合会中，少数派只要明确表示自己立场是少数观点，并且不违反联合会的目标与原则，就可以推行他们自己的政策。通过这种方式，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实现了统一行动与分歧并存，因为任何普遍性的政策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情境，而少数派若明知某一政策在其所处地区会制造更大问题，倒不如干脆忽略这些政策。只要他们的行动与政策不与联合会的基本政治理念相冲突，那么多样性本身，就是确保能够识别出最佳策略与理念的重要手段。

J.3.6 这些团体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无政府主义团体与联合会的目标，是在社会及社会运动中传播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他们试图通过与他人平等协作，使人们信服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分析的正当性，并理解社会以及个人都需要进行自由意志主义的转变。这类团体坚信（借用默里·布克钦的话）：“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能仅仅是一种情绪或派别，像一种文化气息一样飘忽在空中。它必须被组织起来——确切地说，是有条理地组织起来——如果它要清晰表达并传播这种新的情感；它必须拥有一个连贯的理论体系和大量的文献资料；它必须能够与那些试图削弱我们这个时代直觉中的自由意志冲动、并将社会不满引导进等级制度化组织形式的威权运动——进行抗争。”[“Looking Back at Spain,”pp. 53–96, Dimitrios I. Roussopoulos (ed.), The Radical Papers, p. 90]

这些团体和联合会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深知，在社会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知识与意识。虽然人们是通过斗争与亲身经历来学习的，但每个人的成长速度不同，每个人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会受到不同的影响。正如英国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在一份小册子中所说，“工人阶级生活的经验，不断催生出质疑既有秩序的思想与行动……与此同时，不同群体的工人阶级所达到的意识水平也不尽相同。”[The Role of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sation, p. 13] 这一点，可以从任何一个由相同阶级或甚至同一社区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中轻易看到。有些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是社会民主党人／工党支持者，有些是保守派，有些是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是“政治冷漠”的；有些支持工会，也有些人反对，诸如此类。

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只是众多倾向中的一种，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起来，是为了对社会斗争施加影响。只有当无政府主义的理念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时，无政府主义社会才可能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在工人阶级与整个社会中，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争取到最广泛的理解与影响力，正是因为我们相信，唯有这些才能确保革命性社会转型的成功。因此，马拉泰斯塔说到：

“无政府主义者们，若深信我们的纲领是正确的，就必须努力赢得压倒性的影响力，以引导运动实现我们的理想。但这种影响力必须通过我们比别人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来赢得，且唯有以这种方式获得的影响才是有益的……我们必须深入、发展并传播我们的思想，将我们的力量协调于共同的行动之中。我们必须介入工人运动，以防其沦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专注小幅改良的追求，从而受其局限与腐蚀……我们必须与……[所有的]群众一道，唤醒反抗精神与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我们必须发起并支持一切旨在削弱国家与资本主义力量、提高工人思想水平与物质条件的运动。”[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109]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存在，正是为了推进人们形成无政府主义认知的过程。它的目标是明确表达出人们内心已有的情感与思想（例如“雇佣奴役即是地狱”、“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压迫人民”等等），通过辩论揭露现存社会及社会关系的常见辩护为何是错误的，并提出一种更美好的愿景。换言之，无政府主义组织致力于解释与澄清社会中正在发生的现象，阐明为何无政府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现实路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必须与错误思想作斗争，例如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等，指出这些主张的解决方案为何是虚假的。此外，无政府主义组织还必须充当被压迫者的“集体记忆”，延续并发展工人运动、激进运动与无政府主义的传统，以便新一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可以在既有的经验基础上继续斗争并开展行动。

无政府主义组织视自己为协助者，而非领导者。正如沃林所言，具备政治觉悟的少数派“应当介入。但是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境下……[他们]都应以真正的合作者的身份自由地参与到共同的工作中，而不是以独裁者的姿态。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应当树立榜样，投身其中……不支配、不征服、不压迫任何人……根据自由意志主义的主张，正是劳工群众自己，才可以通过各种阶级组织、工厂委员会、产业与农业工会、合作社等等，联合起来……才可以在各地亲自解决推进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至于‘精英’[即有政治觉悟的人]，依照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观点，他们的作用是协助群众、启发他们、教育他们、给予必要的建议、激励他们主动行动、为他们树立榜样，并在他们的行动中给予支持——但绝不应对他们进行政府式的指挥。”[The Unknown Revolution, pp. 177–8]

这种作用通常被称为“思想上的领导”。无政府主义者强调，这一概念与列宁主义等威权主义的“领导”观念之间存在区别。尽管无政府主义组织和列宁主义组织都旨在克服工人阶级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这两者的目标、角色和结构，却截然不同（如H.5节所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先锋队理论的假设和实践，认为这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相容）。

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不论人们在斗争中发生多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仍然不够（如果够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生活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了！）。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除了强调通过斗争实现的自我组织、自我解放和自我教育以发展自由意志社会主义思想之外，还强调无政府主义团体需要在群众组织和广大人民中开展工作。这些团体将在帮助参与斗争者澄清理念、瓦解内在与外在的思想障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对于内在的思想障碍方面，也就是艾玛·戈尔德曼所称的“内在暴君”，即是现存等级制社会中的“伦理与社会规范”，这些规范使人们习惯于威权主义的社会关系、不公正、缺乏自由等现象。[Red Emma Speaks, pp. 164-5] 外在障碍则是诺姆·乔姆斯基所称的“制造共识”，即通过教育系统和媒体，使广大民众接受现状及统治精英观点的过程。正是这种“制造共识”，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我们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工人阶级生活的自然产物，但相对来说无政府主义者仍然很少的情况。虽然从客观上讲，现实生活的经验会推动工人阶级反抗支配与压迫，但他们进入斗争时却背负着自身的历史背景——在资本主义学校接受教育、消费资本主义媒体等等。

这意味着，尽管社会斗争具有激进化的作用，但它也必须对抗长期的亲国家、亲资本主义的影响。因此，即便无政府主义意识源自工人阶级生活的真实条件，但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中，仍有诸多逆向趋势阻碍这种意识的发展（例如宗教、当下的道德观、媒体、亲商与亲国家的宣传、国家和企业的镇压等等）。这解释了工人阶级内部在政治观点上的差异，因为人们的成长速度不同，所受的影响和经历也各不相同。不过，那些由“内在暴君”和“制造共识”过程所造成无政府主义观点发展的种种内外障碍，可以——且正在——通过理性讨论以及社会斗争和自我实践加以削弱。事实上，除非我们“学会挑战一切[内在暴君]，坚定地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坚持[我们]不受限制的自由”，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获得自由，也无法有效对抗“共识的制造”。[Goldman, Op. Cit., p. 140] 而这正是无政府主义团体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那些已经经历过这一过程的人，有着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帮助那些正在经历这一过程的人。

当然，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并无法孤立地出现。在工人阶级斗争低潮、集体行动稀少的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会显得空想主义，因此被大多数人所忽视。在这种情况下，仅有极少数人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普通劳动者的现实经验，并不会激发出认为“有可能存在现有制度的替代方案”的自信。此外，如果无政府主义团体本身规模较小，那么许多正在寻找替代方案的人可能会加入那些更为显眼、并使用带有自由意志主义措辞的其他团体（比如列宁主义团体，虽然这些团体常常谈论工人控制、工人委员会等，但其真正含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截然不同）。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集体行动，越来越通过自身的实践获得力量和激进化，从而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及改造社会的可能性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无政府主义团体得以发展壮大，其思想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这就解释了为何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未像本可以的那样广泛传播。这也同时指出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即在守旧反动的时期，为那些被无政府主义思想吸引的人提供一个可以相遇、交流经验和理念的环境与空间。

因此，无政府主义团体的角色并不是将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工人阶级，而是帮助那些正在趋向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成员发展并澄清自身的思想，从而支持他们的意识发展过程。他们通过提供揭露现行社会制度（及其辩护论据）破产的宣传资料，以及鼓励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方式来促进这一发展。前者，对巴枯宁而言，能够“为无产者现有的本能带来更为精确的普遍表达，为其提供一种新的、更合意的形式……[而这]有时可以促成并加速这一发展……[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拥有的、已经感觉到的、已经本能地渴望的事物，以及永远无法被给予他们的、他们却尚未拥有的事物。”而后者“是最为大众化、最为有力、也是最为不可抗拒的宣传形式”，它“唤醒了工人内心深处存在的所有社会革命本能”，从而使本能得以转化为“经过深思的社会主义思想”。[quoted by Richard B. Saltma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ichael Bakunin, p. 107, p. 108 and p. 141]

再次引用英国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话说，“[自由意志主义]组织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团体：最重要的是，它必须积极参与工人阶级的所有基层组织的工作，例如大众[工会]团体、租户协会、占屋者和失业者组织，以及女性、黑人和同性恋者团体。”该组织“尊重工人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并与其他组织不同，）不会试图将它从属于革命组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试图在这些运动中传播自己的思想。”[Op. Cit., p. 15 and p. 16] 这样的组织并不是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先锋队组织，因为它承认社会主义政治源自工人阶级的经验，而非（正如列宁和卡尔·考茨基所主张的：）源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它的目标不是主导群众运动，而是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其中。

因此，虽然我们承认工人阶级内部确实存在一部分“先进”成员，而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其中之一；但我们也同样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在于，它的政治理念直接来源于与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斗争的具体经验——也就是说，来源于工人阶级生活的现实。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也必须从参与斗争的工人中学习。如果我们承认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工人阶级经验与自我行动的产物，并且这些思想会随着新的经验和斗争而不断变化与发展，那么无政府主义理论就必须通过向非无政府主义者学习而保持开放性。忽视这一事实，就等于为先锋队主义和教条主义敞开了大门。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无政府主义者与非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建立在相互交流的基础上，同时承认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人掌握所有答案——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自己！基于这一点，虽然我们承认工人阶级中存在“先进”团体（而这显然反映了其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但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在社会斗争中通过无政府主义组织的介入方式来尽量减少这种不平衡——这种介入是以让所有人都参与决策过程为基础的（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因此，无政府主义团体的一般目标是传播理念——例如对社会和当前事件的无政府主义角度分析、自由意志主义形式的组织、直接行动、团结互助等等——并争取人们认同无政府主义（即“造就”无政府主义者）。这既包括宣传、也包括作为平等者参与社会斗争和群众组织。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更换领导人是解决（糟糕的）领导问题的办法。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赋权于所有人来使领导人变得多余。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我们“并不想去解放人民；我们希望人民解放自己。”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提倡并践行直接行动、去中心化、自主权和个人的主动性；他们应特别努力帮助[群众组织]的成员，学会直接参与组织的生活，并摆脱对领导人和专职干部的依赖。”[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90 and p. 125]

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拒绝“无政府主义团体或联合会必须成为组织‘领导者’”的观念。我们希望无政府主义思想能够在社会和群众组织中成为普遍观念，从而以基层中的积极分子对基层群众所做出决定的“自然影响”（借用巴枯宁的说法），取代那些身处权位者的“领导”。尽管我们将在J.3.7节更详细地讨论巴枯宁的思想，但从弗朗西斯科·阿斯卡索的这段话中，我们就可以理解“自然影响”这一概念（阿斯卡索是杜鲁蒂的朋友，本身也是CNT和FAI中极具影响力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

“没有哪位抗争者是以‘FAI主义者’的身份参与工会会议的。我工作，因此我是一个被剥削者。我向工会缴纳会费，而当我在工会会议上发言时，是凭借我所持的会员证所赋予的权利，以一个被剥削者的身份发言，就像其他抗争者一样，无论他们是否属于FAI。”[quoted by Abel Paz, Durruti: The People Armed, p. 137]

这段话展示了“思想领导”的本质。无政府主义者不是被选举到某种权力或责任的位置上，而是在群众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为之辩护。这显然意味着一个双向的学习过程：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而他人则接触到无政府主义的理念。此外，这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建立在平等者之间的讨论之上，而不是鼓动人们将某人置于他们之上的权位。这种方式可以保证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决策的制定、理解与认同的过程中。这显然有助于所有参与者的政治成长（我们必须强调，这也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正如杜鲁蒂所说：“一个放弃自己意志的人，就永远不可能自由地表达自己、追随自己的思想，即使他[或她]在工会会议上会感到被最软弱的演说者所支配……只要一个人不为自己思考、不承担自己的责任，就不可能实现人的彻底解放。”[quoted by Paz, Op. Cit., p. 184]

正因为我们支持“思想领导”，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所有群众组织都必须是开放的、完全自我管理的，摆脱一切的专制主义。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思想与讨论才能在组织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相信‘良善’能被自上而下、以强制方式施加”，而是“希望新的生活方式是从人民群众的主体中自然地涌现，随着他们的进步而发展。因此我们所关心的，是所有的利益与观点都能在一个有意识的组织中得以表达，并根据其重要性对共同生活产生影响。”[马拉泰斯塔，Op. Cit., p. 90] 巴枯宁关于第一国际工人协会的论述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它必须是一个人民的运动，由群众自由且自发的行动、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不得有任何秘密的政府活动，群众必须了解一切……国际的所有事务都必须彻底且公开地进行讨论，不得有回避与托词。”[Bakunin on Anarchism, p. 408]

基于此，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阶级斗争与革命进程中创造出来的组织机构，转变为等级制度的结构。将它们从自我管理的机构变成任命“领导者”的机构，这只会使革命的建设性任务与政治发展在真正开始之前就被扼杀。所有人的积极参与会沦为选择新主子的行为，而革命也将因此停滞。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于布尔什维克类型的政党，他们认为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在革命本身所创造的形式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在政党创造的形式中。”这意味着“需要一个系统地传播理念的组织——而且不仅仅是理念本身，还有那些推动自我管理理念的思想。”换言之，“确实需要一个革命的组织——但必须始终明确它的职能。它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在革命形势下，革命组织提出最先进的诉求：在每一个关键节点，它都准备——以最具体的方式——提出最先应当完成的任务，以推动革命进程。它在行动与革命决策机构中提供最勇敢的要素。”[默里·布克钦，《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 p. 140] 然而，它不能做的是通过建立体制化、等级化的领导结构，取代这些机构或决策过程。

同样重要的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如何介入社会斗争与群众组织、以及这些斗争和组织的组织方式，还包括他们介入的性质问题。我们愿意引用英国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团体“团结社”（Solidarity）的一段话，因为它很好地总结了无政府主义行动的本质、从自由意志主义视角看待社会斗争与变革的重要性，以及那些具有政治意识的少数派应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

“对革命者而言，有意义的行动，是指那些能够增强群众的信心、自主性、主动性、参与度、团结性、平等倾向以及自我行动能力的行为，以及任何有助于揭示真相、去神秘化的行为。无效甚至是有害的行动，是指任何加剧群众被动、冷漠、犬儒、通过等级制度制造的分化、疏离、自我否定、依赖他人为其做决定，从而更容易被操控——即使是那些声称代表他们行事的人所操控的——行为。” [Maurice Brinton, For Workers' Power, p. 154]

借用克鲁泡特金的话来说，这种“有意义的行动”的一部分就是鼓励人们“为自己去行动”。正如我们在A.2.7节中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是建立在自我解放的基础之上的，而其中的关键方面就是自我行动。因此，马拉泰斯塔主张：

“我们的任务是‘推动’人民去要求和夺取他们能够获得的一切自由，使他们主动承担起满足自身需求的责任，而不是等待任何形式权威的命令。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宣传和行动，揭示政府的无用与有害，激发并鼓励各种个人和集体的行动。

“这实际上是一种争取自由的教育，使那些习惯了服从和被动的人们有意识地认识到自身真正的力量与能力。必须鼓励人们为了自己去做些事情。”[Op. Cit., pp. 178-9]

这种“推动”人们“自己来做”的理念，是任何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另一个核心职责。鼓励直接行动，与宣传无政府主义以及广泛参与社会斗争和群众组织同等地重要。

随着社会斗争的发展，革命的可能性也日益临近。尽管我们将在J.7节中详细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但我们在此就必须指出，无政府主义组织的角色不会因此改变。正如布克钦所说，无政府主义者“力图说服工厂委员会、群众大会”以及那些在斗争中由人民创建的其他组织，“使它们真正成为民众自我管理的机构，而不是去支配它们、操控它们，或将它们绑定上某个自诩无所不知的政党。”[Op. Cit., p. 140] 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在斗争中推动自我管理，实际上是在为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奠定基础。

J.3.7 巴枯宁所说的“隐形的专政”，难道不正好证明了无政府主义者其实是暗地里的独裁主义者吗？

不是。尽管巴枯宁确实使用过“隐形的专政”("invisible dictatorship")这一说法，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或无政府主义者们，实际上是隐秘的独裁主义者。相反，这种说法常常出自列宁主义者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之口，反映出对巴枯宁关于“革命者在群众运动中应扮演角色”之观点的明显误解、甚至是有意的歪曲。

马克思主义者断章取义地引用巴枯宁的“隐形的专政”和“集体专政”这些说法，用来“证明”无政府主义者其实背地里是威权主义者，暗中追求对群众专政的权力。但更广泛地说，关于巴枯宁和他的“隐形专政”的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一些对无政府主义持赞同态度的论述中。例如彼得·马歇尔写道，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巴枯宁的隐形专政将比……马克思主义式的专政更加暴虐”，并称这反映了巴枯宁“在其生平与著作中一种深刻的威权主义倾向与掩饰倾向”。[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287] 因此，澄清巴枯宁理论中这一方面的真实含义，不仅是为了纠正个别列宁主义者的错误，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也同时有助于我们澄清前一节中讨论过的“思想领导”这一概念。正因如此，尽管本节内容乍看之下似乎冗余、也仅会吸引学者的兴趣，但其实其意义远远超出学术讨论的范畴。

对于那种认为巴枯宁（以及进而的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隐形的”专政、因而并不是真正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说法，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有两种回应。首先（且本节将重点讨论这一点），巴枯宁的这一说法被断章取义了，而一旦放回上下文中，其含义就与无政府主义批评者所暗示的意思截然不同。其次，即便这个说法的含义确如批评者所言，也无法推翻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正当性。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同样也不会是蒲鲁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主义者或任何某个人的主义者）。我们承认，那些历史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只是人类，他们说过许多重要而有价值的话；但他们也像所有人一样，会犯错，常常也无法完全践行自己的思想。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关键是从他们的著作中汲取有价值的部分，剔除那些无用（甚至有些完全是荒谬！）的内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仅仅巴枯宁说过某些话，并不意味着它就一定是对的！这种常识性的政治态度似乎却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缺失了。事实上，如果我们按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推演，就必须否定卢梭的全部思想（因为他是性别歧视者），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思想（因为他们曾经发表过针对斯拉夫人的言论，还有其他众多种族主义言论），等等。但显然，在马克思主义者撰写他们的文章和著作时，这种“清算”从未发生在非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身上。

不过，回到我们最核心的论点，也就是“语境”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巴枯宁使用“隐形的”或“集体的”专政这些术语时，他也总是明确表达对政府权力的反对，尤其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掌握政府权力的想法。例如，一位列宁主义者引用“某份巴枯宁主义者文件”中的一段话，企图借此表明“巴枯宁的独裁野心”，并称“反民主原则的目的，在于让巴枯宁位于无人挑战的权力顶端”：“必须在构成革命活力与生命的人民无政府状态中，寻找一种思想与革命行动相统一的机制。这个机制，必须是国际同志之间的秘密而全球性的联盟。”[Derek Howl, "The legacy of Hal Draper", pp. 137-49,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no. 52, p. 147]

然而，就在上述引文的前一句话中，巴枯宁就明确表示：“这个组织排除了任何形式的专政和监护式控制的想法。”奇怪的是，文件的这一部分却没有被引用！同样没有被引用的，还有巴枯宁在同一份文件中所写的话：“我们是那些革命者——未来的独裁者、革命的训导者与监管者——的天敌，他们……[想要]建立一种与我们所熟知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权一样的新革命国家。”也没有提及巴枯宁的另一段观点，即“革命必须在各地由人民自己发动，而最高的控制权，应始终属于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农业与工业联合会的自由联邦……[这些联邦]应通过革命性的代表自下而上地进行组织……[他们]的目标是管理公共事务，而不是统治人民。”[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72, p. 169 and p. 172] 而这种选择性引用，只能说服那些对这一议题一无所知的人。

同样地，当我们考察巴枯宁使用“隐形”或“集体”专政这些术语的具体情境时（通常是在写给同志的信件中），也能发现相同的情况——即巴枯宁在这些信中明确否认革命组织应当掌握政府权力。例如，在写给阿尔贝·理查（“社会民主联盟”成员之一）的信中，巴枯宁写道：“唯一有益且可行的权力与专政，是那些以我们原则名义联合起来的，同志们之间集体的、隐形的专政。”他紧接着补充说：“这种专政之所以更加健康有效，正是因为它没有任何官方权力或外在的权威形象。”在信的前文中，他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像隐形的舵手一样，在人民风暴的浪潮中……引导[革命的]进程；不依赖任何公开的权力，而依靠所有盟友的集体专政——一种没有标志、头衔或官方权利的专政，正因其不具备任何权力的装饰，反而更具有力量。”他明确反对“公共安全委员会以及官方的、公开的专政”，并阐述了他对革命的设想：以“工人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按街区与区划(quartiers)武装并组织起来，建立联合的公社”为基础。[Op. Cit., p. 181, p. 180 and p. 179] 这显然与一个图谋专政者的言论相去甚远。正如萨姆·多尔戈夫所指出的：

“一个不行使公开权力、没有国家、没有官方地位、没有制度化权力机制来执行其政策的组织，是无法被定义为专政的……此外，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段文字是出自一封用最强烈的措辞否定国家、否定‘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们、丹东们、圣茹斯特们^¹⁶⁰’的威权国家主义的信件，那么就可以合理推断，巴枯宁使用‘专政’一词，是在指一种主要通过榜样来施加的主导性影响或指导……与此推断相符的是，巴枯宁使用‘隐形’与‘集体’两个词，是为了描述一种以组织化方式施加影响的地下运动。”[Bakunin on Anarchism, p. 182]

这一分析在巴枯宁其他书信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写给虚无主义者谢尔盖·涅恰耶夫的一封信中（信中巴枯宁明确指出他与涅恰耶夫在政治上的巨大分歧——这点十分重要，因为从马克思起，许多巴枯宁的反对者常常引用涅恰耶夫的小册子，仿佛它们就是“巴枯宁主义者”的代表，然而事实却并不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这样论述的：

“这些[革命]团体不会为自己谋求任何东西，包括特权、荣誉或权力……[而是]将处在一个引导群众运动的位置……带领人民，实现最彻底的社会经济理想和最完整人民自由的组织形式。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秘密组织的集体专政。

“这种专政……不会给构成这些团体的任何成员或团体本身，带来任何利益、荣誉或官方的权力。它不会威胁人民的自由，因为它没有任何官方性质，就不会取代国家对人民进行控制，并且它的全部目标……正是实现人民自由的最大化。

“这种形式的专政，丝毫不违背人民自由发展的进程、也不违背其自下而上的组织……因为它只通过其成员自然的、个人的影响来影响人民，而这些成员没有丝毫权力，……并……试图引导人民自发的革命运动走向……人民自由的组织……这种秘密的专政首要的、当下的任务，是在广大人民中开展宣传……并通过这种宣传的力量以及在人民自身中间的组织工作，将分散的人民力量整合成一支有能力摧毁国家的强大力量。”[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93–4]

这里的核心在于“自然的”影响这一概念。在写给一位“社会民主同盟”西班牙成员的信中，巴枯宁指出，该组织“将会仅仅通过所有成员的自然影响而非任何官方影响来推动革命。”[Bakunin on Anarchism, p. 387] 他也曾在公开著作中使用过这个术语，巴枯宁认为“每个人的自由正是源于……他周围的每一个个体，以及社会……不断地在物质上、智识上和道德上对他施加影响”，并且“凡是有生命的存在……都在他人生活中发挥作用……[因此]我们根本无意废除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对群众所具有的自然影响。”[The Basic Bakunin, p. 140 和 p. 141]

因此，“自然影响”仅仅意味着一种沟通的效果，即与他人交流、讨论你的思想、并说服他们接受你的立场，仅此而已。这远远称不上是威权主义，所以正因如此，巴枯宁将这种“自然的”影响与“官方的”影响加以对比，后者取代了平等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建立起一种固定的命令等级结构，从而导致了“自然影响这一本质上对人正当的影响，蜕变为了一种权利。”[引自 Richard B. Saltma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Michael Bakunin, p. 46]

作为这种差异的一个例子，可以考虑一位工会激进成员的情形（我们将会看到，这便是巴枯宁所设想的典型例子）。只要他还是基层成员，在工会会议上陈述自己的立场，或者被委派执行这些大会的决议，那么他的影响就是“自然的”。然而，如果这位激进派被选入具有行政权力的职位（例如成为一名专职的工会官员，而不是车间代表），那么他的影响就变成了“官方的”，因而可能对这位激进派本人以及服从该官员权力的基层成员，都具有腐蚀性。

事实上，巴枯宁也称这种“自然的”影响为“隐形的”影响：“只要有十分之一的工人以认真且完全理解事业的态度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即使其余十分之九仍在组织之外，他们也会受到这种隐形的影响。”[The Basic Bakunin, p. 139] 因此如我们所见，巴枯宁在其书信中所使用的“隐形的”和“集体的”专政这一术语，与他在公开著作中使用的“自然影响”这一术语密切相关，似乎只是用来指代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对群众所产生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引用巴枯宁关于这种“隐形”影响性质的较长一段话：

“人们可能会反对说……对群众的这种影响意味着建立一种权威制度和一个新的政府……这种看法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际对群众产生的有组织的影响……不过是一种完全自然的组织——既不是官方的，也没有任何权威或政治力量——不过是一群相当多怀有同样思想、奔向同一目标的个人，其影响首先作用于群众的观点，然后借助这种观点（经由国际的宣传所强化）影响他们的意志和行为。而政府……则是以暴力将自身强加于群众，使群众不得不服从他们并执行它的法令……国际的影响永远只会是观点的影响，而国际也永远只是个人对群众自然影响的组织形式。”[Op. Cit., pp. 139-40]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者选择性引用作品和书信的更完整语境、以及他其他的著作来看，我们发现，巴枯宁并不是是一个背地里的威权主义者，实际上他只是在尝试阐述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能够“自然地影响”群众及其革命：

“我们是所有形式官方权力的最坚定的敌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公开宣布的独裁，我们是革命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如果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我们凭什么想要影响人民的权利，而我们又将会采用什么方法呢？既然我们谴责一切权力，我们又依靠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更准确的说，依靠什么样的力量——来引导一场人民的革命呢？[那就是]通过一种隐形的力量……一种不被强加于任何人……[并且]完全没有任何官方权利和地位的力量。”[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91-2]

巴枯宁始终反对“官方的”权力、权威与影响力，他使用“隐形的、集体的专政”这一术语，来描述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对群众运动施加的“自然影响”。这并不是表达想要成为独裁者的愿望，而恰恰是在表明这样一种认识：工人阶级内部存在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而这种不平衡，只能通过在大众组织的群众大会中的讨论来加以克服。任何试图通过掌握权力或当选为权力职位（即通过“官方影响”）来绕过这种“不平衡”的做法，都注定会失败，并最终将导致由某一政党实行独裁——“雅各宾派或布朗基派[我们还必须加上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将是革命的死亡。”[Op. Cit., p. 169]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寻求权力，而是寻求基于自身思想正确性的影响力，也就是今日无政府主义者所称的“思想领导”。因此，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激发[人民的]意志，为他们的自我决定以及其社会-经济组织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而这种组织应当完全由他们自身自下而上地创造……[革命性的]组织……[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他们的主宰……这个组织的首要目标和使命是什么？就是协助人民在各个方向上实现最彻底的平等和最充分的人类自由，自我决定，而完全不受任何形式的统治干预……也就是说，不受任何形式的政府控制。” [Op. Cit., p. 191]

这一分析也体现在巴枯宁关于工会官僚主义的论述中，以及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应如何对抗这一问题。以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支部为例，巴枯宁指出，建筑工人支部“干脆把所有决策都交给了他们的委员会……于是，权力就这样集中到委员会手中；并且通过一种所有政府都具备的虚构特征，这些委员会用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取代了会员们的意志和想法。”为了对抗这种官僚主义，工会“支部只能用一种方式来捍卫他们的权利和自主：工人们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没有什么比这些群众大会更令各委员会反感了……在这些支部的大型会议中，议题得到了充分讨论，而最进步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鉴于巴枯宁认为“所有工人协会的联合性联盟”将通过拥有“始终负责任、且随时可被撤回授权”的代表“构成公社”，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作用就是介入这些协会的群众大会，通过辩论，确保最进步的意见占据主导地位。 [Bakunin on Anarchism, p. 246, p. 247 and p. 153]

既然我们已经说明，巴枯宁的革命组织角色与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断章取义所描绘的形象截然不同，那么我们还需要探讨另外两个问题：一是所谓巴枯宁组织的等级制性质，二是其秘密性。首先来讨论等级制问题，我们不妨引用理查德·B·索尔特曼对这些组织内部结构的总结：

“巴枯宁写道，该协会的‘统一意志’将由每一位成员都‘参与制定’的‘规章’决定，或至少是通过‘共同认可’的‘相互协议’。这‘一套明确的规则’应当在全体会议中‘经常更新’，在这些会议中，每一位成员都有‘使自己观点占上风的责任’，但在此之后必须完全接受多数人的决定。因此，这种在贯彻实施‘最严格纪律’下的革命组织所做出的‘严密构思并明文规定的计划’，实际上‘不过是体现了每位成员对其他成员所做出的相互承诺以及它的直接结果’。”[Op. Cit., p. 115]

虽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不会完全认同这种组织结构（尽管我们也认为多数《纲领》的支持者会赞同），但所有人都会同意，这并不是一种等级制度。如果非要评价的话，它显得相当具有民主性质。此外，巴枯宁致联盟其他成员的信件也支持这样的观点：他的革命组织比马克思主义者所描述的更具民主性。在一封写给一位西班牙同志的信中，他建议到“所有[联盟的]小组……今后应当……不再通过多数表决，而应一致同意地接纳新成员。”[Op. Cit., p. 386] 而在写给国际工人协会意大利成员的信中，他指出，在日内瓦，联盟并没有诉诸“秘密阴谋和权术”。相反：

“一切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联盟每周定期举行公开会议，鼓励所有人参与讨论……旧有的那种成员坐着被动聆听、而演讲者在上高谈阔论的做法，已经被摒弃了。

“会议的形式改为非正式的圆桌式交谈讨论，每个人都可自由发言：不是被讲话，而是互相交流观点。”[Op. Cit., pp. 405-6]

此外，我们还发现，巴枯宁在联盟内部还被投票否决，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那种自上而下、由他一手控制的独裁组织形象。历史学家T.R. 拉温德拉纳森指出，在联盟成立之后，“巴枯宁希望联盟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同时仍保留其秘密社团的身份。意大利和部分法国成员则希望联盟完全独立于国际工人协会，反对巴枯宁的秘密主义。巴枯宁在第一个问题上说服了多数人，认为联盟与国际之间的对立将带来有害后果，因而他的观点得以占上风。而在秘密性问题上，他则让步于反对者。”[Bakunin and the Italians, p. 83]

此外，若确如马克思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巴枯宁确实曾试图建立一个集中的、等级制的组织，那么他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我们看到他对马德里联盟的解体感到沮丧（“西班牙联盟的解散消息令巴枯宁感到悲伤。他加紧了与他所信任的联盟成员的书信往来……他试图劝说西班牙人撤销这一决定。”[Juan Gomez Casa, Anarchist Organisation, pp. 37-8]）。尽管“巴枯宁主义”的西班牙和瑞士支部派出代表参加了臭名昭著的海牙大会，但“巴枯宁主义”的意大利支部却没有参加。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辩称，这些事实反而显示了巴枯宁的狡猾本性，但更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巴枯宁并未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首的等级制组织。

也有相关证据表明，联盟“并不是一个强制性或专制性的机构”。在西班牙，它“独立行动，且由纯粹的地方性情况所推动。巴枯宁与朋友们之间大量的书信往来……始终以提供建议、说服和澄清为动机。它从未以命令的语气书写，因为那不是他的风格，而且他的伙伴们也不会接受这种风格。”此外，在巴枯宁写给莫拉的一封信中，“没有任何等级制组织的痕迹或影子……相反，巴枯宁建议西班牙和意大利同志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西班牙同志们还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嘲讽了所谓‘来自外国命令’的荒诞说法。”[Casa, Op. Cit., p. 25 and p. 40] 这一点也得到了乔治·R·埃森温的证实，他认为：“诚然，在国际工人协会早期发展过程中，巴枯宁的直接介入确保了他在[该组织]各个联合会与支部中的主导影响”，但“并不能说他操控了它，或者把西班牙联盟当作他自己进行颠覆活动的工具。”因此，“尽管联盟确实存在于西班牙，但该组织的实际运作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者所描绘的阴险组织毫无相似之处。”[Anarchist Ideology and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n Spain, p. 42] 正如麦克斯·内特劳所指出的那样，那些与联盟决裂的西班牙人之所以相信它是“等级制组织……并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直接观察，而是基于他们从其他国家那里听到的关于该组织运作方式的说法。”[Casa, Op. Cit., pp. 39-40] 此外，如果巴枯宁确实以个人独裁方式领导了联盟，那么在他去世后，该组织应当发生变化或解体。然而“西班牙联盟在巴枯宁于1876年去世之后依然存在，除个别的例外之外，它继续以与巴枯宁在世时几乎相同的方式运作。”[Esenwein, Op. Cit., p. 43]

接着来看第二个问题，即巴枯宁为何倾向于秘密组织的问题。当时的许多国家是专制君主制政体，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公民权利。正如他所指出的：“只有一个秘密团体才愿意承担[激起革命]的任务，因为政府及其阶级的利益将与此发生激烈冲突。”[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88] 巴枯宁认为，为了生存，秘密性是必要的。正如胡安·戈麦斯·卡萨斯指出的那样：“鉴于当时局势的困难，巴枯宁认为，由坚定而绝对可信之人组成的秘密小组，将会更为安全且更为有效。他们可以在关键时刻处于事态发展的前列，但仅仅是为了鼓舞人心、澄清问题。”[Op. Cit., p. 22] 即便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独裁国家时也曾以秘密方式组织活动。正如乔治·R·埃森温所指出的那样，“声称巴枯宁的组织方案并没有出自‘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这一说法，在西班牙联盟派的经验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毫无疑问，他们对巴枯宁纲领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FRE[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支部]在19世纪70年代初的蓬勃发展，并使其在1874至1881年间严酷镇压的局势下得以存活。”[Op. Cit., p. 224f] 因此，巴枯宁在沙皇俄国以及其他不自由国家中的亲身经历，塑造了他关于革命者应当如何组织起来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忘记，他曾因其活动而被囚禁于彼得保罗监狱）。

这并不是说，所有巴枯宁关于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性质与作用的观点，在今天都为无政府主义者欣然接受。例如，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否定巴枯宁关于秘密性的论点（尤其是在秘密不可避免地带来欺瞒气氛、乃至潜在操控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知道，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由巴枯宁（或任何其他人）头脑中完整、成熟地形成的。相反，它是在不同时期、由众多个人、在多种经验与运动的启发下、逐步地发展而来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也认识到，巴枯宁在某些方面存在矛盾，这对一位开创理论的新探索者而言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也适用于他关于“无政府主义团体应当如何在群众运动中运作、及其所扮演角色”的相关观点。他的大多数观点在置于具体语境中时仍然具有价值，而有些部分则不然。无政府主义者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总的来说，只要将巴枯宁的言论置于他书信中的具体语境以及他整体的政治理论框架之中，“公开的”巴枯宁与“私下的”巴枯宁之间的立场在任何表面上的矛盾便会消失。正如布赖恩·莫里斯所论，那些声称巴枯宁主张专制的人，“只能通过极度歪曲他写给理查德和涅恰耶夫的信件内容，才能得出这种结论”，而“只有那些极度偏见的学者，或者是对巴枯宁或无政府主义怀有极端敌意的人，才会将这些话理解为：这表明了巴枯宁对秘密团体的设想，意味着一种雅各宾主义意义上的革命专政，更不用说是一种‘专制统治’了。”[Bakunin: The Philosophy of Freedom, p. 144 and p. 149]

J.3.8 什么是无政府工团主义？

正如A.3.2节所述，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形式，其（主要）致力于建立以无政府主义方式组织的产业工会，并运用无政府主义的策略（例如直接行动）以创建一个自由社会。引用国际工人协会的《革命工团主义原则》中的一段话：

“革命工团主义是一种建立在阶级斗争基础上的工人阶级运动，旨在使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在经济斗争组织中实现联合，准备并去实现将自身从工资奴役和国家压迫中的枷锁中解放。其目标是通过工人阶级自身的集体革命行动，在自由共产主义基础上重组社会生活。它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才适合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它致力于工人作为社会价值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的身份，以对抗那些在经济建设方面无所作为的现代政治劳工政党。”[quoted by Wayne Thorpe, "The Workers Themselves", p. 322]

“Syndicalism”（工团主义）一词，是对法语“syndicalisme révolutionnaire”（革命工会主义）的英文转译。在1890年代，许多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在工会运动内部活动，从内部将其激进化。随着法国“劳工总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CGT）所代表的自治、直接行动、总罢工以及工会的政治独立等理念的传播（部分通过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传播，部分通过被CGT的激进精神所打动的非无政府主义者口耳相传），“工团主义”一词被用来描述受CGT影响而产生的运动。因此，“工团主义”（"syndicalism"）、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与“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基本都意味着“革命工会主义”（而在美国工业工人联合会〔IWW〕中使用的“产业工会主义”一词，实质上也意义相同）。

其主要差异在于革命工团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间的区别。无政府工团主义认为，革命工团主义过于专注于工作场所，因而显然更加他们强调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根源与本质。此外，通常可以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与支持一个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相兼容，用以补充革命工会的工作。相反，革命工团主义则主张，工团主义工会自身就足以实现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并因此拒绝无政府主义组织和政治党派。然而，两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清晰，进一步使情况复杂的是，有一些工团主义者支持政党，且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也曾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工团主义者），但在我们的讨论中将忽略他们。我们将使用“工团主义”一词来描述这两种倾向所共同拥有的内容。

工团主义工会是一种自我管理的产业工会（见J.5.2节），致力于直接行动，拒绝与任何政党建立联系，即使是工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工团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工会的自主性——即认为工人自身的组织完全有能力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社会，同时必须掌握自身的命运，而不能被任何政党或其他外部团体（包括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所控制。这种理念有时被称为“工人主义”（workerism，源自法语“ouverierisme”），意指工人对阶级斗争及其自身组织的控制。与作为跨阶级组织的政治党派不同，工会是一个阶级组织，因此具有独特的能力来代表工人阶级的愿望、利益与希望。埃米尔·普热写道：“工团(syndicat)，团结的是那些反对以剥削人为生的人们：它团结的是利益，而不是观点。”[quoted by Jeremy Jennings, Syndicalism in France, pp. 30-1] 因此，“其中没有非工人阶级的立足之地。那些在社会主义政党运动中提供领导与思想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工团主义运动既是、也将自身视为，一种纯粹的工人阶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呈现为无产阶级的伟大英雄运动，是第一个认真对待‘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自己完成’[这一主张的]运动，不依赖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或政客，而是旨在建立一种摆脱一切资产阶级污染的、真正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与文化。对于工团主义者而言，工人就是一切，其余则什么也不是。” [Geoffrey Ostergaard, The Tradition of Workers' Control, p. 38]

因此，工团主义“是自觉反议会主义与反政治的。它不仅关注权力的现实，也关注实现其瓦解的关键问题。在工团主义理论中，真正的权力是经济权力。消解经济权力的方式就是让每一个工人都拥有权力，从而消除权力作为一种社会特权的存在。工团主义因而切断了工人与国家之间的所有联系。它反对政治行动、反对政党、反对参与选举。事实上，它拒绝在现存秩序与国家的框架内运作。”它“转向直接行动——罢工、破坏、阻挠，尤其是革命性的总罢工。直接行动不仅能持续激发工人的战斗精神与反叛意识，还能唤醒他们更强烈的个人主动性。通过持续不断的压力，直接行动会时刻检验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度，特别是在其最重要的战场——工厂内。在那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最为直接地对立。”[Murray Bookchin, 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121]

这并不意味着工团主义是“政治冷漠的”，即完全忽视所有政治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谬论。工团主义者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虽然反对一切形式的威权主义／资本主义政治，但他们对涉及工人利益的“政治”问题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因此，他们并不“忽视”国家或国家的角色。事实上，工团主义者与所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一样，非常清楚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财产与权力，所以我们不仅要争取经济上的改善，也必须同国家作斗争。简而言之，工团主义在广义上是深具政治性的，其目标是对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结构和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此外，它在狭义上也具有政治性，即关注政治议题，并致力于政治与经济层面的改革。它只是在“是否支持政党”及“是否运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这一问题上是“政治冷漠的”，而这一立场本身在广义上当然也是一种“政治”立场！这显然与通常的无政府主义立场完全一致（见J.2.10节）。

这指出了工团主义（syndicalism）与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工团主义旨在改变社会，而不仅仅是在现存的社会中运作。因此，工团主义是革命主义的，而工会主义则是改良主义的。对工团主义者来说，工会“有着双重的目标：它必须以不懈的努力，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当前境况。但同时，工人们不应被这种短暂的诉求所困扰，而应着眼于使一项根本性解放行动——资本的没收——变得可能并迫在眉睫。”因此，工团主义旨在通过直接行动争取改革，并借由这种斗争，使得通过总罢工实现革命的可能性日益临近。事实上，任何“期望获得的改善，都必须直接从资本家手中争取”，而且“它必须始终代表资本特权的削弱和一次局部的没收。”[Emile Pouget, 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71 and p. 73] 因此，艾玛·戈尔德曼说到：

“当然，工团主义与旧有的工会一样，也为眼前的利益而斗争，但它并没有愚蠢到去假装劳工可以在社会中非人道的经济结构下，去期待一个人道的生活条件。因此，它只是从敌人手中夺取那些能够迫使其让步的东西；然而整体上，工团主义的目标和其集中全部能量的方向，是彻底推翻工资制度。

“工团主义更进一步：它旨在将劳动，从一切不以全人类自由发展为目标的制度中解放出来。简而言之，工团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将当今中央集权、专制、野蛮的社会，重建为一个建立在经济与社会自由基础上的、工人自由联合的社会。

“基于这一目标，工团主义朝着两个方向努力：第一，瓦解现有制度；第二，对工人的教育与培养他们的团结精神，为他们在资本主义被废除后过上完全自由的生活做好准备。

“从本质上说，工团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在经济层面上的表达。”[Red Emma Speaks, p. 91]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工团主义工会在结构上会如此明显地体现出自由意志主义的特征。它体现了建立一个去中心化、自我管理的工会，使每一个工人都能获得权能的重要性。在这样的工会中，每一位成员都在其政策和行动中扮演关键角色。参与性确保了工会成为一所“意志的学校”（用普热的说法），使工人能够学习如何自治，从而摆脱对国家的依赖。革命之后，工会可以顺利转化为组织生产的机构。工会的目标，是在革命之后由工人自我管理生产与分配，而这种自我管理也正是当下工会组织的基础。工团主义工会被视为“未来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是社会主义的一所初等学校”，而我们需要“在尚有时机的时候，种下这些萌芽，并使其发展得尽可能强大，以便使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任务更容易完成、更容易长久。”[Rocker, Op. Cit., p. 59]

因此可以看出，工团主义无论在结构、方法还是目标上，皆与工会主义截然不同。其结构、方法与目标具有鲜明的无政府主义特征。难怪主要的工团主义理论家费尔南·佩鲁捷（Fernand Pelloutier）会主张，工会应“以无政府的方式自我管理”，从而成为“一所实践无政府主义的学校”。[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 55 and p. 57] 此外，大多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除了支持传统工团主义的产业斗争，他们还支持社区组织与社区斗争。尽管我们在此主要集中于产业方面的内容（仅仅因为这是工团主义的一个核心方面），但必须强调的是，工团主义也可以且确实适用于社区斗争。从西班牙CNT的历史便可清楚看出，无政府工团主义并未忽视社区斗争与组织（参见J.5.1节）。

必须强调，工团主义工会是对所有工人开放的，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甚至是否持有政治观点）。工会的存在是旨在捍卫工人作为工人的利益，并依照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进行组织，确保这些利益能充分表达。这意味着一个工团主义的组织，不同于一个由工团主义者组成的组织。使一个工会成为工团主义工会的，是其结构、目标与手段。显然，任何事物都可能发生变化（任何具有民主结构的组织也是如此），但这正是革命者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所欢迎并勇于面对的考验。由于工会是自下而上的自治组织，其斗争性与政治内涵由其成员决定。正如普热所言，工会“向雇主展现的抵抗程度，与其成员所展现出的抵抗成平方比。”[Op. Cit., p. 71] 这正是工团主义者确保权力掌握在工会成员手中的原因。

工团主义者在建立革命工会时主要有两种策略——“双重工会主义”（dual unionism）与“内部渗透”（boring from within）。前者指在现有工会之外另建新的工团主义工会，与之对抗。这一策略在历史上曾广泛使用，至今也仍被许多工团主义者所青睐（在1900至1920年间的工团主义全盛时期，来自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及其他国家的工团主义者皆建立了自身的工会联合会）。而“内部渗透”则意味着在现有工会内部工作，试图改革其体制，将其转变为工团主义工会。这一策略曾被法国与英国的工团主义者采用，也有部分美国工团主义者采纳。不过，这两种策略并非截然对立。许多的双重工会，正是由曾在现有工会内部工作过的工团主义者建立的。一旦他们厌倦了官僚化的工会机制、认识到其改革之难，便从改良主义工会中分裂出来，另起炉灶一个新的革命工会。同样地，双重工会主义者也会积极支持正在斗争的工会主义者，并常常是“两张工会卡”的持有者（即同时为传统工会与工团主义工会的成员）。有关无政府主义者对现有工会的观点，可参见J.5.3节。

不论工团主义者偏好哪种策略，他们都主张建立自下而上的自治工作场所组织。两种倾向皆支持工团主义者在工作场所中组建激进成员网络，以传播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思想。事实上，这样的网络（通常被称为“产业网络”，详见J.5.4节）常被视为建立工团主义工会的初始阶段与关键手段。这些小组将在斗争中推广工团主义策略与基层组织方式，从而在自由意志主义思想不断传播并展现其实效之际，为工团主义工会的建立创造条件。

工团主义者认为，这样的组织对于成功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而言不可或缺，因为它是在旧制度的外壳中构建新世界，使绝大多数人口了解无政府主义及其组织和斗争形式的优越性。此外，他们还指出，那些“因为工团主义相信工人的永久性组织”而拒绝工团主义，并主张“工人应在革命爆发之时‘自发’组织起来”的人，其实是在推销一种“骗局，目的是将所谓的‘革命运动’掌控在一个受过教育的阶层……[或]所谓的‘革命政党’手中……[这就]意味着，工人只有在战斗时才被期望去参与，而在平时则把理论研究留给专家或学生。” [Albert Meltzer, 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pp. 82-3] 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只能通过自我管理的方式建立，而只有通过自我管理的实践才能确保其成功；因此，自由意志主义的群众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工团主义被视为工人阶级为革命做准备、学习掌控自身生活的关键途径。以此方式，工团主义创造了一种真正的人民的政治，它不会造就由政客与官僚组成的寄生阶级（正如佩鲁捷所言：“我们希望解放我们自己，摆脱我们自己的枷锁”，但“我们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去发动一场革命，只是为了把社会主义者张三换上激进派李四的位置。”[引自Jeremy Jennings, Syndicalism in France, p. 17]）。

这并不意味着工团主义者不支持由工人斗争中自发建立的组织（如工人委员会或工厂委员会等）。事实恰恰相反。工团主义者在此类组织中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从俄国革命、1920年意大利的工厂占领运动、英国的车间代表运动等运动中就可见一斑）。这是因为工团主义能够催化激进的劳动斗争，有助于抵制工会官僚和“社会主义”政客的阶级合作倾向。工团主义的部分实践，必须包括在不存在自我管理组织的地方推动其形成；因此，工团主义者支持并鼓励一切此类自发运动，并希望它们能够发展成工团主义工会运动的基础，或成为一次成功革命的起点。此外，大多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承认，在革命时期真正到来之前，不太可能所有工人、甚至大多数工人都已经加入工团主义工会。这意味着新的组织——由工人在斗争中自发建立的组织——必须成为社会斗争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而不仅仅依靠工团主义工会本身。工团主义工会所能做的，仅仅是在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体制之下提供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方式的实践范例，并支持自发组织的建立。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工团主义”一词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但与之相关的思想则有更悠久的历史。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在许多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中独立发展。实际上，任何熟悉巴枯宁著作的人都会迅速发现，他的许多思想都预示着后来的这些术语所代表的内容。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美国无政府主义者于1880年代组织的“国际劳动人民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People's Association，IWPA）“比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早了约二十年”；与此同时“[IWPA的]‘芝加哥理念’虽然仅仅与之相似，但IWW的工业工会主义原则，实际上是那些继续捍卫……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用生命去捍卫之原则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自觉努力的结果。”[Salvatore Salerno, Red November, Black November, p. 51 and p. 79] 关于为何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没有关联”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详见H.2.8节。

（我们必须强调，我们并不是在主张巴枯宁“发明”了工团主义。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观点是，巴枯宁表达了当时工人阶级内部已经发展出的思想，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这些自由意志倾向在工人运动中的“代言人”（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并从许多方面上推动阐明了这些思想。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指出的，“工团主义有别于大多数思想体系的特点在于，它代表了一种由劳动者自身的现实斗争与经验中孕育而生的革命哲学——而不是源于大学、学院、图书馆，或某位科学家的头脑中。”[Op. Cit., pp. 88-9] 这同样适用于巴枯宁与第一国际。）

基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指出，尽管工团主义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根源，但并非所有的工团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是工团主义者，尤其是在美国：丹尼尔·德·里昂的追随者就支持产业工会主义，并参与创建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爱尔兰社会主义者詹姆斯·康诺利也是一位马克思工团主义者，比尔·海伍德亦是如此，后者不仅是IWW的领导人，还是美国社会党的核心成员。马克思工团主义者通常主张在工团主义工会内部实施更多的集中化（IWW无疑就是最为集中化的工团主义工会），并常常认为需要一个政党来补充工会的工作。毋庸赘言，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集中化会扼杀反抗的精神，削弱工会的真正力量；并指出与激进的工会主义相比，政党不仅没有效果，反而经常成为腐败的源头。[Rocker, Op. Cit., pp. 55-60] 因此，并不是所有工团主义者都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也促使那些同时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的人通常使用“无政府工团主义”这一术语，以表明他们既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工团主义者，并强调工团主义的自由意志主义根源。此外，也并不是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工团主义者。我们将在下一节中探讨其中的原因。

有关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更多信息，鲁道夫·洛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仍是该主题的经典入门读物。英国工团主义者汤姆·布朗所著的文章集《工团主义》也值得一读。丹尼尔·盖兰的No Gods, No Masters一书中亦收录了法国主要工团主义思想家的文章。

J.3.9 为什么许多无政府主义者
并不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

在讨论为何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之前，我们必须先澄清几点。首先要明确的是，非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支持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的理念，支持直接行动、团结互助等原则。因此，大多数非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问题上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无分歧。事实上，许多人甚至支持建立工团主义工会。因此，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如亚历山大·伯克曼、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和艾玛·戈尔德曼，都曾支持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甚至像马拉泰斯塔那样，参与组建了此类革命性的工会联合会（也就是阿根廷的FORA），并呼吁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当我们使用“非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词语时，并不是说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否定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所有方面。相反，他们只是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某些观点持批判态度，同时支持它其余的部分。

在过去，少数共产无政府主义者的确反对在资本主义体制内争取改善，认为这是“改良主义”。然而这种观点相当罕有，并且随着无政府工团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的兴起，绝大多数共产无政府主义者都认识到：只有通过鼓励争取改革的斗争，人们才会认真对待他们，因为这种斗争能够展现出无政府主义策略与组织在实践中的效用，从而确保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力得以增长。因此，工团主义被视为对19世纪80年代席卷无政府主义运动、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泛滥的“抽象革命主义”思潮的——一种健康的回应。因此，共产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一样，主张通过直接行动和团结互助，在资本主义制度内争取并实现改革与改善。¹⁶¹

同样地，像马拉泰斯塔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识到像工会这样的群众性组织的重要性。正如他所言：“鼓励各种形式的人民组织，是我们的基本理念在逻辑上的延伸……一个旨在夺取政权以强加其思想的权威政党，有理由希望人民保持无组织状态，无法自主行动，从而便于其统治……但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想去解放人民；我们希望人民自己去解放自己……我们希望新的生活方式源自人民的主体当中，并与他们的发展水平相契合，随着他们的进步而进步。”[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90] 这一过程只能在诸如工会之类的大众组织中得以实现；人们在这些组织中可以表达自身意愿，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此外，这些组织必须是自主的、自我管理的、具有自由意志性质的，并且必须独立于所有政党和组织（包括无政府主义组织）。这一点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高度相似。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仍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不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关于工会是否本质上就是革命性组织的问题；第二，是关于工团主义工会是否本身就足以建立无政府社会的问题。我们将依次展开讨论。

正如在任何国家所见，绝大多数工会在本质上都是深度改良主义和官僚化的。它们高度集权，权力掌握在高层官员手中。这表明工会本身并不是天然就具有革命性。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意料之外，因为“所有建立在物质与即时利益之上的运动（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无法建立在其他基础上），如果缺乏为理想未来而斗争并牺牲的思想者所带来的发酵、推动力与不懈的努力，那么这个运动就会倾向于适应现实环境，滋生保守精神，并在那些设法改善自身处境的管理者中产生对变革的恐惧，并且往往最终会产生新的特权阶层，沦为支撑并巩固原本意图摧毁之体制的工具。”[Op. Cit., pp. 113-4]

如果我们观察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角色，就可以看到，为了在体制中发挥作用，工会必须为雇主提供其愿意予以承认并与之协商的理由。这意味着工会必须在其所争取的改革中，向雇主提供某种回报，那就是劳动纪律。为了换取工资或工作条件的改善，工会必须让工人接受并服从其与雇主签订的合同。换句话说，工会必须能够控制其成员——阻止他们与雇主对抗——这样才拥有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资本。这导致工会在产业中成为一股“第三方”力量，其利益与其所声称代表的工人群体不再一致。工会主义作为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的角色，意味着它必须频繁做出妥协，而这些妥协则需要强迫其成员接受。这便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从工会的基层成员手中转移到组织高层的官员手中。这种状况确保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组织不可避免地沦为某种工具——不是用于否认或推翻老板的存在，而只是用于限制和约束老板的权力。”[Errico Malatesta, 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29]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此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这正是为何他们的工会是去中心化的、自我管理的，并以自下而上的联邦制方式组织起来的。正如杜鲁蒂所言：

“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进入工会委员会，除非是在基层层级。在这些委员会中，一旦与老板发生冲突，激进成员便不得不做出妥协以达成协议。由于担任该职位所带来的合同与事务，将使激进派走向官僚化。意识到这一风险，我们就不愿再去冒此风险。我们的职责，是在基层分析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工会组织可能面临的各种危险。任何激进派都不应在委员会中超期任职。不应有任何永久性和不可替代的人。”[quoted by Abel Paz, Durruti: The People Armed, p. 183]

然而，结构本身很少足以抵抗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会角色所催生的官僚化倾向。虽然这种自由意志结构可以减缓官僚化的发展趋势，但非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它无法从根本上阻止这种趋势。他们指出法国总工会（CGT）的例子，该组织在1914年就转向了改良主义（而其他大多数工团主义工会则在尚未充分发展之前，就被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摧毁）。即便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西班牙CNT，也遭遇了改良主义问题，这促使工会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于1927年组建了FAI以加以对抗（且成效显著）。据何塞·佩里亚茨所述，“无政府主义团体参与群众性运动CNT，有助于确保CNT的革命性质。”这一点印证了马拉泰斯塔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在组织上应当与工会保持独立、同时在其中开展工作”之主张的合理性——正如佩里亚茨所言：“FAI由于参与工会委员会的事务使得视野受限，无法形成更为宏观的视角”，也再次印证了马拉泰斯塔对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担任责任职位所作的警告！[Anarchist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241 and pp. 239-40]

此外，即使是工团主义工会本身的组织结构，也可能引发问题：“由于在结构上模仿资产阶级经济，工团主义工会往往成了它所宣称反对的高度集中体制组织的镜像。借口需要有效应对严密组织的资产阶级及国家机器，工团主义工会中的改良派领导人常常毫不费力地将组织控制权从下层转移至上层。”[Murray Bookchin, 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123]

而且，随着工团主义工会的规模和影响力的增长，其最初的激进性通常会被稀释。这是因为“既然工会必须对所有希望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取更好生活条件的人开放，不论他们持何种意见……，那么它们自然会趋向于温和化其诉求：一方面，是为了不吓跑他们想要团结的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最初发起运动的那些有理念的人，便会被埋没于只关心眼前琐碎利益的多数人当中。”[Errico Malatesta, Anarchism and Syndicalism, p. 150]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更高程度的自我管理被视为一种减少官僚化倾向的途径，但这也意味着，随着工团主义工会在非革命时期成员规模的扩大，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倾向于改良主义，因为多数成员将不再是革命者（正如瑞典工团主义工会SAC的发展所显示的那样）。

因此，如果工会的激进策略成功赢得了一些改革，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这样一来，在一个自我管理的组织中，大量非自由意志主义者在非革命时期的涌入，必然会对工会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产生去激进化的影响。工团主义者会辩称，争取改革的斗争过程加上参与和自我管理的教育作用，将有助于削弱这种影响——当然，他们说的也没错。然而，非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则反驳说，通过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活动可以增强由斗争和参与所产生的自由意志影响力；若缺乏这种工作，去激进化的影响将会压倒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

不仅如此，一个工团主义工会是否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整体的阶级斗争水平。在剧烈斗争时期，成员会比平静时期更加激进，而正是平静时期为工团主义工会带来了最大的挑战。当成员构成较为温和时，工会的革命目标与策略也会趋向温和化。正如一位研究法国工团主义的学者所指出，工团主义“一直是建立在工人通过经济斗争改善自身处境、建立阶级意识并为革命做准备的基础上。为了生存和建立工人运动，工团主义者总是被迫适应当前的紧迫需求。” [Barbara Mitchell, "French Syndicalism: An Experiment in Practical Anarchism", pp. 25-41,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 Marcel van der Linden and Wayne Thorpe (eds.), p. 25]

从许多工团主义工会（当然也包括主流工会）的历史可以看出，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常常被去激进化的趋势所压倒。这一点也可以从集体谈判的问题中看出：

“集体谈判的问题，预示着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保持工团主义原则之困难。最初，国际工团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组织拒绝与雇主达成集体协议，理由是此类协议会导致在劳动纪律问题上与雇主共同承担责任，从而加剧工会内部的官僚化，削弱革命精神，并限制工人对阶级敌人应当始终保持的行动自由。然而从一开始，尽管存在一段时间的怀疑与抵制，许多工人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立场。到了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越来越明显的是，为了维持或争取大量的成员，工团主义工会不得不接受集体谈判。”[Marcel van der Linden and Wayne Thorpe, Op. Cit., p. 19]

因此，对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工会由于其本质，始终是改良主义的，而非革命性的。革命精神必须由在工会内部和外部工作的革命者不断引入、发展并维系，但这并不能是工会功能的常态或自然的定义。”[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17]

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该在工人组织中开展工作。也不意味着应当否定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作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策略。当然不是这样。问题在于要认清这些组织的本质——它们是改良主义组织，是实现无政府主义道路上的一种（尽管是重要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同样，这也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不应努力使工人组织尽可能具有无政府主义特质，或不应追求无政府主义目标。在工人运动内部开展工作（当然是在基层层面），对于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至关重要，与非组织的工人开展工作亦是如此。但正如工团主义所暗示的那样，这也并不意味着工会从本质上就是革命性的。正如历史所证明，也正如工团主义者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绝大多数工会是改良主义的。非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一现象背后有其原因，而工团主义工会并不会仅因自称为“革命性”就能免于这些倾向。正因如此，非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首先必须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开展组织工作，以此影响阶级斗争，并推动自主性工作场所与社区组织的产生，以参与这场斗争。与其将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合而为一，非工团主义者更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应以无政府主义的身份进行独立组织，以此对工人运动施加影响。

所有这些，也并不意味着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组织或个别无政府主义者就不会变得改良主义。他们当然也会（只要从西班牙的FAI在西班牙革命时期与CNT一道与国家进行了合作，就可以看出这点）。然而与工团主义工会不同的是，无政府主义组织并不会因为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被推向改良主义。这是一个重要区别——无政府主义联合会所面临的制度性因素，并没有工团主义联合会那样严重。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不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第二个原因，是关于工团主义工会是否自身就足以实现无政府社会的问题。法国工团主义者皮埃尔·莫纳特曾主张：“工团主义，正如[CGT的]1906年亚眠代表大会所宣称的那样，自身就是充足的”，因为“工人阶级终于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意在自给自足，不再依赖他人来实现其解放。”[The Anarchist Reader, p. 219]

这一“自给自足”的理念，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工团主义运动必须融合为一，工团主义既扮演无政府主义团体的角色，又充当工会。因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一个关键分歧，在于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尽管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对无政府工团主义持有支持态度，但只有极少数人完全接受其纯粹形式的思想。这是因为在它的纯粹形式中，工团主义否定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必要性，而是认为工会应当成为社会斗争和无政府主义行动的核心。然而，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可能支持建立一个专门的无政府主义联合会，以便同时在工会内外开展工作。

因此，那些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活跃于劳工运动之中，与工人群众并肩作战；同时保持他们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独立身份，以无政府主义者的方式组织起来。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过去，我曾遗憾同志们与工人运动相隔离；如今，我则遗憾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陷入了相反的极端，让自己被同一运动所吞噬。”[Op. Cit., p. 225] 在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看来，无政府工团主义以其“纯粹”的（革命工团主义）形式，模糊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工会运动的界限，从而使得最终形成的运动两者都无法胜任其本职：“任何将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工会运动融合或混淆的企图，最终要么导致后者无法完成其特定使命，要么削弱、扭曲乃至消灭无政府主义精神。”[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23]

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认同马拉泰斯塔的观点，即“虽然无政府主义者肯定不会希望工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组织，但他们必须在工会中，以个人、集体或团体联合的形式，为无政府主义的目标而斗争……在现实情况下，并且考虑到同事们在社会意识发展上的现状，无政府主义团体虽不应期待工人组织能够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行动，但也应竭尽全力促使其尽可能地接近无政府主义的方法。”[Op. Cit., pp. 124-5] 鉴于劳工工会本质上似乎就是改良主义的，它们自身并不足以承担建立起一个自由社会的重任。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们不仅要作为工人，与工人同胞们进行组织；同时也有必要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去进行组织，以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策略与目标。这种在现有工会中的活动，并不必然意味着试图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改革”工会（尽管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支持这种做法）。相反，这意味着要与工会中的基层成员合作，试图建立独立于工会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工作场所组织，并使其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组织运作。

这要求建立与劳工运动分离、但部分地在其中活动的无政府主义组织，目的是服务于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我们不应忘记，工团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工会，其职能是组织所有工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一个只接纳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就不再是工会，而是一种在工作场所中运作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正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自己也意识到的那样，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并不等同于一个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成的工会。那我们又怎能指望一个由非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的组织，能完全遵循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呢？正因为如此，工团主义工会中总是会出现改良主义倾向；也正因如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我们必须指出，其中也包括许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都主张，有必要在工会的基层中开展无政府主义活动，传播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和目标。这本身，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组织必须与劳工运动保持组织上的分离——即便该运动是以工团主义为基础的。

正如巴枯宁所主张，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是国际[即工会联合会]的必要补充。但国际与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虽然拥有相同的最终目标，却执行着不同的职能。国际，致力于将劳动群众，不论其国籍、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如何……统一为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而同盟，则试图赋予这些群众一个真正的革命方向。”这并不意味着同盟是在向工人组织成员强加一种外来的理论，因为“两者的纲领……仅在其革命发展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同盟之纲领代表着国际之纲领最完整的展开。”[Bakunin on Anarchism, p. 157] 这同样也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工会或其他形式的群众组织应当由无政府主义者所控制。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者是所有群众组织自主性的最坚定捍卫者。如我们在J.3.6节中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希望通过我们在基层成员中的思想影响力来影响群众组织，而不是将我们的理念强加给他们。

除了这些主要分歧外，还存在一些次要的意见分歧。例如，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同工团主义者对工作场所的强调，认为“工团主义意味着重心从公社转向工会、从所有被压迫者转向单一的产业无产阶级、从街头转向工厂，以及，至少在重点上——从起义转向总罢工。”[Bookchin, Op. Cit., p. 123] 然而大多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充分意识到，生活不仅限于工作场所，因此这种分歧主要只是强调角度上的不同。同样，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赞同早期工团主义所主张的“仅凭一场总罢工就足以引发革命”的观点。他们认为，正如马拉泰斯塔在此方面的代表性主张所言，总罢工虽然“是发动社会革命的极佳手段”，但若因此就认为它使得“没有必要再去武装起义”，那就是错误的，因为“一场总罢工中最先饿死的，不会是掌握全部物资储备的资产阶级，而是工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工人必须“接管生产”，而由于这些生产设施是由警察和武装力量保护的，这就意味着“起义”。[Malatesta, The Anarchist Reader, pp. 223-4] 不过再一次地，现代多数工团主义者也已经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如法国工团主义者皮埃尔·贝斯纳尔所言，将“掠夺性的总罢工”视为“一场明确的起义”。[quoted by Vernon Richards,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288] 我们在此提及这些内容，纯粹是为了反驳列宁主义者所声称的“工团主义者仍然坚持19世纪90年代那样的主张”。

尽管我们在这里提出了批评，但我们仍应认识到，无政府主义者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是轻微的，并且（往往）只是侧重点上的不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支持现有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并且通常在其创建和组织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同样，许多自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人，也支持建立特定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以在工团主义工会内部和外部同时开展工作。工团主义工会在存在的地方，远比其他任何形式的工会更具进步性。这些工会不仅是民主的，还营造出一种尊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氛围，并以打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行动者与旁观者之间的分工为特征，进行组织和斗争。虽然仅凭这一点，它们就已经相当优秀，但仍不足以完全达成目标。对于非工团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言，那个所缺少的要素是一个组织——一个不仅在革命性工会内部、而在一切工人群众所聚集的地方，都去争取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与策略的支持的组织。

有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工团主义的进一步的批判，最优秀的资料莫过于埃里科·马拉泰斯塔的著作。由《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与《无政府主义革命》两书，从中可见马拉泰斯塔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者应如何参与劳工运动的看法。《无政府主义文选》一书，则收录了工团主义者皮埃尔·莫纳特与马拉泰斯塔于1907年阿姆斯特丹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上的著名辩论。

J.4 社会中的哪些趋势
有利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本节中，我们将探讨一些现代社会趋势，我们认为这些趋势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组织的契机，并在某种程度上指向无政府主义的方向。这些趋势具有普遍性，部分是社会斗争的产物，部分是对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回应，部分与人们对大政府与大企业的态度相关，也部分与我们当下所经历的通讯革命有关，诸如此类。

当然，我们会在观察现代社会时发现多重的影响；这些变化在某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在其他方面则可能带来负面效果。例如，那些由商界推动的去中心化或缩减（某些）政府职能的的尝试，从抽象层面看，应该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欢迎，因为它将导致政府权力的减少。然而在现实中，这样的结论极其可疑，原因在于这些变革的真正动机其实是为了增强资本的权力与影响力，加剧雇佣劳动制度，加强经济统治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并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与自主性。因此，这些发展在本质上与现状一样，具有反自由意志主义的性质（正如蒲鲁东所强调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政府与财产的否定。”[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p. 100]）同样，自雇人数的增加，从抽象层面看，也可以被视为对工资奴役的削弱。然而，如果这一增长实际上是由于企业推动“独立”承包制，从而压低工资、恶化劳动条件、加剧就业不稳定，并削减医疗和其他雇员福利支出，那么这就很难被视为一种积极的现象。显然，如果自雇者的增长是由于合作社数量的增加所致，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因此，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赞扬那些表面上看似“自由意志主义”的社会发展，因为这些发展并不是出自社会运动和群众行动，而是来自精英阶层为追逐私人利润和权力的游说成果。在某些领域削弱国家权力的同时，保留（甚至增强）资本的权力，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倒退。毋庸置疑，这种国家的“退场”并未撼动国家作为财产权及资本家阶级利益守护者的角色——这也不可能得到撼动，因为这些发展正是由统治阶级引入和推动的。

在本节中，我们的目的是讨论那些来自底层而非来自上层的社会趋势——即那些真正能够“击退”国家权力的趋势，而非单纯地将国家职能简化为保护财产的武装暴徒。这些我们将要探讨的趋势，没有且无法囊括无政府主义行动或倾向的全部。在J.5节中，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许多更具传统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契机”（例如产业工会与社区工会、互助信贷、合作社、现代学校等），因此在此处不再赘述。然而我们必须强调，这些“传统”的契机也绝不应该被轻视——事实上，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许多趋势，只有与这些更“传统”的“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相结合，才能完全实现其自由意志主义的潜能。

若想深入探讨社会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我们推荐柯林·沃德所著的经典之作《无政府主义在行动》。沃德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涵盖了许多展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面向，远超我们在此所能涵盖的内容。然而，社会中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极其丰富，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够穷尽它们。

J.4.1 为什么社会斗争是一个积极信号？

原因很简单：它表明人们对现存社会感到不满，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尝试至少改变社会的某些部分。这意味着社会中的某些群体已经开始反思自身处境，并且——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行动来改善并改变这种状况。

考虑到统治的少数派之所以能够维持其权力，是因为多数人对其表示接受与顺从；因此，一旦多数人中的一部分不再接受、不再顺从，那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毕竟，如果大多数人拒绝接受现状并采取行动进行变革，那么阶级与国家体制便无法存续。任何等级制社会的运作都依赖于底层对上层命令的服从。社会斗争表明，有人开始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思考、开始自主思考、敢于说“不”，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通往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趋势。它显示出人们正在否定那些支撑现行体制的旧观念，并据此行动，创造出新的实践方式。

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言：“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某些观念之上的；只要这些观念仍被广泛接受，这些制度便是稳固的。政府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人们认为政治权威与法律强制是必要的。只要人们认为现有的经济制度是合理而公正的，资本主义也就会继续存在。那些支撑当今邪恶与压迫状态的观念一旦被削弱，就意味着政府与资本主义终将崩溃。”[What is Anarchism?, p. xii]

社会斗争，正是这种观念转变、意识更新和迈向自由的最显著体现。

社会斗争通过直接行动来体现。由于我们此前已经在J.1节中讨论过社会斗争，在J.2节中讨论过直接行动，有些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们在此又要重新讨论这些内容。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本节的主题是探讨那些有助于无政府主义活动的社会趋势，而在此背景下就完全有必要去强调社会斗争与直接行动。这是因为这些因素构成了迈向无政府主义的关键趋势——社会斗争正是人们在旧世界的壳中创造新世界、改造自身与社会的手段。

因此，社会斗争是一个积极信号，因为它表明人们正在为自身思考，关注自身利益，并且集体协作、努力改善现状。正如法国工团主义者埃米尔·普热所言：

“直接行动……意味着工人阶级始终对现状不满，不再指望外部的他人、权力或力量来施予援手，而是自己创造斗争的条件，并从自身中寻找方法……因此，直接行动意味着工人阶级认同自由与自治的理念，而不是对权威原则顶礼膜拜。而正是这种权威原则——这个现代世界的支点，其最新表现形式便是民主制——使人类在无数条道德与物质的绳索束缚下，失去了展现意志与主动性的机会。” [Direct Action, p. 1]

社会斗争意味着人们与老板及其他权威力量（如国家与主导道德观念）发生对抗。这种对现有权威的挑战引发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其一，是参与者开始掌控自身活动的方向；其二，是彼此之间团结互助意识的发展。首先，在一场斗争过程中，如罢工、占据、抵制等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那种在老板或国家持续指令下行事的状态被打破，他们必须自行思考、自主行动，并协调彼此的行为。这强化了那种在抗拒之初便已表现出的对自主的追求。其次，在斗争的过程中，参与者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只有与处境相似的他人协作，才能争取胜利。这意味着建立支持纽带、形成共同利益、建设合作组织。而这种为了争取胜利而在斗争中孕育出的团结，正是一个自由社会得以实现的团结基础。

因此，社会斗争的实质在于：人们试图从目前掌握权力的经理人、国家官僚等手中夺回对自身生活的部分控制权，由自己加以行使。这种行为从其本质上说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就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政客，当然也包括经理人和财产所有者，谴责罢工与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这种谴责合乎逻辑。因为直接行动挑战了现实社会中的真正权力掌握者，并且，一旦推向其逻辑上的终点，便将彻底废除这些权力主体；因此，社会斗争与直接行动本质上可以被视为一种革命性的过程。

此外，正是采取直接行动的行为本身，也表明了实践者自身正在发生转变。正如普热所论：“直接行动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孕育力’，正是因为它能够通过实践使个体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对其加以颂扬。它调动人的创造性，锤炼性格、集中能量。它教人自信！自立！自律！教人学会自我应对！”此外，“直接行动具有无可比拟的教育价值：它教人思考、做出决策并付诸行动。它以自治文化为特征，赞美个性，刺激主动精神，而主动性正是它的发酵剂。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与‘自我’的觉醒，丝毫不会与工人之间的经济团结相冲突；相反，它不仅与工人的共同利益相协调，还能加强这种利益：个体的独立性与能动性只有扎根于共识的沃土之中，才能绽放出辉煌与力量。”[Op. Cit., p. 2 and p. 5]

社会斗争是参与者自身及其相互关系转变的起点。尽管它外在表现为对现存权力的抗争，但其内在实质则是个体从被动、孤立的竞争者，转变为能够自我主导、自我治理的合作者。这一过程还极大地扩展了人们对“可能性”的理解。通过斗争，通过集体行动，人们深刻认识到他们的确有能力改变现实，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和他们所处的社会。因此，斗争可以改变人们对“可能之事”的观念，激励他们去尝试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说：

“自[第一]国际工人协会时代以来，无政府主义者始终主张积极参与那些直接进行劳资斗争的工人组织，这些斗争同时也反抗着资本的保护者——国家。

“这种斗争……使工人得以争取一些暂时性的改善……，同时也让他[或她]看清资本主义与国家带来的种种弊害……并激发他[或她]思考在没有资本家与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组织消费、生产与交换的可能性。”[Anarchism, p. 171]

换言之，社会斗争具有激进化与政治启蒙的作用：它在现有的社会中，带来了一个更美好新世界之可能性的曙光（正如普热所言，直接行动“培养了对个性以及主动精神的感知……它使人从麻木中觉醒，引导其走向意识的觉醒。”[Op. Cit., p. 5]）团结一致以抵抗老板的现实需要，也有助于打破工人阶级内部的隔阂。斗争中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为了争取改善、改变现状，他们需要彼此的力量。团结因此得以扩展，并克服了诸如黑人与白人、男性与女性、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不同工种、不同行业、不同民族等之间的分歧。争取斗争胜利所必须的团结，有助于瓦解这些人为的划分，揭示出社会中实质上只有两个阶级：被压迫者与压迫者。此外，斗争不仅改造了参与者个体，也构成了改造整个社会的基础。因为它不仅孕育了新的人，也催生了新的组织形式——这些为协调斗争而建立的组织，而它们至少在潜力上，可以成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框架（参见I.2.3节）。

所以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斗争使参与其中的人觉醒，激发其自尊与对自身力量的认知；而这种斗争所促成的组织往往是充满生命力的联合体，其中通常会显现出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我们几乎在所有的斗争中，都能看到新的组织形式的诞生，而这些形式往往以直接民主、联邦主义与分权为基础。如果我们回顾每一次重大革命，都能发现人们建立起诸如工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社区集会等群众性组织，以此夺回对自身生活、社区及工作场所的治理权。未来的基础，正是通过社会斗争与直接行动才得以奠定。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人们被吸引去创造新的组织形式与新的行动方式，从而在参与中接受教育，学习自治、主动性与主体意识。他们开始意识到，唯一能替代他人管理的方式便是自我管理，并为之而组织起来。

既然社会的重建必须自下而上开始，那么这种重建就会通过直接行动得以体现：个体主动采取行动，运用他们通过集体斗争与组织所产生的力量，亲自去改变现实。因此，社会斗争是一种双重转化过程——一方面是通过创造新组织和改变内部权力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外在转化；另一方面是对参与者本身的内在转化。这便是关键所在：

“无论争取眼前利益的斗争在实际结果上如何，它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斗争本身。正是通过斗争，工人们认识到，资本家的利益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对立的，除非他们团结起来、变得比资本家更加强大，否则他们无法改善自身的处境，更遑论解放自身。如果他们在斗争中获得了所要求的东西，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而且立刻会有更大的诉求与更高的需求。如果他们没有成功，他们将被迫去研究失败的原因，并认识到更紧密团结与更积极行动的必要性。他们最终会明白：要想彻底巩固并实现胜利，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如何，只要工人为自身利益而联合并斗争，革命事业——即工人的道德升华与解放之事业——都将由此受益。”[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91]

因此，内斯托尔·马赫诺曾评论道：“事实上，唯有通过争取自由、平等与团结的斗争，你才能真正理解无政府主义。”[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tate and other Essays, p. 71] 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一个过程，而社会斗争正是其中的核心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寻求、鼓励并支持这种斗争。它所具有的激进化与转化的特质，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自由意志主义结构及资本主义体制内替代方案得以孕育与发展的基础（这些结构，有朝一日，也许就能取而代之），更是产生无政府主义者及认可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同志的源泉。社会斗争的重要性不容低估！

J.4.2 社会斗争不会弊大于利吗？

人们常常争辩说，社会斗争，即对抗权贵和富人，只会带来更多的坏处而非益处。雇主在反工会宣传中就经常采用这一说法，例如声称成立工会将迫使公司关闭，并迁往那些“没那么激进”的地区。

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是的，社会斗争可能会促使资本家将业务迁往劳工更顺从的地区——但即便在没有社会斗争的时期，这种情况同样会发生！若我们观察1980年代和1990年代席卷美国的“裁员狂潮”，便会发现，大量公司在工会力量薄弱、工人因担忧失业而噤若寒蝉、阶级斗争基本上处于非正式、分散化和“地下化”的时期，仍然解雇了成千上万的员工。此外，这一论点实际上恰恰表明了无政府主义的必要性。它严厉地揭露了这样一种社会体制：人们必须向主子卑躬屈膝，否则就将面临经济困境。其本质无非是：“照我说的做，否则你就会后悔。”任何建立在这种格言之上的体制，都是在公然冒犯人类的尊严！

我们同理也可以轻易地“证明”奴隶起义不符合奴隶的长期利益。毕竟一旦反抗，奴隶便将面对主人的怒火。只有毫无异议地服从，他们或许才能避免这种命运，甚至可能因此获得略好的待遇。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奴隶制的罪恶将持续存在，不过通过顺从，他们也许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言而喻，任何有思想、有感情的人都会迅速否定这种推理，认为这完全是偏离了重点，不过是为一种将人类当作物品对待的邪恶社会制度辩护罢了。对“资本主义内的社会斗争会弊大于利”的类似批评，也应受到同样的否定。这种观点反映的是一种奴性思维，与人类的尊严格格不入（尽管倒是很适合那些希望靠剥削工人过活或甘愿为剥削者服务的人）。

首先，通过反抗，被压迫者的处境可以得以维持、甚至得到改善。如果资本家知道自己的决定将遭到抵制，他们就可能不那么容易推动增加生产、延长工时等措施。反之，如果他们知道工人对任何安排都言听计从，那就完全有理由预期他们会施加各种压迫性措施，就像一个国家如果确信自己不会遇到反对，就会毫不犹豫地推行严刑峻法一样。历史充满了不抵抗而导致更大恶果的例证，也有大量抵抗带来重要改革和进步的事例（例如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工人阶级和女性的选举权、言论自由、奴隶制度的废除、工会权利的确立等等）。

社会斗争已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它能够取得成功的改革。例如，在美国1886年八小时工作日运动之前，大多数公司都声称如果实行该项改革就将导致破产。然而，在展现出激进的斗争意志并发动大规模罢工运动之后，成千上万的工人发现老板们其实一直在撒谎，他们争取到了更短的工作时间。事实上，劳工运动的历史表明，资方所声称的“可承受范围”与工人通过斗争所能争取到的改革之间，往往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鉴于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种现象并不令人意外：工人只能对企业的真实状况做出猜测，而老板则倾向于隐瞒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甚至，单是发动劳动斗争的威胁就足以争取到某些改善。例如，福特公司提出的“5美元工作日”常被作为资本主义奖励优秀工人的典范，但事实上这一大幅加薪措施，主要是出于1913年夏季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福特工人中发起工会化运动的压力所致。[Harry Braver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p. 144] 最近的一例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英国反人头税的大规模拒缴运动，正是这一社会抗争最终导致该税制被废除。1990年代的法国也展现了直接行动的成效。两任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和阿兰·朱佩）试图推动大规模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结果迅速引发了学生、工人、农民等群体的大规模示威和总罢工。面对严重的社会瘫痪，这两届政府最终都被迫让步。

其次，也是从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社会斗争所产生的激进化效果可以为参与者开启新的可能：解放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获得力量，并为深层次的社会变革创造潜力。如果缺乏对现存权力结构的抵抗，无法建立起自由社会，因为人们会逐渐适应威权结构，接受“现实”为唯一的可能性。通过抵抗，人们不仅改变社会，也改变和赋权了自身。他们由此能够看到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曾被斥为“空想主义”），并通过组织和行动实现改革，进而构建起这些新可能性所需的架构，也即一个新的自由意志主义社会的雏形。社会斗争所带来的转变与赋权作用，在曾参加1912年劳伦斯罢工、后成为UAW-CIO（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基层激进派的前摇摆不定者——尼克·迪加塔诺的话语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我们这一代工人，从早年直到现在[1958年]，经历了一场你可以称之为劳工叛变的过程，从一个平庸、卑微、顺从的造物变成了真正的人。工会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不是在谈论福利……我是在谈工作条件，以及这些条件如何影响工厂里的工人……以前他们是顺从的。如今，他们都是人类。”[引自 David Brody, "Workplace Contractu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176-205, Helson Lichtenstein and Howell John Harris (eds.), Industrial Democracy in America, p. 204]

其他劳工史学家也指出了这一激进化过程的普遍性（当代的行动者或许能提供更多例子）：

“[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斗争深刻地渗透进社会生活，以至于那种解释并辩护一个由市场机制所调节、由资本积累所推动之社会的占有性个人主义意识形态，遭到了来自建立在工人阶级纽带与斗争基础之上的互助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哪怕只是围绕现有计件工资增加或减少几分钱的争议，也能引发关于美利坚共和国的本质与目的的激烈争论。”[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ur, p. 171]

这种激进化的效应，比起更高的工资、更自由的法律等改革，对威权结构而言要危险得多，因为威权体系的运作依赖于服从。难怪当权者或其代言人常常指责直接行动是徒劳无益或有害的；因为若直接行动被贯彻到底，他们就失业了！因此，斗争不仅具有争取当下改善的可能性，也蕴含着建立起自由社会的潜力。斗争还会改变参与者的视角，创造出新的观念和价值观，取代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旧有意识形态。

最后，这种批评还忽视了一个事实：此类反对社会斗争的论点，非但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抵抗与组织的终结，反而恰恰意味着它们的延伸。例如，如果你的老板声称，如果你不“闭嘴接受”，他就会把工厂迁往墨西哥，那么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就是确保墨西哥的工人也组织起来！巴枯宁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了这个基本问题，至今依然成立：“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工人相对可忍受的处境，只有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的前提下才能维持。”他还指出：“劳动条件在任何特定行业的恶化或改善，都会立即影响到其他行业的工人；所有行业的工人之间都通过真实且不可分割的团结纽带联系在一起。”归根结底，“在那些工人工作时间更长、工资更低的国家，那里的雇主因此能够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从而在那些工人工作时间较短、收入较高的国家中成功地展开竞争，并迫使后者的雇主削减工资、延长工时。”[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p. 306–7] 巴枯宁的解决方案是进行国际性的组织，以通过工人间的团结阻止劳动条件的压低。如历史所示，他的论断是正确的。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社会斗争或激进行动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而在于孤立的激进行动——那些忽视赢得改革、扩展改革与维持改革所需要的团结纽带的行动与斗争。换言之，我们的抵抗必须像资本主义一样具有跨国的性质。

社会斗争和工人阶级组织会带来危害的观点，在1970年代与80年代被频繁提出。随着战后凯恩斯主义共识的瓦解，“新右翼”主张工会（及罢工）会阻碍经济增长，而财富再分配（即通过福利计划，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返还给他们）则妨碍了“财富的创造”（即经济增长）。他们的论点是：不要为收入而斗争，要让市场来决定，一切就自然会变得更好。

这种说法被包装上民粹主义的外皮。例如，右翼导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就曾声称，在英国，“工会的合法权力已经成为提高整体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最大障碍。它们是导致最好与最差薪资之间存在不必要巨大差距的主要原因。”他坚称，“英国工人阶级的精英……是通过阻止境况较差的工人改善自身处境，从而维持其相对优势的。”此外，他还“预测，平均工人的收入，将在那些工资相对灵活、工会组织对专业工人的垄断剥削被有效取缔的国家中，增长得最快。” [1980s Unemployment and the Unions, p. 107, p. 108 and p. 110]

如果冯·哈耶克的主张成立，那么我们本可以预期，在撒切尔政府对工会进行改革之后，将出现以下现象：经济增长率上升（通常被右派视为改善工人生活水平的手段）；这一增长成果得以更平均地分配；高收入与低收入工人之间的差距缩小；随着工人摆脱了工会的“剥削”，低收入工人所占比例应当下降；而在工资最具弹性的国家，工资增长应当最快。然而不幸的是，英国经济的实际发展轨迹却揭示出冯·哈耶克的这些主张完全站不住脚。

如果逐条检视他的主张，我们就会发现，工会并不是在“剥削”其他工人，而是将收入从资本向劳工转移的重要机制（也正因如此，资本才会不遗余力地打击工人组织者）。同样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激进斗争对所有工人都有益处，因为它设定了一个工资的“底线”，防止工资进一步下跌（非工会企业为防止工人组织工会并吸引劳动力，也必须提供类似的待遇），同时也有助于维持总的需求。通过对比英国在撒切尔推动受冯·哈耶克思想启发的“工会与劳动力市场改革”前后的状况，可以清晰地看到工会在提升整体工人福祉方面的积极作用。

自工会“改革”以来，英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在罢工频发、工会“激进”的1970年代这个“旧时代”，英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4%。到1980年代下降至2%，1990年代更是降至1.2%。类似的增长放缓趋势也出现在美国：1960年代为4.4%，1970年代为3.2%，1980年代为2.8%，而1990年代上半期则仅为1.9%。[Larry Elliot and Dan Atkinson, The Age of Insecurity, p. 236] 考虑到自由市场右翼声称经济增长是改善工人处境的唯一途径，但其意识形态居于主导地位后这种增长率反而持续下滑。1979年至1990年间，美国、欧洲、日本以及经合组织国家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均低于1973年至1979年间的水平，而1990年至2004年间则还要更低。放松管制、私有化、反工会立法及其他新自由主义政策“未能带来经济增长率的上升。”[Andrew Glyn, Capitalism Unleashed, p. 131] 在这段时间里所出现的几次经济“增长高潮”，往往都与投机泡沫有关（例如1990年代末的美国网络股泡沫、200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而这些泡沫破裂所带来的后果则极为惨重。

因此，随着工会被按照冯·哈耶克的意识形态“改革”，所谓的“财富创造”（即经济增长）速度反而持续下降（而增长放缓，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整体生活水平提升的速度也不如被“垄断性”工会所“剥削”时期那么快）。

如果我们观察最高收入工人与最低收入工人之间的差距，就会发现这一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自1979年撒切尔上台以来呈现出“收入分配显著拉大的趋势，表现为表现最好的工人处境显著改善。”[Andrew Glyn and David Miliband (eds.), Paying for Inequality, p. 100]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平均值往往掩盖了（80%的！）底层群体的真实处境。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会被少数人垄断，所以我们会看到随着总体的增长，不平等也随之上升。在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不平等显著加剧。1980年代的收入与财富增长主要集中于最富裕的20%人口（事实上，主要集中在最顶端的那1%）。在1980年代，底层80%人口的财富仅增长了1.2%，收入增长为23.7%；而对于顶层20%，这两个数字分别为98.2%与66.3%（其中顶层1%的数据为61.6%与38.9%）。[Edward N. Wolff, "How the Pie is Sliced", The American Prospect, no. 22, Summer 1995] 工资分布出现了明显的“扇形扩展”，即收入前10%的群体与中间层即底层10%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中，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远高于”欧洲国家。例如在美国，“1979年至2003年间，顶层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7.2%，而中层仅增长10.2%”，而底层10%的实际工资“在此期间根本没有增长”。事实上，前10%的大部分收益“都集中在前5%之中，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前1%之内。”不出所料，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英国、美国与新西兰，是收入不平等增长最显著的国家。[Glyn, Op. Cit., pp. 116-8 and p. 168]

鉴于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普通工人的处境必然有所恶化。例如伊恩·吉尔摩指出，“1980年代是过去五十年来的首次……人口中较贫困的一半所占的国民总收入份额出现了萎缩。”[Dancing with Dogma, p. 113] 根据诺姆·乔姆斯基：“在撒切尔执政的十年间，底层50%人口的收入份额从三分之一降至四分之一”，并指出从1979年到1992年，最富裕的2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35%上升至40%，而最贫困的20%则从10%下降至5%。此外，英国的周平均收入低于欧洲委员会“体面生活线”的雇员比例，从1979年的28.3%上升至1994年的37%。[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p. 144 and p. 145] 而且，“早在1960年代初期，收入主要集中于平均收入的80%-90%区间……但到了1990年代初，这一分布发生了剧烈变化，收入分布的高峰仅落在平均值的40%-50%之间。到了1990年代初，四分之一的人口的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一半，而1977年为7%，1961年仅为11%。”[Elliot and Atkinson, Op. Cit., p. 235] 塔基斯·福托普洛斯总结道：“总体来看，在这一时期[1979年至1991/1992年]平均收入增长了36%，但有70%的人口的收入增长低于平均水平。”[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 p. 113]

造成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当工人组织起来并发起罢工时，他们能够将更多自己创造的产值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生产力增长的成果便可以得到更广泛的分配。而当工会遭到削弱，这些收益就会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向上层涌流。这正是所发生的情况。在1980年左右及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对工会的攻击之前，美国的生产率与工资是同步增长的；而在那之后，尽管生产率持续上升，工资却停滞不前。事实上，一名普通工人的产出价值“自1973年以来已经上涨了将近50%，但收入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的趋势发展是得如此迅猛，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普通美国人是否从生产率的增长中获得了任何实质的利益”。不仅没有实现所谓的“涓滴效应”，“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都被少数富人阶层攫取了”。简而言之：“真正的大赢家……是极少数精英群体：那些占人口不到1%的顶层人士。”[Paul Krugma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p. 124, p. 244 and p. 8]

观察美国的情况就可以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垄断性”工会“剥削”的）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每年增长2.7%，而且“整个收入分布中的各阶层收入都以大致相同的速度增长”。然而自1980年起（即工人阶级被从工会的“暴政”中“解放”之后），“中等家庭收入每年仅增长约0.7%”。1973年至2005年间，美国家庭的收入“适度增长”，总增幅约为16%。然而，这一“适度的增长”可能“高估”了美国家庭的实际状况，因为部分增长“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实现的”。例如，“若家庭收入的增长是由于配偶开始工作，而非工资本身的提高，那这就并不能等同于加薪。尤其是这种增长还可能带有隐藏的代价，从而抵消了部分金钱上的收益”。当然，右翼对此种停滞现象加以否认。然而，正如克鲁格曼形象地指出的：“现代经济学家争论的是，自1970年代初以来美国中位数收入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我们居然要为此展开争论。”因此，尽管平均数值可能上升了，但由于“不平等的加剧，总体数字如GDP等的良好表现并未转化为普通工人的实际收益。”[Op. Cit., p. 55, pp. 126-7, p. 124 and p. 201]

幸运的是，对美国资本主义而言，一项在2000年进行的民调显示：39%的美国人相信自己已处于最富有的1%之列，或“即将”达到这一阶层！[Glyn, Op. Cit., p. 179] 然而，正如我们在B.7.2节中讨论过的，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社会流动性反而下降了——这或许并不令人惊讶，毕竟爬山丘比爬高峰要容易。这一点与不平等的激增一样重要，因为“自由市场”右派往往声称，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可以弥补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美国人“也许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凭借努力和决心获得成功，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事实上，社会流动性“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最高，多数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社会流动性甚至低于法国、加拿大，或甚至可能低于英国。美国人不仅没有机会平等，其机会的不平等程度还要比西方其他国家更为严重”。若摆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眼罩，这其实不足为奇：“一个在结果上极端不平等的社会，也几乎必然是一个机会极端不平等的社会。”[Op. Cit., p. 247 and p. 249]

关于工会成员“通过阻止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改善其处境来获得相对优势”的说法，有必要追问：在英国进行工会改革之后，低薪工作者的比例是否有所下降呢？事实上，根据低收入单位¹⁶²对“低薪”的定义（即男性工资中位数的三分之二以下），低薪工人的比例反而增加了——男性从1984年的16.8%上升至1991年的26.2%；女性则从44.8%上升至44.9%。在体力劳动者中，这一比例上升了15%，达到38.4%；而女性体力劳动者的比例上升了7.7%，达到80.7%。（在非体力劳动者中，男性的比例上升了5.4%，至13.7%；女性则上升了0.5%，至36.6%。）[Andrew Glyn and David Miliband (eds.), Op. Cit., p.102] 如果工会确实是以牺牲较弱势群体的利益来获益，那么我们理应看到低薪人口的比例下降，而不是上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研究指出：“通常来说，集体谈判率与工会化率较高的国家，其低薪就业的发生率较低。”[OECD Employment Outlook, 1996, p. 94] 在美国，亦有数据显示，工会密度较高的地区，其在最低工资附近工作的工人比例较低，而所谓的“工作权”州（即通过反工会法律的州）则“往往工资较低，生活水平较低，并且更多工人的工资集中在最低工资附近。”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些州“通过立法削弱工会组织，意味着它们意在维护雇主的垄断权力，损害工人的利益。”[Oren M. Levin-Waldman, "The Minimum Wage and Regional Wage Structure: Implications for Income Distribution", pp. 635-57,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XXXVI, No. 3, p. 639 and p. 655]

至于哈耶克关于工资灵活性能够使“平均工人收入”增长最快的预测，也已被事实彻底否定。1967年至1971年间，英国实际工资年均增长2.95%（名义工资年均增长8.94%）[P. Armstrong, A. Glyn and J. 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II, p. 272]。相比之下，2006年6月至2007年间，英国家庭可支配实际收入仅增长了0.5%。2006年4月至2007年，周平均工资增长了2.9%，而通胀则上涨了3.6%（零售物价指数，RPI）和2.8%（消费者物价指数，CPI）。[Elliot and Atkinson, The Gods That Failed, p. 163] 这体现出一个更广泛的趋势：1960年至1974年，英国人均实际工资年均增长为3.17%；1980年至1999年则下降为1.8%。在美国，相应的数据分别为2.37%与1.02%。[Eckhard Hein and Thorsten Schulten, Unemployment, Wage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p. 9] 从整体来看，当罢工和工会成员增加时的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的“实际工资年增长率稳定上升，达到每年4%以上”；然而，自从哈耶克的反工会观点被推行后，“实际工资增长极为缓慢”。在反工会的美国，2003年中位工资为13.62美元，而1979年（按2003年价格计算）为12.36美元。欧洲与日本的“平均工资略有提升，年均增长约为1%。”[Glyn, Op. Cit., p. 5 and p. 116] 实际情况更为严峻，因为这些数据只是平均数，而在此期间不平等却迅速加剧，因此，新自由主义时期那有限的经济增长成果，并未像以前那样广泛分配（以英国为例，工资增长集中在社会的顶层。[Elliot and Atkinson, Fantasy Island, p. 99]）

当然也不能说打压工会、降低实际工资带来了英国失业率的下降。1996至1997年间，英国的平均失业率为7.1%，而1975至1979年间（撒切尔上台前）则为4.5%。1960至1974年的平均失业率仅为1.87%，而整个撒切尔主义时期（1980年至1999年）则高达8.7%。鉴于（撇开资本主义经济神学不谈）失业“系统性地削弱了工会的议价能力”，这并不令人太过意外。简言之：“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都无法推导出实际工资水平与失业水平之间存在严格反比关系。” [Hein and Schulten, Op. Cit., p. 9, p. 3 and p. 2] 如我们在C.1.5节所讨论的，这对任何真正了解失业性质和劳动力市场运作机制的人而言都不足为奇。因此，工会改革并未带来失业的减少，反而恰恰相反：“到布莱尔[在1997年]上台时，英国的失业率虽在下降，但仍高于1979年5月[上届工党政府]卡拉汉政府离任时的水平。”[Elliot and Atkinson, Age of Insecurity, p. 258] 公允地说，冯·哈耶克确实主张失业率的下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近二十年显著更高的失业水平，显然是在开倒车！

因此，我们看到右翼言论与其意识形态所创造出的现实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不难理解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准确指出的那样，工会“提高了自己会员的平均工资；它们也以较小的幅度间接地提高了类似工种工人的工资……因为非工会雇主为了降低员工加入工会的意愿，会主动提高薪酬……工会也通过为低薪工人争取更大幅度的工资增长，从而缩小了蓝领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而非工会雇主为了防止工会组织介入，也会效仿这一影响。”他认为，“如果要找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蓝领工人生活状况远优于二十年代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工会的发展”，工会“曾是限制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这不仅因为它们直接提高了会员的工资，还因为工会式的工资谈判模式……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中被复制。”随着工会的被打压，不平等程度随之上升，而“西方世界中工资不平等增长最剧烈的国家就是美国与英国，这两国的工会会员数量都急剧下降。”工会之所以能抑制不平等，是因为“它们作为对管理层的制衡力量而存在。”[Op. Cit., p. 51, p. 49, p. 149 and p. 263]

在撒切尔与里根发起的新自由主义政权下，工会的权力、影响力与规模都显著缩减，实际工资增长也大幅下降——这与哈耶克的预测恰恰相反。工资的灵活性与工会的削弱，实际上损害了所有工人的地位（蒲鲁东曾说：“与所有的预期完全相反！不过只有经济学家才会对此感到意外。”[System of Economical Contradictions, p. 203]）因此，将哈耶克的主张与工会“改革”、阶级斗争削弱后的实际结果作对比，就可以看出“社会斗争适得其反”的论调是错误的——而且是自利性的，毕竟通常提出这种主张的正是资本家、受雇主支持的政党及经济学家。社会斗争的缺失，往往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工资的停滞（甚至下降）。因此，尽管社会斗争可能带来资本外逃等其他问题，其缺失却并不会代表着繁荣（若以二十世纪后四分之一年代的经验为据，事实却恰恰相反）。实际上，社会斗争的缺乏只会让资本家更肆无忌惮地压低工资、恶化劳动条件——毕竟他们确信自己可以肆意妄为！这进一步印证了一个事实：若要让改革真正持久，就必须摧毁资本主义体制。

当然，没有人能确定斗争一定会带来改善。那终究是一种猜测；没有人能够预见未来。并不是所有的斗争都能成功，许多斗争甚至是极其艰难的。如果正如希尔与诺顿公关公司一位前任首席执行官所言，“军队是商界的楷模”，而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与它以及其他集权体的任何斗争，也就必然经常是艰难而危险的。[quoted by John Stauber and Sheldon Rampton in Toxic Sludge Is Good For You!, p. 47] 但正如萨帕塔所言：“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我们所能说的是：社会斗争确实可以、也确实已经改善了现状。从它所带来的成效以及对参与者本身的转变而言，它所带来的潜在困难是值得承受的。而且，没有斗争，就几乎不可能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因为自由社会正是依赖于那些拒绝服从权威、拥有自治能力与愿望的个体。此外，社会斗争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不仅是为了赢得改善，更是为了守住那些已经赢得的成果。要想真正巩固改善成果，就必须废除资本主义与国家。否则，任何改革都将被收回（而如果社会斗争不存在，这一过程只会更早发生）。归根结底，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都会主张社会斗争并不是一种“可选项”——我们要么奋起反抗，要么，就得忍受权威施加的所有琐碎（乃至系统性）的压迫。如果我们不去说“不”，权力者就会蹂躏我们。

正如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社会斗争的缺失完全可以与生活条件的恶化共存。归根结底，如果你想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那就必须捍卫你的尊严——而这，意味着思考与反抗。正如巴枯宁在《上帝与国家》中所主张的那样，人类的自由与发展正是以此为基础。没有反抗、没有社会斗争，人类将永远停滞于权威之下、永远无法走向自由。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全然赞同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观点：

“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那些自称支持自由、却贬低抗争的人，是想要收获却不愿翻耕土地的人。他们想要降雨却不要雷鸣与闪电；他们想要海洋却不要波涛汹涌的怒吼。

“这种斗争可能是道德上的，也可能是物理上的，或两者兼有；但它必须是斗争。权力从不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让步，从未如此，也永不会如此。想弄清人们会忍受多少，你就能知道将有多少不公与压迫加之于他们头上；而这些压迫将持续存在，直到它们被用语言或暴力，或两者共同反抗。暴政的界限由被压迫者的忍耐力所决定。”[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 vol. 2, p. 437]

当然，尽管哈耶克的主张完全错误，这却丝毫未影响他在右翼阵营中的声望，也没有阻止人们在支持“灵活性”与自由市场改革的辩论中频频引用他（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呢？右翼至今仍在援引米尔顿·弗里德曼，而他的业绩同样“令人影响深刻”）。不过，为什么要让经济的实际发展受哈耶克思想的阻碍呢。或许，他曾经的一段话倒是为这一切“解了围”：他主张经济理论“永远无法通过与事实的对照来被证实或证伪。我们唯一可以、也必须去验证的，是特定案例中我们所设前提是否成立。”[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p. 73] 在这种立场下，一切就都“有救”了——问题的根源永远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问题，而只是“资本主义还不够纯粹”，因此“改革”非但不能停止，反而要更深入……然而，正如克鲁泡特金所强调的：“那些只关注经济力量、却不考虑国家意识形态、或国家为富人所提供的强制力量的经济学家……完全脱离了经济与社会现实。” [quoted by Ruth Kinna, "Fields of Vision: Kropotkin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pp. 67–86, SubStance, Vol. 36, No. 2, pp. 72–3]

而且，这自然无需赘言，在上流社会圈子里，从来无人提及过去三十年资本家成功的“阶级斗争”，可一旦有人记录了这一过程的实际结果，他反倒会被指责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现在早已到了工人阶级应当将这一斗争诉求变为现实的时候了——尤其是考虑到“不作为”所带来的后果。

J.4.3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
新型的社会运动是否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在评估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潜力时，必须再次指出，现代文明正持续承受着社会崩溃、生态毁灭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潜在灾难的威胁。这些危机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威权范式本质上的“反进化”特性，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人类继续固守过时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就将走向灭绝。这种意识营造了一个更有利于新思想传播的氛围，从而为激进的教育工作打开了空间——这些工作旨在促成大众意识的深刻转变，而这一转变必须与新型解放性制度的创建同步进行。

这种对新思想的开放态度，在近年来催生了若干新型社会运动。从无政府主义的视角看，其中或许最重要的四个分别是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和平运动以及社会正义运动。这些运动都内含大量无政府主义的要素，尤其在它们强调去中心化与直接民主方面尤为明显。由于我们此前已对生态运动[A.3.3节、第E节]与女权运动[A.3.5节]中的无政府主义特征做出评论，此处将仅就和平运动与社会正义运动加以论述。

对于和平运动中的许多参与者而言，国际裁军，就如同解放女性、拯救地球生态系统与防止社会崩溃一样——在不伴随大众意识的转变、不伴随着对基于统治与剥削之威权原则的等级制度作出广泛否定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正如C·乔治·本内洛所言：“既然和平意味着以其他方式取代暴力来解决冲突的积极过程……就可以认为某种制度性的变革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起义仅满足于具体的改革目标，而不试图通过触及社会制度的集中化结构来改变其制度架构，那么战争体制很可能并不会消亡。这正是我们所谓‘去中心化’的真正含义：让制度再次服务于人的目标，并使人类在每一层面上对制度负责。”[From the Ground Up, p. 31]

当统治与剥削沿着性别、阶级、种族、族群或国家的界线展开时，便构成了怨恨、仇恨、愤怒与敌意的根本根源，而这些情绪往往会以个人或组织形式的暴力爆发。基于这一事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层面的和平，其实现都依赖于去中心化，依赖于拆解等级体系，以合作与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原则来取代统治与剥削。

直接民主是去中心化的另一面。为了使一个组织能够将权力横向分散，而不是集中于等级结构的顶端，所有成员必须在影响自身的决策中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因此，去中心化意味着自我管理。所以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和平运动意味着无政府主义，因为没有去中心化和直接民主，世界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联合的人民将是一个为和平而组织的人民；他们要军队来做什么？”[Proudhon, Du Principe Fédératif, pp. 320-1]）正如贝内洛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在当今具有无与伦比的相关性，因为当下的核政策，可以被视为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分裂的终极阶段……一旦揭示出这些政策的含义，就会引发关于是否应将生死攸关的问题交由政府决定的根本质疑……因此，有一种迫切的动力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家政府的作用、规模和结构。”此外，“只要利润与军工生产挂钩，对相关的精英说出真相就不太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因为“只有在利润体系的框架内，企业精英才有操作的空间。”[Op. Cit., p. 138 and p. 34] 因此，和平运动在本质上，蕴含着对政治和经济这两种形式的权力系统的自由意志主义批判。

此外，和平运动的某些实践方面同样显示出无政府主义的特征。以非暴力直接行动来抗议战争机器，就被无政府主义者视为一种积极的发展。这不仅采用了有效的无政府主义式斗争手段，也使参与者激进化，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的理念与分析。

如果我们考察“无核区”的内在含义，也可以察觉到其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无核区是指某个城镇或地区宣布与核军工复合体断绝关联。他们禁止核武器的研究、生产、运输和部署，同时也放弃了以核武防卫的权利。该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曾十分流行，许多欧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地方宣布自己为无核区。正如贝内洛指出的，“发起无核区运动的过程，暗示了一种能够对地方社群进行教育与激进化的策略。通过推演无核区理念的逻辑，我们实际上可以逐步构建出一种自由意志主义的市政主义视角。它有助于将我们的社区朝着脱离中央政府和现存企业体制的方向前进几步。”虽然这些倡议的后续发展未能如贝内洛所期望的那样产生激进化的效果，但它们确实“体现出一种无需联邦政府介入的地方自主行动。因此，这是朝向地方赋权的一步……任何增强地方自主性的举措，都会改变中心与其‘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无核区运动具有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明显一致的倾向……推动建立无核区的动机，同样会驱使人们在国家与企业体制的服务功能失效且成本过高的其他领域，将其摒弃。”[Op. Cit., p. 137 and pp. 140-1]

社会正义运动，由一群致力于寻求公平与富有同情心的解决方案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关注的问题包括贫困、失业、经济剥削、歧视、住房条件恶劣、缺乏健康保险、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等等。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政府对上述重点数十年的单一执着追求之后，以美国为例，其现今所面临的困境堪称是苦果累累：工资停滞、个人债务飙升、无家可归者遍布街头；社会福利预算被削减至极限，而贫困、失业与就业不足现象日益加剧；血汗工厂在大城市中大量涌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毫无健康保险保障，另有许多人面临飞涨的医疗费用；骇人听闻的财富不平等现象，以及社会流动性的下降——等等。在撒切尔、梅杰与布莱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治理下，英国也经历了类似于美国的社会恶化。

要指出社会正义运动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皆源于等级制度与支配关系，并非难事。因为从等级制度的本质目的来看，那些掌控国家的精英阶层的最高优先事项，必然是维护自身的权力与特权、无论下层阶级遭受何种苦难。

简而言之，社会不公正根植于国家的剥削性职能；而这种职能正是由于国家制度所具备的威权性结构而得以实现。同样，资本主义公司中的威权性结构也必然导致社会不公正，因为剥削行为造成了雇主／管理阶层与劳工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与财富不均。因此，社会正义运动的成功，如同女性主义、生态运动与和平运动的成功一样，均取决于对等级结构的拆解。这不仅意味着这些运动都蕴含着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内涵，而且还意味着它们之间彼此关联，任何一个运动都不可能在与其他运动相互孤立的情况下独立实现其目标。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一项具体的社会正义议题——劳动权利——来加以考察社会正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

先进武器系统的生产对资本家来说极具盈利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政府支持下，技术更为复杂、精确的武器不断被制造出来（而公众却通过税收为此买单）。现在，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主张：人类拥有一项基本权利，一项能够自由选择是否亲自参与生产可能导致人类灭绝之技术的基本权利。然而，正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威权性结构，一线工人几乎无法对其所在公司是否参与该类技术生产拥有任何的发言权。（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工人若不同意公司的政策，他们大可以辞职。我们的答复是：他们可能找不到其他工作，因此此种“选择”并不是真正自由的选择。）因此，普通工人若想在生死攸关的企业决策中拥有应有的参与权，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自我管理掌控生产过程。因为唯有在自我管理制度下，才能实现以需求与使用为导向的生产，而这绝不会出自雇主之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永远不会在生产过程中考虑社会优先事项。无限追逐更高利润的逻辑，根本无法与社会正义与社会责任相兼容。

正因如此，在本质上，和平运动与社会正义运动通过对工人控制经济的共同诉求而紧密相连。此外，极端贫困，也使得军队成为许多个人改善他们社会地位为数不多的合法途径之一。这些考虑进一步说明了和平运动与社会正义运动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运动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联系。无政府主义，正是那些新社会运动得以联合为一个反威权联盟的概念性“黏合剂”。

J.4.4 什么是“经济结构性危机”？

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一场持续的结构性危机之中。与1950年至1973年间的战后“黄金时代”相比，自1974年起，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的经济表现持续恶化。例如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显著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投资水平亦然如此。自1973年以来，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失业率大幅上升，尤其是1979年之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在1973年至1980年间增长了56%（从劳动力人口的平均3.4%上升至5.3%），而自1980年以来又增长了50%（从5.3%上升至1994年的8.0%）”。就业的不安全性亦日益加剧，例如，美国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便从未出现如此严重的就业不稳定状况。[Takis Fotopoulos, Towards an Inclusive Democracy, p. 35 and p. 141] 此外，随着资本主义去监管化的推进，金融危机每隔数年便席卷全球，全球经济也变得愈发不稳定。

这场危机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延伸至生态与社会层面。尽管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却在下降（正如我们在C.10节中所指出的，经济因素，既不能、也无法反映人类的幸福程度）。然而在此我们聚焦于经济因素，并不意味着社会与生态危机不重要，或可以被还原为经济问题。事实远非如此。我们之所以将焦点放在经济因素上，仅仅是因为建制派的论述往往强调这一方面，而揭示现实与这种宣传之间的落差，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马克思主义者罗伯特·布伦纳指出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的‘药方’被施以更强烈的剂量，而经济表现却持续恶化。1970年代不如1960年代，1980年代不如1970年代，而1990年代又比1980年代更糟。”["The Economics of Global Turbulence", New Left Review, no. 229, p. 236] 这就显得格外讽刺，因为在1970年代凯恩斯主义危机期间，右翼就曾声称过多的平等与民主会损害经济，最终使所有人陷入更差的境地（如增长放缓、投资疲软等）。然而，经历了数十年的亲资本政府统治、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资本及其所有者与管理者的自由度提升、工会力量削弱之后，经济增长的表现却更加低迷！

若我们观察1990年代的美国，这一通常被视为“成功”的经济体，就可以发现：“1990年代的经济周期性上行阶段，在增长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方面——产出、投资、生产率和实际报酬——甚至比1980年代和1970年代这两个本已疲弱的阶段还要乏力（更别提1950和1960年代了）。”[Brenner, Op. Cit., p. 5] 当然，媒体却描述它为成功的典范——不平等加剧，富人变得更富，财富日益集中于更少数的人手中，因此对于富人和金融资本来说，这确实可被视为一个“黄金时代”，媒体也理所当然地这样呈现它。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总结的那样，在美国，大多数人为了维持生计而工作更长时间、更为辛苦，“而真正巨大的收益则流向了非常、非常富有的人”。事实上“自1970年代以来，只有收入最高的1%群体的表现超过了二战后的那一代人。然而一旦进入高收入阶层，其收益便呈现出惊人的增长——收入排名前0.1%的群体，其收入增长了五倍；而排名前0.01%的美国人，他们的财富比1973年时高出七倍。”值得注意的是，“占总人口0.1%的美国人（这一阶层的最低收入约为130万美元，平均收入约为350万美元）所获得的总收入，已超过全国收入的7%——而1979年时这一比例仅为2.2%。”[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第129页和第259页]

正因如此，将这种持续性的衰退称为“危机”可能并不准确——至少对统治精英而言并非如此，因为在此期间，他们在社会财富、权力与收入中的份额稳步上升。然而对于多数人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危机（“无声的萧条”这一说法恰如其分地形容了这种状况）。不足为奇的是，当布什政权最终自食恶果、精英阶层面临经济崩溃时，国家便出手对其进行了救助。

1973年以后，唯一经历了实质性且动态增长的国家，是那些通过国家干预而违反新古典经济学“永恒法则”的国家，即东亚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效仿了战后通过国家干预实现高速增长的日本）。当然在199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鼓吹者一直宣称这些国家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右翼偶像冯·哈耶克就曾宣称“韩国与其他后起之秀”已经“发现了自由市场的好处”。[1980s Unemployment and the Unions, p. 113] 1995年，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一个右翼智库）发布了其“经济自由指数”，在排名前七的政治实体中有四个来自亚洲，包括日本和台湾。所有在数年后深陷困境的亚洲国家，都曾被列为“自由经济体”。然而正如C.10.1节中所提到的，这种说法显然是虚假的：“促成亚洲‘四小龙’惊人增长的，并不是自由放任的政策。正如诸多研究所示，该地区的经济扩张依赖于大量的国家干预，通过公共政策推动出口部门的发展。这些政策不仅涉及高度的保护主义，甚至还故意扭曲市场价格以刺激投资与贸易。”[Fotopoulos, Op. Cit., p. 115] 此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国家还禁止工会与抗议活动；但对于右翼而言，“自由市场”似乎总能与工人组织自由的缺失并存。

不言而喻，在1990年代末的危机之后，自由市场派们突然“发现”了这些国家中始终存在的国家主义政策，并在所谓“亚洲奇迹”之墓前面欢快地起舞。令人错愕的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在面对亚洲模式的崩溃时，竟然断言历史已经对其作出裁决，却又将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丢入“记忆洞”之中：直到危机爆发之前，他们自己还曾极力否认这一模式的存在！这种伪善不仅令人作呕，也削弱了他们关于“市场奇迹”的论点。因为在危机出现之前，全球投资者——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对这些“自由”经济体前景一片看好。他们通过将数十亿美元投入亚洲股票市场，而外国银行源源不断地发放巨额贷款，展现出对这些经济体的信心。如果亚洲的问题确实是系统性的，并且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家主义政策，那么投资者未能在早期识别这一问题，恰恰是对“市场”本身的一个打击，而不是其胜利。

正如所见，全球经济呈现出日益加剧的停滞态势：增长放缓、复苏乏力（且无法创造就业）、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机性泡沫、金融不稳定性不断上升，从而导致了频繁且愈发严重的危机。尽管（倒不如说，恰恰因为）与此同时还强加实施了自由市场改革和金融资本的放松管制（我们之所以说“恰恰是因为”，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声称亲市场的改革会促进增长、改善经济状况，但如C.1节所述，这一经济学理论本身几乎毫无现实依据，因此它的政策建议也很难带来正面效果）。当然，既然统治阶级在此期间受益颇丰，这一根本性的经济放缓便被刻意忽视；所谓“危机”的说法，只有在经济困境波及到精英阶层时才会被提起。

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日益凸显，反映出全球经济的根本弱点（不断上升的不平等、对实体产品生产的投资不足、转而热衷于金融投机等等）。这一深层次的虚弱被全球股市的投机性表现所掩盖——讽刺的是，正是这种投机性表现最初就促成了这种虚弱！如一位华尔街专家所言：“债券市场……憎恶经济的强劲……股票通常在实体经济最强势时表现最差……股市在冷却的经济中表现良好，却在炽热的经济中枯萎。”换言之，真实的经济疲软反而在金融市场上表现强劲。因此“所谓企业盈余中归属于食利者的份额——即股息加利息，占税前利润加利息的比例——已从1950年代的20%–30%，骤增至1990年代的60%”，这也就不在意料之外了。[Doug Henwood, Wall Street, p. 124 and p. 73]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西方经济体长期陷于停滞。富人们将其不断扩张的财富投入股市，使得这一市场在整体经济萧条的背景下逆势上扬。盈余不是被用于再投资，而是被导入金融市场（在美国，企业的留存收益下降，而利息与股息的支出却不断上升[Brenner, Op. Cit., p. 210]）。然而，尽管“美国金融体系在其名义上的职能——将社会储蓄高效导向最优投资路径——方面却表现得极其糟糕。该体系成本高昂、资本配置信号失真，且与实体投资的关系出奇地微弱”，这些市场仍可以非常有效地集中财富。[Henwood, Op. Cit., p. 3] 由于大多数投资都来自企业的内部资金，因此食利者份额在盈余中上升意味着用于实际投资的资源减少，从而导致经济持续停滞。经济疲弱又反过来加强金融资本的力量，而金融资本的壮大又进一步削弱实体经济——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也正反映在过去30年里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之中。

金融资本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创造出了一个专门服务于政府政策的市场。由于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各国政府必须为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提供利润获取的场域，并对其加以保障和扩展，否则就会遭受全球市场（即金融资本）撤资的惩罚。这种政策的实施以牺牲实体经济整体利益、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

“食利者权力的打击对象是劳动者——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工资劳动者——因为它视工资上升为秩序稳定的主要威胁。这一目标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从未被明确表达出来，但金融市场充分理解这场斗争的核心：要保护其资本价值，就必须压制劳动收入。”[William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p. 302]

例如，“金融资本霸权的实际效果，是将发达经济体及其政府锁入一个恶性循环，使其只能在糟糕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正如一般债券持有者所表现的那样，这种新的治理共识明确假设：更快的经济增长是危险的——会威胁金融秩序的稳定——因此实际上阻止了各国采取可能减少长期失业或缓解工资下降的措施……缓慢增长的现实，又反过来加剧了政府债务的累积，因为增长乏力必然削弱税收收入，而公共福利开支则不断扩大。食利者体制反复要求政府调整支出优先级——即从依赖公共支出的公民手中撤回福利。”[Greider, Op. Cit., pp. 297–8]

当然，工业资本同样敌视劳动力，因此尽管在具体经济政策的选择上存在分歧，资本的两翼之间仍存在联盟的基础。考虑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核心之一，是将战后卖方市场下的劳动力市场转变为十九世纪式的买方市场，并由此带来对工作纪律、工资诉求及罢工倾向的压制，工业资本即便对细节有所争议，也不可能对此感到不满。道格·亨伍德恰当地指出：“自由派与民粹主义者常常试图在工业资本家中寻找潜在盟友，理由是：即便金融利益在经济繁荣中受损，那些从事实际产品而非虚拟产品的企业也将在增长强劲时期蓬勃发展。但总体而言，工业资本家对这类论调少有共鸣。任何产业的雇主都偏好松弛的劳动力市场；这能带来一支顺从的劳动力队伍，较少提出要求，也不太会抵制加速生产。”此外，“许多非金融企业本身也深度涉入金融活动。”[Op. Cit., p. 123 and p. 135]

因此全球大多数地区所面临的广泛停滞现象，便是由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侵蚀所引发的，且这种停滞时常演变为公开的危机——而金融资本，最终仍依赖于其所破坏的实体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短期利润与长期存续之间矛盾的再度爆发。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危机已经出现在此前被视为强劲的经济体中，并呈扩散之势。此次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生产能力倾向于超出有效需求，而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资本家的双重矛盾：一方面，他们需要高利润率；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确保工人拥有足够的财富与收入，以继续购买那些支撑其利润的产品。在如英美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中，不平等现象显著扩大，这使得经济面临着“实现危机”（详见C.7节）——这一危机在短期内通过加深工人阶级的债务得以暂时回避（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家庭债务水平从占收入的25%上升至60%以上）。但到了2007年，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终于反噬，以一场远比此前新自由主义时代历次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全球信贷紧缩的形式爆发。

东亚“四小龙”以及中国的崛起，放大了过度投资的问题。由于这些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以及对劳工的压制性政策），使其成为相较其他地区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地。资本因此大量涌入该地区，导致相对过度投资不可避免。如我们在C.7.2节中所论述的，危机可能仅仅因价格机制无法提供足够信息就产生——经济行为者的反应若仅仅基于个体的理性，其集体结果却可能是非理性的。于是在追求东亚利润的过程中，资本整体的投资决策导致了过度投资，由此就引发生产过剩与利润下降。

实际上，东南亚经济体遭遇的是所谓“合成谬误”¹⁶³。当你是第一个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的亚洲经济体时，你面对的是高成本的西方生产者，因此凭借廉价劳动力、低税率及宽松的环保法规，你可以压低成本、击败竞争对手并获得利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小龙”经济体进入市场，它们之间开始相互竞争，于是利润空间趋于收缩，其利润率将趋向其实际成本，而不是仍以西方公司为基准。利润下降后，先前涌入该地区的资本开始回流，从而引发危机（并顺带证明了：自由市场不仅不稳定，亦无法保障“最佳的可能结果”）。因此，在削弱西方经济之后，食利者体制也协助了破坏与动摇东方经济。

于是在短期内，许多大型企业与金融公司通过将生产扩展至“欠发达”国家来解决其利润难题，以借助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以及确保其廉价的国家镇压）、更低的环境保护要求和更轻的税负。然而，这一策略终究面临极限：他们正在逐步耗尽可以供其剥削的“第三世界”人口。因为由跨国公司带来的所谓“发展”过程，反而激发了更激烈的竞争，从而导致潜在的过度投资；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也激发了形式多样的抵抗，如工会、起义等，这些都倾向于压低剥削程度并侵蚀利润。

这一进程在许多方面反映了1970年代金融资本的崛起。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已有的工业化国家开始面临来自日本和德国日益激烈的竞争。随着这些国家推进再工业化进程，它们对美国及其他国家施加了更大压力，降低了全球的“垄断程度”，迫使旧有的资本强国必须与成本更低的生产者展开竞争。此外，实现充分就业也引发了车间一线及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反抗情绪（详见C.7.1节），进一步压缩了利润空间。因此，阶级斗争与全球产能过剩的双重作用，最终导致了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由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回报，资本转而流向金融领域。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逃避工人阶级在生产环节及其他领域成功争取权利的后果。资本的这种迁移再加上国际竞争的加剧，促成了金融资本的崛起，而金融资本的壮大又进一步加剧了当前经济中的停滞倾向（这一趋势在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后愈发明显）。

由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家逐利与人类基本需求之间的矛盾、生产力过剩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等，产生了一种看似长期性的趋势：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走向永久性停滞。现有的经济体即使仍在增长，也是在以投机泡沫为燃料，并且其带来的利益还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由此否定了“涓滴效应”的神话）。这一趋势在过去数十年中已有明显体现，例如，官方将“正常”或“可接受”的失业率标准不断上调，以及经济增长放缓、利润率下降等现象层出不穷。

到了21世纪末，许多国家爆发严重经济危机，使这种停滞状态愈发显著。各国中央银行对此开始采取干预措施，试图重振那些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受制于食利者导向政策的实体经济。然而，这类干预很可能只会维持持续的停滞状态并重新吹大金融泡沫，而无法真正实现经济的复苏。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无论哪种“解决方案”，最终都将是由工人阶级承担代价——除非他们组织起来，推翻资本主义与国家。归根结底，资本主义需要利润才能维系，而这些利润的来源，正是工人阶级缺乏经济自由的现实。因此，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意味着加深对工人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程度。

J.4.5 为什么“经济结构性危机”
对社会斗争至关重要？

我们在上一节中所概述的“经济结构性危机”，对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斗争具有若干重要意义。从根本上说，正如C·乔治·本内洛所指出的：“[如]果经济状况恶化……那么人们很可能会对一些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就未曾考虑过的替代方案，持开放态度……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进行预先规划是重要的，因为这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还能成为以创造性方式动员社区的手段。”[From the Ground Up, p. 149]

面对经济停滞和萧条，资方为追求更高利润（即加剧剥削）而加大老板权威的企图也会增强。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身难以维持生计、为了生存而负债累累、一旦失业便可能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诸如此类。这使得剥削愈发明显，并倾向于将被压迫阶层推动至联合行动之中，以期减轻甚至消除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推进，这些阶层愈发具备反抗的能力，并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而这些进展又反过来促使他们不断提高（对于“可能实现”愿景的）期望和不断加剧（针对“现实中”境况的）不满情绪。事实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由意志主义者、左翼及工人运动都遭遇了挫折，但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及其所引发的“经济结构性危机”）不断加剧工人阶级的苦难，激进主义的复兴只是时间问题。

无政府主义者将处于这一复兴中的最前线。随着东欧威权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共产主义”）的声名狼藉乃至最终崩溃，左翼中反威权的派别将愈发被视为唯一可信的力量。因此，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持续的结构性危机，连同塔基斯·福托普洛斯（在其著作《走向一个包容性民主》中）所称的“多维危机”（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及意识形态诸方面）的其他发展，有可能促成一个新的国际反威权联盟的出现——将西方的新兴（及不那么新兴的）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绿色运动、基层劳工激进主义等等），与第三世界的非威权解放运动以及前斯大林主义国家中新兴的运动联结起来。然而，这一进程的前提是，无政府主义者要在推动替代方案、并与广大民众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式，将在J.5节中详细讨论。

因此，“经济结构性危机”有助于推动社会斗争，因为它能将“它是什么”与“它可以是什么”之间的对比清晰地呈现出来。任何危机都会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使用价值（即人们所需之物）的生产、与交换价值（即资本主义利润）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声称建立于其上的自由、与雇佣劳动所伴随的威权主义之间的矛盾（“镇压的普遍现象揭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古老矛盾：它声称促进人的自由，但事实上却从否定自由中获利——特别是通过剥夺受雇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的自由来牟利。”[William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p. 388]）以及一系列其他矛盾。这种危机会动摇民众对资本主义“能够带来福祉”的信仰，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是否存在其他选择——是否存在一种不将利润置于人民与地球之上的替代制度。

此外，危机本身还鼓励工人以及其他被压迫群体展开抵抗与反击，而这种反抗反过来又能促生集体性组织（例如工会、工作场所基层的集会或委员会）、团结意识与直接行动——换言之，激发了集体自助的精神，并意识到工人阶级所面临的问题，只能通过我们自身的行动与组织来解决。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便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例证，即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也爆发了极具战斗性的斗争（详见霍华德·津恩所著的《美国人民史》或杰里米·布雷彻所著的《罢工！》）。

换言之，“经济结构性危机”为激进派提供了广阔的传播空间，即便整体环境有时可能会让成功显得遥不可及！

除了由于经济停滞／萧条所导致剥削与权威的加剧，并因此促成工作场所组织之外；“经济结构性危机”还可能激发其他形式的自由意志主义替代方案。例如，它造成了福利国家的削弱（至少是针对工人阶级而言的。而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国家援助从未真正离去）。这一发展具有潜在的自由意志主义可能性。正如L·甘博内所言：“国家的衰退，使得直接行动与互助观念的复兴成为必要。既然‘祖国母亲’不再为我们做这些事，我们就必须通过互助协会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服务体系。”[Syndicalism in Myth and Reality, p. 12] 正如我们将在J.5.16节中更深入论述的那样，这种互助运动在工人阶级中已有悠久的历史，并且由于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因此不会像国家运作体系那样被统治阶级夺走、用来强化其地位与财富。因此，国家主导的社会服务体系的衰退，有可能促成一个由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替代网络的兴起（当然，同样也可能导致对社会中最弱势群体全部服务的终结——至于这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会成为现实，取决于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关于对福利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角度分析，详见J.5.15节）。

Food Not Bombs！（FNB），正是我们所面临的经济危机中所产生的自由意志主义实践方案的一个杰出例证。FNB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团体，其成员通过直接行动援助无家可归者，并且促使无家可归者参与到自助的过程中。它在公共场所提供免费食物，以此揭示无家可归者的困境和制度的冷酷无情，以及我们通过自身行动、而非依赖政府或资本主义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警方、中产阶级以及政府对FNB持续不断的骚扰，正凸显了他们对穷人困境的麻木不仁；这也反映出他们的制度在建立一个以人为本、而非以金钱和财产（以及保护它的警察与监狱）为中心的社会方面的彻底失败。事实上，在美国，许多工人与失业者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权享有诸如医疗、衣物、住所和食物等基本人类需求。FNB鼓励贫困者提出这些需求，为表达这些诉求提供了空间，并协助打破“饥饿者”与“非饥饿者”之间的隔阂。地方警察与政府对FNB所施加的打压也证明了其活动的有效性，并表明该组织可能使参与者产生激进化的倾向。显然，慈善是一回事，而互助则是另一回事。FNB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政治化运动，建立于团结互助之上，而非慈善——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慈善“具有自上而下的启发性质，因此，也就意味着施予者对受赠者具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Mutual Aid, p. 222]。

经济停滞如何激发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另一个例子，也可见于如下事实：“在历史上，每当发生严重通货膨胀或资本短缺之时，社区往往被迫依赖自身拥有的资源。在大萧条期间，许多城市印制了自己的货币；只要社区能够维持一个自给自足的内部经济，为生活所需提供保障而无需依赖外部交易，这种做法便可以奏效。”[Benello, Op. Cit., p. 150]

这些地方性货币可作为互助银行的基础（参见J.5.5节），为工人提供无息贷款用以组建合作社，从而构建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由意志主义替代方案。通过允许工人与其他工人交换其劳动成果，这种做法能够根除资本家的利润。此外，“地方交换体系，还能通过增强社区的自力更生、赋权社区成员、帮助其抵御全球市场的种种弊端，进而强化地方社区。”[Frank Lindenfield, "Economics for Anarchists," Social Anarchism, no. 23, p. 24]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自我管理的公社，这些公社将以直接民主的社区集会来集体决定公共事务，取代自上而下、等级制的政府。这些自治的社区与经济体还可以联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协作，从而构建起一种对抗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反权力结构。

这种由自我管理型社区组成的邦联制体系，也可以在“资本全球化威胁本地产业之际”保护就业岗位。“必须找到一种使资本留在本地，从而维护依赖其生存的就业岗位与社区的方式。保护主义既不可取，也不可行，而工人所有制或工人合作社则是其替代方案。”[Gambone, Op. Cit., pp. 12-13] 地方社区可以提供必要的支持结构，以保护合作社免于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工作所带来的腐化影响（参见J.5.11节）。它们还可以提出要求：与其将濒临破产的企业国有化或进行紧急救助（更不用说将国家服务或公共工程私有化了），不如正如蒲鲁东一再主张的那样，协助“工会暂时接管这些工业企业”，将这些企业交由工人合作社接管。这样，无政府主义者便可在社会革命前的过渡时期提供“一种遏制国家国有化的有效手段”，因为“我们当前所经历的国家阶段似乎是不可避免的。”[quoted by Ruth Kinna, "Fields of Vision: Kropotkin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 pp. 67-86, SubStance, Vol. 36, No. 2, p. 77] 如此一来，经济自由（自我管理）便可以取代资本主义（雇佣奴役），并且表明，即便这些实践在初期只是零散而有限的个例，无政府主义也能够成为资本主义混乱与威权统治的可行替代方案。

然而，这些发展不能脱离工作场所或社区中的集体斗争而孤立地看待。正是在阶级斗争之中才能孕育无政府状态的真正潜能。诸如Food Not Bombs!等组织的工作、以及建立地方货币与合作社，只能算是补充性的措施，最重要的任务仍是建立起工作场所与社区中的组织，使之成为有效抵抗国家与资本家、而最终能够推翻二者的力量（分别参见J.5.2与J.5.1节）。“志愿服务积分制度与替代货币本身，也许不足以取代企业资本主义体系，但它们确实能够帮助增强地方经济的力量，赋权于地方居民、减轻贫困与失业所带来的一些后果……[当一个社区的]大多数人[都参与其中时]，它将会朝着许多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具体体现稳步迈进。”[Lindenfield, Op. Cit., p. 28] 而在任何罢工或其他社会斗争中，这样的社区都将是一种巨大的助力。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普遍性经济危机，对社会斗争与无政府主义行动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场危机可能成为我们在工作场所与社区中构建自由意志主义替代方案的基础——这些替代方案以直接行动、团结互助和自我管理为核心。此类方案可能包括职场与社区的工会运动、合作社、互助银行以及其他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对资本主义与国家的抵抗。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我们并不是在主张工人阶级必须依靠经济危机来“被迫”走上斗争之路。这种“客观主义”（将通往社会主义的趋势寄托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因素上，而非寄托于阶级斗争这一主观因素）因为其内含威权主义的倾向，最好还是留给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去坚持吧。我们真正意识到的是：阶级斗争——即对资本主义施加的主观压力——并不独立于其发生的具体条件（并且我们必须补充，它也反过来塑造了这些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主观性的反抗始终存在；且以1970年代为例，当时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危机的到来。在面对一场经济危机之际，我们所指出的，是我们可以如何回应这场危机，以及它如何有可能在社会内部激发出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换言之，经济危机可能引发社会斗争、集体行动，并在社会中催生无政府主义的倾向。然而同样的危机也可能导致冷漠、对集体斗争的排斥，甚至令人转向那些虚假的“解决方案”，例如右翼民粹主义、列宁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我们无法预言未来将如何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显然就不会生长与发展。

J.4.6 反政府与反大企业情绪的可能会有什么影响？

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政府与大企业越来越失望和缺乏自信。

其中一部分对政府的失望情绪，可归因于保守派与右翼民粹主义者所鼓吹的反大政府言论。当然，右翼从未真正打算把国家解体，这一点从“保守派”政府时期的政府同样官僚冗繁、开支庞大中，便可见一斑。因此，这种右翼话语体系中的“去中心化”元素不过是一场骗局（并会在资本家阶级的需要下被迅速抛弃）。所谓“反政府”的论调，与右翼电台、电视宣传者及受企业资助的媒体所散布的亲商、支持私人暴政、种族主义、反女权及恐同的荒谬言论相结合，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反威权制度（实际上也不可能是）。因为一个真正以自由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必然包含对一切权力的质疑与限制。

当右翼政客、经济学家或企业“领袖”声称政府过于庞大时，他们所指的政府职能往往与你所理解的截然不同。你想到的或许是对烟草种植户或军工企业的补贴；他们所关注的却是对污染的监管。你或许设想的是对福利制度的有益改革；而他们的目标则是彻底拆解（面向工人阶级的）福利国家。此外，右翼还支持所谓“家庭价值观”、“健康”电视节目、禁止堕胎等等政策；这些一旦实现，反而会使政府变本加厉地干预私人生活领域，同时加大国家对雇主压迫工人、房东压迫租户的权力支持。

如果你关注右翼的实际做的，而不是他们嘴上说的，就会迅速意识到右翼所谓“自由意志主义”的荒谬本质（以及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们阻碍污染与公共健康法规的实施；削减产品安全法的资金支持；开放国家公园用于伐木与采矿，甚至干脆将其关闭；为富人减税；取消资本利得税¹⁶⁴；允许企业解雇罢工工人；放宽大电信公司对媒体的垄断限制；限制企业对不安全产品的法律责任——所有这些举措的目标，显然都是为了让大企业和富人能够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为所欲为，帮助富人变得更富，为私人权力赋予“自由”，同时将国家的唯一职能缩减为保护这种“自由”。

这种右翼倾向没有哪怕一丁点儿的无政府主义成分。大企业所宣扬的“反政府”宣传根本称不上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真正试图揭示的，是这类言论的虚伪性与自相矛盾之处。这些反对大政府的论点同样适用于对企业的批判。如果人们有能力自主决策，那么为何却要在工作场所否定这种能力？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指出的，尽管社会中存在“别来管我”、“做你自己的事”等倾向，但这恰恰“说明宣传体系正全力运作，因为在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譬如企业就从未相信这套说法。它一贯主张由一个强大、干预主义的国家来支持其利益——从美国社会建立之初就是如此，至今亦然。企业没有体现任何的个体主义。它们是庞大的联合机构，本质上带有极权主义特征，丝毫称不上个体主义。在这些机构中，你只是一台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在人类社会中，几乎没有哪种制度能像企业组织那样具有如此严密的等级制与自上而下的控制。在其中毫无‘别踩我’¹⁶⁵的余地——你时时刻刻都在被践踏。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在于让处于权力协调体系之外的其他人无法联合起来，参与政治领域的决策过程。其意图是将其他人原子化，让他们无法组织起来，而将权力集团维持为高度整合、组织严密、当然也控制着资源的主宰。”他接着指出，“美国文化中确实存在一种独立性和个体性的倾向，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种‘别踩我’的情绪，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有益的表现。它在不妨碍你与他人合作的情况下是有益的。但当它将你原子化、使你难以与他人共同协作时，就具有负面作用。而宣传与灌输过程中，自然会强调它消极的一面。”[Keeping the Rabble in Line, pp. 279–80]

正如民意调查所显示的，大多数人对大型企业的厌恶与不信任与对政府的相当，这说明人们并不傻。然而，正如戈培尔所深知的那样，一个谎言只要重复足够多次，人们就会开始相信它。考虑到大企业拥有的资金、它对媒体的影响力、对“智库”的资助、对公共关系公司的运用、经济“科学”的背书、大量广告投放等等——尽管如此，仍有大量民众能看清大企业的真面目，这本身就说明了人们的常识尚存。毕竟，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然而，这种情绪也极易转化为犬儒主义，或对“社会能够变得更好、自己能够推动变革”的绝望。更糟的是，这种情绪甚至可能被扭曲为对右翼、威权主义、民粹主义的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正是要对此加以对抗，并引导公众对政府与企业那种本能的不信任指向一个真正能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也就是一个去中心化、自我管理的无政府主义社会。

J.4.7 那么通讯革命又意味着什么？

另一个对无政府主义者有利的重要因素，是全球范围内已建立起的复杂通信网络，以及核心工业化国家中人口所普遍具备的高水平教育与识字能力。这两项发展结合在一起，使全球各地的进步与激进运动的参与者能够几乎即时地共享并公开传播信息——这一现象倾向于削弱中央当局镇压的效力。电子媒体与个人电脑的革命，也使得精英集团更难以维持其以往对知识的垄断。Copyleft软件与文本、用户生成并共享的内容、文件分享等现象都表明：信息及其使用者，只有在信息自由流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其最大潜能。简言之，信息时代的来临在潜在上具有极大的颠覆性。

互联网的存在本身就为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了有力的论据，说明去中心化的结构在高度复杂的世界中是可以有效运作的。互联网并无集中化的总部，也不受任何集中监管机构的控制，但它依然能够有效运转。此外，互联网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与其他激进派传播思想、共享知识、协作推进共同项目、协调行动与社会斗争的有效途径。借助互联网，激进派可以将他们的思想传达给那些原本接触不到无政府主义理念的人们。更重要的是，网络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者传达思想的工具，其本身就为所有能够接入网络的人提供了表达自我、与他人交流并接触新思想、新观点的渠道——可以通过浏览网页、加入邮件列表与新闻组来实现“获取”新思想；也可以通过创建网页、参与在线讨论来实现“提供”新思想。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因为它使人们得以自由地表达自我、开始思考新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思想与行动方式。

我们当然清楚，世界上仍有绝大多数人无法使用电话，更不用说计算机。但在许多国家，电脑的使用正在逐渐普及，通过工作场所、图书馆、学校、大学等渠道，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也开始能够接触和使用电脑。

当然，通信与信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影响是模棱两可的——它既意味着“老大哥”¹⁶⁶的无所不在，也意味着进步与激进运动得以组织的能力。然而关键在于，信息革命若与其他社会发展相结合，有可能（但并不是必然）促成一种社会范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显然并不会自动发生。事实上，除非人们能够坚决反抗政府与企业试图限制公众获取信息与技术（例如加密程序）、审查人们的通信与电子媒体使用，以及监控其在线活动的行为——否则，这种转变根本不会发生。

无政府主义者利用互联网与计算机传播其思想，这本身带有一丝讽刺意味。如今计算机、软件与其他技术产品的性价比迅速提升，常被用来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辩护，然而这种论点却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严重遗忘之上。因为不仅互联网、甚至计算机本身，都是公共投资取得的显著成果。根据肯尼思·弗拉姆所著的《计算机的创造》，直到1970年代与198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仍资助了全部计算机相关研究的40%，以及基础研究的60%至75%。即使是诸如视频终端、光笔¹⁶⁷、绘图板、鼠标等看似现代的设备，也都是在1950至1970年代由五角大楼出资的研究项目中发展出来的。就连软件也未脱离国家干预，其数据库起源于美国空军与原子能委员会的项目，人工智能源于1950年代的军事合同，而航空公司订票系统则来自当时的空中防御系统。在1950与1960年代IBM用于研发的预算中，有超过一半来自政府合同。

尽管这种投资的动因是“国家安全”，但其结果却是为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创造了比较优势，而私人企业则乐于将其加以利用并拓展。在回报尚不确定、难以变现的阶段，私人企业并不愿意投资，而决定性作用则由政府承担。事实上，并不是军方未曾尝试过促使企业与投资银行家认清其中潜在的商业机会，只是它们没有获得成功；直到市场扩大、利润变得明朗后，政府才逐渐退出。开发过程中的风险与成本被社会化，而收益则被私有化。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市场无论如何也会完成这一切”的说法是极不可信的。

若我们将目光从国家对计算机产业的扶持移开，就会发现另一种“自己动手”（即自我管理）的文化，它在计算机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第一台个人计算机，就是由一些希望拥有自己廉价设备的业余爱好者所发明的。这些业余者与业余圈子中存在的“礼物型经济”，是个人计算机得以发展的一项必要前提。若没有这种信息与知识的自由分享，计算机的发展将会受到阻碍；也正是开发者之间以及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式”关系为计算机革命创造了必要条件。若这个社群是以商业关系为主导的，那么关键性的突破与知识很可能会被少数公司或个人垄断，从而阻碍整个行业的发展。

令人鼓舞的是，这种社会主义式的“礼物经济”依然是计算机／软件开发及互联网的核心。例如，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制定了通用公共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GPL，也称为“Copyleft”（著左权，反版权），它利用copyright（著作权，版权）机制以确保软件的自由性。Copyleft保证一款软件可供所有人自由使用与修改，唯一的限制是，任何使用或修改该软件的人必须继续将其置于Copyleft协议之下，从而确保他人也享有与原始使用者相同的权利。这一机制创造了一个“公共领域”，任何人都可以向其添加内容，但无人可以从中剥夺任何内容。将软件置于GPL协议之下，意味着每一位贡献者都可以确信自己及所有其他用户将能够无限期地运行、修改并再分发该代码。与商业软件不同，Copyleft代码确保了一个不断扩展的知识基础，供个体使用，同时也鼓励他们进行贡献。如此一来，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因为代码可以由所有人改进，而不像商业软件那样被垄断。

许多人会认为这种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体系注定会失败，然而事实是——以这种方式开发的代码比商业软件更为可靠与坚固。以Linux为例，正因为它汇聚了成千上万开发者的集体经验、技能与知识，所以其操作系统远远优于DOS系统。Apache，即目前最流行的网页服务器，也是一个自由软件产品，并被广泛公认为同类中最优秀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关键的网络技术（最明显的如PHP）以及某些项目（最典型的是维基百科，尽管该项目建立在合作与自由活动基础上，但其所有权却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他们拥有最终的控制权）。虽然非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无政府主义者却不会如此。既然互助与合作有利于生命的进化，那难道软件的进化就不是如此吗？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种处于通信革命核心的“礼物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不仅显示出集体开发的优越性，也揭示出产权制度对创新与优质产品构成的障碍。我们希望这类经济形态能日益扩展到“现实”世界之中。

另一种在新技术帮助下实现合作的例子是“网络战”（Netwar）。它指的是一些自主团体与社会运动利用互联网来协调行动，以影响并改变社会，或对抗政府或企业的政策。这种互联网的使用方式多年来持续增长，而兰德公司的一位研究员戴维·罗恩菲尔特（David Ronfeldt）指出，这已成为一股重要而强大的力量（兰德公司自1948年成立以来，一直是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私有附属机构）。换言之，行动派及活动家们所能施加的影响力因信息革命的到来而获得了极大的助力。借由计算机与通信网络，尤其是互联网，草根运动蓬勃发展；而更为关键的是，政府精英对此已开始警觉。

罗恩菲尔特专注于国家安全问题，尤其关注拉丁美洲事务及新兴信息技术的影响。他与另一位同事在兰德公司一份题为《网络战将至！》（Cyberwar is Coming!）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网络战”一词。罗恩菲尔特的研究在1995年3月中旬引发了互联网讨论，当时《太平洋新闻社》记者乔尔·西蒙（Joel Simon），撰文探讨了罗恩菲尔特关于“网络战”影响墨西哥政治局势的看法，该文背景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起义之后。据西蒙所述，罗恩菲尔特认为，社会行动者在互联网上的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不仅协调了在墨西哥城支持萨帕塔的规模性示威活动，还促成了EZLN公报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计算机网络迅速传播。罗恩菲尔特指出，这些行动使得反对墨西哥政府的各类团体能够在政府采取行动后数小时内便组织起国际回应。事实上，这一现象迫使墨西哥政府在形式上维持与EZLN的谈判进程，并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阻止军队直接进入恰帕斯地区，对萨帕塔派进行残酷屠杀。

考虑到罗恩菲尔特是兰德公司的雇员，他的言论表明，美国政府及其军事和情报部门对左翼势力在互联网上的活动抱有极大兴趣。若非这些活动卓有成效，他们便不会如此关注；因此我们就可以断言，这种对“信息高速公路”的使用，是技术被用于超出其最初设计者预想之外的一个积极范例（别忘了，互联网最初是由美国政府和军方资助开发的）。尽管互联网如今被炒作为下一个重要的市场空间，它却正被活动家加以颠覆——这是社会中无政府主义倾向令当权者感到忧虑的一个例证。

作为这种强有力工具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互联网在传播有关墨西哥及萨帕塔运动信息时所展现出的惊人速度与广度。当亚历山大·科伯恩（Alexander Cockburn）在《反击》（Counterpunch）上发表文章，揭露大通曼哈顿银行关于恰帕斯与萨帕塔的内部备忘录时，最初阅读者寥寥无几，因为该刊物只是一份订阅人数有限的简报。该备忘录由里奥丹·罗特（Riordan Roett）撰写，主张“[墨西哥]政府必须清除萨帕塔，以证明其对国家领土与安全政策的有效控制”。换言之，如果墨西哥政府希望获得大通的投资，就必须镇压萨帕塔运动。这则信息在纸质媒体中传播范围甚小，但一旦上传至互联网，立刻传达给了极为广泛的受众。这些大众进而组织起了对美国和墨西哥政府，尤其是大通银行的抗议活动。最终，大通被迫试图与其委托撰写的罗特备忘录撇清关系。自此之后，网络行动主义便不断发展壮大。

罗恩菲尔特的研究与观点应当被左翼视为一种肯定。他基本上是在承认：活动家在计算机上的努力不仅卓有成效（或至少具有这种潜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对抗这些行动的唯一方式就是效仿社会活动家的做法。活动家应当理解罗恩菲尔特研究的重大意义：政府精英不仅在密切监视这些行动（这并不令人意外），也正在积极试图予以反制。因此，“网络战”与“著左权”构成了社会中无政府主义倾向的良好例证，它们在全球范围内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利用通信技术、协调行动，以实现自由意志主义的目标。

J.5 无政府主义者创造了哪些
替代性的社会组织形式？

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在于“亲手去做”：人们为了建设一个值得生活其中的良善社会而互助，并借此保护、扩展、丰富自身的自由。正因如此，无政府主义者深知在此时此刻构建资本主义与国家体制之外的替代方案的重要性。唯有通过实践性的替代方案，我们才能证明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可行之路，并训练自己掌握自由所需的技巧与责任：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组织中实践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原则，那么在全面采纳这一制度的那一天，我们就会更加成熟、更充分地准备好迎接它。”[C.N.T.成员，引自Graham Kelsey所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自由意志共产主义与国家》第79页]

用IWW的话来说，这种理念就是“在旧世界的壳中建造一个新世界”，是无政府主义中由来已久的传统。蒲鲁东在1848年革命期间“提议在巴黎设立一个临时委员会”，并与法国其他地方“类似的委员会建立联系”。这个委员会将是“是国家中的国家……一种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不同，是无产阶级代表的机构。”他向工人阶级人民宣称，“在旧社会的核心中建立一个新社会”，因为“政府无法为你们做些什么。但你们却可以为自己做一切事情。”["Aux Pariotes" ，La Représantant du Peuple 第33期] 这一主张后来为巴枯宁所呼应（见H.2.8节）；对革命工团主义者而言，他们的目标是“在资产阶级国家内部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的）国家。”[费尔南·佩卢捷，引自Jeremy Jennings所著《法国工团主义》第22页] 这样的方式有助于我们创造一个能使个体管理自己事务、发展自身能力的环境。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建立“无政府主义的学校”，既为更美好的社会奠定基础，也促进并支持对现有体制的社会斗争。请不要误解，我们在本节中所讨论的替代性组织形式，并不是直接行动或社会斗争的替代物——它们是只社会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亦是直接行动的一种形态。它们构成了社会斗争赖以展开的结构，得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培育并强化无政府主义倾向，最终取而代之。

因此，认为“自由意志主义者对于在资本主义下让生活更易忍受甚至更为愉快无动于衷”的观点是错误的。一个自由的社会不会凭空出现，它将由个体与社区经历长期的社会斗争与组织实践而创造。正如威廉·赖希所深刻指出：

“很显然，一个由‘自由个体’组成、由‘自由共同体’构成，能够自治，即‘自行治理’的社会——不可能通过法令突然诞生。它必须有机地发展而成。”[《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第241页]

正是这种有机的演进过程，促使无政府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创建自由意志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方案（无论是工作场所或社区的工会、合作社、互助银行等）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例如自我管理、基于平等、去中心化，并与其他团体和协会在一个基于互助与团结的邦联网络中协作。换句话说，它们在精神与结构上都是无政府主义的，因此构建了一座从当下通往未来自由社会的实践桥梁。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建设这些替代方案是其政治活动中的一个关键方面。这不仅因为这些实践本身（如所有形式的直接行动一样）是“安那其的学校”，也因为它们有助于现有社会向一个自由社会转型。用马拉泰斯塔的话来说，“通过为捍卫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组织，工人们意识到自己所遭受的压迫以及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因此开始渴望更好的生活，习惯于集体斗争与团结，并赢得那些在资本主义与国家体制下尚可实现的改善。”[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 95] 通过创造可行的“行动中的安那其”之实例，我们可以展示我们理念的可行性，让人信服它们并不是空想主义。因此，FAQ的这一节将阐明无政府主义者所支持的替代方案及其理由。

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实践的策略可被称为“社会工会主义”（"social unionism"）——即通过群体的集体行动，来改变生活的某些（最终是所有）方面。这种方式在不同的领域表现为多种形式（而本章节仅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集体直接行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团结与互助。这是一种“提升工人士气、让他们习惯于为集体利益进行自由行动和团结斗争的手段，并使他们能够想象、渴望并付诸实践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生活。”[Malatesta, Op. Cit., p. 28] 克鲁泡特金很好地概括了无政府主义的视角，他认为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以直接斗争的方式对抗资本主义”，并“夺取生产资料，掌握生产的控制权。”[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p. 359] 正如历史学家J·罗梅罗·毛拉正确总结的那样，“无政府主义革命一旦到来，其主导力量必然是工人阶级。革命者必须积蓄强大力量，警惕低估反动势力的力量”，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理所当然地决定：革命者最好按照工人组织的模式来进行组织。”["The Spanish case", pp. 60-83, Anarchism Today, D. Apter and J. Joll (eds.), p. 66]

在本节的讨论中，你能迅速的看到无政府主义者坚定支持“自助”这一理念（如果前文还不够明显的话！）——尽管该词近来如“自由”一样，不幸地被右翼所歪曲。正如“自由”一样，“自助”也应从右翼的操控中解放出来，因为他们毫无正当的理由认领这一概念。事实上，无政府主义正是源于并建立在工人阶级自助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又能如何理解蒲鲁东1848年所言：“无产阶级必须自我解放”呢？[quoted by George Woodcock,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125]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人阶级识别自身问题并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能力，怀有极大的信心。

无政府主义者对各种替代形式的支持和倡导，是其自我解放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此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核心方面。尽管罢工、抵制以及其他高调的直接行动，可能比长期艰苦地创建与建设社会替代体制更“吸引人”，但后者才是构建新世界的具体方式，同时也构成了支撑前者的基础设施。这些替代形式既包括具有对抗性的组织（如社区和工会），也包括更偏防御性和支持性的组织（如合作社与互助银行）。两者在阶级斗争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在激发反抗精神和实现无政府社会的可能性方面，对抗性组织要更为关键。

我们还必须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在构建替代体制时，总是从社会斗争中的有机倾向出发。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无政府主义“是基于对社会中已在发生的演变趋势之分析，并由此进行对未来的归纳推测”。它“体现了……人民自身的创造性与组织能力：他们旨在发展共同法的制度，保护自己不受追逐权力的少数人支配”。无政府主义立足于工人阶级自我行动所产生的倾向，这些倾向虽然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却与资本主义本身相对立——这些倾向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工会与其他工作场所斗争形式、生产性与信贷性的合作社、自由意志主义学校，等等。因为无政府主义是“在人民中间诞生的——源于现实生活中的斗争，而不是来自哲人的书斋”，它“源于人民的建设性与创造性活动……也是对强加于社会制度之上的外在力量的——一种抗议与反抗”。[Anarchism, p. 158, p. 147, p. 150 and p. 149] 这种“创造性活动”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所创建的组织中得以体现，本节FAQ中将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应该把无政府主义者所支持的各种替代形式，看作是脱离社会斗争和工人阶级对等级制度的反抗的存在——恰恰相反，这些替代形式几乎总是体现了这种斗争。

最后应指出，我们并未列举出无政府主义者所创建的所有组织形式。例如，我们未提及团结组织（用于支援罢工工人或支持其他国家的斗争），以及为特定议题或改革而设立的行动组织。无政府主义者也支持这些组织，并也在其中推广无政府主义的理念、策略与组织形式。然而这些利益组织（尽管非常有用）却并不能像我们在下文中所强调的那类组织一样，为持久的社会变革提供框架（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对这类“单一议题”运动的看法，参见J.1.4节）。我们也未提及所谓的“意向性社区”。这类社区指的是一群个人在资本主义内部占据或购买土地和其他资源，试图建立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公社。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资本主义与国家必须被斗争所对抗，而非被忽视。此外，由于其规模较小，这类社区几乎从未能成为可行的集体生活实验，并且几乎总会在短时间内失败（有关克鲁泡特金对这类社区态度的良好总结，具有代表性的态度可参见Graham Purchase的《进化与革命》[pp. 122–125]）。退出体制并不能终结资本主义与国家制度，而且即便这些社区试图忽视现存制度，它们最终也会发现现存制度不会忽视它们——即使没有遭遇直接的政治干预，它们也将受到来自资本主义的竞争性与生态性压力的影响。

因此，我们在此所讨论的各种替代形式，都是试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内创建无政府主义的替代方案，并以此为手段来改变这一体制（无论是通过革命途径还是渐进演化的方式）。这些替代方案的基础是对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的挑战，而不是通过“退出社会”来对其置若罔闻。唯有通过直接行动的过程以及建设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替代体制，我们才能变革社会，也才能变革自身。

J.5.1 什么是社区工会主义？

社区工会主义（Community unionism）是我们称呼一种实践的方式，该实践旨在于现存社会中建立参与式的社区（在古典无政府主义中称为“公社”），以借此实现对社会的变革。

简而言之，社区工会，是由一个社区中存在共同关切的成员所自发创建的组织，目的是在地方范围内对抗不公正现象并推动改进。它是一个让居民能够提出自身及他人所面临问题的平台，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因而，这是一种直接让当地居民参与自身社区生活、并集体解决作为个体与更广泛社会成员所共同面临问题的方式。当地居民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亲自参与决定影响自己及其社区的事务，并建立起对地方乃至国家政权的、具有自治性质的“二重权力”。此外，通过参与自治的社区大会，居民也锻炼了参与和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进而表明国家既不是必要的存在，而且还对其利益有害。因此，政治不再是某些特定人士（即政客）专门从事的活动，而是成为一种社区化的、融入日常生活并掌握在所有人手中的事务。

可以预见的是，正如同一个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将存在的参与式社区（见I.5节），社区工会也将建立在其成员构成的群众大会基础之上。成员们将在大会中讨论影响他们的各项事务，就如何应对进行决策。因此，例如房租上涨、学校关闭、生活成本上升、税收问题，公共服务、公共设施与公共资源质量及性质的削减和国家强加的“改革”，压制性法律等等问题，都可以被提出并予以抗争。与未来无政府社会中的公社一样，这些社区工会将与其他地区的工会结成邦联，以协调联合行动并共同解决普遍性问题。此类邦联将以自我管理为基础，由有授权且可被召回的代表组成，并设立行政行动委员会以确保成员大会决策的贯彻落实。

社区工会还可以为罢工与其他社会抗争筹集资金，组织纠察、抵制行动，普遍支援其他的斗争者。通过组织属于自己形式的直接行动（如拒交税款与房租、环保抗议等等），他们既能削弱国家的力量，又能建立起一种自我管理的合作社式基础设施，用以取代目前由国家或资本主义企业所提供的那些有用功能。因此除了组织抵抗国家与资本主义企业之外，这些社区工会还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为替代性经济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此类工会可以设立与之相关联的互助银行或信用合作社，从而募集资金，创建自我管理的合作社、社会服务及社区中心。如此便可发展出一个社区化的合作经济部门，建立起由社区工会及其合作银行组成的社区邦联。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此类社区工会，以对抗针对工人阶级的多种攻击。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英国各地的社区成立了多个团体，以组织对保守党政府征收“社区收费”的拒缴运动（即更为大众熟知的“人头税”，一种与收入无关、基于选民登记的税种）。这些团体组成了联合体以协调斗争、整合资源，最终迫使政府废除这一广受憎恶的税收政策，并助推撒切尔下台。类似的团体也于九十年代中期在爱尔兰组建起来，通过同样的拒缴运动，成功阻止了水务行业的私有化。

然而只有相当少的团体，可以看作是增强地方社区权能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不过那些少数被纳入此类战略的例子，却显示出了这一策略所具有的巨大潜力。这种潜力可从欧洲两个自由意志主义社区组织实践中得到印证，其一发生在意大利，另一个则发生在西班牙；而阿根廷的邻里大会，则展示出群众性自我治理也可以在斗争中自发地发展起来。

在意大利南部，无政府主义者在斯佩扎诺-阿尔巴内塞组织了一个极为成功的“基层市政联合会”（Municipal Federation of the Base，FMB）。正如一位活动者所言，该组织是“相对于市政权力的一种替代选项”，并展现出“未来自由意志主义社会可能的雏形”。它的目标是“将地区内的所有利益汇集于一体。在地方层级介入事务，使我们不仅参与到劳动世界中、也参与到社区生活中……FMB会[对市政厅的决策]提出对案，而这些对案并不是提交给市政委员会，而是在地区内提出讨论，以提高人们的意识水平。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市政厅都不得不考虑这些提案。”此外，FMB还扶持自己内部的合作社，从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创建出一个集体化的、自我管理的经济部门。这一发展有助于缓解孤立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所面临的问题（见J.5.11节），而且其目标正是“试图整合所有思潮、所有问题与所有矛盾，寻求[对这些合作社所面对问题的]解决方案”。[“Community Organising in Southern Italy”, pp. 16-19, Black Flag, no. 210, p. 17 and p. 18]

在欧洲其他地区，C.N.T.的长期艰苦工作也促成了在加迪斯附近的雷亚尔港地区建立起群众性的村庄大会。这些社区大会最初是为了支援船厂工人的产业斗争而产生的。一位C.N.T.成员解释道：“我们每周的星期四都会在该地区的城镇和村庄举行全村大会。任何与该问题[即船厂合理化]有关的人，不论是不是船厂工人，还是妇女、儿童或祖父母——都可以前来参加……并亲自投票参与对将要采取行动的决策过程。”由于获得了如此广泛的群众参与与支持，船厂工人最终赢得了他们的斗争。然而即使在罢工结束后，大会仍然持续存在，并“成功地将本地的十二个不同组织联合在一起，这些组织都致力于抗争……[资本主义的]不同方面”，包括医疗、税收、经济、生态与文化等议题。此外，这场斗争“建立起一种与政党结构截然不同的组织结构。在政党中，决策是自上而下传递的；而我们在雷亚尔港所实现的，则是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Anarcho-Syndicalism in Puerto Real: from shipyard resistance to direct democracy and community control, p. 6]

最近的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起义，全国各地迅速建立起数百个邻里集会。这些邻里大会很快联合成为协调各地斗争的跨社区集会。各集会占据了建筑物，发起了诸如群众厨房、社区中心、托儿中心等公共项目，并与被占领的工作场所建立联系。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我们最初要表达的其实很简单：我们要亲自动手，把事情做好。我们要自己作决定。我们要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我们就必须明确同意我们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老板……我们带领我们自己；我们共同领导。我们在彼此之间作出领导和决定……这不是谁发明出来的……它就那样发生了。我们在街角相遇，然后决定，这就够了！……我们要发明新的组织形式，重新发明社会。”另一位参与者指出，这些人们“开始自行解决问题，而不是求助于那些最初造成这些问题的制度”。邻里集会终结了那种“我们选出他人替我们作决策的制度……现在我们要自己作出决策”。虽然“无政府主义运动多年来一直在谈论这些理念”，但这场运动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才采纳了它们。[Marina Sitrin (ed.), Horizontalism: Voices of Popular Power in Argentina, p. 41 and pp. 38-9]

社区组织的理念在无政府主义内部早已存在。克鲁泡特金曾指出，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的直接民主大会就是一种实践。这些大会“构成了群众行政的媒介，它始终属于人民，这正是这些组织具备革命力量的原因。”这确保了“那些源于群众运动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并未脱离人民”。在这种群众性自我组织中，“大众逐渐习惯于在不接受国家代表命令的情况下自行行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直接自治。”这些大会通过联合机制协调共同行动，但它基础在于内部的持久性：“也就是说，凡是地区成员希望召开大会并在大会中讨论一切事务时，就可以去召开大会。”简而言之，“巴黎公社不应是一个被统治的国家，而应是一群直接治理自己的人民——在可能的情况下——没有中介、没有主宰”，因此“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它的起源并不在于理论上的推演，而在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正是这场革命“奠定了一种新的、自由的社会组织基础”，克鲁泡特金预言，“今日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无疑也将采取同样的方式。”[Great French Revolution, vol. 1, p. 201, p. 203, pp. 210-1, p. 210, p. 204 and p. 206]

智利在1925年“兴起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基层运动”，即房客联盟（ligas do arrendatarios）。该运动在大规模的公众集会上宣称，自1925年2月1日起，成员将只支付原租金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无政府工会主义者曾在1907年与1914年就组织过早期的房客联盟”）。房客联盟以行政区为单位组织，并联合成为覆盖全市的理事会。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仅在圣地亚哥的一个区内就拥有12,000名成员。该运动还“[曾]推动通过一项法律，正式承认他们开始支付的较低租金……房客联盟投票决定，一旦租金法案未被通过……就发动总罢工”。政府最终妥协，尽管房东企图规避法律，但作为回应，4月8日，“圣地亚哥的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了一场总罢工，以支持普遍性的租金减半。”官方数据显示，1915年期间的租金“显著下降，部分归因于房租罢交行动”，而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房客联盟运动是智利通往新社会秩序的第一步”。[Peter DeShazo, Urban Workers and Labor Unions in Chile 1902-1927, p. 223, p. 327, p. 223, p. 225 and p. 226] 正如一份无政府主义报纸所写：

“这个运动自其起始之时起便具有本质上的革命性。自由意志主义者宣扬直接行动的策略，并取得了极为成功的成果，因为他们设法将一种理念植入工人阶级意识中：如果房东不接受租金减半，那他们就一分钱也不该付。从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等同于对公共财产的占有。这标志着一场可能的社会革命第一阶段的完成。”[quoted by DeShazo, Op. Cit., p. 226]

在西班牙，人们同样表达了对社区组织和斗争的关注。尽管革命时期的集体化广为人知，但CNT也早已在社区内以及非工作场所议题上展开组织。除了设立以街区为基础的防御委员会以筹划和协调斗争与起义之外，CNT还组织了各种社区层面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1930年代初期巴塞罗那的房租罢交行动。1931年，CNT的建筑工会成立了一个“经济防御委员会”，以组织反对高额房租和缺乏可负担住房的运动。其基本诉求为租金降低40%，同时也关注失业和食品价格等问题。这场运动于1931年5月1日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正式发起，随后在巴塞罗那各个工人阶级社区及其周边郊区举办了一系列会议。最终，这一运动在7月5日于美术宫举行的群众大会中达到高潮，并提出了该运动的一系列诉求。到7月时，已有45,000人参与房租罢交运动；到了8月，这一数字增长至超过100,000人。除了拒交房租之外，被驱逐的家庭也被重新安置回其住所。该运动蔓延至多个周边城镇，这些地区也纷纷设立了自己的经济防卫委员会。地方性团体在行动中通过CNT的工会会所或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社区中心进行协调。尽管该运动面临的国家镇压日益加剧，但在巴塞罗那的许多地区，房东被迫与房客达成协议，同意降低租金，以避免长期没有任何收入的可能，或者干脆放弃在房租罢交期间所积欠的租金。[Nick Rider, "The Practice of Direct Action: the Barcelona rent strike of 1931", For Anarchism, David Goodway (ed.), pp. 79-105] 正如阿贝尔·帕斯所总结的：

“失业工人既未接受、也未要求国家的援助……工人们对经济危机的第一反应，是在1933年中期发动的房租、水电罢交行动；而自1931年以来，CNT与FAI的经济防御委员会一直在为这一行动奠定基础。同样地，街区、街道与邻里团体也开始大规模出动，以阻止房东（总是在警察协助下）所发起的驱逐与其他强制行为。人民始终处于动员状态。妇女与年轻人尤其活跃；正是她们直接对抗警察，阻止了一次又一次的驱逐。”[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308]

在希洪，CNT“通过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宣传运动，强化了其平民化的形象。其中一些由联合会的‘反失业委员会’进行组织，该委员会曾主办过无数支持‘面包与工作’的集会与游行。这些运动虽然聚焦于就业问题，但也关切贫困家庭的生活成本。例如在1933年5月的一场集会中，示威者要求不得因房租拖欠而将失业工人的家庭驱逐出住所。”“组织者将家庭与工作联系起来，试图将整个家庭动员进斗争中”。然而，CNT“最尽力地将更广泛社区纳入斗争的尝试，是在1932年春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会——公共利益防卫工会（Defence of Public Interest, SDIP）。这一工会不同于传统由工人群体组成的工会，而是通过街区委员会组织的。它明确的目标是执行1931年12月所颁布、却一直未得到有效落实的一项慷慨的租户权利法。根据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策略，SDIP采取了多种直接行动形式，从房租罢交、大规模示威，到驱逐令的废止。”后者的具体行动包括，地方SDIP小组前往被驱逐出的住家，破坏法官张贴的正式驱逐封条，并将家具从街上搬回屋内。他们会留下自己的标识：“奉CNT之命开放。”CNT的直接行动策略“帮助将政治话语保留在街头，鼓励人民继续沿用他们在君主制时期发展出的那些非法律途径的行动方式。”[Pamela Beth Radcliff, From mobilization to civil war, pp. 287-288 and p. 289]

自下而上的基层运动通过这些方式得以建立，直接民主与广泛参与成为了地方政治抵抗文化内在的一部分。人们直接、自主地做出决策，而非服从于等级制度。这些发展是一个新世界的胚胎结构——一个以参与和自我管理为基础、拥有强大而富于活力的社区生活之世界的雏形。正如马丁·布伯所指出的：“一个群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越是让自己被代表……其中的公共生活就越匮乏，它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存在也就越加贫瘠。”[Paths in Utopia, p. 133]

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创造实现社区自我管理的手段对社区工会主义的支持与倡导，不仅有助于丰富社区生活，也为抵抗国家与资本主义建立所需的组织形式。借助这种方式，我们将构建起未来（有望）取代国家的“反国家”组织形态。此外，将社区工会主义与工作场所集会结合（如在雷亚尔港的实践），能够形成一种互助的支持网络，这在争取胜利的斗争中非常有效。例如，1916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一场大规模的房租罢缴之所以最终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工人们举行了支持被捕房租罢缴者的罢工。这些发展表明伊萨克·普恩特的判断是正确的：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是一种没有国家、没有私有制的社会。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根本不需要发明任何新事物或凭空构建某种新型组织。未来的社会，将以今天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中心来组织：自由工会以及自由市镇［或公社］。

“工会：在其中，工人们自发地在工厂以及一切集体剥削的场所中联合起来。

“自由市镇：一个由居民……再次以自发的方式联合起来的大会……它为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这两类组织都依照联合与民主的原则运作，将在决策上拥有主权，不受任何更高机构的制约；其唯一的义务是根据经济联络与沟通的需要，彼此联合为工业联合会所组织的联络机构。

“工会与自由市镇将接管目前处于私人所有[但被集体使用]的一切财产的集体或共同所有权，并将对每一地方的生产与消费（即整个经济）加以调控。

“（‘共产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这两个词的结合，本身就表明两种思想的融合：其中一种是集体主义的，力求通过个体的贡献与合作来实现整体的和谐，而又丝毫不削弱个体的独立性；而另一种则是个人主义的，旨在让个体确信自己的独立性将受到尊重。”［Libertarian Communism, pp. 6-7］

社区工会主义与产业工会主义的结合（详见下一节），将成为建立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关键。社区工会主义，通过在国家体制内部建构自由公社，使我们逐渐习惯于自行管理事务，并意识到“伤害一人，即是伤害所有人”的团结理念。这一方式可以生成一种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力量。尽管市议会可能仍掌握在政客手中，但无论是地方政权还是中央政府，都将无法不顾及人民的反应——这正是在社区大会与联合体中组织与表达出来的反应。

J.5.2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产业工会主义？

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在抵抗资本主义剥削和争取改革、终结资本主义压迫的方面是有效的，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对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中工业组织方式的设想。因为工人“掌握着极其巨大的力量，一旦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运用，便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挡；他们只需停止劳动，把劳动成果视为自己所有并享受之。这正是那些零星爆发的劳动骚动之意义所在。”［Max Stirner, The Ego and Its Own, p. 116］产业工会主义（Industrial unionism）本质上就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工作场所组织形式，也是组织和运用这种力量的最佳方式。

在讨论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支持产业工会主义之前，我们必须提前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支持的工会形式，与英国的英国工会大会（TUC）或美国的美国劳联-产联（AFL-CIO）等改良主义工会有极大的区别（详见下一节）。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指出的那样，在此类工会中“基层成员几乎没有发言权。他们将权力委托给了领导者，而这些领导者已然成为了老板……一旦你这么做了，你所委托出去的权力就每次都会被用来对抗你和你的利益。”［《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p. 205］即便改良主义工会是以产业而非行业或工种划分，它们仍然是高度集权和官僚化的。因此，它们的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企业或国家极为相似——而且也如同企业和国家一样，处于上层的官员与下层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分歧。无怪乎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这类工会形式，认为它们与工人利益背道而驰。工会官员背叛成员利益的漫长历史，已为这一判断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一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场所组织，其结构有别于主流工会。我们将这种新型组织称为“产业工会主义”（尽管“产业工团主义”、或干脆称为“工团主义”也许更为贴切）。有些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共产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将这类工作场所组织称为“工会”，而更倾向于使用诸如“工作场所抵抗团体”、“工作场所大会”或“工人委员会”等名称。但无论它叫什么，所有进行阶级斗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支持我们即将概述的这种组织结构。我们在此将其称为“产业工会主义”仅仅是出于便利考量。

所谓的产业工会，指的是把一个特定的工作场所中的所有工人，不论其实际工种，都组织进同一个工会的形式。例如在一处建筑工地上，瓦工、水管工、木工等等都会成为“建筑工人工会”的成员。每个工种可能在工会中设有自己的分部（例如水管工们可以就本行业的议题进行讨论），但核心的决策机制将是该工作场所内所有工人共同参与的集体大会。由于他们共享同一个雇主，也即同一个剥削者，因此组织在同一个工会中是合乎逻辑的。

它以一个指导性原则为组织基础：工人应当直接掌控他们自己的组织与斗争。它建立在工作场所的集会基础之上，因为工人作为“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拥有“巨大的力量”，但“工人的力量不在工会会议厅中；而是在车间与工厂中、在纺织厂与矿井中。正是在那里，他[或她]必须组织起来；在那里——在工作岗位上。”工人正是在那里“决定争议事项，并通过车间委员会来贯彻他们的决定”（这些委员会成员“受工人指挥与监督”，并且“可随时被罢免”）。这些委员会“在地方、区域与全国层级上进行联合”，从而形成“在范围与潜力上都极为巨大的力量。”[Berkman, Op. Cit., pp. 205–6] 这一邦联结构通常沿两个方向进行组织：一是在同一产业内的不同工作场所之间，二是在同一地区内的不同工作场所之间。

因此，产业工会主义不同于普通的行业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无政府主义者与工团主义者通常称之为“商业工会主义(business unionism)”，因为它将工会的职能仅仅视为其成员劳动力的销售者）。它是由基层成员直接管理的工会，而不是由选举出的官员与官僚来管理。产业工会不像许多行业工会一样，是按照工人居住的地点来划分，而是以工作场所为基础来设立与运作。工人正是在工作场所里遭受剥削与压迫，而这里也是他们经济力量的所在之处——所以工会会议在这里召开。产业工会主义基于地方支部的自治，每一个支部自行管理其事务。没有任何工会官员拥有宣布罢工的“非官方”的权力，因为每一次罢工都是由成员决定的，因此只要是由支部在群众大会中决定的罢工，就自动视为“官方”的。

在这样的组织中，权力是下放至全体成员手中的，并通过地方工作场所集会体现出来。为了协调罢工与其他形式的行动，这些自治支部构成一个联合会结构。在工作场所召开的群众大会将会授权代表，在“劳动委员会”与“产业联合会”中表达成员的意志。所谓的劳动委员会（法语中的“Bourse du Travail”），是某一地理区域（例如某城市或某地区）内所有产业的所有工作场所支部的联合组织，其任务之一是教育、宣传以及促进该区域内各工作场所之间的团结。由于它将所有工人都纳入同一个组织中，而不论其所属产业或工会为何，所以劳动委员会在提高阶级意识与促进团结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而产业联合会则是将同一产业的所有工作场所组织起来，确保全国或全球某地的工人不会在其他地方的罢工期间继续生产商品，使资方“得以继续供应市场，而不会因罢工而有所损失”。因此，这些联合会“不是以工种或行业来组织，而是以产业为单位来组织，这样整个产业——必要时，甚至是整个工人阶级——都可以意志合一地开展罢工。”若真如此，“还有会有失败的罢工吗？”[Berkman, Op. Cit., p. 82] 当然在实践中，这两类联合会的活动会有所重叠：劳动委员会也会支持产业范围的罢工或行动，而产业工会也会支持自己的成员工会参与由劳动委员会发起的行动。

然而，产业工会主义不应与“闭门经营”（"closed shop"）混为一谈。在“闭门经营”制度中，工人在成为某一工作场所的雇佣奴隶时会被强制加入工会。尽管无政府主义者确实希望所有工人能团结在一个组织中，但确保工人有权退出一个工会并加入另一个工会，也是至关重要的。闭门经营制度只会赋予工会官僚更多权力，使它们能更有效地控制（并／或忽视）工会成员。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工会主义中并不存在官僚，因此并不需要闭门经营；而其自愿性质对于确保工会能接受来自成员的“退出”以及“发声”要求至关重要，唯有如此，工会才能回应成员的意愿。正如阿尔伯特·梅尔策所指出的，“闭门经营”意味着“[工会]领导层将无所不能，因为一旦他们行使将某人开除的权力，该人不仅被开除出工会，也丢掉了工作。”因此，无政府工团主义“拒绝闭门经营制度，依靠自愿加入的原则，避免任何领导权或官僚化。”[Anarchism: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p. 56] 若没有自愿加入的机制，即使是最自由意志主义的工会也有可能走向官僚化，变得对其成员与阶级斗争的需求无动于衷（另可参见汤姆·韦策尔的优秀文章《The Origins of the Union Shop》，[Ideas & Action no. 11]）。当然，如果工会成员拒绝与非工会成员一同工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成为一个自由结社的问题（而自由结社显然也包含“不结社”的权利）。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因为大多数工团主义工会在现实中都与其他的工会共同存在于同一工作场所（不过，西班牙劳工史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西班牙总工会UGT的冲突中，当工人们在罢工、而其他工会却在当工贼破坏罢工，这就是例外了）。

在产业工会主义中，是集结于工作场所的全体成员来决定何时罢工、何时支付罢工津贴、采取何种策略、提出何种诉求、应争取哪些议题，以及某项行动是否为“官方”或“非官方”的行动。基层成员通过这种方式掌控着自己的工会，并通过与其他大会的联合，协调与其他工人的斗争力量。正如工团主义活动家汤姆·布朗明确指出的：

“工团的基础是工人在自己工作场所集合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会议选举其工厂委员会及代表。工厂工团与所有地方上的此类委员会联合……而另一方面，工厂，譬如说工程厂，则加入工程师的区域联合会。该区域联合会又加入国家工程师联合会……然后，每一个产业联合会又加入全国劳工联合会……如何选出这些委员会的成员至关重要。首先，他们不是如议会中的议员那样，是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他们是代表，传达的是选举他们的工人的意愿。不是他们告诉工人什么是‘官方’政策，而是工人告诉他们。

“代表随时可以被其选举人罢免。任何人不得连续担任超过两年，而再次提名需间隔四年。极少有人作为代表领取工资，即便领取，也仅按该行业的地区标准工资发放……

“由此可见，在工团中，是成员控制组织——而不是由官僚控制成员。在传统的工会中，一个人爬得越高，其所掌权力越大；而在工团中，位置越高，权力反而越小。

“工厂工团拥有对自身事务的完全自治权。”[Syndicalism, pp. 35-36]

这样的联邦制结构的存在，旨在协调斗争，确保团结不只是横幅上的口号。我们可以预见，许多激进派人士会主张这种去中心化的邦联组织会导致混乱与分裂。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工会中那种国家主义、集权化的组织形式，只会造成冷漠而非参与、冷酷而非团结、一致而非一统、精英而非平等。集权化的组织形式早已屡试屡败。这正是产业工会拒绝集权的原因，因为它“将控制权带离斗争发生的地方，从而无法在工人一方有效地发挥作用。”[Brown, Op. Cit., p. 34] 集权导致的是权力的剥夺，进而导致冷漠，而非团结。鲁道夫·洛克在论述集权主义的恶果时提醒我们：

“对于国家而言，集权是其恰当的组织形式，因为它的目标就是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尽可能的一致性，以维持政治与社会的均衡。但对于一个生存依赖于任何有利时刻的迅速行动、以及其支持者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运动而言，集权只会成为一种诅咒，它会削弱决策能力，并系统性地压制一切直接行动。例如在德国，任何地方性的罢工都必须先经中央批准，而中央往往远在百里之遥，通常并不了解地方情况；这种机制的迟缓导致迅速行动变得几乎不可能。在这种状态下，那些有活力、思维敏锐的团体无法成为其他不活跃群体的榜样，反而被后者所拖累，最终将整个运动拖入停滞之中。组织，终究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旦组织自身成为了·目的，它便会扼杀成员的精神与主动性，进而建立起那种由平庸者所主导的统治，而这正是所有官僚体制的共同特征。”[Anarcho-Syndicalism, p. 61]

集权化的工会使得是由最高层级的工会官僚决定工人是否可以罢工。受影响的工人无权自主采取行动，“纠纷必须先上报到工会的地区办事处（某些情况下还需上报到分区办事处），再报总部，然后再层层下传回地方……工人不被允许直接接触或控制这一问题。”[Brown, Op. Cit., p. 34] 其最终结果是，“由于官僚作风与生俱来的保守主义倾向”，集权工会的官员“通常运用其巨大权力来阻止罢工，或在工人与其他工人一道罢工后，强迫他们重返工作岗位。”那种认为集权化组织会更具激进性的观点，“在实践中从未实现”，其核心问题“不在于工会拥有自治权，反而在于缺乏自治。”[Earl C. Ford and William Z. Foster, Syndicalism, p. 38] 因此，产业工会“建立在联邦主义与自下而上自由结合的原则之上，将‘自决权’置于一切之上”，从而拒绝那种“自上而下的人为组织形式，它将所有人的事务一股脑交给少数人处理”，而这种形式“总是伴随着枯燥无生气的官僚例行公事”，以及“毫无生机的纪律和官僚僵化”[Rocker, Op. Cit., p. 60]。

这意味着，产业工会不仅是自下而上的分权组织，还不同于普通的工会，其一大特点在于不设全职官员。所有工会事务皆由当选的工人同志完成，他们要么在下班后处理工会事务，要么在工作时间内处理事务时获得相应工时的补偿。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形成一套高薪官僚体系，确保所有工会积极分子始终与工人群众保持直接联系。由于他们的工资、工作条件等直接受到其工会活动的影响，因此他们确实有切身利益去确保工会是一个有效的组织，且能够反映基层的利益。此外，所有兼职的工会“官员”都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有具体授权并且可被随时罢免的代表。如果某位被选入地方劳工委员会或其他工会委员会的工人同志，未能反映其授权人的意见，那么工会大会可以推翻其决定，将其罢免，并用能够反映集体意志的人予以替代。简言之，“工团主义者坚定地坚持这些原则——群众大会、代表而非领导、罢免权……工团主义是自下而上的组织形式……一切权力来自下方并受下方掌控。这便是一项革命性的原则。”[Brown, Op. Cit., p. 85]

由此可见，产业工会主义体现了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理念——它是自下而上构建的、去中心化的，基于联邦制原则，且由其成员在群众大会中直接管理。这正是将无政府主义应用于产业与阶级斗争的实践。通过支持这样的组织形式，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是在见证“无政府状态的实践”，同时也在塑造有效的斗争工具以赢得阶级战争。工人们正在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构一个合作社会的雏形：

“工团……其目的是在现有社会内捍卫生产者的利益，并为社会生活的改造进行准备和实践……因此，它具有双重目标：1.作为工人对抗其雇主的斗争组织，以迫使后者满足工人的要求，保障其生活水平；2.作为工人进行知识培训的学校，使他们熟悉生产和整个经济生活的技术管理，从而在革命形势出现时能够将社会经济机构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依照社会主义原则重塑之。”[Rocker, Op. Cit., pp. 56-7]

因此，“工团主义在对资本主义施加持续压力的同时，也试图在旧社会内部建构新社会的秩序。工会和‘劳工委员会’不仅是斗争的工具和社会革命的手段；它们也是建立自由社会的结构基础。工人不仅要学习如何摧毁旧的财产秩序，还要学习如何建设一个无国家的自由社会。这两者密不可分。”[Murray Bookchin, The Spanish Anarchists, p. 121] 因此，产业工会就可被视为未来社会的预演——一个在所有方面都是去中心化且自我管理的社会。

鉴于当前全球范围内工人工资的普遍停滞（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而与此同时，工会组织却遭到削弱与边缘化（部分是因为自身的策略、结构与政治立场），因此很显然，工人阶级迫切需要组织起来以捍卫自身利益。我们所熟知的那种自上而下的集权式工会，已经被证明无法有效地发动斗争（事实上，它们破坏斗争的次数之多已无法计数——这并不是因为“邪恶”领导人的存在，而是这些工会的组织方式及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角色所致）。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支持产业工会主义，认为它是一个有效替代官方工会体制之乏力的方案。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如何推动此类新型的工作场所组织与斗争方式，将在J.5.4节中进一步讨论。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补充。我们曾提到，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即便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也存在较强的改良主义倾向（详见J.3.9节）。不过，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承认自主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认识到需要有组织来辅助这一斗争。所以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并不致力于组织产业工会，而是将产业工会主义的思想应用于工作场所的斗争中。他们赞同将全体工人组织进群众大会，并设立由工人选举、具有罢免权的管理委员会来执行罢工者的集体意志。这意味着，尽管这类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将其实际主张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也不将他们所欲建立的工作场所大会称为“工会”，但其本质与之极为相似，因此我们仍可用“产业工会主义”一词来讨论双方的共同实践。关键的差异在于，许多的共产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旨在持续性地组织所有工人的工作场所组织，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改良主义。正因如此，他们还认为有必要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进行组织，以在其中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确保其革命性思想处于主导地位。

在斗争中由工人自发创建的组织，在共产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鉴于这两者都主张由工人使用自身的组织来掌控自己的斗争以服务于自身利益（并最终，掌控自己的革命），而不是由精英政治理论家的先锋队来领导革命，这一立场倒也并不令人意外。至于是革命性的产业工会，还是工厂理事会、工人委员会，抑或其他劳工组织形式，其具体名称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必须由工人自己创建与管理。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如同产业游击队员，在生产前线发动阶级斗争，不仅是为了此时此刻争取眼前的改善，也是为了通过实践展示直接行动和自由意志组织的有效性，从而赢得对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的局部剥夺，并增强向无政府主义倾斜的趋势。因此，尽管在术语与实践上存在细微差别，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会支持上述关于产业组织与斗争的理念。

J.5.3 无政府主义者对现有工会持何种态度？

如上一节所述，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在工作场所中建立与现有工会截然不同的组织。那么问题来了，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会持何种态度呢？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强调：无论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会作为官僚化、改良主义的机构持多么批判的态度，但他们始终支持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意味着，只要工会会员或其他工人举行罢工，无政府主义者都会予以支持（除非该罢工带有反动性质——例如，任何无政府主义者都不会支持一场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罢工）。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政治立场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不做工贼”和“不卑不亢”。因此，在阅读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会的批评时，绝不要误以为我们不支持产业斗争——我们当然支持，只不过我们对工会这种斗争载体持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

大体而言，可以将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会的态度概括为“敌视中的支持”。所谓“敌视”，是因为无政府主义者深知这些工会的官僚主义程度，以及它们如何在不断地背叛其成员的利益。鉴于它们通常不过是“商业式”组织，试图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其成员劳动力，也就无怪乎它们具有官僚主义特征，而其官僚机构的利益往往也与其成员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我们的态度也是“支持”的，因为即便是最糟糕的工会，也依旧代表了工人阶级团结互助的某种尝试，即使这种组织早已远离了最初建立工会时的抗议精神和理念。一个工人加入工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他或她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雇主存在利益冲突（“如果劳资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为什么还存在工会？”[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 76]）。

工会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唯一能够解释的方式就是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而工人们已经认识到：为了推进自身利益，就必须进行集体组织。无论工会内部多么保守、官僚或落后，都无法抹杀这一点。工会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基本的阶级意识，一种对劳资利益不一致的认识。那些声称“工人和雇主利益一致”的工会官员的言论，在理论上削弱了工会及其成员的斗争力（毕竟，如果老板和工人有共同利益，那么任何冲突都是不好的，而老板的决定自然也就应该符合工人的利益！）。这种荒谬的言论最好还是留给那些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去说吧（参见F.3.2节）。

因此也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对现有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强烈反对”也自然延伸到了工会的态度，因为“他们不仅怀疑是否所有的劳工组织都旨在于工资制度范围内改善其成员的处境，而且他们还将工会视作工资奴役制度的死敌——而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任何真正诚挚的劳工组织，都必然要对现有的经济制度发起战争，因为延续该制度，就等同于延续对劳动者剥削与奴役。”[Max Baginski, "Aim and Tactics of the Trade-Union Movement", pp. 297–306,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eter Glassgold (ed.), pp. 302–3]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正是反映了工会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工会是工人斗争的产物；但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官僚化的、反应迟钝的、中央集权的，而那些全职官僚也并不真正关心反对雇佣劳动制度，因为若该制度被推翻，他们也就丢了饭碗。实际上正是工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工会（即全职官僚）的利益与其所声称代表的成员之间存在冲突。

这一点可以从英国TGWU（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在利物浦码头工人事件中的可耻行径中清楚看出。1995年，部分码头工人因拒绝穿越纠察线而被解雇，然而工会官员（包括英国工会大会TUC）却拒绝支持他们的会员。这些码头工人便自行组织起斗争，主动联络全球的码头工会，并发起了全球性的团结行动。此外，在全英各地也自发建立起了支持小组，为他们的斗争筹集资金（我们也自豪地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在支持这些罢工者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工会成员都可以讲出类似“被‘自己的’工会出卖了”的经历。

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工会若想获得企业的承认，就必须向资方保证“产业和平”。他们需要执行自己与资方签署的协议，即便这与其成员的意愿相悖。因此，工会在产业体系中就变成了介于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第三方力量”，追求自身的独立利益。这种执行协议的需要很快就导致工会结构的自上而下、中央集权化——否则其成员就可能违反工会的协议。工会必须能够控制其成员——通常这就意味着能够阻止他们与资方斗争——否则他们在谈判桌上就将毫无筹码。这听起来或许令人费解，但关键在于，工会官员在谈判中所向资方“出售”的，是自己对工人纪律的控制力以及对“非官方罢工”的免疫力，否则资方就根本不会理睬他们。

因此，工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将权力从基层成员手中夺走，集中到组织顶层的官僚手中。工会官员之所以出卖其成员，并不是由于个人品德败坏（尽管也确有其人），而是源于工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行为，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过多的权力，并且作为专职且高薪的管理者，实际上对成员缺乏任何实质性的问责机制。权力——以及财富——会腐化任何人，无论来者何人（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会的观点，参见Alexander Berkman所著《What is Anarchism?》第十一章，该章对此有极佳的阐述）。

不过在平常时期，大多数工人并不会真正质疑工会官僚体制的本质；但当他们面临某种威胁时，情况便会发生变化。他们此时将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工会拥有与其成员相分离的利益。因此，我们时常看到工会同意削减工资、裁员等政策——毕竟全职工会官员的饭碗并不会因此受到威胁！不过当然，虽然这种政策在短期内有利于工会官员，但从长远看则与其利益相悖——谁愿意加入一个屈服于雇主、对抗争毫无实效的工会呢？难怪迈克尔·摩尔在其著作《Downsize This!》中曾以“为何工会领袖这么他#!@的愚蠢？”为题专设一章——这是理解工会官僚体制愚蠢本质的重要读物。遗憾的是，凡进入工会官僚体制之人似乎皆受短视之弊——但一切终有报应之时：如今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与会员人数不断下滑的时代，AFL、TUC等工会的官僚们已然尝到了苦果。因此，尽管工会领袖的行为看似荒唐且短视，实际上却是由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所决定的——这也解释了为何这类行为如此普遍，甚至连激进的领袖最终也会沦为去做同样的事情。

然而，几乎没有无政府主义者会呼吁工会成员撕毁他们的会员证。虽然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会全无好感（这也是情理之中），它们选择不在工会中工作（但他们仍会在工人斗争中支持工会会员）——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则持更为务实的观点。如果没有可供选择的工团主义工会存在，无政府主义者便会在现有工会中开展工作（或许会担任工会代表——不过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愿意接受在工会中担任代表以上的职位，尤其是那些全职的职位），以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努力在工人运动中培育出自由意志主义的潜流，希望这种潜流最终能够发展为更具无政府主义性质的劳工运动。因此，直到我们建立起切实可行的自由意志主义替代结构为止，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对工会的“支持”只是暂时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会在成为工会成员的同时，在工会内外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在参与工会事务时始终保持灵活性。例如，许多IWW成员便是所谓的“双卡工人”：他们既加入了本地的AFL分会以便在工作场所中行动，同时又在AFL拒绝支持罢工或其他直接行动时转而依靠IWW。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中的活动，反映出我们对等级制度及其腐化作用的根本批判。我们拒绝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以及主流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工会背叛问题”的典型回应——试图选出“更好”的官员，就不再有背叛。他们将问题主要归结为职位上个体的优劣，从而忽视了个体会被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塑造。即便是最具左翼立场和进步意识的个体，一旦置身于官僚体系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官僚。

我们必须指出，腐败的问题并不是源自官员领取的高薪（尽管这确实也是其中一个因素），而是源自他们对会员所拥有的权力（而这一点则部分体现在高薪上）。任何声称选举“激进”的全职官僚、并由其自愿放弃与职务相关的高薪就能带来改善的说法，都是虚伪的。必须改变的是工会组织的等级制度本身，而不是它的副作用。由于左翼本身并不反对等级制度，这也解释了他们为何支持这种形式的“改革”。他们实际上并不希望削弱会员对领导层的依赖，而是想以“更好”的领导者（即他们自己或自己政党的成员）来取而代之，因此不停地呼吁工会官僚机构为会员采取行动。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希望工会会员最终意识到需要支持一个“更好”的领导层——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必要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问题不在于工会的领导层软弱、右倾或不作为，而在于工会会员听从他们的领导。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目标是削弱对领导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依赖，鼓励基层会员的自主行动，增强对“等级式领导本身即是邪恶”的认识，而非仅仅更换领导者的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基层自我行动，而非继续一味地呼吁工会官僚为我们采取行动（而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在左翼中实在过于常见）。

与（注定失败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从基层着手，致力于赋权工会的普通会员。显而易见的是，工厂车间拥有的权力、主动性与控制力越强，官僚机构的权力就越弱。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同时在工会内部和外部开展工作，致力于增强工人们在真正具有力量的地方——也就是生产现场——的权力。这通常是通过建立积极分子的网络来实现的，这些网络在工人之间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详见下一节）。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

“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内应当努力确保其对所有工人开放，不论他们持何种观点或属于哪个政党，唯一的条件是要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保持团结。他们应当反对行业本位主义精神和任何垄断劳动或组织的企图。他们应当防止工会成为政客们利用其选举或其他威权目的下的工具；他们应当宣扬并践行直接行动、分权化、自主性和自由主动性。他们应当努力帮助会员学习如何直接参与组织的生活，并学会摆脱领导者和常设官员的依赖。

“简而言之，他们必须始终保持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始终与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紧密联系，并牢记工人的组织并不是终点，而只是通向实现无政府主义之路上的一个手段，尽管这一手段十分重要。”[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p. 26-7]

作为这一实践的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在斗争时期提倡我们在上一节中强调的产业工会主义理念——即通过工人大会和可罢免的委员会，实现工人对斗争的直接控制。然而无政府主义者也意识到，经济斗争（以及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工会主义）“本身不能成为最终目标，因为斗争还必须在政治层面展开以揭示国家的作用。”[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15] 因此，无政府主义团体在鼓励工人自我组织和自我行动的同时，也努力使斗争及其中的参与者政治化。只有在社会斗争当中，通过平等者之间的自我行动与政治讨论的过程，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并催生出一种更为自由意志主义的、全新的劳动场所组织形式。

这一实践的结果可能是一种新的工作场所组织形式（如工作场所集会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也可能是现有工会的某种经过改革、更加民主的版本（尽管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现有工会是可改良的）。但无论哪种方式，它的目标都是使当前工人运动中尽可能多的成员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至少使他们在对待工会和劳动场所斗争时，采取一种更自由意志主义和更为激进的立场。

J.5.4 什么是产业网络？

产业网络是一种创建革命性产业工会以及其他形式的自由意志主义工作场所组织的手段。产业网络的理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它被发展为一种在工作场所中传播自由意志主义理念的方式，进而为一个基于产业工团主义思想的工作场所运动的成长和扩展奠定基础（参见J.5.2节）。

这个理念非常简单。产业网络是某一特定产业中支持无政府主义和／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理念的激进分子的联合会，其核心原则，包括直接行动、团结互助以及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网络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网络之间的区别将在后文指出）。这一组织“最初是一个经济领域中的政治团体，旨在构建一种在该产业内不只是被动反应而是积极建构的组织。其长期目标……显然是建立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Winning the Class War, p. 18]

产业网络，是一个由同一产业中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组成的组织，这些人基于产业原则在工作场所中联合起来。他们会集中资源，资助出版定期的简报及其他形式的宣传资料，在工作场所中进行分发。这些简报和传单将提出并讨论与劳动相关的问题、如何展开反抗并争取胜利的策略，同时将这些工作场所问题置于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之中。这些宣传资料将介绍无政府主义关于工作场所组织与抵抗的理念，同时传播一般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分析。通过这种方式，无政府主义的理念与战术可以获得更广泛的传播，而无政府主义者也能够以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参与到工作场所的斗争之中。

传统上，许多工团主义者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主张“一个大工会”的策略，目标是将所有工人组织进一个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中。然而在当今，大多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如同其他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主张在斗争过程中由全体工人（无论是否为工会成员）参与的工人大会来进行决策，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现实中存在“双重工会”的局面（即在同一工作场所或国家中存在一个以上的工会）。历史上，在所有拥有大规模工团主义工运的国家中，也都存在社会主义工会。因此，大多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不指望在革命形势发展之前，就将大多数工人阶级组织进一个革命工会之中。此外，革命工会也并不会凭空出现，而是从先前的斗争中发展而来，并需要大量的努力与斗争经验，而产业网络只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方面。那些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工会（如IWW、意大利的USI与西班牙的CNT），最初都是由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工会与工会激进派所创建，其中一些人也是当时现有工会组织的成员。

因此，产业网络的设立正是为了应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势，并为从现实出发迈向最终目标提供一条策略路径。无政府主义小组或工团主义工会的角色，应当是召集工作场所大会并推动其联合为委员会，主张由这些群众性大会直接控制斗争进程、倡导直接行动与团结互助、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与政治理念，并保持斗争的热度、确保事态“持续沸腾”。当一个工作场所内仅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或工团主义者，或他们分散在多个工作场所时，显然需要发展出有效的方式使这些同志能够协同行动，而不是陷于孤立状态，仅能从事更为笼统的鼓动宣传。寥寥数位的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能真正地发动总罢工，但我们可以围绕具体的产业议题开展鼓动，并组织我们的工友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它们。通过这类运动，我们能够展示基层工会主义与直接行动的优势，让工友们看到我们的理念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可以在当下现实中加以实行，由此吸引新成员与支持者，并进一步增强我们在工作场所内发展革命性工会的能力。因此，建立产业网络并召集工作场所大会，正是承认了我们当下的处境——无政府主义理念在工人阶级中仍属少数派。我们还必须补充指出，呼吁召开工人大会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专属战术，而是由处于斗争中的工人所发展出来并屡次加以实践的、工人阶级的战术（事实上，现今的工会正是由此方式创立的）。此外，它还能以“工人”的身份直接向改良主义工会的成员发出呼吁，揭露其官僚体制与改良主义政治，构建出一个对其形成实际替代的有效方案，从而对改良主义工会施加压力。

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产业网络的构想，而是支持“基层”组织的理念，即旨在对现有工会施加压力，使其变得更加激进与民主。有些人甚至认为这类组织可以用来将现有工会改造为自由意志主义的革命性组织——这一策略被称作“内部渗透”。但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将此视为一种空想，认为工会的官僚体制如同国家机器一样无法改革（而“内部渗透”更可能改变的是工团主义者自身，使其理念被稀释）。此外，“基层组织”的反对者还指出，这类组织把时间与精力从实践性的、建设性的活动上引开，而是浪费于“不断争论工会结构改革……要求领导层更具问责性等事务上，[而这]不仅[带来]虚假的希望，更将工人们的能量与不满[引导至]错误的方向上，偏离了真正的问题——即改良主义工会所体现的社会民主性质。”[Op. Cit., p. 11]

“基层路线”的支持者则担忧，产业网络将使无政府主义者与广大工会成员群体相互隔离，因为它创建的是一些规模微小的“纯粹”工团主义组织。对此，产业网络的支持者予以驳斥，他们认为，产业网络并没有使无政府主义者远离大多数工会成员，反而使其在最关键的场域——工作场所与斗争实践中——与工会成员保持联系，而不是在许多工人本就不愿出席的工会会议上寻求联系：

“我们无意将自己与构成工会基层成员多数的广大工人隔离开来。我们认识到，工会成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只是名义上的成员，因为社会民主工会的主要活动本就脱离了工作场所……我们的目标是团结工人，而不是分裂他们。

“有人主张社会民主工会不会容忍这类行动，因此我们会被全部开除，从而被孤立。那就让它如此吧。但我们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除非……工作场所中的激进分子已经找到了独立于工会的发声渠道，而在那时，这些工会对我们来说也已不再具有价值。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支持社会民主，而是揭露它对工人阶级而言毫无意义。”[Op. Cit., p. 19]

无论这两种策略各自的优劣如何，实际上它们在实践中很可能会有所重叠：产业网络会在工会支部内部运作，而“基层”组织则提供一种斗争的替代性架构。

如前文所述，在支持产业网络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共产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存在细微的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他们对这些网络的功能与目标的理解上。从短期来看，双方一致认为这类网络应在各自行业中开展鼓动，召集群众大会来组织对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的抵抗。但双方在“谁可以加入这些网络组织”以及其“中期目标为何”这两个方面存在分歧。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希望将产业网络发展为建立永久性工团主义工会的核心，因此他们主张产业网络对所有接受组织一般目标的工人开放。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则将产业网络视为向工人阶级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手段，并不以建立工团主义工会为首要目标（尽管许多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会支持这种发展方向，但也有人并不支持）。从长远来看，双方的共同目标都是社会革命与工人对生产的自我管理。

因此，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当在工作场所建立无政府主义小组的分支，同时建立起激进“基层工人”的网络，但拒绝建立那种“名为一种形式，实则为另一种”的组织。他们指出，这类网络非但不能避免经典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问题，反而强化了其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即组织如何在对外开放给非无政府主义者的同时，仍保持自己无政府主义的性质。不过，这两种立场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差异，因此可以如本文所做，将两者合并起来讨论。

J.5.5 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哪些形式的互助信贷

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多数合作形式，包括与信用和货币相关的合作。这种合作性银行制度表现为多种形式，如信用合作社、LETS（本地交易系统）等。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两种主要的合作性信用形式：互助主义与LETS。

互助主义是与蒲鲁东及其“人民银行”相关联的一系列思想的名称。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由多个信用合作社组成的邦联；其中，工人阶级将各自的资金和储蓄集中起来，从而使得信用可以按成本价（即无利息）提供，由此拓宽他们可获得的经济选择空间。而LETS意为“本地交易系统”（Local Exchange Trading Schemes），在许多方面是一种类似的构想（参见Ross V.G. Dobson所著的《将经济从市场带回家》中对LETS的讨论）。LETS起源于加拿大，现已传播至全球多个国家，目前已有数百个项目，涉及成千上万的群众。

这两种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创造一种替代性的货币与信用机制，从而使工人阶级能够在资本主义货币体系之外运作，建立一种新的流通媒介。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劳动者能够借助以社区为基础的低息（甚至无息）信用来源，改善其生活与劳动条件，并减少对资本家及资本主义银行体系的依赖。互助主义的支持者认为，通过以极低利率向普通工人提供信贷，可以作为一种改良资本主义的理想路径；一旦工人能够购买自己工作所需的工具，或将资本家“买出”生产过程，他们便能为自己工作，从而结束雇佣奴役。

简而言之，“互助信用”是一种信用合作的形式，个体将资源集中起来，以利于自身及其所处的社区。它具有以下几个关键特征：

——合作：没有任何人拥有该网络，其运作由成员以民主方式控制。

——非剥削性：账户余额或信用不收取利息。或源于其为公共所有并由成员管理的性质，最多只收取行政管理费用。

——基于同意：所有交易必须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没有强制性。

——劳动券：此类制度使用特定形式的货币，以促进“诚实交换”。

人们希望，通过对信用制度的组织，工人阶级能够为自己工作，并逐步且稳步地用一个基于自我管理的合作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尽管LETS体系并不具有如此宏大的目标，互助主义也在历史上旨在于资本主义内部运作并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但即使最低限度地看，LETS体系也能削弱银行和金融资本在社会中的权力与影响力，而互助主义也可以确保劳动人民拥有一个可行的替代选择，以摆脱这些寄生性的存在。

这些理念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拥有悠久的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初的英国。当时罗伯特·欧文与其他社会主义者提出“劳动券”与“劳动交换所”的构想，旨在改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活条件，并试图将资本主义改革为一个由邦联化、自我治理社区构成的社会。这类“公平劳动交换所”曾“于1832年在伦敦与伯明翰设立”，“以劳动券与小商品的交换为基础”。[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 870] 在法国，显然是独立于这些将被称为“互助主义”在英国的尝试，蒲鲁东在几十年后而提出了相同的理念：“人民银行不过是将现代民主的原则——即人民主权，与共和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的金融与经济面貌加以体现。”[Selected Writings of P-J Proudhon, p. 75] 同样地，在美国（部分源于约书亚·沃伦的活动，他的理念受欧文影响），也展开了关于劳动券、交换所与自由信贷的广泛讨论，其目的是保护工人免受资本主义的压迫，保障他们不受雇佣奴役之苦而获得独立与自由。当蒲鲁东的著作传入北美时，其基本观点已广为人知，因此迅速为当地激进派所接受。

因此，运用“劳动货币”进行互助银行活动以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甚至可能实现产业民主、自我管理、以及资本主义的终结，这一构想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渊源。不幸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它将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斥为“空想主义者”），这一社会主义传统逐渐式微。这类信用合作社与替代性交换机制的尝试，大多被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努力所取代；因此，建设性的社会主义实验与工人阶级的集体自助行动，也由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内部运作所取代。所幸，历史最终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笑到了最后：工人阶级再次自主地复兴了互助主义的理念——正如LETS与其他社区货币项目的发展所示。

J.5.6 为什么互助信贷机制很重要？

互助信贷机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改善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生活的一种方式，确保我们手中有限的货币资源能够造福我们自己，而不是精英阶层。通过组织信贷，我们得以保有对它的控制，使其不再被用于投资资本主义项目，而是可用于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例如，一个社区可以通过组织信贷保障自己的成员获得廉价贷款，而不是让最贫困者沦为高利贷者的猎物。社区还可以将资金用于资助合作社，而不是把大量现金交给资本主义银行，让它们投资那些企图从本地攫取利润的企业。养老金计划也可以不投向股市，从而避免通过增强食利者的力量来削弱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而是用于投资于改善社区及其经济的方案。简而言之，相较于巩固资本主义权力和控制，互助信贷力图通过将尽可能多的资金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来削弱资本主义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权力。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银行系统往往被认为是“中立”的（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然而，正如马拉泰斯塔所准确指出的那样，“认为银行是——或者说主要是——促进交换的工具……那就错了；它们是投机交换和货币、投资资本并使其产生利息的工具，是实现其他典型资本主义操作的工具。”[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00] 在资本主义体制中，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商品，而不仅仅是衡量商品和服务生产中劳动量的便利尺度。它能够，也确实流向了世界上那些能为其所有者带来最高回报的地方；因此，它往往从最需要它的社区中流出（要不是从中获取的利益要远超其投入，否则一家大公司为何要投资于某地呢？）。货币是资本家用以“购买”工人自由并迫使其为自己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毕竟，财富就是“某些个人通过社会制度所获得的一种权力，用以强迫他人为其利益而劳动。”[William Godwin, The Anarchist Writings of William Godwin, p. 130]）。仅仅从这一点出发，工人阶级对信贷和货币的控制便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获得信贷的替代来源，可以扩大工人阶级的选择空间与权力。

正如我们在B.3.2节中所讨论的，信贷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那些必须偿还按揭贷款或信用卡账单的人更易于驯服，不太可能罢工或制造其他形式的政治麻烦。信贷还在工资停滞或下降的背景下扩大了大众的消费能力，从而缓和了剥削加剧所带来的冲击。此外，作为额外的“红利”，信贷还能带来利润，因为“富人需要一个能让其盈余资金生息的去处，而其余的人口，正好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借贷目标。”[Doug Henwood, Wall Street, p. 65]

这样看，也就无怪乎国家（以及掌控它的资本家）为何如此执着于将货币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或其代理人手中。随着互助信贷的发展，利率将下降，财富将更多地留在工人阶级社区，工人的社会力量也将随之增强（因为偿还债务的恐惧减轻了，人们更有可能为更高工资和更好待遇而斗争）。建立起不会将资金投入“资本市场”或资本主义银行的社区信贷合作社，工人阶级可以控制自身的信贷与养老金，并找到以货币为工具削弱资本主义权力、支持社会斗争与变革的方式。工人阶级能通过这一手段掌控越来越多的货币供给，并将其用于阻止资本将货币作为压迫与剥削手段的用途。

为何这点如此重要，我们可以从现有的工人养老金体系中看到例证——该体系将养老金投资于股市，期望工人在年老时能获得足够的养老金。然而，真正从中获利的只有银行家和大公司。这些养老金公司的管理者将资金投资于回报率最高的企业，而毫不意外，这些企业往往正是通过裁员或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多剩余价值来实现高回报的（而这又迫使其他企业为了获得这些资金而维持生存，不得不采取同样的策略）。简而言之，如果你的资金被用于裁减你的同事、或是增强资本的力量，那么你不仅是在让其他工人的处境更加艰难，也是在使你自己的境况变得更糟。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资本对工人阶级控制力的增强，迟早会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影响到你自己。因此，这整套体系是适得其反的——它实质上意味着，工人必须在整个劳动生涯中忍受不安、裁员的威胁与工资停滞，仅仅是为了在退休时能获得稍多一点的养老金（当然，还得假设他们足够幸运，退休时恰逢股市景气而不是处于其周期性的不稳定之中）。

这揭示了资本家正在利用的一个诡计，即通过对老年的恐惧诱导我们认同这个制度。无论是终生负债购买住房，还是将我们的钱投进股市，我们都被鼓励去认同一个剥削我们的制度，从而将他们的利益置于我们自身利益之上。这也让我们更容易被控制。我们必须摆脱这种对未来的恐惧，不再自欺欺人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持股人”，仿佛参与的是一个人人共享的制度，而实际上大多数股份仍集中于少数精英手中。从养老金被用来收购企业、扩张跨国公司规模、裁减劳动力的情况中可以看出，这种所谓的“持股”，只不过是将当下与未来一并牺牲，让别人得利罢了。

真正的敌人并不是那些参与养老金计划的工人，而是那些拥有权力的人——那些管理养老金和企业、试图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后一分一厘以提高利润和股价的人——而全球范围内工人的失业与贫困，正是助力了这种利润的增长。他们掌控着各国政府，制定着现有制度的“规则”。因此，我们必须限制他们可支配的资金，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信贷合作社与互助风险保险合作社，来增强对我们自身资金的掌控，从而增强我们的力量、支援我们的斗争、构建我们自己的替代体系（关于互助信贷及其用途的更多无政府主义观点，参见B.3.2节）。货币，作为资本力量与老板权威的体现，它并不是“中立”的，而对其控制权的争夺正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忽视这些问题，将给我们自身带来巨大风险。

J.5.7 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
互助信贷足以废除资本主义吗？

简言之：不，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虽然个人无政府主义者与互助无政府主义者确实认为互助银行是废除资本主义的唯一可靠方式，但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把它视为终极目标。很少有人相信，资本主义能够通过蒲鲁东或塔克所设想的方式被改良而消除。

就后一种观点而言，单纯提高信贷的可获得性，并未触及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生产关系和市场权力。因此，任何金融层面的改革若要真正有用且有效，必须作为对一切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权力进行更广泛攻势的一部分。总之，即便个人无政府主义者成功组织起一个互助银行体系，只要企业仍使用雇佣劳动，那么即便经济活动有所增长，也不能假定这将逐渐终结剥削。更可能的情形是，由于失业率下降导致利润受到挤压，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如同1970年代所发生的情形）。若不转变生产关系，它的总体结果将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

至于前一种观点，对于蒲鲁东这类互助主义者而言，互助信贷曾被视为转变生产关系的手段（如G.4.1节所述，与蒲鲁东不同，塔克并不反对雇佣劳动，他只试图让其不再具有剥削性）。对于蒲鲁东而言，互助信贷是创立合作社、从而终结雇佣劳动的手段。劳动的组织将与信贷的组织相结合来终结资本主义，因为工人们会资助合作企业，而这些企业更高的效率将很快使资本主义企业被驱逐出市场。因此，“交换银行是劳动组织所能拥有的最大财富”，因为它使得“新的社会形式得以在工人之间被界定并建立起来。”[Proudhon, Correspondance, vol. 2, pp. 307-8] 蒲鲁东强调：“组织信贷与流通，就是增加生产”，也就是“决定工业社会的新形态。”[Op. Cit., vol. 6, p. 372]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性的信贷将催生合作性的生产，而联合劳动又会增加用于联合信贷的资金。对蒲鲁东来说，“信贷的组织与劳动的组织就是一体的”，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工人们“就会通过自身的组织与竞争，迅速重新夺回被异化的资本。”[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p. 59-60]

巴枯宁虽然“确信合作社将成为未来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而且“几乎不可能阻碍[如今]创建合作社联合会的行为，[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发现它们是必要的”，但他也指出，蒲鲁东试图通过互助银行与工人合作社的更高效率来实现渐进变革的希望，是不太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这些设想“没有考虑到资产阶级在财富、科学和世俗传统方面对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巨大优势，也没有考虑到国家——无论是公开还是潜在、但始终积极的——支持，以及整个现代社会的结构。斗争力量之悬殊，使得成功的希望渺茫。”[The Basic Bakunin, p. 153 and p. 152] 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惧怕工人协会的竞争——无论是消费者协会、生产者协会还是互助信贷协会——原因很简单：因为工人组织若是仅仅依赖自身资源，永远无法积累足够强大的资本总量，以对抗资产阶级资本发起一场有效的斗争。”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293]

由此，对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只有与其他形式的工人阶级自主行动和自我管理相结合时，互助主义机构才可能在阶级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换句话说，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互助信贷或合作社本身就足以终结资本主义。革命性的行动也是必要的——例如通过工人协会对资本的征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在资本主义下拒绝合作。建立一个互助银行网络以促进合作社的创建、推动工会组织活动、支持罢工（无论是通过赠款/贷款的方式，还是资助消费者合作社以免费或低价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互助主义可以作为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建设自由意志主义替代方案的一种方式。这类替代形式在改善当前生活条件的同时，也通过支援斗争中的人们，在超越现存体制方面发挥作用。正如巴枯宁所说：

“让我们在我们的共同事业中共同协作，使生活变得稍微可承受一些、不那么艰难一些。让我们在可能的地方建立生产—消费合作社和互助信贷社，尽管在当前经济条件下，它们无法在真正意义上或充分程度上解放我们，但它们依然十分重要，因为它们训练工人在实践上管理经济，并播下未来社会组织的宝贵种子。”[Bakunin on Anarchism, p. 173]

因此，尽管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互助主义本身就足够，但它确实可以在阶级斗争中发挥作用。作为直接行动、工作场所与社区斗争及组织的补充，互助主义在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社区工会（见J.5.1节）可以创建自己的互助银行与货币，用于资助合作社和支持社会斗争。一个健全的、集体化的合作社部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发展起来，从而克服工作场所合作社所面临的孤立问题（见J.5.11节），并为斗争中的人们提供团结和支持。

互助银行可以成为一种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扩展并强化无政府主义社会关系的方式。即使是在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体制下，也存在着广泛的互助行为——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例如在家庭内部、朋友与恋人之间、以及无政府主义组织中，皆存在着共产主义式的安排。互助信贷可以作为一种桥梁，将这种替代性的（礼物型）“经济”与资本主义连接起来。互助主义的替代经济有助于强化社群建设以及个体之间的信任纽带；这反过来将扩大共产主义部门的范围，使越来越多的人在无需交换媒介的情况下彼此互助。换言之，互助主义将有助于发展与壮大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所存在的礼物经济。

J.5.8 一个现代的互助银行制度会是什么样子？

一种对现代化互助银行制度的设想，可以从一个社区开始发行一种被社区内所有成员接受为货币的替代通货开始。我们可以将这一发行货币的协会称为“互助易货清算所”，简称“清算所”。

清算所具有两部分的职能：首先，它以成本价向成员提供信贷；其次，为了管理系统内信用货币的流通，它仅收取一笔小额服务费（不超过百分之一）以覆盖其运营成本，包括发放信贷和记录交易所需的劳动成本、为坏账进行保险等。目前一些社区货币的实验项目以劳动时间作为其基础（因此货币票据会标注为“一小时”），而其他一些项目则将票据与国家法定货币的价值挂钩（例如，苏格兰某个城镇可能发行被假定为等值于英镑的“互助英镑”）。

清算所的组织与运作方式如下：人们可以通过抵押一定数额的财产（包括储蓄）来加入清算所。根据这一抵押承诺，为新成员开设一个账户，并根据所抵押财产的评估价值的一定比例，为其账户记入相应的“互助英镑”。新成员须同意在某一日期前，将该数额连同服务费一并偿还至其账户中。这些“互助英镑”随后便可通过清算所转账至其他成员的账户中，而这些其他成员需要已经同意以互助货币作为偿还债务或完成工作后的付款手段。

显然，这种账户的开设方式与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时的方式相似——后者通过发放信贷来“贷款”，以换取借款人承诺用一定的财产作担保的签署票据。但其关键区别在于，清算机构并不会像商业银行那样，欺诈性地宣称自己在“出借”一笔实际存在的资金；相反，清算所坦率承认，它是在以信用的形式创造新的货币。要想开设新账户，也可以直接告知清算所希望开设一个账户，并与已有余额的人协商，以商品或服务换取他们的互助货币转入自己新的账户。

另一种互助信用的形式是LETS系统（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s，本地交换贸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若干人聚集组成一个协会，创造并命名一种交换单位（通常与国家货币的单位等值）；并以该单位标价，相互提供商品与服务。供求信息会被列入目录，定期分发给协会成员。成员自主决定与谁交易及交易的额度。当交易完成后，买方会开出一张“支票”交予卖方。该支票随后交由系统的账户管理机构处理，后者负责记录所有交易，定期向成员发送账户对账单。账户管理机构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所有成员都可以查阅账户余额的信息。

与前述第一种制度不同，参与LETS计划的成员并不需要提供财产作为抵押。其成员可以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负债”，尽管“负债”这个词并不准确，因为成员实际上并不是陷入债务，而是承诺在未来为LETS系统中的其他成员提供一定的劳动；而通过这一承诺，他们便创造了支出能力。成员愿意承担这一义务，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社区的服务，因为其他人可以自由使用由此创造出的货币单位进行交易。而且实际上，现存的货币单位数量与实际交换的财富数量完全一致。该系统只有在成员愿意进行消费时才能运作。它以信任为基础，并且也会在运行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信任。

一个功能完善的互助银行系统很可能会结合上述两种制度的要素。当成员需要非常大额的贷款时，可能仍需提供抵押品；而像LETS系统那样以未来劳动承诺为基础的负信用机制，则可能成为该系统的常态功能。如果互助银行对账户的设定了一个最大限额的负余额，那么超过该限额的交易便可能要求提供抵押。不过很明显，任何互助银行制度都将根据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去寻找最适合的运作方式。

J.5.9 互助信贷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互助信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如何运作的。根据债权人是否能够提供抵押，互助信贷有两种可能的运作方式。我们先来看有抵押的情况。

假设A是一位有机农夫¹⁶⁸，她用自己拥有的一块打算建房的土地作为抵押。假设这块土地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估值，比如说为四万英镑。通过将其抵押，A得以在互助清算所开设一个信用账户，并获得比如说三万英镑的互助货币。她这么做是因为她知道系统中还有许多其他成员，如木匠、电工、水管工、五金供应商等，这些人都愿意接受互助英镑来支付他们的产品或服务。

很容易理解那些也通过互助信贷获得资金、因而对清算所负有债务的成员为何愿意接受这种货币。因为他们需要收集互助货币来偿还自己的债务。但是，那些并没有互助债务的人，为什么也愿意将其接受为货币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设想B是一名半失业的木匠。他虽然目前在清算所没有账户，但他听闻过该系统，也认识运作和使用这个系统的人。在查看了成员名单并熟悉了该组织的政策之后，他相信该系统不会轻率地将信贷授予不可信赖、可能违约的人。他还知道，如果他接受A的委托，为她的新房提供木工服务并同意以互助货币作为报酬，那么他便可以使用这些货币在社区中向其他成员购买杂货、衣物及其他商品和服务。

因此，B会愿意、甚至可能非常愿意（尤其在经济衰退、常规货币紧缺的情况下）为A工作，并接受互助信用作为报酬。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为A的房屋提供木工劳动，并获得例如八千英镑的互助货币作为报酬，这实际上就相当于A所抵押土地按价值计算的20%的抵押贷款。而B也明白，A已经承诺将通过创造新的价值——即种植有机水果和蔬菜并出售给系统内其他成员——来偿还这笔贷款；而正是这种对生产新财富的承诺，赋予了她的互助信用作为交换媒介的价值。

换句话说，A的互助信用，可以被视为她对未来所创造的商品或服务的一种扣押担保。作为这一担保的保障，A同意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她无法履行义务，那么她所抵押的土地将会被出售给其他成员。通过这种方式，一笔足以抵消她债务（甚至有可能超出债务）的价值将被归还给系统。这样的安排确保了清算所的账目平衡，并增强了成员对互助货币可靠性的信心。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新的财富被不断地创造，新的互助信用之基础也在同时生成。假设在A的新房建成后，她的女儿C和一群朋友D、E、F……决定要创办一家合作餐馆，但C和她的朋友们并没有足够的抵押物来获得启动贷款。不过，A愿意为他们共同签署一张票据，并以她的新房（估值比如说八万英镑）作为担保。而基于这一担保，C及其合伙人便能够获得价值六万英镑的互助信用，并以此购买设备、原料、家具、广告等等，用于开办餐馆。

这个例子说明了新体系中无资产者获得信贷的其中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对于那些找不到（或不愿寻求）有资产的人为他们共同担保的个体来说——则是先支付一笔首付款，然后以所要购买的财产作为抵押，就像现在人们申请住房贷款或其他贷款的方式一样。不过在互助信用体系中，这种融资形式可以用于购买任何东西，包括生产资料及其他劳动者自我雇佣所需的设备，而不必为老板工作。

这便引出了另一种情况：即某个个人没有能力提供任何抵押物——例如Z，一名水管工，目前并不拥有自己使用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Z仍希望完成一些工作，于是她会联系互助银行中具备相关技能的成员。那些愿意与她合作、具备所需技能的成员将承诺完成相应任务。作为回报，Z会给他们一张互助货币的支票，该支票被记入他们的账户，并从Z的账户中扣除。她无需为这笔信用支付利息，而这笔金额，仅仅代表她愿意在将来某个时间为互助银行中的其他成员提供劳动。

互助银行并不需要担忧负余额的问题，因为这并不会在团体内部造成损失：所产生的“负值”已经在系统内创造了相应的“正值”财富，并仍保留在系统中。当然，互助银行很可能会对负余额设定一个上限，并要求在超出该上限的信用额度中提供某种形式的抵押物；但对大多数的交易而言，很可能就并不需要这种限制。

必须牢记，互助货币并无内在价值，因为它不能（在互助银行中）兑换黄金或其他任何东西。它们只是对未来劳动的承诺，仅仅是用于促进交换的媒介，目的是促进商品与服务生产的增长（如G.3.6节所讨论，正是这种增长确保了互助信用不具有通货膨胀的特性）。这一机制也确保了人人有工可做，并最终得以终结剥削，因为劳动者可以购买自己的生产资料，从而通过自雇与合作的方式取代雇佣劳动。

关于互助银行如何运作的更多信息，可参见蒲鲁东著作集《蒲鲁东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Proudhon's Solution to the Social Problem），以及由威廉·B·格林所著的《互助银行》（Mutual Banking）和本杰明·塔克的《不仅仅是一本书》（Instead of a Book）。

J.5.10 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合作社？

在无政府主义著作中，支持合作社是一项普遍的立场。事实上自“无政府主义者”这一术语开始被用来描述我们的思想以来，支持民主化工作场所的理念也就早已并存。那么，无政府主义者为何支持合作社？这是因为合作社是实现生产自由的唯一方式，因此“合作社制度……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秩序的萌芽。” [Bakunin, The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85]

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住房合作社、食品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以及工作场所合作社。所有形式的合作都是有益的，因为它们使其成员习惯于为了共同利益而协同工作，同时也提供了大量自主管理事务的实践经验。因此，所有形式的合作社（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我管理和无政府状态实践的范例。我们在此将重点关注生产合作社，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们是建立在联合劳动、而非雇佣劳动基础上的新型生产方式的实例。只要工业和农业中仍存在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就不会终结，而再多其他类型的合作社也无法根除它。只要工资奴役存在，剥削和压迫就会继续存在，无政府状态也只能是一个未竟的希望。

合作社之所以是“未来的萌芽”，有两个原因。首先，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的制度。换言之，是从事劳动的人管理着他们进行劳动的工作场所（也就是说，合作社基于工人的自我管理）。因此，合作社是无政府主义者所支持的“横向”直接民主组织的一个范例，即便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它们表现得不尽完美，它们依然体现了“无政府状态的实践”。其次，合作社是工人阶级自助和自主行动的体现。它们并不依赖他人来提供工作，而是展现了无需一个雇佣阶级与一个服从阶级的存在，生产仍然可以持续进行。

工作场所合作社还提供了无政府主义经济的可行性证据。已有充分研究表明，合作社通常比其在资本主义下对等的企业更具生产力和效率。这说明等级制的工作场所并不是生产有用商品的必要条件，而且实际上它们还可能是有害的。这也说明资本主义市场实际上并不能高效配置资源，甚至也未曾倾向于高效配置。

那么为何合作社的效率会更高？首先，是自由度提升带来的正面影响。合作社通过废除工资奴役，显然提高了工人的自由度。成员主动参与管理自己的劳动生活，因而自由意志的关系取代了专制的社会关系。可想而知，这种自由也会带来生产力的提升——正如雇佣劳动比奴隶劳动更具生产力一样，联合劳动也比工资奴役更有效率。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唯一能保证你不被剥夺劳动果实的方法，就是拥有劳动工具……人在自由中最能发挥其生产力——当他可以在工作上做出一定选择、当没有监督者来妨碍他，并且尤其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劳动能带来成果，不仅有益于他自己，也有益于与他一样劳动的人，而非养肥那些游手好闲之徒时。”[The Conquest of Bread, p. 145]

此外，参与（也即自由、自我管理）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亦不容忽视。在一个由工人自我管理的合作制工作场所中，工人们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这些决策因全体成员的技能、经验和思想而愈发丰富。正如科林·沃德所言：

“你可以‘掌握权威’、‘成为权威’，或是‘具备权威’。第一种来自你在某种命令链条中的地位，第二种来自特殊的知识，而第三种则来自特殊的智慧。但知识与智慧并不按等级分配，它们在任何一项事业中都不会由任何一个人独占。任何等级制组织——无论是工厂、办公室、大学、仓库还是医院——所呈现出的惊人低效，源于两种几乎普遍存在的特征。其一是，在组织金字塔底层的人员所掌握的知识与智慧，往往在机构的决策领导层中得不到体现。他们的精力往往不是被用于运转正式的领导架构，而只是使组织能够勉强运作；或者相反，他们可能会选择破坏组织的表面职能，因为这并不是他们自愿接受的安排。其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愿意身处其中，不是出于对共同事业的认同和投入，而是由于经济上的必要性才不得不留下。

“也许工业体制最大的罪恶，在于它系统性地扼杀了大多数工人原本具备的创造性天赋。”[Anarchy in Action, p. 41]

此外，由于工人也是其工作场所的所有者，他们自然更有兴趣去发展自身及同伴的技能与能力；而这显然也意味着在工作场所中会很少产生冲突。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合作社内部并不存在老板与雇佣奴隶之间在工作负荷、工作条件或价值分配方面的利益冲突。所有这些因素的消失，都将提高工作的质量、数量与效率，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新技术与新工艺的引进。

其次，合作社效率的提升还源于合作本身所带来的益处。合作不仅扩大了工作场所中知识与能力的总量，并通过交流与互动使这一资源更为丰富，同时也确保了工人之间的协同配合，而非彼此竞争、浪费时间与精力。阿尔菲·科恩在关于企业内部合作的研究中指出：

“迪恩·乔斯沃尔德……在公用事业公司、制造厂、工程公司以及其他多种类型的组织中进行了[研究]。乔斯沃尔德反复发现：‘合作使得员工群体更具积极性’，而‘严重的竞争则削弱协调能力’……与此同时，管理学专家……W·爱德华兹·戴明曾直言，让员工彼此竞争是‘不公平[且]具有破坏性的。我们再也承受不起这种胡闹了……[我们需要]在企业问题上共同努力，[但]年度绩效评估、激励薪酬、[或]奖金制度，与团队合作是无法共存的……是什么让人们丧失学习的乐趣……[或丧失对]一切的乐趣？就是那种力争第一的心态。’”[No Contest, p. 240]

不仅如此，合作社所带来的平等程度提高也具有显著益处。研究表明，当薪酬差距过大时，企业绩效会下降。在一项涵盖超过一百家企业的研究中（这些企业涵盖了从厨房用具到卡车车轴等各种产品的生产），研究人员发现，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越大，其产品的质量就越低。[Douglas Cowherd and David Levine, "Product Quality and Pay Equi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No. 37, pp. 302-30] 薪资不平等程度最高的企业，还面临着员工流动率居高不下的问题。研究作者大卫·莱文指出：“这些组织无法维系一个拥有共同目标的工作场所。”[quoted by John Byrne, "How high can CEO pay go?" Business Week, April 22, 1996] 收入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国家层面上亦可见一斑。经济学家托尔斯滕·佩尔松与圭多·塔贝利尼进行了一项对历史性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系统统计分析，并发现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通常能实现更快的生产性增长。["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84, pp. 600-21] 还有许多其他研究也证实了他们的结论（有关不平等在生活各方面带来负面影响的综述，见Richard Wilkinson与Kate Pickett合著的《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现实生活再次驳斥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假设：不平等对我们所有人都构成伤害，甚至对制造这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亦是如此。

这完全都在意料之中。工人若是看到他们所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多地被高层管理者与富裕精英所垄断，而不是被重新投资以保障他们自身的就业前景，自然不会有动力去付出额外努力或在意他们工作的质量。那些通过失业威胁迫使工人加倍努力的资本家，不过是在制造一种虚假的经济现象。虽然这种“适应性策略”可能在短期内延缓利润的下滑（并令管理者本人得以中饱私囊），但其所加诸整个系统的压力却将在长期内引发严重后果——不仅包括经济危机（由于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导致变现问题，以及在国际竞争面前突破了适应能力极限），还包括社会结构的瓦解。

正如所预料的一样，合作社式的工作场所往往比资本主义企业更具平等精神。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在实践上）只需向极少数人负责（也就是那些拥有大量公司股份的股东）。这些极少数人通常极为富有，因此不仅无所顾虑地批准高额薪资，还倾向于将高管视作自己的同类，自然应享有同等的报酬（并且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公司董事会主要由CEO挑选，聘请来最终决定CEO应得多少报酬的薪酬顾问，也几乎总是由CEO挑选。”[Paul Krugma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p. 144]）。相较之下，在由工人控制的企业中，管理层的薪资必须向全体员工靠齐；因为员工们直接感受到管理者薪资与自身收入之间的关系，并无疑倾向于将这些被选出的管理者视为与自己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应该对自己负责。这种平等的氛围将对生产和效率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工人可以看到，他们所创造的价值并没有被他人占为己有，而是按照实际劳动进行分配（而非按权力分配）。例如在蒙德拉贡合作社中，最高薪资差距为9比1（原为3比1，后因资本主义企业挖角压力而经过充分辩论后提升）；而在美国，普通CEO的薪资是普通工人的100多倍（1960年为41倍）。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合作社证明了关键的无政府主义原则——自由、平等、团结与自我管理——的实践优势（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全面还是部分地应用这些原则，都会对效率和工作产生积极影响——而且正如我们将在J.5.12节中讨论的，资本主义市场非但没有鼓励这些更为平等和高效的生产方式的传播，反而在积极地阻碍它们的发展。即使按照其自身的标准，资本主义也难辞其咎——它既未鼓励资源的高效利用，反而人为地设下了重重障碍。

从上述所有内容就可清楚地看出，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支持合作社。我们“坚信合作社在潜力上可以取代资本主义，并蕴含着经济解放的种子……工人们从这一宝贵的经验中学会如何组织并亲自管理经济，无需守护天使、国家或其昔日雇主的存在。”[Bakunin,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99] 合作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展示了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之可能性。即使是在等级分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合作社也向我们展现出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可行性，说明生产是可以以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而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获得个人与社会层面的种种益处——因为我们是以平等者的身份共同劳动。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认同合作运动的所有方面。正如巴枯宁指出的那样，“合作社有两种：资产阶级式的合作社，它倾向在于创造一个特权阶层，一种新型的集体资产阶级，以股份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以及真正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即未来的合作社，也正因如此，它在当下几乎不可能实现。”[Op. Cit., p. 385] 换言之，虽然合作社是未来社会的萌芽，但在当下，它们常常受限于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环境，视野局限于在现行体制内的生存，从而逐渐向其妥协。

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合作社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无论其原则多么优秀、实践多么有益，如果仍局限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它们就无法成为主导的生产形式，进而无法实现大众的解放（见J.5.11节）。若要实现全面发展，合作社必须成为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应当包括社区与产业工会主义，并创造一个能够鼓励“真正的社会主义合作社”并抑制“资产阶级合作社”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结构。正如默里·布克钦所准确指出的：“如果将食品合作社[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社]，从自由意志市政主义[或其他无政府主义]语境、以及旨在实现革命性市政目标的运动中剥离出来，使其不再作为对抗公司与国家的双重权力形式——那么它们就不过是些无害的企业，资本主义与国家可以轻松容忍它们的存在，无需担心受到挑战。”[Democracy and Nature, no. 9, p. 175]

因此，尽管合作社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它们并不是我们行动的全部或终点。倘若缺乏更为广泛的社会运动，在旧世界的壳中创造出新社会的全部（或至少大部分）结构，那么合作社就永远无法遏制资本主义的扩张，也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的狭隘视野。

J.5.11 如果工人真的希望实行自我管理，
那为何合作社寥寥无几？

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如果工人真的渴望生产者合作社，这类组织就会自发地大量涌现。引述著名的产权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有钱的激进分子或一群工人，都可以购买现有工厂或建立新工厂，并……创设由工人控制、民主运行的企业。”如果“从市场标准来看，它们比那些更正统的竞争对手更具有优越性”，那么“建立此类成功的工厂应当不会有什么困难”。因此，“这是实现工人控制方案的一种方式，能够通过一个自由[原文如此!]社会中人们的自愿行为达成。”[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pp. 250-2] 换言之，如果这类合作社在经济上真的可行，且为工人所渴望，那么它们应当不断扩展，直至最终瓦解资本主义。产权主义者由此得出结论，既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那一定是因为工人的自我管理要么在经济上效率低下、要么根本对工人缺乏吸引力，或者二者皆是。

对此，大卫·施维卡特已作出有力回应，他指出，生产者合作社数量稀少的原因在于结构性的制约：

“一个由工人管理的企业缺乏扩张的动力。当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获得成功时，所有者可以通过扩大其组织规模来增加利润。她既有手段、也有动机去扩张。工人管理的企业则不然。即便工人拥有扩张的手段，他们也缺乏动机，因为企业扩张会带来新工人，而新增的收益则需要与他们共享。合作社即使盈利，也不会自发地扩张。既然如此，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新的合作社尝试都需要一个富有的激进主义者、或者一群富裕的激进工人愿意进行试验。而这样的人显然极其稀少，因此合作社运动没有形成规模和增长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工人自我管理在可行性上的不足，也不能说明工人对此缺乏偏好。”[Against Capitalism, p. 239]

这意味着，在比如说一个互助主义经济中，供应某一市场的企业将较资本主义下在规模上更小、但数量上更多。因此在一个自由经济体中，只要制度安排得当，就无需担忧失业问题，因为尽管单个合作社的扩张速度不及资本主义企业，但会有更多合作社被创设（关于诺齐克所隐含援引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合作社的分析为什么是错误的，见I.3.1节）。简言之，一个特定工作场所赖以运作的环境，与其效率一样的重要。

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经验证据已经足以表明，自我管理的确比工资奴隶制更具效率。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M·霍奇森所总结的那样，“有大量个案研究与计量经济学证据，支持……参与型和合作型企业具有更高生产率和更长寿命”的主张，而“证据的中心”就是“支持或[表明]，参与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Organizational Form and Economic Evolution: A critique of the Williamsonian hypothesis", pp. 98-115, 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in Economic Enterprises, U. Pagano and R. E. Rowthorn (eds.), p. 100] 这一点被诺齐克之流所忽视，因为他们宁愿执迷于植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可疑前提的思想实验。他在逻辑上默认了：既然当今多数企业是等级制的，那它们就必然更具效率。换句话说，诺齐克滥用了经济选择理论，凭空假定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根据事实本身就必然是最有效率的。然而实际上，事实却并非如此。

问题随之转变为：如果合作制比雇佣奴役更有效率，那么为什么经济自由并未取代资本主义？尴尬的事实在于，个体效率并不是生存的关键，因为这一论证“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进化中‘更适者’的选择不仅仅是相对于不那么成功者而言的，而也取决于选择发生的整体环境与具体情境。”此外，一个有机体之所以能够长存，是因为其出生率高于死亡率。而如果更多的资本主义企业能从资本主义银行获得资金，那么显然它们更有可能在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更有效率，而仅仅是因为它们在数量更多。因此，大量存在并不意味着效率更高，因为“大量新进入的等级制企业的迅速涌现”可能“淹没了那些等级制度较少的企业，即便其他的选择机制正在偏向后者。”[Hodgson, Op. Cit., p. 100 and p. 103] 因此：

“要衡量任何有机体的适应度，只有在与其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时才有意义……市场也许有助于选择那些适合市场的企业，但这些幸存的企业并不一定在某种绝对意义上最为‘高效’。事实上，把‘市场’作为一种选择机制的设定本身就是不全面的，因为市场只是构成环境的众多制度之一。”[Michael J. Everett and Alanson P. Minkler, "Evolution and organisational choic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pp. 51-62,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7, No. 1, p. 53]

最明显的例证之一是，合作社要想从资本主义银行和投资者那里获得所需的信贷，可能会面临种种困难。正如汤姆·卡希尔指出的，十九世纪的合作社“在提供信贷方面……面临具体的问题”，而“与进行价格竞争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较量……则凸显了那些资金不足的合作社自身财务储备的不足。”["Co-operatives and Anarchism: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pp 235-58, For Anarchism, Paul Goodway (ed.), p. 239] 这一点揭示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合作社在筹集资金方面往往面临困难：

“处于资本主义环境中的合作社在筹集资本方面通常会更加困难。撇开（可能相当严重的）意识形态敌意不谈，外部投资者也会因无法或几乎无法获得控制权，而不愿将资金投入其中——而这往往正是合作社中的情况。由于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面临特殊的困境，又缺乏资本主义企业所固有的扩张动力，因此它们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Schweickart, Op. Cit., p 240]

此外，在合作社中，“资本回报是有限的”。[Tom Cahill, Op. Cit., p. 247] 这意味着投资者不太可能将资金投入合作社，从而导致合作社往往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因此，尽管“这种[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有可能具有较高效率”，资本主义却“可能在制度上对参与式工作场所存在偏见”，结果是，“经济可能陷入一种在社会层面上次优的状态”。资本市场的问题连同其他因素，有助于解释这一现象，因为这类企业“在筹集股本与贷款方面所面临的交易成本更高。”[David I. Levine and Laura D'Andrea Tyson, "Participation, Productivity, and the Firm's Environment", pp. 183-237, Paying for Productivity, Alan S. Blinder (ed.), pp. 235-6 and p. 221]

汤姆·卡希尔在论述中概括了这一投资难题，他指出，“金融问题”是合作社在过去失败的重要原因，因为“从根本上说，合作社非同寻常的结构和目标，始终会给资本的主流来源带来问题。总体而言，金融环境始终对合作精神的兴起持敌意态度。”他还指出，这些合作社“无法设计出一种维持劳动者与所有者或控制者之间界限的结构……众所周知，一旦外部投资者被赋予在合作社结构中的权力，合作社便会失去它本质的特征。”[Op. Cit., pp. 238-239] 因此，即便合作社确实会吸引投资者，其代价也可能是将合作社转化为资本主义企业。尽管所有投资者都会面临风险，但在合作社中，这种风险“尤为严重”，“因为投资者必须在放弃控制权的同时，冒着损失全部财富的风险。在无限责任规则下，投资者出于理性，会要求对企业的运营拥有一定控制，以保护其财富。由于[合作社]无法在不违背其组织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让渡控制权，投资者便会要求投资溢价，要求一种在普通股权投资中并不存在的溢价。”[Everett and Minkler, Op. Cit., p. 52] 毋庸赘言，这样的溢价对合作社而言是一种负担；仅仅因为其在偿债方面的成本更高就会使其更难以存续。若无法获得外部投资，合作社只能依赖留存收益及成员的储蓄，而不出所料，这些资金往往也是捉襟见肘。

所有这些都表明，诺齐克所谓“不要说支持某些企业的发展——如果成功将会终结或削弱整个投资制度——违背了投资者的阶级利益。投资者并没有那么无私。他们依照个人利益而不是阶级利益行事”的断言并不成立。[Op. Cit., pp. 252-3] 诺齐克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阶级利益乃是个人利益的融合。当面临投资选择时，若一方是资本主义企业，其管理精英与投资者在最大化无偿劳动方面拥有一致的利益，而另一方则是由工人掌控盈余的合作社，那么投资者会选择前者。此外，投资者缺乏对合作社的控制权亦是关键，因为他们无法像在传统企业中那样随意更换管理层——这一权力掌握在工人手中。要投资者放弃这种特权所要求的高额溢价，对合作社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从而降低了其获得资金和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同时也增加了投资者面临的风险。由此可见，投资者的个人利益与阶级利益融合为一：通过追求个人获利的欲望，确保其阶级地位的稳固。这一机制并不体现出投资的生产率或效率——恰恰相反！——它反映的是雇佣劳动在最大化利润与资本回报中的社会功能（详见下一节）。换言之，投资者的个人利益通常会支持其阶级利益（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阶级利益并不是独立于个人利益，而往往正是体现了个人利益）。

还有其他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合作社必须面对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所产生的负外部性。首先，由于合作社的薪资水平是由成员民主投票决定的，其收入结构往往更加平等。而这意味着在一个资本主义环境中，合作社会面临一个持续的威胁：他们最有技能的成员可能会被资本主义企业挖走，因为后者拥有更丰富的资源，可以出价高于合作社。尽管这可能导致对工人的剥削，但由于资本主义企业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因此对于工人而言，离开合作社却也是合乎理性的选择（“至于雇主为何给工程师的工资是普通劳动者的二十倍，这完全是出于其私利；如果工程师能在生产成本上节省4000美元，雇主会愿意支付他800美元……雇主愿意多支出40美元，是因为他希望因此获得400美元的利润；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第165页]）然而在一个合作社体制下，就不会存在（由资本主义企业及金融结构所制造的）经济财富不平等，也就不会出现此类“挖角”的现象。

而且还存在文化上的问题。正如乔恩·埃尔斯特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老生常谈，但却至关重要的事实：工人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经济环境的塑造。具体来说，存在一种形成适应性偏好的倾向，也就是现行的经济组织模式会被认为优于其他所有模式。”[“From Here to There”，载于《社会主义》，Paul、Miller Jr.、Paul 和 Greenberg（编），第110页] 换言之，人们将“现实”视为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因而缺乏将“可能”付诸实践的冲动。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推动替代方案的过程中，这种心理状态可能造成严重障碍，也正说明无政府主义者激发反抗精神、打破这种精神麻木的重要性。

对“现实”的这种接受态度，在某些形式上符合合作社条件、但缺乏真正工人控制的公司中可见一斑。例如美国的ESOP公司（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员工持股计划公司），虽然形式上允许员工获得公司多数股份，但由于股份在员工之间分配不均，导致绝大多数工人无法真正掌握控制权或在决策中产生实质影响。与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实行“一名工人一票”原则）不同，这些公司基于“一股一票”的机制，因此实际上它们与资本主义企业更为相似，而不是合作社。

最后，我们必须谈及历史的问题，即“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所面临的决策集合受到过去决策所限制的情形，即便那些过去的情境早已不再相关。该概念常与技术变迁的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用以描述一个社会在数量上和／或质量上依赖于自身历史的现象（最著名的例子是QWERTY键盘的使用；这种键盘之所以沿用至今，仅仅是因为十九世纪时它被偶然选用）。进化性系统具有路径依赖性，历史事件将发展推向特定方向。因此，若在历史上存在对某些组织形式的阻碍或鼓励，那么这种遗产将出于历史的惯性，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而不会自动地被新型的、更高效的形式所取代。

这一点可从合作社的发展中看出，因为“与其资本主义同行相比，劳动者管理的企业在最初面临着显著劣势”，法律“对其施加了额外的风险与成本”，而“早期的金融工具也并不适用于工人合作社的设立与维持。企业与支撑性制度的后续共同演化过程呈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即使许多早期的障碍被移除，劳动者管理的企业依然持续处于不利地位。”[Hodgson, Op. Cit., p. 103] Everett与Minkler指出：“从历史上看，公司法与合作社法都与工人所主导的民主决策模式不兼容。”法律确保了劳动者管理企业“所承受的负担要更加昂贵”，这些“障碍造成了一个由投资者控制的企业（资本主义企业）所主导的环境；在该环境中，非正式的约束（行为与惯例）逐渐形成，并进一步加强现有制度。包含这些非正式约束的路径依赖过程，持续地排除了[它们的]广泛形成。”即使当阻碍合作社形成的正式约束最终被移除后，由这些约束所产生的“非正式约束”却“仍然阻碍了合作社的广泛形成”。因此，合作社的缺乏“可以完全不依赖任何通常所称的效率标准来加以解释。”[Op. Cit., p. 58 and p. 60] 我们还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早期的工业体系还受到了国家的影响，特别体现在将与战争有关的合同授予那些模仿军事结构的等级制企业，同时国家还将各种国家服务和产业的运营合同授予资本主义企业，而非如蒲鲁东所主张的那样，交由工人协会负责。

然而，“已有若干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何在竞争性与‘进化性’的过程中，更高效率的企业并不总是会被选中。”[Hodgson, Op. Cit., p. 99] 因此，资本主义企业的主导地位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效率本身，“实证研究表明，合作社的生产率至少与其资本主义对应者相当”，并且其中许多“在长期内展现出卓越的绩效，还要优于传统组织形式的企业。”[Jon Elster, Op. Cit., p. 96] 换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合作社的效率高于资本主义企业——但当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竞争时，条件则并不相同。正如戴维·施韦卡特所指出的：

“即便大多数人更偏好工人管理的企业，即便它们更具生产力，一个最初由资本主义企业主导的市场也未必会选择它们。新古典经济学中那种常识性说法——只有那些最符合人们愿望的事物，才能在自由竞争中存活下来——从未在任何领域完全成立；而就工作场所组织形式而言，这甚至连半句实话都算不上。” [Op. Cit., p. 240]

然而，去思考为何诺齐克忽视了大量表明参与制的确优于等级制的实证证据，以及为何“市场标准”并未导致更具生产力与效率的合作生产取代专制的工作场所，这一点颇具启发意义。显然，他似乎更愿意假设主导性的工作场所形式就是更“高效”的，并在一个反历史、无制度背景的框架中，隐含地诉诸某种准达尔文主义的个人主义选择机制。因此，像诺齐克这样的人所提出的观点——因为工人合作社数量稀少，所以意味着它们必然是因为效率低下而在竞争中被淘汰了——实则抓错了重点。霍奇森指出，这类合作社数量不足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竞争性选择取决于经济背景；而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制度背景下，资本主义企业可能更具优势，而在另一种环境中，合作社企业或许就更具优势。”[Economics and Utopia, p. 288]

正如I.3.5节所述，蒲鲁东十分清楚，要使互助主义得以发展与延续，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性框架（即“农业—工业联合会”与互助银行）。因此，一个组织的存续同样依赖于支撑它的非正式约束的共同演化。若一个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处于孤立状态，周围缺乏合作制制度，那么它难以生存下去，更遑论取代那些通常规模更大、根基更稳的资本主义竞争者，这就并不令人意外了。

尽管面临这些结构性问题以及早期国家干预所造成的影响，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然得以存在。但仅仅因为它们能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生存，并不意味着它们将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合作社面临着调整自身以适应主导生产方式的压力。而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雇佣劳动与投资资本，会诱使成功的合作社雇佣工人或发行股份，以吸引新投资。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它们失去作为合作社的本质特征：因为所有权被稀释（因而不得不向非劳动者支付利息，从而重新引入剥削），或因为赋予合作社成员对他人的支配地位（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他们剥削并从雇员的劳动中牟利。这一切都会助长资产阶级的心态。”[Bakunin, Bakunin on Anarchism, p. 399]）。

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中运作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合作社采取某些在短期内有利于其生存的策略，但这些策略从长远来看必然是有害的。与其说合作社会在资本主义环境中逐步扩大并改变这一环境，不如说更可能是资本主义的逻辑渗透其中、改变了在其中运作的合作社（从蒙德拉贡工团的案例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其雇佣劳动者的比例有所上升，而自1992年以来，其信用合作社亦开始向非合作性质的企业进行投资）。这些加诸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孤立合作社的外部性（而在完全合作化的环境中将不会出现），阻碍了它们向无政府主义的本地转型。因此，那种认为“合作生产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凭借竞争自然胜出”的想法，只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仅仅因为一个制度更为自由、正义与高效，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够在一个专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存活或繁荣。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历史来看，孤立的合作社更有可能适应资本主义的现实，而不是完全坚持其合作社的承诺。因此对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只有当合作社作为一个旨在改变社会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时，才能实现它全部的潜能。只有当它们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社区与工作场所工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并获得互助银行在财务上的长期支持与投入时，合作社才能被集体化为一个团结互助的网络，从而减少其孤立性与被同化的压力。正如巴枯宁所言：

“我们同样主张合作……但我们也清楚，只有在建立于平等基础之上、只有当包括土地的所有资本和一切劳动工具，都以集体财产权的名义归人民所有时——它才能繁荣，才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才能涵盖全部的人类行业……一旦承认了这一点，我们便不会反对合作社的建立；而且我们在许多方面都认为它们是必要的……它们使工人习惯于组织、追求和自主管理自身利益，不受资产阶级资本或资产阶级控制的干涉……[它们必须]建立在团结和集体性的原则上，而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排他性之上，那么社会就可以不经历太多剧烈动荡，从当前的状况走向一个平等与正义的状态。”[The Basic Bakunin, p. 153]

但在那之前，合作社虽然仍将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中，却不会通过市场力量来取而代之——只有通过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才能保障其完全发展。这也意味着，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在资本主义体系内支持、创建并鼓励合作社，但我们同时也认识到“在资产阶级资本主导生产与财富分配过程的现有条件下，合作社制度无法真正实现”。正因如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强调，需要建立更具战斗性的组织，如产业与社区工会以及其他形式的团体。用巴枯宁的话来说，这些组织是“为劳动者反对特权世界而建立的组织”，帮助实现一个自由的社会。[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85]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诺齐克论证中的一个讽刺之处，即他所声称的资本主义（他所谓的“自由社会”）允许人们通过“自愿”的路径实现经济自由。这个讽刺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资本主义的建立本身就是国家行为的结果（参见F.8节）。尽管工人阶级被要求去遵守资本主义所规定的规则，但资本家却从未感到有必要去遵守这些规则。正是国家的强制行为帮助建立了一种路径依赖，而这，正是阻碍“市场”选择更高效、更具生产力的生产方式的根源。其次，诺齐克关于（财产）权利的理论本身就否定了被偷窃的财富可以被合法地转移。换句话说，如诺齐克那样，期望工人通过寻求投资者资助以实现经济自由，其实就是默认地接受了此前的强制与掠夺行为，也就是说将“盗窃”认作是“财产”。虽然这种理论上的自我矛盾在资本主义的辩护者那里并不令人意外，但这也意味着，产权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立场来反对工人阶级采纳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建议——将其工作场所予以征用。换言之，就是通过改造现存环境、打破阻碍经济自由全面发展的路径依赖，使自由得以真正开花结果。

J.5.12 如果工人自我管理更加高效，
那么市场不是应该迫使资本家引入这一制度吗？

一些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主张，如果工人自我管理确实比等级制更加高效，那么市场将迫使资本家引入这种制度。正如产权主义者罗伯特·诺齐克所论证的，如果工人控制意味着“工厂中工人的生产率提升……那么追求利润的个人所有者就会重组生产过程。如果工人的生产率保持不变……那么在争夺劳动力的过程中，公司将改变其内部的工作组织结构。”这就意味着“追求利润的个人所有者……将会重组生产过程。”[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p. 248] 既然这种情况尚未发生，那么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工人自我管理不可能更为高效。

这种观点在理论上似乎站得住脚，但在实践中却经不起推敲，因为“有大量实证证据表明，参与式的工作场所往往比专制式的工作场所具有更高的士气和更强的生产力。”[David Schweickart, Against Capitalism, p. 228] 因此，诺齐克的思想实验被现实所否定。资本主义在生产领域中设置了无数障碍，阻碍有助于赋权工人之结构的扩展——尽管（或许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恰恰因为）这些结构在效率和生产力方面具有（被充分记录的）显著优势。这一点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尽管工人参与和自我管理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已经引起许多资本主义企业的关注，而且尽管相关实验也取得了极其成功的成果，但它们却并未能得以推广。而这，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所致。

正如我们在D.10节中指出的，资本主义企业（尤其是在西方）曾刻意引入旨在使工人技能退化和失权的技术与管理结构。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工人更加受制于“市场纪律”（即：使工人更容易加以培训，从而扩大可以替代任何具体工人的劳动力储备，进而通过增加管理层解雇工人的能力来削弱工人权力）。当然，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在管理层短暂地占据优势之后，工人群体总能找到更新、更有效的斗争方式来重申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力量。尽管技术变革在短期内对管理层有利，但从长期来看，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迫使管理层不断寻求新的方式，在削弱工人权力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控制力。

这样的尝试旨在将工人沦为单纯听命行事的工具，而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事实上，要使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工人的经验与协作不可或缺。当工人严格而忠实地执行命令（即“按章工作”）时，生产反而会陷入停滞。因此，大多数资本家都意识到，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争取工人在工作场所内的“合作”。而一些资本主义企业更进一步。它们认识到充分利用（确切地说，是剥削）那些在传统专制资本主义工作场所被压制的工人经验、技能、能力与思想方面所带来的优势，因而推行了各种方案，试图“丰富”与“扩展”工作内容、增强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合作”，鼓励工人通过引入“少量的影响力、严格受限的决策权、一种即使在最理想状态下也仅是次要地位的——话语权”来“参与”对自身的剥削过程。[Sam Dolgoff,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81] 然而，管理层与所有者依旧掌握着权力，依旧从工人群体的生产活动中攫取未付的劳动价值。

戴维·诺布尔对资本主义企业内工人自我管理实验所面临的问题，作出了精炼的总结：

“参与此类项目的确可能是一种令人感到振奋和自由的经历，使人们意识到自身未被开发的潜力，同时也意识到工人集体控制生产的切实可能性。正如一位管理者[对曾参与通用电气试点项目的工人]所言：‘这些人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他们已经意识到，一切完全可以变得不同。’然而，这类项目所激发的热情、兴奋，以及对共同目标的高度投入感，也很容易被反过来用来对付工人自身的利益。首先，这个所谓的‘共同’目标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共同’，它仍然是由管理层单方面决定的——他们继续去决定生产什么、何时生产、在哪里生产。参与生产并不包括参与投资决策，而投资决策仍然是所有者的特权。因此，这种所谓的参与，不过是一种‘一切照旧’的变体——听命行事——只不过这一次，是以‘合作’的名义来鼓励服从。

“第二，这类参与项目可能促成一个特权化、精简化的工人阶层，他们对管理层持有更为‘合作’的态度——而这同时削弱了工会的对抗立场并减少了其成员数量……

“第三，这类项目使管理层得以向工人学习——而工人在‘合作精神’的鼓励下倾向于分享他们的知识——然后，按照泰勒主义的传统，管理层将这些知识反过来用于对付工人。正如一位前试点项目成员回忆的那样：‘他们从车间工人那儿学来了优化技术的方法，然后一旦掌握了这些知识，他们就终止了试点项目，把那些知识嵌入机器系统，再雇佣不具备这些知识的人按公司的条件去操作——且不给予应有的补偿。他们把所有收益都据为己有。’……

“第四，这类项目可能为管理层提供一种规避工会规定与申诉程序、甚至彻底消除工会的手段。”[Forces of Production, pp. 318-9]

资本家所推动和支持的“工人控制”制度，与工人获得其所在公司股票的情形颇为相似。倘若这一安排，在某种程度上能缩小该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其所获工资之间的差距，那么这一点本身，或许也不是完全有害的（尽管这并未触及工作场所的等级制度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关系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制度成为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激励手段——你若为公司更加卖力地工作，你所持有的股票就会更值钱。但显而易见的是，老板正是通过你而致富的；你工作得越多，他们越富，而你所受到的剥削也就越深。无政府主义者能感觉到，这是一个许多工人无法回避的选择——他们需要金钱，甚至渴望金钱——但我们认为这一制度没有效果，因为最终，工人只是更加辛劳、却得到更少的回报。毕竟，股票并不能代表全部利润（其中大量落入了高层管理者之手），且股票的分配也并非仅限于那些真正从事劳动的人。此外，工人还可能因为担心影响“自己”公司股票的价值受损，而不愿采取直接行动，结果就是他们不得不忍受更长时间、更高强度、条件更恶劣的劳动。

尽管如此，这类资本主义推动的“工人控制”实验所呈现出的结果依然值得关注，并揭示出为何自我管理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扩展。一位专家指出：“几乎没有哪项研究不在表明：当工人的决策权真正增加时，工作的满意度会提高，……生产率也出现了提升。在社会研究的领域中，这种高度一致性的发现极为罕见。”[Paul B. Lumberg, 引自 Herbert Gintis 所著 “The Nature of Labour Exchange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载于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第1卷，Samuel Bowles 与 Richard Edwards 编，第252页] 然而，尽管有如此的发现，“资本主义生产中却几乎没有显现出朝向参与式关系的转变”，而这“与新古典主义所宣称的‘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组织的效率’并不相容。” [Gintis, Op. Cit., p. 252] 经济学家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上半叶，许多将工作丰富化和扩展化的尝试确实促使工人投入更多且更优质的劳动。然而许多‘成功’的实验，在工人开始质疑企业中既有等级结构所固有的传统管理特权之后，被迅速叫停。”[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p. 282]

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因为它表明，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拥有既得利益；因此，即便此类方案能提高生产效率，他们也有动机不去推行。很容易想到管理层有明显的动机去抵制参与式方案（正如戴维·施韦卡特所指出的，这种抵制“往往接近于蓄意破坏，而且还是广为人知且有大量文献记载的现象”[Op. Cit., p. 229]）。例如，戴维·诺布尔讨论了1960年代末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GE）实行的一个方案：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GE推出了一个‘工作生活质量’计划……该计划中，工人被给予对机器与生产过程更多的控制权，并取消了领班岗位。不久，从所有指标来看该计划都取得了成功——机器使用率、产量和产品质量上升；废料率、机器停机时间、工人缺勤率和离职率下降，车间内的冲突也明显减少。然而就在计划实施仅一年多之后——就在工会要求将其推广至整个车间及GE其他厂区时——高层管理层便取消了这一计划，原因是他们害怕失去对工人的控制。显然，公司愿意牺牲技术与经济效率上的收益，来重新夺回并确保管理控制权。”[Progress Without People, p. 65f]

简单来说，管理者与资本家清楚地看到，工人控制的试验揭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他们并不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的角色也并不是组织生产、而是剥削工人。他们没有动力去引入最终会使自己变得多余的改革。此外，大多数管理者还享受其职位所附带的权力，并无意终结这种特权。这也在工人控制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心态也解释了为何资本家常常支持法西斯政权：“无政府主义者路易吉·法布里称法西斯主义为‘预防性的反革命’，但他在其文章中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雇主们——尤其是农业领域的雇主——并不太惧怕全面革命，而是因为他们在地方范围内已经遭遇权威和财产权的侵蚀：‘老板们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老板了’。”[Adrian Lyttelton, "Italian Fascism", pp. 81–114, Fascism: a Reader's Guide, p. 91]

然而，也有人可能会提出：股票持有者既然关注利润底线，就可能迫使管理层引入参与式机制。依照这种逻辑，竞争性的市场力量最终将占上风，个体股东出于追求利润的目的会重组生产，参与式制度将由此在整个经济中扩散。的确，确实有少数公司实行了类似方案，但并未出现广泛传播的趋势。这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相矛盾——该理论宣称，引入更高效技术的公司将获得成功，而竞争性市场力量会促使其他公司也引入相同技术。

首先，事实是，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体制中，若保留（甚至加强）工人手中的技能与权力，资本主义企业便更难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即最大限度地榨取无偿劳动）。增强工人的权力，意味着工人就可以利用这一权力争取更高的工资（也即减少他们为雇主创造的剩余价值）。工人控制还意味着对资本家特权的篡夺——包括他们的收益份额，以及在工作日中进一步榨取无偿劳动的能力。虽然在短期来看，工人控制可能带来更高的生产力（因此有时会被资本家“试验性地”采纳）；但从长期来看，它却会阻碍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

“鉴于利润依赖于劳动交换关系的完整性，高度集权的控制结构不仅服务于雇主的利益，而且还意味着无视生产力的考量而强制推行细致入微的劳动分工。正因如此，‘工人控制’生产率更高的证据在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中构成了最显著的反常现象：工人控制提高了从每个工人那里所获取的有效劳动量，改善了劳动活动的协调性，同时也增强了工人间的团结，并从根本上削弱了等级结构的合法性；因此，它在价值分配的斗争中提升了工人的权力。”[Gintz, Op. Cit., p. 264]

一个工人广泛参与的工作场所，几乎不可能看到工人出于提高资本家利润的目的，而主动地同意降低自身技能水平、接受减薪或加快工作节奏。简而言之，利润最大化并不等同于效率最大化。要求工人工作时间更长、劳动更紧张或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虽然可能提升利润，却并不会以相同的投入产出更多的产品。工人控制会限制资本家通过改变劳动的质量与数量以提高利润的手段。正是这一点，也有助于解释为何资本家不会支持工人控制——即便工人控制更高效，它却削弱了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的权力。此外，若要为了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而改变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方式，必然会引发一场围绕劳动强度、工作时长以及劳动所得在工人、管理层与所有者之间如何分配的斗争，这将摧毁参与机制本身能带来的收益。

因此，工作场所内部的权力结构，在解释为何工人控制未能广泛传播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它削弱了老板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无偿劳动的能力。

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相关，同样关乎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但此处的权力，指的对工人所创造盈余的控制权，而非对创造多少盈余本身的控制（也就是，对工人的控制权）。等级化的管理机制正是确保利润能够汇入少数人手中的方式。通过权力的集中，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得以以有利于上层（即管理层与资本家）的方式进行分配。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工人控制的实验尽管取得了成功，却仍被管理层所终止。而只要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即雇佣劳动）本质上的等级性，这一现象便不难理解。工人控制将（部分）权力赋予工人，削弱了管理层的权威，最终动摇了他们对工人所创造盈余的控制权，以及他们按自己意愿进行分配的能力。因此，尽管工人控制可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与生产力（也即扩大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距），它却（潜在地）削弱了管理层与所有者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事实上，完全可以认为等级化生产控制制度的存在，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使资本得以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非为了效率或生产力的提升（参见 Stephan A. Margin 所著的《老板的职能是什么？资本主义生产中等级制度的起源与功能》，原文见 [Op. Cit., pp. 178-248]）。

正如戴维·诺布尔所论述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关键在于权力，而非利润动机本身：

“在选择控制权[而非工人控制所带来的效率提升]时……管理层……是有意识地，并且必须说是自愿地，牺牲了盈利性的生产……[这]不仅说明，在企业内部，管理层在生产与利润之间始终将权力置于优先地位，而且也揭示出一个更广泛的矛盾：一方面是对私人权力与特权的维护，另一方面是对高效、有质量且有益的社会性生产目标的追求……

“人们，尤其是那些接受正式经济学（无论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训练或深受其影响的人，常常会混淆，以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以利润为动机的高效生产体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也从未如此。如果说，通过对生产过程的私有与控制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动力，在历史上曾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手段，那么它却从未是这一发展的最终目标。其真正的目标始终是支配（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与特权），并对这种支配进行维护。几乎没有历史证据表明资本家最终会按照经济学理论家所设想的‘经济规则’行事。相反，却有大量证据表明，当逐利的目标与延续统治的需求不再一致时，资本便会诉诸更古老的手段：法律的、政治的，必要时也可以是军事的。在所有精细的账目核算背后，始终潜藏着武力的威胁。这一统治体系过去通过一种意识形态的创造获得正当性，即认为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以及通过生产追求利润的行为，最终将惠及整个社会。他们辩称，资本主义能够更好、更便宜、更大量地提供商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试点计划’的故事——而它只是美国工业界成千上万个类似案例中的一个——对这一神话作为描述现实的充分性，提出了令人不安的质疑。”[Forces of Production, pp. 321-2]

等级组织（即支配）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它能确保利润由少数人掌控，并由他们以维护自身权力和特权的方式进行分配。工人控制在削弱这种权威的同时，也削弱了他们将利润按某一特定方向最大化的权力，尽管这种控制在抽象意义上增加了“利润”（即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当工人控制开始扩大影响到（或管理层认为它具有潜力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比如：投资决策、如何在工资、投资、分红、管理层薪酬等之间分配盈余（即利润）时，管理层就会寻求终结这一项目，以确保他们对工人及其所创造盈余的控制权（当然，这也与上一节中提到的投资者在合作社中缺乏控制的问题相关）。

因此，管理者对工人控制的反对态度也反映在公司所有者的立场上，他们显然不会支持一个无法确保其投资获得最大回报的制度。即便工人控制更高效、更具生产力，但由于对生产盈余的控制权掌握在工人手中，而非掌握在与业主目标一致的管理精英手中，这便构成了威胁。换句话说，一个平等主义的工作场所将产生一种平等主义的剩余分配（而这一点已被工人合作社的经验所证明）。正如一位通用电气工人控制项目的参与者所言：“如果我们为了生产的目的是一体的，那我们就必须公平地分享成果，就像一个合作企业一样。”[quoted by Noble, Op. Cit., p. 295] 而这一前景，显然是大多数业主无法接受的。

第三，要在“自由”市场中生存，就必须专注于短期利益。尽管长期收益更为可观，但在这一体系中却无关痛痒。自由市场要求当下的利润，因此企业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必须最大化短期利润。工人参与需要信任、需要对人员与技术的投资，也需要将由工人参与所带来的增加价值与创造该价值的工人共享的意愿。而所有这些因素为了换取未来更丰厚的回报，都会削减短期利润。因此，鼓励参与通常会以牺牲短期收益为代价而带来长期收益（为了避免工人将参与视为骗局，他们必须在权力、工作条件与薪资增长等方面获得实际的改善）。但对于身处自由市场环境中的公司而言，它们受到股东及金融资方的压力，需要尽快实现高额回报。如果一家公司未能提供高额分红，其股价将会下跌，因股东会转投回报更高的公司。因此，市场会迫使公司采取能最大化短期利润的行为。

如果面对一个不进行此类投资（而是那些直接投资于去技能化的技术或加强劳动强度以降低成本，从而获得市场份额）的竞争对手，或是遭遇商业周期的下行导致利润率缩水、公司难以兑现对金融机构和员工的承诺，那么一个打算投资于人力与信任的公司，通常会被迫放弃这种打算。在面临以下两种选择时——一是赋权于劳动者，二是削弱其技能并／或利用失业恐惧迫使其更加卖力并服从命令——正如1970年代所展现的那样，资本主义企业一贯地（或许也更为愿意）选择后者。

因此，工人控制不太可能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广泛传播，因为它要求一种与资本主义控制不相容的工人阶级意识与权力水平：“如果等级化的劳动分工是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那么工人所偏好的那些威胁资本主义控制的工作岗位就不会被采纳。”[Gintis, Op. Cit., p. 25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工人控制更高效，反倒使得资本主义经济体不会采纳它。“自由市场”会抑制赋权与民主化工作场所的发展，就算是最好的情况，也会将“合作”与“参与”边缘化处理（且管理层仍然会保有否决权）。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推进民主化工作场所的失败，正是该体系自我矛盾的一个体现——它以不断否定自身目标的方法追求这些目标。正如保罗·卡登所指出的：“资本主义体系，只能通过试图将工人简化为纯粹的命令服从者来维系自身……但与此同时，这一体系又只能在没有完全实现这种简化的情况下才能运作……[因为一旦完全实现这种简化，]整个体系很快就会停滞不前……[然而，]资本主义必须不断限制这种参与（否则工人将会开始自行做出决策，并在实践中证明统治阶级其实毫无存在的必要）。”[Modern Capitalism and Revolution, pp. 45-46] 因此，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工人控制”本质上是一种矛盾的事物——权力太少便毫无意义，权力太多又会危及工作场所中的权威结构、损伤资本主义对于新增价值的份额与控制。试图让被压迫、被剥削、被异化的工人，以一种仿佛未曾受到压迫、剥削与异化的方式工作，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

若企业希望在内部建立一种承诺式和参与式的关系，它必须受到外部的支持——特别是来自金融提供方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合作社受益于信用合作社及合作互助的原因）。价格机制在创造这类支持方面是适得其反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参与”制度在日本与德国企业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尽管距离完全民主化的工作场所仍有很大距离）。正如威廉·拉佐尼克所指出的，日本的工业就得益于国家确保“获得廉价的长期融资，而这正是创新性投资战略不可或缺的条件”，以及国家提供的一系列其他支持，例如在国内市场中保护日本工业，使其能够“发展并利用其生产资源，直到足以在国际竞争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Op. Cit., p. 305] 在德国，国家也为其工业提供了许多类似的支持。

因此，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参与”机制并不会因为市场机制的推动而自然扩展。尽管此类方案几乎总是更为高效，但资本主义却不会选择它们，因为它们会赋予工人权力，从而使资本家更难获取并控制利润。所以资本主义本身不会倾向于推动产业中出现更自由意志主义的组织形式。那些确实引入此类方案的企业，不是必然，而只是少数例外（而且这些方案在大多数方面都是非主流的，并受到高层的否决权所制约）。要让此类方案得以推广，就必须依赖集体行动（如国家干预以营造合适的环境与支持网络，或——从无政府主义视角来看——依靠工会与社区的直接行动）。

如上所述，这类方案本质上不过是自我剥削的形式，也就是让工人去协助掠夺他们的资本家，因此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希望鼓励的方向。我们在此讨论这些方案，仅是为了明确指出：第一，这类结构性改革形式并不等于工人的自我管理，因为经理与业主仍掌握着真正的权力；第二，即使这些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更具解放性且更高效，市场机制也不会选择它们，恰恰是因为它们的效率正依赖于其解放性；第三，只要工人并未掌控他们所生产的一切产品，这些企业仍是以剥削为目的而组织的。就与现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其产品的一部分仍将用于支付利息、地租和利润。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自我管理不是一种工人与其老板之间的新型调解形式……[它]指的是工人推翻其管理者，亲自地管理自己、管理工作场所内的生产过程。”[Dolgoff, Op. Cit., p. 81] 因此，我们支持合作社、工会，以及其他由工人阶级通过集体行动自下而上建立并运作的自我管理结构。

J.5.13 什么是现代学校？

现代学校（Modern Schools）是一种学校的替代方案，由学生、教师和家长共同自主管理，拒绝现代“教育”体系中那种威权主义的教学方式。这类学校自20世纪初以来便一直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自由意志式教育形式的兴趣更是从无政府主义理论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所有主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从戈德温、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到当代活动家如科林·沃德——都强调自由意志（或理性）教育的重要性，即发展学生身心各方面的教育（因此也被称为“全面教育”），鼓励批判性思维与精神自由。这种教育的目标是确保“产业工人、活动家与知识分子，三者合而为一。”[Proudhon, quoted by Steward Edward, The Paris Commune, p. 274]

任何参与激进政治的人，都会不断地质疑国家制度及其代理人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老板、警察、社会工作者、秘密特工、经理、医生和神职人员的角色，都被视作是维系等级制度、压制我们——工人阶级——的手段。然而，左翼却较少质疑教师的角色。大多数左翼活动者以及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普遍认为教育本身总是一件好事。

而自由意志主义教育的倡导者则持相反立场。他们认为，国家教育体系的存在，唯一目的是——培养出对国家命令盲目服从的国民；培养出即使政府的权威与其自身利益和理性相悖、也依旧会维护它的公民；培养出大部分时间服从老板命令、还把更换老板的“自由”视为是一种自由的工资奴隶。他们会赞同威廉·戈德温（最早批评国家教育体系的思想家之一）说的话：“国家的教育工程应当遭到抵制，因为它是国家政府显而易见的同盟……政府绝不会放过利用它来加强自身控制与延续其制度的机会……他们作为教育制度推动者的意图，必然与其作为政治主体的意图相一致。”[quoted by Colin Ward, Anarchy in Action, p. 81]

随着19世纪工业主义的发展，国立学校得以胜出，其原因并不是出于改革的意图，而是出于经济的必然性。工业并不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它需要的是工人——劳动的工具，而且要准时、服从、顺从，愿意接受自己劣势的地位。正如奈杰尔·思瑞夫特所指出，许多雇主与社会改革者逐渐相信，最早几代工人几乎无法被管教（即无法适应雇佣劳动与工作场所中的权威）。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儿童，期望“初等学校能用来将劳动阶级塑造成适应工厂生产所需的劳动纪律习惯……让小孩子在学校长时间学习枯燥乏味的课程被视为一种优势，因为这会使他们习惯于，甚至说是自然化地接受劳作与疲惫。”[quoted by Juliet B. Schor,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p. 61]

因此，现代学校的支持者认识到，教育在维护等级制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政府和其他形式的等级制度（例如雇佣劳动）始终依赖于被统治者的意见。最著名的自由意志主义教育家，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曾指出：

“统治者一贯小心翼翼地掌控人民的教育。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几乎完全建立在学校之上，因此坚持保有对教育的垄断。学校就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统治工具。”[quoted by Clifford Harper, Anarchy: A Graphic Guide, p. 100]

所以艾玛·戈尔德曼才会指出，“现代的教育方法”对“个人自由与思想原创性满不在乎，[它的]座右铭是一致与模仿。”学校“之于儿童，如同监狱之于囚犯，军营之于士兵——一个使用一切手段摧毁儿童意志的地方，接着反复捶打、揉捏、塑造，使之成为一个与自身完全陌异的存在。”正因如此，现代学校显得尤为重要。它是一种在等级社会中传播自由意志主义教育的方式，并削弱该社会的关键支柱之一——教育制度。相较于等级制教育，现代学校旨在“通过知识与自由发挥性格特征来发展个体，使得[儿童]了解自我、了解与他人的关系之后，从而成为一个社会生物。”[Red Emma Speaks ，第141-142页、第140页、第145页] 这将是一种通向自由的教育，而非通向顺从：

“倘若自由的观念在人类心中觉醒，自由人只会梦想立即且永远地解放自身：可相反，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大量制造出那些能以最精巧方式适应一切环境、其灵魂却沦落为奴性与顺从的博学之士。我们那些充满学问与文化的绅士，他们到底是什么？——不过是轻蔑的奴隶主和奴隶罢了。”[麦克斯·施蒂纳，No Gods, No Masters第一卷，第12页]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现代学校运动（亦称自由学校运动）始终试图在担心国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的危险，并意识到自由意志主义教育的必要性。自由意志主义的教育理念认为，知识与学习应当与现实生活过程及个体的实际需要相联系，而不应该仅仅是某种特殊机构的专属产物。因此，现代学校试图在这个高度结构化与精简化的世界中，为自我的发展开辟一片净土。这是一片权威控制之外的绿洲，是一种传递自由知识的方式：

“现代学校的基本原则是：教育是一种引导而非灌输的过程；它追求的是让儿童自由地自发发展，引导其自主地努力，选择其渴望学习的知识领域……教师……应当成为回应儿童需要的敏感媒介……是引导儿童通向这个世界有序知识的一个通道，只要他表现出已经准备好要去接受与吸收这些知识。” [Goldman, Op. Cit., p. 146]

现代学校建立在自由意志主义教育的基础之上。广义而言，自由意志主义教育旨在培养儿童要求更大的个人自主与选择权，使他或她能够独立思考并质疑一切形式的权威：

“我们毫不犹豫地表示，我们希望人类持续地成长。他们必须始终具备摧毁与更新其环境与自身的能力：其智慧上的独立性就是其至高无上的力量，绝不屈从于任何人；始终愿意追求更美好的事物，渴望新思想的胜利，渴求在有限的一生中体验多重的人生。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向孩子们揭示：只要还有一人依附于另一个人，暴政就永不会终结。”[Ferrer, quoted by Harper, Op. Cit., p. 100]

因此现代学校坚持认为，儿童是教育过程的重心——而教育本质上就是教育，而非灌输：

“我希望建立一所解放之校，致力于从思想中清除一切使人分裂的观念，一切财产、国家与家庭的虚假概念，以实现人人渴望的自由与福祉。我只教授朴素的真理。我不会将教条强行塞入他们的头脑。我不会隐瞒分毫的事实。我所教的不是该思考什么，而是如何思考。”[Ferrer, quoted by Harper, Op. Cit., pp. 99-100]

现代学校没有奖惩、没有考试、没有评分——没有这些传统学校教育的折磨。而鉴于实践知识比理论更为有用，课程常常会在工厂、博物馆或乡村中进行。此外，该校也对家长开放，费雷尔还曾计划创设一所人民大学。

“原为少数特权者所享的高等教育，理应成为大众的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有知晓的权利；而科学，作为由各国度各时代的观察者与劳动者所共同创制的成果，亦不应该受限于阶级。”[Ferrer, quoted by Harper, Op. Cit., p. 100]

由此可见，现代学校致力于在合作、平等与自由意志的氛围中鼓励自我教育，使学生（无论年龄长幼）得以充分发展其自身与兴趣。借助这种尊重个体并促使其在合适环境中实现潜能的教育方式，现代学校意图通过教育的手段培育无政府主义者。

自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现代学校始终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该运动最早由路易丝·米歇尔与塞巴斯蒂安·福尔在法国发起，弗朗西斯科·费雷尔正是在此期间与他们相识。他于1901年在巴塞罗那创办了他的现代学校；到1905年，西班牙已有50所类似学校（许多由无政府主义团体与工会资助，自1919年起则由CNT资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重视学校的自治性）。1909年，费雷尔被西班牙政府诬陷为叛乱的主谋，尽管有全球范围的抗议和大量他无罪的证据，他仍被处决。然而，这次处决却使他本人及其教育理念获得了国际声誉，并激发了一场遍布全球的现代学校进步教育运动。

不过对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现代学校本身并不足以缔造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社会。他们同意巴枯宁的看法：

“为了使个人道德化、成为完整的人……有三项条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卫生条件良好的降生，一个全面的教育——伴随着基于对劳动、理性、平等与自由的尊重的养育方式，以及一个社会环境——在其中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完全的自由，真正地在法律上与事实上与所有其他人平等。

“这种社会环境存在吗？不存在。那么就必须建立这种环境……[否则]在现存的社会环境中……一旦他们[学生]离开[自由意志主义的]学校，就会进入一个由完全相反的原则统治的社会；而由于社会总是强于个体，它将征服他们……[并且]使他们堕落。”[The Basic Bakunin, p. 174]

正因如此，现代学校必须成为一个群众性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旨在在旧世界中尽可能多地构建新世界各个方面、并最终取而代之。否则，它们仅仅作为社会实验会具有一定价值，而对社会的影响则十分有限。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一教育过程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替代品，因此“工人[必须]在他们目前所处的物质条件下，尽其所能地获得一切可能的教育……[同时]将他们的努力集中于那个伟大的问题——他们的经济解放，这是所有其他解放的母题。”[Bakunin, Op. Cit., p. 175]

在结尾之前，我们必须强调，等级制教育如同媒体一般，无法消除现实生活与实践在塑造／改变人们的思想、观点与态度方面的影响。尽管教育是维持现状、使人们习惯于接受等级制、国家以及雇佣奴役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无法阻止个体从自身经验中学习，无法使人忽视自己的道德判断力，无法阻止人们识别现行制度的不公与其所依赖的观念。这意味着即使是最优秀的公立（或私立）教育系统，也仍将造就反叛者——因为雇佣奴役与国家压迫的亲身体验（而最关键的是，斗争的体验），足以摧毁孩童在“教育”期间被填鸭式灌输、并通过媒体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

关于现代学校的更多信息，可参阅保罗·阿夫里奇所著的《现代学校运动：无政府主义与美国的教育》；艾玛·戈尔德曼的文章“弗朗西斯科·费雷尔与现代学校”（收录于《Anarchism and Other Essays》）与“现代学校的社会重要性”（收录于《Red Emma Speaks》）；以及A.S.尼尔的《Summerhill》。若欲了解无政府主义教育观点的良好入门材料，可参考迈克尔·史密斯的“克鲁泡特金与技术教育：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收录于由大卫·古德威编的《For Anarchism》）以及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全面教育”（收录于《The Basic Bakunin》）。关于合作学习的优势与益处之优良概述，可参见阿尔菲·科恩所著的《No Contest》。

J.5.14 什么是自由意志市政主义？

正如我们在J.2节中指出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参与选举政治。而默里·布克钦则是一个显著的例外，他不仅主张投票，还为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一种非议会制的选举策略。他在自己后期的诸多著作中反复提出这一主张，例如由他所著的《从城市化到城市》，并使之成为——至少在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参与的众多替代方案之一。

据布克钦所言，“无产阶级，以及所有受压迫的社会阶层，唯有在它们摆脱工业习性、从事自由而自发的共产化活动，或参与社区政治生活时，才会焕发生命力。”换言之，布克钦认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地方社区的民主化可能与工作场所的斗争同样重要，甚至还要更为关键。由于地方政治具有人的尺度，布克钦主张它可以是参与式的、而非议会式的。或者正如他所言，是“无政府主义所设想的那种去中心化的、无国家的、集体管理的、直接民主的社区——即由各个市政体或‘公社’组成的邦联——几乎凭直觉来说，在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的最佳著作中可以说是有意识地，认可了它在一个解放社会框架中的变革性作用。”[“Theses on Libertarian Municipalism”, pp. 9-22, The Anarchist Papers, Dimitrios I. Roussopoulos (ed.), p. 10] 他还指出，从历史上看，城市始终是帝国与民族国家的主要抗衡力量，它们不断作为对集中权力的潜在挑战而困扰着国家，直到今天也依旧如此。这一点，可以从许多国家中中央政府与地方市政体之间的冲突中得到印证。

尽管城市政治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的潜力，但“城市化”——即现代大都市的扩张，作为由郊区、购物中心、工业园区与贫民窟构成的巨大荒原，以及在这些被异化的生产与私人消费所主导的领域中，所滋生出政治冷漠与隔离感——却与那些可能作为自由意志市政主义框架的城市的特质，格格不入：“当城市化将城市生活彻底抹除，以至于城市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身份、文化与社交空间时，无论‘民主’一词如何定义——其存在的基础都将消失；而关于革命形式的探讨，也将沦为抽象的光影游戏。”尽管存在这种危险，布克钦仍主张，只要无政府主义者采取行动，地方政府层面的自由意志主义政治仍是可能的：“公社依然埋藏于市议会中；区会依然埋藏于邻里之中；镇民大会依然埋藏于乡镇之内；市政联合的邦联形式，依然埋藏于各地市镇的区域性网络之中。”[Op. Cit., p. 16 and p. 21]

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在地方层级的选举中应当做什么？布克钦建议，自由意志主义者可以参与地方选举，把城市与城镇的宪章修改为参与式的宪章：“一种基于激进参与式公民联合的有机政治，并不排除无政府主义者改变城市与城镇宪章的权利，从而确立起直接民主制度。而如果这类活动使无政府主义者进入市议会，也没有理由就因此将这种政治视为议会主义，特别是在其行动被限定在市政层面且明确与国家对立时。”[Op. Cit., p. 21]

简言之，自由意志市政主义“依赖于自由意志主义左派在地方层级上竞选公职，主张将市政当局划分为若干选区，在其中建立能够使人们完全直接参与政治生活的公众大会……此后，各市政当局[将会]联合组成一种对抗民族国家的‘双重权力’，最终废除国家及作为国家主义支柱的经济力量。”[Democracy and Nature no. 9, p. 158] 这将成为一场社会范围内变革的一部分，它“最小的一步……包括发起倡导邻里与市镇大会的绿色左翼市政主义运动——即使这些大会一开始仅仅具有道德功能——并选举市镇议员，来推进这些大会及其他大众化机构的事业。这些最小的每一步，可以逐步迈向形成联合体机构……[设立]市政银行以资助市政企业与土地购买；促进新的生态导向的、社区所有的企业的发展。”因此，布克钦把自由意志市政主义视为一种可以用来破坏国家的进程，借助选举这一手段来创建群众大会。“财产的市政化”将是这个运动其中的一部分，即“使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公共领域的轨道，使经济政策能够由整个社区共同制定。”[From Urbanisation to Cities, p. 266 and p. 235]

首先，自由意志市政主义所提出的关于社区大会的主张具有重要意义，不可被忽视。布克钦恰当地指出，在过去，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过于强调将工人斗争和工人委员会作为自由社会的架构。实际上，许多真正影响我们的重大议题，并不能简化为仅靠工作场所组织来处理，因为后者在其本质上会将那些不从事产业劳动的人（如家庭主妇、老年人等）排除在外。而且很显然，生活绝不仅仅是工作，因此，若未来的社会完全围绕工作场所的组织而构建，就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了资本主义对经济活动疯狂的推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意志主义市政主义提出了一个非常正当的观点——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会在社区与工作场所中同时建立并维系。而且，这种观点对于蒲鲁东、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等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来说也并不陌生，因为他们都将“公社”置于自由社会构想的核心位置。

其次，布克钦及其他自由意志市政主义者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在本地社区中开展工作”的主张是正确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也正是在这样做，而且相当成功。然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为一个“由联合起来的市政主义者运动，在市政委员会中竞选，并提出建立群众大会的要求”是“通过旧有制度创造新的公民制度（或彻底取而代之）之斗争”的可行路径。[Bookchin, Op. Cit., p. 229 and p. 267]

最严肃的反对意见在于：在大多数城市，政治是否已经过于集中化、官僚化、规模庞大到失去人性，并且被资本主义利益所主导，以致于根本不可能由竞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参与式民主平台上加以接管。仅仅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似乎就足以给出答案了。在绝大多数城市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地方选举中支持自由意志市政主义候选人，只会是浪费时间与精力——而这些时间与精力本可以更有效地用于直接行动当中。如果说中央政府因为过于官僚化和缺乏回应，而不适合被自由意志市政主义者利用，那么地方政府也同样如此——尤其是在地方国家愈发被中央当局所控制的情况下（例如在英国，20世纪80年代的保守党政府便成功地将权力从地方议会集中到中央，以削弱地方在抵制其新自由主义政策时的能力）。

自由意志市政主义者对此的反驳是：即使这些候选人没有当选的可能，他们参与选举本身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对此可以回应道：或许如此，但其教育意义是否比直接行动更有价值呢？又或者，即便存在某种教育意义，它又是否足以抵消竞选活动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呢（见J.2节）？考虑到主流媒体有能力边缘化替代性候选人，我们怀疑这样的竞选是否真的具有足够的教育价值来抵消它带来的劣势。此外，身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能使人免于竞选政治所带来的腐蚀作用。历史充斥着激进且政治觉醒的运动，它们尝试利用选举，最终却沦为原本意图改造的体制的一部分。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怀疑自由意志市政主义是否会有所不同——毕竟，决定性的并不是政党所持的理论，而是其所处的环境。为什么自由意志主义者能不被腐蚀，而马克思主义者或绿党人却不能得以幸免呢？

最后，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对自由意志市政主义所依赖的整个过程本身提出质疑。公社的概念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之一，因此在当下创造公社的策略至关重要。然而，指望通过异化的、代议制的制度来废除这些制度本身，则是错误的。如一批在意大利组织起邻里大会的活动者所言：“接受权力，并声称他人是出于恶意而我们就会做得更好，只会迫使非无政府主义者接受直接民主。我们拒绝这种逻辑，并相信组织必须从基层产生。”["Community Organising in Southern Italy", pp. 16-19, Black Flag no. 210, p. 18]

因此，自由意志市政主义颠倒了创建社区大会的过程。无政府主义者不应通过选举去建立这些机构，而是应该直接在自己的社区中推动它们的形成（详见J.5.1节）。借助与地方利益相关的特定议题作为催化剂，无政府主义者可以提议设立一个社区大会来讨论相关议题，并组织行动加以解决。与其参加地方选举，无政府主义者应当鼓励民众自发创建这些机构，并通过集体的自我活动来实现自身的赋权。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法律只能追随既定的事实；即使它们确实诚实地追随事实——而且通常还并不是如此——一条法律仍然是死的，除非活的力量能立刻使法律中所表达之倾向变为既定的事实。”[Anarchism, p. 171] 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直接在我们的社区中创造这些“活的力量”，要比将精力浪费在选举活动和制定法律以创设或“合法化”社区大会上更为重要。换言之，社区大会只能自下而上、以非选举的方式创建，自由意志市政主义却将这一过程与竞选政治混为一谈。

因此，尽管自由意志市政主义确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议题，并正确地强调了社区活动与自我管理的重要性，但它对选举活动的强调却削弱了其所承诺的解放。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社区大会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借助直接行动加以创建；而由于自由意志市政主义运动采取选举的策略，它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其原本意图废除之体制的复制品。

J.5.15 无政府主义者对福利国家持何种态度？

自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右翼势力以“自由”、“个人责任”和“效率”之名，在社会中推动国家职能的收缩。无政府主义者对此过程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所有人都赞成缩小国家规模、增强个人责任和自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收缩实质上是对工人阶级的攻击，并且随着国家（直接）影响力的削弱，资本家的权力随之增强。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

那么，无政府主义者对于福利国家及其所遭受的攻击，到底持何种态度呢？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这场对“福利”的攻击具有某种选择性。这些“严厉之爱”政策的推行者在鼓吹“自力更生”和“个人主义”的说辞下，确保大型企业依然能够获得国家的补贴和援助，与此同时却攻击社会福利。换言之，当前对福利国家的攻击，是企图对工人阶级强加市场纪律，同时却增强了对统治阶级的国家保护。因此，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在捍卫社会福利计划时毫无顾虑，因为考虑到资产阶级长期以来从国家获得的援助（包括直接的补贴与保护，以及间接的诸如财产保护法等法律形式的支持），这些社会福利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尽管右翼大谈要增加个人选择，但他们却对资本主义下劳动时间内个人缺乏选择权和自由的状况始终保持沉默。

其次，大多数由右翼主导的对福利国家的攻击也并不准确。例如诺姆·乔姆斯基指出：“福利支付与家庭生活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但却与[右翼]所声称的相反。随着对穷人援助的减少，自194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平稳上升的非婚生育率显著增加。迈克·马利斯指出：‘过去三十年间，儿童贫困率与十年后来自青少年母亲的出生率，几乎成完美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儿童贫困似乎是导致青少年生育的原因，而非结果。”["Rollback III", Z Magazine, April, 1995] 对于“富人和大型企业企图拯救他人（却不包括他们自己）免受福利恶果”的说辞，也可以同样地指责说：这种恐慌言论根本就是不实的危言耸听。这种“利他主义”可真是令人动容呢。对于那些生活在美国或熟悉美国状况的人而言，由保险公司资助、由右翼意识形态分子和政客所附和的对“社会化医疗”及医疗改革歇斯底里的攻击，也应被视为同一种现象。

第三，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与反对国家一样坚决。这意味着，将国家职能私有化并不比将其国有化更具有自由意志主义色彩。事实上，它甚至更不自由，因为这一过程削弱了国家控制所包含的有限公众参与，而是让渡给了更多的私人暴政与雇佣劳动。因此，在没有配套亲工人阶级社会改革的情况下削弱福利国家，违背了无政府主义中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同样地，如果情况相反——相较于（例如美国那种）逐利的资本主义运营体系，去引入由国家支持的福利制度——也同样违反了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但从减轻人类苦难的角度出发，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反对前者，支持后者，同时致力于创造第三种（自我管理的）替代方案。

第四，我们必须指出，尽管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的确支持集体互助与福利，但我们反对国家。无政府主义者试图构建的替代方案之一，正是自我管理的社区福利项目（参见下一节）。此外在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也曾站在反对国家福利计划的最前线。这是因为这些福利措施并不是由社会主义者推动的，而是由自由主义者及其他资本主义支持者提出的；而他们是想要削弱对激进替代方案的支持，并通过培养一支受过教育、身体健康的劳动力队伍适应先进技术的发展和战争的需求，促进长期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发现：

“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立法……在许多[英国的工团主义者]看来，并不是真正的福利改革，而是社会控制的机制。工团主义者在反对这类立法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理由是这将加强资本主义对劳工的纪律约束，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独立和自力更生的能力。”[Bob Holton, British Syndicalism: 1900-1914, p. 137]

无政府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与部分女性主义者类似。正如卡萝尔·佩特曼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她认为“福利国家具有父权制结构”，但她也意识到它“同时也对父权权力构成了挑战，并有助于为女性的自主公民身份提供基础。”她进一步指出，“对女性而言，寄希望于福利国家，无异于把对个人男性的依赖转移为对国家的依赖。丈夫的权力与无常，被国家的专断、官僚和权威所取代，而这个国家正是维系父权统治的机构。”然而国家“本身并不会挑战父权权力关系。”[Carole Pateman, The Disorder of Women, p. 195 和 p. 200]

因此，尽管福利国家确实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使他们不必接受任何工作或忍受任何条件，但这种脱离市场和个别资本家的相对独立性，是以依赖国家为代价的——而国家，正是首先保护和支持资本主义的机构。正如我们近年来痛苦地意识到的那样，因为在国家中拥有最大影响力的是统治阶级——所以在决定削减国家预算时，最先被砍的往往是社会福利预算。鉴于这些项目是由国家而非工人阶级掌控的，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国家的控制会再生产出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相同的等级结构。

无政府主义者毫不意外地并不热衷于这种国家主导的福利计划，而是希望以自我管理的替代方案取而代之。例如在谈及市政住房问题时，科林·沃德写道：

“城市的房客被困在依赖与怨恨的症结之中，这恰恰反映了他们所处的住房情境。人们关心的是那些属于他们的东西，是他们可以改造、变更、适应新的需求并亲自改善的事物。他们必须对其拥有直接的责任……由房客接管市政住宅，是一项显而易见却尚未被实现的合理主张，而这一主张之所以沉寂不前，是因为我们对市政事务的态度仍停留在十九世纪家长主义的老路上。”[Colin Ward, Anarchy in Action, p. 73]

沃德在谈到国家支持的教育体系时，指出“全民教育制度最终又不过是另一种穷人补贴富人的方式。”然而这只是它最轻的那个问题，因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本质就是运行强制性和等级化的制度，它的最终功能是维持社会的不平等，并对年轻人进行洗脑，使其接受在既定制度中为其预设的位置。”[同上, p. 83 和 p. 81] 国立教育作为对工人阶级系统性地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也体现在威廉·拉佐尼克的话语中：

“1870年的《教育法》……［赋予了］国家……提供教育的设施……迫使所有五岁至十岁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它还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用于控制下一代的工人……［它］被用作意识形态机制的主要手段，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试图不断再生产一个可以被动接受［劳动服从资本统治］的劳动力大军。它与此同时也建立起一个公共机构，而该机构在理论上也可以为工人阶级所利用，以实现完全相反的目标。”[“The Subjection of Labour to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 p. 363]

拉佐尼克与帕特曼一样，指出了资本主义下福利措施的矛盾性。一方面，它们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工人阶级（并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另一方面，这些措施也可以被工人阶级用作对抗资本主义的武器，给予他们“工作或是饿死”之外的更多选择（事实上，1990年代英国对福利的攻击被讽刺地称作“以工代赈”——规定拒绝工作将失去福利，这一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我们发现，福利制度相当于工资的一种兜底保障。在美国，二者的变动呈现出相似的轨迹（一起上升，也一起下降）。而正是福利对工人有潜在好处的这一点，才是当下资本主义攻击福利制度的真正原因。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总结的那样：

“国家权力如今在较为民主的社会中遭遇严重攻击，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与自由意志主义愿景相冲突。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在某些方面（虽很薄弱地）保护了这一愿景。政府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与私人的暴政不同，国家权力与权威的机构向公众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管理自己事务的机会，虽然这一机会十分有限。” [Chomsky on Anarchism, p. 193]

正因为福利制度具有这种矛盾性，我们可以看到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借用南美农村工人联盟中流行的一种说法）“我们应当‘扩大笼子的基座’。我们知道我们身处牢笼之中。我们知道我们被困住了。我们要扩展基座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要在牢笼允许的范围内扩展空间。而我们的目标是摧毁这个牢笼。但我们不会在自己脆弱的时候攻击它，否则他们会杀了我们……我们必须在牢笼受到来自更恶劣掠食者（如私人权力）的攻击时，保护它。同时我们必须扩展牢笼的基座，但始终意识到它终究是个笼子。这些都是拆除它的前提。如果人们连这种的复杂程度都不能容忍，那么他们就无法帮助那些正在受苦并需要帮助的人，或者说，也帮不到他们自己。”[Expanding the Floor of the Cage]

因此，尽管我们清楚福利国家是牢笼、是阶级权力的工具，我们仍必须在面对更糟糕的可能性时——即国家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纯粹”的捍卫者、工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时候——去捍卫它。至少，福利国家本身具有一种矛盾性，而正是这种张力可以被我们用来拓展我们的行动空间。而这种行动的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自下而上的废除它！

例如关于市政住房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将是第一批承认其具有家长制色彩、官僚化严重、且生活环境很难称得上是美妙的人。然而，与主张将此类住房私有化的右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住户控制”才是最优的解决方式，因为这既保留了个人所有权的好处，同时又保有了社区的集体性（从而避免了财产所带来的诸如社会原子化的负面影响）。对于“住户控制”的诉求必须自下而上地产生，必须源于住户自身的“集体抵抗”，例如针对“持续不断的租金上涨”而引发的“改变租户地位的要求”。这种“住户对市政住房的接管，正是那些因我们处理市政事务的方式仍停留在十九世纪家长主义旧轨中，而长期沉寂的合理主张之一。”[Ward, Op. Cit., p. 73]

而右翼“自由市场派”试图废除福利国家的行为，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最终的讽刺意味——新自由主义希望自上而下地，通过国家这一工具来终结福利制度（而国家正是推动这种个人主义“改革”的发起者）。他们并不寻求通过自我解放来终结对国家的依赖，而是将依赖从国家转移至慈善机构和市场上。与此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希望自下而上地废除福利制度。这正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对那些确实对人民有益的政府政策所持的态度。无政府主义者会“对那些显然造福人民的政府措施持保留态度，不会轻率地加以否定，除非我们看到人民有能力立即自行地实施这些措施。而即便如此，我们仍会强调，若是人民自己动手应对这些问题，他们所采取的举措将比政府的更加成功……例如建立医院服务体系或交通运输体系，从地方需求出发，经过各级的协商与共识，逐步形成全国性组织，这无疑比[从国家的]高层制定、自上而下推行的模式更加经济且高效……在这种高层政策制定中，主导决策过程的往往是财政、政治和其他要求，而不是那些我们所说真正意义上的‘需求’因素。”因此，“只要资本主义与政府依旧存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就应当是同时与二者斗争，并同时鼓励人民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行地管理自己的生活。”["Anarchists and Voting", pp. 176-87, The Raven, No. 14, p. 179]

归根结底，与国有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左翼不同，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依赖国家来推动建立社会主义或自由社会。左翼与右翼一样，将政治行动的重心放在国家层面。他们钟爱的政策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有化、国家福利、国立教育等等。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左翼都倾向于通过扩大国家权力来解决。他们不断鼓动人民依赖他人来解决自身的问题。然而这种以国家为基础的“援助”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它所做的，仅仅是应对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症状，而不是挑战问题的根源——整个体制自身。

最终，这种对国家的支持就是在远离工人阶级，就是在放弃对工人阶级自主解决问题的信任与赋权。事实上，左翼似乎早已忘记国家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服务的，因此绝不能被视为一个中立的机构。而最糟糕的是，他们为右翼创造了一个叙事空间，使得“摆脱国家的自由”可以被等同于“获得市场的自由”（从而无视一个尴尬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建立在支配——雇佣劳动——之上，并且必须依靠诸多的镇压机制才能维持和运转）。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把老板换成国家（或反之）不过是左右横跳，并不是向前迈进！毕竟，并不是工人阶级在控制福利国家的运作，而是一群政客、“专家”、官僚和管理者（“福利由一个头重脚轻的政府机构来管理，当其政治上的主子要求削减公共开支时，往往不是削减行政成本，而是通过减少公众服务来完成节约。”[Ward, Op. Cit. p. 10]）难怪我们会看到，福利国家的某些方面会在阶级斗争中用作对抗斗争者的武器（例如，1980年代英国矿工罢工期间，保守党政府规定罢工者不得申领救济金，从而削减了斗争工人的资金来源，帮助资方更快地迫使罢工者复工）。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与其如此，不如鼓励那些遭受不公的人自行组织起来。这样，他们才能改变那些他们认为本质上是错误的事情，而不是依赖政客与“专家”去界定什么是错误的。如果某些斗争过程中涉及到保卫福利国家某些方面（即“扩大笼子的基座”），那也无妨——但我们绝不会止步于此，并会将这些斗争作为自下而上废除福利机制的跳板，以创造由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替代方案。而无政府主义者也会与此同时，去寻求改造那些可能需要尝试去“保卫”的某些方面的福利国家。我们不会为一个家长制的、官僚化的、缺乏回应能力的制度辩护。例如，如果我们正在参与阻止一个地方国营医院或公立学校的关闭，无政府主义者将尝试在斗争中引入自我管理与社区控制的议题，期望能借此超越现状。

我们在这一点上践行蒲鲁东所提出的建议：与其“使某些承包商发财”，自由意志主义者应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财产形式”，通过“将经营[公用事业、产业、服务]的特权，在既定条件下授予负责任的公司——不是资本家的公司，而是工人组成的公司。”市政当局将负责启动公共工程项目，但实际控制权应由工人合作社掌握，因为“必须让工人组成民主社团，确保所有成员享有平等条件，否则就将重陷封建主义。”[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 第151页与第276-277页] 因此，例如铁路不是应当被国有化或私有化，而是应当交由工人合作社来经营。福利服务等也应如此：“国家的废除是一个系列过程的最终阶段，这个系列过程包括持续的政治与行政简化，通过减少国家公务人员数量，将国家管理的工程与服务移交给负责任的工人社团来管理。”[Proudhon, Carnets, vol. 3, p. 293]

这不仅意味着我们能够逐渐习惯于集体管理自身事务，也意味着我们可以确保那些“安全保障”真正服务于我们的意愿，而非资本的意志。归根结底，由我们亲手建立并自主运作的体系，将比资本主义国家中改良派的构造更能回应我们的需求与阶级斗争的需要。对此，我们认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讽刺的是，所谓“激进”左翼与“革命”左翼中的一些人却反对工人阶级的自助行动（从而无视了工人阶级运动中这一传统的悠久历史），反而选择一个由资本家掌控、为资本服务的国家作为他们寄望的保护者！

在社会中存在着两种福利传统：一种是“源自下层的友爱型、自主型的结社形式，另一种则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威权机构”。[Ward, Op. Cit., p. 123] 尽管有时，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这一更大之恶面前捍卫后者，但我们从未忘记创建与强化前者的重要性。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必须“在捍卫某些国家机构不受[私人权力]攻击的同时，努力撬开这些机构。让他们对真正的公众参与开放——并最终在适当条件实现时，让它们在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中予以彻底解体。”[Chomsky on Anarchism, p. 194] 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进一步论述。届时，我们将重点介绍历史上自我管理的集体福利与自助组织的实例。

J.5.16 是否存在集体自助的历史实例？

是的，在所有的社会中，我们都能看到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践行互助与团结。虽然这些实践形式多样，例如行业工会与产业工会、信用合作社与友爱社团、合作社等等，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下不公的自然回应，始终是通过集体的“自助”来改善自身生活的，并与此同时，保护他们的朋友、社区和工人同胞。

正如科林·沃德所强调的那样，“实际上，社会福利存在几种截然不同的传统：这些传统源于对社会需求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一种传统，是权威以不情愿和惩罚性的态度所提供的服务；另一种，则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是互助与自助的产物。前者体现于制度，后者则体现于联合。”[Anarchy in Action, p. 112] 无需赘言，无政府主义者自然是支持后者的。但遗憾的是，这一“工人阶级自助与互助的伟大传统，被福利国家的政治设计者与专业设计者所摒弃，不仅被视为无关紧要，甚至被当作是一种阻碍……所有接受者对这项理论慷慨的贡献就这样被忽视，仅仅被视为一种令人尴尬的存在——当然，除了他们需要为之买单这一点……社会主义理想被改写为一个人人都有权享有一切的世界，然而除了提供者之外，没有任何人对事务真正拥有发言权。我们在多年强烈反对福利的社会潮流中所学到的教训，就是这一乌托邦是何其的脆弱。”这一由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的自助传统，正是“我们错过的福利之路。” [Ward, Social Policy: an anarchist response, p. 11-2 and p. 9]

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自助是自由的天然副产物。若人们不能自主决定自身的问题所在、利益所在，不能自由地组织起来解决问题，那么根本不可能实现激进的社会变革。自助是人们掌握自身生活、亲自采取行动的自然表现。任何鼓吹由国家代替人们行动的人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任何将自助斥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人都不是真正的反资本主义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右翼垄断了“自助”这一修辞，将其变成了打压工人阶级直接行动与自我解放的又一意识形态武器（尽管如此，右翼一般偏好个体化的自助——一旦出现罢工、占屋或任何形式的集体自助运动，他们会第一个跳出来谴责）：

“多年来，政治左翼在允许右翼接管这一类语言方面[‘自助’、‘互助’、‘自食其力’等词]，犯下了一个巨大的心理学错误。如果你看一看上世纪的工会旗帜展览，就会发现到处都绣着‘自助’之类的口号。正是那些聪明的费边主义者与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把普通公民自我管理的价值观贬斥得一文不值，转而推崇官僚式的家长制，将这些价值弃之不顾，任由其被政治对手拾起。”[Ward, Talking Houses, p. 58]

我们无法在此列举出一份工人阶级集体自助和社会福利活动的详尽清单，我们所能做的，是对集体福利实践提供一个概览（关于数世纪以来工人阶级自助与合作的探讨，我们认为最好的参考资料莫过于克鲁泡特金所著的《互助论》）。以英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新近形成的工人阶级从零开始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社会与经济倡议网络，其基础正是自助与互助。这一清单几乎无穷无尽：互助会、建筑社、疾病互助会、丧葬互助会、衣物俱乐部，直到像工会运动与合作社运动这类庞大的联邦化事业。”[Ward, Social Policy, pp. 10-1] 历史学家E.P.汤普森亦证实了这一由工人阶级自助组织构成的广泛网络。他总结道，“小商人、手工艺者、劳工，都试图通过加入互助会……来为自己应对疾病、失业或葬礼开支投保。”这些组织“是独立的工人阶级文化与制度的真实见证……正是从中……诞生了工会，也是在其中培养出了工会干部。”互助会“并不是某种‘派生的’理念：而是理念与制度皆源于某种共同的经验……在互助会那种朴素的细胞式结构中，在其互助的日常伦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工会、合作社、汉普登俱乐部^¹⁶⁹、政治联盟、宪章派集会中以更复杂形式再现的诸多特征……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每种类别的见证者——牧师、工厂监察员、激进派宣传者——都能注意到最贫困地区中互助之广泛。在遭遇紧急状况、失业、罢工、疾病或分娩时，正是穷人‘彼此互助’。”[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p. 458, pp. 460-1 and p. 462] 山姆·多尔戈夫对美国工人阶级类似的自助活动亦做出了精彩总结：

“早在工人运动被腐化、国家介入之前，工人就已经组织起了种类繁多的合作机构：学校、儿童与成人的夏令营、养老院、健康与文化中心、信贷协会、火灾保险、人寿保险与健康保险、技术教育、住房等等。”[The American Labour Movement: A New Beginning, p. 74]

正如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多尔戈夫呼吁工人“为建立各类独立的合作社筹资，以切实回应他们的需求”，并指出这样的运动“可以针对‘建制派’骇人听闻的弊病，以极小的代价构成现实的替代方案。”[Op. Cit., p. 74 and pp. 74-75] 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建立起一个由工人阶级出资、管理，且服务于工人阶级的自我管理、共有的福利协会与合作网络。这种体系“将不会……沦为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玩物。”[Ward, Op. Cit., p. 16] 这样的网络也可在当前福利国家的使用者——无论是工人、救济金申领者、病患、房客或其他人——的斗争中萌芽并扎根。因此，“在申领者、病患、受害者中间建立多样化的互助组织，代表着改造福利国家为真正福利社会的最有力杠杆，也意味着将社区关怀转变为真正关怀的社区。”[Ward, Anarchy in Action, p. 125]

要建立这样基于合作与社区导向的福利体系，是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个过程也不会轻而易举。但历史表明，这是可能的。当然，它也会面临种种问题，但正如科林·沃德所指出的，“反对地方主义和分权观点的标准论点，其实是反对所谓的普遍主义：也就是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服务；而这被认为只有通过中央控制才能实现。对此的简短回应是：当然不是如此！”[Colin Ward, Social Policy, p. 16] 他指出，富裕地区通常从福利国家中获得更好的服务，而贫困地区则相对较差，这实际上违反了所谓“平等服务”的主张。无论是国家还是私营的中央集权体系，都很可能按照官僚和专家的利益与他们（贫瘠的）认知来分配资源，而非根据资源的最有效使用或用户的实际需求进行分配。

无政府主义者坚信，一个建立在地方输入与控制基础上的、由互助组织与合作社构成的邦联网络，相较于中央集权体制，更能有效克服地方主义的问题。因为中央集权缺乏地方层面的参与与反馈，反而更可能滋生狭隘与冷漠，而不是更广阔的视野与团结。如果你对影响自己的事务毫无发言权，那你又为何会关心那些影响他人的事务？这并不在意料之外，因为所谓的全球行动，归根结底就是千千万万个地方行动的产物。阶级内部的团结，正是源自于我们地方性自我活动、直接行动与自我组织的沃土之上所开出的花朵。除非我们在地方上行动并组织起来，否则任何更大范围的组织与行动都将是空洞的。因此，地方性组织与赋权，是创造与维系更广泛组织和互助网络的基础。

关于自我管理的福利体系之益处，还可举出另一个例子：在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政府当局“一直在抱怨互助会允许会员在罢工期间提取资金。” [Thompson, Op. Cit., p. 461f] 对于英国福利国家在罢工期间允许罢工者申领救济金一事，也曾引发过类似批评。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政府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处于劳资争议中的人申领救济金——从而剥夺了处于斗争中的工人一项潜在的支持机制。而若是在一个自我管理的互助合作网络中，要施加这种限制则将更加困难（甚至不可能）。这类机构不会像福利国家与工人阶级所缴纳的税收那样，成为中央政府财政政策的玩物。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在通常仅有的“私营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之间，做出虚伪的二选一。我们既反对私有化，也反对国有化；既反对（资本主义的）右派，也反对左派。无论是国有医疗体系还是私营医疗体系，都不是由使用者控制的——前者服从政治的需要，后者则将利润置于人类之上。既然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讨论了福利国家，那么在此有必要也简要讨论一下私有化福利体系，以及为何无政府主义者比起国家福利还要更加坚决地拒绝这一选项。

首先，所有形式的私人医疗保健或福利体系都必须向资本家支付红利、投入广告资金，并通过标准化“照护”过程——即“麦当劳化”——等等一系列手段，来降低成本、最大化利润。这一切不仅抬高了价格，也在整个行业中造成服务质量普遍下降。正如阿尔菲·科恩所指出的：“越来越多的医院和诊所由营利性企业经营；许多机构为了争夺‘客户’，似乎更重视一位熟练的市场总监，而不是一位熟练的护理人员。就像在其他任何经济领域一样，逐利的竞争转化为削减成本的压力，而在这里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削减对那些无利可图病患的服务，即那些病重却不富有的病人……其结果是：在患者竞争更激烈的地区，医院成本反而更高。”[No Contest, p. 240] 在英国，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中引入“市场机制”的尝试，也同样导致了成本上升，同时膨胀了官僚体系的规模与开支。

以智利为例，这一曾被那些主张私有化社会保障的人吹捧为典范的国家，其结果同样令人失望（至少对工人阶级而言是如此）。表面上看，智利的私人体系似乎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投资平均回报率。然而一旦计入佣金，个别工人的实际回报则大为缩水。例如从1982年到1986年间，基金的平均回报率为15.9%，但扣除佣金后的实际回报仅仅只有0.3%！在1991至1995年间，扣除前的回报率为12.9%，但扣除后则降至2.1%。据道格·亨伍德指出，“相互竞争的共同基金拥有庞大的销售团队，而投资组合经理则会收取的高额费用。总体而言，其行政管理成本……占到收入的近30%，而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这一比例还不到1%。” [Wall Street, p. 305] 此外，该国的私人养老金基金市场也被少数几家公司所垄断。

即便（通过监管）降低了佣金费用，1982至1995年间那种资本的高回报也难以维持（那段时期投资的实际平均年回报率约12.7%）。这一平均回报率恰好与智利的经济繁荣期相吻合，并受到政府高额借贷成本的推动。由于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拉美各国政府在其债券上支付了两位数的实际利率——而这正是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投资渠道。而政府实际上通过在国债上支付天价利息对这一“私有”体系进行了补贴。该体系的另一问题在于，仅仅只有略高于一半的智利工人定期缴纳社会保障金。虽然许多人相信私人体系会因其激励机制而降低逃缴率——因为工人会更有动机为其个人退休账户缴费——但到1995年6月，也有43.4%的参保人员并未定期缴费。[Stephen J. Kay, "The Chile Con: Privatizing Social Security in South America," The American Prospect no. 33, pp. 48-52] 总体而言，若以智利的情况来看，私有化似乎只是利好中间商和资本家。如亨伍德所言，尽管私有化社会保障带来的“资金注入对智利股市产生了奇迹般的影响”，但“据预测，未来多达一半的退休人员将仅能领取贫困线水平的养老金。” [Henwood, Op. Cit., pp. 304-5]

想必不用多说，关于智利养老金和医疗体系私有化的一切，其实只需知道一件事即可：那就是推行该制度的军事独裁政权，却将军队排除在这可疑的“福利”之外。如此的“无私”可真是令人感动。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私人福利体系是一种骗局（甚至是比国家福利体系更为严重的骗局）。正如科林·沃德所指出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重新走上互助之路，而不是商业健康保险和私人养老金制度。”[Social Policy, p. 17] 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既反对国家也反对资本主义，仅仅将国家权力更换为私有权力，充其量不过是原地踏步。而更常见的情况则反而更糟，因为资本主义公司仅仅只对其所有者和利润标准负责。这意味着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在当下维护国有部门，其实是朝着废除国家迈出的一步，因为它维持住了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可以参与、组织、并对政策产生影响，尽管是以有限的方式。如果这一领域被移除，我们将退回到……一种私人专制体制，这很难称得上是通往解放之路。”[Chomsky on Anarchism, p. 213]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努力在当下创造真正的替代方案，以对抗无论是国家还是资本的等级体制，这些方案都体现了我们对一个自由而公正社会的设想。因为归根结底，自由是不能被赋予的，而是必须亲手去争取的；而这种自我解放的过程，正体现在我们为赢得阶级斗争而构建的各种替代实践之中。

对抗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要求我们为未来进行建设；此外我们也应牢记：“一个对群众的创造能力和反叛能力毫无信心的人，不属于革命运动。他应该去修道院跪下来祈祷，因为他不是革命者——他就是个狗杂种。”[Sam Dolgoff, quoted by Ulrike Heider, Anarchism: left, right, and green, p. 12]

J.6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何种育儿方式？

无政府主义者早已意识到儿童养育与教育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儿童的养育目标应是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个体”，而非一个“逆来顺受的劳动奴隶、专职的机器人、缴税的公民，或正义的道德主义者。”我们在本节的常见问题解答中将探讨无政府主义者的育儿方法，需要牢记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成人的发展必须通过儿童这一通道，而当今关于……教育或训练的……观念和方式，却恰恰扼杀了儿童的自然成长。”[Emma Goldman, Red Emma Speaks, p. 131 和 p. 130]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论点，那就是威权式家庭既是个体心理问题的发源地，又是政治反动的繁殖所，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结论：无政府主义者应致力于发展出不会在心理上压抑儿童、反而能够使他们接纳自由与责任、并发展天然自我调节能力的养育方式。我们将把在这种方式下成长起来的儿童称为“自由儿童”。

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仍处于摇篮阶段（我们不是故意要说双关的）。威廉·赖希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先驱（Maurice Brinton所著的《政治中的非理性》是介绍其思想的优秀简明读物）。在《属于未来的孩子们》一书中，赖希结合其研究与临床经验，向父母、心理学家及教育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旨在发展自由意志主义养育方法的建议（尽管他本人并未使用“自由意志主义”这一术语）。

在本节及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总结赖希的主要观点，以及受其影响的其他自由意志主义心理学家与教育家，如A.S. 尼尔与亚历山大·洛温的思想。我们将探讨养育“自由儿童”所涉及的理论原则，并通过具体的实例说明这些原则的实践应用。最后，我们还将探讨无政府主义者对于青春期问题的处理方式。

这种儿童养育方式的理论基础在于这样一种洞察：儿童“不是任何人的财产；他们既不是父母的财产，也不是社会的财产。他们只属于他们未来的自由。” [Mikhail 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27] 因此，一个人在童年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事情，将塑造他们未来的自己以及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对所有关心自由的人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孩子是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呢？还是应该被视为任人塑造的物件，随其周围之人的意志而改造？”[Emma Goldman, Op. Cit., p. 130] 而自由意志主义的育儿方式，正是尊重并发展儿童个体性的手段。

这与标准的资本主义主张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资本主义通常声称儿童是其父母的财产。若我们接受“儿童是父母的财产”这一观点，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在默认儿童的成长阶段是处于奴役之中——这种关系根本无法促进儿童个体性与自由的发展，也无法促成更广泛社会的自由发展。因此，难怪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拒绝这种说法。相反，我们主张“父母的权利应仅限于爱护他们的子女，并对其行使一种……不违背其道德、精神发展与未来自由的权威。”成为他人的财产（即成为他人的奴隶）显然违背了上述一切，“正因如此，社会——它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对儿童的良好教育与养育……不仅有权利，更有义务去关注他们的成长。”因此，儿童养育应是社会的一部分，是一种公共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儿童会在被他人当作个体去尊重的实践中，去学习成为个体意味着什么：“真正的自由——即每个人对自由完全的认知与实现，首先是建立在对自身尊严的认知之上，基于对他人自由与尊严真正的尊重；换句话说，就是建立在正义之上——只有通过儿童理性、性格与意志的合理发展，这种自由才可能得以实现。” [Bakunin, Op. Cit., p. 327]

我们必须再次重申，这一领域仍有大量工作尚待完成。因此，我们在此处的的评论，仅仅应被视为供抚养与教育儿童相关人士进一步思考与研究的初步参考。在抚育自由儿童的方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某种“规则手册”。因为要是遵循一部僵化的规则手册，就等同于忽视每一个儿童及其成长环境的独特性，从而也无法满足父母必须做出独特回应的现实需求。因此我们所提及的自由意志主义儿童养育原则，不应被视为是某种规章条例，而应被理解为可供实验验证的假说，由父母依据自身处境、运用其智慧加以检验，并得出个性化的结论。

养育儿童的过程必须如同教育本身，必须建立在相似的原则之上，即“建立在儿童先天力量与倾向的自由生长与发展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期待获得自由的个体，进而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使得对人的成长进行干预与强制成为不可能。”[Goldman, Op. Cit., p. 139] 的确，儿童的养育与教育不可分割，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教育，因此两者必须遵循相同的原则、被视为一个“发展与探索的过程，而非一个压抑儿童本能、灌输服从与纪律的过程。”[Martha A. Ackelsberg, Free Women of Spain, p. 166]

此外，父母的示范作用在养育自由儿童的过程中也至关重要。儿童常常通过模仿父母来学习——父母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而不是父母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如果父母之间彼此撒谎、尖叫、争执等等，那么孩子很可能也会如此。儿童的行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其成长环境的产物。儿童的行为只能通过榜样加以引导，而非依靠威胁与命令。因此，父母的行为方式可能成为自由儿童发展的障碍。父母不应该仅仅在嘴上说正确的事情，更要以无政府主义者的方式去实践，以行动去塑造自由的下一代。

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当代多数人已经失去了抚养自由儿童的能力；而要重新获得这一能力，则需经历漫长的试错过程与父母自身的教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希望每一代人都能从前代的失败与成功中汲取经验，从而有所进步。在最理想的情境下，仅仅只需几代人的努力，进步父母的数量就将不断增长，他们将养育出更为自由的儿童；而这些儿童未来也会成为更具进步意识的父母，逐渐将大众心理引导至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向。这种转变的速度有时可能会相当迅速，正如世界各地那些按自由意志主义原则组织的公社所展示的那样。正如赖希所言：

“我们已经认识到：与其指望一跃进入‘未来儿童’的世界，不如寄望于一种持续推进的进程。在其中，健康的新结构逐渐重叠于病态的旧结构之上，并且新的结构将慢慢超越旧的结构。”[Children of the Future, pp. 38–39]

借助以自由为基础的儿童养育与教育方法，伴随其他意识觉醒的方式，同时鼓励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抵抗，无政府主义者希望为一场社会范式的转变——从威权的体制迈向自由意志主义的制度与价值观——奠定下心理基础。而事实上，朝向更大自由的渐进文化演化似乎确实存在。譬如，正如A.S.尼尔所指出的，“人类正在缓慢地趋向自由，无论是性自由还是其他方面的自由。在我小时候，女人去游泳还要穿着长袜和长裙。而如今，女性已经可以展示她们的腿和身体了。每一代儿童都将越来越自由。如今，只有极少数疯子还会在婴儿的拇指上撒辣椒粉来制止它吮吸的行为。如今，也只有极少数国家还在学校中体罚儿童。”[Summerhill, p. 115]

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地践行所倡导的理念，因此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就将始于家庭之中。作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父母，无政府主义者在养育自己的子女、或参与他人子女的抚育与教育过程中，就可以部分地实践自由意志主义的原则，即便革命尚未到来。因此，我们认为讨论自由意志主义的育儿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J.6.1 养育自由儿童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最大的障碍在于大多数父母、医生与教育者所受的训练及其人格特质。身处等级社会中的个体会在自身周围筑起心灵壁垒或防御机制，而这显然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与身体状态，进而影响其过上自由生活与体验快乐的能力。这样的父母便会（通常是无意识地）试图压抑儿童的生命能量。例如，儿童天然的声音表达（如喊叫、尖叫、咆哮、哭泣等）与身体活动能力常常受到压制。正如赖希指出的那样：

“小孩在成长过程中会经历一个声音肌肉活动极为活跃的阶段。婴儿从大声发出各种声音（哭泣、尖叫、模仿各类声音）中获得的欢愉，常被许多父母视为是病态侵略性[的表现]。因此，孩子被告诫不要叫喊，要‘安静’等。声音器官的冲动被抑制，相关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孩子变得沉默、变得‘有教养’、变得内向。这种虐待性的对待方式很快便会导致进食障碍、普遍冷漠、面色苍白等问题。据推测，语言障碍与语言发展迟缓就是由此产生的。在成年人身上，这类虐待的后果表现为喉咙痉挛。声门与深层喉部肌肉的自动收缩，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头部与颈部攻击性冲动的抑制，似乎是这一过程中特别典型的特征。”[Children of the Future, p. 128]

赖希总结道：“临床经验告诉我们，儿童若因快乐而叫喊，就必须被允许‘喊个够’。这或许会让某些父母感到不悦，但教育问题必须完全从孩子的利益出发，而非从成年人的利益出发。”[Op. Cit., p. 128]

这除了会在身体上压抑生命能量，还会抑制由心理中反社会、残忍、变态的冲动——例如破坏欲、施虐欲、贪婪、对权力的渴望、暴力倾向等等（赖希称之为“次级”内驱力）——所带来的焦虑。换言之，这削弱了我们对他人产生共情的能力，也因此钝化了我们内在发展的伦理准则，使得我们更可能表现出这些次级的反社会内驱力。讽刺的是，这些次级内驱力恰恰就是由于压抑初级内驱力及与之伴随的快感所造成的。之所以会发展出这些次级内驱力，是因为个体防御机制所允许表达的情绪只剩下被扭曲的、冷酷的、或机械化的情绪。也就是说，强迫性的道德观（即依据外部强加的规范行事）之所以变得必要，正是为了控制由强制本身所产生的次级内驱力。威权式的儿童养育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就变得自我辩白了：

“精神分析学家未能区分原初的本性内驱力，与次级的反常、残忍内驱力。他们持续不断地在‘消灭那头野蛮的小动物’的过程中扼杀新生儿的自然本性。他们完全未意识到，正是这种对本性原则的扼杀，才造就了次级的、反常的、残忍的性格，称之为所谓‘人性’。而这些人为的文化产物，反过来又使得强制性的道德主义与残酷的法律变得必要。”[Reich, Op. Cit., p. 17-18]

因此，道德主义永远无法触及“次级内驱力”问题的根源，而且实际上只会加剧犯罪与罪恶感的压力。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让儿童发展赖希所谓“天然的自我调节”。这只能通过不对儿童施加惩罚、强制、威胁、道德说教、“爱的撤回”等手段来实现，避免以此抑制他们对自然生命冲动的自发表达。系统性地培养幼儿的共情倾向，是将儿童“社会化”、限制他们从事有害他人活动的最佳途径。正如A.S.尼尔所指出的那样：“自我调节意味着对人性善良的信仰；一种相信原罪并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的信仰。”[Summerhill, p. 103]

根据尼尔的观点，自出生起就获得自由、且不被强迫迎合父母期望的儿童，会自发地学会洁身自好，发展出礼貌、常识、求知欲、尊重他人权利等社会品质。然而，一旦为儿童“武装”上威权的教育方法，试图强迫他们发展出上述的品质，他们就会与自身的生活核心脱节，因而丧失了自我调节的能力。在这一阶段，亲社会情感对社会新成员生活方式的塑造作用变得越来越微弱。而当次级内驱力出现时，父母的威权主义便就有了必要性。

这种压抑会导致人们无法容忍自由。绝大多数人在幼年的养育方式中自发形成了这一特性，这也正是育儿问题对无政府主义者至关重要的原因。赖希总结道，如果父母从一开始就不压抑天性，那么就不会产生反社会的内驱力，也就不再需要威权主义来加以压制：“你们竭尽全力却徒劳无功地试图通过强制和训诫所要达到的目标，实际上在新生儿身上早已存在和发挥作用。让它按照本性的要求成长，并相应地改革我们的制度即可。”[Op. Cit., p. 47] 所以，为了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儿童，父母必须有自知之明，特别是要理解家庭关系中内部冲突是如何产生的，并尽可能地摆脱神经质的行为模式。父母难以取得这种自我认知并充分解除自身条件反射，显然也是培养自我调节儿童的另一大障碍。

然而，最大障碍在于，扭曲机制在生命的早期即已形成，也就是在出生后不久便开始生效。因此，父母有必要深入了解严厉压抑的本质及其运作机制，从而从一开始就能够预防（或至少减少）在子女身上形成这种压抑。最后，赖希强调必须避免概念上的混淆：“不能将哪怕一丁点的自我调节与道德要求混合在一起。要么我们信任人性本质上的善良与自律性，要么就不信任；而不信任就只会带来一条道路：通过强迫进行训练。必须牢牢把握这一事实：这两种养育方式无法共存。” [Op. Cit., p. 46]

J.6.2 有哪些自由意志主义的育儿方式实例？

根据赖希的观点，养育一个自由儿童的问题其实在受孕前就已经开始，准妈妈需要尽可能摆脱慢性的肌肉紧张。多项研究发现，不仅母亲的身体健康会影响胎儿，各种心理压力也会影响体内的化学与荷尔蒙环境，进而对胎儿产生影响。

婴儿出生后，母亲立即与其建立联系至关重要。这主要意味着持续地以爱意对待婴儿，包括频繁的拥抱、玩耍等，尤其是进行哺乳。使用赖希的术语来说，母亲能够通过这种“生命能量的”接触，与新生儿建立起最初的情感纽带，并建立一种对幼儿需求的非语言理解。不过这一过程的前提是，母亲需能感知自身的情绪与内在的认知活动：“生命能量的接触是母婴关系中最核心的体验性与情感性要素，特别是在产前以及产后的最初几天与几周。孩子未来的命运就取决于此。这似乎构成了新生儿情感发展的核心。”[Children of the Future, p. 99] 当然，父亲必须建立起生命能量的接触也同样得重要。

赖希认为，奶瓶喂养的做法是有害的，尤其是在婴儿出生起就完全取代母乳喂养的情形，因为这会剥夺母婴之间建立身体与情感联系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这种接触的缺失日后可能会导致“口部性”神经质性格结构或特征（参见亚历山大·洛文所著《性格结构的身体动力学》第九章）。另一种有害的婴儿照护方式是强迫性且神经质的喂养法，即由皮尔凯特在维也纳发明的定时喂养制度，此法极为错误且对无数儿童造成了严重伤害。尽管这种方法在今天已不像五十年前那样流行，但通过该方法对口部需求的挫折，必然会在婴儿身上产生神经质的“武装”。正如赖希所说：“只要父母、医生和教育者仍以虚伪且僵化的行为方式、死板的看法、自以为是的态度和官僚式的做派对待婴儿，而不是通过生命能量的接触来沟通，婴儿便会继续变得安静、退缩、冷漠，‘自闭’、‘奇怪’，以后则成为‘野兽的幼崽’，让文明人觉得必须去‘驯服’他们。”[Op. Cit. p. 124]

另一种有害做法是让婴儿“哭到不哭为之”。例如：“把婴儿放在婴儿车里扔在花园中，也许一放就是几个小时，这是一种危险的行为。没有人能真正体会婴儿突然醒来、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身处陌生环境时，会有怎样痛苦的恐惧与孤独感。那些曾听过婴儿此时尖叫哭喊的人，多少能体会这种愚蠢习俗的残忍。” [Neill, Summerhill, p. 336] 的确，在《性格结构的身体动力学》中，亚历山大·洛文发现某些特定的神经症可以追溯到这一做法，尤其是抑郁症。此外，医院也因为隔离患病婴儿与母亲而对婴儿的心理损伤难辞其咎，这一做法无疑制造了无数的神经症患者与精神病患者。

尼尔这样总结婴儿照护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自我调节，意味着婴儿在心理与生理事务中不受外部权威的自由生活权。这意味着婴儿在饿的时候才去进食；只有当他[或她]自己愿意时，才养成清洁的习惯；他[或她]不会被呵斥或体罚；而总是被爱护与保护。”显然，自我调节并不意味着在婴儿朝悬崖爬去或玩弄电源插座时任其自由行动。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不是在提倡丧失常识。我们承认，在关系到婴儿人身安全的问题上，成人必须干预婴儿的意志：“只有傻瓜才会让年幼的孩子住在窗户没有防护的卧室里，或者让育婴室的炉火无遮无拦。然而，许多刚接触自我调节理念的年轻理想主义者来我的学校参观时，常常对我们把毒药锁在实验室柜子里、禁止孩子在逃生梯上玩耍的行为表示惊讶。他们的这种态度常常玷污甚至败坏了整个自由教育运动的声誉，因为太多自由的倡导者根本没有做到脚踏实地。”[Op. Cit., p. 105 and p. 106]

尽管如此，自由意志主义立场却并不意味着孩子因陷入危险情境而应受到惩罚。在这类情况下，最好的做法也不是惊叫示警（除非这是在为时未晚的情况下发出警告的唯一方式），而是平静地移除危险：“除非一个孩子有智力上的缺陷，不然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对什么感兴趣。如果不受到大人激动的呼喊或愤怒的咆哮干扰，他在面对各种物质事物时将展现出难以置信的理智。”[Neill, Op. Cit., p. 108]——当然，这是以孩子从一开始就被允许进行自我调节为前提，从而没有发展出任何非理性的、次要的内驱力。

如果去试想不自由的孩子是怎么养大的，你就会明白养育自由孩子的方法。想象一下A.S.尼尔描述的典型婴儿的成长过程：

“当一个孩童的襁褓时期，他的自然功能是不被干涉的。但是当他开始在地板上爬行和表演时，淘气和肮脏这样的字眼就开始在家里流传，教他洁身自好的工作就这样艰难地开始了。

“在此之前，他的手每次碰到生殖器都会被拿开；他很快就把生殖器禁令与后天对粪便的厌恶联系起来。因此当他多年以后成为一名旅行推销员时，他的故事曲目中就包含了大量的性笑话和厕所笑话。

“他的许多训练都是受亲戚邻居的影响。母亲和父亲都非常希望自己的行为是恰当的——做正确的事情——这样，当亲戚或隔壁邻居来的时候，约翰就必须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孩子。当姑妈给他一块巧克力时，他必须说“谢谢”；他必须非常注意餐桌礼仪；尤其是当大人说话时，他必须克制自己不说话……。

“他对生命起源的所有好奇心都被拙劣的谎言满足了；谎言如此有效，以至于他对生命和出生的好奇心都消失了。五岁时，母亲发现他与四岁的妹妹和邻家女孩玩生殖器游戏，于是对生命的谎言与恐惧开始结合了在一起。随之而来母亲严厉的打屁股（父亲下班回家后又加了一次）永远地向约翰传达了一个教训：性是肮脏和罪恶的，是想都不能想的事情。”[同上，第96-7页］

当然，父母并不一定以如此严厉的方式传递有关性的负面信息，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号称开明的时代。然而，孩子并不一定非要被打屁股甚至是被训斥或说教才能养成否定性的态度。孩子的直觉非常敏锐，他们会从父母微妙的暗示中接收到“性不是好东西”的信息，如面部表情、说话语气、尴尬的沉默、回避某些话题等。仅仅只是“容忍”性相关的好奇和游戏，肯定与积极去肯定它所带来的心理效应大相径庭。

同样，为了防止形成否定性的态度，意味着绝不能阻止裸体：“婴儿从一开始就应该看到父母的裸体。不过，当孩子准备好理解时，应该告诉他有些人不喜欢看到孩子赤身裸体，在这些人面前，他就应该穿好衣服。”尼尔坚持认为，父母不仅不应该因为孩子玩生殖器就打他的屁股或惩罚他，而且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使用打屁股和其他形式的惩罚，因为它们会灌输恐惧，把孩子变成懦夫，且往往会导致恐惧症。“必须彻底消除恐惧——对成年人的恐惧、对惩罚的恐惧、对不认可的恐惧、对上帝的恐惧。恐惧的氛围只会滋生仇恨。”惩罚也会把孩子变成施虐狂：“许多儿童的残忍源自成人对他们的残忍。你不能指望挨打的人不会不想打别人。”（“每一次的殴打都会让孩子产生施虐狂的欲望或做法。”[尼尔，同上，第229页、第124页、第269页和第271页]）这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施虐狂的内驱力为军国主义、战争、警察暴行等提供了心理基础。因为等级权威有可能利用对下属的消极制裁来发泄施虐狂的冲动，毫无疑问，这种内驱力也是行使等级权威欲望的一部分。

体罚儿童是尤为懦弱的行为，因为它是一种成年人将其仇恨、挫败感与虐待欲发泄在无力自卫者身上的方式。此类残忍行为当然总会被各种借口所辩解，比如“这样做对我来说比对你还要难受”等等，或是以道德名义加以辩解，如“我不希望我的儿子太过软弱”、或“我要让他准备好面对残酷的世界”、或“我打孩子是因为我父母也打我，而这对我大有裨益”。但无论采取何种辩解，事实依然是：惩罚永远是一种仇恨的行为。面对这种对孩子的仇恨，孩子也以仇恨父母来回应，继而产生幻想、罪疚与压抑。例如，孩子可能会幻想父亲的死亡，而这种幻想随即就会引发罪疚感，并因此被压抑。由惩罚引发的仇恨，往往会以看似与父母无关的幻想表现出来，例如杀死巨人的故事——这类故事总是深受儿童喜爱，因为巨人象征着父亲。显然，这种幻想所引发的罪疚感正好被有组织的宗教所利用——这些宗教承诺从“罪孽”中给予救赎。宗教热衷于宣扬否定性的性道德与专制的儿童教养方式，这并不是巧合——因为这些方式可以不断地为其输送信徒。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惩罚实际上会制造出所谓的“问题儿童”。这是因为每一次挨揍都会在孩子心中唤起更深的仇恨（并日益减少对他人的信任），而这些仇恨又表现为更糟糕的行为，从而引来更多的体罚，于是形成恶性循环。相比之下，尼尔曾指出，“自我调节的儿童则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惩罚，他不会陷入这种仇恨的循环。他从未受过惩罚，因此也无须表现出恶劣的行为。他不会说谎，也不会故意破坏东西。他的身体从未被称为肮脏或邪恶。他不需要反抗权威，也不必害怕父母。他会有发脾气的时候，但这种情绪通常是短暂的，也不会趋向神经官能症。”[Op. Cit., p. 166]

我们可以进一步举出大量例证，说明自由意志主义式的儿童养育原则是如何在实践中加以应用的，但此处只能限于这几个例子。其基本原则可归结如下：废除权威、道德说教，以及“改善”与“教化”儿童的欲望。让孩子自由地做他自己，不要对他们颐指气使，不要贿赂、威胁、训诫、说教，或以其他方式强迫他们做任何事情。除非孩子在表达自身“自由”时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否则应避免干预；而此时，也应当为其解释行为的问题所在，而绝不可机械地予以惩罚。

这一哲学自然是激进的，少有家长愿意全然采纳。不过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在政治与经济领域自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人，在家庭行为上却画下界线——仿佛这些行为就不会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后果一般！

J.6.3 如果孩子无所畏惧，他们怎么会变成好孩子呢？

建立在恐惧惩罚之上的服从——无论是现实的恐惧还是超验的恐惧——都并不是真正的良善，而仅仅是懦弱。真正的道德，也就是对他人和自我的尊重，源自基于经验的内在信念，它无法被外界经由恐惧强加于人。同样，道德也无法由对奖赏的期望激发，比如承诺加以赞扬、许诺到达天堂，这些都不过是行贿罢了。如果儿童从出生之日起就被尽可能地给予自由，如果父母尊重他们作为个体的身份、并示范以积极的榜样，同时不强迫他或她迎合父母的期望，那么他们将自然而然地学会社会行为的基本原则，比如整洁、礼貌等等。但他们必须被允许以自身的节奏、在其成长的自然阶段来发展这些行为，而非是在父母认为应该发展的时刻。而这个“自然”的时机应通过观察来发现，而不是先验地依据父母的期待来定义。

一个孩子真的可以在不因弄脏自己而受到惩罚的情况下，学会保持清洁吗？许多心理学家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儿童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因为惩罚会固化和压抑儿童对自己身体机能的兴趣。正如赖希和亚历山大·洛文所展示的，种种强迫症和强迫性神经症的形式都可以追溯到如厕训练中所使用的惩罚。正如尼尔所观察的：“当母亲说‘调皮’、‘脏脏’或只是‘啧啧’时，对与错的元素便产生了。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道德问题——而它本应只是一个生理问题。”他建议，对于喜欢玩弄粪便的孩子，错误的做法是告诉他这很脏；正确的方式是“通过提供泥土或黏土，让他转移对排泄物的兴趣。如此一来，他便能不受压抑地度过这段兴趣期。在经历这段时期之后，兴趣自然会消退。”[Summerhill, p. 174]

类似地，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质疑，孩子如何能在没有惩罚威胁的情况下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答案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发现：在餐桌上摆放各种食物，从糖果和冰淇淋到全麦面包、生菜、豆芽等等，让孩子完全自由地选择想吃的东西，或在不饿的情况下什么都不吃。父母会发现，大多数孩子在大约一周后就会开始选择一种均衡的饮食，因为对先前被限制的食物的欲望已经得到满足。这便是所谓“信任天性”的例子。在我们的社会中，连如何‘训练’孩子合理饮食这种问题都能成为一种议题，这本身就反映出我们对于儿童自由这一概念的接受程度之低，甚至以至于完全无法理解这一概念。不幸的是，在这一领域及大多数其他领域，“训练”的观念仍占主导地位。

纪律主义者主张“必须强迫孩子尊重财物”，这种观点也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总是要求牺牲孩子的游戏生活（而童年本就应致力于游戏，而非“为成年做准备”，因为游戏是儿童的自发行为）。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则认为，孩子应当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形成价值观。这意味着不应该因为孩子弄坏或损坏物品而训斥或惩罚他们。随着他们从对财物漠不关心的前青春期阶段逐渐成长出来，他们会自然地学会尊重财物。

“但孩子至少应该因为偷窃而受到惩罚吧？”人们会这样问。对此的回答仍然基于对“信任本性”的理念。“属于我”与“属于你”的观念是成人的概念，儿童则是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才自然发展出这一观念，而不是天生就具备的。因此，正常的儿童就是会“偷窃”——尽管他们并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只是试图满足自己的占有冲动；或者，如果他们与朋友在一起，则是出于对冒险的渴望。在一个彻底浸润于“尊重财产”观念的社会中，家长自然会难以抵抗来自社会的惩罚压力。不过，倘若愿意付出这种信任，回报将是孩子成长为一位健康的青少年，他或她之所以尊重他人的财物，不是因为惧怕惩罚，而是出于自身的本性。

大多数父母认为，除了照顾孩子的身体需求之外，传授伦理／道德价值观是他们的主要责任；他们相信如果不这样做，孩子就会像“野兽的幼崽”一样随心所欲地行事，毫不顾及他人。之所以产生这种观念，主要源于我们社会中普遍的（至少是被动接受的）信念：人性本恶，如果不通过“训练”变得良善，他们将变得懒惰、恶毒、暴力甚至嗜血。这实际上正体现了“原罪”这一概念。而正因这一观念广泛存在，几乎所有成人都相信他们的职责是“改善”儿童的本性。然而，根据自由意志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人类并无原罪。事实上更准确地说，人类反而具有是“原善”。威廉·赖希发现，那种外界强加的、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会通过制造残忍而变态的“次级内驱力”，反而导致不道德的行为。尼尔曾这样表述：“我发现，当我摧毁一个‘坏孩子’所接受的道德教条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好孩子’。”[Op. Cit., p. 250]

人们对原罪观念的无意识接受，正是有组织宗教招募信徒的主要工具。那些相信自己生而“有罪”之人，会怀有强烈的罪恶感，渴求得到救赎。家长应当彻底消除孩子对“救赎”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告诉他们，他们生来是善良的，而非邪恶的。这将有助于他们免于落入那些否定生命、阻碍健康人格成长的宗教的影响。赖希引用民族志研究指出：

“在那些性生活令人满意的、未受压抑的原始民族中，并不存在性犯罪、性变态或性暴力现象；强奸在他们的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根本没有必要。他们的性活动自然流畅、有序进行——这足以令任何神职人员感到愤怒与恐惧……他们热爱人的身体，以性为乐。他们无法理解为何年轻男女不应享受他们的性。但当他们的生活被禁欲和伪善的泥沼荼毒、被带来‘文化’的教会所侵入，这些教会同时也带来了剥削、酒精与梅毒，他们便开始遭受与我们同样的苦难。他们开始过上所谓‘道德’的生活，也就是压抑自己的性欲；从那时起，他们便一步步地堕入性忧虑乃至性压抑状态的深渊。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变得极具性危险性：伴侣谋杀、性病与各种罪行开始出现。”[Children of the Future, p. 193]

如果自由意志主义的育儿方式在社会中被广泛采纳，那么此类犯罪现象将大幅减少。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议题，因为他们常常被问及如何在一个无政府社会中防止犯罪的发生。答案是：如果人在童年时期不被压抑，就会大大减少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因为导致这些行为的“次级内驱力”从一开始就根本不会形成。换言之，所谓的“犯罪问题”的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更多的警察、更多的法律，或是如保守派所主张的回归“传统家庭价值”中的纪律主义，而主要在于彻底摒弃这些传统的价值观。

有组织宗教所教授的道德主义还带来了其他问题。其中一个危险便是让孩子变成一个充满仇恨的人：“如果孩子被教导某些事情是有罪的，那他对生命的热爱就会转变为仇恨。当孩子是自由的，他们就从不会认为另一个孩子是‘罪人’。”[Neill, Op. Cit., p. 245] 从“某些人是罪人”的观念出发，很快就会滑向“某些阶级或某些种族的人比其他人更有罪孽”的结论，从而滋生对少数群体的偏见、歧视与迫害——这些迫害，往往是出于发泄被压抑的愤怒与施虐欲；而这种施虐欲最初正是在幼年时期通过道德主义训练被制造出来的。所以再一次地，这一点与无政府主义的关联性显而易见。

宗教教育的另一个危险是导致孩子产生对生命的恐惧：“宗教对孩子而言，几乎总是意味着恐惧。上帝是一个强大的人，就仿佛他的眼皮上有个洞：无论你身在何处，他都能看到你。对孩子来说，这往往意味着上帝能看到他在被褥下的所作所为。然而，将恐惧引入孩子的生命，是所有罪行中最为严重的。于是，孩子对生命永远说‘不’；他永远是一个自卑者；永远是一个懦夫。”[Neill, Op. Cit., p. 246] 被来世堕入地狱的威胁所吓大的孩子，永远无法摆脱对今生安全病态的焦虑。进而，这类人极易成为统治阶级宣传的猎物，操控他们物质与情感上的不安——例如为帝国主义战争进行辩护，或是借口“保住工作岗位”、防范外部威胁等等，为军事—工业联合体、国家权力的扩张等辩护。

J.6.4 但是一个自由的孩子又如何能够学会无私呢？¹⁷⁰

另一种反对自我调节的常见意见是：儿童只有通过惩罚和训诫才能被教导成为“无私者”。然而，这种观点再次体现了对本性的怀疑，并且也是那种常见态度的一部分：将本性视为仅供人类按照自身意愿加以塑造的“原材料”。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则认为，对他人的同理心会在适当的时候自然发展出来：

“要求一个孩子变得无私是错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利己主义者，认为世界属于他。当他有一个苹果时，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吃掉那个苹果。母亲鼓励他与弟弟分享的主要结果，是让他憎恨他的弟弟。利他主义是在以后才会出现的——如果孩子没有被教导要去无私——它就会自发地形成。如果孩子被强迫变得无私，那利他主义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母亲压制孩子的自私，其实是在将这种自私固定成他永远的性格。”[Neill, Summerhill, pp. 250-251]

未被满足的愿望会潜藏于无意识之中，因此，那些被强行施压——被“教导”——去无私的孩子，即便在外在行为上顺从了父母的要求，也会在无意识中压抑自己真实的、利己的欲望。而这些被压抑的婴儿期欲望会让他们终其一生都表现出自私的（甚至可能是神经质的）行为。此外，告诉孩子他们的愿望是“错误的”或“邪恶的”，实质上是在教他们仇恨自己；而心理学中一个广为人知的原则是：无法爱自己的人，也无法去爱他人。因此，道德训诫虽然旨在培养利他精神和对他人的爱，却反而适得其反，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更进一步地，这类塑造“无私的”儿童（以及成人）的努力，实际上阻碍了儿童个性的形成，也妨碍了他们发展自身能力（尤其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正如埃里希·弗洛姆所说：

“不自私，意味着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意味着要为了权威者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愿望……除了这一明显含义之外，它还意味着‘不要爱自己’，‘不要做自己’，而是要服从某种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一种外在的权力，或其内化之后的形式——‘责任’。‘不要自私’成为了压制自发性和人格自由发展的最有力意识形态工具之一。在这一口号的压力下，人们被要求做出各种牺牲、完全顺从：只有那些不服务于个人、而是服务于他人或某种外在力量的行为，才被视为‘无私’的。”[Erich Fromm, Man for Himself, p. 127]

虽然这种“无私”在培养“模范公民”与顺从的雇佣奴隶方面极为理想，却并不有助于培养无政府主义者，甚至都不利于培养个性。难怪巴枯宁会赞美反叛的冲动，并将其视为人类进步的关键！弗洛姆进一步指出，自私与自爱“非但不是完全相同，实际上截然不同”，因为“自私的人无法去爱他人……[也]无法去爱他自己。”[Op. Cit., p. 131] 一个无法爱自己、也因此无法爱他人的人，会比那些真正爱自己、关心自己与他人福祉的人，更容易屈从于等级制度。因此，资本主义那种自相矛盾地既鼓励自私、又要求无私的行为模式，其根本矛盾正可被理解为一种“缺乏自爱”。这种缺乏源自童年教育，并被制度所持续强化——而这正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应当警惕并抵制的。

事实上，那种“教导儿童无私”的冲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成年人的权力意志。每当父母感到必须对孩子下达指令时，他们应当扪心自问：这种冲动是否来源于自身的权力欲望或自私自利？因为我们所处的文化强烈地促使个体寻求对他人的支配权，那还有什么比身边一个弱小、无法反抗的孩子，更适合作为施加权力意志的对象呢？自由意志主义者则认为，不应该去下达命令，而是应该让社会行为自然发展。而这种发展会在儿童逐渐开始重视他人意见之后自然地产生。正如尼尔所指出的：

“每个人都会寻求邻里的好评。除非有其他力量将他推向反社会行为，不然一个孩子会自然而然地希望做出让他人对自己印象良好的事情，但这种取悦他人的愿望是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才会出现的。父母与教师试图人为加速这一阶段的到来，将对孩子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Op. Cit., p. 256]

因此，父母应当允许孩子在整个童年时期保持“自私”与“小气”的状态，完全自由地追随其幼稚的兴趣。每一次人际间的利益冲突都应当成为一方学习尊严、另一方学习体谅的契机。孩子唯有通过这样的过程才能真正发展其个性。而正是在发展出自身个体性的过程中，孩子也才会逐渐认识到他人的个体性，而这正是形成伦理观念的第一步——伦理的根本，即是建立在对他人与其个体性的相互尊重之上。

J.6.5 “自由意志主义式的育儿方式”
难道不是溺爱孩子的另一种说法吗？

不是。这一质疑混淆了自由与放纵的区别。以自由的方式养育孩子，并不意味着让孩子为所欲为，也不意味着永远不说“不”。确实，自由的孩子不应受到惩罚，也不应受制于不理性的权威或说教式的训诫，但他们也并没有可以侵犯他人权利的“自由”。正如尼尔所言：“在纪律严明的家庭中，孩子没有任何权利；在溺爱的家庭中，孩子拥有所有权利。而一个合适的家庭中，儿童与成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他又说：“任由孩子我行我素，或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为所欲为，对孩子是有害的。这样会培养出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而被宠坏的孩子是一个糟糕的公民。”[Summerhill, p. 107 and 167]

父母与孩子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意志上的冲突，而健康的解决方式应是通过讨论并达成共识。而不健康的解决方式，要么是诉诸威权式的管教，要么是通过给予孩子全部的社会权利来宠坏他们。自由意志主义的心理学家主张，坚持自己的个体权利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而真正的伤害却来自于道德主义——即引入“对”与“错”的观念，或使用“淘气”、“顽皮”、“肮脏”等词汇在孩子心中造成负罪感。

因此，不应该以为自由的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自由的真正含义是：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就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正因为如此，强迫孩子停止向他人扔石头，与强迫孩子学习几何学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侵犯了他人的权利，后者只涉及孩子自身。类似地，强迫孩子用叉子而不是用手进食、说“请”和“谢谢”、收拾房间等等，这些行为虽然可能让成人感到烦恼，但并没有侵犯成人的权利。当然，人们可以主张成年人拥有权利免于孩子带来的任何烦恼，但这其实就是为威权主义开绿灯，完全架空“儿童权利”这一概念的实质内容。

就像前文所述的，赋予儿童自由，并不意味着允许他们置自身于危险之中。例如，不应该要求一个生病的孩子自行决定是否要出门或是否服药；也不应让一个筋疲力尽的孩子自己决定是否要上床睡觉。然而，施加这种必要的权威，与根据孩子所处年龄阶段给予其可承受范围内的责任的理念——并不冲突。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培养自信。同样重要的是，父母在决定给予孩子多大责任时，也应当审视自己这么做的动机。例如，那些坚持为孩子挑选衣物的父母，通常则是担心孩子选出的衣服会损害父母在他人眼中的社会形象。

至于那些将家庭中的“纪律”与“服从”等同起来的人，所谓的“服从”，通常只是为了满足成年人的权力欲望。自我调节意味着与儿童之间不存在权力游戏，也不会有那种大声喊道“你必须照我说的做，否则就有你好看！”的情形。然而，尽管在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家庭中是不存在这种非理性的、追求权力的权威，但仍保留着某种可以被称为“权威”的东西，即成人的保护、关怀与责任，同时也包括坚持自身的权利。正如尼尔所指出的：“这种权威有时候要求服从，但有时候也会给予服从。例如我可以对我女儿说，‘你不能把那些泥巴和水带进我们的客厅。’这并不比她对我说‘出去，爸爸。我现在不想让你在我的房间里。’来得更强势——我当然会毫无异议地服从她的这个愿望。”[Op. Cit., p. 156] 因此，在自由意志主义家庭中仍然会存在“纪律”，但那将是一种保护每位家庭成员个体权利的纪律。

在自由中抚养儿童，也并不意味着要给他们大量玩具、金钱等物质物品。赖希的追随者曾主张，孩子们不应被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给予太少比给予太多更好。然而在商业广告活动的持续轰炸下，如今的父母往往倾向于给孩子过多物质，结果却是孩子对礼物逐渐失去感激之情，极少珍视自己的任何所有物。对于金钱也是如此，若给予过多，将会损害儿童的创造力与游戏生活。如果不给予孩子过多的玩具，他们将会在用手边的材料自制玩具的过程中获得创造的乐趣——而这种乐趣正是过度纵容所剥夺的。心理学家指出，那些送出太多礼物的父母，往往是在试图弥补他们给予的爱太少这一现实。

奖励儿童所带来的危害虽然小于惩罚，但奖励依然可能破坏儿童的精神士气。这是因为，首先，奖励是多余的，实际上常常会降低动机与创造力，正如若干心理学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见I.4.11节）。有创造力的人进行创作，是为了创作本身的乐趣；而金钱利益并不是创造过程的核心（或必需）因素。其次，奖励还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被奖励的行为本身并不值得因其本身而去做，也不具备与生产性、创造性活动相关的内在愉悦价值。最后，奖励往往会强化竞争制度中最糟糕的方面，使人产生“金钱是唯一激励人完成社会所需工作之动力”的态度。

以上只是区分“溺爱儿童”与“在自由中养育儿童”之间的一些基本考量。实际上，惩罚与纪律家庭中的恐惧才是最字面意义上“溺毙”儿童的因素——它摧毁了他们的童年幸福，造就了性格扭曲的个体。长大后，这些严格纪律的受害者通常会背负一种或多种反社会的次级内驱力，例如施虐倾向、破坏欲、贪婪、性倒错等等，还伴随着被压抑的愤怒与恐惧。这些冲动在意识表层之下的存在将会引发焦虑，而这种焦虑则会被心理防卫机制所抵御，从而在人格中构筑起一道道心理壁垒，使人僵化、压抑、痛苦，并充满内心的空虚感。人们在这样的状态下，极易沦为消费主义这一资本主义福音的牺牲品，因为资本主义声称可以通过购买商品，用金钱填补内在的空虚——但这一承诺，当然是空洞的。

神经过度封闭的人往往倾向于寻找替罪羊，以将自身的挫折与焦虑归咎于他人，并将被压抑的愤怒发泄到这些替罪羊身上。反动政客则非常清楚如何利用宣传，将这种冲动引导到少数群体或“敌国”身上，以服务于统治精英的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把“规格严格”式家庭教育中所习得的对权威的尊崇，与施虐冲动相结合，通常会造就一种顺从／权威型人格——这种人盲目服从“上级”的命令，同时又渴望在“下级”身上施加权威，无论是在家庭中、国家官僚体制中，还是在公司组织结构中。欧文·斯陶布在其所著的《恶之根源》中采访了被监禁的党卫军成员，在这些旨在探究为何表面“正常”的人却能够实施极端残忍暴力行为的深入访谈中，这些采访压倒性地显示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威权式的纪律严明家庭。

“传统的”（即威权的、纪律严明的、父权制的）家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构成了威权文明的必要基础，并一代又一代地再生产着这种体制及其伴生的社会恶果。

J.6.6 无政府主义者在青少年性解放问题上
持有何种立场？

青春期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来自父母和社会对青少年性行为的压制。青春期正是性欲最为强烈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会有要求青少年“等到结婚”、或至少等离开家庭之后才能开始性生活的荒谬观念呢？为什么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会存在这样的法律：允许一位19岁的“男孩”与他17岁的女朋友，在女方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却因所谓的“法定强奸罪”而被女孩的父母（！）逮捕？

要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回想一下：统治阶级并不关心那些鼓励大众趋向于自由、独立和不基于商品的愉悦；相反，他们支持那些能够造就大众顺从、温驯、依赖、无助以及服从权威性格的一切事物——这些有助于延续等级制度、并因此维持统治阶级权力与特权的特质。

由于性爱是人类所能体验到最强烈的愉悦形式之一，也是与他人建立情感纽带与亲密关系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因此，对性的压制也就是摧毁人类心理最有效的手段，并为其造就了一种顺从／服从权威的性格结构（同时也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正如赖希所观察到的，这种性格由“性无能、无助感、对依恋的需求、对领导者的怀旧情结、对权威的恐惧、怯懦心理以及神秘主义倾向”共同构成，并且“拥有这种性格结构的人无法实现民主。一旦遇到这些性格特征，所有试图建立或维持真正以民主为导向组织的努力都会失败。它们，构成了一种可以滋生民选领导者身上的专制欲望和官僚习气的大众心理土壤。”性压抑“培养出畏惧权威、害怕生活的奴仆，并由此不断创造出一小撮当权者统治大众的新的可能性。”[The Sexual Revolution，第82页]

无疑，统治精英中的大多数成员并没有完全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依赖于长久以来大众中对性的否定态度。尽管如此，他们潜意识中仍能感受到这一点。性自由是自由中最基本也是最强大的形式之一，而每一个保守主义者或反动派本能地会对这种“社会混乱”感到恐惧——也就是说，它会滋养出一种反抗权威的反叛性格。这就是为什么“家庭价值观”和“宗教”（即纪律和强制性的性道德）是保守或反动议程的核心支柱。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着手解决社会中与性压迫相关的每一个方面至关重要。这也包括肯定青少年不受限制地享有性生活的权利。

支持青少年性解放的论据不胜枚举。例如，许多青少年自杀的悲剧可以通过消除对青少年性生活的限制而得到预防。从对那些不存在性压抑的部落民族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学者所写的报告，不论他们是否带着对‘野蛮人’的‘道德堕落’应有的愤慨，都指出：青春期的仪式使青少年立即进入一种性生活。一些原始社会非常重视性的愉悦，而青春期仪式则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有些原始民族不仅不阻碍青少年的性生活，反而大力鼓励——例如通过安排公共房屋让青少年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就迁入其中，以便能够享受性交。即使是在那些实行严格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的原始社会中，青少年从青春期开始直到婚前，也完全享有去体验性交的自由。这些报告中没有任何关于青少年因单相思而性痛苦或自杀的迹象（尽管单相思的情况当然会发生）。这里不存在性的成熟与生殖器性满足之间的矛盾。”[Reich, Op. Cit., p. 85]

青少年的性压抑与犯罪行为也有密切关联。如果一个社区内有青少年无法找到进行亲密关系的地方，他们就会在阴暗角落、在汽车或货车里寻求这种接触，并且时刻提心吊胆，生怕被人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满足感的，并且还会积累紧张和挫折的情绪。因此，他们会感到不满，彼此焦虑，变得嫉妒和愤怒，进而引发肢体冲突，转向毒品作为性生活不满足的替代品，破坏财物以发泄被压抑的怒火，甚至可能对他人实施暴力。正如赖希所指出的：“青少年犯罪，是一种可视化表达儿童和青少年内心潜藏的性危机的形式。可以预见，除非一个社会能够鼓起勇气并掌握知识，以一种肯定性的态度来调节其青少年的性生活，否则这个社会将永远无法成功解决青少年的心理病理学问题。”[Op. Cit., p. 271]

基于上述原因，“帮派问题”的解决方案显然也依赖于青少年的性解放。我们当然并不认为是帮派本身在压制青少年的性活动。而实际上，成为帮派成员所能带来的更多性机遇，无疑是吸引青少年加入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帮派对滥交、色情、施虐等“性之暗面”的执念，无疑显示出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普遍否定性和压抑性的环境，使得孩子们在到达帮派年龄时已经形成了不健康的次级内驱力。但这种表现内驱力的方式绝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定义的“性自由”。相反，无政府主义提出的青少年解放建议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即唯有拥有一个自由意志的童年，才能为青春期健康的性自由奠定必要的条件。

将这些见解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显然青少年应该有充分的机会获得一个私密空间，他们在那里可以与性伴侣不受打扰地相处。父母还应鼓励了解和鼓励使用避孕措施以及总体上的安全性行为，并尊重关系中对方的感受。这并不意味着鼓励滥交或单纯为了满足欲望而进行性行为。相反，这意味着鼓励青少年了解自己的愿望和欲望，拒绝任何形式的强迫。从以下这位无政府主义活动者在1930年代的经验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有一次，一位来自Juventudes [自由意志主义青年组织]的同伴来找我，说：‘你，自称你是多么的解放，但你其实并不那么开放。’（我告诉你这件事是为了让你看看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因为如果我要求你给我一个吻，你就不会给我。’

“我站在那里盯着他，心想：‘我该怎么摆脱这个局面？’然后我对他说：‘听着，当我想要和一个人上床时，是我自己选择了他。我不会跟任何人随便地上床。作为一个男人，你并不吸引我，我对你没有任何感觉……为什么要让我按照你说的那样“解放自己”，也就是跟你要上床呢？对我来说这不是解放。这只是单纯为了满足欲望而发生关系。’我继续说，‘不，爱就像吃饭一样：如果你饿了，你就去吃；如果你想和一个人上床，那就去做……另外，我还想告诉你……你的嘴也并不吸引我……而且我不想跟一个我不愿亲吻的男人发生关系。’

“他哑口无言！但我其实有着双重的动机……因为我还想向他展示，这不是教育同伴的方式……这就是西班牙女性争取自由——甚至是对我们自己组织中男同志的斗争情形——更不用说与其他男人的关系了。”[引自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西班牙的自由女性》，第116-17页]

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是至关重要的。正如莫里斯·布林顿指出的，性解放的努力将会遭遇来自现存社会的两种回应——直接反对以及企图收编。第二种回应表现为“首先使性异化并物化，然后狂热地利用这一空壳以谋取商业利益。当现代青年冲破了压抑的传统道德和专制的父权家庭的双重桎梏时，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种被投射出来的性自由形象，这实际上是一种被操控的扭曲。”从性在广告中的运用、到性产业作为一个主要消费行业的成功发展，都可以看出这种现象。然而，这种发展与无政府主义者所期望的健康性观念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因为“性被呈现为了一种可以被消费的东西。但性本能却不同于其他某些本能”，因为它只能通过“另一个具有思考、行动与感受能力的人类”才能得以满足。“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性的异化正是普遍异化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人被转化为了物（在这种情形下，即转化成了性消费的对象），而人际关系则被抽空了其中的人性内容。无选择的、强迫性的性行为，这并不是性自由——尽管有时，它可能成为实现性自由的预备条件（而压抑性的道德则永远无法做到这一点）。但将被异化的性误认为是性自由，这一错觉成为了通往彻底解放道路上的又一障碍。性自由，意味着认识与理解他人的自主性。”[ "The Irrational in Politics", pp. 257-92, For Workers' Power, p. 277 ]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将青少年性解放视为培养自由个体的手段，同时也是减少性压抑所带来恶劣影响的一种方式（我们必须指出，性压抑还助长了物化他人的倾向，尤其是在父权社会中对女性的物化）。

J.6.7 但关注性解放的不会分散对革命的注意力吗？

认为青少年仅仅在关心性自由、或者应该去只关心性自由，是对青少年的一种侮辱。事实上，许多青少年拥有高度发展的社会良知，并对经济剥削、贫困、社会崩溃、环境恶化等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任何年龄段的人都是如此！

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警惕一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中常见的态度，即将关于性问题的自发讨论视为“对阶级斗争的转移”¹⁷¹。这种态度是一种经济主义倾向（更不用说其隐蔽的禁欲主义倾向了），因为它基于这样一种前提：经济阶级必须成为一切旨在社会变革的革命努力的中心。毫无疑问，改造经济体系当然是重要的；但如果没有大众层面的性解放，就无法彻底完成工人阶级的革命，因为届时将缺乏足够多具有必要人格结构的人，来建立一个持久的自我管理社会与经济体系（也就是说，缺少那些能够以负责任的方式接受自由的人）。而如果试图在没有为这一体系的成长准备好必要心理土壤的情况下就强行建立这样的制度，那么最终只会导致回归一种新的等级制度与剥削形式。同样地，如果社会上依然存在压抑性的社会道德规范，人们依然无法按照自身意愿自由表达，那么即使获得了“自由”，这种自由也不过是徒有其名罢了。

而且对于许多人来说，摆脱威胁其心理健康的性压抑是人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正因如此，如果无政府主义的“解放”运动仅限于干巴巴地讨论剩余价值、劳动异化等等，也就很少有人会被吸引。相反，性问题必须被纳入对整个统治体系的多方位攻势之中。人们应当有信心地感到，无政府主义者是站在性享乐一方的，而不是那些以“为了革命”之名、要求自我否定的革命禁欲主义者。相反，我们必须去强调，完整的性享受能力本身就是革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在性问题和强迫性家庭的问题上不断质疑和挑战权威，只会补充在其他领域（例如关于谁在支配劳动过程——或劳动本身目的的问题上）对权威的质疑和挑战。两者都在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以及对自己生活重要方面的支配权。两者都揭露了那些被视为理性、却支配了我们大量思想与行为的异化概念。有意识的革命者的任务，就是使明确这两种挑战，指出其深刻的颠覆性内容，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Maurice Brinton, "The Irrational in Politics", pp. 257-92, For Workers' Power, p. 278]

我们此前已指出，在以共产主义式／共有制社会秩序为基础的前父权制社会中，儿童享有完全的性自由；而随着社会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上转向父权制，童年期禁欲观念才开始出现（参见B.1.5节）。这种对性态度的巨大转变，使得以权威为导向的人格结构得以发展，取代了原先非权威式的人格结构。民族志研究表明，在父权制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社区的劳动生活方式普遍与儿童及青少年的自由发展相对应——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规则强迫儿童和青少年进入特定形式的性生活，这为他们自愿融入社区和在各种集体活动中实行自律创造了心理基础。这进一步支持了这样一个前提：普遍的性积极态度是可行的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心理学也明确表明，必须制止一切来自父母、教师或行政权威对儿童自由表达的阻碍。我们作为无政府主义者，首选的方式是直接行动。因此，我们应当鼓励所有人相信，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去建设属于自己的个人生活。这绝不会阻碍或干扰他们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恰恰相反，如果他们能够逐步解决私人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他们将以更大的愉悦和专注投入到其他社会事业中去。

除了直接行动之外，无政府主义者还可以支持保障表达自由和性自由的法律保护（例如废除荒谬的法定强奸罪法规，以及为同性恋者争取平等权利），正如他们也支持保护工人罢工权、家庭假期等立法一样。然而正如赖希所指出的：“在任何情况下，新的性生活秩序都不可能靠中央权威的法令建立起来。”[The Sexual Revolution, p. 279] 这是列宁主义者的一种幻想。实际上，新的秩序将是自下而上建立的，依靠的是越来越广泛地传播有关性压抑对个人和社会带来不良后果的知识，以及传播自由意志主义式儿童养育和教育方法所带来的益处。

一个人们能够体验性福的社会，将是一个人们倾向于“做爱，不作战”（"make love, not war,"）的社会，因此也将为普遍安全提供最佳保障。无政府主义者关于重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事业，届时将能在一种喜悦而非仇恨与复仇的精神氛围中自发推进。只有到那时，这一事业才能有效抵御反动势力的威胁，因为多数人将站在自由一边，能够负责任地使用自由，而不会无意识地渴望一个权威式“父亲形象”来指示他们应该做什么。

因此，对性解放、自由意志主义式育儿与自由意志主义式教育的关注与实践，是社会斗争与社会变革的关键组成部分。绝不能像某些自诩为“严肃”革命者所声称的那样，把这些议题视为“分散了”对“重要”政治经济问题的注意力。正如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在谈到西班牙革命期间“自由女性”团体所开展的实际工作时所指出的：

“尊重儿童并对其进行良好的教育，对革命性的变革进程至关重要。无知，使人们尤其容易受到压迫与苦难的侵害。更重要的是，教育使人们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以恐惧为基础的威权式学校（或家庭），培养的是顺从专制政府的人[或顺从于资本主义工作场所的人]。而要让人们为生活在一个没有支配的社会做好准备，就必须建设与之不同的学校与家庭。”[Free Women of Spain, p. 133]

私人事务就是政治事务，如果人们都不能自由地过上完整且充满乐趣的生活，那么即使建立了一个自由的经济体系，也没有太大意义！因此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性解放问题与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同样重要。这一点可以从艾玛·戈尔德曼回忆与克鲁泡特金的一次会面中看出。当时克鲁泡特金称赞了她参与编辑的一份报刊，但同时表示：“如果你们不在性问题上浪费那么多篇幅，这份报刊会更有成效。”戈尔德曼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并就“性问题在无政府主义宣传中的地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终，她说道：“好吧，亲爱的同志，当我到了你这个年纪时，性问题也许对我就不再重要了。但现在它对我而言十分重要，而且对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听到这里，戈尔德曼回忆说，克鲁泡特金愣住了，随后“和蔼地笑了笑，脸上浮现出一丝诙谐的神情。‘想不到，我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回答道，‘或许你说得对。’他满怀慈爱地注视着我，眼中闪烁着幽默的光芒。”[Living My Life, vol. 1, p. 253]

J.7 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社会革命
是什么意思？

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社会革命远不只是革命本身。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真正的革命也远不止是社会政治组成、结构或形式的变更。它必须彻底变革社会的所有方面——政治、经济、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以及变革构成社会的个人。事实上，这两种转变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人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所说：

“有许许多多种类的革命。有些革命仅仅改变了政府形式，用新的统治者取代旧的统治者。这些是政治革命，因此往往遭遇的抵抗也较小。但一场旨在废除整个雇佣奴役制度的革命，也必须消灭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权力。也就是说，它不再仅仅是更换统治者或更换政府，不再是一个政治革命，而是试图改变整个社会性质的革命。这，就是社会革命。”[What is Anarchism?, p. 176]

这意味着两个相关联的方面。首先，它意味着要改造社会的所有部分，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制度的某些方面进行修补。政治革命实质上意味着更换统治者，而社会革命则意味着改变社会本身，也就是改变社会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换言之，社会革命的目标不是一种形式的压迫替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压迫，而是根除一切奴役和压迫个人的制度。其次，它意味着由社会大众直接推动这一根本性变革，而不是依赖政治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其他威权社会主义者做的那样。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政治革命，注定要失败。“社会革命的实际且积极的工作，必须……由劳动人民自己来完成，”因为“他们是现存制度最严重的受害者，废除这些制度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Berkman, Op. Cit., p. 189 and p. 187]

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在内容上就不是政治性的——远非如此；任何熟悉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人都应清楚，无政府主义中有其政治理论与政治目标。鉴于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的分析，认为国家是少数阶级统治的工具，旨在排除广大民众的参与——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就是废除国家。然而我们所强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寻求通过掌控执法机关和军队（如同政府那样），来自上而下地推动变革。相反，我们追求的是自下而上的变革，从而使革命成为必然，而非依赖政治先锋队的阴谋（不出所料，正如我们在H.3.3节中指出的，列宁也曾将仅靠下层推动变革的观点斥为无政府主义，并强调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地实现变革）。正如杜鲁蒂所言：“我们从未曾相信革命是由少数人夺取政权并对人民实行的独裁……我们要的，是一场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革命。没有这一点，革命便不可能发生。那只不过是一次政变而已。”[quoted by Abel Paz, Durruti: The People Armed, pp. 135-7]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社会革命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是被压迫者与被剥削者为自身自由的斗争。而且，这种革命并不会凭空出现。相反，正如巴枯宁所言的，革命“不是即兴而成的。它们不是由个人、甚至不是由最强大的团体凭意志制造出来的。它们独立于一切意志与一切阴谋，总是由环境的自然力量所促成的。”[Bakun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23] 革命只有当条件成熟时才会爆发，而不能被人为制造（例如，一个工会领导层突然宣布在某日发动总罢工，这是无法产生革命的）。不过，个人和团体的行动，通过宣传、斗争和组织，可以使革命的到来变得更加可能，从而在环境变化时，人们能够并愿意以革命性的方式行动（例如，自发地罢工并将斗争扩展为总罢工）。这意味着并没有一种机械的、客观的过程在起作用，而是存在一种我们可以影响却无法操控的进程。革命是社会进化的产物，也是社会斗争的产物，而社会斗争又是社会进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被压迫的群众……从未完全屈从于压迫与贫困，他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正义、自由与福祉，并且开始意识到，只有与世界各地所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团结与联合，他们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他们也明白，解放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掌控生产资料、占用土地和掌握劳动工具。”[Malatesta, Anarchy, p. 33]

因此，任何社会革命都源于工人阶级日常的斗争（就像无政府主义一样）。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进程——一个正在此刻进行的过程。因此，社会革命不是我们坐等未来发生的某种事情，而是一个此时此刻发生的过程，我们与其他倾向以及客观因素共同影响着这个过程。这意味着“进化与革命并不是两个分离的、不同的事物，更不是彼此对立的……革命只是进化的沸点。”[Berkman, Op. Cit., p. 179] 这也意味着我们当下的行动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正通过今天的斗争塑造着未来。正如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古斯塔夫·兰道尔所言：

“国家并不是一种可以通过革命摧毁的东西，它是一种状态，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特定关系，一种人类行为的模式；我们通过缔结不同的关系、以不同的模式行动——来摧毁它。”[quoted by George Woodcock, Anarchism, p. 421]

这并不是说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革命将伴随着，例如说，一些具体的事件（例如总罢工、大规模占领土地、占领住房和工作场所、现实的起义等等）。当然不是。这意味着我们将这些事件置于一个过程之中，置于社会运动之中，认识到它们并不是孤立于历史的偶发事件，也不是孤立于社会内部思想与运动发展的过程。

伯克曼在论述时也呼应了这一观点，他指出，虽然“社会革命是彻底改变社会基础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性质的革命”，但这种变革“必须首先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发生”。这意味着“社会革命必须加以准备。准备的意义在于推动进化的进程，让人民认识到当今社会的弊害，使他们相信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社会生活的吸引力、可能性、公正性和可行性。”[Op. Cit., p. 180-1] 这种准备工作正是通过此时此地的社会斗争实现的——以直接行动、团结互助和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为基础的社会斗争。虽然伯克曼的论述主要集中于劳工运动，但他的观点也适用于所有社会运动：

“在无产阶级的日常斗争中，这样的组织[工团主义工会]将能够取得目前建立的保守工会所无法想象的胜利……这样的工会将很快成为超越工人的防御者和保护者的存在。它将使工人切身体会团结及由此产生的力量、以及劳工团结的重要意义。工厂和作坊将成为训练营，增进工人对自身社会角色的理解，培养其自立和独立精神，教导其互助与合作精神，使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或她]将学会依据自己的判断作出决定和行动，不再把自己的事务和福祉托付给领袖或政客，而是为自己的福祉着想……他[或她]将逐步认识到现有的经济安排和社会安排是错误的和罪恶的，并将下定决心去改变它们。工厂委员会和工会，将成为新的经济制度和崭新社会生活的准备场所。”[Op. Cit., pp. 206-7]

换言之，当下对权威、剥削、压迫与支配的斗争，就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巴枯宁强调道，正是这种日常的斗争创造了自由的人，而这种斗争所产生的组织“孕育着……取代旧社会之新社会的萌芽。它们不仅在创造未来的思想，也在创造未来的事实。”因此，（自由意志）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在城市与乡村发展和组织工人阶级的非政治的或反政治的社会力量”来实现。[Bakunin On Anarchism, p. 255 and p. 263] 这种社会力量通过各种经济组织与社区组织得以表达，如自我管理的工会、工作场所集会和社区群众大会（参见J.5节），而正是这些组织形式，构成了自由社会的结构框架（参见I.2.3节）。

无政府主义者努力效仿我们西班牙的同志，即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F.A.I.）的榜样，他们在“面对改良主义与革命这种传统的对立时，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第三条道路，试图通过在实践中发展自治的自由意志主义自我组织形式，来争取直接的、实际的改善。” [Nick Rider, "The Practice of Direct Action: The Barcelona Rent Strike of 1931", pp. 79-105, For Anarchism, David Goodway (ed.), p. 99] 无政府主义者还必须在此过程中“警惕我们自己，以防因群众尚未准备好接受安那其而使得自己变得不那么无政府主义了。”[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62]

因此，革命与无政府主义都是斗争的产物，而斗争是一个传播和发展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社会过程。马拉泰斯塔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要实现无政府状态，我们必须等到每个人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恰恰相反……在目前的条件下，只有受特定环境影响的一小部分少数人才能设想出什么是无政府状态。若希望在滋生威权主义与特权的现有环境发生变化之前，就会发生普遍的转变，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需要组织起来以实现无政府状态；或者，至少在赢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之后，在某地存在一个既具备足够人数、又能自给自足、还能在地方上扩散其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核心的情况下——逐步实现可能的无政府状态”[The Anarchist Revolution, pp. 83-4]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在尚未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在本能上以自由意志主义方式行动的人群中，鼓励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来影响社会斗争和革命的进程。无政府主义者将我们的理念传播给正在斗争中的人们，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其中的自由意志倾向。通过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状态也将变得越来越可能（我们将在J.7.4节中进一步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革命中的角色）。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社会革命是多年斗争的最终产物。它表现为某个特定社会的根本转变、所有形式压迫的崩解、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自我管理组织形式的创造，以及人们对生活本身态度的转变。此外，我们并不在等待未来才在日常生活中引入这些变革。相反，我们致力于在今天的社会中就尽可能多地创造无政府主义倾向，坚信这样做能够更为接近自由社会的实现。

因此，包括革命派在内的无政府主义者，都试图使当今世界变得更加自由意志主义，从而让我们更接近自由。很少有无政府主义者会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在（或属于）遥远未来的事情，相反，它是我们试图在此时此地就通过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生活和斗争来创造的东西。一旦有足够多的人这样做，那么朝向无政府状态的更广泛变革（也就是说，革命）就会成为可能。

J.7.1 为什么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者？

虽然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确实认为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来建立一个自由社会，但也有一些人拒绝这一观点。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革命本质上是强制性的，因此违背了无政府主义原则。用蒲鲁东（回应马克思）的话来说：

“也许你依然认为，没有外力的奇袭、没有所谓的革命，就无法进行任何变革；但我必须坦白地说——这实际上不过是一次动荡。我最近的研究已使我放弃了这种观点；我理解它，也愿意与人讨论，因为我自己也曾长期持有此看法。但我不认为我们需要这种手段才能成功，因此，我们不应将革命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种所谓的手段不过是诉诸武力和专断。简而言之，这将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行为。”[Selected Writings of Pierre-Joseph Proudhon, p. 151]

此外，他们还指出：国家在武装力量上远远强于普通民众，训练也更为有素，并且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在需要恢复“秩序”时，国家甚至不惜大规模地屠杀。因此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他们认为，革命注定会失败。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各个派别都有反对革命的人。在传统上，个人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反对革命观念，蒲鲁东便是如此。然而随着俄国革命的失败以及西班牙CNT-FAI的挫败，一些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重新考虑对革命的支持态度。他们不再将革命视为建立自由社会的关键途径，而是认为革命注定会失败，因为国家作为一种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无法通过起义加以克服。因此，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转而支持建设替代性的社会形式，如合作社、互助银行等。这些手段将通过“某种经济体系……逐步地焚毁财产”，并“借由另一种经济体系，把社会中夺走的财富……重新归还于社会”，从而逐步将资本主义转变为自由意志社会主义。[Proudhon, Op. Cit., p. 151] 建设这种替代体系，结合对国家施加压力，例如推动合作社去运营公共服务和产业、以及进行公民抗命和拒绝纳税，会被视为是实现无政府状态的最佳路径。他们认为，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虽然需要时间，但从长远来看将更加成功。

大多数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样强调在当下建设自由意志主义替代组织的重要性。他们会赞同巴枯宁的观点，即自由意志主义的工会、合作社等组织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当由客观情势自然引发的革命爆发时，将会有一股真正的力量掌握在手中，知道该做什么，并能以此将革命导向对人民有利的方向：建立一套严肃的、国际性的世界工人组织网络，使其能够取代正在消亡的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体系。”[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p. 323] 因此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进化与革命的区别并不重要——无政府主义者平时就应当支持社会中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同时在革命时机到来时积极响应。

然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资本主义最终无法通过改革被消除，国家也不会因自由意志主义的制度和观念的冲击而自行消亡。无论是互助银行（参见J.5.7节）还是合作社（参见J.5.11节），都无法在竞争中击败资本主义体制。这意味着，尽管这些替代方案非常重要，但它们并不足以完成建立自由社会的任务。这表明，尽管资本主义内部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可能改善人们在这一体系下的生活，但它们却无法根除资本主义。所以他们认为，这就需要一场社会革命。这类无政府主义者同意亚历山大·伯克曼的观点，即“历史上没有任何政府或权威、没有任何掌权的集团或阶级，自愿放弃过他们的统治地位。每一次都需要使用武力，或至少需要威胁使用武力。”[What is Anarchism?, p. 174] 即便是在东欧的国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终结之后也没有推翻这一论断。若是没有群众的集体行动，这些政权本可以继续维持下去。面对大规模的民众起义，政委们认识到，与其被彻底剥夺权力，不如主动放弃（部分）权力（而且他们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使得当中的许多人得以成为新的私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作为任何真正革命的开端，大规模的民众反抗——不可或缺。

认为“国家过于强大而无法被击败”的观点，已被一次次证明是错的。每一次的革命都击败了此前被宣称为不可战胜的军事机器（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西班牙，人民武装击败了军方在全国三分之二地区的控制）。归根结底，国家的力量依赖于其军队执行命令。如果军队反叛了，国家便会失去了力量。这正是无政府主义者一直进行反军国主义宣传、鼓励士兵加入罢工者及其他反叛民众行列的原因。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只要条件成熟，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推翻，而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正是去促成这些条件的到来。

而且，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还主张，即使无政府主义者不支持革命性的变革，这也无法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不论我们是否希望，它们都会发生。革命始于小规模的反叛——个人、群体、工作场所及社区中的小规模拒绝行为，并继续不断地发展壮大。在任何等级制度的社会中，这些反叛行为的出现及其逐步扩散都是不可避免的。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出于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及对自由的追求，必须支持此类造反行为，并最终——支持社会革命。若不这么做，那就是对抗争中的人民置之不理，同时也忽视了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观念在现存社会中得以传播的途径。因此，亚历山大·伯克曼正确地写道：

“因此为什么说预见未来必将爆发一场生活主宰者与被剥夺群众之间决定性的斗争，这其实并不是一种预言。

“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战争。这场战争通常在所谓的法律形式内进行。但即便如此，它仍时而爆发为暴力冲突，例如在罢工与封锁期间，因为政府这只武装的铁拳总是为统治者服务，一旦资本家感受到自己的利润受到威胁，这只铁拳便会立即行动：这时，资本家便撕下了与劳动者‘共同利益’与‘伙伴关系’的面具，转而诉诸于每一个主宰者最后的辩解——强制与暴力。

“因此可以确定的是，政府与资本若有可能，绝不会心甘情愿地被平静地废除；他们也不会像某些人假装相信的那样奇迹般地‘自行消失’。要消灭它们，必须通过一场革命。”[Op. Cit., p. 174]

不过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一致认为，任何革命都应尽可能地不去采用暴力。暴力是压迫的工具，而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暴力只在作为对权威的自卫手段时才是正当的。因此，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追求“暴力革命”——他们只是清醒地认识到，当人们拒绝向权威叩头时，权威必将对他们施加暴力。而这种暴力，早已针对性地施加在了非暴力形式的直接行动之上；因此，即便那些拒绝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无法避免国家针对他们的暴力，除非他们彻底放弃对国家与资本主义权威的一切抗争。因此，当涉及到受支配者如何进行有效行动时，相关的问题很快便演变为：我们的自由究竟要付出多大的不行使自由的代价？

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也并不认为革命与无政府主义原则相矛盾。正如马拉泰斯塔所言：“如果两个人若想和平共处，必须双方都渴望和平；如果一方坚持使用暴力迫使另一方为他劳动、为他服务，那么另一方，若他仍希望保有人类的尊严、不堕入赤裸裸的奴役之中的话，便不得不在热爱和平的同时，用适当的手段抗拒暴力。”[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54] 在任何等级制度下，掌权者都不会让被支配者平静地离开。老板不会将工人视为平等者，也不会和工人以自由协议、无权力差异地共同劳动。相反，老板用命令指挥工人，通过制裁的威胁迫使工人服从。国家亦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革命不可能是威权主义的——因为消灭权威本身就不是威权主义的！引用鲁道夫·洛克尔的话：

“我们……清楚，革命无法用玫瑰香水来完成。我们也清楚，拥有阶级绝不会自愿放弃他们的特权。在革命取得胜利的那一天，工人们必须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目前土地资源、地下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掌握者；而这——让我们对此有清晰认识——是不可能在不把社会资本掌握到工人自己手中、并且不首先摧毁那座支配且将继续支配人民大众的堡垒——权威体制——的情况下实现的。这种行动毫无疑问是一种解放行为；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宣告；是社会革命的真正本质，它与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原则——专政——毫无共同之处。”["Anarchism and Sovietism", pp. 53-74, The Poverty of Statism, Albert Meltzer (ed.), p. 73]

同样应当指出的是，那些宣称革命本质上就是专制的人，比如恩格斯（参见第H.4.7节），其实是混淆了概念。他们未能认识到，摆脱他人的统治根本称不上是“专制”！从压迫者手中争取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解放行为。马拉泰斯塔的评论很好地体现了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使用武力的立场：

“我们既不寻求用武力强加任何事物，也不愿屈服于暴力的强制。

“我们打算对政府使用武力，因为正是政府通过武力将我们置于臣服之下。

“我们打算剥夺财产所有者的所有权，因为正是他们通过武力，占有了原材料和人类劳动所结出的财富，并以此迫使他人为其利益劳动。

“我们将以武力，抵抗任何试图通过武力保留或恢复其强加意志、剥削他人劳动手段的人……

“除了上述这些情况下——在以武力来抗击武力压迫时，使用暴力才是正当的之外——我们始终反对暴力、主张自决。”[Op. Cit., p. 56]

这正是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者的原因。他们不认为革命违背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并且认为革命是创建自由社会的唯一真正途径——一个能够彻底终结那种将大多数人类置于奴役状态的、长期、更大暴力的社会。

J.7.2 社会革命是可能的吗？

关于社会革命可能性的一个反对意见，基于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变革悖论”的论点。它的论述如下：威权制度会奖励并挑选具有威权型人格的人去担任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职位；而这类人，不仅（a）有利益动机去维持威权制度（因为他们从中获益），而且（b）拥有维持这一制度的权力；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个自我维系且封闭紧密的体系，几乎不会受到非威权型人格者的影响。因此，制度变革以个体变革为前提，而个体变革又以制度变革为前提，如此循环。所以进一步，除非能够证明制度与人类心理可以同时改变，否则，期待发生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而非仅仅是精英们的更替）似乎是不现实的。

与这一问题相关的事实是，等级社会的心理根源在于对权力的成瘾——对他人、对自然、对身体和人类情感的控制欲——而这种成瘾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也就是说，一旦世界上任何一个群体染上了权力成瘾，在其侵略范围内的人们也会感到不得不接受权力结构，包括接受对致命武力的集中控制，以保护自己免受邻人的侵害。一旦采纳这些权力结构，威权制度便会自我延续。

在这种情形下，恐惧，就成为了大多数人保守主义、从众行为和精神惰性的底层情绪，他们极易受到威权精英们自利性宣传所影响：宣传声称国家、强人领袖、军国主义、“法律与秩序”、资本家、统治者等的存在——都是必要的。因此，就更加难以想象制度与个体心理的同时转变了。

尽管这些障碍十分严重，但它们并不足以令人绝望。为了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科学领域的“范式转移”¹⁷²通常并不是由单一领域的新发展所引发的，而是多个不同领域累积发展并发性汇聚的结果。例如，导致牛顿范式被推翻的爱因斯坦革命，正是由于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及其他科学领域的同步进展，这些进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相互促进（参见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类似地，如果社会领域要发生一次“范式转移”，也就是从等级制制度向非等级制制度的转变，它也很可能是多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同时汇聚的结果。在等级社会中，权威所造成的压迫也会激发反抗，从而带来希望。“对自由的本能”是不可能永远被压制的。

这就是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强调直接行动（见J.2节）和自助（见J.5节）重要性。正是在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自我管理、直接行动与团结互助，人们在自身和整个社会中创造了必要的“范式转移”。因此，反抗权威的斗争本身便是无政府状态的学院——它鼓励了社会中的自由意志主义倾向，促使个体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只有自由，或者为自由而斗争的过程，才能成为通向自由的学校。”[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59]）。而在革命的情势之下，这一进程将会加速。这里值得长篇引用默里·布克钦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

“革命是深刻的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大熔炉，让各种冲突的思想和倾向在革命人民的头脑中得以筛选……

“参与革命进程的个人，在革命之后已然与革命开始之前大为不同。那些在革命时期取得了些许成功的人，在短短数周或数月内所学到的，会比他们在非革命时期一生中所能学到的还要多。传统观念以惊人的速度瓦解；历经数个世纪形成的价值观与偏见几乎一夜之间便消失无踪。极具创新性的思想被迅速采纳、检验，并在必要时被抛弃。即便更新的思想往往带有公然激进的特征，也会以一种令所有统治精英（无论他们声称自己多么激进）都感到恐惧的热情被采纳，迅速在民众意识中深深扎根。那些因传统而神圣化的权威，突然之间便失去了其威望、丧失了合法性和统治权力……

“革命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上所引发的动荡如此之剧烈，以至于它们对那些声称‘人类行为固定不变’、‘人性是被预设的’的思想体系，包括社会生物学家，构成了持续的挑战。革命性的变革揭示了‘人性’中惊人的柔韧性，但至今很少有心理学家选择研究革命期间社会与心理的剧烈动荡，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因此，必须充满激情地强调一点：若仍以革命前评判民众的标准，来评判他们在革命期间及其之后的行为，便是彻底的短视。

“我想要强调的是，革命之所以能够在人民中间引发深远的思想与道德变革，主要源于它赋予了普通人、特别是受压迫者，以进行民众自我管理的机会——他们能够直接、迅速而激动人心地掌控自己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方面。随着起义中的人民从曾经神圣且压迫他们的统治精英手中接过权力的缰绳，并开始沿着激进的民粹主义方向重构社会，个体便逐渐意识到自身潜藏的力量，这种力量滋养了他们原先被压抑的创造力、自我价值感与团结精神。他们认识到，社会并不是如先前僵化的传统所教导的那样，是不可改变或不可侵犯的；相反，它是可塑的，并且在一定限度内，可以根据人类的意志与欲望加以改变。”[The Third Revolution, vol. 1, pp. 6-7]

简而言之，“只有通过为自由、平等与团结而斗争，你们才能理解无政府主义。”[Nestor Makhno,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tate and Other Essays, p. 71]

因此，社会革命是可能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在特定条件下预见成功的起义。那些习惯于听从老板指令的人并不具备创造新社会的能力。自由、自我管理、合作与团结的倾向，它们并不是某种单纯的道德意志，仅凭自己就能克服资本主义在其内部生活的人们中所培养的竞争性与等级性行为。正如马拉泰斯塔指出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的——这也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然而，在我们这个阶级中，为了生存和抵抗体系的斗争激发出了合作的精神。这种通过反抗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合作倾向，也培养了建立自由社会所必需的习惯——在努力改变世界（即便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的过程中，人们也在改变他们自己。直接行动培养出赋权和自力更生的人，他们能够自行管理自身事务。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对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持肯定态度，正是基于斗争所产生的解放作用，它能激发个体与集体自我管理和直接行动的倾向，它能唤起团结的需要以及为应对紧迫问题而产生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它还将再次证明这一点。

J.7.3 革命难道不意味着暴力吗？

尽管许多人试图将革命（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本质上就是暴力的，但无政府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革命在本质上实际是非暴力的。这是因为正如巴枯宁所言：“要发动一场彻底的革命，……就必须攻击各种地位与事物，摧毁财产与国家，但并没有必要毁灭人类，也无需让我们陷入由杀戮人类而在任何社会中永远引发的反动之中。”[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68-9] 同样地，要摧毁私有制这一制度，并不需要摧毁那些被少数人垄断的实际有用之物：

“如何打破资本的暴政？毁灭资本？但那将毁灭地球上积累的一切财富、所有原材料、所有劳动工具、所有生产手段……因此，资本无法也绝不能被毁灭。它必须被保留……只有一个解决方案——资本与劳动的密切而彻底的结合……工人们必须获得的不是对资本的个人所有权，而是集体所有权……资本的集体所有权……[是]实现劳动与工人解放的绝对必要条件。”[The Basic Bakunin, pp. 90-1]

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观念本质上非暴力的特性，可以从1919年西雅图的总罢工中看出。下文引自西雅图市长（我想我们无需多言，他显然并不支持罢工者）：

“所谓声援性的西雅图罢工，实际是一次企图发动的革命。即便没有暴力，这一事实也未被改变……罢工所公开与秘密的意图，正是要推翻产业体系：首先在这里，然后蔓延至各地……确实，没有枪声四起，没有炸弹爆炸，亦没有人员死亡。但我再重复一遍，革命不需要暴力。西雅图的总罢工本身就是革命的武器，其危险性更甚于表面的平静。要成功，它必须使一切停摆；使整个社区的生命流动停止……也就是说，它使政府陷入瘫痪。而这就是革命的全部——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实现。”[quoted by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p. 370-1]

如果罢工者当时占领了工作场所，而地方社区也建立起了群众大会，那么这场企图中的革命便会在毫无暴力的情况下成为真正的革命。一年后，在意大利，工厂与土地的占领运动爆发了。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在《新人类》报[无政府主义日刊]上，我们……曾经指出，如果这一运动能够蔓延至所有产业部门，也就是说，如果工人和农民效仿金属工人的榜样，赶走老板、接管生产资料，那么革命便可以在不流一滴血的情况下取得成功。”因此，“占领工厂和土地的行动完全契合我们的行动纲领。”[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35] 可惜的是，工人们最终听从了他们的社会主义工会领袖，停止了占领行动，而不是将其扩大开来。

这些事件表明了普通民众的力量以及政府与资本主义相对的脆弱性——它们之所以能够运作，只是因为能够强迫人们尊重其权威。毕竟，一个政府“不过是少数几个人”，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人民支持它。他们为政府提供金钱，提供陆军和海军，服从政府，从而使其得以运作。”一旦失去这种支持，“任何政府都无法成就任何事情。”资本家亦是如此，他们的财富“若不是因为人民愿意为他们工作并向他们进贡，将毫无意义。”两者都会“发现，只要人民拒绝承认他们为主人，拒绝让他们作威作福，他们所有自夸的权力与力量便会烟消云散。”相比之下，“人民的力量”则是“现实的：它无法被剥夺……它之所以无法被剥夺，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占有之上，而是建立在能力之上。这是创造与生产的能力。”要实现自由社会，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巨大的力量。”[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 84, p. 86, p. 87 and p. 83]

因此，“社会革命必然是暴力的”这一观念是错误的。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社会革命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解放的行为（既是个人的自我解放，也是整个社会的自我解放）。它与暴力无关，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者视其为终结社会中统治与暴力所使用的手段。无政府主义者希望任何革命在本质上都是非暴力的、任何暴力行为仅仅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正如马拉泰斯塔强调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暴力”，而暴力“只有在为了保护自己与他人免受暴力侵害时，才是正当的。”[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53]

当然，许多革命往往伴随着暴力。这种暴力有两个来源。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那些为了捍卫自身权力与财富、而对争取自由者进行的暴力抵抗。不出所料，这种暴力常常在历史书籍和媒体中被淡化处理。其次，是由革命所欲推翻的统治与压迫体系引发的报复行为。这类暴力既不是无政府主义所期望的，也不是革命的目的。正如伯克曼所论述的：

“我们知道，革命通常始于街头骚乱与冲突；这是革命的初始阶段，涉及到武力与暴力。但这不过是真正革命的壮观序幕。大众长期忍受的苦难与屈辱在此爆发成混乱与动荡，数十年来逆来顺受的屈辱与不公，终于以狂怒与破坏的形式得到宣泄。这是无可避免的，而且要说谁需要对这种革命初期的特征负责，那只有统治阶级。因为，正如在个人层面上一样，‘种风者必将收获风暴’，在社会层面上就更是如此；被迫忍受的压迫与悲惨越严重，社会风暴就越加猛烈。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但生活的主宰者们却从未倾听过历史的警示之声。”[Op. Cit., p. 195]

伯克曼指出：“大多数人对革命抱有非常混乱的观念。他们认为，革命就是战斗、破坏、摧毁。就好比有人认为挽起袖子就是完成了工作本身一样。实际上，革命中的战斗部分仅仅只是挽起了袖子。”革命的任务是“摧毁现存的条件”，而“条件并不会通过破坏和打砸而被摧毁。你不可能通过砸毁工厂和工厂里的机器来消灭工资奴役……你也不能通过放火烧毁白宫来消灭政府。”将革命“理解为暴力与破坏，本质上是误解和歪曲了整个革命的观念。在实践中，这种理解必然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那么，究竟有什么需要被摧毁呢？“是富人的财富吗？不，财富是我们希望整个社会都能享用的东西。”生产资料应当被“所有人民加以利用”，并且“服务于所有人的需要。”因此，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大众利益而接管这些资源，而不是摧毁它们。革命的任务是为了公共福祉而重新组织社会条件……去重建与再造。”[Op. Cit., pp. 183-4]

因此，当像巴枯宁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谈论革命是“摧毁”时，他们指的是必须摧毁权威与服从的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的制度。你可以清楚看到，我们并不主张摧毁人类或财富。这同样也不意味着我们美化暴力——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力图将暴力限制在对压迫与权威进行自卫的范围之内。

所以，社会革命可能会涉及一定程度的暴力，也有可能完全不涉及暴力。这取决于革命的具体情况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的广泛程度。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社会革命并不等同于暴力。事实上，通常当统治阶级抵抗被压迫者的行动时，暴力才会发生——也就是说，当掌权者试图捍卫其社会地位时，暴力才出现。

富人及其国家政权会竭尽全力防止社会中有足够多的无政府主义者，以至于能够简单地通过“无视”政府与财产权而使它们自行消亡。如果局势真的发展到那一步，政府将会暂停法律权利、取消选举，并逮捕有影响力的激进分子。问题在于，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如何应对这些行动？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成为多数派或接近成为多数派，那么防御性暴力很可能会成功。例如，“武装的人民”在1936年7月19日就成功粉碎了西班牙的法西斯政变，并由此开启了历史上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实践之一（见A.5.6节）。这就应该与1920年意大利工厂占领后的局势形成对比，当时法西斯恐怖主义镇压了工人运动（见A.5.5节）。换言之，即使大多数人已在行动当中，也不能仅仅“无视”国家的存在；必须彻底废除国家，并组织起自卫力量，以抵抗国家或资本主义的复辟企图。

关于自我防卫与保卫革命的问题，我们将在J.7.6节中进一步讨论。

J.7.4 社会革命将涉及哪些方面？

社会革命意味着将无政府主义思想付诸日常实践。因此，它意味着直接行动、团结互助与自我管理将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形式。这意味着社会从头到脚的彻底变革。关于革命的意义，我们不妨引用埃里科·马拉泰斯塔的一段话：

“革命是创造新的生活制度、新的群体组织和新的社会关系；是特权和垄断的毁灭；是新的正义、博爱与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再生必须更新整个社会生活，通过号召群众直接而自觉地为自身未来负责，从而提升群众的道德水平与物质条件。革命是由从业者们基于自身利益及公共利益来组织一切公共服务；革命是斩断一切的强制纽带；是各团体、各公社、各地区的自治；革命，是出于博爱愿望、出于个体与集体利益、出于生产与防御需要，而自愿形成的自由联合会；革命，是人民中基于各种观念、愿望与兴趣而自由形成的无数组织；革命，是成千上万个代表机关、地区机关、公社机关、区域机关、全国机关的建立与解散，这些机关不具有任何立法权，仅仅通过信息、建议和示范的方式，用来传播、协调近邻与远方人民的愿望与利益。革命是自由在事实的熔炉中经受煅烧的过程——只要自由存在，革命便持续存在。”[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53]

当然，这描绘的是一种较为广阔革命进程的图景。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给出一些社会革命可能涉及的更加具体的例子。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强调，这些仅仅是依据以往革命经验而举的例子，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定。每一次革命都会创造出自身特有的组织与斗争形式。下一次革命也不会例外。正如我们在I.2节中所论述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自由形式，这些形式既会继承以往革命中生成的组织特征，又将具有其独特性。因此，1871年的巴黎公社采用了受委托并可被罢免的代表制，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亦然，但前者基于地域划分来选举代表，而后者则基于工作场所的划分组织代表。我们在这里仅仅是（基于以往的革命）进行粗略的概述，描绘我们对未来社会革命可能出现情形的预期。我们并不是在预测未来。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言：

“人们常常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将如何以无政府主义的原则组织未来的社会？’如果这个问题……是提给那些以为一小撮人就可以随意组织社会之人的，那么似乎也正常。但在无政府主义者听来，这种问题却极为奇怪，我们唯一能够给出的回答是：‘我们无法组织你们。社会将由你们自己决定采用何种组织形式。’”[Act for Yourselves, p. 32]

而他们也确实实现了自我组织。在每一次社会革命中，被压迫者们都创造出了多种自我管理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包括法国大革命期间直接民主的邻里区会、1848年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时期的邻里俱乐部、俄国与德国革命中的工人委员会与工厂委员会、西班牙革命中的工业与农村集体、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的工人委员会、1968年法国起义中的群众大会与行动委员会、2001年阿根廷起义中的邻里集会与被占领的工作场所，等等。这些组织在结构上并不统一，有些也比其他的更具无政府主义色彩，但它们都体现了自我管理与联合的倾向。出现这种趋向于无政府主义式解决方案与组织形式的现象，并不令人意外，正如内斯托尔·马赫诺所指出的：“在推进革命过程中，在其天性中就存在着无政府主义冲动的人类大众会去寻求自由联合。自由的集会总是能赢得他们的支持。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尽其所能，帮助他们形成这种取向。”[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State and Other Essays, p. 85]

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本节所讨论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正如我们在I.2.2节中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每一场革命在不同地区将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并以不同的方式与不同的速度发展。至于其他人对于革命的构想，我们则留待他们自行阐述（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建立“工人国家”、以及由“无产阶级”先锋队或政党夺取政权的设想等）。

首先，革命“并非一日之功。它意味着一个时期，通常会持续数年之久，在此期间，整个国家都处于激荡状态；成千上万曾经冷漠的旁观者，开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它会“批判并否定那些妨碍自由发展的制度……勇敢地着手解决那些曾经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Kropotkin, Op. Cit., pp. 25-6] 因此，革命将是一个过程，其中革命性的态度、思想、行动与组织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直到现存体制被推翻，由一个新的体系取而代之。它不会在一夜之间内发生，而是一个逐步累积的发展过程；虽然期间会有特定的重大事件，但其根本是在社会肌理中持续推进的。

例如，真正的俄国革命，实际上发生在1917年二月起义与十月起义之间的那段时期，期间工人们接管了他们的工作场所，农民们夺取了土地，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合作社等）相继出现。人们通过直接行动改善自身生活，从而摆脱了对权威的顺从态度（参见A.5.4节）。类似地，西班牙革命发生在1936年7月19日之后，当时工人们再次接管了工作场所，农民们组织了集体农庄，民兵部队也被组织起来以抗击法西斯主义（参见A.5.6节）。

其次，“必须迅速变革那些已经过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推翻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不公，重新分配财富与政治权力。”[Kropotkin, Op. Cit., p. 25] 这一方面是关键所在。若不废除国家与资本主义，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革命。正如巴枯宁所论述的，“社会革命的纲领”是“彻底废除一切剥削，以及一切政治的、司法的、政府的与官僚的压迫；换言之，通过经济条件的平等化来废除一切的阶级，并铲除其最后的支柱——国家。”亦即，“将无产阶级从经济剥削与国家压迫中，彻底而最终地解放出来。”[Statism and Anarchy, pp. 48-9]

在此我们应当强调，无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声称，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摧毁应与国家的摧毁同步进行。我们并不如恩格斯所指责的那样，主张先废除国家、后废除资本主义（参见H.2.4节）。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同时发生的观点在巴枯宁的描述中体现得尤为清晰，他写道，当一座城市起义时，它将“自然而然地尽其所能以革命方式组织自己，在工人们加入联合会、并清除一切劳动工具以及各种资本和建筑物之后；他们将以街区为单位武装并组织起来，形成所有街区的革命性联合，即联合公社。”随后所有“革命公社将派遣代表，组织生产与交换所必需的各项服务与安排……并组织共同防御，以对抗革命的敌人。”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179]

由此可见，社会革命的一个核心部分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将地主与资本家的财产予以征收。”[Malatesta, Op. Cit., p. 198] 这一过程将通过工人占领其工作场所，并将其置于工人自我管理之下实现。正如伏尔泰琳·德·克莱尔在1910年所主张的，“未来的武器将是总罢工”，而且显而易见，“它必须是留守工厂的罢工，而非离开工厂的罢工；必须守护机器，不让工贼去触碰；必须组织起来，不是为了让自己受苦，而是为了打击敌人；必须接管工业，并为工人自身而运作，而非为特许持有者、股东和官员服务。”[“A Study of the General Strike in Philadelphia”, pp. 307-14, Anarchy! An Anthology of Emma Goldman's Mother Earth, Peter Glassgold (ed.), p. 311] 各个实行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随后将以地方与行业为基础联合成工人委员会，以协调共同行动、讨论共同利益与问题，确保共同所有权、普及自我管理：“我们必须推动工人们占领工厂，彼此联合起来，为整个社区工作；同时农民也应夺取土地及被地主霸占的农产品，并与产业工人就必需品的交换达成协议。”[Malatesta, Op. Cit., p. 165]

通过这种方式，资本主义，被一种基于等级制度之终结与自我管理劳动的新经济体系所取代。这些工作场所的集会以及地方、地区等层级的联合会，将开始组织生产，满足人类需求、而非创造资本家的利润。虽然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中尽快引入共产主义式的关系，但他们也足够现实地认识到，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倾向将取决于各地的具体条件。正如马拉泰斯塔所指出的：

“那时起，才真正开始逐步地渐进。我们将必须研究生活中的所有实际问题：生产、交换、通讯工具、无政府主义团体与那些仍处于某种权威体制下的居民之间的关系，共产主义集体与以个人主义方式生活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城乡关系，不同地区所有自然资源的利用于全民的福祉[等等]……在每一个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优先选择那些不仅在经济上更为优越，而且满足正义与自由需求，并为未来的改进留出空间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那些可能扼杀进步的其他方案。” [Op. Cit., p. 173]

没有任何中央政府能够组织这样一场变革。也没有任何中央集权机构能够理解所需的各种变化，或在参与变革的人们所拥有各种可行的可能性中，做出恰当的抉择。因此，正是生活的复杂性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将促使社会革命向无政府主义方向发展。克鲁泡特金指出：“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体系——自由的地方行动与自由的联合——将不可避免地得以实施。”[Op. Cit., p. 72] 如果经济不能由劳作于其中的人们自下而上地进行改造，那么社会主义便是不可能的。如果由中央集权机构自上而下地重组经济，最终只会带来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官僚统治而非资本家统治的局面。正如俄国革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没有地方性行动及地方团体之间自由协议来协调活动，革命便注定失败，只能产生新的官僚阶级结构（参见H.6节）。

因此，社会革命在经济方面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工人自身的直接行动，彻底结束资本主义压迫，并由他们自己通过自身的行动、组织和自主性，自下而上地重新组织工作与经济：

“为了彻底根除这种压迫，让它不再死灰复燃，所有人都必须确信自己对生产资料的权利，并准备好行使这一基本权利，通过剥夺地主、工业家和金融家的财产，将全部社会财富交由人民来支配。”[Malatesta, Op. Cit., p. 167]

不过，经济变革仅仅是整体图景的一部分。正如克鲁泡特金所指出的，“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都会伴随着一种可称之为政治组织的相应变化……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如果它意图在经济领域开启新的篇章，那么，它也必须为所谓的政治组织上的新发展做好了准备。”[Op. Cit., p. 39] 因此，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同样旨在废除国家，建立一个由自治公社组成的邦联，确保最终彻底地铲除国家。这一国家的毁灭至关重要，因为“那些想要解放自己、或哪怕只是想要有效改善自身处境的工人们，将不得不反抗政府……政府通过使财产权合法化并以赤裸裸的暴力进行保护，构成了人类进步的障碍，必须被打破……否则便只能无限期地停留在现状之下，甚至陷入更糟的境地。”所以，“从经济斗争必须转向政治斗争，也就是转向对政府的斗争。” [Malatesta, Op. Cit., p. 195]

因此，一场社会革命必须摧毁国家官僚机构及其暴力与强制力量（如警察、武装部队、情报机构等等）。如果不这样做，国家将卷土重来并镇压革命。正如1930年代西班牙CNT的机关报所言，“社会革命的第一步是夺取市政厅并宣布自由公社。一旦做到这一点，自我管理就会扩展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人民将通过人民大会行使最高执行权。”这一自由公社“是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基本单元……而通过联合，它将在各个方面——行政、经济与政治——构成新社会的基本结构。”[quoted by Abel Paz,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312]

这种对国家的破坏并不意味着对个人的暴力，而是意味着等级组织、职位与制度的终结。例如，这将包括解散警察、军队、海军、国家官僚机构等等；将警察局、军营、官僚办公楼等转变为更有用的设施（或在监狱的案例中，予以摧毁）。比如，市政厅可以被占领，由社区和行业团体使用；市长办公室可以被改建为托儿所；警察局若未被毁坏，则可以转为物资储存中心（威廉·莫里斯在其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中曾设想将议会大厦改建为粪肥仓库）。诸如此类。我们将力劝曾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人员，让他们从事更有意义的职业，否则便需要离开社区。通过这种方式，所有有害且无用的机构将被摧毁、或转变为对社会有益的设施。

此外，除了改造或摧毁旧国家相关的建筑之外，曾被国家篡夺的社区决策权也将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每一个社区都将建立起替代性的自我管理组织以管理社区事务。邦联将通过这些社区大会自发地形成，以协调联合行动和共同利益。这些邻里大会和各类邦联，将成为社会中权力逐渐解体、政府最终被自由（既包括个人自由，也包括集体自由）取而代之的途径。

最终，无政府主义意味着针对现有制度中那些发挥某种有用功能的机构，创造出积极的替代方案。例如，我们提出以自我管理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我们提出建立自治公社来组织社会生活，以取代国家。正如马拉泰斯塔所主张的那样：“只有用某种新的事物取而代之，人们才能真正有效且永久地摧毁旧的事物；而如果将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推迟到未来，那就意味着给予那些打算废除的制度恢复元气并重新巩固自身的时间，它们或许会以不同的名义存在，但其结构必然是相同的。”[Op. Cit., p. 159] 这正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原因：革命忽视了国家，而没有建立新的自我管理型组织加以废除（参见I.8.13节）。必须强调，这种失败并不是源于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的缺陷（参见I.8.11节）。

因此，一场社会革命将体现为“通过自由联合及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联合会来组织社会生活。这些组织根据成员意愿创建与调整，由科学与经验指导，不受任何不源于天然需要的强制；其中的每个人受到压倒性必要感的感召，自愿地服从。”[Malatesta, Op. Cit., p. 184] 一场革命是从下而上、自我管理的方式来组织自身的。正如巴枯宁总结的那样：

“所有工人协会的联合同盟……将构成公社……公社将由街区常设联合会来组织，并通过设立一个革命公社委员会来实现，该委员会由每个街区选出的一个或两个代表组成……代表拥有充分的权力，但必须负责且可随时被罢免……所有省份、公社和协会……将在革命的基础上重组……[并派遣]它们的代表前往约定的会议地点……赋予与上述类似的授权，以在相同原则下，建立起由反叛的协会、反叛的公社和反叛的省份构成的联合会，并组织一支能够击败反动势力的革命力量……正是这种为了自卫而在起义地区扩展和组织革命的过程，将为革命带来胜利……没有比将政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还要更成功的革命了……因为革命必须由人民自身在各个地方创造；最高权力，就必须永远属于以农工业联合会的自由联合、从下而上通过革命性委托组织起来的——人民。”[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70-2]

因此，我们拥有一套双重的革命框架：自我管理工作场所的联合会，和基于授权且可罢免代表的社区群众大会。马赫诺指出：“人民通过他们的阶级组织，渴望为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奠定基础，使之在不受干扰的发展中，将一切寄生现象以及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统治关系从社会机体中彻底清除；因为在劳动者看来，这种统治是愚蠢而有害的。”[Op. Cit., p. 79] 正如我们在I.2.3节中所强调的，这些组织正是社会斗争与革命本身的产物：

“集会与社区必须在革命进程自身中产生；实际上，革命进程本身必须就是形成集会与社区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权力的消灭。集会与社区必须成为‘战斗的口号’，而不是各种各样的灵丹妙药。它们必须作为对抗现存社会的斗争方式而被创造……未来在街区、邻里或地区中出现的群众大会——即将诞生的革命社团——将在社会层面上，高于今日所有那些冠以最响亮‘革命主义’头衔的委员会、工团、政党与俱乐部。它们将成为腐朽资产阶级社会机体中活的乌托邦萌芽……社会的重心……必须转移到它的基础之上——永久集会中武装的人民。” [Murray Bookchin, Post-Scarcity Anarchism, pp. 104-5]

之所以需要建立这样的组织，是因为“自由有其形式……一场解放性的革命总是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以何种社会形式来取代现存的社会形式。在某个时候，革命的人民必须处理如何管理土地和工厂的问题，因为这些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他们必须处理如何作出影响整个社区决策的方式。因此，如果革命思想要被严肃对待，它就必须直接回应社会管理的问题与形式。”[Bookchin, Op. Cit., p. 86] 如果这一点未能实现，资本主义与国家将无法被摧毁，社会革命也将以失败告终。唯有通过消灭等级权力、通过自我管理的组织废除国家与资本主义，个体才能获得自身的自由，社会也才能获得解放。

除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之外，还将有其他诸多变化——在此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例如：“我们将确保利用所有空置及低效利用的住房，大庇天下寒士。我们将迅速废除银行、地契，以及一切代表并保障国家权力与资本特权的事物。我们将努力重新组织社会，使资产阶级社会再也无法卷土重来” [Malatesta, Op. Cit., p. 165] 同样地，自由联合将在各类问题、各种兴趣和各类需求领域蓬勃发展。社会生活将被彻底改造，个人生活及人际关系的诸多方面亦将发生变化。虽然我们无法具体预测变化的方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将会出现一种普遍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女性将抗争并克服性别歧视，同性恋者将反抗并终结恐同现象，年轻人将要求作为独立个体而被对待，而非被当作财产，诸如此类。

社会将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自由，并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的特质。而且我们希望，这种社会及其创造过程本身也将充满乐趣——无政府主义关乎让生活值得过下去，因此任何斗争都必须体现这一点。将乐趣融入斗争之中是重要的。认真地从事严肃事务，并不意味着不能享受其中的乐趣。我们确信，这必然会让那些“严肃”左派们大为光火。革命的目标是解放个体，而不是解放诸如“无产阶级”、“社会”、“历史”等抽象的概念。享受乐趣本身就是解放的一部分。正如艾玛·戈尔德曼所主张的（并在1970年代被简化为“如果我无法起舞，这就不是我的革命！”），无政府主义代表着“在习俗与偏见中的解脱与自由”，因此她“无法相信”革命“会要求否认生活与欢乐”（“如果它就意味着那样，我便不再想要它了”）：“我要自由，要自我表达的权利，要每个人都能享受美好、光辉事物的权利。”[Living My Life, vol. 1, p. 56] 正如布克钦所指出的：“我们难道能把历史上所有伟大革命开幕时那种安那其的、令人陶醉的阶段，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体现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机会吗？”[Bookchin, Op. Cit., p. 189f]

因此，社会革命是通过工人阶级人民的创造性行动，从下而上地实现对社会的彻底变革。这种变革将通过自我管理的组织来进行，而这些组织将成为终结等级制度、废除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基础：“革命的过程不可与革命的目标相分离。一个以自我管理为基础的社会，必须通过自我管理的手段来实现……如果我们将‘权力’定义为人对人的支配，那么权力只能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被摧毁：人获得对自身生活的掌控，并且不仅仅是‘发现’了自我，而是以更深刻的方式，在所有社会维度上塑造了自己的人格。”[Bookchin, Op. Cit., p. 104]

J.7.5 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革命中扮演什么角色？

所有伟大的社会革命都是自发的。事实上，说“当革命爆发时，革命者往往是最为惊讶的一方”已经成为一种陈词滥调。无政府主义者也并不假设革命在最开始时就必然完全具有自由意志主义的性质。我们所假设的，仅仅是革命中将会存在一些自由意志主义的倾向，而无政府主义者的任务便是致力于在其中开展工作并强化这一倾向。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及其组织的角色，就是通过鼓励我们在上一节中讨论过的那些倾向，倡导无政府主义思想与解决方案，推动革命朝向社会革命的方向发展。用弗农·理查兹的话来说：

“我们从未认为所有的社会革命都必然是无政府主义的。但无论反对权威的革命采取何种形式，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都是明确的：煽动人民废除资本主义财产制度，以及依靠该制度来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剥削的各类机构。”[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4]

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我们在社会革命中的角色是明确的——我们努力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鼓励被压迫者进行自治组织和自主行动。例如在俄国革命期间，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就在推动工人自我管理的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抵制布尔什维克以国家控制取代工人自我管理的企图，鼓励工厂占领和工厂委员会的联合（关于这一运动及布尔什维克对其敌意的良好入门资料，可参见莫里斯·布林顿的《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同样地，他们也支持苏维埃（由工人在工作场所选举产生的委员会），但反对将其从革命机构转变为国家机关（最终仅沦为共产党领导层决策的橡皮图章）。无政府主义者试图“努力使其从权威与命令的中心转变为非权威的中心，协调与维护秩序、但不压制地方工人组织的自由与独立。它们必须成为联系这些自治组织的中心。” [G. P. Maksimov, The Anarchis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 105]

因此，正如默里·布克钦所言，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是“维护并扩展开启所有伟大社会革命的无政府阶段”，通过在“革命创造的形式之中工作，而非在政党创造的形式之中工作。这意味着，他们的承诺是献给自我管理的革命机构的……是献给社会形态，而非政治形态。”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寻求说服工厂委员会、集会或苏维埃，将自己转变为人民真正自我管理的机构，而不是去支配它们、操纵它们，或将它们附庸于一个自诩无所不知的政党”，他们组织起来“系统地传播理念……传播那些促进自我管理观念发展的理念”。革命组织“提出最先进的诉求”，并“以最具体的方式——明确提出应当采取哪些即时行动以推动革命进程。它在行动与革命决策机构中提供最具先锋性的力量。”[Post-Scarcity Anarchism, pp. 139-140]

同样重要的是，“人民，所有人民，必须摆脱他们由于长期奴役而被灌输进心灵的羊群本能与习性，必须学会自由地思考与行动。无政府主义者必须着重致力于这一伟大的精神解放任务。”倘若人民不能为自己思考与行动，社会革命便无从谈起，而无政府状态也只能始终沦为专制社会中的一种对抗性倾向。实际上，这意味着要鼓励自我管理和直接行动。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推动人民剥夺老板的财产，将所有财物共有化，并通过自由组成的协会自行组织日常生活，而不是等待外来命令，也不提名或承认任何政府或以任何形式出现的任何机构……即使是以临时名义存在、却赋予自身制定法律并以武力强加意志于他人的机构，也应拒绝承认。”[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p. 160-1 and p. 197] 这是因为，引用巴枯宁的话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即便在革命过渡阶段，也不接受立宪会议、临时政府或所谓的革命独裁；因为我们坚信，革命只有掌握在人民大众手中时才是真诚、正直而真实的；而一旦集中到少数统治者手中，它就不可避免且迅速地堕落为反动。”[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 237]

每一次革命的历史都印证了克鲁泡特金（他呼应了蒲鲁东）的观点，即“革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政府机构意味着“将主动权从武装工人手中转移到一个拥有执行权力的中央机构。随着主动权从工人手中被剥夺，斗争的指挥责任及其目标也被转移至统治的等级体系之中，这只能对革命战士的士气产生不利影响。”[Richards, Op. Cit., pp. 42-3] 这种权力集中必然压制地方的自主性，用官僚体制取代自我管理，同时产生出一批新的剥削性与压迫性的官员和政党走卒。唯有当权力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时，社会革命才能存在，自由社会才能得以建立。倘若做不到这一点，倘若国家取代了自由人民自我管理的联合体，那么这一切不过是用一种新的阶级制度取代旧有的阶级制度而已。这是因为国家本质上是少数人统治的工具——由于其中央集权、等级制和专制性特征，它绝无可能成为赋权多数人的工具（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H.3.7节）。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重要角色，是通过将斗争或革命的管理和指挥权掌握在实际参与其中的人们手中，创建自我管理的组织，破坏等级制的组织结构。这是他们的革命，而不是某个政党的、所以政党应该控制和管理它。正是他们将承担革命的成果或后果。正如巴枯宁所论述的，社会革命“不仅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它也应由人民自己来进行。”[No Gods, No Masters, vol. 1, p. 141] 正如亚历山大·伯克曼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有当群众感到自己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时，觉得自己在塑造自己的生活，觉得自己在进行革命，觉得他们自己就是革命——革命才是安全的，革命才在成长并变得壮大。但是，一旦他们的活动被一个政党篡夺，或者集中在某个特殊的组织中，革命的努力便会局限于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广大群众实际上被排除在外。其自然的结果就是人民的热情被抑制，兴趣逐渐减弱，主动性萎缩，创造力衰退，革命成为某个小集团的专利，并且最终变成独裁。”[What is Anarchism?, p. 213] 我们认为，每一场革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是明确的——通过鼓励自由意志主义的思想、组织、战术和活动，确保一场革命是革命性的。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目的是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影响社会斗争，我们在任何社会革命中的角色是与威权倾向和威权政党作斗争，同时鼓励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自我活动和自我管理（我们如何组织以实现这一目标在J.3节中有描述）。只有在社会中传播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和价值观，鼓励自由意志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即自我管理、去中心化、联邦制等），并不断警惕将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趋势，革命，才能超越简单地更换统治者。

J.7.6 无政府主义革命如何进行自我防卫？

对于某些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本节内容可能看起来与无政府主义理念相矛盾。然而，正如我们在H.2.1节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错误地认为，无政府主义者要么反对捍卫革命，要么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始终主张保卫革命——在必要时甚至可以诉诸武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由‘武装起来的人民’进行的自卫”与“国家”这两个概念，而这种混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正如俄国革命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

那么，无政府主义革命（进而整个社会）如何进行自我防卫？首先我们应该明确，革命不会通过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机构或一个新的国家来进行自卫。如果这样做了，那么革命就失败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将会形成（如同苏联那样，以国家官僚与被压迫工人组成的社会）。因此，我们拒绝马克思主义关于所谓“工人国家”或“革命国家”的观点，因为这本质上是极度迷惑的（正如我们在第H节的分析所揭示的）。相反，我们寻求以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来捍卫自由意志主义的革命。那么，这些自由意志主义的手段是什么？

简而言之，这将涉及“建立一支自愿的民兵组织，但该组织无权以民兵身份干涉社区生活，而仅仅应对反动势力的武装袭击，以防其重建自身；或抵御来自尚未进入革命状态的国家的外部干涉。”自由民兵的建立将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因为“捍卫革命最有力的手段，始终是剥夺资产阶级赖以维系其权力的经济手段，并武装所有人（直到成功说服所有人放弃武器，将其视为无用且危险的玩具），使广大民众对革命的胜利产生切身利益。”[Malatesta,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p. 166 and p. 173] 正如巴枯宁所强调的：

“让我们假设……巴黎率先发动[革命]……巴黎自然会尽快以革命的方式组织起来；当工人们联合起来，彻底扫除所有生产工具、各种资本和建筑物之后，他们将按街区和市区武装并组织起来，形成所有街区和市区的革命联邦，亦即联邦公社……所有法国及外国的革命公社随后将派遣代表，共同组织必要的公共服务……同时组织对革命敌人的共同防卫，并进行宣传——这本身就是革命的武器。同时还要与各国同志们开展实际的革命团结行动，共同对抗各国的敌人。”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78-9]

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始终认识到保卫革命的必要性。这在理论上并不构成任何矛盾，因为尽管无政府主义“反对任何对你自由的干涉”，“反对一切侵略与暴力”，但它也承认：“当有人攻击你时，他是在侵犯你，他是在对你施加暴力。你有权利进行自卫。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你有责任保护你的自由，有责任抵抗强制和压迫……换句话说，社会革命不会主动攻击任何人，但它将自卫，抵御任何方面的入侵。”[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 231] 换言之，这些民兵的目的不是强行推行革命，因为自由无法被强加，人们不能被强迫去自由：“武装人民的力量只能用于保卫革命，以及用他们的斗争与牺牲去赢得自由。”[Vernon Richards,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p. 44]

正如伯克曼所强调的，这种行动“必须符合无政府主义的精神。自卫排除一切强制、迫害或报复行为。它只关心击退攻击并剥夺敌人入侵的机会。”任何防御都必须“依靠革命的力量……首先是人民的支持……如果他们感到自己正在亲手推动革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赢得了自由并在建设自己的福祉，那么这种信念本身就是革命最强大的力量……只要他们相信革命，他们就会誓死捍卫它。”因此，“武装的工农，是革命唯一真正有效的防御力量。”[Op. Cit., pp. 231-2] 马拉泰斯塔则强调，保卫自由并不需要政府：

“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承认，那些尚未解放的国家政府可能会试图重新将自由人民变为奴隶。那么，这些人民是否需要一个政府来保卫自己呢？要打仗，需要有掌握地理和军事机械知识的人，更重要的是，需要大批愿意参战的民众。而政府既无法提升前者的能力，也无法增强后者的意志和勇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些真正想要保卫自己国家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意大利，每个人都知道，在志愿军（无政府主义者的编队）面前，王座会倾覆，由征募兵或雇佣兵组成的正规军将会烟消云散。”[Anarchy, p. 42]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理论一直承认捍卫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并提出了解决方案——由自由公社和工人协会的联邦组织起来的自愿、自我管理的民兵队伍。这些民兵将由公社的联邦统一协调，而各个民兵单位的代表将具体负责军事行动的组织。在和平时期，民兵成员将与其他民众共同生活和劳动，因此，他们往往会与普通民众保持相同的立场和利益。此外，在遭遇外部干涉时，国际团结至关重要（“社会革命不可能仅限于一个国家内部。它本质上是一场国际革命。”[巴枯宁, Op. Cit., p. 49]）。因此，任何外国干涉都将面临来自本国国内的团结行动和起义，不敢贸然派遣军队进行长期干涉，甚至可能根本无法出兵。最终，支持一场革命的唯一方式，就是在自己的国家发动革命。

在革命地区，真正捍卫革命的是已获解放的人民的行动。首先，民众将被武装，因此反革命势力在试图重建权威时将遭遇顽强抵抗。其次，反革命势力将面对已经获得解放的个体，而这些个体必然会拒绝并抵抗他们的企图。因此，正如我们在I.5.11节讨论的，任何威权主义者都会遭遇自由人民的直接行动——自由个体将拒绝与企图建立权威的人合作，并团结他们的朋友和工人同伴共同抵抗。反革命力量唯一可能在内部扩张的情况，是当大多数人民对革命感到疏远；但在无政府主义革命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一个自由的社会，不必害怕内部反革命势力会获得支持。

历史与理论都证明了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自卫形式。在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的重要革命中，他们都组织了民兵来保卫自由。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的许多城市组建了“黑卫队”（Black Guards），以保卫他们所征用的房屋和革命自由。在乌克兰，内斯托尔·马赫诺帮助组织了一支工农军队，以抵抗来自右翼和左翼的威权主义势力对社会革命的攻击。在西班牙革命中，CNT组织了民兵以解放在1936年军事政变后被法西斯统治的西班牙地区。

这些无政府主义民兵尽可能地实行自我管理，所有“军官”都是由士兵选举产生，并对其部队负责，他们的薪资和生活条件与士兵相同。此外，这些民兵也不会将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他人。当他们解放一个村庄、城镇或城市时，他们号召当地民众自行组织事务，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自己的生活。民兵所做的只是向民众提供建议和想法。例如，当马赫诺黑军的队伍经过某个地区时，他们会张贴公告，声明：

“工人和农民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任何人都不得加以限制。工农必须自行行动，自行组织，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自行达成协议，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需求行事……黑军所能做的，仅仅是提供帮助和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也不愿意进行统治。”[Peter Marshall,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p. 473]

不言而喻，马赫诺黑军鼓励工人和农民“建立自由的工农委员会”，并征用土地和生产资料。他们认为“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是每一个劳动者的权利，任何违反这些自由的行为都构成反革命行径。”[No Gods, No Masters, vol. 2, pp. 157-8] 黑军还组织了地区性的工农代表大会以讨论革命和社会问题。该军队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参军、选举军官，并由每个单位自行制定纪律规则并加以执行。黑军在战斗中极为高效，不仅击败了邓尼金的军队，还帮助击败了弗兰格尔。但在白军被击败后，布尔什维克随即背叛了马赫诺派，对其展开了攻击。然而，在马赫诺运动存在期间，他们成功捍卫了工人阶级的自由，使其能够独立组织，抵抗来自左右翼国家主义者的控制。（关于更多信息，可参阅沃林的The Unknown Revolution ，彼得·阿尔希诺夫的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或亚历山大·斯基尔达的Nestor Makhno: Anarchy's Cossack。）

在西班牙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1936年7月19日成功击败法西斯军事政变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自我管理的民兵，以解放仍受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地区。这些民兵完全按照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自下而上地进行组织：

“建立战争委员会是所有邦联民兵所认可的做法。我们从个体出发，形成十人小组，这些小组在小规模行动中自行协调。十个这样的小组组成一个百人队（centuria），并选举一名代表。三十个百人队组成一个纵队，由战争委员会指挥，该委员会由百人队的代表组成……尽管每个纵队保留自己的行动自由，但我们仍然能够实现部队间的协调，而这与单一指挥体系并不相同。”[Op. Cit., pp. 256-7]

与马赫诺黑军一样，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民兵不仅是在对抗反动势力，他们更是在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战。正如杜鲁蒂所说：“前线的同志们清楚自己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他们自觉地成为革命者，并不是为了捍卫某些或多或少被承诺的新法律而战，而是为了夺取世界、工厂、作坊、交通工具，为了他们的面包和新的文化而战。”[Op. Cit., p. 248] 当民兵解放城镇和村庄时，他们鼓励工人和农民集体化土地和生产资料，并按照自由意志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生活。在整个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工人和农民都自发地这样行事。民兵的任务只是保护工人和农民自由地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强迫他们建立集体或决定其组织形式。

在这一点上，CNT不仅是在遵循巴枯宁和马拉泰斯塔等人的建议，更是在实践自己的既定政策。因此在革命爆发前，我们可以看到FAI的领导成员D.A. Santillán曾主张：“地方经济委员会将承担防御任务，并在必要时组建志愿队执行警戒任务，甚至进行战斗”，以应对“紧急情况或反革命的威胁”。这些地方的经济委员会将由各个工作场所的委员会组成，并成为区域经济委员会的成员，这些委员会“将通过代表制或大会制的方式组成。”[After the Revolution, p. 80, pp. 82-83] 因此，自由社会的防御是建立在工人委员会的联邦制基础上的，直接受革命群众控制。这一点在1936年西班牙CNT关于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决议中也有所体现，该决议在“革命的防御”部分指出：

“我们承认保卫革命成果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捍卫新制度，无论是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威胁……还是对抗国内的反革命。必须牢记，常备军是革命的最大威胁，因为它的影响可能导致独裁，而独裁必然扼杀革命……武装的人民将是抵御任何试图从内部或外部恢复旧制度的最佳保障……让每个公社都拥有武器和防御手段……人民将迅速动员起来对抗敌人，并在完成防御任务后立即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1. 解除资本主义的武装意味着所有武器将移交给公社，由公社负责确保全国范围内有效组织防御手段。

“2. 在国际层面上，我们必须在各国工人阶级中发起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号召他们采取有力的抗议行动，呼吁他们的政府不要发动任何形式的入侵。同时，我们的伊比利亚自由意志主义自治公社邦联，将向全球所有被剥削者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以使他们能够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和国家的残暴统治。”[引自Jose Peirats, 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vol. 1, p. 110]

正是出于这一点，CNT在1936年7月面对法西斯政变时采取了实际行动。不幸的是，与马赫诺运动相似，CNT的民兵最终被其所谓的左翼盟友出卖。无政府主义部队得不到充足的武器供应，被困于前线而无法采取有效行动。共和政府主导的“统一”指挥部，宁愿让无政府主义军队无所作为，也不愿给予他们武器，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武器将不仅用于对抗法西斯分子，还将用于保卫自己和工人阶级免受共和政府和共产主义领导的反革命势力侵害。最终，“武装的人民”（people in arms）赢得了革命，而取代他们的“人民军队”（People's Army）却输掉了战争。（关于这段历史的更多信息，可参见何塞·佩里亚茨的《西班牙革命中的CNT》、阿贝尔·帕斯的《西班牙革命中的杜鲁蒂》、弗农·理查兹的《西班牙革命的教训》或诺姆·乔姆斯基的《客观性与自由派学术》）。

或许愤世嫉俗者会指出，这些革命和民兵最终都被击败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斗争是徒劳的，也不意味着未来的革命不会成功。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在1940年，我们就应该认为民主制度不如法西斯主义优越，因为当时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暂时）被轴心国击败了。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在未来也会失败，更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转向那些表面上更“成功”的方法——这些方法最终只会创造出一个与我们理想相悖的社会。毕竟，手段决定结果，而国家主义的手段只能带来国家主义的结果，那些看似“成功”的案例——如布尔什维克主义——其实是对我们理念和理想的最大背叛。我们在此所做的，仅仅是回顾无政府主义者在过去如何捍卫革命，并说明这些方法在面对极端不利局势时依然成功地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因此在实践中，无政府主义者始终遵循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建立自我管理的防御形式，以对抗那些试图重新奴役自由人民的势力。无政府主义革命，归根结底只能通过尽可能广泛地实施其理念来加以捍卫。革命的防御力量来源于那些投身其中的人。如果革命能够真正表达他们的需求、愿望和希望，那么它将会受到自由人民的全力捍卫。当然，这样的革命或许可能会被更强大的武装力量击败，但谁又能断言呢？正是它也有可能不会失败的可能行，才使得值得我们去尝试。若仅仅因为可能失败而放弃行动，那便意味着我们选择了过一种半死不活的生活。

无政府主义号召每个人都去过上他们作为独立个体应得的生活，追求他们作为人类所渴望的世界。个体可以产生影响，而当我们团结一致时，我们就能改变世界。

部分人名与书刊译名汇总

Abel Paz 阿贝尔·帕兹
    Durruti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Adam Buick and John Crump 亚当·别克和约翰·克伦普
State Capitalism: The Wages System Under New Management 《国家资本主义：新管理下的工资制度》

Augustin Souchy 奥古斯丁·苏奇
August Souchy 奥古斯特·苏奇

Allan Engler 阿兰·恩格勒
    Apostles of Greed《贪婪的使徒》

Alexander Berkman 亚历山大·伯克曼

Albert Meltzer 阿尔伯特·梅尔策

Alfie Kohn 阿尔菲·科恩

Benjamin Tucker 本杰明·塔克
    Instead of a Book 《不仅仅是一本书》

Bob Black 鲍勃·布莱克

Colin Ward 科林·沃德
    Anarchy in Action《行动中的安那其》，《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

Carlo Cafiero 卡洛·卡菲耶罗

Carole Pateman 卡罗尔·佩特曼

Cornelius Castoriadis 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

David Ellerman 戴维·埃勒曼

David Noble 戴维·诺布尔

Doug Henwood 道格·亨伍德
    Wall Street 《华尔街》

Emma Goldman 艾玛·戈尔德曼
    Mother Earth《大地》
    Vision on Fire《烈焰中的愿景》

Errico Malatesta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
    At the Café 《在咖啡馆》
    Errico Malatesta: His Life and Ideas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他的生平与思想》

Erich Fromm 埃里希·弗洛姆

Emile Pouget 埃米尔·普热

E.P. Thompson E.P.汤普森

Garcia Oliver 加西亚·奥利弗

Gaetano Bresci 盖塔诺·布雷西

Gaston Leval 加斯顿·勒瓦尔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无政府主义集体》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西班牙革命中的集体化》

G.D.H. Cole 科尔
    Guild Socialism Restated 《行会社会主义重述》

G.P. Maximov G·P·马克西莫夫

Gustav Landauer 古斯塔夫·兰道尔

Herbert Read 赫伯特·里德
Anarchy and Order 《安那其与秩序》

Howard Zinn 霍华德·津恩

Ida Mett 伊达·梅特

James Guillaume 詹姆斯·纪尧姆

Jose Periats 何塞·佩里亚茨
    The C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西班牙革命中的CNT》

John Crump 约翰·克伦普
Hatta Shuzo and Pure Anarchism in Interwar Japan《八太舟三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的纯粹无政府主义》

Kaldor 卡尔多

Karl Polanyi 卡尔·波兰尼

K. Steven Vincent 史蒂文·文森特

Luigi Fabbri 路易吉·法布里

Luigi Galleani 路易吉·加莱阿尼
    The End of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的终结？》

Lewis Mumford 刘易斯·芒福德
The Future of Technics and Civilisation 《技术与文明的未来》

Paul Avrich 保罗·阿夫里奇

Pyotr/Peter Kropotkin 彼得·克鲁泡特金
Act For Yourselves 《为自己行动》《行动起来》
    Mutual Aid《互助论》
    Conquest of Bread 《面包与自由》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Words of a Rebel 《一名反叛者的话》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Tomorrow 《明日的田野、工厂与车间》、《田野、工厂与车间》

Peter Arshinov 彼得·阿尔希诺夫
The History of the Makhnovist Movement《马赫诺运动史》

Peter Marshall 彼得·马歇尔
    Demanding the Impossible 《要求不可能》

P.-J. Proudhon 皮埃尔·蒲鲁东
    What is property？《什么是财产？》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革命的总体思想》

Rudolf Rocker 鲁道夫·洛克尔
    Anarcho-Syndicalism 《无政府工团主义》

Sam Dolgoff 萨姆·多尔戈夫

Sébastien Faure 塞巴斯蒂安·福尔

Nestor Makhno 内斯托尔·马赫诺

Noam Chomsky 诺姆·乔姆斯基
Looking Forward 《展望未来》

Martha A. Ackelsberg 玛莎·A·阿克尔斯伯格
    Free Women of Spain《西班牙的自由女性》

Maurice Brinton
    The Irrational in Politics 《政治中的非理性》

Mikhail/Michael Bakunin 米哈伊尔·巴枯宁
Michael Bakunin: Selected Writings 《米哈伊尔·巴枯宁文选》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Bakunin 《巴枯宁的政治哲学》

Murray Bookchin 默里·布克钦
    Post-Scarcity Anarchism 《后稀缺（时代的）无政府主义》

Max Stirner 麦克斯·施蒂纳
The Ego and Its Own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Martin Buber
Paths in Utopia《通往乌托邦之路》

Voltairine de Cleyre 伏尔泰琳·德·克莱尔

Voline 沃林
    The Unknown Revolution《未知的革命》

Vernon Richards 弗农·理查兹
    The Raven 《渡鸦》

Willian Godwin 威廉·戈德温
The Anarchist Reader《无政府主义者读本》

William Morris 威廉·莫里斯
Useful Work Versus Useless Toil《有用的工作与无用的劳作》

William Lazonick 威廉·拉佐尼克

Wilheim Reich 威廉·赖希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

非罗马名或非无政府主义者

Hatta Shuzo 八太舟三

Francisco Fran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Pat Stack 帕特·斯塔克

Paul Krugman 保罗·克鲁格曼

Robert Nozick 罗伯特·诺齐克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无政府状态、国家与乌托邦》

⑤ 默里·牛顿·罗斯巴德（Murray Newton Rothbard，1926—1995），美国犹太裔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是奥地利学派的知名学者，对“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理论发展与传播有极大贡献

⑥ Man，在英文中可代指“全体人类”或“（不论性别的）人”，但该词亦特指“男人”。这与“他们”一词在中文语境中的作用类似。作者在后文的某些引文中，当Men指代人们时，会同时加上[and Women]以彰显性别平等。有时汉语直接译作“人们”或“人类”即可。

⑧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政治家、哲学家、无政府主义者，首位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著有《什么是财产？》

⑨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Bakunin，1814-1876），俄国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是社会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著有《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上帝与国家》

⑪ AFAQ在引用时会标注被引者、引用书籍和对应页码，考虑到作者引用自英文书籍，所以对应的引文请从相应的英文书籍中查找，而非任何的汉译本。

⑫ [W]稻草人谬误(Straw Man)：一种逻辑学谬误。指曲解对方的论点，然后攻击这个被曲解的论点（如同当替身的稻草人一样），并借此宣称推翻了对方的论点。这偶尔也可被视作“偷换概念”

⑬ [W]保龄球联赛(Bowling league)是一种保龄球联盟赛事，其特点是不仅可以由保龄球馆组织，也可能由不同的团体自发地组织，比如公司、教会或工会

⑱ [W]什一税（tithe，又称什一奉献），常用于指犹太教和基督宗教的宗教奉献，欧洲封建社会时代用来指教会向成年教徒征收的宗教税。据《圣经·创世记》记载，亚伯拉罕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撒冷城的麦基洗德，这普遍被视为什一奉献之起源。

⑳ State socialism，按造词法来说这个词本应译作国家社会主义，但在历史上，该词源自德语Nationaler Sozialismus（直译为民族社会主义），与俾斯麦的王朝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smus）一脉相承。1920年，在希特勒演讲的鼓动下，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臭名昭著的纳粹党）。而后来也因纳粹（Nazi，取自国社主义Nationalsozialismus中的四个字母）的崛起，国社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语，也和作为其分支之一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深度绑定（虽然这四个专有名词之前依然存在着细微的区别）。在本文中，State socialism指的是倡导国家机器架构的社会主义形式，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无政府主义同样也批判这个理念，但他们和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当然天差地别。所以为了不招致歧义，本文中所有涉及该词的意思均译为“国有社会主义”。

㉒ A.2.0到A.4.5整合自未知的译者，并基于此版本进行校对。出于对其的敬意，也供读者熟悉无政府主义的其他译名，此部分内容的Anarchism按该译者的版本，翻译为无治主义。

㉓ [W]结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是一种社会理念，认为每个人应该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都有相同的结果，而不仅仅是机会平等。这种“平等”更类似于一种一致性（Identification）

㉖ Second-handers（二手货），是安·兰德在其小说（如《阿特拉斯耸耸肩》和《源泉》）中提出的概念，指依赖他人价值观而非自我驱动的人。他们通过外界的认可（如社会地位、他人评价）定义自我价值，而非内在成就或理性判断。

㉗ 1898年5月，意大利米兰爆发大范围罢工与示威，抗议小麦与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5月7日，约6万人参与罢工。而巴瓦·贝卡里斯(Bava Beccaris)将军命令其部队向示威者开火，并使用火炮。不同信源估计此次事件造成80-400人死亡，450-2000人受伤，史称巴瓦·贝卡里斯大屠杀(Bava Beccaris massacre)。事后，国王翁贝托一世对巴瓦·贝卡里斯将军予以褒奖并授予他勋章。

㉘ 1892年7月，宾夕法尼亚州卡内基钢铁公司爆发罢工，董事长弗里克为了破坏霍姆斯特德罢工(Homestead Strike)，聘请约300名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侦探来平定罢工。7月6日，侦探向工人开枪，造成10人死亡（7名工人、3名侦探）、数百人受伤的惨案。

㉙[W]定言令式(categorial imperative)，是德意志哲学家康德在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中所提出的哲学概念。他提出，客观原则对意志进行理性命令的程式，叫做“令式”(imperative)。如果某种行为无关于任何目的，而出自纯粹客观的必然性，那么这种令式才是“定言令式”。如果行为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则被康德称为“假言令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

㉚出自马太福音 7:16，原文如下：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和合本翻译）

㉛ [W]1916年，彼得·克鲁泡特金和一些其他支持同盟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自由》报刊上联名发表了《十六人宣言书》（Manifesto of the Sixteen），以提倡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同盟国阵营的胜利。此举引发了许多来自其他无治主义者的批评，并在战争支持问题上与克鲁泡特金划清界限。详见后文。

㉝似乎是一个新兴宗教（异教）教会联合集体，同时参与媒体和评论。他们的宗旨是“直到耶稣不再改变任何生灵”（until ZERO lives are unchanged by jesus.）

㊲ [W]西奥多·约翰·“泰德”·卡辛斯基（Theodore John "Ted" Kaczynski，1942—2023），美国本土恐怖主义者。曾在全美范围针对他所认为推动现代技术和破坏环境的人邮寄或放置炸弹，截至1996年4月3日被捕时共造成3死23伤。因FBI对其案件代号为“大学与航空炸弹”（UNABOM），得名Unabomber。

㊳于1995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发生的本土恐怖主义炸弹袭击，系2001年九·一一袭击事件前，美国本土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共造成168人死亡。

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是由奥姆真理教于1995年在日本东京策划实施的多起本土恐怖主义行为。事件共造成13人死亡，约6300人受伤。沙林(Sarin)，一种神经毒剂，历史上被用作化学武器。

㊵ [W]幽灵舞（Ghost Dance），又译作鬼舞，一种1890年前后曾流行于多个北美原住民族的新兴宗教仪式。鬼舞的参与者相信，通过此仪式可令生者和死者魂魄会合，魂魄可化为战力，结束白人的西进扩张运动，为族群带来和平、安定、繁荣和团结。

㊸译然而时至今日，仍有部分中国政治历史学者称第一国际时巴枯宁提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为“巴枯宁主义”。这种称法显然有误。

同时，可能会有读者注意到，英语中会使用Makhnovist（直译为“马赫诺主义者”）来称呼俄国内战中追随马赫诺的人。该词源于乌克兰语Махновець，意为“属于马赫诺的人”，“马赫诺的追随者/支持者”。虽然考虑到马赫诺作为相当具象化的运动家和指挥官（同时也是一名思想家），这样的直译未为不可。但在后文的翻译中，虽更多地采用“（马赫诺）黑军”或“马赫诺派”的译名。

㊹作者在这里没有列举中国近现代无政府主义发展的人物，译者这里稍作补充。吴稚晖在1906年组织世界社，并于1907年创周刊《新世纪》，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也因此，无政府主义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之一，并对当时的进步人士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崛起后日渐式微。刘师复于1910年创立支那暗杀团，从事针对清朝高管的暗杀活动，后随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而自行解散。同年他创立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发行刊物《晦鸣录》、《民声》，却因独自负担刊物的所有工作而过劳早逝。前两位均于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为近代中国寻求出路。巴金，近现代著名翻译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翻译过许多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和其他无政府主义相关的书籍文章，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重要贡献。

52 [W]劳工骑士团（英语：Knights of Labor），全称高贵和神圣劳工骑士团（Noble and Holy Order of the Knights of Labor），是19世纪末尤其是1880年代活跃于美国与加拿大的劳工社团。

54 [W]阿迪蒂突击队（Arditi），是一战时意大利皇家陆军的一支精锐特种部队，人称“敢死队”。阿迪蒂（或译为阿尔蒂提），意大利本意是勇敢者。故Arditi del Popolo也可译为“人民敢死队”。

59 [W]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s），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的群岛。1980年代时该群岛最大的基里维纳岛上，有大约60个村落，人口约12,000。20世纪初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曾在此进行实地考察。

60 [W]交错从表（cross cousin）：指是指父亲姊妹的子女（即姑表兄弟姊妹）或母亲兄弟的子女（即舅表兄弟姊妹）。交表婚（cross-cousin marriages）则是指交错从表关系中两者的婚姻，属于表亲婚的一种。

62 [W]英国新工党（New Labour），是英国工党在1990年代到2010年的一段时期。其修改党章、放弃国有化观念、接纳市场经济，试图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新工党在选举中打出这一“新”的旗号，宣称强调社会公正与机会均等、相信自由市场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并随后在1997年选举上获得压倒性胜利。然而，1998年到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前夕及之后的战争中，时任新工党党魁托尼·布莱尔表明支持美国并提供军事援助。2003年3月，在有超过一百万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情况下，新工党率领的英国政府则直接宣称参加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行动。英国在伊拉克的干涉引发了公众的抗议，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运动。

63 [W]“第十四修正案”（Amendment XIV）于1868年7月9日通过。这一修正案涉及公民权利和平等法律保护，最初提出是为了解决南北战争后昔日奴隶的相关问题。

64 [W]谢斯起义（Shays' Rebellion），是1786-1787年发生的一场起义，因由前美国独立战争军官丹尼尔·谢斯领导，因此这场起义称为谢司起义。

66 [W]乌拉圭回合（The Uruguay Round），是指从1986年9月到1994年4月，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进行的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因其在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启动而得名。这轮谈判成功地创建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极大地扩展和更新了管辖全球贸易的规则体系。

70 [W]“白领”和“蓝领”是由西方传来生活型态定义词语。“白领”（white-collar）一般指非体力劳动的工作者，例如公司内的行政文书职员、正式职员、或医生等专业人员。因为他们的工作服装的领子在传统上是白色的。“蓝领”（blue-collar）则是指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员，例如工厂作业员、操作圆、各种工人等等。因为传统上，他们的工作环境较为严苛，出于衣服材质和颜色耐脏等原因，工作服装多是蓝色。在现代，由于社会整体专业能力和工作环境的提升，两者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也较少地使用这种说法。

72 大意：社会联盟，第一国际汝拉支部。汝拉山（Jura），是一座位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山脉，横跨法国、瑞士和德国三国，分隔莱茵河和罗讷河。此处的汝拉支部位于瑞士的汝拉州。

76 编者注：我也希望能借此机会来感谢个人无政府主义者Shawn Wilbur——他在第G节中贡献良多，并在阅读完我寄送他的第一版草稿时提出了很多建议。若是没有他的帮助、没有他放在互联网上的许多十九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的诸多作品，这一节可能就无法做到如今这般全面。

77 拉马克学说，是由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于1809年提出的理论。其核心观点是“获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虽然现代生物学表明其在一定程度是正确的，但相较于能更好解释生物演化的达尔文进化论，如今该理论普遍不被接受。

78 编者注：当然，也不意味着不存在自由意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我们在第一卷的AFAQ的A.4.4节指出的，的确存在这种人。至于为什么——他们在拒绝马克思关于许多关键问题上的思想（并在此过程中暗含着同意巴枯宁观点）的同时，却仍然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80 编者注：如果马克思当初更愿意提供一些未来的信息，那么斯大林一流就会发现很难再把自己梦魇一般的体制标榜为“社会主义”

83 编者注：Op. Cit., p. 321. 蒲鲁东也在1845年做出了相似的呼吁，主张“必须找到一种工业与农业结合的方式，通过这种结合，今日社会的统治者，明日将变为社会的奴隶”，因为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被资本束缚，并被直接地用来反抗无产阶级。”（pp. 225-6）

86我们同样不建议无政府主义者去挖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的人格缺陷，虽然这可以视之为对马克思主义者们荒谬批判的“报复”，但平心而论，这种做法依然和他们一样未能触及政治讨论的本质，对于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而言没有什么帮助（甚至可能会快速地中止辩论，带来相反的效果和偏见）。

87稻草人谬误(Straw Man)：一种逻辑学谬误。指曲解对方的论点，然后攻击这个被曲解的论点（如同当替身的稻草人一样），并借此宣称推翻了对方的论点。这偶尔也可被视作“偷换概念”

88 [W]俄罗斯村社（общи́на），又称俄国农村公社（简称公社或俄国公社）或米尔（мир，mir），是俄罗斯19世纪后半叶形成的一种由农民组成的自然村落，与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农场。

89 [W]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普加乔夫（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Пугачёв，，1742-1775），18世纪俄国农民起义领袖，顿河哥萨克人，1773年领导了俄罗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普加乔夫起义。

90 [W]斯捷潘·季莫费耶维奇·拉辛（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Ра́зин，1630-1671），或称斯坚卡·拉辛（Сте́нька Ра́зин），哥萨克领袖，1670年至1671年在俄罗斯南部曾领导了一场反抗俄罗斯沙皇和贵族的大规模起义。

91 [W]烧炭党（Carbonari），是大约1800年至1831年活跃在意大利各国、特别是意大利半岛南部的秘密民族主义政党，追求成立一个统一、自由的意大利，在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3 [W]诺查丹玛斯，或译为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1503-1566），法国占星家、预言家，曾留下以四行体诗写成的预言集《百诗集》，被后世研究者认为“预见”了不少未来的历史事件。

97 匹克威克式的（Pickwickian），源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书中的角色们在辩论或交谈时常常“反话正说”，用强烈的贬义词来称呼对方，但并不具字面意义上的侮辱含义。现用来表示一个词在特定语境下有非普遍意义上的特殊定义和含义。

98 [W]格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契切林（Georgiy Vasilyevich Chicherin，1872—1936），苏联政治人物，曾在1918年—1930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99 [W]指的是在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30年期间，由托勒密家族（Ptolemaic Dynasty）统治埃及时所建立的一个独特的、混合了希腊与埃及元素专制国家，其提点是高度的中央集权与经济控制

100 [W]阿兹特克（Aztecs），存在于14世纪至16世纪墨西哥中部的一个中部美洲文明。这里应该指的是狭义上的，存在于15世纪至16世纪初的阿兹特克帝国。帝国实际为三大城邦组成的联盟，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管理体系。

102 [W]图密善（Domitan，51—96），全名提图斯·弗拉维乌斯·多米提安努斯（Titus Flavius Domitianus），罗马帝国的一位皇帝。偏重扩张军力及司法威信，对百姓颇为残酷，执政中后期曾严酷处决许多元老以及迫害基督徒。96年被侍从及管家刺杀身亡。

103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the Social-Revolutionary Maximalists），或称最高纲领主义者、社会革命党极端派，是俄国革命运动中活跃于1904年至1918年左右一个源自社会革命党的激进分支。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最高纲领”，通过暴力革命和直接行动（乃至恐怖行动）推动社会改造。

104原文中的短语trot out原意指的是把马带出来展示其步态，引申为使用或者展示某种借口。而trot一词本身也是用来指“托派分子”的具有强烈贬义色彩的词汇，用来攻击一些人教条和固执。

105这句话仿自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史诗《神曲·地狱篇》中的著名铭文。原句为“Lasciate ogne speranza, voi ch`intrate”（“入此门者，当舍弃一切希望”）。这句话被刻在地狱之门上，告诫亡魂一旦踏入便将永世受苦，再无希望与救赎

106《火星报》，是一份列宁于1900年在俄国创办的马克思主义报纸，目的是统一俄国各地分散的社会主义小组。火星这里不是指作为行星的火星，而是火花，其含义也体现在该报的报头“星火燎原”之上。

107原句Doubt dares not speak its name.参考了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戏剧中的名句：The love that dare not speak its name.（不敢言说的爱情）

109 [W]费边主义（Febianism），一种主张通过渐进、温和的改良方式（如议会和选举），非暴力地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思想。其名称源自于古罗马将军费边·马克西姆斯。在与汉尼拔军队作战时，他选择避其锋芒、迂回拖延的战术取得了胜利。

110《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the Brest-Litovsk treaty）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维埃俄国与同盟国（主要是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之间签订的和约，标志着俄国正式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

111 [W]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是20世纪初俄国的一个极右民族主义组织，活跃于1905年至1917年间。该组织支持沙皇专制，反对革命运动。他们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特别是反犹太主义，并经常参与暴力活动，对抗革命者和少数民族。

112 路德维希·海因里希·埃德勒·冯·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1973），奥地利的犹太裔美国国民、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市场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还被誉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院长”。他所创立的理论也影响了之后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及穆瑞·罗斯巴德。米塞斯的经济学思想对在二十世纪中期兴起的放任自由资本主义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113 瓦尔拉斯模型是描述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达成一般均衡的理论框架。在该模型中，“拍卖商”是一个虚构角色，通过模拟喊价调整价格，直至所有市场同时实现“市场出清”（即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

116 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一种心理治疗方法，通过帮助家庭成员改善沟通和解决冲突，以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和个体心理健康。

117 [W]经济计算辩论（Economic calculation debate，有时也叫做“社会主义计算争论”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表示正在进行的对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在缺少价值规律、货币、资本物品的金融定价以及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计算的话题。该争论产生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与新古典经济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

119 [W]迈克尔·罗伯特·米尔肯（Michael Robert Milken，1946-），美国金融家，因在市场中发展高收益债券而闻名。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四年内的薪酬超过了10亿美元，创下了当时美国收入的最高纪录。截至2022年，其净资产为60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榜上留名。

120 syndicate：一般译作“辛迪加”，源自法语syndicat，在现代资本主义语境下指代一种垄断形式。该词在法语中同时也有工会的意思，也是其在本文中的含义。所以，有时候“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也音译作“辛迪加主义”、意译作“工会主义”。本文同时采用“工团”和“辛迪加”的译法，但考虑译文一致性，一般优先选用前者。

122 [W]拉斐洛·桑齐奥·达·乌尔比诺（意大利语：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1483—1520），通称拉斐尔（Raphael）。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建筑师。

123 主题变奏曲（Variations on a Theme）指的是一种经典的音乐创作形式，其核心在于以一个简洁的主题（一段旋律或和声结构）为基础，通过一系列变化发展出多个具有独立个性的段落。这里指的是围绕同一个生产主题，生产具有差异化特性和功能的产品。

124 [W]卢德主义（Luddism）：源于19世纪英国民间对抗工业革命、反对纺织工业化的社会运动。该运动中工人常常会毁坏纺织机，因为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工厂从而可以用廉价的无技术劳动力来操作机器，致使许多技术娴熟的手工工人失业。后世也将反对任何新科技的人称作“新卢德主义者”

127 截至2025年4月，美国依然是世界上工业化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卫生系统覆盖的国家。文中30年后的2021年，统计的美国无保险覆盖者依然接近3000万人，占比约为12%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Early Release of Estimates from the NHIS, January-June 2022". CDC. January 27, 2023.]

129 [W]维基百科（Wikipedia）是维基媒体基金会运营、全球各地志愿者合作编撰的一个多语言的网络百科全书，特点是自由内容、自由编辑、自由著作权。目前是全球网络上最大且最受大众欢迎的参考工具书，名列全球二十大最受欢迎的网站。本书中的诸多译注，也多参考自其中收录的条目。

132 西班牙自治右翼联盟（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CEDA），是第二西班牙共和国时期的一个西班牙保守主义右翼政党。

133 [W]1933年，纳粹德国与梵蒂冈签署《政教协定》（Reichskonkordat），这一协定要求纳粹政权承认天主教机构的独立性，并禁止神职人员参与政治。然而协定签署后，纳粹政权即开始违反相关协定，关闭非严格宗教性的天主教机构、逮捕神职人员。

135 [W]宣福礼（Beatificatio），又称为宣福、列真福品、列福式，是天主教会追封已过世人的一种仪式，用意在于尊崇其德行，认定其信仰足以升上天堂。

136 [W]掘地派（Diggers），也译作挖掘派，英国内战时期的新教激进群体，主要由贫民组成。他们主张农场应该共同拥有并且一起耕作、土地耕种上的共有，建立社会平等、政治平等的小农村社区

137 [W]普通法（Common Law，又称英美法系），起源于中世纪英格兰。其特点是判例法，即在审判过程中反复参考并遵循判决先例，最终，产生类似道德观念一般普遍的、约定俗成的法律，因此又成为“非成文法”。主要由北美洲国家和英国等所采用。与之相对的是“民法法系”（Civil law），或称大陆法系、罗马法系。特点是以成文法，即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并通过的一套成文法则。主要由欧洲、亚洲和南美洲等所采用。近年来在两大法系的相互影响中，其特点也有相互交融。

138 [W]费雷尔学校（Ferrer schools），是受弗朗西斯科·费雷尔（Francisco Ferrer）提出无政府主义教学法所启发，开设的自由意志主义学校。费雷尔在巴塞罗那设立了一座学院（Escola Moderna），尝试不再使教育教条化，以理性主义的方式激发孩子的天然潜力，并强调理性、自尊、科学探究精神，鼓励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参见本书J.5.13节。

148 [W]生态破坏演示行动（ecotage），由“破坏行动”（sabotage）一词衍生而来，指以保护环境为由、揭示当下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最终结果而进行的破坏行动。例如破坏或烧毁过度向大自然扩张的豪宅或建筑。

149 [W]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是一个于1865年由循道会的牧师卜维廉夫妇在英国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教会及慈善组织，以军事建制形式作为其行政架构的名称。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循道会（Methodism），又称监理宗、卫理宗，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

150 [W]劳动产权（sweat equity），指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通过投入劳动力改善房产并增加其价值所获得的产权，也可以指投入的劳动力本身。例如，房主翻新或修理自己的房子本身就是在投资劳动产权。

155 即使在2025年的今天，类似的状况依然在发生：2024年的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表现强劲，赢得最多的地方议会席位，得票率为34%，并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结束了长达14年的保守党执政时期；然而在2025年5月1日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取得压倒性胜利，赢得了677个地方议会席位。执政党工党及官方反对党保守党遭遇历史性挫败，两党的地方席位大幅缩减（自由民主党370，保守党317，工党99）。

156 松维利耶通告（Sonvilier Circular），是第一国际中的汝拉联合会（Jura Federation）在其1871年的松维利耶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发表的反威权主义通告。松维利耶，瑞士的一个城镇。恩格斯亦写文批判之（《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并后同马克思撰写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批判巴枯宁派意图分裂第一国际。

160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 Jacques Danton）和路易·安托万·德·圣茹斯特（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三人分别都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领袖或关键人物

162Low Pay Unit（低收入部门/低收入单位）是一个历史上存在于英国（以及一些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和爱尔兰）的研究、倡导和公益组织。其主要核心使命是研究和解决低收入问题，并代表低收入劳动者的权益进行倡导和游说。

164 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是对出售或转让资本资产（如股票、债券、房地产、贵金属等）所产生的利润（即资本利得）征收的一种税。

165 “Don‘t tread on me.”（直译为“别踩我”）是一句源于美国历史的著名格言。该口号由南卡罗来纳州的爱国者军官克里斯托弗·加兹登设计，并出现在他提交给大陆海军的第一面海军陆战队旗帜上，即加兹登旗。期特征是黄色旗面，上面盘绕着一条响尾蛇，蛇身下方就是这句口号，寓意着被逼入绝境时会发出警告并奋力反击，强调个人自主权。该口号如今多被美国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右翼自由主义者广泛使用，用来强调个人自主权和私有财产，反对政府控制。

166 出自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在这部反乌托邦作品中，“老大哥”并不是一个具体可见、可接触的人，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代表着极权国家无所不在的权力与监控体系。书中的口号“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象征着国家对社会成员持续而全面的监视。

167 [W]光笔（light pen）是一种早期的、直接指向式的计算机输入设备，外形像一支笔，通过检测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发出的光来工作。随着其工作对象CRT显示器的消亡而被淘汰。

168 有机农夫（organic farmer）：指种植和生产有机食品的农民，他们使用天然肥料和无化学农药的方法来保护环境和提高食品质量。

170原文此小节的序号错标为了J.6.3（与上一小节一致），导致J.6节后续的章节号均出现了错误。中文版在此处和后面的章节修成了这一错误

171 例如，在1920年代的苏联便流行一种激进的性解放观念，即“杯水主义”，认为满足本能的性需求应当就像喝一杯水解渴一样简单，得到自由的满足。随后，苏联精神病学家阿隆·扎尔金德于1924年出版《革命无产阶级的十二条性戒律》，连同列宁等领导人否定这种理念，斥之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并在最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变得进一步保守。不过，“杯水主义”视点也因为将爱情和情感需求简化为性需求而受到批评。

172 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指的是科学世界观、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革命性的转变。范式（paradigm），指的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某个领域的科学家群体）所共同接受的一整套信仰、价值观、理论、定律、技术、模型和范例。

	1977-1979 实际收入增长（%）	总收入的份额（%）
	1977-1979 实际收入增长（%）	1977	1999	变化率
最贫穷的20%	-9	5.7	4.2	-1.5
次贫穷的20%	+1	11.5	9.7	-1.8
中等阶层的20%	+8	16.4	14.7	-1.7
稍富有的20%	+14	22.8	21.3	-1.5
最富有的20%	+43	44.2	50.4	+6.2
最富有的1%	+115	7.3	12.9	+5.6

收入转变	1980年之前	1980年之后
中等收入进入低收入	8.5	9.8
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	5.8	6.8
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	35.1	24.6
高收入进入中等收入	30.8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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